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经济论文篇1
粮食如果涨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量不会减少很多，如果降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多少。粮食的价格比较低，即使上涨一倍，人们对需求量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这笔支出在人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涨价不会影响个人总的经济状况。粮食保护价格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使用这个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
粮食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小，价格弹性就小。粮食作为商品，从长期看，其价格弹性就大；如果是短期，价格弹性就小。粮食涨价，短期看，人们会注意节约粮食，但不会节约得太多，从长期看，这种节约对粮食需求量可以进一步减少。时间长，消费者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爱好和技术条件去使用替代品，其价格弹性就大。反之其价格弹性就小。
2.粮食定价时必须考虑产品的价格弹性
不能把价格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就不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这个时候应当提高价格，提价不仅不能增加总收入，还能因产量减少总成本支出，从而使企业的支出相对稳定。粮价连百价，粮食价格每涨0.01元，全社会商品价格涨0.20~0.26元，导致粮食经济的马太效应。
恩格尔系数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社会人均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对粮食和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已趋近等于零，粮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对稳定。
粮食行业的社会特征和垄断方式，决定了完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的弊端：高价格。完全竞争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完全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产量不足。完全竞争的企业，它的产量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说，是最优的，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产量未达到最优，企业产量不足，再增加产量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生产效率低。企业利润最大化，产量并不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竞争，缺乏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管理，资源浪费。
粮食垄断市场结构的特点：一是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比较多；二是进入这个行业是自由的，长期看，企业的经济利润会趋于消失；三是各个企业生产同种产品是有差别的。
3.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
市场结构是影响粮食流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市场结构，是指由于市场主体（在微观经济学中称为厂商）数量的多寡和行为的差异而导致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类型。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由于需求曲线的差异，市场供求均衡点与价格的决定是不同的。
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这一标准，从厂商数量、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划分为四种结构类型：完全竞争、纯粹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我们假定厂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独立生产或经营单位。厂商对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和享有利润。我们将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厂商行为和市场均衡点是不同的。
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完全竞争
强控制价格的能力弱
少卖者的数量多
大产品差异程度小
大进入市场的障碍小
3.1完全竞争市场。现代经济学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单个的交易量在供求总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单个的买者和卖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厂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进入市场；③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④生产和经营某种商品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3.2纯粹垄断市场。微观经济学将垄断定义为一个厂商控制一个全部供给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下，不存在产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竞争，也就是说，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而又没有其他替代品的竞争对手在纯粹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与行业（或市场）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行业中唯一的厂商就是垄断企业，这个垄断企业也就构成了一个行业或市场。
3.3垄断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谓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又叫不完全竞争，是指一种既有垄断因素又有竞争因素的市场结构。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竞争市场有如下的假设：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卖者和买者，以致于某一卖者（或买者）可以忽视其他卖者（或买者）的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②卖者（厂商）的产品存在着差异，但同属一类产品，相互间有着密切的技术替代关系（指它们都满足同样的需求）和经济替代关系（指它们有类似的价格）；③一个生产集团中各个厂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④厂商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生产集团）。
当垄断竞争厂商和其生产集团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利润时，除了原来的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外，新厂商也会进入市场。竞争的结果使价格下降。价格从短期内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长期内等于平均成本。同们当厂商在短期内出现亏损时，价格会因为厂商缩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而提高，一直到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为止。
4.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
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同市场结构，经济效率是不同的。这种经济效率上的差别，源于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竞争程度越低，经济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经济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其次是垄断竞争市场，再次是寡头市场，效率最低的是垄断市场。
一个行业到底适合何种市场结构，取决于对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行业对社会化程度的要求。有些产业或行业，如钢铁、汽车工业等，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高。在这些行业，保持一定的产量规模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些达不到社会平均规模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业的进入往往因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约束而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这些行业适合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反，对另外一些行业（如服装、食品加工业等）来讲，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低，社会需求变化较快且呈现多样性特征，企业进入的障碍较少，因此适合于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结构。二是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不同最终体现为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差异。显然，在一个倡导公平与效率兼顾或共同富裕的社会里，不会允许垄断者对大部分行业的支配。而在一个单纯强调效率及允许收分配差距无限扩大的社会里，垄断者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频繁而剧烈的市场波动。粮食生产周期较长以及粮食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无法容忍粮食市场过于剧烈的波动。其次，市场交换关系在我国粮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粮食市场的发育尚处在较低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放任市场对粮食流通的调节，必然会引发过度的市场投机行为，其结果是少数人从中渔利，而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则深受其害。1993年粮食经营和价格放开后粮食市场出现的混乱局面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三，完全竞争市场对经营者（厂商）行为和市场信息的传播等方面有极其严格的假设和要求。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市场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现在达不到，恐怕将来也达不到。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粮食市场选择纯粹垄断结构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垄断必然会导致低效率。垄断者的供求均衡点往往较大幅度地偏离最佳交易规模，从而无法协调粮食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目前我国国有粮食企业主宰粮食市场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垄断市场结构。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粮食企业很难灵敏地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无法使粮食市场达到平衡状态。其次，垄断者会通过调整垄断价格，占有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获得高额利润，从而侵犯消费者利益。我国粮食的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之间差额（即购销差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一般的商业利润。近年来在粮食定购价上升的同时，销价上升幅度更大，农民认为“吃亏”，消费者感到“不划算”，而财政负担过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垄断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畅和低效率。
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通过适度的竞争，可以使粮食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上数量有限的粮食经营者以及对进入粮食市场设置一定的条件或障碍，可以避免市场过于剧烈的起伏动荡和过度投机。垄断竞争市场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经营者数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对进入粮食市场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据一定时期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市场发育状况在效率与公平或稳定之间做出某种权衡。但从改革的方向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市场稳定”应该成为确定市场结构的基本原则。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并充分考虑到垄断竞争市场的运行特点和我国粮食生产、消费的特点我们认为，作为改革取向的中国粮食市场结构的雏形，应该具备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上存在较多的经营者，且经营者之间公平竞争。但为避免过度竞争和垄断，经营的数量和每个经营者的规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个经营者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都对自己的盈亏负责。政府对每个经营者实行同样的待遇和政策，经营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三是价格唯一地由市场决定，政府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价格管制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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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时忠.《浅谈粮食市场化与粮食市场建设》［J］长沙：粮食科技与经济，2002(07)摘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双轨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对粮食消费的保障。在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规则、企业战略、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建立企业完全市场经营，政府适当调控的运行体制；建立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并配套建立市场化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粮食产业化引导机制和粮食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
粮食经济论文篇2
[作者简介]张利国（1977—），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食品）安全、农村发展研究；陈 苏（1989—），男，江苏盐城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慧芳（1976—），女，江西财经大学助教，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7126301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研究”（13GL06）、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江西省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保证粮食稳定生产一直以来是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尤其自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11个涉农“一号文件”，给予粮食生产极大的扶持和投入，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十连增”。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非农化不断涌现，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年来关于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粮食生产布局演变趋势方面，屈宝香等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变化趋势是北方粮食生产全面超越南方，粮食生产日趋向中部地区集中；①刘玉等指出，我国粮食总产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产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粮食生产向主产县域集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明显，粮食总产量两极分化趋势加剧；②邓宗兵等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部集中，在南方稻谷优势区域继续稳固的同时，东北稻谷重要性逐渐凸显，小麦产区逐渐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东北、华北和华中集中。③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影响因素方面，杨春等研究表明，2007年中国县域粮食生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域格局特征，而县域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形成不仅与人均耕地面积、经济效益比、生产技术、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化和人均GDP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④顾莉丽等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是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⑤汪希成等认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因素包括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等；⑥谭智心等认为，农业科技、地理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和人地矛盾等因素是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⑦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大都使用较大范围的区域数据分析其生产格局，研究视角比较大；另一方面，分析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特征及其原因，不仅要从时间角度来研究，还应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的差异性。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传统农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粮食生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随着昌九一体化战略和南昌市、共青城市先导示范区的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将更加明显，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必将发生改变，这对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供需平衡和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⑧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先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主要因素，旨在为正确认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有效把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供需平衡状况，以及实现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特征
本文选择粮食生产集中度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具体分析。粮食生产集中度是指各县（市）粮食总产量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表1报告了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时空尺度的粮食生产集中度。
由表1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呈现以下特征：（1）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上升趋势，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呈下降趋势。滨湖控制开发带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50.8%，上升了3.6个百分点，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提高；高效集约发展区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52.8%下降到2010年的49.2%，下降了3.6个百分点，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县域粮食生产格局变化显著。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鄱阳县和余干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由2000年的7.6%、5.9%上升到2010年的11.0%和7.3%，分别上升了3.4和1.4个百分点；其次是都昌县和新建县，分别上升了1.2和1.1个百分点；彭泽县、进贤县和樟树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上升较为缓慢。在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的18个县（市）中，南昌县和丰城市下降幅度较大，由2000年的11.8%、12.1%下降到2010年的8.6%和11.0%，分别下降了3.2和1.1个百分点，但两县（市）2010年粮食生产仍然排在25个县（市）的第2位和第3位；剩下的16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以上表明，新世纪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总体来看，粮食生产表现为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逐渐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从县域角度来看，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幅度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前列，而鄱阳、余干两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格局的演变？本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三、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一个地区粮食生产变化除了受土地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上还受到粮食生产技术条件、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变化诱发的农民种粮行为变化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选择依据和变量设置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衡量
土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已有研究中，人均耕地面积变量被认为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①当某个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易产生规模效益，容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它是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衡量
粮食单产用粮食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农业科技综合水平，同时，复种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较好指标。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特别是农膜的使用，农业生产的耕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复种指数明显提高。
3.市场需求方面的影响用种粮经济效益比和肉类产量衡量
种粮经济效益比用粮食播种面积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不断改善，对蔬菜、水果、粮油等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从事这类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显著增大，直接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同时，肉类需求的不断增加必将拉动畜牧业发展，增加饲料粮需求，使得饲料粮生产比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大，从而影响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各地区饲料粮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用肉类产量表示。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的影响用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衡量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外在拉力。在一些非农经济发达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且随着当地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高，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这种地区经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将会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影响。人均GDP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口表示，非农就业机会变量用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劳动力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数比重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形成以下待检验的假设：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单产水平高、复种指数高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种粮经济效益比高、肉类产量低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人均GDP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以上的假设，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①：
2.数据说明
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中使用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肉类产量、地区生产总值、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总人口等数据均来自《江西统计年鉴》（2001—2011），具有一致的指标统计口径，数据较为可靠。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但模型采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估计模型时，可能会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OLS法失效，因此，在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Cross Section Weights，GLS）进行估计。回归过程中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对两种模型的选择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固定效应更可靠。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模型R2=0.9954，F值为1728.857，拟合优度良好。从变量显著性来看，除了肉类产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
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为0.3123，影响效应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人均耕地面积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3123%。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禀赋的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
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7225和0.3641，且这两个指标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提高0.7225%和0.3641%。这与谭智心、邓宗兵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①说明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
3.市场需求方面
种粮经济效益比的系数为0.2973，对粮食生产集中度的影响效应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种粮经济效益比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2973%。肉类产量的系数为-0.0355，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说明该变量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市场需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系数分别为-0.0894和-0.1158，这两个变量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下降0.0894%和0.1158%，这表明区域经济特征的差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生产集中度指数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由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后者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域。
粮食经济论文篇3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 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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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4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利益,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张冬平、赵翠萍(2005)[1]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较往年普遍有所增加。陈薇(2006)[2]基于河北省的调查表明,近40%的农户因粮食补贴政策而预期未来粮食生产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而选择扩大种粮面积。张红玉、赵俊兰(2008)[3]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粮食补贴较好地刺激了土地资源的投入,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但是,马彦丽、杨云(2006)[4]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加、种粮面积的扩大均影响较小。刘小春、翁贞林等(2008)[5]基于江西省种粮农户的调查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大,多数人增加种植面积的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乔旭华、张建杰(2008)[6]研究显示,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周清明(2009)[7]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不足以让农民大幅度提高种粮积极性。蒋和平、吴桢培(2009)[8]基于湖南省汨罗市的农户调查表明,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不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种植面积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不大。
那么,当前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究竟是否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产生影响呢?不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以及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是否会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呢?现有的研究文献没有很好地解释上述问题,相关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和融入政策的分析框架,导致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外,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调研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缺乏经济计量模型分析。鉴于此,笔者从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尝试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构建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为简化分析,作出如下基本假设:
(一)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决策行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
2. 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为稀缺要素,且全部土地等级相同,而劳动力及其他要素投入充分;
3. 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且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除少量用于自己消费外,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
4. 农户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充分的自,可以自由选择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
5.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被动接受者,而无力去影响价格;
6.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和成本分别都与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边际要素成本固定不变且等于其平均成本;
7. 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可看作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函数。
(二)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Y=Y1+Y2+V(1)
Y1=PgQg(Lg,Ig)-WlLg-CgLg(2)
V=V(Lg,Le)=?啄gLg+?啄eLe(3)
Y2=PeQe(Le,Ie)-WlLe-CeLe(4)
上式中,农户的收益(Y)包括粮食作物净收益(Y1)、经济作物净收益(Y2)和政府的粮食补贴收入(V)。P为作物收购价格;Q为作物产量;L为作物种植面积,Wt为单位面积土地成本,I为其他要素投入量(如劳动、化肥、农药、农膜、机械灌溉等),C为单位面积其他要素投入成本,?啄g和?啄e分别表示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补贴标准,下标g为粮食作物,e为经济作物。
将(2)、(3)、(4)式代入(1)式得到:
Y=PgQg(Lg,Ig)-WlLg-CgLg+PeQe(Le,Ie)-WlLe-CeLe+?啄gLg+?啄eLe(5)
S.T. Lg+Le≤L(6)
其中L代表农户所拥有的总耕地资源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可以得到农户种植决策的反应函数:
?鄣Y/?鄣Lg=Pg・?鄣Qg/?鄣Lg-Wl-Cg+?啄g-?姿=0(7)
?鄣Y/?鄣Le=Pe・?鄣Qe/?鄣Le-Wl-Ce+?啄e-?姿=0(8)
上式中,?姿为拉格拉日乘数,整理(7)式和(8)式得到:
Pg・?鄣Qg/?鄣Lg-Cg+?啄g=Pe・?鄣Qe/?鄣Le-Ce+?啄e(9)
在式(9)中,Pg・?鄣Qg/?鄣Lg为粮食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g),Pe・?鄣Qe/?鄣Le为经济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e)。同时,根据前提假定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则: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g等于其边际成本(MFCg),经济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e等于其作边际成本(MFCe),将其代入(9)式,得到:
VMPg-MFCg+?啄g=VMPe-MFCe+?啄e(10)
边际产品的价值减去要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净收益,得到粮食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g)和经济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e)分别为:
MPRg=VMPg-MFCg;MPRe=MPVe-MFCe(11)
将(11)式代入(10)式,得到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收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MPRg+?啄g=MPRe+?啄e(12)
根据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际操作情况,分下面几种情况考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只有种植粮食作物才给予补贴,种植经济作物不予补贴,即:?啄g>0,?啄e=0,从理论上讲,在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下,粮食补贴水平的提高能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第二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同样给予补贴,而且两者的补贴标准相同,即:?啄g=?啄e,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类似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理论上认为不会对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给予补贴,但是补贴标准不相同。当?啄g
因此,粮食补贴政策是否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需要通过实证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二、影响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粮食补贴政策引导和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确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以实现收入最大化。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根据以往文献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本研究实地调查情况,笔者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决策的解释变量(见表1)。
(一)变量选择说明
1. 国家政策变量
笔者选取粮食补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市场收购价格、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作为政策变量。粮食补贴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水平与农户粮食生产收益相关,直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笔者以农户家庭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的影响。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直接关系到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选择种植比较收益大的作物。理论预期粮食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影响,经济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影响,笔者以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比来衡量。
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综合考虑农业成本和收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笔者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的影响。
2.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手艺、健康状况等。
3.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抚养系数、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家庭人口和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对农业生产规模有影响、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
4.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样本农户所在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雇工市场状况等。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即是否投入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投入水平都会有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生产行为;本地雇工市场状况反映的是本地市场寻找雇工的难易程度,影响到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意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农户的粮食种植规模。
(二)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笔者采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量,选择“亩均粮食收入补贴”、“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家庭总耕地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抚养系数”、“上一年人均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户主特征”和“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主体部分采用双对数形式,涉及到的其他变量采用线性形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lnPlanti=?琢+?茁lnSubsidyi+?酌lnPricei+?渍lnLandi+?滋lnNonfarmi+?淄lnFarmi+?兹∑Otheri+?着
模型中Planti代表农户i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Subsidyi代表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用农户实际获得的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Pricei表示价格变量,用农户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者的价格比来衡量;Landi代表农户的总耕地资源,包括农户家庭承包土地和租赁土地;Nonfarmi代表农户的非农收益,用农户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Farmi代表农户的农业收入,用农户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来表示;Otheri表示其他因素,涉及到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琢、?茁、?酌、?渍、?滋、?淄、?兹为待估参数,?着表示残差项。关于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实证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实际播种面积,指样本农户一年内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实际总种植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68184公顷(5.52亩),2008年样本农户预期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70185公顷(5.55亩),比2007年的样本均值高0.002001公顷(0.03亩),说明预期播种面积将增加,但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的幅度不大,可能与调查的小规模农户样本有关。
补贴政策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补贴总额平均水平达到了292.49元。安徽省粮食补贴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粮食补贴与家庭土地承包面积挂钩、部分地区与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挂钩,还有部分地区又与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因此,笔者采用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粮食补贴水平,2007年样本农户的亩均补贴水平为63.34元。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作物收益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中粮食作物市场销售价格以小麦、水稻和玉米的简均价格来衡量;经济作物的市场销售价格以大豆、油菜和棉花的平均价格来衡量,缺省值用总体样本均值代替。样本农户上一年的粮食销售均价为0.405元/公斤,经济作物销售均价为1.075元/公斤,粮经作物价格比为0.38;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是反映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变动的指标,以实际购买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相对于上一年平均上涨的百分比来表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高达45%,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很大程度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侵占了。
样本农户的耕地总面积不仅包括自家土地承包面积,而且还包括农户租赁别人的耕地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为0.42公顷(6.36亩);家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直接影响农业的劳动投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生产规模,样本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平均为3.48人。家庭抚养系数反映农户的家庭抚养负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决策,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水平;非农收益的比较优势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影响,用家庭人均的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2007年样本农户人均非农收入均值为3 026.22元,人均农业收入均值为1 662.25元。
户主是家庭生产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样本农户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67年,年龄平均为48.98岁,户主是否具有某种手艺的均值为1.92,反映了样本农户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手艺相对缺乏。另外,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以本地非农市场状况和本地雇工市场状况来衡量,根据难易程度分别赋值,其中1表示很容易,2表示一般,3表示不好找。样本地区非农市场状况的均值为2.45,雇工市场状况为2.39,说明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一般。
(三)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安徽省作为调研对象,安徽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也是率先开展粮食补贴政策改革的试点省份,同时也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因此,选择安徽省进行调研分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笔者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2007年度农户家庭的粮食补贴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劳动力情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本地生活和环境特征。此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421份,其中皖北地区(包括宿州、蚌埠、阜阳、亳州、淮南、淮北)有效问卷128份(30%),皖中地区(包括六安、巢湖、合肥、滁州、安庆)有效问卷168份(40%),皖南地区(包括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有效问卷125份(30%)。样本中,被访者男性318人,女性103人;户主年龄集中在31岁-70岁(94.05%),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79.57%);农户家庭经营规模集中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80.05%)。关于样本基本信息见表3。
(四)估计结果
笔者基于安徽省42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和假设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791,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Correlation Matrix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作为本研究重点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决策的关键变量,对刺激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补贴水平的弹性系数分别通过了1%和5%的水平,按照2007年粮食补贴标准,亩均补贴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下一年增加粮食种植面积0.006%,由此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激励和引导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本年粮食生产,但对农户下年的粮食生产的激励效应相对较弱,这可能与补贴水平较低以及农民的政策预期有关。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抚养系数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程度最大,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每增加1%的家庭耕地面积,本年粮食种植面积增加0.818%,预计种植面积将增加0.851%,说明土地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农户,在补贴政策激励下,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动机越强。农户家庭的抚养系数反映了家庭的负担程度,家庭负担程度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显著,家庭中15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每提高0.1,将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0025346公顷(0.038亩),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的负担程度越大,要求家庭生产者有更高的收入来保障家庭生活需要,而非农生产的比较优势吸引他们从事非农生产行业。
本地非农市场状况以及非农收入比较优势都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影响。本地非农就业的难度越大,越有可能促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可能性也越大,模型的系数达到0.358,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对农户从事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非农收入比较优势越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中上一年农户人均非农收入每增加1%,农户本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614%,下一年粮食预计种植面积将减少0.387%。
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的变化,对农户本年粮食面积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负面影响,并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只要有农业生产就必须有农资投入,而不管价格涨幅程度,农户本年粮食种植行为已经发生没法改变,然而,农户可以选择下一年的生产行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大,农业生产成本大,可以选择从事非农业的生产,从而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影响。粮食作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比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影响不显著,这与理论的预期不相符,可能是由于价格选取只是一年的截面数据,不能反映因为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所以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不大。
户主作为家庭经营活动主要决策者,其个人特征对粮食种植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素。根据模型估计,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显著,但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具备某种手艺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显著,并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与粮食作物的特征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三、结论与讨论
笔者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其中,亩均补贴水平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增加下一年粮食种植面积0.006%。
粮食补贴政策激励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能够起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然而,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低下,补贴政策促进粮食增产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相背离。而且从最近两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来看,补贴已经占到粮食纯收益很大的比重,未来补贴的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当前的粮食补贴多属于“普惠制”的政策,粮食补贴变成了对农民的福利补贴,未来的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可以考虑实行生产挂钩的补贴政策,确保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民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时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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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Grain Subsidy Policies on Farmers' Planting Behavior
Wu Liancui, Cai Honghui
粮食经济论文篇5
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年一有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暗示要求人民币升值；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币机制；4月美国130多国会议员又联名上书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要求对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面对各种呼声，我们不禁要问，人民币汇率真的需要升值吗？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具有特殊性质的商品——粮食的出口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汇率影响国际贸易的J曲线效应（J-Curve Effect）理论在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中能得到证实吗？
现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一般规律或对工业制品贸易影响（唐海燕，1995；许和连、赖明勇，2002）的层面上，专门针对粮食贸易的相关研究也停留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郑琰，2000）的叙述或汇率并轨（蔡昉，1994；顾焕章等，1994）的影响上，对汇率变动影响粮食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汇率变动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J曲线效应理论加以检验。
二、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有多种，以下主要从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一般原理和阶段性方面加以分析。
（一）一般原理 在一般情况下，若人民币对外贬值汇率，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粮食的相对价格会下降，这样就能增强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使粮食的出口增加。反之，若人民币对外升值，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粮食的相对价格将上升，这势必减弱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能力，使粮食的出口减少。
（二）J曲线效应理论 如上所述，若人民币对外贬值，中国的粮食将受到刺激而扩大出口。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受到许多条件的约束，其中包括：（1）受贬值传导过程中时效性的制约；（2）受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3）受粮食的进出口需求弹性的影响；（4）受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金融政策的约束等。下面主要从时效性的角度，以人民币贬值为例进行分析。
在粮食贸易方面，首先，由于粮食出口合同通常是在粮食实际交付的前一年即已签订，他们是依据当时的汇率而确定的出口额。在人民币贬值后，这些合同不可能废除，因此在初期出口贸易额不会发生变动。其次，即使在旧合同执行完后，新的交易要完全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动仍需一定的时间，从粮食的生产方面看，其生产周期相对工业品更长（畜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般在一年半以上），农户增加投入、建立新的生产线需要时间；从销售方面看，国外消费者适应中国粮食以及在国外建立必要的粮食分销渠道同样需要时间。由于相对价格的下降和时滞性的存在，粮食出口贸易的变化是呈一条缓慢上升的J曲线（见图1），即出现J曲线效应论文提纲怎么写。据专家调查的结果反映，货币贬值改善出口的滞后时间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并不一致，发达国家的时滞为9个月左右，而发展中国家需要1年多的时间。
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过程表现在：在t0与至t1时间内，由于受粮食的生产周期和贬值前签订的粮食出口合同的支配，粮食出口不会急剧增加，只是缓慢地上升。进入t1至t2阶段，人民币贬值的作用得到发挥，粮食出口快速上升，新签订的粮食贸易合同开始生效，贸易收支也逐步从逆差转为顺差。当进入t2阶段后，在粮食的产出增长没有完全跟上出口需求时，就会出现对中国粮食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当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完全抵消人民币贬值的作用，这时曲线开始走平。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说 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粮食出口影响机理的分析汇率，本研究将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
根据一般原理，人民币汇率升值，粮食的出口将减少；人民币汇率贬值，粮食出口将增加。本研究将借用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数据，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验证上述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正确，那么人民币汇率未来的变动趋势将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相应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将表现出阶段性。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粮食的国际贸易合同一般在产品交付的前一年即已签订，这就意味着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滞后期要达到2年的时间。本研究将通过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设定人民币汇率的滞后变量（滞后2期），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上述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正确，就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影响的滞后效应是存在的，进而为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未来影响提供依据。
（二）模型构建
1.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一。根据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EXt）与人民币汇率变动（Rt）之间的函数关系，构建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μt（1）
2.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二。根据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为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粮食进出口合同的签订一般在交付的前1年，所以笔者将上述模型中的人民币汇率滞后2期（Rt-2），分析中国粮食出口额受人民币汇率变动滞后效应的影响程度，建立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2＋μt（2）
3.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修正。（1）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政策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于1985年开始对出口贸易实行退税优惠，这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了影响，为了与该政策相吻合，笔者将出口退税率（D）作为自变量考虑在模型之中；从需求的国家层面看，粮食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G）将中国粮食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引入模型之中，则（2）式可以变换为：
EXt＝a＋βRt-2＋χD＋δG＋μt （3）
（2）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随着发达国家对粮食技术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粮食出口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张亚斌等，2003）。国内粮食和食品的出口地位在不断下降，198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17.22％，2003年的比例降到了4.89％。这其中有结构变迁的因素，但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的负面影响很大（见表1(略)）。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个定性变量，因此在模型中有必要引入一个虚拟变量（T）来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则（3）式可变换为：
EXt＝α＋βRt-2＋χD＋δG＋εT＋μt（4）
（3）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有名义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之分汇率，名义有效汇率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扣除对外贸易因素的汇率，而实际有效汇率则是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出的汇率。为了比较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不同程度，本研究将模型中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换为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RR），并将其他变量（出口退税率D，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技术性贸易壁垒T）一并引入模型之中，构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模型：
EXt＝α＋βRR＋χD＋δG＋εT＋μt （5）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09年的人民币汇率（包括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和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均以1997年为100）与中国出口退税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额（百万美元）进行回归分析，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到中国从1985年才开始对出口实行退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虚拟变量数据的选取以对粮食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年限为界。由于中国出口粮食的主要消费国——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在1999年显著提高技术标准的，因而模型中虚拟变量值以1999年为界，其中1999年前为0，1999年后（含1999年）为1论文提纲怎么写。尽管影响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粮食的质量、营销措施、国内外政府的扶持政策等，但这些变量有的无法量化、有的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数据，所以模型未加考虑。
粮食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金俊峰的研究，并经笔者计算获得；各年份出口退税率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并经笔者计算获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李鹏伟的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来自张亚斌等的研究。
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3.1通过对中国1992—2009年粮食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如下两个结果：
表2 滞后2期的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iriable: Ext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 1992---2009
VariableCoefficient t –StatisticProb.
C– 2371.933 –2.62150 0.0211
Rt-2– 10.68927 –2.867564 0.0135
D516.68642.7635.6 0.0161
G1930.6802.895222 0.0125
T– 4314.120 –3.24403 0.0064
R–squared0.834709
Adjusted R–squared0.783851 F –statistic16.41234
Durbin–Watsonstat 1.852694 Prlob(F –statistic)0.000053
从表2(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估计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至少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而且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调整后的R2也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
从参数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2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粮食出口显著地反向相关，其比1997年每升值1个百分点就使中国粮食出口额下降1069万美元；出口退税与中国粮食出口严格呈正相关关系，出口退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促使中国粮食出口额增加51668万美元；中国粮食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粮食贸易严格正相关，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万亿美元，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就增加193068万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生与中国粮食出口成反向相关关系，贸易壁垒一发生就使中国粮食出口下降431412万美元。
表3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 Ext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 1992—2009
VariableCoefficient t –StatisticProb.
C8896.5882.617679 0.0213
R– 51.09368 – 3.3013280.0057
D 362.10092.476526 0.0278
G888.19473.301494 0.0057
T– 2660.565 –3.228375 0.0066
R –squared 0.908236
Adjusted R–squared 0.880001F –statistic 32.16682
Durbin–Watson stat1.725286 Prlob(F –statistic)0.000001
从表3(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估计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至少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而且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调整后的R2也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
从参数的系数可以看出：当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1997年每升值1个百分点，使中国粮食出口额下降5109万美元；出口退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促使中国粮食出口额增加36210万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万亿美元，中国的粮食出口额就增加88819万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一发生，就使中国粮食出口下降266057万美元。
将以上两个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汇率，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l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等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表明，假说一和假说二都成立，即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这也进一步验证了J曲线效应理论的正确性。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滞后2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如当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大，这表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而非官方名义汇率，才是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重要原因。而人民币官方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而实际有效汇率对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促进中国粮食出口贸易而言，官方的名义汇率应该朝着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方向走，政府应考虑实际的购买力、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因素综合确定人民币的官方名义汇率，而在影响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方面，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滞后效应需加以重点考虑。
从出口退税的情况看，中国自从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退税率对粮食出口的影响极为强烈，2004年调整部分粮食的出口退税率必将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调高退税率的粮食将受到刺激而扩大出口；相反，调低退税率的粮食将减少出口。就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言，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其影响颇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粮食进口国的最新技术标准、提高中国粮食的技术水平、以及制订新的技术标准和规则、争取与国际标准接轨显得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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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6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学中国化的卓越理论成果，具有高度的实践性、理论的首创性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性。它必将对国家发展全局包括各系统、各领域、各产业都产生日益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必将贯穿在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全方位，引领粮食产业经济沿着“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向前迈进。
一、新理念是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
思想灵魂和卓越指南1.“创新理念”是牵动粮食产业经济前行的“牛鼻子”
创新就是通过不断的“破旧立新”牵动变革。一部经济乃至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破旧立新”的历史。社会不断变迁，技术不断飞跃，产业不断升级，文化不断演进，导致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本质。其言下之意是指，所谓创新就是“破旧”，包括打破过时理论的框框，破除过时制度的桎梏，消除陈旧技术的障碍，冲破陈旧文化的束缚。与此相对应，必须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促使创新成为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价值灵魂，促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腾飞的有力“双翼”。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更是农业粮食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力，是加强粮食产业经济的根本支撑。可以说，抓创新就是抓粮业发展，谋创新就是谋粮业未来，不创新粮业就会落后。在当今粮食领域，创新已成为一个高频词，其内涵愈益深厚，外延愈益宽广，地位愈益提高，被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成为引领我国粮食产业经济稳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持续前行的“牛鼻子”，有力牵动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2.“协调理念”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交响乐的“主旋律”
如果把“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视为一部交响乐，那么，每一种新理念都是这部交响乐有机构成的一个乐章。整部交响乐的鲜明主题就是促进粮食产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贯彻始终的主旋律就是协调。从内在联系来看，五大发展理念各有侧重，但相互呼应、协调一致，既服务和服
收稿日期：2017-01-18
作者简介：丁声俊，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100037）。
从于“粮安天下”的总目标，又彼此配合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坚持协调发展观，简单说就是解决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调”和“失衡”问题，也可以说是解决“木桶效应”的“短板”问题，即通过协调发展补上粮食产业经济的“短板”。由于协调发展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强化粮食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要改变单一化发展偏好，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整体发展。当然，协调发展必须具有协调主体、手段、机制与模式。协调始终与发展相联系，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过程，无限延续，永无终极。
3.“绿色理念”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生命力”
绿色象征着万物生长，欣欣向荣，使人联想到和谐与希望、生命和生机。绿色已经不单纯是一种色彩的表现，而是被赋予了深度生态的蕴涵，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融合发展的“生命力”。“绿色理念”将引领粮食产业经济发生富有生命力的重大战略转变。其一，绿色发展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与绿色发展相适应，必须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粮食产业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模式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悖论。其二，绿色发展是一场空前的生态革命。粮食产业经济坚持绿色发展，不仅是生产经营领域的一场变革，而且是行政职能部门进行现代化治理的必要手段，还成为粮食产业经济迈向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其三，绿色发展是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鉴于长期以来实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彻底转变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采用“3R”（Reduce，Reuse，Recycle）循环低碳发展原则，变以要素投入橹魑以科技增强新动力为主，促使资源利用合理化、减量化和再利用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开放理念”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开路机”
以扩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粮食产业经济不断扩大市场、粮食事业不断进取的重要法宝，也必将使粮食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越来越紧密结合。依照“共赢”的逻辑，“开放理念”就像开路机一样，有力推动粮食产业经济开拓发展，拓展粮食及其制品、服务的更广阔市场，即为粮食产业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包括国内市场空间和国际市场空间。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粮食产业经济既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又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既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又要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要采取积极措施，融入“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打造“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5.“共享理念”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大情怀”
所谓“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就是“民本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共享理念”引领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就是要大力弘扬“黎元为本”的价值观，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忠实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宗旨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实现人民的期盼。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绝不可遗忘或忽视贫困地区还有5500多万处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要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产业精准扶贫，促进贫困群体脱贫致富。同时，共享发展还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粮食产业经济改革发展能否取得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民众能否共享到改革发展成果。当然，这需要更具延续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制度安排，使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化为不断为人民造福的丰硕果实，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
二、新理念引领下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
新路径和新模式1.为振兴粮食产业经济谋划，绘制其未来发展新愿景
以新理念为引领，就必须从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和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整体出发，以卓尔不群的智慧和境界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包括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及发展重点。
第一，谋划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蓝图。即以新理念为引领，浓墨重彩绘制出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景。其一，建立健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以市场为主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实现市场制度化、规范化。其二，建立健全农粮“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的合理关系，动态地保持平衡化、协调化。其三，建立健全市场营销和市场信用体系，包括普及连锁制、制，以及超市、配送等现代业态形式，并探索推广“互联网+粮食”电商平台，建立商品回溯、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全面实现诚信化、放心化。其四，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实现从田头谷物收购，到仓储、加工、物流、供应，直到餐桌终端消费的全过程，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实现科技化、现代化。其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条例体系和全方位覆盖的粮食质量检验检测网络，强化粮食市场监管法制化、严格化。其六，建立健全现代谷物储备体系，使得储备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布局适当，储得进、调得动、用得上，实现仓储绿色化、智能化。其七，建立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因地制宜探索农牧、农渔、农林，以及农林牧结合的生产模式，探索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的粮食产业经济形式，实现农业粮食组织经营生态化、融合化。其八，建立健全粮食产业“双创”体系，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蔚然风气，以产业链条上各企业为创新主体，广泛开展自主创新，不断促进产业升级，形成创新能力集成化、前沿化。其九，建立健全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信息、科技、环保，以及节粮等产后服务，向农民提供代储存、代加工、代烘干、代质检、代销售等“五代”服务，实现服务综合化、专业化。其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结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监控市场，实现宏观化、间接化、高效化。
第二，强化农粮“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协调。要从根本上克服农粮“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结构不相协调、不相适应的弊端，振兴粮食产业经济是最佳选择。发展粮食产业经济以生产为基础，以流通为关键，以市场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以融合发展为新模式，必然会有力改革和转变传统的粗放型、掠夺式生产方式与浪费型消费方式，建立现代的集约型、精准型生产方式和节约型消费方式，引导和强制所有个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事业、合作社、社团等，下同）对资源配置进行权衡取舍，做出最佳选择，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生产丰富多彩、品质优良的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在此过程中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补上农粮“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短板，促使“两端”结构相协调、相平衡。
第三，优化农业粮食资源配置方式。这是粮食产业经济面临的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体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前者如耕地资源、淡水资源、资金资源、信息资源、劳力资源、技术资源等；后者如无止境地贪图物质享受，追求豪宅、豪车与豪华生活，过度地追求“食不厌精”――精米、精面、精油，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浪费。粮食产业经济是优化农业粮食资源配置的最佳形式，振兴粮食产业经济，是把粮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置于产业的层面和地位，从合理、有效、综合利用资源出发对粮食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进行顶层设计。同时，深入探索粮食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在不断深化探索中，以农业粮食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体的自利性为出发点，以“理性个体”假设为逻辑起点，在此假设基础上采用个体成本收益分析法，研究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与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最有效、最可持续利用的配置。如是，就从粮食产业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开辟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新形式。
2.为振兴粮食产业经济谋篇，开拓发展新路径
新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思想灵魂。新理念是“导航仪”和“指路灯”，为振兴粮食产业经济指向引路、谋篇定策。在新的坐标系下审视，新理念有力引领粮食产业经济真抓实干、科学发展，即遵循规律科学实干，开拓进取创造性实干，瞄准“短板”有针对性实干，以人民为中心奋发实干，让新理念转化为改革发展的新动力、产业振兴的新路径。
第一，不断增强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即必须注重启动粮食产业的全链条和各种要素，特别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与此相应，凡是与新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畸形发展、竭泽而渔、自我封闭、与民争利、忽视民生等做法和行为，必须坚决纠正，彻底摒弃。从而，形成粮食产业经济新体系、新体制、新机制，开拓新空间，增强新动力。
第二，不断提高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为克服目前粮食行业各要素间孤立、分散，犹如一包山药蛋的状况，必须以协调发展理念为引领，注重粮食产业经济系统发展的整体性和开放性，即把诸多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且与其他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要注重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融合等方面，推进粮食产业经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第三，不断促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越来越把生态视为资源，“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粮业兴；生态衰，则粮业衰。通过绿色发展方式，可有效加快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开拓可持续发展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前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能防止和减弱面源污染，改善土地、水源等要素禀赋，治理粮食等农产品“病态产能”，扩大“健康产能”。总之，绿色发展理念是粮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不断扩大粮食产业经济的市场话语权。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发展方式，可促其扩大开放、日益深入地融入国际粮食市场。在开放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原则，实施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的措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制度性话语权。
第五，不断增强民众对共享成果的获得感。一个大国的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包容的制度设计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全体人民对改革发展成果有更多的获得感，就无法实现其长期持久健康发展。以“共享理念”为引领，发展粮食产业经济需要着力为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领域引入市场力量创造条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突显。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民生底线，确保全体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得到足以维持健康需要的食物等生活资料”。尤其是要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精准扶贫脱贫，注重机遇公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综上所述，以“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粮食产业经济谋篇布局，必将产生多面性、综合性、突破性效应。其中，最具实质性突破的是创新开拓发展新路径，即以创新发展克服低端重复的“乏力之路”，激发新动能，创造新的有效供给和新的有效需求；以协调发展克服畸轻畸重的“失衡之路”，开拓新领域，提高粮食产业平衡性和整体性效能；以绿色发展克服污染、恶化环境的“粗放之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开辟资源可持续利用道路；以开放发展克服画地为牢的“封闭之路”，积极妥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以共享发展克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公之路”，弘扬“民本”宗旨，增强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获得感。
3.为振兴粮食产业经济谋略，探索发展新模式
在推进以供给侧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粮食产业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创新性、方向性、共享性、绿色性、整体性等特点，整体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的“两侧”结构将趋向协调。适应这些特点，必须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勇于探索和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特别是要锐意开创其融合化发展的新模式。
第一，振兴粮食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从经济学视角冷静反观和反思，我国粮食产业在取得辉煌“奇迹”之后，隐藏着一个基本理论和实践缺失的问题，即更多地把它当作单一化的“产品”，抑或是“商品”，而未把粮食当作一种产业经济去谋划策略、绘制蓝图、创新驱动、开拓未来。当前，我国粮食产业经济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表现为“五大短板”：一是虽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已取得重大突破，但与市场需求相比，仍存在体制性和机制性“短板”；二是虽然粮食生产量、收购量、库存量多年连续增长，但与消费结构演变与升级比较，结构性“短板”很突出；三是虽然粮食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化经营也取得长足进展，但与发展资源节约型和效益型经济的要求相比，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低效益的“短板”仍普遍存在；四是虽然国有粮食企业在改革中已增强了生机与活力，但与市场和社会需求相比，现代服务的“短板”仍很常见；五是虽然“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日益相互依存、相互结合，但与粮食大国地位相比，拥有的话语权和竞争力的“短板”不容忽视。上述表明，我国粮食产业经济存在严重的不相适应性，是导致粮食产业陷入困境和困难的根本原因。当前补上这些“短板”的根本举措，就在于以振兴粮食产业经济为抓手，开创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振兴粮食产业经济要坚持承继性和创新性。进一步深化粮食体制改革和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是继往开来的重大措施，既有承继性，更有创新性。所谓承继性，就是继续坚持和扩大粮食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粮食市场体制机制以及市场制度。例如，粮食省长负责制、覆盖全国的粮食市场体系、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多种形式的粮食产业化经营和粮食“现代业态”的普及等，都需要承继和进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创新，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视为金色的双翼，振翅起飞，勇于探索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新模式。
第三，开创粮食产业经济融合化发展的新模式。所谓融合化发展，是指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进行产业化组织经营的升级版。综合国韧庋芯亢褪导经验，产业融合是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条件下，在产业边界和交叉环节重组而形成新产业模式。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而言，产业经济融合的内涵包括：以农业粮食种植业为基础，以粮油加工企业为龙头，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形式的适度扩大规模经营，以综合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为宗旨，以利益共享（利益合理分配机制）为联结纽带，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机制转换等方式，把劳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粮食生产、产品加工，以及销售、餐饮、休闲等第三产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促进所谓“六次产业”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紧密融合，最终实现农业粮食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在农业粮食产业融合发展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都是产业融合发展所依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龙头企业带动要素优化组合、融合化发展为途径，开拓粮食产业经济走上更有效、更协调、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新理念引领下振兴粮食产业经济的
“四链”系统构建振兴粮食产业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并把“四链”相互协调地“链结”甚至有机地融合起来。不同产业的融合方式各不相同：有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融合；有完全融合和部分融合；有横向融合和纵向融合，以及混合性融合；有高新技术产业渗透融合、产业间延伸融合和产业内部重组融合等。可见，“四链”之间的“链结”或融合，是一个攸关多部门、多产业、多产品、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和重大的深化改革过程。对于如此复杂艰巨的产业经济的创新事业，必须以新理念为引领，探索开拓粮食产业经济新局面。
1.构建粮食产品链和产业链
第一，构建粮食产品链。所谓粮食产品链，是指由粮食产品的上下游关系构成的链条，这也是粮食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基础。在对初级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加工、深加工，乃至精加工过程中形成粮食产品链，不仅能够提升粮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有利于减少物流消耗和减轻污染，大幅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经济、技术、环境可行性分析，确定适合区域发展的粮食产品链结构，包括现有的产品链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产品链。对于现有产品链，应分析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主流产品链进行延伸和加强。对于潜在产品链，重点关注短期内较易实现的产品链，同时考虑能否与区域内其他产业协同和协力发展。当前在构建稳定的粮食产品链时，要注重做到三点：一是每个产业环节都必须选择最佳的资源利用形式，促使资源利用率最大化；二是不可一味追求产品链的最完整和追求形成最终产品，而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的发展形式；三是始终注重不断提高产品的“三品”特性，即优化品质、提高品位、创造品牌。这是构建粮食产品链的核心，也是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基础。
第二，构建粮食产业链。当前，我国粮食企业“小而散”“多而乱”，像一袋山药蛋互不粘连，这种状况导致消耗高、效益低、污染重。对于这些弊端必须标本兼治，尤其要采取治本之法，即建立健全粮食产业链。所谓粮食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时空布局关系而客观形成的链条式的产业形态，分为接通产业链和延伸产业链。建立完整的粮食产业链的实质在于，实现不同产业链条、不同企业之间的有机结合，例如建立粮食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的关系。每一种粮食产业链都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等“四维度”的概念，它们相互对接、相互依存、优化组合，形成对接机制，如无形之手调控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为按照实际情况构建粮食产业链，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粮食产业链的集聚，即相关粮食产业活动的集合集聚。对粮食产业链进行优化整合，可以产生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促进小型企业成长壮大，促进企业营造创新的环境氛围，促进打造“区位品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降低成本等。二是形成粮食产业集群。探索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形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企业群。一般说，粮食产业链划分为狭义产业链和广义产业链。前者是指从原材料一直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各生产环节的完整链条，主要面向各种具体生产制造；后者是指在狭义产业链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尽可能向上下游拓展延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促使延伸到第一产业（种植业、养殖业、园艺业等），即基础产业环节和技术研发环节；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则拓展到第三产业，即扩展到市场服务环节。目前，我国的粮食产业链基本上属狭义产业链，今后应向广义产业链发展，即探索和开拓农业粮食一、二、三产业融合化发展。
2.构建粮食价值链和供应链
第一，构建粮食价值链。鉴于目前大多数粮食企业对成本管理认识薄弱，实践存在缺陷，振兴粮食产业经济，必须引用价值链管理和分析法。所谓粮食价值链，是指企业为了给顾客生产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提供更优质的劳务所开展的一系列创造价值活动的集成。在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中，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或称增值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由此进而派生出基本增值活动和辅助增值活动两大部分。概括而言，价值链管理分析法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价值的基础性，即价值是价值链的基石，由各种价值活动才构成价值链；二是价值链的整体性，企业的价值链都体现在更广泛的价值系统中；三是价值链的异质性，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不同的产业企业和产业环节具有不同的价值链。价值的关联性导致产生一种效应，即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条规律具有丰富的内涵，即在采用价值链管理分析中，把无形资产的价值增值视为重要内容。所谓无形资产就是，凡一切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没有任何物质实体的资产，都属于无形资产。它具有非独立性、转化性、交易性、潜在性，以及增值性，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起关键作用。
振兴粮食产业经济，必须采用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价值链管理分析方法。实践证明，粮食企业把价值链理念和分析法应用于成本管理，就会把相互分离但又彼此相关的各个产业链置于整个系统价值链中进行分析，即从战略高度分析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的价值链的关系，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程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产品销售过程与顾客的关系；市场（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及产品促销与分销的关系。通过从整体视角处理这些关系，就会收到“四减”的效用，即简化业务环节，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损耗，减少人力使用和减轻环境污染。这意味着，粮食产业的资源消耗减少，成本降低，综合效益提升，把粮食产业经济引向高端价值链。
第二，构建粮食供应链。随着我国农业粮食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粮食集中度明显提高。全国粮食产销格局从“南粮北调”转变为“北粮南运”，粮食跨区域流通量超过2亿吨。然而，粮食物流却成为粮食供应链的“短板”和“瓶颈”。目前，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配送系统和保鲜条件等都相当落后。全国粮食传统物流“大而全”“小而全”“多而散”“多而低”等问题还普遍存在，致使物流设施孤立分散，未形成现代物流的完整系统，粮食运输方式落后，成本居高不下。基于此，必须积极建立健全粮食供应链。
所谓粮食供应链，简单说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业务活动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作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从而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完整的网链结构。粮食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关系环环相连、相依为命。粮食企业要在市场上生存、成长和做大、做强、做优，除了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外，还必须采取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率的管理运作方式。粮食产业经济采用供应链管理，就是把“6R”管理方式深入到各个环节，即将顾客所需的正确产品（Right Product），在正确的时间（Right Time），把正确的数量（Right Quantity），正确的质量（Right Quality）和正确的状态（Right Status）送到正确的地点（Right Place）。这“6R”保障粮食供应链能完全满足客户的意愿，即时间短、数量准、质量优、运距近、成本低、性价比高。
针对目前我国各种物流设施互不关联的状况，必须构建以“五主”为特征的粮食物流系统。“五主”即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混合所有制为主形式，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手段，以“四散”为主要运输形式，以“双创”尤其是科技创新为主动力。同时必须抓紧“两个关键”：一是狠抓健全新体制新机制的根本。要全面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彻底打破地区封锁、画地为牢、部门分割的孤立封闭状况，树立全国“一盘棋”，整合和建立统一化、组织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粮食现代“大物流”系统。二是狠抓粮食“四散化”的关键。即发展被称为“粮食运输方式革命”的粮食散储、散装、散卸、散运。实现粮食“四散化”，大大提升粮食供应链的水平，具有提高供应效率、节约运输成本、减少资源损耗，加强粮食供应调控能力等重要效用。
上述“四链”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健全相互结合的、全方位覆盖粮食产业经济的“四链”网络，就会使产品链的基础更牢，产业链的纽带更韧，价值链的核心更强，供应链的条件更优，“四链”扭成合力，推动粮食产业经济迈向“强、大、优”和价值链的高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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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上）[J].学术月刊，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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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俊.试论粮食流通现代化[J].农业展望，2007，（5）.
Cre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Economy of
Grain Industry Leading by the New Ideas
Ding Shengjun
Abstract：Fiv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re excellent theory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ssessing good originality in its concept， full system in its theory， and accurate guidance in its practice. The new concepts are prominent soul and effective practical guidanc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y of grain industry， which will lead its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development， opening up and sharing. It′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y the market forces， explore the new path and mode of the industrializ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grain industry， completely build up the network of four-chains of production， industry， value and supply， promote economy of grain industry to transform to a strong， large and excellent one and to the high top of value chain，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grai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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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2.1 国内研究现状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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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2.1 效率、公平协调统一的必由之路: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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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粮食宏观调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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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本文设计的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由 4 部分内容组成:经济主体构成、调控手段、运行环境与运行机制。其中,粮食宏观调控的主体为中央政府,客体则包括地方政府、农户、粮食流通企业和加工企业等;调控手段包括市场手段(入市购销以影响市场价格)、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法律手段(制定法律打击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等行为);运行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国际贸易环境等;运行机制则包括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的部门设置与调控手段的总和。通过系统中这些主要内容的分析,架构起一个完整的调控系统。
粮食经济论文篇8
一、博弈论及其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
博弈论（Game Theory）又译为对策论，博弈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及相应结局[1]。博弈论是在1937年由美国数学家约翰•冯•纽受（John von Neumann）提出，运用旨在解释各种博弈的分析方法来解释政治与对手行为。所有的博弈有三点是共同的：局中人、策略与支付（或译为效用）。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的目的是使利润最大化，博弈规则由法律框架决定，策略是每个参与者所有可能的行为，支付是参与者的利润或损失。
博弈论在耕地保护中有着重要应用，政府与农户都是博弈的局中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首先讨论直接决策者――农户之间的策略博弈，且讨论是农户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局中人对自己与其他的局中人的所有的与博弈有关的事前信息（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有充分的了解的有决策先后次序的博弈。
为了便于分析，农户可以简化为两个即为甲和乙，在初始阶段t0，耕地的机会成本大于耕地收益。对于甲和乙两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有两种战略：保护耕地或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由于有两个参与者，每人都有两种战略，所以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1）都选择保护耕地；（2）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3）甲选择保护耕地，乙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4）甲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乙选择保护耕地。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知道在这四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下自己的结局。可以将每个参与者四种可能的结局列成博弈的结局矩阵（PayoffMatrix）。参与者的处境是带有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特性的博弈，也即优势战略均衡 [2]。
参与者都知道，无论对方怎样做，自己最好的选择是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将保护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这样就实现两人的非零和博弈。但是，两人分别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策时的结果是耕地的大量侵占。
二、农户博弈行为的后果分析
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我们作如下假设：（1）从开始生产到生产出产品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生产规模无法改变；（2）本期的产量决定本期的价格；（3）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在分析时我们还假定土地是均质的，即单位面积耕地产出一定为u。在初始时期t0，甲和乙分别拥有面积为L1和L2的土地资源，耕地面积分别为C1和C2，此时粮食的价格为P0，供需均衡点的粮食童是A。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而言，效用最大化要求当单位面积边际收益（ML）大于单位面积耕地收益时，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随耕地逐渐转化，边际收益递减，当单位面积耕地的边际收益高于单位面积非耕地收益时，达到均衡状态。
（一）农户单次博弈
每个参与者都会认识到，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给量也随之减少，从而引起粮食价格上升，在时间为t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可用下式表达：
Ut（max）=ptctu+f（L）dL
其中，Pt和Ct是时间为t时粮食的价格和耕地面积；Ml =
f（L）；Lt是时间为t时的非耕地的面积；Lt+Ct=Tl，Tl是土地总面积。
参与者的优势战略是在时间为t时将耕地面积减少至Ml等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但每一个参与者只能预计出自己的供给发生变动时粮食价格的相应变化。甲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1减少到C3，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1，Al=A0-（C1-C3）u；同理，乙考虑到采取优势战略后，耕地面积由C2减少到C4，粮食供给由A0减少到A2，对应的粮食价格上升至Pt2，A2=A0-（C2-C4）u，我们则看到由于双方都减少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实际上由A0减少到A3，粮食价格上升至Pt3，A3=A0-（C1+C2-C3-C4）u，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小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二）农户多次博弈及其后果
在前面的分析中，粮食供给的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同样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在下轮博弈中，甲考虑采取优势战略，增加耕地面积至C5，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4，粮食价格下降至Pt4，A4=A3+（C5- C3）u；同理乙的优势战略中耕地面积增加至C6，粮食供给由A3增中到A5，粮食价格下降至Pt5，A5=A3+（C6-C4）u，这样实际上双方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供给由A3增加到A6，粮食价格下降到Pt4，此时单位面积非耕地的边际效益大于单位面积耕地的收益，双方仍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当这种博弈行为多次进行时，我们会观察到周期性的波动，当粮食价格上升时，耕地增加，耕地增加使下期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价格下降导致耕地减少，耕地的减少使粮食价格上升，开始新一轮循环。当决策者的数量逐渐增多时，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更将趋向无序，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这就是在自由市场中农户在没有政府参与时对于粮食生产的博弈。经过多次博弈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3~6]。
三、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
上述的农户之间在粮食生产的博弈只适用完全的自由市场，没有考虑政府这个局中人，而在现实的市场上政府这个局中人在粮食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对耕地保护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不明确，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特别大，政府的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特别大。下面我们来讨论中国的农户与政府在粮食生产的博弈，而且我们讨论的这些博弈都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政府在农户多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粮价的不稳定导致社会不稳定，大量耕地非农化，造成耕地资源大量流失，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不适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量耕地非农化也造成了经济系统的非效率的生产。国家出于经济有效率生产和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针对农户将耕地在耕地与非耕地之间频繁转化的策略，制定耕地的中部分不能转化的策略，如果转化这部分耕地将受到法律制裁。这部分耕地足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也即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必须种植农作物。农户在国家强势的策略下，除去种植满足自己需要的粮食外，在粮食生产有利润时就大量生产，在粮食生产没有利润时，就进行休耕和撂荒。由于近几年农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升高，农产品收益日益降低，一度陷于亏损的泥潭，一部分的农户将基本农田撂荒，一部分的农户甚至直接非农化，他们的基本农田成为废弃土地，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缺乏也无法使农户交出撂荒的基本农田，这样仍造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在农户再次博弈的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的结果中发现，仅靠基本农田的保护策略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必须把大量的农村城市化的居民手中的耕地收回到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大量的撂荒耕地进行农户之间的流转，最重要的是解决农产品收益亏损的问题。国家在下轮博弈中打出三个方面的策略。第一，继续完善基本农田的用途管制机制。第二，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分配耕地，允许耕地进行农业用途的流转。第三，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农户在这轮博弈中发现减免全部农业税费，按耕地面积多少象征性补贴仍不足满足农户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的需要，一部分农户采取继续非农化策略，一部分农户采取流转自己耕地的策略，另一部分农户采取扩大种植规模，集约化生产的策略，但是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仍有巨大的亏损，粮食生产仍在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结构。2006―2010年粮食市场的产量就是明显的例证。
四、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的三种方案
分析政府与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多次博弈中，农户追求的耕地最大效用化与政府追求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目标相悖，如何才能把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呢？分析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农户不会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买单。研究政府的策略，政府也不愿为经济系统的最大有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负主导作用，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应该是最主要的买单者。
政府作为稳定粮食生产的主要的买单者，应该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政府如何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的亏损，我们认为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粮食生产不亏损，计算公式为：P-C+A=0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
第二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计算公式为：P-C+A=P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PA表示其他耕地单位面积的平均收益。
第三种补贴方案：政府补贴的金额必须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计算公式为：=RA
公式中P、C和A分别为某种粮食农产品在单位面积上的总产值、总成本和总补贴，RA表示社会平均收益率，在统计上一般取当年的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如果按第一种方案进行补贴，仅能保证农户在粮食生产时做到不赚不赔，农户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作用下，粮食生产积极性仍不会高，粮食生产仍呈现较小规模上呈现发散蛛网型特征，耕地撂荒仍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按第二种方案进行补贴，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可以获得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的利润，加上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农作物生产风险小，可以刺激农户发展粮食生产，仍有部分农户追求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率，转移出农村，这部分留下的耕地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新分配与流转而参与进粮食生产。这时粮食生产将随市场农产品的波动而波动，市场作用正常发挥，能保证经济系统的有效率化生产和社会的粮食安全。如果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大多数农户考虑粮食生产市场风险比其他行业生产风险小，大量发展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其他行业人员同样出于风险考虑，会大量流入粮食生产中，导致其他行业产值降低，社会平均收益率降低，进而导致社会无效率生产。按第三种方案进行补贴，成本极高，也不适用产业转移规律。
比较三种方案，第一方案到第三方案成本依次升高；在适用上第一方案与第二方案比较适用，第三方案不可能适用实际情况；在比较使用结果方面，第二方案最好，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五、耕地保护成本的案例分析
重庆市黔江区位于重庆市的东南边缘，地处武陵山腹地。根据黔江区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7]，我们可以计算出政府要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的成本。由于在现阶段，政府的补贴水平较低，我们采用第一方案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进行相关评价。由于农业补贴在2005年才开始出现，我们采取2005年的粮食生产的农经资料来计算耕地保护的成本（见表1），便可以发现耕地保护的成本并不低。
六、结论
在没有政府参与下的农户与农户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础上，农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都选择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导致耕地的大量侵占。这种博弈行为会随着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出现耕地数量的正相关变化，从而导致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状况周期性的波动更为明显，在经过多次博弈后形成了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
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是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为了避免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无序化，解决粮食生产的发散蛛网型结构，政府承担起耕地保护的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的补贴有三种方案：粮食生产的收入必须保证与粮食生产成本一致；在粮食生产中耕地与其他耕地平均收益一致；在粮食生产中收益与社会平均收益率一致。在这三种方案中，其中第二方案能达到经济系统的效率化生产和粮食安全，起到耕地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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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9
一、国外粮食物流的研究
国外针对粮食物流进行专门研究的不多，而且大多只研究粮食的运输、仓储，尚未检索到以粮食物流体系为关键词的文献。
VOLLMERS（1980）分析了物流系统的组织对密歇根拇指地区粮食市场的费用产生的影响。CHOW，MING-HONG（1984）研究出口小麦从不同物流体系出口的经济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物流系统对铁路费用的变动高度敏感，铁路费用的增加改善了商用卡车和驳船运输的竞争地位。Priewe，Steven Roger（1997）在推进粮食商品的运输服务保障的基础上，研究了管理粮食物流托运人新的战略工具，构建随机模拟模型评估在航运战略的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的影响，得出结论：混合策略可以减少风险的预期收益水平。承包和交货计划也可能导致风险大幅减少。McVey，Marty Jay（1997）分析了从基于商品的物流体系向质量差异化物流体系转变的经济影响。
Jessup，Eric L（1998）构建了物流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运输系统模型，分配粮食运往特定的公路、铁路设施和驳船设施。Mruss，Kerrin L（2004）探讨了在交通运输应用区域货运预测的重要性，构建货运预测模型，包括货物的产生、货物配送、货物的转让三个步骤，并用于估计在马尼托巴省农村公路网粮食运动。Kilima，Fredy（2004）根据农产品仓储和运输的成本效益确定仓库设施的最佳数量水平。Berruto，Remigio（2004）通过系统仿真方法研究物流作业点接收装置和作业策略，认为批处理队列管理优于“先进先出”。
Yu，Tun-Hsiang（2005）关于对密西西比河上游和伊利诺伊州航道拥塞的几个问题展开分析，探讨了海运费对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发现上游驳船运输在短期内需求无弹性。对粮食在伊利诺斯州河驳船需求的价格弹性始终缺乏弹性。冬季河洪水对密西西比河上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而在伊利诺斯河的驳船在冬季需求增加。
Amer Y.Badawi（2005）、石海光（2005）分别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粮食物流和运输体系建设情况。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运输学院院长Barry prentice运用现代物流学理论，第一个提出了粮食集装箱运输理论，提出了建立包粮流通、散粮流通、集装箱运粮共存互补的粮食运输系统。澳大利亚的Champ博士经过研究提出：随着各国国有粮食流通体系逐步公司化，现代运输系统的设备逐步更新，小批量运输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对用特殊的设备防止混杂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集装箱运输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粮食物流系统将会实现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和集装箱单元化。
二、国内粮食物流的研究
国内关于粮食物流系统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尤其关于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的文献几乎没有。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物流概念、现状及发展、粮食物流政策环境、粮食物流基础设施、粮食物流组织与管理、粮食物流科技、粮食物流安全保障、粮食物流区域布局等方面。
（一）粮食物流概念、现状和发展方面的研究
侯立军（2002），朱明德（2005），王遐见（2006），吴志华、胡非凡（2006）等对粮食物流进行了定义，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提到了粮食物流一般包括粮食收购、运输、储存、流通加工、包装、信息处理等活动。
郭经田（2003）对中国粮食物流的历史变革进行了分阶段研究，并就发展粮食物流进行了对策分析。董立淳等（2005）剖析了当前中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指出粮食现代物流存在的物流技术装备水平落后、通道网络不完善和信息系统不健全三大制约瓶颈，建议通过大力推广粮食散化流通技术、建立粮食物流节点网络体系和搭建粮食物流信息化网络平台等措施，推动中国粮食现代物流的发展。曹兰英（2005）阐述了目前中国粮食物流业经营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粮食物流业经营成本的具体构想。何毅（2005）提出了中国粮食现代物流的发展目标，就是通过十年的努力，建成高效、顺畅的跨省粮食现代物流主要通道，实现跨省粮食物流的散装、散卸、散运、散存和整个流通过程的无缝化连接。在稍长一段时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粮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全国粮食物流体系，提高粮食流通效率。李林轩（2005）根据粮食商品的特性，提出在构建现代粮食物流总体目标上必须把握三个突出：一是突出降低粮食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二是突出需求导向、企业主体和对现有粮食物流资源的整合；三是突出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和先进适用粮食物流设备的推广应用。并提出了构建现代粮食物流的对策和建议。王永刚等（2005）指出，中国粮食物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由政府在政策、投资等多方面提供及时、充足的准公共产品，来推动产业组织、技术管理水平的升级以及市场主体、市场环境的培育。刘笑然（2010）指出我国粮食物流发展的新趋势：一是对粮食物流的研究由理论向实际转移；二是粮食物流模式由横向递进向纵横并存转变；三是粮食直销比例呈上升趋势；四是粮食转化加工向产区转移明显；等等。
（二）粮食物流政策环境方面的研究
李友华、丛丹阳（2003）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和评析。《世界主要国家粮食概况》（2003）一书，介绍了42个主要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国近年来粮食生产、流通、储藏、消费、加工和贸易，以及农业和粮食政策、粮食流通体制、粮食市场和供求变化等情况。此外，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专著有3本。石太林撰写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该书前半部分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粮食流通状况和政策体制，后半部分对前几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变化进行了介绍，对粮食流通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有一定的价值。隆国强著《大国开放中的粮食流通》（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对中国粮食流通进行了回顾、分析和展望，并介绍了国外的一些经验。王晓明著《粮食流通的比较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较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粮食流通的全过程，对美国与欧共体的粮食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介绍，并对中国粮食流通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粮食流通的一个目标模式。邓亦武在《粮食宏观调控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指出现代粮食物流不仅有利于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减少流通成本，而有利于将理论的粮食供求平衡转化为现实的供求平衡，进一步促进粮食宏观调控。
关于中国具体的粮食政策和法规，主要有《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及有关粮食流通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等。200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要求进一步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要求加快推广散粮运输方式，建设散粮物流节点，形成全国主要散粮物流通道，尽快建立全国散粮物流体系，实现粮食的散储、散运、散装、散卸。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提出要制定一部《粮食法》来进一步规范、加强粮食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指定该项立法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粮食局负责起草。目前《粮食法》已经经过多轮修改，将于2011年一季度报送国务院。
（三）粮食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
何毅主编的《粮库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一书，精选了中国粮库建设方面资深专家学者的代表之作，总结了中国粮库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粮库建设的成功经验，集中了中外粮库建设的智慧。该书对如何实现中国粮食仓储设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李福君（2005）结合对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和运输条件的分析，特别是将现有粮库仓容规模及地区分布、现有仓储设施的交通运输条件与中央储备粮目前的区域布局、品种结构和储存布局进行对比分析，明确了我国粮食储备布局的合理性标准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优化我国粮食储备布局的原则和对区域布局、品种布局和储存布局的调整目标。同时，为了实现这些调整目标，提出了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技术建议。
夏玉森等（2006）认为，物流中心选址是建立物流系统的关键环节。李凤廷等（2009）分析了粮食物流中心选址的原则和影响因素，运用神经网络选址法构建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粮食物流中心选址决策模型，并用算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王薇等（2009）通过对国内粮食物流中心建设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得出以往研究缺乏系统的选址决策体系。通过列举实例，从物流量、交通、自然条件、现有设施利用及与城市规划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了粮食物流中心建设应遵循的选址原则及依据。
（四）粮食物流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
洪岚等（2005）等提出政府必须调整粮食行政管理体制，基于粮食供应链行使管理与调控职能；完善农业管理的法律体系，改革粮食管理制度，建立综合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粮食供应链信息网络，逐步建立粮食产量和产能调控机制；加强对粮食种植大户与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平等合格的粮食市场主体，促进农业中介组织的发展。丁根安（2006）针对国内许多粮食企业在物流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理念上还是在沿用传统的一套做法现状，提出很有必要了解供应链思想，用供应链思想管理粮食物流，提高粮食物流的服务水平，以最小的成本来满足客户的需要。林华（2008）以吉林省蛟河市为例研究了该市为实现降低粮食流通成本、促进粮食销售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提出采用农户+粮食收纳库+粮食中转库、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转库、农户+粮食经纪人+中转库、第三方粮食物流等粮食供应链模式。孙宏岭等（2009）认为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物流的实体网络与虚拟网络的无缝结合已经成为现代物流需求的首要目标和物流行业的发展方向。
（五）粮食物流科技方面的研究
屈平（2004）指出，散装运输是将某些传统的袋装货物改变为散装运输方式，以提高其运输效率及经济性。散装运输可以大幅提高粮食物流效率，降低成本。高兰、王淮（2004）指出，粮食“四散”流通技术（即散装、散运、散卸、散储）是实现粮食物流一体化的关键技术和方法。朱建华（2005）对粮食集装箱运输的主要优点和成本比较优势进行了论证，指出集装箱运输是粮食物流中一种新的比较有潜力的方式。袁育芬、高兰、陈艺（2005）指出粮食流通中常有散装、包装（90kg袋）、集装箱和集装袋4种模式，并对4种模式的优缺点、适用场合进行了比较分析。谢维治（2005）分析了中国粮食物流包装的现状问题，提出了解决粮食物流包装问题的对策：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尽快完善和制定有关标准和管理办法；完善行业管理、市场监督的办法，规范市场的运作；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绿色粮食包装等方面。
贺庆祝、王明哲（2005）认为建立完善的粮食物流网络体系，可以采取粮食销售物流网络体系、粮食综合物流网络体系、粮食物流供应链网络体系等形式。李小化、陈莲（2005）阐述了现代粮食物流的供应链、粮食物流体系的主体、现代粮食物流技术的“软件”和“硬件”，并提出了构建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必须做的几方面工作。李玉华（2009）指出粮食物流信息系统是由软件结构及硬件结构两大部分组成。软件结构主要指在完成物流活动的各种信息系统软件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层次行业管理部门信息系统，主要分布在应用层和共享信息层。应用层分为管理子系统和应用子系统，其中应用子系统分为粮源管理系统、粮仓管理系统、粮食配送系统、运输设备调度系统等；管理子系统分为运输设备管理系统、粮食综合信息系统、海关报关系统等。
（六）粮食物流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
吴志华、胡学君（2003）指出，在中国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应特别强调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确立“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龙方（2008）指出，粮食的储备率是一个反映宏观的、应对未来各种风险的粮食安全指标。
何蒲明（2009）提出，粮食的生产和流通是影响粮食安全的两个重要因素，目前粮食生产的问题不大，而流通环节的制约因素越来越突出。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开始起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但其低效率和高成本正成为妨碍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而农产品期货市场以其独特的经济功能、科学的交易体系和严格的交割制度，可以促进高效、畅通、节约的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七）粮食物流区域布局方面的研究
高源（2007）指出，东北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具备了建设粮食物流系统的基础和优势，基于粮食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该系统的建立对于东北经济区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与粮食市场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此外，林曙光、丁一、姜建华等也都就东北地区粮食物流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熊焰、王忠华（2006）指出，上海粮食物流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粮食物流是跨部门、跨行业的大系统，要实现上海粮食物流的跨越式发展，解决目前发展中的问题，最主要的是采用系统化的发展思路，实现重点发展与全而发展的相结合。李义伦（2006）指出，粮食物流通道的重要作用在粮食现代物流体系中已经日益显现。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物流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从其目标定位、坚持的原则、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措施、政策建议等方面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物流体系的构建和优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粮食物流是农产品物流细分出来的分支领域，由现代物流的发展演绎而来。国外学者对粮食物流的研究也仅就粮食物流的某些方面、视角进行研究探讨，没有形成粮食物流一整套理论体系和解决方案。大多集中在粮食物流的成本与效益、粮食物流需求预测、粮食物流的配送最优路径、粮食物流运输技术等，未对整个粮食物流进行系统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对粮食物流发展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其中有些学者的观点和思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由于物流在国内还是个新兴事物，国内学者对物流理论、粮食物流理论还处于理论学习认识、研究探讨阶段，具体运用、实践较少。这需要一个理论引进、转化与吸收的过程。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有以下特征和问题：第一，概念性、描述性、框架性研究较多。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粮食物流的研究刚刚起步，物流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大家大多局限于事物的表面，要深入其内部本质尚待时日，这也正为本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和突破口。第二，抽象理论研究多，具体实证研究少。国外物流理论与实践都很成熟，在国内还是处于引进的初期阶段，对其消化吸收需要一个过程，学者大多处于学习、研究认识其理论并将其介绍推广的过程中，在具体的使用、实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结，积累经验。第三，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大多提出问题，对问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宏观研究较多，很多研究较空泛，具体性、针对性不强，具体解决问题的定量研究较少，这还需要做许多细致、艰苦的工作。第四，对物流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物流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及客观要求，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与具体的市场经济环境相矛盾，还不适合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体系，需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物流体系，粮食物流也一样。这要求我们仔细甄别、遴选，制定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现代物流体系和粮食物流体系。第五，很多研究对粮食物流各个环节、不同角度分散研究较多，很少有学者将这些物流要素纳入到一个系统来展开论述，大多是孤立的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对粮食物流体系的系统化研究较少，即使有，也考虑不够精准、全面，需要修正和补充，并不断完善。
因此研究粮食物流，实现理论创新，制定出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粮食物流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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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10
一、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公共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根据效用、消费和受益的经济特性，赋予公共产品三大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受益的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归属于某些个人享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人对此产品的效用不能排斥、妨碍其它人对其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种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物品和服务付款的人排出在受益的范围之外。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为纯公共产品，同时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这种产品可以成为“拥挤性公共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能够排他，这种产品称为“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粮食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食物安全保障，是通过供应充足的满足公众消费需求的粮食来实现的，其效用具有整体性，是国内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因此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粮食安全的受益性是不可排他的。在不同的消费水平下，我国粮食需求与现实的粮食生产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具有竞争性。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
本文对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是针对水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效用而言的。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效用不在于生产了多少粮食或者水土资源利用的效益是多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一个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人口需求不断提高增加了水土资源利用的压力。因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拥挤性公共物品”。
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中承担的成本和效益不对等，二是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没有完全实现。
（一）粮食生产各经济主体行为逻辑分析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主要涉及三大经济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不同主体所肩负的保护任务和获取的利益不同，并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等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和保护效率，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对主要经济主体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中央政府资源利用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中央政府利用保护水土资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补贴两大部分，例如国家直接投资的水利建设资金，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为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而支付的种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直接补贴等。间接成本指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而损失机会成本，如因将水土资源投入粮食生产而制约非农产业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和资源利用收益损失等。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获得的显性收益主要是以粮食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形成的贡献率，隐性收益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保障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粮食安全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将保护粮食安全，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从中央政府提出的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力度等措施就可看出中央政府保护水土资源的意愿和决心。
2、地方政府资源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地方政府是具体的水土资源保护者，其保护成本包括为了执行中央政策而支付的水土资源保护资金，也包括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目标而限制水土资源配置到报酬率较高的行业和部门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成本。地方政府水土资源保护收益主要是地方粮食安全和贯彻上级政策所带来的荣誉收益。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各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情况差距较大。地方政府付出全部的努力促进水土资源保护，但不能排除别的地方政府享有粮食安全和资源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肩负着对外提供粮食的任务，为粮食调入地区额外承担了资源保护的责任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补偿。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制各省保持一定的基本农田面积，尤其是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面积和基本农田保护率指标较高，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而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远高于本地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需求，而且还制约了可配置到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土地资源数量，这造成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在一定条件下，主产区地方政府可能会理性地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非农化，具有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调配到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部门的动机。
3、种粮农民保护资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种粮农民是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的具体实施者。种粮农民付出了粮食生产资金，获得的收益全部为私人收益，因此理论上种粮农民保护和持续利用资源的积极性较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表现为：一方面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为种粮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同时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保护、大气净化、环境净化等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而且粮食生产带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有，不完全体现在水土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身上。此时社会的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水土资源利用产生了正外部性。同时随着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种粮比较效益较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加之水土资源具有多宜性，使得大量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转移为其他用途，水土资源的利用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种粮比较经济效益与水土资源巨大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必然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情况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功能赋予了水土资源一定的价值，使其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是指粮食生产所获得粮食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这部分价值通过种粮农民出售粮食产品得到实现；生态价值指以水土资源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的生态价值，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和景观美学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提供养老、就业保障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各项价值实现程度不一致。目前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其他社会成员无偿享用，同时由于尚未明确和完善养老和就业保障价值的数量和管理制度，当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产权流转时，种粮农民也失去养老和就业保障的基础，水土资源的就业和养老保障价值无法实现。资源价值的不完全实现造成了种粮农民水土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不重视对水土资源的保护性利用，盲目施用过量的农药和化肥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板结，不仅造成水土资源的质量下降，甚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食物质量下降，或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转换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用途，造成粮食生产水平下降。
粮食生产存在经济行为主体收益权利不对等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未完全实现的问题，造成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因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无论存在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本的方法是消除利用外部性，使资源利用保护成本与收益对等，提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三、政策建议
粮食是私人产品，粮食生产是私人行为，而粮食生产和粮食本身是粮食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是非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经济理论提出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政府与私人公司提供签订协议和合同、政府授权私人公司经营、政府私人生产进行资助、政府参股和政府提供法律保护。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和私人的利益、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应明确。粮食生产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目前水土资源利用保护的外部性制约了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经济有效和生态安全的原则，合理采取法律、技术、行政和价值手段管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其中价值手段具有高效、主动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最为密切的政策包括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资源产权政策，均涉及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和合理配置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粮食补贴和资源产权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价值评估目的在于促进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评估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粮食生产成本和制定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通过价值评估树立的资源有价观念促进了人们自发地保护粮食生产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粮食生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目的与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相吻合，利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供了两方面的依据：一是为粮食直接补贴具体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粮食直接补贴成为实现水土资源价值的手段；二是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标准提供了参考。
粮食安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质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由种粮农民私人生产的粮食产品，这为政府提供粮食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粮食生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几乎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全社会所共享。为了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议将粮食生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划入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范畴，这种补贴方式将资源价值量化，不仅为水土资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促进社会各方面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建立保证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象明确为种粮农民，由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粮食直接补贴由政府提供。结合粮食生产涉及到的社会经济主体，以及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类型，粮食直接补贴可以细化为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粮食安全补贴和环境补贴，并提出补贴标准和方式的建议。
粮食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通过出售粮食获得了部分的资源经济价值，但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粮食生产成本中没有完全考虑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价值，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的缺失，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全部的经济价值，个人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经济价值与粮食生产产值之间的差距即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尚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在评估各地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单位粮食产量中的虚拟水土含量，可得到单位粮食产量中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从中扣除当年粮食价格并乘以粮食单产得到粮食直接经济补贴标准。
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补贴标准是根据区域内单位粮食生产面积就业和养老价值乘以一定粮食种植面积需要的标准用工数，可通过为农民建立养老和就业保险的方式支付补贴。
粮食安全补贴：区域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所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不同，为了平衡地方政府承担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因此损失的机会成本，粮食调入地区应承担起粮食调出地区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为计算出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根据粮食总产量计算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如果长期无力解决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需要向外地调入粮食，那么除了根据粮食市场经济价格支付购买价格外，还应该额外向调入地支付粮食安全补贴。这个补贴值是调出地单位产量粮食安全价值乘以粮食外调量。
环境补贴：粮食生产系统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生态服务，农民为生态服务的存在提供了劳动，但这部分价值却没有体现，被全社会成员无偿占有。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来看，政府应代表全社会成员对这部分价值进行补贴。环境补贴的标准是单位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生态价值与粮食播种面积的乘积。由于生态价值数量巨大，粮食播种面积不固定，因此建议中央政府以生态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各地区长期粮食生产情况和自然情况统筹发放。
根据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不仅为粮食直接补贴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依据，体现出区域粮食生产差异，而且细化了粮食生产相关主体的责任，确保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完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产权制度
1、土地资源产权改革建议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是公共资源，它属于公众和社会。但由于每个社会成员不具备管理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国家拥有资源的所有权。但实际生产中，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的私人选择，政府和农民成为资源产权制度的主体。鉴于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建议建立政府公共产权与农民交易产权的双重结构。农民和村集体是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授予其收益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依法获得资源利用的经济收益。同时在资源转让时，补偿其因资源流转而损失的就业和养老价值。资源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因此其有责任制定出资源利用的相应规则，如资源的使用权、排污权等权利的获得与费用。直接的资源利用收益如经济收益应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种产权界定保护产权主体利益，同时明确各主体间的责任，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克服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
2、水权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表现出公权性质，水资源所有权应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针对粮食产品来说，水资源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使用权主体分离。生产者获得水资源使用权后，利用水资源生产获得收益是水资源收益权的实现形式。水资源收益权转让其实质是水资源市场流转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水资源无偿使用制度，生产者无需交纳水费，无法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粮食生产者通过利用水资源获得收益，粮食生产者应根据计算出的水资源的经济价格向所有者支付相应费用，交纳的水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不同地区水资源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同，其中生态和社会保障功能的最终受益者是全部社会成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支付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等形式承担这部分价值，同时，粮食调入区政府除了承担本区域的价值外，还应适当支付粮食调出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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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11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各国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维护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尽管在不同国家补贴形式和补贴力度不尽相同，但是粮食补贴政策是各国政府保护与支持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1999年至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不断下滑，自2004年，国家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均以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同时，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经验做法，从2004年起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性生产补贴相结合的粮食直接补贴（简称“四补贴”）政策体系，而且补贴力度逐年增大（图1），我国粮食产量在经历了从1999年至2003年连续四年下降之后，从2004至2012年实
现了“九连增”。但是我国粮食生产由于受到土地面积、水资源匮乏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及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粮食供给与需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研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已有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甚微[1～5]；另一部分学者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或者实证研究认为当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影响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6～8]。上述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是使用2004年以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而未与2004年之前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1994年至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直接补贴相关数据，分析后者对前者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关系以及影响的程度强弱，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材料与方法
1.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用于研究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且使用非常广泛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
式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物质费用投入。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与资本的产出弹性，μ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测算粮食直接补贴等各种农业投入与粮食产出的关系，本文采用上述C-D生产函数形式，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理论上来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主要涉及如下解释变量。
1.1.1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预期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粮食产量越大。
1.1.2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等直接费用，也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管理费、销售费等间接费用。预期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变量在剔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后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即单位面积粮食生产中投入的物质与服务费用越高，粮食产量越大。
1.1.3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由于中国农村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国内现有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关于投入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的数据，所以本文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三种粮食生产中每666.7m2用工数量（日）作为反映粮食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数量的指标。预期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投入越多，粮食产量越高。
1.1.4粮食直接补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出台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预期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会对粮食产量产生正向影响。
本文具体采用如下函数形式：
Y=AX1β1X2β2X3β3X4β4eμ （2）
式中，Y代表粮食产量；A代表综合技术水平；X1代表粮食播种面积；X2代表剔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X3 代表剔除了CPI定基指数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X4代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eμ为随机扰动项。在实际估计中对式（2）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在2004年以前为0，为了保证该变量取对数值有效，对2004年以前粮食直接补贴数额给予一个极小的赋值，本文赋值为1，取对数后恰好等于0，并不会影响估计结果），可变换为线性回归模型：
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μ （3）
β1、β2、β3、β4为待估系数，其中β2、β3、β4分别表示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和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的生产弹性系数，由于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都是666.7m2平均投入，所以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β1-β2-β4。
1.2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4～2011年共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CPI价格指数数据来自199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数据来自1994～2011年各年度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数据来自2005～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结果与分析
借助于STATA11.0计量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DW检验结果落在不能确定区域，进一步用游程检验是否存在自相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游程的临界值为5和15，游程检验结果发现游程个数为12，处于上下临界值之间，所以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对所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对所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在此基础上对回归方程式（4）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e是平稳的，所以方程式（4）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之间是协整的，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或均衡的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各回归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同，粮食播种面积、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正向显著的，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是正向的但不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达到92%，F（4，13） =53.35，伴随概率为0.000。各个参数的解释如下。
2.1粮食播种面积对数前的回归系数β1为1.07，因此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0.40（由于X2代表剔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投入，X3代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但是因为该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播种面积对产量的真正影响就成为β1-β2），即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提高0.40%，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起着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2.2剔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生产物质与服务费用对数前的回归系数β2为0.67，即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提高0.67%，表明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投入对粮食生产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2.3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系数是正值，符合预期，但是t统计量不显著，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单位面积粮食生产的用工数量投入过剩，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用工数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数量并不会显著影响粮食产量。
2.4剔除CPI定基指数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的回归系数β3为0.02，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每增加1%，粮食产量提高0.02%。这说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于粮食生产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影响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3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4～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相关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法实证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播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均是正向显著的。其中，播种面积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而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保护耕地面积，同时采用适当补贴方式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0.40，说明播种面积是粮食生产中对产量制约性较强的因素，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有效途径。但是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被不断地占用（图2），已经占用的耕地被复耕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家应加快完善征地制度，采取相应措施对征地进行严格管控。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要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促进农民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按照种粮面积补贴在实际操作中被简化为按照农田计税面积补贴。从不同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来看，按计税面积补贴对农户粮食产量没有任何影响[3]，如果按照农田计税面积补贴，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很可能会减少粮食生产[9]，我国目前仅有内蒙古、江西和安徽等省按农业税计税常产计算粮食直接补贴。今后应从国家层面统一规范补贴方式以切实保证补贴的实际效果。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直接补贴的标准。根据回归结果，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效果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粮食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收益较低。以2011年为例，三种粮食平均每666.7m2现金收益642.24元，常见经济作物如花生和棉花平均分别为1 261.77元和1 121.44元，蔬菜水果类经济作物每666.7m2现金收益是粮食的6倍以上（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而同年，粮食直接补贴平均每666.7m2仅98.98元（根据《2011～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四补贴”数额计算得出），根本无法弥补三种粮食生产的比较劣势，说明靠提高粮食直接补贴标准来促进粮食生产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今后应保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增长。
第三，加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按照粮食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的方式可以激励农民扩大谷物播种面积，但难以保证农民将补贴用于增加粮食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投入以提高单产水平。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确保农民将补贴切实用于粮食生产投入中，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第四，提高农资综合补贴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1994年为基期）不断攀升（图3），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抵消粮食直接补贴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粮食生产的投入力度，所以应继续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以防止通货膨胀制约农民进行生产投入。
第五，应妥善解决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例如在提供良种补贴的同时，应同时考虑良种的生产供应问题。在良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良种补贴可能会虚抬良种价格，使良种补贴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粮食直接补贴的效果。一是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要实行专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不准截留、挤占、挪用，确保资金如数到位。二是要完善补贴机制防止农民虚报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确保补贴资金切实用于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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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12
一、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内涵
本文结合微型企业概念和粮食收购企业概念，同时考虑到其粮食收购行业的独有特点，将从事粮食（稻谷、玉米、高粱、豆类、薯类以及其他一切杂粮）收购行业雇员在10人以下，规模和资产水平明显低于同行业中小企业水平，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以及规模细小的家庭经济组织或者从事粮食收购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定义为微型粮食收购企业。
二、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特征
从一定程度来讲，微型粮食收购企业与其他行业的微型企业具有某些相同的企业特征，在研究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微型企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微型粮食收购企业所处的行业特殊性，因此结合一般微型企业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组织管理方面：绝大多数的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分布在我国粮食主产区，自主经营，以家庭单位为结构来进行生产管理，生产运作方式单一，重复性强，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很少考虑到效率以及发展策略，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制度，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管理结构 。
（2）固定资本方面：绝大多数的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固定资本少，主要固定资本包括粮食储备房（家庭用房或者仓库）、运输设备、加工设备等。通常这些设备都是比较简陋和粗糙的，且大部分来自家庭生活用品。
（3）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的微型粮食收购企业里没有任何的培训制度，更多的以体力劳动为主，雇员以家庭成员为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吸纳广大农村没有工作技能或者难以就业的剩余劳动力。
（4）财务会计方面：微型粮食收购企业与一般的微型企业一样没有专门的会计人员，一般账目有家庭成员和企业主亲自打理。
（5）产品销售方面：微型粮食收购企业以粮食为主要的销售产品，大多数以服务本地市场为目的，缺乏具体的销售渠道和策略，产业链比较零碎，销售往往以直接联系为主。
（6）金融支持方面：微型粮食收购企业所需资金量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比较少，其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有行业协会借贷、亲朋好友借贷、银行和信用社借贷、民间借贷，很少有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困难。
三、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作用
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大多数产生于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广大乡镇地区，对于广大乡镇来说，微型粮食收购企业一般具有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加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微型粮食收购企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 有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立
“三农”问题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和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2006年，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繁荣、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微型粮食收购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增加农民收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扩大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3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区域，使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
（3） 促进我国乡镇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
大量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改善了个人的收入状况，而且也从整体上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一，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建立使得粮食产业链不断向后拓展，增加农村经济活力；第二，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大多数是由“草根”人员开办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创业和创新的巨大潜力；第三，大量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存在，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粮食行业产业群，这种产业群不仅仅团结了各个微型粮食收购企业，增加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业保障了该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
（4）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和谐
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大量存在，不仅仅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改善了整个农村区域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地区和谐健康快速发展。我们都知道，收入决定消费，微型粮食收购企业的大量存在，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大人员收入的增加，老百姓收入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村消费，消费又反过来促进生产，从而为整个区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另一方面农村收入增加，经济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晓霞.小企业融资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2004（5）：112-113.
[2]蔡翔，蒋志兵. 微型企业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J].当代财经，2005（12）.
粮食经济论文篇13
二、主要措施和阶段性成效
（一）深入学习贯彻*精神，提高干部职工政治思想素质，掌握党的方针政策。
我局十分重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认真组织干部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等形式抓好学习。始终以提高干部职工政治思想素质为目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严格坚持党组中心组和干部学习制度，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精神、法律知识、市场经济理论、和粮食业务等知识。
（二）开展思想再解放大讨论活动，增强开拓创新意识。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玉发）［20*］7号）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加强对全局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工作，局成立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主题：干部职工思想大解放，促进粮食经济大发展。通过订阅有关资料、书报和领导讲话、文件，出版宣传学习专栏等措施，采取自学、集中学习、分组讨论和集中讨论等方式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撰写学习笔记、书写心得体会文章及调研报告并上墙交流经验，使干部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共同解放思想，做好工作，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共撰写心得体会文章10篇，调研报告材料4篇。
（三）开展大调研活动，带疑问下基层，解决问题在基层，努力寻求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法途径。
按照市委《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玉发）［20*］7号）的关于开展大调研活动促进解放思想活动深入开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存在问题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局本部门实际，进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二阶段以来，我局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经过研究，安排局领导班子成员4人带调研项目分头深入各县（市、区）、基层粮所、局直属粮库等单位开展解放思想调研活动。
甘并福局长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困难、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为调研项目深入七个县（市、区），局直属各企业单位开展调研，调研结果向政府报告，市政府根据市粮食局的调研建议以玉政办电〔20*〕11号下发了传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市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情况的通报》，对推进迅速的县（市）予以表扬，对推进较慢的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要求。
李德龙、周祖红副局长、杨达志纪检组长分别带着粮食企业安全生产、粮食经营监督检查、粮食储备库存现状三个调研项目深入七个县（市、区），局直属有关单位开展调研。调研近来我市粮食部门的粮食经营管理、库存安全生产情况、粮食包括社会粮食经营粮食质量情况、市管辖区内的各级储备粮油帐实情况和管理情况，提出存在问题的改进意见，重要问题和困难带回局研究解决。
（四）按政策做好对种粮农民直补工作，确保粮食安全。
我市粮食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今年的粮食直补订单工作，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形式及时把上级下达的任务分解到乡村，并进行调查摸底落实到农户，与农户签订了合同。各地组织工作组深入村屯,深入农户，抓好宣传发动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印发传单，版报、出动宣传车等有效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粮食直补订单收购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传主要内容：一是扩大了直补范围，全区从去年40个县扩大到98个县（市、区），在全区全面铺开粮食直补订单工作；二是增加了直补规模，收购计划从去年60万吨增加到80万吨，直补资金总额由去年6000万元增加到1.6亿元；三是提高了直补资金补贴标准，从去年的普通稻每公斤补0.*元提高到0.2元（含优质稻）。同时调整了兑付方式，简化了手续等。四是收购价格在接近入库前确定，缩小了市场价和收购价的差距，加上目前市场粮价有所回落，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调动农民售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收购入库，增加农民收入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各地粮食部门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今年粮食直补订单收购政策，明确直补标准、兑付方式、操作规程等，掌握有关政策，完善有关手续，各县（市、区）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尤其是今年新列入的县（区），主动虚心学习先进县和老订单县的做法和经验，促进了全市粮食直补订单工作的顺利开展。据统计，6月20日止，全市共11.34万户农民签订合同11.34万份，订单数量2951万公斤，占任务的31.2%。但是工作进度不够平衡。
（五）发挥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抓好周转粮食收购和销售以及军粮供应工作。
1月24日召开全市粮食局长会议，市粮食局甘并福局长在会上传达了1月15日—16日在南宁召开的全区粮食局长会议精神，特别是针对当前粮油市场的新形势，结合我市的实际，强调要按照“三个确保”（确保粮油市场供应，确保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确保粮食安全）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粮油肉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的通知》（桂政发〔20*〕3号）的精神，进一步加强粮油市场稳定工作。
加强军粮供应工作。一是军粮供应上报电子版升级工作，市局和军粮供应中心有关人员先后下到县（市、区）军粮代供点帮助搞好调试工作；二是市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办理申报自治区军粮代供点资格认定的通知，要求按照自治区的规定切实做好申报的各项具体工作；三是搞好部队粮食供应，认真做好慰问部队工作，让驻玉部队官兵春节过得更丰富、更高兴。
（六）按《*市粮食供应应急预案》和《*市防汛抗洪应急预案》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应急粮食物资供应。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我局干部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和悲伤，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时刻关注灾区的有关情况，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特别是抓好储备粮食的管理工作，随时做好调拨工作。同时，认真组织捐款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我局19名在职干部职工和离退休党员干部共向灾区捐款和交纳特殊党费14740多元。
做好市直属成品粮油应急储备实施办法的前期工作。为了确保《*市粮食应急预案》实施，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稳定市场粮油供应，应急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我局同市财政局积极做好建立市直属成品粮油储备的前期工作，局长甘并福同志与市财政局领导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前往梧州市学习考察，回来以后多次开会，反复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市直属成品粮油应急储备的实施办法》。我局纪检组长杨达志抽到市防汛指挥部作为防汛督查组组长深入兴业等县督促检查防汛工作。
（七）抓好粮食储备管理工作。
今年至5月继续深入组织实施了储备粮管理年活动。通过开展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基本实现了储备粮管理的“四突破”，即“储备粮规范管理有所突破，储粮新技术研发应用有所突破，储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有所突破，储粮重点库及硬件设施建设有所突破”，提高了储备粮管理的水平，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确保“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使我市储备粮管理工作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低损失、低污染、低成本”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20*年6月按照《广西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工作考核办法》组织进行了考核，评选并向广西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办公室推荐了先进单位2个：博白县粮食局直属库，福绵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先进个人3名：博白县粮食局局长李开宝，福绵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副经理黎进，南江粮库仓储科科长吴汉贤；示范库1个：博白县粮食局直属库。
（八）集中主要精力，推进粮食企业改革改制工作。
经过努力，今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较大进展。目前一些县（市）区已经开始谋划和进入公司组建前期工作。但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开始此项工作。工作还是停留在职工置换身份等上。没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企业兼并、重组，或其他形式，建立壮大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县级粮食购销公司，以增强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九）扎实开展我市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工作。
根据自治区粮食局《关于开展20*年全区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工作的通知》（桂粮发〔20*〕20号）的精神，我局从3月中旬开始，布置全市粮食部门开展20*年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和仓储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普查的主要内容是：库存粮食的品种、数量、质量和安全情况，仓储制度的执行情况，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使用情况，储备粮的“一符三专四落实”情况，“一符四无”粮仓活动开展情况，科学储粮情况以及仓储设施情况等七个方面。
（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国家财产和生命安全。
1月中上旬，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精神，提高粮食库存质量，保证粮食供应，确保我市粮食安全。我局组成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由周祖红副局长带队，分别深入到博白、陆川、北流、容县等县（市）有关粮食储存点进行专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质量不合格粮食。
开展冰冻灾后安全情况检查。根据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粮食企业灾情及灾后重建调查工作的通知》，我局组织各县（市、区）粮食局开展冰冻灾后安全情况检查。检查结果，容县杨梅粮所倒塌仓库一间、县底粮所倒塌房屋三间、六王粮所损坏罩棚两座，所在单位对受损地方加固、防护等措施得力，没有因此而引起其他安全事故。
开展粮食库存安全大检查。根据自治区粮食局《关于结合春季粮食库存普查开展20*年全区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通知》（桂粮发［20*］24号）的精神，3月下旬我局组织全市粮食部门开展了粮食库存安全大检查。检查结果，全市库存粮食帐实相符、储存安全，没有虫粮、高水粮、霉变粮、发热粮等不安全粮食，安全生产制度健全，防火、防盗措施得力，没有安全事故发生。
（十一）坚持不懈地实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把手”工程，开展预防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工作。
从局党组做起，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层层签订责任状，特别是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通过发放书籍、学习讨论特别是正反典型教育等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对企业领导班子严格抓好监督管理，对企业特别是有粮食销售、粮食直补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按廉政建设要求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促进企业认真抓好廉政建设，干部职工自觉遵守廉政建设各项规定。
三、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
（一）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主要是粮食企业改革进展不平衡。
（二）下一步工作
长期目标是建立现代粮食企业竞争机制，发展壮大国有粮食企业调控实力，建立长效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保证粮食行业持续高速有效发展。
下一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和全国两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按照中央、自治区、市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区农村工作会议的和自治区粮食工作部署和要求，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继续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粮食行业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推进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创新思路，克服困难，努力寻求企业发展新路子，力争今年9月底完成企业职工安置工作。逐步使企业进入现代运营管理模式，有效改变粮食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的局面。
2．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促进部门行业的经济腾飞。在下半年的第五届玉博会和有关的粮农展会上推介自己，增强与友好城市经济业务联系，争取新的项目、新的资金，并注重抓落实，进一步做大做强粮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