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分析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成因考察

刑事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秦简》中有关足迹、手印的应用记载，《洗冤集录》中利用各项技术手段破案便是明证。然而，刑事科学技术作为一门公认的学科，历史并不是很长。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分化和整合，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刑事科学技术逐渐发展成熟。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刑事科学技术的检验范围逐渐拓宽，检验技术越来越科学化，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价值在刑事案件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使得执法机关逐渐舍弃了传统的调查手段和方法，而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通过痕迹物证来寻找和认定罪犯，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也都被应用到刑事证据的检验和鉴定中来②。由于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学、声像技术、刑事化验、法医检验、警犬技术、心理测试、生物物证和电子物证等九大部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了物证技术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司法鉴定的部分内容，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三者混淆。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混淆之弊害分析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均为科学技术问题，但如果理论上将其混淆，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上的混用，其结果可能触发科学技术因制度变异而成为潜在的危险源，不科学地应用也会损害刑事科学技术的机能，还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灾难。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在概念上模糊和技术应用上的混同会产生以下弊害：

1.刑事科学技术作为发现、固定、提取痕迹物证的技术手段可以是先进性甚至尖端性的技术手段，但具有先进性的技术与技术应用获得结果并不必然具有可靠性。

2.这些"特有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确定侦查范围和方向是必要的，但将其运用于司法鉴定，并将其结果作为证据，则是不适当的。有些技术作为刑事科学技术是先进的，也可能作为物证技术，但却不应作为司法鉴定技术。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混用，有些不成熟甚至还在实验阶段的刑事科学技术就会被用于司法鉴定，其司法鉴定作为证据必然给事实认定带来风险。这不仅导致侦查方向的错定，而且还会造成案件事实错认而酿成冤假错案。

3.作为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物证技术与作为定案根据的司法鉴定在技术应用上的混淆，则会造成有些不能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直接流入法庭以司法鉴定身份作为定案的根据，误导审判造成证据使用上的不当。如果将其作为定案根据还需要进一步做司法鉴定，解决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明确的指向问题。

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技术与司法鉴定三者之间概念和技术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刑事科学技术的科学发展，又影响了该学科的理论体系。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之辨析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区分是研究这些科技含量在不同领域或者相同领域不同层面得到有效应用的基础，也是这些技术得以科学应用的前提。因此对其予以初步界分以及澄清模糊认识十分必要。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技术与司法鉴定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区别： 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技术涉及的范围广度即技术范围不同，三是技术应用结果的功能不同。

（一）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物证技术是对发现、识别、记录、提取和鉴定案件中可能称为物证的物品、文书和痕迹过程中进行所利用的各种科学方法的总称。物证技术的对象是可能成为案件中物证的各种物品、物质、文书和痕迹。在同犯罪作斗争中，为了解决各种专门问题而利用的科学技术比较广泛的。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所谓司法鉴定客体，是指与案件事实相关，能够用以证明案情，并需要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鉴定的物体、人身以及某些事实与现象，是鉴定主体依法实践的对象。鉴定对象是鉴定客体的物质表现，它既包括客体的自身，也包括其反映的现象，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现象。

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收集、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物证，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技术，简称刑事技术。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材料。

可见，物证技术与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完全相同，但二者均与司法鉴定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

（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技术范围

物证技术的技术范围主要是对各种物证的发现技术、识别技术、记录技术、提取技术、检验和鉴定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

司法鉴定的技术范围有法医类鉴定、刑事技术鉴定、会计鉴定以及技术问题鉴定等。司法鉴定的技术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已经绝非刑事科学技术所能包容。不仅刑事诉讼活动需要司法鉴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涉及专门知识，也需要司法鉴定。

刑事科学技术是指侦查主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同各种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专门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旨在发现、固定、提取、收集、检验或鉴定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痕迹和遗留的物品、物质，为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提供科技支撑。

物证技术与刑事科学技术在技术范围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内容，如DNA技术、枪弹痕迹学等，也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原理和研究成果，如语言学与侦查学结合的语言识别技术、心理学和生物学在侦查讯问中的测谎技术。而且，这些技术根据侦查活动的需要和结合犯罪活动的情况逐步形成的刑事科学技术尽管仅限应用于侦查阶段，但仍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获取侦查线索以及为侦查破案提供发现犯罪、确认嫌疑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性证据的发现上。这些技术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有些甚至可以被用于立案侦查前的初查或者调查，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司法鉴定相对刑事科学技术的技术鉴定来说，有些刑事鉴定技术不能作为司法鉴定技术，如刑事鉴定技术中的足迹鉴别技术、警犬技术、刑事相貌技术、心理测定（ 测谎） 技术。这些技术因未达到作为定案证据的可靠程度及可信赖度，目前不宜应用于司法鉴定。

（三）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结果的功能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因被应用的诉讼阶段不同，法律对其的期待也不尽相同。

物证技术是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和为公正处理案件提供科学证据为目的，其应用技术的结果未超过侦查的范畴，可作为侦查机关划定侦查方向、范围以及审查判断其他证据的根据。

司法鉴定作为确定案件事实尤其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其结论应当是明确的、确定的，不应有"大概"、"也许"、"可能"等倾向性或者非明确的、概率性的结论。司法鉴定作为应用技术的结果应当明确，这是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的基本法律要求，也是司法鉴定科学性和法律性统一的内在本质。

作为获得侦查线索为目的的刑事科学技术，其技术应用只要能够获得客观的、不被异化或者不因污染而妨碍后续侦查所需要的材料均可被采纳，其结果作为分析犯罪人作案方法、作案动机、作案人数、逃跑路线、证据存在去向的判断根据也应当不受限制。对刑事技术获得的材料，法律不宜作出强制性的限制，但这并不代表刑事技术可以任意使用或者滥用，其应用仍应受到一些规范的约束。

三、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关系

现事刑事科学技术与物证技术、司法鉴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者都同属于科学技术范畴（以刑事科学技术为侠义时比较），其手段、方法、目的都是基本一致的。但三者又有其区别，刑事科学技术功能大、范围广，后二者相对较小。物证技术是对犯罪现场上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痕迹、文书的发现、提取、储存、识别、鉴定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的总称，其对象仅限于物证。司法鉴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发现、固定与采取、检验与鉴定证据的科学，它主要是鉴定，不包括防范、防伪技术。只有正确理解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与物证技术、司法鉴定的概念和内涵，才能弄清其联系和区别，才可能扩展视野，有益于侦查工作。

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均涉及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有些技术在其应用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甚至可以成为共用的技术。然而，物证技术、司法鉴定与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因适用的程序存在先后顺序，不同诉讼阶段因任务不同对技术应用也存在不同的需求，特别是基于技术应用成本以及付出代价的诉讼经济考虑，其技术的应用在范围、程度与结果需要上应有所区别，技术因各自侧重和特点的不同亦存在差别。

四、总结

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刑事科学技术能为侦查主体提供制敌手段与对策在整个刑事侦查工程中，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能解决侦查中的众多实际问题，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相当强的问题，依赖刑事科学技术方能迎刃而解。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侦查中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科技手段作为侦查人员感官和智能的延伸，它能帮助侦查人员探究在通常状态下无法感知、难以察觉的因素、现象和行为，而且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这种现象和过程，从而得以提示现代刑事侦查所涉及的某些新的、从前不被人知的事物性能。刑事侦查中许多大案件的侦破，都得意于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进而揭露和证实犯罪。

不仅如此，刑事科学技术对于刑事侦查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必然的，是犯罪和刑事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而且，它在侦破、审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刑事科学技术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是决定是否立案，开展侦查活动的前提。同时，刑事科学技术为判断犯罪条件提供依据分析判断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条件，是有的放矢开展侦查活动的重要环节。

目前，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侦查部门的受案范围亦越来越宽，刑事科学技术在诉讼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侦查工作也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刑事科学技术作为一门成熟而先进的学科，它应能自觉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并能主动探索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推动学科本身不断发展。

注释：

①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众商务，2009年5月

②胡向阳，现代科技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陈烨.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团.大众商务，2009

[2]任惠华.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效益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8

[3]上野正吉.少时事鉴定的理论和实践.徐益初、肖贤富，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4] A .H.瓦西利耶夫.犯罪侦查学.原因，译.北京：群众出版，1985

[5]阳雁.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思考.法治与经济，总第285期，2011.8

[6]蔡艺生.论刑事科学技术的权威认同. 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总第115期，2010.6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2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其次，刑事学科群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若干刑事学科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划分为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两大类。刑事基础学科侧重于对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进行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已经独立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都属于刑事基础学科；刑事技术学科则侧重于实用技术、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在结构层次上属于同一层次，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互不包含，这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刑事基础学科能够为刑事技术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它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反过来促进刑事基础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从总体上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在刑事基础学科内部，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政策学在地位上届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从这个层次上说，它们都不是为了服务对方才有存在的必要，这正是它们自身经过若干年发展才成为独立学科之本。因而，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某门学科（如刑法学或犯罪学）为本，将其他学科纳入其中而建立宏观结构体系的做法，也反对一门学科是为另一门学科服务的说法（如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服务于刑法学等）。当然，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因而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又是统一的。应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在这些学科的上位统一，决非其中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所吞并。

五、关于“刑事一体化”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系统要协调发展，要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2]（p48）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综合。当今科学学界提出的“科学一体化”，正是对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反映。

在刑事科学界，基于对刑事科学发展历史和刑事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把握，国外早就有人提出了刑事一体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全体刑法学”概念，将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融入其中。在国内，已故甘雨沛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融刑事立法论、适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论等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5]储槐植教授提出必须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其基本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13]（p294－304）此后，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刑事一体化”研究。有学者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构建了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在内的广义刑法学科体系；有学者通过界定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实体与程序、制度与规范、政策与规范、人与机制等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指向；[14]（p11－15）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提出应当打破壁垒，在刑事法的名目下，将与刑事法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建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6]

“刑事一体化”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某一课题，是很可取的；如果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刑事一体化”是几门学科的一体化还是整个刑事学科的一体化？“刑事一体化”是统一于刑法学还是刑事科学？我们认为，刑事一体化既不是几门刑事学科简单地拼盘，也不是一门学科吃掉其他学科。实际上，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各自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务于抗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体化”应是建立“刑事科学学”这一新的科学。那种将各刑事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将其他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

刑事科学学的创立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囿于篇幅，本文只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刑事科学学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学科相互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刑事科学学不是要消灭各刑事学科，而是立足于各刑事学科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以及各刑事学科又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其次，刑事科学学的实现有赖于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而各科的自身建设应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只有加强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才能保障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只有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才不至于割断各刑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自认为大的局面。

再次，刑事科学学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门刑事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认它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提出的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而是基于刑事科学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内容所涉及范畴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价值均含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学学的使命，是要深化对各刑事学科共同范畴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站在各刑事学科总体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学学并不取代各门刑事学科，也不是它们的简单“拼盘”，而是理论上和价值上的认识升华。刑事科学学在内容上，应当研究各刑事学科共同关注的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如对犯罪、刑事责任等范畴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把握；应当关注对各刑事学科研究均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如刑事学派、刑事基本原则及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当站在刑事科学总体的高度，探讨预防和抗制犯罪的“当为”模式。在理论体系上，由于各门刑事学科实际上均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学学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关于刑事科学学的具体内容，应另行文加以研究。

最后，刑事科学学应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法学院校开设。目前，各高校法学院系在刑事学科课程设置上，都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不利于保证刑事学科知识的完整性。针对这种不足，改革的构想是将刑事科学学作为必修课。主要理由在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刑事学科的学习，而开设刑事科学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使学生能够在宏观上掌握各种刑事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注释

[1] 张文（1940－），男，辽宁阜新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 学科的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清末。尽管如此，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学问，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

[3] 战国时期是对刑法观念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涉及到刑法的本质与目的、刑罚的功用以及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刑法中的根本性问题。战国以后，对刑法观念研究尽管存在，但主要研究方向已让位于对刑法的注释研究和历史研究。参阅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5页。

[4] 国内学界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尚有争议。其渊源可追溯到已故甘雨沛先生提出的“全体刑法学”观念，储槐植教授明确提出“刑事一体化”，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有关“刑事一体化”的具体分析见后文。

[5] 甘雨沛先生的该种主张实际上是国内“刑事一体化”观念的雏形。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言”部分。

[6]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参阅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主编絮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写组。刑事法学要论——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高铭暄。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李晓明。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6]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刘远。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8]梁根林，何慧新。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J].中外法学，1999，（4）。

[9]康树华。犯罪学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10]张昌荣。我国犯罪学科建设纵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述评[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11]曹义孙。从法学研究对象看法学体系[J].法商研究，1994，（6）。

[12]李光。关于科学学理论与实践的几个关系问题[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5）。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3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转贴于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其次，刑事学科群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若干刑事学科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划分为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两大类。刑事基础学科侧重于对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进行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已经独立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都属于刑事基础学科；刑事技术学科则侧重于实用技术、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在结构层次上属于同一层次，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互不包含，这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刑事基础学科能够为刑事技术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它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反过来促进刑事基础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从总体上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在刑事基础学科内部，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政策学在地位上届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从这个层次上说，它们都不是为了服务对方才有存在的必要，这正是它们自身经过若干年发展才成为独立学科之本。因而，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某门学科（如刑法学或犯罪学）为本，将其他学科纳入其中而建立宏观结构体系的做法，也反对一门学科是为另一门学科服务的说法（如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服务于刑法学等）。当然，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因而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又是统一的。应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在这些学科的上位统一，决非其中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所吞并。

五、关于“刑事一体化”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系统要协调发展，要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2]（p48）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综合。当今科学学界提出的“科学一体化”，正是对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反映。

在刑事科学界，基于对刑事科学发展历史和刑事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把握，国外早就有人提出了刑事一体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全体刑法学”概念，将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融入其中。在国内，已故甘雨沛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融刑事立法论、适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论等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5]储槐植教授提出必须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其基本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13]（p294－304）此后，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刑事一体化”研究。有学者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构建了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在内的广义刑法学科体系；有学者通过界定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实体与程序、制度与规范、政策与规范、人与机制等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指向；[14]（p11－15）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提出应当打破壁垒，在刑事法的名目下，将与刑事法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建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6]

“刑事一体化”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某一课题，是很可取的；如果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刑事一体化”是几门学科的一体化还是整个刑事学科的一体化？“刑事一体化”是统一于刑法学还是刑事科学？我们认为，刑事一体化既不是几门刑事学科简单地拼盘，也不是一门学科吃掉其他学科。实际上，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各自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务于抗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体化”应是建立“刑事科学学”这一新的科学。那种将各刑事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将其他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

刑事科学学的创立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囿于篇幅，本文只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刑事科学学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学科相互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刑事科学学不是要消灭各刑事学科，而是立足于各刑事学科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以及各刑事学科又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其次，刑事科学学的实现有赖于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而各科的自身建设应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只有加强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才能保障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只有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才不至于割断各刑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自认为大的局面。

再次，刑事科学学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门刑事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认它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提出的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而是基于刑事科学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内容所涉及范畴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价值均含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学学的使命，是要深化对各刑事学科共同范畴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站在各刑事学科总体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学学并不取代各门刑事学科，也不是它们的简单“拼盘”，而是理论上和价值上的认识升华。刑事科学学在内容上，应当研究各刑事学科共同关注的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如对犯罪、刑事责任等范畴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把握；应当关注对各刑事学科研究均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如刑事学派、刑事基本原则及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当站在刑事科学总体的高度，探讨预防和抗制犯罪的“当为”模式。在理论体系上，由于各门刑事学科实际上均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学学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关于刑事科学学的具体内容，应另行文加以研究。

最后，刑事科学学应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法学院校开设。目前，各高校法学院系在刑事学科课程设置上，都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不利于保证刑事学科知识的完整性。针对这种不足，改革的构想是将刑事科学学作为必修课。主要理由在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刑事学科的学习，而开设刑事科学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使学生能够在宏观上掌握各种刑事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注释

[1] 张文（1940－），男，辽宁阜新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 学科的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清末。尽管如此，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学问，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

[3] 战国时期是对刑法观念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涉及到刑法的本质与目的、刑罚的功用以及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刑法中的根本性问题。战国以后，对刑法观念研究尽管存在，但主要研究方向已让位于对刑法的注释研究和历史研究。参阅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5页。

[4] 国内学界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尚有争议。其渊源可追溯到已故甘雨沛先生提出的“全体刑法学”观念，储槐植教授明确提出“刑事一体化”，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有关“刑事一体化”的具体分析见后文。

[5] 甘雨沛先生的该种主张实际上是国内“刑事一体化”观念的雏形。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言”部分。

[6]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参阅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主编絮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写组。刑事法学要论——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高铭暄。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李晓明。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6]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刘远。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8]梁根林，何慧新。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J].中外法学，1999，（4）。

[9]康树华。犯罪学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10]张昌荣。我国犯罪学科建设纵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述评[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11]曹义孙。从法学研究对象看法学体系[J].法商研究，1994，（6）。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4

1 新形式下刑事技术人员应突出在以下几方面职能上作好文章

1.1 要发挥信息传媒作用，展现刑事技术工作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

刑事技术是侦查工作的基础，与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密切相关。刑事技术研究的对象主要为物证，这一特点决定了刑事技术部门是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刑事执法、行政执法和治安管理工作中获取现场物证的重要部门，刑事技术工作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载体的作用，发挥公安网络优势，将运用刑事技术工作破获的成功案例、刑事技术的指纹破案和DNA破案以及串并的案件等各种信息广泛，充分展示刑事技术工作的基础性、引领性、先进性、科学性，认识刑事技术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得到对刑事技术工作最广泛的支持与理解，为刑事技术工作的发展创造条件。

1.2 要加强和提高现场勘查质量，为侦查破案服务

现场勘验检查是侦查破案的基础性、源头性工作。现场勘查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案件能否侦破，而且关系到能否顺利把罪犯嫌疑人送上法庭。目前，现场勘查已成为刑事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贯彻《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坚持现场勘验检查“两为主”原则，按照统一指挥、明确分工、规范程序、落实责任的要求，精心组织开展各种刑事案件现场的勘验检查工作。凡是有现场可勘的刑事案件，无论案件大小，无论时间长短，都要勘查现场。要着力在提高物证提取能力上下功夫，在重视常规物证提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纤维等微量物证和血液等生物物证的提取。尤其是命案现场勘查要严格按照公安部“一长双责制”的要求，贯彻落实以痕迹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确保指挥灵敏的“2+3”式（刑事技术、侦查、资讯、信息、警犬5个部门或专业）捆绑作业的命案现场勘查工作模式，有效解决传统现场勘查中存在的侦技配合失灵、信息渠道不畅通、现场痕迹物证提取率不高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侦、技术资源的有机结合，有力地提高精确破案率。勘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必须树立侦查意识、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有目的去发现和获取更多的犯罪信息，从而更好地为侦查破案和刑事诉讼服务。

1.3 要搞好技术串并案工作，信息导侦，实施精确打击

技术串并是打击流窜犯罪、系列性犯罪的重要手段，串并工作做的好能大大提高侦查破案的水平和打击效能，因此，我们不但要加强常规手段利用现场“手印、足迹、工具痕迹和其它痕迹”[1]等串并案件，而且要重视利用各种犯罪信息串并案件，也就是从宏观的发案形势，或零星、无规律的发案动态信息中，抽取有用的犯罪信息，通过现场的信息研判（包括手段，痕迹物证）来串并案件，为侦查提供依据充分、串并准确的破案线索。信息导侦，就是从信息情报角度出发，将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注入刑事侦查工作，通过科技手段搜集、管理、使用信息情报，建立以信息情报工作为支撑，以信息情报主导侦查，同时，依托公安信息情报网络系统，实现信息情报对整个刑侦工作的渗透，使之成为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全新的侦查破案模式。精确打击，就是指公安机关以情报信息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手段和刑事科学技术，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精确分析突出社会治安问题或锁定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安对策或打击策略，有的放矢地整治治安秩序，稳、准、狠地依法严厉打击并揭露、证实犯罪过程。技术串并案件是信息导侦的一部分，而信息导侦又是实施精确打击的起点和基础，因此只有将此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刑事技术工作的优势和作用。

1.4 要加强侦查与技术良性互动，提高破案效率，降低破案成本

刑事案件特别是重特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涉及的部门和警种多，各部门之间只有全面协调通力合作，发挥整体作战优势，才能极速高效地将案件侦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尤以侦查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这两方面沟通协调配合默契的话，就能使侦查工作少走甚至不走弯路。侦查与技术的互动包括侦查人员与侦查人员之间、技术队伍不同专业和人员之间以及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之间三个方面的强力互动。侦查人员与侦查人员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各个侦查组之间不做重复的无谓的劳动，从而做到分工和目的明确；技术各专业之间的互动，对于案情分析、案件性质的确定、作案过程以及痕迹物证性质和作用的分析判断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侦查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则对整个案件的运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使整个侦查工作少走弯路，达到极速高效的目的。只有各个方面互相交流互通信息，才能让我们在实际工作的时候不会盲目被动，因而就能做到有的放矢，发挥整体和协同作战优势，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达到降低破案成本的效果。

1.5 要加强刑事技术人员教育培训，提高业务技能

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对刑事技术工作和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大力强化对刑事技术人员的政治和业务培训，培养和教育刑事技术人员爱岗敬业，增强工作责任心，保持和发扬科学严谨、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结合公安部的命案现场勘查大练兵活动，将模拟现场勘验和实验室检验鉴定考核形成制度化，结合练兵抓规范、促落实、上台阶，在全面开展练兵工作的同时，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缺什么练什么”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突出岗位练兵工作，采取破案讲评、案卷评析、庭审旁听、模拟勘查等各种形式，战练结合，以战促练，以战验练，使广大刑事技术人员熟练掌握高新仪器设备的操作技能，提高现场勘查、分析判断和发现、提取、检验痕迹物证的水平。同时，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派人员往公安部、省厅以及其它兄弟地市进行学习、交流，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培训等，全面提高各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并形成长效机制。

1.6 要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刑事技术工作

始终坚持“以制度抓管理，靠管理出效应”的原则，继续加强刑事技术管理工作，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健全各项登记制度，加强各专业工作程序规范，促进刑事技术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2]建设。要从现场勘查、痕迹物证提取、物证鉴定、痕迹物证管理、档案管理等各个环节做出详细规定，实现严密的“两人鉴定、三级复核”的刑事技术工作机制，作到有章可循。制定刑事技术人员服务承诺、岗位职责和实验室工作制度，有效地保证各项工作的严谨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以现场勘查率、痕迹物证提取率、现场书面分析率、现场勘查记录制作率、痕迹物证建档率、检验鉴定率、鉴定结论起关键认定作用率和刑事技术人员人均工作量为主要内容的刑事技术业务考核体系，把日常性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结合起来，积极开发和运用网上考核系统，充分调动广大刑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此外，进一步提高信息利用意识，加强刑事技术信息交流，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提升刑事技术指导破案的能力。

1.7 强自我保护意识，严格按法律和程序办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现阶段对刑事技术工作刑事技术从业人员的各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但要严格按照法律和程序办案，而且在现场勘查过程中、检验鉴定过程中以及在生活和其它方面也要时刻注意，既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又要防止因为程序不当和不按法律、法规办案从而出现错误和漏洞，影响自身和单位的工作。

2 新形式对刑事技术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法律素养

刑事科学技术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理论和成果为基础，发现、记录、提取、检验及鉴定与犯罪相关联的物证，为侦查和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及证据的边缘法律学科，它兼具技术科学和法学的双重属性。刑事科学技术特有的这种属性，表明其与侦查工作的紧密结合程度。为了使调查取证合法有效，就必须树立现场勘查及鉴定的合法性观念。首先是实体合法，即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熟悉《刑法》，熟悉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差异。例如命案中在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掩盖杀人目的时，现场物证和致伤痕迹及致伤部位的分析可能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杀人抑或伤害致死。其次是程序合法，形成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即将出台的勘查规则、鉴定规则等部门规章为内容的规范化、法制化操作程序。随着刑事诉讼法制化进程的加快，讯问和现场物证提取程序透明成为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追究控方程序违法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的有力途径。例如辽宁刘涌案，取证中的违规操作使原本不是很复杂的审判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

2.2 研究和发展痕迹检验的相关理论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树立“大痕迹”的理论。“大痕迹”即广义痕迹。它不仅包括实物痕迹，还包括心理痕迹。现代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研究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和鉴定，还要研究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环境所留迹象，从而分析案情，指导侦查。由于心理痕迹是建立在，对一定时间空间下实物证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因而这项工作由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来完成。如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就是心理痕迹的理论结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多学习间接经验、书本知识，而且在实践中应多总结，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丰富刑事科学技术的“百花园”，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犯罪现场重建工作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爆炸案件中运用，但形成理论却在国外。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仅要成为主导刑侦实战的行家，还应成为推动刑侦理论发展的里手。

2.3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3]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发展科学工作的思想武器。在现代社会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提高的形势下，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认识论对于充分研究现场资料、现场犯罪信息、客观地分析现场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中的基本规律，其核心是矛盾论。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是事物和现象中的稳定性力量，它使事物和现象平稳温和地向前发展；斗争性与之相反，它总是不断打破事物的统一，推动事物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现场中矛盾体很多，如中心现场和关联现场的关系、宏观痕迹物证和微量痕迹物证的关系。传统勘查和检验中往往把中心现场、宏观痕迹物证作为现场矛盾体斗争的主要矛盾加以研究，将其作为解读犯罪现场信息的突破口，推动现场分析的进行。但是有些案件的侦查往往因为关联现场、微量痕迹物证这些次要矛盾的发展而出奇制胜。例如犯罪嫌疑人在中心现场戴手套，在逃匿或隐藏场所等关联现场把手套摘了；有些现场烟头、毛发、精斑、唾液、尘土、纸屑、油漆等微量物证原来作为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的，却变成了主要矛盾，推动案件侦查向前发展，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斗争中是相互转化的。现象是客观事物的必然反映，任何客观事物都是通过一定的现象来表现和反映，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现象的客观事物。因此，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具有矛盾的普遍性。本质是区别各种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同的事物，其性质也不相同，不同的性质反映了客观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客观事物如果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本质特征，没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能忽视次要矛盾，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现场，要研究一般和个别、必然与偶然、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分析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或多因多果。例如一些报案人出于种种原因报假案，现场中如果把痕迹物证的遗留看作一个系统，则痕迹的遗留应是普遍联系的。一些假案的揭露往往就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进行多次的预试验，采取科学的推断方法揭示现场的每一个具体现象，从而发现矛盾和疑点。

2.4 重建犯罪现场的能力

犯罪现场是一切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逻辑起点，而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又是以剖析犯罪现场为最终目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形成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广泛关注。该理论将犯罪现场重建的依据和来源分为三大块：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状态和位置关系；痕迹物证的实验室检验；被害人或相关证人提供的信息。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认真研究每一个具体的痕迹、物证的形态，与其他痕迹、物证的位置关系，通过实验室检验的相关结论，结合相关言词证据信息，有目的的做到确定作案人在现场上的进出口；分析研究案件的性质；确定作案的人数；认定可疑痕迹、物品是否与犯罪有关；进行合理的现场试验；收集犯罪痕迹物证，最后完成对现场事件和行为过程科学的整体认识。总之，现代刑事技术工作涉及范围广、种类繁、变化大，所以，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能只研究传统意义上的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更应该“走出去”“请进来”，把各行各业有关的新技术和科学成果，为我所用，提高业务素质，掌控大局，成为整个侦查工作的“总导演”。

只有不断加强完善上述几方面内容，现代科学手段才能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广泛的空间。才能把新形势下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和素质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重视起刑事技术，持续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法宝。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由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一切科学技术手段又都是靠人来掌握和使用的，人的智慧和才能借助科学技术得到无极放大；没有人的积极性，科学技术不会变成战斗力”。可见新形势下只有加快提高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能与素质，才能使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张毅，李洪武，孔春晓.痕迹检验教程[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5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案行为的形式理性规范评判，而终于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不过，对个案行为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这是由于此时在控辩双方之间发生了实质理性规范评判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这种实质分歧，因而实质理性规范评判被遮蔽在形式理性规范评判之下而变得不明显、不重要了。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则是辩方主体，或者说辩护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法官那里得到了有机统一。因为很显然，明显不是犯罪的行为，检察官通常是不会错误地起诉的，而其起诉的行为通常具备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在一些案件中，轻视辩护权是危险的，因为只有辩方才能提出行为不是犯罪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也只有在此种前提下法官才能将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统一起来。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对于成案机制，我们可理解如下：首先，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经过刑法判断才确定它们不是犯罪，而是根本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视域。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民众“朴素的犯罪观”。其次，许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司法三段论纯属多余。再次，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律犯哪条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规定中加以验证的。但是，由于成案问题没有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就不可能被区分，更不可能被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即便是对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失之偏颇。因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司法机制。定罪被长期理解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到实践中，就是采取行政逻辑，而其司法性被长期遮蔽着。因此，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犯罪构成模式，往往是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司法过程式的规范评判体系。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司法刑法学应着力于满足刑事辩护的理论需要，以抵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式主义追诉的威胁，使自身成为规制刑事权力的有力武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要求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因此，辩方的防卫都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作为辩护之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就表现为在逻辑上继构成要件之后的排除性或消极性条件。[2]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权利逻辑原则。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司法刑法学要做到将文本上的刑法规范变成现实中的刑法规范，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关注我们社会自己的刑法生活，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刻阐释刑法第1条所说“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的法理。为此，笔者提倡对我国的刑法生活进行“描述——经验”维度的研究，并在“规范——实践”层面正确处理刑法生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3]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生活逻辑原则。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现在看来，这些主张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其刑法学思维缺乏分化和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形式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既是思维活动不断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没有刑法学思维的分化，就没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刑法学思维分化为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下节予以探讨）与司法刑法学的不同层面，有利于刑法学思维的主观逻辑更符合刑法现象的客观逻辑。如果刑法学思维扁平化乃至平面化，势必使刑法学思维陷于混沌。因此，抽象谈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很难论清犯罪与刑罚的。其次，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都是刑事司法活动，也都是刑法解释活动，同时又都不是由单边主体进行的非公共性、非程序性活动。因此，司法刑法学应研究作为一种司法模式的定罪和量刑。在此基础上，司法刑法学应为定罪和量刑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参与定罪和量刑的技术手段。关于定罪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定罪论，关于量刑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量刑论。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4]正是由于分析法学的努力，法律科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18、19世纪之交，萨维尼最终确认了法学是一门实证法而非自然法的学科，从而使法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掀开了法学真正独立发展的历史。[5]“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带有救世主式的附加条款的实证主义”、一种“有合法性的实证主义”，创立刑法学的。新派学者李斯特，较之费尔巴哈具有更为显著的实证主义倾向。[6]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引入刑法理论，他才被称为“近代刑法学之父”。这表明，刑法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实证刑法的法律科学而存在的，其为刑法科学而非刑法哲学。在他之前的贝卡利亚，其划时代性的《论犯罪与刑罚》无可否认也是一种刑法理论，但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不是刑法科学的，而是刑法哲学的，故不应称贝卡利亚是刑法学之父，也不应认为他是刑法学家。由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立法学之类的与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不属于法律科学，[4]因此在传统的刑法学体系中，面向立法的刑法学是没有存在合理性的，而没有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之分，刑法学的司法面向就必是被混沌地表述，因为这种刑法学事实上不得不顾及立法，其理论逻辑往往在司法与立法之间滑来滑去。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通行的刑法理论观认为，刑法学的核心是刑法解释学，它通过对刑法的基本制度、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以及刑罚适用的解释，阐明刑法规范的客观意义，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刑法和帮助公民学习刑法，而且有助于刑法的修改、发展和完善。[9]这里，刑法学的立法面向仍是模糊的。在“理论刑法学”的探索中，有的学者提出刑法学体系由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行刑论四大板块组成。[10]其中，立法论包括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学体系、刑事立法结构、刑事立法解释。[11]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提出将刑法学分为注释刑法学、刑事立法学和刑法哲学。[12]很明显，司法需要理论指导，立法亦然，没有理论指导的立法不可能是科学的立法。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立法理论，是因为它在当时盲信立法是完美无缺的、立法能力是无限的，而这些观念渐成泡影，随之便提出了立法理论问题。但是，这个面向立法的刑法学体系，不宜称之为刑事立法学，这一称谓不如立法刑法学来得准确。司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定罪论与量刑论，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则是立罪论与设刑论。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第一，当今是一个立法频繁的时代，也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时代，立法以及立法评论活动亟需相关立法理论指导。第二，立法面向的刑法学之所以比司法面向的刑法学出现得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能以古非今，以传统理论范式束缚当今理论面貌。第三，事实上在刑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散的立法研究，而且谁也否认不了刑法解释的局限性，立法完善既不可避免，立法研究既比比皆是，就不能回避在刑法学中发展出体系性的立法刑法学的需要。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后所述，刑法哲学不是刑法学，故不是基础刑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等都不是基础刑法学，否则基础刑法学只是一个统称而已。由于古典学派法律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报应主义的刑法观念局限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妨碍了对犯罪和刑法本质的认识，以德国学者李斯特为代表的实证学派主张将刑法学研究从狭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和行刑学在内的“全体刑法学”设想。这种亦被称为“整体刑法学”的体系，是“为了克服专业的片面性，实现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是“冯·李斯特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德国，“由于各专业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⑹实际上，由学科建构规律和规范所决定，⑺这样的全体刑法学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首先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是储槐植教授“在刑法之中、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的主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建立“一体化刑法学”，在一体化刑法学中，狭义刑法学应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和刑事诉讼法学。[12]在方法论上重谈李斯特的老调是没有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是先见之明，但应理解为刑法学者要立足于实体法而关照程序法，刑诉法学者要立足于程序法而关照实体法，如此等等，而不能理解为将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没有重心的大杂烩。

基础刑法学，也可称为刑法法理学或理论刑法学、元刑法学，是总结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概括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而建构起来的刑法学之基础科学。基础刑法学是对一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科学转化和延伸，同时也是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据以建立和展开的科学基础。如果大体上说，司法刑法学是司法参与者的刑法学，立法刑法学是立法参与者的刑法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可视为刑法学者的刑法学。因此，基础刑法学不应像立法刑法学或司法刑法学那样，不得不拘泥于民族国家一时一地实在刑法的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应放眼于全世界的刑法实践，寻求建立普遍性概念、原理和体系。19世纪初期，费尔巴哈就已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概念。[14]费尔巴哈之后，耶林对历史法学派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不仅会使法学沦落到“国土法学”境地，还会使法学的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他竭力倡导一种普遍法律科学。沃勒斯坦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反思过程中，首先也批判了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15]这种观念，就是基础刑法学的指导原则。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刑法学整体上定性为应用法学。应该反思那种将关于某种对象的科学研究要么归为理论科学要么归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理论观。对任何对象的科学研究，都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即使是巫术也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弗雷泽认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16]同样，由巫术发展而来的宗教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在两者之中，信仰在先，因为必须信仰神的存在，然后才会想到取悦于神。[16]以历史眼光看，学科体系建构会逐渐消除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分类倾向。对任何一种实义客体，都可能也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功能互补，而无高低之分的。刑法学界前些年有学者主张刑法理论应是一种刑法哲学，有学者则主张刑法理论应是刑法解释学，⑻这也表现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思维的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抽象，而另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具体，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便分别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的领域；而终极抽象的一极便是哲学（包括部门哲学）。所有这些思维，都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途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论者能够看到实证刑法学的广阔前景是值得赞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是混杂的，并没有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刑法哲学是不应与属于刑法科学的各学科并列在一个序列中的。其次，虽同属刑法科学，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刑法数学、刑法人类学等是不应与具有规范科学性质的“刑事立法学”（本文所谓立法刑法学）等并列在同一序列中的。再次，所谓刑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含义是模糊的，并不能据此确定各类、各种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复次，实证刑法学的具体学科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实际上有多少种实证科学，几乎就有多少种研究刑法的实证方法，就可以形成多少种实证刑法学。最后，刑事政策学并不属于刑法学，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科学，而后者是一种权利科学。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刑事法学乃是就法学的观点、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以及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等。犯罪学乃是采用科际整合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包括刑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新兴犯罪行为和自杀等社会偏差行为，下同）现象、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经验科学。刑事政策学乃是就法律政策的观点，研究各种促生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成效的对策，包括刑罚理论与刑罚手段、保安处分理论与保安处分手段、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等。犯罪侦查学乃是研究刑事科学侦查与鉴识，运用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与技术，转化成为刑事科学或刑事科技，用以从事科学与科技的犯罪侦查、刑事证据的收集与鉴识。[18]这一观点所作分类较为妥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科学而非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刑法学”。有人可能会说，一切皆变，因此完全可以约定，刑法学现在是指刑法科学和刑法哲学的统称。有的学者便提倡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即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但必要时会涉及刑法史学与比较刑法学；并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19]这种刑法理论观并不妥当。理论形态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的辩证过程。在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需要分立的当代，用刑法学指称两者的统一既不符合刑法学的近代史实，也不利于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的分立，其实质是不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或者说很可能使刑法哲学落入纯法学的倾向。刑法哲学是思辨的和超验的，而刑法学则是实证的和经验的，将两者统称为刑法学，极易抹煞这种区别。刑法学，一方面应包含实证的科学研究，即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这种刑法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刑法学又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而包含了文化科学的研究，即采取价值关联的立场。作为实证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刑法现象；作为文化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实践经验比理论研究更实在，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理论工作受到贬低。这就存在一个理论观问题。事实上，上述陈旧的理论观把刑法学者几乎通通变成刑法专家，似乎不能成为实践专家的刑法学者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刑法理论只是“技术刑法学”，而不是刑法学的全部，更非刑法理论的全部。在刑法理论中，基础刑法学与“实际”就明显疏远；而刑法哲学，如后所述，更是远离“实际”。只有远离“实际”，才能看清“实际”，才能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实际”。刑法理论的学术品位，从而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尊严，靠的往往也是远离“实际”。只要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还裹挟在感性之中而未觉醒；只要以理论与实际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至多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刑法理论的“有用”只涉及刑法之“用”，刑法理论更需要关心刑法之“体”，这并非技术刑法学所能胜任，因为对刑法的自然理性和人道尊严的确证，不能用“有用性”来衡量，因为它恰恰是对“有用性”的质疑和反思。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20]要在每一个刑法学人之内实现刑法学的整合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办法只能是在刑法理论界之内、刑法学人之间实现这种整合。这就需要一种学术心态，即每种研究向度的刑法学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向度的刑法学人。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学生们在学习刑法或专攻刑法之时，常常想当然认为自己的课程或专业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没有内在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与数学、动物学、生物学、考古学、医学等等就更没有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了。“博览群书”对研习刑法的意义，并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状况显然与刑法理论观乃至法律理论观的误区存在重要关联。在这种理论观看来，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形式客体）与研究对象（实义客体）同一化了，因此只能是就刑法研究刑法，或在刑法之内研究刑法。这样培养的刑法专业学生以及法科学生，知识面之狭窄，从而法律观之浅薄，以及问题意识之缺乏（没有从社会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从而研究能力（没有运用各种学科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能力）之薄弱，常令法科教师油然而生悲哀感；当然，学生未必不如老师当年，也不能说法学教育退步了。但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今天，不进则退。难道这是仅通过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吗？非也。必须转变法律理论观，就本文而言，就是转变刑法理论观，非此不能打开遮蔽已久的刑法理论视野，非此不能充分准备刑法人才的后备军。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但神学不诉诸理性吗？神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对于神学而言，是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22]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人们以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哲学；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科学；以神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神学。就特定社会来说，这些理论形态的生存条件各不相同；但从整个人类来看，这些理论形态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说，法哲学是哲学而非法学的分支；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因为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误区，他们高估法教义学和片面醉心于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去回答法哲学问题，这种法律科学主义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23]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区分开来，有利于使刑法科学成为真正的刑法科学，也有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成长。相反，把刑法哲学看作是刑法学的一部分，既不符合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本来面目，也容易导致对刑法哲学这种刑法理论形态的漠视，这对于十分稚嫩和脆弱的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而言，不是件好事。当然，可以把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统称为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但是，社会本体论不可能回应刑法研究者对刑法的存在性的惊异。只要这种惊异客观存在，就必须进行专门的刑法本体论研究。所谓刑法的本原与本质、刑法的起源与演变、刑法的前途与命运、刑法的作用与局限等，都是刑法本体论的论域。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因为，科学是有事实可求、有统计可考的学问，“但是科学的对象，还有观察试验或统计所无从着手；而人的思想又不能不到的，于是又演出假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哲学。例如数学的哲学、物理的哲学、生物学的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26]

人类在取得巨大实践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当今，哲学重心转向了真理与价值的重新统一。然而，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都认为真理与价值不可调和。[27]真理与价值能够统一且应当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则是社会本身，所以讨论价值论应以本体论为逻辑前提。但是，本体论无法替代价值论。刑法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哲学范畴。不厘清这个问题，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都缺乏价值基础，都容易偏离正当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转型期，刑法价值论尤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⑼

刑法哲学不能直接为现实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技术性支撑，甚至不能直接为其提供原理性论证，因而显得十分无用，非急功近利之人所能理解，但是要看到，“用”从其中来，故而是最大的用。在中国刑事法制走向现代化之际，尤其如此。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表现在刑法哲学为刑法共同体（包括刑法的实践者、研究者）提供其不可或缺的“定向架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与“献身架构”。[28]“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29]这一命题自然也适用于理解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的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教义学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可用来描述下述活动，即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概念和原则之间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此活动而发现的语句，之所以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法教义学看来具有法律权威性。教义学一词表示认识程序须受到此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7—108页。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法教义学包含一定价值导向，但其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立场，因为它假定法规范是正确之法。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德国学者还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学科，它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研究、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有三个维度，即描述——经验、逻辑——分析、规范——实践的维度。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德国学者认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刑法教义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法院适当、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安全和法公正。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⑵“刑法信条学”来自我国学者对刑法教义学这一名称的质疑。论者认为教义学说法已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教义的说法与宗教意思太近。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已成为一般接受的基础、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创立的。根据罗克辛的说法，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刑法信条学特别表现在刑法总论部分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即一般犯罪理论，而分则的基本理论与总则的信条学有重大区别，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刑法信条学的主要方法是体系性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使概念内容得以明确和体系结构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探索新概念和创建新体系。体系性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审查案件的难度；有利于平等地区别适用法律的条件；有利于简化法律并使法律适用工作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有利于法律和法学的继续发展。但体系性方法的缺点是：有可能忽略具体案件的公正性，有可能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把刑事政策作为合法的体系性指示；容易导致人们使用抽象概念，使人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为了克服体系性方法的缺陷，人们在刑法信条学中尝试了问题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问题性方法同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目前，在德国刑法信条学中，体系性方法是主要方法。但起先存在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性方法之争，现在基本采取了折中立场。在德国，传统刑法信条学以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导向的观点，已被功能主义体系所取代。功能主义的主张是，刑法信条学的全部概念应从刑法的任务出发加以界定。根据客观归责论，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两个中心范畴。参见王世洲：《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4页。

⑶刑法解释学名称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刑法解释。刑法解释不同于注疏文化经典等解释活动，它不是一种私人活动和非程序性活动，而是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质和程序意义，这种性质和意义集中体现为司法性。一旦忽视了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所谓对刑法的解释也就充满了个人性和非程序性，亦即非司法性。因此，与其称之为刑法解释学，不如称之为司法刑法学，更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从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来理解和把握刑法解释。同时，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并不以刑法解释为其全部内容，除了刑法解释外，它还探讨其他相关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对司法面向的覆盖也不全面。如后文所述，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信条学等称谓亦未必能成为辩护之学、权利之学，其对司法过程未必给予了应有关注，其所寻求的也未必是交谈客观性。司法刑法学这一称谓是可取的。司法刑法学为刑事司法中的实体问题服务，既表明了其刑事实体法学的性质，也表明了其为司法而非立法服务的面向。这一称谓的表达功能具有优势。此外，司法刑法学这一概念具有对应性，其是对应于立法刑法学的。

⑷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意义是完整的，而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与刑罚有关的行为规范，不能靠刑法本身来提供，而要靠刑法的前位法（行政法）或者伦理道德来提供，否则国民不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不能否认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刑法是在“第二次性”的意义上确认和强调行为规范的。

⑸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⑹[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⑺有的学者在评论时下颇为时髦的“国学”时深刻指出：“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缪哲：《国学的学与术》，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4日第24版。

⑻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⑼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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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69．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6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而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正当的，正当的目的之界限何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理论决定方法，于是不难理解，刑法理论决定刑法方法。进一步深究，任何刑法理论都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那就是刑法理论观。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WWW.133229.cOm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

案行为的形式理性规范评判，而终于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不过，对个案行为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这是由于此时在控辩双方之间发生了实质理性规范评判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这种实质分歧，因而实质理性规范评判被遮蔽在形式理性规范评判之下而变得不明显、不重要了。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则是辩方主体，或者说辩护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法官那里得到了有机统一。因为很显然，明显不是犯罪的行为，检察官通常是不会错误地起诉的，而其起诉的行为通常具备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在一些案件中，轻视辩护权是危险的，因为只有辩方才能提出行为不是犯罪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也只有在此种前提下法官才能将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统一起来。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对于成案机制，我们可理解如下：首先，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经过刑法判断才确定它们不是犯罪，而是根本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视域。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民众“朴素的犯罪观”。其次，许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司法三段论纯属多余。再次，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律犯哪条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规定中加以验证的。但是，由于成案问题没有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就不可能被区分，更不可能被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即便是对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失之偏颇。因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司法机制。定罪被长期理解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到实践中，就是采取行政逻辑，而其司法性被长期遮蔽着。因此，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犯罪构成模式，往往是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司法过程式的规范评判体系。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司法刑法学应着力于满足刑事辩护的理论需要，以抵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式主义追诉的威胁，使自身成为规制刑事权力的有力武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要求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因此，辩方的防卫都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作为辩护之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就表现为在逻辑上继构成要件之后的排除性或消极性条件。[2]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权利逻辑原则。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司法刑法学要做到将文本上的刑法规范变成现实中的刑法规范，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关注我们社会自己的刑法生活，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刻阐释刑法第1条所说“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的法理。为此，笔者提倡对我国的刑法生活进行“描述——经验”维度的研究，并在“规范——实践”层面正确处理刑法生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3]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

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生活逻辑原则。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现在看来，这些主张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其刑法学思维缺乏分化和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形式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既是思维活动不断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没有刑法学思维的分化，就没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刑法学思维分化为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下节予以探讨）与司法刑法学的不同层面，有利于刑法学思维的主观逻辑更符合刑法现象的客观逻辑。如果刑法学思维扁平化乃至平面化，势必使刑法学思维陷于混沌。因此，抽象谈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很难论清犯罪与刑罚的。其次，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都是刑事司法活动，也都是刑法解释活动，同时又都不是由单边主体进行的非公共性、非程序性活动。因此，司法刑法学应研究作为一种司法模式的定罪和量刑。在此基础上，司法刑法学应为定罪和量刑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参与定罪和量刑的技术手段。关于定罪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定罪论，关于量刑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量刑论。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4]正是由于分析法学的努力，法律科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18、19世纪之交，萨维尼最终确认了法学是一门实证法而非自然法的学科，从而使法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掀开了法学真正独立发展的历史。[5]“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带有救世主式的附加条款的实证主义”、一种“有合法性的实证主义”，创立刑法学的。新派学者李斯特，较之费尔巴哈具有更为显著的实证主义倾向。[6]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引入刑法理论，他才被称为“近代刑法学之父”。这表明，刑法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实证刑法的法律科学而存在的，其为刑法科学而非刑法哲学。在他之前的贝卡利亚，其划时代性的《论犯罪与刑罚》无可否认也是一种刑法理论，但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不是刑法科学的，而是刑法哲学的，故不应称贝卡利亚是刑法学之父，也不应认为他是刑法学家。由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立法学之类的与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不属于法律科学，[4]因此在传统的刑法学体系中，面向立法的刑法学是没有存在合理性的，而没有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之分，刑法学的司法面向就必是被混沌地表述，因为这种刑法学事实上不得不顾及立法，其理论逻辑往往在司法与立法之间滑来滑去。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通行的刑法理论观认为，刑法学的核心是刑法解释学，它通过对刑法的基本制度、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以及刑罚适用的解释，阐明刑法规范的客观意义，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刑法和帮助公民学习刑法，而且有助于刑法的修改、发展和完善。[9]这里，刑法学的立法面向仍是模糊的。在“理论刑法学”的探索中，有的学者提出刑法学体系由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行刑论四大板块组成。[10]其中，立法论包括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学体系、刑事立法结构、刑事立法解释。[11]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提出将刑法学分为注释刑法学、刑事立法学和刑法哲学。[12]很明显，司法需要理论指导，立法亦然，没有理论指导的立法不可能是科学的立法。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立法理论，是因为它在当时盲信立法是完美无缺的、立法能力是无限的，而这些观念渐成泡影，随之便提出了立法理论问题。但是，这个面向立法的刑法学体系，不宜称之为刑事立法学，这一称谓不如立法刑法学来得准确。司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定罪论与量刑论，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范

畴则是立罪论与设刑论。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第一，当今是一个立法频繁的时代，也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时代，立法以及立法评论活动亟需相关立法理论指导。第二，立法面向的刑法学之所以比司法面向的刑法学出现得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能以古非今，以传统理论范式束缚当今理论面貌。第三，事实上在刑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散的立法研究，而且谁也否认不了刑法解释的局限性，立法完善既不可避免，立法研究既比比皆是，就不能回避在刑法学中发展出体系性的立法刑法学的需要。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后所述，刑法哲学不是刑法学，故不是基础刑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等都不是基础刑法学，否则基础刑法学只是一个统称而已。由于古典学派法律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报应主义的刑法观念局限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妨碍了对犯罪和刑法本质的认识，以德国学者李斯特为代表的实证学派主张将刑法学研究从狭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和行刑学在内的“全体刑法学”设想。这种亦被称为“整体刑法学”的体系，是“为了克服专业的片面性，实现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是“冯·李斯特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德国，“由于各专业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⑹实际上，由学科建构规律和规范所决定，⑺这样的全体刑法学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首先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是储槐植教授“在刑法之中、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的主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建立“一体化刑法学”，在一体化刑法学中，狭义刑法学应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和刑事诉讼法学。[12]在方法论上重谈李斯特的老调是没有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是先见之明，但应理解为刑法学者要立足于实体法而关照程序法，刑诉法学者要立足于程序法而关照实体法，如此等等，而不能理解为将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没有重心的大杂烩。 

基础刑法学，也可称为刑法法理学或理论刑法学、元刑法学，是总结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概括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而建构起来的刑法学之基础科学。基础刑法学是对一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科学转化和延伸，同时也是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据以建立和展开的科学基础。如果大体上说，司法刑法学是司法参与者的刑法学，立法刑法学是立法参与者的刑法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可视为刑法学者的刑法学。因此，基础刑法学不应像立法刑法学或司法刑法学那样，不得不拘泥于民族国家一时一地实在刑法的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应放眼于全世界的刑法实践，寻求建立普遍性概念、原理和体系。19世纪初期，费尔巴哈就已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概念。[14]费尔巴哈之后，耶林对历史法学派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不仅会使法学沦落到“国土法学”境地，还会使法学的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他竭力倡导一种普遍法律科学。沃勒斯坦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反思过程中，首先也批判了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15]这种观念，就是基础刑法学的指导原则。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刑法学整体上定性为应用法学。应该反思那种将关于某种对象的科学研究要么归为理论科学要么归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理论观。对任何对象的科学研究，都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即使是巫术也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弗雷泽认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16]同样，由巫术发展而来的宗教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在两者之中，信仰在先，因为必须信仰神的存在，然后才会想到取悦于神。[16]以历史眼光看，学科体系建构会逐渐消除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分类倾向。对任何一种实义客体，都可能也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功能互补，而无高低之分的。刑法学界前些年有学者主张刑法理论应是一种刑法哲学，有学者则主张刑法理论应是刑法解释学，⑻这也表现了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思维的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抽象，而另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具体，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便分别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的领域；而终极抽象的一极便是哲学（包括部门哲学）。所有这些思维，都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途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论者能够看到实证刑法学的广阔前景是值得赞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是混杂的，并没有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刑法哲学是不应与属于刑法科学的各学科并列在一个序列中的。其次，虽同属刑法科学，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刑法数学、刑法人类学等是不应与具有规范科学性质的“刑事立法学”（本文所谓立法刑法学）等并列在同一序列中的。再次，所谓刑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含义是模糊的，并不能据此确定各类、各种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复次，实证刑法学的具体学科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实际上有多少种实证科学，几乎就有多少种研究刑法的实证方法，就可以形成多少种实证刑法学。最后，刑事政策学并不属于刑法学，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科学，而后者是一种权利科学。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刑事法学乃是就法学的观点、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以及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等。犯罪学乃是采用科际整合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包括刑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新兴犯罪行为和自杀等社会偏差行为，下同）现象、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经验科学。刑事政策学乃是就法律政策的观点，研究各种促生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成效的对策，包括刑罚理论与刑罚手段、保安处分理论与保安处分手段、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等。犯罪侦查学乃是研究刑事科学侦查与鉴识，运用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与技术，转化成为刑事科学或刑事科技，用以从事科学与科技的犯罪侦查、刑事证据的收集与鉴识。[18]这一观点所作分类较为妥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科学而非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刑法学”。有人可能会说，一切皆变，因此完全可以约定，刑法学现在是指刑法科学和刑法哲学的统称。有的学者便提倡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即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但必要时会涉及刑法史学与比较刑法学；并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19]这种刑法理论观并不妥当。理论形态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的辩证过程。在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需要分立的当代，用刑法学指称两者的统一既不符合刑法学的近代史实，也不利于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的分立，其实质是不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或者说很可能使刑法哲学落入纯法学的倾向。刑法哲学是思辨的和超验的，而刑法学则是实证的和经验的，将两者统称为刑法学，极易抹煞这种区别。刑法学，一方面应包含实证的科学研究，即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这种刑法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刑法学又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而包含了文化科学的研究，即采取价值关联的立场。作为实证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刑法现象；作为文化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

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实践经验比理论研究更实在，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理论工作受到贬低。这就存在一个理论观问题。事实上，上述陈旧的理论观把刑法学者几乎通通变成刑法专家，似乎不能成为实践专家的刑法学者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刑法理论只是“技术刑法学”，而不是刑法学的全部，更非刑法理论的全部。在刑法理论中，基础刑法学与“实际”就明显疏远；而刑法哲学，如后所述，更是远离“实际”。只有远离“实际”，才能看清“实际”，才能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实际”。刑法理论的学术品位，从而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尊严，靠的往往也是远离“实际”。只要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还裹挟在感性之中而未觉醒；只要以理论与实际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至多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刑法理论的“有用”只涉及刑法之“用”，刑法理论更需要关心刑法之“体”，这并非技术刑法学所能胜任，因为对刑法的自然理性和人道尊严的确证，不能用“有用性”来衡量，因为它恰恰是对“有用性”的质疑和反思。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20]要在每一个刑法学人之内实现刑法学的整合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办法只能是在刑法理论界之内、刑法学人之间实现这种整合。这就需要一种学术心态，即每种研究向度的刑法学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向度的刑法学人。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学生们在学习刑法或专攻刑法之时，常常想当然认为自己的课程或专业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没有内在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与数学、动物学、生物学、考古学、医学等等就更没有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了。“博览群书”对研习刑法的意义，并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状况显然与刑法理论观乃至法律理论观的误区存在重要关联。在这种理论观看来，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形式客体）与研究对象（实义客体）同一化了，因此只能是就刑法研究刑法，或在刑法之内研究刑法。这样培养的刑法专业学生以及法科学生，知识面之狭窄，从而法律观之浅薄，以及问题意识之缺乏（没有从社会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从而研究能力（没有运用各种学科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能力）之薄弱，常令法科教师油然而生悲哀感；当然，学生未必不如老师当年，也不能说法学教育退步了。但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今天，不进则退。难道这是仅通过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吗？非也。必须转变法律理论观，就本文而言，就是转变刑法理论观，非此不能打开遮蔽已久的刑法理论视野，非此不能充分准备刑法人才的后备军。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但神学不诉诸理性吗？神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对于神学而言，是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22]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

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人们以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哲学；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科学；以神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神学。就特定社会来说，这些理论形态的生存条件各不相同；但从整个人类来看，这些理论形态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说，法哲学是哲学而非法学的分支；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因为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误区，他们高估法教义学和片面醉心于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去回答法哲学问题，这种法律科学主义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23]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区分开来，有利于使刑法科学成为真正的刑法科学，也有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成长。相反，把刑法哲学看作是刑法学的一部分，既不符合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本来面目，也容易导致对刑法哲学这种刑法理论形态的漠视，这对于十分稚嫩和脆弱的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而言，不是件好事。当然，可以把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统称为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但是，社会本体论不可能回应刑法研究者对刑法的存在性的惊异。只要这种惊异客观存在，就必须进行专门的刑法本体论研究。所谓刑法的本原与本质、刑法的起源与演变、刑法的前途与命运、刑法的作用与局限等，都是刑法本体论的论域。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因为，科学是有事实可求、有统计可考的学问，“但是科学的对象，还有观察试验或统计所无从着手；而人的思想又不能不到的，于是又演出假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哲学。例如数学的哲学、物理的哲学、生物学的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26] 

人类在取得巨大实践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当今，哲学重心转向了真理与价值的重新统一。然而，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都认为真理与价值不可调和。[27]真理与价值能够统一且应当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则是社会本身，所以讨论价值论应以本体论为逻辑前提。但是，本体论无法替代价值论。刑法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哲学范畴。不厘清这个问题，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都缺乏价值基础，都容易偏离正当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转型期，刑法价值论尤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⑼ 

刑法哲学不能直接为现实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技术性支撑，甚至不能直接为其提供原理性论证，因而显得十分无用，非急功近利之人所能理解，但是要看到，“用”从其中来，故而是最大的用。在中国刑事法制走向现代化之际，尤其如此。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表现在刑法哲学为刑法共同体（包括刑法的实践者、研究者）提供其不可或缺的“定向架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与“献身架构”。[28]“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29]这一命题自然也适用于理解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的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教义学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可用来描述下述活动，即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概念和原则之间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此活动而发现的语句，之所以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法教义学看来具有法律权威性。教义学一词表示认识程序须受到此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7—1

08页。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法教义学包含一定价值导向，但其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立场，因为它假定法规范是正确之法。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德国学者还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学科，它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研究、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有三个维度，即描述——经验、逻辑——分析、规范——实践的维度。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德国学者认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刑法教义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法院适当、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安全和法公正。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⑵“刑法信条学”来自我国学者对刑法教义学这一名称的质疑。论者认为教义学说法已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教义的说法与宗教意思太近。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已成为一般接受的基础、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创立的。根据罗克辛的说法，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刑法信条学特别表现在刑法总论部分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即一般犯罪理论，而分则的基本理论与总则的信条学有重大区别，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刑法信条学的主要方法是体系性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使概念内容得以明确和体系结构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探索新概念和创建新体系。体系性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审查案件的难度；有利于平等地区别适用法律的条件；有利于简化法律并使法律适用工作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有利于法律和法学的继续发展。但体系性方法的缺点是：有可能忽略具体案件的公正性，有可能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把刑事政策作为合法的体系性指示；容易导致人们使用抽象概念，使人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为了克服体系性方法的缺陷，人们在刑法信条学中尝试了问题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问题性方法同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目前，在德国刑法信条学中，体系性方法是主要方法。但起先存在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性方法之争，现在基本采取了折中立场。在德国，传统刑法信条学以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导向的观点，已被功能主义体系所取代。功能主义的主张是，刑法信条学的全部概念应从刑法的任务出发加以界定。根据客观归责论，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两个中心范畴。参见王世洲：《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4页。 

⑶刑法解释学名称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刑法解释。刑法解释不同于注疏文化经典等解释活动，它不是一种私人活动和非程序性活动，而是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质和程序意义，这种性质和意义集中体现为司法性。一旦忽视了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所谓对刑法的解释也就充满了个人性和非程序性，亦即非司法性。因此，与其称之为刑法解释学，不如称之为司法刑法学，更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从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来理解和把握刑法解释。同时，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并不以刑法解释为其全部内容，除了刑法解释外，它还探讨其他相关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对司法面向的覆盖也不全面。如后文所述，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信条学等称谓亦未必能成为辩护之学、权利之学，其对司法过程未必给予了应有关注，其所寻求的也未必是交谈客观性。司法刑法学这一称谓是可取的。司法刑法学为刑事司法中的实体问题服务，既表明了其刑事实体法学的性质，也表明了其为司法而非立法服务的面向。这一称谓的表达功能具有优势。此外，司法刑法学这一概念具有对应性，其是对应于立法刑法学的。 

⑷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意义是完整的，而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与刑罚有关的行为规范，不能靠刑法本身来提供，而要靠刑法的前位法（行政法）或者伦理道德来提供，否则国民不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不能否认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刑法是在“第二次性”的意义上确认和强调行为规范的。 

⑸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⑹[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⑺有的学者在评论时下颇为时髦的“国学”时深刻指出：“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缪哲：《国学的学与术》，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4日第24版。 

⑻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⑼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1][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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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m]／／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5． 

[8]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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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0．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7

（一）教学内容改革。我们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出发，主要开展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改教学大纲，确立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新的教学大纲剔除原有专业教学大纲中陈旧的知识，以及在过去刑事科学技术教学体系膨胀过程中所揉进的、与专业本身并无内在联系或本不属于本专业内容的知识，压缩专业课的讲授内容，引进科学发展的新知识和学科研究的一些前沿课题。在新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中着重突出了对当前社会发展、科技发展及刑事犯罪的新手段、新方法和高智能犯罪的关注和面临的问题，强调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创新为中心主线，按照专业发展规律重组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新体系。二是构建“网络”知识结构体系。在确立新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对每一章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分解和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了“网络”知识体系。这种“网络”知识结构是互相融会贯通的。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这一章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概念和范畴则被看成是这一章的网状知识结构。

（二）教学方法改革。一是积极开展课堂讨论、实验，变注入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根据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内容较为抽象这一特点，将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实验、模拟现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理论的掌握情况，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又可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判断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二是把专业原理课教学与教师培养目标结合起来，加强对教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应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教育教学工作能力、高度工作责任感和富于创新进取的意识。三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了解、认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了使学生学好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理解和掌握专业的主要理论与技能，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就需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多次带学生到基层派出所、分局、社区实习和调查，并要求学生用所学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从中寻找薄弱环节和理论知识的空缺和不足，这样多次的往复，从而达到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目的。

（三）考核方式改革。专业原理课程教学特点，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上进行了改革，把对学生的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改变了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的现状，将考核的成绩分成几个方面，教学过程中要完成课程考核成绩的60%，课程教学结束期末闭卷考核成绩只占总成绩的40%。

一是在考试内容上突出本课程的特点。通过调整学科知识体系与教学知识体系的关系，确定教学内容和章节的基本知识点和重点，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引进本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当代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把其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重点考核学生的基本知识、掌握程度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二是在考试命题上，坚持科学性的原则，主观性命题和客观性命题形成相对合理的比例，以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掌握为基础，以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为重点，形成相对稳定的开放式的知识考核体系。三是在考核方法上，采用多种形式的考核，把整个教学过程与考核过程统一起来，把整体考核分解成4个有机部分：其一是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考核，其二是理解能力与研究能力的考核，其三是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情况的考核，其四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

二、在改革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体系

构建公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新体系，不仅在实践中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更加适应公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育要求的教学新模式，而且也充分体现出了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科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一）在公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科体系中实现了对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这个主题的创新。就学科的本质和特征来讲，它更加关注科技新的变化、新的发展，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新技术，才能推动学科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和不断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变化的。然而我们原有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体系中，忽视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变化和发展，通过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所实现的这种适应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体系，能够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理解和掌握新的理论基础知识，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学科专业的创新和发展。

（二）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新体系中体现了专业学科理念的创新，即从专业理念上实现了由被动变主动的专业教学转变。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只注重理论的讲授和答疑，缺乏对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在受专业教育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学生的束缚作用。在专业教学新体系改革中，强调了把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的核心理念确立起来。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8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涉及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等权力的行驶。而这一系列的权力的行驶的法律依据与逻辑推理都与物证技术栖息相关！物证技术广泛运用于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以物证和刑事技术为对象，以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实施法律、提供科学证据为目的，研究应用科学技术解决案件中有关物证的专门性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时间的函数，法律和无证技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就物证技术而言不得不提到同一认定和种属鉴别，不仅如此还有刑事摄影技术、显微镜技术、光谱技术、色谱技术、电泳技术等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原理、性能和使用方法。细分又可分为痕迹检验技术、文件检验技术、刑事图像技术、理化检验技术、法医检验技术、生物物证检验技术。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刑事技术在侦查、和审判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刑事技术作为侦查工作的重要取证手段，介入侦查工作最早、时间最长。从勘验犯罪现场开始直到最后破案，在立案、初始侦查、深入侦查、并案侦查和破案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审判活动中，运用刑事技术对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各种物证进行鉴定，使这些无证成为可靠的科学证据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物证技术正是通过对其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丰富的内容武装刑事诉讼的工作者，使他们充分了解和掌握有关刑事技术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在侦查和、审判工作中运用自如。正以为物证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联，所以它适应并切合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犯罪手段，更便于打击犯罪，这也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逻辑严密清晰，完善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在过去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其物质方面发生了巨变。有生产力解放出来的自由竞争生产关系成为了促进个人堕落的社会疾病。人们为了个人主义而摒弃了诸多集体思想，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被控制在越来越少的醒悟较早的精英手中，而政府为了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允许了种种不成文的特权予他们。结果政府和大公司在最高程度上融为一体，难以再割舍分离。也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在法律和刑事技术领域出现了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的侦查和检验取证工作。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法律纲领上的治国理念，他更需要法律条款的落实和贯彻，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和展开，这样才能让纲领具有指导性意义，让细化的条文ο附诘乃痉ǔ绦蚝臀シㄐ形有约束力。所以，刑事诉讼法和物证鉴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是如此。比如，刑事技术下的笔记检验、印刷文件检验、伪造印章印文鉴定就在该领域屡立奇功。就笔迹鉴定而言，他的鉴定需要按照符合法律效力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结论的客观意见，需要符合法律的思维和逻辑为前提，从而才能谈得上对物证鉴定技术的有效利用，否则不然。实践证明，专业鉴定人员在不断实践中发现每个人的笔记不同，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由于在书写技能与书写习惯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每个人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就形成了人们各自不同的书写习惯，作为书写习惯外部表现的笔迹当然也就因人而异，这就是笔迹检验笔迹鉴定的原理，同时也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合法证据提供了法律效力上的依据。根据这样有法可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思维、法律程序与法律逻辑才能真正环环相扣地做到了依法治国，才是从头至尾地贯彻落实好依法治国的方针，才是完全领悟到依法治国的精髓。所以依法治国、刑事诉讼法、刑事技术这三者看似关系不大，实则是缺一不可。第一者为后两者提供了总体性纲领和指导思想，刑事诉讼法承接依法治国做出一系列细化的法律成文规定，也启迪并规范刑事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方向。而刑事技术在大纲领和细化的法律条文和法律逻辑指导下，在明确的方向上不断迎难而上解决疑问，攻克难关、斩获硕果。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技术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看眼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住持下进行勘验。检查。第119条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开展物证技术工作的法律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发明文规定与物证技术密不可分，两者是指导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与验证的交叉，是刑事诉讼法律赋予物证技术专门机构的权利，也更是相关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他的存在是为了规定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和规则。与时俱进地规范犯罪侦查的各个环节，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办事，如在物证技术的现场勘察、物证提取、物证检验、物证保存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规定。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能为所欲为，当下的物证技术无论是明文规定或者习惯渊源都无一例外。

三、对衔接刑事诉讼法与刑事技术的主体的辨证认识

刑事诉讼法犹如一个系统，而刑事技术是其子系统之一，毫无疑问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其纽带就是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刑事诉讼法系统的整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刑事技术子系统的功能的局部完善，而想要达到整个系统的功能最大化最完整化，就得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调动和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傅雷曾经说：“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这句话至为深刻。人和法律都是在顺境和逆境中同时进步的，顺境的动力就像发动机必不可少，它激励着整个刑事诉讼法律系统和刑事技术的进步，在程序中取得司法秩序的成功，在刑事技术中去的案件破获的喜悦都是振奋人心的历史主流，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司法人员、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等。在我看来逆境更是一笔财富，丘吉尔如是说：人类在失败中获得的知识更值得发人深省。毫无疑问侦查人员和物证技术人员在司法活动中曾伤痕累累，在失败和曲折中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和经验，这是顺境所不曾积累的宝贵财富。法律人的成功需要保持个性的独立，他是星辰闪耀着专属的光辉，他是孤鹰彰显着卓尔不凡承载着人生远航，纵观古今成功人士皆保有其独立个性，不轻易拜倒在潮流世俗的脚下。佛曰，一滴水要使他永恒就把它放入大海。部分总是要依赖整体才能得以生存，但部分也有相对独立性，每一滴水汇成的大海是蔚蓝的，然而每一滴水又不都是无色的。

四、 案例分析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技术的实际运用

案例：“张某28岁，男，因持刀抢劫致人死亡罪和贩毒罪分别被判处死刑，最高人们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核时，认为张某贩毒罪的死刑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但持刀抢劫致人死亡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个案例上既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也有刑事技术的多处运用。首先在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方面的相关规定中我们可得知，为了确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所以大部分对张某的定罪依据都来自于刑事技术关于指纹、痕迹的检验结果。本案凶器上的指纹和张某右手手指指纹完全吻合，凶器的形状和痕迹与受害者被害的致命与非致命伤口完全吻合。张某长期居住的场所发现5kg白色粉末物品，经鉴定是我国所禁止且严厉打击的犯罪，这些都是刑事技术为刑事诉讼过程所提供的有力证据。刑事科学技术的勘察和检验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进一步有助于提高该案件在整个刑事诉讼法程序中的公正性和弘扬诉讼程序的威严性。

刑事诉讼的刑法执行机关监狱也离不开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我国的监狱就好比一个个铁打的营盘，而罪犯就是营盘中流水的兵。从实际的可行性角度出发，监狱的在押犯处于相对较稳定的秩序和状态当中，这也为采集DNA数据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使DNA数据库在监狱的建立成为了一项切实可行的工作。与此同时监狱系统的DNA数据库也可以通过联网或其他方式及时地传输到国家其他需要罪犯DNA数据库的系统当中。DNA数据是刑事科学运用得比较前沿的部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随着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突破和跨越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长期对科技发展的不干预政策，大幅增加研究经费，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面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中国更应加快树立自主创新的信心与决心。DNA数据库的自主创新，一是加强原始性创新；二是加强集成创新；三是在广泛吸收全球科学成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但由于罪犯的新增、假释、保外就医、刑满施放等复杂多变因素。若公安或其他国家机关要取代监狱对罪犯的DNA数据进行统计，也必然要通过监狱系统作为其建库的“桥梁”。那么其所消耗的警力、物力、财力、成本等相对于监狱系统自身对罪犯的DNA数据统计都会大幅度提高，并且在相对较复杂的工作环境和程序之下，DNA数据提取过程中的精确性、安全性和效率也会有所降低。而监狱系统自身在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制度下，在监狱干警以其安全稳定的工作方式和高效率的管理方法的基A之上，则可以建立较完善的“提取、储存并广泛运用的监狱DNA数据系统”。所以从全面而符合我国当今国情的角度出发，监狱系统自主地对罪犯DNA数据库的建立不但减少了国家财政开支和警力的投入而且更加准确、安全和高效，更可以长期持续地维持DNA数据库的更新。可谓是以最少的消耗使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以最佳的方式保证了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协调运转。刑事科学技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还可以使刑法执行的到科学支持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彦吉，王世全.刑事技术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群，朱东风.刑事图像技术的未来与发展[J].影像技术，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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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华，吴新原.数字图像处理在尸体面貌辨认照相中的应用[J].政法学刊，2000，（0l）.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9

刑事立法技术 罪刑法定 总则 分则 普通法 特殊法 列举 归纳

一、 刑事立法技术的概念、范围及其意义

（一） 概念

刑事立法技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使立法技术科学统一、可行的基础。虽然刑事立法技术看起来只是一个有关法律内容科学表达的形式问题，但从执行和守法的角度看，它其实又是一个内容问题，立法技术的完善与否关系到罪刑事定、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实现。[1]

一般来说，立法技术是指关于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规程和方法的总称。立法技术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立法技术指关于法律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系统化以及法律条文的修辞、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的规则等。广义的立法技术出了包括上述狭义立法技术范围之外，还包括：1、关于立法机关组织形式的规则，包括立法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任期、会议形式等；2、关于立法程序的规则，包括提出和讨论法律草案，通过和公布法律的形式等。

鉴于立法机关与组织形式的规则、立法程序的规则等问题是所有立法的共性问题，跟刑法内容不甚紧密，在此，我们仅就狭义的刑事立法技术加以探讨。

（二） 范围

根据通行的关于狭义的立法技术的观点，刑事立法技术的范围包括：1、刑法的延续技术。即刑法的承前启后或立、改、废技术问题。它要求立法者认真研究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既是对刑法进行修改与完善的形式和方法。2、刑法的结构技术。即刑法的结构形式。它要求刑法的各章、节、条、款、项、目及条文内部要素中的罪名、罪状、法定刑应当安排得统一、合理，与法律的内容保持一致。3、刑法的语言技术。即刑法如何使用语言、文字，合乎逻辑地表达法律的精神。它要求法律内容必须表达明确，语言要简洁、易懂、通俗、正确地反映法律规范的立法原意。

（三）意义

一部好的、完整的法律，其立法技术的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完善刑法的立法技术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目前在我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中却遇到了现实的冲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多义性，不完善的立法技术使人们对法律发生误解、矛盾的规定更使立法者不知所适从；而立法中有些只有假定，没有处理和制裁的规定，则使司法人员无所适从。因此，罪刑法定必须是罪刑的明确、唯一的规定，否则，罪刑法定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还是由人定。

2、有利于执法统一。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使刑法中很多问题的界定和判断交给了法官。法官不是立法者，立法技术上的缺陷，造成了立法权的旁落，也导致了执法上的混乱，“执法必严”就必然有了水分。只有改进立法技术，才能使执法者对法律有统一的理解。

3、有利于公民理解和掌握法律。我国现行刑法的技术上的缺陷，使法律专家也对某些问题上的理解众说纷纭。“立法者的谦虚成了理论界的骄傲”。因此，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应充分尊重我国公民文化素质的现实，在协调统一的同时，还要能明确、易懂，在用法上是充分尊重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和含义，使刑法能够真正“布之于百姓”。

二、 刑事立法技术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之实现

法治国原则作为现代民主宪政的一般指导原则与理念，要求对干涉公民自由的行为首先应从立法上加以规定，以实现法的安定性。对这种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波及刑法领域，便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由此，罪刑法定主义便成为一项基本的法治国原则。是否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及其施行程度如何，成为衡量一国法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自1997年于新修订的刑法典中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地位以后，朝着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进程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一）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涵义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什么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处以何种刑罚由刑法条文明确予以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为刑。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主义之“法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派生原则。因此，刑法条文必须清楚地规定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对犯罪的规定，对于概括性或模糊性的表述尽量不用或少用，以使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最伟大的哲学家到最普通的公民都能一眼看明白。”刑法规范是否达到明确性的基本要求，是检验现行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的技术标准，也是立法者制定未来法律时必须遵循的宪法义务。尽管刑法规范明确性原则是对全部刑法规范的要求，如基本原则、效力范围、因果关系、排除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表现形态、量刑的情节等，但意大利学者一致认为，其核心是“要求对犯罪的描述必须明确，使人能准确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即立法者必须用明确的语言描述各种犯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不少人干脆就将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称为“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或者“构成要件典型性原则”。

由于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原则能够明确立法意旨，能够有效划分刑罚权的界限，能够防止司法擅断，能够给公民提供安定的法准则，以便准确地预见自己的行为，最终有效保护公民的自由。“如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准则，比方说，由于模糊的、不精确的法规而受到侵犯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做的事情就同样是模糊的、不精确的。我们的自由的界限便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行使自由就会产生一种合理的担心，从而导致对自由的限制。”因此，“通常对罪刑法定原则真正构成危险者，并非类推而适用法律，而是不明确之法。”明确原则因此可以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

如果法律规范不明确，即使罪与刑都由法律做出规定，仍然难以做到准确定罪量刑。过于笼统、粗略的立法规定，只能徒增司法的随意和难度。一方面既可能因其具体含义不明难以适用而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又可能诱使权力滥用，导致出入人罪，宽严皆误。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当然是我国刑事立法上永远追求的目标，这对于法治建设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自不待言。但是，对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然状态也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勇敢承认，以使我们在追求明确性目标的过程中不至走入极端，不至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地说，新刑法将罪刑法定做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于刑法第3条之后，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法治观念已经大为改观，但同时还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

（二） 刑事立法技术的应用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如立法正确指导思想的树立、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等。由于过去我国刑法学和立法学研究很少涉及刑事立法技术问题，而刑事立法技术问题对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此，我们就着重对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进行探讨。

过去，刑法学所关注的立法技术问题，往往仅限于对罪状表述方式的分析。诚然，罪状描述方式的多样化，为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方式提供了必要的选择余地。但就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言，刑法分则对罪状的表述，应主要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来阐明其犯罪构成的特征。如果有必要采用引证罪状或参见罪状的方式，则所指行为的特征应在相关的法律条款中得到具体反映。这里着重探讨的是另外几种对增强罪刑法定明确性有积极作用的立法技术问题。

1、总则与分则

（1） 我国刑法中总则与分则关系问题检讨

总则规定的内容具有共性，它指导着分则内容的正确实施。分则规定的内容具有个性，它是总则内容的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结构简练，但也有不够明确的缺点；分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条文明确，但也有不够简练的缺点。为了使法典既简练又明确，刑法典采用总则、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总则、分则二者的关系遵循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逻辑原理，使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不违背总则的原则下，分则得特别规定优先适用。当然，如果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以总则进行定罪处罚。[2]

就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总则与分则的关系看，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现行刑法总则结构基本上沿袭了1979年刑法总则的规定，根据当前刑事司法的变化和刑法科学的发展，在与刑法分则关系的协调上，其存在下列问题：

① 刑法总则的涵盖范围过小，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其内容。我国刑法总则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保安处分、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执行等内容。对刑事责任虽然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对刑事责任的概念、依据、实现方法没有作系统规定，有必要补充增加上述内容，以完善刑法总则内容。

② 刑法总则的有关章的排列顺序与分则条文的排列顺序不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可以调整为：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事责任；第四章刑罚；第五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六章保安处分；第七章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执行；第八章其他规定。这种刑法总则结构能够体现刑法适用的内在逻辑规律，即：一般原则规定，什么是犯罪，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应受刑罚或者保安处分，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或者保安处分，达到改造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其他规定”的内容重点是关于名词含义的规定，其效力涉及总则、分则和负责以及其他刑法规范等整个刑法范围，因此应将它列入总则。这样刑法总则就真正地统领指导刑法分则，刑法分则也便是真正的刑法总则具体化了。

按照当代科学性法体系来衡量，刑法分则存在下列问题有必要进行改进：刑法分则章、节、条结构规定的不统一，不协调。刑法分则共分10章，其中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下分别设八节、九节，在节下设条，其他各章，在章下直接设条没有节的规定，这种结构显得非常不协调；各章规定的条文多少相差很大；刑法分则条文的设定很不一致，有的一条规定一种犯罪，有的一条规定集中犯罪，有的几个条文规定一种犯罪，还有些条文没有规定犯罪，致使规定一些解释性的内容，显得条文规定很不统一。例如，刑法分则对贪污罪的规定就分别规定在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394条、第271条、第183条中，既分散又不集中，更不便于适用。走私毒品本应归并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专节规定中，却生硬地规定在毒品犯罪之中；将第五章中“毒品”解释规定在这节中，显得不伦不类，既有损于刑法结构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便于对刑法的理解和实施。

（2） 总则与分则立法技术的完善

在总则方面，除了进一步充实刑法总则内容、调整有关章的排列顺序之外，应当进一步健全刑法总则中每章下设的节，同时将刑法的溯及力问题规定移到刑法附则中。这样可以使每章内容清楚，便于对刑法总则内容的理解和运用。

在分则方面，应作如下完善：①分则应只设章、条，不设节。将所有的犯罪严格按其同类客体分类，如将金融诈骗罪归类于诈骗罪中，每类犯罪为刑法分则的一章，可以比现行刑法规定十章多几章，但也不宜规定太多章，宜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下设的节犯罪合并为几章犯罪，从而使每章规定的犯罪趋向相对平衡。②刑法分则条文设置上坚持一条一罪的原则，取消一条文规定数罪和数条规定一种犯罪的立法模式。例如，所有贪污罪都规定在刑法第382条中，其他条款不再另作规定。③统一刑法章罪排列顺序标准，力求完全按照同类客体社会危害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④解决罪名阙如问题，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罪名。

2、普通法与特殊法

（1） 我国刑法中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问题检讨

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是面与点的关系，使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是，特殊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互相配合，就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程度。

（2）在处理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问题方面，现行刑法典有一些地方需要检讨。1979年刑法中存在“口袋罪”问题，现行刑法分解了这几个“口袋罪”，可为使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这是因为“口袋罪”问题不利于罪刑法定明确化，不利于执法统一。“口袋罪”罪名抽象广泛，罪状模糊、笼统，法定型与具体罪行缺乏对应性，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多弊端。新刑法对“口袋”进行了详细分解，使之罪状清晰，罪行结构合理，合理地处理了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

但是，现行刑法中还存在着一些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处理不当的问题。如：诈骗罪问题在刑法分则中分成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两部分规定，金融诈骗罪又分为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金融凭证诈骗罪等，内容庞杂，但漏洞百出。还有从“口袋”罪中分解出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更是问题丛生。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对这一问题认识不一，分歧很大。[3]

（3）普通法与特殊法立法技术的完善

新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是一种概括的罪名，除此外还在其他章节中规定了一系列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骗取外汇罪等。这些诈骗罪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虚构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只不过是诈骗的具体手段或者财务的具体性质不同而已。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即是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从节约法律条文看，将所有的诈骗罪都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分别规定处不同的法定刑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所有诈骗罪都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可以充分考虑各种诈骗犯罪行为的处刑轻重，使其定罪处罚都协调。

此外，新刑法第397条规定，凡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具体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犯罪行为，都要按照有关的具体条文规定定罪处罚，不能再按照本条规定定罪处罚。这个对渎职犯罪的概括规定仍然是一个“口袋罪”，违反了普通法与特殊法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亟需对此加以完善。我们可以在修改刑法时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分别设立专条规定，对各自的犯罪构成、法定刑分别作出规定，并表明其概括方面的罪名。

3、列举与归纳

（1）我国刑法中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检讨

列举法与归纳法这两种立法技术在刑事立法乃至整个立法活动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列举法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但是不能穷尽。归纳法从大处着眼，覆盖范围广，但是往往不够明确。为了既严密法网又明确规范，我们应用这两种立法技术时，应当注意列举要尽量穷尽，归纳要尽量让人明知。

综观我国刑法中列举与归纳着这两种立法技术的运用，要检讨以下这些内容。我国1979年刑法中，存在一条多罪，甚至一款多罪，并共用一个法定刑的情况。这就是列举式罪名，也称并列式罪名。如1979年刑法中第122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与贩运货币罪，第121条规定的偷税罪与抗税罪、第128条的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第151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与抢夺罪，第157条的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等。这种列举式罪名的弊端是很多的。首先，它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列举式罪名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二个个罪名间社会危害性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共同法定刑体现不了个罪在不同行为时的罪轻罪重。其次，它与选择性罪名很相似，都可以多行为加对象的形式出现，立法上没有区分标志，司法中只能根据理论和司法人员的个人理解加以区分，导致罪数混乱，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无从落实。再次，列举式罪名造成了罪名概括上的困难，即概括为一罪还是数罪不确定。可是，新刑法在取消了部分列举式罪名的同时，却仍然保留了1979年刑法的第105条、106条列举式罪名，将其确定为114条、115条。

此外，新刑法对归纳法的应用也很不够。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修订后刑法没有标题式罪名。这就使司法人员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学习、交流与引用法典等时无所适从，对哪一种罪名概括正确难与决断。二是由于立法者立法时没有考虑将来罪名成为问题，有些罪概括起来十分困难，如第130条就不得不概括成“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罪”，十分冗长，简化起来也较困难。

（2）列举与归纳立法技术的完善

为避免列举式罪名带来的后果，目前可通过立法解释，明确指出那些为列举式罪名，哪些是选择性罪名，并确定各自定罪量刑的一般规则。当然，最好是通过修改刑法彻底废除列举式罪名，做到一条一罪，这有利于罪刑法定明确化。结合刑法第116条等来看，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备等8种罪名分别集中在4个条文中，特别是将这几种犯罪的加重处罚集中规定在刑法第119条中，既违背一条一罪的立法原则，又使具体犯罪的规定上有些混乱，失去个性，不便于理解，也不便于适用。因此，我们应对每一种具体犯罪设单条规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以列举具体行为的方法补充描述罪状或者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后果加以列举的立法技术。这种列举法有助于明确罪状的行为界限和其他构成要件的特定内容，是提高罪刑法定明确性程度的有效方法。

另外，在修订刑法时应在具体犯罪的条文之前标明该罪的罪名，这虽然增加了立法责任和技术要求，但是为刑法分则条文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概括罪名，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罪名是对具体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司法机关和学者在命名时，可能对立法原意的理解有所偏差，从而影响准确概括命名。而且还存在不同司法部门以及各地地方司法机关如何协调统一使用罪名的问题。立法者对刑法规范的立法精神和实质原意最为了解，也最有资格准确地概括罪名。因此，应由立法者对罪名进行概括，这样既可避免司法机关使用罪名时出现混乱现象，又有利于一般公民领会刑法规范的立法原意和精神实质，更有利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4] 注释：

刑法是我国针对刑事犯罪的有关针对性很强的法律，刑法的语言文字不但要合乎逻辑，且每字都有严格的含意，因为法定准绳、文字语言不准确在执法中就会有偏差或由于概念模糊而造成错案。本文在立法概念范围等方面比较详细的作了论述，就是想通过研讨使法的内容科学、完善、公正。

参考文献：

[1] 高一飞. 刑事法的特色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95.

[2] 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

[3] 周其华. 刑法典问题之全景展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8-210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0

二、因地制宜，保障投入，下力气解决硬件装备问题。

2003年以来，我局在刑事科学技术室装备建设方面共投入120多万元，先后购进指纹远程自动识别查询系统、多波段光源、紫外观察照相系统、立体显微镜等一大批先进仪器设备，彻底改变了过去“两把刷子扫天下”的落后状况，技术装备达到了公安部的县(市、区)一级技术室装备配备标准。2004年又调整了技术室的办公场所，使技术室的用房从原来的5间、面积80平方米增加到16间、面积260平方米，健全了各类刑事技术专业实验室、物证室、值班备勤室、会议室等，极大地改善了技术室的办公环境。2005年技术室又购置了一批电脑，做到技术员人手一台，实现了现场照片数码化，现场勘查材料及痕迹物证检验鉴定报告制作电脑化，技术管理信息化，为提高技术室的现场勘验、痕迹物证检验鉴定及技术管理的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以人为本，内部挖潜，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在分局党委和刑侦大队的大力支持下，技术室在队伍建设方面力求突破，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业务精通的刑事科学技术队伍。一方面从公安院校技术专业毕业和热爱技术岗位的年轻民警中选调人员充实到技术室，另一方面选派了有工作经验的技术民警到中国刑警学院和公安专科学校进修培训。刑事科学技术员从原来的6人增加现有的11名，平均年龄33岁，全部人员经过技术专业和电脑培训，文化程度均达到大专以上，使刑事科学技术室队伍建设与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相适应。我们始终坚持把提高民警的科技素质作为重要环节来抓，营造了人人自觉学习和应用信息化的浓厚氛围和工作导向。技术员立足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采取集体探讨方法积极寻找解决之道，在干中学、在学中练，较快提高了全体技术员的专业水平。同时技术室还通过上网浏览查找资料、订阅刑事技术专业书刊、咨询上级业务部门、与其他单位技术室交流心得等方式密切关注国内外在刑事技术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新方法，充分运用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现场勘查和痕迹物证检验鉴定水平，提高刑事技术在侦察破案中的打击效能和攻坚克难的能力。

四、健全机制，加强管理，全面推动刑事科学技术室规范化建设。

近年来，技术室大力推动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在管理上力求突破，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岗位职责、操作规范、内务管理等规章制度，形成了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的工作运作机制。技术室实施了“技术员岗位职责”、“现场勘查责任制”、“物证鉴定责任制”、“痕迹物证管理责任制”、“七率一量”考评办法等工作制度，建立起现场勘验、检验鉴定、物证管理、科学研究、技术队伍和器材装备等工作台帐，要求技术员在工作的每个环节均要按规范的程序进行操作，达到了以制度管人，以制度促工作的目的。

五、明确职责，完善激励，以全员量化考评为依托充分调动每个技术员工作积极性。

技术室制定了《技术员岗位职责》、《技术室业务考评规则》，根据各岗位专业技术工作的特点，对每个技术员下达工作目标并进行量化考评，全面推行岗位责任目标考核机制。通过实行“主勘技术员”负责制，把现场的勘验、提取、检验、分析及归档等各个环节指标落实具体的人员身上，做到岗位目标明确，考评科学简明。同时，我们在技术室内部大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把每年的评优、评先工作都与技术员的工作实绩进行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每个技术员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队伍的向心力。

六、立足实际，贴近实战，努力提高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工作效能。

几年来，刑事科学技术室不断强化证据意识、为侦查破案和诉讼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对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检验鉴定，力争为侦查破案提供尽可能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我们认真对照二级技术室的标准，以“七率一量”业务指标为工作中心，在接到“十类案件”及其他重特大案件报案时，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对技术员的现场勘验数量和质量也下达了考核指标，把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直接与每月岗位考评挂钩。2004年我区共发生有条件勘查的“十类案件”685起，技术室共勘查“十类案件”现场685起，勘验率达到了100％；提取到痕迹物证493起，提取率为72％；利用痕迹物证认定案犯直接破案83人94起，其中利用指纹认定案犯直接破案74人85起。2005年上半年我区共发生有条件勘查的“十类案件”472起，技术室共勘查“十类案件”现场472起，勘验率达到了100％；提取到痕迹物证339起，提取率为72％；利用痕迹物证认定案犯直接破案33人41起，其中利用指纹认定案犯直接破案29人37起。

七、强化意识，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支柱作用。

技术室在严格按照“七率一量”标准规范刑事技术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命案必破”的总体要求，努力做到“没有痕迹物证勘验不止，现场分析不透勘验不止，案件不破勘验不止”，把充分发挥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支柱作用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2005年3月15日，嘉禾苑4座501室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案犯在杀死被害人阮xx后对现场痕迹进行了破坏，并带走了作案凶器及相关物品。技术室的同志们认为再狡猾的案犯百密也必有一疏，在越困难的条件下，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就更应发挥他们在侦察破案中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作用。抱着坚定的信念，技术员在仔细的勘验后终于在一小块瓷器碎片上显现出了一枚汗液手印，并在茶几边沿用先紫外无损拍照后联苯胺显现的方法提取了一枚血、汗混合物质手印。面对现场杂乱无章的血迹，经过反复客观论证，大家准确地判断到一小点案犯可能受伤后留下的滴落血迹及一处案犯洗手后留下的抛甩血迹。正是这些痕迹物证为此起故意杀人案的案件分析、确定侦察范围方向，并为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05年2月18日技术员在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检验鉴定时，认定了现场手印为一名叫叶xx的人所留。对其血型进行了检验后也认定了案发现场提取的两处血迹均为叶金华所留。经过百般抵赖的叶金华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作案过程，并供认作案后将随身衣物和作案凶器扔进了闽江，第二天又在单位制造了一起搬东西手被砸伤的假象。狡猾的案犯尽管天机算尽，并在躲过一次审查后而自鸣得意时，没想到却被刑事科学技术将其绳之以法。一年多来，技术室经过不懈的努力，还通过现场痕迹检验鉴定直接破获了“11.21”假冒军警人员绑架案、“7.30”入室抢劫杀人案等一批重特大刑事案件。切实地为命案及其他重特大暴力案件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1

一、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必要性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

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时间和空间）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利用高科技手段侦控，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应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刑事技术在实战案例中的应用

除自然现象或意外事故外，任何事件现场都是事件行为人活动作用的结果，案件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反映了行为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的和活动的情况。下面就是通过刑事技术和痕迹检验破获的一起案件。

2015年3月份，绥滨辖区内连续发生3起暴力破锁技术理论开锁案件。由于案件特殊性，技术人员利用现场勘查系统与萝北县2起手段一样的案件串并，两地警方利用该信息筛选出有重要价值线索，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佳木斯市居民张某，将张某及同伙3人抓获后破获这5起案件。2015年1至5月份，辖区内发生9起爬楼入室盗窃案件，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利用信息研判手段及现场痕迹物证分析，认定8起案件一人所为并可以串并，破获案件后，利用串并案件依据让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了犯罪行为。

在此类案件中可以看出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确定案件性质提供科学依据，分析案情提供线索，为认定嫌疑人提供重要证据，为串并案件提供科学依据，刑事技术的运用使得刑事案件侦破工作的效率和准确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而更好地发挥和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就能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最终被绳之以法。

三、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的重要意义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2

一、一体化――刑事法学研究的非典型范式

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于近百年前提出了“整体刑法学”的理念，其创办的《整体刑法学》杂志一直出版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了100多年，并且在整个大陆法系国家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刑事一体化的命题是储槐植教授最早提出的。一体化刑法运作，观念上旨在建造一种结构合理和机制顺畅的实践刑事法形态。

刑事一体化可以界定为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形成和谐整体。刑事一体化就是要将与刑法发生关系的学科纳入刑事圈成为了刑事法学。刑事一体化的前提实际上是跳出传统的注释刑法学研究范式。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研究范式基本上是注释法学，为区别传统的纯粹的注释刑法学，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刑事一体化称之为“非典型的研究范式”。

刑事一体化作为刑法学研究方法，重在“化”字，即深度融合。刑法在关系中存在和变化，刑法学当然也在关系中发展，刑法学研究如果局限在刑法自身，要取得重大进展是在困难。此处的“关系”首先指内外关系。内部关系主要指罪行关系，以及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外部关系更加复杂：其一为前后关系，即刑法之前的犯罪状况；刑法之后的刑罚执行情况。其二为上下关系，即刑法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法文化、精神文明等；刑法之下主要指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物质文明等。刑事一体化打破了刑事学科之间的边界，这使得其带有本身独特的整体整合刑事学科学术资源的特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的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实现刑法最佳社会效益是刑事一体化的目的……

就法律体系而言，刑法是实体法，是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应当如何处以刑罚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则是程序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按照怎样的步骤、原则和方法追究和惩罚犯罪。尽管概念有别，但实体刑法是通过诉讼程序法才得以贯彻实施的，进而获得一个正确裁判，正是刑事诉讼的任务，两者关系原来就难分难解，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是交错适用关系。对于法律实务界而言，这种关系是明确的，毕竟，真实案例，或者说，具体社会冲突的解决，从来都是实体与程序的交错适用。但是，刑法与刑诉法在研究与教学方面，却形成了过于泾渭分明的走向。从部门法分化日趋细密及文献资料庞大化的角度来看，学者各自专精于刑法或刑诉法领域无可厚非，且有助于专业领域的研究深度。但因此而导致彼此难以融会的割裂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欠缺实际操作可能性的刑法发展。刑法理论与教学无视于诉讼证明及事实不明的真实审判困境，不管演绎如何精彩，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欠缺实体刑法作为内容和依据的刑事诉讼理论与教学，实难起到真正的作用，如提倡刑事和解制度仅着眼于诉讼经济，而忽略了其对刑法构成要件体系的违背。近年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成为法学改革的重要议题。构建刑事一体化的实训课程就是要在教学中注入动态的、实践的刑事法律运作的过程，使学生真实地接触司法实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即将刑事一体化理论在教学中发展，以此研究思路构建刑事法实训课程的基本内容，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实现刑事法学实训课教学总体目标――培养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础操作能力。

二、一体化是刑事实训课程的内在要求

刑事一体化实训课程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199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并通过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21 世纪展望―――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建议书》，呼吁各国改革职业教育，以终生教育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和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与高一级教育相衔接、沟通的有效机制，建立开放的、灵活的和面向学习者的新型职业教育制度，加强产教结合，增加投入，开展全民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国际合作。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各地政府要高度重视，统筹规划，充分调动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兴办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1996 年，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98 年，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设想。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些国际和国内的人才培养导向，为职业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建立自己特色鲜明、培养方向明确的人才培养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刑事一体化实训课程强调学生直接面对实践中存在的真实的案件，通过对案件的解决，获取知识，这是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应用型和实践型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目前，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主要停留在以案说法的层面上，不利于实训课的开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案例教学中案例高度浓缩，教师主要用案例进行释法和组织题库；（2）教师对案例经常进行任意编辑，削足适履，斩断了案例教学原本的与实践的联系，案例教学法无法起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3）案例教学法几近沦落为课堂上调节气氛的手段。很多人都在谈论案例教学法，但是大多没有脱离大陆成文法注释法学的影响，逐渐的使案例教学手段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消失殆尽。

实训课教学是指任课教师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按照专业技能需要、利用真实或模拟仿真现场环境或场景，训练学生理论知识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学过程。实训课程设置派生于大工业革命、生产劳动和现代化建设对高水平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其理论依据源于实用主义教育学派代表人物夸美纽斯的“适应自然”。这一教育主张，建立在教育家杜威所提倡的“教育要引导学生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让学生获得真实的经验情境”这样一个应用教育模式之上，通过感知、思维、记忆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形成相应的技能、技巧。掌握知识的目的在于应用，使用知识是一个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实训课程的设立恰恰找准了促使知识掌握与转化的结合点。实训课比较理论课而言更能体现高职院校的教育属性和办学主旨，应当说，实训课依托于理论课又相对独立，是对理论课的具体运用和检验，理论课则是对实训课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保证，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促进、共同提高。根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能力结构的要求，实训课教学总体目标的指向是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础操作能力的培养。

三、一体化教学中刑事程序地位的突出

法学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体系应由专业理论课程和专业实践课程两个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又比重相当的子系统构成。而实训课作为专业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性与应用性是教学的基本特征，针对性和尝试性是教学的基本准则。实训课程教学是一个实践性教学过程，有着与理论课同等重要的教育价值。如何上好刑事法学实训课，在方法上，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传统的“接受性学习”的教学方法，引入全景式教学方法。但是，教学方法必须依教学内容，仅仅对教学方法进行变更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教学内容上对刑事法实训课程进行调整，因此，必须构建刑事法实训课程的具体内容，具体来讲就是以实践中的真实案件为基本，通过刑事程序法贯穿，最后解决实体法问题。以往刑事一体化研究多注重犯罪――刑法――执行的关系，对刑事程序或多或少地有所忽视，例如，蔡桂生在《刑事一体化的知识产生――〈刑事法评论〉前20卷之研究》一文中列举了近年来刑事一体化研究的16个专题，包括：（1）1997年刑法修订研究；（2）犯罪论体系研究；（3）刑法基本原则研究；（4）犯罪形态研究；（5）共同犯罪研究；（6）刑罚制度研究；（7）死刑研究；（8）劳动教养研究；（9）刑事政策研究；（10）刑事研究；（11）刑法学人和福柯研究；（12）刑事程序、刑事侦查和刑事证据法研究；（13）犯罪学研究；（14）刑事执行法学研究；（15）国际刑法研究；（16）其他重要专题研究，等等，刑事程序法只是其中一个，并且和刑事侦查、刑事证据共同组成一个专题。笔者认为，在刑事一体化实训课程中，应当对当下一体化理论有所的突破，以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基础，提升刑事程序法的重要性，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凝结，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解决案件。具体来说，教师将实践中的具体案件收集整理后，根据教学需要，设置不同的问题。然后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案件进行回放，以刑事诉讼程序为线索将案件展开，包括具体案件的立案、侦查、、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具体的实体问题，如定罪量刑。

真实的问题不是脱离学生思想的由教师编造的问题，而是来源于生活、生产实际与学生的过去的某种活动或思考相关联的问题。从刑事法学实训课角度讲，就是强调运用真实的案例，由解决真实案例而形成的结论也更容易迁移，更容易在以后的实践中自觉应用，变成自觉的行动。在司法实践中，任何案件的解决必然同时涉及到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不可能是割裂的。现有教材体系决定了传统案例教学在培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的不足，程序与实体合一的案例更能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更有利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3

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警力短缺，技术工作负载过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刑事案件大幅上升，但刑事技术人员匮乏，与“刑事技术人员不低于刑警总数的25％”的标准有很大差距，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技术大队人员少，由于人少案多，工作处于应付状态，只能保量而无法求质。同时，因为工作疲于应付，忙于现状，导致疏于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的学习和应用，对专业最新动态缺乏了解，缺乏运用现代科技装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引进的科技装备未能充分发挥其工作效用。（二）技术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素质下降由于技术工作责任重大，工作环境脏、臭、毒，工作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心理负担重，队伍中那些业务骨干日渐感到“疲倦”。近年来，基层刑技人员增加了不少新人，给刑事技术部门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活力，但是这些新人是刚从院校毕业的，未经专业训练，缺少经验，综合处理能力和技术水准还不高。刑事技术队伍一直以来没有引进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相关的政策待遇，立功嘉奖、选拔干部、晋升职务机会少，评定技术职称又不与警衔、级别、工资待遇挂钩，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对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荣誉感缺乏，敬业精神不足，经常出现“技术人才留不住，技术新人呆不长”的情况。整个技术队伍始终处于一个年轻、不连续、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经费的限制，培训跟不上，政治、业务素质日渐下降。（三）保障不力，设备陈旧，技术含量提升缓慢技术装备落后，缺乏大型分析仪器，制约了刑事技术检验项目的开展和检验鉴定水平的提高。1.追求短期目标，缺乏长远打算，丧失技术工作发展后劲。自刑事技术等级评定以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领导安于现状，没有继续加大投入，不重视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劲，使刑事技术工作得不到持续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2.设备落后，物证提取率不高，证据流失较为严重。由于各地的现场勘查器材和实验室配套设备落后，给现场的细致、全面勘验工作带来影响。有的地区勘查现场就是一个勘查箱、一个法医包、一部照相机、一个手电筒；有的现场勘查就靠一个多波段光源，有的甚至连多波段光源都没有；多数地方现场勘查车辆严重不足，有的还没有现场勘查车，有的现场勘查车是改造的、借来的。这样的勘查装备在实际工作中只能流于形式，案件的痕迹物证信息破坏、流失情况极为普遍和突出，痕迹物证提取率、利用率相对较低。案件大多数痕迹物证来源于现场，由于提取率不高，该提取的没有提取到，直接影响了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3.专业设备不全，专业检验项目无法开展。有的地区刑事科学技术各专业都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只有简单的实验室，而且设备陈就，有的不配套，有的长时间搁置不能使用。甚至有的科室缺乏最基本的物证检验鉴定设备，使很多现场物证不能及时检验。4.物证管理不规范，流失严重。有的刑事科学技术部门用房相当紧张，很多地方没有物证室，缺乏物证保管的场所，有的用仓库替代，有的连仓库都没有，办公室、仪器室、资料室、物证保管室共用一室，混为一体，导致现场勘查获得的物证管理不善。

对策

刑事科学技术工作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存在着与新形势下不相适应的方面，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差距，面对现实，就能克服困难，找出症结所在。（一）转变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刑事技术工作作为侦查破案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工作成为许多案件性质确定是否立案的依据，又是揭露、证实犯罪的重要环节。侦查破案以来，不管是一般的现场勘查，还是大要案的调查研究，从侦查措施的实施到犯罪活动日益狡猾隐蔽，在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的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挖潜能，突破传统观念，从服从和服务于侦查破案转向积极参与破案，明确技术不只是为勘查现场而取手印、足迹等痕迹物证，而且担负着侦查破案和出庭接受质询、证实和支持破案结果的任务。刑技人员应该增强责任意识，拓宽工作思路，通过扩大检验范围，强化服务措施及业务训练等手段，着力提高工作效能，确保刑事技术工作取得实效。（二）领导重视，提高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地位各级公安机关有关领导应首先从侦查破案工作和法律角度重视刑事技术工作。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给刑事技术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刑事技术部门用科学的刑事技术为侦查破案提供侦查线索、缩小侦查范围、提供破案和庭审证据，不仅是侦破工作自身的需要，也是法律的要求。因此，要加强对刑事技术部门的领导，促进刑事技术的建设和提高。（三）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和壮大刑事科学技术队伍，组建创新型团队按照创新型团队建设的要求，制订各层次人才培养计划，从个体学术、技术、能力培养和群体层次、结构建设等层面，开展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专业方向带头人培养工程，有计划地安排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读研、读博，创造条件出国考察、进修，组织参加专业学术会议，深入公安基层调研，特别是充分利用刑事技术专业教学、科研和技术应用融合的优势，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力争使队伍有良好的培养和建设效果。使科教人员按照不同培养层次要求达到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又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既能胜任教学，又可以进行科研创新；既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又具有突出的个人技术专长。从总体层次和结构上，形成以教授为代表的专业方向带头人，以副教授为代表的中、青年专业骨干人才队伍。同时，要取得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多方争取资金支持，多渠道地解决各种经费和待遇，大力推动公安刑事科学技术的装备建设，创建重点专业实验室，为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服务。（四）加大刑事科学技术的研发力度创新刑事科学技术新技术、新手段，对研究开发出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并在公安实践部门推广使用，尽快转化为战斗力，并运用于实战，以提高现场痕迹物证的提取率、分析率及鉴定结论的准确率，进而为公安侦查工作提供线索和方向、为检查机关、审判机关提供证据。（五）科学管理，强化业务素质，狠抓队伍建设人的因素，是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刑事技术的发展必须把加强刑事技术队伍建设放在首位，否则，投入再多、仪器再先进，也难产生实效。为此，刑技队伍建设应纳入规范化轨道。刑技工作根本点在于有一支事业心强、爱岗敬业、作风踏实、懂法律和技术的专业队伍，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使刑技人员在各自岗位上不断提高业务技能，成为刑技战线上的尖子、专才。同时，技术部门应建立、健全考核体系，明确技术职责，落实奖惩措施，激励刑技人员的工作斗志。对勘查、检验等工作按规范要求严格管理，层层落实责任。积极组织对刑事技术队伍中的新人进行业务培训，更新知识，必要时邀请专家讲座，结合实际办案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来全面提高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之，要做到德才并重用人、从优待警留人、教育培训育人。（六）加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规范化逐步完善鉴定质量控制体系，进而提高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准确率，逐步对如声纹、视听资料的计算机自动化识别系统和纸张、油墨及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的建设与应用，解决与世界警察法庭科学技术不相适应的关键问题，使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与世界警察法庭科学技术顺利接轨，进而取长补短，使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更加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鉴定质量和鉴定水平达到或领先于外国先进的技术水平。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新形势，如果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技术的科技含量不高，侦查员科技意识不强，证据意识不强，诉讼意识不强，或不改变侦查模式，仍沿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破手段，不应用先进高科技手段和开放式侦查模式，将无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本文作者：王闯工作单位：吉林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