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

出版社在出版发行图书时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凡是能够提升图书销量的因素，出版社无不精心设计，这其中，出版时图书的外在设计和“包装”是一个重要的指数。具体到网络文学的出版，因为网络文学的新生性、前卫性、网络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年青人，所以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时，在外在包装上重视投年轻读者所好，包装华丽、唯美。郭敬明的小说在出版时一个显著特征是书中随处可见占据了重要篇幅的郭敬明照片，这些照片拍摄角度唯美、独特，视觉效果甚佳，图片上的郭敬明衣着考究、时尚、名牌意识浓郁。在包装的具体形式上，针对部分青少年读者群所谓“馆藏式”的消费习惯，出版社将当下时尚产业中流行的“限量珍藏版”概念引入文学出版，在每套书上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为这本书蒙上“独特”“限量”的时尚光晕。网络文学出版的这种包装导向使得青少年的文化观在悄然转变，青少年在购买和阅读图书时，书的内容是否经典、厚重，让位于包装是否“养眼”“时尚”。当代青少年多为90后，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我国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以后，社会购买力和选择性越来越多，人们对物品的购买已经超越了单纯考量“使用价值”的阶段进而追求“美观”“时髦”，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90年代全面进入我国的社会语境。青少年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的兴起而成长，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更接纳、更追随。网络文学出版时在包装上的时尚促进了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时尚”化，在他们看来，“时尚”本身即是文化。“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社会现象。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1994年，《时尚》杂志在创刊号的主编寄语高举消费主义文化的旗帜，将“追求时尚”上升到“文化”和“价值实现”的层次，俨然成为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代言人。

（二）网络文学出版的宣传与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娱乐化

出版商在出版网络文学时，为了增加销量，往往大肆宣传，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出版商宣传炒作的工具。2003年底郭敬明的代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指抄袭庄羽的作品《圈里圈外》，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郭敬明确系抄袭，必须向原作者庄羽作出赔偿并公开道歉。在这件沸沸扬扬的抄袭官司中，获利最大的是出版商，《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销量猛增至百万册。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件中，郭敬明“粉丝”读者的态度，郭敬明的百万读者、千万微博粉丝把这件事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娱乐事件。面对抄袭事件铁的真相，郭的粉丝在网上发出了无视事实真相的言论：“抄算什么，这个社会到处都有抄袭”；“庄羽写得没有郭敬明好，郭敬明抄也抄得有才华”……为郭抄袭事件极力辩护的《是谁害了那个偷花的小孩》更是成为网上热帖。青少年群体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对互联网技术的娴熟掌握，积极投入到此次事件中，在网络上展开骂战，攻击、发帖、转帖，将一个本来属于文学出版领域的版权事件演变成为一场文化娱乐事件。青少年充分享受着骂战的过程、发帖的过程，把网络参与此事件既当成是一个文化享受，又当成是娱乐狂欢，文化娱乐化、文化狂欢化。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对网络文学出版的逆向映射

网络文学的出版对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也逆向映射它的影响力。青少年群体在文化消费时有“符号化”特征，追求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使得网络文学出版出现了模式化的特点。另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不再追求深度意义、美学价值和宏大主题，更倾向于“快餐式”消费，为了投合读者需求，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作品时也走向“无深度”“无高度”的庸俗化。

（一）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模式化

首先，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因其特定的年龄阶段和青春特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体现出了一定的“符号性”特点，即消费时不是从消费对象本身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出发，而是看重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时从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化为对拥有物品“符号象征意义”的满足。如选择去电影院看《阿凡达》、《哈利波特》、《人猿泰山》这些影片时，是冲着“好莱坞大片”“大制作”等这些符号概念去的，影院里美国大片的票价通常高于国产影片，并不是《阿凡达》的情节比国产的《泰囧》更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戴着“好莱坞”“美国大片”这样的符号象征意义。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显示了他们追求潮流、欲望的满足、文化消费的盲目等。但是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这一特征却深刻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出版，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如青少年由于处于青春期，在阅读时偏爱爱情主题和明媚忧伤的风格，这一选择对出版的逆向影响是，以明媚忧伤为特征的青春文学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批量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天亮说晚安》、《梦里花落知多少》都因抒写了青春期的忧郁感伤情绪而被出版社相继出版。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在出版时，莫言写的序言为《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出版社利用莫言的评语“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大做文章。在这种模式化的影响下，以至于连原来对现行教育体制加以批判的蒋峰，文风也由“激愤”转变为“感伤”。他的《维以不永伤》，通篇弥散着感伤的氛围。一时间，青春文学出版市场“感伤”“忧郁”之风盛行，模式化相当严重。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快餐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庸俗化

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其专著《消费社会》中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促使消费不断上升的某些功能所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让•鲍德里亚的这一观点说明消费社会“人为物役”，人已经越来越被商品所左右，如何更加舒适的生活取代高远深刻的人生追求成为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在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文化选择也在悄然变化，沉湎于书斋寒窗苦读的做法被抛弃，当代青少年不再愿意花上一个星期去图书馆阅读一本厚厚的文学名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花上一个小时去影院观看一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至于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已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传统精英文化中追求“高雅”“深刻”“审美”让位与消费主义文化的追求———即刻满足和视觉享受，青少年文化观走向“快餐化”，文化观上的“快餐化”选择反射到网络文学出版领域，使得网络文学的出版走向了庸俗主义。出版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作为“文化单位”担负着引导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潜在职能。在过去，一部书是否出版要看书的内容是否深刻、是否有思想性和文化意义，现在这些指标统统让位与市场效益和经济指标，不再追求内容的“深刻”与否，“思想性”也不在考虑之列。“奇幻”“穿越”“盗墓”“言情”成为网络文学出版的重头戏，《搜神记》、《盗墓笔记》、《步步惊心》、《佳期如梦》、《失恋33天》成为出版社的宠儿。“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韩少功称为“无深度”“无高度”的现象在网络文学出版领域日益严重。网络文学出版从“文化精英”的神坛走向市场，走向庸俗。

三、“合谋”下的困境与出路

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和网络文学的出版是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两者的“合谋”与“共舞”有着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转型社会的主动适应，为多元文化生态体系增加了新的一元，丰富了文化生态体系构成。但是，两者的“合谋”也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在这样的困境面前，网络文学的出版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统一、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统一才是两者走出“合谋”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合谋”的困境

两者的“合谋”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网络文学的出版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倡导使得青少年群体消费主义文化观肆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网络文学的出版内容上尽管五花八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对“物欲”和“”的渲染和描写。郭敬明的小说是青少年热捧的读物，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处处是对名牌的崇拜和奢侈生活的裸地向往。另外，近年来出版了一批被批评家称为“身体写作”的作品，木子美的日记体小说《遗情书》一经出版就在全国各地迅速脱销。出版社为了增加销量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渲染成“女性用身体写作的一场革命”！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彩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些对“物欲”和“”的渲染和倡导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们把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与价值导向都引向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主义。鲍德里亚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消费与信息合成一种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是一个无意义的浮动的网络，它操纵和制约着大众的思想行为，并形成全面的文化霸权。”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思潮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它遮蔽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销蚀了主流文化，干扰了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二）走出困境的途径

如何走出网络文学出版和大学生消费主义文化观“合谋”的困境，对其进行有效的学术思索和批判，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学理问题，笔者认为，出版业在进行网络文学出版时应该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结合。出版社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慢慢走向了改革和转轨的道路，运转经费也由原先的体制内拨款转向自负盈亏，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商业导向也是出版社必由的生存之路，无需苛求太多。但是出版业本身是文化单位，肩负着文化使命，这同样也是出版社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就像图书本身兼具双重属性，是商品也是精神产品。近年来，消费主义文化来势汹涌，出版业也被深层次的卷入其中，出版社在出版图书、策划发行时商业导向压倒文化意识，只看到图书的商品属性无视图书的精神产品属性。木子美的《遗情书》销量火爆，郭敬明的《小时代》回报丰厚，这些图书单是从商业回报上讲，它们的出版和发行都是无比成功的，但是“性”“欲望”“物质崇拜”却充斥在文坛，使得文坛蒙上了一层身体和铜臭混合的庸俗气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我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一环，如何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本国文化的生机活力和特色不被消费主义文化同化和淹没，是每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个人和单位都不可推卸的使命，所以出版业应该在坚持商业导向时不辱文化使命。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2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3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4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作者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首先呈现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他们力图超越目前的社会制度，努力为人们实现理想生活寻找新的思路。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理论基石十分坚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其提供坚实支撑。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消费消费的研究批判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文化消费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消费的主动性，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且所提出的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也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还是给沉醉于消费社会的丰盛商品中的消费者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运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法，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分别从思想起源、理论视点、发展过程、理论意义等多个方面对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菲克斯、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消费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该书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创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研究的两个视角和理论基石”，并详细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折。作者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历史发展衍变过程中的转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构建和谐理性的消费观指明了方向。

其次，作者对于文化消费的复杂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一方面，他审慎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褒扬，对其中的片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文化消费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异化研究方法主导，同时采取多元化的研究策略和开放式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作者看到消费主义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艺术。但他没用片面的将文学和经济看做水火不容的天地，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了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艺术。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消费主义盛行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冲击，又要承认市场化商品化对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5

媒介消费主义的含义界定

何为“媒介消费主义”？学界对此目前并无明确的和统一的界定。我们仅能从现有的对于“消费主义”的含义界定中推论一二。

南京师范大学的金洪奎在《浅析传媒消费主义倾向的动因》一文中使用了这样的说法：“所谓消费文化，指的是二战后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向其他后现代社会扩散和渗透的、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在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趋势影响下，消费文化正在从一种地方性现象扩散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发展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

蔡月亮在《红色影视剧中的消费主义现象探析》一文中借鉴了迈克·费瑟斯通的定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世俗化的精神特征，即反对禁欲主义的道德说教，主张承认、尊重和满足人在现实人生中多方面、各种层次的需求。”[2]

而目前较多的研究者采用的是陈昕在《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当中的观点，即“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可以看出，尽管上述说法不一而足，但共同突出了消费主义文化的这样一个特征：以消费为手段来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在这个基础上，诸多研究者引用了鲍德里亚对于媒介消费主义的经典论述：“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使得人们需要外界的刺激使日常生活得以延续。于是，暴力、灾害、犯罪新闻频频出现在报纸上，明星隐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出现在报纸电视中。”[3]“我们大众交流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这种眩晕由符号和文字产生，媒体上的灾难新闻和花边新闻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形象、符号、信息成为人们消费的主题。”[4]

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对消费主义的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耊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5]。可以看出，尽管缺乏白纸黑字的定义，但学界已基本形成一致的观点，即媒介着眼于刺激公众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欲望，放大对物的符号及其意义的强调。媒介消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奉行受众至上，满足受众的欲望和需求。这一思想内核对新闻价值的选择和媒介的传播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的主要研究视角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媒介内容研究。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媒介的影响最先体现在传播内容上。在《红色影视剧中的消费主义现象探析》一文中，作者以近年来大热的红色影视剧为对象，分析了消费主义在传播内容上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说包括营造视觉奇观，以人情化、世俗化渲染剧中人物，以大量娱乐元素取悦公众等方式。

田新玲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我国电视节目生产论析》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为精要的论述，将其概述为媚俗化娱乐、跟风生产和依赖广告三方面，并将这些现象原因一方面归结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指出这是当前国内受众市场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一文中，作者孟庆楠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的系列报道为例，呈现了其中极其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作者写道：“在题为《欧媒称中美领导人全球最有力握手，奥巴马表现温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硬新闻经过处理，增加了趣味性和娱乐性，难以承担起‘瞭望塔’的角色；《美方称愿意妥协解决贸易摩擦》、《中美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重要晴雨表》、《美欧亚三足鼎立格局形成》这种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被淹没在大量的软性新闻中。”“这些看似新闻在利用受众至上的商业原则来拉拢更多的受众，以赢得更大的利润，创造新闻的繁荣与昌盛，实则是新闻的衰落与无奈，是新闻无能为力，是新闻屈从于受众的表现，使新闻丧失了客观与独立的高贵品质。”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媒介经营策略研究。无论是出于参与大众文化传播还是争夺受众和市场份额的需要，媒介的经营和运作方式都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赵瑞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之传媒兜售路径探讨》中将媒介“自我兜售”的经营之道简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广告和时尚杂志展示魅力，直接推销劝诱；二是通过大量明星报道和影视剧塑造偶像，间接榜样示范；三是通过加大“生活方式报道”，鼓励受众消费。

大众传媒研究学者李蓉在她的《论大众传媒中的新闻消费主义倾向》一文中指出，新闻消费主义在中国最直观的表现是以凤凰资讯台为代表的卫星电视和国内地方台热播的民生新闻。卫星电视“利用了国内观众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了解的急迫心理和国内资讯贫乏延迟的尴尬局面，利用自己的评论团队，挖掘时事背后的新闻，全方位地为观众提供最新最快的资讯”。各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报道，注重百姓生活，让百姓近距离地接触媒体、参与媒体，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增强。这些都是媒介为适应受众的消费需求所作出的探索和调整。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受众研究。消费主义社会，受众的传受者身份已经不是媒介研究关注的焦点，其“消费者”的身份被无限放大。《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一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受众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新闻报道对新闻的选择着眼于满足作为‘公民’受众的需要，新闻常关系到国计民生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然而，消费社会的媒体对新闻的选择越来越着眼于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欲望和需求，新闻报道具有更多的娱乐性而失去了社会意义。”

媒介消费主义奉行受众至上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就是媒介的主导者。相反，受众在消费媒介的同时，也被媒介消费。“民众的视角、民众的参与、民众的语言讲述都让民众在这场民生新闻大战中虚幻地扮演了一回社会和人生的主角，使民生新闻在这场插科打诨式的众声喧哗当中完成了对民众的俘虏，在貌似平等的参与对话中又使大众媒介成功地将民众当成了自己营运的资源。”可以说，受众的参与是被媒体精心设计得以实现的，这种参与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运作上。作为个人，受众应该自觉抵制消费主义思潮对自己的影响，不要迷失在媒体制造的虚幻的娱乐中，成为媒体实现利益的消费品。[6]

对于消费主义影响利弊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可以说占据了媒介消费主义研究的绝大部分。即便是以上文中其他视角为切入口的论文，其结尾也通常难逃作者的价值判断，观点无非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对于前人的研究笔者在此不多赘述。仅从2011年度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一种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消费主义对于媒介的影响，即在承认消费主义对于传统的社会生活和媒介传播正不断入侵的前提下，以媒介为例来发展积极探寻思路和可能，展现了更多的辩证和审慎的思考。

新的研究视阈

近年来，随着多学科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影响和渗透，开始出现了一些在新的视阈和其他学科背景下对于媒介消费主义的新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并不一定能在理论上完全具有说服力或者获得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的确为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提供了启发和活力。

城市空间视阈下的研究。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但海剑在《城市公共空间话语中的媒介与消费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下，传统城市空间应具有的人文诉求和文化共生等因素会受到束缚，以致萎缩和异化。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其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媒介所营造的“和谐”仅仅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看似完美”。由此他认为，如何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有足够弹性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会阶级结构视阈下的研究。进行此类研究的学者的基本观点在于：消费主义语境下，大众媒介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尺。黄果在《中国媒体西方主义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指出，当代大众媒介的重要使命在于对特定的消费群体进行特定的消费习惯培训，不断加强其对于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视，以形成对特定商品的忠诚度。目前来看，白领阶层和中产阶层是各个媒介争夺的主要对象。《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创刊号就明确宣称：“《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通讯，它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视窗。”[7]

环境学视阈下的研究。贾广惠在《论传媒消费主义与当代环境破坏问题》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媒介消费主义是罪魁祸首之一。他的论调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消费主义环境下媒介一味鼓吹享受的自由，而无视义务；媒介不负责任的宣传对于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爱护公物等是一种间接的瓦解；媒介宣传带来的“消费竞赛”一定会造成某种资源的损害。作者进而得出结论：传媒消费主义盛行与地方出于政绩追求的工业化共同导致了令人不安的环境危机。

可以看出，上述新观点和视角中包含了学者大量的积极思考和创新，呈现出一种多学科融合的可能，或许能够对于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结 语

媒介消费主义作为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2011年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对于早些年理论研究的深入挖掘，也有针对涌现的新趋势、新现象的集中讨论，并在跨学科多角度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尝试。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延续了此前一贯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受众分析、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却始终缺乏定量研究的实践和成果，研究的基础稍显单薄，导致许多问题由于缺少数据和实例，仅能停留在理论的泛泛而谈上，无法做出深入扎实的探索。希望在后来的研究中能得到改进。

参考文献：

[1]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165.

[3][4][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6]孟庆楠．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新闻和受众分析[J]．新闻世界，2011（3）.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6

一、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成因

人类的消费现象是和人类一起出现的,消费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消费同期可以追溯到人类使用文字和各种表征符号之时。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是精神文化。文化消费中最核心的就是文化消费对象能提供给人们精神的满足和享受。因此,文化消费中消费对象即使是实体性文化商品,也一定是饱含人文精神或审美价值。

随着消费行为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意义,消费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逻辑,文化消费也越来越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消费领域,人们通常按照消费种类和消费需求的不同,把消费划分为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后者又常常被称作文化消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以一定物质载体为依托的实体和非实体形态出现的文化商品成为消费对象。如电影、书本、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二是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展以及消费提供非实体形态的服务,包括教育、宣传以及其他服务内容。无论哪一种文化消费,其中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的,他指的是观念学的意思,研究观念的起源、本质和可靠性问题,与认识密切不相分离。黑格尔曾经介绍和批判过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没有创造德语的意识形态语词,然而他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他站在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意识的发展过程,“教化”和“异化”思想是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这个词在当时主要表达被颠倒了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个术语概括在《形态》中被他们批判的对象,即以思辨哲学方式出现的使实在神秘化的哲学和观念形态,并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的颠倒性和奥秘,初步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1](P16)。意识形态还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革命阶级的革命意识[2](P22)。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来自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原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将精神文化当作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后来学者对文化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前苏联,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布罗夫和斯托洛维奇为代表,主张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审美性。他们认为文化艺术的特性既不在其思想内容,也不在其形象形式,而在于其特殊的对象,即审美的对象,它是现实的审美属性或特质。文化艺术所具有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是审美的本质。一派以波斯彼洛夫等人为代表,坚持传统的文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不仅会丢掉文化艺术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而且会丢掉其在认识上的客观性。

任何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服务,都无疑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统治意志。文化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它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那些类似于心理学、生物学之类的本来属于客观或中立的科学和技术,也会因为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的立场和意志以及目标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来自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中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消费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动因,也是社会巨大变化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变迁历史中,消费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鲍德里亚作为西方消费主义中的重要作家,主张消费已不是单纯的满足,消费的前提是物转化为符号,物从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变迁为消费时代的符号意义。消费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3](P52)。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的意识形态性最集中表现为正视人及其欲望。一方面消费以生产力中生产逻辑的颠倒形式(即消费)进入人们的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召唤人们实现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的解放;另一方面,消费的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约束的范畴”,即它受到消费含义的约束来消费,同时它还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人们还能在消费结果中领略到意识形态性,也就是人们在消费中感受到的,既是一种神话般的体验(超越历史和道德的体验,尤其在凡勃伦的夸富性消费中体验更加明显),又是一种自身对新型集体行为的忍受(个体不得不跟随集体进行消费,遵从集体消费的符号意义方式)。

二、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总是表明一定观点、理论和思想体系的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也具备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它们在观念层次主要通过文化消费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文化消费观来体现的。

文化消费的文化观关涉的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再次重申文艺的立场问题,坚持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消费中也存在文化观问题。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文化商品的销售,文化教育提供什么样的观念、培育什么样的人才等,都离不开文化观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化消费都渗透了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文化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文化消费旨趣和消费选择。消费者进行消费不是漫无目的或随机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漫无目的和随机的文化消费,也充满必然的消费动因。人们消费文化产品或进行文化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观指导下,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某种感受、体验以及结论,实现一定的文化消费目的。

人们在文化消费活动中葆有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喜好,并因此构成对文化消费活动的直接评价。文化消费是消费者为了满足主体的精神需要,从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愉悦感、美感以及对意义的理解和诠释,甚至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明确自己的精神生活追求。不同的消费观带来的是不同的消费选择。那些希望通过文化商品来获得生理或欲望的满足感的,就更倾向于选择世俗、流俗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那些希望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提高自己精神生活品质的,就更容易愿意选择高尚、精英、经典内容的文化商品和具有价值意义的文化服务内容。

文学艺术和文化消费活动中都包含着审美。康德主张美是无功利的,他对美的理解是,客观上美不涉及概念,无利害感,是无目的的,主观上它通过人的思维而合目的性,从而有了纯粹美、依存美和崇高等[4](P5)。美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美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5](P142)。西方审美观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路线具有一致性,审美或者是想象力与客观对象的契合,或者是理性的认知方式。总之,审美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活动。中国传统审美观讲究“意境”,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直接面对面的交往,日常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不会从个体自然本能欲望和普遍原则出发,而是从自身体验的现实环境来建构“美”的体系和进行审美判断的。“意境”是“道通为一”,是“天人和谐”,是普遍共同体验与具体的个人的憧憬和希望融为一体。同时意境也是美善合一的,“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6],有俗语“尽善尽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而当代的文化领域,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的“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7](P162-163)。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制作人的审美观影响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而消费者的审美观直接影响文化消费品和文化消费内容的选择和购买以及其他消费行为。

文化消费观通过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消费,获得精神的愉悦以及人文价值的体验,并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化消费观直接影响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追求、文化消费的手段以及对文化消费的评价。追求文化消费获得愉悦以及享受没有错,然而更要追求这种愉悦和享受是精神的丰富和满足,是真理的澄明和美的追求。文化消费的精神性和高尚性不能因为愉悦和享受而被忽略或抛弃。

此外,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具体表现在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上。

首先,文化消费中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意义、社会目的相联系。不承载任何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文化商品是不存在的,就是那些看似纯粹娱乐的文化商品,只不过力图向受众表明本商品没有控制和教化的意思,而是可以被你娱乐和被你享受甚至被你控制的。这样的隐喻本身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旨。其次,文化消费市场是被制造和倡导的。真实的文化消费市场应该是公众实际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这些在今天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变成由他人、由媒体告知,你才以梦中人惊醒的样态具有了某种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也许不是你需要的,因此它更多地是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社会地位、时尚、流行等这些符号旨趣成为倡导文化消费市场的元素。模仿是人的内在的机能,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也很容易进行模仿,这是文化消费市场可以被制造和倡导的重要原因。最后,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也是可以被影响的。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说的是消费者在消费文化商品时候,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观点、想法、需求等来进行商品选择。看起来消费者可以任意地进行文化商品的选择,实际上主体的选择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消费者的经济条件,尤其那些需要支付不菲的金钱的文化商品。二是消费者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以及其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知识水平的文化消费者对文化商品的挑选是不太一样的,即使选择了同样的文化商品,他们对文化商品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思想观点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些注重传统伦理的人更多地喜欢儒家经典,而那些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更多地愿意去购买和阅读启蒙作品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三是消费者的情感方式也影响他的消费选择。情感外露的人更多地愿意那些互动和可以参与的文化消费活动,而情感内敛的消费者则愿意选择阅读或独自观看等方式来参与文化生活。

三、文化消费中的意识形态建设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昭示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之间不可分离的亲密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具有方向性引导的意义。可以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引导什么样的文化消费。意识形态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来的价值体系,自然也会在文化消费领域里张扬个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尽管它们也会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然而为他人和众人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而信奉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建立在现实个人基础上的人类自由平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基本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坚持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荣誉观,必然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一方面引导人们在健康的文化消费活动中获得愉悦和美感,保持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提倡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努力和贡献。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统一的,个人的愉悦和审美和社会的总体观念也是一致的,个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构成。

另一方面,文化消费方式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不同时期,其反映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激烈时期,阶级立场和站在哪个阶级的队伍里,为谁作战、为谁说话、为谁生产和服务,都是清晰明了的,可以鲜明地显示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转移到文化领域中来,那么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推崇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能明确地显示出不同意识形态的本质。文化为谁服务,文化消费方式是极大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所谓幸福感,还是追求个人和社会一致的快乐和幸福感;社会是给少数人提供文化消费的极大满足还是尽最大可能给人民提供健康活泼的文化消费内容;诸如此类不仅仅是文化消费活动本身,更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和表达方式。

文化消费本身具有丰富广袤的个性的。既要充分发展文化消费自身的个性,也要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观念的引导和制度层面的有效管理和建设,以及坚持在实践层面贯彻执行引导和管理。

首先,从观念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文化消费观,这是意识形态在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坚持所说的文化要反映贴近人民生活的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的基本方法。文化消费领域中人们消费精神文化商品,接受提供给他们的精神文化服务(包括文化教育)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那些文化商品、文化服务中蕴藏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一部曲折动人或催人泪下或令人回味无穷的影片,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宣传什么,反对什么、鄙视什么、抨击什么,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艺术观、社会观、世界观,都能被观众或受众感知和领悟,接受、认同或否定、抗议;而优秀的影片总是彰扬积极的人生和赞赏人类进步,推崇小我在无私的大我中实现自身价值,在美的境界里感悟真谛,从而使身心得到洗涤和升华,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道路上前进。当然艺术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正面弘扬,也可以反面讽喻;可以直白,也可以旁白或隐喻等,然而最基础的东西即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念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从制度层面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要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就需要有阵地意识,占领这个领域,守住这块阵地,并且不断扩大和延伸战果。然而要实现这种占领和坚守,不仅要从观念层面引导和渗透,而且同时要从制度层面来保障它的引导,也就是要从法律、法规建设等层面来管理文化消费活动,尤其是对文化商品、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商品的制作和销售等环节进行管理。法律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既要管理文化消费活动,也要适应文化消费生活的发展,因此实践生活中那些新问题新现象则需要制定新的相关法律或在社会道德领域里规约,而那些不适应时代和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的法律条文要修改或废弃。文化消费领域中的问题是适用全国性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是适用法律途径还是采取行政管理手段,都是制度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实践层面实现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使得人们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观念的引导和实际行为的统一。至于那些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或者观念上在引导,而实际管理方面则是放任自流,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文化消费都是水中月镜中花,也都是空话。能在具体实际事务中引导和管理文化消费生活,对管理者们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要使得它在文化消费领域中绽放异彩,开成璀璨之芭,既需要我们不断丰富发展文化消费的特性和个性,也需要我们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创新,从而促进二者的融合和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2]侯惠勤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理论战线》,2006,(3).

[3]鲍德里亚著.刘成刚、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第2版.

[4]朱志荣著.《康德美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7

《幻象的饕餮盛宴》意在研究以大众媒介为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消费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即消费文化中的文化消费问题。西方马克主义既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菲斯克代表的文本范式，也有鲍德里亚代表的符号范式等等，而“幻象”成为西方马克思文化消费批判的统一指向点。本书意在阐释幻象存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幻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了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弊端。另一方面是救赎的幻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中，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还是其后的思想，针对消费社会所开出的改良药方缺乏实施的根基，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带有乌托邦色彩，最终成为一种泡沫幻象。

一、文化消费的幻象

幻象是从幻想、幻觉或梦境中产生的形象。本书中的幻象是在消费文化商品时一种虚幻的表象，一种被蒙蔽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本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对人的蒙昧，文化产品模糊了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文化商品交换的乐趣代替了获得商品后审美的乐趣。电影等文化产品，通过制造出的幻象来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希望，而人们对这种幻象却乐此不疲。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主义与文化消费一道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个消费社会成为一个失去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人的幸福变成了对文化商品的占有，失去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文化消费模糊了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假象。人们活在一种虚幻的满足中，而这种满足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安抚人们心灵的幻象，幸福的承诺让人陷入虚假的满足怪圈中。

弗洛姆痛斥，消费让人异化为消费的机器。炫耀式消费成为主调，消费目的、自由隐私、人格、情感被异化。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幻想，与他们真实需要的没有关系。他们满意于无用的占有。人们不再以自身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要在文化商品中显示自身，他们成为了活在商品影子下的傀儡。

本雅明洞察到，消费者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被腐蚀。本商品社会所形成的梦幻和迷离，拱廊街、长明灯、琳琅满目的商品、时间空间摆脱自然时间的限制，时尚成为时间的梦幻，拱廊带来空间的幻象。人们沉浸在这种梦幻中不能自拔，被资本主义的外在魅力所蒙蔽。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思想开始转折，菲斯克从文本范式来解读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消费现象。他注重大众在对付规避宰制力量的战术和大众的活力，他的理论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和主体性。但是他的过度乐观主义倾向造成了这样一个幻象：我买故我在，消费者无所不能。而鲍德里亚则看到消费社会中，人们被物体系所包围，不仅物品异化，而且被符号异化。他把符号的仿真代替了真实，符号成为控制人的力量，消费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二、社会救赎的幻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拯救人类，他们也提出了救赎的方案，但是，这些救赎或者是依靠社会边缘人物，或者是转向艺术家，或是与虎谋皮，寄希望于企业或国家。救赎成了一碰即碎的泡沫式幻象。

马尔库塞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亚文化群体身上。而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的亚文化人群，他们的反抗只能是隔靴搔痒，无关根本。当马尔库塞转向艺术世界时，他忽略了艺术对于现实的抵制、反抗仅局限于想象的领域。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8

在重视审视消费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消费是如何与文化研究挂钩的。根据Storey的研究，消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目标。在文化研究领域，随着大众消费的兴起和消费社会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消费活动。最近，研究者重点探讨的是性别、权力和消费的交叉关系。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也运用了不同的理论。例如，Hebdige的研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和符号论。Hebdige关注的是青年亚文化如何通过消费行为抵制霸权，以及亚文化如何被用业表达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化研究，则把消费研究的重点转向身份认为的形成和成为特殊生活方式表征的购物。尽管有关消费的理论各持一端，但有一些观点达成了一致。第一，大部分人同意文化产品不一定非要带上支持霸权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二，消费者不一定是霸权秩序的被动盲从者，而是意义的积极制造者。总之，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已从分析文化产品本乌转向分析产品的使用者，看其如何建构意义。那么，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将如何帮助我们建构一个不同的消费教育呢?首先，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消费教育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在传统的消费教育中，消费指“商品和服务的获得、使用和转让”，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消费，则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使消费者融入到特定的社会体系中，并使他们忠于特定的社会观念。换言之，消费不是由其性质造成，而是由文化产生”。Bocock扩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不只是简单的经济活动，它包含文化价值，是学习得来的:现代消费与其本性毫无关系;它是掌握和学习得来的;它使一些人的欲望社会化……因此，现代消费主义依赖于其一套特定的价值在足够的人群中变得可以接受和理解，唯有如此，消费产品才能得以出售。这种消费本位的价值，必须包括那些允许或积极鼓励人们购买商品的思想。这也涉及到发展一种机能来理解和反映围绕在现代消费中的符号。其次，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消费，天生就具有政治性(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政治性)。文化视野中的消费“代表了这样一种场域———权力、意识形态、性别和社会阶级相互循环、相互影响。文化产品的消费，可以授权、贬损、剥夺、解放、提炼和刻板”。最后，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洞察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抵制与斗争。由于文化被视为“冲突和争议的土壤”，因此把成人教育置于文化研究中，将会别有洞天。这正如Heam和Roseneil所解释道:“消费和文化的场域，正如权力和抵抗的场域以及其他竞技场(社区、工作、阶级、国家等)。同样，通过审视权力和抵抗的相关性，消费和文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生动。消费可以是一种抵制形式，就如消费也被抵制一样。消费再也不是清白的了。”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消费教育可视为成人学习消费的一种场域。如果消费是文化的，而文化是政治的，消费教育可以重构为一种政治场域，其中，成人学习一种与消费文化和消费资本主义有关的特定方式。继而，消费教育成为这样一种场域———消费者可被训练成对消费和消费主义有特定的反应态度。接下来，笔者将探讨三种不同内容的消费教育下的消费者对消费文化的态度。这三种态度大体与Mezirow的三个学习范畴一致———工具性学习、对话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态度一:支持消费。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让消费者明白，消费的世界是美好的。绝大多数传统的消费教育都属于这一范畴，学习者被教知如何理智地做出消费决策。换言之，他们被传授的是技术性知识，属于工具性学习。这也正是传统消费教育的目的所在。事实上，现在有消费教育课程关注的是“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单方面关系，培训消费者使其做出理性的决定，有效的管理资源，以及维护个人与消费相关的权利”。支持消费的消费者认为，消费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McGregor认为，传统的消费教育通过对个人消费权利的关注，使他们的“消费角色”社会化了，并融入到经济体系之中。态度二:个人质疑消费。另外一种类型的消费者关注消费和消费文化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这种消费教育较少的传授技巧，相反，它鼓励学习者思考消费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反思消费社会的道理与伦理内涵。这种消费教育大致符合Mezirow对话性学习的范畴。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使消费者思考消费文化，但其消费对资本主义思考是一种个人方式。消费者往往会主张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并从事诸如下列活动:回收、少购买消费品、使用公共交通等，意在求得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平衡，以找到生活的真谛和完满。需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消费者虽然意识到消费给环境、精神、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只是通过个人方式呈现出来，其救治之法也是通过个人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对消费世界的自由的、个人式的态度，与成人教育一贯秉持的对人性的关注有共鸣之处。态度三:集体性消费。这科类型的消费教育致力于对抗消费主义的霸权，使理所当然的消费文化变得成问题。这种消费教育制造一种“反消费者”(an－concumers)，使其认识到“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全面渗透的到公共、个人及精神领域，我们的生活经验日益被市场所塑和控制。”这种消费教育属于Mezizow反思性学习的范畴，鼓励消费者去思考那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消费教育往往表现为社会运动的形式，它由那些关注环境、劳工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所成。大多数参与者要么在政治上极左，要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反消费者对现存的秩序已经放下了中立的态度，他们开始置疑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反消费活动分子把文化视为一种抵抗场域，并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堵塞”(jam)消费文化。文化堵塞者视文化为一种主动的、双向的过程———他们拒绝成为企业文化的被动接收者，他们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堵塞者深谙官方的游戏规则，他们会从中钻空子来嘲弄、颠覆这些规则，以使他们得到自由。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9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0

绪论

电视文化作为宏观促销制度的产物，善于制造符号消费诱导物质消费。伴随着全球化电视工业的发展，电视广告和各种商业赞助成为电视业的实际支撑力量。电视广告已经从直接促销的功能转向一种生活方式的推广。现代广告淡化了理性和信息内容，强化了形象感化力量，更富于视觉的煽情效果，从而使全球电视广告能够跨越民族语言的理解障碍。

电视文化作为后现代典型审美风格代表，突出表现为它是一种形象借喻性的文化，这是和那种基于个人阅读思考的理性方式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最近二十多年这两种文化的断裂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文化，并非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艺术和商业、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界限、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传统和时髦的界限都被抹平。城市口味形成主导；符号品牌、形象包装迅速流行。法国社会文化学家布尔迪厄将设计师、作家、学者、电视人、广告人统统视作创造符号产品的“新型文化的中介者”。这些人都在极富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并在新媒体和传播方式的控制下，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巨大的议程设置功能。

后现代性是当代电视广告发展的一个凸显的特性，也是一个主要的特性，本文借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显性理论作为电视广告文本纵深研究的平台，梳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义，试图探讨后现代主义理论如何影响电视广告的制作与解读。

一、后现代主义语境的形成

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的含义众说纷纭，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然而后现代一词已经广为传播，自然也有其固定的文化视域。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具有鲜明的反叛和批判色彩，它的矛头指向自启蒙运动以来到19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主张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彻底决裂。我国旅美学者田晓菲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哲学”；①它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并因此有自嘲，也有对传统和权威的嘲弄。它不相信任何庞大和具有综括覆盖性的意识形态，也不相信艺术和理论、高级和通俗、艺术形式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什么绝对界限。

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进行自我证明、使自己的全部活动“合理化”的过程。正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指出的，在西方传统和现代思想文化中，话语活动都是在某个“宏大叙事”的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事”而构建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弊病百出，产生了对这种“合理性”的种种怀疑，即“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叙事危机”。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流精英文化及其专制性权势针锋相对，营垒分明，担当的正是这种怀疑、批判和否定的角色。

如果说，过去主流的精英文化一直是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受到批判和责难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对模糊，而且这种理论活动更多的是涉及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种种事实表明，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己经不仅仅是以阿尔图塞所分析的国家、阶级、集团、学校、家庭等社会机制的活动方式进行，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生产、消费等各种行为去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性的变化。

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达到了完全的大众化，无所不包，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己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艺术与现实的界线彻底消失，两者都已瓦解为普遍的“模拟虚像”时，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电视就是世界”。②广告更是现代社会商业化和市场营销的直接产物。借助电视这一最为大众化的媒介进行传播的电视广告的发展，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在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渲染和影响上，莫不令人刮目相看。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电视广告这一文化消费现象。

二、电视广告——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符号

后现代社会从生产为核心的逻辑转为消费为核心的逻辑，从而后现代思潮对消费文化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随着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人们不再满足于大众传媒所构建与传递的商品普遍符号价值，转向于开始追求消费中的个性体现，关注不同商品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符号价值，以及其体现出来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更多地选择能够表现自身个性、符合自身向往生活方式的消费品。

于是消费需求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催生了新的消费文化，它以商品的不确定性符号意义为消费对象，以异化的人本主义为运作机制、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风格化，消费产品由有形化向无形化转变，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中的电视广告已经不仅仅单纯地推销产品，而是将其活色生香地放进社会生活网络里，在这个关系网络里找到它说话的位置。位置对了，共鸣与回应才会产生且持久。透过广告，透过形象，透过语言还可以看到社会状况，基本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潮流，经济状态，社会阶层等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广告和广告形象不仅仅是在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沟通，其本身就是一种产品，在创造和生产价值，并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价值。虽然最终导致的是商业性目的，但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

意识形态渗透其中，形成了混杂上述不同表现形式的一种仪式化的叙述模式。对于电视广告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和由其他领域引入的符号，往往有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无疑给了电视广告以宽广的解释空间。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创意，具有詹姆逊所归纳的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时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等美学特征，因此对于广告的表现形式与手法来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电视广告

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杰明所谓的“韵味”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一一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电视广告文本借助其独有的声像图文传播功能，为后现代主义在电视广告(包括平面广告)得以彰显提供了平台，并且它还主导了消费文化的变迁。

消费文化的由来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商品观的驳斥:把商品仅仅看作是与人类固有的需求系统相联系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实际上，实物商品及其生产、交换与消费，需要放在一个文化母体中加以理解。在鲍德里亚看来，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后现代语境下的电视广告文本解读结语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意义上的符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地自我参考系统中地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绝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地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③

在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维度与表意性维度是消费文化带来的一种平衡。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冲击:“时尚”、“品味”为消费文化中充斥的符号所制造，又为社会各阶层所追逐(身体是一个人阶级品味的物化特征:阶级品味嵌入在身体上)，其中存在着动态的关系(时尚深藏着模仿与分化两种相反的趋势……时尚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越是大众化，越是被扩张，就越导致它自己的毁灭)。

后现代概念尽管来自于西方，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但由于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际上己经被卷进了世界文化的共同体之中，西方国家发展的历时形态被压缩为一种共时的断面，因而，中西方文化往往会出现一些惊人的共性，尽管这种共性所掩藏的是同样惊人的文化差异。

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视广告文本是在受众、媒体、广告制作执笔人、广告主多种力量主体共同作用下出现的，深层的、更为广阔的语境则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新“西学渐进”中完成的，在我国广告界方兴未艾。对各种电视广告的后现代语境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正是本着这样的意旨为广告文本的后现代语境探讨做点铺垫，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1][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

[2]钟以谦：《媒体与广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美]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版.

[4][法]让·鲍德里亚著，刘富民等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吕尚斌：《后现代广告:人本观广告的新形态》，武汉：新闻与传播评论[J]，1999年第3期.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1

一、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思想渊源

生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消费能够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人类社会进八到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消费形式日渐多样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是大量的消费活动，而这些消费形式并不全是由于生产而带动的消费需求，其中有很大部分的消费是过激的虚假的消费。阿格尔明确给异化消费下了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种现象。”显然，出现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不是出于自身正真的需求的现象，他们的消费不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虚荣心。所谓这样的消费是种被迫的、虚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被传播媒介诱导而形成人的畸形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气从而引起的种异化消费的现象。而这种异化了的消费观从长远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定的弊端，给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而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供给，大量原生态动植物就成为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牺牲品。“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征服自然和掠夺资源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不顾利用任何手段，从大自然中获取原材料。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可以看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异化的消费方式本身就是种畸形的消费，最终带来的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抓在世界范围内延伸，生态失衡问题随之也蔓延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下，资本家在获取剩余价值后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会导致生产过剩，生产和消费产生了矛盾。在资本主义消费领域里，消费是他们衡量幸福感的标尺，消费越多就代表幸福度越高，这样就会导致消费极度膨胀，生产和消费超出了自然承受的范围，产生系列的生态问题。阿格尔曾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生态领域，这种异化消费的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包括在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这样使得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多样化，同样也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产生的一些列消费过剩问题。莱易斯认为，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是当代人的异化特征。市场经济结构的弱点造成了人们不得不通过过度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幸福的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生产，“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生产方式是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最根本依据。

二、化消费异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异化消费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

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把消费数量的多少作为幸福程度的衡量标志，却忽视了自己实际消费需求。盲目的追求“虚假”消费来满足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的欲望，这样就会产生种生产消费领域内的恶性循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对消费实行操控和调节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具体表现在“第子，操纵消费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抑制资本主义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第二，操纵消费可以使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其实“聪明”的资本家正是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来使消费者本身得到满足，从而也就隐蔽了那些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对现行社会制度产生不满的人，这种虚假的消费

时满足了消费者，因而他们就不会主动起来进行动乱，因此，“消费异化成为资本主义使人们与现实制度“子体化”更有效控制的新手段。”资本家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隐形的不知不觉的。对于这种异化现象，阿格尔认为这种行为在真正的人类自由面前是无用的、浅显的、暂时的，根本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矛盾。要改变这种异化的状态就是使其不在异化，这样就需要人们缩减其消费需求，缩减为工业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因为生态再无力支撑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无限生产和无限消费了，要削减对工业原料的开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己的消费需求，减少对广播媒介宣传的依赖，重新思考在生产活动中追求自身解放的价值。

（二）异化消费在客观上扭曲人的本性，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异化消费不仅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进程，同时也违背了人真正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物质的占有，却忽视了人真正的生存自由。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人的需求不仅只限于追求物质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而精神的需求不是单靠物质的消费就能够满足的，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异化消费这种消费产生的人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空虚的。人类界的消费行为是有区别与动物界的，动物的消费只是能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就足够了，而我们人类的消费是种生产性的消费，这种生产性的消费模式是无穷尽的，生产无极限，那么消费欲望就无止境。异化了的消费正是这种无极限的生产所带来的结果，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越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就会导致消费的畸形，那么人们就被束缚在物质利益上，对物质消费追求的重视而忽视了人在精神上的真正解放，这种暂时的、肤浅的满足，不但不是人类正真自由解放的体现，反而它还会阻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对物质消费的过度强调会忽视精神文化的自由发展，因而，异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着种阻碍作用，应当摒弃这种消费观念。

三、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普世价值

（一）对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评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格尔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分析，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安排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同时，他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现状，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为后人研究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再者他把生态危机解决的方案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提倡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方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内的学者能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提出变革社会制度坚持真理，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他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探索性的发现，值得我们去肯定。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对于他的这种绝对性的认识其实偏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心点，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加剧生态恶化的一个催化剂，但不能说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对生产生产生能动作用。阿格尔回避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反而则更注重从社会改良的层面上出发，从人的需求结构上来分析，在对人的解放过程中，他只说消除在消费领域中的异化行为，并没有像马克思主张的组织工人起来革命资产阶级统治，阿格尔提出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现状的一种不满的态度，它的这种提法也只能算的上是种社会运动思潮，这种“在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关存在的前提下，单靠新社会运动本身而奢谈社会主义变革职能是个美好的愿望。”他对于异化消费的现象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减缓科技发展的步伐，减少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运用，使消费合理化，从而缓解生态危机。但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不可能靠减缓技术革命前进的步伐来抑制消费解决生态危机，这种方法只能使生态危机陷入乌托邦的状态。

（二）异化消费理论对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1）异化消费要转变为理性消费，推动我国绿色经济模式的建立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2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诸如消费主义倾向、生态环境破坏、公民信仰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遥相呼应”。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公民信仰建构的借鉴意义。

一、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包括消费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批判、文化理论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对压抑的批判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揭露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一）异化消费批判与我国的消费异化问题

“异化消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异化消费――消费本来是用于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再仅仅用于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变成了为消费而消费，消费被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异化消费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危害等方面拓展了对异化消费的研究，形成了“异化消费论”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生产力水平节节攀升，社会财富快速积聚，社会分配上不均衡，消费异化问题也在层出不穷，如享乐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极度浪费、符号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十分普遍。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关于消费的社会政治功能、生态危机问题、符号消费等方面的研究，对我们避免类似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理性消费观有借鉴意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特殊的情况，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消解已经发生的异化消费的问题。

（二）生态主义批判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主张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的错误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助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进行生态政治变革，最终完成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是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逐步降低，而且生态破坏的范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全国性的雾霾天气）、森林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消耗殆尽、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现实意义的探索，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深入剖析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性质，探索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三）大众文化批判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

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是对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消费性文化、媒体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批判，也即对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向消费化取向和商品化特征以及艺术向商品的妥协。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兴起和社会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实际控制，使商品和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纯粹的消费品。“高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被大众文化所代替，成为物质、商品文化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整个社会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建设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但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大众文化消费化。目前充斥于网络、荧屏、街头巷尾的文化宣传无不被打上商品化的烙印。其次，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不够强大，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造成深刻影响。再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巨大差异，城市和乡村文化的二元结构突出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优秀成果。

二、当代公民信仰问题及其现代性原因分析

（一）信仰及信仰危机

信仰的词源含义。信仰，又作仰信。信，信奉。仰，仰慕。梵语sraddha译作信心、信解、信仰。《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谓对佛、法、僧的崇信钦仰。）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1]我们可以把信仰定义为：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追问宇宙、社会、人生等切要问题，欲从根本上求得解决却无法实现时而主观认定的愿景，是主体对一种学说、思想、理论抑或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物的信奉敬仰和不懈追求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主体的思维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信仰危机是指主体原有的信仰处于崩溃之中，新的信仰尚未形成，主体精神处于混乱、惶恐、困惑和绝望的状态。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恰恰是以对传统价值、传统信仰的批判为前提和契机的，这种情况下旧的信仰必然发生动摇，社会的发展将会给人类提供多种新的信仰选择，人们面临这种“无标准的选择”往往陷入困惑而无从选择，要么就是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当前我国公民充分享受了现代性带来的发展成果和机遇，同时也深受各种现代性问题的困扰，他们在信仰选择的过程中吸收多元化的信仰中适合自身特点的因素，呈现出较大变动性。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公民趋于稳定，下面我们从政治信仰和盲目崇我性等两个方面来分析当今社会公民信仰与现代性运动的关系。

（二）高度商品化导致公民政治信仰淡化

高度的商品化使等价交换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化，人们感觉到自己“为社会所遗弃”。我国公民政治信仰有逐步淡化的趋势，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现代社会环境和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怀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处于和平时期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现代性文化充斥生活，公民政治信仰淡化也就十分自然。其次，党内出现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也对公民政治信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今社会大凡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对政治缺少热情，日本、韩国表现尤为突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期，公民政治信仰相对薄弱属于正常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要警惕泛自由化倾向，自觉与一切形式的政治分化和政治瓦解作斗争。

（三）人际关系异化、权威的消解导致公民盲目崇我倾向明显

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生产社会化使人成为生产机器上的零部件，遏制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人性的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人际关系冷漠，人们感觉到“为他人所疏远”。这就导致人们信仰选择的无标准，陷入了“无根”状态的信仰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上帝是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英雄是神圣形象在此岸世界的世俗化存在。在现代社会里不仅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被消解掉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英雄，也逐渐被淡化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隐退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很多人认为认为：“万物的存在是因为我存在，我是世界的中心”。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表示“我只信仰我自己”。这说明现代公民崇我倾向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品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使人们无所适从，精神无处安放。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势必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最终会危害人们健康发展，所以既要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公民信仰的崇我性，又要从社会环境出发找到原因，充分做好对公民主流健康信仰的引导，避免这种崇我倾向的无休止蔓延。

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公民信仰建构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2]这些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这里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我国的商品化、市场化浪潮，带来了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浪费、能源紧缺、生态危机，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处安放，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公民信仰造成了深刻影响。

（一）充分利用现代化发展成果建构公民信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了物质文明，让人们摆脱了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为我国人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生产力实现大发展，文化实现大繁荣，科学技术水平实现飞跃，以上成功实践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现代化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得力条件，自觉建构社会主义公民信仰。

（二）全力解决现代性社会问题，避免对公民信仰建构的不利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启示我们，如果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和困难，不能把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就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一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3]我们要努力找到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根源――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努力改革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性，全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从而促进对社会主义公民信仰的建构。

参考文献：

[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人学词典[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3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 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 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 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