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篇1

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二、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我的安东尼娅》解读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亲近才能够使大自然更加生动，而大自然的万物也会因女性的特征而生机勃勃。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与自然有着很大的结合，比如女主人公的肤色就与当地土壤的颜色相同，明亮的眼睛也表达了大自然给人的生气，而散乱的头发也表达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野性。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十分热爱大自然，她认为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能够与各种动物愉快的玩耍，也会像长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然界中娇贵的植物，大自然像天生就是安东尼娅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二）安东尼娅对女权主义的幸福追求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意志。她们就像是一种物质资源一样供男性来抢夺。所以父亲去世后安东尼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能够顺从家中的男性放弃读书，辛苦耕种。不同的是这样的打压没有使安东尼娅放弃自己的人格，反而在土地中安东尼娅意识到自己与男生一样，并不比男性要差。于是，她开始追求女权主义。

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社会下，女性权利的低下让安东尼娅在很多地方遭受排挤，也在一次次失望中看清男人充满了欺骗，社会有着无尽的诱惑。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辛勤劳作，一步步的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三）凯瑟笔下男性的脆弱

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男性的描述有许多，比如安东尼娅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厚的收入，可是到达了西部的草原时，远离家乡，她们穷得只剩下一件大衣进行取暖，他们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食物，只能够吃腐烂的蔬菜与别人废弃的食物，最终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一开始认为自己在安东尼娅面前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发现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没有安东尼娅过得充实，心中 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凯瑟笔下的男性大多描述的十分脆弱，与坚强的安东尼娅是两种生活状态，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凯瑟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

二、结语

从《我的安东尼娅》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平、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女性一无是处，要从心底里认为人人平等，只有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心态，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浓重生态女权主义的作家。

参考文献：

生态主义文学篇2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①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第6期罗世平：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and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Inn；Frenchman’s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RagDoll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David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Thorn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羊胛肉……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手下管辖七个母鸡……”［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CommonwealthofAustraliaHistoricalRecordsofAustralia，SeriesI，Governors’DispatchestoandFromEngland（TheLibraryCommitteeoftheCommonwealthParliament，1914-25），IV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Famished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AFree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EdwardWSaid.CultureandImperialism［M］.London：Chatto&Windus，1993.

［2］AlfredWCrosby.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3］乔万尼·薄卡丘.十日谈［M］.肖天佑，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4］拜伦.唐璜（上）［M］.查良铮，译.王佐良，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

［7］AlfredWCrosby.TheColumbianExchange，BiologicalandCulturalConsequencesof1492［M］.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1972.

［8］詹姆斯·库克.彼德·奥顿.发现澳洲——库克船长和他的第一次划时代航行［M］.徐瑛，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9］达夫妮·杜穆里埃.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M］.王东风，姚燕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NobleDavidCook.BorntoDie：DiseaseandNewWorldConquest，1492-1650［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11］李振基等.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12］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13］彭斯.赶羊上山﹝一﹞［M］//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7-19.

［14］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5］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M］.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6］华兹华斯.最后一头羊［M］//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6-37.

［17］笛福.鲁滨孙飘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8］彭斯.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M］//彭斯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1-136.

［19］伊芙琳·勒·切尼.沉默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战士［M］.韩宁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20］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许友民，许学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1］GonzaloFernándezdeOviedo.NaturalHistoryoftheWestIndies［M］.Sterling.AStoudemire，trans.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59.

［2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一〉［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3］AndrewHClark.TheImpactofExoticInvasionontheRemainingNewWorldMid-LatitudeGrasslands［M］//JrWilliamLThomas，ed.Man’sRoleinChangingtheFaceoftheEarthII.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748-751.

生态主义文学篇3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赤裸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生态主义文学篇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威廉?莱斯和滑铁卢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以及奥地利人高兹等。他们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生态危机理论

反对抽象地谈论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强调技术运用的制度基础决定了技术运用的方向，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提出应当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恢复对自然的尊重，从而缓解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他们强调，一般地指出西方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同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

他们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理顺需要、商品和满足之闻的关系，将人们引向自主性和创发性的劳动中寻求满足，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和生物多样性伦理，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这些思想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也具有其自身的理论特殊性。科学技术运用的巨大物质成果又成为资本为追求利润，制造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工具。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现代生态危机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资源浪费、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

（二）消费异化理论

人的需要具有二元本质，所谓需要的二元本质是指任意文化条件下人类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质在内的统一体。需要的二元本质和商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理解人的需要的二元本质就必须从分析商品的特性以及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人手。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作为商品统一体的物质性一符号象征性分离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原本在消费过程中人们更加关注的应该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内在属性，即商品的物质性。但是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生产的商品的内在构造日益复杂，信息的不充分和时间的有限使人们很难断定商品相对于人的适当性而导致对商品的物质性越来越冷漠；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广告把关于商品的信息同幸福的某种景象连接在一起，使人们渴望进入现代消费商品的更广领域，而对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商品的物质性关注越来越少，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成为人们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与这种异化消费相联系的是日益增加的环境问题。这是因为生产满足异化消费的商品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的广泛使用，但是对于技术运用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却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其最终结果不仅可能危害人类的未来，而且危害其它生物的未来。

这种“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它又反过来刺激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麻痹了人们的斗志，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除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于：既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又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效地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承担起解决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立足于促进全球生态平衡，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政府建立以绿色GDP 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的公益性特点和政府的公权代表性特征，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生态环境明显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它应当由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机构来行使管理权。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跨国家性特点，决定了在涉及到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跨地区或跨国家合作时，需要政府代表本地区、本国全体人民做出决策，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威的代表，是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与效果的最大权重因素，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

旧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甚至会对干部产生误导作用，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成为当务之急。绿色GDP 是指从传统GDP 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用以衡量各国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总量的核算指标。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程度。要建立领导干部生态问责制度和生态考核制度，加强政府的生态自律，建立和完善以绿色GDP 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从单纯以GDP 论政绩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避免出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促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以现代科技文明引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旨在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通常具有三维空间属性、时间变化、突发性、长期性和海量数据等特征，其特殊性迫切要求我们在对城市生态问题的研究中借助现代高新技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有效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作保障。现代科技文明已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等技术对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了有力支撑。

1、物联网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化发展正走向集群化，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而这种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必然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如区域性大气污染、流域性水污染、固体废弃物转移等，需要将多个城市环境问题联网研究，将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提高到区域层面，有效应对城市群环境问

题变化的新趋势。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我国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环境网络的建设，将充分利用信息共享的优势，为城市之间环境质量、生态文明的比较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分析提供平台。同时，基于网络研究城市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环境部门的“信息孤岛”，使各地市、单位、企业的自有环境信息数据库互联互通，可以快速高效地建立全局环境信息共享系统，同时避免了基础数据库重复建设，节省了经费。

2、先进的传感器与环境信息获取技术

现代环境传感器技术能构建环境传感器阵列和网络，匹配移动环境传感器等研究，为城市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无线传感器网络则进一步将网络技术引入到无线智能传感器中，使得传感器不再是单个的感知单元，而是能够交换信息、协调控制的有机结合体，实现物与物的互联，把感知触角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因此必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其构成和影响因子很多，并随着不同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目前，生态环境规划、监测和治理技术还停留在依靠传统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的环境信息技术的研究多是单点、单因素、单层次、单向的研究，获得的环境信息往往是孤立、片断、迟滞的信息。因此目前的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管理理论和技术手段很难满足环境管理信息化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引入先进的传感器与环境信息获取技术。

（三）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生态意识要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生态意识，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的倡导与号召，而是需要进行积极的培养与建构。培养与建构的途径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但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重点是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态素质。为此．必须在全社会加强环境道德教育、环境法制教育、环境经济教育、环境科学教育．通过这些教育，提高全民环境危机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促进生态文明良好风尚的形成。总之，只有齐抓共管，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地构建健康的生态文化环境，促进生态文化的发展。再次是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的生态法治观念。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中，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滋生、发育，生态环境责任才能成为可普遍践行的责任，生态保护行为才能成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的行动。因此，加强制度约束是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思想贡献。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我们而言，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生态危机的实质不在于地球的外在限度，而是人类的“意识危机”，也就是人类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出现了问题。要解决生态危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就要发动一场“意识革命”，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实现从传统的“征服自然”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转变；实现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李龙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创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11 月，22.

[2]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9-200页.

[3]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78 页.

[4]张耀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理论界，2008 年第7 期.

[5] 李克强：《推进节能增效，发展绿色产业》，人民日报，2009 年6月19日.

[6]詹玉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12 年第2期，71.

[7]刘小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取向》，理论与改革，2013 年第3期，126.

生态主义文学篇5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生态主义文学篇6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而肆意地占有外在他物。我们过分地陶醉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倍加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之后的每一步却有了出乎意料的、截然不同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取消了。当听到大自然的与呐喊时，却很难从内心萌发出爱大自然的冲动与感悟，使人与自然形成异化，但马克思的自然观解决了生态问题并对此有了一定认识。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速度开始赶上并超越了自然界的自我净化速度。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生态环境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两部著作中实现了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决裂，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进程，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蕴含了生态学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反复强调自然和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批判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不是现实的人，所谈的自然不是处于人类实践中的自然，造成了自然、实践的分离，隔断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机联系，强调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强大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破坏造成的城乡分离对立，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异化与生态矛盾的结果，创造了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断裂”问题提出无限掠夺土地资源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与后代需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马克思扬弃和超越了西方启蒙传统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为“支配自然”的观点赋予了新的内涵，他说的“支配自然”是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控制，不是对自然的绝对控制，是在适应了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有效控制自然;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永恒不变的话题。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最高产物。人不是什么宇宙精神或是神创造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而是在自然界运动、发展、变化基础上，通过本身特殊的活动产生的有生命的感性物质实体。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物种一样，不是来自物质世界之外的产物，人本身是物质世界、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论述：“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循环与流动中运动。”论证了自然界的统一性和演化。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存在物的总和，包括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自身的自然;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外部自然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写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界创造了人，人从自然界中分化而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依赖自然界。

“生态环境”一词早在1869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阿格尔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方面，阿格尔本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过初步的描述：首先，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上，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和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主要介绍了莱易斯的思想，其中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的现实问题。第三，在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认为：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物包括“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而“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是莱易斯。

二、当前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

当人们沉浸于奢华舒适的生活，沉迷于统辖支配自然的胜利喜悦，生态环境问题已进入人们视野。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有：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这三大问题与建设和谐社会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中说道，人类与自然正处于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同时为了让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在短时间内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显著提高，以至于在开发、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高估了自然的承载能力，违背了自然规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但对自然无限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浪费，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随之而来要面临的是一系列十分严峻的环境问题。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70%受到污染，40%受到严重污染，75%出现了不同的富营养化;温室效应、城市空气雾霾PM2.5、二氧化硫污染、机动车尾气排放、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等严重超标，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土地沙漠化，已占我国土地面积的15.5%，目前约有5 900万亩农田，7 400多万亩草场，2 000多公里铁路以及大部分城镇、乡村受到了严重沙漠化威胁;森林面积减少，草地退化，水土流失，采伐毁坏速度呈上升趋势;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包围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水资源越来越少，42%的城市饮用水源受到污染;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多，中国将被列入严重缺水的国家。人类在没有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肆意妄为地开发、改造、利用自然，而使人与自然处于失衡状态，以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灭顶之灾。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在污染环境、生态恶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积极领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中得到帮助和启示。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计划。为了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认识与处理好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

（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过多必然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控制人口数量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增强生态意识，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同时解决人口过多导致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破坏问题。

（二）形成正确的自然观

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的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积极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努力。

（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界规律，正确利用其规律促进发展生态环境，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提高新型科学技术，实行低碳经济，循环发展，为更好地建设生态环境文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和保障。今后，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更是为了生存。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证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和法制观念逐步深入每个人的心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渐渐突显。法制不仅仅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更是一种必要手段。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赔偿制度;更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增强生态意识、环境意识，使文明行为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行为方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积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存在的危机问题，努力将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首先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接归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为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倡导生态保护，将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中，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三坚持以“人类尺度”来认识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烈地批评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时尚的消费主义，倡导一种“很少的劳动、拥有更好的生活”的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深刻反思传统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第四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倡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丰富了可持续的发展理论，对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生态主义文学篇7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生态主义文学篇8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生态主义文学篇9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生态主义文学篇10

生态女性主义可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探索女性和自然受迫害的文化源头，女性象征自然、情感方面的东西，是大自然的代言人，男性贬低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近关系，呼吁女性从男性文化中挣脱出来，建立崭新的女性文化，苏珊•格里芬主张女性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女性就是自然，女性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从精神层面探讨女性心理和生态意识的关系，在社会模式中，女性承担的养育的义务与自然有密切的联系，两者在创造万物与孕育生命以及自然循环与生理现象方面类似，应当开辟大自然的空间，实行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其代表人斯塔霍克说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体验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男性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制的经济发展体制中，女性与自然相互关联，政治经济原因是二者受压014年7月207期第总第043期()制的根源，因此要以生态规则来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建立和谐的自然与社会，卡洛琳•麦茜特是这一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关系，提出人的活动受到观念控制的观点，性别不平等与生态问题根本在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倡导建立一种不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崭新关系框架，代表人物有卡伦•华伦、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等。

3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他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它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习，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流的必然性。帕特里克•墨菲认为对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的探讨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环境运动不但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内容，而且也改变了文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学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要靠形象的文学语言来表述。“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对于环境保护和女性解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方面讲，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人类找到解决环境危机的生态哲学，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环保是当代重要的主题，生态女性主义从诞生之日就和这两个主题密不可分，它反对殖民主义、种族迫害、阶级压迫以及地位等级制等一切不平等的关系，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氛围，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从整体立场出发，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关联的体系，有不同之处，但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人类和自然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会危机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允许多元化的存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蕴含着生态审美价值。

生态主义文学篇11

人民情结不属于毛泽东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有的特质，是所有投身人民革命的人必须接受的精神装置。这次几支文艺队伍会师的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给大会的贺电中就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1] “人民”出现的频率之高引人关注。这似乎让我们找到了解开革命领导阶级权力建构秘密的一把钥匙。谁赢得了人民，谁就有了主宰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前文的“我们”）当然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里面正隐含着一个文化领导权的摄取机制。这一机制的安全性来自于社会主义伦理在能指层面上的优先性。人类生活中的多数原则在权力角逐中被成功地运用。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里，多数与少数的对比经常出现，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阶级——劳动人民是大多数，而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人数上是极少数?[12]。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符合伦理道德，对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予以剥夺亦天经地义。革命就是团结和解放多数，打击和消灭少数，讲话里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正源于这一逻辑。文学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革命的行动需要意识形态为其提供真理性。毛泽东的革命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先验正确的真理基座上。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想象，既是对真理的阐释，又是对真理的强化。它所导致的当代文学生态的一度恶化，都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关。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新中国文学，是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一词经常与“革命”一词相连。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就是伦理的转向，或者说实行新的社会伦理，即由私有制出现以来的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控制社会资源，变成由占多数的弱势群体来共享生产生活资源（其失误在于注意了分配上的公平，而忽视了生产与创造。由于人创造能力有差异，因此吃大锅饭式的分配上的公平，实际掩盖了另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将限制人的潜能的发挥，因而造成社会进步缓慢）。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弱势群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毛在《湘江评论》时期提到，“吃饭问题最大”，确实有真知灼见。没有什么比解决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更能获得伦理优势。他同时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的确是找到了通向未来（激进派都是政治上的未来主义者）的历史之门。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正是毛泽东实现他的救世抱负的唯一道路。发动革命要靠宣传，而文学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工具论的文学观是社会主义伦理赋予革命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结果。而文化追求的悖论也存在其中。奉行实践主义的毛泽东，在想象中建立起了与人民的互惠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巩固始终要靠“声音”和虚拟的形象来实现。这个“声音”和虚拟的形象就是他在文艺界发动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取得话语权。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自设对立面）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学。革命成功后掌握政权的毛泽东，被明星意识——做人民的救星——所驱动，日益陷入与能指的人民的虚幻性关系的深渊。正如孟繁华指出的“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13]。实际上不仅仅是追随，而还有利用，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道德优势维持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这个残梦般的想象越是不可靠（以至产生乌托邦焦虑），他就越要给它泼上更浓的色彩以自我刺激，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十七年后期的主要文学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文学以延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根本的文学方针，这一方针因依托革命伦理而穿越新旧时代的界限，形成了当代文学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自身有严密的逻辑关系。1. 既然为工农兵，文学就势必要求做到内容的通俗化，形式的民族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2. 文学说是为工农兵，但并不是给他们娱乐和精神享受的，而是用文学教育他们、团结他们（这里又出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悖论：一方面认人民为历史的主体，在以他们为文学的主人公时，对他们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即使现在有缺点，以后是不会有的（故只能歌颂而不是暴露）。实际上要求我们按理想的样子去写，也就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谁要是不按这样的现实去写，谁就“歪曲”了现实，就要被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理想中的生活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又把人民置于被教育的位置（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他们（始终）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这说明，文学不过是革命的宣传工具。3. 所以，文学必须配合现实斗争，配合中心工作（要及时才好）。4. 文学必须写重大题材（革命斗争与农村题材），文学的价值与题材有直接关系，宏大叙事由此决定。5. 重大题材重在反映革命斗争，而革命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精神。6. 所以塑造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作品被理解为生活的教科书，其作用是为现实斗争中的人们创造生活的典范）。英雄的斗争决定了文学的美学风格——明朗、豪迈、崇高（与将人圣化的革命道德理想有关）。7. 重大题材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遵循统一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8. 为防止上述文学规范的遭到逾越，所以要进行文学批评。“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周扬语）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一体化工程的牢固程度，任何对它的冲击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样化的文学生态断难形成。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的盛行，压抑了以审美或娱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很难表现生活与文学的复杂性，造成了人的思想的简单，也不利于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

由社会主义伦理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毛泽东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看成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① 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出版社1999年版）里，对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有精辟的论述。这种文学规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文学创作任务的明确规定、文学写作题材等级的划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等。

② 十七年里，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发生过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规模较大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对萧也牧等创作的批评（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修斗争（1963—1964）等。最后一次斗争与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文革”十年，更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这些批判，往往发动全国人民以群体的力量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对被指认为错误或反动的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压倒式批判。反映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写作惯性的冲突。

③ 十七年文学创作以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题材，渲染斗争的艰苦与牺牲的崇高，讴歌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出现《红日》、《红岩》、《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这些创作在九十年代以来被称作“红色经典”。

④ 由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一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文学体制下，要么放弃了文学创作，如沈从文、钱钟书和“九叶”诗人等，要么进行了紧急的自我调整，如冯至、巴金等。作家一再被提醒要配合现实，写重大题材，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出现与社会主义写作规范相抵牾的创作，都要受到严厉的批判。本来可以有更多的像《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类的作品，但由于批判与打击，这类创作就难以出现或继续。

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⑥ 毛泽东在他的名作《愚公移山》里，就把“人民”比作“上帝”。

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开始就讲到：“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见《毛泽东文艺论集》，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毛曾幽默地将这两支军队戏称为朱总司令（朱德）和鲁总司令（鲁迅）的军队。

⑧ 在这个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致祝辞，周恩来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莅临大会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

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⑩ 在三四十年代就取得很高创作成就的沈从文，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没有被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身为北大教授，有‘著作等身’之称的著名作家、北方文坛领袖，同时主编平津四份文艺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重要报人和文艺主持人——有着如此之多重要身份的沈从文居然被排除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之外，显然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或遗漏。”“拒绝沈从文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是新政权有意义为之的”，即有意对其“采取冷藏的办法置之不理”。（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84、8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在进入新中国之前，左翼文艺阵营对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组织了声色俱厉的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精神崩溃。如贺桂梅所说，“沈从文此时遭遇的文坛批判和被弃置的命运，事实上意味着他将无法在新体制中找到立足之地”（同上书，第86页）。

生态主义文学篇12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将这个词项进行一次逻辑概括后，也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的解放科学。解放的科学，内涵丰富，具体是指使人类在劳动中去除危险性与繁重性，在生活中去除贫困性与不可控性，在文化中去除愚昧性，在人类关系中去除剥削性，使全人类都能够因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而美满与幸福。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1]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围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2]由于围绕“两个解放”的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这十几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不断的实践。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所以，这个解放又分为不同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定义通过两次逻辑概括，可知概念是解放的科学。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主题，不能单凭一腔热血，而是需要各种丰富的科学整合协作、浑然一体来为之论证。围绕马克思主义主题，又有几个问题相比其他问题是更加需要及时理论说明的，更加重要的。这几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科学。但是这三门科学是一个整体，将它们分开只是便于更加深入细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阐述规律来说明主题的目标和道路，其中的规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揭示秘密与论证矛盾来指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中的秘密指的是剩余价值剥削，而矛盾指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二个层次；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阐明作用和使命，认定第二个层次中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认定两个阶级的斗争和对立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被无产阶级统治取代，指明了主题的道路和目标。其中的作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使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算作围绕主题的终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算是第三个层次。在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三门科学中，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来说又更加重要。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和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更具有直接性，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全面性。[3]

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是因为，要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除了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内容，还必须要研究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内容，还要研究这些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总体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不等于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就仅仅涉及这五个方面，而是说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各方面中，最主要、最迫切需要协同发展的是这五个方面，同时这五个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全人类中的一部分，但只有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基础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因此，这两个解放要分先后。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时期，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是开展改变资本主义的斗争，掌握政权。在未取得工人阶级政权时，大谈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时期政治是中心，体现出较强的阶级性；其次是在过渡时期，这里的过渡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权还未稳固，同时革命后要急于着手改善群众生活。所以，主要内容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配合这两个内容协同发展；最后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时期。由于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同时，逐渐突出人民性。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是阶级性还是人民性，都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日益明显和资本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等原因，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就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推进，其重要性将不断提高。

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解放。但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单靠一门科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科学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绕“两个解放”这个主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倾其一生进行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成果。这些丰富的科学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两个过程（一个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规律的科学，对马克思十几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里面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的、系统的指导下，能够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和道路，能够更好地为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服务。由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大量生态学成果，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性明显。因此，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前提之一。[4]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

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即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实践的目标是人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自身需求来制定的，并通过实践的反馈来调节，最后总结成为理论之后，再为实践作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的起始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同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包含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当中。相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随着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过程的推进而逐渐显现的。20世纪初，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生态问题非主流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下，苏联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没有结出成功的果实，但是其这方面实践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7]十以后，我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环境督察工作力度，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8]当今，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四国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比如：老挝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到21世纪以后，老挝意识到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组建了职能完整、针对性强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制定、颁布多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多方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开展国际生态环境保护合作。[9]古巴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框架。古巴将生态文明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建设实践相互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李建建，金兆怀，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2

[2]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0

[3]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14（4）

[4]廖清胜生态世界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自由个性观[J].探索，2005（3）

[5]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思考及其启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7）

[6]刘希刚前苏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探索及其历史启示[J].理论导刊，2012（8）

[7]汪琦佳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试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新发展[J].青年与社会，2013（3）

[8]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批示张高丽出席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并讲[N].人民日报，2016-12-03（1）

生态主义文学篇13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 “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562页．

[2]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3页．

[3]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0页．

[4] 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