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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论文实用13篇

能源化学论文
能源化学论文篇1

现阶段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而在实际教学中,各种教学方式应该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根据我校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团队多年来教学中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增加课堂讨论。针对一些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搜集资料,进行课堂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让学生走上讲台。让学生走上讲台不仅可以体验教师备课的准备过程,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能力;第三,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使微观概念及理论形象化。例如,在物质结构基础这一章,学生一般较难理解,如果用多媒体课件和化学软件以动画的形式去展现,课程内容会更加形象、生动。这样的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记忆,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第四,对于公式推导,应该板书推理过程引导学生理解。在教学中应避免盲目使用多媒体教学,要将多媒体与其他教学手段结合起来,才会使学生理解公式的推导过程,并能较好的应用公式。

3培养学生能力

为了调动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学生对无机及分析化学基础课程的兴趣,可以积极组织各类化学竞赛活动。我省有各类化学竞赛,例如:化学视频大赛,化学实验竞赛和趣味化学竞赛等。近年来,教育部门坚持开展部级、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有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全民创新。此外,为了鼓励和培养大学生创新激情及能力,我们学校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该项目均是由学生亲自撰写项目申请书,申请答辩ppt,中期考核表,结题报告和结题答辩ppt等资料。这不仅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还为学生日后工作和学习培养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实践能力提供了基础。

4适应专业要求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技术性和实践性较强,在无机及分析化学的教学中,要把握专业的特殊要求,认真学习我校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深入研究教学大纲,充分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作用,明确教学过程中的内容和重难点。例如,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章节的内容应该详细讲解。这部分内容对于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学生而言,可以更好地理解能源转化及利用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为高效、低碳环保使用能源奠定基础。

能源化学论文篇2

一、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意义

1.通过整理地方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和道德意义,能使学生逐步了解和喜爱地方的优秀文化,进而培养他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作贡献的志向。

2.合理开发和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对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积极的意义。[2]用身边具体可感的地方文化资源来优化教学内容和过程,既可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又可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与探究能力。

3.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补充。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结构虽几经调整,但仍未摆脱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结构重复以及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大学课程中所论述的理论深度和知识广度与中学课程差别不大,不能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生动性和可读性,不符合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活泼上进、求新好奇的特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大学课堂,纳入高校教学内容,可以弥补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缺陷。地方文化资源进课堂,不仅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地域感,而且直观、形象、生动,如临其境,可以使大学生身心受到熏陶,这是现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无法做到的。

4.地方文化课程资源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地方文化课程资源与其他课程资源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亲切性和具体可感。地方文化课程资源贴近学生生活环境,学生觉得身临其境,其中各种事物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就显得十分形象、具体。二是实践性和操作性强。面对既熟悉而又从未深究的地方文化,学生可去观察、考察、调查、体验、访问,操作起来既经济又简便易行。灵活、有效地利用学生身边的地域文化资源,可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更为真实的学习情境,将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社会实际有机地整合起来。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策略

地方文化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而要使地方文化资源成功转化,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与校园文化三者之间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教学模式。

1.课堂教学内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常规教学与管理,推进地方文化资源进教材、进课堂。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课堂、纳入教学内容,可以充实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体系。而地方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敢于胜利的精神等,给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鲜活的内容,提供了不尽的源泉。学校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个课程的教育教学中贯穿地方文化资源的有关内容,安排专题讲座。如张家港精神[3]、张闻明现象[4]。还可以借鉴已经编写好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辅导读物,帮助学生了解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如《张家港史记》[5]《沙洲县志》[6]。

2.实践教学外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体验式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身临其境的实践体验方式。[7]地方文化资源恰恰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体验阵地和鲜活的教材,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心灵的升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培育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在应用地方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要按照实践育人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学校应当努力与相关德育基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可信的实践基地和一个坚实的平台。学校和教师应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内涵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使大学生自觉参与其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净化。实践体验结束后,学校要及时组织大学生进行总结、讨论、演讲,以巩固实践体验结果。

3.校园文化强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构建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体系。学校应当坚持用地方文化资源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来充实校园的文化建设,营造校园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通过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8]学校可以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线,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艺术、娱乐活动;利用学校的展板、宣传橱窗、校报、广播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广泛宣传;在校园网开设相关专栏,构建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网络阵地等。总之,学校要努力营造校园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校园中处处可见、可感、可学,从而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在生动活泼中接受教育,把校园建成实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坚强阵地,把大学生培育为能够展现民族精神、昂扬时代精神、具有创新精神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并把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体系,是拓展和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课堂、实践与校园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我们的地方文化资源才能切实有效地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才能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占祥.文化管理手册[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2]沈壮梅.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J].思想理论教育,2008(3):4-6.

[3]秦振华.张家港精神: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4]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张家港年鉴(2008)[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5]徐祖白.张家港史记[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能源化学论文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能源化学论文篇4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能源化学论文篇5

大家都知道,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时效性、思想性、理论性的特点,这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配备相应的信息化教学资源。高校政治理论课程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前提是从实际出发,立足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优化与整合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这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前提。同时,更好地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相关要求与制度,从而更好地对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利益率与许多发达国家大学有很大差距,这既制约了我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又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时代目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配置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教学资源优化配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才能够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平稳运行和高校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对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进行有效研究对大力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整体的教育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实际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浏览、学习网络教学资源方面的积极性和利用率较低,其中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信息化教学的资源内容陈旧,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兴趣很困难。某些政治理论课程网络平台上的一些信息是多年前的材料,由于缺乏及时的更新使得这些资源很难提升大学生的兴趣。

2.信息化教学的资源盲目堆集,使大学生查找起来难度加大。多数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网络平台上都有极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是这些网络平台上的资源在收集过程中缺乏合理的分类和有效的整理,致使许多大学生在使用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3.信息化教学的资源结构复杂,使政治理论课教师管理困难。由于很多教学资源不符合元数据分类的方法和标准,很多政治理论课程网络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往往会出现信息相互重叠、信息过多、相互包含的情况,从而使得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管理资源上遇到重重困难。

上述问题不断地提醒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通过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效性提升信息化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在此前提下需要对信息化教学素材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并加以整合。

二、优化与整合的目标

1.以提升德育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大学生的德育素质培育,需要政治理论课系统的信息化教学资源。我们把建立在大学生的德育素质培育基础上的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归纳为“三个着重”。

(1)着重整合信息化视频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视频欣赏中提升自身的素质。针对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视频资源特别丰富这一情况,教师要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此加以整合。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如历年的《感动中国》人物的视频,2007年和2009年的《道德的力量》。

(2)着重优化与整合师生的论坛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感悟中提升自身的素质。师生论坛的目的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碰撞。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是激发大学生的思考,从而使大学生在思维碰撞中受到触动和启迪。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心灵哲理小短文是滋养大学生的精神食粮,因此将这类资源上传到相应的论坛栏目里,大学生就能从中获得一定的认知从而提升自身的素质。

(3)着重整合与此相关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让大学生在浏览网站时提升自身的素质。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的要求选择有特色的网站,并对大学生德育素质的培育方面作出相应的拓展。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选取“中国普法网”和“中国文明网”两个网站,选择其中具有特色的栏目,尤其是德育素质培育方面的栏目,以此作为大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并要求大学生在论坛上抒发学习后的感受,并能够选取其中自己感兴趣的教学案例进行认真的学习。

2.以提升能力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

(1)积极运用社会实践资源更好地培育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优化与整合社会实践教学资源并更好地为参与网络资源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分为综合性和研究性两类。综合性实践是通过社会调查和爱国主义诗歌比赛等形式,是提高学生的沟通交往、组织协调、语言表达等能力。研究性实践通过读书、调查报告、影视观后感等方式提高学生信息查阅、语言组织和文章写作等能力。

(2)积极运用信息化论坛资源培育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为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在多种网络平台上开展创新论文大赛,同时我们为培育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力,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举办各类沙龙活动。总而言之,教师应善于应用各种信息化资源,培育大学生创新能力,并不断表扬和鼓励在创新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提高学生积极性。

3.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培育为目标,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网络教学资源。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网络教学传授科学理论知识,其目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道德观教育和法制观教育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将网络教学资源优化与整合的过程概括为“两个大力加强”。

(1)大力加强书本知识的整合。在学生主动学习书本知识的前提下,教师更应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在网络平台上提供书单。

(2)大力加强信息化的自测平台建设。信息化自测平台主要形式是各类题目,通过自测了解学生认识和知识结构。因此各类题目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要有知识运用的题目,也要考查到具体的概念、原理;既要有知识记忆性题目,也要有综合分析的题目。我们以单项自测和综合自测分类组织试题库,整合大量试题加以分类、归纳,减少重复性,加强实用性、时效性,并通过网络化自测平台建设使学生可以在课后完成自测。

三、优化与整合对教师的要求

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一要有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二要加强优化和整合,三要构建完善的信息化教学平台。对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与整合,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宽阔的视野,同时又要具备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教学的能力。

1.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在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现代教育也要与之接轨,这就对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2.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较高的素质。

(1)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信息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本领。开创与建立信息化教学平台既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应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的能力。教师要更多地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方式开展教学,改变传统思维,成为信息化教学资源使用的引导者。

(2)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备跨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由于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涉及多学科、各领域,包括新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因此需要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对其具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学科、各领域都要有一定的涉猎。

3.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与现代学生生活实际贴近的情怀。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建设信息化网络教学资源时要考虑学生实际,把与学生生活、学习和思想相贴近的信息化的网络教学资源加以整合。只有通过与学生的兴趣、需要、能力相贴近的资源才能充分调动他们使用资源的热情,进而使之乐学、勤学和善学。这是我们将信息化资源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之所在,也就是建设信息化资源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学习、主动学习、提高教学效率,更有效地完成知识传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第一,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资源,需要明确优化与整合的方向。作为信息化教学主导的教师必须认识到要不断丰富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知识面以及个人素质,这样我们建设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网络学习活动,进而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

第二,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资源,还需要深入研究混合式教学、翻转课教学,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应用网络化信息化教学的效果。

第三,在信息化教学资源优化与整合时,教师也应认识到信息化教学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积极挖掘、不断发现,优化与整合信息化教学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信息化教学终将成为我们的常规教学手段,信息化资源也将成为学生成长的先进文化资源。

能源化学论文篇6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黄国波.闽南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5)

2.庄国土.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初探.东南学术,1999(6)

3.李燕.试论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2)

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能源化学论文篇7

[课题项目]本文系乐山师范学院2010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育人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G10—ZD04)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9—0126—02

教学资源库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而言,教学资源库常用多媒体课件或电子教案来代替,教学资源信息更新滞后,教学利用率不高。同时,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05方案”)明确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通过充实教学内容,完善课程设置,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中,往往是以4门课程(本科课程为4门必修课,专科是2门必修课,本文以本科阶段为例)单独来建设的,缺乏相互联系和互补。因此,构建一体化教学资源库,打造统一的教学平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是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致的育人目标,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网络教学平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建成内容丰富、互动交流的共享式资源库。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的现状

(一)教学资源库重复建设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同一个问题,相同的内容,重复讲,反复学”的状况,造成了一种教学资源的重复建设,使学生在面对相同知识点学习时,产生疲倦感和厌学情绪。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不仅可以避免教学资源的重复建设,还能较为清晰地体现相同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学生全面掌握所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判断和比较能力。

(二)单一教学资源库的局限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需要教师把握课程整体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在信息量和完整性上,单一的教学资源库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体化的教学资源库能够在教学准备过程中给各门课程的教师提供了解其余课程的相关信息的资源平台,有助于教师把握各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基本内容和教学重点难点,从而使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次分明、前后呼应,增强教学过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思路

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的统一整合,建立大容量、开放式、交互性强并适应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建设时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做到内容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要求。

(一)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基本原则

1.统一设计的原则。将四门课程当做整体进行统筹规划,采取统一的标准实施建设。统筹规划主要根据四门课程之间的结构关系,设计课程资源库。统一的标准则是实现组成资源库的各子库之间数据信息的共享。因此,在开发过程中,要严格依照相关的技术规范标准,采用统一的基础数据格式,确保在不同资源库之间的数据信息可以自由交换、查询和应用。

2.分类管理的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要充分考虑四门课程的自身特点和相互关联,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来选择和组建各种教学资源,凡是纳入教学资源库的资源都要进行分类管理,如涉及四门课程(基础课、纲要课、原理课、概论课)共有的资源内容,可以建设一次,共同使用,见下图。

3.知行结合的原则。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具体可以把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行动等纳入其中,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学生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4.动态建设的原则。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建设过程,需要保持教学资源库长期稳定,并不断更新和维护。此外,还要注意一体化教学资源库的支持系统或平台具有扩展能力,确保一体化教学资源库能够根据软硬件环境和应用需要的变化,自我更新,以适应技术变革对实际应用的影响。

(二)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内容构成

资源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基础,一体化教学资源库是一个为师生提供集“教学参考”“多媒体教学”“自主学习”和“教学评价”等服务的信息资源仓库,可以分为基础资源库和功能资源库。基础资源库是静态的教学资源存储,功能资源库主要实现动态的教学资源利用。

1.基础资源库。(1)媒体素材资源库。根据媒体素材的类型,可分为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五种类型。文本素材包括教材文本、电子教案等。图片素材包括教材中的附图和插图,以及相关知识背景下的图表、示意图等。音频素材包括背景音乐、重要讲话、广播等。视频素材包括教学录像、重大事件的影像、典型事例的纪录片、学术讲座等。动画素材包括教学动画、游戏动画等。(2)测试资源库。根据测试的目的性,可分为知识测试和能力测试两大类。知识测试主要包括章节的习题、模拟试题、历年的考试试题等。能力测试主要有心理测试、技能测试等组成。(3)参考资料库。为师生提供了包括电子文档、图书资料等多种载体资料的相关信息,主要涉及学术成果介绍、专业期刊、教育教学参考资料等。(4)案例资源库。主要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收集、整理的经典案例,一般是法律案例、名人故事、重大事件背景、重要论述内容等。(5)网络课程资源库。主要由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和网络教学平台组成。(6)共有资源库。这是一体化教学资源库所独有的资源形式,将四门课程中涉及的共同知识内容(媒体素材、参考资料、案例等)单独建库,在利用中根据教学进展自由调用。(7)工具资源库。根据不同的作用,可分为软件工具下载和教学网址资源信息。软件工具下载主要提供教学中常用的应用程序,教学网址资源信息则提供与教学相关的网址链接。

2.功能资源库。(1)教学交流。提供信息交流服务,可以实现在线交流、答疑解惑、个人观点等功能。主要设置有教学论坛、邮件系统、微博客平台等栏目。(2)教学评价。对教学过程及效果进行量化评价和分析。主要设置有课程评价、学生评价和建议反馈等栏目。(3)资源检索。提供在一体化资源库内的信息查询汇总,便于掌握资源库信息和关注度,有利于教师把握教学的进度。(4)实践平台。实践教学的公共展示平台,主要栏目设置包括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行动等。

三、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的保障机制

(一)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技术要求

我们主张在平台上开发,这将使资源库系统更稳定,能与目前市面上主流的Windows操作系统实现无缝链接,并具有更好的扩展性、稳定性。在数据库方面配备存储量较大、安全、稳定性较高的Oracle数据库,能最大限度地存储更多资源。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主流产品还是基于微软的操作平台为开发平台,主要使用的语言为Microsoft.c++或者Microsoft.c#语言,在微软搭建的框架下进行采用高效快捷的编程方式,在遇到相应问题时我们能更好地使用基于微软大平台上的所有资源,及时地解决问题,既节约了开发成本又能满足安全高效快捷的使用要求。

资源库资源存储方式为按照分类存储,结合资源的占有性合理分类服务器资源,使其能实现快捷访问、方便维护的效果。将视频音频资源单独存放实行按类别分开管理,对于文字资源和一般图像资源可以根据使用类型与资源数据一起存储在原始数据库中。

系统可按照三级角色进行管理(如建设需要可根据系统使用情况后期扩展至多级角色),结合WEB应用程序开发。目前国内外在基于WEB的环境构件上根据实际使用单位的大小和编程开发者的习惯采用了比较主流的几种技术方案,如Linux,Unix,Windows等,并在和J2EE二个主流应用框架上进行设计、集成。

(二)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因其学科性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的特殊性,对一体化教学资源库评价的关键在于对育人效果的评价。一体化教学资源库的评价是指以一体化教学资源库为评价对象,根据育人目标,采用可行的教育评价技术和方法,对设计、开发、运用、管理方面的效果进行测定,分析并评判的过程。根据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现状,大致可以从育人效果评价、内容评价、技术评价、应用评价四个维度对一体化教学资源库进行评价。

育人效果评价:主要根据学生参与资源库提供的相关实践活动情况,评判受教育的程度。内容评价:主要指标有资源定位是否明确、选材是否恰当、内容是否充实、系统是否全面、分类是否合理、媒体是否丰富、表达是否规范、素材是否科学等。技术评价:主要参考因子包括运行是否稳定、管理是否规范、布局是否合理、兼容性是否强、安全性是否好、扩展性是否足等。应用评价:主要考察导航功能、查询功能、纠错功能、硬件环境等方面应用效果。

四、结语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过程中,要贯穿“利用便捷、资源丰富、生动趣味”的思想,既方便教师利用,又能吸引学生的关注。高校要为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一方面,组建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计算机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的运行团队,保证教学资源库内容的准确性和技术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更新变化,不断充实教学资源库的内容,从而完善一体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满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应用。

[参考文献]

能源化学论文篇8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11-14.

[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能源化学论文篇9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能源化学论文篇10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能源化学论文篇11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能源化学论文篇12

一、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的原则

(一)目的性原则

首先应坚持目的性原则。我国的高校思政教育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环境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逐渐的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而地方资源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在思政教学中应积极利用地方教学资源,把握教育重点思想,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政治教育的目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教材内容来进行利用,保证地方资源的利用有效性。

(二)针对性原则

在进行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大学生与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在文化和专业等方面都有多不同。积极的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要注意应将学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群体,对于艺术性强的学生可以多采取户外时间的活动,通过体验式来达到强化理论教学的目的。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则可以利用地方统计数据等知识点来引导学生进行思政理论知识的学习。

(三)创新性原则

在创新性原则中,高校应积极的打破传统常规性思维。只要是有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提升的教学资源都可以加以利用。同时应坚持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大学时代是学生形成政治思想素质的重要阶段人,常常会容易受到外界的错误思想诱惑。对此,应将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相应的变化,达到与时俱进的效果,根据学生的思想变化来进行相应的教育,真正的利用其民族文化资源,让民族文化资源起到最佳的效果。

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提高高校思政理论教学的有效措施

(一)将文化转换成为教材

当前我国高校所应用的思政理论教材都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编写并发放的。有着科学性、统一性等特点,但并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地方特色的学生实际需要。对此,教师可以将思政教学内容与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一起进行教学。教师可以采取案例讲解的方式或是情境再现等方式来进行教学,当中充分的结合当地民族文化,通过生动的历史再现等形式来让学生体验到更加真实的感受。利用真实的情境来进行教学将帮助学生深刻的了解到理论知识的含义,最终提升教学的效果。

(二)将文化引入到研究中

科学研究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要求教师一定要具有相应的民族文化素养,同时重视借鉴国内外的优秀民族文化研究成果[2]。将这些民族文化融入到日常的思政理论教学中去,帮助学生建立起相应的问题意识,同时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对问题的兴趣,带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将民族文化带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全面的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对我国民族复兴的研究,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教师的主动参与

教师是高校思政理论教学中的最直接参与者。教师的参与对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教师应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为地方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对此,教师应积极的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并撰写研究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地方性教材,满足于学生的实际需求。此外,应在课堂教学中学会倾听学生的反馈建议,了解学生真正的需求,及时的找到适合学生使用的新的教学资源。

(四)积极展开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学校和相关的政府单位应建立起实训基地。教学实践基地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高校长久发展和稳定的需要[3]。教学基地的建设是通过具体的商议和规划而形成的,这对学校的未来长久使用将起到重要作用。传统的思政教育过程中由于缺少实践教学的场所,因此高校也比较忽视实践教学。教学基地的成立将围绕学校的思政教育提供稳定的场所,对教育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在实践基地完成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时间活动,通过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保证高效思政理论教育的教学有效性提升。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教育措施。随着高校思政理论教育课程的改革推进,教学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此,教师应重视起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思政理论知识教育,提高学生在思想上的觉悟,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郭庆.思政理论课教学现状、特色及创新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41—44.

能源化学论文篇13

在语言教学中,词汇越来越受到外语学界的重视,其理论在探索中不断丰富,在实践上也改善了教与学的状况。但业内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英语作为一种语言,除了有其语言学习的内在结构之外,还有其人文性的一面。而词汇溯源教学把图式理论和故事法相结合并融于词汇的学习,特别强调学习到的词汇知识得以内化和运用词汇能力得以增强,而不止是输入或临时性输出,对于英语词汇的教学将是一个有力的助推器。

二、词汇理论的发展与国内英语词汇教学的“短平快”倾向

1.词汇理论的发展

词汇理论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提出的“组块”概念,Becker最早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命名其为“词汇”,随后,大批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命名、定义、分类和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其内容。在分类上也各不相同,但比较认可Michael Lewis依照词汇内部的语义联系和句法功能所划分的四类:词与聚合词、词语习惯搭配、惯用话语和句子框架及引语。

2.国内教学实践的“短平快”倾向

“麦当劳”是著名国际快餐品牌,其特点是速度快、效率高、工厂化管理,让顾客在很短的时间内享受到较为可口的餐饭,而对于营养搭配和健康以及养生方面的注重比较少。在国内,词汇理论的教学实践应用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研究了其在国内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有专家研究了其在听说读写译各技能培养方面的作用。

三、词汇溯源的理论基础

1.认知心理学

以George Miller的研究报告《神奇的数字7+/-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为奠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Pawley&Synder提出,通过在长时记忆中储存大量的、频繁的使用的预制词汇,人的大脑可以改善其处理信息的能力。

2.二语习得理论

无论是Krashen输入假设理论,Swain的输出假设理论,以及Gass和Ellis的习得过程论述都认为输入材料必须要足量并且是可以理解的材料,那么对于词汇的学习就不能是孤立的输入,而应该是可理解性输入,这一目标要求在词汇习得时,要运用教师教的策略和学生学的策略的结合,对词汇输入进行适当的溯源和故事讲解,使词汇能够从文化本源上被理解。

3.语料库语言学

Belotenson研究发现,在日常交际中约70%的语言是由程式化的预制语块组成,而词汇相对的稳定性造成数量上的相对固定性为语料的收集和语料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语料库以大量精心采集而来的真实语料为研究素材,并不断更新扩充,成为语言学习和研究当中的有力工具。

四、词汇溯源的定义、目的与意义

1.定义

词汇溯源是基于语料库和词汇或语块教学认同的基础上,于课堂内外培养教师和学习者追根求底的溯源意识、探索精神及文化意识的教学。

2.意义

(1)学术价值。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译五种基本技能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其中词汇量是提高这五种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但同时也是学习者的最大障碍,被称之为英语学习中“拦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各种词汇教学应运而生,笔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词根词素的分解,让学习者掌握其本义来记忆和运用词汇,向词汇的本质要效率,重在向微观分解;一类是通过词的组块效应来整体记忆,并在实际运用中整体输出的词汇教学,重在向宏观组块。

(2)实践意义。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词汇溯源的方法来达到教学语言本质和文化意识培养的目的,对于今后的词汇学习研究和教学可以起到一个推进的作用,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教的意义体现到了方法、知识和文化的共存。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讲,能尽量的减少学习词汇的枯燥性,增加学习的乐趣,使学习变得终身受用,更有意义。

五、词汇溯源教学实施

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教学方法或模式,在运用词汇溯源教学时,应该注意一些实施的条件和局限,从而趋利避害,以确保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其正能量。

1.教师文化意识的提高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甚至是常流水”。在词汇教学中,教师首先自身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播的意识,比如,在回答Your girlfriend is so beautiful.时要注重中外对待赞美的不同态度,那就不会出现“No, she is not.”“Do you want a fight?”以及“Just so so.”这样的回答,而应该以“Thank you”取而代之。

2.教师专业知识的积累

专业的普适性知识是教师在专业创新和发展中的基石,而词汇知识及其溯源所带有的文化内涵则是在外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专业知识,其获取的途径很广,既有来自于求学时的专业文学课程设置,也有专业词典所带来的查询的便利,还有与目标语人士的接触交流中所体会到的所得,等等,在专业积累方面,可谓是厚积薄发。

3.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

在资源的利用方面,要利用好图书资源,如英语习语词典、英语谚语词典和文化背景词典,这些书籍都与文化内涵息息相关,是词汇教学资料的重要来源,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在资源开发方面,最重要的是逐步创建自己的词汇溯源数据库,注重不断地积累,建立起收集与搜索机制,使数据库作为自己大脑的“外挂硬盘”,随时读入写入,应用时随意读出抽取。

4.注意事项

首先,词汇溯源教学与故事教学有所不同,故事教学可以是把整个的教学材料都编入故事中,也就是说故事是整个课堂的主线,同时对真实性要求不高。而词汇溯源教学则是把真实的溯源材料穿教学中,以方便词汇的理解和输入,溯源教学并不主宰整个课堂,而且如果涉及较长故事一定要尽量控制时间,同时还要引导学习者课下阅读和查找资料。

六、结论

探索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溯源是对文化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探索和认知的过程。词汇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正在日臻成熟,而文化意识作为语言本源的深层次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和表面。词汇溯源对词汇教学从不同于“麦当劳”的“短、平、快”的角度来探讨其习得效果问题,具有先进意义,但仍需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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