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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研究论文篇1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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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语文研究论文篇2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为海外华人带来民族自豪感。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
例如，在马来西亚，华人关于“是华人就得学汉语”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也是大多数华人华侨让子女学习汉语的文化心理动因或精神动力。而华人华侨子女占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很大比例。两岸关系研究员、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建民曾呼吁华裔社群负起文化责任，协助华裔子弟建立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知，进而超越自己的文化认同，做个世界的公民，扮演最好的“公共外交”文化大使。
（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使世界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汉语热”也是“经济外交”延伸而成的“国民外交”。
中国从1978年到2005年，经济保持了年均9.6%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可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景仍然被世界普遍认同；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体现了中国无穷的潜力与生机。因此，学习汉语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不仅意味着现在的机会，也意味着未来的机会。法国总统希拉克说过，法国人未来选择学习汉语是一种极佳的选择。一些国家把汉语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二、随着“汉语热”的升温，许多国家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非常迫切，因此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任重道远。
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全球汉语教师缺口将超过400万。目前，海外学习汉语的国家有30多个，汉语学习者至少有3000万，2500所大学和上万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对外汉语教师的缺口为100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与对外汉语教育教学工作应该格外重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到要“大力加强对外汉语工作”。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国作为汉语的故乡，要责无旁贷地承担完成对外汉语教学这项宏伟工程的任务。
（一）快速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根据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现在的汉语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预计到2010年至少需要50万名汉语教师。因此，积极快速培训一大批高质量的汉语教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它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和质量。
（二）、健全对外汉语教学的体制。健全对外汉语教学体制，指健全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课堂教学方法、测试与评估等。
（三）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包括研究服务于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汉语本体的研究、教学理论的研究，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及习得认知的心理研究，多媒体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三、针对当前全球“汉语热”的现象，我们应进行冷静的分析。
第一，从目前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级学校看来，“汉语热”需辩证地加以认识。
（一）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长，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汉语仍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除了日本、韩国以外，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目前还谈不上“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数虽然增长很快，但绝对数字根本无法与学习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人数相比（二）现代汉语的教学日益受到重视，但汉语教学仍附属于汉学，未能成为独立学科。长期以来，在欧洲各国有着重汉学、轻汉语教学的倾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汉语教学才逐渐得到重视。欧洲新一代汉学家致力于推广现代汉语教学。但很多欧美高校轻语言重文学、轻技能重知识的状况仍十分严重。“汉语教学法这一专门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也没有能在汉学范围里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白乐桑：1993，《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
（三）中文的专业教育、学历教育有所发展，汉语教学出现向中小学发展的趋势。但总的看来学生学习汉语的起点仍比较低，多数地区尚不能培养高级汉语人才。总体看来，目前世界各国的汉语教学一般起点不高，很多大学生学习汉语都是从零开始，而与英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情况不同，英、法等第二语言，在中学阶段已具备较坚实的基础知识。大部分学习者仍把汉语作为选修科目，周课时很少，一般1至2学时。
第二，针对占有七成以掌握工具为学习汉语动机的学习者而言，当今“汉语热”本质上是“现实利益驱动”。它可以提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机会，但毕竟还不是中国优越性的证明。因此，我们切不可沾沾自喜，而应把这一现象当做机会鞭策自己。要真正实现汉语的国际化，只依靠历史文化还是缺少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全球20亿人学习英语的“英语热”原因，乃是它为近代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因此，我们也应该在扩大中国文化的“软影响”方面积极开拓创新。只有中国文化“软影响”的格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根本的改变，汉语热才意味着汉语真正赢得了充分的国际地位，从而具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和对国家利益的创造力。
摘要：当前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本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对现有相关教育教学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求；及客观认识这一现象加以阐释。
关键词：汉语热；背景；汉语教学；冷静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英语热”。如果说这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语文研究论文篇3
教学思想的变化是改革教学的先导。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加之后来“”十年的动乱，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抹煞，致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混乱，教学无所适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吹进了春风，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拨开了云雾。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也渐渐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不过，要改革，统一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第一要著。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是怎样更新教学观念的呢？
（一）破“满堂灌”为“启发式”
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是扼杀学生活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是不信任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正因为如此，教师教学只是一人唱独角戏，把知识嚼得细细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能像“容器”一样装进知识就行。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是懂了还是没有懂，教师是不多过问的。换句话说，教学任务的完成只是以教师讲授文章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例如一册《语文》课本内有30篇文章，教师全部“讲”了，那就算这位教师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种只看数量不问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极其片面的。如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教学质量是难以提高的。
当然，我们只是认识到“启发式”教学是冲破“满堂灌”教学模式的最佳途径，于是，1982年我们就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改革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的研究课题，通过报告会、示范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实践，提高效率。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启发式教学研究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二）破“讲堂”为“学堂”
在启发式教学研究的启发下，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对“教师中心论”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致认为，启发式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否定，同时，要正确运用启发式教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学的实质，弄清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地位，掌握启发式教学中的技巧性的问题。否则，启发式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满堂问”就是“满堂灌”的一种变式，一种翻板。于是，1983年我们又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的研究课题，真正解决教学的方向问题。
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在我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油然兴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破“无序”为“有序”
在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作文教学的研究。其中，就是要解决作文教学中的“无序”问题。阅读教学教师还有课本，作文教学呢，教师手中无遵循的凭据，一上作文课，教师就摸脑袋，处于盲目性和随意性状态。这如何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作文教学的调查及作文序列的研究，并编写了《初中作文自能训练序列丛书》。
不仅如此，为了切实提高作文教学的效果，我们还开展了作文教学全程性的指导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学社团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学生的作文竞赛，等等。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面貌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四）破“教书匠”为“教育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地解决教师队伍中的“断层”现象，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他们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教学能手，直至教育专家。我们的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班；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举办青年教师的优质课竞赛及其论文评比活动；提供实验科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课题研究等。
20年来，湖北省已涌现出了一批教坛新秀。有不少教师在全国已赢得了荣誉，被称为教育专家了。
二、结出了丰硕果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年来，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下面列举几例：
（一）单元教学研究初见成效
1988年至今，湖北省中学语文单元教学课题研究已有11个年头了。课题名称是：三段六步多课型能级递进式单元教学。“三段”，是从学生学习的年段而言的；“六步”，是体现每一单元教学的步骤或环节；“多课型”是针对不同的课文内容在每一单元内的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教学方式；“能级递进”，是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地讲，就是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到鉴赏。这个“递进”是循序渐进的，是滚动式发展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它能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体现单元教学整体性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能级递进。这个课题的名称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实践教学中渐渐明确的。从而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在单元教学研究中也走过了一段从蒙胧到逐渐认识的曲折过程。
现在，单元教学课题研究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已广泛开展起来。起初只是在初中开展实验，现在已有不少高中教师也在运用单元教学的原理实施教学。
实施单元教学后，教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教师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个意识：目标意识、整体性意识、流程意识。从学生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种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能力、迁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单元教学后，避免了过去教学中机械重复的现象，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的容量，而且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正如有的教师说：“传统的一课一教，贪多求全，胡子头发一把抓，轻重不分，主次不明，样样要求学生掌握，学生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死记硬背，恶性循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单元教学要求围绕单元目标，在一个单元内按规律、有序列地完成一两个重点教学任务，突出单元内相对集中的主要目标，分清主次，重敲轻点，完成单元教学任务。这样不仅强化了重点，增强了教学力度，同时，相应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这正是我们教改的目的。单元教学能达到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了单元教学的可行性及其推广的价值。
今年下半年，根据全省单元教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准备邀请专家评估验收，作阶段性的小结，探讨深化问题。
（二）课内外衔接研究粗具规模
在单元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领域又有所拓展，1993年，湖北省宜昌市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现在，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五个春秋了，遍及宜昌市的城镇和农村，平原和山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国正先生两次到宜昌，第一次是进行实地考察，第二次是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第二次，他带领了人教社及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一行10人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
为什么该课题能迅速发展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呢？正如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与生活相联系，必将面目一新。宜昌搞的课内外衔接实验，本质就是语文教学同生活相联系。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只靠课内是不行的，还必须把脚伸到课外去。”他还以《语文教学与生活》、《展开双翼才能腾飞》为题充分肯定了实验课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实验见效很快。对语文课，现在宜昌市的语文教师普遍乐教，学生普遍乐学。他们的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校园环境增添了文学氛围，学生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自学能力强，谈吐明快，举止大方。这就是该项实验所带来的效果。
不过，这项实验虽经历了五年，但毕竟只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不断完善。今后要加强研究的力度，突出课题特点，在“衔接”二字上下苦功夫；加强科学管理，使实验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三）素质教育研究正在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活动，特别是鄂西边远的山区——鄂西自治州，那里的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申报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该项课题研究在湖北省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今天，教师对素质教育研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呢？这与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高不无关系。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师看到它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呢？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宣传力度，努力使教师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在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及其创新精神。
第二，突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梳理知识内容，明确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道德情操、民族意识、个性心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早日成为“四有”新人。
第三，占领课堂主渠道，遵循教学原则，努力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培养学生自立、自尊、自信的精神，积极学习，提高能力。
第四，倡导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在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打下基础。
第五，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发挥考试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改革课堂教学，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
第六，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还要求教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师表。同时，教师还要懂得教育规律，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迫使学生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课题研究还只能说刚刚起步，阻力还很大，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状况，它是有领导、有计划地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的，而且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其间，我们还大力地鼓励个人的钻研精神，积极开展教改活动，如武汉市六级教师洪镇涛的“本体”课题研究，荆州市沙市区教研室特级教师邓嗣明的“情感目标”课题研究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为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增添了光彩。
三、看到了美好前景
回顾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的确令人欣喜。它为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兴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时间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今后，教学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不知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开掘，现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去深化，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加倍努力。为此，我们还必须注意：
第一，积极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教改实验已经证明，没有教育理论指导，教改的成效不会大，甚至坚持不下去，依然走回头路。即或有的实验有些成效，但因缺乏理论而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因此，掌握理论依据是教改成败的关键。当前，我们引进的国外先进理论不少，国内许多教育专家总结的经验也不少，特别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教育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问题，才能大胆地去开拓进取。
语文研究论文篇4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文研究论文篇5
1.在“引导——发现”教学模式中，学生始终处于积极热情参与、动脑动手动口、相互交流协作状态，他们在语言表达、思维推理、自学实践、群体合作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精神。
2.由于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突出教师“主导”作用，界定“导”的功能，正确地处理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且，“引导——发现”的过程包含了认知结构在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更新完善，因而学生通过“引导——发现”教学所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必然会构成有着个体特点的统一完整的体系，其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掘。
3.“引导——发现”教学模式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有效地促使他们各种非认知因素投入认知过程中，他们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势必形成良好的学习心向，并得到和谐发展，诸如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创造性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精神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等，得到整体的培养和发展。
一、理论意义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结构特点和学生认知水平，在纵向上将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同步划分为相对独立而又前后联系的几个阶段；在横向上，又综合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使教学媒体、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系统功能得到最佳发挥，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中获得发现，实现整体素质的发展。
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引导——发现”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与“发现”是以教师的“引导”为手段的，以学生的“发现”为目的。
所谓“发现”，在这里不是布鲁纳“发现法”的简单移植，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来亲自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它具有三方面的要义，即：“发现”必须“发挥主动精神”；“发现”重视“发掘学生的个体潜能”；“发现”还要求“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
“引导——发现”的“发挥”、“发掘”和“发展”，正是为了最佳实现“主体的发展”。
（二）当代教学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教学”乃师生双边活动，教师起主导作用，强调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获得整体发展、全面发展的意义。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应当表现在“引导”上。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在强调“主体”“发现”的同时，也辩证地规定了“引导”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教师“引导”的要义在于目标诱导、过程疏导和评价指导，即突出它对“发现”的目标导向、层次编排、途径选择和价值评判等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控制与调节。
“引导——发现”辩证地深层次地体现了教与学的关系。
（三）跨世纪教育的首选目标无疑是努力提高新世纪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特别强调的是对现代人的素质的要求。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地掌握语言文字这一思想交际的工具，并且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诸如学生情感意志的发展，精神世界的开拓，民族文化的承传，心理素质的提高，健全人格的铸造，乃至行为习惯的养成。
“引导——发现”的过程更在于强调学生自主探索精神的培养，着重于发展他们的自主意识、进取精神、创新观念和耐挫能力等现代品质。这对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优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操作方式
（一）操作原则
模式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发现”教学模式思想及其本质意义的体现，是组织和实施“引导——发现”教学活动的准则，是制定教学计划的依据，它从客观上反映了“引导——发现”教学的基本规律，对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引导——发现”语文教学模式操作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
课堂教学要根据教材要求与学生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的终端目标，可以划分为互相联系、前者向后者迁移的阶段目标。教学达标的过程，不仅是认知深化的过程，也是学生在情感、能力、智力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2.自主性原则
学生按照一定的目标，调动内驱力来展开“发现”活动，有很强的自主性，能使其个性不断表现，才能逐步增强。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发现”的过程，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互讨论追求学习成果的过程，教师大可不必“越俎代疱”，要对学生有足够的学习信任度，要给予他们思辨的充分空间。
3.激励性原则
教师在目标诱导、过程疏导、评价指导中，要不断激励学生的“发现”、“再发现”，催化学习情绪，对萌发的“发现”幼芽，更要小心呵护，大加赞赏。要着力造成“发现”的心理期待，激发“发现”的学习欲望。
4.有效性原则
强调有效性原则，主要是教师应引导学生明确“发现”价值，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从目标假设、策略选择、探究深入及价值评判等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教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进行有效的调控、反馈、矫正，不断实现学习目标并向新的目标推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一般结构
教学模式具有简约性的特点。它必须极精要地反映由各要素组合形成的基本结构，并以简约的形式为载体。任何一个成功的模式，只有确定了最简约的形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被迁移应用到各具个性特色的具体的教学中去。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强调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经历学习过程，即在创设的问题情境中，学生经过假设、归类，确认定向目标，进行深入的发现活动；然后在交流发现材料时，作出演绎或归纳的思想加工；最后以目标为准则，对发现的结果作出评判。
教师“引导”作用与学生“发现”行为，在教学结构上呈现出互动，并推动教学过程的不断深入。这样，便构成了“引导——发现”教学的一般结构：
1.启动发现欲望，形成问题情境；
2.展开发现活动，建立问题假设；
3.深入阅读实践，收集发现材料；
4.交流发现结果，综合比较筛选；
5.取得发现认同，继续深层探究。
它在课堂时序上纵向排列，既相对独立，各有层次；在课堂教学的多种因素上横向组合，又互为联系，相互组合，使教学过程构成正态发展的价值取向。
（三）教学程序
与结构相对应，形成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教学程序，即：
读中探究探后议论议中点拨交流评判归纳总结
教学程序的运用，可以是针对一堂课的整体设计，也可以是某一教学环节的局部设计。
1.读中探究：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感知，教师帮助学生初步提出学习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探后议论：在诱发性的问题情境中，组织学生进行深入阅读，学生经过分析，综合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假设；
3.议中点拨：讨论中，教师引导学生将原有的各种片段知识从不同角度加以改组，或者提供具体材料，要求学生从中发现必然联系，逐步形成比较确切的认识上的结论；
4.交流评判：联系具体的语言文字，广泛交流表达发现结果，并作师与生、生与生、生与师之间的多向反应，进行比较选择，评定有意义、有价值的“发现”；
5.归纳总结：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学习内容、梳理思维过程、概括学习方法、提出新的学习目标。
三、课型变式
教学模式具有操作性特点。这就必须加强对模式的灵活应用性研究。“模式”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潭，便会造成操作的失落，导致模式的僵化。
根据模式研究中的变换、孕育、包容三大原理，由于各个具体教学活动方式在教学目的、教材特点和学生学习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变量，在实际教学的应用操作中，“引导——发现”的教学必须产生多种课型变式。
这多种课型变式的衍生，同时也使教师的教学个性、风格得以张扬。
1.探究型变式
这类课型强调以学生自行探究为主，教师从旁点拨，起到引路的作用。它在课堂中造成问题态势，但不是让学生围着教师的提问转，而是教师努力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具有渐进探索的特点。
变式结构为：
初探发现问题探究占有材料印证发现结果
这类课型变式，宜用于重点明确、难点集中、文理清晰的课文教学，或在学生已初步具有教师引导下自我进行发现的能力的情况下，也可选用。
2.研读型变式
这是引导学生以读促思、以思促读为主要手段而达到发现目的一种课型。它重在“读”字上下功夫，不但要求能读得有情有味，而且更强调在“读”的过程中形成发现课文佳处妙境的能力。
变式结构为：
初读感知细读深究精读顿悟熟读涵泳
它多应用在宜于朗读的课文教学中，学生的发现越深刻，感受越纤微，朗读的质量就相应地提高；而高质量的朗读，对学生发现和加深领悟课文内容，发展语言能力，特别是培养语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3.情景型变式
它借助于各种教学媒体，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氛围之中，尤其注重引导学生在氛围发现情景外难以领略的东西。
变式结构为：
再现情景设定目标自行发现解决疑难
这种变式多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用于设计具有典型情景的课文教学。
4.体验型变式
它不仅要求教师使用具有浓重情感的教学语言，包括导语、过渡语、小结语来催化学生的情绪，而且突出表现为由诱因到移情到转化的“情感历程”，去发现课文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力。
变式结构为：
创设诱因移情体验反刍转化深入感受这种以强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情感体验为目的的课型变式，宜选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课文进行设计。
5.比较型变式
这种课型的变式特点，在于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精心设计几组可供比较的材料，可以是句段或篇章，也可以是课文中不同特质的物与物或人与物，使学生从比较中获得质的发现。
语文研究论文篇6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粟武宾，1990）。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龚莉，200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潘云唐，2003）。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词汇辞书。1915年该馆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的专科辞书之一。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龚莉，2003）。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定馆（吴凤鸣，1985）。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吴凤鸣，1985），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到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在“”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
二、术语规范之花在科学的春天绽放
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有关专家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1985年4月正式成立。全国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叶笃正，2003）。
全国名词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主任委员均由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常委会。
全国名词委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负责制定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规划，负责组织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及协调、推广应用。其中包括开展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华语地区科技名词的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组织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事务中心是全国名词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名词审定任务，协调各学科分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出版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处理全国名词委的日常事务。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全国名词委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钱三强，1990）。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相应的秘书机构组成，下设若干分学科委员会。到2000年6月份，已经按学科组建了5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2个学科的名词术语。
在全国名词委主办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12月25日创刊出版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科技术语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社科术语的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周有光，1997）。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如上所述，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将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这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政治名词，却很少术语交流的需求。在不需要交流的环境下，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社科术语的规范工作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凤毛麟角，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
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该词表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笔者认为，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规范社会科学术语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谈及汉语术语的规范化，我们还特别有必要强调祖国的术语交流与协调。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再如目前世人普遍关注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祖国大陆学者多译作“可持续发展”，而在台湾则有许多人讨论“永续发展”……
语文研究论文篇7
语文要人文和工具并重，才符合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矫枉不能过正，绝不能由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头重脚轻”不好，“头轻脚重”也不好。
二、漠视文本，刻意求新。新课程标准强调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强调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有的教师对此缺乏正确理解，在新课程教学中刻意标新立异。如有位教师在教学《愚公移山》时，没有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阅读能力和揭示寓言故事的精神实质方面，却在那里暗示和鼓励学生去批判愚公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再如有一位老师讲《季氏将伐颛臾》一课，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本来季氏的着眼点是鲁国内部的权力之争，想通过伐颛臾为自己争权夺利增加砝码，这是孔子洞若观火的见解，这句话很好的表现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远见卓识。但有个学生据“危而不扶，颠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一句，推断孔子认为季氏担心的是自己内部没有得力的助手，对这一明显偏离课文原意的错误推断教师竟然连声叫好，还呼吁其他学生为这位同学的“有新意的见解”鼓掌。难道为了创新，就可以凌驾于教材之上、随意误解甚至曲解课文作者的本意吗？知名学者王富仁先生曾撰文指出：语文教学中应“尊重文本作者的主体性，教师不能脱离开文本本身仅仅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及自己希望学生具有的思想和感情”，“必须接受作者设定的特定的空间，必须避免那种纯属于自己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发挥，必须避免那种脱离开对文本作者的基本理解而进行的不着边际的思想批判和艺术挑剔”。
诚然，“唯书”“唯上”的教条是要坚决摒弃的，完全没有必要囿于课本和定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指导学生发散思维甚至反弹琵琶，但是发散思维不是散乱思维，反弹琵琶也不是乱弹琵琶，不能为求新而求新。
三、“讨论”过滥，有名无实。新课标强调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倡导“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这适应了时代的发展，符合教育的规律，也是我们对传统语文教学做了深刻反思之后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落实、操作，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有的教师热衷于“大讨论”，以为这就是落实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教师一上课，就把设计好的大量问题一下子抛给学生，然后布置学生展开大讨论。且不说设计的问题是否抓住了教材重点、是否科学合理，也不说没有层次、没有梯度地一下子抛出这么多问题，是否符合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单说没有引导，没有启发，教师完全放手听凭学生去进行沙龙闲谈似的讨论的做法，我们不禁要问：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哪里？讨论的质量怎么保证？
离开了教师的组织和引导，只能导致课堂的失控和混乱。要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的“导”不可或缺，科学组织，艺术调控，遇“愤”则“启”，遇“悱”则“发”，这是教师的职责。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提高能力必须通过操作实践。然而实践操作又不能没有指导，像演戏一样，戏要由演员来演，可是也并非不需要一位导演。成功的语文教学，是导演与演员良好配合的结晶。”
四、追求“看点”，哗众取宠。语文课堂教学气氛“沉闷”，一直被人们口诛笔伐，因此，实行新课改，有些教师就特别注意营造热闹的课堂气氛，刻意制造所谓“看点”，他们的语文课笑声、掌声不断，可谓热闹非凡，但是不少课只顾追求表面的繁华，看似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则浮华空洞、流于形式。
语文研究论文篇8
一、母语和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
对外语学习的研究表明，在外语学习中存在迁移现象。所谓迁移(transfer)是指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迁移、运用于新知识的学习、掌握的一种过程。迁移又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两种。如果旧知识的迁移对新知识的学习起帮助、促进作用，它就是正迁移；如果旧的知识、经验的迁移妨碍了新知识的获得，它就是负迁移，即干扰。以往研究者在探究母语的影响时，往往侧重于研究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其实，对语言文化的大量研究还表明，母语文化在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中会发生正迁移作用，即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起帮助和促进作用。束定芳、庄智象曾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相对容易些。同样，如果学生的母语与目的语语言结构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际能力的正迁移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就越大。”[3]92高一虹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BrichFromm)的“生产性人格”理论，通过对52名中国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实验提出了“生产性外语学习”的概念，即“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生产性外语学习中，母语和母语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4]。许多英语界泰斗如傅雷、钱钟书、季羡林、许渊冲、王佐良、许国璋、王宗炎等也都是学通古今、在母语和母语文化方面有极高的造诣的。因此，在外语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我们要正确利用母语和母语文化，使其发挥更大的正迁移作用。
二、进行文化对比需要以母语文化为参照
由于成人外语学习者的大脑不可能是一无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外语与母语进行对比。我们的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一自然现象，而不应阻止其产生。因为文化对比可以促进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学的语言”。关于在第二语言(L2)学习中第一语言(L1)的参照作用，Stern也进行了很好的描述：“让我们从早已熟知的关于L1的知识出发，从不可避免的迁移和干扰现象出发，把这些迁移和干扰的存在看做是外语学习的一种前提。毋庸否认，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是把L1作为参照物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学习者指出两种语言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帮助他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L2系统。在跨语言的学习策略上，我们因为首先承认了迁移／干扰作用，所以要有意识地在L1和L2之间移动，比较两种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逐渐而又有意识地完成从L1向L2系统的转换，帮助学习者建立新的L2语言体系。”[5]看来第二语言与文化的学习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中进行的。而要进行文化对比首先需要学习者深刻理解母语文化。学生从出生到大学一直处于母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学、风土人情、政治制度、教育体系都有所了解，但和英美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有什么总的特点，他们还不甚了解，他们还没有把所积累的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现象上升到一个系统的、理论性的认识高度，这就需要老师在语言材料明显涉及英美文化特征时适时地和中国文化加以对比，以帮助学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总体印象，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比如在涉及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时，就应该对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加以介绍，对比两者的差异。这样才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具体的交际规则，比如英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隐私、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等，从而指导学习者的具体交际，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有时一种英语文化现象，费了好大劲也解释不明白，如果用一个相似的汉语文化现象作参照，问题就很容易说清楚。因此，刘润清先生在其专著《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认为，“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由此可见，外语学习者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也是必需的。
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是，掌握足够的目的语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遵从目的语人士的交际规约，从而避免产生交际冲突和误解。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应当承认差异并容许差异存在的，如果一味拿一方的(一般是强势文化)文化做标准去消除差异，这有可能会降低交际的难度，但这是以牺牲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的。世界文化是需要多样性的。汤一介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国家大都能从其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资源，不过都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而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人类文化在哲学、宗教、医学等方面都是具有互补性的[6]。“有众多学者认为，今天人类文化所表现的特色，强烈呈显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缺少目的性的关怀，而东方文化在目的性关怀方面，自有其独特的价值”[7]。因此，在交际中应使双方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既拿来又送去，互相学习，共同享受各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保护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交际双方能够充分发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的声音，又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8]。我们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具备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英语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构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唇齿。汪榕培先生认为，素质教育应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会做人，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确定正确的价值标准；二是学会学习，能够终生积极、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三是学会生存，既能掌握一般生存技能，又能掌握特殊专业技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四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9]。外语教学作为外语专业学生接受教育的一条主要渠道，应成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即通过外语教学，不但要传授给学生语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我国1998年颁发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我国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问题”中提出了5个不适应，在“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的不适应中指出：“学生往往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往往强调模仿记忆却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对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教学原则中也明确规定：“专业课程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专业课程教学不但要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而且要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应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文化素养方面应“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这些都说明大纲把对学生素质的要求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而要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母语尤其是母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素质提高的基础。有了深厚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功底，学生才会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价值标准；才能够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并且具有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才会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并且能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既不会成为盲目崇洋、鄙视母语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盲目自大、拒绝一切外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总之，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水平提高了，才会有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促进其外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学习，进而促进其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的形成。
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目的语的学习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随着对外语人才要求的不断变化，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外语知识、较高的外语技能和外语交际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仅靠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学习难以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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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研究论文篇9
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阶段是语文学习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语文学习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小学阶段就要建立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利用多种手段建立兴趣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年龄比较低，对学习并没有很系统的学习方式，学习兴趣的建立也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学生对新鲜的事物具有很大的兴趣，对事物的内涵有着极大的兴趣，对事物的本质或者内在的东西想去探究，但是能力和知识限制了这种探究活动。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的加深学生的学习兴趣，快速的进入学习状态。通过多媒体极大激发学习热情，让学生更多的参与进来。
2． 激发学生的情感
小学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情感的作用，和现实中的事物一样，课本中的人物也是有感情的。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值得学生们认真思考。小马过河的例子也能加深学生对自己勇敢尝试的信心，在生活中更多的做到自立。
这些生动的例子都充满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运用情感教学可以更好的理解课本中的人物。情感是学习的助推剂，在语文中建立良好的情感铺垫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能够把学生的情感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多媒体教学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 激发学生的美感
小学语文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获得，学习能力的建立和审美能力以及鉴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无论是诗句中山河的壮美还是踏雪寻梅的潇洒，语文的美总能给学生的心灵带来深深的震撼。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在学习中进一步的展示这些美丽的风景，让学生深深的融入其中。置身在语文学习建立的美轮美奂中，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
4． 开阔学生的视野
小学语文教学的时间在各学科的学习中非常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呈现更多的内容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课题。如果是单纯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描述，那么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并不能形成良好的效果。传统的教学在情境教学上存在的短板在现代社会下可能会被无限扩大，改变这种局限就要依靠多媒体教学。语文知识结合多媒体教学后可以促进学生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大千世界除了教材上的内容还存在形形色色的事物。课外信息的获得对小学生而言同样十分重要的，开拓学生的视野才能帮助学生进步。
二、多媒体技术应用
1． 利用图片来解析文字
小学语文的学习，文字的学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正确书写的前提。中国文字的形成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内涵，比如象形、会意等，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的促进文字的学习。小学的文字教学是学习的重点，单纯的说文解字并不能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教材中的语文内容有一些是用诗歌赋的形式展示的，对于其中的意境多媒体可以给予深刻的展示。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决也是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2． 丰富学生的想象
语文的学习同样离不开想象，想象力是学生的优秀素质。构建想象力就要有相应的培养手段，图画或者动画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文字阐述的基础上，如果能够结合一定的图画说明，一定可以促进学生的有效理解。小学生的想象力没有受到太多的思维局限，在广阔的语文学习中更应该重视。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是要依靠自觉性来实现，多媒体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加强兴趣上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学生的想象力在结合多媒体学习后就会产生更大的激发，让学生从原来的不理解到认识，进而到对已经有了创设的概念。
3． 强化感观记忆
小学阶段，学生的学习是一种以记忆为主的学习模式，这种思考反复强化得来的，并不同于成人的理解式记忆，这需要很多的记忆时间。在课堂上的记忆时间有限，需要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强化记忆，这种记忆是以感观记忆作为基础的。多媒体教学和多媒体课件可以形成立体的场景加深学生的印象，进而促进学生的记忆。
4． 坚持适度原则
小学生的心智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对于知识的鉴别吸收还需要慢慢培养。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防止学生产生依赖心理。教师的工作应该是把多媒体和日常的教学结合起来，而不简单是采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常规的备课还是要继续进行的，多媒体教学应该作为一种拓展的形式存在。
三、结语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多媒体教学应用开展得当，可以有力的促进学生的学习。要在结合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点，在融合上进行深层的探讨和尝试。
参考文献:
语文研究论文篇10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语文研究论文篇11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语文研究论文篇12
英语写作是一项能够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思维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主动性技能。我国新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本大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由此可见，写作教学已经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写作学直到近年来才被当做一门科学而得到系统的研究。在过去30多年中，在发生认识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各种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法的冲击下，英语写作教学的专家们，尤其是美国写作教学的专家们，针对如何改进写作教学法做了许多探讨，使英语写作理论和教学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英语写作研究的重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在英语写作过程中，母语思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写作过程中如何运用母语与英语这两种语言思维，对这一问题，国外的专家如Cummiin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还有的专家从语篇特征的角度来研究写作过程。如Kaplan首先提出对比修辞的概念。他认为，母语所固有的语篇结构模式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影响二语写作。受其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本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二语写作成为潮流。现作学不再像传统写作学那样，对学生的成品进行孤立的、静态的研究，而是从宏观角度把写作现象作为整个写作活动链条的一个环节进行动态的考察，以找出写作活动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指导课堂的教学活动。
在写作教学中尽管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可是我国大学生英语写作现状还是不尽如人意。从历年来的大学英语四、六级作文评分情况来看，大多数学生虽然能够做到基本切题，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思想表达不清，中式英语比比皆是，令人不知所云的句子时而有之。此外，语言错误层出不穷。针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现状，受国外写作教学研究的影响，我国学者和大学英语教师也纷纷撰书立说，讨论和研究写作教学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做了大量的实践。可以说，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为我们的写作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应用代表最新语言教学的图式理论来探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二、图式理论
“图式”一词源自古希腊文，原意为“外观、形象”，后来转意为“对最一般的本质特征的描绘，或略图、轮廓、抽象图形”。康德首先将图式一词引入到哲学领域。他认为，图式是一种概念的感性结构方式、结构原则。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1932年认知心理学家ErederlckBartlett在其著作中首次将“图式”概念应用到心理学研究领域。经过实验，他认为，我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slraightrepro-duection)，而是解释性的(constructive)。
皮亚杰(1986)认为，图式是后天形成的，是“动作的结构或组织”。在皮亚杰的图式理论中，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两个核心概念：同化和顺应。同化表明了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而顺应表明了在客体的作用下主体得到改造的过程。所以，同化和顺应这一对机能代表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现代图式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Rumelhart(1980)认为，图式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的知识是怎样被表征，以及对知识的表征如何以特有的方式促进知识应用的理论。按照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表述方式，图式是一种贮存知识经验的抽象结构，是人的已有的结构化的知识基团，它影响着人对客观事物或各种刺激情境的理解和反应。Rtmlelhart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在这个知识结构或“砌块”中，除了知识本身以外，还有这些知识被运用的信息。图式理论认为，新的知识必须与现存的知识框架(ex-istingknowlegeframework)相联系才会得以处理加工，高效的读者往往通过激活必要的知识框架从而对所读文本进行解码。与皮亚杰理论不同的是，现代图式理论认为，“图式是记忆中表征知识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心理结构的网络”，并认为图式的发展不仅通过同化、顺应而实现，还通过附加、协调、重构等方式以达到对语篇的理解。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现代图式理论，为我们正确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提出了新的视角，因此，图式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语言教学中，尤其是被广泛应用到语言输入性的阅读教学和听力教学中。但笔者认为，图式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语言输出性的写作教学中。三、图式理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根据图式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一般将图式分为以下三类：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是指读者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语义结构等的了解。一种语言的形式结构、语义结构和一定的哲学、逻辑、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语篇理解的基础。内容图式是指关于物体、思维或现象的概念或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它既包括某种文化或亚文化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还包括具体阅读文本中涉及的有关学科或专业方面的知识。形式图式也叫结构图式，是指关于文本篇章结构的知识，即对文本格式的安排、结构排列等的熟悉程度。下面我们从三种图式形式来分析图式理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1．语言图式
语言图式是指语言知识及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英语写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要激活有关的图式，使图式中的空位得以填充，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学习者对词汇、语法和习惯用法等的掌握和使用能力。在语言图式的建立阶段，以往主要强调学生词汇量的不足是学生写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其实，词汇量在2000左右就足以满足大学写作大纲的要求，而大学生的入学平均词汇量在3000左右。那么是什么造成大学生的习作词汇贫乏呢?根源还在于学生的有关英语语法图式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方面的巨大差异，即英语族人在描写情景、表述时间、位置时通常遵循从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顺序，而汉语则恰恰相反。在用句子表情达意时，英语族人通常使用完整的句子，即“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而且也只能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而汉语绝大多数属于“话题一说明”框架，如果主语是显而易见的，则常会被隐去。因此在写作中，汉语写作图式对英语写作产生了负迁移，学生的习作常常因语法不正确而造成表达上的歧义和费解。学生以汉语思维来构造英语句子，就出现了汉语和目的语相混杂的现象。
为解决学生在语法图式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必须使学生认识到语言图式的根本作用，积极建立丰富的语言图式。语言图式的建立要依赖于大量的阅读输入。因为大量的阅读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熟悉词的用法，掌握句法知识。充分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同化和顺应理论知识，能加深学生对英语语言特征的了解，使学生在面对写作任务时能够把头脑中所存储的材料与写作题目所需材料相似的组块进行串行或并行，从而做出相应的筛选和重组。学生的语言知识越丰富，贮存的语言知识组块越多，就越能够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2．内容图式
内容图式主要包括依赖篇章情景的图式和读者已有的背景知识的图式。在内容图式中对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图式。在对内容图式进行阐述时，曾通过实验证明了文化因素在对语言理解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如果阅读者头脑中缺乏原文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图式，理解就会出现障碍。在英语写作中，我们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教师，更多的时候是英语族人，是为了与他们进行交流。但是，中国学生用英语写作，头脑中很步考虑目标读者，即英语族人的文化图式，在写作中经常会用到许多汉语的成语典故，结果令缺乏相应的文化图式的目标读者感到如坠云雾中，不知所云。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如何激活目标读者的内容图式知识是写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教师应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加强内容图式的构建，引导学生注意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写作中自觉运用文化图式知识，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3．形式图式
语文研究论文篇13
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