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1

1发展生物燃料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积极作用

粮食生产关乎国计民生,其基本政策应是在数量上自给自足,进口粮食则是在总量平衡下实现粮食种类上的调剂方法,可以说,我国粮食供给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下,我国的粮食生产增长速度放缓,粮食生产面临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的限制。目前形势来看,实现耕地资源的增加几乎不可能,那么在耕地面积不变的基础上,要实现粮食增产就必须利用新技术,如:种子改良、复种指数上升等。从生物燃料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生物燃料在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了粮食供给机会成本,其将会对粮食生产率提高、粮食生产资源优化配置、农业结构优化调整等起到关键作用。首先,乙醇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促使农民增加对该类原材料的种植,但是农业资源有限,故而将会导致部分农产品产出的下降,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结构。而且,敏感粮食生产供给反应会使得农民投入增加,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民增收起到积极作用。当农产品生产比较利益提高,水资源、耕地等资源流出农业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的农业竞争力。例如: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4年,我国农产品中种植玉米的面积提升,粮食播种比率上升,但是耕地资源却明显减少了。其次,生物燃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因为在它的推动作用下废弃的农作物得到了利用,并且边际土地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了,科技的投入得到了激发,对现有的资源可以通过优化配置来让农业生产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耕地资源不是无限的,同时近年来耕地收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很多都被侵占或者遭遇了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已不复存在,这些都为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是全国目前后备土地资源仍然占国土总面积的9.33%,共有701.7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开垦,其中一些土地所处的环境无法进行粮食作物的种植,但是可以种植甜高粱、蓖麻、木薯以及水黄皮等耐受性的生物燃料物,最大化的利用那些只具有很低经济效益的土地。而有了利益的激励作用,政府、企业会想办法提高科技投入、进行品种改良,每一家农户也都会想办法提高生产率。中国玉米的产量在2002年只有328.3公斤/亩,而由于燃料乙醇的作用,2008年的时候已经提升至370.3公斤/亩,具体如图1所示。单产同样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的还有木薯,我国广西地区种植的木薯2000年的时候只有1003公斤/亩的产量,而2006年就达到了1373公斤/亩。这两者的单产量和增长的速度比起全国平均水平都是高出了一大截的。而农业生产率是否能在生物燃料的推动下得到真正的提高,主要依赖的还是不断进步推广发展的技术,并且让小农户实现大生产,真正的进入市场中来。总体来说中国的粮食生产规模以及经济效益一直是在增加的,所以想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可以适当的将粮食的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想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推动,完善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对土地流转制度也需要进行优化和完善,建设更为合理的粮食流通体系,最后的目的是提高整个产业链整体的生产效率。所以说要做好公共投资方面的工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优化粮食安全财政成本,这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意义重大。

2粮食生产与生物燃料生产的建议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决定粮食安全问题的财政成本的因素就由好几个方面构成的了,包括总体的财政收入、粮食储备量以及市场价格受到粮食的干预度,之所以会存在粮食安全成本过高并且难以降低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粮食储备过高,并且没有进行适当的价格干预。后来我国在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都实现了市场化,随之改变的还有我国的粮食安全财政成本结构,从最开始的消费补贴到流通和生产补贴,一直到最后的粮食直补。而生物燃料例如燃料乙醇的发展,从客观来说可以将库存的陈粮减少,同时对粮价进行刺激使其上升,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支出的财政成本。尤其是发展了燃料乙醇以后,粮食的流通也会得到降低,并且影响到其他的财政成本,让我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成本可以改变结构。我国作为一个石油储量不够丰富并且净进口石油的国家,能源安全会受到大量的进口石油的威胁,所以更应该发展生物燃料,并且生物燃料相比其传统的石油和煤炭来说有很多优势,例如可再生、更清洁等。有专家指出,目前全球的粮食危机并不是因为生物燃料的发展造成的,因为利用粮食作物来进行生物燃料才刚发展起来。例如巴西这个粮食大国,在保证其粮食产量和出口量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生物燃料,巴西一半的汽车都已经使用生物燃料了。再例如美国,现在使用三分之一的玉米来进行乙醇的提取,虽然使用农作物来进行生物燃料的生产可能会影响粮食安全,但是生物燃料的生产如果改用不可食用的生物来进行的话,就不会影响粮食生产,反而还有很大潜力。

参考文献

[1]赵礼恩.生物燃料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D].山东理工大学,2010.

[2]付青叶,王征兵,毕玉平.生物燃料乙醇发展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11,05:84-88.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2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余五省均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的集中区域，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0%以上（见图1～2）。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在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中，有三个在中部。《全国新增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中，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个中部粮食主产省列在核心区域，规划要求力争把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到2020 年达到18300 多万吨。中部粮食主产区承东接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下，为避免走工业化危害粮食安全的老路，提出如下几方面战略思路。

一、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包括以下两点：

（一）中部重点开发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分工协作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两个区域。我国“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重点开发区包括“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中部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部分区域的交叉重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城市扩张与保护耕地之间的潜在矛盾。随着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推进，在缺少配套措施约束的前提下，挤占耕地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为此，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应该首先以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中部粮食主产区优质耕地较多，实现开发和优质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成为“四化”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发掘中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

我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发展战略布局中，中部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两大区域。其中，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是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棉花、大豆和畜产品的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小麦、优质棉花和油菜、畜产品以及水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产区在我国“七区二十三带”中是典型的农产品集聚地区，抓好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于此类地区，应该纳入政府重点支持范围。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明确到2020年，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以此为契机，应加快集中连片地区中低农田改造，喷灌、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与维护，集水和节水灌溉，山区的梯田修建，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治等。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充分发掘集中连片地区粮食规模种植优势，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以及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一）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禁止开发区中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水环境。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粮食主产区已列为限制开发区，所以重点粮食主产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已具备政策基础。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只能作为辅助功能，是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粮食生产不仅是通过利用资源，产生排放的产品产出过程，而且还具有提供生态功能价值的功能，如净化环境、美化田野、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气候等。此外，基于粮食的公共物品属性，社会公益性很强，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并且供需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鉴于粮食主产区的独特性，将粮食主产区（或粮食主产县）分步骤、无差别的纳入生态补偿政策扶持范围，采取与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者部分与禁止开发区相同的补偿政策，是坚持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二）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农业补偿的范围广、补偿资金量大，如果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因此，在补偿范围上应明确界定，在补偿渠道上应多方筹资，广辟来源。可采用国家、地方、企业等共同出资的多元化补偿格局。补偿范围的重点应是能够修复环境，易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

首先，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对粮食主产区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进行补偿。在地方财力相对充裕的地区，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补偿基金。

其次，建立发达的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补偿粮食主产区的机会成本。以增长对主销区财政提成，提高机会成本税、耕地补偿税等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生产外部性进行有效补偿。

最后，通过金融体系来实现补偿，即以贴息无息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西等粮食主产区设立诸如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粮食主产省可以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向粮食主产区倾斜，适当增加贷款额度。对各银行的涉农贷款，放松存贷比考核标准，解决支农资金制约问题。

（三）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给，使得该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为比较效益较低的家庭经营，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见图3），严重妨碍了农民务农积极性。为了维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切实执行“谁受益、谁付费，谁保护、谁受偿”的资源补偿原则，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对保护耕地者给予补偿。补偿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经济个体，因为地方政府为保护耕地而放弃当地开发建设获取更高经济收益的机会。补贴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保障的各个粮食经营个体。

其次，对高效集约利用耕地者进行补偿。对努力避让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行为予以补偿，建立有利于土地资源科学配置的利益调节机制。

再次，对改造中低产田质量的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有机肥、农家肥，进行生态种植和耕地修复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态补偿。

最后，对提高水稻复种指数和单产水平的农户进行奖励。通过系列措施的实施，激发家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保护耕地，改善粮食种植外部环境的内在积极性。

三、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开展粮食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创新

开展主要农作物定向调控关键技术、粮食生产数字技术、农业生物环境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粮、棉、油、蔬、果等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生态机制，有害生物控制与粮食质量安全，生态储粮等基础研究。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食品添加剂绿色制造等关键装备开发。开展食品包装材料、发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开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质靶向作用机制，食品生物工程代谢组学理论等重大基础研究。开发现代优良食品微生物高效筛选，蛋白质分子修饰与功能化改造，糖与油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突破食品非热加工、生物制造、高效分离和节能干燥等核心技术。

此外，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开展食品加工在线无损检测等装备与技术研究，开发传感器、可视芯片仪等快速便携检测设备。开展食品有害物残留物减控，贮藏腐败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预测预报等关键技术研究；攻克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线检测和智能化监控等共性核心技术；构建食品安全精准溯源、预警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打破国外粮食加工技术垄断，大力发展粮深加工

目前，中部粮食主产区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通过自身积累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从全国来看，大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位于东部地区（见图4），位于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大中型粮食加工企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受资金和效益的限制，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身造血机能差。从粮食加工设备看，现在粮机装备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小型成套和单台大型设备为主，但大型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产品技术含量少，稳定性差、耐用性低，重要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尚未摆脱 “引进-落后-再引进—再滞后”的恶性循环。

因此，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应加大国家粮食加工重大关键技术立项，加快技术创新速度，依托公益性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地方应用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应与地方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创新体系，立足粮农增产和增收，整合粮食产业链资源，构建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开发粮深加工和饲料加工技术，实现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以及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一）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基层粮库仓房建设，以县为单位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进行合并改造。能利用的库区继续保留，条件不具备的库区采取置换、征地等方式重建粮仓。根据区域辐射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确定仓库建设规模，彻底解决小、散、零问题，把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打造成现代化粮仓，争取全面实现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电子测温，电子监管系统，以提高粮库利用效率和自动化监管水平。

（二）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疏通和建设粮食主产区同主销区之间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节点，加强电气化铁路粮食物流通道建设。使省区间主要粮食物流通道的装卸储运等整个流通环节管理快捷高效、节省成本。建议国家应该稳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流通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使销售、加工、仓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实现标准化运作，减少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此外，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扎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建设。

（三）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建立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产品安全档案内容的数据库，这不利于监管部门掌握粮食收购企业的经营动态和经营粮油的质量。为此，积极开展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依托各级粮食检验机构对当年收获的主要粮食品种进行收获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质量信息反馈，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建立省、地（市）、县三级粮食质量信息数据库，把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中涉及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档案的内容都纳入到粮食收储数据库中，定期向社会，为政府决策、调整结构、指导生产、优化品质等提供决策依据。

五、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应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的监管，以及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一）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监管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停留在粮食收购上，没有形成对粮食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方位长期监管，影响粮食市场整体监督力度和效果，这个问题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十分突出。为此，引入物联网技术，采用重点监管与日常监管并举，实现粮食各环节、长期、多方位监管。收购期间对粮食收购、生产加工企业重点监管，收购结束后对加工企业、分散经营户日常监管。做到“重管理、重服务，以管为主，以罚为辅”。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储存环节的仓储设施和粮食质量检验能力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原粮在储存期间和出库时的质量安全；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促进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市场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运行。只有这样，才能追责到库、追责到人，避免出现粮库亏空，无法追责现象的发生。

（二）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转基因作物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掌握国际组织有关农业规则和标准的要义，充分发挥与欧美等有关发达国家农业磋商机制的作用，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粮食产业利益，积极应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限等有关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使粮食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构建中部六省粮食信息数据收集、贸易监测在内的一整套粮食进出口贸易体系，并且将现有中部地区5个粮食主产省省内外、国内外调入调出全部覆盖。通过建立粮食进出口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粮食主产区和三大主要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并跟踪监测粮食进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行定期公布制度。

参考文献：

[1]任正晓.生态补偿不能忘了粮食主产区[J].中国经济周刊，2011（35）.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 [Z]. 2006-05-13.

[3]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Z]. 2012-01-11.

[4]国务院.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Z].2009-04-08.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3

从我国粮食供求总量看，当年粮食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强。在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作用下，20*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粮食消费平稳增长，当年产需基本平衡。国家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应是完全有保证的。从国内食用植物油供需看，由于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保证食用植物油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面临很大压力。从长远看，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的余地越来越小，单产水平继续稳步提高的难度加大，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须进一步加强，保持粮食供需长期基本平衡的任务非常艰巨。

从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看，粮食品种的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粮食薄弱地区的产需缺口有扩大趋势。在品种结构上，小麦由前几年产不足需转变为产略大于需；稻谷由前几年的产不足需转变为产需基本平衡；玉米工业消费增长较快，将由以往供需平衡有余逐步向基本平衡转变；大豆产需缺口扩大，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粮食库存品种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不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改善。在区域布局上，我国粮食生产继续向优势区域集中，13个主产区粮食产大于需，余粮较多；7个主销区粮食产不足需，粮食自给率下降，缺口较大；11个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有所扩大。近几年临时存储小麦、稻谷库存增加较多，增强了粮食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但库存大多集中在主产区，主销区库存比较薄弱，国家粮食库存的地区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

从国际粮食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看，全球粮食供需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粮价扑朔迷离。去年以来，由于欧佩克石油限产和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减产、生物质燃料生产快速增长对粮食需求增加，国际市场粮食供求趋紧。在美元贬值、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际市场粮价居高不下。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石油、粮食等重要初级产品价格受多方面影响，走势难以预测。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程度加深，国际市场对国内粮食供求和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难度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正确把握调控目标和时机，科学运用调控方式和手段，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调控能力和水平。

着力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着力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稳定，对于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又要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引导粮油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既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又要立足国内保障基本供给，促进粮油生产稳定发展和产业安全。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立足国内发展粮食生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油生产稳定发展，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引导和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保障粮食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和补贴制度，加大对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补贴力度，认真落实好国务院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十项措施。根据保障粮食供给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需要，统筹研究粮食补贴政策。根据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稳定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自给水平。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重点扶持东北地区大豆、华北黄淮海地区花生和长江流域地区油菜籽生产，加强油料品种研发，促进油料生产高产、优质、高效。

切实加强粮油市场调控，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针对粮食供求新形势，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当前，要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市场价格情况把握好销售节奏，合理安排最低收购价小麦和稻谷的销售数量，做好中央储备粮的储备和轮换工作，充分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建立国家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粮油供求形势、市场价格的监测分析，建立对规模以上企业购进、加工、销售、库存及价格变化情况的信息监测制度，为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信息和科学依据。保障粮油的有效供给，稳定社会心理预期，确保货源充足、质量安全。着力健全粮食宏观调控长效机制，妥善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粮食生产与流通协调发展，实现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形成“远近结合、综合配套、反应灵敏、运转高效、调控及时、保障有力”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18-02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黑龙江省粮食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201320）部分研究成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7）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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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顺强，李宏婧.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理论依据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5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念，蕴含着党和政府强农重粮的战略思想。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我国粮食需求量大，自然资源紧缺，自然灾害频发，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短缺。“但愿苍生俱饱暖”，早就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带领亿万农民不懈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毫不放松地发展粮食生产，取得重大成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00D0万吨大关，实现了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根本转变，真正做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念，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储备格局。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规模大，乡村人口多而分散，粮食需求具有放大效应，粮食供给保障具有特殊性和艰巨性。正是基于这种国情和粮情，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粮食自给为主的方针，高度重视手中有粮，始终把手中有粮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条件，坚持做到以产供需、以储保缺、以丰补歉。从防范特大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出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粮食生产体系、储备体系、供给体系，形成并保持自有的、有效的粮食供给和保障能力。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国有库、库有备；市有集、集有粮；户有仓、仓有米”的粮食储备流通格局。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念，蕴含着以粮食安全为基础的食物安全的含义。我国一直坚持以粮食为基础，开辟广阔的食物来源渠道，从广义上理解和把握粮食安全的要求和内涵。首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做到有充裕的“米袋子”；同时加快发展养殖业、蔬菜业等“菜篮子”产品生产，做到有丰富的“菜篮子”；积极发展水果业，增加水果产量，做到有充足的“果盘子”。在装满“米袋子”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蔬菜业和水果业，装满“菜篮子”、“果盘子”，做到城乡居民消费“袋中有粮、蓝中有菜、盘中有果”。

坚持长远粮食安全的目标和措施

长远做到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和要求。要始终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就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把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要位置。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增加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保证手中粮食充裕，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到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心里不慌，应对粮食超常性波动心里不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心里不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心里不慌。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坚持长远做到手中有粮。手中之粮，来自何方?一是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农业的力度。完善和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以政策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二是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保证粮食生产发展的资源供给，建设粮食后备生产能力，以耕地资源和后发潜力保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三是不断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大力提高粮食单产，以科技为增产粮食提供支撑。四是不断建立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加强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健全粮食储备政蓑机制，加强国有粮食储备管理，以储备保证粮食消费需求。五是不断开展农村广大农户储粮。实行粮食国家储备和农户储备相结合，增强民众特别是农民粮食安全意识，利用社会储备能力，增加社会粮食储备，以社会粮食储备补充粮食需求。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有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传统“吃着当年，想着明年；得到丰年，谋着歉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粮食储备和供给比较充裕。

农产品供求关系的转变，反映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连续登上几个新台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若以每增加5000万吨粮食为一个台阶，1979年前粮食生产登上四个台阶，达到30000万吨水平。1982年、1984年粮食生产登上35000万吨、40000万吨两个台阶。1 993年、1996年粮食生产登上45000万吨、50000万吨两个台阶。1996―1999年，粮食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50000万吨左右。2000--2003年，虽然粮食生产发生较大波动，粮食产量下滑，但仍保持在43000万吨以上。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稳步恢复发展，连续5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粮食产量重登50000万吨阶段性水平，2008年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大幅提高。1978年粮食单产为168.5千克／亩，2007／年达到了316.7千克／亩，增长88％。

从消费水平变化情况看，我国当年粮食产量加上动用少量库存，基本保障粮食供求平衡。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人口逐年增加，粮食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但由于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连续几年丰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自1980年至今，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400千克之间浮动，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人均248千克的最低安全标准。

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95％以上

近些年来，虽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粮食消费逐年增长，粮食消费结构性矛盾突出，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求仍保持基本平衡，大多数主要农产品市场供

给充裕。全国粮食自给率20世纪80年代为98.1％，90年代达到99.6％，近10年来一直保持在95％以上，

目前，我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特别是重点粮食品种供给充裕，有力保障7国家粮食安全。

(一)稻谷生产发展加快，大米供给基本平衡。稻谷居我国三大主粮之首，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水稻产区遍及全国各地，水稻播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4，稻谷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5，稻谷占商品粮的1／2左右。1997年以后，我国水稻一度连年减产，2003年稻谷产量为16066万吨，比1997年下降20％。2004年以来，我国加大水稻发展扶持力度，出台一系列-t-；k@政策，水稻连续5年实现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实施以来，一批高产、优质超级稻新品种相继培育成功，创制出优异育种材料50余份，育成28个产量高、米质优、抗性强、株型优的新品种，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种植。目前超级稻累计推广1300多万公顷，2007年推广面积迭533万公顷，覆盖我国长江流域稻区、华南稻区和东北稻区。超级稻增产稻谷1250万吨左右，为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出巨大贡献。2007年稻谷产量达到18549万吨，比2003年增长15％。

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65％以上人口以食用大米为主，大米年消费量11000万吨左右。大米需求弹性较小，南方居民以消费大米为主，北方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消费大米，大米消费需求呈不断增长态势。大米消费人群的广泛性与大米供给的高度敏感性，决定稻谷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85％以上的稻谷用于口粮消费。虽然大米的消费需求增加，但目前供求基本平衡。

(二)小麦单产提高较快，小麦供给充裕。小麦是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我国各地都有小麦种植。目前小麦产量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22％，小麦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全国冬小麦面积约占小麦总面积的85％，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陕西、湖北、山西等省，其中河南、山东种植面积最大。春小麦播种面积约占15％，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省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麦生产保持较快发展，生产能力大幅提高。1978～2007年，我国小麦单产从125.0千克／亩提高到508，2千克／亩，增幅达到149％。小麦是单产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粮食作物。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6

本文基于供需双重驱动研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中的粮食物流运作问题。其中,供需双重驱动思想来源于需求驱动(DemandDriven)与供应驱动(SupplyDriven),是根据粮食商品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以及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实际需求,对粮食供应链进行的一种有效设计,图2给出了这种有效设计的示意图。鉴于粮食供应链链条长,跨度大,直接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难度较大,将粮食供应链先拆分、再整合显然更符合实际。根据粮食物流沿着供应链方向变化的特征,以粮食流体的变化为依据,可将粮食供应链拆分为上下游两个较短的链条。在粮食供应链的下游,基于需求驱动的成品粮物流占据主导地位,即粮食初级加工企业向下流向食品加工企业及至最终消费者的过程形成成品粮供应链,其中成品粮包括小麦粉、稻谷、水饺、方便面等。在粮食供应链的上游,基于供应驱动的原粮物流占据主导地位,即粮食产后经过粮食收购、储存、分销等环节进入粮食初级加工企业,这一过程的粮食流体主要为原粮,如小麦、稻谷等。因此,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在提高产区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也给上游原粮物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基于供应驱动的原粮物流运作模型(1)原粮物流的供应驱动特征。赫尔[24]认为,供应驱动不同于聚焦客户的需求驱动。尽管客户需求非常重要,但在许多情况下客户需求应从属于供应源的决定与需要。供应驱动的范畴包括规模化生产、供应不确定和易腐品、联产品和逆向物料清单(Co-productsorInvertedBillofMa-terial)、委托加工产品(Commitment)、必付协议产品(Take-or-PayContract)等,符合供应驱动特点的产品涉及石油、鲜花、渔业、牛奶、香蕉、水资源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原粮或多或少具有供应驱动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粮食具有的战略资源性、供应不确定性(受气候、土壤等影响)和易腐性等特征。第二,为获取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政策红利,政府会出台诱导性的粮食生产政策。因此,对粮食生产基地而言,无论是否接到客户订单,都会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产量。第三,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强制性的粮食储备政策。第四,粮食销售大多需要通过价格谈判来作出决策。第五,政策性粮食(粮食轮换)通过拍卖机制投向市场。(2)供应驱动下原粮物流的运作结构。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上游粮食生产基地的新建或扩并,还是中游粮食流通政策的变化,都必须考虑这些改变对粮食物流的影响。除了新建、改扩建粮食仓库、建设粮食物流中心或物流园区以及优化粮食物流通道以外,还需要深入探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过程中粮食物流运作的特点。基于供应驱动的原粮物流,在由田间流向粮食收储企业、由粮食收储企业流向粮食加工企业的过程中,其结构呈现出订单方向与物流方向大致趋同的特征,如图2所示。特别是在粮食供应链的中游,政策性粮食通过拍卖机制投向市场,订单方向与物流方向趋同的特征更为明显。(3)供应驱动下原粮物流的协同运作。原粮物流的结构特征一方面凸显了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首要地位,同时也对粮食物流运作产 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结构决定行为的观点,供应驱动可能会受到反“牛鞭效应”的影响,其运作重点是“联通多个市场,开发多个线路”,解决供应通道中的瓶颈问题。

因此,基于供应驱动的原粮物流为达到高效运作以支撑和促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需要在粮食物流发展政策的支持和带动下,关注供方各环节的资源整合,加强纵向(上下游)与横向协调能力,促进粮食供应链上游的二维协同,提高核心区内的粮食物流能力。第一,原粮物流的纵向协同。如图3所示,原粮物流的纵向协同(VerticalCollaboration)主要涉及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企业在物流资源规划与布局、物流技术衔接能力等方面的协同。首先,纵向协同体现在原粮供应链节点间的协同布局方面,即粮食储备库、粮食加工企业的选址要尽可能地靠近粮食高产基地。选址是物流系统分析的关键决策,是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最为重要的因素。在粮食核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从区域物流的角度对粮食物流进行系统分析,对粮食物流通道建设及物流节点布局进行整体把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产地储存、产地加工,最大可能缩短原粮物流的流程。其次,纵向协同体现为上下游粮食物流技术的衔接能力。我国物流标准化建设起步较晚,物流标准化水平相对滞后,成为我国物流快速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如果能够对粮食物流系统的技术、设施、设备加以引导和规范,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物流系统的标准化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原粮物流运输、储存、装卸、搬运等的衔接能力。例如,散粮汽车要能够与粮食物流通道、粮食仓储设施以及相应的装卸工具相适应。在不能标准化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通过上下游协调采取通用或配套的粮食物流技术与设备。第二,原粮物流的横向协同。原粮物流的横向协同(HorizontalCollaboration)是指粮食企业间通过物流需求信息共享、物流订单合并以及物流资源整合而集中统一进行物流运作的协同形式。横向协同更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物流共同化,即企业之间相互结合,共同组建粮食物流体系,以处理单一企业运作中粮食物流的相关业务,解决单一企业对物流系统投资的不经济或低效率等问题。如原粮散运汽车成本很高,单靠一家企业进行投资与运营压力太大,原粮运输企业之间通过联合,既可实现物流订单的集并,也可实现物流线路的优化与整合;既可实现物流资源的共同利用,也可实现物流管理的共同化,从而大大提高业务量,降低散粮运输汽车因闲置、空返等现象造成的物流成本。此外,横向协同也可采取第三方物流的方式。例如,粮食生产基地、粮食收储企业或粮食加工企业将粮食物流业务外包给专业化的粮食第三方物流企业,通过大力发展粮食第三方物流,缩短粮食在途时间,减少粮食流通过程中的费用和损失,降低粮食供应企业、需求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投资成本。基于需求驱动的成品粮物流协同运作需求驱动是下游粮食供应链运作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粮食产品精深加工,促进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有效延长粮食产业链条,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已在我国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论证,也成为助力核心区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粮食供应链下游以成品粮为主、需求驱动的特点,一方面是由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促使产区必须提高粮食加工转化的能力,选择产业化加工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在于近几年产区经济发展培育了若干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规模的粮食企业,为粮食下游供应链构建与整合提供了条件。与原粮物流不同,成品粮物流在运作结构、目标和策略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见表1。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7

关于影响粮食产量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的投入与产出，二是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粮食的投入与产出实际就是粮食的生产函数，是关于投入要素合理配置下的最大产出，主要体现了技术层面。而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如农户的种粮收益、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以及粮食价格等，实际上，影响粮食产量的不光这些，凡是能改变粮食生产函数位置的所有因素都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比如制度等。因此，分析影响粮食产量因素更具有很现实的政策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影响粮食产量另外两个主要因素：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首先来看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被称为“谷贱伤农”。其意思为，粮食产量增加，供过于求，粮食价格降低，由于粮食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因此，农民从粮食生产获得的收入就减少了。这是由于把农民收入仅仅限于粮食经营性收入，现实中，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民兼业现象普遍，农民收入结构不仅有经营性收入，还有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等。如果考虑到这些收入，“谷贱”则不一定“伤农”。因为，一旦“谷贱”，农民会转向其他方式以获得收入，理性的农民会找到其他获得收入的方式。那么，如果农民在其他非经营性生产中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试问，“谷贱”会“伤农”吗？农民会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吗？因此，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不是谁因谁果的关系，而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关于研究收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现有文献不多，国外学者Park（1993）研究了我国价格双轨制下价格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他发现现定购价格和定购数量通过收入效应对农户的粮食生产产生影响，认为收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中间变量；Roland（1998）重点考察了在价格双轨制下收入因素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定购数量给定，农户交售给国家的部分只相当于一笔税收转移，因此并未多大程度上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NigelKey（1996）则充分考虑了农民收入、粮食价格二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会增加，农民的投入限制因收入增加而缓解则会提高粮食产量。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影响粮食产量的价格因素，林毅夫（1993）认为，如果定购数量由总产量内生决定，定购价格变化通过“棘轮效应”对粮食供给反应产生正向影响；孙娅范、余海鹏（199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因果关系；高明（2005）则从社会比较收益的角度，对农民收入与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是耕地经营的微观主体，他们对耕地投入的积极性是由种地的比较收益决定的，社会比较收益低，使农户对耕地的资金投入与劳动投入双下降，影响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与粮食产量的提高。雷钦礼（2005）甚至认为收益的高低对于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张治华（1997）通过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他认为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增长起着明显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同时，粮食产量也引起价格的波动。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相关。农民收入的增长既是粮食生产增长的结果，也是下一年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因。而价格的上涨与粮食生产的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金和辉（1990）和郑毓盛等人（1993）从粮食价格与农民收动的角度研究了它们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他们认为定购价格是一种政策导向信号，在定购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定购价格的变动将会影响到农户的预期净收益，从而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决策。

但是以上研究中，同时考虑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关系的并不多。即便考虑了，也往往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务工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农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在考虑这一重大变化的基础上，本文尝试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VEC）来动态地分析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二、描述性分析与假设提出

1、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相对较平稳的波动，但粮食价格水平在不断上升（见图1），从整体上升趋势来看，它们不存在一致的变化趋势，但事实上，现有理论文献已经证实，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较稳定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存在滞后性。何蒲明（2010）证实，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相互影响，但产量的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存在着滞后效应。李静（2011）认为，粮食生产的波动是引起价格波动的最基本因素，而价格杠杆对调节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敬桂和李静（2011）也认为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存在因果关系。从图1关于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的变动趋势来看证实这种滞后性，二者变动趋势却不存在同步性。但长期来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

在农民收入方面，总收入在不断上升趋势变动，而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呈递减趋势变动（见图2）。这说明，尽管农民收入在增加，但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降，这表明农民从事其他行业获得更多收入（如工资性收入），因此，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呈递减趋势变动。

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中，转移收入的比重增幅度最大，平均增长率为5.57%，其次为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收入的比重，其增长率分别为4.39%和3.80%。唯有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递减幅度减少，其比重增长率为-2.51%。这表明，至1995年来，我国农民的其他各项收入成大幅度上升，而经营收入增幅较慢，因此，农民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在减少。

2、假设的提出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具有协整性，即长期稳定关系。尽管粮食产量受前一期粮食价格的影响，即，产量的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存在着滞后效应，但是粮食产量也影响粮食价格的变动，这符合“蛛网理论”。这说明，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从长期来看，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假说2：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具有负影响。由于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变动，这意味着，对于任何具有理性的农民来说，如有可能，它们会更多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从而减少经营性方面的投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假设农民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入为0，从其他行业获得收入无限大这两种极端情况，那么农民肯定会放弃粮食生产而转向其他行业。也就是说，粮食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越小，农民越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从图2知道，尽管农民总收入在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更多地来源于非经营性收入，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具有“挤出效应”，即其他非经营性收入增加挤占了农民从事经营性生产的动力，因此，农民收入增加，粮食产量会减少。本文接下来就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实证研究。

三、数据与实证方法

1、模型及其说明

回答上述假说1和假说2实质上就是检验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所组成的系统协整性，关于变量间的协整性检验，大多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本文也采用该模型研究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自从Sim（1980）具有开创性的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之后，向量自回归模型成为计量经济学流行使用的实证分析的工具，之后，Engel（1987）和Granger（1987）提出非平稳系统的协整关系的概念并产生了误差修正模型（ECM）。Johansen（1995）和Hendry（1995）等将协整概念应用到VAR模型，从而发展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本文也将利用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质上是包含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对p阶VAR模型：

式中，yt是m维非平稳I（1）序列；xt是d维确定型变量；?着t是新息向量。经过变形，可将其改写为：

列，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向量中各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只有构成∏yt-1的各变量都是I（0）时，才能保证新息是平稳过程。因此可得0

∏=?琢?茁' （2）

其中，两个分解矩阵的秩都是r。将式（2）代入式（1）后不难发现，?茁'yt-1中每行都有一个I（0）组合变量，即每一行都是使得变量y1，t-1，y2，t-2，…，ym，t-1具有协整关系的一种线性组合形式，因此?茁'决定了协整关系的个数与形式，它的秩r就是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的个数，它的每一行构成一个协整向量。另外，矩阵?琢称为调整参数矩阵。

在运用VEC模型之前需要进行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滞后阶数正确与否影响实证的结果。本文将使用LR检验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FPE，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和HQ信息准则这五种方式严格确定滞后阶数。

（1）LR检验统计量。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LR）检验涉及两类模型，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无约束模型（unrestricted model）是指没有任何限制的模型；约束模型（restricted model）是指在零假设约束下的模型。似然比统计量是无约束模型和约束模型的最大似然值之差的2倍，即：

（2）最终预测误差FPE。最终预测误差FPE（final prediction error criterion）是把下式为最小值的p作为VAR模型的最佳阶数：

最终预测误差准则的优点在于它平衡了选择低滞后阶数造成偏离性的风险和选择高滞后阶数造成方差增大的风险。

（3）信息准则。由于在应用VAR模型时希望滞后期足够大，从而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滞后期越大，自由度就减少，因此需要在滞后期和自由度之间寻找平衡。一般根据AIC（Akaike info criterion）、SC（Schwarz criterion）和HQ（Hannan-Quinn criterion）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计算式如下：

AIC=-2ln+2kn；SC=-2ln+klognn；HQ=-2ln+2klog（log（n））n

同时，运用VEC模型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大多使用Johansen（1985）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法主要包括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

迹检验的假设为：

H0：至多有r个协整关系

H1：有m个协整关系（满秩）

这不是独立的一个检验，而是对应于r的不同取值的一系列检验。检验从不存在任何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开始，接着是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直到最多m-1个协整关系，共进行m次检验，而被择假设是不变的。

最大特征根检验法的假设为：

H0r：有r个0协整关系

H1r：至少有r+1个协整关系

检验统计量为：LRmax（r｜r+1）=-Tlog（1-?姿i+1）=LRtr（r｜m）-LR（r+1｜m），r=0，1，…，m-1

检验从下往上进行，先检验H00，若接受，则表明不存在协整关系，若拒绝，则继续往上检验H01，……，直到接受H0r，表明共有r个协整关系。

2、数据与系统构建

按照本文问题分析的需要，粮食产量模型的内生变量集设定为：

xt=（FPt，RIt，PIt，trendt）

其中，FP表示粮食产量，RI表示农民收入，PI表示粮食价格，trend为时间趋势变量。为消除异方差和减少数据波动，对数据分别取对数，分别表示为LFP、LRI、LPI。因此，粮食产量模型的内生变量集设定为：

xt=（LFPt，LRIt，LPIt，trendt）

可以利用该系统分析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的相互关系。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83―2009年相关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利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民收入，用粮食价格指数表示粮食价格。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83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基期，把环比价格指数转换成定基价格指数，然后对收入和价格指数数据进行了平减。

四、实证分析

1、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运用协整理论，需要首先实证各变量是否具有同阶单整性，本文利用目前广泛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及粮食价格的对数生成的数据为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次差分为平稳数据，即LNFP～I（1），LNRI～I（1），LNRI～I（1），因此，它们具有同阶单整性，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它们所组成的动态系统的协整关系可以用协整理论分析。

（2）滞后阶数选择。VEC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是建立正确VEC模型的关键，本文利用上述的LR、AIC、SC、和HQ统计量进行检验，选取的标准为满足准则最多的阶数。检验结果如表3。

表3表明，有大半的准则选择4阶滞后阶数，由于VEC模型变量差分一次，因此，VEC模型滞后阶数应为3阶。

（3）协整设定检验。为研究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及粮食价格所组成的非稳定系统是否协整，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协整设定检验，对于系统xt=（LFPt，LRIt，LPIt，trendt）所有的协整设定及其相关信息（滞后阶数为3）见表4。

对于表4，我们首先排除数据中有二次趋势的情况，不难看出，AIC=-16.54649（SC=-14.00737）最小，对应于数据中有线性趋势，协整关系应包含时间趋势和截距。基于此，我们运用上述的Johansen的协整理论检验这种协整以确定协整个数，结果见表5。

如表5所示，迹检验表明在0.05显著性下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假设被拒绝，因此有2个协整关系。

2、实证的结果与分析

通过上述各项检验，表6为VEC模型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系数，该结果清楚表达系统间的长期和短期变动情况。

这一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解释为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时间变动稳定关系。该协整关系实证了假说1。第二个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这实际是农民收入、粮食价格和时间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由于（3）式和（4）式是稳定关系（I（0）），其线性组合仍然为稳定关系，因此结合以上两个协整关系（3）和（4），得到以下描述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以及时间长期均衡关系（5）式：

（5）式表明，从长期来说，LPI、LRI的系数符号与理论一致，粮食价格引起粮食产量正向变动，农民收入引起粮食产量负向变动，实证了假说2。

由于（3）式是关于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时间长期均衡关系，该式表明，从长期来看，粮食产量受粮食价格正影响，粮食价格增加，则粮食产量增加，因此要想从长期确保粮食稳定增长，除了保证其他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外，粮食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从（3）式看出，在样本期里，我国粮食产量在逐年增长，尽管增长幅度不大。

（4）式是农民收入、粮食价格和时间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由（4）式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粮食价格成正向变动关系，粮食价格越高，农民收入越高。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国家对粮食实行价格保护政策，粮食价格相对价高，因此，农民从粮食获得收入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降低了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因此，增加了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增加，在粮食价格保护政策下，农民收入也就增加。因此粮食价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动力。从时间趋势相的系数来看，我国农民的收入也在较大幅度不断增加。

（5）式把三个变量作为一个系统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5）式可以看出，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以及时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说，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产生正向影响而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产生却产生负影响。关于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正影响很好理解，粮食价格增加，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获得更多收入，从而增加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因此粮食产量增加。但是关于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负影响理由可能是农民收入不仅仅来源于经营性收入，而且还有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等，而且其他非经营性收入相对经营性收入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效用，因此其他收入对粮食产量产生“挤出效应”。即，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比经营性收入获得更大的收益，农民转向其他行业，因此减少了粮食产量生产，粮食产量降低。

同时由表5知道，在LFPt方程中，α1和α2系数都不显著，对LFPt做外生性检验，即假设α1和α2系数同时为0，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因此，粮食产量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是弱外生变量，（5）式所示的协整关系对这一变量的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同时，说明粮食产量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类似的，在LRIt和LPIt方程中，α1和α2系数都不显著，对LRIt和LPIt做外生性检验，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因此，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也是弱外生变量，（5）式所示的协整关系对这一变量的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它们也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综上所述，尽管在长期，粮食价格支配着粮食产量，但是在短期，这种粮食产量的稳定性还不能对即期粮食价格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这一结论隐含的意义为，粮食产量不宜作为我国提高粮食价格的目标变量。而农民收入的弱外生性表明，我国粮食产量还不足以对农民收入的短期调整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

本文首先对我国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农民收入结构分解分析的基础上，运用VEC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粮食产量受粮食价格正影响，因此要想从长期确保粮食稳定增长，除了保证其他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不变外，粮食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在样本期内，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具有负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其他非农业经营收入（尽管经营性收入比重仍然很大），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比经营性收入获得更大的收益，农民会转向其他行业，因此减少粮食产量生产。同时，由弱外生性检验表明，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都是弱外生变量，它们对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尽管在长期，粮食价格支配着粮食产量，但是在短期，这种粮食产量的稳定性还不能对即期粮食价格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这一结论隐含的意义为，粮食产量不宜作为我国粮食价格的目标变量。而农民收入的弱外生性表明，我国粮食产量还不足以对农民收入的短期调整产生显著影响。由于，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都是弱外生变量，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因此，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适应性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粮食安全，粮价稳定和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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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8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9

我国粮食供给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表现在：（1）耕地锐减。由1996年的19.51亿亩降至2003年的18.51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每年平均减少1428万亩。在减少的1亿亩耕地中，生态退耕占62％，农业结构调整占18％，建设用地占14％，灾害损毁占6％。同时，新增耕地质量差，占用的多是好地、熟地，补充的多是边缘地、劣地、生地，耕地的实际生产能力在下降，东部减少一亩地的产量，西部新开两亩地也补不回来。目前，全国人均耕地仅1.44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5％。全国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1／3的省区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耕地的占用还会继续增加。（2）粮食增产的技术支撑能力不强。我国目前缺少像矮化水稻、矮化小麦和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那样的带有革命性的增产品种，缺少增产效果显著的成熟配套技术。农业科研缺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大课题攻关的平台，也缺乏有效配置各种科技资源的协调机制，资源分散、研究重复、形不成合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滞后，满足不了农民的科技需求。（3）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欠账较多。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但结构不够合理，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农业投资欠账太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不强，成灾率上升。

二、我国粮食问题的特征

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具有5个特征：（1）粮食供给的价格弹性大，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粮食是特殊商品，与一般商品的供求规律不同。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是，价格上升，需求下降，价格下降，需求上升。但人们对粮食的消费需求是刚性且基本稳定的，价格再变化，需求都是一个常量。从供给看，价格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很大，粮价高了，农民就会多种粮，粮价低，农民就会少种粮，收益是农民种粮的参照系。这种规律决定了粮食既不能多，又不能少，而粮食生产的特点恰恰不是多就是少。（2）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波动织，调控难度大。粮食生产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就是粮食价格变化带来的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带来生产的不确定性。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交织，加剧了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储备可以调剂丰歉余缺，但储备过多会增加费用，储备过少又不足以抵御风险，是个两难选择。粮食政策是系统工程，生产、流通、储备、补贴等要统筹考虑。（3）粮食问题具有“放大”效应。粮食是必需品，供需稍趋紧张，就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1987－1988年）和90年代初期（1993－1995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给出问题、粮价大幅度上涨有关，二者相互推波助澜，国家不得不进行收缩性的宏观调控。（4）粮食问题具有“羊群”效应。我国有2亿多农户，生产的同构性强。居民消费也有从众心理，买涨不买落。生产也跟风，消费也跟风，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要么增幅很大，要么减幅很大，导致粮食调控的难度大、成本高。（5）粮食政策具有“滞后”效应。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户经营规模小，调控有滞后性。今年的政策，明年才能见效。因此，处理粮食问题要未雨绸缪，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结合。

三、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

概括说是5个“不低于”：（1）不低于95％的粮食自给率。国际上一般通用的标准是：一国粮食自给率≥90％为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一国粮食自给率≥95％为基本上实现了自给。1996年我国政府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把我国的粮食自给率确定为95％以上。近些年，国际市场粮食贸易量大体为2300～2400亿公斤，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挤占2个百分点的世界粮食市场份额。（2）不低于18％的粮食储备率。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年末粮食储备和商业库存占年度总消费量（简称库存消费比）的18％定为粮食安全储备水平。（3）粮食人均占有量不低于400公斤。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人均占有粮食高于400公斤，粮食安全有保障，有时会出现结构性、地区性剩余。在350～400公斤之间，是紧平衡。低于350公斤，会发生粮食危机。我国还把产区人均储粮3个月、销区人均储粮6个月作为衡量各地区粮食安全的一个标准。（4）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16亿亩。（5）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5亿田。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儿次粮食波动与政策调整

（一）第一次调整（1979－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国家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调减粮食收购数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国家统购粮价格提高20％，超购价提高50％，6种粮食价格（小麦、稻谷、玉米、高粱、大豆、谷子）的平均价格提高了21％，由每50公斤10.64元提高到12.68元。同时，调减粮食收购数量，开放粮食集市贸易市场。由于提高了收购价格，但销售仍维持低价，购销差价由国家财政补贴，1984国家财政补贴额为234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6％。这一政策调整，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的高速增长，出现了1979－1984年长达6年的农业高速发展，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迅速增加到1984年的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率为6.7％。1984年，农产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卖难”。这次“卖难”，主要是早籼稻卖难，且集中在南方早籼稻产区，其他农产品，特别是粳稻、经济作物、畜产品的供求关系依然比较紧张。为缓解“卖难”，国家提出了“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实行农、林、牧并举，发展乡镇企业。同时，从1985年开始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给予农民更多的经营自。政策调整后，1985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6058万亩，产量下降282亿公斤，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5年，粮食供求关系又出现了新的矛盾。1998年，中央专门就增加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有效供给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务必采取措施，夺取明后两年的农业丰收。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达到4076亿公斤，相当于1984年的水平。这次调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用粮食生产的徘徊换来了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增长，特别是乡镇企业在这一阶段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又一次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国民经济的这一次增长带来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导致国家在1989－1990年不得不实行收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第二次调整（1990－1993年）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463亿公斤，比1989年增长387亿公斤。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的最低保护价和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由于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没有同步调整，国家对国营粮食企业的补贴迅速上升，达到47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4％。1991年，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国家提高了对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价幅度达67％，1992年继续提高销售价格，提价幅度为43％。1993年，全国有95％的县开放了粮食销售，粮票失去了作用。为了妥善解决粮食企业财务挂账问题，以1991年粮食年度为限实行新老账划断。新的挂账由上一级财政扣回，老账按“限期清理，分清责任，区别对待，逐年解决”的原则处理。

从供给看，这一阶段的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一般性粮食供给偏大，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这又造成前者价格低落，后者价格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了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方针，鼓励农民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南方一些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大幅度压缩粮食面积的情况，这些地区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徘徊，使过去的南粮北调成为北粮南调，粮食供给又一次偏紧。这次粮食供给偏紧，又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遇，加上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粮食的消费者，粮食价格又一次上涨，又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三）第三次调整（1994－1999年）1994年我国的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1.7％，是建国以来物价上升的最高峰，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的粮食产量为4451亿公斤，低于1990年。由于粮食价格上涨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粮食政策又一次进行调整。中央提出“立足国内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谁来养活中国？”“中国粮食”的论调，中国政府于1996年发表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1994年，中央提出把粮食的政策性经营和商业性经营从业务上、机构上彻底分开。1998年1月，提出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上实行“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在同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提出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政策措施，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粮食收购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新的粮食生产高潮的到来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粮食生产较大幅度增长，6年中有3年的产量超过5000亿公斤（1996年、1998年和1999年）。在这一阶段的后几年，又出现了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有粮食企业亏损居高不下的问题。

（四）第四次调整（2000－2003年）针对农产品阶段性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央在1999年提出，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提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按照中央的精神，这次农业结构调整确定一个复合型的目标：一是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在保障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要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要求，农产品在国际上要有竞争力；三是解决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四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五是解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六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问题。中央提出的农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这一阶段，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出口增加。有1亿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退耕还林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土地撂荒在各地时有发生；在退耕还林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适当地退掉了一些不该退的耕地；一些地方片面理解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把减少粮食面积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标准，在耕地上挖鱼塘、栽果树，占用良田。更为严重的是，新一轮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如同脱缰野马，造成了对耕地的严重侵占。上述种种原因，使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凸现出来。

（五）第五次调整（2004年以来）针对粮食安全出现的新情况，从2004年起，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发展粮食生产。主要有：（1）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制度。从国家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用于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直接补贴。其他地区由地方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2）在小麦、大豆、玉米主产区实施良种补贴，每亩10元。（3）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4）降低或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5）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6）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7）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些政策出台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开始恢复，政策效应正在显现。

五、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是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依法划定的基本农田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的法律法规，坚决制止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新的圈地运动。改革土地征用办法，区分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提高用地补偿标准，防止农民失地失业。强化土地专项资金的征收管理，主要用于复垦土地，确保补充耕地数量。

（二）实施大的粮食增产工程稳住了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供给的大局。要整合农业投资，集中财力，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投资力度。以改造中低产田、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为重点，实施大的粮食增产工程，从“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与“藏粮于库”相结合转变。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10

1、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总量需求增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国仍处在人口增长高峰期，每年净增1300―1600万人，庞大的人口增长必然带来巨大的粮食消费，导致社会粮食总量需求增加。据有关部门资料统计，2003年，我国粮食总的消费量为9725亿斤，当年总产量为8614亿斤，当年产需缺口1111亿斤。此外，我国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导致国内粮食需求特别是商品粮需求不断增长。

2、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形势日趋严峻

土地和水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据国家有关调查资料统计，至2003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从1998年的19．4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5年间共减少9455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891万亩。2003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14．91亿亩，比1998年的17．07亿亩减少2．16亿亩，平均每年减少4340万亩，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中等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比粮食安全公认的警戒线16亿亩要少1．09亿亩。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与上年同比减产527亿斤，比1998年的10246亿斤减少1632亿斤，平均每年减少326亿斤。2003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666．6斤，比1978年人均821斤少154．4斤。另外，由于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环保工作滞后，导致国内环境恶化、水土流失、江河污染、土地沙化、酸雨侵蚀、水旱虫自然灾害频发，造成我国粮食单产也呈下降趋势。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和合理解决，必将对21世纪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3、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和手段有待进一步加强

宏观调控是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但由于目前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到位，粮食管理体制不顺，粮食安全预警、应急机制不够完善，使得政府对粮食流通管理和安全形势的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掌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和手段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三老”（老人、老粮、老账）问题久拖不决，关系全国300多万国有粮食企业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粮食储备与粮食加工环节不配套，应付紧急情况下粮食安全突发事件的体系不完善，能力不强，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加上一些交通不够畅通、粮食调运成本较高的山区和贫困地区的粮食供应网点不健全，粮食购销工作明显滞后，容易引发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可以说，我国的粮食流通和安全形势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过渡时期，国家防范粮食风险、确保粮食安全的责任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

4、实施政策有偏差，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一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粮食生产的关系处理不好。受前几年粮价走低，种粮效益下降的影响，一些人片面地把调整农业结构与种植粮食对立起来，认为调整结构就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把不少高产稳产的良田转产为养殖业或种植经济作物，出现“家家户户都抓‘多’（多种经营），粮食生产走下坡”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就调减了5000万亩左右。二是一些地方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政策过程中缺乏长远性和前瞻性，导致良田得不到合理利用。有的省甚至在2000年就提出全面禁止开荒，年内退耕275万亩，使得粮食播种面积出现较大幅度减少。三是农业税赋过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取多予少”，政府对农业间接补贴的多，直接补贴的少，我国又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征收农业税的国家，种粮农民税赋重。四是粮价偏低。农民种粮与种其他经济作物的效益差别较大，种粮积极性不高。比如部分农民以种果或种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的效益就比种粮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他们觉得种粮不划算。

5、思想认识有偏差，粮食安全意识渐趋淡薄

目前，许多人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模糊的认识：一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对粮食供求形势的判断缺乏科学性、前瞻性。仅看到前些年粮食丰收后一度出现卖粮难的一面，没有认真分析近期和以后的粮食形势，片面认为我国粮食生产已过关，对粮食生产不过问，放任自流。二是简单地认为有钱就有粮。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只要手中有钱，即使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不够，也可以依赖国际市场进口。事实上，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从2000年已有端倪，而到2003年进一步显性化。2004年由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上人努力、天帮忙，粮食生产取得了好收成。但粮食增产还是属于恢复性的，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粮食增产基础仍不牢固，种粮面积恢复难度很大，地域分布和品种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突出，粮食产需关系仍然偏紧。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和有关领导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二、新世纪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应处理好五大关系

总书记指出，粮食问题是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和加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依靠科学技术，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完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总理也强调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支持，切实保护耕地，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志和同志的这些指示，对处理好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粮食连年减产的形势下，为确保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政府在当前和今后，必须树立科学的粮食发展观，统筹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统筹粮食生产者、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兼顾各方面利益，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具体来说，就是要切实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种粮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种粮农民的关系，是政府做好粮食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突出和体现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引导原则。即坚持和突出利益引导。政府的利益引导，包括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比如通过采取减免农业税、特产税和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同时，要加强对种粮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激发广大种粮农民的爱国热情，多种粮食，多作贡献。二是坚持保护的原则。即多角度、多方面保护粮农的利益、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要坚决贯彻执行《农业法》和《土地法》，从各地的实际出发，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基本农田保护区落实到村组、农户和地块。要通过增加投入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各级政府要依法安排并落实对农业和农村的预算支出，严格执行预算，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要引导信贷资金向农业倾斜，不断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促进农民增收。要通过价格调节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控制农资价格的过多上涨。三是坚持服务的原则。即树立服务意识，搞好综合协调工作。各级政府在引导农业种粮时，必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产、购、销各个环节，搞好种粮农民与不同部门和各种利益、各种关系的协调，切实从信息、提供良种、调控农资价格等各个方面，做好系统的跟踪服务，融洽政府与种粮农民的关系，在粮食生产上达成共识。四是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针对我国粮食供需偏紧的新情况，我们应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来统筹考虑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与措施。一是在切实保护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逐步减轻人口压力。二是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当进口调剂余缺”方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确保国内粮食总量平衡。三是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应急机制，以相对完善的机制来确保粮食市场和价格的基本稳定，确保粮食安全。

2、政府与粮食企业的关系

政府与粮食企业的关系是一种亟需重建的重要关系，直接关系到当前和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的粮食安全。我们要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全新的市场联系和工作关系。政府要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手段，规范和引导各类粮食企业的市场行为，确保粮食流通规范、有序，确保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同时要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既要依法加强对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监管，引导他们合法经营，又要为他们提供服务，维护其正当权益。对国有与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一视同仁，在市场准入、税赋、信用、委托代储等方面一样对待，促进粮食企业的不断发展。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和销售的经营活动中，要认真执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粮食企业最低库存义务和最高库存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确保粮食安全。

3、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政府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反映。要做好当前和今后我国粮食供求平衡工作，政府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粮食供求各要素，切实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保证粮食生产与消费平衡，确保我国市场粮食的供求平衡。实践证明，在我国粮食供给与粮食消费平衡时，我国的粮食市场就稳定，反之，则会出现粮价波动和市场紧张。我国拥有13亿人口，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21％左右，正常年份粮食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5％―20％。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就需要进口50亿公斤，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5％。而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额年均只有2000亿公斤左右，其中稻谷贸易量为350亿公斤。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则粮食供求形势就更加严峻。假如发生局部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粮食封锁，情况就更为复杂。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粮食供给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实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才能确保粮食安全。二是采取多种形式，确保我国粮食市场总供给。粮食的市场供给主要来自生产和储备及进口。当前和今后，我国应采取多种形式，确保粮食的市场总供给。一要增加和稳定粮食生产，确保每年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平衡。二要藏粮于地，处理好用地和养地的关系，保护好土地，运用各种办法提高耕地质量，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三要藏粮于库，国家储备足够应急保障的粮食实物，采取国家储备、地方储备与委托符合条件的粮食经营者储备等办法储备粮食，确保储得够，调得动，用得上。四要藏粮于民，储备必要的粮食实物，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不仅在实物上“藏粮于民”，而且在精神上“藏粮于民”，确保在粮改新形势下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三是加强舆论引导，稳定居民消费心理。一方面，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板报等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粮食政策，使国家关于粮食工作的各项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加强舆论引导，不炒作、不随意粮食消费方面的信息，从正面引导广大消费者正常消费，稳定居民消费心理，防止恐慌和抢购现象的出现，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4、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是我国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组新矛盾。正确处理好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对我国的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应在粮食安全目标有保证的情况下进行，并以粮食总量基本稳定、略有增长为前提。在当前和今后，各级政府在引导农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鼓励农民调整和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到改善品种结构、提高质量上来。组织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着力支持粮食主产区重点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使农民懂得只要精耕细作、增加科技含量、搞好加工转化，种粮同样能致富，逐步实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和产业化。要把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统一起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农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子。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11

暂且不考虑粮食紧平衡是否误判，假定粮食紧平衡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粮食紧平衡。

比较2001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变化，可以看出二者年度波动方向和幅度基本一致。2004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涨幅最大的年份，分别比上年上涨26.2%和26.4%，但是二者也有可能不一致。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4.8%和4.0%。具体到不同品种和不同时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也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果把粮食价格作为衡量粮食供求关系变化的可观察指标，粮食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也基本表明粮食供求关系趋紧。从2001年到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上涨年份达到10个，粮食消费价格上涨年份也是10个，二者累计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23.6%和106.0%。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虽然可能与粮食价格干预政策等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粮食供求关系总体趋紧。

1998年，我国粮食曾达到历史上最高的5.1亿吨水平，当时国内曾出现普遍的卖粮难和粮价低迷，粮食丰年有余十分明显。2012年，我国粮食九年增，总产量达到5.9亿吨，同时进口粮食超过7200万吨，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6亿吨，创历史新高，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明显普遍的过剩。粮食历史上两个最高产量及其所出现的粮食形势变化表明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新的格局已经形成，粮食紧平衡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首先，我国粮食需求将呈现出刚性增长态势。受到人口增长、城镇化及其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粮食用途多元化及其工业用粮增多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需求将长期保持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是人口总量仍然在不断地扩大。2012年，我国人口比上年增长只有5.0%。，但是总人口仍然比上年增加669万人，达到13.5亿人。新增人口需要消费更多的粮食。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镇每年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不但不生产粮食而且要消费粮食。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差异决定了进城居民将消费更多的粮食。

一般说来，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虽然较少，但是消费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则相对较多。畜水产品需要饲料粮来转化。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动物性食物。未来玉米等饲料粮的需求刚性增长是粮食紧平衡的主导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粮食深加工虽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但是工业用粮需求仍然十分强劲。随着粮食用途空间的不断拓展和粮食深加工技术的逐步成熟，未来工业消耗粮食可能仍会增加。

其次，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势不可逆转。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缺的国家，特别是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不匹配，有土地的地方没有淡水，有淡水的地方没有耕地，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生产资源的紧缺。未来经济建设还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粮食主产区北移不断地消耗淡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负荷加重，都会使得粮食增产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再次，我国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状况改变十分困难。我国约有2亿农户，每个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过小而地块过多，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过快，耕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这些因素都始终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粮食形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意味着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将会呈现扩大态势。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刚性增长需要，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口径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7237万吨，占当年新增供给粮食（粮食总产量+谷物进口量+大豆进口量）的10.9%，这表明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

粮食进口规模扩大与粮食安全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地，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否意味着粮食安全水平下降？根据国际上评价国家粮食安全所用的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指标来看，我国粮食进口增加而出现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并不必然表明我国粮食不安全风险上升。

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长，2012年粮食总产量明显地超过5.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国内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多年保持外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农产品口能力显著提高。据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2012年，我国食用农产品进口额（农产品进口总额扣除棉花进口额）约为1005亿美元，与当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的百分比仅为3%，这一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进口能力来看，我国进口食用农产品所使用的外汇仅仅是国家外汇储备中的很小一部分。外汇并不构成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约束因素。单纯地用粮食自给率衡量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是片面的。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粮食消费

需求创造供给。从粮食消费观察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态势，肉禽蛋奶水产品动物性产品等消费越来越多，而直接口粮消费越来越少。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口粮消费量由减少到趋于饱和。

过去的米面等主食人均消费量总体上理应趋于减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约在80公斤水平波动，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则仍在不断减少，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粮食消费量已经下降到约170公斤。

我国人口总量已经进入到低增长阶段，新增人口对于短期内粮食消费影响可以不作为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但是，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明显差异，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每年大约1000万人到2000万人进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食物消费结构势必发生变化，直接口粮消费理应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快速城镇化，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是否意味着粮食市场规模的缩小？

农村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统计，可能存在着多种情况。农民工进入城镇，收入水平可能会高于常住农村。在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直接口粮消费可能会减少，而动物性食物消费会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进入城镇，可能会带来直接口粮的减少和饲料粮的增加，自给性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商品化粮食消费的增加，家庭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在外用餐中粮食消费的增加。除了农民工外，快速城镇化还包括一部分农村居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城镇居民的情形。不管是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还是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粮食消费市场规模总体上理应趋于扩大。

快速城镇化和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消费的影响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流动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长期以来，受到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性差，不同城镇间的流动，特别是农民工回流，都可能对粮食市场产生影响。“十”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农民工市民化。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效，粮食市场规模扩大的稳定性无疑会增强。显然，农民工市民化难度很大，能否取得实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家庭自给性粮食消费量趋于减少而外购粮食消费量趋于增加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做饭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的珍贵，都会带来外购粮食消费的增加。“十”以来，我国加大了针对性强的反腐败的力度，大刹大吃大喝之风，倡导“光盘”风气，餐饮业，特别是中高档餐饮业经营受到明显冲击。这是否意味着粮食消费也将会受到影响？根据一般观察，中高档餐饮业主食消费量可能不多，口粮消费可能受到影响较小。相反，大吃大喝少了，快餐业快速发展的机会可能多了。

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虽然减少，或者趋于饱和，但是外购粮食质量的提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过去，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经历了细粮替代粗粮的阶段。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人们对食物营养结构与健康认识的变化，未来粮食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可能会显现，特别是粗粮消费和简单加工的粮食消费可能反而会出现相对较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粮食支持政策与市场运行

自2004年以来，我国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并逐步建立了粮食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粮食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如何把握粮食补贴政策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粮食补贴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粮食补贴有助于扩大粮食生产，降低粮食成本费用，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收入性补贴有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种应用，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农机具购臵补贴有助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替代劳动力，提高粮食耕种收机械化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粮食补贴有助于粮食增产，增加粮食市场供给，平抑粮食市场价格。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与粮食补贴政策不无关系。至于粮食市场价格仍然不断上涨，则可能与影响粮食市场价格的因素更多等有关。

另一方面，粮食补贴可能会促进土地成本的上升，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粮食规模化经营的推行，耕地有偿流转的情形越来越多。根据笔者对全国粮食主产区6省份的调查，粮食种植户很少将耕地流转出去，而转入的耕地占种植面积的20%。有些地方按照承包地面积计发粮食补贴，由耕地承包者实际获得粮食补贴，这可能对流转耕地租金的影响是中性的。有些地方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计发粮食补贴，并由实际种粮者获得补贴，这势必会带来流转耕地面积租金的上升。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调整粮食补贴政策，重点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为了流转到更多的耕地，也出现了耕地租金不断上升的情形。我国已经明确还将继续增加粮食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组织倾斜，据此不难判断未来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还将不断上升，这可能会推高粮食市场不断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的上升。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实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经验表明，托市收购政策对缓和粮食市场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04年以来，与蔬菜、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波动相比，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明显较小，这与粮食托市收购不无关系。但是，粮食托市收购未必就一定带来小麦和稻米价格与最低收购价同幅度上涨，玉米等价格与临时收储价格同幅度上涨，但是往往会带来同方向变化。

粮食托市收购，迟早会带来粮食收购价格与消费价格同方向的变化。2012年夏粮小麦托市收购政策未启动前，小麦收购价格持续低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持续下跌态势；后来随着小麦托市收购政策的启动，小麦收购价格总体上出现了上涨。到2012年末和2013年初，部分地区小麦加工企业还出现了小麦收购困难的局面。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运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粮食收购市场受到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粮食消费市场是否受到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在实际中了解到，一些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经常遭遇“稻强米弱”的困境，粮食收购价格高，而粮食加工品销售和价格经常不够理想，出现粮食加工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问题。对此出现了各种解释，有的认为是粮食加工产能过剩，有的认为是粮食进口冲击，也有的认为是大型粮食企业扩张挤占市场，也有认为是国际粮商和大规模粮食企业操纵价格，甚至有人指责国内大型粮食企业，特别是粮食外资企业抢购粮源和操纵价格。各种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托市收购政策带来粮食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更加复杂。

从本质上说，粮食消费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粮食消费市场竞争激烈有目共睹。粮食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源总体充足，粮食收购价格上涨态势不可逆转。国家为了控制物价总水平，往往还会倾向于增加粮食进口稳定粮食消费市场。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极有可能与粮食收购价格运行态势并不一致。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虽然未必带来粮食消费市场一致性的变化，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我国粮食进口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托市收购价格对国际粮价是否产生影响，也是把握粮食市场需要考虑的。多年来，一般都认为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会传导到国内，对国内粮食消费市场带来影响。实际上，随着我国粮食消费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及其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对国际粮食市场运行也会产生影响。

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带来国际粮价的上涨，国际国内粮食价差缩小，那么这可能会挤压粮食进口企业利润空间，减少粮食消费者福利，但是这对国内粮食市场的扭曲效应可能相对较小，对国内粮食加工企业的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小。国际国内粮食价差较小，国内粮食进口动力也可能会不足。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对国际粮价没有明显影响，考虑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劣势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进口增加的压力和走私的出现，国内粮食消费价格受进口的冲击可能比较大。

至于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是否对国际粮价产生影响，这可能与国际粮食市场结构及其粮价形成机制等有关。如果国际粮食市场结构高度集中，粮食国际贸易和定价话语权由少数企业掌控，我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粮食国际贸易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粮食市场完善与企业兼并重组

随着我国粮食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结构正在不断改变，集中化趋势不断显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粮食生产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受此影响，粮食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粮食消费市场也呈现出集中化趋势。

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和加工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粮食收购市场交易关系稳定性仍然较差。我国粮食加工企业总体上仍然众多，粮食消费市场结构高度分散。根据《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2011-2020）》资料，“十一五”期间，我国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数量仍然增长了70%，2010年达到1.83万家，其中民营粮食加工企业数量最多，市场份额最大。

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上涨的情况下，不同企业都可能会到市场上抢购粮食；而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下跌的情况下，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往往会持观望态度，导致粮食收购市场交易清淡，农民售粮困难。尽管国家托市收购政策和储备吞吐调控粮食市场，但是受到现有粮食微观经营主体预期及其恶性竞争影响，特定时期和局部粮食市场运行也经常遭遇困难。创新粮食微观组织，仍然需要促进我国粮食市场完善。

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是粮食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才能够与种粮农户和合作社等主体形成紧密的交易关系，发挥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功能，创新粮食生产经营体系，构建利益分享和风险共管的动力机制，突破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合同销售的困境，形成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多赢格局，保障粮食稳定供给与粮食质量安全。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也会为国家有效调控粮食市场取得实效创造有利的条件。

尽管我国粮食市场规模仍然存在着扩大的潜力，但是部分粮食品种消费已经趋向饱和。总体上说，我国主食市场也越来越趋于饱和。对于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面对逐渐趋于饱和的粮食市场，如何开拓粮食销售市场？关键要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避免单纯地市场价格竞争，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增强企业实力，通过广告等实施品牌推广；增加销售网点，开拓网上交易等新型流通渠道等。

对于一个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通过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潜在的优势和利益。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价格形成中发挥影响力，改变相互压价或者只能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地掌控粮源，巩固扩大市场销售渠道，提高流通效率。

特别地，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还有助于改变与粮食零售流通企业不利的地位。随着我国人口向城镇集中，以及零售流通企业连锁经营发展相对较快，超市往往在特定区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粮食及其制品等农产品进入超市收取过高的不合理进场费。在货款结算上不及时支付也经常发生。零售流通企业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并往往长期占用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的货款，根本原因是粮食加工企业规模过小且十分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不具备谈判能力。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12

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恶化的地步，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价位。几乎所有粮食进口国同时陷入恐慌，粮食危机开始全球化(成万牍，2008)，并愈演愈烈。

一、世界粮食危机的严重性

据世界银行统计，国际小麦和大米价格2007年增长超过一倍。以大米价格为例，亚洲大米价格2008年以来几乎涨了两倍，过去2个月中，国际大米价格更是猛涨了75％。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而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与去年同期相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价格涨幅超过140％，稻米价格涨幅超过80％。粮食价格暴涨，导致世界粮食储备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7天，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粮食危机阴影笼罩全球。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主管官员表示，由于全球食品价格急升，“米荒”正在危及全球粮食供应，目前，有多达40个国家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在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因粮价上涨而引起的突发事件。暴涨的粮价在多个国家引发抗议和骚乱，甚至在香港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出现了抢购大米的风潮。世界银行警告，全球超过一亿人口面临因粮价剧增而陷入赤贫的威胁。为保障本国市场，阿根廷、乌克兰、印度等国政府先后推出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近日举行的博鳌论坛上，粮价上涨亦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国内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正在升温。

二、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分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2006年全球粮食产量为20.129亿吨，2007年估计为21.085亿吨，增幅为4.7％；2007年，被直接用作人类食物的粮食仅占当年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不到(10.1亿吨)。近年全球粮食产量一直温和增长，并未出现严重的歉收。产量的增长抵不过需求的增加，最终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08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将降至4.05亿吨，为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前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是偶发性、货币性、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的影响，是气候变暖、生物能源发展、石油价格狂涨、生产成本上升、占用耕地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以往的生产周期性波动不同，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一)偶发性因素――直接导火索

1、灾害性天气。最近五年，全球气候恶劣，澳洲连续干旱与美国的高温造成很多主要粮食产区减产，持续恶劣的气候也酿成了欧洲小麦主产区灾难性的损失。由于全球环境持续恶化，部分主要粮食产区遭受几十年上百年一遇的灾害。

2、生物能源。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贸易促进中心，2008)。由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近年来突飞猛进，许多国家将粮食产品用于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有预计显示，今年美国用于乙醇提炼所需的粮食将达1.14亿吨，占美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8％。巴西作为玉米生产大国，把35％的玉米用来提炼乙醇。2007年，全球用于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的供需平衡关系。

(二)周期性因素――火上浇油

1、自然气候。国际小麦研究会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气温一旦超过粮食生长的适宜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则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10％。去年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美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历史最高温，今年欧洲的温度也在急剧上升，这种高温的杀伤力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困难。

2、经济周期。从2003年起世界进入新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开始了加速发展。粮食生产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共同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因而粮食生产成本也大幅提高。以化肥为例，近5年来，国际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两倍，粮食种植过程中需要化肥和农业机械，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3、政府行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有的国家降低出口退税或加征出口关税，有的国家削减出口量，有的国家提高出口粮食价格，有的国家直接停止粮食出口，这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迅速下降，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也是粮食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高额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冲击，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三)货币性因素――推波助澜

1、投机性资本进入。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使得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投机性资本转向商品期货市场，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波动，抬高了粮价。

2、美元持续贬值。相对于欧元、英镑等其他主要货币，美元处于持续贬值中，即使其他因素不变，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考虑美元有效汇率变动，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粮食标价上涨中大约有两成是美元汇率变化结果。

(四)结构性因素――深层次原因

1、土地。土壤的生产力下降、耕地面积减少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一方面土地被不断腐蚀、土地沙漠化，导致耕地不能耕种。据统计，全球有20％的耕地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正在盐碱化，土壤的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因大规模建设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粮食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产量也呈不断下降趋势。

2、粮食需求总量增加。印度、印尼是亚洲以米为主食的人口增长大国，其他国家如越南、泰国、伊朗等人口也在迅速增长，从绝对数来看虽然世界粮食产量在递增，但粮食递增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对粮食的需求量必将因此急剧增长。今后，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争夺战，将成为粮食供不应求的结构性原因。

3、粮食需求结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有4亿人成为中产阶层并因此正在改善其饮食习惯。这类人对肉、奶、蛋需求比例的上升，大幅提升了粮食的需求，因畜牧业要产1斤肉需消耗4-7斤粮食。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在吃肉和奶制品，于是越来越多的粮食都用来饲养牲畜，从而也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

从发展趋势看，此轮粮价危机与以往的实质区别是结构性的，所以目前的粮价上涨趋势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扭转，粮食供求关系紧张并非短期趋势。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粮食供不应求的趋势将日益严峻。

三、粮食危机背后的利益之争

此轮国际粮价上涨，发展中国家习惯于把危机归咎于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应对粮食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能源危机造成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美国等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欧盟拿植物油生产生物柴油，却吝惜援助弱国粮食；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了大量补贴，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冲击了进口国农产品市场等等。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才是粮食需求强劲的根本原因。人口的增加自然在大范围内对地球资源形成压力，土地、水、石油以及食物等资源都十分紧缺。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粮食需求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肉蛋奶鱼等动物蛋白食品消费量迅速增长，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有效控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在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降低生物燃料发展对粮食的消耗，增加对弱国粮食援助。同时，各国应加强在粮食生产和贸易政策上的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四、中国能独善其身吗

在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中，中国没有成为世界粮荒和粮价上涨的促进者，而是起到了相当的稳定作用。但中国粮食价格近年来也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25.5％，其中小麦上涨8.7％，稻谷上涨3.5％，玉米上涨8.9％，豆类上涨36.5％。

(一)世界粮食危机将会推动国内粮价上涨。但影响有限

我国加入WTO后，粮食市场逐渐对外开放，世界粮食价格波动会传递到我国市场。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和508亿斤，三年累计净进口1450亿斤。我国粮食呈现净进口格局，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走势则基本与国际市场一致。因此，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将通过贸易渠道拉升国内粮食价格，进而推动整体物价水平走高(刘冰等，2007)。

但是，世界粮食危机对国内粮价影响有限，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我国粮食净进口量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量比重不高，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其二，2007年我国取得了历史上第4位的粮食大丰收，粮食自给率是95％，现阶段并不存在粮食短缺现象；其三，中国的粮食储备占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超过了35％，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17％-18％的粮食安全线，中国现在拥有1.5-2亿吨的储备粮，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二)中国粮食价格上涨的国内因素

中国粮食市场虽受世界市场影响，但造成中国粮价上涨的成因，却与世界市场不完全相同。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因素：一是粮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原油价格的上涨推高了与农业相关的化肥、农药、塑料等上游产品的价格，种粮成本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迅速；二是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正在减少。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农村青壮“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到城镇就业；三是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有限；四是国内部分粮食品种购销环节出现失衡。

(三)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将带动物价上涨，应警惕引发通货膨胀。首先，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将带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目前在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食品所占权重为33％左右，食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价格总水平有重要影响。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0％(2008年2月，CPI同比增长8.7％，3月份同比上涨8.3％，略有小幅回落)，这说明价格总水平仍处于高位，物价整体上涨的压力并未减轻。此外，粮食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相关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继而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例如生产资料价格最近几个月内有所上涨，今年前三个月环比都超过20％；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环比也超过20％。其次，粮食价格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负担。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虽逐渐降低，但目前仍分别达到37.7％和46.2％。因此，今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比较大，当前宏观政策上不能有丝毫放松，应警惕由粮食价格上涨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2、对工业而言，粮价上涨会提升劳动力成本，从而对劳动密集企业影响较大；但对非劳动密集企业影响不太明显。因此，工业的综合影响不是很大，政府可采取对劳动密集企业减税等补偿措施。而中国可以借机改善工业结构，加大工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投入力度，使企业向技术型、资本型转变。

(四)中国粮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目前粮食不是绝对不够用，而是相对不够用。统计数据表明，最近几年中国粮食生产接连取得增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就不存在粮食短缺(崔荣会，2004)。目前农业生产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解决，中国粮食生产由相对不足转化为绝对不足并非不可能。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目前还在增长，人均粮食供应量并没有提高，实际上比1998年人均411公斤的水平仍有不少下降；二是中国人的饮食消费结构正在改变，高蛋白质食品消耗增多，这提高了粮食需求；第三，中国粮食作物转化为酒精和乙醇的数量在增加；第四，近年来，中国耕地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农业用地已经锐减了600多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第五，今年雪灾造成粮食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大雪已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78亿亩，其中成灾8000多万亩，绝收2000多万亩。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粮食产需自给率大体在95％左右，但从长远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产量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很大。而随着人口增长，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五、如何应对粮食危机

全球性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国，一旦中国粮食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庞大的需求将把国际粮价推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由于国际和国内粮食供给的减少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需要长期的综合性国内粮食政策确保粮食供应。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全面预防、多管齐下应对粮食危机。

(一)土地层面　耕地面积不能减少，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搞经济开发区，造成了大量的农业用地损失，应该尽快恢复农业用地。

(二)人力资源层面　增加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万磊，2008)。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只得到27元补贴。除了加大直接补贴，我国还应加大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比如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减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并低价向农民提供良种等。

(三)技术层面　加大生产技术的引进，提高生产效率，以便在同样的耕地资源下有更高的产量(万磊，2008)。科技投入是中长期解决之道，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可以迅速增加农业产量。目前中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不到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5％以上。因此，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四)金融层面　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同时介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确保国际市场一定数量的粮食供应(万磊，2008)。

(五)粮食生产与经营层面　进一步完善商品粮生产和经营制度。要保证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行的。应该彻查粮食储备情况，对于虚报粮食储备量或擅自抛售储备粮的行为应严厉处罚，以防止部分粮库空虚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粮价的剧烈波动。

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篇13

近年来，人口数量结构显著变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粮食加工转化能力大幅提高，资源环境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不断加剧，粮食供需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把重点放在产中进行调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基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粮食生产始终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粮食生产的稳定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结构调整用地密不可分。因此，无论从关注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从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粮食生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稳定粮食生产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粮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具有基础支撑作用的产品，粮食生产是利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的重点，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也主要在粮食生产上才能充分实现。因此，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必须紧紧抓住稳定粮食生产这个重点、难点和关键领域。

当前，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并不稳固。异常气候引发的灾害性影响加剧，耕地、劳动力和水资源的制约增强，以及人均耕地少、种植规模小、生产条件差、生态条件和耕作制度复杂等，粮食生产的基础仍较薄弱，种粮成本持续增加，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各街镇乡和县级有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粮食生产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任何时候对粮食生产都不能掉以轻心，任何地方对粮食发展都不能麻痹懈怠，必须进一步提高对稳定粮食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发展粮食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粮食。

二、**年稳定粮食生产的目标和工作重点

我县稳定粮食生产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314”总体部署，围绕统筹城乡和建设现代农业，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线，以主攻单产、稳定总产、增加效益、拓展农业功能为目标，以建设重点基地、主抓重点作物、突出重要季节为抓手，以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种粮大户和专业代耕户、实行规模经营为着力点；以整合资源、增加投入为保障，稳定完善粮食扶持政策，努力推进粮食规模化、优质化、标准化生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总产稳定，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

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提高粮食单产、稳定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确保口粮安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主题，**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43万吨左右。为此，我们要理清思路，找准稳定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

（一）重点抓好水稻，大力发展玉米，兼顾马铃薯、红苕和杂粮。水稻是城乡居民的主要口粮，稻田既具生产功能，又具生态功能。水稻不仅增产潜力大，而且相对容易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稻谷也是粮食中最耐贮藏的。因此，应坚持粮食生产以大春为主、大春以水稻为主的方针，把水稻作为粮食生产安全的重点来抓，根据市场需求和粮食生产的效益兼顾饲用粮、加工用粮和菜用粮食的发展。

（二）以粮食主产乡镇为重点。中央和市里制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将继续向粮食生产的重点区域倾斜，以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努力改善主产区域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加快优质粮油基地建设步伐，确保城镇居民的口粮供给和调控粮源。加快粮食低产区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继续保持粮食产需基本平衡的格局。

（三）突出抓好大春粮食，兼顾小春和晚秋生产。一年之季在于春，春耕备耕是一年中的重要农时，全年粮食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抓好春耕，实现满栽满种，粮食增产才有基础；只有适时抢早培育壮苗、适时早栽早插，才能趋利避害夺取丰收。小春是一年粮食生产的开端和基础，晚秋是保障全年粮食生产的最后一道关口，虽然占全年粮食总产的比重不太大，但对确保全年粮食稳产丰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水资源的时段优势，扬长避短，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三、全面落实稳定粮食生产发展的各项措施

（一）落实扶持粮食生产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基层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为支持粮食生产发展，国家和市将继续巩固、完善和强化各项扶持粮食生产的措施。各地要认真落实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土地出让金用于基本农田建设、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种粮大户、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等扶持政策。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保证粮食补贴资金专项用于粮食生产；坚持补贴资金向种粮大户倾斜政策；建立产粮奖励资金、防止耕地撂荒和强化重大病虫害防治挂钩机制，强化各级政府和农业服务机构的责任；积极探索农业建设项目投入、基本农田数量与稳定粮食生产的评估机制，把国家稳定和扶持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开展粮食生产政策性保险试点，化解农民种粮风险。

（二）切实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也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可靠的生活保障。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最根本的措施就是严格保护耕地，守住基本农田。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当前农民呼声最高、要求最迫切、影响粮食稳定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就是农田基础建设滞后，没有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基本粮田，很难实现机械化和适度规模经营。高产稳产基本农田作为国土整治中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是事关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利在千秋。各地应抓住国家和政府大力支持土地整治、目前农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有利时机，整合土地整治、农业开发、农田水利和农业发展等财政重大专项支持，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科学规划基本农田布局、统一集中整治的原则，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持续推进商品粮食基地建设。建立一批主要生产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超过70%以上的高产稳产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各地在基本农田保护中要突出稻田这个重点，加强冬囤水工程建设，强化冬春稻田蓄水，恢复去年因旱改种面积，把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43万亩以上，努力提高水稻单产，确保口粮食安全。继续实施中低产田改造、沃土工程、移土培肥和退耕还林地区基本口粮田建设等重点项目，通过工程措施与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节水栽培等农艺措施相结合，增补土壤有机质，培肥地力，改变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加强耕地质量监测，防治农田污染、防止水土退化，建立和完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努力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保障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对耕地的基本需求。

（三）着力培植粮食种植大户，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种粮效益。无论是从解决技术推广入户到田和提高农民的素质，还是解决种粮比较效益低、增加农民收入、防止耕地撂荒、发展农业机械化等，突破口都在扩大种植规模。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务必要把培植规模种植大户列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充分利用种粮直补中的大户倾斜政策、种粮大户农机奖励补助政策、农业部门的新型农民培训和科技扶持等措施，制定既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又能体现公平公正、有利于操作考核的实施办法。通过政策驱动、科技促动、产业化拉动，促进土地通过委托代耕、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向种植能手集中。建立促进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与提高科技推广紧密结合的新型农技推广机制，探索农机专业化服务的新路子，培植农机专业户，组建农机专业服务队，积极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减轻种粮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四）大力加强科技支撑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稳定发展粮食生产，面积是基础，单产是关键。单产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科技应用水平。强化农业科技支撑，要突出抓好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抓好技术集成创新。各地要因地制宜围绕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耕作制度、主导品种和主体技术的完善，强化区域性技术开发，整合良种展示、免少耕栽培、测土配方施肥及区域测报站等任务，结合粮食基地建设等项目，建立相对集中和稳定的综合试验示范基地，集成创新具有区域特色、适应现有生产力和水平的简单化、标准化的技术规程，特别是要加强应对异常气候影响和有害生物防治的关键技术集成推广，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增六改”综合技术的推广，即增加用种量，提高栽植密度；改单季种植粮食为粮经饲结合，推广稻田耕作制度改革，开发秋冬季资源；改单纯选择大穗型高产品种为当地针对性、适应性强的高产优质抗病耐密品种，一乡确定1—2个主导品种；改人工翻耕为机耕或免少耕；改分户育秧育苗为集中育秧育苗；改分散施肥为测土配方施肥；改病虫害分散防治为统防统治。二是大力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农业部门要建立不同模式的示范田和示范片，通过明确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使优惠政策与优势作物相结合、与实用技术相配套，鼓励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到田间和农户去，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通过示范推广，宣传高产典型，以点带面，引导农民学科技、用科技，掀起争高产、创高产、促高产的良好局面。三是强化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是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和抓手之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和服务的功能，充分利用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各行业、各部门的现有资源，形成培养新型农民的合力；要把培训内容农民是否需要、培训方式农民是否接受、培训结果农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培训效果的标准，大力开展种粮大户知识培训，提高种粮农民的综合素质。四是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机制。要关心爱护基层农技人员，抓住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机遇，完善各级各类推广单位和人员的岗位责任，着力解决农技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人才分布不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推广的良种和技术不适应现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农技人员的实际问题，稳定一支精干高效、懂业务、善推广的农技推广队伍。各级农业技术部门要以提高粮食单产、增加农民收入、保障主要农产品供应为己任，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托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办样板、作示范、搞指导，努力提高技术普及率和到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