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1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5-0098-03

自2014年12月，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如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这一中心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揭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可以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提供重要保障。因此，加强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研究，已成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重要作用及重大意义

1.对大学生进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书中将“小康社会”描述为：不管是君王、达官权贵，还是普通百姓均奉行礼法、讲求诚信、相互礼让、遵守礼仪规范的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小康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到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再到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也面临着以下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水平及专业技能。2015年2月，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了科学的知识和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宣传和教育的重任。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增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教育，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筑牢思想基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2014被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党中央在事关人民福祉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了一系列详尽的顶层设计方案，这些改革必然会触动和调整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给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会越来越显现、复杂，甚至激化。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2547.7万人。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高校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功能，把在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统一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使其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跟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理解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远ㄈ面深化改革的信心，从而热情支持改革，积极投身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给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和挖掘当代大学生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开展教学活动。以正确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取向引导大学生，引发大学生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共鸣，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筑牢思想基础。

3.对大学生进行全面依法治国教育，可以使法治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植入人心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加强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核心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该课程的讲授使大学生深刻领会法律的精神，理解并掌握法律的一般含义，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帮助大学生树立法治的理念，培育法治的精神，培养大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法律问题，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帮助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法律至上的理念，主动学法、尊法、守法和护法，使法治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植入人心。

4.对大学生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可以增进大学生对党的认同、信任与感情

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严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高校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2013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从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重视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强化党员教育培训，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学生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拓宽党员教育培养途径，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等三个方面对加强学生党员教育培养，提高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据中组部2014年6月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学生党员260.4万名，绝大多数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起到引领作用。

二、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1.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联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详细介绍“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同时，我们要在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结构调整取得新成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但农业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基础地位还不牢固，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显滞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服务，教育均等化水平还较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但资源和环境保护压力较大，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引导大学生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除了第六章之外，“概论”课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第一节至第五节还分别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布局。通过对“概论”课中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关章节内容的系统学习，让大学生明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正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突破，以此来坚定大学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修订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新理论成果寓于教材之中

十以来，在国内外不同的场合针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主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指向、理论特征、内在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梦、中国的发展道路等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这些理论总结与创新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来源。例如，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人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等论述都极为精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要将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中，融入到教材相关章节内容中，要引用这些新的思想观点、论述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增强教材的说服力，更好地宣传中央的最新文件和讲话精神。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有效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众所周知，大学生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近年来，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认真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不断加强。在具体操作层面，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上岗前都要经过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使得新任教师一般都具备比较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才站上讲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可以通过集体备课，参加校级、省级或者跨省、跨地区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或“精彩一课”比赛，虚心听取专家评审和指导意见，认真观看和揣摩同行的教学技能，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力。此外，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培训，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改课题研究等方式，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教师的理论素养、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提高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也将更加透彻，课堂讲解必将更加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自然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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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

认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既要明确每一个“全面”的具体内涵，更要从整体上把握“四个全面”的精神实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提出的战略目标。依据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三步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党的十将这一过程分解为两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和实现现代化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下限是2020年。依据党的十报告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程度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各种活力、汇聚各种资源，仍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词，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突破。全面深化改革涉及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力求通过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求国家治理法治化，没有国家治理法治化难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是法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撑。同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国家的表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

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基于党的建设现状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作出的决策。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比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些思路覆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协调推进党的建设各方面，使党的建设举措落到实处。

可见，“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然而，把握“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要着眼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不能孤立来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要求提出来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撑，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成为现实。一个目标，三个推进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而在三个推进器之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二、“四个全面”的主要特点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从其基本内涵、构思理念、生成基础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居于中心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属于战略举措。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有机结合，既使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有战略举措的支撑而成为可能，也使战略举措的实施因为战略目标的确立而有着力点、方向感，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就其内在要求来说，做到了不留“短板”与“死角”，力求全方位覆盖。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各领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整体推进。可见，每一个“全面”的个体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同时，“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结合，也是执政目标、执政方式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执政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执政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四个全面”的整体同样具有系统性、协调性。

国家、社会与执政党的统一。国家、社会、政党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社会、政党有着不同的关系类型或模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促进社会和谐，都离不开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四个全面”蕴含国家、社会与执政党关系的统一，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现实诉求与内在规律的统一。“四个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是基于现实、立足现实的战略构想。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聚焦改革的“险滩”、“硬骨头”，直面改革的现实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协调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应当说，“四个全面”是面对现实、回应现实的战略构想。同时，“四个全面”反映了治国理政的内在规律。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执政党要稳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塑造政党形象、树立政党权威。因此，“四个全面”既是回应现实的战略选择，也是治国理政规律的内在诉求。

三、“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要改变中国现实、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实施、在于实践。“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协同推进。“四个全面”贵在全面，非“全面”不足以成事，非“全面”也不可能成事，一个“全面”无法落实，“四个全面”就会落空。为此，需要加强宏观谋划、顶层设计，从“四个全面”的内在结构、有机联系出发制定实践方略，形成“四个全面”的互动机制、照应机制，避免各行其是。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中提出来的，应当依据“三个全面”的要求来定位、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因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当强化使命意识、宗旨意识，明确执政目标、改进执政方式;因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应当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制定完善严密的制度规范党内行为;因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应遵守宪法和法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实践“四个全面”，既要求总体上的协同，也需要每一个“全面”内部的协同，每一个“全面”内部均衡推进、协调发展，才能达至“四个全面”协同的理想状态。

创新推进。实践“四个全面”不会一帆风顺，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化解困难、消除障碍的关键在于创新。如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都是难题、“硬骨头”，必须更新改革观念、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才能创新体制机制，破解改革难题，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创新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需要创新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要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唯有创新从严治党的理念方法，改革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实现“四个全面”的整体协同，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全新的实践，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协同，通过何种制度保障协同，更需要创新和探索。

汇聚民智与民力。“四个全面”就其旨趣而言，都指向人民幸福，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比如，全面小康社会有多方面的指标和要求，但各项指标和要求均着眼于增进人民幸福，为人民幸福奠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改变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通过组织、制度保障，杜绝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使人民利益落到实处。“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四个全面”的实践也应当依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汇聚人民力量，也要体现人民意愿、集中人民智慧;全面深化改革，既有赖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也有赖人民的改革智慧、改革经验;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守捍卫者;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人民的批评、人民的监督，要注意发挥人民民主对于从严治党的推动作用，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对从严治党的监督作用，通过顺应党外的诉求、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实践，是党和政府的事业，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四、“四个全面”的当代价值

“四个全面”是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战略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路非常清晰。同时，“四个全面”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坐标、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保障，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厘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实践的针对性、操作性更为明显。“四个全面”对原有治国理政的理念、思路既有延续和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

政党形象的新展现。“四个全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视野更加开阔，执政理念更为科学，执政方式更为理性，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定力、追求与智慧。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反映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忧患意识、主业意识、责任意识，彰显了管党治党的决心、勇气和谋略。党的十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提升了党的威望和声誉，使党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个新的执政党形象正在建构并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4

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应对“四大考验”、克服“问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趋势。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坚持群众观

“群众观点是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2] 193。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根本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21世纪新形势下的新战略新思想，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做出的科学论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我们党坚持群众观，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1.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新目标，“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转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4]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出发点，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愿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和途径，是在各项改革的基础上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举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为人民群众的发展创造良好氛围，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坚定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领导地位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社会公正、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很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依然是摆在我们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对党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做出这一新的战略部署，社会现实的需要要求党必须坚持群众观。

2.符合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关键在于这个政党是否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过：“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5]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彰显党应有的责任和能力，其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它反映了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深谋远虑，也统一于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标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全面深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局面。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不断推进要求党不断增强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应对重大风险考验。另一方面，只有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人民群众才能幸福安康。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就失去了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因而，党在理念上要契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行动上要严格自己，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想要推进和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不断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水平。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坚持发展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6] 644马克思也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社会发展领域，这都要求扮演先锋队角色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发展观――从实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人的全面发展到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党必须解决好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共享等重大问题，要求我们党必须站在全面发展的角度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的发展观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涉及的社会发展领域归根到底就是人的发展，其最终价值依归是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准备条件，这也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一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程》中写到：“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始终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力图解决物质匮乏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学习时间来发展自身，党的目标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充裕，还力图使人民群众的体力和智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扫除限制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制障碍，正确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首先，必须深化政治领域的改革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人民的权益；其次，必须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就业体制和机制，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再次，必须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最后，大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新型城乡关系。全面依法治国力图从法律层面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运用、利益得到良好维护的社会氛围，以法律法规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促进人的个性及才能的自由发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全面从严治党通过理想和信念来保障人民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在思想、行动上始终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树立良好的榜样，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的发展观体现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指出：“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7]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在战略布局上坚持发展观，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坚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也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党的建设上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将发展观贯穿于党的建设工作的各个方面。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理念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蓝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发展的理念和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党坚持改革、发展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展现了党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的长远战略眼光；从十五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是我们党法治精神的体现，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新发展理念的全新体现，是党风和政风逐渐走向法治化的体现；从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全面从严治党、整顿“问题”、党的“三严三实”，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党提出的更高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坚持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决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发展观上的体现：创新需要在党借鉴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协调需要在党总揽全局的基础上发展；绿色需要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上发展；开放需要在党的全球视野下发展；共享需要在党的民本思想下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坚持法治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法治观，将法治理念贯彻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来。法治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更是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每一个方面的必然保障，因此，建设法治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中国共产党运用法治思维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1.用法治推进和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要求我们党必须运用法治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法治化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法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和制度基础，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一直贯穿着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小康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民权益得到充分维护的稳定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尽快实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相互推进和相互包容的关系，一方面，法治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进法治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法治保障各方面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法治作为保障，使各项改革制度合法化。在当前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重要阶段，想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各方面利益格局合理化，就更需要法治来保障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各项改革行为合法化。法治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1997年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报告中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表述，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维度。法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更是要求我们党必须将法治落到实处，“政党是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桥梁、是政治共同体的火车头、是国家权力的轴心”[8] 283-286。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范围内，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要求。

2.用法治推进法治型政党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建设法治型政党提出了总的目标要求，要求法治型的政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稳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要求法治型的政党领导改革，以党的法治型带动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同时，法治型政党建设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任务，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必须改变以往用暴力摧毁一切再塑造一切的历史演进方式，进化为通过以改革性工具调试国家政治系统的方式，即由执政党全面领导国家生活的机制和方式，为此，必然会选择体现政党意志、凝练现时政治经济共同体和传统历史文化共同体性质的法律作为一种中介――通过法律作为一种‘稳压器’‘联络器’来充当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载体” [9]。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用暴力治理社会的方式已成历史的过去时，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执政党用一种新的文明的方式来领导和治理国家，要求建设先进科学的法治型政党。进入21世纪，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风险”的考验更需要以法治来克服。建设法治型政党，从根本上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党坚持廉洁观

“廉者，政之本也”“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古语早就指出廉洁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10] 391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洁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的性质、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须保持廉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的廉洁从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廉洁观是保持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党风和政风的必然要求。

1.坚持廉洁观是对历史的传承。提出要牢记“两个务必”，构筑思想上的道德防线；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要一起抓；提出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提出反腐工作做不好就会出现的危机，“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重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直接关系到党的整体形象。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广泛形成讲道德、重修养、尚清廉的良好风气”[11]；提出的“八项规定”，表明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从历史发展阶段上来看，防腐治腐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向前推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我们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法制建设来预防腐败、推进廉洁；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我们党非常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明确了党员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思想是否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从十六大至今，我们党非常重视群众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党的作风建设问题，通过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坚持廉洁观的要求，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并与新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反腐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党的存亡，必须下大气力，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运用历史智慧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引导全党树立廉洁观。

2.坚持廉洁观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是法治建设，都对我们党的廉洁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党树立廉洁观，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克服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一方面，思想纯洁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纯洁性的根本，最基础的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坚持党性原则，严肃党的纪律，明确党的制度。“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10] 391。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另一方面，廉洁观要求我们党必须抓好作风建设。“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联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10] 394。作为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必须谨慎用权，不能花老百姓的钱谋一己私利，树立廉洁从政的思想。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的必经之路，“以廉政观念文化建设为根本，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以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为保障，完善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以廉政行为文化建设为归宿，提高廉洁从政的实际效果”[12]。针对亟待加强的廉政文化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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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5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

像任何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成果和我们党其他重大战略思想一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一夜之间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有着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发展到飞跃的过程。其中每一个“全面”也都是逐步提出经丰富完善而形成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在谋划和构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小康”目标。在邓小平战略构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并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新“三步走”构想，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范畴，要求全党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明确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布局。

2014年12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整合，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2015年2月，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科学、辨证地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定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理想，经过3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目标。

（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此后30多年里，我国改革从农村向城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到党的建设制度，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不仅对多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部署，而且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2012年，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全面、系统部署。2015年2月，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人治盛行、法治不彰，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妨碍了国家的和谐安定，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进步。因此，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鉴于“”中对法制的践踏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完整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无法必究。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2012年，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2015年2月，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形成

党中央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把从严治党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的总纲，进一步肯定了从严治党方针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党的十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从严治党进一步提出要求，对全面、科学推进从严治党作出系统论述和重大部署。

2015年2月，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从以上每一个“全面”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之初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到党的十七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一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到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直到2014年12月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并在2015年将“四个全面”整合定位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到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成熟、定型的战略思想过程。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特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提出的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明确的目标指向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明确的目标导向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初步实现”，也不是“局部实现”，二是全面实现，是“五位一体”的，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样的小康标准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提供发展动力、营造有序环境、巩固领导核心的作用。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阶段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将为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所指。

（二）清晰的战略路径

党的十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都已形成了清晰的规划和布局。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16个大项、60个小项、336项具体举措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的部署，关注改革领域的每一个方面、要素和层次，注重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从全面依法治国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勾勒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愿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八个要点，为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作了再动员、再部署，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总之，我们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规划和布局都是十分清晰的。

（三）深远的全局思维

“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而提出的，体现了深邃的战略性、全局性思维。

一是有效统筹国内各方面发展。从国内形势来说，结合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人生，从战略高度作出了我国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从“四个全面”的广度、深度来看，“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四个全面”整合为一个战略布局，则更加鲜明地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二是有效统筹国际大势。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在新的国际格局和既有的国际规则框架下更好地与世界合作，有效应对西方鼓噪的我们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消极影响，需要我国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世界观”，努力构建新的世界格局。“四个全面”有助于西方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法治战略，有助于为中国延长和抓住法治的历史机遇期。

三是有效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重塑党的形象和威信、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强烈的担当精神

“四个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政治自信和责任担当。

一是表现为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贯穿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方面。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6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和面临的新的时代任务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这对于新形势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紧结合其所处的现实情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立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这一最大实际，在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后积极探索与“四个全面”发展相协调的新方法新途径，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偕行、不断创新。

1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四个全面”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为确保其的顺利开展，就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1.1 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提供人才支撑

人才工作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必须紧紧围绕“四个全面”对人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把“培育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这一问题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思考谋划，不断提升教育工作的科学水平，承担起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任，为“四个全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1.2 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提供思想保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俗话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面对当前一些学生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出现错误倾向的现象严重，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引导政治方向的功能，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使学生坚定信念、明确立场，从而为“四个全面”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1.3 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提供精神动力

“四个全面”的实现离不开大学生的自觉担当，离不开可持续的精神动力。激发学生精神动力，调动其参与建设“四个全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当前许多学生精神动力缺失，重物质轻精神、思安逸图享乐。为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和推进，充分发挥其个体激励功能，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要内容，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主要目标，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汇聚精神动力。

1.4 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稳定”。[2]“四个全面”的实现离不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学生思想活动的不可控性愈加增强。为顺利开展“四个全面”，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调节功能，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传授社会规范，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法治观、道德观，使他们自觉遵守“四个全面”的道德和法治要求，为“四个全面”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首先要对其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所面临的挑战作一个全面具体的分析。

2.1 多元文化的交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我们强化开放思维，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主动与世界文化接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给大学生价值观念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际敌对势力经常利用经济合作、学术交流、文化产品的输出加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输出，[3]强大的“文化入侵”使我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由于大学生政治敏锐性不强，很容易受到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学生思想意识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这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重大挑战。

2.2 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

网络信息技术是集通用性、颠覆性于一体的重大创新，它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时代下，传统的教学方式、手段以及教育者的权威和地位都受到了冲击。另外，由于网络具有很强的开放性、隐蔽性，它集各种有效、无效信息于一体，缺乏鉴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网络的消极影响，而且由于网络管理机制还不健全，道德规范对大学生的约束力不强，大学生网络犯罪事件频发，这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3 教育机制不健全

“四个全面”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推动“四个全面”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4]但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紧随时展，与学生身心特点和生活实际也严重脱节；在教育理念方面过于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政治功效，忽略了学生隐性的内在需求，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以及自我教育功能，使得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不足，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教育效果不明显，这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2.4 师资队伍存在不足

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待。但目前教师队伍中非专业化和非专职化现象较为严重，教育工作者自身缺乏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不能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解不够深刻、把握不够到位；部分教师对思政工作的热情、积极性不高，责任感、使命感不强，精力投入不够，从而造成工作的效率不高，[5]不能真正使“四个全面”融入课堂和学生头脑，这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2.5 大学生“三观”有偏差

当代大学生是实现“四个全面”的宝贵人才资源，寄托着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受到金钱至上、贪图享乐、追求功利等不良思潮的冲击，许多学生的“三观”出现了“功利化”“多元化”的错误倾向。他们从利己主义出发，对班级、学校甚至国家发展漠不关心，集体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对“四个全面”的认同感缺乏。部分学生目标不明确、学习没动力、人际关系紧张，更有学生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不能自拔，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对策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与“四个全面”发展相协调的新方法、新途径，实现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

3.1 加强“两个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首要工作就是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深层次、全方位的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创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育人环境。首先，要加强校园管理，努力建设积极向上、敢于创新的良好校风，营造培育和践行“四个全面”的良好氛围。其次，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以“四个全面”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活动，把对“四个全面”的学习渗透到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四个全面”的理解和认同。最后，还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社团、校广播等的重要作用，不断寻求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渠道和新空间，加强校园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作用。

3.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进课堂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进”中的中心环节，为此必须切实加强队伍建设。首先，要用高标准、高要求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及时对教师队伍开展“四个全面”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强化，使他们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其次，教育者本人要注重加强对“四个全面”理论深层次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最后，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从政治素质、思想作风、学历层次、组织管理能力等各方面对教师队伍做全面考察，[6]使他们全方位指导学生培育和践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真正达到教学目的。

3.3开展“三个教育”

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犹如灯塔，为大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四个全面”作为当前重要的理想信念，需要大学生认真的领会和实践。一方面，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提高抵制不良思潮侵蚀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两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突出作用，引导学生系统学习马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鼓励学生深入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价值，热烈响应并积极参与到建设“四个全面”的伟大征程中来。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设“四个全面”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只有具备了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肯定教育，才能自觉将“四个全面”与所学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发挥心理健康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情景设置、自我体验等形式把“四个全面”融入课堂教学，使同学们积极参与进来，从而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要定期开展阶段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广泛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以及各种形式的心理知识竞赛，培育学生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努力强化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首先，可以通过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将“四个全面”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学生领会“四个全面”中的依法治国思想，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其次，可以将“四个全面”融入到法律专题讲座、法律知识竞赛中，使学生在丰富法律知识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认真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理念。最后，可以开设法律咨询中心，使学生遇到法律问题能够及时咨询以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最大限度的避免学生出现盲目行为，为实现“四个全面”创造一个法治和谐的校园环境。

3.4 推动“四个创新”

推动教育内容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突出体现时代性、现实性、科学性。 当前已经进入“四个全面”时代，“四个全面”的内容丰富而博大，思想精辟而深刻，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四个全面”理论列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四个全面”发展的现实情况，认真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加强对新的社会实践进行探索和研究，及时地向学生传达符合“四个全面”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推动“四个全面”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推动教育方式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通常以简单的说教和机械的灌输为主，教育方式具有单一性和不科学性，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因此，为适应“四个全面”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量大、传播及时、更新速度快的优点，构筑以“四个全面”为主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教学体系，充分发挥“四个全面”指导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

推动教育理念创新。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过分强调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忽略了教育对象内在的精神需求。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我们要创新教育理念，通过搭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创新平台，使其在自我学习中培养“四个全面”的思想意识，进而实现对“四个全面”的深入理解。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引导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以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四个全面”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动教育管理创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创新是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首先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方向的正确性。管理者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其次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民主化管理。管理者要充分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与其建立民主平等关系，使被管理者在民主的氛围中积极、主动地接受“四个全面”文化的熏陶。最后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管理。管理者要以“四个全面”理论要求为基础，从学生思想活动发展规律的实际出发，制定一整套规章明确、体系健全、运行有序的管理制度，从而为实现“四个全面”实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活动。

总之，“四个全面”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紧密相关。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郭巍巍.吴文彬.围绕“四个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德育教育，2015（2）.

[2] 张翠莉.常艳.社会稳定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沿革与发展[J].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2009（3）.

[3] 张维平.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3）.

[4] 房广顺.刘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政治任务――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5）.

[5] 王琳西.如何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7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8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9

当今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与权利意识相一致，降低权力意识与法制观念产生的不平衡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完善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削弱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必须把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治国的方针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全面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一、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须把法治作为基本遵循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保证，在全社会养成法律至上的社会风尚，是依法进行社会治理的前提。因此，民族地区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深入普及法律常识，把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升各族人民Ψㄖ蔚男叛龊妥袷亍R把“法律至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在民族地区树立起来，真正做到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人民群众的基本行为准则。

二、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以长治久安抓发展作为核心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创新的显著特征就是长治久安抓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周密制定详细完备、规范有力、调控科学、切实可行的区域社会治理体系，为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从组织上引导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自觉的提高依法治理政治和治理本地社会的能力，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展、解决纠纷、反恐维稳的治国理政水平。民族地区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把长治久安作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在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

三、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并引领着中国的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总纲。我们必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础上，深入基层调研，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如实地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自觉地把一切工作和思想纳入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以“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来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工作。

（一）“四个全面”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指导方针。统筹“四个全面”是民族地区当前和今后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要充分体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在民族地区要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步伐放在首位。要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调整社会生产结构模式，调度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坚持“五个发展”的理念，把扶贫工作精确落实到位，争取早日使我国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生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开展、从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出发、促进社会治理中各方面改革的协同发展。

（三）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要全面依法进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科学公正的建立法治队伍，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提升依法管理民族事务能力，为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努力形成一些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又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法律法规，在法治上为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提供保障。

（四）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始终贯穿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干部作风往往是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较其他地区条件更苦、形势也更为严峻，有的地区还面临的尖锐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党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领导，建立完善的从严治党的工作制度，促进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把从严治党的工作制度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身上，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大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有效的形式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五）推进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改进，并强调“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方式的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当今新形势下，怎样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善和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全面提高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决策能力。由于民族地区本身的特殊性，提高政府部门处理公共安全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开展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对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责任要明确作出规定，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行社会公共安全的宣传工作，通过制度完善有效的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使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科学化、规范化。

四、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要以公共政策民主化为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突发的时期，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挑战。创新与发展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政府、社会和公民不仅要和谐共事，还要共同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公共职能角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民主化，真正实现使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工作中。因此，民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要端正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公共性角色，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公民权利制度，在其位谋其职，形成政府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公共政策民主化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和要求。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定的各项政策，要集中体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与诉求，形成民主的运行体质和决策过程。 公共决策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化，其中科学化的基础是民主化。完善公民参与本民族公共决策的制度体系，充分保证公民对公共决策过程的“知情权”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和发展和谐稳定推行的前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从“社会管理”转型到“社会治理”，集中反映了我党在社会建设和治理理念的深化。在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要加强科学管理，把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结合起来，把握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将全面深化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提供多种形式的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是现实性和实效性的体现。激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的不妥当，制定客观科学的政策，能充分展现我国人民当家做主、鼓励公民参政议政的人民民主制度。普通公民可以议会、旁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参与政治生活，是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途径。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罚政策决定要积极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对大多数人民群众不理解或不支持的政策做到暂不出台或延缓出台，以此确保政府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面创新发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改革开放至今，创新与发展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创新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发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能动性，应避免将“法律看成解决纠纷和消除社会问题的规则与技术体系”，而要多一些对这一群体终极关切的积极回应。

五、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是社会工作的介入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10

一、研究背景

1985年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凝练了邓小平同志“四有”题词，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的共产主义新人。自此开始，以争做“四有”新人为目标的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培养“四有新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邓小平“四有”新人思想形成发展于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人才恢复颓败生产力。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适时出现，对于扭转造成的人们的思想道德混乱、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局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作为重要目标，起指导性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十提出，在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进程已经深刻改变了我国社会结构及大众心理的背景下，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和要求，对于引领社会的价值理念，坚定人民的思想信念有着重要意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我党自十以来高度重视并强力部署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实践。

“四有新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内涵中都包含有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均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力向导，深刻关系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长治久安。“四有”思想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时至今日还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已见成效的当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与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是相符合的。

从表面上看，“四有”侧重于个人要求，要求公民个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集体主义道德，具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素质，有服从社会整体发展的严明的纪律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于国家、社会、公民的整体要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体现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要求。

字面上二者几乎没有重合，但是二者的内核在逻辑上是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四有”思想的智慧结晶，是对“四有”思想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在理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出了“四有”思想的个人局限，将公民的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将理论上升到国、民、己三位一体的高度，更加有利于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有利于中国梦的凝聚和实现。

二、“四有”新人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振点

（一）三个倡导是“有理想”的立体化构建

“有理想”中的“理想”是每一个国家公民应具有的所有理想的综合，公民的理想除了个人理想外，还包含着社会理想和国家理想，三者缺一不可。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理想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国家、社会理想要蕴含个人理想，要将个人理想纳入到国家、社会发展的重点之中；个人理想要以国家理想、社会理想为指导，并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只有保障了个人理想实现的国家理想和社会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可以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只有以国家、社会理想为指导和依据，服从国家理想、社会理想的支配地位，个人理想才有如有水之源，有本之木，才可以得以更好的实现。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高度概括地描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全中国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国家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精确描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图景，是我国公民心向往之的的社会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反映了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对个人理想的主导和制约，保证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社会理想的和谐统一。

国家理想、社会理想蕴含个人理想，个人理想实现是国家理想、社会理想实现的前提。反过来，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支配着人民的价值选择，是人民实现个人理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四有”思想的基础上将我国公民应具有的国家理想、社会理想、个人理想进行具体阐释，有利于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人民对于“有理想”的认识和理解，人民的理想理念将更为丰满立体；在实践层面上，具体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基础对民在个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团结奋斗、实现理想的行为的指导就更具有操作性和规则性。总之，理想是人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从三个层面上具体明晰地阐释了我国公民应具备的理想信念，这是国家发展的方向，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个人行为的指导，较“四有”思想更为丰富和生动。

（二）社会、个人层面的倡导是“有道德”的升级表述

以四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组合关键词在知网中搜索写二者关系的文章，仅有两篇文章均认为社会层面的倡导是“有纪律”的法制化表述，实际上社会层面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法制化要求，也是对公民深层次的道德要求，一般来说，法律要求做到的行为一定也是道德所鼓励的行为。由法律的强制性我们可以对比看出道德属于人类精神中更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只有让法治的观念作为一种道德底线深入每一位公民的内心，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说过，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即一个体智发展健全的人如果没有道德感，也很有可能危害社会。因此“有道德”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修养的私事，整个社会的基础性道德标准、道德底线也是关系到稳定、和谐的关键因素之一。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法制化的理想图景，也是一个社会有道德的理想化图景。

自由有其边界，受到个人现实、社会现实的制约。自由有其局限，是社会存在各方面协商的结果。实现个人的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后果必然是对他人自由权利的侵害。因此在“自由”原则上人们应遵循的道德是，个人应将自己的自由欲望限制在不损害他人自由和不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原则范围内追求个人的自由。

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没有区别对待的相互关系，人人平等地享有社会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的最理想状态之一。但在生活中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现实状况使得绝对的“平等”几乎难以实现。但相对的平等是可以实现的，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平等需要不同阶层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可以在精神上、态度上不加区分地互相尊重和理解，而这样的尊重与理解来源于哪里？即来源于道德――社会中人们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我国现今社会中人与人的地位差别仍然存在，在意识领域人们并没有将平等作为社会的重要准则来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样的现状有可能会埋下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因此，在我国公民的原有道德准则中将“平等”原则强势纳入，充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有利于将我国公民的道德水准道德拔高一个层次，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如果说平等是提倡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的精神关系，那么公正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的物质关系，要求在资源的分配上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的权益达到一个平衡。公正的实现同样需要道德。公正即公平和正义，要求权利的天平不受干扰，不加砝码，不做倾斜。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当人们变成某种权利实施的主体时，公正呼唤主体将自己置于客观之中，不受个人观念、利益诱惑等影响。权利主体一旦受到影响必将牺牲一方的利益而去满足另一方的利益，甚至满足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极大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我们需要将公正作为作为一种公德来指导任何权利主体的权利实施过程。

法治是一种以依法办事为核心的国家治理形式，对社会平等、公正有着重要意义。法治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公民对于法律的认可，是公民能从心底维护、尊重并遵守法律。这就要求法律的制定以民主为基础之外，还必须使遵纪守法成为社会的公序良俗，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使违反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

个人层面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有道德更加直接的体现。国与家相互依存，国家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公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自己的国家的未来而奋斗是每一个人应遵循的道德底线。敬业是一个人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全心投入的态度，是一种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是个体做好本职工作的有效前提，是社会主义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敬业的道德要求下，公民应不仅局限于对工作认真负责、忘我奉献，还应该有终身学习的精神以提升专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诚信即真诚待人，言而有信，不自欺也不欺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市场将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条件下，诚信的一道德约束作用对优化市场行为，减少社会矛盾显得尤为重要。友善不仅是一种对待他者正面的态度，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友善要求我们善存于心化于行，即以内心对他人有好的出发点，才会有亲和利他的行为出现，人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有文化”的价值旨归

“有文化”是对公民的素质要求，要求公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有文化的最终要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需要无数有文化的公民的共同努力。随着我国的教育教育事业的进步发展，我国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有文化”的概念界定在现实层面应该有所升级。理论上，仅仅“有文化”的说法已经不能够满足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现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需要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具有更高精神内涵的公民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理论上也应该有所升级。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公民有文化的最终价值旨归。富强意味着国家先要富才有强，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因此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生产劳动能力是国家富的重要条件。国家强则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概念，落脚到公民个人，除了增强科学文化素质，还要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坚定公民共产主义信仰。民主同样需要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较两个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由农民主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即便可以清政府最后的目标仍将是建立一个封建皇权，而由孙中山等知识分子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了封建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人民的政治素养的提升可以提升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加速民主化升级。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高度发达的国家文明有赖于国民整体对文明的共同认可，这种共同的认知建立在公民对文明的正确理解上，而这种理解又建立在人们的知识丰富、眼界开阔的基础上，因此文明的发达离不开“有文化”。和谐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最为理想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和谐，正是富强、民主、文明发展高度统一的外在表现。

（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有纪律”的精神升华

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有纪律”的法制化体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法律是公民道德的最低标准，纪律则是社会和集体要求的规则，它要求约束和消除集体不允许的思想和行为，其要求的行为规范标准稍高于法律的行为准则。而“自由、平等、公正”明显超出法治甚至纪律的要求范围，是社会在法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超越了法治的的高尚的精神追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夜，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仅仅“有纪律”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当今价值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变的社会现实。在将社会的公序良俗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将“有纪律”升华为公民共同的精神追求，不仅是提升公民的精神境界的应有之义，也从客观上保障了法治化的顺利进行。

三、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在“四有”思想基础上对公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继承和升级，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环是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受教育者被教育内容影响，激发其内在动力，激活其主题性能，促使其内在发生变化，教育的目的就能够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有”思想在发挥激发客体内在动力这一环节上都有显著成效。

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四有”思想的理论传播和实践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四有”思想的指引下有了科学的指导和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四有思想”的智慧，与“四有”思想之间存在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共振点。同时，在对公民进行基础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发展要求，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美好图景的一种描绘，高屋建瓴地引导人们将个人行为置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层面去考虑，隐含引导个人将自身前途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自身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对“四有”思想的一种升华。理论上阐明这二者的共振点，有利于发扬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弥补原有工作的不足，发展新的工作重点，保持工作整体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有利于凝聚二者合力，有重点，不偏废地培养当代合格的公民。

参考文献：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11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12

同志们，通过前期对四中全会和重要讲话精神的认真学习，我本人对于全会精神和重要讲话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邃理论内涵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识，自己将在下一步工作和生活中，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切实将做好本职工作提升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抓实抓好。下面，我按照相关要求，就四中全会专题与大家进行交流研讨，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对于四中全会和重要讲话精神的几点认识：10月28日至31日，第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了重要讲话，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其中，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这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第二，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第三，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因时而进，这是适应时代之变的必然选择。“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发展密切相关。中国要妥善处理各类国际风险与挑战，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需要适应时代之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走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站在“强起来”的时代节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是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二是因事而举，这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着眼于时代舞台，又着眼于世界舞台；既着眼于继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历史底蕴，又坚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自信，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要求。必须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国家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国家治理制度的设计与完善都必须依靠提高党的领导制度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来实现；必须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坚持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深化改革的能力。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引擎，提高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着力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的制度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必须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各项事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相互衔接、相互协同，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三是因需而新，要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导向。始终把人民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实在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中，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顺民意、察民情、解民忧、惠民生，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依靠人民智慧。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人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紧紧依靠人民，把人民作为胜利之本、力量之源，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二、存在的问题：虽然自己在此期间认真对全会精神和讲话进行了学习，但在学习贯彻落实过程中也存在政治站位不高、理论学习不系统，精神实质把握不到位、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自己总感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的能力的题目对自己而言太大，自己只是市应急局的一个党组成员、一个分管**工作的班子成员，习惯性地以业务工作忙和身体处在康复期为借口把学习放在口头表态上，停留在纸面上，虽然对全会和的讲话的精神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进行了学习，但学习不系统、不连续，存在片段化学习和实用主义至上的现象，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就学得仔细，无关的就一带而过，并且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少，没有真正将最新理论精神和自己的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还未能真正转化为做好全市**工作的动力和谋篇布局的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自己将及时跟进学习四中全会和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做好笔记，做好心得体会，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做到以理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用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行政体制改革部署，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的能力落到工作实处，运用科学理论寻找解决工作复杂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切实将最新理论转化为做好全市**工作的动力和谋篇布局的能力。

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篇1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完成，现在我们正着力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确立的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阶段。这一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基本成形，在党的十报告中最终确立下来。这一目标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民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期盼。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一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能否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直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景光明、任务艰巨，还将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按照党的十的要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在科学发展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两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系统把握战略举措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配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应在基本确定主要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深入论证改革举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在目标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必须从全局看问题，看我们提出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整体部署，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对建设法治中国的进一步阐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领导方式和作风建设等各方面。当前，关键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举措，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