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性贸易特征实用13篇

融资性贸易特征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1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is to divide and recombin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products to compose new func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mainly desai and low′s characteristics model and its extension, finds the trade financing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after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trade financing products, foreign exchange products and insurance products, cases are given to explain how to design new products within the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

key words: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division and recombination

贸易融资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其基础上,通过组合与重新设计而推出的新型贸易融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贸易融资产品创新不是创造全新的融资产品,而是改变了原有融资工具的某种特征,创新的过程就是将单个融资工具的特征“分拆”,然后重新“组合”[1]。本文从理论上扩展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2],进而研究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理论空间,在分析现有贸易融资产品及外汇、保险产品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利用“分

拆”与“组合”进行贸易融资创新产品设计。

一、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空间

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是将金融产品视为不同特征的组合,根据这些特征取值所占的比重在特征空间中进行定位,以此测量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机会,进而创造出新的产品组合以满足特定市场需求。原始模型仅考虑了两种金融产品的两种特征,并且假设边际替代率曲线边界不变,但在国际贸易融资实践中,由于产品种类繁多,每一种产品具有多种特征,依靠德塞和洛特征空间模型无法从理论上充分解释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空间,需要对其进行扩展以寻找更多的贸易融资创新机会。

(一)两种以上融资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在二维特征空间模型中,流动性(l)和收益性(r)代表了金融产品的基本属性,x1 ,x2为现有金融产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假设金融市场又引入了一种新的融资产品x3,且三类产品同时落在边际替代率曲线的边界上(如图1),此时产品间最大夹角θ12代表着所有创新机会。如果继续引入不同的融资产品,情况依然如此:任意两种产品间的最大夹角θ均意味着创新机会,夹角越大,说明产品创新的空间越大,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多;夹角越小,说明创新空间越小,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少。

(二)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变化的特征空间模型

受资源限制,金融产品投资只能选择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之上或之内的产品。在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中,创造和发起新产品的潜在机会并不是沿着两种产品之间空白部分无限延展,而要受到两种特征间边际替代率的约束。当所有可开发空间已被填满时,可以通过改变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来进行金融创新[3]。图2中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向外扩展,由oc移至oc′,产品创新空间也向随之外扩展(阴影部分所示)。若市场存在需求,可在新的扩展空间内挖掘新的产品组合。

在贸易融资产品创新过程中,由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的变化导致创新空间扩大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政府放松对贸易融资的管制,融资门槛降低使大量资金在市面上流通,市场对于融资的需求增加使得贸易融资创新空间扩大;第二,融资利率的降低刺激了贸易融资需求,促进了产品创新;第三,科技进步(银行业务电子化、信息化)和融资流程的科学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融资需求的同时促进了创新空间的扩展。

(三)多属性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当双特征空间被所有的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填满时,还可以通过“分拆”新的产品属性来扩大创新空间。假设产品x除具有流动性和收益性外,可以“分拆”出了另外一种特征——风险性(如图3),这样x1和x2就变成了三维空间中的点。为分析方便,再假定x1和x2在三个平面中的映射分别落在各自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上,则每个平面内两个映射点之间的空白就是二维特征下的产品创新机会(用阴影表示)。若空间内某点在三个平面上的映射同时落在三个阴影区域内,那么该点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三维特征下的创新机会。也就是说可以对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重新“组合”,以设计出新的融资产品,而所有满足条件的创新点集合就构成了三维贸易融资创新空间。 

二、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随着商业银行国际业务的发展,贸易融资的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融资工具和服务外,商业银行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并将外汇、保险等非融资类金融产品引入到创新环节中。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进口项下的授信开证、提货担保、进口押汇、进口托收押汇等;出口项下的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出口保理、福费廷等[4]。非融资类外汇产品包括远期合约、货币期货合约、货币互换、货币期权合约、远期结售汇业务等;保险产品包括运前信用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等。在进行产品的分拆与组合之前,有必要对现有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界定,为创新实践做准备。

(一)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1.收益性。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收益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贸易融资的直接收益,即利息净收入,利率的制定一般是以某种基准利率作为“基价”,再针对不同信用等级或风险程度的顾客确定不同水平的利差;二是中间业务收益,即国际结算业务、结售汇业务而获得的手续费收入,进口开证、开立保函业务而带来的保证金存款等;三是其他隐性收益,如国际贸易融资通过提高企业对外贸易量,带来的该企业利润增量[5]。对于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特性,商业银行会制定不同的利率及收费标准,这里通过利息率和其他费用所得对现有贸易融资类产品的综合收益进行模糊评价,结合比较法衡量相对收益高低,如提货担保高于授信额度,进口押汇低于进口托收押汇。

2.风险性。商业银行从贸易融资业务中获得收益的同时,相应地要承担一定风险,而且二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主要包括:银行客户的信用风险;利率、汇率、价格波动引起的市场风险;银行流动资产无法满足支付需要产生的流动性风险;银行因人为失误和意外事故引发的操作风险;银行正常经营的业务与法律法规不适应产生的法律风险;国家贸易政策的可能变动使银行面临的政策和行业风险等[6]。不同贸易融资产品面临的风险点有所差异,为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过程中权衡风险提供了可靠依据。本文利用风险系数来衡量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即占用工商客户授信额度时使用的风险折算系数,具体指相对于向同一(或资信相同)客户发放直接信贷产品的风险比较程度,主要参照某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及保函授信管理办法》。

3.流动性。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指产品的变现能力,即贷款转化成实际拥有的现金资产的能力。除与风险有关外(风险越大,融资产品的变现偿还能力就越弱),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同一融资产品的期限长短也会根据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和客户需要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以期限长短代表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融资期限长,代表产品流动性较弱;反之则流动性强。

(二)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某些情况下,贸易融资创新并不仅仅发生在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非融资类产品因其特有属性也可以与融资类产品组合在一起,以满足市场需求。常用的非融资类金融产品主要有外汇资金产品和保险产品,其中外汇资金产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客户规避汇率风险,以差价获利;贸易融资产品与保险产品的有效结合则可以有效防范风险。

1.外汇资金产品。远期合约是指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按成交时确定的特定汇率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外币的交易方式。远期合约不是标准化的合约,其交易数量、期限、价格由双方自由商定,比外汇期货更加灵活,其流动性也远低于期货交易,但同时也增加了违约风险。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利用远期合约可以锁定汇率,从而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货币期货合约是指约定在特定日期以特定汇率交易一定数量货币的标准化合约,它不仅为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也为套利者和投机者提供了新的获利手段。与远期合约相比,货币期货交易具有交易更为灵活,流动性更好,信用风险更低等特点。

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以特定汇率相互交换其认为具有等价经济价值的两种货币资产的协议。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控制中长期汇率风险,使交易双方的融资成本下降,并简化双方外汇现金流动。

货币期权合约是指买方在支付了期权费后即取得在合约有效期内或到期时以约定的汇率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额某种外汇资产的权利,到期时买方可以选择执行或不执行该合约。与远期合约和货币期货相比,货币期权的优点就在于它给予了买方一项权力,而不是要求买方履行某种义务,具有规避风险的作用。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客户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汇率取决于即期汇率、外币与人民币的利率以及交割期限的长短等因素,可以有效防范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

2.保险。在贸易融资过程中,出口信用保险较为普遍,即为出口商提供收汇风险保障的保险,凡通过信用证、付款交单、赊账等方式结汇的出口货物均可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出运前信用保险,即保险人承保从合同订立日起到货物出运日止进口商因国际市场变化和产品价格上升下降等原因提出终止合同的信用风险;二是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指支付货款信用期不超过180天,适用于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出口保险;三是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是一般承保180天到两年之间的出口贸易风险,适用于汽车、机械、生产线等资本、半资本品性货物的出口;四是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两年以上、金额巨大、付款期长的信用保险;五是特约出口信用保险,指承保某些特定合同项下的信用保险,其承保对象一般为复杂的、大型的项目[7]。

三、贸易融资创新设计:产品组合与操作流程

在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创新的过程中,不是任何两种或几种产品都能通过“分拆”而“组合”到一起,实践时首先要考虑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即创新产品是否为市场上亟待弥补的空白,然后考察可由哪两种或几种产品通过“分拆”“组合”而成,并探讨创新产品的流程及功能。下面以融资类产品之间、以及融资与非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为例说明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具体方式和操作流程。

(一)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

以进口押汇与背对背信用证的组合为例。进口商要想申请开立信用证,须向开证行缴纳保证金并提供一定的抵质押担保,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进口商因自身资金周转问题不想缴纳全额保证金,或者缺乏其它有效的抵质押担保而无法获得银行的授信额度。对于此种市场需求,将背对背信用证与进口押汇进行分拆组合,就能够满足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

(二)融资类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的分拆组合

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如果出口商在未来有美元应收账款,而到期收汇时人民币按预期升值,出口商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对于进口商来说,如果未来有欧元应付账款,到期付款时人民币对欧元贬值,则进口商也会遭受汇兑损失。将贸易融资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进行适当组合,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外汇产品造成的价差获利[8]。

以进口押汇和远期结售汇业务组合为例。进口押汇可以有效解决进口商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付款的问题,而远期结售汇具有汇率风险规避和价差收益的属性,二者结合可以达到融通资金和规避风险的目的。具体操作办法如下:企业在进口付汇时,以全额人民币保证金或人民币存单质押,向银行申请进口押汇,同时叙做同等期限的远期美元售汇业务,融资到期后企业用质押在该行的人民币资金购汇偿还融资款项,无论到期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由于提前锁定了汇率,进口商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融资类产品与保险产品的分拆组合

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企业对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业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银行能够对其在信用保险项下的应收账款提供融资,以达到加速资金周转、优化财务报表以及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以出口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的组合为例,出口商向保险公司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公司向出口商出具保险单,且出口商已在保险公司规定的时限内做了出口申报并缴纳保费,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或已向保险公司出具赔款转让授权书,保险公司就赔款转让事宜向出口商和融资银行进行书面确认。商业银行对已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业务,凭出口商提供的出口单据、投保出口信用险的有关凭证和赔款转让协议等,向出口商提供出口贸易融资业务。出口商投保后,即将保单赔偿受益权转让给了融资行,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了银行的融资支持,从而满足了降低客户融资门槛,减少授信额度占用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fay hansen. trade finance innovations in global banking. business credit,2004:54 -56.

[2] david blak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a characteristics framework.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3, no. i. february 1996.

[3] 菲利普•莫利纽克斯, 尼达尔•沙姆洛克.金融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7-61.

[4] 沈明其.国际结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81-211.

[5] 李苏波.国际贸易融资定价问题探讨[j].上海金融,2001(12):15-16.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2

1.2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供给与创新加快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商业银行正在推进自身经营模式转型,将发展包括贸易融资的中间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提高精细化经营能力的要求下,逐步转向重点经营中小客户乃至小微客户。

1.3金融需求客观合理,贸易融资拥有健康生长土壤

通过调查了解,宁夏涉外企业开展贸易融资主要源于及时回笼货款、缓解资金压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融资成本等真实需求,融资形式与资金运作简明,融资期限整体较短,融资工具单一,资金流转渠道少且占比低,跨境套利风险较小。

2宁夏中小涉外企业贸易融资现状

2.1融资对外贸企业进出口整体支持乏力

2013年,宁夏涉外银行本外币贸易融资发生额约9.8亿美元。仅占2013年全区进出口总额的30%,而同期全国贸易融资占商品贸易的比重近60%。贸易融资对宁夏外贸发展,尤其是中小涉外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弱。

2.2中小涉外贸易企业有着较强的融资需求

宁夏中小涉外企业大多为纯外贸型企业,因进出易环节相对较多,需要占用自有资金,面临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需要融资予以支持。

2.3适合中小涉外企业的融资产品有限

当前,宁夏涉外银行利润增长仍然依靠存贷款利差,对于专业性较强、前期投入较大的新型贸易融资业务不够重视。贸易融资仍以授信开证、进出口押汇、汇出汇款融资、打包贷款等传统产品为主,针对中小涉外企业经营特点的融资产品较为缺乏。

2.4融资服务对象“重大轻小”

目前,宁夏占比不到10%的大型涉外企业几乎占据了全部贸易融资业务。而占比超过90%的中小涉外企业,因贸易融资认知度低、财务信息不健全、缺乏抵押担保、业务类型单一等因素,较难通过客户资质审核,基本被排除在融资大门之外。

2.5出口信用保险工具有待拓展

宁夏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缓慢,风险容忍度不高,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较低,缺乏针对性、差异化的承保政策,对出口信用保单融资工具的使用还远远不够,外贸交易的安全成交系数有待提高。

3宁夏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缓慢成因分析

3.1中小企业法律保障力度欠缺

与欧美发达国家动辄数十部专项法律构成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相比,国内中小企业法规政策数量少,多从方向性层面给予鼓励支持,缺乏物质经济的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的规范,在具体落实时,存在无法可依,无据可查的困局。

3.2贸易融资市场垄断程度较高

2013年,四大国有银行贸易融资业务量占比超过70%,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融资业务竞争同质化。一方面是产品缺乏差异化,另一方面是融资营销均以大客户为主。高度垄断的市场削弱了外贸融资对中小涉外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3.3缺乏针对中小涉外企业的个性化融资授信机制

外汇银行贸易融资授信标准仍以考察企业主体信用以及担保条件是否充足为主,企业财务和征信状况仍是决定因素,与贸易融资需要量身定做、较高技术含量及创新要求不相符。

3.4贸易信息不对称

由于宁夏既没有专业的外贸服务公司,也未建立针对中小涉外企业的社会征信体系,银行较难掌握企业货物流通、仓储状况、贸易收支等内部信息,更偏好于向大型龙头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3.5政策性与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不足

国家开发银行尚未开展面向中小涉外企业的融资服务,其功能定位不具备对外贸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此外,重点服务中小企业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也较少,缺乏以小型金融机构为主要载体的中小企业发展金融体系。

3.6保险担保市场发展滞后

目前宁夏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较少,资金实力不足,费率较高。同时,政策性保险机构缺位,商业保险业务拓展积极性较低,业务品种单一,没有发挥出外汇保险对中小涉外企业贸易融资的信用支持作用。

4支持宁夏中小涉外企业发展贸易融资的政策建议

4.1建立保障中小涉外企业贸易融资的宏观政策管理环境

(1)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从金融、创新、税收、组织化、公平竞争、维权等多个方面,构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配套的,能够在贸易融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切实支持的地方法规和政策体系。

(2)破除制约中小涉外企业发展的体制障碍。

加大简化行政审批项目与程序的力度,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优化财政专项资金投向管理,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中小涉外企业。

(3)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

金融监管部门应创新工作机制,支持和鼓励银行、保险公司创新中小涉外企业金融产品,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容忍度水平,改善贸易融资发展环境。

4.2健全支持中小涉外企业贸易融资的金融服务体系

(1)大力发展政策性及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体系。

一方面可以积极申请在宁夏设立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发展以政府预算为主的地方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大政策性融资支持力度。同时,大力支持地方性商业银行和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放宽外汇市场准入,丰富融资市场供给主体。

(2)完善和建立信用担保与社会征信体系,有效降低融资风险。

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建立政策性、商业性、互助合作的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丰富资金来源,完善风险分担和资金补偿机制,建成涵盖中小涉外企业的社会征信体系,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3)发展第三方服务机构,增加企业信息来源渠道。

未来应由政府牵头、社会资金主导、商务财政税务部门积极扶持建立大型仓储物流中心和外贸服务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银行与其开展融资合作,增加融资参与方,将贸易融资风险的控制重点由传统财产担保落实转变到贸易流程环节的控制上来。

4.3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中小涉外企业水平

(1)提供差异化的特色金融服务。

外汇银行应改变过去客户与产品同质化竞争局面,立足宁夏人文资源和特色产业,关注和研究中小涉外企业群体,针对其贸易方式及产业发展的特点,适时设计和引进诸如“供应链贸易融资”等适合中小涉外企业需求的多元化融资产品,达到改变依赖少数企业,培养更多优质企业的效果。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中小涉外企业的认知水平。

银行应与金融监管部门形成服务合力,通过举办贸易融资产品推介会、银企座谈会等方式,搭建畅通高效的银企沟通平台,使中小涉外企业充分了解贸易融资业务,增加贸易融资服务的实际市场需求量。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3

可见,TPP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就税收而言,通过关税减免,TPP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将大幅下降,贸易量也将大幅增加。由于我国目前还未被邀请加入TPP谈判,所以我国应早做准备,积极应对TPP可能带来的冲击。本文认为,由于离岸贸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如税收政策等),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贸易,可以大大增加贸易量,部分抵消TPP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为此,下文将围绕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展开研究。

一、文献回顾

离岸贸易是近30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国际贸易方式,离岸贸易所具有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贸易方式的影响力已经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得到了突出体现。离岸贸易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与税收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离岸贸易与税收政策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文献:Ingo Walter (1985)研究了离岸贸易中心成为避税港的税收政策[1];Hampton & John(2002)认为,国际资本的出现促进了离岸业务的快速发展,并随之形成避税天堂[2];Mark P Hampton(1996)认为全球国际组织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针对离岸贸易引起的不合法税收活动[3];Gregory(2005)指出由于各国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程度不同,导致税收中性难以实现,有害税收竞争也愈演愈烈,但各国税制差异的存在会继续使离岸业务拥有广阔的市场。[4]

2.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对于离岸贸易税收政策的相关研究集中在:罗国强(2010)针对离岸市场税收征管的法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税收征管上我国应采取中等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应对避税问题,并通过预约定价机制来应对关联企业的转移价格行为,在税收管辖冲突的解决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5];付新刚(2007)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离岸贸易中心的税收自由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税收自由度方面,我国与这些全球主要离岸贸易中心相比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6]

概括而言,国外研究认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了离岸贸易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避税问题,通过加强监管和国际合作是规制避税问题的有效途径。国内研究集中在我国离岸市场税收征管法制的初步构建等方面,对我国离岸贸易市场的具体税收政策研究较少,对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的研究更少。

二、全球离岸贸易发展的国际背景

因各国(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别和劳动力成本、税收、物流成本都不尽相同,在全球配置资源,通过供应链管理实现比较利益最大化,是发展离岸贸易的原动力。因此,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离岸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离岸贸易可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看,个体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有效地提?{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

1.离岸贸易界定

离岸贸易是指贸易商(或称贸易中间商)从海外组织货源并直接销售给海外进口商,即贸易商分别与出口商和进口商签订买卖合同,但经营的货物由出口商所在地直接发运到进口商所在地,而不经过贸易商所在地。因此,其基本特征是货物流与资金流、订单流的分离,贸易商所在地往往是资金流、订单流和货物流的控制管理中心。

2.离岸贸易类型

离岸贸易具有三种类型:标准离岸交易类型、准离岸交易类型和区内交易类型。标准离岸交易指贸易商与出口商、进口商位于不同国家,即贸易商是在海外组织货源,并销售给海外客户,其中出口商和进口商可能处于不同国家,也可能处于同一国家。这均属于典型的离岸交易(见图1)。

在现实中,极少有贸易商只从事标准的离岸交易,他们往往同时也从事境内出口商与境外进口商之间的国际贸易。贸易商分别与境内出口商和境外进口商订立买卖合同,货物则由境内出口商所在地直接发运至境外进口商所在地。此种情形符合离岸贸易的一般特征,但又不属于典型的离岸贸易,因此被称为“准离岸交易类型”。区内交易类型则属于准离岸交易类型的一种延伸方式,即贸易商从海外进口货物后,在保税区或自贸区之类的区域内将货物转卖给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也可能将货物向境内公司再转卖),而货物则从海外出口商直接运交给最后受买的公司。这三种交易类型均符合离岸贸易的上述基本特征,只是在这三种交易类型中,贸易商、出口商和进口商所处的国别和位置不同而已。当然,如果贸易商、进口商和进口商同处一国境内,则不属于离岸贸易的范畴。

3.发展离岸贸易的有利性

(1)促进本地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离岸贸易将带动与离岸贸易有关的支持性服务业发展,从而促进本地经济快速发展。以我国香港为例,随着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增加了香港公司的收益,带动了与离岸贸易有关的支持性服务业的发展。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1995年离岸贸易的总收入达540亿港元,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支持离岸贸易活动的海上货物运输和货运业的收入总值分别为350亿港元和60亿港元,分别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2%和0.6%。自2006年,香港每年的离岸贸易货值都高于转口货值,2011年离岸贸易货值达4.5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转口贸易货值的1.4倍。从2002―2011年,离岸贸易货值增加超过200%,远高于同期香港转口货值130%的增幅。目前,与离岸贸易有关的贸易融资、贸易保险等服务收益,香港政府还缺乏完整统计。如果加上这些服务的收益,香港公司在境外的离岸贸易活动和与离岸贸易活动有关的服务,以及其延伸服务所创造的收益,将占到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0%以上。可见,发展离岸贸易促进了香港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2)全球(区域)贸易营运与控制功能

发展离岸贸易将推动区域国际贸易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是由本国(本地)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向全球贸易营运和控制中心转变的关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离岸贸易不仅从事货物的进出口,而且经营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进出口业务,从而极大地提升全球贸易运营与控制功能。以香港为例,随着离岸贸易在香港的兴起,香港从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性质的国际贸易中心转变为全球贸易营运和控制中心。这也意味着,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内涵发生了变化,即营运控制与转口贸易并存。随着香港转口贸易规模的缩小,离岸贸易的逐渐扩大,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会提升为全球贸易营运和控制中心。

(3)离岸金融及?{端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促进功能

由于离岸贸易的发展需要良好、开放的金融环境,两者相互促进,因此,发展离岸贸易,必然促进以离岸金融为核心的高端金融服务的发展,必将催生相关的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拓展金融市场广度,为实现一国货币早日成为国际货币奠定基础,从而加快迈向国际金融中心。

(4)高端服务业的带动引领功能

由于离岸贸易的开展需要良好的服务体系,因此,离岸贸易的发展将极大地带动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诸如物流、融资、保险、法律服务、仲裁、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产品认证等服务业领域,必将在离岸贸易的带动下获得发展或提升。此外,以准离岸交易类型和区内离岸交易类型进行的离岸贸易也将提?{货物境内与境外之间的贸易进出口量,从而促进该地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三、离岸贸易与税收的关系

离岸公司与一般在岸公司相比,主要区别在税收上。与通常使用的按营业额或利润征收税款的做法不同,所有离岸法区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离岸公司所取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免交当地税或以极低的税率交纳。离岸法区的政府只向离岸公司征收年度管理费,不再征收其他任何税款,有的甚至免交遗产税。可利用海外公司妥善安排税务,合理合法避税。如果注册公司所在国与自己原来公司的来源国之间签有双边税收合约,则有机会使境外的赢利推延或减少预付税。下文通过典型的国际离岸贸易中心进行税种和税率的国际比较。

1.离岸贸易的税种

国际离岸贸易中心以直接税为主,无间接税。通常而言,离岸贸易涉及的直接税税种主要有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利息预扣税和印花税等,绝大多数离岸贸易业务中心无营业税。

2.离岸贸易的税率

为能更加明晰离岸贸易的税率,本文选取国际上典型的离岸贸易中心,即中国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离岸贸易中心所涉的税种与税率见表1。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中国香港为16.5%,但对离岸贸易则不征企业所得税。新加坡从事离岸服务贸易企业(如航运业)所得税减免;从事离岸货物贸易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如获得“全球贸易商计划”的企业)离岸货物贸易给予不超过10%的优惠所得税税率。菲律宾马尼拉对离岸贸易的企业所得税为零。

从间接税(流转税)角度看,新加坡对货物出口提供跨境服务和大部分金融服务都采取货劳税(类似增值税)零税率。中国香港则没有开征间接税。菲律宾马尼拉免征离岸贸易间接税。

由此可见,这些离岸贸易中心都实施零或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和印花税。目前,国际离岸贸易税收政策的发展趋势都是朝向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迈进。

3.离岸贸易公司的避税

离岸避税行为,是指离岸贸易公司以离岸方式避税。离岸公司不断编造着规避税收、海外上市、曲线规避对外资行业限制、资本运作、跨境并购、全球贸易以及资产转移的神话,令各国的监管部门头疼不已。具体而言,离岸避税行为主要包括转移定价、信箱公司和骗取退税等方式。

(1)转移定价。转移定价行为是通过低税率国子公司(离岸公司)以高转移价格向高税率国子公司(在岸公司)出口或低转移价格从高税率国子公司(在岸公司)进口,把利润从高税率国子公司(在岸公司)转移到低税率国子公司(离岸公司),降低整个跨国公司的纳税总额。这种转移,并不一定是货物的实际转移。

(2)信箱公司。所谓“信箱公司”就是注册一家离岸空壳公司,通过文件的操作,来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某国内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一家公司,从事电器零件生产业务。实际的生产业务放在中国,单位成本价在5美元,并以十分近似的价格卖到维尔京公司,然后,再以近似7美元价格卖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再以7美元的价格卖给国内。整个买卖过程只是在账面上走一遍,并不实际发生。但是中国和美国两头的收入所得都近似为零,这样两国的增值税就无法收取了。而维尔京免征所得税,该公司全球纳税总额由此大大减少,节省了经营成本。

(3)骗取退税。政府为鼓励出口而设置的“出口退税”等优惠措施也往往被离岸公司“冒领”。一些企业利用“假出口”来获取税收优惠,办理相关出口手续后,把货物运到公海上,然后又运回国内,再办一个海关的进口手续,就获得了免税待遇。甚至有些企业,货物都不运到公海上去,直接放在国内的一些保税仓库里面,办了相关的出口手续后,就获得了退税的“利润”。

四、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现状

由于我国对离岸贸易相应的配套政策制定较为滞后,使得离岸贸易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截至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究竟应该对离岸贸易哪些纳税主体征税、征收哪些税种、税率是多少等。这也意味着,我国目前离岸贸易的税收政策处于真空状态。

目前,我国只对少数地区的离岸金融业务制定了相关税收政策,且各不相同。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两地同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在上海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面临5%的营业税和25 %的所得税,而在深圳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免征营业税,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而在离岸贸易方面,各地都存在税收政策的空白。

2013年9月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规定:“支持试验区内企业发展离岸业务。”发展离岸贸易不仅有助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个中心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也将为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试验区,他们在自己的总体方案中也都表示将发展离岸贸易。事实上,离岸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虽已有一定的实践,但主要是在保税区范围内,且因为受到政策条件的限制,远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尚未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而自贸试验区高度开放的特征,无疑将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最佳的平台。目前,我国离岸贸易税收政策尚未与国际接轨,这成为制约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发展的主要瓶颈。

我国四大自贸区在各自总体方案中虽然在税收方面规定了某些优惠,但限于极为有限的情形,并未在企业所得税做出调整。虽然自贸试验区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着重于制度创新而不是依赖税收方面的政策洼地,但是对于离岸贸易这样的特殊情形,其实还是应该给予特别考虑。从离岸贸易的本质上说,它首先是贸易商(特别是跨国公司)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选择,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条件来吸引贸易商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贸易,离岸贸易业务就可能会流向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而导致我国不仅对于离岸贸易不能获得税收,而且还会影响到离岸贸易其他功能的发挥。

五、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设计

由于离岸贸易中心具有“轻资产”的特征,所以从理论上说,只要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环境良好,它可以设在全球的任何城市。我国自贸试验区发展离岸贸易具有一定的优势,有些条件比其他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更为优越。只要克服在税收方面的突出障碍,不断优化政策和服务环境,完全有可能有效地吸引国内外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内从事离岸贸易,这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及我国“走出去”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贸易,设立结算中心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下文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税收监管等方面对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改革进行设计。

1.设计原则

在符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方面,对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进行设计,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税收制度

(1)税种

依据全球离岸贸易业务的共同点,税种少、低税率是推动全球离岸贸易中心快速成长的助推器。为此,建议对符合条件的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企业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企业所得税,免征包括增值税或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贸易相关的印花税。

(2)税率

在税率的制定方面,要保证离岸贸易的税率具有相对竞争力,即保证离岸贸易企业的税负不高于周边同类离岸贸易中心的税负水平。从我国周边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对离岸贸易基本上都实行免税或低税。为此,目前阶段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企业所得税率设计为15%较为合理。

3.税收征管

离岸贸易税收征管包括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

(1)征管对象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对离岸贸易基本上都实行免税或低税。但是他们会对征管对象设定一定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是其承认企业交易业务存在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对离岸贸易企业的认证要附加一定的条件。

征管对象的核心要素一是离岸贸易业务的界定,二是离岸贸易业务分类。由于在现实中,标准离岸交易类型极少,大多数为准离岸交易类型或区内交易类型,故建议将符合离岸贸易基本特征的三种离岸贸易交易类型都纳入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业务范围。关于离岸贸易业务分类,是将离岸贸易业务分为离岸货物贸易和离岸服务贸易。建议在自贸试验区内,对离岸货物贸易为主的企业,其离岸收入必须超过总收入50%以上,才能被认定为离岸贸易企业;离岸服务贸易企业则是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国家鼓励的区内离岸服务贸易企业。详见表3。

(2)征管机构

征管机构的核心要素是设置“离岸贸易业务税务登记证号”。详见表4。

4.税收监管

针对离岸贸易公司的避税行为,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APA)。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就是由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就关联交易的转移价格事先签订的协议,以此来确定未来年度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目前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最有效的方式,已成为OECD(经合组织国家)、韩国、新西兰、墨西哥、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普遍使用的反避税调整方法。离岸贸易的国际性以及离岸贸易关联企业国籍的复杂性,通过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是解决离岸贸易避税问题的有效手段。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4

随着贸易开放和贸易结构调整,一国产业对外部融资需求会不断增加,从而引致金融发展,这被称为金融发展的需求尾随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根据中经网相关数据计算,我国贸易开放度从1978-1990年间的19.03%增长到1991-2000年的35.27%,2001-2013年间增速达到52.17%。在贸易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金融行业总体发展平稳,金融市场规模快速增长,金融结构进一步优化。快速的贸易开放进程是否引致了我国金融发展?此外,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贸易开放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可能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在考察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制度质量视角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贸易开放是否引致了金融发展;二是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上,国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做了深入研究。La Porta等[1]认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既取决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方,也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部门发展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均衡的结果。一国贸易开放,实际上是通过改变金融发展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因素,打破原有金融市场均衡,从而促进或阻碍本国金融发展的。随后,多位学者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开展研究。在需求方面,Blackbum和Hung[2]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高,进而可以促进本国金融发展,而贸易开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间接作用于金融发展。Svaleryd和Vlachos[3]则从风险分散视角入手,认为国际贸易有更庞大的规模和更漫长的交易流程,从而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潜在风险,企业为化解各类风险,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服务需求,进而引发了更多的金融服务创新。Do和Levchenko[4]认为,金融发展是由外部融资需求的产生所决定的。贸易开放后,如果一国生产并出口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企业对外部融资需求增加会打破金融市场均衡,带动金融体系发展;相反,进口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国家存在恶化该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从供给角度看,Rajan和Zingales[5]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国贸易和资本的开放使利益集团面对更大竞争,制约了利益集团阻碍金融发展的力量;同时,利益集团为寻求更多新客户,会增加外源融资供给。在实证研究方面,Braun和Claudio[6]采用41个国家 3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贸易开放会促进金融体系发展和完善。Huang和Temple[7]实证检验发现贸易开放促进了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却无促进作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分析上,如梁莉[8]利用中国1993-2004 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具有协整关系,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沈能[9]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顾国达、钟晶晶[10]用22个OECD国家和25个非OECD国家数据,研究发现一国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同执行力和产权保护等制度方面的差异,这种影响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截然不同,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袁其刚[11]发现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如果该国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贸易开放可能使其面临金融体系恶化的危险。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贸易开放虽然影响了金融发展,但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时得到的结论却不同。为什么有的国家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有的国家没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如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结构及制度质量水平等,其中制度因素是近年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发现企业融资受一国制度的影响,Asli和Maksimovic[12]研究发现良好的法律制度赋予债权人更好的保护,可以有效地保障债务合约的执行,从而降低贷款违约风险,有利于信贷市场持续发展,促进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Johnson和McMillan[13]认为拥有良好产权保护国家的企业更愿意进行投资,说明制度质量是金融发展的必要前提。此外,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金融腐败问题,使金融体系有选择地发放贷款,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由此可知,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了企业融资可得性,导致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也有学者从政治制度视角开展研究,Shleifer和Vishny[14]认为政府腐败和低效率加大了私人部门成本,此类成本阻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需求。Tanzi[15]等认为政府低效率和腐败以及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金融部门选择的贷款对象不是最有效率企业,而是最擅长贿赂和疏通关系的企业。一国制度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在我国表现尤为明确,政府实施利率管制、选择性信贷政策和严格控制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措施,严重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产生引致效应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即基于一定的制度质量门槛。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无促进作用?该作用是否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1999-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制度质量因素,并测算此过程中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制度质量指标的测度是文章的重点,本文利用18个二级指标作为原始变量,使用因子分析方法综合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指标,部分原始指标来自樊纲等人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将研究样本期间定为1999-2009年。。

二、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整体影响及地区差异

1.计量模型构建

借鉴Bordo等[16]的模型,进行修正并加入各控制变量,构造方程如下:

FINit=β0+β1OPENit+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εit(1)

其中,i代表省市,t代表年份;FINit表示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由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结构(FP)三个指标分别进行衡量;OPENit代表各省市贸易开放度;lnEXit表示各省市出口规模;lnIMit表示各省市进口规模;lnPGDPit代表各省市人均GDP;GOVit代表各省市政府支出水平;CITYit代表各省市城镇化水平;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揭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因此,度量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指标成为研究的关键。现有文献中最常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是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率 (FIR)和Mckinnon提出的M2/GDP。由于缺乏各省市全部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本文借鉴包群等[17]的研究,用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与当地GDP比重衡量该地区整体的金融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规模优化两方面,因此选取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1)金融发展规模(FIR),该指标用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2)金融发展效率(FE),采用贷款与储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能够有效地描述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3)金融发展结构(FP),采用各省市存贷款总额与全国存贷款总额的比值来衡量。在衡量各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时,采用贸易开放度(OPEN)指标,具体由各地区进出口总额/该地区GDP表示。

为有效度量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在回归中要控制其他变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基础上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贸易规模,包括各省市的出口贸易规模(lnEX)和进口贸易规模(lnIM),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贸易规模上存在差异,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贸易规模这一控制变量,以控制贸易规模对回归结果的影响;(2)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各省市人均GDP表示;(3)政府支出(GOV),用各省市政府支出占该地区GDP比值表示;(4)城镇化水平(CITY),用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其中,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和人均GDP在回归时取对数进行处理。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在1999-2009年,数据中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不包括数据不全的地区。各省市GDP、人口、进出口额和全国总存贷款额等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城镇化人口来自相应年份的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以及政府支出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3.内生性问题及整体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结果有偏。导致内生性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由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在实证过程中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检验模型(1)的设定是否存在内生性。该检验的原假设是贸易开放度(OPEN)与干扰项不相关(即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偏误),用Stata12.0计算得到的结果表明,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在三种金融发展指标模型中均被拒绝,即模型存在内生性偏误。为克服这种内生性偏误,同时考虑到相对于最小二乘、工具变量等估计方法而言,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具有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优点,因此采用GMM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模型中的贸易开放度(OPEN)存在内生性,采用贸易开放度的一期和二期滞后项(OPEN-1,OPEN-2)作为工具变量,其理由是虽然贸易开放度(OPEN)当期值与干扰项可能存在相关性,但其滞后项却不会与当期干扰项相关。本文运用Hansen’s J统计量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经过检验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为便于对照分析,将最小二乘估计和GMM估计结果一起在表1中列出。

从表1可看出,GMM估计结果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控制了内生性偏误后的模型中,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各控制变量对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有不同影响。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发展;进口规模扩大对金融发展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人均GDP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无促进作用,对金融发展结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政府支出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金融发展结构无此影响;城镇化水平只对金融发展结构有积极促进作用。

4.贸易开放引致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

为考察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地区差异,将我国省份划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本文对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东部省份为参照系,在模型(1)中引入中、西部两个虚拟变量Central和West,建立以下模型:

FINit=β0+β1OPENit+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β7Centralit×OPENit+β8Westit×OPENit+εit(2)

考虑到模型内生性问题,经过检验选用GMM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各省市贸易规模差异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却无促进效应;中部地区贸易开放对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的影响均为负,且对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和结构影响为负,对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金融发展规模(FIR)指标为例,OPEN的估计系数(0.2646)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Central×OPEN的估计系数(-0.0526)为负,说明中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有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West×OPEN 的估计系数(0.1396)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这可能源于东部地区贸易规模较大,也可能暗示了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特征是决定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关键。由于在计量中我们控制住了各省市、各地区贸易规模差异,东部地区制度质量要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前文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制度质量;因此本文认为地区制度质量差异是导致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重要原因。1表2分区域的GMM估计结果1FIR1FE1FPC10.4317***

三、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门槛特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产生引致效应需要基于一定的制度质量门槛。那么,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的地区差异是否也是因为制度质量门槛效应的存在?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需要一套优良的制度体系来支持,在制度质量好的地区,国际贸易开展可以很好带动金融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在制度质量未能达到一定水平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有可能阻碍金融发展。

1.制度质量的测算

制度质量是对制度好坏的衡量,可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水平。本文选取反映各省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企业营商环境四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以及18个二级指标作为原始变量,运用Stata12.0软件对各省市1999-2009年的制度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所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樊纲等[18]《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指标内容见表3。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三个公共因子,这三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79.79%,可以反映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回归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并以三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作为权数,计算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表4列出了各省市1999-2009年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截至2009年,制度质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中有9个属于东部地区;显然,东部地区制度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从表4可以看出,各省市制度质量得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说明总体上我国各省市制度质量在不断改善。

2.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检验

在研究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时,借鉴Hansen[19]的研究,设定本研究的门槛回归模型为:

FINit=β0+β1OPENitI(qit≤γ)+β1OPENitI(qit>γ)+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εit(3)

其中,qit为门槛变量,本文中为各省市制度质量水平;γ为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利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各省市1999-2009年制度质量综合得分面板数据,使用Stata12.0对样本进行检验。在对模型(3)进行回归时,同样采用贸易开放度(OPEN)的滞后期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报告了制度质量作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在三个回归结果中,Wald检验的F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均为0,表明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在门槛值之上和门槛值之下时存在显著差异,即地区制度质量在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中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

当因变量为各省市金融发展规模(FIR)时,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0.3931。当制度质量得分达到0.3931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0909;而当制度质量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作用为负,且不显著。至2009年,大多数东部省份(市)已经越过了这一门槛值,只有河北、海南和广西还处在门槛值之下;越过门槛值省份(市)还有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重庆。

当因变量为金融发展效率(FE)时,制度质量门槛值为0.3757,当制度质量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显著阻碍了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而当制度质量达到门槛值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达到0.8180。至2009年,已达到门槛值省份(市)有东部的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天津、辽宁、山东和福建;中部的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的四川和重庆。

当因变量为金融发展结构(FP)时,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0.4912,当制度质量得分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不利于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当制度质量达到门槛值后,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系数达到0.0074。至2009年,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天津、辽宁、山东和福建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已越过该门槛值。1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地区制度质量的18个指标进行综合得分,进一步检验了贸易开放引致金融发展过程中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结论及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贸易开放引致了金融发展,但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制度质量是影响贸易开放引致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控制住各省市贸易规模差异后,发现制度质量在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截至2009年,大部分东部地区已经达到了制度质量的门槛值,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制度质量水平还没能达到该值,这些地区的贸易开放在促进金融发展上有赖于制度质量的进一步改进。

第三,为实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断扩大贸易开放的同时,还要加强地区制度质量的提升。由于改善制度质量对衡量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都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务之急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法律制度水平以保障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放松政府对金融发展所采取的价格管制和数量管制,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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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贸易特征篇5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以及服务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也不断提升,进出口额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04亿美元,是200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3倍,当年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903亿美元,是2005年的2.6倍,居世界第五位。

即便我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结构平衡性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在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服务贸易水平时,不单单应注重规模的扩大,更应注重质的提升。毋庸置疑,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是服务贸易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不断发展,并不断带动生产劣势行业,两者互相交换商品和要素,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矛盾亦然较为突出,可见我国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也并未充分发挥其优势。

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地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与不平衡性,并深入探讨产生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然后针对这种不平衡现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为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与不平衡性分析

我国部门服务贸易众多,主要涉及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等行业部门。根据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料统计,各行业部门服务贸易主要包含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和宣传、电影和音像,以及其它商业服务共12类。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类部门也各自呈现出发展特征,表1和表2分别给出了2005-2012年我国各部门服务贸易出口额的相关数据和进出口结构,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即服务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图1给出了2005-2012年我国各类部门服务贸易进出口顺差的变化趋势,根据这些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各部门服务贸易在进出口顺差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趋势上都存在较大差距。综合表1、表2和图1可知,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表现出各自的发展特征,服务贸易结构表现为较明显的不平衡性。

旅游业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最重要部门,但其服务贸易额比重不断降低。从服务贸易规模来看,2005-2012年我国旅游业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293亿美元、339亿美元、372亿美元、408亿美元、397亿美元、458亿美元、485亿美元、500亿美元,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9.7%、37.2%、30.6%、27.9%、30.9%、26.9%、26.6%和26.3%,占比均排在服务贸易部门的首位。因此,旅游业成为我国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来源。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旅游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其占比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由图1可以发现,旅游服务贸易顺差逐年下滑,且幅度不断提高,从2009年起旅游服务贸易已转为逆差,2012年逆差为520亿美元,位居服务贸易部门之首。

运输业服务贸易量也一直居于高位,但其贸易逆差基本最高。2005-2012年我国运输业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54亿美元、210亿美元、313亿美元、384亿美元、236亿美元、342亿美元、356亿美元和389亿美元,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23.0%、25.8%、

26.2%、18.4%、20.1%、19.6%和20.4%,占比基本仅次于旅游业。但不同的是,运输业服务贸易出口额逐年波动相对较大,且占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动。另一方面,2005-2011年运输业服务贸易进口额一直居于首位,且贸易逆差也一直是所有部门服务贸易逆差中最高的。图2给出了2011年我国各服务贸易部门进口比重,其中运输业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已超过1/3。从图1也可以看出,运输业服务贸易逆差有7年处于所有部门的最低位置,且逆差逐年不断提高。

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等部门的贸易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由表1可知,历年咨询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在第四位,且逐年递增趋势显著;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逐年递增趋势也较显著;建筑服务贸易出口额虽在2012年有一定下滑,但整体上升趋势仍较明显。但是,这些部门服务贸易进口的变化趋势相对并不显著,因此贸易顺差不断提高。2012年咨询服务贸易的顺差已居服务贸易部门首位。

综合观察历年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可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基本以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2005年三类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比重达到83.5%;而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出口比重非常低,2005年这四类技术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比重仅为3.5%。这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基本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域实力较为落后,进而导致贸易出口量偏低。但是,三类传统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有逐年降低趋势,而四类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逐年递增,2012年该比重达到了9.2%。

综合历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变化可知,我国服务贸易部门的进出口额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服务贸易结构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部门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均不断提升;而旅游、其他商业服务等部门的出口比重呈现下滑态势;通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部门均未得到明显发展,其出口占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服务贸易进口方面,除旅游业、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进口比重出现一定波动外,其余各部门进口比重均未发生较大改变。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口占比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前者呈“U”型变化,后者呈“倒U”型变化,在2008年两者的占比分别达到波谷和波峰,而运输业进口占比则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特征。在贸易顺差方面,旅游、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均表现为一定的下降趋势,其中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一直表现为逆差,而旅游业的下降态势最明显,2009年起也转为贸易逆差;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等部门贸易顺差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其他商业服务一直表现为顺差,但是波动较大;其余部门的贸易差额都趋于零,而且基本保持稳定。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成因分析

根据我国各服务贸易部门的变化特征可知,我国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而咨询、保险、金融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没有充分体现。根据我国服务贸易及社会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的成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是导致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首先,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型发展为主,重工业轻服务的观念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转变。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占比不断提高,但由于服务业基数较低,因此至今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主线,即“231”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维持在40%-45%,2012年服务业比重最高(44.6%),但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比重(45.3%)。由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而且波动较大,2012年其贡献率首次突破50%。

其次,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份额较高的产业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等传统的或基础的生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技术密集型生产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消费型或社会公益型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如果服务业内部结构不能得到合理调整,将会导致资源无法合理配置,不利于整个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服务贸易结构的平衡。

(二)高端要素供给不足是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尚未成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得到合理优化,导致在生产发展过程中要素供给不充分的现象频繁发生,尤其是高端要素供给极为缺乏。供不应求的高端要素主要集中在高等人才、科学技术等方面,而高等人才的相对缺乏以科技的相对落后使得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初级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因而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也相对比较低级。在长期的这种初级要素占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初级要素的优势不断稳固,而高端要素的地位不能得到有效提升,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正因为如此,我国传统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贸易出口相对较高,而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贸易出口相对较低,即服务贸易结构存在不平衡性。

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充足,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旅游业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一定优势。但随着现代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对技术和研发能力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即便旅游业等传统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但这些服务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将不断弱化。如果我国不能供给必需的高端要素,将影响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众多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也将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升级。

(三)垄断势力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受政府因素的影响,我国有部分服务业具有垄断优势,例如金融业、电信业等行业长期受政府保护。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垄断势力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由于垄断权利限制,我国一些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往往较高,服务业投资也基本以国有投资为主,一部分服务产品也由政府进行定价,因此大量竞争力较弱的服务企业将持续被排挤在外而难以参与市场竞争,这不但阻碍了市场专业化分工,更进一步阻碍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行业长期垄断势力的持续也必然会弱化我国部分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使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受到影响。例如,金融业是我国重要的生产业,且其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正逐年提高,2012年该比重已在12%以上,高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却没有稳步提升,而是存在一定的波动,因此金融业服务贸易的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我国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服务产业和保护弱势服务产业的制度体系也并不完善,无论是对服务市场有序竞争和服务贸易水平提升都带来一定影响。

结论及优化升级路径

本文以我国服务贸易部门进出口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发展特征及存在不平衡性。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表现出各自的发展特征,服务贸易结构表现的不平衡性也较突出。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基本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而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出口比重非常低。导致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主要有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高端要素供给的缺乏以及垄断势力的存在等。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发展特征及不平衡性,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深化传统优势服务业,积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继续深化传统优势服务行业,积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促进我国服务业全面发展。由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是导致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基础。首先,不能放弃继续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而应充分发挥我国服务贸易优势资源,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挖掘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潜力。其次,要将比较优势资源充分融入国际化分工,不断完善国内服务领域的缺口,不断增强服务能力。

(二)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要素,不断促进人力资本集聚

从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人才素质较低、人才流失较严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现状出发,不断健全高端要素培育机制体制,不断破解人才要素积累困难的瓶颈,争取使高端要素不断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新格局。认清技术投入和利用效率不高的缺点,把握时机,加大服务行业的技术投入,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项目的技术投入,并完善各类必需的配套设施,确保科研活动能顺利进行,力争服务行业技术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三)不断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相关产业的协调,充分发挥产业链的功能

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为抓手,不断促进各个服务贸易部门和相关行业部门的稳定发展,同时促进行业之间相互协调,促使优势行业带动劣势行业,力争服务贸易各部门全面发展。如金融业应积极为其他服务行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又可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可以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便利,而旅游业的发展又可促进批发零售和其他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并通过连锁效应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管理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传统服务行业的扶持,充分保障传统服务项目的土地、资金要素;其次,加强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制定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再者,加大垄断势力行业的管制,积极实施小微企业的特别扶持措施,适当放低准入门槛,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降低国内市场垄断程度,为国内各类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政策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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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庚华. 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区域结构问题分析[D]. 东北师范大学,2008

3.Rana, Pradumna B..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mo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19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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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煜.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国际比较及优化[J]. 财贸研究,2007(5)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6

国内外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贸易开放是否引致了金融发展;二是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上,国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做了深入研究。La Porta等[1]认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既取决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方,也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部门发展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均衡的结果。一国贸易开放,实际上是通过改变金融发展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因素,打破原有金融市场均衡,从而促进或阻碍本国金融发展的。随后,多位学者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开展研究。在需求方面,Blackbum和Hung[2]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高,进而可以促进本国金融发展,而贸易开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间接作用于金融发展。Svaleryd和Vlachos[3]则从风险分散视角入手,认为国际贸易有更庞大的规模和更漫长的交易流程,从而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潜在风险,企业为化解各类风险,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服务需求,进而引发了更多的金融服务创新。Do和Levchenko[4]认为,金融发展是由外部融资需求的产生所决定的。贸易开放后,如果一国生产并出口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企业对外部融资需求增加会打破金融市场均衡,带动金融体系发展;相反,进口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国家存在恶化该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从供给角度看,Rajan和Zingales[5]提出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国贸易和资本的开放使利益集团面对更大竞争,制约了利益集团阻碍金融发展的力量;同时,利益集团为寻求更多新客户,会增加外源融资供给。在实证研究方面,Braun和Claudio[6]采用41个国家 3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贸易开放会促进金融体系发展和完善。Huang和Temple[7]实证检验发现贸易开放促进了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却无促进作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分析上,如梁莉[8]利用中国1993-2004 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具有协整关系,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沈能[9]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顾国达、钟晶晶[10]用22个OECD国家和25个非OECD国家数据,研究发现一国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同执行力和产权保护等制度方面的差异,这种影响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截然不同,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袁其刚[11]发现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如果该国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贸易开放可能使其面临金融体系恶化的危险。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贸易开放虽然影响了金融发展,但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时得到的结论却不同。为什么有的国家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有的国家没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如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结构及制度质量水平等,其中制度因素是近年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发现企业融资受一国制度的影响,Asli和Maksimovic[12]研究发现良好的法律制度赋予债权人更好的保护,可以有效地保障债务合约的执行,从而降低贷款违约风险,有利于信贷市场持续发展,促进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Johnson和McMillan[13]认为拥有良好产权保护国家的企业更愿意进行投资,说明制度质量是金融发展的必要前提。此外,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金融腐败问题,使金融体系有选择地发放贷款,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由此可知,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了企业融资可得性,导致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也有学者从政治制度视角开展研究,Shleifer和Vishny[14]认为政府腐败和低效率加大了私人部门成本,此类成本阻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需求。Tanzi[15]等认为政府低效率和腐败以及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金融部门选择的贷款对象不是最有效率企业,而是最擅长贿赂和疏通关系的企业。一国制度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在我国表现尤为明确,政府实施利率管制、选择性信贷政策和严格控制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措施,严重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产生引致效应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即基于一定的制度质量门槛。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无促进作用?该作用是否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1999-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制度质量因素,并测算此过程中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制度质量指标的测度是文章的重点,本文利用18个二级指标作为原始变量,使用因子分析方法综合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指标,部分原始指标来自樊纲等人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将研究样本期间定为1999-2009年。。

二、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整体影响及地区差异

1.计量模型构建

借鉴Bordo等[16]的模型,进行修正并加入各控制变量,构造方程如下:

FINit=β0+β1OPENit+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εit(1)

其中,i代表省市,t代表年份;FINit表示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由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结构(FP)三个指标分别进行衡量;OPENit代表各省市贸易开放度;lnEXit表示各省市出口规模;lnIMit表示各省市进口规模;lnPGDPit代表各省市人均GDP;GOVit代表各省市政府支出水平;CITYit代表各省市城镇化水平;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揭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因此,度量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指标成为研究的关键。现有文献中最常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是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率 (FIR)和Mckinnon提出的M2/GDP。由于缺乏各省市全部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本文借鉴包群等[17]的研究,用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与当地GDP比重衡量该地区整体的金融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规模优化两方面,因此选取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1)金融发展规模(FIR),该指标用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2)金融发展效率(FE),采用贷款与储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能够有效地描述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3)金融发展结构(FP),采用各省市存贷款总额与全国存贷款总额的比值来衡量。在衡量各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时,采用贸易开放度(OPEN)指标,具体由各地区进出口总额/该地区GDP表示。

为有效度量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在回归中要控制其他变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基础上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贸易规模,包括各省市的出口贸易规模(lnEX)和进口贸易规模(lnIM),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贸易规模上存在差异,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贸易规模这一控制变量,以控制贸易规模对回归结果的影响;(2)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各省市人均GDP表示;(3)政府支出(GOV),用各省市政府支出占该地区GDP比值表示;(4)城镇化水平(CITY),用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其中,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和人均GDP在回归时取对数进行处理。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在1999-2009年,数据中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不包括数据不全的西藏地区。各省市GDP、人口、进出口额和全国总存贷款额等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城镇化人口来自相应年份的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以及政府支出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3.内生性问题及整体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结果有偏。导致内生性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由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在实证过程中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检验模型(1)的设定是否存在内生性。该检验的原假设是贸易开放度(OPEN)与干扰项不相关(即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偏误),用Stata12.0计算得到的结果表明,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在三种金融发展指标模型中均被拒绝,即模型存在内生性偏误。为克服这种内生性偏误,同时考虑到相对于最小二乘、工具变量等估计方法而言,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具有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优点,因此采用GMM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模型中的贸易开放度(OPEN)存在内生性,采用贸易开放度的一期和二期滞后项(OPEN-1,OPEN-2)作为工具变量,其理由是虽然贸易开放度(OPEN)当期值与干扰项可能存在相关性,但其滞后项却不会与当期干扰项相关。本文运用Hansen’s J统计量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经过检验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为便于对照分析,将最小二乘估计和GMM估计结果一起在表1中列出。

从表1可看出,GMM估计结果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控制了内生性偏误后的模型中,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各控制变量对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有不同影响。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发展;进口规模扩大对金融发展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人均GDP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无促进作用,对金融发展结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政府支出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金融发展结构无此影响;城镇化水平只对金融发展结构有积极促进作用。

4.贸易开放引致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

为考察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地区差异,将我国省份划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本文对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东部省份为参照系,在模型(1)中引入中、西部两个虚拟变量Central和West,建立以下模型:

FINit=β0+β1OPENit+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β7Centralit×OPENit+β8Westit×OPENit+εit(2)

考虑到模型内生性问题,经过检验选用GMM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各省市贸易规模差异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却无促进效应;中部地区贸易开放对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的影响均为负,且对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和结构影响为负,对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金融发展规模(FIR)指标为例,OPEN的估计系数(0.2646)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Central×OPEN的估计系数(-0.0526)为负,说明中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有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West×OPEN 的估计系数(0.1396)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这可能源于东部地区贸易规模较大,也可能暗示了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特征是决定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关键。由于在计量中我们控制住了各省市、各地区贸易规模差异,东部地区制度质量要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前文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制度质量;因此本文认为地区制度质量差异是导致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重要原因。1表2分区域的GMM估计结果1FIR1FE1FPC10.4317***

三、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的门槛特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产生引致效应需要基于一定的制度质量门槛。那么,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的地区差异是否也是因为制度质量门槛效应的存在?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需要一套优良的制度体系来支持,在制度质量好的地区,国际贸易开展可以很好带动金融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在制度质量未能达到一定水平地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有可能阻碍金融发展。

1.制度质量的测算

制度质量是对制度好坏的衡量,可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水平。本文选取反映各省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企业营商环境四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以及18个二级指标作为原始变量,运用Stata12.0软件对各省市1999-2009年的制度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所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樊纲等[18]《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指标内容见表3。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三个公共因子,这三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79.79%,可以反映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回归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并以三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作为权数,计算得出各省市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表4列出了各省市1999-2009年制度质量的综合得分。截至2009年,制度质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中有9个属于东部地区;显然,东部地区制度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从表4可以看出,各省市制度质量得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说明总体上我国各省市制度质量在不断改善。

2.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检验

在研究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时,借鉴Hansen[19]的研究,设定本研究的门槛回归模型为:

FINit=β0+β1OPENitI(qit≤γ)+β1OPENitI(qit>γ)+β2lnEXit+β3lnIMit+β4lnPGDPit+β5GOVit+β6CITYit+εit(3)

其中,qit为门槛变量,本文中为各省市制度质量水平;γ为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利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各省市1999-2009年制度质量综合得分面板数据,使用Stata12.0对样本进行检验。在对模型(3)进行回归时,同样采用贸易开放度(OPEN)的滞后期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报告了制度质量作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在三个回归结果中,Wald检验的F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均为0,表明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在门槛值之上和门槛值之下时存在显著差异,即地区制度质量在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中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

当因变量为各省市金融发展规模(FIR)时,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0.3931。当制度质量得分达到0.3931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0909;而当制度质量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作用为负,且不显著。至2009年,大多数东部省份(市)已经越过了这一门槛值,只有河北、海南和广西还处在门槛值之下;越过门槛值省份(市)还有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重庆。

当因变量为金融发展效率(FE)时,制度质量门槛值为0.3757,当制度质量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显著阻碍了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而当制度质量达到门槛值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达到0.8180。至2009年,已达到门槛值省份(市)有东部的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天津、辽宁、山东和福建;中部的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的四川和重庆。

当因变量为金融发展结构(FP)时,制度质量的门槛值为0.4912,当制度质量得分低于这一水平时,贸易开放不利于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当制度质量达到门槛值后,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系数达到0.0074。至2009年,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天津、辽宁、山东和福建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已越过该门槛值。1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引致效应,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地区制度质量的18个指标进行综合得分,进一步检验了贸易开放引致金融发展过程中制度质量的门槛特征,结论及建议如下: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7

1.1 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 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 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 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 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 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国际

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2)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2.3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1)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2)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8

1.1 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 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 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 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 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 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

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2)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2.3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1)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2)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3)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9

1.1 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 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 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 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 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 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2)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2.3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1)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2)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3)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10

1.1 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 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 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 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 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 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

[1] [2] 

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11

 

(一) 全球国际贸易发展格局与发展态势 

1. 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形态与特征 

(1) 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形态。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资本和金融的国际化,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以商品国际交易或交易服务为基础、以国际物流和相关金融信息服务为载体,为商品展销和交易服务提供全面现代化的运输、金融、商业等综合性服务,提供全天候现代通讯服务和市场信息服务,提供必要的技术转让、资本运作以及相关科技、旅游、文化、教育、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的现代国际贸易产业链。 

(2) 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特征。现代国际贸易中心与传统国际贸易中心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一是传统国际贸易中心以最终产品为主,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中间产品贸易、最终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二是贸易枢纽方式不同。传统国际贸易中心主要依赖海上运输,港口是重要的枢纽,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海港、航空港、信息港的集合,特别是服务贸易主要依赖信息传输的方式。三是贸易网络方式不同。传统国际贸易中心主要依赖实体贸易网络,现代国际贸易中心以虚拟网络来支撑实体贸易网络,虚拟贸易网络决定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四是贸易中心的承担主体不同。传统国际贸易中心以国际贸易企业为主,企业经营主题单一,同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对独立,现代国际贸易中心除了国际贸易企业参与经营以外,还包括跨国采购商、跨国渠道商、国际品牌制造商等。这些经营主体的出现,使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联系在一起,也使得贸易内容、贸易方式更具有多样性。 

(3) 中国国际贸易的地位与影响。从总量上看,近3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26位;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3位;2008年,在世界排名中持续保持第3位的水平。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4) 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国际贸易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格局,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尽管随着各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深入落实,以及超低利率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大量流动性,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消费和投资开始缓慢恢复,经济结束自由落体式下滑并逐步走稳,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见表1)。 

 

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表现出下述特征:一是国际贸易结构日趋高级化。传统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持续上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现代服务贸易迅猛发展,其中知识含量高的服务业发展最快。二是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与资本流动相对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实行大规模的产业内平行分工和“内部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并壮大了国际贸易。三是电子商务引导国际贸易新潮流。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2010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四是全方位的市场争夺战日趋激烈。国际贸易领域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最前线,并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2. 国际贸易形态变化对国际贸易中心的城市功能产生的影响 

一是国际贸易形态经历了以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和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中间产品出口功能,逐步向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功能、贸易功能和贸易网络转换的过程。 

二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原来以贸易集聚为特征的传统国际贸易中心向以功能和网络为特征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转变。就城市吸引力而言,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素对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现代信息技术、高度自由化的贸易体制环境已成为关键因素之一。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已成为在世界城市贸易网络体系中起中枢功能的城市,因而对城市功能的要求更加完备和多样化。 

3. 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特征 

(1) 贸易要素配置功能。现代国际贸易中心都具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市场机制,即交易市场品种齐全,交易机制高度市场化。如纽约就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信息枢纽之一,通过纽约交易所等生产要素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每天产生着难以计量的数据、信息,并通过贸易市场的实践活动,使得数据、信息升华为指导全球贸易的风向标,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贸易要素的配置。 

(2) 贸易主体中枢功能。现代国际贸易中心通常依托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营销网络成为全球贸易神经中枢。国际贸易中心正是跨国公司最为密集的地区。2007年世界500强全球总部地区分布中,东京有47家,伦敦有22家,纽约有20家,香港有4家。这几个中心城市大都通过实施引进国际总部的开放型战略,发展外向型服务业,改善经营环境和法制环境,全面改造与提高投资环境与生活质量,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与总部入驻。 

(3) 贸易辐射功能。贸易的辐射功能主要表现在进出口和内贸规模较大,转口贸易在口岸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口岸贸易在该国贸易和世界贸易总值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新加坡21世纪以来的转口贸易额在总的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已达47%以上;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全球转口贸易中心,转口贸易已经占到香港整体贸易额的96%。 

(4) 与贸易相关的城市功能。传统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货物的集散方面,而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城市除具有货物进出口功能外,与之相关的物流、仓储、会展、金融、保险、商业、法律等服务功能都高度发达。制度环境优越,信息基础设施良好,教育娱乐等生活环境优良。正因为如此,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业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尤其是金融服务功能十分突出。如伦敦是主导全球金融最大的交易市场,占外汇交易额的1/3以上,纽约占16%左右,香港也占到4%的份额。 

 

(二) 国家关于上海发展“两大产业”、建设“两个中心”战略的安排 

国际贸易中心作为连接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桥梁与中间连接点,是“两个中心”形成的支撑基础和发展前提。国际贸易带来大量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人流,是引发资金融通、航运物流等大量衍生需求的源头。以大力培育现代国际贸易产业,建设现代国际贸易中心为切入点,将会有效促进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有助于上海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机遇,在提升上海现代服务业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引领和带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服务业的发展,推动金融、物流、会展、商业等相关服务业快速提升,提高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将大大推动上海贸易便利化、市场化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促进国内商业中心与消费中心发展,加快长三角、长江流域内外贸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推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内需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 

 

(三) 上海关于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部署 

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六个层面:即口岸集散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中心、贸易营运与控制中心、现代国际化采购交易中心、国际购物天堂与国际服务贸易中心。其中,口岸集散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中心、贸易营运与控制中心、现代国际化采购交易中心、国际购物天堂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基本功能,国际服务贸易中心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心的延伸功能之一,也是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浦东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总体思路 

 

(一) 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建成全球国际贸易要素在空间实现高度集聚,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强国际贸易资源配置能力,对外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联结东亚香港、东京、新加坡等主要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贸易影响力和辐射度遍及全球,在全球贸易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的集散中心和枢纽中心作用;对内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联结长三角,辐射长江流域,与国内其他地区形成合理分工、紧密合作,具有面向全国的贸易经济辐射能力和贸易服务能力,呈双扇面放射型的现代国际贸易网络体系。 

国际国内贸易规模不断做大,国际贸易及与此相关的各产业间的生态关系高度协调,新兴贸易内容和现代贸易方式不断扩展,高能级贸易主体集聚,基本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产业形态,可提供金融、航运、信息等多方面服务,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可完成多元贸易业务所要求的现代国际贸易产业体系。 

贸易体制和政策创新程度较高,贸易体制创新不断强化,成为全国先行先试的典范;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撑作用不断显现;贸易便利化程度和贸易环境不断优化;基本形成服务优质、功能完备、制度完善的现代国际贸易服务体系。 

 

(二) 基本思路 

按照“建设国际贸易核心功能区,在思想观念上要有重大转变,在发展思路上要有重大创新,在空间布局上要有重大调整,在政策措施上要有重大举措”的要求,浦东建设国际贸易核心功能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陆、海、空三大优势资源“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方针;遵循要素统筹配置、产业统筹规划、设施统筹建设、生态环境统筹整治的“四个统筹”的建设宗旨;按照“优势互补、产业配套、组团架构、特色发展”的规划思路;妥善处理好浦东国际贸易核心功能区建设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核心功能区建设的关系,浦东发展与上海中心市区、虹桥商务区、长三角内陆腹地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培育七大核心功能,建设一条长江岸线国际贸易带,打造三个特色功能园区,完成十项建设任务”的发展目标。 

 

(三) 功能定位 

1. 商品流通功能 

一是商品贸易功能。具体表现为批发贸易企业在商品流通中地位突出,批发额占商品销售额比重较大。二是外贸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大幅度提升,商品进出口额在地区贸易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三是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全市外贸总量中比重较大,进出口涉外收支总规模上升。四是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功能和作用更加突出。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加工贸易,并且高于总体贸易进出口增长水平,由加工贸易型城市向贸易服务型城市转变,贸易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服务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日趋明显。 

2. 商品集散功能 

浦东应该努力成为全球多种实物商品和全国各地进出口商品物流集散的桥头堡和转运中心。为此,需要做强一批综合贸易中心,壮大发展专业龙头市场,大力拓展港区转口贸易,重点发展会展贸易。将浦东建成对内立足长江三角洲、辐射长江商贸走廊、服务全国的进出口商品物流集散桥头堡和转运中心,对外成为立足东亚、辐射亚太地区、联接欧亚大陆桥的国际商品物流集散的桥头堡和转运中心。 

3. 信息集成功能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12

一、行政服务环境

在吉林省民营外贸进出口通关业务管理中,个别政府职能部门办事的作风、效率以及办事的制度化、透明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政府部门在行政过程中歧视、刁难民营外贸企业的现象仍然存在而无法制止,加大了民营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必须强化政府行政服务职能。

第一,加强通关服务职能,建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与民营外贸企业的互动制度。在吉林省民营外贸进出口业务中,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服务和行政指导力度,逐步引导民营外贸企业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积极推进民营企业诚信守法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电子海关技术培训和海关业务培训,努力提高民营外贸企业技术应用水平和适应海关业务规范化操作的能力。对民营外贸企业批量较大的,且一次性又无法实现全部出口的货物,海关采取集中申报与分批出口验放相结合的快速通关措施,最大可能地满足企业通关需求。

第二,积极推行海关与民营外贸企业“信用通关”制度。所谓“信用通关”,即民营外贸企业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以人民币现钞结算”的规定,针对目前金融体制状况及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吉林省海关实行“信用通关”制度,也就是民营外贸企业能够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进出口贸易行为,海关凭企业的承诺函、货物出口报关单、境外实际交易手续等,允许其携带超量现钞入境。

第三,进一步提高民营外贸进出口业务的服务水平。对民营外贸业务实行一站式管理,即对企业注册、年检、地址变更、通关、核销退税等业务的办理设在同一地点,提高办事效率。

二、社会化服务环境

吉林省政府要建立、完善面向民营外贸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促进民营外贸发展的作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人才培训、资格认证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民营外贸企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

第一,出口市场调研。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状况瞬息万变。单靠各个企业进行市场调研,一方面浪费资金,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重复工作。因此要求政府对此项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第二,贸易信息服务。信息是制约外贸发展的又一重要瓶颈。吉林省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起步晚,经验不足,对国际市场的信息了解不充分,在获得市场信息方面存在许多困难。目前,由商务厅主办的各种贸易展会就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外贸企业了解信息的渠道。因此,建立健全完备高效、快捷的对外经济贸易信息服务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完善的信息服务功能是吉林省外贸促进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开展电子商务促进服务。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具有交易成本低、快速、便捷等优势。因此,促进国际电子商务在吉林省的开展,也应成为政府外贸促进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组织专家咨询,协助企业进行国外市场调研。除向企业提供大众化信息服务外,也可以满足企业提出的个性化服务,如组织专家咨询,为企业解决开拓市场中遇到的特殊问题;对重点行业、地区设立专家小组,协助企业对相关国外市场进行调研,为企业出谋划策。

第五,建立贸易波动预警机制。建立预警系统数据库,推广预警系统,使之遍布各行业,逐步纳入相关行业协会以及各地方信息,用以强化贸易救济的功能。跟踪研究吉林省出口商品,主要是易引起反倾销商品在主销市场上的市场占有比例变化和竞争,以及国际同行业的反应,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掌握国外贸易政策和技术标准变化信息。

第六,提供法律服务。政府应积极为民营外贸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和办法,规范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经济活动,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保证吉林省民营外贸经营活动有秩序地进行。

三、社会信用制度环境

信用是秩序的保障,也是民营外贸企业发展的命脉。因此,在发展民营外贸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

第一,建立全省统一的企业征信体系和征信机构。整合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实现联合征信。依法组建省民营外贸企业征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利用政务信息网,由省民营外贸企业征信机构统一采集全省范围内企业信用信息,建立全省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省级各单位要建立本系统、本行业、本部门管理对象信用信息数据库,并在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向省企业征信机构提供法律法规许可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低成本、高效率地采集企业信用信息资源。省企业征信机构建立与省政务信息平台相连接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交换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省企业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共享和联合征信。

第二,加强对民营外贸企业信用的监管,加大失信成本。加强信用制度的监管,培育信用社会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失信成本,把失信企业列入黑名单,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依法追究逃脱债务和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提高市场信用。政府在建立信用方面应该发挥较大的作用,建立可行性的企业信用查询体系,建立切实可行的企业信用档案上网系统工程,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记录在案,并在网上查询该企业的不良记录,并通过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质量把关,在行业内部开展维权活动。

第三,加强道德建设,强化企业自律。首先要提高企业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实际深入企业开展道德教育。自律是保证社会诚信守信的基础,企业必须加强自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中去,企业要有勇气把自己推向公众,加入公开的社会信用网络,接受公众监督,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尽快形成企业的信用约束机制,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失去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

第四,加强和改进对民营外贸企业的监管。一是要改进监管方式和方法,依法履行监管职能,规范监管行为,同时公开监管制度,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加强对民营外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管,包括对企业执行劳动合同、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法规、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民营外贸企业产品出口安全、是否照章纳税、有无违法经营等监督检查,有效地保证民营外贸企业的经营信誉。二是积极促进民营外贸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民营外贸企业现代信用管理制度,这种信用管理制度不但要能够提供制度资源和良好秩序,保证民营外贸企业安全、健康的发展,同时还要降低企业的信用成本和经营风险。

四、税收政策环境

为促进民营外贸的发展,可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这对吉林省民营外贸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大大激发民营外贸企业的积极性。

第一,取消对民营外贸企业的双重税制。在赋税方面,不能对民营外贸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又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二,重点加强民营外贸企业出口产品退税新机制的研究,以加快资金周转,增强民营外贸企业产品出口竞争优势。

第三,对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型及出口特殊商品民营外贸企业实行减免关税等优惠税收政策,扶植其发展壮大。

五、金融融资环境

当前吉林省民营外贸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而贷款难又是民营外贸企业融资中碰到的首要问题。

第一,完善民营外贸企业信贷服务体系。根据民营外贸企业的自身特点完善信贷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信贷融资作用;有效利用政策性银行对民营外贸企业的支持引导作用;加强部门合作积极探索和开发适宜的贷款产品;用好用活利率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突出支持重点促进民营外贸企业结构调整;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综合配套金融服务。建立健全民营外贸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民营外贸企业融资规模小、频率高、风险大,因此,应针对民营外贸企业融资特点建立相应的信用评价体系,为贷款发放提供便于操作的可靠依据,从而简化商业银行贷款环节,保证及时为民营外贸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规范民营外贸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民营外贸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支持其发展,仅仅靠商业银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鼓励商业银行融资的同时,注意规避相应贷款风险,规范民营外贸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从而提高商业银行贷款的可行性。

第二,鼓励民营外贸企业参与创业板市场融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架构将逐渐取代以银行体系为金融制度基础的传统金融架构。资本市场不仅具有资本聚集功能,而且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因此向银行贷款并非民营外贸企业唯一的融资渠道。改革以银行为主体的单一的投融资体系,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是解决民营外贸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目前证券交易市场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服务,容量有限,其上市要求高于民营外贸企业能够达到的水平,难以支持民营外贸企业的融资要求,随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成长型民营外贸企业创业板上市将是一条重要渠道。吉林省也应抓住机遇,出台具体政策鼓励、推动有条件的民营外贸企业优先上市甚至到境外上市,参与资本市场融资,为民营外贸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发展民营外贸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积极组建地方性、区域性产权融资市场。目前吉林省的民营外贸企业还处于初期阶段,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企业很少,所以解决民营外贸企业融资的困难,短期内吉林省可以借鉴西方及其他省市地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经验,积极组建地方性、区域性产权融资市场,为民营外贸企业提供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为其快速成长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在地方性、区域性的产权融资市场内当地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地缘性充分了解企业的信息,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辅助政府出台的有关法律和监管,双方的权益都可以得到保障。

第四,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由于民营外贸企业规模较小,风险偏高,所以各地政府普遍对民营外贸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持谨慎态度,恐其扰乱金融秩序,但随着民营外贸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投资者识别、控制风险能力的提高,吉林省应积极赋予民营外贸企业在企业债券市场上的融资权,使其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第五,建立各种类型的民营外贸经济发展基金。政府财政应在预算中建立民营外贸经济发展基金,积极引入其他长期性的社会资金,向各类主体进行融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民间民营外贸经济基金,充分挖掘吉林省民间资本的潜力,通过政府制定的特定优惠或约束政策,引导省内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既促进民间民营外贸经济基金的发展和壮大,又使其业务领域更符合政府的总体民营外贸经济发展目标。

六、人力资源环境

吉林省政府要重点加强有关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第一,研究制定鼓励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等各类优秀人才到民营外贸企业就业的优惠政策。研究项目给予资金扶持,如贷款等;创新成果由政府给予重奖。

第二,研究制定民营外贸企业人才行政管理政策,使民营外贸企业的人才引进、人才培训、职称评定、国外智力引进、各类优秀专家评审与国有外贸企业单位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研究制定民营外贸企业人才帮扶政策。政府应有计划地选送民营外贸企业人才到有关院校进行培训或组织民营外贸企业家出国考察,开展国际交流。

参考文献:

1、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柯大钢.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与路径依赖[J].当代财经,2009(5).

3、吴文洁,郭芳.基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视角健全和完善行业协会[J].集团经济研究,2007(1).

4、黄建忠.我国私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4(4).

融资性贸易特征篇13

据调查了解,A公司在办理租赁项下租金对外付汇时,向银行提供的是一份其于2005年3月与境外母公司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租金每年24万美元,租期五年,累计120万美元,由出租方负责采购、安装、调试、维修和服务。该成套设备的商业发票显示是其出租方境外母公司B公司于2000年6月从韩国进口的,当时采购价值843万美元,在被租赁前是B公司的固定资产(具体流程见图1)。除此以外,该公司在办理租金项下付汇时还向银行提供了付汇申请书、租金的商业发票和完税凭证。而在事后查阅该套租赁设备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发现其贸易方式是“外资设备物品(2225)”,与租赁贸易应该对应的贸易方式(“租赁不满一年”、“租赁贸易”和“租赁征税”)不一致。

二、跨境租赁贸易中可能存在的管理风险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银行在仅审核了该公司提交的付汇申请书、租赁合同、租金的商业发票和完税凭证等资料后,即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现行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非贸易项目售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5号)为依据办理了租金的对外售付汇业务。笔者认为如仅仅以未明确规定的非贸易名义办理跨境租赁项下售付汇业务是一种简单化的、不严谨的操作行为,并不符合当初该文件的立法本意,且存在不少管理风险和漏洞让企业有机可乘。

1.存在企业规避资本项目外债管理的风险。银行在办理租赁项下租金的售付汇时,首先应该对企业提供的租赁合同进行真实性审核,履行必要的尽职调查,来判断该租赁交易是属于融资性租赁还是经营性租赁。因为,前者是纳入资本项目外债管理,实行“差”控制,需要进行逐笔登记管理,租赁的本金和利息要经过外汇局核准后才能对外支付;而后者纳入经常项目服务贸易管理,无需经过外汇局事前登记即可在银行办理售汇付。而如果银行并没有对该租赁交易的实质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对租赁交易的实质不清楚,仅依据租赁合同的表面真实性就简单的按照经营租赁的管理方式为其办理了租金的售付汇,就会使得企业能轻而易举得绕开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现租金的自由汇出。

2.存在企业资本外逃、逃套汇的风险。在本案例中,银行以特殊非贸易规定的付汇申请书、(租赁)合同、(租金)商业发票和完税凭证等资料为企业办理租金的售付汇。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企业可凭以付汇的凭证——进口货物报关单,银行如不对该笔报关单在中国电子口岸网上进行核销结案处理的话,企业完全可以用同一笔进口货物报关单办理对外付汇,进行重复购付汇,实现资本外逃。因此,如果该交易实质是融资租赁的,即实现了租金本息的自由汇出,也实现了设备本金的重复付汇;如果交易实质是经营租赁的,即实现了租金的汇出,也将本无需支付的设备款对外付汇了,实现了资本外逃。

3.存在企业利用租赁项下货物进口报关单进行虚假验资的风险。由于企业在租赁货物进关时未如实向海关申报货物贸易方式,以及银行在办理租金售付汇时未对货物进口报关单及时进行核销结案处理,使得有设备出资需求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利用此漏洞到外汇局办理验资询征,骗取到资证明的可能性。

4.存在企业逃避延期付汇登记管理的风险。A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LCD、TFT等电子显示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3130万美元,总投资9050万美元,企业总投资规模庞大,而有效投资不足,资金需求缺口较大。自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进口延期付汇、远期付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后,存有大量需要办理延期登记的未付汇进口报关单。而在海关调查时,发现该企业租赁设备进口报关时使用的是一份与B公司的设备购买合同,且该套租赁设备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载的贸易方式是“外资设备物品(2225)”,而非支付租金时提供的租赁合同。通过分析,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于企业资金不足无法按照延期付汇登记的要求按时付汇,有可能向银行提供虚假的租赁合同,通过租金方式将欠母公司的货款分批偿还,以逃避延期付汇的登记管理,从租赁合同的签订日期来看和延期付汇登记实施的日期大体相近。

5.存在跨国公司利用跨境租赁贸易的关联交易方式向境内转移资产的可能。跨境租赁作为一项相对较新的经济活动形式,让某些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昂贵工业或商业设备的企业发现利用租赁而不是购置这些设备具有许多好处,因为这样免去了注资的责任、筹资的负担,风险小、成本低,况且在跨国公司内部租赁费可以作为价格转移的一种形式,如在本案例中,利用很低的租赁费在跨国公司内部将其母公司的资产转移给了A公司,实现其经营目的,从而免去了母公司承担的出资责任。[2]

6.存在企业偷逃海关关税的风险。在本案例中,A公司将跨境租赁贸易货物在海关申报为“外资设备物品(2225)”,而“外资设备物品(2225)”是外商独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专门的贸易申报方式,可以享受免征关税和增值税优惠,而跨境租赁贸易货物如是以租金方式对外支付的租赁货物在进口报关时,以在租赁期间海关审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要征收相应的关税,所以该企业存在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的风险。

三、跨境租赁贸易风险的形成因素分析

1.外汇租赁立法的滞后影响了对租赁交易实质的区分和实施有效的分类监管。跨境租赁在我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我国目前对租赁的立法比较缓慢,且都是从某一方面对租赁行为进行规范。1999年3月在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合同法》中,首次从经济合同的角度引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概念;2001年1月1日实行的由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在借鉴了《国际款即准则第17号——租赁》(《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IAS17》)的对租赁的划分原则后,从会计的角度对租赁的分类、会计处理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首次将租赁区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参见表1)。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合同法》是从合同的形式要件上对租赁和融资租赁做出了形式规范,指出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通过对合同中要素的罗列作为判定合同是否是融资租赁性质,但对经营租赁合同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强调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并指出一项租赁是归类为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依赖于交易的实质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同时给出了相关的标准。而对经营租赁则采用排除法来定义,即非融资租赁就是经营租赁。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是计为承租人的固定资产、由承租人提取折旧的,租赁物并不计入出租人的资产。在出租人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栏内所计的是租赁应收款。而经营租赁合同的租赁物,则是出租人的固定资产,对于承租人而言,则是表外融资业务。即经营租赁的租金可以纳入当期费用,且资产和负债不列入承租人的财务报表内,因此实现“表外融资”。

但是,作为承担汇兑环节监管的外汇局或外汇指定银行并不是微观主体经济活动和存续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在审查企业提交的租赁合同时,是看合同的表面真实性还是深入地探究其交易的实质,显得无所适从,且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控制手段。所以,从汇兑环节来看,外汇租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有效区分跨境租赁的不同交易性质并实施分类监管带来了难度。

2.跨境租赁项下售付汇法规不完善。目前,在外汇法规中有关租赁贸易费用对外支付没有比较完整和详细的规定,相关操作规程零星散见于一些法规中。如在《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十四条首次提到非融资性租赁费用的对外支付,规定“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凭客户提供的支付清单,可为民航、海运、铁道部门先从其外汇账户中支付或者兑付……非融资性租赁费及其他服务费用”。[3]后在出台的较系统的概括非贸易项下售付汇项目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非贸易售付汇及境内居民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操作规程》中没有对跨境租赁租赁费的售付汇做出明确规定。而再后出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现行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非贸易项目售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似乎打开跨境租赁项下租赁费用对外售付汇的通道,但如果作为特殊非贸易售付汇来操作,则无法控制外商投资企业“假租赁真购买”的情况,容易导致不法企业利用货物进口报关单重复购付汇,进行资本外逃和逃避延期付汇登记管理的行为。

3.跨境租赁项下贸易进口付汇核销管理政策和租赁服务对外售付汇政策不衔接。跨境租赁项下机器设备的进口贸易既可以表现为一般商品贸易的进口,也可以表现为服务贸易商品的进口,它们在海关进口中计征关税的税基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租赁商品的总值或海关认可的公允价格为征税基础,而后者是以租赁货物所需支付租金视为商品的到岸价格,并按该类商品的税率计征关税的。

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了《关于对凭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办理售付汇及核销实行分类管理的通知》,其中涉及租赁方式进口的贸易方式有“租赁不满一年”、“租赁贸易”和“租赁征税”三种,都作为“有条件对外售付汇”管理(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租赁征税”这种贸易方式是将租赁费作为报关价格的,与前两种租赁项下贸易方式不同,而从非贸易外汇管理的角度来看,就租金本身在对外售付汇时是不存在有货物进口报关单的,但“租赁征税”项下却有。这容易导致企业将租金既以贸易进口付汇方式对外支付,也能以非贸易方式对外支付,引发企业逃套汇风险。

此外,该文件规定的三种租赁贸易的购付汇条件过于笼统。目前经济活动中,租赁主体主要涉及经批准从事跨境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和因生产需要对外租赁的一般性企业,前两种贸易方式适合是从事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后一种适合一般性企业。文件规定在办理上述贸易方式购付汇时要审核“经贸部门批准经营租赁业务的批件、租赁合同等”,这适用于经批准成立的租赁公司,对一般性企业来说,并没有“经贸部门批准经营租赁业务的批件”。

四、加强跨境租赁贸易中外汇管理的对策

1.加快对跨境租赁外汇管理的立法进程,完善外汇租赁管理。建议尽快开展对跨境租赁外汇管理立法工作,参考《合同法》、《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结合《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以及借鉴《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的先进国际理念,针对当前的外汇管理开放的程度,制订《外汇租赁管理暂行办法》,一是要明确外汇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分类标准,二是按外汇租赁的不同类型以实施不同的分类监管,三是在分类监管下,完善结售付汇环节的管理。

2.在现行管理模式下,完善跨境租赁贸易的售付汇行为监管,防范企业逃套汇行为。一是改进《关于对凭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办理售付汇及核销实行分类管理的通知》中对“租赁征税”购付汇条件的管理,建议海关对此类进口报关单不在出具“进口付汇证明联”,将其租赁费的对外支付完全以非贸易的方式对外支付,但外汇局或银行在办理对外售付汇时累计不得超过该贸易方式下进口报关单的金额。二是无论外汇局或银行在办理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项下租赁费用对外售付汇时,都必须登陆“中国电子口岸网”,及时将该笔跨境租赁项下设备的进口货物报关单进行核注结案处理,防止企业利用进口报关单重复购付汇。三是要求企业办理经营(非融资)租赁项下购付汇时,除了提供付汇申请书、租赁合同、租金的商业发票、完税凭证和对应贸易方式的进口货物报关单等资料,还需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文件,证明其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对经营租赁的原则和要求,以帮助银行确认其租赁交易的实质,以提高真实性审核的能力。

3.加强对租赁自用用途的跨境租赁贸易主体的监管。一是要对外商投资企业跨境租赁经营模式进行一定的规模控制,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防止跨国公司利用租赁交易在内部进行资产转移,逃避出资义务。二是加强对租赁贸易真实性的监管,防范企业利用“真购买假租赁”来逃避延期付汇登记管理的行为,弱化外汇管理效率。三是加强对租赁贸易项下进口货物报关单的监管,防止重复购付汇和作为虚假出资的凭证。

4.加强部门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本案例中,如果外汇局和海关部门缺少有效的沟通协调过程,外汇局将不会很快掌握企业跨境租赁贸易的信息。因此,建立部门间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是强化外汇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特别是海关和外汇局在贸易进出口管理方面,分别掌握实物流动数据和资金流动数据,所以,完善相关数据共享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目前外汇局和海关在进出口方面已建立了多个信息共享和核对系统,但还存在着一些沟通盲区,如微观交易主体的未凭以付汇报关单的数据查询等。为此,建议尽快实现双方数据的完全共享,以彻底解决实跨境货物流与资金流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刘舒年.国际金融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

[2]陈雨露.国际融资实务[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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