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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型论文篇1
文明类型理论根据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不同，把世界现存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文明)、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等类型，认为不同文明有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样，把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不同的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使社会发展类型的理论与现实更加一致。该理论不仅使原来许多解释不了的历史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释，而且使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描述也变得明晰起来。在本文中，笔者就文明类型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合理论证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
文明类型理论可以更加清楚地解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现象。首先，比资本主义社会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却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首先建立起来了。其次，这些国家按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建设的结果，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得已进行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在改革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转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一些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停滞倒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则保持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奴隶(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土地，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封建领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的标志是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本家阶级。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宗法社会一专制社会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教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教社会一多教(派)社会一泛教(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这样，就把原来对整个人类社会都通用的社会形态，限定为只对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适用，而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另外的公式。这样，就使社会发展的公式和社会形态的类型，与历史和现实更加一致，避免了过去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基于文明类型理论看待社会发展，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曾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事与愿违。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又形成了另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处在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只有文明类型理论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体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结论，最符合实际。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当然不排除将来会出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由于进入这一历史阶段的时间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方面，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因为它们进入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几百年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们在很多方面当然要比我们先进，我们要迎头赶上，需要吸收和借鉴他们的文明成果，同时就保持我们的特色。
二、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性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怀疑和迷茫，出现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若隐若现的封建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
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要解决两个概念性问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究竟以其中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 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文明类型理论就是从中华文明的特征、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对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必须看到其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集权，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重视群体和社会的政治伦理。这两者的结合，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居于上位，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发挥较大的作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扩展到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又形成了儒商精神和儒士精神，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
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从夏到周的宗法社会阶段，从秦到清的专制社会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的社会主义阶段。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基本制度是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时代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和完善。早期实行的宗法制政治制度，还保留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许多特征，没有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分离，没有形成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天子不仅在经济上权力有限，而且在政治上对诸侯和卿大夫的控制力也很有限。宗法制度的维系主要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靠约束力不太强的“礼”，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宗法分封制长期运行，必然增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导致全国性政权――王室的衰微。西周末期王室衰微，导致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进行战争。其发展就沿着怎样保证中央政治权力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散和衰微的路径演变，最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体制，使经济缩小了规模，不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构成威胁。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最高权力的个人占有和世袭制，使任人唯贤从根本上受到阻碍，使法治不能贯彻到底，变成人治，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决策失误。
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控制权力和整合各界各方面力量的经验，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经验，领导军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等，为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奠定了基础。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开始，国家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突破的重要内容，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升华现代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进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也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被认为是“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我们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政治主导型文明发展前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政治主导还是经济主导的主要区别在国家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会继续坚持经济主导；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挥国家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传统道德观念在凝聚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市场机制会不断扩大资本家与劳动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的模式，也不能羡慕和追赶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必须在国家的掌控下，有目标、有侧重地发展经济，利用传统道德的优势，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
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具有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适合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模式而不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模式。事实也说明，近些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结果不但没有使这些国家人民富裕起来、社会稳定和谐，却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社会动荡不止。作为美国的后院，许多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要摆脱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有专家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为广大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郑永年(新加坡)也认为，“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政治主导型文明在人类生态文明阶段具有优越性。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却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 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文明类型理论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生存；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对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纠正了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才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
总之，文明类型理论对政治主导型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与脱离实际，绝对化、片面化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社会类型论文篇2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来搜索、获取信息[1]，网络已成为消费者与企业沟通的重要手段，虚拟社区已经扮演起了重要的参照群体角色。 RFM模型是客户关系管理中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强调以客户的行为来区分客户。兴趣型虚拟社区为社区成员提供交流平台，其服务需要得到成员的认可和使用。本文借鉴RFM模型提出了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运用定量方法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进行分类，为虚拟社区成员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基础。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Armstrong和Hagel[2]根据参与程度和价值维度，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如下四种：（1）浏览者：刚进入社区的成员，通常是随意浏览，价值最低；（2）潜水者：在社区中停留时间较长，但不会积极贡献社区内容，可从其身上收集到浏览路径、个人数据等信息，因此价值高于浏览者；（3）贡献者：对社区最热情，最积极发表帖子、贡献内容，在社区中停留的时间也很长，是社区中价值第二的成员；（4）购买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且购买社区产品与服务的成员，不仅带来社区收入，也可为社区吸引赞助商及广告主，是社区中最有价值的成员。
Adler和Christopher[3]根据参与形式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以下四种：（1）被动者：希望不付出就能获得收益；（2）主动者：热心参与由其他人所发起的活动及议题讨论；（3）诱导者：发起讨论议题或规划活动吸引其他社区成员参与；（4）管理者：作为社区成员与社区经营者之间的中介角色，通常是个成熟的诱导者。
Kozinets[4]根据成员与消费活动的关系和成员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两个因素将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浏览者、社交者、贡献者、内部者（见图1）。Wang和Fesenmaier[5]提出了类似分类，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游客、社交者、贡献者和内部者。
Kristine[6]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以访问频率、访问持续时间、信息检索、信息提供和参与讨论为指标，采用聚类分析，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核心成员、交谈者、信息搜索者、爱好者、功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六类。
国内学者也对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毛波、尤雯雯[7]从知识共享的角度对虚拟社区进行了研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对虚拟社区中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定量分析总结， 提出了知识共享型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模型， 将社区的成员分为领袖、呼应者、浏览者、共享者和学习者五种类型。陈晞[8]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虚拟社区在品牌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机制，以发贴量、回复量、认同值和扩散度四个指标，将虚拟社区成员分为意见领袖、聚焦者、扩散者、争议者、参与者和边缘者。徐小龙、黄丹[9]从虚拟社区中成员的互动行为出发，根据成员的主贴量、点入度、点出度、交往规模、互动程度和帖子内容等指标将成员分为领袖者、回应着、社交者、咨询者和旁观者五种类型。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之前国内外学者都是从虚拟社区的网络属性出发对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进行研究，没有考虑虚拟社区的企业属性。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虚拟社区的企业属性与网络属性的基础上，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展开研究。
二、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LAT模型
RFM模型是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方法。R表示客户最近一次购买的时间距离当前时间点有多远，R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与企业进行新的交易；F表示客户在规定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购买行为的次数，F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再次与企业进行交易；M则表示客户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购买的总金额，M越大的客户，越有可能再次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一般的分析型客户分类模型通常侧重于对客户贡献度的分析，RFM模型则强调以客户的行为来对客户细分。RFM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近度、频度、值度是客户关系数据库中的三个关键的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客户进行细分。
虽然RFM模型是客户细分的有效方法，但是传统的RFM模型并不适用于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兴趣型虚拟社区与一般企业不同，兴趣型虚拟社区中不存在买卖行为，不存在购买金额、购买次数的概念，因此传统的RFM模型显然无法应用到其中。但虚拟社区中的成员行为与一般企业客户的行为又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常常会加入到有关该商品的虚拟社区中与其他消费者交流使用心得、获取技术支持等，特别是房屋、汽车等价值较高的商品，以及手机、ipad等需要后续技术支持的信息终端产品。因此，虚拟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消费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对虚拟社区成员的分类可以借鉴RFM模型中从近度、频度、值度三个维度对客户进行分类的思想。
本文结合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成员行为的特征，提出了针对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其中L（Last Time to Log in）代表近度，是成员最近一次登录社区距离分析点的时间。从理论上讲，最近登录时间间隔越近的成员应该是价值越高的成员。最近登录时间间隔是维系社区成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成员忠诚度的重要参考指标。A（Average Daily Post）代表频度，是成员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发帖量，用来表示成员与社区的互动程度。发帖频率愈高，代表此成员与社区的互动程度愈高。T（total points）代表值度，是成员社区积分总额。成员的积分总额表明了成员对社区的忠诚度，也表现了成员对社区的贡献度。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结果
本文选取了五菱车友会论坛作为研究对象，五菱车友会论坛是一个五菱车友为便于交流而自发形成的论坛组织，该论坛截至2011年11月26日的注册会员为26 103人，拥有18个板块，主题总数20 953个，帖子总数331 515个，平均每日新增帖子294个、新增会员23人。
本文在截止2011年11月26日的论坛注册成员中，随即抽取2 500位作为样本，点击进如其个人资料，根据论坛的历史记录，分别统计每位成员的“上次登录时间”、“注册日期”、“发表帖子总数”和“积分”四项指标，并根据“注册日期”和“发表帖子总数”两项指标计算出“平均每日发帖”，以“上次登录时间（L）”、“平均每日发帖（A）”和“积分（T）”三项指标作为成员分类依据，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使用k-means算法对论坛成员进行聚类分析。使用k-means算法聚类时，需要预先判断其聚类的类别数。在本文模型中客户分类是通过每个顾客类别的LAT平均值与总LAT平均值相比较来决定的，而单个指标的比较只可能有两种情况：大于（等于）或小于平均值，其可能类别有2×2×2=8种。聚类类别数确定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8类社区成员，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四、结果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对8类成员的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比较。将8类成员的LAT平均值分别与总LAT均值进行比较，如果单个客户类别的均值大于（等于）总均值，则将该指标用“ ”标记，反之则用“”标记，并根据三项指标特征，对社区成员进行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成员的行为特征，可以将五菱车友会论坛的论坛成员分为以下三类，每一类成员在兴趣型虚拟社区的日常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
1. 重要成员（17.9%）。成员人数较少，但在虚拟社区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有少部分成员会成为整个虚拟社区中的意见领袖，对社区中其他成员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些成员经常登录社区并发表帖子，在社区中分享个人经验和心得，表达观点、发表意见，他们参与社区往往是出于个人兴趣或情感需求，而不仅仅是功能性需求。
2. 浏览者（15.6%）。这类成员经常登录社区，但发帖和积分却较少，表明他们在社区中与他人互动较少，在社区中不够活跃，登录社区后以浏览帖子为主，因此成为“浏览者”。这类成员不愿参与社区互动的原因很多：其一是有些成员注册该社区的主要目的即获取信息，在获得自身需要的信息后便会离开社区；其二是某些成员自身专业知识与社区中的重要成员相比存在差距，知识量限制了其在社区中的互动，其三是成员个人性格原因，等等。这类成员在虚拟社区中非常常见。
3. 沉没成员（66.5%）。沉没成员是指那些已不再登录虚拟社区的成员，即社区已流失的成员。虚拟社区中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流失，而五菱车友会论坛中的此类成员占比明显偏高，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基于车友会论坛的自身属性，某些成员在注册是只是出于自身的车友身份，而自己本身并不习惯虚拟社区这种沟通方式，最终导致流失；二是新车友出于信息获取的目的注册社区，在对车况熟悉后不再需要技术支持时即不再登录社区；三是五菱汽车属于较低端车型，随着收入的提高，车友有可能更换车型，此时也会从社区中脱离。
五、结语
本文根据兴趣型虚拟社区的特点，借鉴RFM模型中的利用近度、频度、值度三项指标对客户进行细分的思想，提出了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分类的LAT模型。以五菱车友会论坛为例，利用SPSS软件，对其社区成员进行了分类，将其成员归纳为重要成员、浏览者和沉没成员三类，并提出了每类成员的行为特征，为今后深入研究兴趣型虚拟社区成员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分类模型应用于其他兴趣型虚拟社区中时，可能会出现本文中三类成员之外的类别，有待其他学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分析报告[EB/OL].[2011-07].http：//.cn.
[2] Hagel J， Armstrong A. Net Gain：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M].Boston， 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3] Adler R.P，Christopher A.J.Internet Community Primer[J].MA：Adams Media Co.，1999.
[4] Kozinets V.E-tribalized Marketing：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9，17（3）：252-264.
[5] Wang Youcheng，Fesenmaier D.R.Towards understanding members’general participation in and active contribution to a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Tourism Management，2004，25：709-722.
[6] Kristine de Valck， Gerrit H. van Bruggen，Berend Wierenga.Virtual communities：A marketing perspective[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9，47：185-203.
社会类型论文篇3
自2016年“两会”之后，旅游业首次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更多人瞅准机遇，将旅游作为日常所必备的生活方式。可见，旅游业即将成为当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专业应当紧随潮流，有必要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理论体系，从各方面进行理论规范行为，使之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服务于旅游社会实践。
（二）迎合当下，匹配人才市场需求
随着旅游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各部门对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了餐饮、酒店、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会依赖第一、二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庞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应用型人才去规范、整合和管理，因此，旅行社、景区、旅游规划公司、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新兴的在线旅游平台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就需要高校能培养出应用技能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此外，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学生应用技能过程中对这些基础学科理论的运用必不可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培养出匹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学科依据
（一）旅游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基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体质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体构造和人的生理特性，通过对某一群体身体特征进行解剖，探讨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和发展。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对某一民族行为特征及其接触的实体做出判断，进而揭示该民族人类文化的本质。而当下旅游拓展“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无不处处体现人类学的学问，旅游者不再满足于饱览山水景色，而纷纷开始关注异域文化，凝视异地民族人们的相貌体征、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并从中探寻历史足印，来达到扩大认知、寄托情感、探奇求异等目的。
（二）旅游管理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包括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和主观事实的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而旅游显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更是一种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旅游管理正是对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进行标准化，以及对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学理论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是旅游发展的基础，经济发达的程度越强，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会给旅游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因此旅游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管理需要与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如旅游经济学正是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理论也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
（四）旅游管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需求按阶梯一样从低至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既能使精神愉悦，又能促进人际交往的健康方式――旅游，它既能带给人们自信、愉快的心理体验，又能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还能拓宽眼界，强化自我概念和自尊，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旅游管理无疑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使学生能从旅游者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旅游项目的策划和营销。
（五）旅游管理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并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历程和所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休闲旅游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文化是旅游的环境，旅游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载体，没有附着文化的旅游行为是没有灵魂的行走过程。因此，旅游管理学科中的规划方向、设计理念、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无不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文化学为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
社会类型论文篇4
1.意见领袖
网络论坛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在论坛中积极发起话题和参与讨论，并被广泛认可，能够对其他参与者施加个人影响力的论坛参与者。意见领袖这一角色的成功扮演离不开参与者活跃的发帖行为、出色的文字功底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与传统社会意见领袖相比，网络论坛意见领袖的意见领导地位更难保持，常常此消彼长。
2.信息扩散者
信息扩散者这类论坛角色往往频繁接触新闻媒介，与其他参与者相比，更容易掌握大量信息，同时也乐于将自己获得的信息通过发帖的方式在论坛传播。但其主帖内容多为转载，个人观点与意见表述不多，因此仅仅成为论坛信息的来源，却无法在观点和态度上影响他人。
3.寻求帮助者
这类角色扮演者往往将网络论坛作为宣泄情绪、寄托心灵以及寻求帮助的场所，讨论的话题都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所发文章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他们希望借助网络论坛的人气和参与者的热心来实现某种目的，如扩大话题的影响以及寻找解决难题的方法。
4.自我表演者
自我表演者属于论坛中的默默无闻者，缺乏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的兴趣，仅将论坛作为发表言论或抒发感情的场所，没有与其他论坛参与者建立联系和发展感情的意愿，其所发主帖在论坛中也缺乏关注度和影响力。
5.理性呼应者
这类角色在论坛中常常比较认真地阅读其他参与者的文章，并以较为理性的言论来呼应他人的意见和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类角色的参与加深了话题的讨论深度，活跃了论坛的讨论氛围。
6.感性追随者
这类角色在话题互动过程中常常用情绪化或空洞的回帖来响应发帖作者的文章，其回帖的原因或是为了给熟悉的ID攒人气，或是为了赚取论坛积分，或是因为话题本身的刺激。相比理性呼应者，这类论坛角色的参与无益于话题讨论的深入，却在客观上扩大了话题在论坛的影响力。
7.浏览者
浏览者这类论坛角色属于网络论坛中的沉默者，在论坛话题的讨论过程中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仅浏览其他参与者的文章，却不参与其他人的互动。尽管这类角色在丰富论坛内容方面毫无贡献，但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论坛知名度的重要指标。
8.干扰者
网络论坛中还存在这样一类边缘角色，他们在论坛中常常发表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帖子，如一些广告帖，给其他参与者阅读文章造成干扰，因此属于论坛中不受欢迎的角色。
网络论坛各类参与者的角色扮演
已有研究表明，论坛参与者受参与动机、个人性格、实际才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参与行为上表现出极大的不一致。依据行为特征的差异，网络论坛参与者可以划分为潜水型、积极交互型、自我型、持续积极回帖型、间歇积极回帖型、一般发帖型以及消极发帖型七种类型。②网络论坛各类参与者在角色扮演方面具有怎样的特征？根据笔者在网络论坛中长期的参与观察，论坛参与者在论坛角色扮演方面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论坛参与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具有不确定性。网民在使用论坛的过程中因话题、需求、兴趣等因素的转变，常常扮演多种角色。某个话题的意见领袖在其他话题中也许只能扮演信息扩散者、理性呼应者甚至感性追随者等角色。而对于那些刚进入论坛的潜水型而言，最初或许因为对论坛的不熟悉而扮演着浏览者的角色，随着参与时间和经验的增加，潜水型也可能扮演不同的论坛角色。
2.积极交互型作为网络论坛中最为活跃的一类参与者，在发起议题和参与其他议题讨论方面表现非常积极，正是凭借其在论坛的活跃表现，这类参与者很容易被其他人所熟悉，获得相对较多的论坛人气，成为论坛参与者中最有机会扮演意见领袖角色的参与者。但活跃的论坛表现并不必然带给他们非凡的论坛影响力，当积极交互型无法在态度和观点上影响其他人时，他们可能更多地扮演信息扩散者的角色。
3.自我型作为积极发表主帖却很少甚至从不参与论坛互动的一类，尽管其发表主帖数不少，但因其并不积极参与他人互动，很难真正融入论坛被其他参与者所熟悉。从其论坛行为表现而言，这一类最可能扮演自我表演者的角色，但也不排除此类因某篇主帖的分析独到而在某个话题上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
4.持续积极回帖型因为热衷于参与他人话题的互动，在论坛中常常扮演理性呼应者和感性追随者的角色。此外，这一类虽然在发表主帖方面表现不太积极，但持续频繁的论坛互动行为使其非常熟悉论坛的发帖规范，同时，其所发主帖也更容易因“报酬性吸引”而得到其他参与者的支持和青睐，因此，这一类在某些话题上仍有可能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
5.消极发帖型作为网络论坛中的非活跃分子，尽管有发帖行为但热情不高，即使发表主帖也可能更多围绕个人话题展开，因此，这一类最有可能扮演寻求帮助者、感性追随者和浏览者的角色。这一类中的部分参与者甚至可能为了特殊的目的而发帖，如在回帖中插入广告，扮演干扰者的角色。
【本文为2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管理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研究”（07&ZD040）部分成果】
注释：
社会类型论文篇5
关键词 ：理想类型；工具主义；科学实在论；合法性支配；双重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20-04
社会科学是价值关联的，那么社会科学想要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可能吗？或者说，在价值关联的前提下，如何可能达到对经验实在的理性重构呢？这是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韦伯借助于理想类型给出了一种多元论回答，它试图为社会科学实践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提供一种哲学上的合理性，因此理想类型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Machlup，1978[1]；Morgan，2006[2]；Aronovitch，2012[3]）。理想类型作用在于限定概念的界限，使概念用于比较真实的情境或行动与对其有意义成分的阐明[4]。然而，用“非实在的”理想类型与经验实在相比较是如何可能的呢？理想类型究竟是一种启发式的工具，还是真实世界的肯定类比物呢？
通常人们认为韦伯对理想类型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但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种实在论的解读：首先，梳理韦伯理想类型方法的基本思路。然后，简单梳理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接着，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主张取代实证主义科学观，并结合具体分析韦伯定义“合法性支配”的有关文本，指出工具主义关于理想类型的论据并不充分。最后，基于双重诠释学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得出结论：成功的理想类型被吸收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它不是表征社会世界，而是本身在生成和构造社会世界。
一、理想类型
为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韦伯提出了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然后基于这两条原则提出基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
价值关联原则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价值中立原则要求：一旦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应该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而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具体的方法论则体现在理想类型的构建上。
韦伯说，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如因果性范畴），在客观可能性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具体的成分的因果‘意义’的洞识。”[5]
其中，因果性是必然的，但是反映因果性的因果关系是或然的。韦伯指出，由于文化科学的特殊性，所以文化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合适的”因果关系。“合适的”既不是律则的，也不是“偶然的”。那么，究竟“合适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什么呢？韦伯并未进一步分析，反而是期待这个问题留给后人解决。
工具主义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虚构的，是形成理论的工具，它们不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这种合适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方便的理论虚构，故而上述根据理想类型得到的解释并没有言说真理，这样形成的理论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工具。笔者认为，恰恰因为韦伯没有说清楚“合适的因果关系”，甚至有时候他对模型和实在的关系都很含混，这才使得对理想类型通常持工具主义立场。下面，我们通过考察科学哲学关于模型和实在的争论，以及比较关于理想类型的几种典型工具主义的解读，阐明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关于模型和实在的立场，以及吉登斯的双重诠释学，对理想类型的一种现代实在论解读是合适的。
二、当代科学哲学关于模型与实在的争论
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借鉴于自然科学中模型建构的方法。在科学哲学中，关于模型的哲学讨论由坎贝尔[6]在批评所谓理论的假设——演绎学说的过程中展开。模型所起的作用是，通过与常见的可观察实体和过程的类比，把不可观察的实体和过程引入到物理学理论当中，从而提供了构成现象基础的说明实体的图像。工具主义者否认理论实体是对实在的指称，而且他们把模型仅仅看成是助发现的工具，在逻辑上并不是理论的一个基本部分。坎贝尔认为，模型作为对不可观察术语的解释，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启发式策略。然而，这需回答两类问题，一类是认识论问题，另一类是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上，是否可以借助模型和被解释项之间的有效类比，而信赖依据模型做预测是可靠的？这就与本体论问题相关，如果模型不是与不可观察的实在的真实类比，相信类比推理的预测就根本没有依据，于是会问：这是否意味着模型描述的理论实体在实在世界中有指称呢？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各执一词。
（一）工具主义的三个论据
工具主义的论据主要有三个：奎因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库恩的不可通约论题和范·弗拉森的语境相对性论题。奎因以解释选择的多样性为基础，阐述其工具主义立场。已知任何一个解释理论，都能构建出与之相矛盾的另一个理论，该理论同样能满足所有的相关证据。那么，没有一个证据能支持一个理论，而排除其竞争理论。范·弗拉森循此思路，进一步阐述不但解释理论之间的优先选择是实用的，解释本身也是实用的。因为，解释是对why问题的构建，这种构建的决定因素是语境，因此，解释的意图不同，why问题就不同，被解释项不同，从而解释项就不同。库恩则是从概念系统的不可通约来否认存在任何科学理论实体对应的实在。
（二）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是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真理标准提出的，也就是说该论题批判的对象是这样的科学观：即把经验材料作为唯一的评价科学理论的真假的依据。但是，假若它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科学观，如预设不可观察实体存在的科学实在论，那么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作为工具主义立场的论据显然不充分。
普特南（Hilary Putnam）用无奇迹论证反驳范·弗拉森的相对主义论据，普特南认为实在论是唯一不需要使科学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如果不承认科学中充斥的只是巧合的奇迹，就必须接受某种实在论。但此种论证有循环论证之嫌，故需要其他论证的补充。实体实在论（如卡特赖特、哈金）和结构实在论（沃勒尔（John Worrall）分别做了进一步的推进[7]。但科学实在论内部争论仍在持续，但基本形成了一些共识：
1.观察渗透理论，经验资料不能成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的标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不再适于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础。
2.与成功的或者成熟的科学相对应，有一些真实的（但不可观察的）深层结构存在，经验实在并非唯一的科学可认识的实在，除可观察的实体外，还有不可观察的实体及其深层结构。不可观察实体是不可认识的，但这类实体的深层结构是稳定的也是可认识的，理论解释的成功都是由于理论表达了深层结构而作出的。
3.普特南的无奇迹论证仍然有效。
（三）基于当代科学实在论反驳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倘若基于这些共识，再来看韦伯的主张：“理想类型不是对于实在的一种描述，如果所谓对于实在的描述表示的是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它不是假设，假设指的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如果得到验证便可以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是真实的。”[8]其一再强调理想类型不是假设，也不是经验实在或者对经验实在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断言：如果描述不指称与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那么描述就是非实在的，或者是虚构的；如果假设指的不是关于具体实在的一种可以具体地加以验证的命题，便不是假设而是虚构；经验实在是我们感官可以认识的实在，这是科学可认识的唯一实在。上述断言实际上是基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的，如果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视角来看，显然上述每一个断言在逻辑上都说不通。
至此，立足于当代实在论，则关于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无法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做出有效论证。
三、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工具主义论据及其不足
（一）反思性与主体间性
来自社会科学内部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来自诠释学和现象学，强调反思性和主体间性，这两点恰恰是舒茨对于韦伯最主要的批判。首先，“只有已经经历的才有意义，而不是指那些正在被经历的”[9]。行动者把一定意义赋予给自己的行动是行动之后反思性的后果。行动者会将他的现有知识或者常识理解来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根据这些知识将另外一个人类型化，并且能够估计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反映，从而保持与他人的交往。但是普通社会成员无法将这种方法解释为有意识地构建的“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是建立理想类型，以阐明行动的主观性基础。这些理想类型概念被舒茨称为“二阶”构造（second-order constructs），因为它们必须与行动者本身在建构有意义的社会世界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关，因而必须遵守“适当性原则”，即社会科学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建构，即在生活世界范围内，个体行动者通过典型构造所指出的那种方式而完成的一种人类举动，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的常识解释被行动者自身以及其同伴所理解”[10]。依据舒茨的改造，客观性不在于分析地整理实在，而在于主体间性的存在。理想类型的意义只在于“阐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11]，而没有追问是否正确认识了这个世界。因而，理想类型仅仅是理解的工具。
然而，适当性原则到底意味什么根本就不清楚。如果这个观点是说，抽象的社会学概念最终必须相应于意义行动的具体形式，它几乎等于没说。如果它是说，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概念必须能够转换成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人所理解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需要指导建立社会学概念的旨趣与标准不同于那些涉及日常概念的旨趣与标准？如果连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无法说明，那么此条进路本身就面临重大困境。
诠释学传统也同样强调主体间性和反思性，但与舒茨相反，完全否认了理想类型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比如温奇（Peter Winch）。本文不打算为此做讨论。
（二）剩余性范畴
另一条明确的思路来自帕森斯。他持关于理论的分析实在论，但认为理想类型仅仅是工具性的，它是建立理论概念的先决条件，属于剩余性范畴。其基本论证思路如下：
首先，他同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构概念过程是一样的，都遵从溯因推理模式。但是，这个推理要有效，除了承认客观的因果性范畴之外，还必须预设由分析性概念构成的一般范畴，分析性概念描述韦伯所说的“合适的”因果关系，因此只有确定了这类一般性概念，才真正能够实现因果归属。但帕森斯认为这类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
他指出，韦伯的理想类型至少有两种完全异质的类型：一般化概念和个别化概念。个别化概念确定对象，一般化概念帮助因果归属。个别化概念是特定时空上存在的历史个体概念，如“资本主义”、“儒教”。一般化概念的理想类型又分两种，一种是类型——部分概念，一类是经验性概括。这两类概念是对历史个体成分或成分间组合的一般概括。然而，仅止步于此，因果归属就是一种“拼板式”的原子论[12]。
因为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除了对它各成分的分析外，必须预设成分或者成分的组合规则与有机整体的一致，也就是说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需要的是描述成分或者其组合规则在有机整体中的某种不变性关系的一般范畴。只有分析性概念才能刻画这种不变性关系。那么分析性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分析性概念描述分析性成分，一个分析成分指一种一般的特征，而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只是这个特征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值。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物体有一定的质量，但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种质量本身。一旦关于质量的分析成分得到明确的界定，就会发现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某些不取决于它们任何一组的值的一致方式。诸分析成分的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些一致方式将被认为是“分析规律”。而这种意义上的分析成分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变量是一种不仅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的特性。故而分析性成分可以观察而且可以测量，可用一个数量标尺来排列。分析性概念就是描述这些“值”之间的一系列固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13]。韦伯的理想类型只是与经验上的描述类型最为接近的一般概念类型，即假设为具体的行动或关系的类型，并不是由分析成分构成的一般性概念。故，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理想类型是工具，是科学理论的剩余物。
至少可从两方面反驳帕森斯关于韦伯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主张：
首先，帕森斯说分析性概念不同于理想类型，其理由是：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分析性概念则指称实在。为什么理想类型是虚构的呢？因为不存在与理想类型相应的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和过程；也无法验证理想类型构建的假说。显然，如此论证的基础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然而，如本文所述，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不是能作为工具主义的充分论据。因此，帕森斯的这条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帕森斯误解了溯因推理的前提预设。他说，溯因逻辑论证的图式所必需的那些成分和普遍规律是一般的概念或范畴。这些一般性概念和规律是可观察可测量的。这样的解读完全忽视了韦伯的诠释社会学纲领。诠释社会学试图超越主客二分的局限，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处理主观意义与客观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韦伯强调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相反，帕森斯认为理想类型并不能获得关于那些可观察测量的分析性成分的知识。这意味着，考察这样的分析性成分必须脱离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因此，帕森斯认为溯因推理的有效性基于似规律的分析性概念，这完全误解了或者无助于诠释社会学纲领。
（三）一种实在论的辩护：基于双重诠释学（double hermeneutic）重估韦伯的理想类型
那么，理想类型是不是剩余性范畴呢？这是帕森斯与韦伯产生分歧的地方，却是韦伯与诠释学传统共通的地方。以社会学为例，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动是由多数行动者互相考虑对方，因此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这里存在一个前理解的问题，行动者何以能互相考虑对方，并指向彼此联系的行动呢？那就是行动者对于行动的意义是理解的。行动的意义不但取决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还包含了行动者知道这么做的意义，知道这么做也就是知道这么做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语法规则，研究者要研究行动也必须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法规则。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两套概念系统。行动者自身有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的专业语言是另一套概念系统，研究者不但要在行动者的意义框架下理解其行动，而且要在日常语言与专业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他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这些意义框架。因此，不但要直观的理解，还需要诠释地理解。研究者之所以能在两种概念系统中转换，是因为他既在专业世界中又在日常世界中，由于社会科学建构专业概念系统的目的是重新解释日常行动的意义，因而成功的社会科学概念意味着被日常世界所吸收，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被行动者所使用。如吉登斯所言，这种连续的滑移（slippage）正是社会学的学科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连续的滑移使得社会学处于不断的概念创造和概念更新中。
在理想类型与实在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个观点上，现代诠释学关于概念的双重诠释学论断依然与韦伯是一致的：“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13]理想类型的建构就如学生学习语言一样，“疲惫不堪的三年级学生首先把一种语言设想为‘有机的’，即设想为一个由规范支配的超验的整体，但把科学的任务设想为发现应当——作为语言规则——生效的东西。”[14]理想类型构建的关于那些生效的东西构造的一个理想语言世界。因此，理想类型不是社会科学的剩余物，而是社会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
最后，理想类型有指称吗？按照上述双重诠释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伪问题。因为理想类型构造的虽然是一套理想的生活形式，但是成功的理想类型总是被日常世界所吸收，因而成功的理想类型构成我们的生活形式，它不是指称我们的日常世界，而是本身在构造日常世界。至此，我们基于科学实在论和双重诠释学反驳了对理想类型的工具主义解读，呈现了一种实在论解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Machlup, F. Ideal Types, Reality and Construction, in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Morgan, M.S. Economic Man as Model Man: Ideal Types, Idealization and Caricature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06(28):1-27.
〔3〕Aronovitch, H. Interpreting Weber’s Ideal-Types[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2(3):356-359.
〔4〕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M]. Finch, The Free Press,1949.93.
〔5〕〔13〕〔14〕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1，43，42.
〔6〕牛顿-史密斯.科学哲学指南[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359.
〔7〕张华夏.科学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6):2-3.
〔8〕Max Weber. essay on 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dith Graber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70.190.
社会类型论文篇6
一、对《江村经济》研究方法的认识
《江村经济》被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研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①，可见，《江村经济》所开创的社区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社区研究方法，最早由社会人类学家发明，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发表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堪称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早期人类学者为了研究他们所谓的“野蛮社会”，选择当地的一个小型社区作为工作地，采取参与观察的方法，深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般需要一年以上）。然后重回“文明社会”，用自己的语言将当地的文化予以描述，书写民族志。这种“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在当时是与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相结合的，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的主流。而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江村经济》，却打破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常规，不仅研究的是他自身所在的本土文化，而这种本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先进的文化。这种突破不仅为人类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为社区研究探索出了新的道路。人们将费孝通先生这种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行社区研究的新门道概括为“微型研究”。
1.微型研究方法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起点，也可以说是微型社区研究的一个样本。②在《附录：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写道：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少的社会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所以，微型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深处，特别是用普通研究方法难以深入的地方，比如对人际关系的分析、对思想活动的把握等，只有通过亲自与现实社会接触，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区研究，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③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而获得的。
费孝通先生这种从个别社区入手进而概括整个国情的方法也曾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以江村来说，它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型”。我这种思考，使我进一步摆脱了责难。我认为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收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型，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④《江村经济》中的 “开弦弓村”聚集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特点，让人能够从一个村庄中看到无数中国村庄的影子。那么对“开弦弓村”如此深入的观察研究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类型比较法
如果仅仅通过“开弦弓村”特点来概括整个中国农村的特点，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社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文世界，它除了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之外，还应当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等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叙述和分析。所以，《江村经济》虽然勾画出了土地利用和农户家庭中的再生产过程，但从整体而言，它还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特点。所以，为了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费孝通先生提出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以区别于通过数量上的增加而取得的总体认识。那么何为类型比较法？在后来的《云南三村•序》中，费孝通先生这样写道：“把相同的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⑤
所以，在费孝通先生整个学术旅程中，江村作为一个开端，就有了类型学上的意义：（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3）开弦弓村“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土运输的集镇系统”。⑥
后来，费孝通先生带领他的弟子们选定了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等不同的社区，与江村进行了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中国的社会及发展，所研究的问题都是中国各地各种社区所共同遭遇的现代化变迁的过程。
3.功能分析法
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还大量地体现出了功能论、系统论的思想。他把江村的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细致的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例如，他认为人创造出文化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如果要改变一种文化，那必定是新的文化对他更加有利；他还认为如果要对文化进行改变，就会引起其他社会方面的连锁变化，而一旦这种连锁反应开始，就会持续到新的系统产生为止；在文中，他还提到，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做的一些革新措施，诸如颁布新民法，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禁止传统历与高利贷、抵制封建迷信使用新的历法等等，都无法有效地执行，就是因为这些传统文化的存在是有它们的作用的，不是一般的法律制度能够改变的。以上种种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点。
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费孝通先生在继承了功能论、系统论思想的基础上，又对其做了突破，他摆脱了功能主义学派缺少对动态的社会变迁把握的缺陷，对处在暗潮汹涌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开弦弓村做了更深层次的考察。表面上，开弦弓村的村民有条不紊地生活着，社会各个子系统正常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村庄发生着质的变化，传统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家庭手工业破产，被迫转让土地所有权，为了生存成为雇佣劳动者，纺织工业的发展……家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就在这样的过程受到冲击并加以改变，而这也不正是传统中国农村变迁的道路吗？
二、《江村经济》研究方法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微型社区研究方法，对我们进行相对宏观的研究时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讨论到一些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或涉及宏观研究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开展。其实，费孝通先生“微型研究”的方法就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一条捷径。选取一个或几个熟悉的“典型”，对它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寻找出整个社会的共性，将结论推演到整个社会，这不正是让我们在探讨宏观问题的同时得以将其付诸实践的一种方法吗？与单纯的理论研究相比，微型社区研究更有说服力、更客观；与文献资料分析相比，研究者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可以有更加真实的认知；而与全面调查相比，微型社区研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结论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一举三得。但同时，这种微型研究方法也对研究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虽然在对自己熟悉地区进行调查时，有语言、获得对方信赖乃至前期准备工作上的优势，但它要求研究者必须拥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眼光，能够在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基础上保持客观的公正性并毫无隐晦地揭示出问题的所在。最为困难的还在于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无法保证所在地居民免受观察者自身的影响。微观研究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这一要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显而易见。此外，再典型的个别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体，因此我们在进行此类研究，尤其是从个体推演整体时应当慎而又慎，要注意到其中的差别。
注释：
①④⑥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01.
②⑤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社会调查自白(第10卷) [M] .群言出版
社.1999.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01.
[2]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社会调查自白(第10卷) [M] .群言出版
社.1999.
[4]丁元竹.农村社区研究：由类型比较到模式比较 [J] .农村经
济与社会.1994.2
[5]乔凯.费孝通农村社区研究方法探析[J].黄山学院学报
2006.2
[6]韩蕾蕾.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
社会类型论文篇7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萨罗夫、托尔斯托夫等提出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通过对民族生存居住环境的分析，参考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民族文化的趋同比对和趋异比对。此理论的基本定义是：“居住在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经济文化类型是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综合体；第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超地区的特征；第三，每个类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取决于该类型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方向；第四，经济文化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含产生更替或进化现象；第五，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均有各自的历史年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萨罗夫与我国著名民族学者林耀华共同撰写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则是将该理论具体应用于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此后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经济文化类型概念，并对其内容和应用方法进行了扩展和规范。中国学者给经济文化类型定义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在我国，分布最广、最主要的类型是农耕型经济文化类型组。
下面，笔者将以我国四川省竹海镇为例来探讨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与变化。
二、竹海镇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变化
1.竹海镇的生态基础
竹海镇位于四川省长宁县境中部，东起蜀南竹海，西至井江、铜锣乡界，南与龙头镇毗邻，北与长宁镇接壤。其总人口为2.65万人，面积6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285亩。该镇地势南高北低，大多为浅丘地，四面山形环绕；育江河贯穿全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宜水稻和喜热果树等作物地生长。该地区的蜀南竹海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竹资源，可谓是竹的海洋，7万余亩翠竹覆盖了27条峻岭、500多座峰峦。这里生长着15属58种竹子，除盛产常见的楠竹、水竹、慈竹外，还有紫竹、罗汉竹、人面竹、鸳鸯竹等珍稀竹种。在茫茫的竹海中，还零星地生长着桫椤、兰花、楠木、蕨树等珍稀植物；栖息着竹鼠、竹蛙、箐鸡、琴蛙、竹叶青等竹海特有的动物；林中除了产竹笋，还有许多名贵的菌类：竹荪、猴头菇、灵芝、山塔菌等。据统计，竹海所产的中草药不下200种，堪称一个天然的大药园。
2.竹海镇居民的生计方式
由于竹海镇的地理位置、水文条件和气候因素等原因，该地区形成了以平原集约农耕型为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调查结果显示，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以汉族为主，有少数苗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定居于此。竹海镇居民以种植水稻、果树等农业活动为生。由于该地区有丰富的竹资源，该地区形成了以采集竹笋、竹荪等特色植物为辅的农业活动。
随着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该地区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多，外出打工者多为16―50周岁的男性，留守在竹海镇继续从事农业活动的多为妇女以及50周岁以上的男性。此时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竹海镇与我国著名风景区蜀南竹海毗邻，自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来，蜀南竹海以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旅游业的兴起使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竹海镇居民开始以旅游服务业为主要职业，为来此旅游的游客提供住宿、特色小吃及当地特色产品的销售。笔者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当前所从事旅游职业的调查，调查居民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62.1％和37.9％，其原因与部分男性外出打工有关；被调查者中大部分是33到48岁的中年人，占总数的38.2％；受教育程度半数以上为初中水平，占59.1％； 超过半数的人全职从事旅游工作，所占比例为52.3％；大多数人喜欢从事旅游工作，比例占到69.7％。由此调查结果可见，该地区居民已经从传统的以种植农业为主的农业活动转为了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商业活动。
3.竹海镇居民的意识形态
该地区居民在改变其职业的同时，对待旅游服务这一行业也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旅游服务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是过去种植农作物收入的数倍，该地区居民多年来依靠旅游的饭碗致富起来，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这一行业中来。自四川省第四届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借助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春风，蜀南竹海景区的基础设施改造焕然一新，不仅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也给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这就更加坚定了居民对旅游服务这一行业的肯定与坚持。该地区居民已经从从前“要致富，多种树”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变成了“旅游致富”的新观念。此时，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已经占其全年收入的90%以上，这个数据表示，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成了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新结构。
三、我国传统经济文化类型正在悄然改变
竹海镇的经济结构类型的变化预示着传统的平原集约农耕型经济文化类型已逐渐转变为旅游―农耕复合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该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也表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正在从原生态型逐渐转变为市场型。
经济文化类型包含的生态基础、生计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形式及各类典章制度等几个重要因素，在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改变。以竹海镇为例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在我国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工业和第三产业也正快速发展起来，这就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谋生手段逐渐被其他行业所代替。人们谋生手段的改变也就导致了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整个意识形态的改变。当经济文化类型的几个重要因素发生改变后，我们就需要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重新作出定义和判断，以适应对该地区的居民与社区的研究与了解。
参考文献：
社会类型论文篇8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们正面临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挑战，这些挑战说到底最大的是人才的竞争、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也就是学习力的竞争。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力度，不断激发全民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进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建设学习型社会必须紧密结合全面达小康的实际
我县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需要，广泛开展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加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力地推动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以分类培训为重点，不断提高学习效果。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干部群众的学习需要，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以“建学习型机关，创服务型政府”、“建学习型礼区，做文明市民”、“建学习型村镇，做新型农民”和“建学习型企业，做知识型员工”等为内容的学习培训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干部教育上，以基层党委中心组学习为龙头，加强领导干部集体学习：以“形势报告会”、“周末课堂”为形式，组织副局级以上干部学习“政治理论、经济管理、招商引资、政府新闻学”等各类知识；以县委党校为阵地，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中、长期的半脱产函授培训，通过这些措施，完善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拓宽他们的眼界，增强他们的领导能力。在市民学习上，通过“百姓论坛”、“百姓学堂”、“百姓文化”、“百姓体育”、“百姓健康”等系列活动，对市民进行理论、政策、健康、文明知识的教育，使市民在交流讨论中增强学习意识，在参与活动中提高学习兴趣。在农民培训上，通过基层党校、农村青年科技学校、成人教育中心等阵地，对农村党员、青年进行养殖、种植、市场经济、经营管理等知识教育。增强他们的致富能力；通过实施“双培”(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干部)工程，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冬训、支部党课、电化教育等强化农村党员教育，发挥党员在学习型村镇创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六下乡”(理论、政策、法律、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活动，让专家面对面和农民进行交流，在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中培养农民的学习兴趣。
以学习活动为重点，不断营造学习氛围。从2002年起，我县连续开展了以“学习，让高淳充满活力”、“学习，让生活更和谐”等每年一个学习主题的六届学习节、学习月活动，学习月活动突出了学习型家庭创建。特别是结合“五星文明户”和“平安家庭”的创评活动，以“女性素质工程”、“家庭教育工程”、“家庭上网工程”和“家庭文明工程”四大工程为活动载体，树立了一批学习型家庭的先进典型，通过逐步培养家庭成员的学习兴趣，促进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家庭美德、和谐的家庭关系的养成。目前，我县139个行政村有85％的农村家庭参加了“五星文明户”的评比，其中五星户达到455户，四星户达8039户。每年学习月的下旬，我们还结合一年一度的“螃蟹节”，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体验活动。2002年至2007年，组织开展了书画作品交流展、廉政文化书画展、“保护母亲湖”摄影展、《高淳治水图》展览等48次各类书画展活动，举办了首届高淳才‘艺大赛、唱响高淳女声电视歌手大奖赛、中国螃蟹技能大赛、企业职工技能竞赛等各类比赛，使人们在参与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以典型示范为重点，不断推广‘学习经验。在创建活动中，我们坚持每年确定一个创建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动创建的全面展开。县供电公司 、人民医院、红宝丽公司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做法，被南京建设学习型城市网站作为典型经验予以推广。2002年，我们推出了红宝丽公司建没学习型企业的典型，该公司提出了“问题管理”的创新理论，获同家级现代企业创新管理一等奖。2003年，推出县人民医院作为创建学习型医院的典型，该院通过开展创建活动，开发新技术项目50余项，荣获南京市“白求恩杯”竞赛区县组第一名，被江苏省卫生厅确定为南京市二级医院中唯一的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试点单位。2004年，推出县供电公司作为学习型企业先进典型，该公司开展“学习愿景”等创建活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探索・推进》一书，获得了市供电公司建设学习型企业工作创新一等奖。
深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全面达小康积蓄新动力
根据十七大的新要求，我们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四个方面力求突破，为全面达小康积蓄新动力。
在提高学习力上求突破。一是倡导新的学习理念。广泛开展以“学习，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群众性大讨论活动，引导广大十部群众在思考和讨论中，进一步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新理念。通过“空中课堂”、“网上教室”、“电视讲座”等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专题辅导，向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宣讲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本知识并推广新的学习理念。二是
培育学习力。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基层党校为主阵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抓好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以礼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抓好农民素质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致富本领：以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评比活动等为载体。抓好群众基本素质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意识和文化素质。三是营造学习的社会氛围。新闻媒体精心策划，《南京高淳网》设置专版，及时更新学习创建的动态，充分发挥各种：在传工具的作用，积极推广各类创建经验，努力营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浓厚氛围。
在创新工作形式上求突破，结合工作实际，精心设计。突出特色，着力创新学习载体。一是举办讲座。根据实际需求，在镇(街道)、部门等举办政治理论、社会实用知识、公益性知识讲座百场，培养基层干部群众的学习兴趣。二是举办竞赛。各系统、单位举办科普知识、法律知识、文化艺术、焊工等各类比赛百场，针对各类行业、单位的不同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学习竞赛活动。三是举办文化体验活动。充分挖掘高淳老街、游子山、玉泉寺等的文化内涵。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开展民俗文化、陶瓷文化等各类文化参与体验活动，在文化体验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教育活动。四是继续办好“百姓论坛”、“百姓学堂”、“百姓文化”、“百姓体育”、“百姓健康”等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五是广泛开展“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提高农民文明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六是办好一年一次的学习月、学习节活动，开展“好书大家读”、“读书征文”等一系列读书活动；办好各类书画摄影展，培养群众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社会类型论文篇9
一、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及其分析限度
（一）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内容与意义
文化冲突理论较早地受到了犯罪学家的青睐，尤其是美国学者塞林创立了解释移民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1939年，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移民犯罪的发生原因，并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塞林主张，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社会中必然存在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因而，文化冲突易造成个人行为规范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过实证调查，塞林认为：“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这些文化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第二，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第三，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1](P129－136)
塞林结合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美国移民犯罪的现状，解释为什么移民更容易实施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他认为移民犯罪常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第一，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第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第三，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P151)塞林的研究一方面将文化冲突与犯罪问题联系起来，意味着犯罪的发生也受文化冲突的支配，标志着文化学的文化冲突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可在犯罪学中获得新的阐释，并为今后的犯罪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塞林将文化冲突论与当时美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相融合，使文化冲突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地解释能力，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对当今的犯罪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说，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在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具有开拓先河的学术地位，从此学界对犯罪的文化分析不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泛泛之谈，开始注重对文化学基本理论与智识思想的汲取，开始注重对特定社会场景、结构和情势变更的体察与反思。
（二）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应该说，任何一种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适用空间和效力范围，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理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尽管具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从社会背景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转型与犯罪现状基础之上的，该理论适用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但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当时美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均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变迁和犯罪浪潮冲击，但由于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犯罪情势、综合原因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差异。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教伦理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矛盾；而中国当代文化冲突则包容了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计划经济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等多元文化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移民犯罪，但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犯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从犯罪类型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主要是针对美国移民犯罪而衍生出的理论模式，所以，该理论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尽管移民犯罪比较严重，但这也仅是诸多犯罪类型中的一种。塞林的理论对移民犯罪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对犯罪、青少年犯罪、白领犯罪以及大量个别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如人身和财产型犯罪）的研究恐怕就难以胜任了。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为了开展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研究，我们需要汲取塞林理论的精华，注重文化规范对犯罪产生的影响，沿着塞林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但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塞林理论的分析限度，立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状，将塞林的理论中国化，从而逐渐发展出关照中国犯罪问题的文化冲突理论。
二、文化冲突论：中国化的场景与视角
有关中国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形成，需特别考察两个前提：其一，是对当代中国犯罪发生的基本社会场景进行分析；其二，是为文化冲突论选取适当的研究视角，毕竟“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2](P414)。这样研究场景和研究视角共同构成了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思维起点和知识基础。
（一）中国场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文化冲突发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时期，社会剧变孕育了它。对犯罪之文化冲突论形成背景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
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3]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先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社会转型是一个既熟悉又复杂的范畴，它能够导致社会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社会转型与社会常规时期相对应，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中断；社会转型也是人们实践活动方式的根本改变；社会转型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转型更是文化模式的变迁。”[4](P21－25)
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言：“现代化所伴随的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5](P37)中国的现代化也存在错位现象，即传统文化因素瓦解速度很快，而现代文化形成的速度则相对迟缓，社会易形成各种制度真空和价值规范真空。
同时，从社会结构上看，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逐渐嬗变为多元性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发育，市民社会不断成熟，横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社会分层中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不同阶层间的诉求出现冲突、利益形成对立。这样中国社会逐渐嬗变为由不同亚群体和社会阶层组成的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亚群体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主张，不同阶层、亚群体之间逐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就蕴涵在由追求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构成的当代中国场景中。可以说，离开这一中国场景，对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分析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总而言之，在这种中国场景中，日渐多元的社会酝酿了大量的矛盾和混乱。这些混乱与矛盾在文化上造成了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催生了各种犯罪亚文化，形成了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中国场景决定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是我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
（二）研究视角：文化的规范性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6](P19)文化具有规范性，能够影响、制约个人的人格和行为，文化规范性是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中国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将文化的特征分为四种，即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他认为：“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该种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与文化的其他特征相比，规范特征常为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核心差别乃规范特征的不同。”[7](P59)受殷海光先生上述论证的启发，本文归纳与提炼出文化的规范性作为研讨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研究视角。
文化规范性是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规范性广泛存在于各种主文化、亚文化甚至是犯罪亚文化中。从根本上看，文化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规范，文化的规范性发挥作用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这种社会控制拥有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文化规范性出发，不同文化间存在冲突的根源在于：每一种特定文化均对特定群体具有规范性，规范性要求人和社会遵从特定文化所要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在转型的多元社会中，一方面，传统的主文化从总体上已开始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逐渐失去效力、走向瓦解；但传统主文化的某些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依然存在，并发挥指导生活、规范行为的部分效力。而新的主文化仍然在形成之中，新的主文化中的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并未确立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转型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地受新旧两种文化的规范、影响与控制，人们突然发现自身不知所措，社会出现了主文化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不同亚群体受不同亚文化的影响，犯罪亚群体受亚文化极端表现形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同时本身并不确定和稳固的主文化还要普遍地指引人们的行为，这样，在特定群体中出现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冲突的实质是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从文化规范性的视角来看，文化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化冲突：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检讨和反思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及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8](P211)。将国外文化冲突理论中国化，就符合中国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并有助于构筑专属于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文化冲突论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主文化的文化危机
文化冲突始于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是文化冲突的第一个环节。所谓文化危机，是指文化遇到巨大的挑战，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主体的文化认同发生动摇，致使现有的文化不再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引发人们对该文化的怀疑。[4](P125)在一般意义上，一个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指该社会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当代中国的主文化是国家和主流社会所信奉的一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复合、多元、变动的体系。因此，想准确界定其本质含义颇为困难，本文仅指出它包含的大致内容。我国主文化包括现行的主文化和曾经的主文化。现行的主文化包括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的主文化是指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所形成的文化。①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代价就是主文化面临深刻危机，我国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形成与完善阶段；而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对个人和社会发挥着现实的影响。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该种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高度政治化、道德化。习惯于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看问题，搞泛政治化。二是价值主体的单一化和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国家是全社会计划的决策者和代表者，是社会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体。”[9]而体现上述文化特征的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还时有发生，这个曾经的主文化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完善之中，传统文化快速瓦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文化未得到彻底清除，所以中国现行的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
其次，由于现行主文化尚未完全成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不断减弱，个人与社会对主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在降低。
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十分广泛的情况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发性，决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除在经济、科技领域需要向西方学习外，在思想和理念方面我国也仍需借鉴其有益成果，如法治精神就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舶来品。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必须在政治等领域保留自身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糟粕须值得我们警惕。在社会转型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因素全面涌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对我国本土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我国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势必影响、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激进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的不合理因素对我国构成了污染和侵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也对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挤压之势。于是，我国现行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遭到削弱，个人和社会对主文化的认同感受到影响。
最后，由于社会转型期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在文化层面出现了主文化的真空与文化认同的混乱。
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功利地抛弃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全面退却。传统文化的瓦解速度是空前的，而与传统文化过于迅速的瓦解相比，其他主文化的成熟不能一蹴而就，这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样，在主文化中制约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出现了真空地带。主文化的真空意味着在文化认同上混乱的出现。各种西方文化、封建文化、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文化迅速占据了主文化遗留下的真空地带，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混乱。于是，人们要么漠视各种规范、要么在生活压力下止步不前；人们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但更有可能接受不良文化的指导，实施社会越轨行为。文化认同混乱的出现看似是由于道德失控与教化不力造成的，但实际上源于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更源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开展。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为诸多阶层，贫富分化凸现出来，转型的不平衡导致现代化大多停留于城市之中，并形成现代化的孤岛，城乡间差距由此拉大。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致使社会趋于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出现断裂，致使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城市与农村分享迥然有别的生存方式，并加剧了主文化的危机。
（二）犯罪亚文化的滋生
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化的拥有者和创造者。犯罪亚文化是犯罪亚群体所拥有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犯罪亚文化影响特定犯罪亚群体，对犯罪亚群体的分析有助于透视犯罪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犯罪亚文化构成了犯罪滋生的温床。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的嬗变将导致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嬗变；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一旦形成又对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产生影响和制约。
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国已由计划经济变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僵化的社会结构发展为流动性与活力较强的社会结构，由封闭的社会变化为开明、开放的社会，由同质性超强的一元社会发展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多元、多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广泛形成，并开始发挥着指引内部成员的作用；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开始逐步收缩，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由、自治成为趋势。于是，萌发、孕育亚文化的社会条件成熟了。一时间亚文化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企业亚文化、大学生群体的校园亚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官员群体的官场亚文化、商业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民族民俗亚文化、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亚文化等。
犯罪亚文化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改革开放以来，犯罪亚群体拥有的犯罪亚文化开始在我国滋生与蔓延。具体说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犯罪亚文化与亚文化一样均来源于主文化，它们并不是与主文化完全隔绝的孤立部分，犯罪亚文化至少包含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如同树叶、树枝和树干的关系一样，只有树干的光秃秃的树木缺乏生机和活力，树木需要树叶和树枝的点缀；但任何树枝和树叶都源于树干、离不开树干所运送养料的支撑；同时，树枝和树叶也不能过分旁溢斜出、妨碍树木整体的健康发展，对影响树木整体成长的树枝和树叶，只能对其施以合理的修剪。因此，我国犯罪亚文化是随社会转型从主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和余脉。虽然犯罪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但犯罪亚文化也不是反对主文化的每一方面，而仅反对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部分规范。如在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中，青少年人可能会反对主文化所认可的权威（如家长、老师），反对主流教育方式对自身束缚；但他们决不会全盘否定主流社会的一切，他们不会反感对财富与成功的追求，尽管他们可能采取犯罪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其实他们更渴望通过努力获得主流社会认可。
其次，与主文化不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通行于各个社会阶层和亚群体中；与一般意义的亚文化不同，犯罪亚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于其拥有不良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包含某些意识。
与主文化广泛流通于主流社会相比，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在特定群体内适用，这是构成特定亚群体的显著标志。犯罪亚文化专属于犯罪亚群体和潜在犯罪人，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犯罪亚群体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犯罪组织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包括一般的犯罪团伙和违法人群（群体、吸毒群体），还包括非组织性的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如农民工犯罪中的农民工），等等。
犯罪亚文化为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在意识基础上缔结成的身份认同。作为犯罪亚群体的精神基础，意识“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而暴露和宣泄的根本对立于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综合体，主要包括悖逆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文化的病态抗拒心理和犯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三要素。”[10](P240－241)作为犯罪人之犯罪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识能对犯罪亚文化成员的行为方式、身份认同、人格与思想产生影响，能催生犯罪的发生与蔓延。在意识推动下，犯罪亚群体成员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一致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语言符号系统和亚群体专有的禁忌和仪式。这些犯罪亚文化因素构成了犯罪亚群体成员区分我们与你们、我们与政府的根本标准，是犯罪亚群体成员的身份标志，并促成了犯罪亚群体内部的稳定和身份认同。因此，犯罪亚文化能以意识整合犯罪亚群体，影响内部成员的人格、思想和行为，促使群体成员遵循犯罪亚文化而实施犯罪。
最后，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为犯罪亚文化的沉渣泛起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则为犯罪亚群体的滋生提供了现实条件。
犯罪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极端的亚文化形态，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在特定区域、群体中，犯罪亚文化的兴起往往意味着主文化的失效或部分失效；主文化在法律、道德、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充分体现和渗透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对犯罪行为的控制。主文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规范层面的真空、混乱，这为犯罪亚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封建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享乐文化、官本位文化等各种影响犯罪发生的不良文化因素，囿于上述不良文化因素的影响，犯罪亚文化的形成条件由此成熟。同时，社会分层、分化导致与主流社会相对应的亚群体陆续出现，主流社会信奉主文化，亚群体往往信奉亚文化甚至犯罪亚文化。信奉犯罪亚文化的群体主要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各种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构成的社会底层群体等社会群体组成。各种犯罪亚群体是犯罪亚文化的现实载体。
（三）文化冲突的本质
在中国场景中，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因此，犯罪是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文化冲突的产物。这种文化冲突的本质属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具有附随效应，该种文化冲突附随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并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文化冲突是文化学中的文化冲突，即人类社会宏观层面新旧文化模式的更替，在我国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催生了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在犯罪学中，文化冲突嬗变为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继承了文化学文化冲突的普遍性、持续性、内在性、间接性、客观性、全面性等特性。所以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称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不能脱离一般意义文化冲突的影响，而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是基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对抗和矛盾；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强调通过文化转型使新的文化模式获得完善和成熟，进而催生社会的主文化，而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重视对主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关注文化对人和社会的规范作用，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注重犯罪亚文化和主文化对个人、社会的规范。故此，没有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就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也就没有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犯罪学的文化冲突是人类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在犯罪学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一种附随产品。
其次，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
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还表现为主流社会和犯罪亚群体的矛盾；但在根本上，持主文化的主流社会和持犯罪亚文化的犯罪亚群体的矛盾和对立还是关于人之思想和行为的冲突。
最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由综合因素促成，在特定阶段人类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人类理性的态度是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和完善日常性社会治理的前提下，维护主文化的权威和稳定。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代价，只要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等因素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冲突就会长期影响犯罪问题。囿于冲突的长期性，文化冲突是无法通过人为手段加以消灭的。对待文化冲突的策略主要应放到对其的合理控制上来。其实，犯罪亚文化的存在也并不仅意味着混乱和威胁，亚文化存在的本身就是主文化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标志，主文化的长期稳定易形成僵化、迟滞的局面，所以主文化在应对犯罪亚文化冲击的过程中，需不断反省自身、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与犯罪亚文化的互动中求得发展与创新。
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既是相对的又是互动的，没有亚文化就不存在所谓的主文化，没有主文化也无法界定犯罪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完善，某种犯罪亚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会随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瓦解而自然地减弱和瓦解。但犯罪亚文化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因为造成犯罪亚文化的深层社会因素在某种犯罪亚文化源泉干涸的同时，马上又开辟了新的源泉和新的犯罪亚文化。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就是犯罪亚文化以及文化冲突存在的深层社会因素。为维护主文化及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日常性治理措施和策略合理地控制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将犯罪亚文化和文化冲突作为我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在日常性治理、法律制度及社会控制的框架下应对文化冲突。
四、余论：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与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存在特定理论限度一样，本文所论述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也同样存在分析限度。只有明确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才能有的放矢的应用该理论研讨犯罪问题，发挥该理论的最大效益。
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属于针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场景而发展出的理论模式，该理论主要研讨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故此，在社会类型上，该理论适宜分析主文化与亚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转型社会的犯罪状况，如当代中国社会；但对分析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的犯罪状况却明显不适宜，如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犯罪问题就缺乏解释力。在犯罪类型上，该理论对分析处于各种犯罪亚文化影响下的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是适宜的，如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农民工犯罪、职务犯罪、白领犯罪等；但对较少或不受亚文化影响的群体或个体所实施的犯罪显然是不适宜的，如偶发性犯罪、激情性犯罪、精神病人犯罪等。在犯罪学体系中，文化冲突属于犯罪原因范畴，是犯罪综合性原因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冲突出发，有助于解释、分析特定类型犯罪的形成原因。根据社会类型、犯罪类型和学术体系方面的限定，本文所强调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主要适用于分析转型社会中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特定类型犯罪，并侧重于对上述类型犯罪进行原因性探究。
总之，在中国场景中，影响犯罪的文化冲突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与矛盾。文化的规范性能扩展为犯罪亚文化的规范性和主文化的规范性，引申为对具体犯罪的规范性和对具体犯罪人、潜在犯罪人的规范性。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蕴涵在不同文化以其规范性影响和制约个人、群体并相互竞争和互动的过程中。这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能够合理地呼应中国当代主流社会与各种亚群体并立的社会结构，能够揭示影响中国犯罪状况和犯罪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而形成一种分析中国犯罪问题的有力工具。
注释：
①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文化的精华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这均属于主文化。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文化作为存在了三十几年的文化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作为一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保持其稳定性和惯性，消除计划经济文化的不良影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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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型论文篇10
1 引言
知识创新空间理论，简称创新空间(CreativeSpace，cs)，是日本学者Nakamori和波兰学者Wierzbicki最近共同提出的一个有关知识和科技创新活动的综合性全新理论模型。Wierzbicki和Nakamofi等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这一现状出发，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着重吸收20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的人本主义的哲学知识论思想，并系统汇聚近20年来在管理科学、系统科学领域产生的有关组织知识创新及管理的实践性理论，据此提出了有关知识、技术创新活动的创新空间理论。创新空间既是一个理论性、综合性的模型，也是一个框架性和发展中的模型。理论性和综合性是说这一模型吸收了广泛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框架性表明这是一个建构中、发展中的理论系统，还需要不断补充、细化和完善。建构者自己称这一理论为元模型，同样是说这一模型的理论性和抽象性。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正处在继续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时刻，正在建立创新型国家，因此有必要在创新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的创新，都需要创建新的知识、更新既有知识。
2 创新空间理论的产生背景分析
哲学中的经典知识论虽然以知识的各种问题为研究对象，但一般总是以知识的确证、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变革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对知识的创新过程则很少关注。近20年来，围绕知识管理、知识型企业的研究，在管理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有关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其中以日本学者Nonaka等提出的SECI螺旋理论为代表。但是，SE－CI有关隐性知识的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而且知识创新的螺旋过程还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与SECI同一时期产生的其他许多知识创新理论发现了更多的知识转化关系，所以，SECI理论非常需要泛化，需要与其他相类似的多种理论进行整合。
此外，20世纪下半期，现代西方哲学、人文学术以至科学都对人类的直觉认知(包括情感认知)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人类的认知中直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传统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过于笼统，不能够很好阐释信息时代知识发展的问题。直觉同理性有区别，但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准理性(a-rational)，因此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需要有一个中间的第三层次，即直觉。
总之，创新空间理论是在知识时代的发展需要、有关知识创新活动的知识理论强劲发展并急需全面整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3 创新空间理论主要内容与特点
3.1 创新空间理论主要内容
创新空间理论的表达模型是一个3×3的矩阵，分为“认知”和“社会”两个基本维度。认知维度分为情感、直觉和理性三个层次；社会维度分为个体、群组和人类三个层次。两个维度相互组合，形成了模型中的9个节点及16种节点关系(见图1)。节点代表知识类型或认知状态，节点关系代表不同类型知识间的转换或特定的认知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创新空间的3×3矩阵，可以对比SECI的2×2矩阵(见图2)来加以理解。SECI理论的两个维度将组织知识分为四个类别，即个体隐性知识、群组隐性知识、群组显性知识和个体显性知识，四种知识状态依次经过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和内化四个转换过程形成一个整体的螺旋过程。多次这样的螺旋循环上升，正是组织知识创新和累积的过程。
创新空间模型中的理性知识大体相当于SECI模型中的显性知识，直觉和情感知识总体相当于SECI模型中的隐性知识。但情感中的显性层面，如艺术、文学以及数字化时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影视，属于显性知识，而情感中的本能部分则属于隐性知识。
创新空间模型蕴含多个既有的知识创新模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创新空间右下角由个体直觉、个体理性、群组理性、群组直觉四要素组成的SECI模型及代表了同一个模型西方版本的OPEC模型(见图3)。OPEC同样包含了相当于创新空间中右下角的四个要素，但所使用的名称不同，特别是它的转换方向与SECI中的转换方向相反。
另一个被包含在3×3矩阵中的模型是左上角由群组直觉、直觉遗产、情感遗产、群组情感四个要素构成的Motycka的ARME螺旋模型(见图4)，这一模型解释的是革命性的知识创新过程。以玻尔的量子删论发明过程为例，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常常源于重大的科学危机，科学家在直觉遗产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时，会运用荣格所阐述的集体无意识，“回归”到人类情感遗产中去找寻答案。其找寻结果影响到群组的情感，这种影响过程或称转换过程，被称为“神话化”。人类的神话及其中所蕴含的直觉以十分模糊的形式影响着群组的情感状态，其后，“移情作用”将这些情感知识转换为群组直觉，群组通过类比及隐喻，即“抽象”的过程，将群组直觉转换为人类直觉遗产。
其他知识创新过程还包括创作和出版。创作即个体生产的艺术作品，如歌曲、音乐、绘画、电影、小说等，成为人类的情感遗产；出版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即人类理性遗产转换为个体的理性知识。
Wierzbicki在创新空间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EDIS模型(见图5)，表达学术机构的常规创新过程。同样使用了创新空间右下角的四个要素，所用名称也相同，但采用了不同的转换名称，而转换方向与OPEC的转换方向相同。常规学术创新以个人的顿悟(enlightenment)为起点，顿悟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体要将由深层直觉或情感驱动产生的模糊的概念或想法表达出来，这正是新知识产生的过程。经过与群组的辩论，进一步得到确证或补充。在辩论的过程中，群组成员对新的概念或想法达成了共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辩论及不断反思的过程中，群组中的个体成员均获得了潜意识的、直觉的结论(这一观点符合认知心理学对人类“双重加工系统”的研究结论)，这个过程称为沉浸(immersion)。当然个体成员最终会有所选择地接受这些隐性知识，将其纳入自身的知识结构中。
3.2 创新空间理论主要特点
创新空间理论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将直觉概念引入进来。对于直觉在知识创新中的认识，可以追溯到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如爱因斯坦、海因伯格、玻尔、波普、波兰尼等，这些学者均认为创造能力是非理性的、直觉的、本能的、潜意识的。然而西方哲学中的主流观点不承认创新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认为
科学是由经验、归纳和逻辑发展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哲学的泛自然科学化和泛社会化，对非理性特别是直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研究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记忆是一个双重加工系统，即显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加工系统，直觉思维在潜意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人类理性知识是以语言形式表达和承载的，而人类语言是一种近似的编码方式，包含着多义和歧义，因而只能够近似描述客观实在。人类毕竟是进化而成的高级的生物品种，仍然保留着与动物特别是高级动物共有的基于本能和感知的直观的(主要是视觉的)、整体的认识和思维，这就是直觉的思维。因此直觉是人类下意识的(包括无意识以及泛意识)、整体的、前言语的想象能力，是处理感觉信号和记忆中直观内容的过程，是人类进化中保留下来的人类言语产生前的思维能力。
那么什么是直觉知识呢?人类的时空观念就属于直觉知识；一个幼童在摆弄积木时就在靠直觉学习空间关系，而这种空间关系的直觉是该幼童未来数学直觉的基础，并因在学校学习数学而得以加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中观的，对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关系一般来说个人是无法亲知的，但是正是这种中观的感知使人类能够对时空有很强的直觉理解能力。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或知识、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或知识，也属于直觉知识范围。这种直觉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学校教育中通过语言的训练、形式逻辑的学习而得到加强。可以说，包括空间、时间、语言、逻辑在内的直觉认知能力是人类重要的认知能力。
创新空间理论另一个特点在于将“人类遗产”这一新的范畴作为创新的组成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对知识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SECI模型没有考虑的部分。人类理性遗产包括人类的所有经验和理性思维成果，或者说最广义的科学知识，即自然科学和技术、人文学术和各类社会科学，相当于波普的“第三世界”中的理性部分。用数字化技术对这类遗产所进行的数字整合，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理解利用这部分遗产的方式，改变了教育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知识创新的过程。人类情感遗产，相当于波普“第三世界”中的情感部分，包括人类的各类艺术遗产，如音乐、绘画、文学，尤其是现代影视艺术，为跨代学习、继承人类情感遗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人类情感遗产部分是显性知识，但同隐性知识紧密联系，促进着人类的无意识的感知能力，影响着人类的信仰、价值观等情感因素，在知识创新活动中有着重要作用。波兰学者Motycka在论述科学危机或科学范式革命时期科学家的创新行为时，强调了人类情感遗产的作用。总之，情感在创新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艺术的熏陶、文化的氛围会影响人类创新的活动。
创新空间理论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对多种知识创新模型的综合及衍生。创新空间中3×3个节点所表达的要素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或者说构成了这一模型的本体，而各要素之间的转换关系则表达了多种多样的创新过程。由于其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可以将其称为元模型，即由其可以衍生出多个具体情境下的创新模型，如上文提到的EDIS模型。
综上所述，创新空间确实汇聚了多种创新模型的内容，也表明知识创新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过程，而且是多样化的过程。这也说明创新空间一方面为知识创新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研究框架，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创新过程的元模型；另一方面也表明创新空间的潜在应用是广泛的。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难以就全部转换关系给予阐述，但理解了直觉、情感及人类遗产的概念，相信不难对其他转换关系进行理解和分析。
4 创新空间模型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创新空间理论是近年来有关知识创新过程的最全面、最系统的理论论述，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或参考价值。下面，仅对这一模型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初步的分析。
・创新空间理论在广泛吸收东、西方哲学思想(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知识论思想)的基础上，着重汇聚集成了近20多年来由于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众多知识创新理论。因此，该理论模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广泛的经验依据，其集成性和元模型的特点决定了该理论的普遍适用的潜在力量。
・创新空间理论在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上都以三分法代替二分法，打破了哲学认识论传统上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简单划分，在创新的社会层次上添加了人类整体这个新的层次，着重阐释人类直觉能力和人类遗产影响这两个新的要素对创新过程的巨大作用，这是该理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具体所在。
・创新空间理论首次区分了企业型组织的知识创新与学术性机构的知识创新。SECI模型适合于企业组织的创新，而创新空间理论提出的EDIS模型则代表了典型的学术创新模式。企业型组织知识创新以群体为主，外化过程――即群体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产生出新的概念或创意，而学术性知识创新是以个人为主，新知识的产生来源于个人的顿悟，即个体隐性知识向理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而群体的作用是确证或扩展。
・创新空间理论以及众多知识创新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这些理论都发现了人类创新过程是循环上升的螺旋形过程，而创新空间作为一个集成的理论模型，更是发现知识创新过程具有多样化、复杂性特征，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创新螺旋模型，而且现实中的创新过程往往是多种螺旋过程交互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螺旋循环过程。
作为一个初创的理论，创新空间理论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例如该模型中的人类知识类型及其相互转化的有关概念和术语，即有关模型节点和节点关系的名称过于抽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理论的更好的理解和应用。不过，概念和概念关系的不断澄清，正是研究工作尤其是理论研究工作的本质过程。创新空间理论目前也正在经历不断丰富、完善的自我改进过程。
5 结语
社会类型论文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社会类型论文篇12
一、现代化理论简述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后十几年间该理论一直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二战之后，全球面临经济复苏与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参照。直到后来的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批判之后，才开始逐渐衰落。
现代化理论源自于早期西方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对社会发展的观点。孔德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虚无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推测、哲学的思辨）和实证（确实存在的能验证真伪）阶段。他认为人类社会思想的演变决定社会的演变，发展的动力是精神文化的进步。赫伯特•斯宾塞在其论著中论述了社会进化的理论，并且提出了“进化”这个术语，认为社会进化是由同质到异质，结构和功能上由简单的有机体到复杂的的过程。
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发展道路应当遵循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将此视为唯一的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经济的增长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现代化”一词既被视为社会进化阶段的一种状态，又成为未达到这种状态国家的发展目标。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西方化的发展道路相关议题展开的。
在西方社会对于现代化的解读中，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城市化、理性化。工业化代表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经济的增长。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将现代化视为西化、资本主义化，认为社会的变迁根源上是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变迁的历史阶段是从原始经由过渡期走向现代，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步入现代社会，它表现为社会分层结构、政治结构的合法化，市场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建立完善等。
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回顾西方社会学思想史，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视为两种社会类型的方法早已有之。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其著作《公社与社会》一书中，将社会类型划分为公社与社会，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他认为礼俗社会在意志类型上属于情感动机型，是集体意志的取向，行动方式是传统的，在社会互动上表现为初级群体直接面对面的，生活范围是家庭、乡村或城镇；法理社会与礼俗社会相反，是目的动机型的、个体的意志取向，合理的行动方式，在社会互动上表现为间接的、复合的，生活范围是城市、国家、世界。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关于社会团结的分析也是一种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的机械团结和现代的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机械团结的社会表现为乡村的，原始的社会，是一种同质的低度分工，在价值观念上有深入的集体意识。机械团结的社会表现为高度的，相互依赖的工业化的社会，是一种异质的高度分工，在价值观念上是微弱的集体意识和高度的个性发展意识。由此可见，无论是腾尼斯还是迪尔凯姆，都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两种类型来分别论述。
围绕现代化议题，罗斯托将其现代化过程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ty）、起飞前提条件阶段（a pre-take-off period）、起飞阶段（take off）、迈向成熟阶段（the driver to maturity）以及大众高消费阶段（the age of high mass-consumption）；并且提出了现代化的三个指标，即与传统决裂、经济增长，西方模式。罗斯托夫认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途径是具有唯一性的，并且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对立的，割裂的。这种与传统决裂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以此推理，所谓的现代化被视作是有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
“在发展研究中，建立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这一两分基础上的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自发与自觉、理性与非理性等一系列对立，构成了许多理论思考的基本框架[1]”。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工业化，按照这种二分法的思路，非现代化则被视作是非西方化的，发展程度低的。很明显，这中发展观念并没有考虑发展对于发展主体的整体性的把握，具有一定的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的偏见。两极对立的分析方法具有局限性。
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割裂的，这里所说的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传统，制度传统，技术传统等所有会对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绝对的传统社会类型几乎不存在，传统与现代因素相互存在，相互影响。传统的变革会诱发现代性因素的产生与发展，同时，现代化的因素又会引发传统的嬗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中适应发展需要的传统应当被保护与传承，不断促进现代的变革，适应现展的需要。
三、思考与启示
现代化理论在建构过程中，体现的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分割状态，对立关系，将现代化视作传统社会的目标，表现出一种发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即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的区别。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落后的，只有走西方化的现代化带路才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发展道路。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史复杂多样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国情各有差别，普适性的发展道路是不切实际的。
西方工业化的完成先于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因此，这种理论只具备对西方现代化的解释意义，并不能作为发展道路的参照体。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只能作为一种发展结果的解释与思考，而不是作为发展道路的标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在发展道路，模式上都应当着重考虑本土化因素，从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传统本身会催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因素，并在自身社会文化传统的变革中寻找发展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安德鲁•芬伯格著，陆俊 严耕等译.可选择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社会类型论文篇1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之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果仍然延续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老路，我国的发展将难以为继。针对我国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任务之一，专门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此后，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几年的改革实验，“两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探索着更好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生态文化与“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化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必然 2O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断裂与冲突，社会的发展被片面的理解为一种经济的增长，科技在工具理性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开始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摄取，对社会运行施行全面的干涉，使人类沦为技治主义的傀儡，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导致了现代性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深刻反思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危机”，[1]也就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危机。人被异化成为物欲所主宰的单向度存在，疯狂地向自然索取，沉醉于对自然征服的胜利，却忽视了“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当这种“报复”形成对人类的生存空间的致命性挤压，而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时，生态文化作为自然—人—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应运而生，这是人类在面临时代困境中的理性自觉与对未来的重新定位。[3]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助推。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人—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近代以来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然而也由于牛顿力学在科学界的强势，使牛顿力学成为一种思维范式向自然—人—社会领域无限扩张，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由此人与自然被相互孤立进而走向了对立。随着当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展，使人们逐渐加深了对世界复杂性与系统性的认识，量子力学的新进展表明：亚原子粒子不是孤立的物质微粒，而是呈现出一种或然的状态结构。相对论则揭示了宇宙内在的动态性，宇宙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整体。物理科学的进步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抛弃了原有的机械论世界观，形成了整体论的世界观。生态化文化的逻辑起点正是整体论的观点，即把人与人、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揭示自然—社会—人之间的相互并存、唇齿相依的内在关系。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类只有实现自然、社会、自身之间的和谐，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文化的产生还反映了人类主体认识的价值回归。当科学的巨大能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了一种社会建制，现性逐渐偏离了应有的尺度而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压抑、束缚、否定甚至报复人类主体性的发挥。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逐渐退化成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人们逐渐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疯狂地对自然进行物质索取的同时忽视了人们的精神追求。随着对人类主体认识的价值回归，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人们逐渐认识到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的必须性，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整合，生态文化提供了这种整合的现实路径。生态文化就是这种站在时代前列、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文化形态，是人类面对当前种种危机挑战所采取的积极主动应战，是人类渴望摆脱生存困境，从而幸福地生存发展下去的必然选择。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系统所固有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积极进取、勇于创造的精神品质与时代情怀。 二、生态文化与两型社会理念一致 现代文化向生态化方向的转型，是对人类文化全方位的变革与创新，并将涉入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目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启悟，引导人们以健康、文明方式的生存发展。生态文化是吸取各种文化精华的先进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维度上的生动展现。 生态文化以系统整体的尺度去审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道德与伦理的观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欣赏与敬畏的态度接纳自然，以善良的人性与情怀寻求物质进步与人类心灵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发展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二者可以在发展中实现协调和统一，互为载体、互相促进。它要求人们在充分尊重生命、自然与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人类文明的“万里长城”，在维护生态与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的社会文化。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等互利；主张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文化观要求树立一种崭新的生态化理念，即在追求公正与平等的基础上，倡导自然—人—社会的协调与发展，并将其上升为一种道德规范。生态化的文化理念实际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其内在的最本质的规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其必然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文化的创造、积淀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也因此而饱受了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文化要求发展既不能以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要使发展在一定的生态可承受能力下进行，而不得损害生态圈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人类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以人为本的轨道，自觉为自然—人—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努力。#p#分页标题#e# “两型社会”的发展思路本源于生态文化的理念，其建设旨归是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全面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就是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4]。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两翼，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开展“两型社会”建设需要在生态文化理念的指引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把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有利地结合起来，提高社会发展的生态化底蕴，通过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使人们从工业时代的被动维护环境转变为主动保护环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强化人的主体自觉意识，以有效避免因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环境恶化从而遭到自然的报复，走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蓝图。 三、生态文化之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意义 “两型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革当前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以培育可持续的运行发展机制，其提出本身就含蕴了深刻的生态化思想的渊源，其建设过程自然也需要在一种以生态化为背景的文化氛围下展开。生态文化致力于构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内在机理制约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从而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追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对“两型社会”建设具有普遍重要的意义。 （一）指引了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20世纪被哲学家誉为“分析的时代”，它以还原论为其方法论根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通过剥离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一眼便看到深藏于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然而，这种对复杂关系的粗糙剥离所得到的结论不仅仅是片面的，而且还潜藏着巨大的危险。生态危机便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简单地剥离为主客体的关系所潜藏危险的外化。生态文化为人类揭示了一幅新的图景：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人类并非以“万物之灵”的身份对自然自由索取，而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外部世界进行各种物质能量交换而已。生态文化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相依，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自者的发展必须以他者的发展为基础，人类的发展也必须以“自然—人—社会”这一整体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个体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个体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以整体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经济社会建设的任何决策也必须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量。 （二）倡导了一种和谐的理性追求 理性是对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是经过亿万年的生成进化而来的、区别于自然万物的人类特质。它自然含蕴了两种理性追求，一种是工具理性的追求，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追求。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与作用范式，同时又相互作用、紧密联结共同决定着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启动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偏向工具理性，就会使人丧失家园、异化自身，堕入没有信仰的深渊，人类成为没有灵魂的舞蹈者，除了让血淋淋的断臂在大街上飘荡，宣泄一种虚幻的价值，生命本身已无人喝彩，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就会成为一场西西费斯的神话；如果理性太偏向于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社会的发展就容易陷入乌托邦，社会就不能按应有的速度往前发展”[5]。生态文化追求平衡相依、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彰显和谐的理性追求。它通过纠正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施予价值理性的不正当挤压，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重新整合，使人从单向度物欲追求的不和谐状态转变为对全面人格的完美追求的和谐状态。这无疑是对近代以来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被“遮蔽”所造成的自然—人—社会大系统不和谐状态的有利消解，展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完美结合。 （三）提供了一种生态化的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耗为其基本特征，是一种高消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它大大超出人类的合理需要，使人沦为消费的奴隶，这种生活方式损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生态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适度、公平、健康为基本特征，以满足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其基本诉求的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人的消费必须实现生态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使人在人与自然的协调基础上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又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危及后代的需求”[6]。 结语 生态文化是一个较新的文化理念，其深刻的内涵仍需进一步的探讨与挖掘，随着我们对生态文化理念的进一步理解，“两型社会”建设的蓝图也将逐渐清晰起来。笔者认为开展“两型社会”建设就必须以整体论思想为基础，尊重规律、关爱自然、协调发展，将生态文化理念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各个环节，使它们有效地连整起来，共同促进自然－人－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建设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