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调研篇1
一、**县粮食生产现状
（一）粮食生产现状：全县土地总面积1581万亩，其中耕地面积35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2％。建国以来，**县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194万公斤增加到二oo八年的3086.75万公斤。随着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粮食作物内部结构由过去单一种植小麦逐步调整为以大豆为主、玉米和小麦为副的种植结构。大豆种植优势明显，产量高、品质优、效益好，是**县的一项优势产业，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则相应减少。20xx年，全县小麦、玉米和豆类种植面积分别为3.28万亩、1.48万亩和7.89万亩，总产量分别达到524.8万公斤、888万公斤和1617.45万公斤。
（二）粮食收购现状。1998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我县始终贯彻落实“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98年收购小麦5721吨，收购玉米3329吨。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政策的变化，小麦和玉米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粮食收购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xx年小麦收购量下降为327吨。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20xx年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粮食优惠政策，即：在落实国家每公斤价外直补0.2元，每亩地农资综合补贴94元等政策的基础上，县财政给予小麦每公斤0.2元补贴，对小麦种植户给予每亩10元补贴，对连片种植50亩以上的小麦种植户给予每亩50元补贴，水费实行先征后返。以上措施的出台，使20xx年收购小麦收购量上升为1800吨。
二、**县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小麦价格增长缓慢，农资价格又在逐年上涨，虽然近年国家实施了取消农业税、下发粮食直补等优惠扶持政策，但小麦的收益远低于油葵、打瓜、油葵、蔬菜等农作物的收益，影响了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有相当一部分农户选择放弃粮食种植。加上小麦生产规模小，商品率低，农民种植小麦收入少，其规模效应已成为长期制约我县粮食生产的瓶颈，使我县粮食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弱。
（二）产业化发展滞后，粮食经营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经济效益差、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做大做强。**县粮食流通企业目前仅有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粮食取消定购任务后，粮食部门过去依赖政策支持的购销企业，失去了坚强的后盾，粮食购销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已经难以担负起市场调节的重任；粮食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原有粮食局下属一家面粉加工企业现已改制转产，现有的粮食加工业仅仅是一些小作坊。由于加工业发展缓慢，企业竞争力不强，影响了粮食规模的扩大。
（三）粮食系统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取消了定购任务后，政府要充分掌握粮源发生了困难，粮食部门要掌握粮源，参与市场也缺少资金支持；粮食购销市场放开后，粮食购销个体经营迅猛发展，一方面，这种发展促进了粮食市场发育；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有失规范，个体经营户究竟购入当地农民多少粮食，购进外地多少原粮和成品粮，他们销售情况如何，都比较难以掌握和控制，这就给政府决策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提前预料，制定相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由于人员编制不足、机构不健全、行政事业经费紧缺、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原因，粮食执法监督检查和市场管理未能有效开展，满足不了社会粮食流通的需要，影响粮食市场供需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督检查、粮食安全管理、粮食市场信息等正常工作的开展，对确保粮食安全工作带来诸多的困难。
（四）金融信贷在支持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粮食产业投入机制仍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存在着粮食企业投入渠道狭窄、缺乏粮食产业投入补偿机制等弊端。二是贷款担保落实难。三是农村保险机制、担保机制不健全，制约资金投向粮食产业。
三、对我县粮食生产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要加大组织领导。“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无粮则乱”，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关系到社会安定、 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稳定粮食生产。20xx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调动了广大粮农的积极性。针对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扶持粮油生产的力度，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扶持，以完善对农民的收益补贴政策。落实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完善配套的扶持政策，对种粮农民以不同方式进行补贴，稳定粮食以及油料作物的生产。要综合考虑、统筹协调、科学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到改善粮食品种结构、提高质量上来，不能单纯在面积上做文章，更不能简单化为削减粮食面积。在农业结构调整时，粮食生产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只能发展，不能萎缩。要正确引导、加强宣传，使农民懂得只要增加科技含量、搞好加工转化，种粮同样能致富。
（二）坚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区域布局，确保粮食安全。 要与产粮区建立牢固的产销关系，保证充足粮源。从目前情况看，我县的粮食生产不能达到自给自足，在供需上存在较大的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缺粮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大，为满足我县粮食供应，与产粮区建立起牢固的产销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就可以避免灾年粮食紧缺时，东奔西跑，盲目乱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选择光热、水资源，土壤类型等资源条件较好相对比较适宜种植小麦的乡村，粮食产业项目和有关扶持资金必须向其倾斜，鼓励发展小麦生产，在这些乡村加大粮食种植任务，确保我县粮食稳定生产，稳定粮食生产全局，实现产销平衡、满足自给。
（三）增加资金投入。财政要尽可能地向农业专项倾斜投入，加快粮食产业开发速度，保护粮食安全。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调动农民发展商品农业的积极性。要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控制、检查和清理工作；要鼓励土地合理流转，培育重专大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金融部门要按照商业信贷原则，采取小额信贷等方式，加大扶持种植大户和产业化企业的贷款力度，重点支持扩大生产规模，解决粮食产品经销、加工、收购中的所需资金贷款。
粮食生产调研篇2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一是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部“十五”计划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到20*年耕地面积不低于1．28亿公顷(19．2亿亩)。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考虑，“十五”期间，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7亿公顷(16亿亩)左右。二是粮食单产。可综合反映粮食的产：出水平。*年我国粮食单产为4261公斤／公顷(568斤／亩)，“十五”时期的亩均单产应高于这个水平。三是抗灾水平。可反映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状况和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可用受灾面积‘孙览灾而积之差占受灾面积的比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抗灾率一直在50％左右。
二、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农户对粮食生产的物质要素投人不断增加。化肥施用总量(按有效成分100％计算)由1*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年的4146万1吨，有效灌溉面积由1*8年的6．74亿亩增加到*年的8．08亿亩。主要粮食品种良种种植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60—70％。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由1*8年51亿元增加到*年357亿元(同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6％下降为2．67％)。由于投入增加，生产条件改善，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虽然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总产量由1*8年的6000亿斤增长到1996年的10000亿斤。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为稳定粮食生产，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年以来，粮食产量和面积出现连续下降。*—2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减少770．7万公顷(11561万亩)，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62．6万公顷(939万亩)、469．8万公顷(7047万亩)和238．3万公顷(3575万亩)。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1193．2亿斤，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78．2亿斤、924．2亿斤和1*．8亿斤。
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
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农民自主调减粮食面积。1996年以来，受粮价持续下跌和农资、机械和劳动力等粮食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实际出售粮食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种粮效益明显下降。据湖北省农业部门测算，*年粮食作物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1％，亩均税后收益为3．26元(其中水稻为0．09元)，不足柑桔(712元)、绿茶(436元)的1％。湖北省京山县有关部门测算，20*年度种植水稻亩纯收入约200元，较1996年下降150元左右，比种植沙梨、蔬菜等经济作物少300元左右。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区及60％左右的纯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二是政策引导结构调整，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据统计，*年全国因结构调整主动调减粮食面积333万公顷(4995万亩)，占粮食播面减少总数的70％。近两年粮食主销区省份大幅度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主产省份也调减了粮食面积。浙江省德清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年的553，5万亩，调减到20*年的175．5万亩，减幅为68．4％，其中，20*年调整农田发展多种经营面积184．5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59．2％。浙江全省20*年粮食播种面积2812．5万亩，比19*年减少1396．5万亩，减少幅度为33％。今年一些省区开始取消或部分取消保护价，通过粮食购销公司补贴收购部分粮食，但补贴面小。如湖北省今年给17个粮食主产县按每公斤补贴6分钱汀购3()亿斤优质粮，对其他县区不下达订购补贴任务，这些地区就相应地自主调减丁粮食种植。
三是实施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减少了耕地和粮食播种。近两年全国因生态建设退耕，调减部分粮食种植面积。湖北省粮食种植面积由80年代的7699，5万亩，减少刊现在的6000万亩，其中退耕399万亩(退耕还林还草319．5万亩，退耕还湖约79．5万亩)。据估计，全国因退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约100万公顷(1500万亩)。这项计划的实施，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的。四是农田基础设施老化，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低，因灾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年代以来，国家预算内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投资比重没有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重点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明显偏少，农业基础设施滞后，田间排灌设施陈旧老化，农业抗灾能力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19*—*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灾面积8。1亿亩，成灾面积3．9亿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48％，抗灾率仅为52％，与80年代水平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如1*8年的水平(57％)。*年因灾损失粮食1300亿斤，比上年增加600亿斤。近几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水平趋于下降。全国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由多年稳定在1．10—1．13亿公顷(16．5—17亿亩)，减少到警戒线1．07亿公顷(16亿亩)以下。20*年为1．06亿公顷(15．9亿亩)，2002年预计为1．*亿公顷(15．7亿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有些因素是不可逆的，要恢复起来代价很大。例如耕地的减少，*年耕地占用2349万亩(其中建设占用244．5万亩，生态退耕1144．5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867万亩，灾毁耕地93万亩)，耕地补充436．5万亩(其中未利用土地开发276万亩，废弃地复垦99万亩，土地整理增加耕地63万亩)，占补相抵，*年耕地实际减少1912．5万亩。从*年以来的情况看，在粮食生产和流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利润，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得到保护，投入粮食生产的各种要素会减少，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三、粮食供求趋势预测
(一)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
由于我国人口继续增加和粮食转化与深加工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将早刚性增长。近年来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很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1、20*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1062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985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69斤；饲料粮需求量4108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38．7％；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需求量为786斤。
2、2*5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167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503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12斤；饲料粮需求量5545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47．5％；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04斤。
3、2030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3195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160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260斤；饲料粮需求量7244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54．9％；加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24斤。分品种来看，今后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自饲料粮增长。据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稻谷需求略有上升，小麦需求持续上升，玉米需求大幅增长。玉米20*年需求量占粮食总量的比重为28．4％；2*5年需求快速上升至31．9％；2030年需求量进一步上升至35．2％。
(二)未来粮食产需缺口较大
从上述需求和目前10000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看，20*年、2*5年、203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分别为620亿斤、1671亿斤和3195亿斤。按照粮食最低自给率95％计算(粮食净进口控制在总产量的5％以内)，为实现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能力需要比目前分别提高约100亿斤、1100亿斤和2540亿斤，提高幅度分别为1％、11％和25％。这在目前的投入和科技水平下，困难和压力很大。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不大。19*—1994年5年粮食单产在533斤／亩左右，1995—20*年7年粮食单产在573斤／亩左右，19*—20*年12年单产提高幅度仅7．5％，年递增0．6％。在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粮食产需平衡，粮食单产必须有相应的提高。
(三)影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
一是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目前国家资源未能有效的补贴到农民，在粮食流通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无有力的保护措施，不解决粮食的比较效益问题，农民种粮积极性将进一步下降。
二是耕地和水等资源紧张。我国耕地数量和水资源不足而且不断缩减，是阻碍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1．59亩，为世界人均数3．75亩的42％。即使现有耕地总是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到2*0年和2030年，人均耕地也将降至1．43亩和1．34亩。农业用水也严重紧缺。现阶段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的25%。预计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时，在降水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不强。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小，干旱半干旱面积比重大。全国耕地中有灌溉设施水田和水浇地为7．91亿亩，仅占总耕地的39％。全国40％的耕地退化，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水土流失危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洪涝、低温冷害、台风、早霜、冻害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给粮食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
四是科技储备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由于体制不顺、科技与生产、科研与推广脱节、经费不足、机构重叠、力量分散、人才流失等问题仍很突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各类试验、示范等科研推广工作难以很好地开展，粮食生产领域科技储备不足，技术推广队伍不稳，粮食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更新推广速度较慢，直接制约着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
五是基本农田环境污染状况加剧，耕地的持续生产能力下降。由于工业和城市“三废”对基本农田的污染，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全国已有1000万公顷(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灌溉总面积的7．3％，’且呈上升趋势。每年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数千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由于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难以估计。
四、建议立足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要从长远战略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藏粮于库与藏粮于地有机结合，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一)依法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确保粮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部门分割，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相互脱节，造成破坏粮田、滥占耕地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耕地和水足粮食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要树立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就是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观念，建立健全耕地等农业资源保护法制体系，依照《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水资源，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水资源利用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减少国家对耕地的低价征用和高价出让，避免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二)实施农业补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粮食产品成本高、品质较差，国际竞争力不强，逐步增加的粮食进口势必会冲击国内粮食市场，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因此，我们应在WTO规则框架内，利用政府补贴弥补完全市场调节的缺陷，调节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向，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加大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力度
近些年来，粮食作物科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科技储备严重不足。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选育相对滞后，优质品种不多，专用品种不全。农民迫切需要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仍比较缺乏。要树立储备科技就是储备生产能力的思想，加大粮食作物科技投资力度，集中资金，集中人才，大力开展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的研究，力争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建立对良种和适用新技术推广的补贴制度，加强技术推广力度，确保粮食单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市场竞争力。
(四)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要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特别是国内支持保护的“绿箱”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资力度，加强基本农田没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和土地生产力，直接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粮食主产区选建500个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加强农田灌排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农机服务体系和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在这些基地县，形成年产粮食5000—6000亿斤的生产能力，保证每年提供*—2800亿斤商品粮。
(五)建立国家粮食预警体系，及时调控粮食市场
粮食生产调研篇3
____(简称__)位于__自治区东北部，__南麓，旗政府于20__年迁入__镇。全旗土地总面积21152.4平方公里，计划内耕地面积303万亩，待开发整理耕地30万亩。辖22个苏木乡镇办事处，232个村嘎查，5个国营农牧场。全旗总人口 40万，农业人口达32万，农业劳动力14.8万。
__属亚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温度在4.2℃；≧lo℃有效积温2100—2900℃，无霜期95一14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900小时，年降水350—400mm，多集中在7—8月份，年蒸发量1600mm，干燥度2.30，属典型的半干旱农业区。土壤有黑钙土、暗棕壤、草甸土、栗钙土，大部分耕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盛产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高梁、荞麦、芸杂豆、甜菜、马铃薯、葵花等作物，20__年粮食总产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实现12.5亿斤。
二、粮食生产现状
__是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旗县。按照《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规划》的总体思路和布局要求，前旗被列为484个区(场)统筹规划项目布局中，是__自治区商品粮基地旗之一，是国家重点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基地之一。近年来，始终坚持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加大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粮食生产。
（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呈递升趋势，由1947年的135万亩的最低限增加到20__年的260万亩，增加125万亩。
（二）粮食产量上涨幅度大。粮食产量由1948年的1.16亿斤增加到20__年的12.5亿斤，增加了11.34亿斤，粮食增产潜力较大。
（三）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促进粮食单产明显增长。__粮食作物主要以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为主。水稻由50年代的国光品种种植、水淹麦主推技术的应用，亩产200公斤，发展到现在的莎莎泥等优质米品种种植、旱育稀植栽培技术应用，亩产400公斤，亩增产幅度达200公斤，实现亩产翻一番；玉米由50年代的黄金顶子、白马牙子品种种植、一埯双株主推技术的应用，亩产60公斤，发展到现在的哲单39、吉单27、兴垦3粮饲兼用品种种植、配方肥主推技术的应用，亩产达370公斤，亩增产辐度达310公斤，增产517％；大豆由50年代的满仓金品种种植、大垄扣主推技术的应用，亩产50公斤发展到现在的合丰50、绶农14品种种植、配方肥及垄三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亩产达150公斤，亩增产辐度达100公斤，增产200％；小麦由50年代甘肃96品种种植、良种推广及大垄技术应用，亩产40公斤，发展到现在的克丰13品种种植、配方肥技术应用，亩产达150公斤，亩增产辐度达110公斤，增产275％。随着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__先后引进、推广了10个高产优质粮食作物品种，优化了全旗农作物品种、品质，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7％以上。
（四）农民种粮积极性与日俱增。近年来，党的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加大了农业支持力度，良种补贴、农业保险、粮食直补等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种粮积极性，稳定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确保全旗粮食生产安全。
（五）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近年来，__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实施重大粮食项目工程为手段，以主攻单产为核心，着力提高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和抗御风险能力；积极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建设，进一步提高了耕地质量，使农田得到基本保护；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推动科学施肥，实现节本增效；加强主要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与防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上述措施的应用为前旗粮食增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粮食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农田基础设施差。近年来，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总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较多。一是水利设施建设及维护滞后，资源浪费严重。__属于干旱半干旱农业区，地表水严重贫乏，降雨量少且不均衡，年降水量为380㎜，受季风影响，降水多集中在夏季，6—8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9％，春秋两季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13％、16％，水资源不足是制约粮食产业发展的瓶颈。二是规划设计不合理，配套不到位，现有水利设施难以发挥作用。__绝大多数粮食作物生产需水的关键时期在4—5月的抓苗期和8—9月的灌浆孕穗期，可春季和秋季降水仅在80㎜左右，远远满足不了作物需水。三是农田基本建设薄弱，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掠夺性经营，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低。现有水浇地面积约50万亩（水务局提供的数据），仅占全旗总面积的1/5。
（二）农民科学
文化素质低，科技转化能力不足。近年来，__的农牧民培训工作取得了成效，但与建设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农牧民比例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导致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应用能力低。目前，大多数农民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的思维方式中，思想观念滞后，虽然由过去马犁仗耕作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半机械化耕作，但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种植分散，经营粗放，粮食单产多年来徘徊不前。（三）服务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低。__的几次机构改革，改没了乡级农科站，使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缺了腿。旗级推广部门人员老化，青黄不接，严重缺编；现有人员又常期得不到培训提高，知识老化，知识水平远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由于农技推广队伍的逐渐削弱，致使农业新的适用增产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缓慢，科技转化率低。
（四）各级政府对农业工作重视不够。农业是__的主导产业，是基础。这些年来，旗乡两级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工作上，农业工作根本没有得到重视，认为种地是农民自己的事，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也只是报告中提及，根本没有具体技术和措施，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
四、粮食增产有利因素
目前，__现有耕地面积253万亩（不含国营农牧场），耕地没有增加的潜力，只有增加水浇地面积，通过提高单产来实现粮食增产7.5亿斤的目标。
（一）前旗有川地约100万亩，截止到20__年已建水浇地约50万亩（水务局提供），仍有50万亩可以开发建设。
（二）通过低水高调等工程措施和旱作节水等农艺措施可改造中低产田坡耕地约100万亩。
（三）完善旗乡村三级服务体系，集成推广一批适用增产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
（四）落实好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五、到2015年实现新增粮食7.5亿斤的途径与对策
(一)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农业建设项目逐年增加，如何建设好、实施好这些项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整合各涉农项目资金，是实施好项目的关键。由于农、牧、林、水、开发、土地等各口项目都有各自的项目要求，所以整合农口项目资金决不是简单地把农口各项目的资金拿来统一使用，而是整合农口项目。一是旗委政府应组织农业、水务、土地、开发等部门，以“__三业用地区划”“__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对全旗现有耕地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对现已建成的水浇地、未建成的水浇地、能改造的坡耕地摸清底数，进行详细规划、分类，建立资源库，为更加合理地开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合理审报项目。所有的涉农项目的审报都要根据项目建设规模、投资多少，由旗委政府统一研究，确定项目区建设的具体乡、村地块，杜绝项目实施部门各自为战，以确保项目不重复建设，资金使用更合理。只有这样，才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利用国家项目资金，来实现前旗百万亩水浇地建设和百万亩坡耕地改造，从根本上夯实农业增产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发挥国家投入资金的最大效益。
(二)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一要完善农业科技体系建设，改善科技推广条件和工作手段，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二是加大农民科技实用人才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抓好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和高产创建园区建设，通过高产创建集成推广一批农业适用增产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通过以上措施，使前旗农业科技覆盖率和贡献率得到明显提高。
(三)加大投入，努力提高单产
据20__年统计数字，__主要农作物玉米平均单产793斤、大豆180斤、马铃薯20__斤，较过去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全旗几个主推品种的产量指标相比仍然很低，仍有较大的增产空间：玉米平均单产可增加500斤左右，大豆平均单产可增加170斤左右，马铃薯平均单产可增加20__斤。面对这样的增产潜力，提高单产就成了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传统的耕作方式，切实提高适用增产技术的覆盖率和到位率。在玉米种植上重点推广抗旱座水播种一体机播技术及“一增四改”技术（即：增加密度，改种耐密型品种，改粗放施肥为配方，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改匀垄种植为大小垄种植）；大豆重点推广垄三栽培技术；马铃薯重点推广“两增五推技术”（即：增加密度、增施有机肥、推广脱毒马铃薯、机械化作业、地膜覆盖、设施栽培、施用专用肥）等。20__年，农业局计划在全旗三个积温带的9个乡镇苏木办事处各安排100亩玉米高产创建核心示范区，平均亩产增加300斤以上，辐射带动1000亩高产创建田；在两个乡安排大豆垄三栽培高产创建20__亩，平均亩产增加150斤以上；落实马铃薯高产栽培200亩，平均亩增产20__斤以上。上述增产栽培技术，到2015年推广面积力争达到180万亩以上。
粮食生产调研篇4
尿素：40公斤装，20*年价格74元/袋，20*年3月25日，××区部分农资经销商已涨至85元/袋，平均每袋上涨了11元，涨幅达14.86%。磷肥：25公斤装，20*年价格12.5---13.5元/袋，20*年3月25日多数商贩已涨至18.0---18.5元/袋，平均每袋上涨了5.25元，涨幅达34.55%。复合肥:25公斤装，20*年价格29.5---30.0元/袋，20*年3月25日多数商贩已涨至38.0---40.0元/袋，平均每袋上涨了9.25元，涨幅达31.1%。
2、农膜
农资市场中等质量的农膜综合价格：20*年价格12.5---13.0元/公斤,20*年3月25止,多数经营商贩已涨至15.0---15.5元,平均每公斤上涨了2.5元，涨幅达19.6%。
3、农药
杀菌剂类：10克袋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1.3—1.5元/袋，20*年价格普遍涨到1.8—2.2元/袋,平均每袋上涨0.6元/袋,涨幅达42.85%；二两瓶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2.6—2.8元/瓶,20*年价格普遍涨到3.0—3.5元/瓶,平均上涨0.55元/瓶,涨幅达20.37%；300克瓶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7.0—8.0元/瓶,20*年价格普遍涨到9.0—10.0元/瓶,平均上涨2.0元/瓶,涨幅达26.67%。杀虫剂类：10克袋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1.2—1.4元/袋,20*年价格普遍涨到1.8—2.0元/袋,平均上涨0.6元/袋,涨幅达42.85%；二两瓶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2.4—2.6元/瓶,20*年价格普遍涨到3.0—3.2元/瓶,平均上涨0.6元/瓶,涨幅达24%；300克瓶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6.5—7.5元/瓶,20*年价格普遍涨到8.5—9.5元/瓶,平均上涨2.0元/袋,涨幅达26.67%。
除草剂类：10克袋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1.0—2.0元/袋,20*年价格普遍涨到1.8—2.5元/袋,平均上涨0.65元/袋,涨幅达43.33%；二两瓶装综合价格价格：20*年价格7.0—8.0元/瓶,20*年价格普遍涨到8.5—10.0元/瓶,平均上涨1.75元/瓶,涨幅达23.33%。
4、农作物种子
杂交水稻种子：岗优系列品种20*年价格24---26元/公斤，20*年价格一般在18---24元/公斤，普遍降低了3---4元/公斤，降幅达16%；优质稻系列品种20*年价格28---30元/公斤，20*年一般在24----28元/公斤，普查降低了3元/公斤，降幅达10.34%。杂交玉米种子：普通杂交玉米品种20*年价格18---24元/公斤，20*年价格一般在13---18元/公斤，普遍降低了5.5元/公斤，降幅达26.19%；特别优秀的高产玉米品种20*年价格22---26元/公斤，20*年一般在20----22元/公斤，普查降低了3元/公斤，降幅达10.34%；但个别品种在个别乡镇由于人为操作,零售价格仍然较高。
二、农资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四类农资价格上涨情况分析中，不难看出，涨幅高低顺序依次排列是：化肥、农药、农膜，农作物种子不但没涨反而有所下降，究其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一是成本的增加。从20*年四季度开始，化肥、农药受原料供应偏紧，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的推动，一路上扬，尤其是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迫使农资产品生产厂家不断提高了生产成本。二是冰冻雨雪天气的影响，导致部分生产厂家停电停产，据相关报道，西南地区的肥料生产企业因雨雪冰冻天气的影响减产200多万吨，贵州磷肥厂减产达50多万吨。三是运输费用的上涨。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造成汽油价格的不同程度的上涨，继而造成国内交通运输成本的增加，运费上涨，据调查了解，国内运输市场运价上涨2元/吨•100公里。四是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综合政策措施，资源配制受限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农资生产厂家扩大生产规模受限较多。
据笔者调查获悉：此轮农资价格上涨中，农资经营商所得利益并不明显，笔者在四个农业乡镇调查时，部分农资经营企业主介绍说：由于此轮涨价，是由于农资市场供应偏紧、运输费用增加造成的，农资市场竞争激烈，经营商家既得利润较20*年反而下降了，如磷肥，20*年进价0.46元/公斤，销价是0.52元/公斤，毛利率13%；20*年进价0.68元/公斤，销价0.72-0.75元，毛利率仅为5.9%，故此轮农资涨价与经营环节关系不大。
三、农资价格上涨对粮食生产增产增效的直接影响
1、粮油生产成本中农资、活劳动成本不断增加，直接导致农民粮油生产亩收益逐年降低。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与白塘街道吉南村村民毛成生同志以种植1亩水稻的成本算了一笔帐：具体如下所示：
⑴种子成本降低7元/亩
20*年购买的是金优527，价格为30.0元/公斤，20*年购买的是ii优602，价格为23.0元/公斤，亩种子成本降低了7.0元。
⑵育秧农资成本增加14元/亩
20*年0.1亩秧田肥料费用、农膜、农药共38.0元（不含人工劳动费用），20*年0.1亩秧田肥料费用、农膜、农药共52.0元（不含人工劳动费用），增加了14.0元；
⑶大田农资成本共增加14元亩
①肥料费用:20*年与20*年底肥品种用量均完全相同,用复合肥1包，20*年购价是30元/包，20*年则为40元/包；
②农药费用:插秧前用除草剂1瓶,20*年7.50元/瓶,20*年购买价9.50元/瓶,同样杀虫一次(防螟虫),杀菌一次(防稻瘟病),20*年购买的是300克瓶装虫死三分钟,价格为7.50元/瓶,70ml瓶装稻瘟灵,价格为3.5元/瓶,20*年用同样两种农药,购买价格分别是8.5、4.5元/瓶,增加了4元/亩。
以上三项农资成本总支出，20*年为109元/亩，20*年则为168.5元/亩,亩增加农资成本59.5元。
⑷农活劳动成本亩增加支出120元，涨幅达32.9%。
①
犁田整田费用：租牛犁田，20*年价格65元—70元/亩，20*年涨到90—100元/亩，增加25—30元/亩；②铲背坎、搭田坎共计1.5个工,20*年工价为20元/日,计30元/亩,20*年工价涨至35—40元,计52.5—60元/亩;③栽秧子1个工,20*年工价为20元/日,计20元/亩,20*年则要35—40元/亩;④杀虫、施肥、田间管理三项计0.5个工,20*年计10-15元/亩,20*年则要20—25元/亩;⑤搭谷子,人工和机收综合价格算:20*年100—120元,20*年则升至140—180元/亩(主要增加部分是人工搭谷费用,机收费用呈逐年减少趋势);⑥运、晒谷子0.5个工，20*年计10-15元/亩,20*年则要20—25元/亩;⑦生活费用:20*年,按25元/人•天计算，总额为125元/亩，20*年，按30元/人•天计算，总额为150元/亩。
综上所述，农民种植1亩稻田总支出均在636—650元之间，因农资、工价上涨原因，农民需增加支出142—156元，涨幅达28.98—32.12%。以现行粮油市场稻谷价格1.8元/公斤稻谷平均产量按550公斤/亩计算,农民种植1亩水稻毛收益为990元,扣除生产成本636元—650元后,农民种植水稻亩收益仅为354—340，日收益2.26—2.36元，就更低了，农民辛苦几个月下来，与外出务工的农民比较收益的确是太少了，难怪得农民不愿多种多收了啊！！！
2、粮油生产成本中农资、活劳动成本不断增加，直接致使农民选择成本低的种植品种，造成粮油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笔者在兴桥镇东塘村7组调查发现：由于粮油生产成本上升，导致该组不少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将部分偏远的良田良地改种松树、栽竹子等植物，不再种植粮油作物，还有部分农户由于粮油生产成本增加较快等原因，将部分良田良土一年三季熟改为了一年一熟，粮油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减少的现象是特别严重的，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再过几年，是必会造成国家粮油食品安全。
四、提高粮油生产种植效益建议
此轮农资价格、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为不可左右的因素，只有实行多渠道消化。笔者以为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加以纠正，使之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切实保障市场供给，满足社会不同需求、确保粮油市场安全与稳定是第一任务。
一是积极宣传、不折不扣地保证国家、省（市）惠农政策的完全落实兑现，让从事粮油生产的农民真正得到国家的实惠。特别是加大对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生产综合补贴政策、农民购置农机具补贴政策、重大疫情防治补贴政策、生猪补贴政策、新型农民培训、职业农民培训、阳光培训等系列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以稳定民心、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切实强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注重实效。
二是积极推行科学种田，让广大农民从科学技术中受益。区农业部门在春耕时节，要多组织科技干部深入乡镇、村组、农户庭院，利用一切条件、不分场所的、不分形式地搞好农民技术培训，特别是职业农民技术培训，逐渐引导农民革除传统种植习惯，逐步接受科学种田新技术、新方式、新的组织形式，当前着重于选种、育苗、栽秧、施肥、杀虫、治病、管水等各环节指导农民、帮助农民，稳定粮油播种面积，提高粮油单位产量，实现粮油效益。
粮食生产调研篇5
二是种粮效益普遍下降。2018年，我市稻谷实际收购价格在110-120元/百斤之间，比2017年下降10元/百斤，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在逐年上涨，尿素、复合肥、农药、种子涨幅普遍超过15%，用工成本也不断上涨。据调查综合测算，目前规模大户种植早稻成本为885-1070元/亩，晚稻成本1055－1290元/亩，一季稻成本1155－1440元/亩。2018年种1亩双季稻纯收入为216元（2017年为493元，2015年为675元）；2018年种1亩一季稻纯收入为215元（2017年为382元，2015年为456元）。特别是去年，种粮效益下降明显，种得好的每亩纯收入可达300元，种得差的甚至出现亏损。种粮效益下降，严重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
粮食生产调研篇6
诸暨市新桔城粮食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8月，由詹正峰等5位种粮大户入股组建，注册资本50万元，土地经营面积430亩。现有集农技、农机和种子农资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各类农机等固定资产900万元。其主要做法如下。合作社按照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依法选举产生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参照股份制企业的模式实行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在当年收支结算后，上交村、合作社经营总利润的20%，提留积累和折旧10%,提留20%作为奖励基金，其余50%为分配资金。合作社对承包田块实施“八个统一”服务，不仅降低生产成本，还提高单产水平。2011年，合作社管理的双季稻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1235.8kg，创浙江省农业吉尼斯双季稻最高亩产纪录。合作社对功能区周边农户开展代育、代插、代管、代收、代烘等社会化服务，全年早晚稻机械代育代插秧1250亩次，统防统治1500亩次，代烘稻谷200t，已成为全市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示范区。
粮食生产调研篇7
__县辖10个乡（镇）145个行政村，境内有三个大型国营农场和森工系统8个林场，县域总面积1.0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是42万人，其中县域人口32万人，县属农业人口21.5万人，农户5.7万户，县属耕地面积238.4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是11亩，__县处于第二积温带和第三积温带之间，年平均气温 3.3℃ ， 10℃ 以上有效积温20__ -2700℃ 年降水量 550mm 左右,无霜期130-150天，全年日照2513小时。农业气侯：春季偏旱、少雨多风、蒸发量大；夏季温热、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秋季短促、降温快切气候多变；冬季漫长而严寒。
二、粮食生产情况
__县是全省重点商品粮生产县份之一，近年来，__县始终遵循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确保总产这一宗旨和原则，特别是近三年来__县的粮食生产在稳定面积、提高产量、改善品质、增加效益的前提下，粮食作物面积逐年增加，粮食总产稳中有升。20__年，全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96万亩，总产53.4万吨；20__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99.6万亩，总产58.4万吨；20__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09万亩，总产72.8万吨。20__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20__年粮食总产居全市之首。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建基地，扩规模，切实增加粮食总量
__县紧紧依托地域优势，自然条件和农民的种植经验，不断扩大粮食生产规模，增加粮食总量，促进了粮食产业发展。近年来，已建立了万金山乡、青原镇、__镇、朝阳乡水稻，七星泡镇、朝阳乡、夹信子镇玉米，尖山子乡、七星河乡、青原镇、七星泡镇、__镇大豆，小城子镇、龙头镇杂粮杂豆四条优质粮食生产产业带，粮食生产基地面积200万亩以上，20__年，全县共落实粮食生产基地209万亩，其中水稻基地26.8万亩，总产14.4万吨，玉米基地63.3万亩，总产39.5万吨，大豆基地108万亩，总产16.3万吨，杂粮基地11.2万，总产2.6万吨。
（二）、抓宣传，落政策，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生产
__县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粮食工作领导小组，从全县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乡镇、村屯开展粮食生产的宣传和政策贯彻落实工作。县直机关干部带着全县统一印制的宣传资料到村屯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两委会进行宣传，同时，到农户家中走访宣传，重点向农民讲解发展粮食生产的重大意义和国家关于种粮补贴政策，教育和引导农民发展粮食生产。近年来，累计已举办粮食生产专题电视讲座21期，通过会议、科技大集、走访向农民发放宣传单12万份，印发宣传资料汇编1.5万册，印发直补政策宣传单5.6万份，张贴宣传标语3,500幅。在粮食生产政策落实上，三年来，累计落实粮食直补面积715.5万亩（20__年237万亩的，20__年240.1万亩，20__年238.4万亩），水稻良种补贴面积74.24万亩（20__年21.5万亩，20__年25.97万亩，20__年26.77万亩），大豆良种补贴面积80万亩（20__年10万亩，20__年10万亩，20__年60万亩），玉米良种补贴20万亩（20__年20的万亩）。此外，__县还根据全县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谋划了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总体思路，制定了具体工作目标，强化了各项措施，已经形成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20__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工程，__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打造百万吨粮食生产县的工作目标，并计划到20__年实现这一目标。
（三）、提质量，增效益，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
围绕提高粮食质量，增加种粮经济效益，__县采取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培育标准化示范户等方式，狠抓了农业投入标准，农时标准、整地标准、播种标准等关键环节。为提高技术到位率，县农技推广中心编写了《__县主要农作物生产技术标准》，并印发到乡镇、村屯，发放到农户手中。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村屯、农户家中、田间地头、对农民实行面对面指导和服务，引导农民实施标准化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青原镇新城村20__年建立的大豆高产创建核心区平均亩产达到 257公斤 ，超过全县完成创建指标。近年来，全县共建的粮食作物标准化示范园区85个（20__年20个，20__年25个，20__年40个）其中部级6个，省级10个，市级25个，县级44个，示范区农户平均增收1,500元。为了提高粮食品质，三年来，全县共建立粮食作物种子繁育基地30万亩，其中大豆27万亩，水稻3万亩，保证了粮食生产良种需要。在粮食作物种子的应用上，大豆主推恳丰16、黑农37、黑农41、黑农44；玉米主推绥玉7、东农248、龙单13；水稻主推空育131、绥粳4、绥粳的12。粮食作物主推及专用品种推广面积达到100%，良种应用率达到100%。
（四）、强农艺、兴科技、积极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
__县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始终坚持科技兴粮战略，坚持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相结合，大力推广模式化栽培，发展科技生产增效作用。一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培训工作。全县每年举办科技培训班都在350期以上，培训农民在6万人次以上，投入科技培训经费三年累计达到200万元。通过培训农民科技素质普遍提高，每户都有一个种田明白人，加快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二是推广先进的粮食生产技术。近年来全县在发展粮食生产上重点推广的大豆垄三栽培、大垄密植、小垄密植、深窄密，玉米通透性栽培，水稻机插深施肥、神鱼生态除草、三超栽培，小麦模式化栽培，农业技术到位率达到100%。三是积极应用粮食增产技术。重点是应用秋季深松整地和水稻大棚育秧技术。每年整地面积都在90万亩左右，深松面积在50万亩以上，通过整地不但改善了土壤结构，而且产量显著增加，增产幅度在15%左右。20__年通过对朝阳乡曙光村
的一块1500亩大豆亩产百斤左右的地块实施深松整地，20__年，大豆产量经过实测，亩产达到 165公斤 ，增产幅度达到60%以上。水稻育秧上重点推广大棚育苗，每年新增大棚面积都在20万平方米左右，20__年秋季新增育秧大棚92万平方米。20__年在青原镇兴旺村建了一个占地2. 5万平方米 的育秧小区，并建立了一个3,000亩的水稻高产栽培示范区，20__年，水稻亩产平均达到 650公斤 ，个别地块亩产达到 700公斤 以上。水稻大棚育秧拉动全县水稻单产平均达到 600公斤 以上。四是努力提高粮食品质，在优良品种的选用上坚持按照适宜区种植，避免了越区种植，加快了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步伐，实现了__县区域内品种的统一化、专用化和优良化。
（五）增投入，打基础，努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__县在财政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制定了粮食生产扶持政策，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秋季农业三项重点工作，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三年来，县财政累计投入粮食生产扶持资金950万元，其中20__年150万元（深松整地10万亩，亩补贴5元，合计补贴50万元，秋季水利工程补贴60万方，每方补贴1元，合计补贴60万元，水稻育秧大棚补贴 8万平方米 ，每平方米补贴5元，合计40万元）。20__年280万元（深松整地12万亩，每亩补贴10元，合计补贴120万元，秋季水利工程补贴70万方，每方1元，合计补贴70万元，水稻育秧大棚补贴1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补贴9元，合计补贴90万元）。20__年520万元（深松整地补贴12万亩，每亩补贴10元，合计补贴120万元，秋季水利工程补贴80万方，每方补贴1元，合计补贴80万元，水稻育秧大棚补贴32万平方米，每平方米补贴10元，合计补贴320万元）。三年累计完成秋整地260万亩，实现了三三轮耕目标，完成水利工程300万方，新建水稻育秧170万平方米，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六）抗灾害，夺高产，确保大灾之年粮食总产不减
近年来，__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春季低温干旱，夏旱和秋旱，特别是20__年的夏旱最为严重，全县受灾面积192.6万亩，其中严重干旱面积104.2亩，濒临绝产面积13.4万亩。灾情发生后，__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全县人民总动员，众志成城抗夏旱”的号召，并确定了“保粮食作物、保水田、保种子田、保科技示范园区”的工作思路，通过采取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抗旱资金投入、组织科技人员下村指导、抢修灌溉工程、应用节水灌溉技术等措施，集中全县力量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在抗旱期间，全县3,038眼抗旱机电井全部启动，每天出动抗旱人员平均达1.8万人次，车辆1.2万余辆，浇灌总面积达到145万亩。在资金投入上，共投入1,605万元，其中县财政投入510万元，农民自筹890万元，县内龙头企业帮扶50万元，全县职工干部捐款55万元，县直部门帮扶100万元。利用抗旱资金全县共维修抗旱机电井1,500眼，新打抗旱水源井915眼，购买人工增雨火箭弹和防雹弹1,050枚，下摆抗旱柴油500吨。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__县的抗旱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粮食总产达到58.4万吨，比20__年增加了5.4%，从而实现了受灾不减产的工作目标，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四、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差，制约粮食生产发展。近年来，由于村集体和农民投入能力严重不足，搞水利工程建设筹资难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导致水利工程欠帐较多，遇有灾害农民损失惨重。
（二）农机装备落后，缺少大型农机具，耕作水平较低。目前农民使用的农用拖拉机大部分是在30马力以下，在整地上缺少大机械，现有大机械马力不足，达不到标准化深松整地要求，影响到整地效果。
（三）农民种粮收入减少，投入相对不足，形成恶性循环。由于农资价格的上涨和粮食价格的下调，形成了投入和收入剪刀差，使农民种粮效益逐年下滑，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
（四）农民素质差，种田水平低，先进技术没有实施到位。部分农民仍然沿袭陈旧的耕作方式，虽然县、乡多次举办培训班、电视技术讲座。但是有些农民就是不接受，有些应用了但是因为到位率较低，没有发挥出先进技术增产增收的作用。在推广水稻大棚育秧和深松整地上，有些农民就有抵触情绪，不接受。
（五）龙头企业小，带动能力差，市场拉动力弱。在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起伏大的情况下，龙头企业的作用尤为重要，县内的龙头企业加工规模小，除了水稻外，其它粮食品种只能原字号出售，并且除市场价，没有价格保障。
五、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努力提高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1、加强农机化建设。以国家实施农机补贴政策为契机，积极向上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大力发展农机作业合作社，服务公司。通过发展农机化，推进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同时，加快现代农业作业区建设，抓好北岗现代化农业试点工作，带动全县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20__年农机合作社要发展到10个，农机作业率达到95%以上，完成秋耕整地90万亩，其中深松整地60万亩。同时，扎实推进水稻育秧大棚建设，增加育秧总量，扩大机插面积，提高耕作水平。
（二）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扶持资金，增加县级财政投入，重点在水源建设、改造中低产田、节水灌溉和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上加大力度，建设一批控制性水源工程，增强水资源控制能力，完善农业生产条件。20__年，全县新增水田2万亩，新增改善除涝面积5万亩，新增农田灌溉机电井1,000眼，新增农村人饮安全深水井10眼，完成水利农民自筹1,500万元。
（三）加强土地肥力建设。大力实施沃土工程，鼓励农民多积、多造、多施农家肥，加大秸秆根茬还田力度，实施保护性栽培。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范围，提高施肥水平。20__年，全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扩大到100万亩。
二、大力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优质粮食产业，加快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实施全省千亿斤粮食产量工程和__县百万吨粮食生产县规划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县要围绕建设安全优质粮食生产基地，突出抓好粮食产业。一是建立优质粮食生产基地。按照增加玉米、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大豆种植面积的“两增一稳”工作思路，面向市场和企业需求，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在提高单产和品质上下功夫，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20__年，全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达到210万亩，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发展专品种生产。依托宏达生物、北大荒米
业、七星米业、天龙米业、罗麦生物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优质玉米、水稻、大豆等品种生产，全县粮食作物专品种生产面积要达到100%。三是建立标准化粮食生产基地。重点要在良种应用、深松整地、精量点播等方面下功夫，引导农民按照农业标准化组织粮食生产，全县粮食作物标准化率要达到100%。四是加大防灾减灾力度。以抓好防汛抗旱和主要病虫害防治为重点，加强预报预测，及早谋划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向减灾要产量、要效益。
三、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强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
一要抓基地建设。依托现有的宏达、北大荒、罗麦等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围绕构筑“大豆、玉米、水稻、杂粮等粮食产业链，加快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促进粮食产业发展。二要抓龙头企业。树立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加大对现有龙头企业技术改造和市场开发的扶持力度，促使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依托丰富的粮食资源，大力引进新上一批粮深加工企业，努力完成群龙共舞的粮食产业化格局。三要抓利益连结。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采取签订购销合同和保护价收购等各种形式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结机制，带动基地和农户发展。同时，引导企业、农民组建粮食生产协会，发挥协会和农村经纪人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的组织生产、开拓市场、签订订单、保障农民利益等方面的作用。20__年，粮食作物订单面积要达到播种面积的90%以上，全县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260个。四要抓品牌。鼓励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整合优势品牌，组建企业集团，使我县知名品牌借龙头做大做强，基地和企业借品牌增量增效。全县重点培育和打响“益香禾”大米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扩大市场份额，拉动产业发展。
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科技支撑
（一）创新农业科技体系。抓好与黑龙江农业职业学院的院县合作共建工作，构建我县与高等院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型农业科技体系，及时将院校的人才、技术和科技成果引进、消化和吸收，增加我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推动我县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升级。
（二）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深入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力法，真正建立起科技指导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农技推广新机制。大力推广大豆大垄密植、小垄密植、玉米通透密植栽培、水稻钵体育苗栽培等先进技术。抓好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加快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步伐。
（三）实施良种化工程。加快粮食作物良种的选育、引进、繁育和推广工作，加快粮食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挖掘良种的增产增收潜力。20__年，全县落实粮食种子繁育基地面积8万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粮食生产调研篇8
1 问卷设计及调查分析方法
1.1 问卷设计说明 问卷包括以下四个部分：①被调查农民的家庭基本情况，如所属区域、家庭人口、年龄、性别、劳力情况、家庭经济状况、耕地面积等。②当前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效益是否满意？③当前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什么？④当前农民在粮食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1.2 调查点选择本研究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苏南地区发放问卷150份，苏中地区发放问卷150份，苏北地区发放问卷220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33份、120份、207份。
2 调研结果
2.1 不同区域农民对粮食生产效益和前途的认识
苏中和苏北地区肯定“种粮效益低”的分别为65.00%和58.25%，分别较苏南地区高21.49和14.74个百分点（见表1）；苏南地区只有2.27%的被调查农民认为“粮食生产有前途”，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而苏中地区又明显低于苏北地区（见表2）。这说明苏南地区农民对种粮效益的满意率和种粮前途的信心率明显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意愿度（种植面积）将降低，但绝大多数农民将会种植满足自己口粮所需的粮食作物，三个地区粮食种植的面积均会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地区，这种趋势预期将较苏北更为明显。
2.2 不同区域农民的粮食生产目的
从粮食生产内部分析，农民种粮食的目的至少可从三个基本方面分析，一是满足自己的口粮需要，二是家庭养殖需要的饲料粮，三是以出售为目的商品粮。研究表明，苏南地区近90%的农民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口粮，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表3）；苏中和苏北地区还有相当比例的农民由于缺少技术或不知道还能种植什么作物而无奈选择了种植粮食。
假如有技术、市场和效益都能保证的作物，三个地区的农民表现趋于一致，只有20%左右的农民会放弃种粮而全部种植这种高效作物，绝大多数农民会选择在确保口粮种植的前提下，剩下的耕地全部种植这种有较高效益的作物。可见，无论是苏南、苏中还是苏北，满足家庭口粮的基本需求是农民配置耕地资源的一个基本目标，农民在粮食作物和其他高效作物的种植进行选择时，保证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口粮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出发点。
2.3 不同区域农民在粮食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与期望
被调查农民反映他们在粮食生产上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粮食价格低和粮食成本低等影响粮食生产效益的问题，其次是粮食生产的技术问题。苏中、苏北地区的农民更多的期望粮食价格的提高，而苏南的农民更期望能够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不同地区农民对目前粮食生产技术的需求重点不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粮食生产省工的技术的需要程度也在提高，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省工技术已经超过良种而成为农民最为关注和渴望的技术。
虽然自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扩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热情，但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价格偏低、流通渠道不畅等因素仍然制约了农民的种粮行为；再加之农业科技进步缓慢，农业基础设施配套见效慢，也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各地政府因根据当地的粮情民况，进一步关注21世纪农民，培养新型农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徐芳.农户售粮储粮行为的形成于引导.农村经济，2002（6）：56-57.
粮食生产调研篇9
（一） 粮食直补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陶建平，陈新建（2008）通过对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黄季j 王晓兵 智华勇 黄珠容（2011） 等通过利用 6 省份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所获得的1000 多户农户数据，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相关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得到了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一定作用； 补贴并没有扭曲市场，对粮食生产和农资投入没有产生影响。建议国家把农业各种补贴合并为农民的收入支持，同时加大提高粮食生产力的投入。
赵昕（2013）认为造成我国农民种粮收入低的原因，有粮食直补政策方面的，市场价格方面的，农村体制方面的，行业收入方面的，目前要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应从这些方面入手。
刘旗、刘培培（2013）认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增产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二是增加生产性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对河南省 2004 年 ～2009 年粮食生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大于非主产区； 对扩大种植面积而言，直接补贴效应系数低于价格效应系数； 粮食增产依靠种植面积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小； 直接补贴政策与价格政策配合使用，才能促使农民增加粮食生产性投入。
袁宁（2013）利用在13个粮食主产区4958个农户的调查资料，对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农户种粮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强弱的影响，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种粮积极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谭向勇（2006）利用2005年5月对安徽省5个县抽样调查获取的农户数据，通过测算4种粮食种植制度下，农民种粮每亩净收益指标及其对粮食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直接补贴等因素的敏感度系数指标，分析和评价了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结论是：直接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较低，所以作用不是很大。直补政策在精神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利益上的刺激作用。
陈俊杰（2010）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马彦丽、杨云（2005）基于河北案例对我国2004年推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的种粮面积扩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均影响较小；对农户每亩粮食生产的投入量没有影响，农户投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资价格的提高。要想实现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必须进一步科学界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有效甄别补贴对象。同时，粮食直补不能代替价格支持，不能高估直补政策的有效性。
（二）、效益方面
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2008）结合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的背景条件，以粮食直补后的2004～2006年3个年度总计1887个水稻（均为单季稻）监测点为研究对象，从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及两者的关联来分析投入产出特征，同时进行不同规模和不同投入水平下水稻的经济效益比较。得出结论，一味地增加投入并不能明显提高水稻单产，反而会导致单位面积收益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粮食直补政策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刘辉、 李兰英（2008）认为与传统的价格补贴相比，农业直接补贴具有补贴效率高、对市场价格和贸易扭曲影响程度小等优点，是我国农业补贴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我国目前的农业直接补贴在补贴方式、补贴范围和对象、补贴资金来源、补贴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原则下，进行全面改进，为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韩喜平、A荔（2007）认为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从2002年起开始试点，政府改收购保护价为粮食直接补贴，无论是利用理论模型还是看实际运行，此项政策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并仍有潜在收益，应该进一步坚持。当然，这项政策潜能充分发挥需要从改进补贴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等多方面加以配套完善。、
高玉强 贺伊琦（2010）从理论上梳理了粮食直补的传导机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并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产区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粮食直补的Malmquist生产率年均增长3.6%，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及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纯技术效率的改进。
盛逖（2013）认为使用DEA模型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分省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的政策绩效。总体来说，现阶段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综合技术效率进步明显，但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同，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亟需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提高我国粮食补贴绩效应从加快粮食直补政策由"普惠型"向"生产激励型"转变、尽快实行农资综合补贴金额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波动相挂钩、合理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完善良种补贴、最低收购价和农作物保险制度等。
（三）、 政策完善方面
杨建学 、杨斌（2008）通过分析公平价格，得出 "公平价格"的粮食直接补贴是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干预措施，逐步实现粮食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粮食直补制度。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可以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李亮（2009）认为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也不足以促进粮食增产，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在取消该制度不可行，完善该制度亦将面临目标落空危险的前提下，必须对该制度从目标、资金来源和补贴依据等方面予以转型，最终建立我国法制化的粮农收入直补制度。
杨建利、岳振华（2011）认为基于对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标准及确定机理的分析，发现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补贴标准都使农民种粮收益加上补贴达到或超过平均作物收入，并以此构建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认为粮食直补标准的科学合理确定直接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粮食直补标准在各地都普遍偏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以形成持久动力；各地区财力和需要补贴的粮食量的差异，导致农民对政策的公平性产生较大不满，影响政策的实施。粮食直补标准确定机理不科学，只考虑到政府的承受能力，没有考虑到农民究竟能够得到与否。
杨建利 邢娇阳（2010）首先分析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简称ACRE）"出台的历史背景，即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设计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阐述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的内容与政策目的。最后，得出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 ACRE）"对我国粮食直补的启示：即构建粮食直补、保护价、市场价、农资价、产量五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并引入效率因子，促进粮食直补政策扬长避短，提能挖潜，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积聚和形成粮食稳定增长高峰期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袁宁（2013）利用农户调查资料，通过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研究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被调查者的年龄、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农户的兼业程度和粮食补贴占纯收入的比例等因素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为改进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制定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只有符合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补贴水平较低，增收效果不明显，应该提高补贴标准； 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不利于粮食补贴政策的执行，针对农民兼业普遍的情况，应该通过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业户口，使农民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龙方、卜蓓（2013）运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效应，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即播种面积扩张和技术进步实现粮食增产的，而且后者的增产效应要大于前者。 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就必须继续稳定、强化和完善扶持粮食生产的补贴政策。
三 文献评述
通过对前人的结论总结，大体可以得出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于生产方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粮食补贴对农民种粮收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提高能力有限；效率方面，研究者大多人数认为单独使用粮食补贴效应不胜明显；政策完善方面，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不能单独实施粮食补贴，要配套相关政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够达到政策预期目标。本课题在政策的效率研究点方面做点研究，因为虽然大多数研究者指出单个粮食补贴效应不太明显，但对于如何结合其它直接补贴方式，并没有指出如何进行。所以本课题希望找到能够与粮食补贴同时实施并能很好起到作用的相关政策，来解决单独粮食补贴效应不明显的问题。从而可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并据此制定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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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季j、王晓兵、智华勇、黄珠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 2011年第1 期
[3] 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粮食直补后水稻生产经济效益评价--来自上海市郊1887个水稻监测点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8年第7期
[4] 杨建学、杨斌 ，粮食直补政策的"公平价格"分析，江西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
[5] 马彦丽、杨云，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一个基于河北案例的实证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05年第2期
[6] 、谭向勇，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农业技术经济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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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建利、邢娇阳，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ACRE）"对我国粮食直补的启示 宏观经济研究 2010年06月
[10] 樊琦、贺伟， 区域粮食直补方式与增产绩效研究， 宏观经济管理 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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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俊杰，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中州学刊 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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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调研篇10
1市耕地面积
年为245.37万亩，市耕地面积年为252.46万亩。减少7.09万亩，年均减少0.788万亩。年、年两年土地普查分别为272.37万亩和278.32万亩，分别比1994年多27.0万亩和32.95万亩。年为245.98万亩，比年减少32.34万亩，平均每年减少3.59万亩，耕地减少速度显著加快。如扣减年耕地普查面积比年增加的32.95万亩，年耕地面积为213.03万亩，比年减少39.43万亩，减幅15.62％。
2市粮食收获面积
市粮食收获面积22年年均379.06万亩，年年。最多为年的413.48万亩，比年均面积增34.42万亩，增幅11.20％；最少为年的342.11万亩，比年均面积减36.95万亩，减幅9.95％；最高年与最低年比较，相差71.37万亩，差幅20.83％。
市水稻收获面积22年年均305.38万亩，水稻收获面积。年至年。最多为的353.70万亩，比年均面积多48.32万亩，增幅15.82％；最少为2003年的283.77万亩，比年均面积少66.61万亩，减幅21.81％；最高年与最低年比较相差114.93万亩，差幅48.55％。
3市粮食总产
市粮食总产22年年均126.94万吨，年至年。最高为年的144.1万吨，比年均总产多17.16万吨，增幅11.90％；最低为1986年的107.58万吨，比年均总产少19.36万吨，减幅15.25％；最高年与最低年差距36.52万吨，差幅33.94％。年比年增20.19万吨，增幅18.42％。
年至年，水稻总产。根据市统计年鉴。市水稻总产22年年均113.88万吨，最高为年的125.22万吨，比年均总产多11.34万吨，增幅9.95％；最低为年的100.36万吨，比年均总产少13.52万吨，减幅11.87％；最高年与最低年相差24.86万吨，差幅24.77％。年比1985增0.51万吨，增幅0.48％。
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和市、县、乡主要负责人的政绩观影响，根据我调研情况。统计数字失真幅度较大。以年为例，早稻收获面积统计数字为40.0万亩，而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干部估计实际面积不会超过20.0万亩。各种旱杂粮收获面积，统计数字为102.86万亩，实际面积估计不会超过60.0万亩。由于相当多的山垅田抛荒，中稻实际收获面积与统计面积亦有1/5左右的差异。
如果扣除虚报面积，粮食收获面积是粮食总产的基础。年的粮食总产和稻谷总产均比1985年有较大幅度地下降。
4年早稻情况和晚稻收获情况
年水稻播种244.22万亩，其中双早40.01万亩(平均亩产404公斤),根据市信息站收集各县统计。中晚稻175.13万亩，双晚39.08万亩，收获旱粮107.22万亩，其中马钤薯15.63万亩，甘茹35.8万亩，大豆27.39万亩，花生12.99万亩，玉米15.41万亩。据调查后推算,实际面积早稻和双晚面积低于20.0万亩，中晚稻面积150.0万亩左右，旱粮面积60.0万亩。
二、市粮食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情况
一粮食生产技术研究情况
主要采用引进消化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市粮食生产技术的研究。从事研究的单位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尤溪县良种生化研究所及各县的县级农业科学研究所等，现有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杂交水稻新组合的研制、引进与开发、推广应用上，杂交水稻新组合的研究方面在省内尚有一定的优势，近年来先后有十余个新品种（组合通过全国与省审定。继八十年代育成汕优63威优77之后，又育成汕优明86ⅱ优明86ⅱ优1273汕优82等新组合，水稻区试单产水平提高8%左右。栽培技术研究方面，主要有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水稻塑料软盘育秧、水稻再生栽培、优质稻栽培技术、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稻烟菜菌优化栽培模式、甘薯、马铃薯脱毒高产栽培、花生、马铃薯复盖栽培技术、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对提高市粮食单产水平和品质，作出了较大贡献。水稻单产20年来提高了50公斤左右，各种旱粮单产增加10%左右，超级稻单产水平普遍达到650公斤，最高的达到900公斤。
二粮食生产技术推广情况
主体为农技站。推广情况：粮食生产技术推广队伍主要由各类种业公司和市、县、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组成。
1水稻良种复盖率达90%以上。
2优质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晚稻以宜优系列三系杂交稻和两优2186两系杂交稻等为代表的优质稻种植格局。
3再生稻种植面积和单产水平多年均居全省第一位。最高单产水平两季超过1300公斤。
4超级稻推广面积和单产水平全省第一。平均亩产562.99公斤，比一般杂交稻增产9%左右；年全市落实超级稻81.31万亩，建立了四个省级示范片2.0万亩。超级稻再生技术研究年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5稻烟菜菌优化栽培模式被农户广泛采用。一般亩产超越600公斤，最高亩产超越800公斤。
三绿色粮食生产情况
也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件大事。市高度重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工作，发展“绿色粮食”生产是粮食种植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着力创建优质稻生产基地，大力推广优质稻的种植生产。并积极通过形式多样的广泛宣传，推介优质稻内在品种特性和优势，引导农民适应粮食产业化经营需要，根据市场供求安排优质稻的种植。
1建设绿色食品工作网络。至年底相继成立了市、县绿色食品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为我市绿色食品发展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同时根据本市农产品质量平安具体状况，及时制定了市农产品质量平安工作意见》并对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企业给予奖励，有效地提高了市农产品质量。年底，全市共有17家企业的26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基地控制面积7800多亩，绿色食品产值16405万元。
2绿色优质稻米的种植与推广。从年起。市场收购价每50公斤比惯例品种高出15-20元，每亩可增收150-200元，深受农户欢迎。市先后引进“佳福占”等8个优质稻的品种，让农民用上放心种子，确保优质稻种植年年出新，进一步提高优质稻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市具有一定优质稻生产规模的有等四个县，面积分别为34483亩、64696亩、35000亩和15000亩。
3绿色优质稻米的市场建设。市积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等办法。发展订单农业，开展粮食产业化经营，鼓励、发动沿海粮商到市投资建仓储粮、联合创建优质稻生产基地。年省内产销区粮食购销协作洽谈会上，共签订稻谷购销合同38000吨，共签订稻谷购销合同24000吨。
4绿色粮食”品牌建设。市积极扶持市场前景广阔、科技含量高、牵动能力大的绿色食品加工龙头企业。鼓励其筹集资金，更新改造一批高档优质的精、深加工设备，拓宽优质稻米的生产与发展空间，创立本市绿色品牌产品。目前，市已有市佳源米业公司、宁化县佳穗米业公司和建宁裕芳粮食加工厂等8个企业生产的18个产品为“放心粮油”品牌，放心粮油企业”4个。
三、市粮食加工、贮存、流通、产供需状况
,一粮食供需平衡状况。市社会粮食供需平衡现状是外地生产的粮食从总量上基本能满足当地的粮食消费。但由于我市是水稻主产区。农业人口152.33万人。全年粮食供给总量162.97万吨，其中地产粮116.25万吨。全年粮食需求总量158.53万吨，粮食消费总量119.50万吨，其中口粮消费64.48万吨，饲料用粮45.45万吨，工业用粮3.63万吨，食品用粮5.6万吨，种子用粮0.34万吨。年初各类存粮49.77万吨，年末为54.18万吨。
二粮食贮藏状况。以年为例。全市地方贮藏规模共计57000吨（市级21000吨，县级36000吨全部落实到位，远远超越了粮食平安警戒线，可以作为以丰补歉，救灾救荒，预防突发性事件的物质保证。市区落实大米储藏1000吨，确保市区粮食出现异常动摇时，大米供应不时档，不脱销。二是高度重视市县中心粮库建设，重点改造扩建市区粮库、东站粮库，仓容量分别为70001500吨。三是贮藏粮品质进一步提高，轮换各级贮藏粮20623吨，年及年产的粮食上65.5%年，全市粮食贮藏订单计划80158吨，其中省级6万吨，市本级8869吨，县级11289吨。
三订单粮食收购情况。做到政策宣传到位。方便农户售粮；收购市场监督管理到位，维护稳定的农村收购市场秩序。年，全市共收购粮食79463吨，其中订单收购70470吨。年，全市共收购粮食75240吨，其中订单收购69769吨。截止年月，全市共料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证127本，并全部通过年审。
四粮食加工情况。市积极拓宽粮食行业龙头企业的经营思路。发展粮油精深加工。努力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扶持和服务，创新粮油加工骨干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以资产不纽带，组建集收储、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企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实现综合利用粮油资源，并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粮油精深加工产品，提高我市粮食品种有优质化和主食品的工业化水平，占领更多市场份额。据市粮食局年统计，全市粮食加工企业生产能力：大米579500吨，小麦粉37500吨。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8个，资产总计7310万元，其中大米4765万元；从业人数433人。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29846万元，其中大米25136万元；产品销售收入28995万元，其中大米25451万元；利润总额413万元，其中大米301万元。加工企业中大米加工企业47个（日处理原粮100吨以下的44个，日处理原粮100-200吨的2个，日处理原粮200-400吨的1个小麦粉加工企业1个；大米总产量116274吨，其等米30156吨，规范一等米84859吨，规范二等米900吨小麦粉总产量6897吨。从业人数中，大米399人，小麦粉34人。
五粮食产销经营情况。以搞活粮源经营为重点。走出去”产销衔接方式，实施“引粮入明”工程，同时，积极组织供需见面活动，加大产销协作力度，推动产销双方在粮食经贸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发展，确保全市粮食供需平衡。几年来，省内粮食产销协作不时扩大，与沿海销区签定购销合同由2005年的25.55万吨，年提高到35万吨；与省外粮食产销协作关系不时巩固，年调入粮食8.25万吨，年提高到13.3万吨。通过产销协作平台，有效地实现了优势互补，建立了顺畅的产销衔接通道，增加我市优质粮食的市场供应量，有效地维护我市粮食市场稳定。
四、市粮食平安生产工作经验与存在问题
一粮食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方面
市粮食生产技术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年来。粮食生产技术推广和农田基本建设也均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粮食生产却呈现逐年下滑的局面。特别是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粮豆大量调入我国，粮豆价格继续低位徘徊，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热情，粮食生产下滑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粮食生产呈现系统性危机状态。主要表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耕地面积、粮播面积、稻播面积、粮食总产、稻谷总产均较大幅度下降（从我市粮食生产历史比拟。规划、规范、投入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不一致。个别地方有截留经费补充办公费用的现象。
2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农村劳动力价格涨速过快，全劳力日工资从20-30元上升为40-60元，二年之内已近翻番。农资价格只涨不跌，生产利息提高。粮食价格仍然较低，涨幅很小，农民种粮比较效益进一步降低。以年中上田段亩产千斤稻谷的收入利息比拟，农民种粮的日工资为40元左右，位于农村全劳力日工资的最低位。按1000斤稻谷计算，单价0.8元，产值800元；本钱：n肥65元，p肥20元，k肥44元，农药30元，种子20元，机耕30元，农具折旧30元，合计239元；生产用工：育秧1天，整地1天，插拔秧2天，施肥与病虫防治3天，收割2天，晒谷1天，渠道和田边杂草整治2天，粮食管运卖1天，合计13天，不计地租情况下，扣除本钱，日工资仅43.15元。如遇自然灾害或气候较差年份，产量下降，日劳动工资将大幅降低。中低田段的单产更低，生产用工更多，效益更低。
由于粮食直补大部分均按承包田发放，此外。农民不种粮照样领补贴，也降低了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
3粮食生产劳动力日趋紧张。收益不高，青年农民大量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务农劳动力年龄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且由于种粮效益低于其他经济作物，务农劳力的投入更多的投到经济作物方面，多数农户种粮仅以保住口粮为主，粮食商品率大幅降低。
4土地抛荒较为严重。但由于行政考核制度的制约，具体摞荒面积无法统计，估计全市摞荒面积达到10万亩。据沙县土地流转工作调查，全县摞荒面积达到8000亩左右，由于土地摞荒多发生在偏远的山垅田，调查人员难以做到逐段逐田核实，实际摞荒面积可能逾越统计面积的一倍以上。年水稻播种190万亩，复种指数仅为1.118比最高年份353.7万亩，复种指数1.6种植面积少163.7万亩，复种指数降低了0.48点。
政府部门更多的关注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5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关注力下降。近年来。粮食生产已多年不被各级行政列为重要议题。除了中央强调和出台的相关政策之外，其它各级政府基本上属于口头重视。由于中央减免了征粮和粮食统购，解除了县乡镇干部在粮食生产上的压力，粮食生产已不再是县乡镇的中心工作。相当多的村干部和农民反映，现在行政领导下村检查工作已经很少到田头了粮食生产已基本上成了农户个人的事。
6粮食生产技术研究效果显著。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已是名存实亡。现有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杂交水稻新组合的研制、引进与开发、推广应用上，水稻的其他增产技术及非主要粮食生产技术，由于在效果的推广与转化过程中科研单位与研制技术人员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几乎没有人员从事这些技术的研究，非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更新等生产技术完全采用“拿来主义”方式从外地引进。目前仅存的优势项目--杂交水稻新组合的研究，也因立项困难、投入经费少而逐步陷入困境。粮食增产技术的研究存在立项难、经费少”问题。今年我市的科技计划项目指南中已经没有相应的研究计划了
7技术的转化与应用推广工作举步维艰。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目前我市一些县、乡级农业推广部门已经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多数单位部门下乡的旅差费都严重不足。新品种、新技术的生产示范与推广的工作力度、工作效果已较大幅度地落后于前十年，虽然我市杂交水稻育种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但受限于人力物力的缺乏和推广网络的缺乏，科研效果的示范工作效果亦较差，许多科研效果只能是纸上谈兵了种业公司是现阶段粮食生产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但普遍存在示范规模小、影响力弱、售后服务差等等问题，栽培技术指导工作也严重滞后。且由于种业公司的最终目的通过销售种子来获得经济利益，新品种的示范与推广只是宣传促销手段，示范推广的费用将全部作为利息计入到销售价格中，种子销售过程中转嫁到粮食生产者—-农民的头上，无形中又增加了粮食生产本钱、降低了粮食生产利润。
二粮食加工、贮存、流通、产供需方面
1需大于供将是市粮食供需平衡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市乡村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短期内我市的粮食生产在总量上如未能实现大的突破情况下，需大于供将逐渐成为我市粮食供需平衡发展的趋势，必需引起足够重视。
2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管理机制有待提高。一是局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机制仍然不够灵活。其中购销企业217人，缺口支付职工弥补金960万元。三是粮食流通执法队伍有员编制和经费尚未落实到位，市场监管难度较大。
3粮食加工企业规模偏小。发展缓慢。市大米加工企业有近百家之多，一些个体加工厂规模极小，最大企业日处理原粮200吨。且生产设备陈腐，管理营销手段简单，多数为家族式的管理，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企业分散在全市城乡的各个地方，为居民的粮食消费带来了便当，但也由于企业规模小而分散，造成粮油加工业发展缓慢，产品品牌效益低下，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同时，市场粮价的动摇和资金限制，原粮贮藏缺乏，也影响了加工业的发展。
五、保证我省粮食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没有粮食基础的支撑不可能持续。粮食问题历来受到广泛重视，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平安受自然技术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粮食平安应包括：粮食的数量平安和粮食的质量平安。必需与时俱进，统筹当前和长远，生产、流通和消费，根据我省情况来考虑保证粮食平安的对策和措施。省是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省份，个缺粮省份，自给能力仅占50%左右，粮食问题一直是制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粮食供需将是偏紧的趋势，粮食平安面临着巨大压力。
一必需把严格维护耕地。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保证粮食平安的一项临时战略目标。
已为粮食生产能力的恢复发展发明了一个很浓厚的政治环境，保证粮食生产的关键要从政策和科技两个方面保护、发展粮食生产能力。中央已就耕地保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控制、粮食收购维护价、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粮食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培训科技示范等方面出台了很多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现在关键是如何将中央的政策结合我市的客观实际予以及时的具体的落实。
1依法维护耕地。市能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减少幅度非常可观，很多农田被用于修路、盖房、办厂、植树、挖塘，稍为遥远的地段出现较大面积的弃耕抛荒，耕地实际拥有量已较大幅度地低于统计量。因此，一是必需始终把维护耕地作为保证粮食平安的首要政策目标，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定，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维护政策，特别是要切实搞好基本农田的维护。二是整合农田基本建设机构，统一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规范、投入，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三是组织有关业务部门专家对耕地维护现状进行一次认真严肃的检查，详细调查农田抛荒实况，真正摸清我市的耕地数量。严厉依法查处违犯耕地维护的行为，对于可供恢复粮食生产的被占耕地应责令立即恢复耕作，争取二年内我市粮食收获面积恢复到400万亩左右。四是认真总结农田流转工作经验，引导农田逐步向种粮能手集中，提高规模化集约生产能力和种粮效益水平。
2要把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粮食生产是相对效益较低的基础性的弱质产业，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市场将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明显增强。要坚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必需尊重市场法则，使种粮有利可图。粮食市场化的新形势下，当务之急是着手研究制定维护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和措施。一要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投入力度，认真落实好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二要采取政策措施降低主要农资价格，加大粮食生产机械的研制推广力度，降低粮食生产本钱，增加种粮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三要根据社会物价水平，及时调整粮食维护价，确保农民种粮效益，同时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服务体系，改善流通设施，为农民卖粮提供便利，保证货畅其流。
3制定粮食生产技术研究、推广中长期规划。一要继续加强粮食作物的品种选育、引进工作，继续抓好“种子工程”进一步提高优质种子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二要进一步加强粮食作物栽培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充分发挥优质高产品种的增产作用。三要加强基层乡镇农技站的组织建设工作，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技术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农技站推广主力军的作用。四要加大粮食生产技术研究、推广的经费投入，确保经费总量的内在价值量不低于10年前的总量。
4加强通俗易行的实用型粮食增产技术的研究。目前在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已经出现以老、少、妇为主的局面，文化水平较低、实用技术掌握困难。政府应在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应用科技能力的同时，注重引导和加强对通俗易行的实用型粮食增产技术研究的人才发展和经费投入，科研部门要面对现实，致力于农民投入少、简便易行的粮食生产技术的研究，如粮食新品种的更新、抛秧栽培等省工省时、简便易行的粮食生产技术的研究。
5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统合农校、农广校、农函大和市、县、乡各级农业技术部门的农业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大规模地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工作，并将粮食生产的各项技术列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培养、造就一大批年青、懂技术的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二强化粮食市场运作。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平安保证体系
强化市场运作，加强粮食储藏。确保粮食市场稳定。做到粮食生产供应“保面积、稳粮源、多渠道、保畅通、供得上、调得动、管得住、有保障。
1继续完善粮食贮藏政策。重新研究确定各级粮食储藏的合理规模。包括种子、饲料粮、保健品、副食品所需粮食都要列入其范围。要按照(中央贮藏粮管理条例)要求，加强和改善中央贮藏粮管理工作，确保在国家需要时调得动，用得上。要督促各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抓紧空虚地方粮食储藏，增强地方政府对粮食市场调控的责任和能力，为应对可能呈现的市场动摇打好物质基础，确保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买得起他所需的粮食。
2统筹省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调节省内粮食市场服务。坚持“立足本省自已生产，余缺适时调剂”方针，根据本省粮食供需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采取不同的手段，灵活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根据本省余缺适时调剂，为实现本省粮食总量平衡服务。同时，要鼓励产销区之间依照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自愿合作的原则，建立临时稳定的购销协作关系，促进粮食有序流通。
3创新粮食平安观。特别是如何维护主产区利益，稳定提高优质专用粮生产能力，高标准建设国家和省级现代化商品基地。二是粮食贸易供应体系，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建设。三是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粮食预警体系、社会保证体系和粮食法规体系建设。
三加强市场分析预测。
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建立粮食平安预警系统及应急机制。保证粮食平安的重要制度建设。目前我对粮食市场的分析预测工作相对单薄，粮食流通管理部门作为联系生产和流通的桥梁和纽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分析预测工作，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既科学合理、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粮食平安预警应急系统，及时发现、判断粮食不安全状态，发出预警报，及时启动该系统应急措施，确保粮食市场稳定，使政府掌握保证粮食平安的主动权。
1定期分析和粮食供求市场信息。形成快速、更贴近市场的监测系统工程，提升粮食市场信息的收集、贮存能力，提高对市场动态的分析和预测能力。
2完善政府粮食平安预警系统。确定调控预警指标。具体规定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做到职责分明，才干收到明显效果。特别是粮食主管部门和物价、工商、交通部门应密切配合，做好粮油市场监控工作，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迅速有效地监控全市粮食平安状况。
3建立全省和区域性粮食应急机制。全省各地市要建立粮食平安预警应急方案和成立粮食平安应急指挥部。确保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并坚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充分发挥政府贮藏粮食、粮食风险基金以及重点粮食市场和骨干粮店、骨干粮食加工企业的作用，进行调控，及时平抑粮价，稳定市场。
四深化改革。
推进粮食经营中遇到困难与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发展来解决。总的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意见》精神，逐步实现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激进加工工艺向采用先进适用技术转变；推进粮食生产基地化、产加销经营一体化、加工制品优质化的要求,当前发展粮食加工。把做大做强粮食加工龙头企业，作为发展粮食生产重要抓手，促进粮食加工业继续健康发展。
1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根据《全国主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精神。编制和实施粮食加工发展规划，引导粮食加工业合理布局，渐进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根据发展规划，落实分步实施的方法和措施，纳入实施单位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2做大做强粮食加工龙头企业。重点扶持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有发展前景且带动力强的粮食加工龙头企业。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质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鼓励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兼并，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有市场、有较强竞争力的粮食加工企业，从基地建设、科研开发、生产加工、营销一体化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3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合同契约订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是加快农业行业协会建立，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介组织，与龙头企业一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完善现有合同契约为主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基础上，加快建立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利益联结机制。三是树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用法律手段保证龙头企业与农户合同的法律效力。
动员外地乡镇企业、民间能人、个私业主在园区发展粮食加工企业，4加快粮食加工的集聚地建设。立足外地资源优势。促进园区成为粮食、饲料加工企业的集聚区，并且带动相关企业发展。
五加快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
粮食生产调研篇11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农用地流转成为当今农村改革中的重点和热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促进农用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收益。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要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等。由此可见，大力开展农用地流转是当前促进农业发展、稳定粮食生产的一个主要政策。问题的关键是农用地流转是否切实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国家生存命脉。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应大力支持农村农用地流转，完善农用地流转机制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否则，则应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设计其他配套的农用地流转政策，以此稳定中国的粮食生产，切实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纵观理论界现有的对农用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研究，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杜润生[1]、温铁军[2]认为中国在保持家庭经营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由传统的小农业生产变成现代的大农业生产。这虽然为农用地流转提供了契机，但其并未阐明推动大农业生产的手段和途径。张光辉[3]、丁贤劼等[4]早在20世纪末就认为粮食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粮田的规模经营，而实现粮田规模经营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农用地流转，但均未对农用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同时，侯军岐等[5]、任治君[6]则认为在中国通过扩大农用地经营规模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还未成熟，盲目地推行农地流转只能引起农村生产基础条件的恶化，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杨应辉[7]调查了云南省文山州地区农用地流转后粮食生产的现状，认为农用地流转后“非粮性”现象加重、种粮农民的素质降低、基层政府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动摇情绪等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生产，这种盲目地推行的农用地流转反而降低了粮食产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尚待权衡[8]。张忠明等[9]认为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效率之间并不呈显著正向、负向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U”型规律；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小规模经营农户的粮食规模经济效应明显，有必要通过农用地流转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刘涛等[10]从土地细碎化的角度分析了农用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土地细碎化呈现正负两种效应，与农户当初参加农用地流转的动机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并不是很明确。
如果通过农用地流转而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且他们在流转期限内增加对转入农用地的投入，那么就可实现规模经济及粮食单产的提高；但如果某些农民转入土地后，在较短的流转期限内减少对转入农用地的投入，那么转入土地与原承包土地上的产出必定会有差距。陕西省是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进一步实施，关中地区的耕地资源愈见紧张，这对陕西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1年在陕西关中地区调查的数据，建立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各要素投入的C-D生产函数，分析了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旨在为完善中国农用地流转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
1 模型构建及变量设定
在众多要素投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定量研究中，C-D生产函数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研究在参考相关研究方法以及变量选择的基础上，选择运用C-D生产函数，根据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情况，选择单位面积粮食产量（kg/hm2）为因变量；种植次数、化肥投入、良种投入、灌溉投入、农机投入、农药投入、劳动力投入为自变量。由于考虑到陕西关中地区一年两熟的作物种植方式，统一选择玉米和小麦作为本研究的粮食生产对象，通过小麦和玉米的单位价格量化为单位面积粮食产值，并再折算成粮食产量；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玉米单位面积产量×玉米单价+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小麦单价）/小麦单价。另外，因为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在一定的地区（陕西关中地区）和一定的时间段（2011年）的农户截面数据（共221份），所以假定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及粮食价格没有差异。
1.1 模型构建
一般意义上的C-D生产函数模型可表示为：
Y=A·f（x1，x2，…，xn） （1）
式（1）中，Y为粮食产量；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x代表影响粮食单产的各个要素。本研究将因变量设定为农户经营农用地（含其承包地和流转地）的单位面积产量（kg/hm2）；自变量分别包括农户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种植次数（F）、化肥投入（H）、良种投入（Z）、灌溉投入（G）、农机投入（J）、农药投入（N）、劳动力投入（L）；其次，为了研究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本研究用虚拟变量D代表调查地块是否为流转的农用地，并进一步将其设定为，D=1表示农户经营的流转土地，D=0表示农户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根据C-D生产函数的内在性质，将式（1）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式（2），即本研究的应用模型：
lnY=lnA+ δhlnH+δzlnZ+δglnG+δjlnJ+δnlnN+δllnL+δflnF+λD+ε （2）
式（2）中，ε为随机误差项，δ及λ为待估参数，其余变量字母的经济含义同上。
1.2 变量设定
在广泛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选择的模型变量中，因变量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Y），自变量分别为种植次数（F）、化肥投入（H）、良种投入（Z）、灌溉投入（G）、农机投入（J）、农药投入（N）、劳动力投入（L）以及衡量耕地流转的虚拟变量（D）。如表1所示。
2 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合陕西关中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特点，本研究选取关中地区的武功县、兴平市和周至县作为调查区域，通过设计调查问卷，采用随机调查的方法取得样本数据。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农户经营承包土地信息、农用地流转信息以及流转耕地作物投入和产出情况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经过整理和筛选，最终确定有效问卷221份，问卷有效率达85%。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另外，由调查数据可知，平均每户种1 hm2的粮食，能实现收入21 870元（平均每公顷收成10 720.6 kg，1 kg 2.04元，其中每公顷良种投入1 185元、化肥3 750元、农药360元、农机2 595元、灌溉765元、劳动力4 080元，农户种植1 hm2粮食一年净收成只有9 135元）。本研究在调查中发现，大量农村人员放弃务农，流转出土地或者直接撂荒而外出打工、经商。作为转入土地的农户，由于其转入动机的不同，对土地的投入也不同，绝大多数农户是为了种植经济作物而转入土地（调查中有80%以上的农户转入土地后改变土地种植用途，主要是改种经济作物）；而没有改种其他作物的农户，其中20%转入的土地是受亲朋好友所托，11%是种植相邻农户抛荒的土地，23%是因为家庭务农劳动力剩余以及一些其他特殊原因。
3 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 6.0软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首先，将本研究选择的8个自变量全部纳入回归方程，得到表3中的回归1。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通过White检验，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得到表3中的回归2。综合比较两个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均较理想，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对来说，修正后的回归2其显著性不如回归1高[劳动力投入变量（L）和农用地流转与否虚拟变量（D）在回归2中显著性程度低于在回归1中的显著性程度]，但其拟合系数R2值以及D.W值更加优化，并且消除了异方差和自相关（F统计值为0.586 127，相伴概率为0.834 441，说明不存在异方差）。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自变量的符号均符合经济学意义；各自变量的t值较大，且均在1%、5%和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条件下通过检验，符合统计学意义；模型的总体拟合程度较好，调整后的R2值、D.W值、F值以及F显著性水平均显示总体拟合结果较优。由此可以得出，不规范的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负效应，同时，各类影响粮食单产的投入要素如种植次数（F）、化肥投入（H）、良种投入（Z）、灌溉投入（G）、农机投入（J）、农药投入（N）、劳动力投入（L）均有显著正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1）不规范的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具有显著负效应。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中，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参与流转的土地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要比不参与流转的土地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少0.04个单位（lnY），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消除异方差后农用地流转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显著性水平虽然有所降低（在10%的显著水平），但仍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用地流转对实际的粮食产量产生了负效应。这正好与本研究的假设一致，即转入土地的动机、期限、扶持力度不同，粮食产出也不同；在目前租赁或者流转期限短期化的前提下，势必产生少投入或低投入的现象，从而影响到粮食产量。本次调查中，转入土地的期限主要分5个时间段：1～5年；5～10年；10～30年；30～80年；不定期。其中，转入期限在5年以内的农户达到61.4%，转入期限在10年以内的达到84.1%（表4）。
可见95.5%的农户土地转入期限在30年以内，还有部分转入时间为不定期的土地（即随时可以收回）。在短期租赁条件下，农户面临着提升地力的无偿性和非排他性的问题，虽然耕作面积增加了，但耕作的积极性却降低了。笔者认为，农用地流转的期限作为影响粮食产出的内生变量而作用于各项投入，使得转入土地的投入不及原承包地，而导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因此，从中国粮食安全的视角来看，不要一味地为追求农用地流转规模而流转，更重要的是怎样保证流转后的土地粮食产出水平不降低甚至更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2）农用地种植次数对单位农用地粮食产量具有显著影响。陕西关中地区的种植方式属于一年两熟，但是，调查中发现，有24个样本的农户只种植了一季粮食作物，占221个调查样本的10.9%。在这24个样本中，其中有14个样本是流转地块，这也突出显示了流转土地的低效利用。
3）各类农用地投入要素（具体包括化肥、良种、灌溉、农机、农药和劳动力）对粮食单产均有显著正效应。除劳动力投入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条件下通过检验外，其余均在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条件下通过检验。各个要素对粮食单产弹性系数的大小依次为：农机、化肥、良种、灌溉、劳动力、农药。
4 结论与讨论
农用地流转对农用地转入农民的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种植作物的类型及其行为决策。从中国粮食安全的视角看，问题的关键是农用地流转是否切实提高了粮食单产。本研究利用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修正的C-D生产函数，对流转后的农用地利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经营流转后的农用地中确实存在低效利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农用地流转对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负效应；二是农户在经营流转后的农用地中存在降低种植次数的现象；三是在陕西关中地区，各类农用地投入要素（具体包括化肥、良种、灌溉、农机、农药和劳动力）对粮食单产均有显著正效应。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①从微观上讲，农民对转入农用地的低效利用会直接降低流转土地的粮食产出，那么，从宏观上必然影响到粮食产量。因此，从实现粮食安全的视角出发，怎样设计农用地流转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研究。②在农业收益相对较低的前提下，相对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或经商，以获取更高的非农收入；而留在农村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综合能力较弱的农民。在耕地面积逐年递减、粮食单产缺乏大幅度提升、粮食需求日益增长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农业从业劳动者的素质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③本研究仅是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农户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而对于其他区域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农用地流转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怎样协调宏观上粮食安全和微观上提高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才是当前的关键。基于此，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大幅度提高对农民种植粮食的补贴力度，完善农民粮食生产补贴体系，逐步减少单位面积农用地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之间的纯收益差距；②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及强化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逐步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③强化农业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综合技能水平，以满足中国建设现代农业的需要；④从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逐步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对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待遇，降低农民的负担水平，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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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调研篇12
一、引 言
自从国家对粮食生产者实行直接补贴后，逐渐建立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利益补偿机制，对稳定粮食生产，保护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粮食生产连续出现8年增产的局面，粮食供需做到了基本平衡，种粮农民领取了国家的补贴，得到了实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也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补贴并没有改变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资金紧张、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镇化滞后的困局，“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粮食生产越多，经济越落后，财政困难越多，长期下去，势必影响粮食主产区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放松粮食生产，把重点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很多学者对我国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进行了研究：（1）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研究，学者从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比较优势等多方面阐述了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1］ ［2］ 。（2）对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现状及问题研究，通过调查和政策梳理分析我国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现状和问题［3］ ［4］ 。（3）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协调研究，从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协调问题［5］ 。（4）粮食生产者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研究，对粮食生产进行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 ［6］ ［7］ 。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在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的局部调整研究。按照这些研究成果的逻辑，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生产粮食，牺牲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成本，维护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只能获得微薄的利益补偿，根本不能改变粮食主产区经济落后、财政状况困难、公共服务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是对粮食主产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使粮食主产区人民和发达地区人民一样都能分享到国家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粮食生产区域利益失衡表现
（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粮食生产负相关
当前有一个有普遍现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粮食主产区大都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收入少，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粮食主销区大都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收入多，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为了揭示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利用全国2000年、2005年、2010年截面数据（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下同）进行回归，即各省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回归，检验全国各省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与粮食人均产量的关系：
1．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粮食产量呈负相关
运用EViews 6.0对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截面数据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得2000年的回归方程为：
y1=1531.97－2.7078x1
t=（6.005536） （-3.901061）
R2=0.44163 F=15.21828
y1、x1分别为2000年全国各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粮食产量，x1项回归参数t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5，t显著。但一般截面数据作回归时要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若存在异方差，采用OLS法估计模型参数，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值虽然是无偏的，但不是有效的，参数t显著性的检验实去意义［8］ 。用EViews 6.0对方程结果进行White’s（怀特）检验（表1）结果显示，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2，拒绝零假设，即模型存在异方差，要对模型进行处理。
表1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求得方程为：
y1=1376.641－2.392946 x1
t=（6.005536） （-3.901061）
R2=0.540646 F=34.13219
用EViews 6.0对方程结果进行White’s检验（表2），结果显示，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1648，不能拒绝零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x1项回归参数t统计量对应的p值接近为0，F值的相伴概率p也接近0，t、F值显著。
表2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同理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方程异方差，求得2005年的人均财政入与人均粮食产量方程为：
y2=2845.804－4.090937x2
t=（40.44591） （-15.85421）
R2=0.89656 F=251.3559
y2、x2项分别为2005年全国各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粮食产量，回归系数x2的参数t的相伴概率p值接近为0，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参数也接近0，t、F显著。
同理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方程异方差，求得2010年的人均财政入与人均粮食产量方程为：
粮食生产调研篇13
一、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统购和超购加价政策的刺激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民的收入和农业产值获得了高速的增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政策决策层对商品经济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信心。这一效率认知显然强化了中央政策决策层对计划管理体制弊端进行改革的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价值观极大地降低了政策决策层在确立政策目标与改革方案上达成一致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粮食政策目标是十分简单明确而又迫切的，即增加产量和农民收入。为此，在生产方面，农村自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的认同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生产组织制度的变革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主要激励因素（Lin， 1994）。
在市场流通政策方面，1979年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便沿着市场化方向展开。鉴于当时粮食价格显著低于经济作物，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首先从实行超购加价和调减征购基数开始。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中央掌握6种粮食（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和大豆）加权平均价格，每千克提高20.86％，超购部分加价50％。在粮食统购价格方面，除了农村周转粮、借销粮、种子粮（不包括优质品种）、奖售粮、兑换粮、代队储备粮和过头粮退库等都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购销差价由中央财政补贴。同时，粮食征购数量从1979年起减少25亿公斤，水稻地区口粮在200公斤以下、杂粮地区口粮在150公斤以下的，一律免征。
1982年，考虑到国家每年在进口1500万吨粮食的情况下仍有750万吨左右的缺口，根据总体改革思路，中共中央1982年1号文件强调粮食购销要“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仍需坚持统购统销政策。1982年1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决定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除了新疆、外，中央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粮食征购、销售和调拨包干数字。包干数字确定后，从1982年度到1984年度一定三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农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①；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包括粮食，但不包括棉花）和非统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1982年，国家统购任务进一步下调为303.2亿公斤，比1979年减少73.4公斤。而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占征购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
随着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也开始对统购统销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在1979 ―1984年期间，粮食流通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特征性的重要变化：
一是粮食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从1979年3月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按新统购价格加价50％。为保持市场稳定，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购销差额由财政补贴。
二是逐步减少统购粮食数量。中央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购销调拨包干，以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国家统购粮食逐年减少，1982年降为303.2亿公斤，比1979年减少73.4亿公斤。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占征购粮食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
在保持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发展多渠道经营。198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企业，除按计划供应外可以自行采购部分粮食加工成品出售。农村“四坊”和饮食业，除来料加工外，可以自行采购粮食加工成品销售。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行采购自用粮食，但不允许贩运。
二、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和农民“卖粮难”对国家统购制度形成的改革压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成为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要放弃对农业的直接控制的愿望，中央政策放弃了指令性生产计划，缩小了指令性统购的范围。价格和奖励措施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放松了对私人国内贸易的限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Sicular，1993）。随着粮食产量出现逐年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导致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强化了政府缩小乃至放弃或废除指令性统派购政策的观念。
一是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出售粮食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加（表2），政府发现自己以更高的超购价格购买的粮食占总收购量的份额（比重）迅速上升（表2），这一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3年的65%和1984年的71%，而同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者价格的稳定，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粮食销售价格继续保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平不变。而国家城镇粮食销售价格自1979年收购价格提价之前就已经低于收购价格（表2），于是，上升的粮食收购成本与很低的、不变的零售价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增加的价格补贴，这项价格补贴产生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如表1所示。政府的粮食油财政补贴规模1978年只有32.4亿元，仅1979年就迅速升为78.1亿元，并且以每一年平均的21.4%的速度快速膨胀，到1984年已达到209.2亿元，这在当年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已经很高了。正如Sicular所言，财政负担的加重加快了收购政策调整的步伐。
在严格的国家统购和超购加价等政策下，粮食增产和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随着价格的不断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迅速提高了。为了确保城镇居民“合理”的消费者价格，政府继续维持平价粮供应，而以财政支付承担了粮食购销差价。
二是农民卖粮难问题的出现，促使政府决策层将“流通环节不畅”与收购政策的弊端直接联系起来。“卖粮难”的报道最早出现在1980年，但当时这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现的个别现象。考虑到当时最主要的流通组织即国有粮食部门的存储吸纳粮食的能力是有限的，实际的粮食调运与贸易受到严格限制，私人粮贩还没有大量出现，粮食的市场调节能力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粮食所谓“过剩”或“多余”的局面。中央政策决策层认识到卖粮难是流通渠道不畅造成的，流通渠道不畅又是限制流通的政策所致。于是，1982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粮食）和非统派购产品，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可以经营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②。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1982年农民出售给国家的粮食份额仍高达92.4%，市场多渠道流通购买农民的粮食份额只占7.6%。到了1983年，农民卖给市场的份额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只占5.6%，而高达94.4%的粮食是卖给了国家。1984年，尽管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仍在增加，由1983年的96.74百万吨上升到107.48百万吨，但由于1984年是改革之后粮食产量第一次创历史最高峰，超过4亿吨大关，农民卖粮食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虽然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抓生产必须抓流通”，指出“当前，流通领域与农村商品生产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越来越突出”。但是，1984年解决流通渠道不畅的政策并没有消除全国普遍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和“运粮难”等现象。
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1984年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起草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该研究所向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提交的政策建议备忘录提出“积极调整应变”的对策，即“把新问题当作新机会，及时结束以国家财力刺激农业的超需求增长，相机改革农产品购销机制，使我国农业的持续增长，逐步建立到靠经济规律来调节的可靠基础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1986）。这一政策建议既有助于粮食增长目标摆脱巨额财政补贴的压力，又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流通渠道不畅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建议同当时政府“解放思想”的信念以及积极发挥价值规律的商品经济思想理论相一致。
三、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设计
于是，在沉重财政补贴负担和农民“卖粮难”的双重压力下，1985年中央政策决策层接受了上述课题组的政策建议，正式达成共识，对长期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了这次粮改的主要政策内容。
从1985年开始，粮食、棉花正式取消了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价（0.3作为原统购价的权数，0.7作为超购加价的权数），形成固定的比例价格。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原统购价，国家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取消粮食统销以后，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粮食的经营、加工、消费单位都可以直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签订合同。农村销售价格调整以后，国家供应的粮食仍按计划供应（王晓明，2002）。
从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1985年“粮改”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改革的性质具有显著的市场化取向。1985年的粮改将实行30年的统派购政策下的国家强制性收购粮食的行为改为平等自愿性质的商品交易合同形式，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民可以自主地决定将粮食出售给多渠道流通的任一组织或企业。
二是改革的基本形式是合同定购。合同定购的最重要条款是粮食的价格与数量。新的合同价格是按“倒三七”计算的固定比例价格。与原来政府收购价格相比，新的合同价格比原来的统购价高，但却比超购价低。关于新的合同价格对粮食生产供给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作用以及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1985年粮食产量的大滑坡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一点，下文将给予讨论。
三是改革的保障条件。1985年的粮改方案设置了两个重要的保障条款（措施）：一是对城镇消费集团既有利益的保护。除了对农村销售价格作出调整之外，国家对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仍按平价粮计划供应。这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震动，使得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二是对农民设置合同价格的下限。当市场价格低于压统购价时，国家承诺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粮食市价从未低于统购价，政府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对合同价格设置下限却是我国农业政策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价格保护的问题（卢锋，1999）。
四、1985年粮改政策的后果与争论
1985年粮改之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伴随着粮食价格（市场价格与合同定购价格）的下降，粮食产量出现较大滑坡；二是粮食定购合同的可实施性面临挑战，自愿的商业合同最终为国家定购性指令所取代。由此，市场化的改革实验迅速步入了双轨制时期。
首先，1985年粮改之后，粮食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相对上一年明显下降。其中，粮食合同收购价格，如山东的小麦、玉米合同定购价格比上年统购、超购混合平均价格分别下降了3%和 4.4%（山东粮食志，1991）。与粮食合同价格变动相似，粮食市场价格在1985年下半年虽有微弱回升，但全年平均水平仍比1984年略有下降，由0.49元/公斤降到0.48元/公斤，由于通货膨胀高达8.8%，实际粮价下降到0.37元/公斤（1978年不变价格），降幅高达11.9%（卢峰，1999）。随着上述两种粮食价格的同步下降。1985年的粮食产量也下降2820万吨，这是1978年改革之后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减产幅度达到6.92%，如表3所示。对于粮食产量减少的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一种争论是围绕哪一种价格――即市场价格还是合同定购价格，还是所谓边际价格会对产量变动产生作用；另一种争论是从土地自然要素投入技术角度看，是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还是农业生产灌溉设施等技术因素，还是自然灾害、气候等随机因素对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作用更大③。
其次，1985年粮改的第二个出乎决策层意料之外的结果是粮食合同定购性质的改变与收购（价格）双轨制的正式确立。高小蒙等（1992）描述了1985年之后，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是如何从中央层层分配到村庄和农户家庭的，即全国粮食定购任务总量确定以后，根据各地近年的产量、人均占有量、收购量、平价销售量和调拨量等因素逐级分配，并适当对收购量偏大的地方予以照顾。粮食定购任务分配到最基层一级（村或村民小组）后，一般是根据承包土地的数量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户，并进一步以合同形式加以明确。向基层分配定购任务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往往要抽调大量人员，花费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最后仍会有一些农民拒绝在合同定购书上签字。如山东省粮食志记载，1985年粮改开始时，国家同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只强调协商定购，定多少算多少，而农民则因国家收购价低于市价怕定多了吃亏。烟台市的4亿公斤粮食定购计划迟迟无法落实，虽经市政府召开电话会议发动，但最后仍差3050万公斤没有落实，实际仅完成34750万公斤，比计划少了5250万公斤。1985年，中央分配给山东的粮食定购任务为37.5亿公斤（贸易粮），春季省对地市安排35.5亿公斤，秋季增至37.5亿公斤，实际仅完成34.15亿公斤，占定购任务数91.07%。
在 1985年的粮改中，政府实际上试图放弃国家计划定购任务，而代之以国家与农户之间自愿签订的订单或“合同”形式。但是，由于双轨制下市场价格明显高于计划合同价格，农民普遍不愿意履行“合同”以将粮食出售给政府，于是政府就在难以低成本控制粮源以确保城镇居民“平价粮”供应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自愿性收购“合同”政策，而改为恢复实行具备强制性的“国家定购”政策。这次改革与政策的逆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说，假若政府不付出代价（按市场价格收购所需全部粮食），就无法实现其政策目标（保证城镇居民的“平价粮”供给）。
有关1985年粮改政策的争论同时还涉及对1984年粮食是否存在“过剩”以及1985年粮食产量滑坡的原因的广泛讨论。争论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为代表，这是一个为当时中央政策决策层所主要采纳和参考的主流观念。作为当时政府的主流观念，该观点认为1985年粮食存在过剩，因而1985年粮改政策设计是正确的、必要的。而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看法，主要代表有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1987）、丁声俊（1986）、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1989）以及黄道霞（1990）等。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认为，1982―1984年，“农产品出现了超常规高速增长”，“粮食供给量的增长大大快于粮食消费量的增长。因此，全国破天荒地出现了粮食的‘低水平相对过剩’。并提出‘控制’或‘调减产量’的主张。同时提出‘抓住电动机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1987）
对于1985年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小组认为，“在于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减产幅度大，除客观因素外，和实际采取的措施较强有关”。“特别是事实上发出的限购”信号，对“限产”作用是极大的④。“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农民对此作出了大致正常的反应。”因此，以此作为农业“衰落的讯号是十分错误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认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以来粮食供求的波动基本上是正常的。”（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1987）
而反对国务院农研中心关于1984年粮食“过剩论”的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丁声俊较早地指出，“1984年全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供求平衡并有较多结余，但粮食不是多得超过限度、消费不完，因此还谈不上‘过剩’，也不是什么‘相对过剩’。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要把粮食剩余说成是‘过剩’，中国粮食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且将日益增大，对此不可掉以轻心。粮食生产进难退易，不可采取‘多了砍，少了赶’的政策。要抓紧粮食生产。”“我国有些地区一度出现‘卖粮难’，并不是因为粮食真正太多了，而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仓储设施差，粮食调拨、购销政策不适应，粮食转化能力低等所造成”。“这是一时的表面现象”。“粮食仍然是我国当前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农村经济增长课题组也认为“不应用适度波动和常规增长来掩饰农业的停滞和萎缩，因为这种波动不是由经济正当运行节奏所引起的自发波动，也不是由生产力内在机制制导的波动，而是一种由于投资真空所加重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并进一步强化了久已存在的资源的危机，致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⑤。1985年粮食大减产的重要因素是：“对于当时形势错误判断，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失误是从对粮食生产形势的错误判断开始。……把1979年至1984年粮食的非常态供给误作常态供给，以至对今后粮食供需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我国延续二、三十年的粮食紧缺状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正是这个错误的判断，不仅助长了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盲目乐观情绪，还进一步铸成了改革统派购制度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把改革统派购制度放在1984年之后，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急于解决国家‘少购’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国家‘少补’的问题”。因此，与改革统购统销相配套的经济政策的基点是，取消加价敞开收购政策，采取压价和限购政策，在签订1985年秋粮合同时，一开始就搞封顶数，强调只准减少，不准超过，抑制粮食的增长势头。“封门拒收”政策造成的抑制种粮信号的冲击力，成为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的重要因素。
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认为，1985年减产的原因并不像前一时期仅从生产领域作出的经济分析那样简单，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环境存在以超常速度将农民从粮食种植业推到其他种植业和非农产业，农民正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重诱导下，自主地“转业”或“转向”，做出与国家意愿相背离的选择，而这种两极选择倾向正在不断扩大。由此，对1985年的政策失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错定合同定购粮价“倒三七”，使新产粮区的定购价低于上年粮食收购的实际价格水平。降低了合同定购粮价，给农民错发了价格信号。（2）1984年农产品全面丰收和供给充裕，是难得的改革时机。但仅对农产品继续有“放”有“统”，粮价有“死”有“活”，粮食购销价格倒挂，而没有使农产品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其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农产品比较利益下降。（3）在市场不发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的不协调环境下，放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一度调整失控，使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调减过多（黄道霞，1988）。其中，比较激进的批评如黄道霞指出，“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认为‘粮食生产问题不大了’，这样上上下下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⑥粮食政策“失误的根子”是“急于扩大市场调节”。“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市场幼稚病’，迷信市场的调节作用，……企图以此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矛盾，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⑦
这一时期对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评价和反思非常深刻地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后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1985年粮改以及其后的历次粮改都出现了政策目标落空（极端的情形是要么如1998年粮改后市场价格低迷和农民卖粮难呼声高涨，要么如1993年粮改后市场粮价急剧攀升带动物价失控），而客观上粮食市场化的结果会受到粮食市场供求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粮食企业和农民的经营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旦粮食市场化改革目标落空，主流观念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的识别、分析和判定就成为左右粮食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决定因素。显然，对于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主流观念发生了分歧和转变，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改革方案和评价虽然在改革之前和初期得到政策核心决策层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改革之后的粮食市场形势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政策核心决策层对于农牧渔业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观点以及社会学术界的批评保持了审慎的关注。在治理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整顿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粮食政策目标序列中粮食产量刺激和供给保障目标开始取代了粮食（价格）合同市场化目标的优先地位。这表明，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失去了，有利的改革条件和明确清晰的政策目标同样重要。因此，政策核心决策层必须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创造充分的条件以及等待下一个机会窗口的出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表明，粮食市场化初期改革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允许和扩大粮食市场交易的份额，即1982年开始允许农民自由处理其交售国家统购任务之后的余粮；二是试图改变国家统购的性质，即由国家强制性的征购转变为国家和农民之间平等的契约交易关系，这一尝试正是1985年粮改的真实含义和转轨价值。1985年粮食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历次重要的改革（如1993年的价格自由化改革、1998年粮改）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即改革的初始目标多数落空并且出现一定的政策回归，但是改革的部分制度设计却保留下来且继续对后续的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1985年粮改的重要制度价值是总体上终结了过去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统购制度，正式确定了粮食市场价格双轨制的制度基础，实现粮食合同收购和市场交易开始同步运转。应该说，1985年的粮改和之后历次粮改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重要的粮食政策改革一般都与政府沉重的财政补贴不堪重负有关；二是历次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是一致的，即期望在国家、粮食部门或企业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良性的和制度化的交易关系。但遗憾的是，多次粮食政策改革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或减轻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却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合同治理关系或粮食订单交易制度。
不过，自从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政策改革却似乎显示出更为成功的效率特征，如实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将近7年持续增长和市场价格的稳定和适度提高。这令人瞩目的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过去多次渐进式改革累积效果的体现，也是对过去多次改革经验充分吸收和修正的结果。如和1985年的粮改相对失败比较而言，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明显修正了过去历次改革包括1985年粮改中存在的缺陷或失误。例如，一方面，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缓解了粮食市场波动增加可能产生的农民种粮激励下降的风险，或者说粮食直接补贴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化改革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长期的国有粮食企业产权改革和行业竞争性的提高，增强了粮食企业和农民建立直接长期合约关系机制的激励，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平滑粮食市场的波动幅度。当然，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或价格操纵的情形也仍然是存在的，不过，政府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调控粮食市场的经验，能够在打击粮食市场投机或操纵行为的同时不破坏市场运转的制度基础。政府对粮食市场制度运转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和信心的提高，是过去包括1985年在内的历次粮改都无法比拟的。
注释：
①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办法，即国家储备，中央直接掌握的周转粮库存、省际调拨、军粮、奖售粮、进口和出口、归中央支配的议价转平价粮，由中央统一管理；粮食征购、销售、定额周转库存、议价粮库存、代队储备由省统一管理。包干期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多购的粮食归地方掌管，储备起来，准备以丰补歉。如发生新的粮食亏空，由地方自行解决。大灾之年却需中央调剂解决的粮食，以后要归还。包干基数内的超购加价款、中央支配的议转平粮差价款和国家粮食储备的费用开支及中央掌握的粮食周转库存费用开支都由中央财政负担。
②198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制定《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83年1月22日。
③如卢锋的解释是一半的原因是播种面积的下降（3.5%），产量下降的另一半原因则是耕地以外的投入减少以及其他因素（如气候等随机因素）的结果。
④减产的直接因素主要有：“倒三七”比例价比超购价低10%，取消超购价，价格走向具有抑制生产的作用；事实上存在限购；地方政府存在减少粮食生产的冲动，抑制粮食生产的做法普遍存在；1983―1984年持续“卖粮难”，对农民打击很大，生产者对继续增加粮食生产的预期很低；价格上存在“一降三升”，即粮食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其他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开始上升。此外还有气候因素影响。1985年南旱北涝，病害严重。这一原因造成的减产可能在100亿~200亿斤之间。
⑤他们认为，1985年以来，在全国“农业总产值缓慢增长的农牧渔业部背后，隐蔽着农村种植业发展的停滞性和萎缩性。”同时认为，“粮食生产大起大落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中掩盖着农业生产力萎缩的明显表露。”他们的依据是：1985年以来粮食连续负增长与农村经济的两位数的正增长是相对萎缩；农业生产力动向的主要因素出现衰退和萎缩的征状：土地肥力下降趋势、农业抗逆能力下降趋势；“目前农业经济格局中，难以克服的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尚未形成新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投资体制和积累体制。”
⑥黄还指出，1985年减产后，农村工作在操作上仍然继续失误：继续强调农业生产的这种粮食徘徊形势是“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但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出现粮食的常规增长；没有集中精力狠抓保障农业增长的措施，只顾在少量点上大搞“新道道”出台的文章，模糊了工作重点；没有把握住1986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形势的新变化，对深化改革城乡关系结合的新特点缺乏统一方面的研究，却只从对立方面研究。生搬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理论，把粮食徘徊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占了农业的便宜等。1985年后，工农业发展冷势不协调加剧，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发展，超过了农业的生存能力。如此失误造成了农业、粮食生产的曲折。
⑦这是黄道霞在1989年11月的一次农经理论讨论会上发言时进一步阐述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丁声俊. 对我国粮食发展战略的理论探讨[J]，理论月刊，1986(3).
[2] 黄道霞，戴舟，余展. 激荡农村的变革[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3] 王晓明. 粮食流通的比较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Sicular, Terry. The Derailment of China’s Two-Track System, or Pitfalls of Mixing Plan and Market During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Z]. Mimeo, revised November 1993.
[6] 韩志荣，冯亚凡. 新中国农产品价格40年[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
[7] 卢锋. 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粮食过剩问题：对“粮食无过剩”观点的质疑[J].管理世界，1999(3)：168-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