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投资论文篇1
1体育产业投入水平低
1.1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小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7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为156.37亿元，1998年为183.56亿元，占GDP比重的0.2％，而发达国家同时期的这一比例在1％~3％之间。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1.2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水平而言，体育产业的投入水平低
依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一个经济地区的经济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次发展。我国目前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有的地区如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将增加。从目前的状况看，体育投入的规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1.3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相对于重点项目而言，非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投入水平低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部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项目、偏冷项目、观赏性不强的项目，资金不足现象尤为突出。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群众体育相对于体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不属于本部门份内该管的事。体育行政部门在精神上支持群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要把本已紧张的资金投入到跨部门、跨系统、收效慢的群众体育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资金短缺对群众体育投资而言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
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和体育市场的逐步完善，一些体育投资项目应抨弃“等靠要”这种计划经济下的残留思想，主动到资本市场中寻求机会，以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2体育投资项目通过风险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
2.1风险投资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
风险投资是指专业资产管理组织将筹集到的资金投入到创建时间不长、但成长很快，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期获得高额投资收益，或对未上市的具有潜在增值机会的中小型企业的一种中长期投资。
目前，我国风险资本在总量上已经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资金仅有12亿左右。在100亿的风险资本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资金占90％，私人资金占2％，外来风险投资资金占8％，所以，大量的私人资金（如居民存款）、基金（如养老保险基金）未能加入到风险投资行列中来。
在我国，对于风险投资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风险投资是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是只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的。如风险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有89％的风险投资公司选投了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心的高新技术项目。这种认识背离了风险投资的本性。诚然，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利润空间较大，理所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风险投资活动的主舞台。然而，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以其富裕的资金和专业化的管理参股被投企业，通过被投企业的培育成功，获取高额资本回报（而不是稳定获取成长利润），然后功成身退。所以，应该说，哪里有发展空间，哪里就有风险投资的影子。
目前，风险投资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沉淀。
2.2引入风险投资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2.2.1风险投资的进入可以加速体育资产证券化步伐
体育产业资产的证券化有利于增加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可选择性，可以使筹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而无须向银行贷款和透支，同时降低了筹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如果风险投资进驻体育产业，必定会迫使体育产业走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并加快其步伐。
2.2.2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体育产业内部理顺产权关系
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阶段，产权不明晰是处于这一阶段中的企业的通病。
风险投资以其提供的资金入股，被投资企业以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入股。这种无形资产包括范围极广，可以是专利、技术诀窍，也可以是一个创新的点子，甚至包括创业者的个人能力。风险投资在一开始就要求被投资企业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否则，后面的合作将难以为继。
2.2.3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加强体育产业内部管理的科学化
市场机制下现代化企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管理科学。体育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风险投资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的附加价值之一是参与管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也称为风险投资家）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据调查，有2/3的风险投资家有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背景，另有1/3的风险投资家有金融背景。被投资企业可以利用风险投资的直接参与管理来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还可以有效利用风险投资家的专长、经验和网络关系来克服不同阶段的困难而不断顺利发展。
3体育投资项目赢得风险投资应注意的事项
体育投资项目是指通过向体育领域投资获取利润回报的项目，如体育休闲项目、体育竞赛项目。
成功获得风险投资并能使项目顺利实施的注意事项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析，即策划阶段、撰写商业计划书阶段和签约阶段。
3.1策划阶段，注意理顺产权关系
体育投资产权是指进行体育投资的投资者对投资对象拥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所有权、行为权、索取权。在产权结构当中，所有权、行为权、索取权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它们最终共同决定了产权的运行效率，其中任何一方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就会伤害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损害产权的运行效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投资项目从选项到投资，全部由政府统一包办，投资项目无论盈利还是亏损，均由政府独家承担，体育事业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支出。所以体育投资主体单一。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方面改革的逐步深入，体育改革也迈开了步伐。体育投资主体从一元化向国家和社会二元化转变。所以，现有体育资产很多为国有产权，在委托关系中，存在出资人缺位现象和很高的人风险。
3.2撰写商业计划书阶段，注意设计一份出色的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是对投资项目的背景、基本状况、盈利能力、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真实表述和客观预测。经过商业计划书的筛选，一般只有5％的项目能进入风险投资家的调查阶段。所以商业计划书的设计是赢得风险投资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包括以下内容：
摘要：简要阐述产品理念。
产品及经营理念：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你要进入的领域、所经营的产品，以及在整个商业背景下该产品的定位。
市场机会：回答产品有什么市场机会。
竞争分析：让读者知道此商业计划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它表明了计划成功的阻碍，并设计出克服它的方法。
个人经历与技能：告诉读者项目发起人或者创业者是否有能力使该业务获得成功。
市场导入策略：说明如何启动新计划。
市场发展措施：所需技术及其他设施。
市场增长计划：将表现如何使该业务持续发展。
市场退出策略：万一我们的计划失败，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以致于需要退出市场，我们也会尽量减少损失，不至于血本无归或名声扫地。
法律法规：新业务是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我们的产品是否合法、在这个领域是否存在相关的规定等等，
资源（人力及技术）配备：我们在资源配备上要有多大的投入，如何得到这些资源。
资金计划：这部分将说明新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近期规划：获得投资后，近期工作安排。
体育投资项目其产品多为服务性产品，在设计商业计划书时，一定要把盈利模式和成长途径交代清楚，避免给人留下空洞虚无的印象而被淘汰掉。
3.3签约阶段，注意管理权限的分配
风险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参与管理。在合同设计时，风险投资家一般会要求在企业处于不同的境遇下管理权限要发生变动：当企业运行状态良好时，风险投资家的管理权限较小；当企业处于危机状态时，风险投资家的管理权限变大，甚至会抛开创业者，接管企业。作为项目设计人或者创业者当然不愿意将自己辛苦培育的企业双手奉送他人。所以，在设计合同时，应注意巧妙避开管理权限的变动条款。
风险投资为规避风险，一般选择分阶段注入企业。如果在第一阶段，投资项目业绩较差、或者市场前景黯淡、或者技术已经落后，那么风险投资将会终止后续投资，并进入清算程序。如果是由于管理不善导致投资项目表现较差，那么风险投资家将会接管企业，同时，股价换算比例也将向有利于风险投资家的方向发展。所以，体育投资项目争取风险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过程。项目发起人应抨弃“临阵磨枪”的思想以及“只要把钱拿到手就好办”的想法，而应该努力把项目做好，以赢得后续投资，获得最后的双赢结局。
参考文献
体育投资论文篇2
1体育产业投入水平低
1.1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小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7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为156.37亿元，1998年为183.56亿元，占GDP比重的0.2％，而发达国家同时期的这一比例在1％~3％之间。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1.2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水平而言，体育产业的投入水平低
依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一个经济地区的经济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次发展。我国目前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有的地区如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将增加。从目前的状况看，体育投入的规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1.3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相对于重点项目而言，非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投入水平低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部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项目、偏冷项目、观赏性不强的项目，资金不足现象尤为突出。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群众体育相对于体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不属于本部门份内该管的事。体育行政部门在精神上支持群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要把本已紧张的资金投入到跨部门、跨系统、收效慢的群众体育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资金短缺对群众体育投资而言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
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和体育市场的逐步完善，一些体育投资项目应抨弃“等靠要”这种计划经济下的残留思想，主动到资本市场中寻求机会，以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2体育投资项目通过风险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
2.1风险投资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
风险投资是指专业资产管理组织将筹集到的资金投入到创建时间不长、但成长很快，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期获得高额投资收益，或对未上市的具有潜在增值机会的中小型企业的一种中长期投资。
目前，我国风险资本在总量上已经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资金仅有12亿左右。在100亿的风险资本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资金占90％，私人资金占2％，外来风险投资资金占8％，所以，大量的私人资金（如居民存款）、基金（如养老保险基金）未能加入到风险投资行列中来。
在我国，对于风险投资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风险投资是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是只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的。如风险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有89％的风险投资公司选投了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心的高新技术项目。这种认识背离了风险投资的本性。诚然，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利润空间较大，理所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风险投资活动的主舞台。然而，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以其富裕的资金和专业化的管理参股被投企业，通过被投企业的培育成功，获取高额资本回报（而不是稳定获取成长利润），然后功成身退。所以，应该说，哪里有发展空间，哪里就有风险投资的影子。
目前，风险投资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沉淀。
2.2引入风险投资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2.2.1风险投资的进入可以加速体育资产证券化步伐
体育产业资产的证券化有利于增加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可选择性，可以使筹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而无须向银行贷款和透支，同时降低了筹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如果风险投资进驻体育产业，必定会迫使体育产业走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并加快其步伐。
2.2.2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体育产业内部理顺产权关系
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阶段，产权不明晰是处于这一阶段中的企业的通病。
风险投资以其提供的资金入股，被投资企业以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入股。这种无形资产包括范围极广，可以是专利、技术诀窍，也可以是一个创新的点子，甚至包括创业者的个人能力。风险投资在一开始就要求被投资企业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否则，后面的合作将难以为继。
2.2.3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加强体育产业内部管理的科学化
市场机制下现代化企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管理科学。体育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风险投资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的附加价值之一是参与管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也称为风险投资家）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据调查，有2/3的风险投资家有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背景，另有1/3的风险投资家有金融背景。被投资企业可以利用风险投资的直接参与管理来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还可以有效利用风险投资家的专长、经验和网络关系来克服不同阶段的困难而不断顺利发展。
3体育投资项目赢得风险投资应注意的事项
体育投资项目是指通过向体育领域投资获取利润回报的项目，如体育休闲项目、体育竞赛项目。
成功获得风险投资并能使项目顺利实施的注意事项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析，即策划阶段、撰写商业计划书阶段和签约阶段。
3.1策划阶段，注意理顺产权关系
体育投资论文篇3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起步较晚，参看了最近三十多年的资料文献，本文以时间为基准将我国对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及对教育的投资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没有具体的形态，因此，很难直接量度出一个承载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现实中存在两个不能将人力资本存量真实值完全度量出的原因：一方面，除去对已拥有的知识、经验、职称等的描述，存量还包括人力资本的潜在存量，即其在未来可能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现在观测人力资本的办法仍是不完备的，是片面的，再加上近因效应等的影响，对人力资本质与量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度。（1）1989年前，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刚刚起步，主要是引进、学习和探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如1980年在《人力资本理论家舒尔茨》一文中，我国学者在归纳结语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后，得出两个观点：其一，教育投资和保健方面的经费应被视为生产性的投资；其二，要通过教育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曲恒昌(1985)在深入分析和讨论西方国家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后，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其收益之间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政策之间的关系。（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快速成长和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运用方面更加深入。邵宇开、白庆华、王浣尘(2009)通过人力资本匹配基准和计算相应的指标得出结论：我国虽然劳动力总量大，但存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力资本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劳动力过剩和人力资本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出现。郑彩祥(2009)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劳动市场划分为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两个不同的市场。（3）200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渐渐成熟，在承接了第二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运营和管理等内容的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时又更深入的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三农”方面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和人力资本测度问题的研究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江海燕(1998)通过追踪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经过得出，教育投资在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消除贫穷、减少收入不均等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措施中，有着突出的作用。诸建芳、王伯庆、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时认为以下几方面可能是导致中国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原因：一是对教育投资、科技知识不重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收入政策中；二是对劳动力不能做到合理高效的分配；三是各种教育投资没能做到高效；四是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投资不适当的现象。贾愈(1997)在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后认为，若想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依托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研究的现状
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在形态上和特点上，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又具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之间异同具体表现如下：分析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社会资本形式，二者的投资者都拥有与投资相应的产权；二是对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投资、学习与熟练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体现，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深度发掘；三是人力资本与其社会经济的做出贡献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人力资本的社会价值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即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迈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力资源的质与量又在社会文明下得到了保障。在1980—2020年我国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其后十年增长趋缓,2030年后则可能会逐渐出现负增长。分析2001年及以前年份我国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状况可知，教育投资资源补给不足，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投资尚不能做到全面覆盖，教学条件不高，及在当前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中仍然无法使相应的技能培训落实到转移劳动力身上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应将义务教育投资财政体制落到实处，准确及时的对教育投资的税收政策和发展教育投资职业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4我国人力资本对教育投资产生的经济效应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教育投资往往作为度量人力资本的量度。分析不同的增长理论可以得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单一的方面:在人力资本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前面已经指出,通常使用教育投资指标为受教育投资年限来进行教育投资层面的研究。资本的重要性不足以从教育投资全面反映,如果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为正,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可以在单个资本积累下得以保障。人力资本在研发部门起到重要的作用。研发部门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及对固有知识(或技术)的掌握更新出新的知识(或技术),因而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将由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并会对技术进步的速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率。为了分析了人力资本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5)认真对比了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投资程度的数据。他们发现,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为人力资本积累中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然而,研究人员在经过一系列数据对比后发现，在90年代后，中国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开始出现上升的迹象。以岳昌君收入函数为标尺,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职工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从2.76%上升到8.21%，可见个人收入与教育投资存在着某些必然联系。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会影响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对教育投资指标教育投资经济效应的反映。如果正的外部性存在于教育投资中，那么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就不能被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完全涵盖,此时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与之相反的情况亦存在于生活中，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以外,接受教育投资可能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情况的发生。另外,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由于错误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的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受到抑制,许多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据估计，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当时只反映了教育投资对社会经济贡献的十分之一。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投资的真正贡献不能通过那些错误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反映。在我国，若在教育投资过程中计算人力资本，并把人口老龄化作为影响因素列入考虑，将会发现，相对于1980—2000年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在二十年内实现一倍的飞跃，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的速率大不如前。在谋求增加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时应该更重视个体性因素，站在教育投资的位置来评估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并把教育投资情况作为某种影响评估结果的必然因素。诸如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可能对人力资本总量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在我国教育投资的大环境下很难改变,但可将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总量的因素列入改进的名单。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人均寿命的延续，延长我国人口的劳动能力期，增加劳动力数量；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加大对教育投资的供给,希望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加快积累我国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增加个体人力资本。
体育投资论文篇4
设有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群众体育学、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体育史学等。反映国内体育科研最新成果，刊登研究性论文和综述性文章。设有特约专论、研究报告、动物实验、综述与进展、争鸣与探索、博士论文、前沿动态、学会信息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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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投资论文篇5
一、我国体育产业风险的涵义与特征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是指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体育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广义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狭义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体育产业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体育产品的投资。目前在国内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中主要有体育股票和体育债券市场具有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
二、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现状
体育产业风险的资本运营方式从融入资金,参股创业,最后到通过体育企业上市等途径回收全部资本的运营过程,始终都是处于高风险当中。体育产业投资风险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广泛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了。我国新型中小型体育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体育企业的体育风险投资在1996年就已经展开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在我国活动的国际体育风险投资基金约有20余家，但从统计来看，现有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中，真正投到项目上的资金，大约只有10%，可见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实际规模还很小，实际投资更少，一项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12月份全国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资金只有约2亿多美元，其中来自海外的就有1亿多美元。我国现在每年有约1万项体育科技成果缺乏商业前景的评估，能够形成产品的只有30%，能够形成产业的就更低，只有15%左右。
三、我国体育产业投资存在主要问题
1.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不完善、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
2.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缺乏健康的退出机制，不能使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实现较完善的良性循环机制。
3.缺乏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组织者、运作者投资专家，既缺乏经营管理、投资理财、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财政金融以及体育科技等投资专门人才的培养。
4.缺乏高效率的信息交流机制，难以形成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5.对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认识不足，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规模较小，资金缺乏稳定来源，投资渠道窄，未形成多元化。
四、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对策
1.加大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宣传力度，明确发展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内涵及其运作规则，更主要的是其低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风险性和高收益的稳定性（相对于股票投资而言），克服认识的片面性。明确认识发展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我国加入WTO和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良好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国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吸引外资国。发展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时机已经成熟。
2.建立健全积极用人机制，大力培养我国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管理专业人才。
高水平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业不仅需要有高强度的投资，还需要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目前，我国缺乏对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有深入了解又熟练掌握运作的高水平风险投资人才。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创业者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具体项目。
3.建立健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法律监管，促进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规范运作。
为改善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环境，调动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建立和健全我国体育产业风险的信息披露机制，以满足投资者对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信息的要求。同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在《投资基金法》、《投资顾问法》、《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文件中与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条文，使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有法可依。
4.充分发挥政府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中的影响作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商业性的投融资主体，其市场化运作原则与发挥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政府导向作用并不矛盾。政府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对体育产业风险基金的设立审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资限制来发挥必要的导向作用。
5.培育和完善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尽快建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收回与回报是靠资本市场的股权（产权）来实现和完成的。因此，不论是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育和成长，都有赖于建立完善的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就目前而言，“主板”市场虽然也给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些方便与空间，但限制仍然较多，很难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不论是一级发行市场，还是二级市场上的收购兼并，都严重制约了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我们应该在“主板”市场上放宽对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种种限制，增加体育产业企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发展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1]吴振锦:我国体育投融资体制问题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4.2
[2]李平:论我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4.6
体育投资论文篇6
一、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们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时就已经初步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虽不系统深入,但仍富有启发意义。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 & Miller(1956),Morgan & 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 S.Warren、Joseph 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 &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 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 Hogan &Jan 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 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 la 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 Anderberg,Fredrik 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 &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 la 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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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投资论文篇7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系统地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入的收益率、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了定量分析，教育经济学也由此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中国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才得以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理论都论证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不同学者也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教育量简化系数法，得出1929―1985年教育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13.7%[1]；国内学者靳希斌[2]证实中国1952―1978年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20.9%；李建蔚采用劳动简化率方法，计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3]。
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各国学者认可，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教育投入的产出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将教育产出分为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直接产出为人力资本，间接产出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对东、中、西部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间的差异；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1996―2006年的教育经费、GDP、人力资本存量等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计量结果的比较，得出区域间产出的差异性，提出政策建议。
一、模型设定及其变量选取
（一）模型的选取
1.教育投入的直接产出
人力资本可以认为是教育的直接产出，通过分析各区域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来得到区域间直接产出的差异。选取东、中、西部的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LogH=C+αLogedu （1）
其中，H为人力资本存量，edu为各地区生均基础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经费。
2.教育投入的间接产出
教育投资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最终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因此，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作用可视为教育投入的间接产出。本文计量分析的第二部分就是对东、中、西部的人力资本存量和GDP数据进行回归。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了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形式为：
Y=A （t）LαKβμ（2）
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总投资，α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β资本的产出弹性，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卢卡斯进行了改进，建立了卢卡斯模型。该模型揭示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形式为：
Y=AKαH （1-α）hβ（3）
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A为技术水平，K为固定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水平也即人均人力资本存量[4]。α、β分别表示固定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
根据本文的需要，结合（2）、（3）建立模型形式如下：
Y=AKαH (1-α)Lβ （4）
K和H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L为劳动力。α表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1-α）表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对（4）的两边取对数得：
LogY=C+αLogK+ （1-α） LogH+βLogL（5）
整理后得：（LogY- LogH）=C+α（LogK-LogH）+βLogL（6）
运用模型（6）进行计量分析，比较不同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性。
经过以上两部分的分析可以分别得出：教育经费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比较得到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各省市的生均基础教育经费edu、人力资本存量H、人均人力资本存量h、固定资本存量K和GDP。其中，生均基础教育经费=（地方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地方普通中学生均教育经费）；人力资本存量H=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当年就业人口；人均人力资本存量h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h=（∑hi*li）/∑li（i=0，1，2，3，4），hi为第i学历水平的教育年限，h0、h1、h2、h3、h4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的教育年限，令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5年。li为每十万人中拥有第i学历水平的人口；固定资本存量K是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的，本文引用单豪杰、沈坤荣、陈抗以1952年为基期计算的全国以及三十个省市的固定资本存量结果[5]。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即LogGDP、LogK、LogH。
本文所选取的生均基础教育经费edu来源于1997―2007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GDP、就业人口、每十万人口的教育程度均来源于1997―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政府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实证结果
（一）生均基础教育经费edu与人力资本存量H的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1），运用eviews5.1检验后，选择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对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基础教育经费每增加1%，人力资本存量就会增加大约0.22个百分点；中部基础教育经费每增加1%，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大约0.17个百分点；西部基础教育经费每增加1%，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大约0.25个百分点。因此，同样的基础教育经费在西部产出效率更大，能形成更多的人力资本。
（二）人力资本存量H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实证分析的第二部分选取1996―2006年东、中、西部的GDP、固定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劳动力数据，运用eviews5.1检验后，选择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根据模型（6）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2）：
将表2的结果代入模型（5），可以得到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结果（如表3）：
表3模型（5）各解释变量系数
由表3可知，东部的人力资本每增加1%，东部的经济大约会增长0.245%；中部人力资本每增加1%，中部经济大约会增长0.375%；西部人力资本每增加1%，西部的经济大约增长0.588%。也即，教育投入间接产出的贡献率，西部>中部>东部。
结论分析与建议
基于1996―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生均教育经费、人力资本存量、GDP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教育的直接产出效率是西部最高
根据1996―2006年各省市的生均基础教育经费数据可以比较出东、中、西部的教育投入差异，结果（如表4）：
表4 东、中、西部1996-2006年生均教育经费比较
由表4可以看出，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东部>西部>中部。而教育经费的直接产出衡量的是每单位资金的投入能产生的人力资本。根据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增加某一种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总产量的增量在开始阶段可能会上升，但迟早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对于东、中、西部而言，教育经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与其他要素（如，师资投入、教育体制等）一起作用，形成人力资本。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佳投入比例，当教育经费投入量不及最佳比例时，教育经费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增的，一旦超过这个最佳比例，教育经费的边际生产力将呈现递减的趋势。在中国，东部的教育投入一直较多，中部和西部则相对不足，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后，西部的教育投入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些在表4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96年，东部生均教育经费投入量是中部的1.75倍、西部的1.67倍，到2006年，这一倍数分别上升至2.3和2.13；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生均教育经费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从2001年开始，西部生均教育经费从绝对值上远远大于中部，每年增加的绝对值也比之前的多。
关于直接产出的计量结果，可能的解释就是边际生产力递减。并且东部地区是处于边际生产力的递减阶段，而中西部都还处于边际生产力的递增阶段。这是因为，在1996―2006这11年间，东、中、西部的生均教育经费都有了倍数的增长，但是三个地区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例如师资投入（见表5）、教育体制却在这期间变化不大，可视为不变；
表5 东、中、西部1996―2006年生均师资投入比较
同时，东部的教育经费投入量相较于其他区域要多很多，或者说三个区域其他生产要素的差异度远不及教育投入的差异度大。因此，就所有要素投入来说，东部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各生产要素投入的最佳比例，教育经费的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而中西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一直远远少于东部，投入不足，所以，加大投入后，教育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比例趋于最佳，边际生产力递增（如下页图所示）：
（二）教育的间接产出效率是西部最高
从计量的第二部分可以得到教育间接产出效率西部最高的结论。可能的解释为：一方面，西部一直处于缺乏人才的状态，西部培养的大量人力资本都出现了外流，人才缺口很大，因而，一旦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也是中央开展西部大开发、西部人才计划等项目的原因；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一直是人才涌入的区域。在某些城市，人力资本已经趋于饱和，过度竞争也使得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不能够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本从事简单工作的案例屡见不鲜。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跟体制有关 ，例如，人才选拔机制不尽完备。
政府教育投入具有明显的产出效益，但是不同区域的贡献率并不相同。不论是直接产出还是间接产出，西部都明显高于其他的区域。东部虽然教育资金的投入很多，但是效率并不高。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又有体制原因。
对于西部和中部而言，经济发展程度一直不如东部地区，很难留住本地的人力资本，更不用说吸引其他地区人力资本的进入了。两个区域的人才缺口很大，因此政府应该加大政策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中西部地区。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人力资本并不缺乏，但是使用效率并不高。东部教育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一直呈倍数增长，而与此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变化却不大，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失衡现象。因此，对于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而言，当务之急是进行体制创新，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人才选拔机制进行完善，使大量的高水平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提高教育投入的直接、间接产出效益。
就中国总体而言，不论东、中、西部，教育投入的直接、间接产出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作为政府，还是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早日实现教育投入占GDP 4%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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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靳希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分析与建议[J].辽宁教育研究，1997，(5).
体育投资论文篇8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以前的政府财政独立负担转变为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负担，即由政府、个人等共同负担高等教育经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为800元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涨幅很大，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杂费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这种大幅度上涨的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高校向家长或学生收费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个人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是否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带来多少收益?目前个人承担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否能够弥补个人成本?
与此同时，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的激增，2005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增幅达22.2%。随着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高校本科毕业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上大学真的有用吗?。要解决这个疑问，也必须解决上述的几个问题。
本文将在具体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拟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一位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也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就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培养每一位大学生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它主要包含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发生的直接费用支出，主要有学费以及学杂费(包括住宿费)、交通通讯费、书籍文具费以及由上学带来的其他任何额外生活支出。但在个人支出的费用中，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必须从个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是购买资源力量的转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资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机会成本、隐形成本、风险成本等组成。
接下来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的，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资的个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获得的种种好处。这一部分将首先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一般关系，再具体介绍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大学本科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种种货币以外的好处。具体表现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发展前途和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教育者个人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当中，对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评价指标来进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鉴企业当中的财务评价方法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简单介绍四种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度方法，分别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数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以大学本科生为例)
这里主要引用上海财经大学于2001年暑假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对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量阅读有关书籍，收集相关的资料。
四、计划安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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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收益法开题报告篇二 学位级别：博士 硕士 ■工程硕士
学 号：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专业名称： 项目管理
所在学院： 经管学院 开题报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况及报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为5号宋体、单倍行间距排版，A4纸双面打印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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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一、基本情况
报 告 正 文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内容
1、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航空运输服务企业逐渐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后勤基建领域的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其对公司发展运营的重要性。就新设立的基地航空公司来讲，为满足庞大的行政人员办公和空勤人员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需求，究竟是购买、租用、还是投资新建写字楼、住宿酒店，是摆在经营决策层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即将通过规划的大背景前提下，这笔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数额较大，考虑其在时间价值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的的函数关系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该项投资测算得准确、宏观控制得高效，不仅会因办公和餐饮住宿场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给企业带来后勤费用的节省，而且也会因固定资产的升值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中，企业希望能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技术，测算出合理的办公和餐饮住宿使用需求，依之进行投资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资控制措施来保障项目资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运用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通过对项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逻辑关系，采取资金时间价值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构建科学的项目投资模型，并通过项目施工前预控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项目建设投资目标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内容对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的基建项目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确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按公司发展需求完成任务，避免投资浪费。通过对影响工程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投资控制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工程投资按计划进行，从而确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为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控制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公司对自用基建投资的组合与合理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从侧面降低项目建筑成本，实现成本目标，完成决策阶段、乃至整个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测算与控制研究，总结项目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积累同类型工程相关管理经验，并且通过运筹学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时间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由服务效益型向综合管理技术型转变，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资，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工作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为35% - 75% , 而在工程实施阶段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见, 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既是项目投
[1-2]资的首要环节, 也是影响建设工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成熟市场，投资者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销售比较法、总租金乘数法、直接资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其中直接资本
[3-4]化法和贴现现金流法是国际成熟房地产市场(如美国)普遍采用的。而国外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投资
决策比较权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项目从拟建开始到项目报废终结全部生命周期内总的周期成本最小为评判标准，从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项目决策。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自觉地、全面地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 综合考虑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
成本(使用成本) 费用, 从而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8]国内企业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主要采取财务评价的方法与原理。财务评价方法是应用资金时间
价值原理，采用折现方式，把建设期总造价和未来运营期总成本按预先确定的折现率换算成当期的
[9]投入资金，再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来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会计制
度、税收法规和价格体系下, 预测项目的财务效益与费用。编制财务报表和计算评价指标, 进行财
[10-11]务能力分析, 据此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时涉及的基础数据很多。 按其
作用分为计算用数据和参数以及判别(基准) 参数。计算用数据和参数又分为初级数据和派生数据
[12-14]。初级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定或由相关人员提供的。如产品产量、人员工资、折旧及各种费用、各种汇率、利率等。判别参数是用于判别项目效益是否满足要求的基准参数，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基准投资利润率等。这类基准参数决定着项目效益的判断， 是项目取
[15-18]舍的依据。就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来说，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将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理论、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金流贴现(DCF) 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树和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第二阶段是随着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出现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
[19-20]权方法; 第三阶段为期权博弈理论与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权定价理论思想方法基础上, 对包含
实物期权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同时, 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建模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决策的理论方法, 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的最新发展。其基本依据是扩展的净现值最大化, 考虑竞争性企业的行为后, 投资项目价值将下降, 不确定条件下竞争的投资项目价值可以表示为: 投资项目价值= 传统净现值+ 实物期权价值- 竞争的影响。影响投资项目价值的因素主要有3 个: 项目未来收入的现金流( NPV) , 投资机会的价值( 即所说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 竞争者之间的交互博弈作用对项
[21-22]目投资价值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投资决策的分析已经逐步向综合性、动态化发
展。国网能源研究院的陈武于2011年在企业投资决策方法中就运用了四维决策框架体系。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四维框架体系中,四个维度分别为投资项目的特征、市场竞争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和
[23-24]企业自身的特征。一个科学合理的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项目本身必须达到预期的投资效益和目
标; 其次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能够有效地容纳该投资项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允许项目的实施和存在, 最后它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同时企业自身还必须具备相应
[25-26]的投资实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依次满足的情况下, 企业的投资决策才能满足科学合理的要求。
对民航机场区域而言，它作为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航空运输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场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根据国外统计， 投资于民用机场建设, 机场本身的经济效
[27-29]益和社会效益之比至少为1：10,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数。因此，
[30]在机场区域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上，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民经济分析和社会评价体系。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属于民航机场区域总图规划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开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办公和后勤住宿场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内，每年的租赁综合成本约1400万元。在北京市正在规划首都第二国际机场、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将迁建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公司面对着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究竟是该继续租赁、去购买还是新建的决策问题。针对此问题，以上投资决策测算方式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是仅着重讨论客观的工程经济和财务指标，未能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的主观因素。本文在时间价值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决策论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主观意见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其中的不足。 [5-7]
2、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
研究内容：
(1)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当前公司发展预测、项目需求测算进行阐述，为本论文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分析：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决策阶段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为该工程的投资管理提供参考。
(3)项目投资收益的分析：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的收益测算，采取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和运筹学决策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收益测算。
(4)项目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进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项目投资控制中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原则。
研究目标：
(1)根据使用需求测算，探讨项目在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对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分析和管控。
(2)通过对项目投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现代航空企业自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和管控实践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运用资金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投资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决策。
(2)运用精细化管控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计划进行控制与管理。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项目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对该工程项目投资方向进行测算，并运用运筹学相关理论进行优化。
体育投资论文篇9
1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教育先行理论已被广泛运用情况下，国内外对于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甚少。吴开俊、黄莹于2003年通过对1993年和1997年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额及生均经费状况的分析，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1]。姜春林、潘雄锋于2005年通过对1991
-2002年数据，分析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总量的关系，并建构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的二项式模型[2]。笔者曾在硕士论文《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一文中，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建立200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关系模型、财政收入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模型，探讨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财政收入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影响[3]。
2 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
2.1 西方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的实证研究历程 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源起于西奥多・W・舒尔茨，他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Y=F(K，AL，H)（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未经过教育的简单劳动力，H表示人力资本），并创立了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余数分析法，也称投资增量分析法，通过此办法，根据美国1929-195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期间美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3％，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完成了西方首次对教育经济收益的宏观定量分析[4]。1964年，加里・S・贝克尔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率计算公式，贝克尔还用具体数学计算和实证研究说明了高等教育收益率，同时也比较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5]。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卡罗普洛斯于1973年出版《教育收益国际比较》一书，通过对33个国家教育投资社会效益的研究，得出几个明显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现也基本被认同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教育投资政策和决策，具体如下[6]：①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也高于通常的银行利率。研究分析表明，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一般都超过10%，超过银行利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收益率。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为19.9%，高出物质投资收益率4-5个百分点。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③研究比较分析还发现，初等教育的收益率一般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根据33个国家比较：初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9.4%，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23.7%；中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3.5%，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6.3%；高等教育平均社会率为11.3%，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6%。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视为内生增长变量[7]。
2.2 中国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历程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即定量分析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刁培萼在他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中将教育力――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社会教育的水平等视为国力要素之一，并用此衡量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不同阶段的教育收益；赵人伟、李实研究了1988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以教育年限作为投资单位，教育的平均收益率是3.8%，即每增加1年的教育可提高个人收入3.8%，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2.7%、3.4%、3.9%、4.5%。陈晓宇、闵维方研究了199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按赵人伟等人同样的计算方法，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3%，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3.59%、4.19%、6.76%、4.67%、6.58%[6]。靳希斌（1997）年通过对1952-1978 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测算发现，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9%[8]。赖德胜（1998）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1995年中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其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73%，即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可增加5.73%，与1988年相比，中国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有明显提高。叶茂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教育生产函数，用以计量资本和初等教育以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层次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陈用芳、邢志平基于Panel Data 模型分析，通过以1997-2005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受教育人口比重每增加1%，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5012%[10]。巩海霞在其博士论文《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神经网络仿真法，以1990-2007年江苏省的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投入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家庭教育投入与政府教育投入比例为1.10时，可获得最大的地方生产总值[1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范明、邱敦元、黎野、文浩、李萍、孙绍荣等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总体而言，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早于我国，其不仅创立了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的研究模型，对全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收益率、各级教育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率国际比较中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国际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发展迅速，二十一世纪前的研究主要为对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模型建立的关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对象的范围的逐步扩大的特点。
3 结语
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的研究，任务艰巨，我们应立足于：围绕经济发展要求，合理确定全国及地方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标准；根据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分析，建立教育经费投入考核指标体系。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金额、结构、来源等的确定提供依据。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结构比较。首先，全面测算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考核经济发展效益，开展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优势与不足；其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对各层次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及不同来源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分析提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适度比例、结构及具体配置的政策。二是建立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动态监测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对教育经费投入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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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投资论文篇10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比例;第一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例是1-λ。效用仅仅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因此,在下一阶段(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说是外生的。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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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ennethL.Judd.IsEducationasGoodasGold?APortflioAnalysisofHumanCapitalInvestment.HooverInstitutionStanford,LA94305andNBERMay,2000.
体育投资论文篇11
论坛共分以下几个部分：体育产业投融资与项目推介，讨论了如何投资体育产业和体育产业如何融资；京津冀体育产业圈的合作前景与未来，讨论京津冀体育产业圈的优势与机遇及其前景展望；体育消费与城市文化，讨论了体育资源的释放与市场模式。我参与的是关于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前景与展望部分。
在听取论坛报告和私下与论坛演讲嘉宾交流的过程中，我对于当今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有以下几个判断。
一是体育产业尚未被充分激活。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北京市每年5亿元的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今年没有花完，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体育产业项目值得投入。中体运通基金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资金等待项目的尴尬。
二是体育产业创意还十分贫乏。资金等待项目的现象本身就是创意缺乏的表现，而人才的奇缺是更加突出的障碍。当前，我国的体育产业园区已经有省市层面（如广西）、地区层面（如河北廊坊）和高校层面（如上海体育学院）的，但是，我迄今没有从媒体上看到这些园区有什么新的体育产业项目出现。
三是体育产业发展的观念和政策瓶颈依然存在。我与德国一位体育产业学者交流，对方告诉我，欧洲很少有专门针对体育产业的制度和政策，多数相关内容依附在文化、教育、旅游等其他行业中。而中国目前明确指向体育产业的约束性文件起码在100个以上，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体育产业领域体现得相当鲜明。期待政府扶持的民营体育企业，恐怕还需要政府有形的手不要伸得太长。
四是体育产业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还不够紧密。我在这次论坛提到了中国缺少体育健身人群和体育观赏人口、体育品牌企业的问题，其他多位专家都有和我类似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不解决文化中酒文化等消极生活方式的干扰，不解决社会中人情至上等负面交往方式的冲击，不解决企业中低水平扩张的发展方式的侵袭，中国的体育产业将无法发展壮大，世界品牌将无法在中国产生。
体育投资论文篇12
体育产业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只靠政府等国家投入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大部分是依靠自身发展获得资金及其他社会集资，政府负担的体育支出也相应地减少了。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从金融深化理论①及国外实践经验来看，金融系统的有效发展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方面。
一、文献综述
在体育场馆的融资方式上，一些学者对国外的场馆融资方式进行了探讨。廖理，朱正芹以美国为例，研究了金融产品创新在体育场馆融资中的应用，以及美国体育场馆融资手段的发展变化。［1］在奥运会的融资实践上，发行奥运市政债券是一个选项。如汉城奥运会后成立国民体育振兴工团，以基金会形式发行债券。悉尼奥运会通过设立澳大利亚体育场信托公司形式，结合民间和政府资本，负责场馆设施经营和发行债券。同时，奥运产业投资基金及奥运增税融资也是可选的融资手段。［2］
其他金融创新工具对体育场馆融资的促进，一直有不断的讨论。廖理等讨论了资产证券化模式作为在体育场馆融资中的可选方式。［3，4］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在现有环境下的可行性是该模式能否运用的关键。高志鹏从宏观环境和微观主体两个角度对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场馆建设融资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配套服务。［5］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在体育场馆融资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常见。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新建的Pepsi Center体育馆和洛杉矶的Staples Center体育馆、国际足联在2001年出售了由2002年日韩世界杯赞助商提供的收入来支持的债券、欧美的俱乐部及体育组织也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
职业体育俱乐部运用资产债券化融资,主要是各俱乐部以其未来的门票、电视转播、豪华包厢、赞助等收入来源中的一项或几项预期收入为依托组成一个资产池，并将其出售给一个特设机构，该机构再发行由该资产池支持的证券，并将发行收入返还给职业体育俱乐部，从而实现其融资。陈元欣、郭敏、张洪武在简介国外职业体育俱乐部运用资产债券化融资实践经验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论述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用资产债券化融资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并给出了一个理论流程。［6］
2010年广州亚运场馆的投资经营问题，还提出了冠名权赞助及拍卖等方式。［7］风险投资的引入也提到了体育产业的融资模式选择之中。［8］
要充分利用各类融资渠道及工具，发挥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体育场馆的经营及开发利用状况是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开发利用能对投资起到巨大的吸引力。因而在研究投融资的同时有必要关注体育场馆的开发利用。
一个好的市场以有效提高体场馆及各类产权的流通性并体现其资产收益及减少投资风险。黄海燕、张林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体育产权分为体育有形产权、体育无形产权、体育人力资本产权三类。［9］邱伟昌等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与体育企业合作将一些体育产权项目陆续推荐到联交所进行交易。［10］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体育广告权及赞助权交易是体育无形资产的集中交易尝试。成熟的市场需要专业的参与者，魏建国等对产业投资基金面向西部地区、电力部门或者体育产业的情况进行了探讨。［11,12］这些都说明作为产业投资基金成为投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产业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取得的经验可以借鉴于体育。
二、市场及流动性的价值
市场为交易的对象提供了流动性，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互相满足自己需要的交易场所和机会。回顾我国国债的历史转变。流动性对国债影响是具有戏剧性的，由于流动性的转变，国债由原来的行政配售到排队抢购。生动地表现了流动性对资产价值的巨大影响。
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至今已连续发行了20多年。早期国库券由于流通性差，当时因人们收入不高，还出现了摊派式方法发行。1988年，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当时“联办”在全国调查发现，国库券这个东西，在农村竟然被当做一张不会兑现的借条，当时的票贩子用10块、20块甚至一只鸡就把面值100元的国库券换走了。随着国债发行与流通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债也由摊派变为了排队争购的抢手货。以市场及流动性来看我国的体育类资产及资源，我们发现体育类资产及资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三、证券交易所对国民经济的推动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交易所与中国证券市场共同成长。据深圳及上海交易所1992―2009年数据，交易所累计为国民经济筹资36619.5亿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传播市场经济知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如图，1993―2006年股票市值、股票筹资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股票市场对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Asli D K and Ross Levine系统地检验了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利用图表、相关性和回归分析阐述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国家和地区越富有，金融系统就发展得越好。［13］
上表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的股票市值、股票筹资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统计计算表明：股票市值、股票筹资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统计上很好的相关性；股票市值、股票筹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具有统计上很好的相关性。
对于体育产业及体育类企业的发展来说。通过建设类似的体育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的交易市场，不仅能通过增加流动性而增加这些体育资产的价值，同时，也能够通过市场的对资源的高效配置，有力地促进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如同证券交易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一样。
四、体育类资源及资产交易的发展路径
1.产权交易所及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交易影响较大的交易平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1990年成立以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两个市场上市公司总数超过了1400多家。而每年希望上市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发展的企业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有些优秀的企业由于等不到在这两个资本市场上市的机会，不得不放弃在国内交易所上市而转到美国或其他境外交易所上市，国内投资者同样也失去了投资于这些优秀的企业，分享高速成长的机会。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表明上证所和深证所仅仅是中国资本市场供需交易的重要平台，而不是全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呼唤超越上证和深证两所之外的空间来满易需求的快速增长。
除了境外的交易所市场外，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产权交易中心满足了一部分投融资的需求。总结并形成政策规范进行推广。
我国产权市场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 年 5 月 27 日 ，武汉企业并购事务所成立。这个事务所是由武汉市工商银行、财政、税务和审计局等单位组成的，采取办交易会、信息和定期挂牌等方式进行产权交易活动。这是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经过不断的开设、关闭和整顿发展，到2001年年底，全国有200余家产权交易机构，其中包括30余家技术产权交易所。2004 年 2 月 1 日 ，由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 联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 3 号令)正式实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产权交易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国有产权转让活动的规范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产权市场已经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非上市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平台。
2009年 ，北京产权交易所在创建5年来累计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项目17244项，实现成交额2736.24亿元，平均年增长率接近50%。
我国2008年奥运会的一部分资产就是通过产权交易所按一定的流程处置变现的。可以说体育类资产或资源的产权交易及流通是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从1994年12月22日，中国足协正式实行运动员转会制度的通知起，足球运动员及其他给了运动员的转会交易也是体育资源及资产交易的重要部分。
2.体育产权交易的发展：标准化及规模化
体育球员挂牌交易，以及各种体育有形无形资产的转让。提供了体育类产权交易的需求。随着体育产业的发展，这里资产或权益的交易需求会越来越多。在发展初期，建立一个体育产权交易市场用于交易各类体育产业有关的资产的交易市场。在这个交易市场充分发育成熟后，再进一步地扩大交易的参与者，使得中小投资者也能投资于标准化、证券化的各类体育资产和权益。
五、投资基金：体育产业的动力
体育产业是一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面对体育产业巨大的资金需求，只靠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是无法满足的。推出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1.产业投资基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
产业投资基金特殊产业（通常为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为投资对象，以追求长期稳定收益为目的，吸引对特定产业有兴趣的投资者的资金，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属成长及收益型投资基金。［14］
对于我国来说，体育产业及休闲旅游在我国经济将来的发展中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是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前提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财产性收入逐年快速增加，在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储蓄与投资分离的倾向日趋强化，居民财产性收入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这为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产业投资基金及安全性稳定投资收益的特点，恰好是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较理想的投资选择。发展我国特色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将是发展的首选战略。
3.体育产业高速发展可以和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互相促进
我国体育产业处以高速发展的朝阳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整体上的发展，必将为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高速发展的产业获取回报提供了好的环境。总体来说，体育产业在我国现阶段的高速发展是符合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要求的。
4.可能遇到的问题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目前并不存在的产业投资，也要看到它的具体实施将会遇到一些问题：
尽管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可以通过对投资合同的设定，降低体育产业投资所面临风险。但是，在现在的外部经济环境中，与其他投资基金一样，体育产业投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是必须认识到的。
发展体育产业投资，就要募集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为保护基金投资人的利益，规范、充分的信息披露必不可少。如何让投资人更方便地了解被投资体育企业或项目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信息，以降低双方的风险，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结 论
投融资环境的有效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资本市场的实际经验说明，资产的流动性对于资产的价值体现、资产投融资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为实现体育产业良好的投融资，必然要求有高效的交易市场。培育以体育产业投资为主的产业投资基金。使该基金以体育产业为投资对象，吸引对体育产业有兴趣的投资者的资金，扶持体育产业的发展从参与者的角度促进体育投融资环境的建设。
通过市场建设及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不仅能通过增加流动性提高体育资产的价值，也能增加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力地促进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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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Building of Sports Industry:Market and Participants
YANG Jian-rong1, ZHENG Hui2
体育投资论文篇13
一、河北省体育产业化过程中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1.投融资体制不成熟
从一定程度上说，目前我省体育产业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投融资体制，渠道也较单一。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投融资主体的角色，在一些投融资活动中仍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第二，我省体育投融资理论研究还很滞后，跟不上体育产业发展对投融资的需求，导致体育产业在发展中理论指导较少；第三，缺乏规范体育产业投融资市场的法律法规，即使有部分规定，也没有得到最大的执行。
2.体育投融资渠道缺乏创新
随着理论的发展，现融资渠道更广，发展更加规范，极大提高了部分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而在我省，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投资、体育公益金和部分体育赛事的门票等收入，融资渠道单一，并没有运用到现代的金融工具。因此，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与工具，构建适合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的投融资体系，拓宽河北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
3.体育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缺乏
目前，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加大了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但是，相关配套措施及政策却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相比外省市体育产业悠久的发展历程而言，我省体育产业还处于幼稚期、初创期。这段时期，产业基础还很薄弱，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一系列财政与税收方面的政策扶持，但在这方面，我省还比较欠缺。
4.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缺失
由于体育产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与发展起来，市场机制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还不充分，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市场化过程还属于初始时期，市场运作的监督机制与约束并不充分，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法规的执行力度也需提高。
二、拓宽河北省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建议
1.加快体育产业相关公司上市步伐
目前，我省体育产业部分相关企业或公司，比如职业体育乐部，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等问题。职业体育乐部还没能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只有切实加快相关俱乐部及企业公司制度的规范化，理顺产权关系，政企分开，培育并积极引导相关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才能使相关主体及我省体育产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2.大力发展体育业
作为我省筹集体育公益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体育的发行与销售，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体育为我省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我省逐步完成从财政出钱办体育到社会集资办体育的过渡过程。同时，体育在提供就业岗位、丰富群众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刺激消费和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3.加大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力度
体育产业风险投资作为近年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新鲜事物，是指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高速成长的并有巨大发展潜力和竞争潜力的体育产业相关公司或职业俱乐部的一种股权资本；是向创业期的体育产业相关公司，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具有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并为其提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咨询服务，以期在帮助、辅导被投资体育产业公司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或其他方式获取中长期资本大幅增值收益的投资行为。目前，我省体育产业风险投资还未得到大量运用，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省应借鉴国外体育产业以及我国其他产业风险投资已有成功经验，大力发展自己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
4.设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我省体育产业的发展中，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应该作为一个纽带，承担起重组存量资产和资本运营的重任，使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和体育资产的持有者都获得较好的回报，通过优势互补，员傩碌氖谐 N迅速筹集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建议各市相关单位以其作为主要发起人，按照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的模式申请创建“体育产业投资基金”，证监会批准后，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来广泛募集社会资金，用此基金推动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只有极少的省市获准设立了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但由于基金规模太小，专业程度较低以及缺乏威信力等原因，导致运作效率并不理想，没有充分发挥其为体育产业广泛融资和广泛开展资本健康运营的功能。为此，我省可考虑建立全省范围内、影响力更大的“河北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注：河北省体育局体育科技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143007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