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论文篇1

1医学人体美学

医学人体美学从医学目标出发，将人体作为医学审美对象。它是由来已久的“人体美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学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医学人体美学起步很早。早在商朝时就有“沐”“浴”的人体审美保健。二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记载有医学人体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人体测量法，包括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其中不仅有较详细的人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的论述，还阐述人体胚胎发生学、解剖生理学、体质人类学基础和形态特征及气质要素等医学人体美学思想。中医人体美学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的五脏、经络、气血津液、神与外在容貌、形体健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运用中医美容时，也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依据，内外并重，标本兼治，既重视局部养治，更重视脏腑、经络、气血、心理的全面调整，使人从根本上获得容貌、形体、神韵的完整、持久健美［3］。此外，在苍生大医孙思邈的著作中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医美学的核心思想——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把人体各脏腑形体结构和功能及各种变化的病理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4］。

2医学审美

2.1医学人体审美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形态美和容貌美两方面对有关人体的审美观进行了阐述。《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将人分为“阴阳二十五人”；按人体阴阳盛衰分为“阴阳五态人”；依形态特征分为：肥人、壮人、瘦人、常人、壮士。从五官在头面上的比例和对面色的论述，探讨了人体容貌之美，并有最早测量头、胸、腰三围的记载。其内容是中医美学、中医美容学的理论基础［5］。

葛洪是晋代著名医学家、道教大师。他在美论上，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有关思想，对许多问题或有新的发挥，或有更深刻的论述，对南北朝时期以至后来的美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审美上，葛洪很重视“文”，即对美的人为的加工。他说：“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古丑女)以藏丑”(《抱朴子外篇·勖学》)。指出美的人或物经文饰后更美，而丑的人或物经文饰后，可被掩饰而显得相对较美。葛洪虽重视人体文饰美，却又坚持以质美为主，即强调美的本质，同时也不反对文饰美。因而在他的书中既有修饰的美容化妆品，又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方［6］。

2.2医患关系审美和医院建设审美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医务人员关系，医政管理的有条不紊，医院环境的安静、优雅、舒适等都能为病人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治疗环境，促进疾病的愈合。把医学美学思想运用到医疗技术的创新，有序、规范的医院制度管理，医院的文明建设，创优质服务以及环境优化设计，把美学艺术与医疗卫生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建设、发展和管理好医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退居》中详细描述了医院建设，“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起居间要和药房分开，“客至引坐，勿令入寝室及见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门外可“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可美化医院环境，还可“阅目怡闲也”。

3医学美育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医学是美的职业，医学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仁爱之美。既然医学是最为卓越的艺术，医务工作者就应该重视美学修养，并让医学审美意识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医学实践之中。换句话说，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医学审美具有美育功能，它可以发挥普及与提高人们医学审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素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目标［7］。在古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就强调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重视医生的医德修养，加强医学美育。孙思邈提出了中医美学的重要范畴——苍生大医。他认为，为人类造福的医生是苍生大医。实际上，“大”本身就是美的一种较高形态，含有伟大、崇高的美学特征［8］。他不仅开创了较完整的传统医德思想体系，全面提出了医生应具备的美德，而且身体力行，在行医实践中彻底践行了自己所提出的医德规范，成为后世医家学习的楷模。

在医生的医德修养方面，怎样才能成为“苍生大医”呢？他强调，“苍生大医”首先要有美的心灵，即对患者要有一颗仁爱、怜恤、同情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已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在医疗工作中，要具有“至精至微”的医术，且“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对待“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不能为了“炫耀声名”而“訾毁诸医，自矜自得”。孙氏从心灵美、行为美、技术美、语言美等方面论述了苍生大医应有的医德美修养，这“四美”仍是今天医务人员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医学损美性疾病治疗

医学美容在西医学方面多以外科整形美容为主。祖国传统医学手段繁多，能多方面满足患者的求美需求。

4.1方药治疗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美容专篇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昏鄙丑方第五十二”。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齄鼻、黑干黯、黑痣、脱发、腋臭、体臭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疗面及酒齄鼻方”“治面多黑干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在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化妆品方，如“服药取白方”“治人面无光润、黑干及皱，常傅面脂方”“令人体香方”“令人香方”“腊泽饰发方”“手脂方”“澡豆方”等。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辟有专篇论述美容方剂和药物。其中不仅论述损美性疾病的治疗，还列有生发、美发、香身、熏衣方，从美容部位看，涉及颜面、牙齿、口唇、眼眉、头发、肌肉等［9］，从美容作用看，涉及治疗头秃、面疮及悦色、增白；从美容手段看，除了药物内服、外敷、外洗外，还有针灸、按摩、食疗等［10］。

药膳美容是中医美容的重要手段之一。唐《食医心鉴》《食疗本草》就记载有很多美容药膳方。现代美容常用的面膜，在一千年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医学美学家们已经使用。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瘢痕。直到今日，国外医学人体美容整形如火如荼进行时，而在我国古代，早就有美容整形的记载。《晋书·魏咏之传》就记载了魏咏因先天性唇裂，曾有轻生念头，然而在18岁那年经荆州医名医“割而补之”，不久果然修补完好，并当上宰相。其后在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均有唇裂修补术的记载。而在唐代就有人工酒窝的记载，名为“施圆靥”［11］。

4.2按摩、气功美容按摩、气功美容也是中医美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为晋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他提出的宝精、导引、行气等养生修炼的方法和理论思想，能让人达到“老而不衰”“色如小童”“发白还黑”等延缓衰老、美化容颜的目的，对现代人们所追求的延缓衰老、美容悦肤，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2，13］。

陶弘景，为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提到的面部按摩术，即“干浴”，可以说是现代中医美容按摩保健美容的先驱。书中云：“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个按摩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直到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书籍中都记载着这个方法，而今天所有的面部皮肤美容护理仍以按摩为第一道程序，可见影响之大［14］。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认可此法，他在《千金要方》中云：“常以两手摩拭一面上，令人有光泽，斑皱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

4.3心理治疗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较早地把心理治疗运用于临床实践中，《素问·宝命全胜形篇》就主张治病“必先治神”。“治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心理治疗。古代的医家诊治疾病时，非常重视病人的心理状态，强调开导、劝说，努力争取病人的信任和合作，积极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减弱或消除症状，达到治疗疾病增色悦颜的目的。

5医学美学疗法

医学美学疗法有多种，包括色彩疗法、音乐疗法、书画疗法等等。前人已有所创造，早在春秋时代，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得病，求医于秦，秦医和前往治疗时就对音乐与健康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利，而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害。他已经把音乐治疗中如何选用音乐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15］。《黄帝内经》提出的五音理论认为，五音与天、地、身、心相联系，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把音乐的五个阶音宫、商、角、徵、羽与客观世界、人体身心互相联系起来。五音与五脏相配属，用五行生克理论来治病。这与2000多年后西方阿恩海姆的同构关系原理是不谋而合的［16］。

6小结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提高，旧的医学模式转变成“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已由单纯的疾病愈合上升为身心的健康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提升和美化，具有医学与美学及人文学科多重性质的医学美学美容，也因此愈来愈多地运用于医学各个学科，在预防、康复、护理、药学及临床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对历代文献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中医美容美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及研究，是对现代医学及医学美学的丰富和完善，必将进一步推动医学美学进入新的发展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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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莉．葛洪养生思想探析［J］.江西中医药，1996，27(6)：42．

传统医学论文篇2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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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论文篇3

一、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二、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三、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四、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五、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论文篇4

1.医乃仁术

“仁”是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要做“仁爱之人”，要遵守忠孝仁义等道德准则。“医乃仁术”语出自明朝王绍隆的著作《医灯续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纵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以及历代名家著作，他们无不实践着“医乃仁术”的观念。《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这样一门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从医者应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治病救人。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医之为道，若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清代喻昌也曾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既要了解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医学精神，更要领悟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仁术”的精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道德凭借医家的为人，自觉实践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邀是实践“医乃仁术”的一代典范。《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应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医”，必须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医乃仁术”之说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儒一体。知儒理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紧密联系，详细论述了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之处，充分证明了医儒一体。同样儒家认为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的，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由此可见医儒同道，医出于儒。

2.知医为孝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做人根本。关于“孝”，《尔雅·释训》中的解释是“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老部》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从这一观念出发，重视医药是必然的。习医术，既可以用来自保、尽孝，又可以推广用于救济世人，由此推断医术也是一门孝术。研习医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体现，故自古就右“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古训。

《二程遗书》中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儒家提倡忠君孝亲的道德观，而以医药侍奉双亲，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直接体现，因此学习医道是尽孝道的基础，不学医则无法尽孝。例如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把自己的医学专著叫作《儒门事亲》，《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同时儒家的“为子孝，为臣忠”的谆谆教诲，也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君亲有急不能疗，非忠孝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成为孝子而学医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医学家王伦、唐代王煮、北齐的李元忠等。

历代名医从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人从医。在仕途不利的情况下萌发学医救人以表夙愿，因其具备了阅读医书与理性思考能力，阅读困难较小，易于培养医学兴趣;二是自己身患顽疾，久治不愈而寻求自救，在面临自己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强烈的求生欲望就容易激发学医兴趣;三是重要亲属患病或病死之后，由于特殊的情感激发了学医兴趣;四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接受医学熏陶，为承家训而产生学医兴趣;五是一些具有特殊天赋者，因偶然的机缘表现出浓厚的医学兴趣。

其中第二、三、四种情况均出于儒家孝道的内容要求。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东垣老人传》里记载金元医家李果走上学医之路是因为“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金代医学家刘完素也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忠臣孝子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研医术。

由此可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道理，这集中代表了古代医家的理念。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的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

3.推己及人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爱、真诚相待，即“仁者爱人”，“爱人”本身是情感的体现。同样，理想的医患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医乃仁术，’即爱人之术。众多医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仁”，用“仁”规范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在医学实践中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就成为了贯穿医德修养中的主线。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仅仅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论语·卫灵公》)是不够的;更多的要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儒家教导人们的是“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孟子也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公孙丑上》)。儒医对待病患需同样怀有推己及人的观念，就是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于是就产生了济世活人的宗旨。即要想到自己贫病的痛苦，就应当去关心、帮助贫病之人，因而要施药救助，体现济世活人精神，也就是儒家“泛爱众”的医学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教诲和影响下，医家在“行仁术”、“施仁爱”的过程中，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即“急病人之所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去治疗病人，去实践“仁”的基本内涵。对于病患应该一视同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孙思邀在《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枪。勿避睑滋，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清代名医费伯雄在《费氏医书》中也说“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4.重义轻利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重义轻利。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众多医家都亲身实践以医济世，舍利取义。

现在人们用“杏林春暖”这个成语来赞美医生的美德，它记载的是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旧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娠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这样的轻利义举也就成为了医家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要求“凡大惬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利用医术索取钱财的人，历来为医家们所不齿。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倡导医家把良心作为道德的基础，从医者应有善良的心地，不可存私欲邪念，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同时还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记载病家十要强调“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表现了古代良医重义轻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

5.以德待患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论文篇5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传统医学论文篇6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呻吟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传统医学论文篇7

对于中医本科生教育来说，教学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提高其运用中医理论的能力。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医理论的形成根植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深受古代哲学理论的影响，在中医理论中经常可见到阴阳五行等理论，比如《黄帝内经》就充分吸收了哲学学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强调宏观整体、平衡和谐及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如果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则学生无法培养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西医学理论不断冲击中医学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真正了解并掌握传统中医理论的内涵、思维方式和运用方法。

1.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打牢学生的中医根底

中医本科生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医学理论知识，逐步打牢学生的中医学理论功底。由于中医学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所以中医课程的内容就显得晦涩难懂，尤其是刚刚接触中医学课程的学生，往往提不起学习兴趣，甚至望而却步。为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根据中医理论的特点，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两者相互融合，以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并在这样的中医教学中，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学生只有了解和熟悉了传统文化，才能对中医的深刻内涵加深了解。

1.3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风尚

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仅要重视中医学理论的培养，而且更要重视学生医德风尚的培养，将医技与医德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当前，市场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医患关系日渐紧张，加强学生医德教育势在必行。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主张“仁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中医理论受其影响，同样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认为“医乃仁术”，对医德的重视，可见一斑。因此，在当前的中医学本科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医德的教育，将“术”与“德”充分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中医学的本科生大都是理科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更加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了解古代社会的民族心理、道德观念等，然后更深刻地理解“医乃仁术”的含义，逐步提高自己的医德风尚。

2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在中医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在上文中主要介绍了加强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而为了更好在本科生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笔者认为可遵循“激发兴趣打牢基础促进学习”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校园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隐性课程，对于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采取的方式有雕塑，并配以文字说明，通过的雕塑和文字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著名的悬壶济世的名医，可将这些医德高尚名医的经典名句展示出来；打造中医传统文化历史长廊，集中展示我国古代中医学的成就，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建立中医传统文化网站，将有关中医理论的古典书籍、文化常识和视频资料等上传共享，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和途径。通过上述方式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优化课程设置，逐步打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中医本科生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很少接触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对于本科生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优化课程设置，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和模式，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读懂深奥晦涩的中医学理论知识典籍。当前，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个中医院校均加大了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开设了经典名著、古代散文等课程，但是从专业课程设置来说，传统文化课程仍然相对较少。传统文化教育包括古典文学、哲学、训诂及音律等方面，根据中医学理论的特点，应着重加强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哲学思维的培养，逐步提高文史哲课程比例，使学生了解古代的道德伦理、逻辑及人文素养，充分了解和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精华和精髓。

2.3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提高专业课的教授效果

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除了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优化传统文化课程设置之外，还需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也就是将专业课程教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比如在讲解阴阳五行、精气等学说时，教师应向学生详细讲解“取象思维”模式，引导学生逐步领悟“远取诸物体，近取诸身”的认识方法，学会从千奇百态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事物中思考事物的发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向学生讲述一些名家名医的事迹，主要是他们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经历，使学生逐步了解自己的一言一行均干系重大。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热情，而且还能够提高其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

传统医学论文篇8

1、基础教育忽略传统文化素养

职业高中的中医教育对于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方面较为匮乏，这个基础如果不对中医教育的几点思考李建伟山西省原平市职业学校摘要：职业高中对学生进行中医方面的教育是为了能够培养出可以掌握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技术的专业型人才。面对学生本身具备的文化素养、将来要服务的人员的文化素养以及所掌握的内容构成的反差使得我们只能够将中医教育放在当前科学文化的氛围中进行分析，找到当前中医教育事业的问题所在，探寻提升我国中医教育质量的方法。关键词：中医教育素养教育质量牢固就会令学生未来的学习之路较为坎坷。当今学校过于重视理科和英语的学习，而往往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给予重视。而对于学习语文，也仅仅是在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并非真正将文化渗透到学生内心。

2、中医教学中西结合的现实形式

中医学当前的教学形式属于将中西文化乃至医学理论共同传授的过程，这也令中医教学的过程较为独特。中医学属于我国传统医学的科目，隶属于东方文化。中医学校的教学过程通过中医专业知识为核心，倾向于东方文化，可是为了让学生可以更加良好的适应当前医疗保健工作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能，会在教学当中设置较多的基础学科以及和西医有关的学科，学生在入学时通常已经具备了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了解，所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会更为迅速。而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基本理念就会相对陌生。对于当前科学和西医学来讲，中医理论的学习会让学生无所适从，许多学生觉得就是在看“天书”。

3、中医学生的无措与迷茫

当前很多中医学校为了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会扩大招生的数量。步入中医学校进行学习的学生有三种：第一种属于立志于学习中医的学生；第二种属于家长希望子女的未来能够在医学方面做出成绩；第三种是没有自信能够顺利升上普通高中而报考了职业高中。而大部分学生的报考都过于盲从。中医学是一项十分深奥的医学，它同当前具有较大的差距。可是就算对于那些对报考中医学校十分热衷的学生来讲，只要当他们接触了中医学科中五行、阴阳、经络等相对抽象的概念时，都会无法轻易领会其中的含义。并且，当前媒体都会用较大的版面对科技方面的成果进行大量报道，而却极少会关注文化传承方面的内容。

三、主要措施

1、抛弃中医是伪科学的想法，强化中医药文化教育

在对中医药知识体系培训之前应当强化中医药文化基础知识的培训，让学生在真正接触中医之前，应当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补充，例如我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中医药典故、中西医文化对比等相关内容，不但可以让学生真正了解中医、接纳中医、还可以在对比的过程中让学生建立对中医文化的认同与兴趣。

2、优化中医课程，突出中医特征，兼顾西医知识

当前中医教育在设置课程方面过于模仿西医课程。所以，目前中医教学应当强化学生学习中医的力度，在进行课堂设置时应当遵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以及理论体系，不可以兼顾所有而忽略中医的特色，多设置有关传统中医的课程，尤其传授有关中医方面的良好经验。

3、保持适度规模，增加师承教育的力度

从古代开始，传统中医的诊疗传承就是通过师带徒的方式进行，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对这种方式给予重视。因此，当前很多中医学校都已经开始引进此种方式进行教学。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要不断加强此种教育方式的力度，并探寻出新的方法，不断提高中医学人才的培养。

传统医学论文篇9

1医学职业素养的定义

1994年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首先正式提出"医学职业素养"一词（medical professionalism ），此后开始了关于"医学职业素养"概念的探讨。国外学者认为医学职业素养是一个能够解释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特质和态度的理论结构，可以指导医务人员的行为。2011年我国学者提出这样的定义：医学职业素养，即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它是医德医风、人道主义、专业水准三个方面的总和，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是个人或组织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反映[1]。医学职业素养是指导医疗人员从业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是医疗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特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医学职业精神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2]。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医疗人员才可能真正担当起其服务于社会的责任。

2学习传统文化对医学职业素养培养的影响

医学职业素养是为了完成医疗服务工作，在思想品德、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等长期学习和实践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职业认知、人文关怀、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渐达到的正确态度[3]。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复杂的过程。系统规范的医学职业素养教育，可以使医患双方受益。尽管目前尚无标准的职业素养培养规范及措施，但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优秀的传统文化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学习同样可以在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1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培养正确的医德观念 《左传》书："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即做人，立功即做事，立言即做学问。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人最重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人之根本。"立德"对于患者生命健康所托的行医人员，尤为重要。魏晋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书："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利达不可人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如果医务人员人员懂得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及追求，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医乃仁术"，只有具备仁爱精神的人才可以做医生，古今中外，亘古不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现代人很多不懂或不重视传统文化，失去了对最佳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真正造成的是素质教育的缺失。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医学生的重要性[4]，但在医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中仍然普遍缺失。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将有益于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及根本的观念，对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会有重要的影响。

2.2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努力提升专业水准 唐朝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了有关医者必备的素质，一是精，二是诚。有关"精"的解释："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即要求医务人员有精湛的艺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明朝裴一中在《言医。序》中写道："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下，才不近仙，心不近佛，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做医以误世"。医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竭其一生，献身医学事业，其座右铭是："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学问要知不足"。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必须医术精湛，否则即便有仁爱之心，也枉为庸医。德才兼备是对医务人员的根本要求，医务人员有责任努力学习、认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努力做到"笃信好学"（《论语。泰伯》），"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2.3传统文化学习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 有作者认为，现代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越演越烈等，主要原因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医学教育中导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弥补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5]。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实现医学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承接[6]。明朝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到"医家十要" ，如：一要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等，对医务人员的德才有明确的要求，辩证应用于培养当前医学职业素养，将有重要的作用。《万病回春》中关于"医家、病家通病"的论述，更是可以对当今医患关系有很好的启示[7]。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其核心是医学职业道德的培养。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职业道德，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提升。

医学的本质决定了医务人员应具备实效的治疗技术及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8]。清朝王旭高言曾这样说：医，仁术也。其心仁，其术智。爱人好生为之仁；聪明权变为之智。仁者余而智不足，尚不失为诚厚之士；若智有余而仁不足，则流为欺世虚妄之徒。作为医务人员，具有仁者之心尤为重要，只有发自内心尊重生命、不被利益驱使的医务人员，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患者。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自本土，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将有益于培养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情怀，提升医学职业素养，有益于我国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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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论文篇10

1中医药文化概念、传承及发展现状

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中将中医文化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从广义（涵盖了整个中医学科体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和狭义（与中医学科相关的知识、理论、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的两个角度阐释了中医文化的概念[5]。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医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有着辉煌发展阶段，也经历过挫败甚至面临濒危的发展境遇，直到2003年广东省中医院运用中医中药在抗击非典SARS病毒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重新赢得了世人的信任，中医的发展再次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5年屠呦呦因从中药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获得了医学诺贝尔奖，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医的疗效和发展的无限潜力。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党和政府历来都很重视中医学的发展及中医药文化的建设。2009年国家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意见》中确定了中医药发展的国家方略。2010年我国中医学中的针灸率先成功申遗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研究部署了“十二五”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2016年国务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颁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年—2030年)》，将中医药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中共提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由此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为我国中医学、中医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2高职高专院校中医药文化与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现状

2.1培养中课程比例设置不合理

目前高职高专院校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全日制的普通高等教育、师承制学习以及继续教育，其中全日制高等教育是中医人才培养的最主要途径。而高职高专院校通过全日制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医人才的模式是采取2年在校理论学习+1年床实习的模式，学制总共3年。在2年时间内要学完所有的理论课，理论课主要涉及内容包括中医类各基础和临床学科、西医基础及临床学科、思政课、英语课等，范围广泛。面对仅有的2年理论学习时间，各大高职高专院校，大多数在中西医专业理论课比例设置上多是中西医并重，造成中医类相关专业课程及与中医传统文化有关的国学课时大大缩减，只注重了医学知识的广度，而忽视了中医学、中医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度学习，不能更好地深入理解中医学及中医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2.2中医课程内容上重专业课，轻传统的国学及中医经典

中医四大经典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它是中医学的精髓，是衡量中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它是中医教育的核心，是继承和发展中医及中医药文化的主要方面。中医四大经典是我国古代医家朴素的哲学思想与长期的临床实践结合形成的中医经典著作。对经典著作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的培养，为建立良好的中医思维模式奠定基础。而各大高职高专院校的中医经典教学安排上多是以选修课为主，学时少的只有2节课时，教学师资上多是缺乏临床经验的中青年教师，而拥有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的高年资的双师型人才缺乏，教学形式上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以课本为中心，内容上以经解经，造成了中医经典教学课堂缺乏生气，内容重复单一，学生无兴趣和激情的境况，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经典中医家的医理，更不用谈对中医的继承和发展[6]。此外，高职高专院校在课程安排上除医古文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人文知识课程开设，接触和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国学”知识机会少，中医文化底蕴底子薄，造成了中医经典的理解能力差，这些都严重影响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大大影响了高水平中医人才的培养及中医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2.3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上重院校教育培养，轻师承（跟师）制培养，改革缺乏创新

历年来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视导致了各大中医药高校在招生规模上出现不断扩大的现象，面对大批的中医类专业学生教育的现实问题，各大高校只能纷纷采取院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因而院校培养成了中医人才教育培养的主流，而这种大批量的培养模式也培养了不少的中医类医生。从多年来全日制的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等院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效果来看，高学历的中医人才不少，而真正优秀的却是凤毛麟角，普遍存在着传统中医药文化底蕴基础薄弱，中医药专业基础不扎实，临床实践动手能力差，临证中缺乏中医临床诊疗思维，医德医风不佳等问题。院校面对中医类专业学生人数多与中医人才培养质量堪忧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高校相关的教育研究者先后进行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尝试，但主要集中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与内容，教学师资等方面的变革，各大中医院校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在院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缺乏创新，含有地方特设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中医流派的中医人才培养缺乏[7]。当前只有少数的中医类高校以师承（跟师）制培养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尝试，这种模式与院校教育模式相比，更多侧重在因材施教上，根据每位徒弟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中医学、中医文化的教育，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更好地传承中医学及中医药文化，但此种培养模式无法大批量的培养中医药人才，一时间难以推广[8]。

2.4教学形式上重理论，轻临床

由于“2+1”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是高职高专院校的主要培养模式，学制时间短，很多院校在专业课课时安排上多是采取压缩实践课，而中医学中比如四大经典内容是中医学的精髓，是历代医家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学生需要通过实践才能体会到理论学习当中历代医家治病的精妙之处，才能抓住医家治病的关键点，才能更好领悟医家治病的医理知识，才能更好地去传承中医学，发展中医学及中医文化。这种重理论，轻临床的教学形式忽略了从实践中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

3中医药文化融入高职高专院校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中几点措施

3.1调整课程设置比例，开设传统中医药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将中医经典纳入必修课

首先在明确2+1的3年学制的背景前提下，以突出中医药人才培养特色为基础，着力调整中西医各类学科的设置比例及相关课时安排，由原先的中西医并重转向重中医，而相对弱化西医，适度压缩如思政课、英语、体育等非专业相关的课的课时；其次开设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相关的人文课程的选修课，并进行学分制的考核，以学分制的形式激发中医类专业学生多涉略和了解传统的中医文化以增加学生中医药文化底蕴。再次将中医经典纳入必修课，增加理论及实践课时。遴选出高年资且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进行授课，在授课形式上多结合现代网络科技，创新教学模式，内容上多结合传统中医药文化及临床实践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从而促进学生对中医四大经典理论精髓的深入理解，以利于更好传承中医学之精华[9]。

3.2建立含地方特设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与中医人才培养结合的创新型培养模式

传统医学论文篇11

民族医学之间交流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与每一传统医学的母体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医药交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① 有使用价值。②合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③符合民族的心理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医学理论是作为文化的一分子被吸收进来的。文化模式给医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医学本身直接参与了文化模式的建构。蒙医学是根据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疾病特点，在原有的理论雏形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吸收外来医药的精华而形成的。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其他医学进行民族化的产物，也是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一、传统蒙医学经验积累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之前是传统蒙医学积累经验的时期。蒙古族的先民不仅积累了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卫生保健习俗和经验，而且在饮食、药物及外治等方面也发明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有些方法在中医学或藏医学著作中有零散的记载。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医学经验在中医经典中的生动反映，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蒙医学与中医学之间的交流。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烧地炕急救法，与《史记》中记载的汉使苏武自刎时匈奴人所用急救的方法十分相近，很有可能这种与北方寒冷气候相适应的急救法在此时已经传人了中原地区。唐代社会繁荣。中外医学交流日趋活跃。中医学著作

二、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初至l6世纪中叶，随着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医传统疗术、饮食疗法及临证用药等诸方面在原有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骨伤科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的临证学科嗍。由于统治者提倡各种文化兼容并蓄，蒙古族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倍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交流。中医学与蒙医学的交流空前活跃。据《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成吉思汗仰慕道家养生，特召见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两人当面谈论道家之养生之法。据《元史》记载，1226年在蒙古军中发生传染性疾病，精通中原文化的耶律楚材应用中药大黄治疗，这是蒙古族使用中药的较早记载。[71在蒙汉民族往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少北方民族医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医，有些汉医著作被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传统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蒙汉医学合璧之杰作。其中相当篇幅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医药及其北方游牧民族医药知识。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大量蒙古族传统饮食，并作了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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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帮助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模式

1.1体验思维

体验思维指的是人们在日常活动过程中，以各类经验的概括、分类、比较和积累为基础获得结论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通常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其本质有在于生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精神、元气、阴阳、生、心、情、意、性等生命体验直接相关内容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过程，逐步建立起各类事物与人类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网络，最终通于天地、返归内心，融自我和万物为一体。

1.2辨证思维

对于阴阳这一辨证矛盾范畴及概念的认识是中医学理论的开端和起源，阴阳两者之间是相互平衡、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统一体，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医辨证逻辑体系。按照阴阳消长转化、对立制约、动态平衡的逻辑关系对人体生命运动的各个节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矛盾运动进行规律性分析，能够获得一个逐级矛盾分析式的辨证逻辑体系。针对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患者，实施相应的方法进行治疗，就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也是传统哲学中朴素辨证法思想的体现[1-2]。

1.3整体思维

中医学领域中的整体思维指的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人体自身完整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这也是中医学领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理念的指导下，中医学理论首先会将自然与人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人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存在于疾病治疗、养生、辨证、诊疗、病理和生理的各个方面。整体思维是中医学辨证思维和古代唯物论的重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也是一项重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3-4]。

1.4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能够深刻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源，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医学教育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意象思维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意象的思维模式，例如，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等都是对中医产生深刻影响的思维方式，也为中医学“以象定脏”思维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医意象思维符合传统思维方式动态变易、直觉感悟的及统一整体的特征，其媒介为象征、类比的方法，能够对人体病理变化和生理功能进行灵活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疾病诊疗、表现和生命现象的动态、整体思考，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忽略逻辑的影响，因而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医学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医学学生对于患者疾病形成更加整体的认识，并与客观逻辑相结合，保证诊疗活动的准确性。

2加强学生传统医德培养

传统医德是中医药文化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传统医德坚持“贵义贱利，自正己德”的基本原则、“医贵乎精，仁术济世”的精神价值、“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思想本质以及“生命至重，惟人最尊”的坚定信念，因而带有理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亮点。在中医学发展的数千年以来，传统医德都为医者提供了不断改善医技，树立道德的精神动力，这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人生命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文化，而这一理念在传统医德中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传统医德强调人的修养、行为事件医技慎独精神，这都是道德自律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仁术也是传统医德的中药内容，符合医学领域的职业特征和职能特点，是维系整个传统医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本草纲目·序》中曾经提到：“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这不仅是儒家行医治病中仁术精神的重要实践，更是“仁”理论的充分体现，将“仁”和“医”两者融为一体，能够体现医生职业“好生之德”的特征[5-6]。

3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医学教育十分关注学生的中医思考方式以及“师从自然”学习态度的培养，但是，从以往的教学方式和习惯来看，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医学教育，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而在西方文化逐步渗透以后，中医学教育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中以文、史、哲为主的教学内容和结构逐步转化为了以数、理、化为主，而这也是西方科学知识结构的中药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数量概念理论以及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7-8]。

从目前的中医学教育模式来看，虽然学生基本能够掌握教学的内容，但是，在现代西方思维的影响下，在学生切实进入临床阶段以后，其仍然会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甚至是质疑中医学临床疗效，而课堂上学习到的内容逐渐变成了应付考试的工具，缺乏实际的应用价值，这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当前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情况来看，已经基本没有了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智慧和哲学的教学内容安排，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疏远，甚至被完全以往。因此，在中医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体系之中，都应更加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应用，在其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题，从而深化学生对于中医学的领悟和理解，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中医学的发展和传承[9-10]。

4总结

综上所述，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中医学教育中，有助于向学生说明人体疾病诊疗和病理的客观规律，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精华，对生命现象进行更加客观的解释，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传统医德的培养，将传统文化融入其精神内核之中，从而更加深刻解释本土文化印迹。对于中医学学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利于其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形成传统医德，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最终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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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国利.医学人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J].医学与哲学，2013，34（10A）：30-31. 

传统医学论文篇13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尤其与其中的精气、阴阳、五行更为密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相应，阴阳平衡，这些学术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医的思维。从《黄帝内经》开始便强调整体观念，也正是由此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其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如“天人相应”、“气化万物”、“阴阳五行”、“辨证施治”、“以外以揣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稳态调节”等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唯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成废之中顽强立于世界自然科学之林的中国医药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2注重中医基础的学习

现在社会无疑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家更希望能找到的学习捷径，因此，一系列关于中医书籍便应运而生。大家从这些书里面接触到中医，认识到中医的实用性，同时也使得大家对学习中医变得急功近利。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学生变得浮躁，不能深入地学习和思考中医的哲学思想，学生的基本功不扎实，成为了以后中医学习的很大障碍。学好中医，思维方法是关键。中医的思维源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形成了中医独特的整体思想和辨证论治的特点。思考整体，理解人体的整体性，理解人与环境的统一，才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调整人体的平衡。学习中医应该从这些基础开始，学习精气、阴阳、五行。理解阴阳的内容，五行的制化，精气的内涵。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认识人体的生理功能，解释疾病的原理。运用精气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统一，人身与自然一气相通。这些基础就如营养丰富的土壤，为后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