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论文篇1

实现电影强国梦，促使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需要从政府管理到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需要大力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没有高质量的好电影，电影强国则失去了坚实的根基。“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产业，创作和生产更多的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健康审美品格的好作品永远是硬道理，是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何谓好电影？学者贾磊磊在《什么是好电影》中定义为：“选择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题材、确定适合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建构独特而完美的影像风格、创造叙事与隐喻相结合的美学意境。”这是对好电影的艺术和美学的终极判断。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好电影，是以中国梦为价值内涵和传播内容，具有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融高新技术和精妙艺术于一体，既能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要也能被全球主流观众认同的高品质电影。简而言之，所谓“中国”，是指中国特色和中国题材；所谓“好”，就是好故事加好看。但是，在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电影被盲目地等同于画面好看的电影或票房好的电影。电影人在追求高科技绚烂的画面和市场高盈利中逐渐迷失，电影的价值内涵被简化、被模糊，甚至被歪曲。比如，2013年郭敬明执导的两部《小时代》，一边是被粉丝疯狂追捧、创造票房奇迹的热闹情形，一边是影评界对其夸耀炫富、物质主义等价值观的严厉批评。2014年开年，一部《爸爸去哪儿》从电视火到电影，引发学界对“电影是什么”、电影的艺术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再追问。这些电影新乱象再次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质量发展不对称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好电影的追求刻不容缓地摆在了电影人面前。要创作出中国好电影，最关键的是需要好内容和好创意。众所周知，电影属于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因此，面向未来十年黄金期的电影创作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内容和创意。也就是说，在通向电影强国梦目标的多条路径组成的立体交叉网中，根本途径是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其中，激发和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是关键。换而言之，只有不断创新，找到好创意，才能创作出好电影。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实践表明，我们对创意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也涌现出了不少成功的创意，但也出现了种种对创意的误解与误用，导致“创意匮乏症”与“创意泛滥症”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怪状一同迸发。好创意少，烂创意多；真创意少，伪创意多；大创意少，小创意多。如何解决好创意匮乏与坏创意泛滥的现象，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创作出广受世人欢迎的中国好电影呢？

三、实现方针：“软硬兼施”

电影创意，最核心的是实现电影的价值。电影的价值并非只有单一的一种，而是“艺术、人文、经济、技术等多重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了电影创意的价值复合体系”。借鉴迈克尔•波特著名的价值链理论可知，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作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电影创意的竞争，不是一种价值的竞争，而是不同价值所组成的价值链/价值体系的竞争。如果说，电影创意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软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硬价值，那么，有效的创意策略方针便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任何偏废都是执其一端的失误。《泰坦尼克号》重映时，新浪网站组织了观影调查，设计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走进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呢？”回答最多的选项是“情怀控：杰克露丝的真挚爱情让人难以忘怀”（占61.4%），遥遥领先于第二项“技术控：卡神的3D技术值得期待”（占23.2%），最后两项是“补片控：15年前没赶上，15年后得补上”和“理性控：同档期影片可看性较低”，各占11.2%和15.4%。可见，《泰坦尼克号》（3D）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3D因素给人焕然一新的视觉盛宴，更在于有跨越时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在于灾难突然降临时人性光辉的彰显。重看者重温那段明媚而忧伤的青春记忆，新看者真切体验那抵死缠绵的纯粹爱情。可以说，《泰坦尼克号》（3D）的艺术品质、人文情怀和技术水准、产业效应一应俱全，形神兼备，达到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峰值，是电影创意多重价值携手共赢的经典范例。反而言之，“任何单一层面的价值追求，或者四种诉求之间相互歧视、压倒和颠覆，无疑都是对创意可持续发展的伤害”。

四、实现机制：“二三三制”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传统制造企业发展理论。以创意为核心要素的电影创意，成本并非驱动要素。以“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为特点的电影创意产业，已经很难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全部的价值，必须在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和横向的产业联盟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电影价值体系的实现，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模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遵循的是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和增值原理以及电影的产业特征和价值规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由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构成。

（一）所谓价值主客体体系，是指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与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1.创意人才培养体系

创意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电影创意主体的理念、素养和技能决定着电影创意源动力的强弱与生产力的高低，而高文化、高智商、高技术、高创造性的电影创意人才属于稀缺资源，难以短期形成，因此需要长时间、有规划、有系统性地养成。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取决于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容忍度（Tolerance）即“3T”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不只是知识生产的问题。创意阶层的竞争是全球文化产业竞争的焦点。目前我国电影创意人才的结构性缺失、创意阶层缺乏整体性提升与发展、创意的集聚效应无法显现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电影创意产业的发展。

2.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创意的勃发要靠自由的表达和强大的创造力，自由的表达需要政府有宽容的审查规制，培育强大的创造力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和有效的制度法规设计。例如，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对创意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创意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意的长足发展和创意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严重阻滞。创意人才所创造出来的创意是独特的，具有转化为产品利润的价值，但创意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电影盗版的猖獗、抄袭和克隆现象对电影产业的伤害，已是有目共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为创意撑起一把保护伞是创意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

3.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是创意得以萌发的深厚土壤，是创意价值得以实现的宏观环境。创意的自在飞舞，需要依托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只有当社会形成了自由、包容、创新、自信的大氛围时，电影创意产业才能变成一场全民的文化盛宴。

（二）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1.价值驱动机制

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组成的双引擎驱动。文化创新是创造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生动源泉；科技创新是创造技术价值的巨大动力。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携手推动电影创意进入产业环节。创意没有形成产品，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市场价值。再者，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实现电影创意价值的增值。

2.价值创造系统

从内在的创意思维模式创新到进入实体的电影产业链，是创意构想向创意产品的一大跨越。电影创意产业链包括内容生产的创新、发行传播模式的创新、放映模式的创新以及衍生产品的创新。内容生产处于产业链的顶端环节，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有效运作。通过整合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意活动，尽可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求实现电影创意的多重价值。衍生产品环节带动了其他产业，促使电影产业链与其他产业横向联合、融合。价值创造系统是整个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实现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活跃最复杂的部分。系统各环节从创意思维到衍生产品，需要协同合作、上下联动，缺一不可。这一协同增值的过程，也是价值转换机制的运作过程。不同价值诉求经过各个环节的纵向开拓和深化，只待最后临门一跃。

3.价值实现目标

电影创意的最终目标是满足观众的娱乐、情感、思想、精神等多重需求。观众价值作为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解决了“电影创意为了谁”的问题。观众需求的满足，是价值实现的衡量指标。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有硬指标数据来衡量，但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主观感受，难以量化评估。不管衡量标准如何设定，观众需求的实现，意味着观众对创意和创意产品的深度移情与文化认同，也意味着电影创意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观众的创造力和创意也会因之被激发，成为新创意的提供者和激励者，和创意人才形成良性互动，进入再生产环节。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揭示了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和增值机制，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二三三制”：“二”是指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第一个“三”是指价值客体体系所包含的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主客体体系；第二个“三”是指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中的创意价值驱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显然，这是一个无比复杂但也是充满了活力的系统。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清晰地显示了“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内在机理和运作过程。依据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深入观察我国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可知创意价值难以实现、观众需求难以满足的主要症结，首先在于作为驱动引擎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其动力还很不够。尤其是文化创新问题，不仅仅指涉电影文化的推陈出新，而且关涉到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整个价值创造与实现链条中，各环节的发展很不平衡，处于链条前端的内容生产恰恰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致使发行、放映、后产品开发等后续环节的创意不能借此得到充分的延伸和联合。再者，创意主客体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优化创意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及至电影文化生态系统，培育各种类型的创意人才，是促进我国电影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必然举措。

电影创作论文篇2

在这部影片中，冯小宁已经没有了对概念的图解，而是倾力于对一个悲壮故事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对生态的关注完全融入对草原的赞美之中，对草原垦荒为农田的担心完全融入对游牧生活方式的眷恋之中。嘎达梅林作为牧民的代表跪在王爷面前，眼泪纵横:草原不是荒地，一经翻垦，大风吹过，土被刮尽，只剩沙子，不出十年，科尔沁千里草原将化为沙漠。这一悲怆的呼喊，是出自于一个草原牧民之子，是出自于将失去草原视为失去家园的牧民的心声。观众不会感到这是突兀的生态呐喊，而是合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表现。联系到近年来经常肆虐的沙尘暴，观众似乎不难明白这一切的源头并非在今天。尽管嘎达梅林的那一番草原变农田，农田变沙漠的呼喊只是导演自己想要表达的生态忧患，但观众并不觉得这有多么违背人物真实，反而相信草原人自古就有对草原失去绿色的恐惧。也许是冯小宁担心这部片子没有明确表达出内在的生态忧虑，故而在多种场合明确将这部片子定性为“环保片”，并说准备拍一系列这样的思考生命与生态关系的片子。特别是影片的结尾字幕:1931年，嘎达梅林保护草原的起义失败了，同时，科尔沁草原也化为沙漠。嘎达梅林的故事是真实的，科尔沁草原在此后又多了一个名字———科尔沁沙地也是真实的。难得的是导演将一个反抗压迫的民族英雄赋予了生态斗士的情怀。直到今天，草原一直在农业开发中步步萎缩，退耕还草已成为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推行的生态保护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嘎达梅林》不能不说是用一个英雄悲剧预言了一场生态悲剧。从《大气层消失》的概念图解，到《嘎达梅林》的理念融入，冯小宁的生态电影经历了十二年之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跨越，那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多重而复杂的，人类文明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自然生态的演替。生态题材的电影在表达这一主题的时候，宁肯主题更多义，宁肯态度更暧昧，宁肯追求更潜在，也不应以简单化的图解概念来灌输观众，以避免使刚刚从生态蒙昧中被唤醒的人们又被浅薄的概念所误导。

二、从守护生态到守护心灵

动植物保护题材是国产生态电影较为集中的表现内容，特别是对山林、珍稀动物的保护，成为方便地表达生态理念的主题。从早期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飞来的仙鹤》，到后来陆续拍摄的以鸟类保护为题材的《天堂飞鸟》《鹭语》，都将镜头对准了受到人类生活影响的野生动植物。这类题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借助人与自然的情感互动，表达天人合一的愿望和人们应该如何节制自己的行为而与其它生命体共生共享。这其中比较成功的是2006年戚健执导的《天狗》。《天狗》的故事就是一个护林员与滥砍滥伐行为做斗争的典型的生态保护题材。伤残军人李天狗复员后，听从组织安排携妻子和儿子来到偏远山区当起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没想到的是，眼前淳朴善良的农民发家致富的招数竟是滥砍滥伐倒卖林区的树木。为履行自己的护林人职责，李天狗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用自己的鲜血捍卫着山林的绿色。

电影创作论文篇3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附录：李行电影导演年表

1958年《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集)

1959年《猪八戒与孙悟空》、《猪八戒救美》、《凸哥凹哥》

1960年《台湾地下水》(纪录片)

1961年《台湾教育》(纪录片)、《王哥柳哥好过年》、《武则天》、《两相好》

1962年《金凤银鹅》、《白贼七》、《王哥柳哥过五关斩六将》、《白贼七续集》

1963年《街头巷尾》、《新妻镜》

1964年《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婉君表妹》

1965年《哑女情深》、《贞节牌坊》

1966年《还我河山》(与李嘉、白景瑞合导)、《日落日出》

1967年《路》

1968年《玉观音》、《情人的眼泪》

1969年《群星会》、《喜怒哀乐》(第三段《哀》与白景瑞、胡金铨、李翰祥合导)

1970年《母与女》、《爱情一二三》

1971年《秋决》

1972年《风从哪里来》、《大三元》(与李嘉、白景瑞合导)

1973年《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婚姻大事》

1974年《海鸥飞处》、《海韵》

1975年《吾土吾民》

1976年《碧云天》、《浪花》

1977年《风铃风铃》、《白花飘雪花飘》

1978年《中的一条船》

1979年《小城故事》、《早安台北》

1980年《原乡人》

1981年《又见春天》、《龙的传人》

电影创作论文篇4

风格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在自己作品上产生的一种特色形态，定型以后的风格会受到与之审美取向相同的人的借鉴和模仿。风格的另一个代名词叫“主义”，艺术理论把不同的作品分成不同的“主义”，有多少个主义就有多少种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六种主要的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自然主义风格、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主义”是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特定理论体系支撑下的创作产物。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秩序性。从一定视角上看，各个“主义”表现的是艺术特色与生活的关系，或疏、或密、或近、或远、或形似、或神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对作品风格定位时，要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地域、生活方式等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剧情去拟真，可以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夸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这样不易让观众起疑，从而增加剧情的可信度。电影创作者要营造熟人熟事，观众才会易信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创作法则。同时，如若电影编剧对各类电影题材都很在行，那么大部分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真实感。老舍创作的经典作品《茶馆》，就是运用现实主义风格的手法，展现了一幕真实的故事情节。虽然该片也有人评价“故事不够紧凑，人物杂乱”，但是，没有人怀疑该片的真实性。因为老舍对老北京的普通民众、市井风俗等十分熟悉，在与观众书信互动时，老舍这样说：“官场达人我不熟悉，无法描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所结识的都是小人物，这些人过着清谈的生活，常下茶馆，我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茶馆里，从进出茶馆人物的变换洞悉社会百态的变换，同时映射出当时的政治时代特征等信息，这就是我写茶馆的初衷”。正因为老舍熟知北京文化，对茶馆文化深有研究，其作品《茶馆》的真实性让观众深信不疑。曾一度热播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在这些影片的真实性问题上观众均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几部电影的编剧均为芦苇，是位资深的剧作家，由这样一位深谙其道的编剧营造剧情，鲜有人疑其不真。为了表现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会竭尽全力向受众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如影片中角色的造型、剧情、动作等，摄影机常常以客观或主观的视角让受众去观察和体会。使之在精神的时空里，由直观的生理接触潜移默化为生理感受与意念幻觉，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附加到影片中某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片中人物的角度和位置来感受剧情中所上演的内容，有时还会将自己置身于剧情中去想象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例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就成功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特点，把受众和片中女警官克拉丽共同引入变态杀人案的迷津中；《泰坦尼克号》运用浪漫主义风格把受众与露丝、杰克共同带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海难场景中，体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人鬼情未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了莫莉的危险处境，由于剧情的前期铺垫，观众比她更清楚事态的发展，从而处处为她担心；而在以“痴人说梦”形式进行叙事的《阿甘正传》中，以现实主义风格叙事，使观众通过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的关注，产生对美国社会状况、历史、未来和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体验，透过剧情引发深入的思考与感悟。电影艺术的创作正是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运用高度的真实性使有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艺术内容吸引观众，使观众体会到片中那一时刻的逼真场面。这样的电影让观众置身于现实生活不可能会发生的境况中，引发观众思考从未想过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三运用“逻辑真实”手法营造电影真实感

电影创作论文篇5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电影创作论文篇6

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人间真情。在1996、1997年的电影创作中，时代主旋律相当突出，创造宏伟业绩的人民群众也逐步成为银幕的主角，真正实现了江泽民同志所期望的在电影作品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两年间完成的198部国产故事片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银幕冲击力构成了我国影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论是反映一代名将刘伯承、邓小平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的《大转折》，和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指挥的我国大陆最后一场大战的《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还是描写百年前藏汉民族联手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红河谷》，以及表现发生在15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的《鸦片战争》，都在同类题材电影创作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堪称史诗性巨片的电影作品，一改过去重史轻人、重场面的渲染而忽略人物性格刻画的套套，而把主要笔墨用在人物，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即使对一些普通人或配角的处理，也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路历程。即使像娱乐性比较强的历史题材影片《燃烧的港湾》，创作上也有新的追求。它选取了香港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全新视角，把所有人物置身于“死亡湾”的特定环境中，在生死搏杀中展现人物的性格魅力，同样让人看后受到教育和感染。

反映当代人民生活题材的电影创作在这两年中也相当突出。不仅数量超过了全年故事片产量的60％，而且佳作迭出，特别是反映凡人小事和普通人生活的影片格外引人注目。1996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是一个丰收年，全年拍出了10多部农村题材故事片，质量大多上乘。其中，《喜莲》、《夫唱妻和》、《男婚女嫁》、《军嫂》都以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而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并获得了仅有10个奖额的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这在往年是不曾有过的。1997年生产的故事片更加广阔地反映正在变革的社会生活，具有更加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除了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拍出了《惹是生非》、《四喜临门》等优秀影片外，一向被认为是薄弱环节的反映工人、工厂生活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97年有所起色，而且推出了《灯塔世家》和《挺立潮头》两部优秀故事片。描写女青年舒心以至爱至诚的呵护救治赴野外作业坠崖而成为植物人的未婚夫田力的故事片《非常爱情》，从褒扬爱情的忠贞升华到挽救生命和创造生命的境界，成为1997年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中的佼佼者。

儿童电影创作令人耳目一新

1996—1997儿童电影创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很长时间以来，党和国家关怀儿童电影创作，社会各方面和电影界也有一批热心扶持、参与儿童电影创作的有识之士，但始终未能改变儿童电影创作被动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局面。从1996年开始，儿童电影创作出现了转机。这一年不仅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年产12部儿童片任务，而且出现了《男孩女孩》、《我也有爸爸》、《红发卡》等佳作。1997年儿童电影创作比起前一年又上了一个台阶，尽管数量不及1996年，但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的《花季·雨季》、《开心哆来咪》、《快乐天使》都分别在表现中学生、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三个年龄段少年儿童生活的电影创作中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其中，《花季·雨季》和《快乐天使》的社会反响尤为强烈。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花季·雨季》在表现转型期中学生生活时没有回避现代生活和商品大潮带给他们的压力和冲击力，而是倾全力写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和成长、成熟的历史：一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树立勇于竞争的观念和勇气；另一方面又承袭民族文化中关爱他人牺牲自我的传统美德，把机会让给别人。在中学生成长中表现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补和融合。影片的基调、节奏明快、明朗，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春气息。写五、六岁幼儿园孩子的故事片《快乐天使》，通过天真烂漫的低幼儿童生活的展示，让人们(包括成年人)领略到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梦幻世界，从而受到启迪和感染。

喜剧、悲剧及其他电影创作

1996、1997年的国产电影创作不仅在题材的开掘和开拓上迈出了新步，而且在风格、样式多样化上探寻了一条新路。以喜剧片创作为例，1996年的《夫唱妻和》、《喜莲》、《男婚女嫁》公映以后，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是很喜欢的，给了很多鼓励和赞扬，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也指出某些不足。这些影片无疑为以后的喜剧电影片创作起到了示范、导向作用。1997年完成的《惹是生非》、《爱情麻辣烫》、《甲方乙方》、《四喜临门》等一批优秀喜剧片，正是得益于前一年喜剧电影创作经验和启示。如果说，《夫唱妻和》在喜剧手法的运用上还存在一些概念化和硬噱头的问题的话，同样为农村题材喜剧片的《惹是生非》则在喜剧手法的运用和喜剧样式的把握上更为自如和准确。

在这两年的国产故事片中，悲剧样式(或具有悲剧色彩)的影片也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红河谷》写一百多年前藏汉人民联手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悲剧气氛的营造、悲而且壮的人物命运的展示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鸦片战争》作为一部悲剧影片，写了香港的沦陷，鸦片战争的失败，但通过刻画林则徐、关天培等民族英雄形象，同样收到了激人奋进、促人深省的作用。

动作片、惊险片也是我国观众特别喜欢的样式，但在1996、1997年中，成功的作品不多。惟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值得一提，这部出色的马戏动作片，通过精彩、多变的马戏动作，着力于表达人的精神和情感，谱写出一曲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它的成功为动作片创作积累了新的经验。有人认为这部具有浓烈蒙古民族风格和精品品格的史诗性影片可与世界影坛同类题材、风格、样式的影片一比高低。

电影剧本创作成果检阅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国电影主管部门和电影工作者都深切地认识到，要实施电影精品工程必须首先抓好这“一剧之本”。为此，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主办的一年一度夏衍电影文学奖征集评选工作从1996年拉开帷幕。1996、1997两年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剧本1168部。经过认真评选，一共有35部剧本荣获夏衍电影文学奖。其中，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剧本20部，现已有8部剧本拍成影片，它们是：一等奖获得者陆柱国的《西南凯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二等奖获得者王兴东的《离开雷锋的日子》(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摄制出品，荣获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二等奖获得者马卫军的《四季》(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安居》，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子良的《一棵树》(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丽萍、张俊萍、张良的《陶陶和他的小小同学》(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快乐天使》，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冯小宁的《红河谷》(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笑天的《白山黑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鼓励奖获得者王冀邢的《超导》(峨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第二届夏衍文学奖获奖剧本15部，现已有8部在制作或待拍，它们是：一等奖获得者彭继超、陈怀国的《马兰草》、二等奖获得者张卫明的《英雄圈》、二等奖获得者李冬冬的《金婚》、二等奖获得者杨争光的《兵哥》、三等奖获得者郑沂的《山不转水转》、三等奖获得者杜丽鹃的《天月》、三等奖获得者马卫军的《两生花》。

以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夏衍的名字命名的夏衍电影文学奖的创意和成功举办，是实施电影精品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对近年来乃至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剧本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不仅表彰奖励了35部获奖剧本和作者，最重要的是充分调动了全国广大专业和业余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提高了电影文学在整个电影创作中的地位，扩大了夏衍电影文学奖的影响。

从两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剧本情况看，总的说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样式齐全，风格多样。这是创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认真思考、潜心创作的结果。应征剧本中，反映当今人民生活的剧本占较大比例。

有相当数量的剧本开始重新探索电影的本体特性，借鉴技术进步和其他艺术门类变化发展的成果，充分开掘电影表现形式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多数剧本尽量站在审美的立场上，以普通人的视点关注历史，关注时代，关注人的感情和命运，弘扬鲜明的时代精神，塑造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大多数剧本开始注意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注意电影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体现与经济价值的体现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也是这两年电影文学工作的一个新走向。

在两届夏衍电影文学奖应征剧本和近年来电影文学创作以至于整个电影创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值得引起重视，着重抓电影文学创作、重奖优秀电影剧本和优秀影片是当务之急。电影剧本创作中存在的缺乏生活气息和底蕴、满足于书斋内的自我欣赏以及文笔华丽、内容空洞、玩弄形式等问题必须加以克服；有的剧本和影片观念陈旧，技巧贫乏，采用电视剧处理故事和人物的方法，对电影的特性认识利用不够，也是电影文学创作和整个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10部优秀影片的评价

1996、1997年生产的198部故事片，好的或比较好的影片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思想艺术质量均较高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的大约20部左右。下面列出10部优秀影片作简要评价，供研究者参考。

《大转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继《大决战》之后拍摄的五部十集革命历史战争巨片《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影片中首先完成的一部。由姚远、王玉彬、王苏红、韦廉、李宝林编剧，韦廉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战争巨片，表现了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初期转战鲁西南和大别山，使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光辉业绩，既有气势恢宏、广阔壮丽的大线条的战争场面，又有准确、细腻的对刘邓等领袖人物的精心刻画，对战争和人物两者的处理颇为新颖独特，比以往同类题材影片更具感染力。

《红河谷》，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力作。由冯小宁编剧兼导演的这部史诗性影片，讲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西藏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抗英故事，是一曲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赞歌。酣畅淋漓的电影语言、粗犷精美的摄影艺术和真实浪漫的大写意风格，使它不仅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也具有很强的银幕冲击力和观赏性。

《离开雷锋的日子》，是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开山之作。由王兴东编剧，雷献禾、康宁导演的这部影片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34周年和纪念雷锋同志逝世35周年而拍摄的。影片视角独特新颖，通过雷锋战友乔安山误伤雷锋后三十多年的内疚心情的揭示和他默默弘扬雷锋精神的不平常遭遇，呼唤雷锋精神。影片上映后，社会各阶层反响强烈，也深得影评界、理论界的好评。

《喜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一部农村题材喜剧片。由郭中束、郝国忱编剧。是孙沙导演继《九香》、《红月亮》后“农村女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力作。影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关东农村地方特色。女主角喜莲由青年演员于慧扮演，颇具功力，因此她荣获了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鸦片战争》，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一部历史巨片，是为庆贺香港回归祖国而拍摄的。编剧朱苏红、倪震、宗福先、麦天枢，导演谢晋。影片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角度，高屋建瓴地表现了发生在15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公正、艺术地再现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占中国领土香港的那一段血泪史、屈辱史，形象而又深刻地展示了“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道理。这部影片在国内外广泛映出后反响强烈，评价颇高，仅国内票房就超过了7500万元。

《安居》，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出品的一部艺术片。编剧马卫军，导演胡柄榴。这是拍过《乡情》、《乡音》、《乡民》的胡柄榴息影八年后的一部重头作品。影片通过独居老人阿喜婆的生活遭遇，反映了我国当前转型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情感失衡和重新找到平衡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影片风格清新、淡雅、朴实，演员表演细腻、真挚、准确。此片除在国内评奖中获得了多项大奖外，还在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夺得评委会特别奖，女主角阿喜婆的扮演者潘予荣获了最佳女演员奖。

《大进军·席卷大西南》，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又一部革命战争巨片。编剧陆柱国，导演杨光远。杨光远是一位擅长拍战争片的导演，曾执导过《血战台儿庄》、《大决战·辽沈战役》等影片。影片展现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西南战场最高指挥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一往无前、势如破竹的战斗。一方面通过打重庆、克成都等重大战役的再现突出刘伯承的大智大勇，另一方面通过处理“逃兵事件”和与铁路专家的邂逅交往等情节的展开，写出邓小平的深谋远虑。

电影创作论文篇7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电影创作论文篇8

电影——被人们称为继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戏剧、建筑之后的“第七艺术”，从1895年12月28日诞生至今，它吸引了无数的人们驻足观看，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但是它却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观众的喜爱，面对这样一份“宠爱”，广大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当应义不容辞地创作出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而如何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电影作品呢？所谓“剧本——一剧之本”，电影艺术工作者能否创作出优秀的电影剧本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再进一步说创作者如何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电影剧本呢？创作者在“感性与理性”思维观念上的把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思维指导着人类的行动。艺术作品的创作总会让人想起“灵感”“天赋”“天才”等字眼，优秀的电影剧本当真一定是由具有“天赋”的人创作出来的吗?剖开个别现象，从普遍现象上看，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的核心论点：电影剧本创作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共同建构而成，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中感性和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思维面，它们彼此交织，相互渗透。

一、什么是感性和理性

首先我们共同认识一下感性和理性的概念问题。什么是感性和理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感性”的注解为：“感性指属于感觉、知觉等心理活动。”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与理性。感性指的是“感觉表象”。感性是被动的单纯接受的能力，感性与感觉是有所关联的，感觉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一种最简单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个别特征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人有眼、耳、鼻、舌、皮肤等感觉器官，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这些感觉器官时，通过神经系统传到大脑，人就产生各种感觉。例如，视觉能看到事物的颜色；听觉能听到事物的声响。从感觉到认识，感性即直接接触具体事物当中产生的对事物具体形象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因此感性思维往往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所谓理性，就是基于感性，通过思考而升华的一种抽象的认知。理性就是能看清事态和物质的本质，有针对性地做出判断和决定的行为。“理性是原则的能力”。理性认识就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头脑的思考作用得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理性认识往往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一般情况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是产生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然后经过分析、总结和概括便形成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感性是理性的基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要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是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因此理性认识往往具有抽象性与间接性的特点，但正是这种抽象性和间接性决定了它能够从现象深入到事物本质和规律，深化人们的认识。

二、感性与理性在电影剧本创作中的运用及关系

电影的发明实际上是发明了一个摄影机眼睛和录音机的耳朵，由此带给我们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共同获取的富有魅力的电影世界。我们经常说，摄影机代替了观众的眼睛，摄影机的眼睛可以带着观众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由翱翔。但是这只眼睛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由不得观众想看什么，而是由那个掌握摄影机的人决定给观众看什么。在这里“掌握摄影机的人”不仅仅指摄像，它还包括了编剧、导演等幕后人员，而其中最先“掌握摄影机的人”便是编剧。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能够立体呈现的前提，也是电影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电影剧本的创作不同于写小说，它要求编剧必须用画面来写作，用镜头来写故事，运用视觉性思维进行创作。那么在视觉性思维展开过程中，感性与理性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首先从创作者本身来说，电影剧本创作中的“感性”强调个人的创作欲望、创作情感和创作情绪，在创作的过程中，创作情感和创作情绪往往在创作者的主观意识里是连贯的，这三个方面在创作的过程中又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感觉”，虽然这样理解“感觉”概念不太准确，但它也道出了感觉与感性之间的关系，通属“感性思维”。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审美情趣、情感认识以及对社会中人与事的理解转变为笔下的画面语言，这种转变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任何艺术作品都应是有感而发，没有情感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感性思维在剧本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编剧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不能将生活不加选择地记录（实验性电影作品除外），更不能忽略创作目的、创作构思、创作规律和创作理论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电影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有的电影却不受欢迎的原因。例如：在悉德.菲尔德的著作《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谈到：“电影剧本的前十分钟必须提出戏剧性前提、戏剧性情境和主人公的戏剧性需求。‘戏剧性前提’指的是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什么，即这个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提供了一种戏剧性冲动,而且促使故事直向最后的解决。而“戏剧性情境”就像一个容器，指的是包容这个故事内容的空间。实践证明有的电影作品对此做到了，留住了观众；有的电影作品播放了十几二十分钟还没交代清楚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观众便没有耐心再往下看下去，从而选择了离开。这就如同当一个编剧情感的阀门已被打开，凭着自己的感觉想把开篇部分大肆渲染的时候，观众已离开了座位。成功的例子如：票房大热影片《非诚勿扰》在前十分钟交代了本片要讲一个“三无伪海龟”中年男子秦奋征婚的故事，当观众明确了电影的戏剧性前提和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以后便饶有兴趣地想知道秦奋究竟是怎么征婚的？他到底有没有征到意中人？开篇设置了悬念，它提供了一种戏剧性冲动，吸引观众迫切想知道后面的结局。倘若这部电影的开篇不做这样的设计，用二十分钟的时间交代人物需求和戏剧性前提，估计观众早已失去耐性，进而影响了整片的观影效果。电影作品是以电影观众作为受众对象，失去观众也便失去了作品生存的土壤，因此倘若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味追求感性认识而忽略剧作章法、剧作理论等理性框架，最终必将导致作品的失败。剧作理论和剧作章法都是对剧本创作本质和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归属理性思维层面，作为一名编剧必须要好好掌握。再如：任何一部电影都有理性表诉机制——叙事机制，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为例，美国人紧紧抓住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确立了模式化的电影叙事形式。例如：影片《魂断蓝桥》就完全依照模式化的电影叙事，在主题构成、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人物性格等诸多元素上构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机制，以其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成功运用而成为世界经典之作。

但电影剧本创作中的理性框架若离开了感性基础，抛开感觉、情感、表象、想象等特征，其电影剧本必然会生硬呆板，缺少生动和生活的质感。在影视剧本创作活动中需要情感、情绪等感性思维的参与予以作品“生动”和“生命”。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理性框架构成的最终目的同样是要令作品“生动”和富有“生命力”。电影剧本创作中的感性思维若离开了理性基础，抛开剧作理论和剧作方法，仅凭个人的自我感觉进行随意创作，其剧本就很容易造成结构散乱、调理不清、无章、无规、无格、缺乏明确主题和清晰的线索，最终用再多时间、再多笔墨也只能写出劣作。电影剧本的创作不论多么地需要情感的融入和丰富的想象都必须通过理性的梳理从无序的“感性释放”走向有序的“感性清晰”。

上述分析证明电影剧本中的感性创作与理性创作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缺一不可，创作者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只有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结合，才能够创作出拥有观众、拥有市场、被许多人广泛喜爱的成功的影视作品。否则只能产生大量的平庸之作和失败之作。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电影剧本创作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在艺术实践中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性只解决现象问题，理性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任何人要认识任何事，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其它办法解决的。感性和理性永远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电影剧本创作没有绝对的感性，也没有绝对的理性。感性过程和理性过程的有机结合才是导向抽象意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才是电影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0页.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3页.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5页.

电影创作论文篇9

姜文久负“硬汉”的盛名，尤其是在《让子弹飞》中展现了张麻子高昂的力量与永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后，欣赏姜文电影便是寻找一种伟岸的雄性力量，似乎已经成了观众一种牢固的欣赏心理定势。但是仔细审视姜文的几部电影，便不难发现虚无主义的色调在姜文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如，在争议不断的《太阳照常升起》中，故事既真实又荒诞不经，似乎正是为了印证费里尼那句关于梦境是唯一的真实的论断；在写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也能发现魔幻主义的蛛丝马迹。在《一步之遥》中亦会发现虚无主义的运用。

在电影的开始，已经死去的马走日就对读者缓缓地解释莎翁的“tobeornottobe”。他认为人生中必定有许多事情，要么是“这么着”，要么是“不这么着”。但是经历过一番生死劫难，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有的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整部影片中，姜文都在试图为观众揭示人的命运是如何反复无常，天意弄人。以改变马走日命运的完颜之死为例，无论是云里雾里的观众也好，还是亲历者马走日本人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完颜到底是怎么死的。在拍摄电影《枪毙马走日》时，马走日悲愤倒地，武六冷峻地质问：“完颜到底是你杀的，还是不是你杀的？”马走日的回答不是决绝的“不是”，而是“我不记得啊”。首先，当时意识完全被鸦片控制的马走日确实对当时的情况完全没有印象了，即使有也会因为心理因素而刻意回避这段记忆；其次，马走日对完颜毕竟心怀愧疚，从间接的角度上说，他也是致完颜死亡的因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姜文希望观众得以意识到，这世界上诸事变化莫测，你无法对命运问出到底是或不是，而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结局。这种介于是和不是之间的态度便是虚无主义。早在《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等人的故事、易卜生的《群鬼》、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等传说或戏剧作品中，就已经流露出类似的虚无主义：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的。［3］这种观点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当中，在东方人的心里也是某种挥之不去的存在。“闫瑞生案”只是姜文借用的一个故事外壳，想说明的是命运强加给人们的苦难是难以预知和规避的。为了隐晦地提醒一下观众，姜文还在中法进行马走日交接的隆重仪式上，设置了一闪而过的纳粹标识。

电影创作论文篇10

2.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美术确保了影片的艺术性与典型性

电影艺术中最为基本的因素就是形象，而电影展示给受众的第一感就是形象，包括人物、景物、动物以及器物等。一般来讲，一部优秀的电影作用不仅要有好的导演，而且其内部形象要求具有较高的艺术美感，从而让受众有一种愉悦感。塑造美好的艺术形象不仅可以给受众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而且给能给受众美的享受，让受众觉得电影中的场景似曾相似，似乎还在眼前。那么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美术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作业。譬如《白毛雨》、《地雷战》、《从奴隶到将军》、《高山下的花环》、《黄飞鸿》、《佐罗》、《双面人》、《少林寺》等等优秀影片都具有十分生动而典型的艺术形象，冷库卑劣的黄世仁、机智勇敢的阿诗玛、顽强淳朴的觉远、善良老实的杨白劳以及正义智慧的佐罗等等都给受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栩栩如生、难以磨灭，可以在受众的心中呼之欲出。尽管影片中的人物都是由演员扮演的，可是一旦进入角色后的演员形象就不是演员本身了，一切都是景观化妆师、导演等人员依据剧本的内容而使其美术化、艺术化后得到的一种形象了。因而，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美术对剧本内容的美化作用，对演员形象的美术处理。美术处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美术作品的创作相差无几，也就是要确保演员在原来形象的基础上设计、创作出和剧本相符合的艺术形象，同时这对美术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能和美术修养，在尊重美术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下设计、制造出的形象要给受众一种美的享受。譬如经典作品《哪吒闹海》，这是我国现代知名画家张仃的一部突破传统画却极富装饰意味的影片，可以说是色彩典雅、勾勒十分到位。在这部影片中的哪吒、龙王以及李靖的形象生动而优美，可以说是雅俗共存。再譬如获得金质奖的动画片《牧笛》给人直觉上的感受就是大写意的水墨风格，这部作品中牛的形象启发于国画大师李可染笔下，而青蛙、鱼虾的形象则是受到齐白石的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电影中的形象在经过艺术加工后极度简练。牧童的形象勾勒借助于相当简练的线条，天真可爱小孩形象的刻画还离不开用赭石颜色稍加渲染的皮肤；牛的形象则用的是极为简单的湿墨。这些相对优秀的影片可以为受受众带来一种健康而美的视觉享受，从而激发受众思想上的共鸣。可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生动感人艺术形象的塑造。而美术在塑造形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近几年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美术也处在飞快发展的阶段，电脑技术较为广泛地运用到影视中，不少电影使用三维形象的动画演员使得其看起来和真实的形象相差无几，这打破了人工绘制过程中无可跨越的横沟而拓展了电影意识所要表现的范围。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借助于美术手段所制造出来的形象更加符合剧本的要求，不仅可以表现虚幻与现实的形象，而且灭绝的过去与将来可能出现的形象也可以得到展现。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美术的发展也将不断提升,电脑制作技术也将会慢慢趋于完善化，而由人绘制出来的电影形象也将更加的真实与动人，表现性也越来越强，慢慢地取代真实演员的形象，这将是电影界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总的来说，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不管是关于文学剧本的编写、故事情节的发展还是剧中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刻画，都离不开美术的巨大作用，即便是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也还得重视美术效果的作用，注重演员身着服装与场景是否和谐，是不是可以凸显人物的主要地位，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影片大放光彩。

3.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美术较好地确保了影片场景空间与艺术道具的艺术感

在电影这门艺术中，人物重视活动在一定的场景空间中，就连舞台剧也还还需要一定的道具与背景。譬如室内的茶几、下雪的布景等等。而在故事影片中，场景空间也就显得更加关键了。场景需要和人物身份、性格、活动变化以及活动时间相符合，而场景的选择、加工与设计一般都是都美术工作者来执行的。一部优秀的电影是环境、人物、道具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与协调，从而产生一种情景交融、焕然一体的艺术效果，给人真实自然的艺术美感。譬如在《水浒》里面，场景的占地就达到了六百亩，涉及到自然环境、建筑以及人工环境等等。可是按照剧本的内容，美术工作者经过仔细的挑选又将场景具体为：京城区、梁山区以及州县区。此外，在这部影片中演员服饰、道具的选择与设计也是由美术工作者执笔完成的，大面积应用灰色系统使得人物淡雅、自然的平民式风格得到了体现。可是当李师师和燕青会面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是穿着暖色调的绣花服装，色彩艳丽而不显浓烈，从而将一个身陷风尘而又侠义有情的女子形象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而身着黑色短服、手拿板斧的李逵性格中正直豪放的人物特征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然而要是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忽视没事字电影环境与道具中的突出作用，电影的艺术性与可视性也就得到了很到很好的体现。不少电影力求凸显红军长征的题材，可是衣服都是全新的，不仅衣服有棱有角，而且演员娇声娇气，让观众感觉极不真实。如果说道具、形象、服装以及光色更多地注重外在感官效果的话，那么电影中的意境美更加注重的是作品内在的综合性因素。所谓的综合性因素就是演员、衣服、道具、环境以及光色等组建而成的点、线、面、虚实、色以及动静等因素相互影响而达成的协调、统一的关系。这种综合性关系会对受众的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让受众可能会忧伤、喜悦，可能会激动、愤慨。而调动受众内资情绪的这种综合关系与美术作品中意境形成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譬如影视作品《妈妈再爱我一次》、《激情燃烧的岁月》、《长征》、《小城故事》等都有不错的意境让受众观而生情、观而又忘情。同时也存在不少影视作品粗俗滥造，这是由于制作者没有很好地把握美术规律，使得演员大笑大哭，本以为会极大的激发受众的情绪，可是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让受众大生反感之心。

电影创作论文篇11

典型的人物角色不仅是剧场电影，也是电视电影提升魅力的地方。由于之前提到的电视电影讲究贴近生活，电影中的人物也要反应各自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内心情感变化也是电影要反映的一个重点之处。例如影片《不敢说爱你》中的黑子，从一个没落的修车工人，因为恋人的背叛，使其性格扭曲，一切以金钱为重，不再相信爱情的存在。自从他认识了大学生蓝馨，从他们之间曲折的交往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以致最终获得了对于蓝馨的爱。而女主角蓝馨虽然处于大学时代，但仍然有家庭的负担和苦恼，她一边摆脱着自己的生父，那个有钱却不疼爱自己女儿的老板，还有那些社会上滋扰她的闲散人员。此时，蓝馨遇上黑子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他们之间通过几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也有误会，却深知自己已经爱上了对方，只是各自的内心没有捅破。影片《不敢说爱你》就是这样一部电视电影，里面的黑子和蓝馨就是展现了普通人的爱情，真挚而令人感动。这两个人物也十分典型，一个是在读大学生，一个是社会上的小老板，虽然层次和学识都不同，但是他们之间爱情的碰撞，使不相信爱情的人们重新追回了爱情，得到了爱人的真心。塑造有魅力的人物角色是每一部电影需要考虑的事情，电视电影就是要以独特的创作来深化人物内心，展现现实的每一个故事，使里面的人物角色饱满而充实，不做作，这也能够提升影片的艺术价值，符合拍摄短小而精悍的电视电影的设计需要。此外，电视电影还要根据每一部剧的需要进行合理的风格定位，每一个典型人物都可以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占据主位，鲜明而惟一的叙述故事发展，他们的感动，他们的角色魅力都是需要传达给每一位观众的东西，也可以说这是导演的创作意图的表达。影片《警花燕子》中的主角田燕和端木长春也类似于前面提到的《不敢说爱你》中的主角黑子和蓝馨，虽然角色的地位不同，但是他们也在不同的经历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田燕的假小子似的性格也符合这样的角色定位，而端木长春古板的律师形象也好似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了在人物角色上的冷处理方式的展示。借助于影片最后在处理交通事故上的发展与结果处理，他们之间的爱情初见端倪，律师端木长春为了良知透漏了信息给田燕，使被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在影片人物角色处理上，这种典型人物的设置加深了观众对于该片的认可度。因为选取了现实题材的故事素材，小人物在片子中的重要性也不亚于电影大片的角色，面对观众对于故事片的渴求，可以使导演去挖掘观众对于电视电影的心理需要，去满足老百姓的观影需求。其他一些影片也有展现典型人物特色的，例如影片《金牌工人》里的徐振国就是新时期新型个人的代表，常局长是新时代的改革者形象。影片《督察队长》沈泉和朱豪也是普通的警察形象，他们有极高的职业素质，但在生活上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和人们对他们的不解。影片《天籁》中的央金、根嘎、扎西都反映了藏族同胞对于祖国的热爱，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也是十分典型的人物形象。

三、电视电影对于时代内涵的把握

电视电影因为传播的媒介主要是电视，因此，可以说，它还起到了与电影不同的宣传效果。电视电影的故事情节可以弘扬社会主旋律，倡导主流价值观。虽然最为一个电影的类型，它却以通俗性与艺术性相贯通，可以追求独特的电影美学。剧场电影追求恢弘的场景效果，震撼的视听享受，但往往这些投资巨大的大片失去的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内涵，在电影的灵魂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电视电影在电视上的广泛传播，比电影观众拥有更多的受众群，可以响应党的号召，强调和谐社会的文化需求，特别是一些可以反映主旋律的影片和人物纪传式的故事片对于强调社会文化价值，体现民族精神感召，树立时代新风尚。众所周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电视电影，例如《极限救援》《任长霞》《走四方》《金牌工人》《督察队长》《天籁》等。这些影片虽说题材很不一样，但是不同的故事也都可以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识。这些影片都是以讴歌时代精神为己任，处理不同的事件，这些影片在叙事上也体现了时代感，具有影片自身的文化价值所在，在影片的设计和制作上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鲜明。

四、电视电影的叙事处理

叙事是强调电影故事的发展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电视电影篇幅较小，不可以借视听语言和场景来吸引观众，因此就要在故事的叙事上做文章，力求做到电影的现实主义来打动观众。电视电影的这种特点表现也可以有自身的优势，要做到日常化的生活处理，避免出现与电视剧那样的较长的故事情节讲述和场景表现，要做到短小精悍，使每一则小故事叙述起来更加凝练，尤其是可以深化整个故事的主题思想，渲染合理的故事主人公的情绪和内心变化，给电视之前的观众展现出电视电影独特魅力。很多电视电影都具有优秀的叙事性，尤其是一些表现惊险刺激故事的叙事，例如《极限救援》就是如此，李晨饰演的刘武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陷入了爱情和工作两忙的境地，影片开始时的叙事交代了故事发展的开端，随着一系列事件的紧张出现，刘武为了挽救一个儿童的生命，故事中出现了撞车、堵车和高速路迷路等很多事件，一系列的人物也纷纷登场，交警、广播台、高速路上救援的人们都投入到了这场救援中去，影片也渲染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和人们的关怀之情。该片中的叙事情节就是以哈尔滨的一个普通的哥司机救人的事件为创作主体，该故事情节不同于好莱坞大片式的特效场景，但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展开，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也使观众身临其中，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更吸引人，因为观众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中体验社会人情冷暖的，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故事主题，展示人物的鲜明个性。类似于这样题材的电视电影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五、电视电影表现手法的艺术性

电影创作论文篇12

1.弘扬城市主题文化

城市的主题文化是由城市独有的自然、文化、经济和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城市公益微电影契合城市主题文化，可以使微电影的创作具有惟一性、差异性、识别性，既可使微电影创作有据可依，也能让城市主题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扬。微电影在进行编剧，选角，选场景的时候都要充分考虑到城市所要表现的主题文化。例如《花样云南》就弘扬了云南多民族融合的民族特色文化主题，其在编剧和场景设置中都将云南的特色涵盖在内。由湖北房县广播电影电视局出品的《桃夭》，展现的是房县著名的诗经主题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提高房县知名度，对房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展示城市的文化符号

城市的文化符号是城市文化通过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积淀出得最具城市特色的文化代表，公益微电影创作必须充分利用城市的文化符号，将这些文化符号融入到微电影场景镜头中，可以充分提高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化城市文化符号的影响力和认同感。城市的文化符号可以是建筑造型、城市景观、如北京的长城、故宫；杭州的西湖、灵隐寺；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西安的大雁塔、城墙等。例如，张家港微电影大赛的最佳影片《琴》，全片在张家港拍摄，融入鉴真东渡、茉莉花符号，故事以歌曲“茉莉花”为主线，讲述考古学教授的爷爷年轻时与外国奶奶的爱情故事，充分利用了张家港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城市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城市的文化符号也可以是城市居民的无形思想文化，武汉首部城市文化形象微电影《月湖琴声》，这部影片以汉阳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符号古琴台为背景，以“知音文化”的传承为使命，用故事新说的方式，将一段追寻知音文化、探究古琴历史渊源的情感作为主线，以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及古琴的艺术传承为辅线，以汉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源泉，以美丽的武汉城市景观为点缀，表现出知音文化的渊源流长。

电影创作论文篇13

--英格玛·博格曼

电视文艺节目创作的关键是利用画面及其辅助手段把信息传递给受众。常言道：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么作为电视文艺节目创作者，想到了，又如何把"想到的"通过镜头或其他电视手法，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电视这个特殊媒体的特殊表现形式，电视与广播、报纸、网络统称为四大媒体，而电视作为四大媒体中的龙头老大，它以其独特的声画结合的表现方式独占鳌头。它的霸主地位是其它三种媒体无法比拟的，虽然网络已发展到有声语言，但它的普及率与传播方式、表现手段、专业化程度与电视相比，依然是望其项背，可望而不可及。从1936年，英国BBC建立起第一家公共发射台开始，就预示着传媒界的革命，同时也奠定了电视的霸主地位。尽管现在电脑可以看光盘，网络上有LIVE、电影等，那也只能说网络借助了电视的表现形式。

我国电视始创于1958年，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走过了一个由弱到强、迅猛发展的曲线，特别是1993年以后，随着《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的出现，为我国电视发展史竖起了一块里程碑，结束了我国电视播报式的单一表现方式。尤其是后来的《实话实说》、《开心辞典》，再到如今的《星光大道》和各种选秀等观众参与的互动节目,更广阔的拓展了电视表现形式的空间,使电视真正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审美和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给越来越多的电视从业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如何把思想意识的东西,也就是你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感悟,通过电视手段表现出来?虽然电视是声画艺术,但它以画面表现为主体,以解说、采访（同期声）、音乐、音响、字幕为辅助手段。那么如何运用好这些表现形式呢？

首先我们来看画面

（一）画面是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有人说老百姓的视线在画面上怎么流动，取决于创作者的意图。也就是说，画面承载着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如湖北电视台张以庆获四项国际大奖的纪录片《英与白》中，创作者将欲表现的世纪末心态，赋予了全是带铁栅栏的画面，表现了囚笼禁锢式的生活原生态；为了表现世纪末的浮躁，创作者用了一组表面上看毫无联系的画面，同时配以吵杂、喧嚣的音响效果；为了表现人与动物的异化，作者用了白（驯兽员）与英（大熊猫）的亲吻、白与英的对话等等。

（二）运用细节表现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创作意识的间接表现。细节通过哪些形式来表现呢？一般来说，主要有画面，解说、叙述、画面与解说相结合等形式，由于画面与细节共同的具体性、感性特征，画面表现细节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它可以保持细节的多义性，能够为观众提供充足的想象空间。

（三）运用"蒙太奇"的剪接表现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蒙太奇"是法文"Montage"的译音，意为装配、安装。引申到影视艺术领域，指影视作品创作等过程中的剪辑组合，狭义的"蒙太奇"专指对镜头、画面声音、色彩诸元素编排组合的手段，即在后期制作中，将摄录的素材根据文学剧本和导演的总体构思精心排列，构成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如果找不到更好的画面来表现，完全可以通过"蒙太奇"剪接来达到目的。如《英与白》中"英"看到电视画面上女人做健美操时，自身动物本能的冲动；《难圆绿色梦》一片中，当马老听说树被全砍了，赶往当年的植物现场时，为了表现老人那种痛惜、气愤等复杂心情，作者用老人与被砍的树干、老人与被砍的树枝、老人与树墩的"蒙太奇"剪接，没用一句解说都是通过画面表现出来的。

（四）运用长镜头表现作者的思辨意识。思辨性、哲理性是任何一部作品的灵魂。长镜头是纪实风格最重要的表现手段，长镜头作为叙事语言，它是与"蒙太奇"相对立的一种创作观念。用这种叙述方法来代替人为编造故事、情节，用纪录真实生活来代替表演。它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还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如《龙脊》一片中，表现贫困地区的人们渴望知识和文化意识的觉醒时，作者运用了一个长镜头：潘能高的爷爷在窗外看着孙子在教室里考试，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教室，站到孙子的课桌旁目不转睛的看孙子答题（其实他一个字也不识）。最后被老师请出教室后，还一步三回头的往教室里看，当镜头跟着老人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原来在校门外还有许多像"爷爷"这样的家长。这一长镜头将作者欲表现贫困地区人们那种虽然自己不识字，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个好成绩，将来有知识、有文化的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再如有一期《今日说法》反映的是拐卖儿童案，当记者采访犯罪嫌疑人：问她是否知道拐卖儿童是犯罪时，她嘴上说不知道，表情却是侥幸，这时镜头摇到了她不停抖动的腿上，就是这一画面告诉了观众：这人说话不诚实而且心怀鬼胎。

所以恰当、巧妙地运用好画面语言，可以将作者的创作意识表现的形象、直接、淋漓尽致。

第二，恰当的运用解说词可以升华画面、深化主题，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解说是画面的解释与补充，更是创作意识的揭示与挖掘。它是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主体--主体是画面。

（一）当画面可能产生歧义或看不懂的时候，需要解说。如：《藏北人家》一片中白玛拾牛粪一段，开始白玛用手向揉面一样，把散落的牛粪捡起扔到一处，连着三个画面后，解说词出现了："白玛每天一大早都要把散落的牛粪拾到一起，晒干当燃料"接着就说："藏民们并不认为牛粪是脏东西，晒干的牛粪烧起来没有异味"。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解说词，观众肯定认为藏民真疯了，怎么会用手去抓牛粪呢？

（二）当需要揭示和挖掘画面背后的本质与规律时，需要解说。如：《话说运河》解说中，将长城比作阳刚、雄健的一撇，将运河比作阴柔、深沉的一捺；再如《藏北人家》结尾中，画面是清晨万物生机的草原，措达去放牧，解说与此对应的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对措达?罗追来说，就像他们手中纺锤一样，往复循环，循环往复，永远是那样和谐、宁静，那样安宁。"就是这么一小段解说，深刻的揭示了全片的主题，同时也表达了创作者对牧人们那种无忧无虑、没有世事纷争的生活的向往与羡慕，解说使画面得到了生活和深化。

同期声的运用能够对创作的主题意识表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同期声是指：用电子采录设备在纪录视频信号的同时，纪录并在重放时，与视频信号保持同步的真实的现场声音。同期声包括背景声和同期声采访录音，同期声是时空真实、生活真实不可缺少的因素，荧屏上的人如果没有同期声。只见嘴动不闻其声，那么，关于这个人的所有解说、旁白都值得怀疑。所谓言为心声，当我们从被摄对象嘴里听到他自己的话时，我们可以直接而真实的了解这个人。所以在电视文艺节目创作当中，恰当地运用同期声，将对表现主观意识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如：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在《寻找他乡的故事》一片中，对几位远嫁日本的中国女人的采访就很耐人寻味，其中对片中最后一位女人的采访是这样进行的：首先记者对这位想搭婚姻之船，圆出国梦的女性作了简单的介绍：

这位女士原名叫某某某，是吉林延边人，某年某月通过其在日本的表姐介绍，嫁到日本后改名为"某某某子"。接着就是一段采访对话：

记者：你结婚的时候是在这所房子里吗？

答：是的，当时完全是按日本风俗，我穿的是**（日语）。

记者：什么？

答：（笑）就是和服。

记者：（指着神龛）这时什么？

答：这是供......供......就是供的。（支吾了半天也没答上来）

此处说明尽管她加入了日本国籍，改了日本名字，穿了日本衣服，但是她离真正的日本文化差远了。接着记者进一步追问：

记者：那你结婚时父母参加了吗？

答：（有些尴尬）没有。（迟疑了一会补充）太远了。

记者：那就你一个人吗？

答：（红着脸）就我一个。

因为前面已经交待她的表姐在日本，可他结婚这么大的事，（父母不来可以理解）表姐在日本竟都没来，可见她不但没有了亲情，连友情也没有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记者对这位女士以婚姻为跳板，达到出国目的的态度。通过这段递进式的采访，观众已完全领会了记者的褒贬、好恶、使全片主题更鲜明。

声画结合（即画面与声音的结合）

将使声画相升，收到1+1〉2的效果。世界本身就是视听统一的世界，没有声音的世界无法想象。将声画艺术有机地结合，使得电视与世界同步，保留了现实生活的环境氛围，最重要的是它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将画面与音响效果有机地结合，可以使声、画得到升华，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方荣祥》一片的开头，是一个剧场舞台的空镜头，画外音是以前方荣祥的唱腔和观众的掌声、喝彩声，。当电视观众看到空旷的舞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时，一下就能领略到作者的意图，即表现了观众对方荣祥的热爱、呼唤和深深地怀念之情。再如：《英与白》中，音响效果恰到好处的运用：电视机里的声音、嘈杂的人声、音乐声、生活中发出的声音等等混杂到一起，对表达世纪末心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难怪《英与白》四项国际大奖中就有音响效果奖。

总之，电视文艺节目创作中画面、同期声、音乐、音响，犹如主菜和调料，想做成什么样的口味，要依据创作者的意图酌情加减。正如张以庆说得那样：好的作品不是拍出来的，而是思考出来的。那么思考出来了，又如何表现，就要看你掌握和运用"调料"的技能了，"调料"用得好，则色、香、味、俱全，反之则会使作品倒胃口，甚至无人问津。

另外,音乐电视作为一种声画合一的电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它和其他电视作品一样，其创作完成要通过各个部门的紧密合作。而光作为电视画面造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音乐电视的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造型、特定环境氛围的营造，包括在画面视觉效果的处理上，应该说有它的独到之处，也是其它艺术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在音乐电视的创意设计中，对光的设计和运用应该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

光为造型艺术的一种重要符号

在音乐电视的创造过程中，对光的运用和理解必须以作品的题材、歌词的含义、画面的整体风格为依据来进行选择和诠释，这样才能使它和其他造型元素融为一体，才能使整个作品在其画面的创作上更加整体、统一与和谐。

音乐电视是一种声画合一的电视艺术表现形式，它主要由画面和音乐两大基本元素构成，而画面作为主要的构成元素之一，它不仅承载着诠释音乐作品所表达含义的任务，同时画面的形式也直接影响着其他造型元素的表现风格。

其二，非现实主义风格，也就是说一种抽象、虚构梦境式的情景的营造。其用光设计倾向于非常规化，即较多地采用逆光、脚光、侧光等非常规投射角度的光线，及闪烁的多变的光的运动，来塑造出奇异的视觉形象，造成陌生的、出人意料的视觉效果。这种画面的风格，应该说在众多的音乐电视作品中是运用最多也是最常规的。因为其画面中光和色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不仅能直接调动观众的欣赏与审美情趣，将观众的情感引入视觉效果强烈的画面结构中，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思考赋予作品独特的风格和意蕴。

如《记忆中的你》，这是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音乐电视作品。这部作品在用光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对逆光和投射轴向单一的单侧光的着重运用。这类光线的特点是塑造性强、光质较"硬"。能造成一种神秘感和紧迫赶，所表现出来的画面类似于版画和雕塑效果的硬调画面。较为适合表现战争题材和风格粗硬狂放的音乐电视作品，在《记忆中的你》这部音乐电视作品中，其中有一段场景是描写战场上几个负伤的战士，他们手拉着手紧挨在一起，摆出各自不同的造型，背景是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