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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论文实用13篇

粮食危机论文
粮食危机论文篇1

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众多发展中国家对粮食供给缺乏激励机制。粮食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缺乏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短期内,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但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数量剧减。由于在粮食需求一定而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粮价的上涨,而这又会引起预期上涨的心理恐慌,导致大量粮食的囤积,需求效应进一步放大,于是引发高价均衡的粮食危机。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其经济效益逐渐弱化。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粮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粮食越来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二)金融市场冲击对高粮价推波助澜

金融市场对粮价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各主要发达与新兴国家的CPI指数都在上涨,影响到国家金融的是车市、房市与油市的价格上涨,而影响到老百姓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没有涨,另一方面是除了工资以外的一切几乎都在涨,短期会导致群众对基础食品的采购量加大,导致粮食的局部产品供不应求。

(三)能源危机使得粮食成为新的能源替代品

生物能源是目前的热门产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导致粮价在2008年的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

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引起粮食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需格局的失调,而金融市场的冲击和能源危机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间接原因,是其推波助澜者。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居民生存需要,而目前导致粮食供需失调决不是什么偶然原因。经笔者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粮食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不同制度安排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粮食生产的制度安排

粮价上涨与粮食供应不足密不可分,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农民都缺乏生产粮食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引起目前粮食供应不足的基本原因。纵观国际各种粮食生产的安排制度,不外乎两种主要制度安排:无粮食补贴和有粮食补贴。无粮食补贴的情形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典型,而有粮食补贴以美国和欧洲最为典型,那么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粮食的供给制度,又怎样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热情,笔者将以博弈模型作具体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假定在无粮食补贴或有粮食补贴制度下,所有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生产粮食或生产非粮食的经济作物,这里的非粮食作物包括可可、橡胶、甘蔗等系列作物。并且他们的得益因生产作物的不同而相互影响。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首先讨论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模型,此时,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作物时,其不同得益组合情况如图1所示。

当双方都未获得政府的补贴时,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当所有国家农民都选择生产(粮食,粮食),那么粮食的供给就会增加,但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使得农民的收益仍然显得较为劣势,各自收益为(10,10),甚至都低于都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收益(15,15),这主要是一般非粮食经济作物的需求弹性都比粮食高。进一步分析知,该博弈模型具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选择生产粮食,而另一方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此时双方的得益均为(20,20)。

所以,该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一方选择生产何种农作物:粮食或非粮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态势,但决不可能构成可信性威胁,即双方都没有自己的上策,无法使对方相信自己一定总会选择某种具体的策略。因此,不同国家的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策略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替进行,在该制度安排下,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制度并非都是无补贴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幅度尤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原因对农产品补贴还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或者部分国家有些补贴也微不足道,我国便是如此。如是这些就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国家有补贴,一些国家无补贴。那么此时博弈模型的相应得益就会发生改变。

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假定B国农民有粮食补贴,并且补贴为15个单位,而A国农民没有任何补贴,此时的博弈模型的得益情况如图2所示。经过分析发现该博弈不再有双纳什均衡,而变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分别选择生产(非粮食,粮食),其得益分别为(20,35)。也就是说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会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策略,而有补贴的B国农民会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正因为粮食补贴使得B国农民有了上策,即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而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依然没有上策。此时,B国农民的策略选择对A国农民构成可信性威胁,B国农民完全有理由让A国农民相信,自己选择生产“粮食”的威胁已经变成可置信的一种“承诺行动”。而无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不能让对方B国农民构成类似的可信性威胁,而只能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策略。

(三)粮食危机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粮食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现在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是这场粮食危机的主要推手,自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种大幅度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民具有明显的生产“粮食”上策,并对其它无补贴的种粮国家形成可信性威胁。同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美国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可以将其经过高额补贴的商品粮,低价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使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基本无利可图。这使得许多亚非拉国家农民被动选择“非粮食”作物。原有的农地,多数转作发达国家需要的咖啡、香蕉、香料等作物的生产。由此带来了市场交易条件下的大规模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兼并,并导致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国家越来越多。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粮食上,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其食物体系,同样因美国建立在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强大竞争力,也被美国等国家替代。然后,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粮食危机便在美国的主导下一触即发,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抑制和化解粮食危机的对策

(一)消除国际间不平等的粮食补贴机制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补贴制度,其补贴幅度之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这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消除这种不平等补贴机制,只能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这需要发达国家放弃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同时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一系列援助。只有消除不平等的粮食补贴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粮国家农民在博弈策略上的上策,否则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和威胁可言。

(二)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补贴的均衡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粮食补贴,而是反对那些不正常的、扭曲的补贴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其他产业发展,若差距过大,不利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粮食补贴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包括多种参与主体和多渠道的运作方式,变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主导行为。只有完善的市场运作才能真正灵活调节粮食价格、数量和品种。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对粮食的补贴要达到一定要求,补贴过低,若产业间的差距依然过大,仍然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可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长期发展的效果。当然,这还可能涉及到本国的财政状况,实施起来肯定有一定的压力,如何权衡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

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若完全以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中,出现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与政治动荡,与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本地化的食物体系。

(四)努力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地使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健全服务机构,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另一方面,要努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和生物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在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整体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粮食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刘明国.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当代农民贫困的经济根源[J].农村经济,2008

2.赵丽芬,杜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

3.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粮食危机论文篇2

从理论上看,粮食危机应该是与粮食安全相互对立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而当粮食安全这一目标受到严重威胁时,即很多人无法获得赖以生存的粮食时,就出现了粮食危机。

其实,在当今社会,粮食危机无处不在,由于政治动荡、自然灾害、草原荒漠化、农用土壤退化、人口增长、贸易壁垒等等原因,使得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同时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全世界处于饥饿状态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全球仍有约10%的人处于饥饿状态。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字显示,自1999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而人口却增长了10%之多。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一再发生粮食危机,饥荒成为了头号杀手,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据粮农组织估计,到2050年时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而农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粮食需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因此,解决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二、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

(一)粮价上涨、民众饥荒

粮食危机的爆发使得各个国家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无论是进口粮食的国家还是出口粮食的国家,都受到了粮价上涨的所带来冲击。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得亚洲约有10亿人承受了高粮价的影响。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人民以街头抗议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粮价上涨的不满;阿富汗当地面粉价格飙升,迫使阿富汗人民只能购买最劣质的面包皮来果腹;巴基斯坦和泰国甚至派遣军队来镇守粮田和粮仓。

(二)物价飙升、通货膨胀

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粮食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源、日用消费品等的价格随粮价的上涨而大幅上涨,从而使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良性的轻微的通货膨胀确实会加快经济的发展,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只会使得物价飙升,经济倒退,社会动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利。

(三)社会动荡、政局不稳

2008年粮食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粮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由于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相对比较贫困落后,粮食主要依靠进口,食品消费在日常消费中占比极高,粮价上涨对他们的影响由此可想而知。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使得非洲多地发生骚乱,其中在喀麦隆发生的骚乱使得该国数十人丧生,对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三、世界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

(一)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环境却在急剧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极端气候常现,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干旱天气和洪涝灾害频发使得世界上一些粮食生产国家的粮食产量骤减,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干旱、洪涝等种种自然灾害提前预知与避免,我们也无法减弱它们给粮食生产和供给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可以说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是世界粮食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

(二)生物质能源的大量利用

生物质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生物质中,经过转化可作为燃料使用。和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的特点。也正是基于生物质能源的这一特点,面对石油煤炭数量骤减、石油价格大幅上升,不少国家开始进行相当大规模的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但是生物质能源的开发是以消耗大量的粮食为代价的。粮食最基本的作用应该是满足人的食物消费,并且粮食又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对生物质能的大幅开发利用无疑对粮食供给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三)农业投入不足

近些年,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提高自身综合国力,将工业发展放在首位,而忽视了对农业的发展。在制定国家的财政政策时也明显向工业倾斜,大量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并且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农业人口也不断地减少,加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粮食价格不断上涨。

四、世界粮食危机的国际应对

(一)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世界粮食危机的爆发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食不果腹,但以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及时为这些粮食危机严重的国家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饥荒所带来的死亡。国际社会应当为那些遭受重大灾害或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粮食短缺、不能自足的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虽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粮食危机,在短时期内它能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使这些国家的人们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因为饥饿而丧生。

(二)提供紧急粮食补贴

一些粮食自给能力不足的国家往往会选择紧急粮食补贴政策来渡过粮食危机。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最贫困的人口在粮食危机中所受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粮食的价格。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对这些人群提供紧急粮食补贴,以尽可能减小粮食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当然,提供紧急粮食补贴并不是长久之策,长此以往可能会影响政府财政。

(三)限制粮食出口

对于粮食出口国而言,粮食危机引发的粮价飞涨,会促使本国农民为谋取高利润而加大粮食的出口量,导致本国粮食供应不足。而限制粮食出口有利于保障这些国家本国的粮食安全。但是,限制粮食出口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会加重其他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的粮食危机。所以,从长远看,限制粮食出口也不是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粮食危机的彻底解决最终还要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减少对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粮食危机论文篇3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8年春季年会上,“新的粮食和农业危机正在形成”已成为共识。这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在农业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之时的一次全球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场粮食危机,笔者认为必须先从其主要原因入手进行分析。

(一)粮食供需格局失衡引发高价均衡

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众多发展中国家对粮食供给缺乏激励机制。粮食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缺乏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短期内,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但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数量剧减。由于在粮食需求一定而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粮价的上涨,而这又会引起预期上涨的心理恐慌,导致大量粮食的囤积,需求效应进一步放大,于是引发高价均衡的粮食危机。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其经济效益逐渐弱化。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粮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粮食越来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二)金融市场冲击对高粮价推波助澜

金融市场对粮价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各主要发达与新兴国家的cpi指数都在上涨,影响到国家金融的是车市、房市与油市的价格上涨,而影响到老百姓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没有涨,另一方面是除了工资以外的一切几乎都在涨,短期会导致群众对基础食品的采购量加大,导致粮食的局部产品供不应求。

(三)能源危机使得粮食成为新的能源替代品

生物能源是目前的热门产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导致粮价在2008年的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

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引起粮食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需格局的失调,而金融市场的冲击和能源危机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间接原因,是其推波助澜者。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居民生存需要,而目前导致粮食供需失调决不是什么偶然原因。经笔者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粮食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不同制度安排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粮食生产的制度安排

粮价上涨与粮食供应不足密不可分,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农民都缺乏生产粮食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引起目前粮食供应不足的基本原因。纵观国际各种粮食生产的安排制度,不外乎两种主要制度安排:无粮食补贴和有粮食补贴。无粮食补贴的情形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典型,而有粮食补贴以美国和欧洲最为典型,那么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粮食的供给制度,又怎样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热情,笔者将以博弈模型作具体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假定在无粮食补贴或有粮食补贴制度下,所有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生产粮食或生产非粮食的经济作物,这里的非粮食作物包括可可、橡胶、甘蔗等系列作物。并且他们的得益因生产作物的不同而相互影响。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首先讨论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模型,此时,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作物时,其不同得益组合情况如图1所示。

当双方都未获得政府的补贴时,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当所有国家农民都选择生产(粮食,粮食),那么粮食的供给就会增加,但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使得农民的收益仍然显得较为劣势,各自收益为(10,10),甚至都低于都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收益(15,15),这主要是一般非粮食经济作物的需求弹性都比粮食高。进一步分析知,该博弈模型具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选择生产粮食,而另一方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此时双方的得益均为(20,20)。

所以,该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一方选择生产何种农作物:粮食或非粮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态势,但决不可能构成可信性威胁,即双方都没有自己的上策,无法使对方相信自己一定总会选择某种具体的策略。因此,不同国家的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策略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替进行,在该制度安排下,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制度并非都是无补贴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幅度尤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原因对农产品补贴还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或者部分国家有些补贴也微不足道,我国便是如此。如是这些就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国家有补贴,一些国家无补贴。那么此时博弈模型的相应得益就会发生改变。

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假定b国农民有粮食补贴,并且补贴为15个单位,而a国农民没有任何补贴,此时的博弈模型的得益情况如图2所示。经过分析发现该博弈不再有双纳什均衡,而变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分别选择生产(非粮食,粮食),其得益分别为(20,35)。也就是说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会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策略,而有补贴的b国农民会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正因为粮食补贴使得b国农民有了上策,即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而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依然没有上策。此时,b国农民的策略选择对a国农民构成可信性威胁,b国农民完全有理由让a国农民相信,自己选择生产“粮食”的威胁已经变成可置信的一种“承诺行动”。而无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不能让对方b国农民构成类似的可信性威胁,而只能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策略。

(三)粮食危机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粮食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现在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是这场粮食危机的主要推手,自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种大幅度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民具有明显的生产“粮食”上策,并对其它无补贴的种粮国家形成可信性威胁。同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美国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可以将其经过高额补贴的商品粮,低价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使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基本无利可图。这使得许多亚非拉国家农民被动选择“非粮食”作物。原有的农地,多数转作发达国家需要的咖啡、香蕉、香料等作物的生产。由此带来了市场交易条件下的大规模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兼并,并导致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国家越来越多。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粮食上,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其食物体系,同样因美国建立在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强大竞争力,也被美国等国家替代。然后,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粮食危机便在美国的主导下一触即发,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抑制和化解粮食危机的对策

(一)消除国际间不平等的粮食补贴机制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补贴制度,其补贴幅度之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这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消除这种不平等补贴机制,只能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这需要发达国家放弃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同时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一系列援助。只有消除不平等的粮食补贴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粮国家农民在博弈策略上的上策,否则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和威胁可言。

(二)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补贴的均衡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粮食补贴,而是反对那些不正常的、扭曲的补贴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其他产业发展,若差距过大,不利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粮食补贴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包括多种参与主体和多渠道的运作方式,变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主导行为。只有完善的市场运作才能真正灵活调节粮食价格、数量和品种。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对粮食的补贴要达到一定要求,补贴过低,若产业间的差距依然过大,仍然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可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长期发展的效果。当然,这还可能涉及到本国的财政状况,实施起来肯定有一定的压力,如何权衡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

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若完全以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中,出现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与政治动荡,与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本地化的食物体系。

(四)努力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地使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健全服务机构,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另一方面,要努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和生物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在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整体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粮食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刘明国.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当代农民贫困的经济根源[j].农村经济,2008

粮食危机论文篇4

近来,不断上涨的粮价,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给世界粮食安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隐患。此时,又传出“洋人”学者的一种论调,“中国消费的不断增加造成世界粮价大幅上涨”。这种腔调似有“肚子痛埋怨灶王爷”的意味,在事实面前“谎言将被打得粉碎”。

细思之,两种“论调”,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异曲同工,都是在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上做文章。“洋人”学者的论调,不难揭穿,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13亿人口,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何况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一些粮食短缺的国度提供援助。倒是应该小心“国人”学者“粮食无危机”论调的“迷魂汤”,他让你在“美滋滋”中忘掉了“防患于未然”。“不稼不穑”的学者尽可以说些昏话,因为饿不着他的肚皮,“只要有市场”、“有钞票”就行。老百姓则绝然不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中,草民手中的钞票不如解手用纸。

近年来,中国连续赢得粮食丰收好的好年景,农村建设谱写新篇章,关键是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适合国情,落在实处。粮食接续5年喜获丰收,是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当成重中之重的结果。多年来的“一号文件”,不断加大惠农政策力度,着力发展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三农”工作的新局面。

粮食危机论文篇5

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粮食峰会是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问题而召开的第8次大范围会议。据有关资料统计,2008年爆发的粮食危机涉及到全世界66亿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有20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粮食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纷纷出台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其应对策略不外乎限量供应、抑制价格飘升或者拿出政府储备金和海外农业殖民等四种基本策略。最初的保障政策集中在保证地方上足够的粮食供应、保持低廉的消费价格、以及对绝大部分易受害人提供帮助。其主要包括:加强出口限制、降低进口税来维持国内粮食的可获得性;采用政府补贴、价格控制;稳定物价和粮食供应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行动,向粮食贫困灾区提供所需的支持,从而保障国内粮食的有效生产。

二、各国政策及效果评价

菲律宾是典型的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之一,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积极扩大进口来保证国内粮食供应;第二,采取价格补贴政策来缓解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埃及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安民政策,例如取消部分日用品的进口关税;优先满足内需和实现粮食多元化策略。相对来说,巴西的粮食政策更具前瞻性,巴西政府早在2003年就开始推行“零饥饿”计划,即为贫困和极端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补贴,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同时建立多个应急储备仓库,在粮食价格上涨或者由于气候等原因造成的产量不足的情况时使用。因此,巴西政府受粮食危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禁止粮食出口粮食出口,从而带来了国际粮食贸易总量的急速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进出口的严重失衡。虽然各国都拿出相应的对策方案,但大部分都是临时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挖掘粮食危机根源,方能解决粮食危机难题。这些政策的影响、效果和可持续性还是不确定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粮食危机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但从根本上却不是长远之策。

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策略

面对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发达国家应当采取切实行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粮食危机,这也是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同情和施舍的程度。

第一,发达国家应走出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发达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应该包括:改变农产品贸易扭曲政策、削减农业补贴开支、加强科技投入,从而提高全球粮食产量。第二,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加强粮食“造血”,不能简单的把解决粮食危机问题寄希望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造血”而不是“输血”。第三,重视农业生产,保证供给基础。面对当前严重的粮食供给不足问题,最关键和最重要的解决途径是要增加供给。第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仍然是发展,只有l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们富足起来,摆脱贫穷,才能摆脱落后的局面、买得起粮食,才能生存。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性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国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巨大的粮食需求将把国际粮价迅速推高。粮食危机虽未直接在中国爆发,但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根本无法独善其身,也将遭受严重影响。

第一,切实保证粮食安全。中国是人口大国,要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的产量。可采取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生产价格、降低税收等措施,从政策充分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另外,要重视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基本能实现自给。但是很多时候,非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突然上涨,打破整个粮食市场的平衡,引发粮价全面上涨。

第二,重视国家形象建设,防范“中国粮食”。随着粮食危机在全球的爆发,国际社会都在寻找原因与对策,一些西方媒体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要重视粮食问题的调研,用事实与数据驳斥“中国粮食”,及时有力地宣传中国对世界粮价稳定所做的贡献。

第三,主动推行粮食外交政策。粮食外交属于经济外交的做法之一,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价值。首先,应采取稳定粮食出口,抑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过快。其次,对其他粮食国家进行粮食援助,特别是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的国家。其三,向国际组织或国家直接粮食捐赠。粮食外交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影响,也可以援助处于粮食危机中的国家。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J].农村金融研究,2008,(09)

[2]尚清,杨辉.粮食出口限制措施的应用及其规制的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6.12

粮食危机论文篇6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已经开始逐渐攀升。首先是2006-2007粮食年度,澳大利亚、法国受灾,玉米和小麦减产,这暗示了当年度的粮食供给减少。2008年2月,fao(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又消息:“世界粮食库存降到近20年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供应趋紧。”这显然强化了供给不足的市场预期。随即,2008年3月,泰国b级大米出口报价在一天之内就由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并于当年4月突破了1000美元/吨的大关。小麦的市场价格也由2006年初的每吨120美元上涨到2008年3月的480美元,整整上涨了三倍。为维护本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2007年2月,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随后俄罗斯、阿根廷、中国等许多粮食出口国相继出台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的措施。海地等30多个经济落后国家因粮价大幅上涨一度引发社会动乱。

发展生物能源、金融危机爆发与粮价波动的关系

面对粮价上涨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媒体和政要,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的粮食消费多了”,使粮食和谷物饲料供求紧张。此言一出即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这仿佛一个锦衣玉食的富人指责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穷人过度消费。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印度和opec成员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部分发达国家加速发展生物能源,特别是“美国用数千万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才是本轮粮价飞涨的始作俑者。这个观点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2008年7月,英国《卫报》报道,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是75%”,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日,该报告作者don•mitchell即向《华尔街杂志》澄清,“文中的75%是指从2002年到2008年2月粮价上涨了75%,并不是生物燃料使粮价上涨了75%;引起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

价格反映供求关系,要探寻粮价上涨的真实原因,首先要考察粮食市场的供求问题。从统计数据可见,近十多年来,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逐年上升,大米和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同时消费量也在平稳增长,消费年均增长率与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个别年份消费增长率还略低于产量的增长率。虽然2000年后,世界粮食库存呈现出渐进式减少的趋势,但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消费库存比17%~18%的安全线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最近十几年的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其次,判断以“玉米制乙醇”为首的生物能源开发是否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供需失衡?数据显示,2006和2007年,美国分别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但2004-2007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增加,其中2007-2008粮食年度还以7680万吨的出口量达到历史新高。这说明美国玉米产量的提高足以应付生物能源开发带来的玉米市场的供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全世界感受强烈的粮价危机中,恰恰是玉米价格涨势比较平稳(见表1)。

2007年3月-2008年3月期间,小麦的价格涨幅超过了130%,而作为生物能源(燃料乙醇)主要原料的玉米的价格涨幅不足40%,充分证明了生物能源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不可能是“主要原因”。

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时至今日,粮食价格已明显回调,对于当初的上涨原因,可做如下总结:

(一)市场的正常周期性波动被夸大

数据表明,1995-1996粮食年度国际市场粮价升至历史最高,同期全球粮食生产达到低谷。1996年以后,国际粮价走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0年,粮食价格处于下行阶段,并于2000年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比1995-1996年度的历史高位下降了55%~65%;2001-2004年,是粮价的低位盘整阶段;2005-2008年上半年,粮价逐步回升并达到新的历史高点。

鉴于国际粮价的长期过低,2005年以来粮价的渐进式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然而追求新闻效应的媒体却对粮价上涨及其原因做了略显片面的报导,造成并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心理,对粮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提升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通过长期研究历史数据,不难发现国际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全球的粮价和石油价格几乎同步涨跌。其缘由不难理解,因为粮食种植、加工和运输过程中需要化肥、农药、塑膜和农业机械,化肥等是石油的衍生品,农业机械需要消耗柴油和电力,油价的上涨必然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由于粮食的需求具有刚性,成本的上升注定会抬升价格。

(三)金融危机中出逃的资金扰乱粮食市场

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欧美股市屡屡下挫,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等国家多次下调利率,释放出大量的“热钱”。由于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软,存在上行预期的农产品市场成为这些出逃资金的新流向。据新加坡《星岛日报》报道,2007年商品指数基金通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有的玉米、小麦、大豆等期货合约增加了29%;而据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统计,2007年11月份到2008年4月,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大规模频繁交易使得粮食价格和波动率都创出历史纪录,华尔街的投资家们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

更能反映世界粮食市场有非正常资金进出的,是国际粮食价格的迅猛回落。以200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宣称“次贷危机影响被低估”和拥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从2008年6月以前的金融系统危机阶段进入了7月以后的实体经济危机阶段。此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预期已不可能存在,投资者增加资本效用的主要方式也从增值转变为避险。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减少用于生物能源的粮食数量,但国际粮价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幅回落。fas(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 11月初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各自的最高价跌幅都超过了40%(见表2),而且如此巨大的下跌都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突然出现的。这只能是投机者抽逃资金所致。

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建议

(一)全面认识并积极对待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清洁环保、可再生。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马来西亚、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大国都非常重视对生物能源的开发和扶持。我国曾在2006年出台四项财税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后,因为顾及“生物能源威胁粮食安全”的舆论,生物能源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这种舆论忽视了生物能源对于粮食生产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会因生物能源的需求而提高,有利于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以及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的可能性会因此变小,有利于粮食政策的长期稳定和粮食的持续增产。此外,开发生物能源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粮食,如巴西主要使用甘蔗,马来西亚主要使用棕榈油,中国可以主要使用薯类等非粮作物或农作物秸秆。总之,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下降,发展生物能源既能控制环境污染,减轻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又能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实选择。

(二)坚定不移地推行农业改革

“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在于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限制出口、压低粮价。保证和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途径则是维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必然要求粮食价格,即粮食相对于工业品、服务等的相对价格,要适时适度提升。实际上,农产品的供给完全不存在垄断,也不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农民协议一致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因此,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只是供求平衡的正常表现抑或通货膨胀的中间环节。一切直接限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只能压缩农民的利润空间,迫使农民减少粮食生产并且把预期升值的农产品作为“金融资产”囤积起来,进而在减少农产品供给总量的同时增大涨价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名言:“粮荒和饥荒从来不会因气候原因而产生,更多是人为因素,即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人为干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面对中国有13亿人需要吃粮的客观实际,中国必须比其他国家更加坚定地坚持农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一切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产业,包括生物能源产业都应当鼓励而不能打压。

(三)关注金融与粮食市场的相互作用

本轮粮价危机再一次提示,如今粮食的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已成为国际游资逐利的重要场所,金融机构有必要更加关注粮食市场,建立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尽早发现异动,提示风险。当前中国还应当研究增加粮食期货的种类和数量,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更多选择,给国家宏观调控以更大空间。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非粮引导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7]282号,2007

2.庾晋.生物燃料的主要作物及经济性分析.中国新能源网,2008

粮食危机论文篇7

“安民之本,必资于食,安谷则昌,绝谷则危。”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还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指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后,才能开展其他的活动。可见古今中外,粮食问题一直是关乎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本问题,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完善粮食应急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市场供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紧急状态时期的粮食安全风险,保障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我国的粮食政策发展及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生产的基础产业,但我国还不是一个农业强国,不得不承认我国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还极其匮乏,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对我国无疑是一种严峻挑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粮食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总的来看,较有代表性的有粮食补贴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储备制度等,下面以粮食补贴政策为例。

(一)粮食补贴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对粮食生产进行财政补贴,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基本的粮食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53~1992年)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到1952年,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6391万吨,增长了44.8%,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高出9.3%,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随后,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缓解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稳定粮价,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开始确定实施农产品统销统购。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背景下稳定了城镇居民对粮食的基本需求,但是由于统购价多次调整而统销价变化甚微,长期压低了粮食价格,损害了农民利益。

2.粮食保护价收购阶段(1993~2003年)

在粮食供给较为宽裕的情况下,1993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粮食价格,实行“统一政策,分散决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1997年、1998年又分别实行了“四分开、一并轨”改革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这种建立订购粮和专项储备粮保护价的制度,使粮食产量与需求不相符,库存积压严重,粮食价格反而下跌,农民获利逐年减小,同时,大大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使国有粮食企业也陷入困境。出现这种局面后,只得被迫逐年缩小保护价范围,压缩保护价品种,降低保护水平。

3.粮食直接补贴阶段(2003年至今)

2004年1月,国务院规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与销售市场,同年5月提出了实行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等政策。但由于直补的标准和方式有所差异,覆盖面还不够广,农民依然感觉负担较重,生产积极性不高。2004~2008年,中央为稳定粮食价格,对重点地区重点粮种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并不断减免农业税,使农民真正受益,到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57121万吨,比上一年增长了4.5%,创下历史新高。

(二)粮食补贴政策的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有助于稳定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我们可喜地发现每次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均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从而粮食总产量上升。这对保护农民受益、促进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粮食补贴政策也使农民更加信任政府,支持政府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但是,如今的粮食补贴政策还不够完善,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1.在间接补贴阶段,补贴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粮食企业而非粮食生产者。在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中,农民一直是间接得到补偿,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还是后来的粮食风险基金和储量补贴,都拉长了补贴的流通链条。国有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了政策目标,大部分补贴都落入其手中,农民收益甚微。

2.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导致生产过剩。政府出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制定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使得粮食企业收购和储藏的数量不断增多,货物囤积,供大于求,不得不低价处理,并且向政府部门索要更多补贴,形成了恶性循环。

3.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补贴不平等。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倾向于粮食主产区,然而由于主产区往往处在不发达地区,该省的财政能力有限,这样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加在一起,导致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到的补贴远低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民。

可见,我国的粮食政策还有待完善,覆盖面还不够广,可行性也不够强,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二、目前面临的粮食危机

(一)从世界范围看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萌生滋长,到2008年全面爆发,世界粮食危机在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作用下,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食品原料成本飞涨、燃料价格上升和不可预知的气候等因素,全球正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大范围粮食危机。国际粮价成倍暴涨,世界粮食库存直跌到安全线以下,供不应求状况频现,粮荒波及世界许多地区,甚至在有些国家引发了社会骚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规划署2009年10月14日发表报告说,2009年全球营养不良人口达到10.2亿,为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我国的粮食危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推进,维护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农产品价格上涨,种植成本上升,风险增加,农民利益遭受很大损害,生产积极性下降;

2.中国人口基数大,且仍处在不断上升状况下,粮食需求量大,粮食生产面临很大压力;

3.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耕地受到严重破坏,耕地数量急剧减少、资源匮乏,且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导致土壤沙化、退化严重,耕地面积不断减小;

4.粮食生产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技发展缓慢,阻碍了粮食生产和绿色农业发展;

5.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粮食市场面临着国际竞争,进口不断增多,然而出口却受阻,竞争力弱,对市场的依赖性强。

正如周立教授所说:“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可见,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极其严峻,如不引起重视加以解决,必将成为日后之患。

三、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重创粮食发展,引起了连锁反应。2008年资本主义又一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重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贸易和信用交易,同时导致失业率上升,民众工资收入减少,购买粮食的能力也相应遭到削弱。

2.气候变化引起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全球粮食减产。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价格随之上涨,引发了供求领域的矛盾。

3.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长。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造成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肥料和柴油价格的上涨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增长,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种粮成本,农业发展受到阻碍。

4.制造生物原料,导致粮食需求大增。美国等国家把大量的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产,不仅造成了食物供给的减少,更引起了市场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和恐慌,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预期,供需矛盾日益突显。

5.贸易自由化的消极影响。 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使一些国家放松了警惕性,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过于夸大世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对农业投入不足,导致产粮能力弱化,国内粮食长期短缺,大量依赖进口来维持国内粮食供应,粮食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对我国而言,根据WTO《农业协议》对市场准入措施的限制,我国粮食产品基本不受保护。我国粮食进口量始终在低关税配额以内,对外来粮食产品,仅按1%的低关税收税,对比开放前后,布局比较优势的大豆和小麦产品进口量剧增。

四、应对危机的战略决策

(一)其他国家地区粮食政策的启示

1.从粮食补贴的方式上看,直接收入补贴将代替价格支持政策。如欧盟计划到2013年为止,将价格补贴全部转变为直接补贴,并逐步由产量挂钩的直接补贴向脱钩的单一农场支付补贴转变。

2.直接补贴方式中,按种粮面积或粮食交售量来补贴将成为主要趋势。从美、欧、日的实践来看,美国的固定直接支付制度与农户基期产量挂钩,欧盟直接收入补贴以农户基期种植面积为核算基础,日本的稻作安定经营补贴取决于农户千年的合同销售数量。中国大陆粮食补贴政策也逐步向此模式发展。

3.粮食政策与生态保护政策相结合。如美国为提高土地产量,将休耕政策与财政贷款挂钩;欧盟采用不同规模的农场实现了休耕轮作;日本则通过市场机制,让农户自由选择是否种粮、何时种粮。只有生态环境得以保护,才能保证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二)对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建议

针对我国粮食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应对世界粮食危机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安全保障体系,该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建立耕地保护制度,提高粮食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在科学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之前,耕地依然是粮源之基,保证足够的粮食面积、稳定地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因此要继续坚持珍惜每一寸耕地的国策,坚持基本农田保护制。目前我国应严守1.1亿公顷基本农田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要保持1.03亿公顷~1.07亿公倾的粮食种植面积。

2.确保粮食价格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力度,逐渐减少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这些措施都大大降低了农民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为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要采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稳定增加粮农收入,并改进粮食补贴方式,使农民能够真正从中受益。

3.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确保粮食供求平衡。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己有多年,已建造了一批现代化储备库和垂直管理体系,并且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国粮食储备制度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成本还比较高,宏观调控作用还不够大等等。因此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特别是储备规模和管理,必须进行改革调整。

4.健全和创新科技农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的农业科技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比较薄弱,另外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强大。因此,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对于农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研究表明,我国在土地密集型粮食产品生产上已经失去比较优势,如果过分强调“自己自足”,通过高强度的农业支持扭曲资源配置机制,不仅会加大国内粮食安全成本,还会降低世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调节相结合,更好地适应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增强我国的粮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樊明.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管克江.联合国:全球人口挨饿[N].环球时报,2009(10).

[3]公茂刚.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基于粮食供给能力和粮食获取能力的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05).

粮食危机论文篇8

另根据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月4日,中国冬小麦受旱面积达9611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1%。

当粮食遭遇民愤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30日报道称,粮食价格大涨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埃及和突尼斯似乎成了这一次“粮食革命”的先驱者。

埃及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余翔对《世界博览》记者表示,埃及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好国内粮食供应问题,是导致政局动荡的动因之一。

尽管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因粮食问题而发生暴乱,但并不是每次骚乱都与饥饿或粮食价格有关系。地球上每时每刻都有7亿-9亿饥饿的人默默地忍受煎熬,而粮食价格的剧烈变动也没有每次都导致骚乱的发生。

真正引发骚乱的罪魁祸首是囤积居奇的零售商。以2008年喀麦隆的粮食暴乱为例,商人的投机使喀麦隆的粮食供应体系更加难以控制,物价飞涨,滋生了更多不满和仇恨情绪。

喀麦隆人将粮食商人描述为“残忍的生意人,对人民的死活置若罔闻”。出租车司机针对油价举行的一次抗议,随着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抗议渐渐演变为针对粮食价格的大规模示威,30多个城市的居民因为无法忍受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目标直指总统保罗比亚,骚乱导致40多人死亡、数百人被逮捕。

当喀麦隆政府派监察员到各食品店和仓库公开拍卖所有非法囤积的粮食时,民众欢呼雀跃。粮食价格虽并未回到早些时候的低水平,但此举平息了暴乱人群的愤怒。民众的激愤更多植根于受剥削的感觉,而非对饥饿的恐惧。

愤怒是粮食暴乱史上一个普遍的主题,在中国亦是如此。

1936年,对来到西北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0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粮食吃。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地答复:‘你们为什么没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能吃饱。’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并组织示威活动,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旗杆,将抚台赶走。”

官员腐败,贫富分化越大,粮食骚乱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粮食遭遇政治

至于为什么近期全球粮价飞涨,西班牙《国家报》2月13日的文章解释说,粮食价格达到峰值的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全速发展,意味着粮食消耗比以往更多;另一个原因是,地球将在2011年结束前迎来第70亿名居民――从60亿人口增长到70亿,只用了不到12年时间。

中国经济发展真地催高了全球的粮食价格吗?

余翔介绍说,中国的粮食按用途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口粮,中国基本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另一类则是工业和饲料加工用粮,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中国国内对粮食的需求变动,肯定会对国际粮价有所影响,但很难说这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主因。

余翔认为,粮食危机的真正原因有两个。一个是2010年天灾人祸不断,造成粮食减产,供给减少;另外一个原因是自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各国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一些资本进行投机性购买,如购买粮食、石油等可以保值的大宗商品。国际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势必引发粮食价格上涨。

粮食一直都跟政治关系密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迫使印度改变了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1996年,朝鲜连续几年作物歉收,粮食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

当粮食遭遇阴谋

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的形势无疑让人想起美国人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所言:“这绝对不是一场粮食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

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的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描述了英美“精英分子”意欲控制整个世界粮食链条的种种图谋。具体来说,就是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政治精英,如何处心积虑地打着科技进步、粮食援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幌子,为自己维持统治世界、主宰人类的霸权创造条件。

不管有没有威廉・恩道尔所谓的“精英分子”或郎咸平讲的“阴谋论”,全球粮食危机中的投机行为肯定是存在的。

恩道尔说,这些人的目的不仅是追逐利润,还以一种新的生物战争的形式,实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改良”,以实现其大规模消灭几十亿人口、尤其是亚洲人口的长期目标,堪称“一场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比起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更加恶毒、更具破坏性。

粮食危机论文篇9

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恶化的地步,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价位。几乎所有粮食进口国同时陷入恐慌,粮食危机开始全球化(成万牍,2008),并愈演愈烈。

一、世界粮食危机的严重性

据世界银行统计,国际小麦和大米价格2007年增长超过一倍。以大米价格为例,亚洲大米价格2008年以来几乎涨了两倍,过去2个月中,国际大米价格更是猛涨了75%。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而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与去年同期相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价格涨幅超过140%,稻米价格涨幅超过80%。粮食价格暴涨,导致世界粮食储备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7天,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粮食危机阴影笼罩全球。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主管官员表示,由于全球食品价格急升,“米荒”正在危及全球粮食供应,目前,有多达40个国家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在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因粮价上涨而引起的突发事件。暴涨的粮价在多个国家引发抗议和骚乱,甚至在香港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出现了抢购大米的风潮。世界银行警告,全球超过一亿人口面临因粮价剧增而陷入赤贫的威胁。为保障本国市场,阿根廷、乌克兰、印度等国政府先后推出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近日举行的博鳌论坛上,粮价上涨亦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国内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正在升温。

二、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分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2006年全球粮食产量为20.129亿吨,2007年估计为21.085亿吨,增幅为4.7%;2007年,被直接用作人类食物的粮食仅占当年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不到(10.1亿吨)。近年全球粮食产量一直温和增长,并未出现严重的歉收。产量的增长抵不过需求的增加,最终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08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将降至4.05亿吨,为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前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是偶发性、货币性、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的影响,是气候变暖、生物能源发展、石油价格狂涨、生产成本上升、占用耕地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以往的生产周期性波动不同,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一)偶发性因素――直接导火索

1、灾害性天气。最近五年,全球气候恶劣,澳洲连续干旱与美国的高温造成很多主要粮食产区减产,持续恶劣的气候也酿成了欧洲小麦主产区灾难性的损失。由于全球环境持续恶化,部分主要粮食产区遭受几十年上百年一遇的灾害。

2、生物能源。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贸易促进中心,2008)。由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近年来突飞猛进,许多国家将粮食产品用于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有预计显示,今年美国用于乙醇提炼所需的粮食将达1.14亿吨,占美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8%。巴西作为玉米生产大国,把35%的玉米用来提炼乙醇。2007年,全球用于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的供需平衡关系。

(二)周期性因素――火上浇油

1、自然气候。国际小麦研究会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气温一旦超过粮食生长的适宜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则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10%。去年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美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历史最高温,今年欧洲的温度也在急剧上升,这种高温的杀伤力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困难。

2、经济周期。从2003年起世界进入新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开始了加速发展。粮食生产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共同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因而粮食生产成本也大幅提高。以化肥为例,近5年来,国际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两倍,粮食种植过程中需要化肥和农业机械,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3、政府行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有的国家降低出口退税或加征出口关税,有的国家削减出口量,有的国家提高出口粮食价格,有的国家直接停止粮食出口,这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迅速下降,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也是粮食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高额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冲击,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三)货币性因素――推波助澜

1、投机性资本进入。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使得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投机性资本转向商品期货市场,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波动,抬高了粮价。

2、美元持续贬值。相对于欧元、英镑等其他主要货币,美元处于持续贬值中,即使其他因素不变,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考虑美元有效汇率变动,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粮食标价上涨中大约有两成是美元汇率变化结果。

(四)结构性因素――深层次原因

1、土地。土壤的生产力下降、耕地面积减少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一方面土地被不断腐蚀、土地沙漠化,导致耕地不能耕种。据统计,全球有20%的耕地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正在盐碱化,土壤的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因大规模建设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粮食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产量也呈不断下降趋势。

2、粮食需求总量增加。印度、印尼是亚洲以米为主食的人口增长大国,其他国家如越南、泰国、伊朗等人口也在迅速增长,从绝对数来看虽然世界粮食产量在递增,但粮食递增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对粮食的需求量必将因此急剧增长。今后,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争夺战,将成为粮食供不应求的结构性原因。

3、粮食需求结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有4亿人成为中产阶层并因此正在改善其饮食习惯。这类人对肉、奶、蛋需求比例的上升,大幅提升了粮食的需求,因畜牧业要产1斤肉需消耗4-7斤粮食。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在吃肉和奶制品,于是越来越多的粮食都用来饲养牲畜,从而也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

从发展趋势看,此轮粮价危机与以往的实质区别是结构性的,所以目前的粮价上涨趋势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扭转,粮食供求关系紧张并非短期趋势。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粮食供不应求的趋势将日益严峻。

三、粮食危机背后的利益之争

此轮国际粮价上涨,发展中国家习惯于把危机归咎于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应对粮食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能源危机造成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美国等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欧盟拿植物油生产生物柴油,却吝惜援助弱国粮食;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了大量补贴,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冲击了进口国农产品市场等等。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才是粮食需求强劲的根本原因。人口的增加自然在大范围内对地球资源形成压力,土地、水、石油以及食物等资源都十分紧缺。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粮食需求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肉蛋奶鱼等动物蛋白食品消费量迅速增长,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有效控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在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降低生物燃料发展对粮食的消耗,增加对弱国粮食援助。同时,各国应加强在粮食生产和贸易政策上的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四、中国能独善其身吗

在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中,中国没有成为世界粮荒和粮价上涨的促进者,而是起到了相当的稳定作用。但中国粮食价格近年来也一直处于高位,2008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25.5%,其中小麦上涨8.7%,稻谷上涨3.5%,玉米上涨8.9%,豆类上涨36.5%。

(一)世界粮食危机将会推动国内粮价上涨。但影响有限

我国加入WTO后,粮食市场逐渐对外开放,世界粮食价格波动会传递到我国市场。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和508亿斤,三年累计净进口1450亿斤。我国粮食呈现净进口格局,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走势则基本与国际市场一致。因此,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将通过贸易渠道拉升国内粮食价格,进而推动整体物价水平走高(刘冰等,2007)。

但是,世界粮食危机对国内粮价影响有限,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我国粮食净进口量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量比重不高,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其二,2007年我国取得了历史上第4位的粮食大丰收,粮食自给率是95%,现阶段并不存在粮食短缺现象;其三,中国的粮食储备占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超过了35%,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17%-18%的粮食安全线,中国现在拥有1.5-2亿吨的储备粮,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二)中国粮食价格上涨的国内因素

中国粮食市场虽受世界市场影响,但造成中国粮价上涨的成因,却与世界市场不完全相同。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因素:一是粮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原油价格的上涨推高了与农业相关的化肥、农药、塑料等上游产品的价格,种粮成本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迅速;二是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正在减少。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农村青壮“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到城镇就业;三是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有限;四是国内部分粮食品种购销环节出现失衡。

(三)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将带动物价上涨,应警惕引发通货膨胀。首先,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将带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目前在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食品所占权重为33%左右,食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价格总水平有重要影响。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0%(2008年2月,CPI同比增长8.7%,3月份同比上涨8.3%,略有小幅回落),这说明价格总水平仍处于高位,物价整体上涨的压力并未减轻。此外,粮食价格上涨还会间接带动相关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继而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例如生产资料价格最近几个月内有所上涨,今年前三个月环比都超过20%;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环比也超过20%。其次,粮食价格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负担。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虽逐渐降低,但目前仍分别达到37.7%和46.2%。因此,今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比较大,当前宏观政策上不能有丝毫放松,应警惕由粮食价格上涨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2、对工业而言,粮价上涨会提升劳动力成本,从而对劳动密集企业影响较大;但对非劳动密集企业影响不太明显。因此,工业的综合影响不是很大,政府可采取对劳动密集企业减税等补偿措施。而中国可以借机改善工业结构,加大工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投入力度,使企业向技术型、资本型转变。

(四)中国粮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目前粮食不是绝对不够用,而是相对不够用。统计数据表明,最近几年中国粮食生产接连取得增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就不存在粮食短缺(崔荣会,2004)。目前农业生产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解决,中国粮食生产由相对不足转化为绝对不足并非不可能。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目前还在增长,人均粮食供应量并没有提高,实际上比1998年人均411公斤的水平仍有不少下降;二是中国人的饮食消费结构正在改变,高蛋白质食品消耗增多,这提高了粮食需求;第三,中国粮食作物转化为酒精和乙醇的数量在增加;第四,近年来,中国耕地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农业用地已经锐减了600多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第五,今年雪灾造成粮食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大雪已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78亿亩,其中成灾8000多万亩,绝收2000多万亩。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粮食产需自给率大体在95%左右,但从长远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产量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很大。而随着人口增长,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五、如何应对粮食危机

全球性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国,一旦中国粮食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庞大的需求将把国际粮价推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由于国际和国内粮食供给的减少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需要长期的综合性国内粮食政策确保粮食供应。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全面预防、多管齐下应对粮食危机。

(一)土地层面 耕地面积不能减少,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搞经济开发区,造成了大量的农业用地损失,应该尽快恢复农业用地。

(二)人力资源层面 增加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万磊,2008)。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只得到27元补贴。除了加大直接补贴,我国还应加大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比如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减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并低价向农民提供良种等。

(三)技术层面 加大生产技术的引进,提高生产效率,以便在同样的耕地资源下有更高的产量(万磊,2008)。科技投入是中长期解决之道,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可以迅速增加农业产量。目前中国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不到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5%以上。因此,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四)金融层面 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同时介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确保国际市场一定数量的粮食供应(万磊,2008)。

(五)粮食生产与经营层面 进一步完善商品粮生产和经营制度。要保证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行的。应该彻查粮食储备情况,对于虚报粮食储备量或擅自抛售储备粮的行为应严厉处罚,以防止部分粮库空虚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粮价的剧烈波动。

粮食危机论文篇10

1995年,当粮票已从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然而随后,媒体广泛报道的却是中国粮食储藏过多,导致大量的陈化粮。结果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大量的陈化粮还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正当各地致力于农业的“结构升级”,大力减少种粮面积,推广经济作物时,却发生了粮价上涨。专家警告:粮食危机迫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亦对全世界发出类似警告。而以试办农村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农民而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却一再著文,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认为有必要“彻底消除许多错误的观念”。

2005年1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从媒体的报道看,这个规划对粮食问题的总体判断是:“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粮食问题无疑是基本国情之一,这不断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着国家粮食丰裕的程度。历史数据显示:建国后短短7年内,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46.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虑到这是新政权刚刚建立,还在朝鲜与美国面对面地打了一仗的时代背景,对比一下苏联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饥荒,我们真应该对前辈们的业绩肃然起敬。

可惜,伟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误与挫折,一场“大跃进”带来了人们至今难忘的饥荒。它让决策者牢牢地记住了“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训,使“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成了长达30年的基本国策。这30年的前期,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则启动了世界上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农业为基础”的成效是显著的,人均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长达20年,人均粮食产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终于告别了粮票。

告别了粮票,“以粮为纲”也就渐渐淡出,到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当人们像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样,再次奋力投入工业化、城市化之时,人均粮食产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趋势线自1996年后出现了下行的态势,这不能不让为政者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

要知道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先需要知道我们将会有多少人口。

曾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何亚福认为:“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人左右。

谨慎起见,我们将15亿人作为中国的人口峰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新增的两亿人口准备粮食产能。

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布朗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

能否靠进口解决问题?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多年来在2.3~2.5亿吨之间,新增0.95亿吨左右的贸易量,势必将冲击整个粮食贸易结构,使我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此外,粮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在粮食问题上高度依赖这些国家,其后果是什么?

粮食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粮食生产年度波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展现的长期趋势。1994年以前,总体上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经过艰巨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

问题在于1994年之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苗头,若无法遏制它,饥荒将重新光顾我们。

问题何在:产能?需求?有效需求?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于1998年达到峰值5.12亿吨,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

粮食总产量取决于播种面积与单产。历年播种面积呈下行态势,主要是杂粮之类,面积大幅萎缩,作为主食的稻谷、小麦,总播种面积长期稳定在8亿亩左右,但进入本世纪后,也发生了明显的下滑。

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能保住播种面积不快速下降即是万幸,不可能指望明显增加播种面积。粮食增产只能靠提高单产。化肥和农药是半个世纪来提高单产的重要因素。数据告诉我们,超过一定限度后,持续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对提高单产几无意义。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良种。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配制种子成功,1975年获大面积制种成功。此后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然而,此后稻谷单产增速放慢。1996年,根据袁隆平的提议,农业部制定了超级稻发展计划。2006年9月,农业网宣布:“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实施10年来,1999年至2005年已在生产上推广种植超级稻新品种约2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20亿公斤。

这5年“累计增产”的120亿公斤相当于同期全国累计粮食产量的0.37%!而这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3.95%。由此可见,通过改良品种提高粮食保障能力的道路有多艰难。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这些民谚说明了中国最佳农田水利条件的区域分布。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些地方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热点区域,于是昔日的“天下粮仓”再也没有输出粮食的能力,有的甚至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才能维持社会经济运转。我们看到,唯一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一向被视为粮仓的江苏、河北、湖北、四川,只能自给而已,而珠三角和浙江,则成为严重缺粮的区域。

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自1998年后明显下降,这反映了农田水利在社会经济系统评价中的实际地位。由此我们看到,影响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

茅于轼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其基本论点正源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他指出:“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依靠市场。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缺过粮,倒是总是生产过剩,为卖不出去发愁。各产粮国都想尽一切办法补贴出口粮食。世界贸易组织近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取消粮食出口的补贴,让粮食自由流通。因为过剩,过去半个世纪虽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种粮食的人减少了大概2/3,而粮食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却降低了一半。”

这是一个极有力的论证。仔细思量这个论据,不难发现它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粮食,粮食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是表征粮食余缺的信息系统,既然相对价格在下降,足以证明无缺粮之虞。

这个论证完全符合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足以从理论上消除关于粮食危机任何“虚幻”的观点。

然而,这个论证用粮食购买力替换了全社会人口对粮食的实际需求,而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事实上,当今挨饿的人全是缺乏购买力的穷人,在茅于轼的论证中,这部分需求是不存在的。且不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为全球饥饿人群殚精竭虑,即使在国内,在大学这个以前被视为象牙塔的地方,不时都有学生因贫困而节衣缩食的消息见诸媒体。农民工饮食恶劣,乃至吃饭馆剩饭的报道更时有所闻。

1996年后,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论者将其归之于种粮的效益下降所致。然而种粮的效益为何下降到如此地步?请注意,这段时间正是“利润极大化”原则大行其道的时期,事实上是“利润极大化原则”依据“有效需求”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导致了什么结果。

数据显示:自1985年后,作为主食的稻谷加小麦,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就开始下降;而作为饲料和酒精、淀粉原料的玉米,则替代了它们空出的份额。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认为,酒肉之需开始优于口粮之需。显然,酒肉之需是相对富裕人群的需求,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生理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作出了相应调整。

调整的动力还不止于此。鉴于石油资源短缺,2003年11月,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封闭运行推广车用乙醇汽油(其中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是玉米);2004年下半年,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封闭推广车用乙醇汽油。此后在我国,乙醇汽油项目迅猛发展了5年。直到2007年,燃料乙醇项目的扩张才被发改委叫停。

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效需求”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准则面前,富人的油箱和穷人的胃完全谈不上“机会平等”。社会经济系统选择的结果,是将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生产大量的玉米来造汽车用的燃料酒精,结果直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这引发了从非洲国家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普遍忧虑。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布朗将此归结为:“世界8亿机动车主和20亿贫困人口将大规模竞争粮食,机动车主想让车动起来,贫困人口则仅仅想吃口饭活下来。”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只能接收到价格信息,感知到机动车主们的“有效需求”。而那20亿贫困大众的生存之需,由于缺乏钞票的支撑,只能沦为“无效需求”。

人类是如何掉进这个荒谬的陷阱之中的?我们不得不反思那些被视为“公理”的经济学教条。

我们该相信谁

关于粮食问题,我们得到了两类信号:一类由统计数据和科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粮食问题,闹不好可能出现危机;一类由经济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价格信息证明,所谓粮食危机纯属子虚乌有。我们该相信谁?

对于拥有大量货币的富人而言,恩格尔系数极低,他们消耗食品的胃口总是有限的,而对“资产”的追求则无任何“胃口”上的限制。由于恩格尔系数极低,这个群体对粮价的波动极不敏感,哪怕粮价翻两番,在他们的现金流中,不过是个可以忽略的涟漪。

然而,对恩格尔系数高于0.5的群体,粮价涨30%就足以让他们的现金流彻底紊乱,而“资产”价格上蹿下跳,他们反而感受不到。

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没听说哪位的恩格尔系数高于0.5,相反年收入上十万、上百万的绝非少数,而我国的人均GDP不过1.6万元左右。“存在决定意识”,没说出“何不食肉糜”来,已经是难得的清醒了。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观需求,将价格信息视为真实的余缺信息,这是否认存在粮食危机的理论依据,显现出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听任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早晚会陷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地。然而粮食是性命攸关的基本消费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这样的境地下会做些什么,史有明鉴。 (王中宇/《科学时报》)

链接:

乙醇汽油:

乙醇,俗称酒精,乙醇汽油是一种由粮食及各种植物纤维加工成的燃料乙醇和普通汽油按一定比例混配形成的替代能源。按照我国的国家标准,乙醇汽油是用90%的普通汽油与10%的燃料乙醇调和而成。

恩格尔系数:

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

粮食危机论文篇11

A.先选择的获胜概率比后选择的获胜概率大。

B.选择红色骰子比选择蓝色骰子获胜概率大。

C.无论选择哪个骰子,获胜概率都是一样的。

D.选择蓝色骰子获胜概率最大。

2.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辉煌的历史、悲哀的历史,人们总会在考试大,收集整理之后,认认真真地历史的是非功过。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时期的历史,当他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毫不留情地他的灵魂。

A、事过境迁评价拷问

B、尘埃落定回顾净化

C、痛定思痛检验感化

D、物是人非反省触动

3.下列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正确的是:

A、突发事件即为紧急状况。

B、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C、突发事件的预警级别从高到低依次用红、橙、蓝、黄来标示。

D、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不得越级上报。

4.153,179,227,321,533,()

A.789B.919C1229D.1079

5.()对于手机相当于交流对于()

A、通讯语言B、电视文学C、信号文字D、电脑文化

粮食危机论文篇12

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新篇,探索和创造出“济南模式”。解读这个模式,可简要表述为:“以民为本,以安为先;面向市场,整合资源;转换机制,强化监管;联合制胜,有效发展。”如果加以阐述,“济南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优先目标,以创业创新为动力,以联合制胜谋发展,以全面转换机制为中心,以加强监管为保证,建立健全保安全、保民生的粮食现代流通产业的完整体系。

在突然降临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我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迄今最严峻的考验,呈现一片“平安绿洲”。然而,面对空前的经济海啸国人绝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也不可自扫门前雪,做岸上观。我们需要做“指向经济制度、经济秩序,乃至经济思想”等深层面的反思,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谋求治标治本的必要举措和共同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唯一可行之路径就是科学治理、科学发展。那么,我们从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些甚么经验教训呢?以及从中长期和更深层次上观察思考,我国应该如何持续保障粮食安全呢?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共克时艰。

有为才能有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济南市粮食系统继续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以多种形式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革、改制和改造,“退中求进”,“破中求新”,“衰中求兴”,并取得根本突破。适应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济南市粮食系统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民生和促进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为目标,勇于“三创”。

一是,勇于脱胎换骨改造国企,创新粮食微观主体。济南市粮食部门“不认为改变所有制就是改革的一切”,更从这一理念出发,不是把所有粮食企业资产卖光变成私人企业,而是采取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其实质是通过彻底改革体制、全面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综合主动,把过去旧体制、旧机制下企业丢失的效率和效益再重新寻找回来。

二是,勇于摒弃传统粮食零售体制和机制,创新主食品快餐连锁经营网络。济南市粮食部门既决心彻底改造传统的粮食零售体系,但又不是把老粮店卖光让职工下岗,而是引进农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改革路径,再造出一个崭新的粮食主食品供应网路:工厂化、集中化制作;综合化、分散化经营;统一化、标准化配送;优质化、人性化服务。

三是,勇于转变粮食发展方式,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途径。济南市粮食部门从系统工程论出发,把居于中游的粮食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形成“产供销”有机连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这既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又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济南市粮食企业在这种转变和革新中,既为“三农”服务开辟了广阔途径,又为自身持续发展注入了内生的不竭力量。

济南市粮食部门的“三创”,是他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通过创新、创业,济南市粮食流通系统建立健全了确保全市粮食安全的体系,并初见成效:建立健全了粮食购销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建立健全了粮油供应体系,充分满足民生多元化需求;建立健全了粮食加工体系,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了粮食质量检测体系,确保粮油质量安全;建立健全了粮食行政执法体系,规范社会粮食流通秩序;建立健全了粮食市场体系,确保粮食高效有序流通;建立健全了社会粮食统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有为才能有位。济南市粮食局肩负着管理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宏观调控、粮油市场监管、粮食经营资格审核、粮油质量检测、社会粮食统计、粮食产业发展、粮食行业管理等多项重要行政职能。全局机关行政人员正式编制42人。下辖若干企业、事业单位:4个国家粮食储备库;“济南金德利”集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5个子公司;“济南民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10家附营企业。此外,在业务上还领导和指导郊区6个县(市、区)粮食局的工作。全市粮食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资产总额22.51亿元。

事实最具说服力

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挫中求进”,“创中求新”,“置之死地而重振”,今昔对比,真的是沧桑巨变,绩效突出,在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城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粮食流通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稳定、可靠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其二,把粮食购销市场化提到更高、更成熟的水平上;其三,把为民服务扩展、提升到生产与生活的新的广度和高度;其四,把各类粮食企业推进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其五,把粮食统计和管理置于现代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形式推进粮食企业联合制胜,把粮食流通产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粮食机构更精干、职工素质更高了;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更强了;对城乡居民供应和服务质量改善了;粮食宏观调控更规范和更有效力了;粮食安全和城乡民生更加有保障了。

事实最具说服力。大量的数据有力体现出“济南模式”之效果。

首先,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绩效。在2005年以前,粮食购销企业数量为67个,其中市级企业24个,县级企业43个;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为8882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中市级企业职工为2930人,县级企业职工为5952人。到2009年5月,现有粮食购销企业47个,其中市级企业20个,县级企业27个: 现有国有企业职工为3779人,其中:市级企业职工3180人,县级企业职工599人。目前,全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老职工都得到安置,同时吸纳了一批新职工。

其次,看粮食企业经营网点、营业面积和储备能力。在1992年以前,粮食零售网点为80个,总营业面积为24000平方米,到2009年5月,粮食零售网点增加到310个,总营业面积为48200平方米。同期,济南市国有粮食加工业总产值由1.9亿元猛增到4.75亿元。

再次,看国家粮食储备设施和储备能力的变化。在1991年以前,济南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总仓容为43.62万吨,到2009年5月,粮食总仓容猛增到86.50万吨。更重要的是,粮食储备条件大大改善。粮食储备达到先进水平,储存损耗率严格保持在国家标准以下:储存起在半年以内,粮食损耗不超过0.1%:存粮1年以内不超过0.15%:存粮1年以上不超过0.2%。

最后,看粮食流通产业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近年来,“济南民天”公司在粮食产区发展优质专用粮订单面积100万亩,为农民增收1.28亿元。“济南金德利”快餐连锁公司增加新就业岗位2000余个,为50家企业、单位、学校代办食堂、送餐;发展农副产品基地两个,每年为农民增收2000余万元。

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优先战略目标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粮食改革是一次严峻考验。这一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狂飙是对中国粮食改革的更严峻的考验。迄今的情况表明,我国的粮改经受住了这次严重考验。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仅就从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改革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业绩和绩效,以及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思考,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和启迪:

一是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产业的优先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避免在粮食“五连增”,和储备充裕条件下放松粮食安全,放松粮食生产(如最近出现“增产粮食得不偿失”的论调),防止和避免放松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倾向。

二是兴创业、兴新业是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创业促就业,把结构调整与产业提升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出现放松粮食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低水平重复扩张和无效发展的唯GDP倾向。

三是强市场、强监管是粮食流通产业走向成功的关键。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市场特别是实体粮食市场体系;同时,加强监管,把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忽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与歧视粮食多渠道作用的思想。

四是重诚信、重服务是粮食流通产业不竭活力的源泉。以高尚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软实力,要把粮食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只注重企业物质文明(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等)建设的倾向。

还有一点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即必须创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30年风风雨雨,我国粮食流通改革沿着市场化的取向步步推进,取得了稳健突破。我国基本上探索出了一个具有本国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模式。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兼容起来。基于这一原则,我国要创立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必须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的调控;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政府对主要粮食品种的监管,必须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粮食危机论文篇13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受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影响,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就一直处于缓慢贬值趋势。由于美国居民长期以来借债消费,以及布什政府上台之后的穷兵黩武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连年递增,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第4季度,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率上升到6.8%。规模如此之大的国际收支失衡显然是无法持续的,而美国政府选择了通过美元贬值以及敦促贸易伙伴国实施货币升值的策略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例如,从2005年7月起,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上升值之路。

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美国经济,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显著下滑,美国GDP增速从2007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的3.8%与4.9%,下滑到2007年第4季度和2008年第1季度的0.6%。如果剔除存货增加的影响,美国经济在2008年第1季度实际上已陷入负增长。此外,次贷危机也造成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持续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为缓解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冲击,美联储在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这8个月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325个基点,从5.25%降至2%。此外,美联储还通过多种创新机制向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提供短期贴现贷款。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美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考虑到通货膨胀压力,欧元区和中国并未选择跟随美联储降息的策略,这就导致美元与欧元、人民币之间的利差不断拉大,造成美元相对于欧元、人民币加速贬值的局面。从2007年初至今,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超过15%,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约为14%。

由于美元是全球粮食交易最重要的计价货币,即使粮食的供需缺口不发生显著变化,仅美元贬值本身就足以推动全球粮价上涨。而在本轮全球粮价上涨过程中,频发的自然灾害、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改变、各国开展生物能源工程而降低了粮食供给等方面,已经造成粮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在此前提下,美元加速贬值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事实上,美元贬值及其推动的全球粮价上涨,与其说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主动采取的应对次贷危机的手段。第一,美元贬值有助于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扩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经常账户逆差。事实上,到2007年第4季度,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由两年前的6.8%降至4.9%。第二,美元贬值及其推动的全球能源及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给其他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而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胀,不得不上调基准利率(例如中国),或者至少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例如欧元区),这就使得美元与欧元、人民币的利差得以长期保持,进而导致美元对欧元、人民币的持续弱势格局。换句话说,通过美元贬值和输出通胀,美国成功地让其他国家分担了次贷危机的调整负担。

期货市场投机炒作是全球粮价上升的重要因素

全球粮食交易有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两个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价格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现货市场的价格上涨会引发交易者对未来供求持续紧张的担忧,从而推动期货市场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交易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期货市场的价格反映了供求双方对未来市场行情的博弈,反映了价格的中长期走势,因此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可通过倒逼机制引发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而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明显具有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推动现货市场价格上涨的特征。例如,2008年3月30日,全球大米期货价格在一日之内上升30%,这加剧了全球消费者对米价上升的担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大米抢购热潮,从而推动了大米现货价格的上涨。而现货价格的上涨改变了大米市场的基本面,可能推动期货价格进一步上涨,如此就形成了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价格竞相上涨的轮动之势。

那么全球粮食期货价格为什么会突然上涨呢?根本原因之一,次贷危机爆发造成全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为赚取超额利润,全球范围内的短期流动资本都看中了全球粮食市场,集中进入并炒作谋利。当然,投机资金并不会创造市场趋势,它们只是在全球粮食市场因为实际因素出现供需缺口和价格上涨压力之后,来顺应并放大该趋势。各方面证据表明,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投机性资本均将粮食市场视为房地产市场的替代品进行炒作。大规模的拥有高财务杠杆的投机性资本进入期货市场,自然会推动全球粮食期货价格上涨,并通过倒逼机制推动现货价格上涨。这不但恶化了全球范围内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也可能继房地产价格泡沫之后,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新的价格泡沫。

生物能源是全球粮价飙升的罪魁祸首

美国是全球原油的最大进口国。保障对进口原油的价格与可获得性控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掀起旷日持久战争的根本原因。为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美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生物能源战略,该战略得到了欧盟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效仿。2000年全球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产量仅为180亿升和10亿升,到2006年则上升到380亿升和60亿升。2006年,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占全国玉米产量的20%。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生物能源的生产在最近一段时间消费了约1亿吨谷物,其中玉米9500万吨,占全球玉米消费总量的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虽然生物燃料仍然只占全球液态燃料供应的1.5%,它们却占了2006―2007年主要粮食作物消费增量的近一半,主要原因是美国用玉米生产乙醇。

美国将更多的玉米用于生产乙醇,这自然会推高玉米价格。一旦玉米价格上涨,农民将把更多的耕地面积用于生产玉米,导致其他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减少,从而又推高了其他粮食作物的价格。玉米还是养猪的主要饲料,玉米价格上升,是推动肉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之一。粮食是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粮食价格上涨会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粮食也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材料,因此粮食价格上涨也会推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粮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粮食价格的上涨容易引发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一旦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后,工人就会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形成“工资―物价”的恶性螺旋,造成通胀水平的不断上升。归根结底,发端于美国并风行全球的生物能源战略,确实是本轮全球粮价上涨乃至全球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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