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09-03
收稿日期：2008-06-20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从宏观国际经济研究领域向战略管理学拓展，更主要探讨跨国公司在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时，如何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学习能力、资源特征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动态选择最优的模式，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最优边界以及国际核心竞争的长期保持。这已成为当代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命题。本文将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问题的最新理论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述。
一、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资源特征论
这派研究认为最佳的跨国投资应能使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利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互补资源，提高企业价值(chang，1995)。能否实现这一效果决定于海外投资目标资源的互补性、可模仿性、稀有性和吸收性等产业技术特征。该领域研究主要融合交易费用和投资战略等理论，探讨企业资源特征与FDI模式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跨国投资的目的是使这些优势能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出来。这些资源通常具较强的隐含性和专有性，因此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同时，由于市场不完备性(如信息不对称、交易者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等因素)，这些资源在外部市场交易中又面临低估贬值的难题。最优的FDI方式应使这些资源在外部交易和企业内整合中的成本最小。
Hennart(1998)证明，跨国公司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愈倾向于以等高控制程度的模式进入东道国，从而把优势资源保持在国际经营体系内部。如果双方企业的资源因其主观性、不可剥离性等特征难于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同时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又较大，则通常采取合资形式。如果外国企业具有某些特殊优势资源，为防止合资存在的技术揭露和潜在的道德风险则会选择独资新建。
(二)组织能力论
这派研究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经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受其组织结构、历史经验及目标资源的技术特征等因素制约，最佳的市场进入模式应能使企业最有效地运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东道国的目标资源。
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目标资源隐含性较高(如高技术含量的无形资产)，或跨国公司本身业务技术特性决定了在国外经营时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的能力已超出现有经验时，以合资方式进入该市场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和潜在整合难度，还可以避免独资新建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而难于灵活适应新环境。另外发达国家在初次开辟文化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时。也会首先选择实施合资新建；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企业的跨国收购会更频繁。随着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外部环境的了解加深，将通过收购合资企业股份及独资新建等逐渐提高进人方式的控制度。
另一些学者把动态学习能力加入FDI模式选择研究(Winter，2003)，认为，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因而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而绿地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研究表明。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正相关关系。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通过跨国并购比新建投资成立的企业存活率更高。
(三)公司战略论
这派理论把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分成两种一国际本土化或全球一体化的选择问题。采取何种战略即决定于投资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类型，也会受东道国制度监管环境的约束。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组织集合，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同化的双重压力，前者指遵循母公司总部的组织惯例，后者指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同时，适应于这双重压力的国际化战略决定了海外分支的类型和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如果跨国公司实施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海外分支面临的主要是与总公司同化的内部压力，将会采取独资新建的方式发展进入国外市场：反之。根据国际本土化战略，需要海外分支更充分地适应东道国环境以获得当地合法性时，则会选择合资或收购的方式拓展市场。以便给予海外分支更高的独立灵活性。
Harzing(2002)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开辟海外新市场时，如当地文化差异大，则外国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四)制度因素论
所谓“制度”，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规章以及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管控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三种类型。管控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制度是指社会整体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标准；认知制度是组织内部的共同信仰、共享行为逻辑等。Yiu和Makino(2002)对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对FDI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首先，与本土企业相比，外国公司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更严苛的限制，即所谓外国负债。例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所有权份额、投资领域、控股方式等方面给予限制。这些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入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在东道国发挥所有权优势的能力。外资企业为同时获得当地合法性又保持经营效率，必然慎重选择进入模式。实证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约束越严厉，外国投资者因更易于获得合法性而采取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资经营的方式而非独资或收购；且合资办厂还有助于跨国公司从当地合作者获取本土经营的经验及与政府沟通的技巧等无形资本，进一步提高其在当地的合法性。
其次，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受东道国人文环境的制约，如当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国分支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能够发挥的企业优势及可以实现的社会合法
性。文献中通常用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表示规范约束及国家风险。实证发现两国文化差异越大，外国企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理解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整合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效率。因此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或合并的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或规范约束强的地区，以便于与当地居民沟通；只有在两地文化趋同的条件下才会倾向于独资新建。
最后，进入模式同样受到企业决策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即某一阶层或行业普遍认同的观念。研究发现，认知约束以两种表现形式动态影响跨国投资的方式：外部模仿和内部传承。前者指跨国企业会因循同类企业普遍采取的方式开辟海外新市场：后者指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逐渐固化下来的组织惯例和经验建立海外分支。特别是在某个东道国成功的经验很可能被母公司重复应用到其他地区，在同一市场的投资模式因而往往具有连惯性。
(五)市场结构论
这方面文献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依据，关注外国企业如何根据所进入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成长阶段选择进入模式，以确保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主要围绕跨国并购与绿地新建(无论独资或合资)的重要差异展开论述(Bell，1996)。
其一，跨国并购缩短了绿地新建所需的初始建设周期，是投资速度更快、风险更低的进入方式。因此，东道国目标行业或宏观经济增长越快，外国投资者潜在的先进优势越大。为争取市场份额会选择收购当地高成长潜力企业的方式抢先于其他竞争者进入该国。
其二，与绿地新建相比，跨国收购并不增加东道国目标行业的存量产销规模。对于新进入的企业而言，处于上升期的行业，比处于饱和状态、增长减弱的行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Hennart和Park(1993)等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场(如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几近饱和，外国投资者通常不会选择绿地新建，而是直接收购当地限于经营困境的同类竞争者，在获取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提高了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因此对于东道国发展极为迅速和极为缓慢的行业，并购都是优于绿地新建的进入方式。
二、潜在研究方向
综合现有国际投资理论研究，针对中国特有国情，中国企业FDI模式选择问题有如下潜在研究方向。
首先，现有FDI模式选择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样本。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论在成熟市场之间还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跨国投资，动机通常符合传统OIL理论的内部化假说，即通过恰当的投资方式实现最有效的内部化，将所有权和区位优势保持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然而，转型、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兴起的海外投资大多是出于国内经济赶超发展的需要，实施的是以获取战略、提高竞争能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这与传统OIL范式下FDI动因理论的内部化假说恰好相悖，跨国投资行为通常受东道国的优势资源所驱使，实质是一种“反向内部化”(reverse internalization)。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赶超型或外部化海外投资的可行方式。
其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尚不具备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需的所有权优势(如企业特殊资源、能力等)，而且作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在东道国通常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阻力，海外投资的风险和难度更大。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经营效率的企业集团。可以借助中国独有的大国综合优势(如产业、资源、区域经济多元化等)，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和范围。那么中国应如何选择恰当的投资模式，从而能依托国家宏观优势，培育企业微观竞争优势?这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时代，学术界面临的新兴和紧迫性命题。
第三，现有国内外关于跨国投资模式的研究通常对合资与独资、新建与并购或合资与并购进行比较，甚少在这三种投资方式中进行更细致的界定和选择。实际上，这几种方式从不同维度看相互之间有不同的特性与共性，这暗示了在某些情景下可能有多种可行模式。因此亟待缜密地判断各种投资模式的适用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 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第2页)，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 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 ＞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Pmb=Nma+SbLmb+Tmb (6)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Pgb=Nga+Pmb+SbLgb+Tgb (9)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 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 施建和：《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工作》，《国际市场》1999年第7期。 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3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4
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单独或共同出资，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创立新企业，或增加资本扩展原有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并且拥有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其分类如下：
（一）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是否一致看，可分为三种类型：
1.横向型投资：同样或相似的产品，一般运用于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
2.垂直型投资：同一行业的不同程度的产品，多见汽车、电子行业；不同的行业有关联的产品，多见资源开采，加工行业。
3.混合型投资 ：生产完全不同产品，目前只有少数巨型跨国公司采取这种方式。
（二）从投资者是否新投资创办企业的角度，可分为：
1.创办新企业：又称绿地投资，分两种方式，独资、合资。
2.控制外国企业股权两种形式，外国投资者通过一定程序，渠道，购买东道国企业的股票达到一定比例，从而通过控制的权利。
（三）从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参与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独资企业三种形式。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
国际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具有实体性、控制性、渗透性和跨国性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在：
1.国际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不同于短期资本流动，它要求投资主体必须在国外拥有企业实体，直接从事各类经营活动。
2.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拥有经营权的资本国际流动两种形态，既有货币投资形式又有实物投资形式。
3.国际直接投资是取得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不同于间接投资，是通过参与、控制企业经营权获得利益。当代的国际直接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规模日益扩大、由单向流动变为对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日趋活跃、区域内相互投资日趋扩大、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结构的重大变化、跨国并购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形式等等。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制约了增长，再加上欧元前景不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这些都影响到了201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具体表现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上世纪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美国，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约占当时世界全部对外投资额的50%。而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小，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更是微不足道。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企业和公司加强了国际直接投资，积极向海外拓展。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相当快的发展，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赶上了美国。预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日本也很快会赶上美国。但是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发展前景堪忧，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复苏中缓慢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这种复苏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此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中短期前景持谨慎态度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工业化国家增长减速、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全球恐怖活动、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
（二）中国最具吸引力
在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选择方面，87%的跨国公司和85%的专家认为中国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国，至少高出排名第二的美国30个百分点，其他排名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前五位国家中有四位是按照专家和跨国公司的反应综合做出的评价，印度尽管比中国低近30个百分点的回应率，但仍然排名靠前。
（三）现在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服务行业
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石油、矿产资源的国有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垄断资本对采掘业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在占国际投资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中，虽然投向制造业的比重仍然较大，比如1988年底，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44.6%集中在制造业，西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42.8%也集中在制造业。但随着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从传统的制造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新能源、精密机械和生物工程等。除此之外，还继续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部门结构中之所以占有较大比重，是与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关联的。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对国外第三产业投资的增加，既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和表现，又将推动东道国乃至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当今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多数国家都在采用新的不同的措施来吸引外资。这表明，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在加剧，而且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5
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的调整对外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有机体。我国对外投资立法是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79年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先后制定了大量有关涉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并与外国签订了有关投资的双边协议和多边国际条约。为全面把握和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状况，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扫描。
(一)对外投资立法体系的层次结构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采取统一的立法形式，而是由各种专项立法及相关的单行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相互联系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即包括纵向层次和横向联系的各项专门法规规章。
从纵向结构看，根据法律效力层次的高低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性规范、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宪法性规范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层次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成为指导我国一切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最高法律依据；部门规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层次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境外投资企业管理、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以及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等，如商务部于2009年3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第三层次立法，由国家各相关部委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并，内容非常宽泛，包括境外投资业务管理、财政支持、金融支持、外汇管理、通关商检、国别产业导向、境外权益保障等多方面，如国家外汇局于1993年的《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
从横向结构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体系主要分为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外汇监管制度、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境外投资优惠措施、境外投资税收制度、对外投资促进和服务制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关于用国有资产实物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等。
以上法律体系的层次结构属于国内立法的范畴，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及加入的国际条约，也是我国对外投资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双边协议而言，截至2009年底，我国已经与美、德、法、意、英等127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90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的公约》(即《华盛顿公约》ICSID)、《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即《汉城公约》MIGA)，并作为WTO的成员方，遵守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相关协议安排。这些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依据。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模式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依托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的各不相同，世界各国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模式并不统一，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
一是制定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典，作为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来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此种模式以美国为典型，其对外投资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对外援助法》及其多次修订案和1970年的《岁人法》之中，其中《对外援助法》即处于对外投资基本法的地位，除主要对对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规定以外，还间接性的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调整。
二是没有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典，而是制定一个或几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专门法律，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群，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来调整对外投资关系。此种模式以韩国为典型，它采取了制定单行立法的方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对外投资监管、保险、金融和税收等多方面的立法。
从内容上看，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现状接近第二种模式，即在没有统一对外直接投资法典的情况下，依据一些单行的立法及相关法规规章来调整对外投资关系。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存在的问题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引导和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保护企业的投资利益以及对境外投资进行必要的管理。从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方面仍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有制度的因素，亦有立法本身的缺陷。
(一)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缺少基石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应该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为基石，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配套性规范。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现有用以规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只有几部部门规章，重点也只涉及审批、税收、外汇、国有资产等方面。此外，大量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这些文件一般由一个或几个部委制定，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发改委、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存在多头管理或管理空白的弊端，缺乏权威性和透明度。主要依据这些尚不成熟、临时性、应急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来调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环境下，面对纷至沓来的立法需求，结果是章法无存、疲于应付和问题迭出。
(二)立法严重滞后且多领域
空白
从世界重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可以看出，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_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税收优惠制度、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与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系统的立法支持，诸如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促进体系也是相当有力度的。而与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则显得较为落后，既没有出台一部针对对外投资促进的基本法律，更没有包括税收、信贷、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性法律法规。例如对外投资保证立法已是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法制的主要内容，而我国尚停留在学者的立法构思层次上，没有纳人立法者的议事日程。对外投资审核立法、境外融资立法、对外投资援助立法以及有关税收法、境外银行金融法等都亟须出台。
(三)结构松散且协调性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主体支撑的，内容宽泛并“法”出多门，由于没有系统及时的清理，要想将这些散见于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汇总分类，是一件非常繁杂的工作，因此，至今尚没有权威的总结。相关部门往往在急需时，把尚不成熟的临时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制成条文，这些文件没有明确的目标，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结构松散，不成体系。
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也缺乏协调。从数量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占明显优势。从效力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优先。从内容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有多方面的不一致，例如有关“投资者”的规定，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内立法规定的过于狭窄，限于经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和对外合作经营权的组织，而在我国签订的某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已将投资主体扩大为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或我国公民；又如有关代位权的规定，我国国内立法根本不存在行使国际法意义上的代位权主体，因此使得国际立法所规定的权利无法在国内立法中得到落实。然而，要行使国际投资法对一国对外投资的有效保护，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必须有力配合，相互照应，具备良好的协调性。
(四)与市场经济不符的诸多瑕疵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很多规范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在摸索中制定的，因此，出现了不少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符合的瑕疵。例如，上文提及的境外投资主体规定过窄的问题，现有的规定不仅与我国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不符，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成为我国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情况不符，许多非法人经济组织包括合伙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
又如，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监管的基点仍然依附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模式，缺乏活力和相对独立性，监管的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商务部负责我国对外投资业务的统一协调管理，但目前对外投资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主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承担起出资人的角色，负责对对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体(总公司或集团)进行管理。二是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监管领域存在漏洞：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健全，民营企业自身的企业制度建设以及诚信度仍有不少问题，因此对其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放任自流，需要搭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应的监管体系，既可以鼓励民营企业正常的境外投资，又能有效防止其成为资本非法外流的一个通道。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完善路径
从国内需求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完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在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投资业呈现出强大的自由化态势，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是以保障国际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输出国，我国必须在立法上保持与国际投资法制相一致的变化趋势，需要一个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当前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全面的、先进的、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体系，还应积极参与到国际投资立法活动中，通过缔结双边或区域性的国际投资条约，尽量使国际投资立法对我国投资者更为有利。
因此，适应国际国内投资新形势下的发展，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诸多缺陷，当时而立法，适时而修法，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完善刻不容缓的问题。当然，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体系的建立是由一国经济生活条件、法律文化传统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实践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必须立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有自己的特点。
就立法模式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应该由基本法和若干单行法及其他配套法规组成。基本法可定名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其他单行法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对外直接投资外汇法》、《对外直接投资银行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法》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应当从宏观上把握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作的开展作出导向性的规定，其他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对外直接投资法》的原则和规定。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6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企业和公司迅速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和制约因素，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使得当前各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局势。
1.1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1.2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快速增长，当前世界各种发展数据和发展形势飞速应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更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发展的良好契约和机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当前发达国家企业增长在过去各个时代中都要快，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发展模式和管理控制措施的不断应用是当前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1.3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4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2.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2.1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2.2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2.3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
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3.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3.1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
3.2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3.3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7
一、国际投资的内涵
国际投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国际资本的发展而发展。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相融合并日益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以资本输出为早期形态的国际投资也随之产生。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本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既有以实物资本形式表现的资本，如机器设备、商品等，也有以无形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商标、专利、管理技术、情报信息、生产诀窍等；还有以金融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指独立行使对外投资活动决策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及居民个人投资者。而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是其中的主体。国际投资活动是对资本的跨国经营运活动。这一点既与国际贸易相区别，也与单纯的国际信贷活动相区别。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国际流通与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国际信贷主要是货币的贷方与回收，虽然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但在资本的具体营运过程中，资本的所有人对其并无控制权；而国际投资活动，则是各种资本运营的结合，是在经营中实现资本的增值。
二、国际投资的发展阶段
1.国际投资的初始形成阶段(1870―1914年)
这一时期，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出现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垄断组织开始性形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金融资本，为资本输出提供了条件，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国际投资也随之形成。这一时期的国际投资，表现出如下特点：(1)投资国的数目很少。(2)投资的形式以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比重极小。(3)投资的来源主要是私人投资，官方投资比重很低。(4)投资的主要流向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流向其殖民地国家，目的突出地反映为寻找有力的投资场所，以便获得超额利润。
2.国际投资的低速徘徊阶段(1914―1945年)
这一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战争的破坏，资金极度短缺，市场萎缩，使得国际投资活动也处于低迷徘徊之中。这一时期国际投资活动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1)国际投资不甚活跃，规模较小，增长缓慢。(2)私人投资仍占主体，但比重有所下降，官方比重有所上升。(3)间接投资仍为主流，但直接投资的比重有所上升。(4)主要投资国地位发生变化，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
3.国际投资的恢复增长阶段(1946―1979年)
自从1947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事实，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活动拉开了序幕。加之，这一阶段世界政治局势相对平稳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国际投资活动迅速恢复并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国际投资活动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1)投资规模迅速扩张。(2)对外投资方式由以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3)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国际投资国的行列之中，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其“石油美元”成为国际对外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4.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阶段(1980年以后)
这一阶段，由于科技革命、金融改革和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但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增长速度并不一致。其中美国的增长速度放慢，而日本的增长速度加快。
三、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
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是发达国家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与改革开放初开始的数次全球性购并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跨国公司已日益将收购兼并作为向新产业起步。
跨国越来越普遍的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绩效，产生这一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化和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各国为政府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而逐步解除产业管制，进而在市场开放和投资壁垒降低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好地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巨大的容量，竟相扩大公司规模和进行多元化投资。
在国际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公司的一体化战略和全球战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日趋多样化，除了常见的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方式外，合作生产、技术转让、分包、许可证生产、特许专营等形式正得到广泛地运用，甚至还出现了跨国公司间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合作的战略联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在各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跨国公司投资也与母国的产业转换和升级相呼应并开始加快向服务业拓展的速度。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直接投资的热点，特别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更受跨国公司青睐。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多样化及向服务业的快速拓展，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转变的必然性，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标志。
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投资的主要地位且发展最为迅速。跨国公司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投资，它的影响力在日新月累的项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8
一、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根据国际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层次来分类，有存在双重债权债务关系的间接融资，还有只含单一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融资。
（一）直接融资
1．国际债券融资
国际债券即发行国外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企业、私人公司、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面值发行的债券。国际债券主要分为欧洲债券和外国债券两种。
欧洲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管制松散。欧洲债券市场的所在货币当局，对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国纽约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美国对此审查相当严格很难获准；而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手续则较为简单，不需评级机构评级，也不必向任何机构登记注册，而债券注册则只向当地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书即可。
(2)币种多样化。欧洲债券可以有更多的货币种类选择，而且当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筹集较大金额的资金时，欧洲货币市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满足货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3)交易集中。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全部在证券交易所里成交，没有场外市场，要接受证券交易所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4)资金调拨方便。欧洲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存在限制和标准。加上在欧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业务经验丰富，融资类型多，电讯联系发达，银行遍布世界各地，资金的调拨非常方便，若融资后需调换成各种所需货币，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调换并调拨到世界各地。
外国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发行外国债券首先要对借款者进行评级。借款者涉及许多机构或公司企业，其信誉程度决定了能否发行债券及借款的数额，资信高的可以获准发行，且发行限额较高。如日本政府规定，发行日元债券，属政府级即AAA级，贷款数额可不受限制；AA级的限定只可发行300亿日元；未评级的只能发行100亿日元。
(2)外国债券发行额较大且筹资多国化、多样化。美国就规定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规模至少5000万美元，从世界发行境外债券筹资数额来看，相当可观约占国际筹资总额的60%。
(3)资金使用无严格限制，但不得干扰债权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行外国债券筹到的资金，其具体的用途及使用进度，债权国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但债券毕竟是在外国发行，各国的经济、金融、税收等政策和法令又各异，在发行过程中要熟悉掌握和注意执行当地的法律。
(4)外国债券要受外国当地有关金融当局的管理，因此筹资手续相当复杂。比如，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要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而且，外国债券融资对资信评级、申请手续和报送的资料都要求较严较细，非常复杂。
2．国际股票融资
国际股票即境外发行股票，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向国际投资者发行股票并在国内外交易所上市。
国际股票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永久性。这是由股票融资这一方式决定的，由于股票没有期限的限定，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要求退股，因此，引进的外资能够成为永久的生产性资金留在企业内，而不至象一般合资或合作企业一样，会因合同到期或意外变故，外方抽回资金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通过发行B股融资，筹资国吸引的外资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B股只能在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而不能卖给国内投资者，因此筹资国所筹外资就较为稳定，该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也不会受到游资的冲击。
(2)主动性。通过股票吸引外资，筹资国可运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约束投资者的购买方式、购买种类、资金进出的方式、税率等，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筹资国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行业、企业允许外商投资，哪些不行，从而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3)高效性。国际股票融资有利于对外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世界。国外股票持有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业因股票向外发行，无行中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和信誉，有利于企业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
3．海外投资基金融资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的作用在于使社会闲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并在一定较长的期间维系在一起，这对融资者来说相当有益。此外，稳健经营是投资基金的一般投资策略，因而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相当有益。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海外投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型为主，且上市销售，并追求成长性，这就有利于具有持续赢利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企业获得资金，得到快速的发展。
（2）投资基金不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避免了投融资双方利益失衡，融资方资产流失及丧失控股权等弊端。
4.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
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
（二）间接融资
1．外国政府贷款
外国政府贷款是由贷款国用国家预算资金直接与借款国发生的信贷关系，其多数为政府间的双边援助贷款，少数为多边援助贷款，它是国家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
其特点是：（1）贷款条件比较优惠，贷款期限长，利率低。政府贷款具有双边经济援质，按照国际惯例，政府贷款一般都含有25%的赠予部分。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世界各国政府贷款平均年限为30.5年，利率为3%。具体来看，日本政府项目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30年，利率2.2%左右；德国政府贷款转贷期限一般为20年，利率0.75%－3.25%。（2）贷款与专门的项目相联系。比如，用于借款国的交通、农业、卫生等大型开发项目。（3）由于带有一些政治因素，有时规定购买限制性条款。所谓购买限制性条款，是指借款国必须以贷款的一部分或全部购买提供贷款国家的设备。（4）政府贷款的规模不会太大。政府贷款受贷款国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支与国际收支状况的制约，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且，一般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进行。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由一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投资组建并共同管理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旨在帮助成员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和平衡国际收支。其贷款发放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以发展基础产业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小额中长期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特点是：
（1）贷款条件优惠。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一般利率较低，期限较长，如国际开发协会，主要是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提供开发项目以及文教建设方面的长期贷款，最长期限可达50年，只收0.75%的手续费。
（2）审查严格，手续繁多，从项目申请到获得贷款，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3．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是指从国外一般商业银行借入自由外汇。它按其期限的长短不同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流动资本的需求或为了支付进口商品的贷款而借入资金的一种银行信贷。其特点是期限较短，用途不限，无须担保，形式灵活，手续简便。中长期贷款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而向银行取得的贷款。其特点是期限较长，风险较高，借贷双方须签订协议并有借款人所在国政府担保。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贷款用途不受限制，企业可以自由使用；二是贷款供应充足，企业可以灵活选用币种；三是与发达国家国内同类贷款相比，其利率较低。
二、国际融资方式的创新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证券化以及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金融领域的创新业务日新月异，国际融资这一业务也不例外，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型融资工具，例如：项目融资中的BOT、ABS，国际股权融资中的存托凭证，债券融资中的可转换债券、中期债券、“龙债券”、欧洲票据，以及风险基金、战略结盟式融资、结构融资等。
融资方式的创新扩大了资金来源的渠道，不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且稳定的收益，也提高了投资者资产的流动性，同时也推动了金融管制方式的调整，进而刺激金融机构进一步进行创新活动。
三、国际融资的经济绩效
（一）弥补资金短缺，加快经济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入为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缓解了资金的供求矛盾，为一些正在成长中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例如，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单靠我国的资金积累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把视野扩展到国际范围实行国际融资。这样就可以把一些当前本国无力举办的重要项目搞上去，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国际融资有利于受资企业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升级
首先，国际融资能带来大量的适用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其次，通过市场竞争将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外溢，加速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最后，还有利于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究。这些从长期来看都将从根本上提高受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三）培养了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科技管理人员直接参与项目的生产和管理，他们可以从中借鉴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有利于培养出一批具有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促进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而且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给受资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国际融资有利于国际分工，提高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在资金、管理及全球网络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国际融资，可以充分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把受资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其冲击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出口和进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上：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对52个东道国1995年数据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可以把它称为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贡献弹性分析），论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其对制造业出口贡献的正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人均1%的增长，制造业出口增长0.45%，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0.78%，低技术产品增长0.31%。；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进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者在运营的初始阶段由于往往对我国市场和当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进口可能要比后来阶段为多，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说，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随着进口的增多，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这种进口有利于缓解国内供给的不足，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供给的不足，将会增强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
四、国际融资在我国的运用
多渠道的吸引外资，积极稳妥地培育国内资本市场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之一。为更好的发展经济，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主要采取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际商业银行借款，国际债券，国际股票等融资方式。
我国发行国际债券开始于1982年1月22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债券市场，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12宽限期5年从1982年1月29日起计息年利率为8.7%半年息一次宽限期后每年还款8%，此后的几年间中国在国际债券场都很活跃这一阶段的发行条件较好利率接近伦敦同业拆借利期限一般在7年以上。
我国利用股票进行国际融资是从1991年上海、深圳两地发行的B股开始的，到1994年底共有50余家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发放B股，上市总额达30多亿人民币，筹集外资数亿美元。目前我国企业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在美国上市的N股、在英国上市的L股以及在新加坡上市的S股都属于国际股票。
为了推动我国国际融资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要尽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导向，将更多的外资引向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对外借债方面，要在计划管理、债务监测、借款使用、管理法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参考文献：
1．卢汉林：《国际投融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9
我国外资结构的特征
(一)外资的产业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以制造业为主,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增势良好。截止至2009年,第二产业在我国整体外商投资产业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外商投资的重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90年代初资本密集型工业,近年来又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增势良好,但内部投资结构不平衡,表现为投资严重向房地产业倾斜,而直接服务于生产的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业、信息服务等行业引进外资十分缓慢。
天津作为近年来吸引外资较多的城市之一,在坚持“支柱产业更强,高新技术更大,传统工业更精”的发展原则下,确立了电子信息、化工、汽车、冶金、生物和新能源六大支柱产业,以及电子信息产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天津产业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导向吸引了一大批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外资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不仅在天津工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天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天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除了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外,还积极引导外资发展第三产业。2009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合同外资额近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速2.6个百分点。服务业占全市合同外资额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达72%和54.2%。
(二)外资的方式及来源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跨国公司大多以合资方式进入我国。但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放开和跨国公司在华的经验累积,选择独资或合资控股形式的投资势头正在迅速发展,而新合资浪潮也大多以外方绝对控股为前提。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比较集中,近九成的外商实际投入资金来自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十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在天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种方式。2000-2009年,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每年基本都占到90%以上,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已经成为天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应注意到,外商独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占到一半以上,并且呈上升趋势。
从天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来自香港地区的资金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在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共占30%。
(三)外资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以天津为例,天津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2009年全年新批外资项目596个,合同外资额138.3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实际利用外资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引擎作用明显,全区合同外资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分别为99.39亿美元和53.78亿美元,分别比2008年同期增长8.3%和22.2%,分别占全市合同外资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的72%和59.6%。
尽管滨海新区吸引了天津市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也应看到,近几年其他各区都不同程度的加快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多数区县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
外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选取天津市的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外资的产业分布、外资方式与天津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一)外资产业分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天津经济增长与外资投资企业在天津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的回归模型,以找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各自利用外资的情况对天津经济增长影响的强弱。数据选用1990-2009年天津的有关统计数据。
回归的结果见方程式(1)。
lnGDPt=0.726+1.084*lnGDPt-1-0.026*lnFDI1t-0.174*lnFDI2t-1+0.133*lnFDI3t
(1)
(6.15) (23.16)
(-2.86) (-4.26)(4.85)
其中,t 和t-1分别表示本期和上一期;FDI是外国直接投资,lnGDP为天津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FDI1、lnFDI2和lnFDI3分别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天津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值。
括号内数字分别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在式(1)的回归结果中,R2=0.998,ADR2= 0.997。F检验的临界值为F0.05(4,9)=3.63,方程(1)的F值为1026.55654,通过F检验。t检验的临界值,t0.05/2,9=2.26,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在天津的经济增长中,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的经济增长贡献大。
其二,在外资产业分布中,本期分布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一期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本期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说明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存在某些滞后影响。
(二)外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天津经济增长与外资在天津投资企业方式之间的关系,以找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这三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天津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选用1990-2009年天津的有关统计数据。回归的结果见方程式(2)。
lnGDPt=0.918+0.964*lnGDPt-1-0.046*lnHZt-1-0.037*lnHZUt-0.024*lnHZUt-1 +0.05*lnDZt (2)
(8.93) (44.15)
(-2.79)(-4.30) (-3.29)
(5.29)
lnHZ、lnHZU和lnDZ分别为外国直接投资在天津以合资企业的方式、合作企业的方式和独资企业的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值。
括号内数字分别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在式(2)的回归结果中,R2=0.999,。F检验的临界值为F0.05(5,8)=3.69,方程(2)的F值为1597.249,通过F检验。t检验的临界值,t0.05/2,8=2.31,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在天津的经济增长中,外国直接投资在天津以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的三种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同,但独资企业贡献稍大些。
其二,在外资投资的三种方式中,合资方式以上一期的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合作方式以本期和上一期的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独资方式以本期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这说明由于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影响,合资和合作方式比独资方式的灵活性稍差些,因此对天津经济产生的影响要在下一年度才能体现出来。
外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利弊分析
上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天津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作了实证分析,从上面的模型可以看出,现有的外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利又有弊。
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式(1)),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资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产业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国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传播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式(2)),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经营方式,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商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企业的股权。外商千方百计取得企业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国内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华独资经营的环境明显改善,外商不再依赖中方投资者与其合作以求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为了保守其技术秘密以保持其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外商采取独资经营方式的更重要企图在于更大程度地控制投资所在地的产业和垄断市场。
政策建议
(一)改善投资软环境,提高引资水平
我国对自身“软环境”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保持经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建立和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的步伐。
(二)完善投资产业政策,加速制造基地转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因此,在制造业吸引外资方面,应积极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从单个项目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加工组装基地向较高技术含量的制造基地转化。
(三)拓宽引资领域,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因此,应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商贸、物流、医疗、教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另外,天津市应紧紧抓住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和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有利契机,在滨海新区审慎推进金融、保险、证券等敏感领域的对外开放。
(四)拓展引资方式和渠道,推动经济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外商独资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呈上升趋势。但应注意的是,在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并购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应重视完善企业的并购环境,为并购式外资进入创造条件,扩大引资规模。
另外,在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地区的资金比重最大,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基于此,天津应积极构建海外招商网络,加快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设立天津市招商海外工作站,拓展现有引资渠道,推动经济发展。
(五)天津应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机遇,更科学地利用外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一方面滨海新区已成为天津市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另一方面,天津市大多数区县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因此,天津市在吸引外资时,应整合滨海新区资源,加强区域整体协调,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龙头作用,引导外资将对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项目向滨海新区集聚,将中小配套项目向区县及周边地区延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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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佳川,黄斐怡,王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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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10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11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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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12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由专业外贸公司建立的境外企业因投资额相对较少，一般都以独资形式在境外注册。随着生产性项目增加，特别是一些较大型生产项目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我国企业缺少国际投资经验，客观上也需要国外合作者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在起步阶段，企业大多采用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合资经营的投资模式，且以我国企业对等或少数股权合资模式为主。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也日趋丰富，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合资企业中我国投资比例也有扩大的趋势。
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并购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97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投资额达5300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9%。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香港最大的电子上市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因财务危机濒临倒闭，被中银和华润集团联手组建的新琼企业以4.37亿港元收购，这是我国第一起企业海外收购的实践。此后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并购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比较有限，且早期的跨国并购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自1999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而且近年来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也有所突破，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案例，如浙江万向并购美国UAI公司、浙江华立并购飞利浦CDMA手机业务、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业务、联想并购IBM电脑等。
虽然跨国并购方兴未艾，但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目前仍然较多的采用传统的跨国新建模式进入国际投资市场。据统计新建方式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约占70%，而以并购模式建立的企业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国企业多年来形成的“投资就是新建”的思维定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对跨国并购模式进行投资的有关法律和规则不熟悉，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战略选择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视角
目前，我国企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时候，我国跨国企业应该以独资新建或合资模式作为主要的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纺织等机械加工业，都是我国企业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强项。这些产品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其出口又面临着同我国经济技术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独资或合资新建模式，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释放富余的生产能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应该采用跨国并购或合资模式为宜。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视角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是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的主要途经就是要置身于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环境中，利用其人才资源培养企业自己的人才，自主研发先进技术。因此从减少进入障碍和风险、加快进入速度、尽快获得短缺资源的角度看，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开放度高的特点，对于外汇资金充裕和精通跨国经营业务又熟悉国际惯例的管理人员的企业，应尽量选择并购方式。在股权安排上，由于该类投资对股权无特殊要求，且合资在有些方面还有利于学习的进行，因此，可更多地考虑多数股权的合资方式。特别是对于进入技术程度较高，进入障碍较多的发达国家市场，比如日本和西欧国家，合资并购对我国许多企业来说更为有利。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独资兴建投资成本较小的研发机构等，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置身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区位环境中，利用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从事自主先进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浙江民企飞跃集团就是通过海外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的成功例子。从事缝纫机生产的浙江飞跃集团在2003年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资，收购了一项控制系统技术。之后，合资公司又联合并购了德国的一个电脑技术。2006年飞跃大胆收购意大利美福拉公司50%的股份，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一项电子技术，该技术能够把棉花直接变成衣服。飞跃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已经从1981年几万美元发展到2005年2亿3千万美元，与12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成为一个在国际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著名民营企业。
对于我国企业产业转移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要投资区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进入模式应以新建企业和合资为主。从东道国方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角度考虑，法律透明度不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各种限制，而对新建、合资企业却比较欢迎。从进入企业方面看，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拥有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势，选择新建企业和合资方式，用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知识产权等作为资本入股，既可以节约大量外汇资金，也有利于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还可以利用合伙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应符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战略导向，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弥补国内母公司资源的不足。此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合资为主，其理由有三：一是合资经营有利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风险共担和资源共享，确保长期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都有严格的控制，合资有利于获得东道国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资源开发型投资规模一般较大，合资有利于对投入资源的分担，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企业拥有的资源、组织管理与整合能力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可以获得对并购企业极其重要的资源；而通过新建进入模式的企业则要依靠本身所拥有的优质资源。因此，拥有适当资源的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进入；而没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进入并且用自己拥有的金融资源交换被收购企业的有价值其他资源。另外，跨国并购相对于跨国新建要求更高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就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越强，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与跨国并购整合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整合。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就有其特定的群体文化，即企业文化，它包括价值观、企业理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文化环境等。各国企业之间，由于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存在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跨国企业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如果目标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么其文化整合难度也较大，此时采取并购就不可取。因此，如果选择跨国并购，在企业文化差异越大时，对其跨国并购整合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篇13
一､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先综述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再综述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文献综述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将这些研究分两类｡第一类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二类则是从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各项因素出发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各项因素是重点｡
虽然第一类研究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如市场集中､产品差异程度和进入壁垒等,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但市场集中成为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中心,另两种因素的分析也有涉及｡
张纪康认为跨国公司FDI及其市场结构效应的基础是拥有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FDI和市场集中的因果关系而言,在发达国家,集中度是因,FDI是果,在发展中国家,恰好相反,但会因发展水平不同,作用表现不一(张纪康,1999)｡在张纪康的分析中,市场集中效应是中心｡岳中刚分析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得出的结论为:跨国零售商大规模进入中国零售市场,我国零售产业的整体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岳中刚,2005)｡
关于进入壁垒,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Stigler,1968)｡德姆塞兹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实力联系起来(Demsets,1982)｡此外,德姆塞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姜德波将市场进入壁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姜德波,2002)｡专门从产品差异角度研究FDI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文献较少｡
除了上述研究方向外,还有另外的研究思路｡在这一研究思路中,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因素是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出发点,姜睿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从投资国的因素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特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是区域性产业或国际化的产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二是投资的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购并方式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有差异｡三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阶段,形成“二阶段市场结构效应模型”｡四是东道国市场容量的大小｡在市场需求规模有限的一些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减缓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二)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对于跨国购并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非常少｡系统论述跨国购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最早于姚战琪《跨国公司､并购行为与市场结构》｡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的一般分析框架,即跨国并购与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规模经济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交叉跨国购并等指标对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与检验｡他认为跨国并购作为目前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其市场结构效应可以这样进行表述:国际寡占的产业市场结构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同时,跨国并购促进了东道国产业集中度的提高,阻碍竞争,但从长期来看,某些情况下跨国并购进入会促进竞争｡同时,跨过并购与绿地投资相比,能够迅速绕过规模经济壁垒､必要资本量壁垒､产品差异壁垒,减弱绝对成本壁垒和相对成本壁垒｡跨国并购更能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和以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相似的,都是分析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国际直接投资或跨国购并的关系,而且,得出的结论差异不大｡不同的是,跨国购并被提出来分析与东道国市场结构关系时,更加细化,并加以补充和完善｡胡峰指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由于具有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避免固定成本的浪费性重复,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等优势,跨国并购对这种市场结构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胡峰,2002)｡
二､启示
(一)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必要性
国际直接投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绿地投资;二跨国购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购并成为全球FDI流动的主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跨国并购每年大概不到20亿美元,比重只有5%左右｡目前,国家已经公布了关于吸收外资参与国内企业资产重组与购并的暂行规定和实施条例,为跨国公司通过购并方式对华投资､特别是购并国有企业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法规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参股､收购和股权置换､相互持股等各种形式的跨国购并将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因此,有必要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关系｡
(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思路的一点拓展
可以考虑在沿袭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分析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一是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分析跨国并购如何影响东道国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这些分析已经在姚战琪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