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论文篇1
在当今以人才为主导的经济社会中，人的综合素质尤为重要。而外贸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政治观念，业务熟练，熟悉相关法律，具有高的情商和智商，而且还要具备外贸信息员的特质、需要通晓人事、不断创新的特别素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吸收和积累，是贸易创新的源泉，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发展对外贸易，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文化触觉概述
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上作用重大，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与文化正在不断走向融合，“文化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崛起。1999年10月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会议上，世界银行曾指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也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和运作条件的重要因素(安字、田广增、沈山，2004)。文化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由文化自身的结构决定的。文化的层次如图1所示。
文化具有双重性，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如果将文化比喻为一座冰山的话，冰山的上层为文化的外在表现，下部为文化的隐藏部分。如果想了解冰山上有形事物的影响力，就必须潜入水底去了解冰下隐藏的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文化差异中文化因素而非心理因素有时会妨碍贸易的交流和前进。消除文化差异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在对不同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客体开展国际交往时，依据公认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开展活动，并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交往、沟通与合作。当今研究跨文化众多理论中，大都强调一些外在的素质，例如外语能力、国际知识储备等，忽略了内在素质的培养，笔者倡导的外贸“文化触觉”这一理念主要是想引起社会对国际贸易中文化内在情感的思考，促进开放型外贸人才的培养。
触觉是自艺术心理学的重要范畴，即感受能力。贝伦森曾在“四福音”中论述了“触觉想象”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触觉值”的概念。他认为在感受艺术作品时，观赏者通过“想象感觉”设想经历了一次真实的身体遭遇，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付竹，2007)。对于跨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触觉，就是在认识全球化文化中，通过激发其触觉想象感觉，创造出能使主体感觉触摸到客体文化的感觉，从而更充分地把握贸易动态，适时捕捉商机。文化触觉并不是虚无飘渺以及不可触摸。它是建立在学识基础上的，将在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文化的敏感，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散思维，获取与贸易对象相关的文化信息，并创造机会赢取价值的能力：它要求对本土文化及非本土文化有客观、全面、深层次的了解，并能够区分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分离：它是一种建立在客观感知基础上的主观认知及其所产生的心理敏感，这种敏感会促使人们利用已有信息，通过发散思维获取有价值或者相关的信息。
三、文化触觉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触觉可以有效消除文化壁垒和冲突
文化这一概念具有动态性，它会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丰富。而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差异总和就构成了文化壁垒，具体体现在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逻辑思维习惯、对时间的态度及对情景和关系的依赖程度等不同地域、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当不同时空的文化发生关系时，其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就形成了文化冲突。如果处理不好，文化冲突就有可能发展成不可遏制的后果。外贸人才只有具备了文化敏感性，才能有效分析文化差异，找到不同利益方的平衡点，满足贸易的需要。举个简单的关于文化敏感性的例子，当年可口可乐公司在香港拓展业务时，最初品牌的名译为“是必利”，这是因为不了解中国人文化习惯，这个名字显得俗气而且不容易记住，贸易量十分有限，后来公司针对香港居民的文化背景及汉语的特色，改名为“雪碧”，这个名称显得高雅和新潮，立刻受到中国香港、大陆巨大市场的青睐。
(二)文化触觉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贸易需求。发现商机
世界上跨文化的经济交往自古有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跨文化的经济交流已经由原来交往范围狭窄、交往频率低转化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日常行为。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自觉不自觉地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如果未来能利用触觉感受，引发人对产品的情感联系，并通过有效方式聆听消费者声音，将获得巨大的商机。过去几年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台让人爱不释手的家电，即智慧型吸尘器，Roomba这台吸尘器可以自行侦测家里的行动路线，避开古董、小孩、宠物等，并完成打扫的任务。这种设计得益于设计师对人情感诉求的敏锐性，将这种触觉感融入设计，获得成功，得益于触觉具有引发人情感面的特点，让商品具有了情感诉求的特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阐述了人的需求层次，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后会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当前，人们在货物和服务中购买的主要是生活方式、文化诉求、情感和心灵体验。因此，无论货物贸易或者服务贸易。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因素。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每个国家都有代表自己的文化产业。说起意大利，大家就想到服装，法国的红酒、日本的数码产品、中国的瓷器等等，这些都是进行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常识。只有将这些常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现很多商机。对于我国而言，中国设计与提供的服装如果更多融合武术、东方特色会让这些产品的文化内涵更好的传播，有利于中国贸易的发展。
(三)文化触觉有利于建立系统的国际营销渠道
以“海尔”、“TCL”、“格兰仕”为例，他们各自创造了自己的“国际化模式”。但在国际化进程中分别遇到了困境，其中共同的困境时缺乏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和系统的国际营销渠道。所谓的国际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消费的国际化，而非产品的国际化。国际化必然要求建立准确和强有力的商业信息系统网络，建立包括一般客户、海外经销客户现在何未来需要的产品，而文化触觉的培养可以让对销售国的语言风格、语言符号的言外之意都掌握。我们可以从一些营销失败案例可以看出文化触觉的重要。Pepsodem牙膏在东南亚销售不畅，主要是因为他许诺的洁白牙齿与视黑黄牙齿为威望象征的当地文化相冲突。一家美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一次广告活动因为使用许多暗绿色而惨遭失败，因为在马来西亚暗绿色象征疾病和死亡。如果理解了销售国的价值观，就会在销售外贸产品时事半功倍。比如美国的文化价值中心在于个人活动和主动性上，而亚洲社会强调合作和服从集体等等。很多年来，很多欧洲国家消费者对购买美国的品牌很勉强和犹豫，因此很多美国公司在与欧洲做生意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以免过分宣扬自己的美国根源。近年来，美国品牌的开始流行，主要是因为美国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在全球的传播、互联网的发展和对美国旅游增加，这些得益于使得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更加熟悉美国的文化(陈希，1999)。
行为传导理论认为，一国文化将最终影响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从而影响其对贸易产品、地区、方式等多方面的选择，导致各自偏好差异。这些差异则构成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同时增加了产品的进入成本。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专业化经济与节约交易费用之间两难的结果，当专业化分工水平一定或者说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交易费用至关重要(杨小凯，2003)。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传统是对交易费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因此，具备敏锐的文化触觉有助于减少贸易成本，有利于将交易产品更加迅速地打入国际市场，赢得先机。
四、文化触觉的生成及开放型经济人才文化触觉的培养
(一)文化触觉的生成方式
文化触觉作为开放型经济人才必备素质，也是人才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开放型经济人才敏锐的文化触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其自身的生成过程。文化触觉是建立在文化相互尊重基础上，在国际交往中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它要求主体对本土文化及非本土文化有客观的、全面的、深层次的了解，并能够区分及识别不同的文化，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外在分离和内在联系：文化触觉还要求主体具有对文化的心理敏感，这种敏感会促使人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信息网络，通过发散思维，获取有价值或者相关的信息。
(二)开放型经济人才文化触觉的培养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开放型经济人才的重要机构。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培养开放型经济人才的文化触觉。
首先，教育理念上，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意识。国际贸易中是一种互主体的交往，双方的交往是一种平等、独立的关系。培养学生的文化触觉，就必须不断强化学生在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既是要反对文化自卑主义，又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不因经济发达国家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常常采用只有他们才能达到的高标准，如技术法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唯西方马首是瞻，把西方的标准视为先进的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产生自卑感。同时也要防止学生视自己文化最优越，而导致的封闭、抵制外来文化的盲目心理。在任何国际贸易中，都应该注意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标准、自己认可的价值来要求其他的贸易主体，而应该做到尊重对方，在相互尊重中寻找贸易的共同利益。
文化贸易论文篇2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贸易论文篇3
摘 要：文章立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趋势，利用对贸易便利化政策及其理论的演进，根据中韩贸易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等，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韩两国未来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及前景。 论文关键词：贸易便利化；韩国；中国 “贸易便利化”泛指货物跨国界移动时，如何在确保在实现合法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从而减少相关的成本，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贸易便利化”一词在理解和运用上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该词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机关和贸易商处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组织所使用。 1WTO贸易便利化规则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①贸易不平衡。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方贸易逆差规模连年增长，以2008年1-5月为例，中国对韩进口466.4亿美元，出口291.8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达164.4亿美元。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92年两国建交到2008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已达2900多亿美元，韩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如此巨大的贸易对中韩贸易的合理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②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及产业重点的差异，韩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通讯设备、高档家电、精密仪器、以及汽车机零配件，而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却主要是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原材料、化工原材料、农业机械、重型机械以及诸如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据统计，2008中韩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142.2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出口电子产品仅86.9亿美元。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带来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2 WTO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①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我国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简化了贸易程序，减少了贸易往来中的纠纷，为我国赢得了许多商业机会。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强烈的贸易往来需求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由于中韩两国贸易政策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两国的贸易在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性。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贸易往来中降低税务执行费用、服务费用、处理程序的时间成本、商业机会成本等各项交易成本，为韩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出口，关税等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并可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进中韩贸易结构改善。贸易便利化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则、新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面对便利化的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新规则、新标准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我国经济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发展。目前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目的正在并且已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以内销为目的的服装加工业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中间产品也已成为中国对韩出口的主体。2008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长2.4%，根据统计，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由占2005年对韩进口产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见，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对中韩贸易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3贸易便利化条件下优化中韩贸易的对策 ①改善双方贸易结构。要优化双方贸易结构，首先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对中国而言，要注重加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打破“中国制造”的廉价印象，实现以质取胜，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 ②扩大双方相互间的直接投资。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相对于2007年，2008、2009年韩国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个数下降19.01%，实际投资下降7.89%，致使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收到了较大的影响，在2009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我国国应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韩资根 据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到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投资，加快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实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厂，促进中韩贸易均衡发展。 ③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大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要对参与国际分工做出战略上的调整，积极准备产业升级，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开展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文化贸易论文篇4
【论文摘要】 当今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能称得上普遍完善的全球化，其自身依然存有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全球化概念、特征和潜在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尝试探讨一些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全球化 相互依存 潜在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文化贸易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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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论文篇6
2.APEC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明确地出现在APEC的正式日程中。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是在1993年建立并且在1995年大阪议程扩大了涉及范围。委员会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反腐败以及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1994年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承诺“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并设定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发展经济体到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投资。1995年APEC大阪会议通过《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行动议程》﹚，将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进程的三大支柱。自1994年APEC设立“茂物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批准通过《大阪行动议程》以来，APEC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近些年，APEC贸易便利化进程不断加快。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成为指导和规范成员经济体采取贸易便利化行动的基本框架。随后达成的《上海共识》，提出5年内将区内贸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各成员方据此行动计划将在2002—2006年内将各自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后来，此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被称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简称，TFAPC﹚”。“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涉及到了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四大领域，即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2006年，APEC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宣布TFAPC顺利实施，上海目标顺利实现。2005年，釜山会议通过“釜山路线图”，提出2007—2010年间区内贸易交易成本再降5%的目标。为此，APEC提出了“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简称TFAPⅡ﹚”。虽然“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仍然集中于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但是对其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了更新和修订。海关程序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包括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2012年，APEC评估报告显示，2007—2010年间，TFAPⅡ降低APEC区内贸易成本5%的目标已经实现。可见，APEC贸易便利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继续深化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贸易便利化兴起的原因分析
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贸易便利化在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会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一是尽管传统的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已大幅降低，但因繁琐的海关手续、行政程序等带来的贸易扭曲仍然存在。这些冗余复杂的手续和程序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合规成本和延误成本，且在传统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非效率的贸易流程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更加凸显，这使得以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为宗旨的贸易便利化恰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贸易改革有关的发展议题要取得多边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缺乏实质性改革意愿，因此，一些想要进行贸易改革的国家开始寻找新的选择，贸易便利化便进入这些国家的视线。这些涉及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可以单方面进行，故与WTO所主张的非歧视性原则不相矛盾，且能通过有意愿改革的国家自身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推进贸易改革的进程。总之，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新方向，被WTO、APEC等国际组织看作是乌拉圭回合的补充以及达成茂物目标的重要引擎，其发展标志着世界贸易翻开了贸易自由化深化和发展的新篇章。
二、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分析
（一）法律环境
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政府非常重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例如，2006年5月8日中国《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国家贯彻落实信息化战略的意志和决心。同一年，为推行电子政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支持政府部门有效地履行职能、促进全国电子政务健康发展，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发《2006年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为电子政务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未来贸易便利化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国加快推进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信息化法制建设。例如：为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1994年中国颁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合同法》中对数据电文法律效力的承认；2000年《海关法》承认了电子数据报关单法律效力；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并规范了电子签名行为；2006年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涉及到信息安全的内容。另外，为规范通信行业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工作，中国工信部在2009年6月了《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综上所述，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立法不断完善，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措施的顺利实现，但在用户及报文验证、数据共享、数据的安全传输、数据的保存和销毁及归档、电子证据认证结果的相互承认与接收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立法仍须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因此，适时对有关贸易数据交换的现有及潜在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是推动贸易便利化顺利发展的首要步骤。
（二）软硬件环境
1.软件技术支持。贸易便利化措施的顺利推进在技术环境上要求经济体内要具有基本信息技术，例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除此之外，还要具有辅信息技术，包括保密技术、电子签名技术、电子认证技术等。据2011年9月—2012年7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商务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以及部分国内重点高校专家学者的调研来看，这两方面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已不存在问题。另外，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软件及数据库的研制和开发也对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否成功实施起决定作用，对中国来说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将国际标准融入本国技术法规的建立中，国际标准在技术法规中的比例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标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例如，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引进了UN/EFACT各项建议书的主要标准，并等同或等效采用为国家标准，如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UNTDED﹚、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UN/LOCODE﹚等。［4］虽然中国已经采用了联合国用于商业、管理和运输的电子数据交换﹙UN/EDIFACT﹚标准格式，但很多与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关的政府部门，例如海关、质检等部门中还仍然在使用其它标准的电子格式。各个部门之间因为数据标准的差异，导致信息共享困难。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时考虑使用现有的建议书、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应用将有助于确保跨部门、跨国境所开发的相关系统的兼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促进这些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
2.硬件系统建设。硬件基础设施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基础条件，电子数据的境内以及跨境传输需要借助于公共网络系统。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应具备电子数据传输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在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完善，例如，海关总署等国务院十二部委在电信公网上﹙Internet﹚联合共建公共数据中心———电子口岸，是中国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可通过电子口岸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联网数据核查，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口岸办理各种进出口业务。目前，中国电子口岸平台共开发运行了18个跨部门联网项目。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35个地方电子口岸上线运行，累计开发的项目已达500多个，为加强口岸管理，提高通关效率，实现“一站式”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5］除此之外，原产地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原产地证书国际电子联网核查系统等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完善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的典型项目。凭借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国在实现进出口相关业务信息共享、数据跨境传输，进而提高进出口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实施环境
贸易便利化的顺利推行需要政府的支持、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方面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努力，采取了很多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措施，例如2001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实行大通关制度；各部门配合大通关制度而进行的电子口岸的建设；海关快速通关、便捷通关、绿色通道、动态分类管理等便利化措施；质检部门的绿色通道、直通放行、“产地检验，口岸出单”的出口通关模式和“口岸转检，属地报检”的进口通关模式等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的采用极大提高了我国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给企业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另外，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近年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不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并与国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积极合作，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中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例如，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另外，还有6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这些自贸协定涉及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自贸协定中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通过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各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内容。而2001年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加入PAA﹙泛亚电子商务联盟﹚，涉足泛亚地区跨境商业单证交换；2002年APEC、ECBA﹙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成立，秘书处驻中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地位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也逐渐步入正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贸易便利化发展比较
同世界其他经济体比较，中国目前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何种地位？下面我们主要借鉴世界银行每年的DoingBusiness报告所统计的数据来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世界其它经济体情况
DoingBusiness报告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对全球经济体前一年跨境贸易﹙TradingacrossBor-der﹚的便利化程度进行排名，例如，在2007年共对174个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挪威、爱沙尼亚、德国、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马里、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布隆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日尔和卢旺达，这些经济体的具体排名见表1。而2013年DoingBusiness报告对185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丹麦、阿联酋、芬兰、爱沙尼亚、瑞典、巴拿马以及以色列；而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尼日尔、布隆迪、阿富汗、伊拉克、乍得、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从2007年和2013年所报告的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情况来看，其中排名前10的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出现在这两个年度，分别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爱沙尼亚、瑞典和阿联酋，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例如，大部分经济体属于OECD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贸易自由化程度非常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二者都是全球闻名的自由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世界一流的信息及通讯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的环境，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1年5月发表报告①，确定香港为世界领先数码城市的地位。该报告指出，政府大力支持兴建基础设施，采取开放的互联网政策，各行各业均能受惠于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亦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新加坡在贸易便利化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单一窗口在1986年就开始实施，到1989年1月单一窗口完全实现。新加坡政府强制使用单一窗口，进出口的所有流程环节都经由TradeNet统一为一体，这为提高进出口效率提供了充足的硬件基础保障。在2007年和2013年报告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中，有5个经济体仍然处于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后10位之列，这5个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布隆迪、哈萨克斯坦以及尼日尔，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之列，且贸易自由化程度很低。而从2006年到2013年这7年间，大多数经济体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不断探索，并进行了大量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例如，据DoingBusiness统计，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共进行了212项贸易便利化改革。其中东欧和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进行改革的经济体所占的比例最大：在这两个地区，有8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改革的经济体的比例居二，共有7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紧接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有72%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实施贸易便利化的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是63%，在南亚地区和OECD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50%和42%。这些经济体进行便利化贸易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见表3﹚，分别是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以及建立单一窗口。例如，伯利兹、智利、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30个经济体都进行了有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方面的实践。摩洛哥、尼日利亚、帕劳群岛、苏里南、越南等97个经济体进行了涉及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而哥伦比亚、加纳、韩国、新加坡等49个经济体都建立了单一窗口来便利化进出口贸易的流程。由于这些改革，DoingBusiness统计发现世界整体的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已大幅度提升。例如，单证的电子传输不仅加速了货物的清关，而且还减少了行贿的可能性。实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经济体平均将清关货物的时间减少了3天。改革也有助于增加清关时间的可预测性。在巴基斯坦实施电子系统之前，只有4.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25%的商品清关耗时1周。现在9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的地方，应用风险管理来进行海关清关是另一个比较普遍的改革。据DoingBusiness统计格鲁吉亚实施了基于风险评估的清关系统后，商品检疫的份额减少了10%。随着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推进，各个经济体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便利化贸易的综合性方法的重要性，而单一窗口通过将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运输部门以及企业连接起来，使得贸易流程更加顺畅。例如，韩国通过单一窗口将69个政府机构以及私人部门联系在一起。韩国在2010年通过单一窗口与中国台北成功实现的eCO﹙电子原产地证书﹚“探路者”项目，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吸引了众多经济体的目光。另外，在2006年，通过海运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货物集装箱平均耗时26天，平均进口耗时30.4天。但是到2013年相同条件下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集装箱平均只需22.2天，而进口平均只需25天。分析显示，这些获利都有正向影响。用从2005年以来的这些关于跨境贸易耗时的数据同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的数据拟合表明，在进口或出口方面减少4天是同平均0.1%的单位资本增长率相联系的。［78］
（二）中国情况
对中国而言，在2007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中是位列38，处于中上水平，这同中国自2001年开始进行的电子口岸建设、海关快速通关、绿色通关等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改革有关。这些政策措施的采用极大促进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降低了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注：2011年有26个经济体拥有一个完全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而104个经济体只有局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有20个经济体拥有的单一窗口系统是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系在一起，而29个经济体的单一窗口系统只实现了部分政府机构的连通。资料来源：2012年DoingBusiness报告。另外，中国属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在2011年之前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也一直处于世界的前50之列；而从2011年中国开始步入中高收入经济体之列，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从2011年开始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的相对水平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从2011年的排名50，下降到2013年的排名68，相比较于2007年报告的名次，其下降程度将近100个名次，下降幅度非常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经济体在最近几年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速度相对加快导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同中国在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有关。我们分析主要存在四类困难：一是利益相关体间合作和协调存的困难。例如，据我们向商务部、海关、贸促会和质检总局的调查显示，贸促会和海关已完全实现电子数据联网，而中国质检总局及各地方检验检疫局因同海关电子数据标准化方面不能有效协调，因此目前仍未实现电子数据联网，信息共享程度仍然不足。二是行政推动乏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据我们在对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向相关部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各专家和学者普遍反映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在硬件基础设施和技术上问题不大，关键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去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合作和协调。三是配套法律法规支持不足，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及国际合作协调困难等。在法律法规方面，2005年中国出台了《电子签名法》，对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要完全保证单证电子化的顺利运行，现行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四是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涉及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法律协调问题，如电子单证的法律效力问题、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这就涉及到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问题。与境内部门间的合作相比，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协调成本更高。尽管我国在推进贸易便利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需进一步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便利化一直是WTO、APEC等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积极讨论的关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题。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从政府管理部门到一般贸易企业，逐渐认识到贸易便利化在推动一国实现贸易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应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无论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国际合作上中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企业对贸易便利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很多企业积极主动进行相关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尽快适应新制度和新设施给企业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同世界很多贸易便利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贸易便利化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必须完善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实施环境，具体而言：
1.政策、法律环境方面。应学习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的经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方位保证贸易便利化进程顺利实施的政策、法律环境，这些法律涉及到电子文件合法有效性、数据传输安全等多个方面。另外，政府应增强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加政府政务的透明度，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最新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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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实施方案
主要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分重点的方式有序推进和实施各项优化措施。短期内应以提升数据质量、完善指标体系、优化监测流程、加强应急管理为重点，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为后续监管机制的优化奠定基础；中长期来看，应逐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监测指标综合利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三、短期政策措施优化目标
以提升数据质量为重点，完善报告制度。总体思路是：通过建立数据质量管理平台，设立数据综合校验机制，建立数据质量敏感企业样本库和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等方法，改进数据质量，最大限度地规避企业制度性因素以外的错报情况。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构建数据综合校验机制，包括通过宏观经济趋势指标、进出口/外债/银行收付汇等宏观数据进行宏观校验的机制，通过行业平均数值比对、企业历史数据比对、辅助统计信息准确申报校验以及不同系统间数据比对等方面进行中观校验的机制，以及通过财务指标逻辑印证、财务指标替代印证、财务指标延展印证、财务指标关联印证等方面进行微观校验的机制。二是建立数据质量敏感企业样本库。可选取现场核查中发现的下述类型企业，建立样本库进行跟踪分析，锁定报告行为特征，为后续实施差异化管理措施提供依据：（1）贸易信贷报告差错或漏报金额和比例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2）报告单笔金额和期限极值企业；（3）未通过检验的企业；（4）频繁调整、删除、修改报告的企业。三是建立贸易信贷数据动态评估机制。将数据校验机制与综合分析、非现场监测、现场核查相结合，一方面在宏观分析中判断贸易信贷趋势，借助敏感企业样本库及时采取主动干预措施，避免对跨境收支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在微观主体监测过程中用于对单个主体报告业务的核实判断。在上述基础上，定期总结地区、行业、企业数据质量改善情况，形成对贸易信贷数据定量、定期、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机制。以完善监测指标为重点，提升监测效率。总体思路是：将综合分析模块已有的监测指标移植到针对具体微观企业的监测，以确保监管体系一致性；同时，在监测系统相关环节进行改造，增设相关指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微观企业监测指标中增加债务类贸易信贷余额、债权类贸易信贷余额指标及比率指标；二是增加债权债务期限结构分析指标，增设中长期债务类贸易信贷余额、债权类贸易信贷余额及比率指标。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法，对新增指标的平稳性及可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从全口径债权指标分布分析来看，微观主体债权余额具有分布稳定、金额集中等特征。大部分企业集中在小金额区间，随着金额的扩大，企业数量呈现急剧下降。从监管实际情况来看，理想期望值应为0，即企业不存在贸易信贷资金流出，而金额增加意味着资金流出规模扩大，因此适宜通过设定单边阈值进行监测，以体现“抓大放小”的管理原则。从微观主体的债权余额比率指标看，同样具有稳定、集中的分布。指标取值范围应为[0，+∞]，下限表示企业不存在贸易信贷资金流出，上限表示企业上期发生债权类贸易信贷，而当期既无资金或货物流出，也无债权类贸易信贷注销，贸易信贷债权余额保持稳定。从管理意义上来看，应重点关注比率持续扩大的情况，因为其意味着流出规模的不断增长。在具体操作层面可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搭配债权余额指标共同使用。从全口径债务指标分布分析来看,微观主体债务余额指标同样具有分布上的稳定性。从管理意义上来看，理论上的期望值为0，表明企业债务类贸易信贷均在当期完成，而债务余额增长意味着微观主体通过贸易信贷渠道流入资金规模增长，因此可以通过设置单边阈值对企业大额贸易信贷流入进行监测。债务余额比率同样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其管理意义和使用也与债权余额比率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从中长期指标来看，微观企业的中长期债权余额分布管理期望值应为0，而金额相对集中则有利于日常监测和分析，通过设定单边阈值，能够有效识别异常企业。中长期债权余额比率的取值范围应为[0，1]，0值表明微观主体不存在中长期预付及延收，1值表示微观主体预付及延收全部为中长期。从管理目标来看，新的优化方案提出加强贸易信贷管理，因此管理期望值应为0。从实际测算结果来看，数据分布符合理论分析，剔除无贸易信贷业务的企业后，从各区间企业分布来看，82.7%的企业不存在中长期预付及延收贸易信贷，剩余企业中主要集中在[0.9，1）及10%以内两个区间。根据期望值及分布，相关指标适合设置单边阈值。从中长期债务指标分布来看，样本地区98.4%的企业该项指标为0，略低于中长期债权指标测算结果；剔除0值企业后，中长期债务指标分布与中长期债权指标类似，同样呈现U型分布，同时具有时间及空间上的稳定性。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分布分析显示，样本地区73.1%的企业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为0，剩余企业中主要集中在90%至100%区间内。而在指标内涵及管理意义上，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与中长期债权余额比例较为相似，可通过设置单边阈值对异常企业进行筛选。通过对新增指标统计规律性的分析，初步验证了指标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一是各新增指标均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相对稳定；数据集中度相对较好，多呈现U型和L型分布，在实践中通过设置单边阈值，能够实现“抓大放小”，有利于日常监测和分析。二是不同地区差异性显著，因此在指标设置上应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经济环境的变化，避免企业筛选数量出现过多或过少的情况。
以优化监测流程为重点，提升监测效果。总体思路是：改变过去单纯核查贸易信贷真实性的逐笔监管模式，通过将贸易信贷监测核查与贸易收支形势紧密结合，提升监测核查对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效果。具体优化后的贸易信贷监测核查流程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选择贸易信贷重点监管方向。若分析显示外汇收支未呈现明显的流出入时，对贸易信贷的管理以日常监管为主；若分析显示外汇收支流出入情况较严重时，则根据收支流出入方向，选择贸易信贷重点监管方向。二是选择贸易信贷监管重点企业。将贸易信贷重点监测方向由中观层面落实到具体微观企业。通过对地区、行业等中观层面的监测分析，寻找贸易信贷监管重点企业。三是对重点监测企业实施分类，结合现有分类措施对贸易信贷规模实施管理，以实现对外汇收支形势的调控。在监测分析的对象上，可根据行业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监管。以加强应急管理为重点，完善风险防范。总体思路是：以建立贸易信贷应急管理机制作为现行管理体系的补充，以有效应对突发性外汇收支波动，防范管理风险。具体而言，应急管理启动的条件基础是贸易信贷收支流动和存量是否处于“宏观容忍度”以内。而容忍度的判断标准，应依据贸易信贷宏观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下各项指标的测算结果临界值而定。可将贸易信贷应急预案的启动实施与跨境资金流动应急预案相结合，即根据总体收支的变动情况，判断贸易信贷业务相应的风险区间，进而确定应急管理措施实施的力度。
根据措施实施难易程度，应急管理措施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窗口指导措施，指由监管部门约请被监管对象（包括金融机构和敏感性企业）宣传当前政策意图和管理目标要求，并提出具体化改进意见，引导市场主体顺应外汇管理目标，合理控制其贸易信贷规模。二是规模型管理手段。主要是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对企业贸易信贷规模、比例或期限进行总量限制，以推动主体将贸易信贷流入或流出控制在合理水平。三是审批型管理措施。四是市场化调节手段。根据贸易信贷对利率、汇率反应灵敏的特点，运用资金价格、成本等市场化工具，主动对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贸易信贷（贸易融资）行为进行利益引导或预期引导。实际操作中，各项应急措施均可能存在利弊。对此，应着重把握其管理目标实现的时限要求和效果要求。
四、中长期政策措施优化目标
构建贸易信贷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一是以应急管理为基础，研究构建宏观风险预警体系。应急管理的核心是针对已发生的特殊收支形势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因而只能作为日常管理体系的补充；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建则应基于更加积极主动的监管行为，其目标是通过提前采取宏观、逆周期的调控措施，防范特殊收支形势的冲击。二是以宏观风险可控为目标，构建逆周期审慎管理制度。可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明确逆周期监管的主要内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审慎管理手段和工具。构建中要注重监管工具的协调性，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并注重差异化管理等。三是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重点，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在审慎监管框架中，应进一步明确外汇贸易信贷监管与人民币贸易信贷管理的关系，以及贸易信贷与贸易融资管理的关系等。
文化贸易论文篇8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例外正受到知识经济的巨大冲击。现行的许多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规则将被打破，新的理论和规则正在形成。交易关系的多变化、交易商品的无形化、交易载体的电子化正在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1997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可达6％。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1.2经济全球化
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交往之后，终于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在进21世纪之际，世界科技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实现全球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力。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之外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将促使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将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将发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1.3贸易自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呼声和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贸易自由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降低贸易保护水平和分散程度；二是改变并统一贸易保护形式，即从多种数量控制体制转变为单一关税控制体制。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国际社会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世贸组织还主张逐步递减关税，简化贸易程序，加强各成员国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目标计划已经具有具体的时间表并得到部分实施。因此，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各种非关税壁垒，高度透明的低关税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而大大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将有利于世界分工和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1.4贸易手段电子化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正在促进国际贸易手段的变革。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电子商务。它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贸易双方的限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例览、洽谈、签约、交货到支付等全部或部分业务的自动化处理。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贸易环境。卖方在网上标示自己商品的信息，买方在例览器上漫游标明购买意向；买卖双方在网上直接进行谈判签约并可以用信用卡、电子货币进行支付。电子商务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大大简化了商品流通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可以方便地实现跨地区跨国界交易；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交易成本。电子商务正以其独特憋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发展。
1996年全球电子贸易营业额为20亿～30亿美元，1997年增至150亿美元。目前，网上交易额正以每100天一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2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将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以其技术和成本优势逐步取代常规商务作法。
1.5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三大中心，其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之和已经超过美国、欧盟（不计欧盟内部贸易）和日本。该地区被称为全球商务活动的第四个中心。据预测，这10个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到2005年和2010年，亚洲这10国的进口额将分别达到1.94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贸易中心。
1.6世界化工贸易格局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化工贸易是仅次于汽车贸易的第二大贸易领域。1998年，世界化工进出口总额达到9990亿美元。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化工贸易三大霸主。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化工出口增速放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进口增速则在加快。这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化工公司将注意力转向诸如生命科学一类的新领域。
欧盟建立后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巨人。1998年欧盟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5354.35亿美元（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进口2401.96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8.57％；出口2952.39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9.7％。其中，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1998年出口额达到694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出口额。
就单一国家而言，美国一直是世界化工贸易的第一大国。1998年美国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238.91亿美元。其中，进口546.2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11.05％；出口692.7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14.01％。
1998年日本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480.71亿美元。其中，进口208.60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22％；出口272.1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5％。
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长较快，但由于基数小，在世界化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我国的化工出口在世界化工贸易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3.0％，化工进口比重为4.2％左右。
2.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概况
2.1化工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1999年全国石油和化工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00.55亿元，其中出口164.95亿元，进口335.60亿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3.88％，8.46％和20.24％。同年，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94.46亿美元（出口144.24亿元，进口250.22亿元），相当于1980年化工进出口贸易额37.62亿美元的10.5倍。过去20年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17％。
在1995到1999年的五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33％，快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出口额达到144.2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40％。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58％，低于全国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6.98％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进口额达到250.2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5.09％。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0％，远远快于全国进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5.85％的速度。
2.2化工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明显
根据进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化工产品
进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资源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过渡到了资想型产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重，技术密集型产品为补充的综合出口产品结构。在出口产品构成中，资源型产品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主要包括油品、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以及化学矿。劳动密集型产品胶鞋的出口从无到有，其出口额居各类化工出口产品的前列。橡胶及其制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是增幅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以化学农药和生物化学品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有机化工原料、染料和颜料的出口额也有明显的增长。这类产品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出口单价有所上升。但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例大小，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增长方式仍然主要是依赖扩大数量的外延型增长方式。
在进口产品结构中，高分子聚合物、化肥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一直是我国进口的三大类产品。近年来，除化肥进口有所下降以外，高分子聚合物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进口增长加快。
2.3化工进出口贸易主体已具雏形
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化工企业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有300多家化工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产品出口到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批企业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有的已超过3000万美元。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吉化公司、青岛双星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一批化工产品如硫化黑染料、钡盐、糖精钠、柠檬酸、苯甲酸钠等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还有一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做出了规模效益，在国际市场上创出了知名品牌。青岛双星集团的双星鞋、广东中成的保险粉、苏州精细化工的糖精钠、安徽蚌埠的柠檬酸、新安集团的草甘磷等，是我国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新创名牌的杰出代表。化工自营进出口企业与专业外贸企业和三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三大主体。
3.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拨
3.1进出口贸易逆差局面未能改变
我国一直是化工产品净进口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逆差占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但近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随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贸易逆差绝对值逐年增加。1999年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达到：105.98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62.64％。这主要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有机化工原料、化肥、化工机械等行业的贸易逆差仍然较大，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机化工原料等行业的贸易逆差增长较快。同时，造成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还有其内在原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或是生产成本缺乏竞争性；二是我国化工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上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化工产品的进口将会继续增加，化工贸易逆差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3.2出口产品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我国出口化工产品主要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型产品。其本身的价值比较低，加之生产分散，供应混乱，管理不善，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卖价一直很低，并且呈逐年下降之势。1999年我国出口了614万、无机化工产品，平均每吨价格只有370美元。同年，我国出口胶鞋24.8亿双，平均每双价格只有1.78美元。
目前，我国化工产品的精细化率还不高，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到65％。因此，我国精细化工产品出口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还不明显。1999年农药出口14.73万吨，创汇4.40亿美元，平均单价不到3000美元／t；而同年进口农药4.77万t，用汇2.42亿美元，平均单价为5000美元，是出口单价的1.67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精细化工产品缺乏独创性，或者只是传统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以其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占领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极大的挑战。
3.3出口市场秩序混乱
化学工业是一个多品种的行业，许多产品产量小，生产企业多。绝大多数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过剩，使国内市场长期严重供过于求，给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有力地推动了化工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许多配套改革尚未完善，又由于企业缺乏外贸人才和经验，因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多头对外，力量分散；低价销售，自相残杀；鱼目混珠，无序竞争。这不仅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损失巨大，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
4.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应采取的对策
进入21世纪，我国即将跨进世贸组织的大门，这为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产品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壮大竞争主体，更新经营理念，推动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发展。
4.1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要市场有竞争，就存在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在加速调整产品结构。我国化工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摆脱资源型结构的阴影。近年来，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例虽然较大，但增长平缓，有的还出现负增长。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继续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因此，这类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将会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工资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性与以前相比有所削弱，市场的动荡性也在加剧。但是，我国毕竟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的极大过剩仍将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长期的劳动力优势。同时，以橡胶制品和胶鞋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品牌正在发挥积极的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近2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化工行业人才辈出，科研开发力量得到加强，技术开发速度大大加快。同时，随着化工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化工产品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技术密集型的化工产品具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其出口份额将逐步增大。面对新的机遇，我们的企业要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实现出口由数量型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为主的方向转变。
4.2深化化工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在80年代，就打破了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外贸高度垄断的局面，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自营外贸经营权，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8年10月，我国颁布实行了《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9年初，国家对大型国企的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从而形成了大型国有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贸进出口权必将进一步放开，将有更多的企业有权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会有利于我国化工产品的出口，但必须尽快解决和避免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外贸易企业要承认这样的现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了解市场、拥有客户以及进出口特权的优势将逐渐丧失。生产企业也要看到独自闯荡市场的风险。我国的外贸体制应当在继续放开的前提下，由市场引导逐步走向理性化的相对垄断。
4.3壮大竞争主体，提高竞争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实力强大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的。据统计，目前世界跨国公司总数约为5万多家，占世界企业总数的：1％，但其贸易额却约占世界贸易
总额的2／3，控制着国际生产和全球贸易。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贸易的主体是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如杜邦公司一家在我国销售的钛白粉就有5万t之巨，占我国进口量的一半；而我国4万t。钛白粉的出口却有上百家企业在经营。
近年来，我国化工企业实力得到加强，部分产品在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不仅在国内占居领先地位，而且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他们的自营进出口业绩已非一般外贸公司可比。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工企业还非常脆弱。就销售额而言，只是稍强于世界第一大化工公司。然而，我们却有成千个生产企业，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壮大我们的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要提高竞争力。一是要提高企业的实力，生产向优势企业靠拢，产品向名牌企业集中。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的集中化，是提高我国化工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途径。二是要利用好外贸窗口。我国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贸权的放宽并不等于外贸企业的过时。外贸企业在市场形象、外贸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仔细分析自己的实力，若无独立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就应采纳制，与外贸企业合作，联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实体。
4.4更新外贸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意识到做市场与做买卖的极大不同。做买卖只顾买入的成本和卖出的利润，投机性强，有利润就做，没有利润就可以放弃，不会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缺乏长远打算。但生产企业则不同。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企业的生产不可一日放弃。因此，必须从长计议，建立新的市场观念。
首先，要重视市场调研。我们的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生产、轻市场的思维习惯。一谈及企业的发展，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投入巨资建设生产装置，很少去考虑投资前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很好地勘探和有效地利用，才能长期受益。市场同时也是一部机器，你只有慷慨地投入，它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的企业应当注重对国际市场的研究，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去，清楚它的现在，掌握它的未来。
其次，要讲究市场策略。我们的不少企业毫无营销策略可言，常常由于经营业绩不佳而、“人穷志短”，不分市场对象是谁，有奶便是娘。因此自己与自己竞争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犹如战场，只有深谋远虑，才能百战百胜。要在市场上取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一个好的营销策略，要处理好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用户建立利益的共同体；要处理好短期贸易和长期业务之间的关系，做到有取有舍；要建设长期稳定的市场网络，决不可朝三暮四。
第三，要按市场需求定价。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往往以低价为手段，中国货便宜已是世人公认的。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没有从国际市场上拿回我们应该得到的财富，反而有时会落得一个倾销的罪名。这种现象在技术含量高的精细化工行业极为常见。不管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精细化工产品，高附加值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精细化工产品的定价要体现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果忽视技术的价值，我们就无法完成技术开发的再生产，终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当我们谈到跨国公司在R&D方面的巨大投入时无不感到羡慕。但细细想来，其开发研究的巨大投入实际上就来自产品的销售利润。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应当成为我们化工企业的营销理念。因此，价格的确定不能仅仅以自己的生产成本为依据，要考虑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甚至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和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价格。
第四，保持供求平衡。进入新的世纪，那种让生产者高枕无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卖方市场时代一去不复返。以生产过剩、市场疲软为特征的买方市场似乎与新时代的步伐很不协调。究其原因，就是在世界化工巨头们纷纷兼并联合的热潮中，我们却在进行着一场化工生产的人民战争，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高速发展，无效劳动随处可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其实，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也不难。物以稀为贵。限制生产、控制总量是治理市场疲软的一剂灵丹妙药。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纺织行业砸锭的气魄，要有煤炭行业关闭小煤窑的决心，来整顿我们的化工企业，保持市场的基本平衡，以市场饥饿理论来恢复市场的元气。
4.5培养外贸人才、建立营销队伍
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综观跨国公司国际营销的做法，一是营销队伍规模大。一般都有一支庞大的营销队伍分布于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有的公司全球销售人员甚至超过生产人员。二是销售人员素质高。一般都是具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从事销售工作。显而易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立国际市场营销队伍，是我们的化工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艰巨任务。首先要象重视化工生产一样，重视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要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从事国际市场营销，从坐守家门到走出国门打市场。其次，要着手培养和选拔适合市场竞争要求的复合型外贸人才。一名合格的外贸人才，除具有基本素质以外，还须有三个突出的素质：一是广博的专业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外贸人员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熟悉产品的性能，了解产品的用途，能解答用户的问题，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二是扎实的外语基础。对外交流障碍是许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外贸人员的外语能力在满足基本交流的基础上，还要有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能力，真正融人当地市场。三是较强的外贸能力，在新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外贸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外贸技能，还要及时掌握新的贸易规则和手段。
文化贸易论文篇9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转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转〖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提出了今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些设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基础将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将向巨型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动态利益地位将日益突出，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更强调贸易对就业、技术进步、税收、GDP等的促进作用；保护贸易政策中的保护对象日益难以确定，保护效果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竞争政策更具优越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歧视性下降，开放性增加。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进出口额的统计方法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中国的轿车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转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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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2001世界投资报告>>。
文化贸易论文篇10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文化贸易论文篇11
如果单纯从运输、通关和银行某一环节看，在这一环节由于复杂的手续导致的货物或货款的延误好像对买卖双方的成本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把贸易交易的环节分割开来孤立地看他们的影响，因为可能由于运输的延误会导致通关延误，银行手续的延误可能会导致运输或通关的延误等，所以必须把整个贸易交易的环节作为一个链条来看。 贸易链从订货开始，然后是运输，最后是货物支付。在每一个环节中都有很多具体的不同的程序和制度，这些程序和制度必须要保持高效的运行。整个贸易环节涉及各种参与者，使得贸易程序变得非常复杂。
订货/备货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在托运人把货物装运并送达货物目的地之前，该环节的参与者们需要准备大量的行政和程序上的文件，这些文件和程序在不同的国家差别非常大。在很多情况下，遵守这些行政贸易程序对双方政府机构和贸易公司来说，既无必要，也造成了资源浪费。这一环节便利化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证简化 简化是该环节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根据APEC的研究，在一笔标准的贸易交易中，平均需要完成40个单证。在单证处理方面，据美国国际贸易文件委员会统计，1971年，美国出口方面每一笔交易单证处理成本平均为375.77美元，占出口总价值的7%;进口方面每一笔交易单证处理成本为320.58美元，占进口总价值的1%-2%。与美国相比，许多国家在单证处理方面有着更加繁琐的规程。除了单证本身需求外，有些发展中国家还要求政府机构在单证上盖上规定的不同颜色的章，耗费了进出口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政府对进口和出口单证规定的必要数量，以及废除在单证上签字和盖章的必要条件等是在单证手续方面进行贸易便利化的主要任务。
(二)单证标准化 单证简化将使政府部门处理单证更加容易，同时，可以使交易者根据信息正确地缴税。而标准化可以使交易双方提升交易效率并降低成本，还可以更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这一环节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包括：单证文本的格式、纸张的尺寸、目录和单证的数量都可以按照联合国标准合理化、标准化;在信息交流中使用国际标准;使进口和出口单证具有更多的兼容性，针对不同国家的进口和出口尽量使用相同的单证等。
(三)信息化 许多国际贸易程序越来越信息化，这个过程比较缓慢，但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信息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而实施较高程度的信息化，不仅会造成浪费，也达不到期望的效果。因此应从最基础做起，首先至少能从商业领域获得关键数据信息。这一环节贸易便利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电子数据传输能力;执行国际标准，如EDI国际标准;创建网络数据库中心，并且具有查找数据库信息及下载国际单证和数据的功能等。
(四)制度公开 在国际贸易交易过程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公司很难获得相关法律和程序的正确信息。这不仅妨碍了进口和出口贸易，而且意味着外国公司也很难在这些国家投资。同样，我国国内出口商也面临类似的情形，即得不到相关出口方面的信息。
这个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包括：政府在贸易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行政命令和其他程序应该以一种容易的、可见的数据和信息内容向所有的参与者公开，并就相关的变化，进行提前通报;政府机构还应该公开提供有关类似贸易指南的信息等。 运输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运输一般都是市场化运作，政府参与很少，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政府干预和管理，如对交通工具的技术要求、有关运输船员的规定、驾驶员的合格要求、检查费用等，需要政府做好贸易便利化的工作。运输这一环节的贸易便利化不仅仅围绕货物的流动，还包括运输过程中对运输设备、运输方法的要求以及人员素质方面的规定。
(一)港口管理 简化进出港报告手续，协调港口管理工作，可以提高港口管理效率。这一环节主 要的协调措施有：改革船只进出港的报告手续和改进在港口处理物流的信息需求;向私营企业开放港口的运营，允许私营企业介入港口管理，协调海港作业各方之间的工作等。
(二)运输技术的标准化 对于政府部门在运输方面的便利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要求的一致，最好参照国际标准，这样可以保证物流的顺畅。这一环节贸易便利化任务包括：统一对交通工具的技术要求;免除对交通工具驾驶员的不必要的签证手续;使用统一的国际规则，统一在运输环节中的各种费用、关税和其他一些限制措施;在海运方面，统一针对船员和乘客的有关规定等。运输环节的贸易便利化会给内陆的、岛屿国家带来更显著的利益。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效率的运输规则。然而，内陆国家受到异常高的运输成本的制约，使进口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 通关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在这一环节中，存在大量的行政要求和程序条款，通关成本相当高。据SWEPRO统计，1985年瑞典通关成本占其总货物贸易总价值的8%;1988年，欧共体通关成本达到75亿埃居(ECU)，占欧共体内贸易总价值的1.5%。1998年，根据Stable的研究，通关成本占国际贸易总价值的7%-10%。因此在这一领域，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最高的收益，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首先从这里迈开贸易便利化的第一步。同时，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由政府完全控制的领域，所以政府机构的制度和改革程度将直接影响贸易便利化的效果。
海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关程序的系统化 在发展中国家，通关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清晰的通关系统。海关机构规定的程序条款不仅滞后于贸易环境的变化，而且还持续不断地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新文件、立法和规定。海关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处理贸易便利化问题上要掌握好尺度，既不要成为贸易壁垒的工具，也不要以牺牲国家的安全作为代价。这一环节贸易便利化的主要措施包括：在风险评估和海关管理中，将不断完善的信息系统运用于基于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审计中去;统一文件和数据要求;制定一些特殊措施，使特殊货物快速通关，使有良好记录的进口商也能快速通关;尽量减少辅助说明单据的必要;建立单一窗口通关自动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使得文件成本大大降低，如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引入这一自动系统，减少了文件成本近一半以上;把货物单据的呈报程序和过境程序分开，强化货物清关之后的核查，并结合实施贸易商所在地的程序，简化在过境地点的程序等。
(二)遵守海关方面的国际规则 国际条约为不同国家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工作提供了合理的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这些国际协定的批准和执行，可以为政府的控制管理和贸易商提供透明的环境。这一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包括：在海关程序方面，落实《京都公约》;按照WTO规则，减轻那些价值高、体积小的产品的抽样登记要求，同时也要减少在进出口和运输过程中的检验要求，特别是要减少对危险品和动植物检验检疫的要求等。
(三)海关程序的一致性 海关程序缺乏一致性导致商贸团体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在许多国家，不同海关管理部门对相关立法的解释不同，贸易商很难确定某个规定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解释。海关程序的不一致也会导致政策的不可预见性，而可预见性是贸易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最基本条件，一个政策上缺乏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贸易环境很可能会成为贸易商在该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障碍。这一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有：通过立法、程序和规定来限制个别官员任意决策的权力;按照贸易需要调整货物过境开放时间;通过对海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管理水平等等。
(四)海关管理的信息化 海关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信息化：首先是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之间和不同的国家之间;其次是政府机构和贸易团体之间的信息化。在政府管理工作中，各个部门是整个管理程序的独立的一部分。如果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沟通联络少，那么在处理问题时，这样的工作方式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并形成不必要的成本，会在工作中出现不协调，极大地降低了管理的效率。 要扭转这种不利的状况，涉及到管理部门必要的授权和在有关部门之间创建信息通道。
这一环节贸易便利化措施如下：把所有的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一个部门手里(如海关);在货物流转中，应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双重检查;建立以商贸团体为代表的立法会等。 结算环节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结算周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中介的财政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结算方式。多数改革工作需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改进彼此之间的结算规程，因为大多数国家对资本和金融服务有严格的约束。如果在这一环节不进行便利化改革，很多企业，尤其是资金有限、主要依赖于有效的现金流的中小企业，繁琐的结算程序和规则会严重地打击它们从事国际贸易的积极性。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金融中介之间(更多的是商业团体-银行-商业团体)的相互结算需要便利化改革，而且还包括商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如果结算更容易，就意味着在缴纳关税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海关部门、银行和贸易商的负担，同时又可以逐步缩小腐败行为滋生的范围。
文化贸易论文篇12
现今，国际文化贸易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旗帜，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其他的国家也都开始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区域文化入手是深入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全力打造文化产业的浙江品牌。但是，当我们刚进入国际文化贸易的市场中时，它就已经走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进入到寡头垄断，市场的进入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应该准确地找到自己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定位和目标，并制定文化方面的相应策略，积极推动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浙江省来说，自1999年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至今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作为一个相对拥有较多文化资源，并且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贸易能够加快国民财富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向其他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附加值，为其他产业的外贸出口打开广阔的道路，从而提升地区的国际形象以及整体竞争力。因此，浙江省是否能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合并，成为“文化出口”大省，对于增进世界对浙江省的了解、树立浙江省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文化贸易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实力竞争的重要标准。同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间的文化产业贸易也被提上日程。已有学者将此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无可避免地更为深入地卷入这一战争。在对外的文化贸易中，中国不仅要为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贸易体系而努力，更要尽快制定出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一节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贸易”定义为：带有文化内容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的进口和出动，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既可以以商品形式存在，也可以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文化产品，是指那些能够传达生活理念，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具有传递信息或娱乐的作用，并能影响文化实践活动。它包括图书、杂志、唱片、电影、录像、视听节目、工艺品等产品。文化服务，是指政府、私人、半公立机构或公司取得文化利益或满足文化需求的活动。因此，概括而言，文化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换活动，既包括有形商品，例如纸质印刷品和出版物、音像录制品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表演艺术、版权、关税等。
当代国际文化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例如，全世界上映的电影中大约有85％是美国的好莱坞制造的。而美国即便没有垄断所有的文化市场，当今世界文化贸易也是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从原因上看，文化市场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基础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后，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论其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文化市场需求，都要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这种垄断不仅表现在国家上的垄断、地区上的垄断，更表现在少数跨国集团的垄断，时代华纳、迪斯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等超大型综合媒体公司的出现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结构格局迅速调整。跨国公司和国际性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按照自己的运营规则来开发国际文化资源，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内容标准树立为国际化标准。如此一来，先入者已经制定好了规则，后来者如果不以这种标准来包装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容，就很难冲出重围，开拓出自己的天地。
文化贸易的问题相比于其他贸易问题较为复杂，正是因为其客体的复杂性。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商品性和艺术性，它的流通就导致了文化贸易领域两大理论——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冲突。贸易自由主义认为文化产品的性质与普通产品一样，都是商品属性，不应受到特殊保护，应该把选择文化产品的自完全交给消费者。而保护主义认为，文化产品中凝结着不同的价值观、习俗等主观因素，会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各国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保护。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是世界贸易组织，而现今，规范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法律文件正是WTO条款，也就是自由贸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中也存在着弊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发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直指美国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霸权。因此，许多国家虽然都接受或是适应WTO的规则，却也在WTO的框架内开始调整自己国内的文化政策。
第二节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原因与战略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原因
目前，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之下，尤其是与其强劲的货物贸易相比，更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比例小，贸易逆差严重。与商品贸易长久以来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近年来连续出现严重逆差。第二，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单一，产品与服务产值低廉。在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半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的设备及器材，而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等软件方面的出口则少之又少。第三，文化贸易渠道狭窄，营销手段单一。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大都仍然沿用文化交流这样的出口渠道，运用“中国文化节”、“中国文物展”等简单的方式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的文化市场。第四，文化产品与服务缺失品牌效应，缺乏吸引力。品牌的缺失是制约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当前中国文化贸易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究其根本，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一，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支持，文化贸易也不例外。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世界15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中,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总指数为0.50,而中国仅为0.22，不及平均指数的43%，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无论是整体指数还是结构指数均低于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平均水平，在15个国家排名中位居第15位,竞争力指数数值仅为美国的24%、日本的38%、韩国的43%，处于严重的劣势位置。第二，文化创新能力较低。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然而丰厚并不代表强势，由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中国的文化交易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敌外国，传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曲高和寡，新兴的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的开发又受到资金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化创新意识不强。不是模仿抄袭外国的形式与内容，就是干脆以较小的成本从外国引进。第三，文化人力资源质量不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尤其是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二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
第一，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目前，中国还是文化事业管理型，“管”、“办”混杂，“政”、“企”一体。后果是使文化事业单位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行使其职能，而文化经营型企业则被束缚了手脚，难以市场需求来谋求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第二，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各种手段与渠道鼓励投资者发展文化产业,掀起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潮；另外要在品牌上重点扶持那些影响大、产值高、同时社会效益也好的文化企业组建大的企业联盟，扩大生产规模，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此带动其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出口。
第三，拓展文化贸易的营销渠道与手段。任何产品在转化为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手段与渠道，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先进的营销手段与稳固的营销渠道是保证文化贸易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要细分目标市场，作到有的放矢；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固的文化营销渠道，而不是订单式的或外交形式的扶持。
第四，通过立法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究取原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乏力度：一方面，有的文化机构通过进口别国文化产品来复制或衍生更多的相似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中国音像制品与电脑软件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产品获得成功，其他的厂商就会如蜂拥而上，直至将这种文化产品榨干而得到最后一分利润，如当今的大众娱乐与出版印刷业。
第五，大力培养文化贸易与管理人才。在国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中国文化贸易持续低迷的现实面前，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既懂经济又精通文化娱乐业特点、既有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同时又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尤为紧迫。
第二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表现为以美国文化产品扩张为主的严重不平衡。同时，中国整体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的现状之下，近年来尤其明显。据中国商务部4月27日公布报告称，2010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这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再工业化”的产业回归思潮，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结合的新重商主义盛行，因此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省也相继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作为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并不理想,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浙江省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制定出创新性的出口方针和战略，是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浙江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
一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
首先，政府推动文化产业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印记和创新价值的特色。概括起来说，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运作为基石、以规模扩张为态势、以科技创新为拓展。除上述特点以外，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的优势，这些对于发展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具有深刻意义。
首先，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先导。2000年，浙江省省委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历程显示，文化产业的自觉发展，最先源自于政府的推动。这不仅是我国国情使然，更是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再者，浙江省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据外经贸厅自行定义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2—2006年浙江省文化产品和服务年出口总额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4.4%。二是图书等实物出版物的出口已形成初步规模。例如，浙江省出版系统曾积极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图书博览会、俄罗斯莫斯科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台湾版权贸易图书展等境内外重大书展，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浙版图书报刊作品。三是动漫、影视类文化产品出口进展明显。浙江省影视制作机构和动漫企业曾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电视节目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国际性影视节目会展活动，并在杭州举办了6届国际动漫节，向海外影视机构和观众推介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动漫产品。截止2006年底,通过音像版权、播放权出让和合作拍片等形式，浙江省共有《侠影仙踪》、《决不放过你》和《天若有情》等1400多部集电视剧，《天眼小神童》、《济公》等676集的动画产品被海外市场收购，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四是文化服务出口起步平稳。以文艺商业性展演为例,浙江民族乐团与北京吴氏文化策划公司合作策划了“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商业演出活动,先后赴德国、埃及和俄罗斯等9国巡回演出23场。
虽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已初步实现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但总体上说仍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还比较低。2006年，浙江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为1788.70亿元，实现增加值501.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3%和13.4%，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甚至略有下降；比起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远远落后，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先进省市，这些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前景
浙江发展文化产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市场经济先发优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呈现良好的发展形势、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等等。例如，在201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答记者问时曾提到，2009年我国影视节目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一点是影视节目出口主体企业有了明显变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影视机构，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中的上升优势逐渐显现。如浙江华策影视公司在影视节目出口总量中就占到5.1%。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宁波水木动画设计已逐渐成为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背景下，浙江省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正日益成为解决文化出口问题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成为推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据《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所述，目前浙江省已有近3000家行业网站，占全国一半以上，仅杭州市就有1300家。2007年浙江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例如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全球五金网、中国服装网等。以阿里巴巴为例，2007年，阿里巴巴公司的淘宝网网上交易额达433亿元，支付交易金额达493亿元。
第二，动漫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动漫产品研发、制作、运营和周边产品开发的产业链。2004年中国广电总局批准杭州高新开发区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中国美术学院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使浙江省成为全国唯一具备动画产业与教学研究的双料基地。同时，自2005至今，浙江省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第三，会展业发展初具规模。浙江省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和区域经济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在所举办的会展活动中，专业化规模展会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主要城市的展题定位也呈现出差异化，从浙江省主要会展城市杭州、宁波、义乌的展会情况看，其倾向于以城市功能为定位。杭州展览的展题集中于休闲与生活消费类，宁波相对集中于外向型较强的展会，义乌则借助成功举办小商品博览会与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较好地实现了品牌延伸的扩张。
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呈良好发展势头。在2008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2012）》中，浙江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文化创意园区，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头作用。
经过几年以来的发展，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批创意产业园区。比如：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区、LOFT49、西湖创意设计谷、A8艺术公社、唐尚433、杭州动画产业园等。
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是浙江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突破口中具有代表性四大产业。它们良好的发展前景使浙江省拥有能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优势。
第二节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
首先，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正处于前进状态，对外文化贸易量呈现良好态势。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对外文化交流能够有效地宣传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促进本地文化走向世界。在浙江，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日俱增。截至2008年，浙江省已与10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文化交流,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美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此外，民俗文化艺术对外展演活动和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体现浙江特色的交流项目如小百花越剧的精品越剧、浙江歌舞剧院的“江南丝竹”等文化交流精品项目逐渐树立了品牌。
再者，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现雏形，一些优势产业崭露头角。浙江省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已经将签订文化交流协定、随带文化交流团组、考察文化建设项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外事活动的工作惯例。同时，以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产业，以杭州国际动漫节为代表的动漫产业等优势产业已经在国内与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尽管浙江省在文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现的角色相比，与文化大省的建设要求相比，与其他一些省市的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的对外文化贸易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量偏小、文化逆差较大。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较小，在全省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这与作为出口大省的现状不相适应。此外，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国外“引进来”多于“运出去”的，存在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
省商务厅根据有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8年浙江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总额为41.56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出口为41.32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为2396万美元。而200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2111.5亿美元，其中，出口1542.9亿美元。通过计算，2008年，浙江省文化出口额仅占总出口额的2.69%。这个比例对于欲打造文化出口大省的浙江省来说确实有待提高。
第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较弱，缺乏品牌性文化产品。虽然浙江省已打造具有本省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但是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总体上品种较少，结构不太合理，特别是缺乏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强势文化品牌。例如，2010年5月举办的杭州国际动漫节，由于浙江省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动漫品牌，因此难以抓住自己作为主办方的优势，推广自己的动漫品牌，无法有效利用展会进行后给举办地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除此以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结构也不太合理。例如，出口对象集中于港澳台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欧美等西方主流社会较少；赴国外文艺展演活动中越剧、杂技、民俗类的项目居多，其他方面的项目较少等等。
第三，文化贸易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文化经营实体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虽然浙江省文化交流项目逐年增加，但绝大多数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质内容是非赢利性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而通过文化贸易把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的成分较少。
第四，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目前，浙江省已制订出台了“全省‘十一五’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规划”、“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审批程序”等文化产品出口的管理规章。但是，这些已出台的管理规章中，文艺院团赴境外演出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汇审批制度也过于严格，制约了境外商业展演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单位的外汇优惠、版税优惠、收益分配优惠等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相关的出口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政策也尚未配套。
第五，浙江省内各个城市文化贸易发展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联动效应。以会展行业为例，“义乌文博会”已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类展览交易大平台，义乌会展模式再度领军文化会展业。可是与其毗邻的杭州却并没有从义乌模式中获益，2010上海世博会是对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良好契机，同时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因上海场地限制而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各大展会有不下于50个。对于毗邻上海的浙江省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到2010年5月中旬为止，浙江的省会杭州却未曾落实与世博会相关的国际性展会。除了服务和硬件设施的落后是最大原因外，会展业的高级人才也很缺乏，能承办高层次展会的企业屈指可数。再加上政府在会展业的扶持上缺乏实质性的动作，导致杭州的会展业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已经落后于周边城市。与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相比，2004年南京的会展业排名就从2003年的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第三节对外文化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产业本身原因
第一，文化产业生产规模小。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市场，90％以上由西方大国垄断，而其中又是由70％的跨国大公司垄断，大型跨国公司集团规模偏大，每年可达100多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全球50家娱乐传媒公司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95％的份额；世界各地的新闻90％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70％又由跨国大公司垄断。而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在浙江省数得上的大文化产业集团的数量也是少之甚少，仅有的几个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亿美元。
以传媒业为例，2006年，浙报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12亿元，净资产10亿元，而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一天的广告额就近1亿元。截至2007年，浙江省全部10家国有文化产业集团资产总值为195.08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光是时代华纳一家公司，就拥有15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可见，文化产业的规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很弱小，远远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第二，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弱。文化产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用最新的科技水平包装文化艺术或是用最经典的创意对文化产业进行创新，由此才能吸引人们去消费。目前先进的科技正不断地运用到文化产业上来，比如影视产业中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软件把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场景非常真实地表现出来，而浙江省的电影业和演出业的制作与加工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层面。文化产业从内容到形式，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目前，越剧和杂技是浙江省在海外最受欢迎的演出产品，这两种古老而传统的演出产品代表了浙江省在海外的大部分文化形象。但反观其他国家的出口文化产品，像这样还在做“老本行”的并不多，其出口的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媒体等现代文化产品，即使演出产品也多是以一个完整产品的形式出现，原创性很强。因此，在浙江省这种状况下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第三，产品特色不鲜明，缺乏品牌性产品。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趋势，要求重视文化制品的全面创新，树立内容为先的发展理念，重视文化制品的特色。而浙江省文化制品进入世界文化市场的时间尚短，在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能力将有浙江省特色的文化转化成独特的竞争力，即浙江省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近年来，进口的原版书、光盘和合作出版的各类教材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主流书店，也很难寻觅到一本浙江出版的原版书，就连介绍浙江省的导游手册等都是由西方出版社垄断出版的。
二外部原因
第一，文化贸易观念滞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很少想到文化也能进行贸易，这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长期以来，浙江省在对外文化贸易过程中，基本上很少从市场角度来考虑让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没有把文化软件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因此导致浙江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品牌，大量的文化资源不能转化为文化商品和服务出口。
浙江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没有找到如何将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浙江省并不缺少文化资源，有众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但是没有将它们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第二，缺乏专门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企业与机构。在浙江省内，文化贸易主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所推行的文化交流方式来进行，人们对中介公司仍存有很大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网络之中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以表演艺术领域为例，浙江省近几年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演出虽然造成一定声势，但是这类演出带有浓厚的对外宣传色彩，主要依赖巨大的政府投入，不能计算在文化产品的出口之中。
第三，缺少专门的文化贸易人才。人才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目前，浙江省对于文化产业管理与贸易方面的相关培训与高等教育的重视力度还不够，政府对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介入与联系较少，2007年4月才首次进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相关专业的教育也处于探索阶段，较难做到产学结合，将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在浙江省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的工作团队。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影响了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第四，政策法制不健全。虽然政府曾出台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但是非法出版、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仍屡禁不止，这不仅背离了文化产业的正确方向，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并且抑制了文化的原创精神，影响了浙江省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当然也就不利于其文化产品在境外的流通与在国际上获得公正的待遇。如果是一个文化贸易大省，一整套能推动本省文化贸易，促进国际化的外汇管制、项目审批、商品结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等在内的法律法规是必需的。而浙江省在支持、推动文化产品或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励措施和环境营造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五，市场秩序混乱。法制的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地区的文化企业特别是传媒企业不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竞争，而是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文化产品虽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经营者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地方企业难以从国内市场获得合理的收入，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无法进入，更别提如何进入到国外市场了。另一方面，文化贸易其生产和经营必须讲求社会效益。但目前，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采取压价不正当竞争、非法出版等不法行为，却忽略了社会效益，严重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外贸的带动与提升能力作用不明显。浙江省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外贸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跨国公司投资的数量少，投资规模比较小；吸收外资的渠道也比较狭窄，由此无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大省的优势带动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三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对策
浙江省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文化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2008年，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尽管这种已有的文化格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抓住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改变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使浙江省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双剑合璧，成为真正的“文化出口”大省，这对于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会展业、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浙江省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可以成为浙江省增强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新突破口。以四大产业为主导、从战略对策的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开发
一灵活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成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来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浙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浓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今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丰富资源。远在数万年前，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就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在前人创造如此好的资源的前提下，现代文化资源也是百花齐放，从杭州的动漫之都、绍兴的文人故居再到义乌的小商品城、宁波的地方戏曲，各个城市都有其特色文化，可谓多姿多彩，人文荟萃。因此，要灵活运用浙江省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的优势，积极采取现代方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有益价值。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长处，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和服务质量，把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二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竞争力
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的客体，想要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从产品本身入手，唯有产品具有竞争力再加以合适的包装和宣传，才能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
一是要不断增强文化创新能力。要大力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创新，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浙江省拥有大批创意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创意作品的原创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使其成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完整的“浙江制造”产品。二是要善于找准与国外文化的契合点。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积极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普适价值。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始终保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互动，既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又在文化产品中注入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活力，体现浓郁的浙江文化产业的特色，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节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
一注重文化贸易效益
文化贸易是一种经济活动，自然需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且是要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要预防几种不利于文化贸易效益的提高的情况：第一，像对待公益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样来对待对外文化贸易,不能有效利用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贸易活动，从而减弱了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第二，省内同行竞争，互相压价。由于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市场仅仅处于发展期，竞争并不明显。但不排除今后市场成熟后出现相互压价的行为，如此一来，将大大增加经济贸易的成本。因此，浙江省在今后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中，应转变思想观念，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将文化贸易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提高文化贸易效益。
二拓宽文化贸易渠道
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一方面是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渠道。
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出口，主要可以利用两种有效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国外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例如，从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4届的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利用展会的形式带动文化贸易的进行，不仅利用了低成本的投入，同时较大型的展会也可保证一定交易量。目前，浙江省的义乌文博会已经带动起了中国会展经济的义乌模式。因此，通过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形式带动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拥有会展资源优势的浙江省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是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虽然对外贸易也可通过外国发行公司，依托国外的发行公司，同时成本低、市场风险小，但是却将丰厚的发行利润给了别人，生产商实际上只赚了很小的一部分。再有，通过国外发行公司发行，就总是远离国外的市场，不能培养对于市场的敏锐感觉。所以，可以由文化企业自己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或收购入外国人现有的发行公司。还可以在海外投资建设“浙江省文化园”，“浙江省文化园”可采用政府开路、企业投资运作的模式。在“浙江省文化园”中开设音像、图书、汉语教材等专门区域，设表演厅、展示厅，供顾客欣赏观看。如果运作合理，“浙江省文化园”可以成为浙江文化开拓世界市场的根据地，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还可以充分利用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利用网络平台开设各种语言版的“浙江省文化产品网上超市”，集产品展示、销售、服务等电子商务为一体。
第三节健全政策与人才培养体系
一健全外贸政策与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整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背景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必须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利用全球文化市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可充分借鉴其他产业外贸体制的成功经验，实施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
首先，对从事文化贸易的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及时梳理，继续制定和完善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创新、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的金融、投资、管理、税收、人才政策，尽快形成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系。针对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的状况，制定地方文化立法规划，加快地方文化立法步伐，尽快出台一批与文化贸易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保证对外文化贸易的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及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认真落实已有法律法规，加快整合现有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行政执法队伍，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为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提供良好法制环境。
再者，要大力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法律保障，建立相关法律切实保证文化产品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大力打击盗版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同时，政府要为文化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实施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促进措施。例如，目前在亚洲文化市场上涌动的“韩流”就是韩国政府政策扶持的结果，韩国政府用十年的时间，通过政策引导使韩国成功的从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文化输入国变为向世界传播韩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输出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要加大对前景较好的文化产业的出口政策的支持，例如，尽快出台大力扶持浙江省会展产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组织、投资融资、展会管理、展品出口、海关监管等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保证优势产业的良好势头。
二加快培养文化产业人才
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它在几乎包含传统产业一切要素的同时又更加复杂。因此，对于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目前，浙江省在文化经营方面却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要充分发挥浙江省人才资源的优势，尽快建设一支既了解对外文化工作规律、又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对外文化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和研究班，提高政府部门对外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此项可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文化人才工程中运作。其次，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文化贸易营销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加快文化外贸人才的培养。最后，重点针对浙江省前景良好的文化产业培养专业人才。例如，利用浙江省动漫产业优势，抓好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浙江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动漫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为培养专业人才做充分准备。
第四节结语
2010年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对于浙江省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从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来看，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会展业、动漫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的优势，借鉴其他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利用优势资源、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开拓市场渠道和培养人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目前还处于逆差的环境之下，我们要争取转“逆”为“顺”，化危为机，加快浙江省文化产业改革步伐，促进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对于有着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商品出口一直发展态势良好的浙江省来说，也许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梦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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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论文篇13
由于观众对于影视产品的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缺乏了解,难以认同,就会降低作品的吸引力,产生“文化折扣”。由于文化折扣的原因,外国特别是欧美消费者对中国目前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标准并不理解和认同,在接受中国文化时感到非常困难。我国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性与民族性的东西过多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从而成为了我国严重障碍;语言也是产生文化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汉语的适用范围多限于亚洲国家,普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少,也对文化产品的交流产生阻碍。
而与意识形态属性一时难以转变的中国文化产品相比,欧美国家跨国垄断性的国际文化娱乐传媒公司不仅是国际文化标准的制定者,而且中国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客观上帮助西方培育了其在中国的文化产品市场,曾经的“全盘西化论”和“”,以极端的方式助长了“崇洋”的心理,甚至造成了对西方一切文化产品的自觉认同,这一切都大大减少了西方文化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时的“文化折扣”。就语言来说,英语在全世界的通用以及在中国的普及更是为欧美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减少了又一道障碍。
中国文化产品在西方由于受到国际文化标准的限制,遭到“文化折扣”重创,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劣势地位,另外还加剧了中国文化企业对于文化贸易的定价权的丧失,使得中国文化制品的出口不得不依赖于垄断企业的差别定价体系,接受不公正定价,发达国家的文化制品则用垄断高价来冲击中国国内的文化市场,造成了中国文化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2文化产品贸易观念滞后
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软件产品具有两个显著地特点,即“外部性”和“准公共品”的特性。基于这两个特点,中国政府努力增加出口的文化产品的正外部性,减少其负外部性,使得文化产品保留了过多的公共服务的性质。他们的观念仅把这些国际文化贸易以及相关的商业演出等同于单纯的“文化交流”、“弘扬民族文化”,而忽略了消费者的需求。而美国的文化产品的商业性更强,对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具有针对性。霍斯金斯等人提出“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竞争力是由其他国家的公有电视台所进行的内部制作促成的,因为这些垄断电视台不擅长制作人们想看的节目”。
作为“公共产品”的文化产品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效益,缺乏竞争意识,虽重视文化娱乐活动,却轻视文化贸易,导致回收期长或者很少获利。而且由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往往是分离的,造成利益的重新分配,致使投资者对于文化产品的投资兴趣减少。
3国际营销薄弱
3.1宣传、包装工作不到位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发达国家在文化商业的运作过程中高度重视营销。以美国为例,其影视大片的生产和推销成本一般为7800万美元,其中专门用于市场推销的资金高达2500万美元;我国进口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占总投资额的10%至30%甚至50%。而与之相比,我们往往在影片制作、演员片酬方面不惜成本,但在宣传方面却非常吝啬——国产影片的宣传费用一般被控制在6%左右,有的影片用于营销的费用甚至只有几万元,有时甚至连稍好一点的宣传片、剧照等都提供不出来。
3.2没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缺乏市场营销观念,使我国的文化企业往往没有做好国际市场调查,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要,而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文化作品,忽略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决定生产某一产品之前要先考虑目标市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多少,怎样将产品销售往尽可能多的地方,若只是根据自己的理念创作影视产品,难免导致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而致使需求不足。
3.3尚未形成完善的中介机制
在国外,行业协会很多,这些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规则,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进行行业统计。此外,拥有较为完善的经纪人制度,每一个艺术大师、艺术团体的成功背后,无不拥有一个或者一群敬业而且智慧的经纪人,签约都由经纪人出面。这些经纪人对于激活、培育并规范文化艺术市场,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人们对中介公司存有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拿影视产业来说,整个中国只有中国电影海外推广中心这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中国影片的海外推广,且功能单一,与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中介组织形成强烈反差。
4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与目前文化产业市场化步伐日益加快极不相称的是,我国具有市场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文化人才匮乏,具有市场运作能力、洞悉文化产品消费心理的专业经营人才匮乏,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山东广播电视局的刘长允局长曾说过:“我们广电系统目前不缺具体的编导制作人员,缺的是既懂文化又懂观众市场,既有宽广的人文视野,又有精深的产业理念的复合型的策划、管理人才”。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5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文化贸易的相关政策滞后,行业性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我国目前没有针对有关文化贸易的专门立法,这使文化产业的企业的经营,节目等的生产制作、营销没有可以依托的具体法律,企业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国际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另外,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且投资不足,对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足够重视,难以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6缺乏足以引领市场、现代化经营的文化企业
以美国为首的文化贸易大国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是因为它们拥有像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一大批国际性文化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其遍布全球的信息、生产和销售网络,进行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开发、生产和销售,成为全球文化贸易的主体。与之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尚处于新生阶段,缺乏经验,出口品的综合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我国文化企业往往将其视野局限在是本土甚至是地方,且尚不能满足本土需求。面对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的涌入只能勉强招架,尽力适应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更谈不上去占领海外市场。
7缺乏能够占领国际文化市场的品牌
百老汇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全世界人民都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中国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却不意味中国必然拥有大量的、被世界广为接受的文化品牌。品牌关系着企业地位的确立,是一种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我国目前缺乏有影响、竞争力强的文化品牌和核心产品,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强势产品,缺乏符合国际审美习惯、“文化折扣”低的民族原创作品。我国的文化产品难以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只能在低端市场甚至边缘市场恶性竞争,形成不了影响力,效益低下。超级秘书网
8规模经济效应尚未形成
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类。简单来说,所谓内部规模经济即企业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实现成本降低;而外部规模经济指产业的集群化,由于信息资源共享而形成的“集群效应”。
目前中国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尚未形成,比如就影事业来说,我国仍存在对影视业跨地区、跨行业的限制。虽然影视产业机构数量众多,但规模都比较小,尚不能充分利用所具有的资源,更不用说投资扩大规模并从中获得内部规模经济效益了。为了拍摄一部电影或档节目,制作人要到处募集人员,在各拍摄点来回奔波,不仅浪费时间与精力,更增加了制作成本。而美国的影视业充分利用内部规模经济条件,现已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如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等8家电影公司,基本上控制了美国电影的各个环节,呈现生产的内部化,这有利于这些跨国公司内部充分利用其设备与资源,更好地分配利益,拓宽发行渠道,节省成本。
参考文献
[1]李怀亮,闫玉刚.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下)[J].河北学刊,2006,(1).
[2]李怀亮.论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问题及对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