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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ore and mo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uman being, indicating its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being's life. Ethics and law are the most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human's happiness and two major pola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nvironment ethics and environment law play crucial roles in curr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on, and thus deserve great atten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 ethics; environment law; guarantee
虚幻的神话与严酷的现实已为人类敲响了生态文明的警钟。如果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幸福的重要前提，那么道德与法律就是这一文明体系的重要保障。鉴于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在维护当代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给予其特别的重视，尤其是注意两者结合对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已敲响于虚实之间的生态文明警钟
人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世纪的交替。在千年交汇之际，形形色色的末世论曾盛传于世。作为西方基督教神学文化的重要内容，末世论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构成近代进步论世界观念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的学术思想渊源”[1]，但留下更多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当今世界的邪教丛生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末世理论，其大多源自法国中世纪作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或者说是日本人五岛勉对其预言的所谓破译。诺查•丹玛斯预言千年交汇之际便是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人类将会无可避免地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其著作中所描述世界末日的种种惨状，在人类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也曾因此长期背负上沉重的精神枷锁。然而预言终究没有实现，跨越了千年之际和世纪之交的人类，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愈加发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人类变得强大无比，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得意忘形、妄自尊大——人类自身的空前强大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覆灭！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两次大战的惨状和核弹爆发的恐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余悸便是证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人类之间的战争正在逐渐减少，然而于此之外的另一场战争，即如大卫•梭罗所说的“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除了大规模或者世界性的核大战以外，人类之间的战争最多只可能摧毁某个国家或民族，而“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恶化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到那时，末世论所描述的情景就不再是预言，而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末世的惨状也许并不会真的降临整个人类，但局部范围内文明的屡屡衰败却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敲响警钟。复活节岛文明由盛转衰的史实便是最好的警示。[2]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矗立在海岸线上用于祭祀的600余座6米多高几十吨重的石雕像便是复活节岛文明曾经兴盛的标志。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岛上极端落后和野蛮的社会现实。人们对此感到颇为惊异和困惑：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曾极度繁荣的社会为何会衰败到如此地步？而考古学的发现揭示了谜底：该岛处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资源非常有限的环境里，当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区域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时（即岛民们为建造石雕像将岛上所有的树木砍伐殆尽，而森林消失又对岛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该岛的文明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2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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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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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3
甘向群还指出，广西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广西专家论坛是广西科技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个平台充分利用科协及所属学会学科齐全、人才荟萃以及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横向联系的优势，汇集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智慧，围绕广西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前瞻性的学术研讨活动，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许多高层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来自学会的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治理问题，交流经验，为促进广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4
2.1林业保护意识淡薄，未充分发挥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林业能够保护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这些都体现了林业的生态效益。林业的社会效益则主要是指林业能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能为人们的休闲娱乐提供生态支撑，林业的社会效益集中体现在它所创造出来的林产品上。国家为了保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林区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了管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林业始终未充分发挥出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林区保护过程中，时常出现基础设施薄弱、监督管理力度不够、滥砍乱伐等行为，严重制约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林业中低效防护林所占比重过大，严重影响了森林质量，再加上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森林的人均占有量也极低。除此之外，不合理的林区管理制度，也造成了林业资源的浪费。以上种种原因及现象，都引发了林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低下。
2.2林业修复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率较低
我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率低，科学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缓慢。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林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大约只有25%的职工具有具备专业素质和合理的知识构成，大部分从业人员只具备极其简单的操作技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明显。除此之外，在对林业进行修复的过程中，极少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对先进设备的利用率极低。
2.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林业发展未建立完整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管理建立起相对完善合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未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未建成完整的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机制；（2）对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低，网络覆盖面不广，服务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3）目前的林业管理方式不适应社会需求，林业的信息化管理面临一定困境；（4）林区地理位置复杂，基础设施不健全，信息服务系统难以覆盖。
3加快林业修复，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3.1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优势
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亦即充分发挥林业资源的经济优势，同时实现资源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而这必须以科技作为支撑。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强大的科技作为依托，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除此之外，要贯彻落实科技兴林、科技护林的各项政策。同时，要逐渐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减少林业资源的浪费，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大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利用率，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完善林业开发的方式，强化林业生态修复的强度和成效，保证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实现环境保护。
3.2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产业的良性发展
林业生态修复的关键是进行林业产业的优化升级，改变传统的利用模式，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利用。在林业产业的开发过程中，各个产业之间要综合考虑，寻求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就第一产业而言，要深入分析市场状况，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合理的开发计划，大力发展经济林和次生林，缩短原材料生长周期；就第二产业而言，要加大科研力度，大力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实现林业资源的充分利用，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向高端利用的转变；就第三产业而言，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旅游产业，将林区旅游和花卉栽培作为发展方向，转变林业资源利用率低的的现状。要进行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依托的新型林业产业，推动林业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同时，要对林业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充分挖掘出林业产业的优势，形成林业产业的完整的产业链，使林业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战略优势，提高林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要改组人员结构，培养林业产业的专门人才，使林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修复工作的展开奠定物质基础。
3.3实现林业生态系统的优化，取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3.1要加强林业生态修复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益
对林业生态进行修复，是对生态环境的良性改造，能实现改善水土流失、防止洪涝频发等目的。林业除了具有经济效益外，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实际利用过程中，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增长，忽视对林业生态的管理和修复，由此导致环境逐步恶化，自然灾害频发。为了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必须对林业生态进行修复，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3.2合理分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林业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效益作为支撑；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为林业生态修复提供了可能，必须将二者统一于一个整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由此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增长。由此可见，要合理、科学的开发林业资源，注重对林业生态的修复，只有这样，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才会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支撑，才有可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我们的经济发展才会持续、稳定。
3.3.3要尽可能协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在发展林业产业的时候，要充分挖掘其潜在的优势，促进经济利益的增长，为环境保护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要加大林业修复的力度，保证林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提供可能。所以，要协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加大林业生态修复的力度，为环境保护提供完备的物质基础，促进生态环境的不断优页）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5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6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狂飙时代。在21世纪的帷幕拉开的时候，有鉴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其他要素的明显失衡，人们苦苦寻找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优方式。在我国，十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弘扬生态文明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而且也内含“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联，展示了自然、人类、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生态文明的立论基础
1866年，德国学者E.H.Haeckel提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纵观生态学200年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趋向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并逐渐由此进入生态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生态学范式中出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使人对这个发展相对失衡的世界有了不同的新看法，因之，大自然表象背后的有机性、联系性、整体性等本质属性开始深入人心。新的生态学理论可归结如下。
1.盖娅假说理论。“盖娅”是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古希腊人用来代表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盖娅假说认为，所有生命构成的整体具有一个活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即整个地球至少地表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活的系统，包括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在内，整体地发挥着作用。该假说的核心想表达这样一个信仰――地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体”，尽管自然界存在着“丛林法则”，但其最基本的规则是合作与共生。“盖娅”理论表明，有机物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持生存，人不再只是为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将自身视为在同一生物圈生活的地球公民，去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寻求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2.混沌理论。混沌研究始于“蝴蝶效应”理论，该理论可以比喻为：一只蝴蝶今天在中国扑打翅膀煽动了空气，可能会变成下个月在北美上空出现的风暴系统。其含义就是，投入中的细微差别可能很快就变成产出中的实质性巨大的差距。由此说明，大自然从本质上讲，其运行过程是非线性的，传统工业的发展造成空气污染，导致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的全球气候灾难。对生态学领域来说，“蝴蝶效应”的含义是深刻的，现在发生着的改变世界自然结构的，有可能是不起眼的变化发生着微妙作用。严格说来，混沌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务中，混沌理论所依靠的数学把秩序与混沌当作基本决定论的两个明显形式。自然界虽然存在多种状态，但加以归类，无非两种：有的井然有序，有的混乱无序。秩序和混沌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交织的自然系列。
3.生态价值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认为，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不仅实现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价值）；同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由此延伸，自然系统的整体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必要条件对人类生存具有“环境价值”。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应该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关于这一点，十报告讲得已够清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方针”，为的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以推进绿色发展。
4.责任与公平理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所引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从反面说，任何企业、个人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力，这就是不公平。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追问“不公平”责任问题：谁为了经济私利破坏了公共环境，谁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解决公平问题，必须通过追问责任来实现。谁破坏了自然环境，谁就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这才是公平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公共环境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二、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省绿色经济实践
云南省在绿色发展的基调下，把生态立省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态是云南最大的省情，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希望之所在，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强调生态功能是有价值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力。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判断，云南省多次提出，“良好的生态就是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建设生产力”。多年来，云南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的无私贡献。在中国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大棋中，云南省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唯有如此，云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才能越走越宽。为此，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绿色经济实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1.依托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绿色新政实施。所谓绿色新政，就是体现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情，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作为重要的着力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绿色新政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做绿色新政，为的是抢占绿色产业的先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绿色新政对我们制度性的改造非常重要。因此，从绿色发展人手，从阻力比较小，到条件成熟，大规模的绿色新政改革就成熟了。
具体在云南省，绿色新政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加快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制定不同区域的环境目标、政策和标准来实施绿色新政。又如，昆明市是云南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实施绿色生态工程，强化节能减排，推行经济增长，为积极创建国家绿色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绿色责任贡献奖、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的评比中，云南昆明市、普洱市、江川县均上榜“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可以说，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是对昆明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绿色，实行绿色发展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向前奋进。昆明市将以这次获奖为契机，更加扎实地推进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将在继续打造绿色交通、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继续发挥昆明市的气候优势、自然优势和生态优势，进一步把昆明市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高原绿色生态湖滨城市。与此同时，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建议，对禁止开发区地区领导不考核GDP，因为为了保护环境导致GDP下滑从绿色新政及未来考虑是值得的。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的江川县看到两年前抚仙湖水质突然降到了二类，为了保证抚仙湖一类水质，他们铁下心肠关闭污染行业，虽然导致了GDP下滑、经济下降，但是环保上升了，所以这么做值得。在江川县，保持抚仙湖一类水质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使抚仙湖周围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让到抚仙湖来的人喝上一类的干净水，这就是绿色新政的一份担当。
2.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绿色贡献”概念，或者叫绿色的外部贡献，它是指某一地区当年的GDP占全国同期GDP的比例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占全国同期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比例的比值。这一概念通过计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S02和COD排放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提出了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绿色贡献又叫绿色的外部贡献。2005年，国家环境规划院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S02排放、GOD排放等4个指标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概念。
应该说，云南省在保护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绿色发展程度较高，根据2012年云南省林业厅的首个《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报告，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每年14838.91亿元，约相当于全省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的2倍。其中，年涵养水量518.17亿立方米，年涵养水源价值合计为4494.12亿元，年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361.33亿元，年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合计为111.40亿元，年净化大气环境价值合计为1143.70亿元，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4689.06亿元，在我们看来，对森林价值的定量评估只是一个开始，更全面、科学、准确和系统的绿色贡献评估，仍有待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但是，这方面的绿色贡献在云南省的学术界还没有将其有效地转化为“理论主张”，由此，我们仅仅停留在“权利主张”的呼声应该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开始专门讲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这些概念会发展起来的。因此，云南省希望从绿色贡献出发，在下一步的深化探讨中，拿出有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希望国家在云南省森林建设、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节能减排、产业生态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3.打造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体系。生态补偿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词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
生态补偿理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一是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恢复）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构想。就中国而言，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专节论述，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云南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索实施了生态补偿机制，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的当下，建立完善、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我们在调研走访中看到，云南省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补偿很少，致使有些地方的生态保护工作很难开展。以德宏为例，我们曾经调查过若干个生态区，都涉及到有没有生态补偿的问题，目前德宏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67%，但是国家给予的政策是每亩森林补5块钱，省里给予的政策是每亩补10块钱，这点补助还是太少，因此这些区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中矛盾十分突出，不少当地百姓说“现在是生态越好补得越少”。因为保护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保护的内在驱动力不强。怎样让生态好的地方人民富裕起来、搞生态建设的人富裕起来，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更好，已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就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还是就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持久性而言，都应将“生态补偿”纳入经济运行的要素中，以求得经济学上的必要补偿。作为绿色资源大省云南来说，更应保护好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并将之转变为发展优势。如前所述，为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对于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推进绿色GDP核算，理论意义重大。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突破，但是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环境保护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逐步发展，十以来生态文明提高到“五位一体”的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但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在环境友好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赢模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
1.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含义。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首先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简称EM），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它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过程，是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生态转型过程[1]。我国学者何传启认为生态现代化就是追求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发展。这是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模式，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2]。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它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3]。根据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中。它强调的是一种乐观的、环境社会科学改革的理论，近几十年来，它受到了来自欧洲、北美、日本和其他地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欢迎。
2.生态现代化理论兴起的背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虽然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商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但却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这是一本改变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振聋发聩之作，也是一本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言：“《寂静的春天》好似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它用无比深切的感受，全面深刻的研究与雄辩有力的论点彻底改变了环境历史的进程。假如这本书没有问世，那么，环保运动可能会延误很久，也许，现在根本还未开始。”[4]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促使了环境政治运动在各方面开展，生态现代化思想在以环境为导向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3.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历程和观点。根据国外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到发展应用的过程，笔者将其研究进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由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内克提出的。耶内克首次提出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胡伯则更加明确地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词汇。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政府在环境政策改革中的作用，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突出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进行生态转化进程中的发明、运用和传播。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观点有哈杰尔的“技术-组合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和“自反性生态现代化”，强调的是技术、非政府组织和自我反省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克里斯托弗的“弱的”生态现代化和“强的”生态现代化：“弱的”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论观点，“强的”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社会结构优化论观点。莫尔的现代化社会的整体生态转型，包括制度、生产、消费和市场。科恩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政府严格管控和预警、生态责任组织内在化以及多方合作的原则。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至今。生态问题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扩展。这时期的主要观点是强调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和制度的转型，强调科学技术、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社会运动的地位以及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强调生态现代化的推动力和实践特征。
二、生态文明建设
1.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广义的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它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其次，生态文明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与时展的关系。生态文明也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自然、糟践自然、滥用自然和盲目干预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
2.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煤炭、石油、钢铁等消耗量世界第一，环境污染严重。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沙漠化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大气污染严重。近年来的雾霾问题也十分突出，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和健康。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是舍本逐末之举，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要求全民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严守生态底线。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5]。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生福祉、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
3.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我国自然资源消耗量大、水资源紧缺、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问题严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种种挑战。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我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基数大，资源消耗总量大。第二，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淡薄。笔者根据上百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得出，48.12%的人对生态文明不了解，被调查人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占88.68%。由此可见，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教育情况并不乐观，全民了解程度很低，这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大阻碍。第三，科学创新能力不足。科学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跟不上环境保护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仍依靠传统的生产模式，不利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环境日益恶化。2015年1月1日起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但是一些企业、工厂依旧破坏生态环境以取得暂时的经济利益，鼠目寸光的利益观使得一些人以牺牲一片蓝天、一片海域、一条河流为代价，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第五，生态补偿机制、长效预防机制、生态责任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宣传和执行力度不到位。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市场、科技、法律等基本要素的作用，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模式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树立生态观。生态观是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观点和看法，要求人们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达到一种和谐。“我国人均资源少、资金不足、科技落后是事实，这些因素可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阻碍，但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人的素质问题。”[6]可见，人口素质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教育。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认识，从而促使全民树立生态观，培养生态意识，全民生态观的树立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稳固的基石。
2.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动者和执行者。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强调政府干预对于生态现代化的不可或缺性，“在处于环境保护中的社会干预的不可预料的形势下，政府干预的协商形式可以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7]“如今，似乎很难想象没有各级政府干预下的生态转型。”[8]可以说，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政府可颁布相关的环保性政策和法律文献，主导生态转型和改革，政府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大力扶持十分必要。
3.重视社会组织。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一个政府的事，它是全社会的事。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人类文明。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将更能带动个人的参与度，团体凝聚的力量也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社会组织对经济创新、技术创新的认可和压力是推动生态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动力，在保护环境的运动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社会组织的保护环境运动除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外，也将会影响政府的环境政策。
4.创新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价值，而且还可以创造新价值，也可以预防环境破坏，有效治理环境问题。德国学者胡伯曾这样解释科技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技术能够改变生产和消费的操作结构，并且因此减轻对资源和环境污水池的压力或能够建立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良性合作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技术，包括技术增强型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的重要原因。”[9]我国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利用率偏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高。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能源资源消耗也明显加大，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强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
5.加强国际合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上的大气循环、水循环、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越了国界。环境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例如，其他国家的大气污染可以通过冬夏盛行季风蔓延到我国领空；其他国家的石油泄漏可以通过季节性洋流污染我国领海；再则，候鸟的迁徙也可能传播疾病。虽然国与国之间有国界，但是大气、海水没有国界，污染也没有国界。加强国际合作，有利于各国共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有利于引进环境治理技术；有利于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四、结论
201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0]科学地诠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不意味着停滞经济发展，发展经济不意味着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保护环境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永续发展，经济发展则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互利耦合提供了一种借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根据具体实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生态兴则文明兴，只有走上生态文明之路，“美丽中国”“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Huber，J.Towards industrial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J].Journal of Env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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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传启.勾画绿色中国――21世纪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J].国土资源，2007（2）： 4-9.
[3]何传启.生态现代化的战略思考[J].科学决策，2007（9）： 6-8.
[4]Eppel，H.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M].Landon：Routledge，2011：449-451.
[5]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6]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1）： 2-13.
[7]J？]nicke，M.On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in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Reader： Environment Reform in Theory and Practice[R].2009： 38.
[8]Shackley，S.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1997，7（2）.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8
一、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时代主题的影响，实践的情况不一，但是这些思想的确为当时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
从纵向发展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国情，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刻认识。从经验层面上看，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为解决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提供具体的对策；从理论层面看，毛泽东生态思想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态思文明论体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毛泽东生态思想研究重塑了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提高了全人类的思想觉悟，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毛泽东生态思想的初衷上来看，毛泽东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理论既包括以改善自然环境的目的生态论述，又包括不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其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作用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工作和教育、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论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生态思想论述，显然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生态思想主要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论述、关于节约思想论述、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关于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论述等方面的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生态思想呢，笔者认为，毛泽东生态思想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满足革命、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目标的一些列主张、观点、指示等思想和实践的总合。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践并取得很多成果，有的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停留在想法阶段，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构成了毛泽东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同样也为今天的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毛泽东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1.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国家领袖，毛泽东生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环境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态思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思想同时，参考了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原则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比，毛泽东生态思想更加容易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实践。毛泽东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客观实际提出的生态思想，而且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体现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在生态建设的具体方面提出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及办法。
2.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生态思想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前提之一。从范畴上来看，二者以交叉的形式存在。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必须把两者看成是有机整体。
首先，毛泽东生态思想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毛泽东的生态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之后经济建设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应用。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如何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那么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中国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生态问题和潜在的生态危机，这就让毛泽东对中国的生态现状重新进行思考。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遭遇巨大阻力，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正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生态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的思想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势必在毛泽东理论中有所体现，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毛泽东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换一种说法，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涵，它使毛泽东思想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毛泽东的生态思想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再次，深刻把握毛泽东生态思想必须扭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们都对生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人们往往认为，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绝对的矛盾关系。然而要想真正的理解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的是“人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思想势必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完整的自然界必然包括人类，而经济的发展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保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前进永恒的主题。而毛泽东生态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全能够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3.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现实角度来讲，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环境，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什么样的理论下来指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且回答的理论问题。毛泽东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源泉，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着强有力的指导，研究毛泽东生态思想无疑是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的最直接的途径。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9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0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 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 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 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 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 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 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 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1
党的十以来，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主要体现在2013年4月考察海南、5月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7月考察湖北、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几次讲话中，以及7月底总书记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和9月访问中亚四国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等文献中，综合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深刻揭示了生态决定文明兴衰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论断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总结。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生态良好的大河平原，也无不是因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导致了文明衰落，或者文明中心的转移。
二是提出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的科学论断。中国梦也是一个美丽的梦，包括美丽中国、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他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论断，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定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文明高度进步状态，是既引领人类文明方向，又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文明进步状态。
三是阐述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说到底绿水青山是最好的金山银山。”这些论断大大丰富和升华了党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自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
四是提出生态环境就是民生福祉的科学论断。他在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木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因此，他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既是对生态文明理论和民生理论的创新，又是对人民群众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强烈关注的自觉回应。“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的提出，已经大大超出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再为单纯的物质追求所束缚，而是更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自然界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及后代人都应公平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共同承担起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道德责任，从而创造高度的生态文明。
五是强调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根本之策的科学观点。他指出，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六是提出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根本保障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他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强调要用法治的方式建立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学习贯彻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要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用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把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努力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和制度体系。为此，必须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弘扬生态文化，增强生态意识。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是融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载体，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公民生态意识的缺乏，实际上也是生态文化的缺乏。为此，应通过教育和各种宣传手段，帮助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应时中的生态实践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还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生产更多蕴含绿色环保理念的文化产品，积极营造生态文化氛围，形成生态制度文化导向，从而在发展中统筹考虑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社会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其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和粗放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突出生态优先，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式转变。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能循环、无害化为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经济发展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从源头上减少废物的产生。要加快培育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质量。要不断提高资源产出效率。据统计，目前我国吨煤产出效率只有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如果我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的能耗量，就可产出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转变发展方式，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倡导绿色消费，共享低碳生活。生态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消费文明。奢华的消费方式，不仅超出人的生理需求，而且超出自然界的承受界限，在加速污染环境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一系列疾病。科学研究发现，高能耗、不健康的“异化消费”，已成为人类退化的重大隐患。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更新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少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要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契机，尽快建立与环境相协调、低能耗的生活消费体系，积极倡导适度、健康、低碳、绿色等消费模式，坚决反对和抵制浪费性、污染性消费，努力从消费终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产领域，要在产业和税收政策方面扶持绿色产品生产，为绿色消费提供更多的市场选择；在城市交通建设领域，要重视公交出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和慢行系统的建设，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享用低碳出行；在城乡居住建设领域，要倡导绿色低碳建筑设计、建设和装修。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2
文献标识码：A
自2007年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不断推进。2012年，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观点。江苏省委、省政府在 2013年7月颁布了《关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意见》，明确地把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随着2015年10月江苏省委省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江苏省推进生态文明与美丽江苏建设的进程更是进入了快车道。
一、生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是德国学者胡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该理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政府为主导的综合性环境理论。
其实对于该理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生态现代化理论注重对现代化实践领域具体措施的反思与建构，在制度内部消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其理论实质。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而言，该理论有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非中国化的国别背景；从理论的内核层面来看，它与生态文明理论有着相背离的一面；然而，仅从技术层面来考虑，其可以为生态文明理论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发挥的是思想启迪和方向指引的作用，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在实践领域更具借鉴价值，它在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力量的调控方式和改变传统发展方式等层面都给我以启示。从此角度而言， 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发展观，其内在诸多具有先进性价值的理论学说，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美丽江苏建设的现状
首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美丽江苏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自身的实践可以发现，环境与经济似乎相互矛盾，彼此不能共生共存，经济的发展往往导致环境的污染，而要保障良好的环境又常常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直接的事实来自《2015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该公报显示，苏南地区的城市空气总体上比苏北污染更加严重，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事实上，环境与经济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离不开的要素，光有优美环境，但经济条件落后，这不是小康社会；反之亦然，人人腰包鼓鼓的，但是每天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这也不是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事实上，经济与环境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而良好的环境又可以转化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其次，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较多。统计数据显示，环境的好坏往往与政府的产业布局有关：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往往越突出；反之，科技密集型企业越集中，往往环境问题也相对较少。而江苏省内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这些高污染产业往往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税收来源，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不断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但另一方面有时又很难下得了狠心，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因此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再次，科技发展对环境保护的贡献有限。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科技的进步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辐射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等，大多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科技的进步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在科技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甚至都不存在这些污染的问题。鉴于此，有学者就片面地认为，科技发展只会使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实际上，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其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它。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科技也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科技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解决大量的能源和资源问题。如通过科技创新，人们已经可以利用微生物处理实现有毒有害废水的无害化处理。但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创新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十分有限，换言之，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创新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更多的人还仅仅将焦点放在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本身的贡献上。
最后，社会公众缺乏环保自觉。调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大多数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与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成正比，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普遍。社会公众在生活方式的方便性 与生态性的选择中，仍以方便性为主；在生产方式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选择中，以眼前利益为主，这导致一些民众一方面参与环保活动的动力不足，缺乏环保自觉，除非牵涉到自身利益，他们一般对环保问题并不关注，认为环境保护跟自身关系不大，这是企业、政府的事；另一方面，民众也没有能力参与环保工作，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很难辨别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对有些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美丽江苏建设的启示
自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以来，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对政府角色、市场机制、科技创新及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对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共赢的不懈追求，始终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命题。该理论的这些核心思想，完全可以作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运用到美丽江苏的建设之中。
1.打造强势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的地方政府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有效推动其顺利开展，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掌控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同时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美丽江苏建设中，要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政府是生态文明政策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应制定生态文明的相关法律法规，编写发展规划，进行生态决策，监督生态执法等。其次，政府也是“美丽江苏”理念的践行者、倡导者和培育者，应通过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惩罚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控制环境污染，督促企业实现生态转型。第三，政府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应通过宣传教育、经济手段促进整个社会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变。
2.发挥市场在魅力江苏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生态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强调重视政府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另一方面，仍始终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为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基础力量。对此，美丽江苏建设同样可以加以借鉴。虽然政府在美丽江苏建设的宏观层面作用明显，但却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微观操作层面，还需要市场进行调节；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等交易试点，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等措施，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中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让市场经济主体成为美丽江苏建设的自觉践行者。
3.科技创新是推动美丽江苏建设的有效手段
生态现代化理论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一把利剑，“看待科学技术时不仅从‘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角度出发，也考虑它们在环境问题的治理与预防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潜在作用。”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赢”，科技创新无疑是重要的驱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可以实现生产方式和结构、消费方式和结构的生态转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督促企业提高生产管理效率，清洁生产、治理污染治理，并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推动美丽江苏建设的良性发展。
4.社会公众是美丽江苏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美丽江苏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社会公众能够体验到更好的生活，其建设过程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建设的成果也将由全体社会公众所共享。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层面：首先，美丽江苏建设是为了全体社会公众能够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让广大民众生活在一个更加优美的环境中，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全体社会公众的福祉。其次，美丽江苏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同，需要广大社会公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参与到美丽江苏建设的过程中来。如果公众缺乏生态自觉意识，缺乏自我治理和自我负责精神，如果没有公众的自觉追求和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如同空中楼阁，必将难以实现。最后，美丽江苏建设的落脚点也是社会公众，即美丽江苏的建设成果将由全体社会公众所共享。
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是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生态现代化在更大范围内具有适用性，并成为一股不可阻醯睦史潮流。我们要积极借鉴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其他优秀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江苏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点的生态现代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周 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2]刘 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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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燕劳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5.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3
所谓“范型”(paradigm)，是指用以检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念及假设，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许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活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王俊秀、江灿腾）
自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Shift)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江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四组对比的观点：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以上所述“范型转移”观念，可见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
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佛教的环保思想，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賸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賸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佛教界从环保角度对放生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则要迟至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4月，释圣严在《人生》第62期发表《为何放生？如何放生？》；1989年3月，文化大学生物学系在《人生》第67期发表《请勿随意放生》。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传道法师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净土的呐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策”；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杨惠南A）至于昭慧法师，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的环保文章，现已大部分收在《浩荡赴前程》（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和《愿同弱小抗强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两部新书里。此外，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佛教刊物，也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
杨惠南于1994年发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对台湾佛教界的环保工作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他认为以“预约人间净土”为号召的慈济功德会和以“心灵环保”为号召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虽然在环保工作上成绩最卓著，但都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依据：(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已与资本家利益结合的政府。(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论文尖锐地指出：重“心”轻“境”的环保理论，乃“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杨惠南呼吁：建立一个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为了对治重“心”轻“境”这一古来即已形成的错误理念，此时此地甚至应该提倡重“境”轻“心”，亦即“境”先“心”后的佛教生态学。（杨惠南A）
林朝成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于1992年完成《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研究（未出版）。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专论，提出六点“未来生态新典范”：1.对自然的高度评价；2.普遍的同情心；3.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4.经济成长的极限；5.日益求新，崇尚兴革；6.新政治观。以此作为思考的参考座标，然后企图进一步结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佛教生态学”。文中批评“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具体意见如下∶
(一)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如“缘起”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护或环境权的汇通；“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等等，都应納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二)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可参考唐《法苑珠林》的方式，拟定条目，細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三)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重新整理各僧传居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四)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环保必须落实于生活，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給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林朝成A）
王、江的文章引述了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后，认为两人对佛教界环保思想的批评意见，虽然都是援引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却不忘在佛教传统教义里，寻求原有教理的支持。说明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确实含有和新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至于哪些是有待提升的积极因子，王、江的文章并没有深论。好在这次研讨会上，杨、林两教授又提交了新的论文，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展开。
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
据杨惠南自述，他所写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曾依照中观学派“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的”性空缘起”理论，以及瑜伽行派“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阿赖耶识缘起”之教理，说明内“心”与外“境”的一体性。但该文口头发表时，评论人林朝成指出此文的主要结论“外在世界的清净，乃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不具有强而有力的说服力。因此，本文是对林朝成批评的进一步回应，分作《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四大部分，试图透过更多的经证，说明心、境平等（甚至“境”先“心”后）的生态学，乃佛教经论的本意。
一、《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
不管是“预约人间净土”或是“心灵环保”的环保理念，都是建立在《维摩经》〈佛国品〉中的净土思想之上∶“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例如，在“心灵环保”的运动当中，曾把“不说谎”、“生气时念佛”、“开车时不要赶路、抢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纯属内在心灵修养的德目，当作是环保的德目。杨惠南认为，这种重“心”轻“境”的环保理念，乃是当前台湾佛教环保运动的主要盲点，出于对《维摩经》的断章取义。杨惠南详细解释了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释迦回答宝积菩萨问“菩萨净土之行”，首先原则性地指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然后是展开“因行”中直心、深心、菩提心等十七种修习“净土之行”的德目。在对十七种德目的长段说明之后，紧接着有一小段经文∶
“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在这段引文当中，最后的两句，乃是被称为“唯心净土”的有名经句，为一切重“心”轻“境”之环保理念的经据和理据基础。然而，引文一开头，一直到“是故宝积”一句之前，还说到了“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个由浅入深的修行次第∶(1)直心；(2)发行；(3)深心；(4)意调伏；(5)如说行；(6)回向；(7)方便；(8)成就众生；(9)佛土净；(10)说法净；(11)智慧净；(12)心净；(13)一切功德净。
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
在这十三个修行次第当中，第(9)和第(12)值得特别注意。排列在前的第⑼是“佛土净”，而排列在后的第(12)则是“心净”。从它们的排列次序看来，外在的“佛土净”，显然比内在的“心净”更加必要而根本。这意味着∶“佛土净”是“心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外在的佛土不清净，那么，内在的心中烦恼也就无法彻底地清净。只要“境解脱”，那么，紧跟着也就“心解脱”，乃至彻底的解脱成佛，“一切功德净”。因此，《维摩经》〈佛国品〉当中的净土思想，应该有两层意义∶
(1)如果想要“心解脱”，就必须“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内心的烦恼彻底去除，那么，必须先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这是“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次第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2)如果想要“境解脱”，就必须“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那么，就必须先去除内在心灵里的烦恼。这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句经文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
在唐·玄奘所译的《说无垢称经》〈序品〉中，提出“严净佛土”的译名，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经》〈佛道品〉，也曾说“常修净土”，这和其他大乘佛典所提出的“净佛国土”或“庄严净土”都是同一概念。这样看来，“净土之行”确实有两大类别∶（1）往生既有的净土，这是《阿弥陀》、《药师》等经所阐述的；（2）严净佛土，这是《维摩》、《华严》、《摩诃般若》等经所弘传的。然而，不管是从佛典的经据，或从实际的理论来说，众生及其居住的器世间，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普渡众生和严净佛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单单强调“普渡众生”，而忽视“严净佛土”的作法，是不够、有所偏差的。
四、从“境解脱”到“心解脱”
杨惠南在文章最后说，依照理想的状态，目前台湾佛教的环保运动，应该建立在心与境平等、众生世间与器世间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之上。为了对治曲解《维摩经》(佛国品)中“心净则佛土净”的经义的偏差，建立一个强调“境”清净或“器世间”清净的佛教生态学，似乎来得更加重要。这是作者之所以强调从“境解脱”到“心解脱”的原因。
心净则国土净──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
林朝成认同杨惠南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认为此文的问题出发点，正是从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保守心态的批判出发。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或是决策的问题，并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对佛教生态观的思考，正是从价值观和信念的层次，提出它的关联学说的内涵。他在“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即以“心净则国土净”为核心，思考其可能的生态学涵意，并尝试说明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指出佛教界环境关怀该有的自觉。（林朝成B）
一、“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
林认为，杨惠南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中，主要关切的在于应然性或义务性的论据，也就是道德的强制性，以提供环境保护的必然性。“净佛国土”乃至“严土熟生”是解脱成佛的义务性条件。那么，正确的解决“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便是建立“内心”与“外境”并重的佛教生态学。从此一理论基础来看，对佛教的思考方法和教义，有二点规范性兼具批判性的原则：
首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不能是理性的直线式思考，必须透过缘起法对非直线体系的直观才能产生。那么，佛教的生态观有进一步发挥缘起观的解释范畴，衡定其中道观的适用潜能，这对教义的内部体系该有重新评价的积极作用。
其次，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生态的问题因其关联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现的问题更为深入。缺少对国家、帝国、科技或资本真正深层的批判，将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化约成简单的、抽象的、科学的图像已成为深层生态学被批判的焦点（参见李庆锋译∶《深层生态学评论──对基进环境主义的一次挑战》，刊于《台湾环境》55、56、57期），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便不应避免“境”的构成特征∶人类社会的批判与反省，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反应出的意识型态与实际的权力运作，得从心与境的双向分析，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
二、“国土净”的生态学涵意
根据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国土净”至少有以下两个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意，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从永续社会的观点，可以提供清净国土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清净国土的生态圈(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人类对生态圈负有保护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换句话说，即对清净国土负有强制性的义务。
第二、生态学重视多元化的价值。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大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和谐，并非由机械化的标准，而是由有机的分化而达致的。就社会来说，不断增长的统一是从不断分化而来的，一个延伸的整体是它的组成的多元化和充实的产物，因此，永续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社会。
第三、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态运动主张∶学会降低物质需求，比起过度的消费物质产品将提供更多的实现形式。降低量、提升质的生活将会让心灵与精神得到更多的实现空间。而这种主张和佛教经济学相符合，即通过最佳的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的满足。佛教经济学是为未来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合流，提供了良好的典范的可能性。
三、“心净”的生态学涵意
佛教的教义，历来重视净化我们的内心，扫除贪、嗔、痴三毒，使心灵解脱自在，尤其是无我的教义，去除人的占有心态，不执著而透显解脱自在的生命境界，对比于甘于素朴的生活方式，更具改变生活方式的潜能。就生态关怀做为内心净化的论题，可以更清楚说明“心净”的生态学涵意。生态关怀需具备普遍性的同情心，将此同情心推广至⑴其他种族、⑵其他物种、⑶祖先及后代子孙的幸福，以确保生态圈的活力与社会的永续存在，这便是生态关怀的宗旨。
赘论
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为现代生态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石。就佛学的第一义谛而言，在“心”与“境”的关系中，“心”无疑是第一位的。杨惠南、林朝成等学者所提出的“心境并重”乃至“境”先“心”后的提法，须落实在世俗谛层面上看，而且多少还带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愤激之情。笔者曾经指出，人间佛教具有三个层次：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杨、林等学者所批评的台湾佛教界的环保思想，恐怕与佛教界对世俗社会的过度适应不无关系。如果避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运作，那么“心灵环保”一类口号，就变成为环境污染人人有份的各打五十大板，使环境问题无从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佛教必须进入到社会批判的层次，才能使佛教的社会关怀真正成为可能。
佛教对社会的关怀和批判，与向社会的学习和适应，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林朝成教授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透过社会学习，当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生态思考，以回应当代的挑战，至于重视内心轻忽外境的主张，或源于心为绝对的自变数的主张，或源于传统的单向直线的思考，或源于佛教缺乏社会哲学的中间机制，以做为思想的参照平衡点，这种种可能的原因，透过整体的社会学习，正是重建佛教整体思想的契机。”
参考资料：
王俊秀、江灿腾：《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杨惠南A：《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当代》第104期，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