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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30年来,湖北省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4%,2007年达9230.8亿元,人均GDP已达2279美元;工业主导经济增长,经过多年发展和结构调整,湖北省已建设了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汽车、钢铁、石化、纺织、食品、电力、机械、化工部门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光纤光缆、光通信、激光加工、3C和3S软件、生物医药、电动汽车领域在全国领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三分之一,“中国光谷”产值有望赶超千亿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没有缩小,而且在中部周边几省横向比较亦不占领先位置。2005年湖北GDP总值全国排位13位,人均GDP排19位。2006年,全省GDP增长率为12.4%,是近十年来最高增速,但在全国只居16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与经济增长、发展、经济效益有关大部分指标,湖北省也落后于周边各省。建国前30多年,湖北省的农业、制造业,在全国处于较领先地位,然而现在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只居中间,甚至中等偏下的地位。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湖北省要实现中部率先崛起的战略目标就会越来越困难。
根据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形成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湖北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对滞后,是由经济发展(增长)区域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只有客观、深入分析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周边各省经济不平衡发展各种因素,才能形成一套使湖北经济走出区域发展滞后的困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正确的思路与对策。有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决定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基本因素在于是否存在区位优势。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中国内地形成了三个具有全球影响经济增长中心区域:即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唐为轴心的环勃海经济带。湖北省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这些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的外部。政策上看,湖北既没有享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优惠政策,也没有被纳入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之中。应当承认,湖北省的这种地理位置是造成其经济发展地域上相对滞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决定经济增长地域差距根本因素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近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决定国内各省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人均GDP增长率取决于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因此,导致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性差距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具体来说,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是由以下具体原因引起的。
一是效率或生产率的差别。据统计,2005年湖北经济发展总指标为109分,其中经济发展效率由全国第10位降至第14位,效率得分由46分减至38分;从单位能耗GDP看,其指标排在全国第18位;单位GDP用水消耗指标由2004年17位跌至27位;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从2004年0.62降至2005年0.58,排名由10位跌至15位。而最重要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统计,湖北省在全国几乎是最差的。1996年―2003年,除中部湖北、安徽、西部、贵州、青海、外,其他省区域TFP均在提高,而湖北下降了1.3%。2005年湖北工业经济综合效益为166.66,比全国平均值低10.5个百分点,大部分指标落后于周边省份。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湖北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比重过重,高出全国平均比重4.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低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也低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比重高达73%;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发展较慢。湖北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强省,农业的现代水平、产业化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的投入产出率难以提高,制造业是湖北经济的骨干、中心,但也是老工业基地,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繁重任务。
三是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其城乡分割、二元化结构所带来的三农问题,比沿海地区严重得多。2003年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达到2567元,但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5元,不到浙江的50%,并只相当于江苏的61%、广东的63%。据测算,在做若干扣除后,湖北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为7倍,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2006年以前,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44万人,富余劳动力规模达600万,农民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农村产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龙头企业,农副产品加工、转换、增殖能力与沿海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县市财政实力严重不足、农村债务问题严重,村庄衰落、农村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生产条件、社会保障欠债较多。
四是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利用或发挥。湖北省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但湖北省的科技进步水平却不高。虽然与2004―2005年相比,湖北科技进步指数有所提高,但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位列全国中等水平;科研院所的成果转换率较低;各类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远低于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湖北产业发展主体,相比西部地区以自然资源丰裕优势,以及沿海相当区域的制造业以加工贸易、帖牌生产为模式为主,它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但这一产业上优势,由于仍推行粗放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可以看出,正是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合理发展方式等导致了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因此,只有尽一切努力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湖北经济实现跨越性发展,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的目标。
二、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是湖北省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基本途径
虽然经济发展方式内容上只是包含增长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疑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任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水平的差距是造成湖北省经济发展区域性滞后的主要原因。要尽一切努力提高工业企业TFP,转变增长方式,即逐渐放弃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变为全要素生产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湖北和广东在大中型工业增长方式的差异。1995―2004年广东省大中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7.2%,劳动力年平均增长18.6%,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9.8%,其中TFP的贡献为13.6%,要素投入增长仅为6.2%。在TFP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的效应为11.6%,技术效率的贡献为2%。投入的要素6.2%贡献中,资本的贡献为1.6%,劳动的贡献为4.7%。而湖北省,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14.3%,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5.7%,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1.5%。其中TFP增长的贡献仅为1.3%,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为10.2%。可以看出,广东工业增长的源泉主要是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提高,而湖北工业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本的投入。那么导致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TFP增长差异的具体因素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化、市场化水平。在技术进步方面,2001年上海的企业研发费用、专利人数、引进技术个数分别22625万元、212777个、1126884万美元;湖北省为105236万元、4322个、141431万元美元。除了企业研发投资费用外,后两项指标上海一个市就比湖北省高近百倍、十倍;人力资本方面,2001―2002年,上海人均教育经费1244元,湖北为285.59元,每10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上海为6534个,湖北为1566个,尽管湖北省无论在中等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国应居于前位,但比起上海市仍相差很远。从市场水平的全国排序上,1999年上海排第8,而湖北排16位;从非公有制所占比重看,上海也远高于湖北省。这就决定了上海的TFP增长率远高于湖北(1996―2003年间,上海TFP增长9.0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0%;湖北TFP增长率仅为3.81%,贡献率为40%左右)。
通过分析可以明确,湖北省与上海、广东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实质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湖北经济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模式,其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比广东高一倍,其产业增长率则低了80%左右。为了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湖北武汉市是“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重点行业的节能、降耗、节水、减排,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的工作。湖北是能源、资源生产短缺的省,重点部门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又都是资源消耗高、对环保要求和资源循环利用要求极高的行业。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要对湖北的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的现状进行深入清查,制定相应目标、规划;在投资项目、招商引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作上,对项目、企业设置相应门坎,制定相应标准。各企业要注意从设计、工艺、设备更新、管理各个环节着眼于节能、降耗、减排及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每个重点行业都要树立这样观念,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是市场竞争的关键。汽车部门就要按全球先进标准大力开发低能耗、低排放、混合动力的产品;石化部门要将治污、治废当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本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各企业推广一些成熟、先进的节能技术为节水工艺、降耗、循环利用、减排新技术创造条件,为企业搞好服务;并将此项工作作为企业考核、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前,湖北工业企业当务之急是淘汰各种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大固定资本更新、技术改造的力度,争取在不太长时间内淘汰省内各工业企业一切落后生产力成份。要建立新建项目的技术标准和准入制;同时政府要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消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更新的所有顾虑。
二是充分利用湖北省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鼓励工业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新创新组织,大型企业都要设专门技术、新产品研发机构,建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的股份合作方式的企业研发机构;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为中高端技术、研发人才的自主创业提供方便,建立并完善对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尖子、对技术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要考虑比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同甚至更高的报酬,对技术成果可以予以价值评估,并转作企业的股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企业基层技术人才及中高级技师的培养,采取措施鼓励员工学技术,搞好企业技术培训。要大幅提高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培训方面的投入。
三是努力提高湖北省的市场化水平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TFP增长率的制度性原因。在这两个方面要下大功夫: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性程度建设,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重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发展。当前,湖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有以下具体路径:结合中小企业成长推动非公有经济;县域经济要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主;鼓励全员自主创业;扩大民营资本能够进入的产业领域范围;利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政府要完善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税收、劳动法执行等诸方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监督管理,提高民营企业的综合素质。
四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在稳定投资率、投资成长率情形下,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投资本身的效率。通过强化增强投资成本及其约束机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抑制投资冲动;改善、加强对全省基建项目的管理,对项目市场前景、投资预算、建设周期、施工质量,要予以关注;根据产业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项目决策评估制度改革。各政府、党政部门要从投资主体、主导者角色中退出,不要关注“招商引资”这类事情,努力提升政府的服务力、执行力。
三、从三个方面推动湖北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促进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达成中部率先崛起之目标,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第一”、“工业兴省”战略,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企业发展是制约全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湖北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成长迅速,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单位2008年突破1万家,达10660家,比2007年新增1600家;规模经济水平提升迅速,全省千亿元行业已达6个,汽车、钢铁、石化、电力、食品,形成还包括光电子信息产业、纺织几大重点产业部门。经过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受冲击较大的广东省、浙江省开始下决心实行产业升级,而湖北省许多地方、部门的官员,似乎没有意识到现在又到了决定湖北经济发展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牢牢抓住机遇,下决心将湖北工业经济发展中心工作转到产业升级上来,否则我们不仅无法缩小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而且相比周边各省也会越来落后。要树立这样观念:实现“弯道超越”或跨越式发展,并不取决于要素投入有多高、项目上马有多快,靠继续维持目前这种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支撑湖北经济的发展,要实现跨越是不可能的。要素投入增长会抑制TFP的增长;投资增长是有界限,且不可长久、持续的,要素投入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进行产业升级主要围绕六大重点行业,钢铁、汽车、石化、食品、纺织、光电子信息产业,实行以下产业升级换代的战略举措:上规模,即扩大重点行业规模、骨干龙头企业的规模;促配套、兴集群,围绕骨干企业、项目采取措施推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重点行业、企业要围绕产业链,尽最大力量拓宽产业链,力争更多部门发展空间;同时,要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包括核心技术、核心人力资源、差异性竞争能力)为手段,进一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力争占据各行业部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重点行业,企业要高度重视品牌经营,争取有更多全国知名品牌产生,争取产生世界知名品牌。推动产业升级要逐渐放弃低成本扩张战略。改革工资制度,企业要建立合理工资分配政策,建立企业员工正常加薪制度;改进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以员工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民主化、合理化的企业管理和经营体系。
2、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消除城乡二元化分割带来的日趋严重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湖北省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机遇,为解决湖北三农问题,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湖北省“三农”的实际情况,为了推动湖北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以实行以下举措。
(1)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8年以来,根据四川成都、重庆市的有关经验,湖北的鄂州市,武汉的汉南区及襄樊、荆门等地区纷纷开始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现在,应当在全省各地逐步推开这些经验,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城乡互动,以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村发展,就要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的统一架构之中。加速城乡之间资本、人力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互相流动;构建统一城镇发展体系,努力发展小城镇,并形成一大批强村、中心村。
(2)进行制度创新,从土地、金融、财政、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消除或缓解“三农”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心。土地股份合作制应当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这项改革要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属不变,保护村集体(农民)土地上的权益,首先是土地的收益权即集体土地出租、入股收益。应允许集体土地有权以股份方式参与任何土地非农业开发,大幅提高土地征用费,减少直止土地征购,使农民有权享有土地市场化交易形成的增值收入的相当部分;同时要使村集体对土地流转使用真正具有支配、控制权,对土地使用有自主决策权,使农民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鼓励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及一些民间专项投资(基金)、保险机构的发展,恢复并重建镇村金融体系。为了重建村级自主公共财政,需要创造条件鼓励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大力发展,这是解决村集体收入或自主公共财政空壳村现象,重建村镇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及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唯一可行的办法。农业经济要有较大的发展。围绕地域资源状况,大力发展板块农业、基地农业、规模农业、品牌农业,发展扶持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使农民能够据有农业产业链各个链条上获得增殖的空间;从根本上消除用农副产品剪刀差、土地交易、农村金融资源、人力资源流失所产生的农村整体贫困化趋势的漫延。推进小城镇建设,深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百镇千村工程”及区域一体化试验区步伐,探索解决新农村建设各种具体问题。
3、湖北省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发展自己潜在竞争优势,并努力消除在经济地域上的比较劣势
通过增长方式转变、发展高新产业、企业技术进步等一系列契机,充分发挥湖北省科技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在主要靠依托于人力资本投资增长主导增长基础上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发展交通、物流、缩小武汉与上海的距离,使长江沿线城市、地区尽可能多地纳入长三角经济圈之中;展开湖北各市、县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全方位经济合作。沿海经济圈大多是外向型经济,在转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中要经历很多困难。湖北省应当继续将经济的市场放在国内市场上;要防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形成的“新陷井”:不能过多通过承接转移将沿海加工贸易、贴牌生产的落后形式嫁接到内地;不能因为东部产业转移,使湖北省丧失自己实行产业升级换代的时机,并使其陷入全国性产业结构分布体系的中低端位置陷井;这样,湖北省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提高湖北重点产业,尤其是钢铁、汽车、石化及光电子信息产业抗“经济周期”、“危机”干扰的能力。
(注:本文系湖北省2008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途径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立项号:[2009]122。)
篇2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5日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其高效、减排、环保的特质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种理性取向，上至宏观，下到中观，低碳已成为衡量一国、一产业乃至一商业社会持续性发展的软指标。随着我国“建设低碳社会”发展方向的确立，低碳经济也必将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然而，低碳经济对于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新课题，技术也相对不成熟，特别是新能源技术，总的来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相对于业已成熟的其他行业而言，仍有许多拓展空间。在我们当前共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工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中创新驱动的转变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结构调整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自主知识产权，因为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导权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在低碳经济领域中，我国在众多方面还缺乏核心技术，因此知识产权战略如何促进自主创新，实现低碳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化，显得尤其重要。自主知识产权成为发展低碳之路不可或缺的基石。“手握知识产权就等于手握低碳经济时展的竞争利器”。
2011年与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指出，我国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同时，《报告》多次谈到“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等，充分表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工作水平，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由传统的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智力和知识资源，依靠创新驱动来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十分关键。知识产权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难题的切入点，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一、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改造传统产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提前部署，努力创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产品营销、企业管理、节能减排等环节，提供重点扶持、服务、引导，切实把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中心环节，用知识产权改造传统产业，加大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提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知识产权制度有助于实现低碳经济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提供的条件，不仅有助于选择正确的低碳技术创新方向、领域和研究开发项目，做到既避免侵犯他人权利，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还可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从事更高水平的研究开发，从而避免研究开发的低水平重复和有限资源的浪费。
二、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激励和保护自主创新
低碳技术的维权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在厘清侵权行为与合法使用的基础上，成为权利人打击非法使用的利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逐步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促进科学进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促进公平贸易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入世”之后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各个主要法律，如《专利法》、《著作权法》都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同时，低碳技术成果的本质属性决定需要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研发中的利益协调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
三、健全专利产业化政策，推进专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积极争取财政和科技经费支持，加大对专利技术转化的扶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转化给予重点支持，促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竞争优势的专利技术产业化。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项目的信贷支持，鼓励和引导担保机构开展对自主知识产权项目的贷款担保服务，进一步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完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增强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统筹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展示交易、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三大服务功能，不断推进功能完善、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对外服务窗口和网上服务平台建设，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技术、资源优势，以“专利信息利用试验基地”为支撑，积极培育专利信息利用试点企业，为企业提供深层次专利信息服务。大力推广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专利分析系统的应用，为企业研发和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增强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完善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衔接机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建立健全执法协作、责任追究和评议考核机制，依法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深入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其他单位、个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防止知识产权权力滥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合法权益。
六、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推进科学管理机制建设
加强各级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建设，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重大活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增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合力。加强对专利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加强市场监管，通过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协作来完成，分清职责，让市场去保护、去提升知识产权的价值，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有效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篇3
这看似与2010年的财政政策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延续2009年以来实行的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而是在总结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使财政作用更宽广、更有效、更长远。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主要表现在财政手段的运用上依然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却。而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重点、措施来看，不会“涛声依旧”。
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显而易见，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而是从上述后三个方面来重点发挥影响力。因为2011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预期将有四大转变：
一是从以总量扩张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整为主。2009年、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分别达到9500亿元、10500亿元，与2008年1800亿元财政赤字相比实行了跳跃性的财政扩张。显然，2011年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不用财政扩张投资需求即可实现。2011年财政重点转向结构调整，即通过财政收入结构、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各方面结构的合理化。
篇4
第一，支持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产品出口退税、制造业科技创新、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人力资本支出、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财税支持。在税收方面尤其要重视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税收服务和宣传，使其适应当前的税收环境，用好、用足现有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加大资本金注入、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财政专项奖励、政府采购、安置改制富余人员、支持制造业污染企业搬迁改造等。
第二，支持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对外贸易，其原因是其他国家在身染经济危机的时候，必然会加大出口、减少进口、恶化贸易条件，这对于经济增长外需驱动特征明显的我国来说，便意味着出口收缩。因此，我国必须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要强调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要从调整国民收入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转变消费方式、拉动农村消费等方面促进消费；从优化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着重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促进投资。在税收方面，适度降低消费品的流转税负，对农民外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时要承担的货物劳务税给予减免或返还。同时，在逐步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制“调增”的过程中，合理安排“调减”的内容，例如，相应降低股息、红利、劳务所得适用的比例税率。在财政支出方面，按照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优先安排“三农”支出、减贫支出、欠发达地区支出以及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基础设施等民生支出。
第三，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中最需要财政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小微企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分配；既能优化经济结构，又能扩大内需，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特殊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实际中，小微企业却面临着融资困难、技术和税负较重的“瓶颈”束缚而成活率不高，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弱势群体”。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运输成本、租金成本不断上涨，小微企业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发展陷入困境，既威胁到社会、市场的稳定，也为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推波助澜”。因此，需要制定和实施全方位的扶持小微企业的财税政策。在税收方面，围绕涉及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税种，设计详细、可行的多样化税收优惠方案，增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减、延期纳税、税前扣除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为小微企业安排合理的一般性和专项财政补贴资金，整合现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性资金，优化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资助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和弱势群体、落后地方办的小微企业。对科技性、就业性、资源综合利用与环保性、社区服务性、人力资源性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专项补贴，但要严格发放条件。对“病态小企业”给予更充足、优惠的财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应提供紧急资金援助。此外，在每年的政府采购计划中划定小微企业产品的采购比例，同时，通过价格补贴等方式引导大企业订购小微企业产品。还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地方财政对小微企业给予资金、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加大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使各地方政府获得扶持小微企业的财政能力。
战略要点二：放大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提到财政收入分配职能，人们往往将视线落在“财政再分配”上。其实，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内涵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阔，在分别由市场、政府、道德主导的三次收入分配中，财政均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从三次分配的角度对财政收入分配的职能进行分解，能够从总体上放大财政在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
第一，调节初次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应立足于提高劳动者收入能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能力，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教育和就业。在教育方面，既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又要优化支出结构；在就业方面，既要支持稳定岗位、职业培训、就业援助，又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调整产业结构，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支持服务业发展。支持服务业发展既能改善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状况，也能助推经济发展，加强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能力。当前，要全面推进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和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为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减负增效。同时，引导和鼓励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鼓励先进制造业分离生产业，并通过增税等措施控制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泡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价格、工资和行政收费。在价格方面，财政政策应扶持农副产品生产、稳定农副产品市场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煤电油气运、完善物价上涨时期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在工资方面，财政政策应支持各地区、各行业建立工资合理适度增长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分档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及行业工资投入产出水平，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此外，还可以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企业建立欠薪保障制度，设立欠薪保障金，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工资权利。在行政收费方面，应进一步降低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的分配办法。
第二，调节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应立足于强化直接税的收入分配功能，通过政策性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各类民生支出减轻低收入者的支出负担。强化直接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分类所得税制难以满足调节综合收入差距的要求，需要加速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在房产税方面，需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征缴方式、科学有效的征缴手段，将房地产税试点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通过政策性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涉农补贴、临时收入补贴、减贫支出。在涉农补贴方面，突出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性，尽量以现金补贴的形式通过“一折通(一卡通)”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或直接发放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放临时收入补贴方面，在应对物价上涨的临时价格补贴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实现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社会救助标准与物价的联动。在财政减贫方面，设立各项以财政资金为依托的贫困人群生活补助、医疗困难补助、贫困学生资助等。通过各类民生支出减轻低收入者的支出负担，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保障方面，要继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分类分层次解决未纳入社保范围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重点加强基本社会保障的应保尽保，同时，提高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需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划分，使各级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达到均衡。
第三，调节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政策应立足于强化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支持政府的引导作用，多渠道寻找慈善事业的出路。强化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所得税税前扣除，可考虑在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12%的比例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纳税扣除额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全额扣除。支持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设置政府奖励。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置政府慈善奖，由政府出面为参与慈善事业的民间组织、企业及个人颁发该奖项，从而鼓励、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慈善事业。多渠道寻找慈善事业的出路，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是开办慈善超市。慈善超市是由民间发起、政府扶持的，扶持方式主要是直接的资金注入和间接的政府购买服务，由于慈善超市是财政发挥第三次分配职能的重要载体，应该给予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使其发展壮大。
战略要点三：进一步治理通货膨胀
面对通货膨胀，使用更多的是货币工具，财政工具只是辅助手段。尽管如此，积极财政政策也显示出了收紧的一面。2011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到该年底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2012年政策的紧缩程度不适宜加大，仅保持现有力度即可。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充分发挥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增加税收，减少支出。在税收方面，应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增项”，进一步改革税制，增加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减少税收优惠并严格执行；加强税收征管。在财政支出方面，应控制公务费支出，适度收缩基建支出，改善财政投资结构，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入，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
战略要点四：突出财政平衡的重要性
当前，财政安全在世界范围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也应该基于财政安全的考虑，更加认识到财政平衡的重要性，注重日常开源节流，防患于未然。实现财政平衡要把握三点：做好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节约支出。除此之外，仍要强调发挥结构性减税的作用。2012年2月2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中国财经报》上撰文，明确了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大内涵，首要的就是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事实上，我国近几年已经将结构性减税作为税制改革的一项长期战略性选择，这样既有助于解决眼前问题，也有助于经济长远发展，保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在宽松的政策导向下，结构性减税首要的作用是降低税负，基于结构调整的角度，降负在产业层面应以第三产业为主，地区层面应以欠发达地区为主，居民层面应以农村居民为主。此外，还要突破税费结构的约束，拓展结构性减税的空间，就是要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非税收入，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管，相对地把结构性减税范围向非税收入扩大，提高减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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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旅游市场的全球化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古城镇旅游作为一种永不衰老的旅游方式推向广大游客。四川阆中古城在四川旅游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对阆中古城旅游经济在新形势下的着力点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旅游资源其具体的划分
旅游价值的体现源于旅游资源，依据旅游资源本身的基本属性，可以借助对旅游资源的分类来选择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自然资源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大气与太空景观等。人文旅游资源包括：文物古迹、古典园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
二、阆中旅游资源的组合情况
阆中古城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天造地设，风景优美素有“阆苑仙境”、“巴国蜀国要冲”之誉。“秦砖汉瓦魂，唐宋格局明清貌；京院苏园韵，渝川灵性巴阆风。”这幅对联完整地概括了阆中古城的特点和历史风韵。
阆中旅游资源丰富，这里除了有张飞庙、永安寺、五龙庙、滕王阁佛塔等人文名胜古迹外，这里的风水景观独特、基础设施完善。这些都说明阆中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旅游景点集中程度高，组合状况良好，环境承载量大。
三、古城镇旅游市场概况和需求影响因素
1.古城镇旅游市场概况。陈逸飞先生一幅《故乡的回忆》使得苏州周庄享誉海内外，不仅成功树立了江南水乡的品牌，更使周庄成为中国古城镇旅游发展的开拓者。继周庄之后，许多具有古城镇文化气息的城镇纷纷开始开展旅游事业。在周庄的示范效应下，江浙一带的古城镇相继走上“旅游兴镇”之路。与此同时，西部的丽江大研古镇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逐渐为游客所关注，1997年申遗的成功更使其名声大噪，并迅速跻身古镇旅游开发的前列。近年来，我国古城镇旅游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古城镇旅游随之成为旅游业中的新特色路线，此后古城镇旅游就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推向了广大的游客。
2.古城镇旅游市场的市场需求影响因素
四、对阆中古城旅游经济在新形势下的着力点探析
阆中古城其特殊的区位优势、 资源特色对周边以及国内外旅游市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更需要明确旅游资源特色，树立特色开发模式，避免资源雷同而造成的无序竞争，探析阆中古城旅游经济的着力点势在必行。本文就此而做了以下探究：
1.古城风水文化凸显唯一性、独有性。阆中古城的风水文化资源，具有中国旅游资源中的唯一独特性，是一种可以进行深度挖掘的旅游精品，通过对古城风水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及对阆中古城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等的重新包装设计，发挥其独有性和垄断性资源的优势，精心策划打造中国风水古城。其得天独厚的风水文化资源独特性具体表现在：（1）古城的山、水、城的完美结合最简单最完全最精确最形象地体现了风水理论龙、穴、砂、水、向意象；（2）古城显现的浓厚传统风水文化特色，如：唐朝的风水大师袁天罡、李淳风对阆中风水宝地的青睐；（3）自汉代以来，阆中一直作为民间天文学的研究中心，天文学和风水学的结合使阆中的风水文化有着浓厚的民间研究基础，如：春节老人落下闳的《太初历》和“落下闳浑仪”。（4）古城风水文化与风水产品的完美结合，使古城本身所具有的风水文化意蕴从视觉上展示和谐的风水人居环境和文化氛围，民俗文化特色浓郁等。
2.古城多元化文化的集结。以古城为中心形成了多元文化区，其具有典型代表的有伏羲本源文化、民间艺术奇葩的巴渝文化、蜀汉三国文化、状元科举文化、春节文化、民俗和饮食文化、古玩文化等，突出了地方特色文化，其浓郁的文化氛围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称赞。张飞巡城、秀才赶考、生态民歌、川北皮影、巴象鼓舞、舞草龙、老观灯戏等节目，让游人流连忘返，为阆中古城揭开了神秘面纱，为游客们重现历史之美。
3.发展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助推旅游发展。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工艺品已成为旅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它们的开发可以在创造经济的同时也将起到对古城阆中的广告宣传作用，旅游工艺纪念品所承载的相关文化信息可以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将会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古城阆中。把阆中的银河地毯、保宁醋、阆州醋、张飞牛肉等知名旅游商品做大做强；开发灯笼、镇宅之宝、丝绸服饰等特色纪念品，创立品牌；宣传古玩文化吸引古玩爱好者和收藏家，搭建古玩文化交流平台等，形成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体系，发展千佛泡菜、野菜种植和野菜餐饮，开发绿色历史文化名餐。
4.重视古城镇文化的宣传和保护。着力建设“嘉陵第一江山”为品牌的水上环线旅游，加强围绕构溪河湿地保护区的“一河六区”的原生态旅游精品区，完善古城旅游配套设施，加强旅游资源的保护。加强城市形象整体对外推介活动，树立良好的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改进宣传手段和方式，突出宣传主题，形成独有的特色个性。
五、结语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开发主要经历了资源导向、 市场导向、 产品导向、 形象导向等四个阶段或者说四种不同定位的旅游开发模式。不同区域旅游业的开发必须在综合分析区域旅游资源、 旅游市场、 旅游产品以及旅游形象等诸项特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开发模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把握发展趋势，抓住发展机遇，推进旅游资源的利用，立足现实基础，发挥资源优势，寻找阆中古城旅游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紧紧围绕“建设中国西部最具吸引力旅游城市”这一奋斗目标，“立足川陕渝，辐射全国，拓展海外”发挥自身优势，力争成为川东北的一颗旅游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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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政府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则民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政府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社会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政府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影响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找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以从“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为五个等级，通过比较五个等级各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判断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三月统计分析，我国以“五分法”计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纪录；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99年，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到总人数的64.15％。这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状况，显然使全国大多数居民缺乏充足的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可见“五分法”显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严重不合理，使得社会需求不足，需求结构较明显地不适应生产结构，使得社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得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别达到2.52倍、2.66倍和2.80涪，远高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的国际一般差距状况。
我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从不同阶层的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存量状况得到佐证。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总工会等6个部门对职工生活状况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4978户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拥有60％的金融资产，最贫穷的43％的居民仅拥有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家庭户均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积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差距如此悬殊，超过了当今许多发达国家，足见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总之，由于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实际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主要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笔者也不赞成。表面上看，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减少企业税收上面，既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当前内需，又可避免高额财政赤字和财政风险，一举两得。但实际上，以减税作为主要着力点比之以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着力点，并无优越性。第一，减税后若政府财政支出不削减，则政府财政赤字更大，政府势必不得不发行更多国债，这样财政风险将比不减税时更大。第二，若在减税的同时，国家有能力削减一些经常性财政支出，则可以降低国家债务压力和财政风险，但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要想使国家经常性财政开支削减几百亿乃至上千亿水平无异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减税的同时，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这确实可以减少国家债务压力，但是否能达到既刺激内需，又降低财政风险这“一箭双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问号。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很难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减税刺激内需的途径是：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了，税后利润上升了，则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会上升，这样企业便会加大投资，进而通过投资乘数的放大，导致内需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的特殊形势下，减税后，企业负担虽下降，却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缺乏活力，以及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直接、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间接地对销售收入预期，从而对利润预期并不看好，这样企业并不会有多大的扩大投资意愿，而内需也就很难拉动起来。国内有些学者津津乐道于美国80年代里根减税政策的的实施，导致如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极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证明我国目前减税是最好的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情况与我国现在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别。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减税不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决“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降低物价，解决“胀”的问题，而我国现在还不能说真正走出前几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不但不需要物价下降，相反还需要达到并保持几个百分点的通胀率，以便使实际利率下降，促进企业投资。况且，美国整个9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并不能仅仅归功于80年代的减税，灵活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因素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结出的硕果发挥了极大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也很难达到降低财政风险的目的。道理很简单，若在减税的同时，对等地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则一方面财政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业投资很可能并不会有明显上升，这样总需求就会恶性循环地萎缩下去，如此年复一年积累，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时可能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压力会更大，会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这样一来，财政风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上升。
总之，基于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导源于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笔者对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的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是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笔者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已经明朗化：“十五”期间，至少近两年，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选择运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只有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并进而有效地扩大民间投资需求，从而有效地解决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将“十五”期间几年内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确定为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图以此提高全社会有效需求，保持国民经济高水平的均衡增长和发展，这里便有一个理论认识问题需要解决：我国多年来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生产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生产结构必须努力适应需求结构；若不适应，则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不能实现，得不到社会承认，就表明这种生产劳动不是有效劳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必须加以调整使之适应需求。这株认识既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又符合现代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学原理，其正确性毋庸置疑。但本义的政策建议，其本质内容似乎是要使社会需求结构去适应生产结构，这岂非违反经济学原理？其实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议并不排斥调整生产结构、供给结构。我国长期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存在不少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项目，由此带来一些产业、产品的供过于求，这一块不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须加以适当的压缩和调整；但是当前我国的总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问题，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使之适应那种客观上正常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其次，货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个外生变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按照观点，就连人们的“需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内生性，而并非纯粹的自然属性，“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要”，而购买力在货币经济条件下涉及到整个社会相对价格体系和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内生性了，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价格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这四个环节在动态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三个环节矛盾着，既受其他环节制约，也都制约其他环节。很显然，在这里，分配这个环节如果与其他环节的矛盾关系失调，便会影响其他环节，阻碍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这时，分配这个环节就必须予以调节。这就是我国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论依据。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当前调整收入分配，其目标是要使社会再生产畅通运行，是要达到现代宏观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状况，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绝不是“均贫富”，搞历史倒退。我们讲要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寻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阶层应当也能够予以接受的。
理论分析和国际社会现代化经验都表明，较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应当是“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而不应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小；或者“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我们以适当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要使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现在的“金字塔型”（或“哑铃型”）转变成“橄揽型”。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能合理地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就能相当程度上解决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从而解决好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国家统计局有关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一系列统计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代表性商品数量中，糖果、果酒、糕点、鲜乳品、奶粉、女装、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平均每人全年购买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装、童装等商品前者也接近为后者的两倍。统计数据还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机、照相机、空调器、微波炉、电炊具、排油烟机等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拥有量均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电脑，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约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的3－4倍；移动电话，更约为5－6倍；至于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严重供过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每百户的拥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量约多20－30台。以上还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作比较，若再考虑到农村居民家庭，则有关差距更大，别的不说，仅就电冰箱和彩电这两种“标志性”的供过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仅io.64台，仅约及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6；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仪38.24台，还不到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每百户拥有量的1／2.
可见只要我国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份额，则食品、服装、家电、纺织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消费资料生产行业生产出的大量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将会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长，许多商品将会出现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电，如果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适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仅仅使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增加30台，则全国农村居民需增电7千多万台，这样，我国的彩电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过剩三千万台，而是未来两、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内在的正向比例关系，一些消费资料生产部门需求上去了，还会拉动机电、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现出严重过剩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需求，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
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着力点在内容上包括三个方面。
1.使农民和城镇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阶层和中等偏下收入阶层享受税收优惠。给收入偏低的居民减免税负，是以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的最基本要求。具体做法：
——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以往我国执行的起征点是月薪800元，这一起征点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显偏低，违背了税收的负担能力原则，以及受益原则和机会原则。应将起征点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区还应有权把起征点适当上浮。我国税务部门目前已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希望税务部门在对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予以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学制定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豁免和扣除。豁免和扣除额的大小应该将纳税人工龄长短、年龄大小、赡养负担、工作性质（如防止对个人独资企业双重征税出现）和个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对个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贷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税）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坚决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降低农民税收负担。要以合理计征的农业税、屠宰税和特产税，取代过去乡村政府各种名目的收费，坚决取缔乱收费，使农民税负能总体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农村税收征管规范化、法制化。为了切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应当下决心裁减县、乡两级机构，特别是主要靠行政收费支撑的乡级政府，可以考虑将全国四万六千个乡镇缩减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适当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实际税负。适当增加对高收入居民的税收，既是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财政支出，包括加大转移支付和农业财政投资等投资支出的资金来源的需要。具体做法：
——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要健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体制，采取必要举措，改进和加强对高工薪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改进和加强对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经营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些中介机构）经营的个人所得的税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业所得税），强化高收入行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对违法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惩处力度。
——随着储蓄实名制的完成，将利息所得税从比例税率逐步转变为累进税率。让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纳税，同时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费倾向。
——在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稳妥而坚决地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类税域称财富税）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财产税占了各级政府全部税收的40％以上，相当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这也说明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应当以财产税等税收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需求。
——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征收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如今在发达国家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它迟早将成为我国的一个大税种，对于我国在“十五”期间适当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个重要举措。不过，考虑到其牵涉面大，而且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质，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财产类税，应周密筹划；稳步推行。
3.切实加大对农村居民、城镇中下收入阶层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这里，对农业、农村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同样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体做法；
——尽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我国目前，要想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缺口尚相当大，任重道远。为扩大有效需求，当务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盖面尽可能遍及全部城镇的、较为规范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和农村独生子女教育资助体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的起步阶段，应当首先用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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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需求拉动强劲。
金融市场形势稳定。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总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市经济运行情况良好，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整体经济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但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如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工业企业亏损较多、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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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快速提升，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发展与提升，并指出文化在我国民族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民族的血脉，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精神支持与动力，在我国全面建设与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我国进行民族复兴与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计划中，更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针对文化在社会经济与民族发展方面的作用意义，本文将结合当前的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对于新形势下当代文学发展的着力点进行分析论述。
一、文学发展以及对时代的作用分析
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综观文学的发展之路，是随着社会制度的更迭不断发展进步的。而在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文学不仅代表着我国的文字文化和历史文化，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政权维护发展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甚至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文学仍保持着新鲜持久的生命力，在社会与时展中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发展中不仅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不断的吸收和汲取，同时文学本身具有非常牢固的发展及基础，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引领时尚的作用。综观古今文化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化，都对于是非有着明确的指认，并且是一个民族积极向上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发展中彰显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等，以正确价值观与人生观代表方向为主的文化精神，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而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进步中所表现出巨大激励作用，主要来自于文化本身的巨大内部驱动作用和力量，这是任何外力作用所不能够替代与掩盖的。
二、新形势下当代文学发展的着力点
结合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挑战以及发展中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对于当代文学工作者来讲，推动文学的研究发展与进步，要求当代文学工作者不管在面对什么诱惑的情况下，都要坚持心中的文学理想，积极进行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探索和发展推动，通过自身的坚持与努力实现对于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时代风尚的不断弘扬与彰显。文学发展对于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引领与指导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发展中，就通过对于王进喜以及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文学描述，进行不畏艰险、乐于奉献、自强不息、先人后己等正确价值观精神文化的倡导和弘扬，对于今天的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财富创造仍然有着巨大积极作用和意义。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情况来看，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主要是以时代领军人物以及英勇事迹作为创造素材，通过宣传以及报道、推广等文学手段，对于人们的病态价值观进行教导和改变、消灭，并且在当时时期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当时社会下的生产力水平提升以及国民素质提高、国家政权稳定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意义，同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结合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工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中已经自觉的进行当代历史与时代重任的担负，通过文学作品大力进行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性格的弘扬和塑造，使得当代文学发展中形成了以现实生活和时代变化反映、时代英雄任务表现的发展主题。综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以及发展形势，要想实现当代文学的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部分，实现人们价值观以及社会意识、文化精神的改造提升。此外，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促进当代文学的大发展与大提升，除了要进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外，还要进行文学创新，而文学创新则是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结束语
总之，当代文学作为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新形势下的文学大发展与大提升，要立足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特征，结合新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需求，进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文学创新，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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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优势产业”为主导，强化信贷业务转型发展
信贷业务转型发展依托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强调优势产业为主导地位下，信贷结构、客户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强化小微信贷的良性发展。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着力点在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突出市场行业发展的同时，更着力于构建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突破点，实现商业银行战略性发展。
1.做好政策研究，推进信贷结构优化
信贷结构的优化，应强化政策导向力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家政策的研究，抓住市场行业发展走向，为信贷业务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加积极主动的发展空间。因地制宜、大胆尝试的发展思想，为银行信贷业务转型带来动力，强化了银行在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同时，更够紧扣政策的导向，寻求与行业之间最大契合度的融合发展。例如，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政策的导向与扶持显而易见，商业银行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信贷业务中，应着力新兴产业信贷业务的发展，更加主动的适应市场行业的发展需求。此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积极开展小微企业等信贷业务，对传统单一的信贷结构群进行优化与拓展，将产能过剩、一般制造业的信贷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并进行严格控制，实现信贷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相协调、相同步。
2.实现“大、中、小”合理发展，改善信贷客户结构
行业、客户群集中，是当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显著特点。但是，信贷业务转型发展，不能仅仅盯着“大客户群”，而忽视“中小客户群”巨大的信贷需求，以及巨大的金融市场。因此，实现“大、中、小”合理发展，是当前改善银行信贷客户结构的有力之举。首先，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强化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调整对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体制，建立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员集中营销、办理等业务模式，强化信贷业务构建与小微企业发展良性对接；其次，强化重点市场建设，提高个人信贷业务发展。例如，拓展个人抵押贷款市场，发展个人循环贷款等业务，个人经营系列贷款做成具有批发性质的业务。这些都改善了信贷客户结构，推进了信贷业务转型发展。
二、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逐步优化信贷产品结构
信贷产品结构的优化，是商业银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构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推进，也是积极构建特色信贷业务的重要基础。不同的行业特质、不同的信贷对象，对信贷产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在差异中寻求信贷产品结构的优化，以更好地突出自我的特色业务，这是信贷业务转型发展创新性突破的关键所在。因此，商业银行在业务转型中，一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占业务先机的产品；二是要开发更具竞争性、吸纳性的优质信贷产品；三是信贷业务方式多样化，能够契合并满足不同对象的信贷需求，提高信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1.强化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信贷市场开发，提高信贷产品结构的平衡性
抢占业务先机产品的同时，也应注重信贷产品结构的平衡性，坚持平衡发展的原则，更能激发信贷产品活力，提高银行整体信贷业务发展。首先，积极做好新产品的投放工作中，在发展优势业务的同时，注重争取优质客户，提高信贷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其次，产品结构应在高端市场份额领域有所突破，占领好、开发好高端市场，这对于提高信贷产品的结构质量，非常之重要；再次，准确定位目标市场，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客户的现实和潜在金融服务需求，量身设计针对性较强的信贷产品，让信贷产品的市场属性更加显著。
2.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提升业务转型发展活力
信贷业务同质化，是当前信贷业务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积极构建银行特色业务，对于提升业务转型发展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无论是国有四大行，还是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都具有自己的企业特色，特色的发展与融合，对于提高信贷业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特色”就是竞争力，就是产品活力的重要体现。别人没有的，我这里有，并且在服务上、利益上，都做的比其他银行要好，这就是转型发展突破的基础。
总而言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转型发展，一是要注重着力点的搭建，夯实转型发展基础；二是要以创新发展为驱动，以特色业务建设为重点，寻求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的突破点，以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战略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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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追求大作为、实现快发展”的操作性
追求大作为、实现快发展，是具有想像力、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对于龙山区来说就是要“继续‘五跑’求作为、加速‘五跑’快发展”。在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选准加速“五跑”的参照系。要制定好加速“五跑”的阶段性目标和长远战略，从龙山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经济素质的明显提升，到龙山形象的较大改善、群众收入的显著增加、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等等，都要有具体的参照物和明确的指标体系，以激励和提升龙山发展的素质和速度。它包括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包括高一层次范围内的位次前移，本质特征是使龙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打破常规，呼啸前进，在周边县区抢道、领跑，实现龙山再兴，体现快跑快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确定今年全区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全区生产总值（GDP）实现11亿元，同比增长44.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完成14亿元，同比增长51.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36亿元，同比增长44.8；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7600万元，同比增长17.6。
第二，抢抓加速“五跑”的机遇期。机遇是一种特殊资源。市场经济既充满各种风险，也包含众多机遇。机遇经常迎面而来，擦肩而过，关键是要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经济头脑发现机遇、捕捉机遇，进而用好、用活、用足机遇。同时，还要善于创造机遇，发展机遇，以尽快实现富民强市。当前，国家正在深化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在这一重大政策的影响下，国际资本已经开始关注东北，国内发达地区正在积极寻求与东北的合作。加速“五跑”的机遇期已经到来。机者如神，易逝难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上项目，抢抓机遇求作为，抢抓机遇快发展。
第三，找准加速“五跑”的突破口。一个区经济要快速发展，突破口必须选准。选准了会事半功倍，选偏了则事倍功半。在找准突破口后，必须迅速撕开、组织突进、推向纵深、扩大战果。就龙山区的实际情况，我们把继续“五跑”求作为、加速“五跑”快发展的突破口选在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上，靠项目强企业、壮产业、广就业，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利源、金昌、工业硅、真雨等企业的大项目进展顺利。全区初步形成了以利源公司、工业硅集团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金昌集团、大拇指公司为代表的健康产业，以真雨集团、五一集团、金合集团、中龙机械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以东艺木业、森广木业等企业为代表的木业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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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指标：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降，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三、主要任务：今年工作的基本着眼点是促发展、调结构、抓统筹、重民生。具体是聚焦到贯彻落实“四个协调”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上，即：促进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着力点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着力点是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着力点是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着力点是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着力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坚定不移朝着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方向努力。重点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金融业加快发展；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依托城市信息化建设，推动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运用新的技术提升商贸、旅游会展、专业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继续保持优势和竞争力。二是全力促进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发展，就是三二一产业不可偏废，都要大力发展。融合发展，就是要用现代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的理念，大力发展生产业，用工业化方式、现代市场营销手段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机融合，提升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三是努力占据产业发展高端。要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尽快取得突破，把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制造业要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努力攻克一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带动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农业要走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在高附加值、标准化、规模化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四是改进产业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抓紧研究完善促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强分类指导，对远郊、近郊和中心城区要有不同的产业扶持重点。五是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节能减排是铁的任务，困难再大也要迎难而上，即使牺牲一些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着力营造更加开放的良好环境，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用好举办世博会这个重大机遇，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积极创新审批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提高行政效能，进一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着眼于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示范和借鉴，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发挥浦东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国资国企改革力度。着眼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突破各种体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一切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型民营中小企业。加大财政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激发全社会创业动力和活力。
（三）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更加注重教育公平，更加注重内涵建设，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突出抓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深化社区卫生改革，进一步完善运作机制，切实做到医药分开、收支两条线管理，实行基本药品“零差率”，切实提高社区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充分发挥三级医院在全市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上海医疗服务整体水平。坚持“保基本、广覆盖、分层次、可持续”原则，进一步扩大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深化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创业者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坚持“三个为主”、完善“两大体系”，即坚持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房地产市场体系。
广东：争当实践科学
发展观的排头兵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按照“抓落实、优发展、重民生、促和谐”的工作方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努力构建和谐广东，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二、预期目标：GDP增长9％，单位GDP能耗降低3.5%，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分别削减4％和3.5％。
三、主要任务：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像改革开放初期对待资金那样对待自主创新的技术，像对待招商一样对待人才，在培养重用本地人才、企业的同时，高度重视引进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机构、企业。二是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既要实现珠三角的健康发展，又要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尽快走出一条有广东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新路子。三是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树立保护也是发展的理念，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欠发达地区在科学发展上有后发优势，不能重走发达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四是加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解决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外向型经济与省内产业和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等“软肋”问题，抢抓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特别是服务业加速转移的机遇，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五是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三农”工作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把握好广大人民群众对提高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的强烈愿望，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江苏：又好又快推进“全面
达小康、建设新江苏”
一、“四个着力”的总体要求：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服从和主动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又好又快推进“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努力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二、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2%、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3%和3.6%。
三、“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从一般加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变，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一是按照调高调优调轻的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工业化，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互相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确保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再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推进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品牌化。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加快培育一批技术领先、拥有自主品牌的大企业大集团，加快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二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实行结构、技术、管理“三管齐下”，确保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目标。三是以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为重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更大突破。完成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明确各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加快形成协调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第二，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围绕保障农产品基本供给，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认真落实支持粮食、生猪、奶业、油料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油肉奶等重要农产品的市场充足供应。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现代高效农业上规模、上水平，支持外出打工经商农民回乡创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围绕增强农业农村经济活力，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进并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同时积极探索土地承包权入股等有效形式，保证农民长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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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视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着力点
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已成为我国其他学科相互补充的重要理论性借鉴。要想将我国的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放在突出时代性和教育发展的社会性上，我们必须紧紧抓好旅游社会教学方法不放松。
1.2 科技文化力量重要性
未来的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文化力量，如果仍然将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引入其中，不但不会提高教学质量，反而还会严重地制约到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步伐。因为科技力量和
文化素养是一种同步前进的过程，在守旧的思维模式下，很难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模式，其思
维也将固步自封而不前，这样的发展不但不会引起社会的效应，反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慢慢被社会发展所淘汰。这是一种时展的需要，更是为有效地促进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
发展的重要方法，要想改变这种发展的形式，不光靠社会教育形态的改变，还需要逐步建立一些新的教学改革制度，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时展的需求。
2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影响
2.1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主要在于“工匠”式的教育模式
这种教育的专业性和专注性很强，要想改变这种教育形态，就得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高职教育中如何进行革新还需要把握好时展的方向性，因为一个时代对于一种教育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不光是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还需要不断地钻研一些超越现实的发展新思维、新理念来逐步改变“工匠”式的教育形态。一旦出现没有目标的追求效益，将会影响到教育形态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必须给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2.2 旅游行为也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重视的重要问题
旅游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探索前进中，如果旅游素养不高，将会影响到社会健康的发展，也将会制约人们幸福指数的提高，这是一种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将是有效地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思维固然是在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教育形态将会影响到社会教育发展目标，针对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而言，我们更应该提倡从旅游社会学来分析教学改革的方向性。从而在加快社会教育发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然而，不是每一种创新的思维就可以得到社会学发展的公认，其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也将为助推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所要求，同时更是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需要。
2.3 注重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我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该种新的教学思维不光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遵循社会发展的理念，不能够出现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因为，社会发展，高职教育中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科学化分析，一方面既要满足新时期社会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其中旅游学教学就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细致地研究发现，当代高校社会学本科教学计划和具体的课程安排没有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职业化教育形态发展得不够充分，这样就会严重的制约到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进程。
2.4 注重旅游文化
旅游活动中有很多的文化在其中体现，就像是一些文明礼仪等，这些都将标志着一个名族、一个国家的形象。该问题不及时给予科学化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该中旅游社会学教学也将为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对于不同地区而言，还需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旅游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重视旅游学教学革新，将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旅游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健康发展，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当前，高职教育中社会职业化发展对于我们的影响如图1：
3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分析
3.1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追求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该着力点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和社会新时期文明成果上下功夫。因为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离不开新思维和新理念以及社会文明的指引作用，在大部分的旅游社会学发展中，不光是需要追求旅游的质量提高，更需要不断地解决好由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社会化革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染力源于对旅游社会学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依靠旅游社会学教学革新的力量来完善旅游业的发展。其实，要处理好这种问题，不光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还需要从创新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发展开始，让一些不利于革新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为推动整个旅游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2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在“心理性个体”基础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对待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也将是指导我们进行科学化探讨的关键所在。要想抓住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还必须从强化旅游社会学知识学习开始，将革新思维，创造社会价值作为新时期发展革新的着力点。在“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更应该将该种观念深入到旅游社会发展的高度上进行科学化的分析，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在社会化大环境下，原来的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这些陈旧的思维，建立一套符合当前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所要求的科学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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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宽政策，支持发展。为支持全民创业，增强全省经济发展活力，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非禁即入”。凡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所有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市场主体开放。二是降低门槛。冠用“河北”名称的科技开发企业，注册资本由300万元降低到100万元，农业科技企业降低到50万元；为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企业集团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降为3000万元，组成集团的子公司由5个降为2个；对于初创的企业，由原来的注册资金一次到位改为允许注册资金分期到位，一般有限公司允许2年到位，投资公司允许5年到位；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以技术出资入股的比例由35%提高到70%。三是鼓励创业。对下岗职工、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创办各类企业的，免收登记费和管理费。四是方便群众。对农民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农产品经纪活动，免于注册登记。
2、抓住重点，力求突破。把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作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工商职能，着力解决农民投资愿望强烈而手中资金不足的矛盾和农村创办实体融资难的问题，在全省推行允许农村土地在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经营受益权入股创办农村专业合作社，免收各种登记费用，拓宽农民出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