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Fisman and Raturi（2004）及Van Horen（2005）提出的商业信用竞争性假说认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动力是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而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竞争手段在企业中进行运用显得更为明显。商业信用买方市场理论认为，那些融资无约束的企业仍然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来获得供应商的流动性（Fabbri and Menichini，2010）。这两种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结论却有相同之处：即竞争压力大的企业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将自身的融资利益让渡给客户。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模式中，商业信用的利用数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推动其经营性融资的能力，也可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在行业中的议价能力。Summers and Wilson（1999）通过对英国655家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了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便宜的融资资源来利用。即当企业具有市场地位，并且其供应商的市场地位不高，议价能力较弱时，企业就会利用延长付款和预收对方货款等方式要求供应商为其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Fisman and Raturi（2004）和Van Horen（2005）认为竞争能够促进商业信用提供的主要原因是竞争使得企业具有了不同的市场地位，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施加威胁来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商业信用。另外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即使不提供高商业信用也不会失去客户，这是因为其客户重新建立新的供应商或者客户的成本会更高。当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地位时，会向供应商要求通过商业信用购买产品以最大化企业作为消费者的剩余，此时，即使供应商具有融资约束，他们也会为市场地位较高的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更新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Giannetti et al.（2011）研究发现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对商业信用条款有重要影响，市场地位高的买方将获得更为优惠的条款，同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供应商会为提前付款提供更优惠的折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与市场地位正相关。
数据与方法
（一） 样本
本文以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集中筛选的是市场地位高的电力与能源公司，在后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这类研究对象时，选择资产值在自然对数为20以上资产总额的电力与能源公司，资产总额在取对数之后不及的样本予以剔除。经过以上筛选本研究的样本数量为220家上市公司，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CSMAR数据库，所用统计软件为SPSS18.0。
（二）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借鉴Van Horen（2007）的基本模型形式，提出回归模型：
Credit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CRED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了是净商业信用融资NTC、应付账款AP和应收账款AR。其计算公式是：净商业信用NTC的计算公式，净商业信用（NTC）=[（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总资产。该指标表达的经济含义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商业信用获得的资金净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应付账款AP是企业所有应付款项，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也与企业总资产额作相对值。应收账款AR就是企业年度未计提了减值之后的应收账款的净值，以当年企业的总资产标准化而得。
企业市场地位MP是本文的解释的变量，关于市场地位的确认，大致有如下几种方法：通过对企业进行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Van Horen，2005；Van Horen，2007），通过衡量企业向单一或少数大客户的销售情况，来判断企业的市场地位（Fabbri and Klapper， 2008）。本文采用的是营业总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MP值来确定。
本文选定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其他一些参数。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EBIT定义为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企业的流动性LIQ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企业持有的流动资产数额直接影响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Bougheas et al.，2009），CFO定义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资产在经营过程中的变现能力。由上述检验假设分解成三个回归模型：
NC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1）
AP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2）
A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3）
（三）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整个研究样本为220家电力能源公司，发现净商业信用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10.0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中的电力能源公司都是占用别的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的。另外以营业总收入与总资产比率确定的MP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0.35、0.2；以总资产自然对数确定的SIZE值的均值为22.8，标准差为1.4；EBIT能过描述性统计确定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0.01和0.08；LIQ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0.2和0.1；CFO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是0.01和0.05。
实证结果分析
先用第一个模型进行市场地位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影响的回归进行分析：
NC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以企业的净商业信用NTC作为因变量，净商业信用（NTC）=[（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总资产。用以衡量扣除企业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付账款等被客户占用的资金外，企业获得的净商业信用的数额。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有效研究样本为220家公司，决定系数R方为0.135，模型解释力较好（见表2）。从回归分析的系数来看，MP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从描述性统计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样本中的电力与能源公司商业信用的平均值为正值10.07%，说明，电力与能源公司是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少，即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更多。随着企业市场地位的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强的公司将更有实力减少自有资金被占用。
控制变量SIZE、EBIT和LIQ的系数显著为负相关，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另外的一个控制变量CFO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些控制变量的明显显著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净商业信用融资NTC的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即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1有效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在第二个模型的回归分析检测如下：
AP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MODEL2的因变量是AP，Fabbri and Menichini（2010）、Giannetti等（2010）、Huang and Shi（2011）的研究商业信用时均直接采用应付账款AP，本研究中AP采用的是AP是企业所有应付款项，其中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也与企业总资产额作相对值。
我们发现在此模型的回归分析当中，市场地位的解释变量MP依然显著正相关，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地位高的公司，占用商业合作伙伴的商业信用。市场地位强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更多的通过赊购或者预收款的方式来占用合作伙伴的资金。控制变量SIZE和EBIT的系数显著为负相关，并且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另外的二个控制变量LIQ和CFO也在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与因变量成正相关。这些控制变量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应付账款AP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即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或者说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2也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在第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如下：
ARit=α0+β1 MPit+β2 SIZEit+β3 EBITit+β4 LIQit+β5 CFOit+εit
MODEL3的因变量是AR，在本文的研究中应收账款AR就是企业年度未计提了减值之后的应收账款的净值，以当年企业的总资产标准化而得。
在此模型的回归分析中，市场地位的解释变量MP依然显著相关，却是负相关，MP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应收账款比例要低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这体现出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应收账款的质量较高，或者说市场地位高的企业的应收账款的坏账较少，账龄较短，这与之前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对下游企业施加有效威胁（如停止供货，终止合作等）来确保货款及时收回。控制变量SIZE、CFO、EBIT和LIQ的系数呈显著相关性，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SIZE和LIQ是在1%的水平下呈正相关，另外的二个控制变量CFO和EBIT是在1%的水平下负相关。这些控制变量的明显显著更好的检测了市场地位MP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CREDIT的应收账款的AR负相关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市场地位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即被商业伙伴占用的资金越少，或者说占用商业伙伴的资金越多。MODEL3也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 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 [J].管理世界，2011.4
2.余明桂，潘红波.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产品市场竞争[J].管理世界，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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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2
尽管民营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仍然很迅猛，这说明民营企业自有一套克服问题、保证发展的替代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中，众多的高管中总会有聘请的、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员，这样一来，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就形成了金融关联。这种金融关联可以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金融关联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流入了国有企业，如银行贷款，而且在股票市场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种现状使得民营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的问题，而且也很难获得正规金融体系的外部融资。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在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下，金融关联可以在三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第一，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当中，非常重视关系文化传统，而且中国人相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如果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和关系，那么企业的经营就成功了一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关系是一种可以调动和获得资源的资源。实际上，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会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联系，在民营企业中，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员来担任公司的高管，从而使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起金融关联。金融关联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与金融机构等形成有效的关系网络，进而起到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第二，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关系和声誉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亲戚、朋友、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和声誉机制的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合作的持续性。对于企业来说，良好的声誉能够赢得银行的信任，增加融资的可能性，并且能够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契约履约成本。民营企业实行金融关联，等于为自身建立了隐形的声誉，使得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大增。同时，金融关联在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改善了民营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
第三，在民营企业中，出现融资约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导致设计出来的融资方案缺乏科学性。而实行金融关联之后，具有金融知识的高管就属于金融专业的人才，这样一来，设计出来的融资方案就是量身为民营企业定制的，也对缓解融资约束有利。
通过以上的结论，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程度越高，则融资约束越弱。
三、金融关联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研究样本以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研究样本对象为上市的民营企业，但是在选择具体的民营企业类型时，排除了下面几种类型：其一，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在这个类型的民营企业中，高管可能已经建立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形成稳定的管理层。其二，金融和保险类民营企业。其三，极端值样本类的民营企业，极端值样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数据、信息披露不详细，相关的财务数据在1%和99%分数位之外。排除了这三种类型的样本之后，总共选取了250家民营公司，获得了800个样本观测值。
本文的数据来源均具有可查性，金融关联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金融数据库。
（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
在上文中，提出了相关的假设，为了验证假设，构造出了下面的检验模型：
I=C+β1CF+β2FIN+β3FIN×CF+β4CONTROLS+β5YEAR+β6INDUSTRY+δ
在这个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很多，其含义分别是I：当年资本支出水平;CF：当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FIN：金融关联程度;CONTROLS：其他控制变量;YEAR：年度控制变量;INDUSTRY：行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结果
通过检验模型对样本对象数据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我国，47.8%的民营企业都存在着金融关联现象，而且关联程度各不相同;在民营企业的高管人数中，具有金融知识的高管人数占总人数平均比重为5%，而这其中，所占比例值最高可达40%;在金融关联的多种形式中，最多的是证券公司关联和银行关联，二者占据总样本的比重分别是29.9%、22.3%;在民营企业中，至少都会有一名金融高管，多时则会达到5～6人。
在利用检验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时，采用的方法为OLS回归方法。通过对当面经营性现金数据分析可知：CF系数为正值，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FIN×CF系数为负值，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金融关联越强，则融资约束越弱。由此，证实了上面的假设，也说明金融关联能够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金融关联有不同的模式，银行关联和证券公司管理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模式，对于银行关联与证券公司关联与融资约束关系的验证，同样采取回归模型来检验。经过检验发展，在民营企业中，拥有银行与证券公司工作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融资约束越弱。
金融关联和融资约束之间可能会存在内生性，为避免这一特性，本出了进一步的检验。在选取的250家上市民营企业中，有28家最开始是不存在金融关联的，通过对这28家上市民营公司分析可知：在未建立金融关联之前，这28家上市民营公司的融资约束为0.599，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建立了金融关联之后，融资约束减小到0.101，而且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没有通过10%。这说明，内生性并不会对本文提出的假设产生显著性的影响，所以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是其发展的重要保证，外部融资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大部分的外部融资全都流入了国有民企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融资约束的制约。在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中，都会有至少一名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起了金融关联，提升了民营企业的信誉。经过一系列的检验之后，得出了本文的结论：金融关联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金融关联越强，融资约束越弱。
参考文献：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3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困境
浙江省民营企业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发展阶段、80—90年代的崛起阶段及其后的蓬勃发展阶段。就发展轨迹而言，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中发展起来，是大量自组织主体的自发发展，而非政府的规划发展。它们对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税收和投资中占了60%，占了出口70%，解决了就业率的90%（童立本，2010）。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资金紧缺现象。2011年，针对2385家企业进行的生存环境调查显示，15%的企业“资金缺口大，急需融资”，71%“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14%无需融资。浙江经济增长速度由此也受到影响，2009年以来，GDP增长率排名较之于经济同等发达的省份相对放缓。究其原因，与浙江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大有关系。而民营企业发展之所以遭遇瓶颈，与其一直存在着的融资问题息息相关。虽然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109家商业银行成立了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新增小企业贷款已经超过其全行新增小企业贷款的60%；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7.5万亿元，呈现占比高、增速快的特点，但大量民营企业还是存在着融资难问题，企业融资多依赖于内源式，即由企业的创始资本以及运行过程中的资本积累所形成。对浙江省金华、绍兴、台州、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调查显示，60%的企业需要从银行贷款，16.27%认为从银行获得贷款较容易，60.47%认为较难，23.26%认为十分困难（金雪军等，2010）。因此，从银行贷款难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融资渠道转向了银行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
二、浙江省民间金融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所谓民间金融是指游离于经国家职权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外的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金筹集活动（裴素平，2005）。对于浙江省而言，尤其是温州地区，民间金融的兴盛原因说明它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形式（Kellee Tsai，2001），却又对民营经济产生着巨大的效应。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据悉小型民营企业有68.6%是通过亲友借贷解决资金匮乏问题，45.7%通过内部集资解决（Kellee Tsai，2001）；但同时由于民间融资的非正规运作所带来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也较多。
无论是2005年金华金信信托违规经营，2006年丽水杜益敏非法集资，2007年东阳吴英非法集资，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0年，温州资金链断裂企业主潜逃等众多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民间金融存在的各类问题：首先，民间金融容易引发金融风险进而社会风险，一旦借贷企业发生经营、周转困难而违约，由于企业间的互保、联保而将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其次，民间金融缺乏有效监管，在管理上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看似手续简单，利率确定较为市场化，但较大比重的民间借贷均在地下完成，并未得到相关法律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监督；再者，民间金融搅乱了利率管理，民间融资利率普遍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其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资金在市场中的供求状况。进入2008年后，随着银根紧缩，浙江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5%，即年利率达60%之高。这种高利率对金融市场的利率产生了严重的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利率市场秩序。除此之外，由于民间金融的不合法和盲目性，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也使得其发生纠纷的概率较大，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三、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发展关系
由此可见，一方面，浙江省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缺乏稳定的金融支持而资金短缺，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快速发展。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存在着资金的短缺与充足并存的现象：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瓶颈是其金融支持问题，而大量的民间资本又因未得到合理引导而处于“地下状态”。而同时，民间金融的发展内生于民营经济增长，又对民营经济增长起着双向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群落生物链，存在着某种共生关系。所谓共生，是指共生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在组织上形成新的结构，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我们将这一概念运用于金融领域，认为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正是存在着某种“生命互换”的关系，在这一关系基础上两者可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共生机制和共生环境。
（一）共生主体
在浙江省民营经济生态系统中，共生主体是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但它们只是整个经济生态系统众多主体中的两个，在相互依赖与制约并存在系统中，民营经济既是资金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而民间金融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者顺利合成系统所需的各类“细菌”，为这一生产过程提供了支持，同时又在民营企业的“消费”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积累。
（二）共生纽带
在生态系统中，共生纽带是食物链与食物网，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的共生系统中则是风险与收益。正规金融机构之所以对民营企业融资采取了审慎态度，是由于在借贷利率统一规定的前提下，无法承受民营企业带来的高风险，而根据《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民间融资的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高的风险与相对较高的收益相匹配，也说明了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共生纽带的存在。
（三）共生机制
在生态系统中，共生机制是生态系统能否在保持各个生物链的基础上长期存在，而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的共生系统中，如何搭建平台，使得盈余的民间资金与短缺的民营企业资金缺口之间实现平衡，以保持这一共生关系的长期稳定存在并发展是问题之关键。
（四）共生环境
生态系统中，除生物群落外，还包括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体系中亦是如此。所谓的共生环境，包括维持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共生发展的一切环境因素，可分成政府与市场两个子环境。就政府而言，需要搭建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之间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等沟通的平台，进行信用评估系统建设，同时能对民间金融进行单独的管理，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与政策。就市场而言，如何通过竞争与合作，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形成民营企业间的合作尤为重要。
四、对策与建议
要促进浙江省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之间这一共生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尝试和推进生态环境的优化：
（一）规范民间金融机构
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发展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如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形式，并引导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和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二）增强区域服务功能
民间金融机构一旦建立，其在当地经营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但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其区位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民间金融机构应首先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不仅能更好的发挥民间金融机构在信息对称上的优势，毕竟这些机构对当地企业在信用、资本运作、经营状况等各方面有较多的正规与非正规信息来源。
（三）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加快建设政府联合征信系统，以企业信用信息资源为基础，推动企业信用评级和企业信用监管。加强对金融活跃地区的监测，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收集机制，全面掌握民间金融的运行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坚持所有者的自律监管、市场方的外部监管和官方监管相结合，维护金融秩序。凡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尚未监管的各类资本运作类机构，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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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4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迅速发展，逐步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企业的成长仍然面临着诸多瓶颈和制约，其中“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罗党论、甄丽明，2008）。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很难通过上市筹集资金，而在银行信贷方面也远不及国有企业。长期遭遇融资困境，使民营企业倍感苦恼。
另一方面，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逐渐超出了经济领域，在社会、政治领域内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成为人大或政协委员主动参政议政，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陈钊等，2008）；或者通过聘请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建立起与政治领域的联系。
鉴于此，有不少学者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理解民营企业家建立政治关联的积极性，于蔚等（2012）、何镜清等（2013）都证实了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政治关联的定义及度量
政治关联在世界各国都较为普遍（Faccio，2006），国内外学者均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国外的政党选举，使企业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与当选者建立利益关系，因此是否进行捐款及捐款数可以作为界定标准（Roberts，1990）。Johnson和Mitton （2003）认为，如果高管或实际控制人现在或曾经在政府、议会工作，则企业与政府有“关系”。而Faccio（2006）认为，只要企业有一个大股东或高管与政府有关系，则可界定该企业有政治关联。在国内，吴文锋、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认为，只要CEO或者董事长有政治关联背景，则认定企业有政治关联，张敏和黄继承（2009）也取了同样的方法。但李健、陈传明和孙俊华（2012）只考虑董事长的背景，并且把省市级劳模、先进个人、优秀企业家称号也视为政治关联。综上所述，企业的政治关联可基本定义为：企业通过某种方式与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军队及其他组织、个人取得的，在法律层面上合法的，显性或隐性的利益关系。
对于政治关联，目前学术界多通过虚拟变量法进行度量。如果企业关键高管或控制人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为0（潘红波等，2008）。此外，为尊重中国资本市场和政治制度的现实特征，杜兴强（2009）还将政治关联进一步区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考虑到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其作用可能不尽相同，连续变量赋值法也是常用方法之一。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公司每个高管的最高行政级别进行打分，求和后为公司政治关联的值。杜兴强（2009）改进了赋值方法，他对公司高管的部门级别赋值和职位级别均进行赋值，以两者乘积作为高管政治关联的指标。可见，目前对企业政治关联的衡量方法非常多，这也是导致关于政治关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机理
（一）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原因
（1）信息效应。罗党论、甄丽明（2008）认为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在资本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所持有的关于企业未来发展状况的信息高度不对称，由此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李志S，2002）。在申请资金时，运营情况较差的企业会通过提供虚假信息伪装自己，而资金供给方对企业实际情况的了解往往十分有限，因此难以对企业未来的还债能力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为确保投资收益和资金安全，资金提供者通常不愿意将资本贷出或以较为严苛的条件作为补偿，从而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观察民营企业的特征来判断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有政治身份、社会声誉较好的民营企业，资金提供者对其还款能力的认可度更高，因此更愿意贷款给这类企业。其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有赖于企业的经济实力与运营规模；另一方面，获得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得到政府、社会的认可。换言之，由于运营良好的企业更易建立起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可被视为反映企业经营表现的一种重要声誉机制（孙铮等，2005）。这一点也得到了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的实证结果支持，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资产利润率。因此，政治关联可以通过传递出企业具有良好运营情况和社会声誉的信号，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上可称为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于蔚等，2012）。
（2）资源效应。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还具有资源效应（于蔚等，2012）。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之中，国有银行的政府背景会使其信贷行为受到政治目的的影响，虽然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改革弱化了政府的“话语权”，但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政府的干预（吴军和白云霞，2009）。尽管鼓励民企发展的政策接连颁布，但执行力度并不十分乐观，民营企业信贷歧视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往往会得到银行的优待，即通过参与政治改善政企关系，进而影响银企关系，这种保护机制为民营企业的融资带来了便利（罗党论、甄丽明，2008）。
此外，于蔚等（2012）还认为，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还具有以下三个间接影响。其一，政治关联使企业可以利用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取生产资源；其二，政治关联使民营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政府的制度调整和政策动态，从而降低政策风险；其三，政治关联作为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有助于减少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遭受的各方面侵害。换言之，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增强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及生存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降低了融资约束。
（二）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
（1）政治关联使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在近年来不断改革，但依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金融市场尚不发达、政府干预、法律不严明、缺少公信力强的第三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关联能未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源，传递出企业具有良好前景的信号，从而使资金提供方更愿意将资本提供给这类企业。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均发现，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罗党论、甄丽明（2008）认为，相对于没有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融资约束更少。余明桂、潘红波（2008）发现，对于其他条件相同的企业来说，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比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可能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连军等（2011）也指出在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政治关联能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少银行的信贷歧视和传递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信号，从而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
（2）政治关联给民营企业带来更优惠的融资条件。政治关联能起到信号发送功能以及强化资源获取能力，因而降低了资金提供方所承担的风险，使资金提供者愿意以低于高风险投资的回报要求为条件借出资本。因此，除了降低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门槛，政治关联也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从而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些条件包括，以较少的抵押物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更多的长期贷款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潘红波，2008）。何镜清等（2013）以2006-2010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使企业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比率和更长的贷款期限，同时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在金融危机中的贷款效应越明显。
（三）外部市场环境的作用
对民营企业而言，其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对其融资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我国的经济市场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产权保护比较缺乏、政府官员侵害企业产权、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缺乏公信力度的第三方（Allen、Qian和Qian，2005）等，而且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樊纲等，2007），这对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的融资情况具有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朱红军等（2006）发现，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所在民营企业越容易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罗党论等，2008）。这意味着，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基于市场化原则来获得融资。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民营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高，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资金提供方对企业的信用配置会更加谨慎，因而提高了这部分民企的融资约束。难以依靠市场化原则获得资源，这些民营企业会转而依靠政府关系获得融资支持。何镜清等（2013）还考察了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同样发现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同时贷款条件更优惠。
总而言之，在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效率低下、政府掠夺严重等外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
综上所述，本文将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机理归纳如下图所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会通过传递信号以及强化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两种效应，来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金提供者的投资风险，继而提高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并使企业获得更加优惠的融资条件，这种现象在外部市场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体现得更加明显。
四、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结果
目前，学术界多对政治关联是否能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现象进行探讨，并对其中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即政治关联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政治关联引起的融资便利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部分学者用公司价值来衡量政治关联引起的融资便利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争议。张敏等（2010）发现，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得长期贷款，但获得贷款后反而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因而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与之相反，连军等（2011）发现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其背负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的银行资金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认为政治关联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矫正了扭曲的银行资金配置；另外，虽然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但难以帮助民营企业拖欠银行债务，所以民营企业具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因而会注重经营效率的提高。可何镜清等（2013）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虽然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但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对公司价值有负作用；换言之，政治关联虽然给民营企业带来债务融资便利，但并不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有效配置。
政治关联引起的融资便利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吗？除了公司价值外，还有其他可以衡量影响效果的方法吗？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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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6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 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 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 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
自我融资
银行贷款
非金融机构
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
92.4
2.7
2.2
2.7 3年～5年
92.1
3.5
4.4 6年～10
89.0
6.3
1.5
3.2 10年以上
83.1
5.7
9.9
1.3 总计
90.5
4.0
2.6
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 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
8.76 9.93 10.66 13.27 12.38 12.83 14.24 贷 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
7.16 7.50 7.51
9.05 7.98 8.10 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 3。
表3 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非国有经济 61.9 72.3 66.0 71.5 74.5 70.3 69.4 76.5 国有经济
38.1 27.7 34.0 28.5 25.5 29.7 30.6 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 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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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7
（二）成长期 在成长期，企业经济实力增强，产品研发成功，销售量也剧增。然而资金短缺仍然是企业的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销售量的快速增长，企业的净现金流量好转，经营风险降低，但为了保持这种发展趋势，企业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销售量成正相关的应收账款金额也会增加，使得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增加了融资难度。但与投入期相比，融资难度降低，企业可以通过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三）成熟期在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规模增大，组织结构完整，管理规范，产品已经被大多数消费者接受，销售量稳定，企业的现金流入增加，流出减少，企业利润和现金流量逐渐上升。这时企业融资相比成长期，融资难度进一步降低，融资渠道也相对较多，可以采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四）衰退期在民营企业衰退期，企业的利润开始降低，净现金流量减小，市场开始萎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均增大，企业融资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或者进行战略性的资产重组，寻找兼并与被兼并的机会，获得重生。
综上，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不同，可能采取的融资方式也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评价企业各生命周期融资方式的效率，给出相应的融资策略。
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民营企业动态融资策略实证分析
（一）民营企业生命周期的确定 要确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关键是合理确定划分阶段的依据，对于研究数百家企业的大样本而言，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深入调查确定其所属阶段，因此本文从数据搜集的可行性角度考虑，由于处于投入期的民营企业规模小，达不到上市的要求，故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将企业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这种方法的原理是：计算企业近五年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r，若r≥15%，则企业出于成长期，若0≤r＜15%，则企业处于成熟期，若r＜0，则企业处于衰退期。
（二）指标设计及分析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指标设计。民营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融资策略，而不同的融资策略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如果企业采用债务融资，则其负债比率会提高，资产负债率也会相应提高；而如果企业采用股权融资，则其所有者权益比例会提高，资产负债率则会降低。因此，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采取的融资策略，而融资策略的好坏关键是看融资成本、风险以及带来的收益，一般认为，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所有者权益的获利能力就越强，对债务人的保障程度也越高。该指标考虑了融资费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和收益等因素，并且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相一致，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因此，本文仅采取该指标衡量企业融资方式的好坏，该指标值越高，则融资策略越好，反之则越差。
第二，样本选取及模型建立。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是上交所和证交所上市的140家民营企业，剔除数据异常12家，剔除*ST股2家，剩余126家企业，采用2004年至2008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两类数据。以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为自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为因变量，构造一元回归模型如下：
?驻ROEi=?姿?驻Ui+?滋
其中：?驻ROEi表示第i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驻Ui表示第i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姿、?滋分别为系数。
第三，实证结果。本文采用spss10.0软件对数据在行回归分析，通过对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如表1所示，其中，相关系数（R）＝0.713；t检验的t值＝7.404，P＝0.000＜0.005；常数项＝-0.381、回归系数＝0.437，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得到线性模型为?驻ROE=0.437?驻Ui-0.381；通过对成熟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相关系数（R）＝0.640；t检验的t值＝4.412、P＝0.000＜0.005；常数项＝-0.229、回归系数＝0.362；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行，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得到线性模型为：?驻ROE=0.362?驻Ui-0.229；通过对衰退阶段的民营企业数据回归处理后，得到回归系数如表3所示。其中，相关系数（R）＝-0.231；t检验的t值＝-1.485、P＝0.146＞0.005；可以看出相关系数接近与-1，没有通过t检验，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量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化量之间负相关不显著。
实证结果显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即体现了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在融资方式上，一般债务融资要优于股权融资；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均高于处于成熟期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系数，即民营企业在成长期阶段采用债务融资的效果要优于在成熟期采用债务融资的效果。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民营企业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要优于股权融资。因此，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上，建议按照生命周期阶段来融资，在其投入期时，采用股权融资，因为采用股权融资不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财务风险小；在其成长期和成熟期，优先使用内源融资，因为这部分融资几乎没有融资成本，然后使用债务融资，最后使用股权融资；在其衰退期，本文没有给出融资策略。
本文仅是对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方式做出评价，没有考虑其他融资方式；没有深入研究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融资方式下的具体融资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8
民营企业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重心之一，也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一直存在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民营企业经营状况都受到了影响，很多民营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层的现象。为了转变民营企业的经济现状，解决小企业的倒闭问题，国家需要考虑如何促使民营企业融资顺利。政府方面已经根据当前的状况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并改善了金融生态环境，促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一拼之力。
1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权力体制也发生了转变。地方政府方面已经开始了分权体制，在该种环境下，地方政府掌握了处置公共资源的权力。尽管政府已经在该方面的处理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政治关联的广泛还是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如今，企业建设是否合理、企业的竞争力是否增强都受到政治关联的束缚。该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道路都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尽管政府关联在对企业的限制方面也变相地保护了企业的产权，但民营企业的性质与国有企业不同，造成了金融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差别对待。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金融环境支持，需要不断地拿出实力，证明自身企业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金融部门对于民营企业的差别对待促使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比，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2山东省的上市公司融资概况
山东省是我民营企业发展的典型省份，也是政治关联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民营企业影响较为明显的地区。山东省内的经济发展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省内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山东省内多上市公司，而在众多的上市公司当中，民营企业的比例较大[2]。在该种条件下，山东省的上市公司自然会受到政治关联以及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那么，在山东省内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的融资到底保持了怎样的联系呢？笔者将就山东省内的上市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此来论证政治关联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3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之间的联系
随着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的融资就一直是业界所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研究企业融资，但从其所观察的视角来看，对于企业融资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关联。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其企业的融资要更加困难。
从表1所给出的指标可以看出，政治关联并不仅仅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束缚性，还对企业的税负等具有一定的帮助。政府方面的政治关联态度就是企业的外界发展信号，企业要想获得融资的机会，就需要向政府的金融机构展现自身的资源。很多地区之所以限制企业融资，就是为了确保融资过程中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确保企业不受到经济损失。[3]我国现有的制度促使我国的民营企业融资会受到政治关联以及金融环境的影响。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所想象得更加复杂。山东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来说并不稳定，其对企业融资的干预比较大。企业融资所得的保护机制比较不健全，只有依靠政府方面的干预才能够使企业的金融状态保持良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政府的关联代表了企业的质量，政治关联较为复杂，代表着企业的资源状况并不乐观，相反，代表着企业比较适合融资。
4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实证分析
笔者通过对山东省上市公司的情况了解，以及对表2中9个地级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排名所做出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关联确实对企业的融资据有明显的影响。政治关联就像是一道枷锁，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融资进度。山东省的金融部分对于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偏见，如此才导致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需要受到多种因素的评估。在这些评估进行过程中，不仅浪费了民营企业的时间，也浪费了企业的精力和金钱[4]。企业选择了适当的时机进行融资，一旦由于政治关联而导致企业错过了融资最好的时间，就会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我国已经改善了部分地区的政治关联现状，并督促政府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通过为民营企业创设外部环境来增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使其与国有企业处于相对公平的金融环境当中。从表2中山东省的各个市区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排名来看，山东省地区范围内，只有济南市以及威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比较稳定。该种现象表明，在济南及威海地区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更好，所受到的限制也较少。济南及威海地区的金融制度更加完善。而山东省其他地级市的情况比较不乐观，多数都排在了10名以后，这表示其他地级市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还没有得到缓解，其融资状况还受到政府的压制[5]。
5结论
山东省应该关注国际市场的发展状况，注重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省内政府部门需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总而言之，笔者经过仔细的研究，已经发现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融资所产生的影响。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所营造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促使民营企业的融资出现了转机，融资的成功率也有所增加。外部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好的融资机会，政府方面也不再束缚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方面经过各个方面的措施拯救，能够使山东省的上市公司融资变得相对容易，并积极推动了省内民营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建平银行关联、会计信息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3（1）：3-14
[2]邹颖，杨晓玮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2005―2012年的数据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12（10）：98-104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9
一、相关研究综述
1.关于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研究综述
Chang，C，Yu Xiaoyun（2010）研究了二级市场的企业如何通过资金来源决策决定公司价值，研究得出企业交易价格受到资本流动性和运营有效性的影响，在企业消息透明度高时，最优负债水平能使企业获得最低流动性成本。汤新华（2003）对1999年-2002年48家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内源融资较少，股权融资过多，并分析了该类公司现实融资方式与理论方式为何不同，阐述了股权资金过多的消极影响及内在原因。
2.关于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研究综述
Leba S（1995）认为“经营绩效”是对公司运转目标执行的有效判定，是对公司整体价值的反映，能够衡量企业是否达成预期的财务目标。郭洪蓉（2006）则认为经营绩效不仅表现为在既定的整个财务年度内经营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表现为达成既定业绩目标的速度和质量上，即企业使用资源的节约程度。综上所述，可将经营绩效基本定义为企业为适应市场环境、实现利润的能力、未来前景发展、高效利用公司内部资源、保持行业内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领先地位能力。
3.关于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综述
陈纪中（2010）以2004年至2008年间65家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负债比率与经营业绩应该呈正相关关系。马岩（2013）以2002年―2011年30家农业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发现自发性内源融资比率与公司经营绩效得分显著正关系；股权资金比率与综合经营绩效得分显著负相关；银行借款融资率和商业信用融资率与经营绩效得分显著正相关；GDP增长率指标和公司规模指标对经营绩效得分存在正向效应；通货膨胀率对经营绩效得分影响并不显著。
二、融资结构对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理论分析
1.负债的避税效应和破产成本
负债虽然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作用来增加公司价值，但是当负债率过高时，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就会加大，破产成本变大，对股东的收益产生影响。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负债可以获得税盾收益，同时还可能会产生破产成本。正负效应共同作用于企业价值。
2.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用来协调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委托矛盾的监督机制
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委托人，和作为资金人的管理者之间，作为拥有企业信息的内部人和无法轻易获得信息的外部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利益相关者之间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股东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经理人追求高收入，以及社会地位。
3.非对称信息条件下通过融资结构显示公司质量的信号机制
伯格罗夫根据股权债权的治理特点，认为负债属于保持距离型融资，其治理特点是目标型治理，投资者只要求得到合同规定的回报，平时不直接参与公司决策，仅当公司倒闭清算时才介入。而股权性融资则属于控制取向型融资，其特点是干预型治理，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或兼并重组，参与公司治理。因此，不管是控制取向型的股权融资还是保持距离型的债券融资均可发挥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进而产生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缓解人和股票投资者间利益冲突，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根据以上的相关综述和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内源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股权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3：商业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4：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5：公司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6：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农业板块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分析
1.融资次序分析
融资次序是指企业为新项目融资时对融资方式选择的一种优先次序安排。本文内源融资用留存收益指标来表示；以年末总负债来代表债务融资金额；以企业年末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之和来代表股权融资。源融资无需花费融资成本，也不存在还本付息与分红派息问题，是最理想的融资方式。债务融资相对而言股权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增加老股东利益。
通过对图观察，我们发现农业上市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融资结构方面：外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内源融资比重小。主因在于我国很多农业上市公司由于缺乏有效的内部融资机制，企业大部分的利润往往以不同形式转移给股东，管理层和员工，而非增加融资规模。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比重趋向平衡。可见农业上市公司近些年来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偏好相当。内源融资偏好逐年增强。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财政对于农业上市公司扶持力度不足，农业行业的弱质性更容易对其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使其能够提留的留存收益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偏好有微弱的增强趋势。
债务融资结构方面：债务融资内部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过多，长期负债所占比重较低。在流动债务融资中，短期债务是主要的融资方式，2009年至2013年这五年均大于50%。其次则以商业信用融资为主，保持在20%至30%之间，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自发性负债所占比例很小，不足3%。可见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融资所占比例小。这种债源结构表明，我国农业板块上市公司流动性负债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债券交易市场发展滞后，且规模太小，公司以发行债券来融入资金较为困难。
四、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行业分类中农业板块13家纯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集了2009年-2013年数据。剔除ST公司以及资料不全的上市公司，共收集有效样本51个。
2.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以内源融资比率，股权融资比率，商业信用融资比率，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作为解释变量，以总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控制变量。具体选取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3.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本文运用SPSS软件来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相关性分析表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1-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1-tailed）.
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及其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如表2所示。由此表可知，内源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呈高度正相关，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肯定了假设1。股权融资比例和商业信用融资比例分别与净资产收益率呈微弱相关关系，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假设2与假设3均不成立。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肯定了假设4。公司规模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否定了假设5和假设6。
从各个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看X3与X2的相关系数大于0.5，X4与X1及X2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各变量不可放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分别研究X1，X2，X3，X4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4.回归分析
（1）内源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回归分析
为了检测内源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构建Y与X1，X5，X6之间的模型，为Y=a0+a1×X1+a5×X5+a6×X6+U，其中，U代表残差项。
表3 Model Summary
a.Predictors：（Constant），X6，X1，X5
表3分析显示：模型的拟合度为0.394，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355，说明模型拟合度还不错，模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
表4 Coefficientsa
a. Dependent Variable：Y
表4分析显示：表4给出了回归系数的T显著性检验。从该表可以看出，内源融资比率的回归系数为55.508，P值为0.000，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为正相关。而X5和X6系数值都很小，分别为0.637，0.957。假设1成立。
（2）股权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回归分析
为了检测股权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构建Y与X2，X5，X6之间的模型，为Y=a0+a2×X2+a5×X5+a6×X6+U，其中，U代表残差项。
表5 Model Summary
a.Predictors：（Constant），X6，X5，X2
表5分析显示：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为0.056，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004，说明模型拟合度不太好，模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线性相关性不高。
表6 Coefficientsa
a.Dependent Variable：Y
表6分析显示：各个解释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股权融资比率回归系数为-5.062，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股权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公司绩效越不好。但此影响并不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股权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假设2不成立。
（3）商业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回归分析
为了检测商业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构建Y与X3，X5，X6之间的模型，为Y=a0+a3×X3+a5×X5+a6×X6+U，其中，U代表残差项。
表7 Model Summary
a.Predictors：（Constant），X6，X3，X5
表7分析显示：从表7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为0.054，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006，说明模型拟合度不太好，模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线性相关性不高。
表8 Coefficientsa
a.Dependent Variable：Y
表8分析显示：各个解释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商业信用融资比率回归系数为9.419，回归系数为正数。说明商业信用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公司绩效越好。但此影响并不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商业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成正相关，假设3不成立。
（4）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回归分析
为了检测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构建Y与X4，X5，X6之间的模型，为Y=a0+a4×X4+a5×X5+a6×X6+U，其中，U代表残差项。
表9 Model Summary
a.Predictors： （Constant）， X6， X4， X5
表9分析显示：模型的拟合度为0.207，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156，说明模型拟合度还不错，模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
表10 Coefficientsa
a.Dependent Variable：Y
表10分析显示：银行信用融资比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银行信用融资比率回归系数为-24.337，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银行信用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公司绩效越不好。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假设4成立。
五、分析结论及对策建议
1.分析结论
（1）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方面。内源融资比重较小，但却呈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负债内部结构不合理，长期负债所占比重较低，流动性负债比重过高；短期负债筹资中以商业信用融资为主，且商业信用融资占流动负债融资保持在20%至30%之间。
（2）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方面。内源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正相关关系，内源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股权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关系，股权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商业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正相关关系，商业信用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公司绩效可能越好；银行信用融资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关系，银行信用融资比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公司绩效越不好。
2.对策建议
（1）微观层面
首先，加强公司信用体系建设。树立良好的企业信用风尚，推动企业信用自律，使企业自觉坚持重诚信、守信用的原则，为公司外源融资营造良好的环境，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破产风险所带来的成本。
其次，完善公司治理。只有不断地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才能不断拓宽融资渠道，顺利筹集资金，使农业上市公司的筹资渠道多样化，从而达到优化融资结构的目标。
最后，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性，加强其他方式融资。多样性的融资方式使得企业的融资合理简单，弱化企业资金的需求压力，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更高的绩效。
（2）宏观层面
首先，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企业的扶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比例非常低，政府应增加农业企业贷款，增强政策扶持力度，使得农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国家应完善债券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减少行政控制，回归市场；建立和完善信用债券的外部监管体制，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最后，国家应规范股票市场发展。近几年来，公司对股权融资的偏好加强，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目前还不够完善，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很大影响。因此为了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国家应该健全股票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Chang，C，Yu Xiaoyun.Informational Effieciency and Liquidity Premium as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0，45（2）：401-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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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bas M. J.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es. No.41PP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1995：23 -35.
[4]郭洪蓉.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工业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辽宁经济，2006（10）.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0
事实上,国有金融支持很难与预算硬约束的民营经济建立联系,它原本就是由预算软约束的国有经济内生出来的。在软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国有金融与国有企业的金融沟通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建立的纵向信用联系。而就民营经济而言,其金融支持则需要通过一种横向的信用联系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看,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显然,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不能指望通过在国有金融制度与民营企业之间建立某种直接联系来解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软的预算约束因素便会被引入。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在确立外源融资制度的同时不损害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应当明确的是,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本身并不意味着其内源融资机制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种内源融资机制已不能满足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民营经济已难以依靠内源融资“单打独斗”,而需要外源融资机制的接应。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外源融资制度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呢?这是本文要着力回答的核心问题。理论上讲,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本身的外源融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尽管内生的制度总是要与现存的正式制度安排发生利益冲突。
由此表明,国有银行的分权化或市场化改革,以及理论界一度呼声甚高的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努力,对改善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条件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那些通过让民营经济进入股票市场来缓解金融困境的政策主张则更会产生误导效应。剩下的问题便是民营经济的金融需求了,而这个问题则更为根本。现实情况正好表明,民营经济的投资倾向十分低落,许多民营企业的经理不愿意把企业做大,主要是担心做大以后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既然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何谈金融需求?当然,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融资制度层面的问题,但它对融资制度本身却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二、“体制内”金融支持与民营经济的筹资困境
既有的改革表明,在国有企业产出占比与就业份额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产出增长事关渐进改革的前程。但国有企业产出的持续增长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投入,而事实恰好表明,在国家财政能力迅速下降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又不可能兑现。正是基于此,以1985年“拨改贷”为标志,在国有企业的产出与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之间确立了一种刚性依赖关系。这样,国有企业乃至整体改革进程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银行信贷支持的能力与国有银行的稳定。当然,国有银行的稳定与信贷支持能力又取决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居民对国有银行的信任。这种宏观经济组合直接塑造了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并导致了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日益严重的资本困境。
其困境的要害可简单概括为:国有银行替代国家财政(所有权的代表)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国有企业事实上把国有银行的信贷视作国家的所有权注资。这种特殊的信贷性注资并不单纯如杜瓦特波特和马士金(DewatripontandMaskin,1989)所描述的那样,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事后的有效”,而是由于国有银行的信贷已经构成国有企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对此,信贷者在事先是确知的。在事先预知的情形下,不良的信贷行为仍然不可避免,则完全是由于存在一个集中的国有金融体制或者国有银行制度。由此不难进一步推断,即便是诚如福雷和海尔威格(FuleyandHellwig,1975)所指出的,每一家银行都假定自己是最后一个贷款供给者,则同样不会使其给企业贷款的行为谨慎起来,贷款条件也不会更为严格。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本身是一种注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追求的目标并非是单一的利润或经济收益,而是宏观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信誉等等。应当看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改革角色与金融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
既然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蜕变成为注资,那就意味着国有银行在决定资金去向与数量方面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以及渐进改革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或者说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既然如此,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便出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即资产是被事先给定的,国有银行所做的工作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是可以选择的,而事实上则别无选择。因为,国有银行不可能从国家财政那里得到多少所有权资本,股权融资受到国有银行产权结构以及所履行的政策性业务的制约,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只能获取有限资金且成本甚高,相比之下,事实上只有居民的储蓄存款可资利用了。这种负债情形必然会导致国有银行之间的储蓄竞争。饶有意味的是,当国有银行的资产被给定,而负债又是别无选择的时候,任何形式的负债一旦进入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便会超越国有银行自身的资本结构,而成为由外在于国有银行的机制来负责的因素了,因为单个国有银行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而一旦由作为委托人的国家来承担最后责任,则对国有银行来说,居民储蓄就蜕变成为一个免费资本;在储蓄竞争中,哪家银行吸收的储蓄越多,便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免费资本。由此不难推断,国家的进一步选择必然是,对于居民储蓄这块“蛋糕”,既然它对国有银行(事实上是国家)来说是刚性的,那就有必要保证国有银行来切取其中的一个固定部分。这样,在存款市场上,就需要由国家出面在制度上确立和维护一个垄断的或者集权性的金融体制(国有银行体制),而排斥非国有的或者竞争性的金融因素对存款市场的进入。而事实上,在国有银行先入为主且其分支机构迅速扩展的前提下,即便国家不在制度上对非国有金融机构施加限制与“歧视”,这些金融机构也无力与国有银行竞争存款(张杰,1998a)。值得指出的是,真正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而后者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是不可能具备的。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具有地方政府背景且产权相对模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可以大量出现并一度取得迅速发展。但是,它们最终也面临着与国有银行类似的问题与困境。渐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性金融机构近似地等同于乡镇企业,这种金融机构因其所具有的特殊产权结构注定要走与乡镇企业相同的兴衰之路。
这种地方性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地方政府所偏好的项目筹资并提供信贷的,它们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并不会导出合理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这样,很显然,国有银行在获取大量居民储蓄之后将主要部分用于维持国有企业的特殊资本结构,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则将其支配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所偏好的企业与项目,而惟独民营企业一直没有相对应的金融支持机制。客观地讲,国有银行体制及其金融支持对渐进改革本身的贡献十分巨大,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但这两类金融机构都无一例外地逐步陷入各自所倾力支持的实质经济的资本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都普遍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善,资本结构因依托于内源融资机制也较为完备,为什么国有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却很难与它们建立普遍的金融联系,以至于形成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贷不出去,另一方面许多好的项目却融不到资的尴尬局面呢?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一时很难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分辨哪些是好的,而哪些是坏的,因为企业(尤其是经营不善的企业)本身都具有隐瞒自身真实信息的偏好。从理论上讲,在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对客户对象的风险评级或认识。如果银行缺乏对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作出适宜的风险评级,也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贺力平,1999)。
对国有银行来说,民营企业几乎完全是新客户,社会上也没有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及其服务可资利用,因此对它们的信贷行为必定是谨慎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向国有银行争取贷款(出高价)的民营企业很有可能是劣质企业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贷款项目。因为在国有银行不愿向民营企业贷款的信息公布之后,好的民营企业和好的项目不会继续纠缠国有银行,因为对它们来说,等待和纠缠的机会成本过高,不如寻找其他的筹资渠道。相比之下,只有那些不好的项目才舍得花功夫继续向国有银行“公关”。进一步地,国有银行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因为给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而承担额外的风险。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若把钱贷给民营企业,如发生坏账,则要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张维迎,1999;樊纲,1999)。国有银行之所以宁愿把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还因为钱闲置在账上是体制原因,风险损失由国家承担;把钱贷出去,万一还不了,风险损失及其相关责任则由自己兜着。民营企业除了无法从金融中介机构那里得到信贷支持外,它们在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行动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刚性信贷联系导致了大量的不良债权,金融风险也迅速积累。国家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出面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以期给国有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筹资渠道,从而把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转换为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性金融支持,民营经济自然被排斥于证券市场筹资的行列之外。而事实上,民营企业因具有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成本而对股票筹资望而却步。在中国,只有像国有企业那样的资本结构才会激励企业去争取上市机会,因为它们的成本可以外部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成本则只能由自己内部消化。因此,即便证券市场对民营企业敞开大门,真正的民营企业也是难以进入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背景和特殊资本结构的所谓民营企业才会大量进入。
三、两种信用联系与民营经济的改革地位
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纵向的社会信用联系,它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存在与运作的社会基础。基于此,整个社会的信用因素被牵系于一种以国家为中轴的框架之中,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机制来组织。不难想象,这种信用联系需要某种集权体制或者国家权威的外在约束力维持。而国家之所以要出面维护这种信用联系,则是为了追求符合其效用函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控制。客观地说,这种纵向信用联系是已有渐进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它使国有银行依托于国家信誉而大规模地吸引储蓄,并让这些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换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稳定。但是,仅从金融角度看,纵向信用联系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一方面,居民储蓄必须保持一个较高且相对稳定的增长率,这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垄断的金融体制,通过它把居民储蓄配置给国有企业,这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要国有银行账面上的居民储蓄能够持续增长,则纵向信用联系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纵向信用联系的维系本身也有限度,那就是国家对由这种信用联系所内生的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和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最大承受能力。纵向信用联系在改革中的确立依靠的是高储蓄与高投资,而当这种高投资达到一定程度,边际效益变成零或者负数时,麻烦就来了(许小年,1999)。或者说,当国有银行的信贷从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效应转变为对进一步改革的抑制效应时,维持纵向信用联系的成本将上升,其对渐进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到了尽头。这里存在一个政策困境:若继续维持纵向信用联系,则会伴随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国家承受能力有限,因为这种信用联系实际上是由国家信誉维系着的;若以暂时中断这种信用联系来遏制不良债权的继续积累,则又会马上出现信贷萎缩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其要害在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几乎全部支持与激励因素都牵系和依赖于这种纵向信用联系。平新乔(1998)的一项计量分析结果证明,银行对于未完成的投资工程的再贷款具有显著的事后有效性。事实上,这种事后有效性正是纵向信用联系的实质所在。
1985年“拨改贷”以后,由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有银行必须面对一系列慢项目,这就意味着从此国有银行被完全纳入纵向信用联系。从理论上讲,银行只是针对快项目的,慢项目应由财政负责①,但如前述,在中国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强金融、弱财政”格局,由此使得银行必须介入慢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慢项目便不一定是低效率的项目,只不过从银行的资金性质而言,它是低效率而已。正是基于此,国有银行给投资项目的再贷款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事后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有银行对慢项目的金融支持,就不会有改革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改善。问题是,这种总体上的事后有效性在国有银行的账面上却体现为不良债权的积累。更进一步地,国有银行角色的错置(针对大量慢项目)导致了一种特殊的项目选择博弈。在此过程中,快项目反而会被淘汰出局。而当大量慢项目充斥整个宏观经济时,国有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就会迅速增加。国家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强制中断慢项目或对慢项目的支持机制(主要是信贷)实施严格控制,但这样做的结果则只是慢项目的减少,而不会同时增加快项目。由于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依赖于慢项目的存在与运作,因此慢项目的中断便会立即引发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与社会就业压力的上升。这就是国家一直在进行治理整顿,但问题总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原因。问题最终要归结到快项目的产生与扩展上面,但这又需要同时确立一种横向的信用联系。从理论上讲,如果银行将资产投放于快项目,则无须对项目实施监督,因为快项目可以被设定为好项目,它是注定要盈利的。如果银行把资产投放于慢项目,为了追求事后有效性,就有必要对项目实施监督,而且慢项目的收益率取决于监督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一般都需要银行支付很高的监督成本。而对于绝大多数项目来说,当监督成本过高时,银行(事实上是国家)就会放弃监督,这笔贷款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良贷款。相比之下,在横向信用联系存在的场合,由于银行的资产一般都由快项目组合而成,因此具有最低的监督成本。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大都处在纵向信用联系之中,一时难以内生出快项目,因此,确立横向信用联系的主要依托是一直被纵向信用联系排斥的民营经济。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尽快让民营经济步入正常增长途径,便成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步骤。从总体上讲,纵向信用联系对渐进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已经耗尽,横向信用联系的能量尚未得到很好发掘,由此决定了民营经济在进一步改革中的地位与作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民营经济产出已占较大份额的情况下,横向信用联系的确立就显得刻不容缓。种种迹象表明,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已在想方设法与政府建立某种联系。很显然,民营企业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具有挤进纵向信用联系的偏好。如果等到大部分民营企业都通过寻租方式挤进纵向信用联系,那么,建立横向信用联系的可能性就要大大降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无疑会成倍增加。进一步地,1998年中国民营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42%左右,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但固定资产投资只占百分之十几;同期国有部门投资增长28%,而非国有部门(包括民营企业)投资只增长4%。民营经济投资情绪低落,这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缺乏完善的横向信用联系与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人们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正常的收益,那就只有借助市场以外的其他方式了,这是问题的关键。1997年以来,中国的总体投资状况不佳,一方面是因为纵向信用联系中断,使得国有经济可能获得的信贷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横向信用联系残缺,使民营经济缺乏投资激励。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国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减少创租机会,从而逐步让民营经济远离纵向信用联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确立国家的产权保护角色,以便从根本上激励民营经济的投资热情。而从理论上讲,纵向信用联系的增长潜能消耗殆尽,也会促使国家内生出保护产权以推动民营经济投资的需要。一旦民营经济的边际投资倾向上升,对金融的需求也会伴随增加。若这样,在金融机构和民营经济之间才会逐渐建立起广泛的金融联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不损害民营经济内源融资格局的前提下引入外源融资机制。
四、民营经济的融资次序与策略选择
理论上讲,企业的融资次序应是先内源融资,也就是使用留利,只有在留利不够时,才向银行借款,或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最后的选择是发行股票(张维迎,1999)。西方企业的资本结构大致出自上述融资次序。在1966—1970年间,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四国的留利融资在资本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9•4%、51•4%、63•1%和65%,就连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日本也达40%。1970—1985年间西德与英国的融资结构更能说明问题,其内部留利融资占比分别为67•1%和74•2%,债务融资(银行贷款和债券)为21•1%和23•7%,股权融资则分别仅占2•1%和4•9%(崔之元,1993)。为什么会如此呢?那是由于一方面内部留利融资无须支付利息,另一方面不存在信息问题。只有当信息成本相对于资金短缺给企业收益造成的机会成本变小时,企业才会谋求其他的融资方式。依据以上讨论,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相对于国有企业似乎显得更为合理。在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产出增长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据调查统计,在民营企业(私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贷款等外源融资仅占10•7%(张其仔,1997)。这种状况虽然局限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这又出人意料地给民营经济奠定了一个能够适应进一步改革与市场环境的资本结构的合理基础。来自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金融支持的不可得,事实上强化了体制外企业的内源融资加民间信贷支持的资本结构,这有利于遏制体制外金融依赖现象的出现(张杰,1999)。
可以说,政府因素的有限干预与债务融资的迟缓进入,对民营经济是一种潜在优势。不难想象,如果民营企业很早就与政府发生联系,以及与国有银行牵扯过深,则也会内生出大量模糊产权(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一些民营企业发生了产权蜕变)。因此,至少从资本结构来讲,民营企业具有后发优势。也正因如此,在市场环境仍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维护民营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并激励其投资倾向。其中最为迫切和关键的是,国家要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确立和履行产权保护承诺,以此为基础,逐步取消与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强加的各种交易成本与市场障碍。与此同时,需要尽力避免民营企业与现有的国有银行发生广泛联系,以防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向国有企业的趋同。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在乡镇企业中已经普遍出现了这种现象,资本结构趋同是乡镇企业产生效率下降与增长乏力的基本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讲,那种以为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提供信贷的主要障碍只是囿于所有者关系,从而主张国家应打破这种界限,鼓励国有银行向民营经济(包括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贷款的思路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也就是让民营经济通过内部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基于这种逻辑,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便势在必行。道理很简单,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必须是内生于这种经济自身的。由于这种金融中介机构是由民营企业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导出来的,因此不会损害其内源融资机制,从而也就很难导致像国有企业那样的刚性依赖。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生融资困难的原因是国家对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基层小金融机构进行了清理与整顿,因为民营经济增长所需资金主要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事实上,国家清理掉的大部分金融机构是派生于国有体制的外生性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不会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多少正面的金融支持。与此相关联的是,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中小银行也于解除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无补。姑且抛开上述的外生性问题不谈,仅中小银行本身最容易受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制约这一点就使其很难给民营经济提供大量的信贷支持。那种认为小的民营企业需要小的金融机构来配合的设想只是一种机械的搭配而已。
世界银行(1989)的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因此,更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是,国家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与引导。内生性的金融机构一开始可能具有非正规制度安排的性质,从表面上看,有时表现得杂乱而无序。但其内在的机制则是最为有序的,因为民营企业本身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由此导出的这种制度安排包含着相互的约束。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纵向信用联系从外表看整齐划一,或者表现得十分有序,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外部性,因此事实上却是无序的。显然,鼓励(至少不抑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是使民营经济走出金融困境的一种长远策略。如果说在改革一开始,国家对内生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施加严格限制,那是因为当时国有经济产出的占比在70%—80%之间,国有经济的增长直接关系到渐进改革的前途;而国有经济因其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亟需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又需要国有银行通过垄断的方式集中大量金融资源(尤其是居民储蓄)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保持信贷市场的垄断性是渐进改革的需要(张杰,1998b)。
可是到后来,国有经济产出占比迅速下降,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产出占比大幅度上升,后者承担的渐进改革责任比前者更重,在这时,国家仍然限制内生性金融机构的生长与进入,那就有问题了。话又说回来,在渐进改革中,国家作为一种拥有自身效用函数的利益主体,总是希望把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牵系到自己可以控制的链条之上,并且,当民营经济对改革的贡献度上升时,又试图在纵向信用联系的框架中兼顾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比如,国家就曾经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同时把曾经向民营经济提供信贷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纳入其能控制的限度之内。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国家存在一种两难因境:若继续通过集中的国有金融体制给国有经济提供信贷,其效率注定是十分低下的,金融风险的积累已不堪其负,但社会稳定与就业压力又使国家一时难以作出退出选择。可以说,在改革进入到伤筋动骨的阶段以后,各种利益矛盾与社会压力都会附着到纵向信用联系的链条之上,而贯穿这一链条的关键要素便是国家信誉。一旦国家退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信任结构的解体。因此,在横向信用联系一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迅速而全面地退出纵向信用联系。
国家事实上也意识到发展民营经济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但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对纵向信用联系的退出也只能是边际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由此也决定了在国家效用函数中存在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安排的一种权衡。或者说,在某个时期,国家需要寻求上述两种金融安排进入与退出的均衡点,以求兼顾国有经济稳定与民营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进一步地,如果纵向信用联系一下子解体了,横向信用联系的建立也会失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更何况,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强有力又一时离不开纵向信用联系。因此,横向信用联系的建立不仅是边际性的,而且还具有反复性与曲折性,或许还要经历几次国家的治理整顿,但最终这种边际性的变革必然要扩展和加总为横向信用联系。
五、结语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1
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营企业飞速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发展环境欠佳、管理水平较低，融资成本过高，使得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及盈利水平受到一定影响。而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偿债情况，也是债权人考察债务人综合状况的重要标准。会计信息是债权人了解债务人的最主要的途径，对促进其发展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是外界了解债务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确定债务资本成本的重要参考指标。
会计稳健性原则是会计计量和确认的重要原则，也是会计信息的重要质量指标，目前研究会计稳健性主要集中在：验证会计稳健性的存在、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因素、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而研究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开始时间较晚且相对比较少。近来研究认为会计稳健性对于公司治理、股权融资、债务融资、投资效率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本文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其2012―2014年数据为样本，通过研究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和融资成本中债务融资成本及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探讨会计稳健性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不同影响因素对会计稳健性与融资成本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改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建议，以促进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更健康发展。
一、文献综述
基于不同视角下会计稳健性与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
（一）基于债务资金来源视角下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
Ahmed等（2002）以标准普尔的债务评级替代债务资本成本变量，在消除公司债务成本的其他影响因素后，会计稳健性能减少股东和债权人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分歧，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减少公司的债务成本。Beatty（2002，2008）指出企业在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时，若保留更多的会计灵活性，就要付出更高的借贷成本。相反，会计稳健性减少企业财务报告的弹性，可以让企业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
王璇 （2013）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认为增强公司会计稳健性，会减少公司债务成本。张天西、郝东洋（2011）运用应计为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探讨会计稳健性对债务融资的作用，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让上市公司提交更稳健的会计数据；且银行给予稳健性较高的上市公司较低的贷款利率。
（二）基于权益资金来源视角下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
Lara，Osraa和Penalva （2006）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组合来检验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结论说明会计稳健性能减少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Penalva、Lara和Osma（2006）通过组合的方式分析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Li（2009）从国家层面运用Basu（1997）模型分析了条件稳健性对公司事前权益成本的影响，消除法律制度与证券法规等差异后，发现它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张宏亮（2009） 指出公司披露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减少契约方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市场会对此给予定价，反映为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张圣利（2012） 指出会计稳健性利于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且机构持股比例高的公司更显著。
吴顺祥和张长海（2012）认为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但国有所有嗷峒跞跚罢叨院笳叩慕档妥饔谩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采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稳健性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存在原因、计量方法以及影响因素。而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较少，在实证方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所有上市企业的研究，极少单独研究民营企业。对企业的影响也主要集中于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对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的相关关系研究较少，且结论不统一。为此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会计稳健性与融资成本中债务融资成本及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同时选取审计师选择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根据现有相关研究及我国实际情况，本文选取2012-2014年深圳证唤灰姿民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并特意剔除有影响的特殊样本，包括：ST企业（其中包含*ST）、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缺陷的民营上市企业。本文剔除以上特殊样本及其他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最后得到2012年至2014年的样本数一共486个。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1.民营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对本文被解释变量融资成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分别体现我国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及这三年整体债务融资成本与权益融资成本的情况。三年债务融资成本变化范围在-0.016-0.843之间，标准差为0.125；权益融资成本变化范围在0.00015-0.098之间，标准差为0.011，表明本文所选样本离散程度较小。债务融资成本中，部分出现负值，说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这部分企业可能存在债务利息收入而没有债务利息支出，或者可能债务利息收入大于债务利息支出。
2.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变量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由上表结果来看，会计稳健性水平CON的平均值为0.013，大于0，标准差也较小，反映国内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中，非经营性应计项目大部分是负数。这从应计项目的视角验证了我国存在会计稳健性，并逐步变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基本特征。CON最小值为-0.224，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产生比较激进的财务报告，即会计稳健性原则并没有被全部遵循。
3.其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审计师选择均值为0.525，说明在选用的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中，会计师事务所排在前十的占52.5%，标准差均在0.5及以下，说明所选民营上市公司审计师的选择和CEO权力比较稳固，没有发现差异较大的异常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二）相关性分析
对我国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和融资成本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通过变量间简单线性关系初步判断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简单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表5可知，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权益融资成本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各是-0.198、-0.209，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会计稳健性对债务融资成本及权益融资成本有负相关关系。即我国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会降低融资成本。
审计师选择、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公司成长性，资产周转率与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与融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此结论与国内有关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都小于0.5，说明解释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存在。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把债务融资成本、权益融资成本作为回归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会计稳健性作为解释变量，审计师选择作为调节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资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及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进行研究，回归分析2012至2014三年数据。
1.模型1与模型2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汇总如表6：
模型1验证的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由表6可得，R方是0.188，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W统计量是107.84，通过W检验，表明回归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比较满意。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系数为-0.3037，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具有能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会计稳健性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却越低。
模型2验证的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的关系。由表6可得，R方是0.232，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F统计量是19.28，通过F检验，表明回归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比较满意。会计稳健性和权益融资成本的系数为-0.025，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负相关，会计稳健性越高，权益融资成本会越低。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呈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正相关，控制变量中的公司模、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权益融资成本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和权益融资成本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和有关文献所得结论大体相同。
2.模型3-1与模型3-2实证分析结果
为检验审计师选择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和融资成本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对会计稳健性和审计师选择的交互项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其结果汇总如表7：
通过表7可得，模型3-1的R方是0.211，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W统计量是117.22，通过W检验，表明回归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比较满意。在模型3-1中，会计稳健性与审计师选择的交互项系数是-0.449，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我国的民营上市企业中，审计师选择对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有加强负相关关系，即选择的审计师所在的会计事务所排名越靠前，越能增强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
模型3-2的R方是0.245，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F统计量是14.7，通过F检验，表明回归模型的整体显著性较好。会计稳健性与审计师选择交互项系数为-0.023，且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选择的审计师所在的会计事务所排名越靠前，越能增强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融资成本负相关关系。
四、结语
本文采用2012-2014年深圳证唤灰姿民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能减少债务融资成本，其会计稳健性越高，则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同样，会计稳健性越高，权益融资成本也越低。通过加入调节变量的分析，发现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选择的审计师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排名越靠前，其审计师声誉越好，越能给投资者带来好的、积极的信号，从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且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排名越前，这种增强作用就越明显。因此，本文的研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及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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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2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99-04 收稿日期：2008-12-06
企业经营所需资金除了自有资金以外，主要依靠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刚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得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获得的资金有限。正如伯格洛夫(Berglof)指出：“在转轨经济早期，股票债券市场对于资金筹措将无很大作用。”因此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仍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银企关系也是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重要经济关系，直接关系到银行、企业的效率和风险。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现实中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之间长期处于松散割裂的状态。大都遇到了“融资难”的问题。面对当前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探索民营企业与银行新型紧密型银企关系的构建，对于促使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增加其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全方位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两种银企关系比较
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银企关系，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紧密型银企关系，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松散型银企关系。
1 紧密型银企关系
紧密型银企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企业外源融资以取得银行贷款为主，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存在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银行较充分的掌握企业信息。例如，日本实行主银行制，企业主要与某一家银行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该银行拥有该企业相当份额的股份，承接该企业的结算业务，相应地企业从该银行取得稳定资金支持。当企业出现严重经营或财务问题时，银行会干预企业经营，对企业实行相机救助，直接控制企业。平时银行还会直接派人担任企业高层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使得主办银行能够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活动的内部信息。并通过垄断关系企业的结算账户，直接掌握企业动态信息。德国则采取全能银行制，银行可以从事各种金融业务，不仅可提供短期的商业性周转贷款，还提供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而且也可从事证券投资与信托业务。银行以“全能”的形式对企业起支配作用，采取共同控制的方法对企业进行监管。
一般来说，紧密型银企关系有利于银行充分了解并监督企业经营，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信贷交易中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保证企业能获得稳定足够的资金支持，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和所受的信贷配给程度。但密切的银企关系只可能在市场上银行数量不多、竞争较少的情况下才可能长期保持。如果市场上有大量的银行参与竞争，企业融资可选择范围增加，则银企关系就会很容易被破坏。因此，银行业集中度越高的地方越容易发展密切的银企关系。但该模式使得银行与企业过度融合，银行也必须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由于排斥了市场竞争。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2 松散型银企关系
松散型银企关系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关系相对松散，银企之间双方行动方式和决策标准是市场性的。银行是否向企业发放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确定完全由银行根据“安全性、赢利性、流动性”原则来把握，而企业向哪家银行贷款。则完全由企业根据银行的利率、服务水平自己决定。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银行通常拒绝新的贷款并设法尽快收回资金，或增加新的贷款担保条款，或通过资本市场出售企业债权等，并且不因交易对象不同而有所改变。即使银行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其目的也在于获取股票交易市场收益而非企业控股权。例如英国银行业实行严格的专业化分工，起支配作用的清算银行长期以来只提供短期资金，不能发放长期贷款。美国商业银行也只能经营短期贷款，不能经营7年以上的长期贷款。
松散型银企关系有助于商业银行风险防范，避免来自于企业的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清偿风险。对企业来说，高度市场化银企关系使之融资具有较大的选择性空间，也给银行造成了竞争的压力。并且企业经营效益越好，就越容易以较低成本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因此，松散型银企关系的建立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支持。但由于银行对企业监督较少，并且是间断的，因此会加大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间接融资成本。
二、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的银企关系现状及成因
在我国转轨经济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和信息特征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之间并没有建立一个良性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极度松散割裂状态。一方面银行有大量的资金不愿意贷出，资金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处于严重的资金饥渴状态而得不到贷款，资金链的延续十分困难，很多民营企业只能寻找其他途径，如私人资金募集、信托、典当等，不仅资金成本高，风险增大，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导致这种不良银企关系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资金计划配置和供给制特征仍惯性存在和延续，银行发放贷款唯“成分”论。我国国有银行主要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的，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因此产权属性的不同使得民营企业基本上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长期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发放贷款唯“成分”论，绝大多数资金被用以支持国有企业。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分配给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仅为7.27％。而对民营企业提供商业性贷款相对较多的金融机构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等，不仅信贷额度占全部信贷资产的比例小，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远远不够。而且其中一半以上的信贷额度也给了国有或集体企业。
二是市场经济中银行市场特征开始萌发并日趋强化，民营企业自身特点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和成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银行的主体意识和市场性进一步增强，更加注重风险和收益。贷款是否可以发放更多取决于出资者对筹资者信用、能力和投资项目的收益等信息的了解程度。所以借贷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及其对称性就成为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银行和企业作为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经营者直接掌握着企业的全部风险信息，而银行却不可能掌握每个贷款企业的全部信息，对企业未来收益情况的分析也就不够准确，
这就使得企业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则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客户的信用程度采取提高利率和信贷配给等策略。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大多经营活动不透明、财务制度不规范、信用等级评定不完善，银行很难对其真实经营状况做出理性判断。并且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贷款次数多、额度小，拥有的固定资产少，融资时难以提供相应的抵押品和有效的担保；部分民营企业经营者信用意识淡薄，多头开户、多头结算、现金体外循环，甚至出现恶意逃债废债。民营企业自身这些特点加大了银行贷款的成本和信贷风险。根据风险平衡和规避原则，则银行要求的贷款利率也应该较高。但目前利率机制较为僵化，资金市场价格扭曲，大中小项目和风险度不同的借款人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差距不大，无法补偿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所承担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银行只能选择“惜贷”的方式规避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出现困境。
三是银行自身缺乏创新。风险管理方式落后，过度依赖抵押。目前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只是单一的资金借贷和结算关系，银行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具有创新性的金融服务，从而无法建立多种合作关系，银企之间最终不能发展成“互惠互利、平等合作、互相依靠、硬性约束、双向选择、联合发展”为核心的和谐关系。另外银行缺乏科学的风险定价机制，对企业风险的识别、量化、控制与管理仅仅依赖于对企业的现实经营状况和抵押品的足值性的审查，而不是观察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与信用状况，评估企业的成长性及现金流，确定该企业行业发展的周期性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等。这种过度依赖抵押的信贷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抵押物评估体系不健全，抵押物市场价值变化的不确定性仍会为银行贷款带来种种风险。并且抵押过程中手续繁琐，收费较高。程序复杂，也造成了融资成本增大，使民营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三、转轨时期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紧密型银企关系模式的选择
对于信息相对不透明、规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来说，在现阶段，一方面，银行集中度较高并且商业化改革在逐渐深入，资本市场不发达，有利于民营企业与银行建立紧密型银企关系。而建立松散型银企关系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紧密型银企关系相比松散型银企关系更能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果银行与企业具有持股关系和稳定的长期交易关系，那么这种密切的银企关系能减少借贷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可以产生有关借款者的更准确信息，从而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和所受的信贷配给程度。另外。紧密型银企关系可以导致企业对银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的上升，使得银行为了获得金融服务带来的非贷款利息收入而在贷款利率和信贷配给方面对该企业特别优待。同时，长期紧密银企关系还有助于银行出面救助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如果借款银行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企业会重视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就会在眼前利益微小的情况下，依然向贷款企业提供贷款(王红萍。2007)。因此，在我国转轨时期民营企业与银行构建紧密型银企关系是最适合的选择。当然，在转轨时期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的紧密银企关系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日德的银行主导型模式，而应根据银行、企业的不同状况实行适合我国国悄的银企关系模式。
对于规模较大、业绩优良的民营大企业来说，银行贷款风险相对较小，并且其内部管理比较规范，银行可以比较方便的获取其日常具有的相关信息，因此企业可以和银行可以建立关系型合作关系。即企业都选择一家业务往来最多的基本银行，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银行通过日常业务往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和顾客)等多渠道逐渐取得关于借款企业与企业主各种信息(组织结构、财务和经营状况、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业主的个人品行等)，并根据所获信息质量和数量的变化相应设定和修改贷款合同内置条件(抵押物要求和利率等)，作出信贷决策(陈键，2008)。这种紧密型银企关系不仅可以通过长期合作关系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贷款利率，满足贷款需求，而且避免了银行与企业过度融合，降低了金融风险。
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大量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担保难，银行贷款风险较大，并且收集信息的难度相对较大，为保障贷款安全，银行可能需要干预借款企业的治理。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也愿意与银行保持亲密关系，而付出一定的控制权损失，因此实施主办银行制度则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具体做法是：企业选择一家主银行开立基本账户，主银行提供资金参股、控股企业，通过向该企业派遣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及审计人员，参与企业治理，监测企业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在必要时对企业的决策做出干预；同时，主银行可以借助其信息、人才、技术等一系列特殊优势，为企业提供贷款、资金结算、财务管理、市场需求信息服务、沟通供求、理财和管理咨询、资产重组和操作以及资产评估企业包装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甚至在其经营出现问题时牵头救助，以支持企业长期发展(李洁影等，2006)。在这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中，银行便于收集企业信息，有助于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防止企业隐瞒信息而产生道德风险；而且银行作为投资人，对企业拥有控制权和决策权，有助于防止企业对银行“敲竹杠”，把风险转嫁给银行。银行为企业提供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不仅可以帮助和促进企业的成长，也可以改善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推动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银企双方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但过分亲密的关系容易使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产生信贷款软约束。日本金融泡沫、东南亚金融危机都缘于银行过渡介入企业。因此，应控制银行介入企业的方式，不允许银行资本转化为企业资本强制执行债转股，不允许银行人员成为企业主要经营决策人等。
四、民营企业与银行构建紧密型银企关系的措施和建议
民营企业与银行紧密型银企关系的构建离不开银行和企业各自的改革和努力。也离不开信用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支持。
1 银行方面
一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割断政银合一与行政干预的纽带。产权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新的机构和个人股东，推进产权多元化，通过对新股东的利益的保护遏制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
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银行经营行为。主要是建立责权利对等、风险与收益对称、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和经理的责权利；建立科学的信用风险识别防范体系及有效的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防范信贷风险和经理等私人利益对银行股东利益的侵害。
三是进一步完善科学的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看报表、重规模、过度依赖抵押的信贷管理模式，用发展的眼光关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以市场定信贷项目和投资力度，实现信贷资金管理重点由“量”向“质”的转变(闫瑶，2008)。
四是实现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
更丰富的服务。银行应该积极推行市场化营销架构，整合各类资源进行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再造创新，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民营企业其资金需求和融资手段的差异性，及时提供适合企业需求的“一对一”的创新个性化的特色服务。例如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提供创业投资资金的支持；对于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则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则行使控制权，引导企业进行重组或蜕变。
2 民营企业方面
第一，民营企业要进行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上的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内控机制，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科学决策水平，使得经营行为更加规范，经营效率进一步提高。
第二，民营企业要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信用观念，管理好资金用途，确保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和效益。
第三，相关民营企业可以围绕主体产业组建产业集群与银行之间建立关系，或者吸纳金融机构进入产业集群体系内，成为其有机构成部分(田军华，2006)。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是一个紧密关联的生产、交易、服务联合体，企业对集群的生产、交易以及信用网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退出集群的成本较高。从而减弱了集群内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更加注重信誉，并可通过集群内企业的相互担保、相互监督等机制强化企业的诚信约束。形成和维持良好的银企互助合作关系；银行通过融入集群，成为集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与集群建立诚信合作的良好关系，可以比较容易获取相关信息，畅通了银企双方的信息交流渠道，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产业集群还使银行取得贷款规模效应，通过对集群内企业提供关联贷款、批量贷款、打包贷款等形式，实现贷款发放的规模化，通过经济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减少了银行客户调查和监测成本，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交易成本。
3 信用制度建设
良好的信用体系是支撑民营企业和银行紧密型银企关系的基石。在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环境下。信息传递方便，市场监督机制健全，企业诚实守信，银行信贷资金风险下降，有助于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加强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是增强企业信用意识。通过广泛宣传信用的重要性，着力解决当前某些企业信用观念差的问题，帮助其建立正确的信用观念，自觉的遵守信用，维护信用。
二是加快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可由政府、银行和民间中介机构建立专门的信息收集机构，及时收集和整理企业在各层面的信用记录，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完整的信用数据库。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的数据库与银行、信用中介机构建立的数据库应各有侧重，而且在不侵犯企业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某种程度的共享，还可将企业的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披露，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加快企业信用中介机构的建设。征信机构要系统、全面、准确地收集、积累和整理企业有关信用方面的资料和情况，建立社会共享信息的平台；信用评级机构应客观地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判断、划分级别；信用担保机构则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盈利水平等状况，对企业融资提供一定担保(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课题组，2006)。
四是加快企业信用监督和惩罚机制的建设。应尽快制订和完善相关信用配套法规，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并强化执法机关的功能，保证法律法规的实施，从而依法保障社会信用和债权人的利益。还应积极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和监督，形成广泛的齐抓共管的局面，加大企业失信成本。
4 政府支持
政府对民营企业与银行逐渐构建紧密型银企关系的扶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3
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不容忽视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大，世界各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普遍遭遇发展瓶颈，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技术创新乏力、结构性用工短缺及融资难等诸多难题让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而导致企业运行“供血不足”的融资难，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有限的金融资源不能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融资需求，加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例如金融资源集中于大企业或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导致金融资源错配现象，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状况。尽管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国家其中小企业也会面临融资困境，但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比较完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及股票等形式进行直接融资。而较高程度的市场化水平亦可以优化信贷资源的配置，使得中小企业向银行间接融资的渠道也更便捷，因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国家，融资难的程度相对较轻。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经济基础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不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且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发育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加之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的成本很高，导致大多数企业只能依赖于向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然而，由于信贷歧视等原因，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获得足够的资金。因此，较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更加困难。在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与改革密不可分的，改革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使得民营企业由弱到强地发展。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企业“血液”的资金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在企业自身、银行及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融资难成为制约民营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由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试点推进的改革开放带动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而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则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推动着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则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了传统产业占多数的发展格局。中国各区域不同的发展条件以及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客观上导致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空间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程度、表现形式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第一，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程度看，经济发达地区较之欠发达地区的融资难程度更轻。改革开放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春天，不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民营经济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还是出于规模扩张还是技术研发的需要，民营企业都需要向外融资。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等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不论是规模、数量还是竞争力，都强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而融资的需求更强烈。但是，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状况反而优于中西部地区，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金融资源的空间非均衡配置，且大量集中于发达地区。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还没充分发育，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央行等政府部门决定，因而会出现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非均衡配置。而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来源还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间接融资为主，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享有更多的金融资源。二是，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相比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育更完善，有更完备的市场制度来服务于民营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因而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三是，较之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诚信度更高。虽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各类生产要素成本较高，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好，交易成本低，有更大的市场，也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且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呈集聚式发展，具有良好的外部规模效应，因而这些优势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将远超当地的高成本问题所带来的损失。而企业一旦选择违约，所享有的这些优势都将消失，并且面临高成本的信贷违约惩罚。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信贷违约率更低，具有更高的社会诚信度，社会诚信度的上升带动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从而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可见，在金融资源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和企业社会诚信度更高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程度更轻。第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表现形式具有空间差异性。首先，不同区域的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信贷融资比例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比例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金融脱媒进程的加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发育较完善，有实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从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来摆脱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因而东部地区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呈现出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而间接融资比重下降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愈加明晰。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发育不良，市场机制不够完善，民营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股票的门槛很高，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比例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次，不同区域的间接融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央行公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东、中部到西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结构中，短期贷款占比递减，而中长期贷款占比递增。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中长期贷款，而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不愿提供中长期贷款，致使中小企业不得不“短贷长用”。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短期贷款占比反而高于民营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最后，东部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外源融资比重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更愿意通过自我积累，稳步地做大做强，甚至囿于本家族利益的需要而坚持“小即是美”，不愿扩大企业规模，因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更愿意以自有资金或者向亲朋好友借钱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而在东部地区，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激烈，它们的忧患意识也更强烈，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金融资源集中于东部地区，且长三角地区民间借贷活跃，因而东部地区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外源融资。第三，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未来发展趋势看，较之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融资难能更快地得到缓解。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生相伴，是由改革所引发的，而民营企业融资运行状况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改革进程是同步的。所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进一步理顺，市场经济将不断发育完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较发达，市场机制较完善，因而将继续走在改革的前端，能更好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融资问题也将更快地得到解决。而中西部地区由之前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带来的后发优势已逐渐显示出衰退迹象，由资金及技术短缺引发的后发劣势不断蔓延，改革将会更艰难，市场化进程也会更慢，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破解进度较慢。
三、正确认识并对待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正确认识并对待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将有利于全局的发展。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非均衡配置是导致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具有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正确认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可以发挥市场在调动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时的决定性作用，按照不同区域的融资需求合理、均衡地配置金融资源，避免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造成的资源错配，让金融资源可以合理地跨区域流动，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合理配置金融资源，还可以优化金融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让金融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及虚拟经济中退出，并且流向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第二，正确认识并对待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将取得长远的正效果。虽然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主要依靠银行信贷资金来满足，但是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比例远远大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原因在于发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更优、竞争力更强，且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因而民营中小企业可以相对比较便利地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反观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较差的经济生态环境，而且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在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时面临较高的门槛。想要大幅度地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认识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空间差异，可以明确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方向，摸准各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脉络，通过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完善，让民营中小企业摆脱对银行的过度依赖，逐步走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道路。
四、基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特征的若干判断
(一)从利益相关主体分析
首先，从政府层面看，央行货币政策的区域同构化不利于破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破解，有赖于中央政府从顶层设计来着手推进。然而，央行出台的货币政策是站在整体的角度制定的全国性政策，在区域差异所引起的问题还没达到质变阶段，央行极少考虑政策制定的空间结构化。区域同构化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各区域通过不同的传导媒介和机制，会有差别化表现，但这种程度的差别化还不足以达到破解企业融资空间差异的差别化货币政策所需要的程度。另外，央行的定向降准措施有利于提高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基于此，央行也可以考虑结合区域特征实行地区结构化的降准措施。此外，监管机构的监管指标缺少对区域特征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管机构，监管侧重点普遍都在关注银行信贷风险，努力促使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降”。为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扩张，央行及银监会给商业银行规定了75%的存贷比“红线”，但对于不同省份之间存贷比的差异以及存贷比的结构关注较少。东部地区的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存贷比远远低于西部地区的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各项存款余额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即使投入的贷款资金更多，存贷比也相对较低。其次，从银行层面看，银行战略的空间差异化加剧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将比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给银行带来更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因而银行会以制定空间差异化的战略来为自身的发展提速，带动信贷资金的投入向东部地区倾斜。再次，从企业层面看，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具有区域差异性。民营中小企业自身财务制度不健全、可抵质押物少，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病”。然而，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在向银行申请信贷融资时，由于东部地区银行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高，且对于企业创新的关注度高于对风险的关注度，因而具有抵质押物的种类更多、抵质押率更高的优势。而在中西部地区，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处于一种“惧贷”的状态。原因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各方面条件更不优，且没有足够的抵质押物，加之不良贷款终身制的压力促使信贷人员更注重规避贷款的风险，使得中西部地区面临比东部地区更严峻的融资困境。
(二)从宏中微观分析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货币供应量充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空间差异是由货币供应结构不合理导致的。2014年11月末，中国M2达到约120.86万亿元，12.3%的增速虽落后于以往，但从GDP增长率和CPI指数来看，仍是充足的。然而，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不合理配置，致使大量货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错配，东部地区聚集大量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过度集中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及投机市场。而中西部地区却因缺少金融资源导致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从中观角度看，破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区域差异，需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各区域要充分认识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在东部地区，由于具有资金和技术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可以继续优化为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且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因而可以重点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避开东中西部产业分布同构化的现象。在金融资源较欠缺的区域，重点发展非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从根源上缓解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微观的角度看，家庭的投资决策对缓解融资难的区域差异有着不利影响。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虽然走到了突破完善的阶段，但是对于存款利率上限仍没有完全放开，家庭将现金存入银行可能面临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因而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将现金投入股票或债券等资本市场而非存入银行。家庭的这种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金融脱媒的进度，但也使得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缩小。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因而民营中小企业可以相对便利地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金融脱媒有利于缓解融资困境。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更低，主要还是依赖于从银行获得贷款。然而，家庭将现金投入资本市场，使得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加剧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