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定义 

众所周知，森林具有诸多价值。森林最传统的价值，也就是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木材、薪材。森林内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承认自然环境（当然包括森林）是拥有一定权利的，它自身也具有其自身独立于人的存在的价值。作为在理论上探讨和思想进步上的一种指引，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对于我们崇尚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学科，都在解释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美国，这类代表非人类自然事物的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种判例。比如其中比较有名的：格兰德河鲦鱼诉美国垦务局局长约翰·W·基斯案（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巡回法院，2003年）。森林社会价值，所谓森林的社会价值，是指森林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包含着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自然发展与社会生存、社会发展两层含义。生态价值，森林被人们誉为“地球之肺”，缘由基本上是因为森林能够吸附有害气体和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的功能。森林对于我们而言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如何保护好森林，养护好森林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下我国森林补偿方面法律问题的凸显，笔者以此为角度阐释一些看法。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2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1-025-03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呈迅猛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社会扩大再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加强对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受到的制约和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奢侈品消费的发展趋势提供必要的指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针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状态，初步提出了奢侈品消费与生产的原理及机制（马克思，2004）。冯素杰（2007）基于马克思的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的原理，针对简单再生产状态，建立了一个简化的模型，但是模型设定的条件过于简化（条件过强），因而所得结论缺乏一般性。刘旭友、何炼成（2008）对《资本论》的奢侈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指出《资本论》中的奢侈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和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陶为群（2012）运用线性方程组的方法研究包含奢侈品的社会再生产，但是所得结果还不够完整。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包含奢侈品的简单再生产也是包含奢侈品的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本文在上述几位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于包含狭义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问题，进一步做全面、公式化的解析。

二、包含狭义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一般解析：三个关键问题及相应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针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状态，初步提出了奢侈品消费与生产原理及机制，对于当今研究奢侈品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首先，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理论，奢侈品是与必要消费资料明显区分开的，奢侈是资本家的消费特权，奢侈品“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所以，马克思界定的奢侈品需求者仅仅是企业所有者这个特定的主体，不涉及广大劳动者。在现实社会中研究狭义的奢侈品消费，应当坚持马克思所作的性质规定，来界定奢侈品的外延，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众多劳动者消费的那些贵重商品剔除出奢侈品，才能从理论上体现对于狭义的奢侈品消费研究的科学性。从《资本论》中对狭义的奢侈品所做的性质规定可以确定，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企业所有者（资本家）的消费以怎样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消费资料、奢侈品？其次，《资本论》中指出，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对社会再生产有重要作用，“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这段论述已经明确提出了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另两个关键问题：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是怎样的比例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之间的数量关系是怎样的？此外，《资本论》中通过数值化的举例，说明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产品交换机制和具体的交换关系，也为我们对包含奢侈品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机制和主要关系进行公式化的提炼和归纳，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3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表达人们心里的想法,还反映社会现实,构成社会事实。韩礼德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与其它人沟通、建立人际关系,如何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James R. Martin) 认为传统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还不够全面,所以他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来进一步完善人际功能。该理论能有效揭示出隐藏在新闻文本背后的主观因素。

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因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人们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领域又一新兴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它给予了新闻话语分析以重要的地位。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White,1998),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涉及的情感强度、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方式。

二、评价理论概述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指语言能够表达人际意义态度系统，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性、对话性和互动性,是指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意图、个人观点、态度、评价以及发话人所展现的与受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小句到语篇的全面的认识过程。

在M．A．K．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Martin发展了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创立了评价系统。其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态度系统，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结盟读者的各种方式”。它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涉及评价者对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和现象(phenomena)的评价论文的格式。从不同的标准，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成不同次系统：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Graduation)；根据态度表达方式的不同态度系统，可分为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根据评价意义的不同，可分为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显性表达通过评价性词汇、情态动词、情态助动词等体现；隐性表达通过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表达。对被评价者的隐性描述能唤起受话人的态度回应(依赖于受话人的社会立场／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对不寻常行为(extraordinary behavior)的描述和隐喻(metaphor）实现，受话人必须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作出推测。肯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态度系统，即赞许、提倡；否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持否定态度，即批评、谴责、介入涉及态度的来源。

三、态度系统

本文运用态度次系统展开分析。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behavior )、文本过程(text process)及现象( phenomena) 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 既可通过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来体现, 也可以通过表示态度的词汇手段体现。判断系统是对行为举止的评价, 分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 , 二者都有正面(肯定) 和负面(否定) 的含义。社会认同的正面含义让人羡慕,负面含义被人批评。被人批评的行为不具法律含义, 只可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社会制裁的正面含义受人表扬, 负面含义被人谴责。被人谴责的行为有法律含义。社会认同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正常性、能力和顽强性有关。社会制裁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诚实程度和伦理观念有关。鉴赏主要是运用美学的价值观念进行的。鉴赏是对语篇、抽象事物或自然事物进行评价。它分为个方面, 即反应( react 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

四、新闻报道中的态度系统分析

情感子系统包括了说话人用以表达情感的语义资源。人们在说话过程中表达感情时, 有两种方式。心情好时, 运用积极词汇;相反, 趋向于使用消极词汇。因此, 情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关键词汇表现出了消极的情感，而且这种消极的情感正在不断升级。如:

(1) Further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fter the North% s last long range rocketlaunching on April 5 and its nuclear test on May 25.

(2) The NorthKorean tests on Saturday w er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itsneighbors.

(3) The move was the latest s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 after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cond nuclear test on Monday.

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新闻语言中的判断也涉及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分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 normality )、做事才干( capacity ) 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 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 propriety)有关。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会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事实上,主观性的表达仍然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 而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消极的。其中社会约束又占了大部分。社会约束也分正面和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 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论文的格式。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 是严重的。媒体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不但公然挑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精神, 还用核武器来威胁, 敲诈美国及其盟国。

如:The North has adopted abellicose stance toward all United Nations actions.

鉴赏是事件或过程的感受, 它是属于美学范畴。就像情感和判断, 对事物的鉴赏可以是肯定的, 也可以是否定的。该系统围绕三方面形成,即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在反应这个子范畴里, 评价是人际的, 依据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进行的。结构评价是面向语篇的, 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评价是社会性的, 是根据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在对朝鲜和伊朗的鉴赏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极的鉴赏。对朝鲜核问题的消极鉴赏主要集中在反应(reaction)。鉴赏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反应。朝鲜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进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震惊, 而且一时难以接受,从而产生厌恶和反感。

如: The test clearly cau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 guard.

五、总结

尽管硬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公正, 但新闻写作者并不是无法表明他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只不过比较隐蔽罢了。表达观点、态度和立场的手段是多样的, 如对报道事件内容的选择、消息来源的选择及遣词造句等。本文运用评价理论尝试性的对英汉新闻的态度系统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评价理论在新闻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做出贡献,也希望为其他语篇中评价资源的研究提供方法。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 [M].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2］Martin, J. R. & White. P. R. The Language of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3] 王振华.硬新闻的态度研究[ J ] . 外语教学, 2004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4

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系统研究并渐成热点，其间最为大家所关注和阐释的问题之一，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准确界定和科学解读。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界定和内涵理解是否全面、准确、深刻，不但关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以及如何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等问题，还关系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创新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

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者通过对CNKI期刊数据库，对搜索到部分文献进行了仔细研读，有以下一些思考和体会。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研究现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

张花花、王墨菊、杨亚萍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告诉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遵守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和准则，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养成热爱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思想政治品德，并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马万宾、杜文玲、肖春雷等则认为，生态价值的字面含义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即指生态所具有的价值，是就人与生态的主客体关系而言，指生态对于人的需要的意义；二是生态性价值或对于生态的价值，即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活动来满足生态的价值。这种意义关系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并进而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也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

从以上定义中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明显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不但应包含“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也应包含“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国内学者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基础之上，其主体是人，是作为类主体的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同时也强调生态对于人这个主体的意义关系；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的价值”，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的价值，即生态是价值作用的对象，这个价值直接作用于生态。此时价值可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还未细致并且观点大致统一，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为不同价值。从主体角度一般都划分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又被化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生态价值还可以细分为生态的资源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等。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的意义

综合汪倩倩、杜文玲、肖春雷、杨亚萍等学者的观点，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价值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一种发展性价值，是随着近年来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后才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空间，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才能逐步缓解生态危机。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再思考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再思考

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科学定义，首先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是“生态”。狭义上，“生态”通常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广义上，“生态”可以泛指一切生命体在自然环境下按照其自身规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现在，“生态”一词也被引申为泛指一切美好的、合乎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如自然的、原生的、和谐的、美好的、鲜活的、健康的事物等。二是“价值”。其原意是“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后来被用于政治经济学，意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在哲学上的意义被进一步扩张，意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三是“生态价值”。既包括人和社会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功能（系统功能）判断。生态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的个体价值、生态的群体价值和生态的自然（功能）价值三个方面。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

从以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相关的几个概念可以发现，随着人类认识与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对于自身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的认识也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大。只有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价值”的“本代中心主义”狭隘价值观，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从国内学者已经做出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来看，均有不足之处，一是把人和人的需要置于一切生态环境的中心地位；二是把人视为生态环境无可辩驳的主宰者和改造者；三是只重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或者是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意义，而忽略了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外其他要素的意义；四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局限于现实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定义不同，笔者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如下定义：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及构成要素，和生态环境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这种关系，不但包含个体、群体及其命运共同体与生态环境的现实关系，也包含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这种意义，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体现为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具体地说，是指以追求人类及其命运共同体永续的生态价值为目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从事生态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或者为这种调整改变创设条件，或者对已有的调整作出解释，或者为未来的调整作出准备；同时，生态环境及其运行规律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身和其他要素发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内涵的再思考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至高无上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人类还可以通过其他自己所创制或拟制的教育主体及其相关教育资源，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展思想政治生态价值教育，从而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向自然、历史和灾难学习，此时，他们更多地将直接或间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客体。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意义，也包括“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意义。前者又有不同分类，从作用性质上可以分为形态价值和功能价值，从作用途径上可以分为开发价值、利用价值和保护价值，从作用方式上可以分为直接价值、间接价值，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从作用效果上可以分为正（积极）价值、零（中性）价值和负（消极）价值，从作用时间上可以分为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反之，一旦人类对于生态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与把握，或者生态环境自身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它们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发生影响。第三，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但不能局限为狭隘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甚至也不能局限为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样，所有自然规律、历史经验和生态灾难，都会对人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产生教育作用，如任何亲历或间接目睹过切尔诺贝利核泄露、“5.12汶川地震”等人为和自然生态灾难的人，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发生深刻改变，而这种改变，至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其结果也与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仅仅理解为“教育者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过程和结果。从生态视角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应该包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的新途径，或者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的新资源，或者是为教育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创造的新契机，以及让受教育者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探索的新方法等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首先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育者才能完成，而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则只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受教育者就可以完成。第五，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前人和后来者。围绕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前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应该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以及“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含义。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分类的再思考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可以从作用主体、作用途径、作用方式、作用时间、作用表现等方面来进行不同的分类。就目前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来看，以从主体角度的分类比较常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喜欢单纯从有且只有现实的个人或相关群体才能成为教育者（或教育主体）的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划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进而从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观点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划分为生态个人价值、生态社会价值，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人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社会价值的具体所指也缺乏深入研究。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以上观点值得商榷。其一，这样的分类方法，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又一佐证。没有考虑到人类的祖先、人类的子孙，乃至其他与人类处于同伴地位的动植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从目前科学技新发展的启示看，人不仅仅应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应该是生态关系的总和。与其他有机体最大的不同，人也只能是可以能动地适应社会、适应环境。也就是说，在人与社会和生态的所有关系中，人不但是无法主宰社会的，也是无法主宰生态的。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体（个人）价值和生态群体（社会）价值，往往是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某些特定的人与社会所认知的生态价值。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总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和远未停止的过程，即生态对于人与社会而言，迄今为止，都还有着人类社会目前还难以全面认识甚至毫无所知的效用和意义，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甚至宇宙万物发挥着作用。其三，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除了某一特定人类主体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有一类可以改变人类乃至宇宙万物行为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那就是不以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记忆等对于人类思想的教育和行为的塑造。它们是不同于一般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的教育主体，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被人为创制或拟制出来的教育主体，他们不是一种可以为自然万物直接感知的形象物，而是客观上隐藏于自然万物及其相互关系之中，主观上表现为人类所创制的超人类教育主体，如天与上帝、耶稣救世主、真主、宗教先知、佛祖佛陀、菩萨神灵、天神地祗，以及被神化的帝王将相、名人贤达等等。正因如此，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才指出，“天”、“帝”、“道”、“理”其实都是对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不过，和朱熹一样，人世间任何某一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教育者，如圣贤人物、名鸿大儒、革命伟人、科学泰斗、国术宗师、学术闻人、教学名师，都只能是其不完美甚至不合格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现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永远都只能是学习主体之一（自我教育过程中，同时也可以是教育主体），所谓的“向自然学习”、“向前人学习”、“向灾难学习”，就是对这种被人类所创制的教育主体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还应该包含生态自然价值。

因此，与其他学者分类观点不同，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应该划分为生态个体（而非“个人”）价值、生态群体（而非“社会”）价值和生态自然价值（也称“生态功能价值”）。

所谓生态个体价值，是从人类个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的身心发展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终身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群体价值，是从人类群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持久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自然价值，是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与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超越时空的、稳定的效用和意义。生态自然价值是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括生活在现世的人类，也包括他们的祖先与子孙；既包括人类，也包括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体；既包括现实社会的人与社会，也包括人类所改造和创造的智慧生命体；既包括与人类现实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生命体，也包括与之间接相关甚至史前或人类后时代的一切生命体。这里的“可能超越时空”可以这样理解：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直接与人类互动，而且可以通过其他媒介与人类间接互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在现实中与人类互动，也可以超越现实在虚拟世界中与人类互动（如“雄、奇、秀、险”的长江三峡风光影像资料）；人类对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回忆，也会对现实世界民众的生态情感与生态行为发生影响；已经被破坏的良好生态环境，一旦被恢复后又可能荫及子孙等。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正是对生态自然价值的真实写照。

生态个体价值和生态群体价值都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是人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这些价值的存在和发生作用，必须依赖人类自身的主观感知和理性应对，一旦人类或人类的理性消亡，它们也就会跟着消亡。而生态自然价值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迄今也无法被人类所完全认知，从人类诞生前的史前时期，到人类可能消亡后的后人类时期，无论人类个体或种群的存续兴亡状况如何，其他高等级的生命体甚至和人类一样具有智慧的生命体的存在也不无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自然价值都是永恒存在的。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意义的再思考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一种历史性、发展性和多元性价值。生态价值本身就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古今德育工作所固有的一种的价值形态，其自身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其效用和意义的具体表现，会伴随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和人与生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人类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使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重新被人们所认知和重视，科学的生态教育开始被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突破了主体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生态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逐步缓解生态危机，还可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和生态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构成要素的重大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雪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J］.环境教育，2004（1）：26－27.

［2］汪倩倩.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89－91.

［3］张花花.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及对策［J］.理论观察，2009（5）：21－23.

［4］王墨菊.浅谈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黑龙江史志，2009（6）：136－137.

［5］马万宾.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初探［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1）：93－95.

［6］杜文玲.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9（35）：249－250.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5

一、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内涵

在研究价值观之前必须考察价值的概念。弄清价值的含义。因为价值观是对价值现象的主观反映，只有价值存在之后才有价值观。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的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以及人和其创造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价值和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关系的看法，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包括价值理念、价值选择、价值评价、价值标准等意识要素。“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其反映的对象不是一般客体.而是客体属性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关系。”闭价值观是有体系的。体系的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体系是有结构的。结构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物质的一种运动状态。在哲学上，结构是指不同类别或相同类别的不同层次按程度多少的顺序进行有机排列。

价值体系有一般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多元价值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它能有效制约并引导其他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不同程度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价值体系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这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闭如，2006年1O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主流价值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它表征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与方向。价值存在体系有客观性、对象性和效应性，主要包括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价值观念体系是指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自觉化。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教师价值观念体系是在教师价值存在体系基础上产生的。

二、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在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观的地位并不相同，有些价值观处于主导地位，有些价值观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价值观可以分为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要准确界定核心价值观，必须科学把握“核心”一词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核心”一词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中心：二是引申指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三是指主要部分。与之相应地，核心价值观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体系的中心。价值观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原点而展开的有机结构体系。价值体系的结构。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由里向外激起层层波纹.呈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同心圆，在价值观这个同心圆中，核心价值观是中心，是内核，是原点。其次，是引申义，是就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结构体系中的作用而言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价值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它规定和影响其他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其他价值观从属于核心价值观并受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再次，就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来说，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体系的主要部分，其他价值观则是次要部分。核心价值观上述三个层次的含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根据以上分析，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指人们在长期的价值生活实践中积淀和形成的有关客体对主体效应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态度，它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代表着价值观的根本特征.体现着价值观的基本取向，统率并制约其他处于非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圈教师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师这一群体中的具体化，是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配、决定和制约的。教师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同的指向和旨趣。我们不能把教师核心价值观与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体认。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先进与不先进的问题。嘲而教师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职业群体的价值观，是符合不符合教师职业（或行业）特色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根据教师职业的特点，在建构教师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凝练教师核心价值观。

三、结语

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反映当代教师与教育事业、教育对象、肩负责任、自身要求、治学态度等方面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现了我国教师的优良传统、时展对教师的要求以及教师价值追求的相互统一。其中，忠诚教育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关爱学生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教书育人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为人师表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严谨治学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保证。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6

国家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一定的秩序而由国家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是诸多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与核心。国家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一种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国家行为和社会生活。［1］构建价值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多层次的内容，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构建这样一项复杂、涉及面广的价值体系工程，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注意到内容的层次性，又要考虑到各种认同主体的特征、情况，采取多种选择方式。鉴于此，笔者认为，根据意识形态本性彰显、表现程度的差异及其作用方式的显隐程度，可将国家意识形态分为强国家意识形态、弱国家意识形态、潜国家意识形态等三个层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综合运用这三个层次。

一、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线

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性，以直接、不隐晦的方式表现其内涵，论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和方向，是强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属于政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属于国家意识形态，从其先进性角度来看，都属最高层次内容，即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100我国特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根据。毫不含糊、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要素，我国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国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也是塑造党和政府合法性资源的最佳资本和有效手段。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守的底线，是凝聚党心、民心的理论武器，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和坚持，绝不能动摇。否则，就会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剧变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国重演。

由于强国家意识形态是直接、不隐晦的意识形态表现，它往往以说理诉诸接受者的思维、理性见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十分重视理论的传达、道理的灌输，重视受众理性和理智上的接受，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不可能自发地成为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民群众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必须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当然，根据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方式的选择，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既要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更要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既要敢于和善于在理论上同错误思想展开斗争，又要做到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要祛除纯粹依靠政治权威的弊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民众产生对理论的信服和文化的自觉，通过受众的心悦诚服和理性认同使其持久地发挥作用。［4］

尽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都是强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的突出表现，同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层次内容，但其教育的重点对象又应有所区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其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政治信念，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必须严格要求共产党员按照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主体，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起着主导、示范的重要作用。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党而且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最大的价值共识。因此，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全社会的力量。

二、弱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扩展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了应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建设性要求，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扩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包含了直接、不隐晦的强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也包含了从属于社会普遍意识形态的弱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动力，从其广泛性来说，属于社会普遍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明显的弱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普遍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体现了我国当代意识形态海纳百川尽可能吸纳和涵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包容性，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趋势，是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回应，也拓展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创新空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属当代普遍层次的价值认同，但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心理皈依与意义支撑的价值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价值认同；社会主义荣辱观虽是底线伦理认同，但蕴含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文化需求和共同文化责任意识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建构的道德基础的认同。这些内容是对全体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自觉履行。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不是要弱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更不是一种否定。相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从接受主体的角度看，这些社会普遍性的内容对广大民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必要性、适应性。对普通公民来说，达到了这些基本要求，是向更高层次、更高要求意识形态建设推进的基点。立于这个基点，我们才能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三、潜国家意识形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式

民众对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接受与否，与这种意识形态传播教育的方式、方法直接相关。只有方式、方法适合民众，意识形态才易为民众所接受。从本体论角度看，国家意识形态是文本与认同的统一，只有当国家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文本（文件、论著、讲话等）表述，而且被社会公民广泛认同时，才能说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并真正建立起来。［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呈现感性化、学术化、日常生活化发展的趋势。［6］在当代，意识形态更多地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借助文化和情感以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为心理和情感取向的潜意识形态。因此，要不断创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方式，采取渗透式教育手段，诉诸人们的感受，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曾经卓有成效，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在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如过度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功能；过度重视宣传主体，忽视受众的主体性；过度倚重“填鸭式”的政治灌输，忽视宣传教育的启示功能。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只重视强意识形态性的教育，而对潜意识形态性的教育重视不够。潜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在于面向现实，贴近生活，从受众的主体性出发，以大众化、生活化、文化的方式，使社会核心价值渗透到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结构中。 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想建构和目标追求，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由人民群众参与的意识形态，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为宗旨的。［3］10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人们接受、认同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广泛地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即最大限度地实现大众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关键就是要贴近大众生活，以大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为切入点，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身边的事例、喜闻乐见的形式，采取入情入理、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将其理论内涵通俗化，从而渗透到人们精神、心理和情感世界，使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掌握、认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觉追求。

二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生活化。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直接生存的、经常体验的基础性世界，是人们最原始需要、情感、经验产生之源。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合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领悟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即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生活化，关键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回归，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因此，理论宣传要找准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选取教育素材，用老百姓的日常话语表达，增强语言鲜活的生活气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具体化为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规范，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准则；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三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化。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也是塑造意识形态的载体。［7］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与手段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缺乏文化性。受其影响，文化特质也被掩埋，因而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呆板，与现实脱节，其价值也受到质疑。在现代社会，文化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大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文化性，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在思想领域的集中表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始终是培育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母体，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7］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重视其自身存在的文化情景，彰显其所特有的文化亲和力。因此，在大力发展主导文化的同时，要努力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整合，借鉴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传播先进思想，利用各种积极的文化成果浇灌人的心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成为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文化熏陶的过程；要大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面文化化。潜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式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意识形态政治话语过强、形式呆板、空洞说教的不足，丰富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将强、弱、潜国家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必定能更为有效地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78-85．

［2］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7）：5-11．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

［5］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兼论六十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引领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1-5．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7

答：(一)人生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及其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选择什么样的人生目的，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如何处理生命历程中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付出与收获、生与死等一系列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人们总是有所取舍、有所好恶；对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认同什么、抵制什么，总会有一定的标准。这些都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密切相关。人生价值内在地包含了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个体的实践活动对社会、他人所具有的价值。

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既相互区別，又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生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个体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个体的人生活动不仅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还必然包含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个体通过努力提高自我价值的过程，也是其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生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个体自我完善、全面发展的保障。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人是社会的人，这不仅意味着个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满足，而且意味着以怎样的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也是由社会决定的。

总之，人生目的表明人的一生追求什么，人生态度表示以怎样的心态实现人生目标，人生价值判定一个具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中，人生目的决定着人们对待实际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人生态度影响着人们对人生目的的持守和人生价值的评判，人生价值制约着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的选择。大学生只有深刻理解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三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オ能准确把握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区别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解决的题不同。

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我国的民族政策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置的，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为实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设置的。

二是两者实行地区不同。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定地区，特別行政区是在乔港、澳门特定地区。

三是两者权限不同。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8

    (一)价值选择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

    在法院审理各类案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时,经常会陷入不同的价值判断选择之中,而价值判断选择会直接影响着法律规范的含义的确定,也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例如,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清理金融机构政策实施期间,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信用社清理整顿的案件时,如何处理合法债权与社会稳定(或者储户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和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提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律师风险收费的案件中,如何处理现行收费规定(规章)的规范性价值与适应形势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一直已为司法界广泛接受但学术界仍存有疑义的命题,即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法官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在两种价值无法求全的情况下,法官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不同价值对法官的冲击力,以及这种冲击力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建立起的联结关系的紧密程度。

    (二)法律价值的表述

    实用解释法虽然将解释问题变得更加灵活,但其最终支柱还是立法的意图,因此仍属于“目的主义”范畴。因为实用解释法通常使解释者面临价值上的选择,而立法意图中往往已经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实用解释法不可能脱离立法的意图。这样,实用解释法的最佳应用应当是实现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法律从其制定时起就与其制定前后的背景、环境密不可分。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新法律的含义。这些环境所含有的多种因素中,有一些本身就是价值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通常是特定的、明示的和具体的。例如,《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其中便体现了就业平等的价值追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可能不在立法条文中明确表述出来,而是构成立法的背景、环境,是立法者心中所向往和渴求的价值。立法者认为,这些价值是法律和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不言自明的。

    所谓法律中的共同价值,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自身所应当拥有的“品格”,如法律的连贯性、稳定性、现实性、不溯既往性等。这些内容是法律规范的一般原则,所有规范均应以这些原则为其基本价值。所谓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指作为在社会中共同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在处理人与人或其他事物之间关系时所追求的目标,如公平、正义、合理、道德等。通俗地说,公众通常假定立法的意图应当是公平、合理的,并且人们都应当依照这些原则去解释、适用法律。这也是实用解释法与普通的目的解释法不同之处。

    在加拿大法律制度中,实用解释法认为,解释法律时至少要考虑五种基本价值,即:理性与正义、人权、法律的救济性、法律的统一性、法律的稳定性。这些基本价值实际上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下面分别简要阐述。

    (三)理性与正义

    如果对一项法律有两种以上的可能的解释结果时,法官未必愿意出现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解释结果。这是不是违法呢?不然,实际上这或许是生活在法律制度之中的人们所期望的。他们按照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行事,而他们的民意代表制定的法律应当保护他们这种活动方式。如果法律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可能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法律。对于法官来说,有时立法者无法预计某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发生,而法律的过程要求每一个参与此种过程的人本着理性、正义却阻止不当结果的发生。不管我们把法律解释看作是对立法机关实际意图的重构,或者看作是“法律读者”(即法律实施者和遵守者以及法律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考虑解释的后果总是正当、必要、合理的。

    这一解释规则最初是“黄金规则”的核心。立法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通过解释的结果推论出来。如果对某一项法律规范看上去便认为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我们则有理由认为这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来意图。但是,黄金规则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的丰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无论从维护的结果上,还是在判断的广泛性上,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规则,而是纳入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即实用解释法。在这种价值之下,如果一项法律的字面含义或者两种解释中的一种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法官则可以赋予其合乎立法原意的解释含义。

    (四)权利与自由

    民主环境之下,权利与自由被视为生而有之而非王授、神授、恩赐。在法治原则之下,一项通常的法律解释规则也被确定下来:凡限制公民权利、自由的法律的解释都应当严格把握,即“严格解释观点”。对于法律含义模糊时,应当采用对权利有利的解释,而非“限制解释”。这就出现了“限制限制解释,扩大扩大解释” 的规则,即对于限制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限制其适用范围为原则,对于扩大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扩大适用范围为原则。换句话说,对于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所设定的条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十分严格地强调这些条件要完全具备;而对于确有疑义的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法官在适用时,应当限制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作有利于保护权利、自由的解释。

    (五)法律的救济性

    根据法律的作用,大部分法律被认为是补救或救济性的。而对于救济性的法律的解释,通常采取自由、宽容的解释。这种救济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与人权或公民权利相关,与前一项解释规则相近;第二类与保护私人免受国家侵害相关,是法律的“品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第三类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是一种完全体现社会价值的救济。我国制定了各种旨在保护特别人群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利保障法等。对于这些法律的解释自应本着上述原则进行。

    (六)法律的一致性(统一性)

    各国的法院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性原则,即法律的前后不能出现矛盾的理解,或者解释者应当尽可能以统一的态度解释法律。因此,如果有的法律条文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法官通常会以限制的态度解释。在确有疑虑而无法确定例外的含义时,法官则应当适用一般原则,而不是例外规定。

    对法律的一致性提出挑战的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相关立法条文之间因立法技术原因,或者由于立法者要改变以前的规定而出现不一致的法律规范同时存在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法律在规定了一般原则后,又设定了一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即对法律的一致性有所改变。我国立法中对于第一种情况已经有一些解释规则解决,如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尚没有成熟、统一的规则,解释起来也比较混乱,存在任意扩大例外范围的情况。

    对此,加拿大曾有一位法官精辟地归纳了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适用的一般解释规则,即:当立法者规定了一般规范,同时又列举了一些例外时,我们应当把例外的情况作为“穷尽的规定”,而且应当严格解释。因此,这就出现了“例外条款不得延伸”的解释箴言。规定例外的作用在于使一般规则更加完备。对例外的含义无法确定时,法官应当排除例外的适用而适用一般规则。

    实用解释法中可能涉及的价值判断还有很多,如社会稳定、多数利益、经济发展等,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二、动态解释法

    动态解释法可以说是一组具有共同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先是由凯拉布莱西提出,认为法院为了适用新时代可以更新法律,甚至可以废止过时的法律。德沃金的学说也属于动态解释,认为法官解释法律的最佳结果是有利于社区的未来,而非受制于该法律过去所追求的价值。1987年,美国教授艾斯克里奇对各种动态解释法律的观点进行研究、总结,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动态解释法。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9

女性主义元素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壮族女性与太阳、自然的关系密切，太阳被歌颂为万物生长的源泉，壮族先民“乜星”寻太阳的神话传说和太阳古歌中的内容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念，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元素。女性勇敢地寻求太阳的过程正是壮族先民寻求生命永恒、种族繁衍和祈愿谷物丰收的过程，体现了女性与太阳之间建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与依存共处的整体观。这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中将人类的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共同的生命整体是相通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物象的变化息息相关，人与自然万物共同构建起宇宙共同体。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因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伦理与女性独立运动相结合后形成的生态主义思潮，它批判了世界主客分离、男尊女卑而导致自然生态的失衡，主张重新找回人类早期母系社会时女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这与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壮族在人与自然、太阳、稻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中蕴含的生态平等观念是相通的。在西畴女子祭祀太阳仪式活动中女性的地位是神圣的，充当着与太阳神进行交流的角色。在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中男性、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从而忽略了女性、女权话语，也就导致了机械、僵硬、失衡的自然关系。因而需要借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来考察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探究出其中蕴含的女性生态主义元素。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壮族女性与太阳之间建构起了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人与自然依存共处的整体观，这些歌颂太阳庇佑万物众生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价值的核心，其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也是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生态思想相通。生态女性主义将人类与自然万物都融合于一个生命体系中，从生命共同体的立场来建构生态整体观，把世界万物都统筹于生命依存关系中。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女性生态主义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将女性置于自然万物平等共处的关系中，壮族女性寻太阳、护太阳的壮举以及歌颂太阳的古歌都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自然万物都是生命基因的平等主张。而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女性生态主义元素又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阴性思维，女性在维系人与自然平衡的关系中起到了阴阳和谐的功能，女性与代表阳性的太阳之间的神圣、密切关系更能体现出壮族传统自然的独特，这也是与西方女性生态主义不同之处。它体现了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倡导下对待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因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3]49。所以说，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太阳崇拜文化的多样性，也符合当今中西生态文化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主张，由于有壮族传统自然崇拜文化底蕴的支撑，它具备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元素，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现实结合会为女性生态主义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条件，它还为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权话语的平等论提供理论基础，也丰富了女性生态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的考察除了认识到其具有的生态女性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独特性外，更重要的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来审视其蕴含的这些元素如何才能完整地传承、保护、发展与当代转换。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语境下，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蕴含着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是可贵的，这与其他地区的太阳崇拜文化形成了差异性，对于构建关爱少数民族女性权益，关注边疆生态文化，关心女性人生等都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0

近些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边缘化，而西方经济学大受追捧。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大众甚至学界一些人误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缺乏市场理论，不涉及市场供求，不谈资源配置，因此不能解释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足导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均衡价格理论是其基石，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劳动价值论是其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同样包含资源配置思想，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解释经济现象。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经济运行问题的本质，从本质规律上寻找改革的方向。

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体现在对价值的准确定义，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上。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因此抽象出了价值范畴，因为在商品交换中要用到价格，还要说明一下价格的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的实质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而西方经济学对价值的研究只停留在交换价值层面，并且忽视对价值形态的研究，所以对价格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价格本身，比如什么影响价格，什么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曾经有过“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古典经济学派的配第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开采金银的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产生价值，但也仅仅是这些劳动产生价值。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他比配第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的社会劳动。但他曾经又说过价值来自于工资、地租和利润。李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商品价值来自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错误的。他指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李嘉图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代表了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最高成就，但他以及配第和斯密对价值的研究最多只停留在交换价值的层面，因为他们没有抽象出“价值”，以至于“劳动决定价值”这个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完全摒弃了价值论，只讲供求价格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1

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阶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相比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其对自然的损伤破坏极其严重，许多方面甚至已经难以修复。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家之间各种激烈竞争对环境的破坏愈加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处理好。一方面，人类不断地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成为了制约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历史课题，我认为，除了依靠严酷的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人的人格教育，即是加强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

1.何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个体或者社会组织通过向社会成员宣传一定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政治观点，使之深受影响，并形成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全面推进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涵义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积极意义和人的发展的有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包含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其中，社会价值又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价值等内容。生态价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价值形态，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有力的补充，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生态的意义观点――生态对人有警示、教育作用，改变人的思想行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2.何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可以使人们获得生态教育，提高生态意识，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和责任，认清环境形势，树立环保意识，保持生态平衡，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局面。

2.1形成生态意识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诠释，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形成一种对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要知道，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一定要抛弃“人类中心说”的思想，停止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开采和浪费的掠夺。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矫正“人类中心说”的思想，正确引导人们形成生态意识，这样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才能得到长久的保障。

2.2强调责任感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帮助。人类具有对生态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保护生态平衡的使命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可以使人们形成道德和生态责任感，着重强调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使命感，从而养成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道德情感。

2.3注重整体利益

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保护地球是人类责无旁贷的责任。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应该从个人功利性转变成多元互惠性，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利益，国家之间要树立整体利益观念，不断加强合作交流，共同研究生态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法，谋划全人类的幸福远景。

3.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人类认识和创造其价值的目的与最终归宿。一旦被教育对象接受了生态价值，合理构建完善自身的心理结构体系，并且能够长期保持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态价值的真正意义才算得到彰显和体现。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又该如何实现？

3.1提高生态意识

如今，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自然资源有限。如果人类不加以好好合理利用，迟早有一天这些资源都会枯竭殆尽，而自然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和人是仅仅绑在一起的。因此，人类要自觉提高生态意识，保持资源危机感，注重对自然的保护，尊重和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有限的资源，让人与自然能够和谐长久地共存下去。

3.2强化责任意识

生态责任，要求人类必须承担起一种对自然保护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类必须行使责任义务，尽到保护自然的职责；二是人类本身应具有一种对自然以生俱来的的内疚感和责任感。至今为止，地球上的许多资源、物种由于人类的滥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甚至面临濒危灭绝，极大地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保护好自然，保护好生命。

3.3构建可续持发展道德观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同时，在生态层面而言它又是一种道德观，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道德公平观，代表了人类长久以来的美好祝福和心愿。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种整体道德感。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挑战，这种特殊关系要求我们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加强合作，为全人类的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结束语

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更加重大，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行全民生态价值教育，提高全民生态责任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道德观，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蓝图，全面宣传生态文明思想和观点，并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2

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0周年，2007年11月5日至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研究方法、《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资本论》与经济全球化等主题展开了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提出，《资本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与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也要进行创新发展。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认为，《资本论》在当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发展观，因此，研究《资本论》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或结论，而是要研究《资本论》阐释的经济规律及其对中国的指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和雇佣劳动仍然存在，《资本论》就仍然有效，我们要运用《资本论》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裴小革研究员认为，《资本论》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运用《资本论》有助于使经济改革目标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使利润和经济增长得到全面彻底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收入分配对支持鼓励财富生产的积极作用。美国共产党国际部巴格多亚(Baghdoyan)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剥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社会主义共同体正寻求理论上的说明，《资本论》将为此提供重要基础。

要加深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认识，必须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结构及研究方法的认识。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博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它们突出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揭示的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规律论、现实论和实践论相对应。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资本论》虽然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但它所阐明的原理和规律，特别是它的方法论，对于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世界观方法论，二是立场和价值观，三是基本理论，四是分析工具。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强调，要将《资本论》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结合起来，目前理论界很多研究无法深入甚至还有一些误解、曲解都与方法有关。

二、《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

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后，如何以《资本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它首先涉及的就是对《资本论》相关原理及观点的理解。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强调。受到广泛推崇的萨缪尔逊关于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表示法实际上并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它的关键错误是在最终需求中包含了原有的可变资本。广州大学徐跃华副教授和广州行政学院朱殊洋教授提出，两大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之间孰大孰小的问题取决于第一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函数的特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至多只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而不是经济的稳定均衡状态，因而不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强调，不能滥用“重建个人所制”概念，《资本论》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与股份制没有任何关联。厦门大学任力博士提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资本论》包含了一个比熊彼特更全面、更深刻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奠基者是马克思而不是熊彼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资本论》虽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研究。但却揭示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因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教授认为，贯穿《资本论》的一条主线构成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体系，这条主线是：价值规律的两层含义决定其两个作用。分别通过竞争的两种形式得以实现，并分别追逐两种形式的超额利润：垄断的两种形式分别是长期占有两种超额利润的前提，地租的两种形式则是两种垄断在农业中的具体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详尽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巨著，也是一部全面剖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律表现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科学巨著，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复旦大学顾钰民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制度经济学思想，研究和发掘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思想和理论，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唐珏岚博士认为，《资本论》包含着丰富的国际资本流动思想，对于我国合理利用外资、实施“走出去”战略、防范金融风险。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庄荣盛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Ⅲ的观点，并认为如果要尊重和确保当代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形态Ⅰ、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形态Ⅲ的巨额土地级差收入，主要分配给土地的使用权人――当代中国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彭劲松博士则认为，《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其阶级利益关系的分析当中蕴含利益关系学说，对于我们今天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状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时青昊博士认为，《资本论》贯穿着生态思想，马克思运用生态思想对资本的循环进行分析。将商品的价值循环和自然界的生态循环融为一体，值得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康研究员认为，应加强对《资本论》中包含的危机理论的研究。以应对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三、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理解及应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3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要受到马克思激发的“西方知识传统”，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包含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分别是资本观、认识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改变世界的承诺，这四个方面已经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有效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又反对技术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张一种现代的、新的或者是说“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目的，生物平等论者的立场必须变得更加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这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1]32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生态诘难，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1]73虽然马克思总是立足于人类需要和目的去衡量自然的价值，并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持乐观的和支持的态度，但他在共产主义描述中涉及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野蛮专横的剥削关系和主仆关系，而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进程中自觉改变自然能力的计划技巧和管理智慧。马克思构建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理解范式，即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人改变了自然同时又被自然所改变。马克思的生态立场体现在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劳动是人相互转化的中介、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和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可以说，马克思是生态学的先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其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十分重视，认识到了自然本身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自然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持徘徊和折中态度，“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1]74。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主义，但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有益。马克思不赞同自然对于人的绝对优先性和自然崇拜，他所成为的自然相对优先性是基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的影响，不是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价值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可以得到扩展，自然相对于人来讲的工具性价值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可以包括审美和道德的方面。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两个生态危机的有效分析视角。一个视角是，马克思主张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来塑造一个生态的未来；另一个视角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是持久有效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学说，这种社会关系充分考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学说能够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为什么造成了对自然界持续的威胁和破坏，从而揭示出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又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形式。马克思所提供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地位”，人类在对社会改变自然和自然改变社会的生态评价中也不是完全中立的立场，“在我们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密切相连的辩证法所提供的更广泛理解中，完全有理由去喜欢促进人类利益而不破坏自然的其他部分的东西（即使我们不得不持续改变――生产――自然）”[1]271。佩珀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远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物质限制以及避免用单纯物质的方式对待自然，它必须着眼于人类的精神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两者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还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元论和平等发展的立场，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源于对人类困境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的关切和解决。“佩珀的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尺度，这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思路。”[2]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绿色议题的理论基础。“面对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尤其是对其‘自然’概念等与生态保护内在关联的质疑，佩珀旗帜鲜明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并着力从不同方面对马恩的生态思想加以阐释与重建。”[3]马克思的自然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主张自然界的优先性以及外部物质客体和客观物质规律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拒绝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反对虚幻化和观念化，也就是说，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作为一个实在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产生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在剥削和统治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非自然的人类世界，把这种行为方式看作对自然的彻底侮辱和自然的现实退化。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分析方法，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克服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人来自于自然并超越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行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但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做到不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自然。佩珀指出，马克思不主张过分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认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对自然的利用实际上内在包含着与自然的合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类有意识的、集体的自觉控制下。

佩珀强调，在对自然进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下，马克思主张一种社会-自然的辩证法，拒斥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两个孤立实体和一个体系内两个实体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包括，第一，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超拔于自然，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界定彼此的，这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自然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二，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彼此依赖、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中，并不断进行着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概念是放在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中去理解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相互改造的关系，“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的自然即他们自己”[1]127，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物质性的，也具有审美的、主观意识的含义。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单纯作为满足人类经济利益的贮藏地的技术中心主义和把自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尽管先前存在着一个客观自然，但它现在已经被自然的一个方面即人类社会所界定和重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历史的和经济的决定论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独立要素之间的单向性因果联系，而是相互包容和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通过一个辩证的进程而得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新秩序对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旧秩序的克服和超越，代表着一种包含新社会关系的新物质生产方式的确立，当新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旧社会灭亡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直到人类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保障时，一个生态健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才得以创造出来。佩珀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也肯定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人类生态学意蕴。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