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金融论文篇1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乡村金融论文篇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57扩大到2010年的3.62，其中，2006年收入比达到最大为4.03。随着2007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开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才得以逐年下降。尽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但毫不质疑的是，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金融结构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短缺、农村金融管理滞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重庆市政府加快统筹城乡步伐，促进城市化的实现，推进城乡金融的同步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期为政府有效制定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广泛而长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因素早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然而直到1990年，部分经济学家才开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对这一领域进行首次探索的是Greenwood & Jovanovic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在起步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改善［1］，但是，作者并未对此过程进行明确的划分。Townsend & Ueda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的构建，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路径变迁，其研究结论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2］。这使得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外受到了推广和重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胡宗义、刘亦文论证了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3］。而尹希果、陈刚等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支持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4］。丁志国、赵晶等选取中国1985―2009年各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5］。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上，并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
Galor & Zeira认为，金融发展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在开始阶段金融市场制度的滞后无法与金融发展保持一致［6］。Dayal Gulati & Husain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差距的缩小起延缓作用，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间资产的转移，增加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7］。国内学者杨德勇、初晓宁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出发，根据实证结论建议政府增强农村的经济基础，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8］。徐中生使用SVAR模型方法，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长期以来，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金融发展初期［9］。夏传文、刘亦文从农村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规模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而金融效率的作用却相反。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与金融发展的均衡度密切相关［10］。孙永强、万玉琳建立PVEC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稳定和短期波动的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11］。王修华、邱兆祥也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二）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Clark，Goerge等统计全球91个国家35年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等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总结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流动到现代服务业的费用，重新调节自给农业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缩小了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13］，但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有力解释。Jeanneney & Kpodar认为，尽管金融发展使贫困比例下降，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但金融的动态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原先所得的好处遭受侵害［14］。刘亭亭、刘传哲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31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关系为正，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15］。
由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尤其是以往多数研究没有对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具体研究，本文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现状，尝试从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础上，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为视角，分析重庆市城乡统筹下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研究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城市化偏好，因此，统筹城乡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离程度更大。更多的资金将用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而降低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2007年统筹城乡之前，LCR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041），2007年统筹城乡之后，LCRI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354）。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所采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将得到改善。LCRE在统筹城乡前后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统筹前的-0.119变为统筹后的-0.433，显然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极大地减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统筹城乡的继续发展，财富分配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存款数额上升，同时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居民贷款额，城乡之间金融效率非均衡得到改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将进一步偏离，LCRS系数在统筹前为-0.030，而在统筹城乡之后变为0126，明显地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统筹城乡使农村GDP在整个GDP的比重逐步变小，城市化导致农村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也会减少，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在统筹城乡之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将使城乡收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重庆市在提出“缩差共富”政策时应将城乡金融发展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内［18］。解决金融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可行的路径选择。重庆市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特点是：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得到了共同发展，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力量将得到壮大，民间金融在农村逐渐活跃，形成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与竞争的良好氛围，产生了农村金融集聚效应。为实现重庆市城乡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手段：
第一，应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维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健康运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内陆开放高地”政策将加大重庆市对外开放力度。开展对外贸易将实现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转型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应调整城乡之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表5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会对收入差距起拉大作用（0.354），因此，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指导，纠正城乡投资的偏向。
第三，加快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出台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存款额度、贷款额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的良性循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将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起到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乔海曙，陈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再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09（7）：6876.
［2］胡宗义，刘亦文.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0（5）：2531.
［3］尹希果，陈刚，程世骑.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人差距关系的再检验――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J］.当代经济科学，2007（1）：1524.
［4］刘亭亭，刘传哲.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检验［J］.特区经济，2011（2）：2325.
［5］夏传文，刘亦文.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0（5）：795800.
［6］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619.
［7］郭军华.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7.
［8］杨德勇，初晓宁.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1）：1723.
［9］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10］丁志国，赵晶，赵宣凯，等.我国城乡收人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识别与农村金融政策应对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11（7）：142151.
［11］惠宁，熊正潭.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198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552.
乡村金融论文篇3
在当前世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人们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我国亟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扩大内需完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外应通过发展金融和以金融为依托的产品、产业来实现。笔者耗时半年之久，对地处西南地区云南省水泄彝族乡和重庆市李市镇的金融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西南地区乡镇金融发展的困境及其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通过繁荣西南农村金融来促进西南农村经济的腾飞。
一、案例和数据来源说明
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四个省（市）。这四个省（市）地域相邻、气候相近、习俗趋同金融论文，广大农村乡镇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特色农业发达的村寨，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高，没有特色农业而沿袭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低。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乡镇多以丘陵为主，山多平地少、耕地坡度较大而且贫瘠、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农业乡镇存在人多地少劳务输出量小和隐性失业等现象。重庆市和四川省都是中国西部主要劳务输出省份，农村全劳动力多已外出务工，如重庆市江津区的油溪镇、白沙镇和李市镇的劳务输出率都在73%以上。水泄彝族乡是云南省内的一个偏远少数民族农业乡，全乡山高坡陡，谷大箐深，交通不便。2008年全乡的总户数为4705户，农业户达4229户，占总户数的90%。2008年全乡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产出分别为3105.42万元、2711.63万元、1535.56万元，共7352.61万元，一二三产业之比为：1.15：1：0.57小论文。二、三产业收入5801.94万元，一产业是二、三产业之和的1.267倍。李市镇是重庆市江津区下辖的一个镇，2008年全镇共有34248户人家金融论文，其中有23559为农业住户，农业住户占68.5%。第一产业27557万元、第二产业17626万元、第三产业30281万元。[②]李市镇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型农业乡镇，劳务输出率高达73.4%。由以上可看出，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当属中国西南农业乡镇的典型。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电话调查三种方式了解情况和采集数据。问卷题目为《李市镇经济、金融发展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访户主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和支出，融资目的和途径、以及融资意愿、融资难易变化情况、金融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感受等。问卷以户为单位，一户一份，共368份。问卷收发方式为现即发、即填、即收回。问卷涉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的11个社村中的7个，这七个社村分别为：林家嘴社区一社和二社、两岔村、牌坊村、沙埂村、双河村、孔目村，其中五个村中的被访住户绝大多数不识字，问卷均以问答代填的方式完成。水泄彝族乡的调研方式主要通过走访和电话调查的方式进行。电话调查对象包括村民和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电话调查农户的样本为随机样本，样本总数共三十一户，随机抽出了咱咧村、啊波村、水泄村、啊林村、瓦厂村五个村寨。
二、中国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发展现状
透过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这两个典型农业乡镇金融论文，可总结出中国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现象。
1．居民资金来源少，收入低
中国西南农业乡镇村民普遍资金来源少，收入不高。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村民收入普遍较高，依靠传统农业生活的村民收入普遍较低。如农村居民占全乡人数96%的水泄彝族乡，2008年适宜种植和盛产泡核桃的箐田、马板河、马栗林、旧寨、啊林寨等十多个自然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多元。可是全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908元，不到盛产泡核桃地区的三分之一，低于大理州平均水平1171元，少于云南省平均水平1202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③]。李市镇农村居民同样以种植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主。该镇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型乡镇，2008年末从业人数44345人，劳动力输出32543人，劳务输出率高达73.4%。全镇外出务工村民人均工资是当地收入的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779元。可是，依靠上班和从事商品零售业的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13082元金融论文，低于江津区346元、少于重庆市1286元、落后于全国2699元。[④]
2．居民多无融资概念，融资途径以民间为主
调查发现，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村民基本没有融资概念，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对金融也比较陌生，不知融资为何物。在代填《李市镇经济、金融发展调查问卷》[⑤]时，问到需不需要融资时无人应答，只有把融资转换为借钱、周转资金后访谈才得以顺利进行。该现象在李市镇沙埂村和两岔村尤为明显。调查发现，村民融资一般通过民间渠道而不是金融机构小论文。问卷中回答融资途径为“亲戚朋友或同村人”的人数占了回答总数的65.3%。不愿到银行贷款的原因认为手续繁琐占32.8%，利息高占25.9%，限制条件多占24.1%。居民不愿到金融机构借贷的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成本小、利息少。问卷中认为民间融资不用支付利息占80%。
3．居民投资融资热情高，但融资难
尽管生活在西南边陲的乡村小镇，但许多村民也能紧跟时代的旋律，心中蕴藏着许多创业的火花和拥有较高的投融资热情。问卷中回答“您有了钱最想做什么？”，回答“投资办厂”的占56.5%；回答需要融资的人数占到72.5%。这充分说明西南地区乡镇居民融资需求和投融资热情比较高。融资目的为做生意的占40.3%、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占19.4%，其他多为建房、孩子上学和看病。虽然许多人需要融资金融论文，但普遍都认为融资比较难，调查问卷中回答融资很难的人数占45.3%、一般占39.6%，容易仅为6.6%，还有人回答“根本就贷不到款”。“贷款也是要讲关系的”在走访中有村民这样告诉笔者。问卷中回答与往年相比融资变难的人数占40.4%，没有变化的占50%，认为变容易的为9.6%。水泄彝族乡的一些青年有建设养殖厂、制砖厂、酿酒厂、食品加工和保鲜厂等很好的创业构想，但苦于资金匮乏和缺少勇气，这些创业的金点子仅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4．融资额度小，金融影响力不大
西南农业乡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融资额度普遍偏小。问卷中回答融资额度1000元及以下的占了50%，许多村民回答借钱数额为三五百元甚至几十元，目的仅仅以解生活中的燃眉之急。水泄彝族乡村民与李市镇情况相近，融资额度也普遍较小，除了孩子上学、生病、建房、娶亲和创业外一般融资额度都在1000元一下。居民还款时间观念也比较淡薄。在李市镇的村寨走访中有许多人回答还款时间是“有钱就还”。问卷中回答还款期限为一年的占42%、三个月至半年占26%、三个月之内占14%。在问及金融结构对生活影响时，42.2%的人认为没有影响，影响不大的为37.3%金融论文，较大的占20.3%。在水泄彝族乡的电话询问中8%的人认为没影响，65%的人认为影响不大，15%的人回答影响较大，12%的人认为影响很大。
5．货币化程度高，但金融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低
关于一国货币化程度指标应用比较广泛的是麦金农（1973）提出的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之比（M2/GDP）和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 Internal Ratio）即金融资产与名义GDP之比。M2/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深化过程中的经济货币化水平，而FIR反映的是一国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金融化水平。本文用M2/GDP来衡量李市镇的货币化程度。考虑到李市镇金融不发达、M0不多，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之和代替M2[⑥]。从表1中可以看出李市镇金融深化过程中货币化程度并不低，近5年的平均货币化程度在90%以上，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太低，近5年平均比率不到12%，离75%的警戒线还很遥远，这充分说明西部农业乡镇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不够，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比较低小论文。详见表1。
表1 李市镇2003—2008年金融和经济发展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42700
44336
51349
55481
70108
75464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1570
46602
54292
57368
58609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5694
3964
5879
6478
6605
LM2/GDP（%）
106.60
98.48
108.45
91.07
86.42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
13.70
8.51
乡村金融论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平稳增长，人们的总体收入逐步攀升，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性，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可分解为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城乡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2013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①。据测算，1978年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仅为2.57：1，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0：1。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剧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单个居民的消费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以及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十上，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并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但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农村以及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程度日益加深。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因此，探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农村金融发展的情况，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首次提出并解释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呈倒U型，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1]。Aghion和Bolton（1997）认为，初始资本的积累过程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在后期将逐渐减小差距[2]。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将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形态。Iyigun和Owen（2004）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据，也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3]。国内方面，刘敏楼（2006）、万文全（2006）、应枢廷（2010）、李琳（2013）等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4-6]。乔海曙（2009）、胡宗义（2010）则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运用Kendallτ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方法，从中国的县域金融截面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7-8]。
（二）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正效应论
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Galor和 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通过构造理论模型，表明在金融市场完善的前提下，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即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9-10]。Clark、Xu和Zou（2003）采用1960―1995全球9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非倒U型，金融发展总是对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积极作用[11]。还有一部分学者如Dollar和Kraay（2002），Arestis和Caner（2004），Jeanneney和Kopdar（2005），Barr（2005）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2-14]。国内学者如姚耀军（2005）、葛娟（2010）、应枢廷（2010）、夏传文（2010）、王修华（2011）、高晶（2012）等也都得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5-18]。
（三）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负效应论
金融发展的负效应论认为，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并不能使金融服务向贫困人群和中小企业延伸，信贷服务反而常常针对富人和具有某种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使其相对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利用1978―1998年的各省数据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李萍（2011）利用西部十个省区1978―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由于金融不断发展而日益拉大[20]。此外，翟立宏（2009）、叶志强（2011）、张晓（2012）、孙君（2012）等学者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都得出金融发展规模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21-24]。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现阶段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学者通过各种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纵观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从整体金融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容易忽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后，分别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考察
（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1.农村金融规模在绝对数量上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2011年6月，央行为了摸清民间融资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针对6300多家民间融资的资金融出方和资金融入方进行了专项调查，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为3.38万亿元。反映出我国近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规模逐渐扩大①。从正规金融的相关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在1985―2012年的二十多年间分别增长了19倍和22倍。其中农村地区的存款一直呈增加趋势，并且增长率越来越快，而贷款总额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上升的速度明显低于农村地区的存款（见图1）。截止到2012年年末，我国共组建了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1927家，农村商业银行337家，农村合作银行147家，村镇银行876家，进一步拓宽和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服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2.农村金融相对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基本处于稳定阶段
国际上常用金融相关比率（Interrelations Ratio，FIR）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即在某一时点上现存的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为了方便计算，常用金融资产总额与一国的GDP之比来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体现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因此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时，本文以上述表达式为基础，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余额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额窄的衡量指标，同时选取农村地区生产总值（RGDP，等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加上乡镇企业增加值），定义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ural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RGDP）为农村存贷款之和与RGDP之比，即RFIR=（RD+RC）/RGDP（其中RFIR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RD为农村存款总和，RC为农村贷款总和）。由图2可知，该比率从1985年的32%提高到2012年的110%，农村金融资产相对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并且在2003升至最高点，这表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是逐渐加深的，国家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开始重视，金融的支农力度不断增强。2003―2012年，这一比值基本上位于100%以上，浮动较小，表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规模已经稳定，但整体上仍然显露出萎缩发展的迹象。
（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现状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多是农户在银行中的储蓄，通过银行或者信用社转化为贷款流入资金市场，但往往只有小部分金融资源转化为农村贷款并投放到农村自身经济的生产中。对于农村金融效率，本文着重考察农村信用社对储蓄的转化能力，即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本文选取农村存贷款比率（SLR）来衡量农村金融转化效率，SLR=RC/RD（其中RC为农村贷款总和，RD为农村存款总和）。我国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即农村历年存贷款比率情况见表1。
存贷款比率越高，说明农村信用社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越强，金融机构在农村内部对金融资源的转化越有效率。相反，存贷款比率越低，说明农村金融资源流失越严重，资源转化效率越低。由图3可知，农村资源的转化效率从1985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在1993年升至最高点，达到1.04，这一结果和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发展轨迹是吻合的。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模式引入国内，期望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来寻找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突破口。但1993年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不顺畅，农村金融的转化比率逐步降低，反映出我国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失。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状况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和方法较多，常见的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贫困指数、恩格尔系数等。国内学者多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比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文中也沿用这一指标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考虑了城乡价格水平的因素，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平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其中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于1985年增长了7倍多，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倍多。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震荡的“N”型曲线中波动上升，90年代后期开始上升趋势尤为明显（见图4），具体可以将变动趋势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3年，为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因为在1984年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城市工业化建设起飞，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二阶段，1994―1997年，为快速下降时期，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着重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受新个税法案及相关福利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政府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大幅下降；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为缓慢上升时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上升，在2009年跃至最高点。上涨一方面是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城市化的集中效应得到加强，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后，政府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才开始缓慢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选取中国1985―2012年的相关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城市化水平和城乡就业差异指标建立如下模型：
CJi=？琢i+？茁iRFIRi+？茁2SLRi+？茁3URBi+？茁3SCi+？着i（1）
其中，CJ为城乡收入差距；RFIR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SLR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转化效率；URB为城市化水平；SC为城乡就业差异；？着为相应的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方差有界的正态分布。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样本为时间序列数据，数据跨度为1985-2012年。文中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调整成以1985年为基期的值。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
1.城市化水平（URB）
目前，很多学者在城市化能否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国内学者通过不同的模型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典型的有程开明。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于一方面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流动，便于实现要素报酬的均等化，从而熨平了城市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另一方面城市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因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居民不能拥有城市居民相应的福利水平，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地方实行的户籍“准入政策”成为城市居民，而这部分人大多为农村的精英阶层或者富裕阶层，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借鉴姚耀军（2005）的度量方法，拟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即urb=城镇人口/总人口，用这一指标度量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城乡就业差异（SC）
采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城乡就业差异，通过这一指标来反映城乡居民就业和工资薪酬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按照王培刚等（2005）的研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的强相关，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城主要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要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
因此，为使模型的结果更精确，加入城市化率和城乡就业差异这两个指标，考量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时，如果利用单方程的OLS方法，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互相影响时，会产生自变量内生的问题，将使得估计有偏且不一致。第二，对非平稳变量进行OLS，会出现伪回归，大多实际的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对待无法判断是否内生的变量时，可以用变量及其滞后项构建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并且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单程关系，而确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则需要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所以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变量采取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单位根检验
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若直接进行估计，常常导致“伪回归”或“虚假回归”。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本文选择了目前研究中使用相对广泛的判别个体单位根存在性的Fisher ADF统计量（以下简称为ADF），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根据施瓦茨准则判定，利用EVIEWS7.0软件得到检验结果（见表2）。通过ADF检验，发现这些变量都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平稳，故这些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服从I（1）单位根过程，可以通过协整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虽然各指标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这些指标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以及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差异的长期关系。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转化效率、城市化率和城乡就业差异这五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二个协整关系，即RFIR、SLR、URB、SC与CJ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VAR模型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EVIEWS7.0显示所有变量单位根的模都小于1，满足稳定性分析条件。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CJ=0.86+0.69CJ（-1）-0.23CJ（-2）+0.52RFIR（-2）+0.29RFIR（-2）
（1.62） （2.10） （-0.73） （0.93） （0.50）
-0.29SLR（-1）-0.22SLR（-2）-26.96URB（-1）-27.54URB（-2）
（0.47） （0.40） （-0.73） （-1.50）
+8.89*SC（-1）+7.21SC（-2）
（-0.83） （0.62）（2）
此外，EVIEWS7.0软件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897，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以及城乡就业差异都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转化效率和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面影响，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水平。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88）指出，如果一对时间序列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关系。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差异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差异之间是否具有短期的因果关系。根据Eviews7.0软件，结果如表5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检验结果拒绝了RFIR不是CJ的格兰杰原因的零假设，而没有拒绝CJ不是RFIR的格兰杰原因的零假设，这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带动农村金融规模变动并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同时，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资源转化效率和城市化水平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城乡就业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单向格兰杰原因，反映了城乡就业差异可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4.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映。通过比较不同变量的脉冲响应，可以判断不同变量所受到的冲击效果的大小，进而判断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冲击效应分析，以进一步细化探索CJ对其自身、RFIR、SLR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各期的“响应”。从图5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为正，在第一期影响最大，随后逐渐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金融规模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影响为正，在4期正向反应达到最大，在8期后呈负向反应，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金融资源的效率发展新息波动的响应在前8.5期为正，到第9期逐渐变为负的，说明农村金融机构的转换效率是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明显存在滞后。
从图6可以看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残差分解中，自身的贡献率在第一期为100%，从第二期开始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一直维持在高位。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为因变量的方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排第一，其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达10%以上，这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二、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的转化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果不同，农村金融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农村金融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说明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存在较大缺口。第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明我国应当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第四、城乡就业差异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民进入城市大多数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收入水平较低。但是，本文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不仅有金融方面还有非金融方面的，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对于金融以外的因素仅仅考虑了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差异，对于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动等因素未加以考虑，这是值得以后继续研究的一个方向；第二，从整体层面对农村金融发展加以研究容易忽略区域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差异显著的背景下，从区域视角下探讨我国东、中、西部的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将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9.
[2]Aghion P， Bolton P.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 64（2）： 151-172.
[3]Iyigun M F， Owen A L. Income ine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495）： 352-376.
[4]刘敏楼.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地区截面数据的分析[J]. 上海金融，2006，01：8-11.
[5]应枢廷.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与全国的比较分析[J].西部论坛，2010，03：82-88.
[6]李琳.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FEVD模型的实证研究[J].征信，2013，01：85-88.
[7]乔海曙，陈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再检验――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7）：68-76、85.
[8]胡宗义，刘亦文.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10（5）：25-31.
[9]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60（1）： 35-52.
[10]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274-298.
[11]Clarke G R G， Zou H， Xu L C.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3.
[12]Dollar D， Kraay A.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3）： 195-225.
[13]Arestis P， Caner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channels of influence[J].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04， 411.
[14]Gullaumont Jeanneney S， Kpodar K.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poverty[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5.
[15]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49-59.
[16]葛娟.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4）：86-88.
[17]夏传文，刘亦文.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0（5）：795-800.
[18]王修华，邱兆祥.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19]章奇，刘明兴，陶然，Vincent， Chen.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2003（11）：71-99.
[20]成学真，李萍.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03：134-136.
[21]翟立宏，徐志高.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1978―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9（2）：33-36.
乡村金融论文篇5
[作者简介] 刘浩，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投融资理论和实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湖北 宜昌 443002)
城市与乡村犹如两个盛了不同容量的水杯，城乡欲达到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城乡这两个水杯中连接上水管，根据连通器原理，两个水杯中的水位因连接了管子的缘故最终将达到平衡(虽然容量不同，但水位高度一样)。金融业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无疑是城乡和谐的最佳连通器，金融具有资源配置和效率导向功能，只要城乡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就将达到。
一、城市金融体系比较优势
城市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发展历史缘故，金融运行框架较为完善，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方面都比乡村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得多，城市金融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金融机构林立。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体系的物质载体，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城市金融机构林立，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等。
2.金融产品丰富。金融产品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载体，金融产品丰歉程度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繁荣程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信托基金)，而且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
3.金融创新有力。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克服经济环境中各种风险，城市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不断引进新事物。金融创新的种类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结构创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正因为城市金融系统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框架，其比较优势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1)较强的技术优势。城市凝聚了高端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对金融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信息网络建设促使城市金融体系涵盖范围扩大，促使电子金融业务迅速发展，促使结算和清算有效运行。(2)较大的资金优势。城市资金优势主要体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城市经济较为繁荣，资金流动性高，资金流通总量较大。其次是有较强的筹资能力。城市金融业发达，筹资能力远比乡村强。(3)持续的人才优势。城市金融业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专业和富有经验的优秀管理人才，他们能快速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人才优势有利于设计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组建具有良好市场反应的组织结构。
二、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
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乡村金融运行还没有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完整框架。与城市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它运行的特点是：
1.政策性较强。乡村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政府往往对乡村给予政策性扶持，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配置方面倾向于政策性，如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这些金融机构为主，由于他们一般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时往往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带有公益性质。
2.效率上偏低。乡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这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乡村金融体系在政府指导下运行，指令性计划较浓，因垄断而导致的寻租行为也有所存在，金融体系背离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致使金融资产效率达不到最佳，效率性偏低普遍。
3.规模化不够。乡村金融体系较为单一。由于乡村本身自然特征，乡村金融体系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信息技术不够普及，金融体系运行成本偏高，各个金融主体相对分散，无法达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上述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在与城市金融体系比较时，乡村金融体系处于劣势。但是，对比城市，乡村的下列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
1.地缘优势。地缘是因同属一地而产生的联系，乡村人烟相对稀少，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强，由于邻近关系和社交需求，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和谐，一旦某家出现什么问题，整个村落都将传开，因而这一地缘优势使得乡村金融体系信息披露机制容易建立。一方面，由于互相了解，信息相对透明，有利于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违背信用，则此人必将声败名裂。乡村金融体系所处的环境，在于广大的地缘意识浓厚的乡村市场主体之中，注重地缘意识，有利于乡村金融体系的维护与运行，即是信用意识的作用。利用好乡村独特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发展乡村金融体系。
2.人文优势。乡村的自然条件促使乡村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因其亲近土地具有天然凝聚人心和加强人们感情的功能，农民淳朴实在的风格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氛围形成。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组织过合作性质的农庄和互助社，如俄罗斯、中国等。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悠久，有利于建设合作型金融体系。
3.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欠发达主体通过发达主体的技术、制度和结构的低成本移植和模仿而迅速赶上发达主体的水平。乡村金融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体系发展落后，基于此，乡村金融体系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从城市金融体系中移植和模仿金融信息技术、运行制度和金融业结构布局。
三、城乡比较金融系统的构建
1.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要求乡村金融体系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包括通信技术、金融机构和众多市场主体，没有基本框架，就无法发挥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构建的前提在于乡村金融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如果乡村交通运输条件、银行等中介机构缺乏，市场参与者寥若晨星，则不足以建立强势银行联盟，从而无法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在建立乡村金融体系框架时，可有不同的模式供选择，比如：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主要是：可以获取关于公司和经理人员的信息，进而改进资本分配和公司治理效率；可以规避金融风险，进而促进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能够动员资本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工和生产。建立银行联盟。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关键在于组建大而强的银行机构，建立大而强的银行机构的目的在于与城市金融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防止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金融体系资源的掠夺。然而。乡村金融机构规模化不够，无法形成强势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建立货币联盟势在必行。通过货币联盟，实现资源、信息和技术共享，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而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信托基金也是能够在乡村取得长足发展的金融形式。信托基金通常也称为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契约或公司的形式，借助发行基金券(如收益凭证、基金单位和基金股份等)方式，将社会上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投资信托制度。信托基金具有集合投资、专家管理操作、组合投资分散风险、资产经营与资产保管相分离、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以纯粹的投资为目的和流动性强等优点。乡村金融市场投资主体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而信托基金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变现性相当灵活，小额资金具有安全性高等特点，有利于乡村金融繁荣。此外，信用互助应是建立乡村金融框架的重要选择。金融业本质上是信用行业，信用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乡村金融体系可利用地缘和人文比较优势，开展信用互助，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组建乡村信用协会。通过成立信用协会，对会员信用进行担保，并对会员违约行为进行披露，通过宣传压力迫使会员遵守信用。二是建立信用互助组。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按不同性质划分(如血缘、地缘和业缘)，通过共同担保，化解违约风险。
2.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乡村相比，城市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是相对“高端”的，其活动的领域应该是着重发展衍生金融。城市金融体系相对完善，较为具备处理风险能力，这主要在于衍生金融工具设计。所谓衍生金融工具，是以货币、债券、股票等基本金融工具为基础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它以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性、高度技术性、复杂性等特点。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加速经济信息的传递，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可以增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有分割与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城市金融体系应大力发展金融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互换等衍生金融产品。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全部中长期资本交易活动的总和，囊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功能主要有资金融通、产权中介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城市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还包括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可以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营活动。表外业务产生于承诺或约定事项，其主要业务包括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等，这些业务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处理不当，表外业务将转化为表内负债。城市金融体系较为具备处理表外业务带来的风险，可利用其优点大力发展。
四、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
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要求城乡在分别构建各自金融体系时是要有金融生态理念，而金融生态理念又要求金融业生存发展应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通过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降低金融风险，进而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支持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政策体系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系统，金融生态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三者的和谐统一。
根据生态循环的要求，城乡金融和谐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实现城乡金融体系生态平衡。城市与乡村金融体系彼此关联而又相互影响，城市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乡村金融体系的制约，乡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城市金融体系的指导，两者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建立和谐的城乡金融生态系统。城乡金融生态系统依赖于城市与乡村金融的互动平衡，二者之间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的指导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必然依赖于城市金融体系的支持，原因在于强势银行联盟通过信息垄断而收取信息租金和保护关系企业会妨碍创新，另外，管制较少的强势银行联盟有可能会与公司的一些经理勾结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并阻止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由于存在自身劣势必然依赖于市场的支持。从释放经济增长所累积的风险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的角度看，银行体系非但不能提供一种将风险释放到系统之外的内在机制，而且其自身内部风险的最终释放还得依赖于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和风险分担功能。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建立有利于实现城乡金融生态循环和两者和谐发展的金融体系，有赖于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支持体系作用的发挥。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是城乡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力量，政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一整套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城乡金融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府应担当起组织者的作用，在处理城乡金融体系联系上将有所作为。同时，区域政府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乡村绿色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纳入考核指标中。在职能行使方面，应注重发挥市场的功能，对金融业给予必要的行政服务支持。
2.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在金融发展领域中，信息技术对金融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最新信息快速传递功能)、“软化”作用(实现网络管理功能)和优化作用(资源整合功能)。城乡金融系统运行，离不开金融信息高速公路支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结算电算化，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信息技术已在城乡中广泛普及，特别是乡村信息建设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在乡村信息建设中涉及到的资金费用应给予扶持和优惠。
3.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国家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强，能有效地处理好城乡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的关系。城乡金融发展具有极强的脆弱性，特别是乡村金融体系更具有不稳定性，当发生通货膨胀时，乡村金融体系因其相对弱小，无法应对物价急剧膨胀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家货币政策在实施时特别要注重稳定物价，通过多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调控物价水平。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货币供应总量、利率政策的变化和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参考文献：
[1]陶玲琴，王振龙，等.比较金融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杨胜刚.比较金融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乡村金融论文篇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有三种观点从理论方面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其一，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主要存在“倒U型”关系1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为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发展趋势；其二，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成正相关关系。持这种偏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只会给高收入群体提供相关金融福利，低收入群体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到优惠条件，因此，金融发展反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2 ；其三，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关系，因为金融发展在完善的金融机制前提下，能够有效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化3 。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也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探索与突破，他们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4 与面板模型5 ，普遍支持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国内外学者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比较多，但鲜有文献研究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研究湖南省的甚少，因此，本文具体研究到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对研究全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发展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
金融发展通过多种路径影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产生四种类型的影响效果，即门槛效应、排斥的效果、减少贫困以及非平衡的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将间接刺激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人均净收入。
1.门槛效应
金融抑制政策要求城乡居民参加金融服务前必须缴纳相当数额的成本。但是由于大多农村居民缺乏一定的资本积累，而且信贷、保险条件也相对比较差，他们很少能够支付高额成本来拓宽自身的贷款渠道，相反，拥有较高经济实力的城镇居民能够获得高收益回报率的金融服务。因此，先天不平等的经济实力将阻碍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2.排斥效应
受金融风险与金融成本的影响，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在扩大金融服务类型和服务范围的同时，不惜关闭经济落后地区的某些金融子公司，减少他们的金融服务供给，甚至有些金融机构明文规定禁止提供金融服务给贫困农民。如此一来，贫困地区的农村经济会一直恶化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3.减困效应
金融发展的减困效应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一是刺激城市和农村经济均衡增长，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二是发展微型金融，丰富金融服务内容。农民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金融服务，还能够增加合法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非均衡效应
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主要是指城市和农村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分配效率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现象。由于国家一直致力于城市化建设，很少投入资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再加上农村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所以在中国，农村的金融资源分配与城市相比，本身就存在不平衡，城市金融环境条件比农村要优越得多。
三、湖南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
不管是研究整个国家，还是探讨某个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基于金融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可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情况。
1.金融规模
在调查湖南省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际情况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反而与所属城市的收入差距更大。经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农村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资源浪费比较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是没有处理好金融发展速度与分配效率之间关系的后果。
2.金融结构
湖南省的城镇金融结构也极其不平衡，特别是某些落后山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令人堪忧。随着农民工的剧增，留守农村的大部分年迈老人和无劳动能力的小孩，再加上国家财政资金不到位，使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很难有所提高。
3.金融配置效率
现代金融方式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村与城市相比，主要在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有极大的差距。保险资源能否得到合理配置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较高的保险资源配置效率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创造更大的收入。虽然湖南省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保障力度，但是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四点措施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供参考。第一，降低金融服务在农村的供给成本，提高农民的融资能力。一方面积极鼓励农民为本村经济建设投入资金，避免资金外流，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到贫困农村投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廉价的金融服务。第二，兼顾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配置效率共同发展，在扩张金融规模的同时，着力优化金融分配结构，提高金融分配效率，极力反对一味地追求单方面提升的不当行为。第三，改善农村金融体系，丰富农业保障政策，通过增加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第四，时刻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在积极推进城镇化水平的同时，防止城乡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扩大化。
引文注释
1 Jeremy Greenwood,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ibu?tion of Income[J].Political Economy,1990(98):1076-1107.
2 Stephen Haber,Armando Razo and NobelMature.The Politics of Propety Rights:Politi?cal Instability,Credible Commitments,andEconomics Growth in Mexico,1876-1929[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 冉和光,汤芳华.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85-190.
4 Beck Thorsten,Demirgue Kunt,Ross Levine.Fi?nance,Inequality and Poverty:Cross CountryEvidence[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Working Paper,2004.
乡村金融论文篇7
一、研究概述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临夏回族自治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对两个或多个系统的灰色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在系统发展演变过程中相对变化趋势是否一致进行定量刻画和比较分析，进而找出影响系统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因素、主导和潜在因素。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折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基于行为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程度。此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经济、水利、宏观经济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选取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根据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和临夏州的实际情况，可以以银行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L/GDP）作为另一个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事实上是“收购银行”，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管理，对农业和农村的直接金融支持主要来自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因此，本文所指的农村金融机构只包括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鉴上述指标体系的思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影响的重要程度，本文选取了如下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1）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农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重；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2）农村金融支出程度指标：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见表1）。
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因此，本文选取了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乡镇企业增加值作为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见表2）。
二、临夏州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各因素及序列值
本文中，母因素――农村金融各项指标为：y1（存款规模）=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y2（贷款规模）=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y3（农业贷款规模）=农业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y4（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乡镇企业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子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指标为：x1=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万元）；x2=农村人均纯收入（元）；x3=乡镇企业增加值（万元）。本文所用各数据如表3所示。
（二）计算结果及分析讨论
计算各母子因素间的关联度，形成关联矩阵R。
三、结论分析
通过对R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村金融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1列、第2列各元素都较大，说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农民收入的影响都较大，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民收入及农业增长就越快。第3列的所有数据均小于其他各列，即子因素x3与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较小，说明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农村金融的关系不甚紧密，这与乡镇企业可从其他金融机构得到金融支持有关。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转贷问题并不突出
目前，其他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转贷现象。即农村金融机构在当地吸收的存款远远大于向当地农村发放的贷款，信贷资金转移到了城市，导致农村金融空洞化。但从上述计算结果看，临夏农村金融机构的转贷问题并不突出。第2行所有数值都略大于第1行，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在1999-2005年期间年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总体要少于向农村的贷款，一方面是因为临夏州农村相对比较贫困，农民收入低，金融机构组织存款难度大，另一方面说明当地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的金融支持是积极的。但从原始数据来看，转贷从2003年出现后有逐年扩大趋势。
（三）农业贷款有挪作他用的现象
第3行数值的排序依次为r32＞r31＞r33，且r31=[农业贷款，农林牧渔业增加值]=0.6317，是所在列中最小的，说明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对高于其对农林牧渔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这是因为：临夏州乡镇企业从事的经营主要在非农业领域，因此农业贷款对其增加值的影响很小；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村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产品自然风险大、农业成本高，加之农产品市场低迷，农业经营风险大、收入低，农民将农业贷款资金并未全部从事农业经营，而是投入到如商贸、皮毛贩运等收入高风险小的经营领域。所以，当农业贷款增加时，农民收入增幅较明显，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增幅较小。
（四）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度不高，但可有效带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第4行数值的排序依次为r42>r41> r43，说明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农民收入的影响都较大，特别是r42=[乡镇企业贷款，农民收入]=0.7571，这是因为临夏州乡镇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就地取材，从事建材、民族地毯及其他农牧业产品加工，很好地消化了当地的农牧业产品，从而使农牧业增加值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乡村金融论文篇8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最初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普惠金融指数测度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田杰和陶建平（2012）对我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徐敏和张小林（2014）根据我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显著。李建伟等（2015）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特别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收入比。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福利差异。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并根据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是基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存在线性关系，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效果，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分析。第二，通过门槛区间的划分，将我国各区段的省份个数变化以及门槛区间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的地区差异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依次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三种门槛模型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应构建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但第三个门槛估计值位于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之间，因此双重门槛模型即可有效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两个门槛值将全国的31个省份划分为3个区段，其中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IFI]≤0.021的省份定义为低区段省份，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0.0210.249的省份定义为高区段省份。
（二）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非线性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不同区间范围时，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将呈现不同的效果。当普惠金融指数低于0.021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45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0.021―0.249之间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由3.456显著减小为0.535；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9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更小，减小为0.155，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一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正且显著；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仍为正，但与第一个区间相比，这种效果较小；当普惠金融位于第三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综合三个阶段来看，从2008―2014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是这种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一个双门槛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整体来看为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这是由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受益较少，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增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会逐渐减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所能获取的收益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所获取的收益，因此当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出[go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显著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作用较小，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经济发展[lnpgdp]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fdi]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镇化率[city]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会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2008―2014年普惠金融三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如图1所示。从各区间内省份个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知：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8个下降为2014年的3个；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从2008年到2014年几乎是平稳的变化趋势；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2个增加到2014年的3个。整体来看，2008―2014年普惠金融在三个区段内的省份数量变化不大，普惠金融从2008―2014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从各区段内的省份个数比较来看：位于中区段的省份最多，占比达到了2/3以上；其次是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少。由此可知，我国大多数地区位于低区段和中区段，其中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多，说明我国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为不显著的正影响。以2014年为例，我们观察各区段省份所处的地区，可以发现2014年位于高区段的3个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西部地区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位于低区段，其余省份位于中区段。由此可推断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各变量大多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变量过多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都可能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在上述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剔除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在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中，本文发现剔除变量[lnpgdp]和[gov]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双门槛效应，而且门槛值与不剔除控制变量的门槛值相同，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单门槛效应，单一门槛值为0.249。各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在原门槛模型中依次剔除控制变量[lnpgdp]、[gov]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估计结果在量上有少许差别，但符号保持了一致性，这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模型同样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上述结论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而使估计结果发生本质变化。
四、结论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考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初期，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第二，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区间为显著正效应；在第二个门槛区间为正效应，但作用效果与第一个门槛区间相比较低；在第三个门槛区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由以上结论可知，我国现阶段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还是城镇居民，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业务散、成本高、利润薄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长期我国金融机构在城镇覆盖率比较高、而在农村覆盖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给予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营业利润，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农村。二是降低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网贷等，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参考文献：
[1]Hansen B E. 1999.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Boston Colle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volume 93（2）.
[2]莫开伟.为银监会首设普惠金融部点赞[N].上海金融报，2015-01-30.
[3]田杰，陶建平.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中国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1877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2，（2）.
[4]徐敏，张小林.普惠制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4，（9）.
乡村金融论文篇9
我国城乡统筹的提出主要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城乡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农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都离不开金融服务与支撑，可以说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支撑，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本文主要对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问题进行研究[1]。
1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重点内容
1.1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明确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促进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城乡统筹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重点扶持农村“绿色、生态”经济，加大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标准化、机械化、品牌化、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农业企业的发展。国家鼓励生态农业、特色农业等各种农业产业化基地的发展，通过农业企业的发展，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促进农村生态农业与绿色农业的发展。此外，国家还应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转化，支持农村个体经济产业的发展[2]。
1.2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力度
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建设的发展。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力度，为农村城镇化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目前，我国实行粗放式经济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促进金融服务获得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服务与国家发展政策相结合，以促进城镇化建设为重点。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以产业为基础，项目为依托，重点规划建筑符合国家政策的城乡产业基地，有效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产业的生态化与集约化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3]。
2目前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2.1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体系分散
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赢利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型企业与集团，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只有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金融服务能力上都远远不如城市金融机构，且农村信贷权力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因此，仅依靠农村金融机构是无法满足农村信贷需求的，更不用说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撑了。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要打破传统金融服务限制，政府应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城市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支持，使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满足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除此之外，城乡统筹在打破常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后，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对服务对象与限制条件进行有效地优化与调整，改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单一的局面，而国家关于金融领域的政策可以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基础，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4]。
2.2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机构着力不均衡
金融机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追求利益，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服务对象都是城市中稳定发展的企业，金融资金也流向了城市，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占用大部分资金，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出现资金供给不足的现象，加大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加大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加上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偏向于城市企业，导致城市与农村金融机构着力不均衡，不利于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
2.3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制度不健全
金融服务主要包括货币服务与资本服务，一个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应充分发挥出金融资源的分配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高资金支持。然而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货币与资本市场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机制，致使金融服务效率较低，金融市场竞争杂乱无章，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源的分配效率，降低了金融机构融资效率，也无法发挥出金融服务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限制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5]。
3有效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3.1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要贯彻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国家政策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开展专门的金融服务，满足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品发展等各个方面提供资金保障。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要进行不断的改革与优化，转变传统经营理念，提高金融产品创新意识，同时也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结构优化，有效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6]。
3.2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金融服务与农村金融服务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市金融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却十分不健全，有些贫困地区还没有提供金融服务。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较弱的环节，扩大城乡统筹金融服务范围，同时，还应加强贫困地区城乡统筹金融服务能力，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城市金融机构应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根据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与形势，转变金融服务方向，使城市金融服务产品能够满足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进而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7]。
3.3强化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城乡统筹发展中不仅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撑，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城乡统筹是以政府为主导、金融服务为辅的一种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同时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为了有效改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政府在支持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正确引导金融机构资金的合理分配，充分发挥出金融服务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撑与政府部门的正确引导，强化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使国家政策与金融服务更好地发挥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4建立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
建立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贷款补偿机制的确定，应由国家为主体，加强农业的财政补贴与支持，例如机械补助、土地补助等，引导金融资金向农村流动；②担保机制的建立，也是由国家带头，吸收社会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将金融资金流动方向转向农村；③农业贷款保险机制的建立，保险公司应扩大服务范围，加大对农业贷款的保险业务，减小农业贷款的风险性，提高农业贷款效率[8]。
4结论
城乡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较广，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减小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大力支持，推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进而推进我国城乡经济制度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刘淼，王晓雨.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金融主体统筹问题的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18-124.
[2]田昆，叶绿音，王晓丽.关于城乡统筹发展中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J].华东财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8）：110-120.
[3]王全达，周雳，李正同.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9）：102-103.
[4]杨学昌，丁氏红，宋萌萌.嘉兴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1-122.
[5]苑隆寅，黄晓虎，李宇宣.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服务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131-132.
乡村金融论文篇10
一、城市金融体系比较优势
城市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发展历史缘故，金融运行框架较为完善，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方面都比乡村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得多，城市金融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金融机构林立。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体系的物质载体，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城市金融机构林立，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等。
2.金融产品丰富。金融产品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载体，金融产品丰歉程度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繁荣程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信托基金)，而且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
3.金融创新有力。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克服经济环境中各种风险，城市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不断引进新事物。金融创新的种类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结构创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正因为城市金融系统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框架，其比较优势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1)较强的技术优势。城市凝聚了高端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对金融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信息网络建设促使城市金融体系涵盖范围扩大，促使电子金融业务迅速发展，促使结算和清算有效运行。(2)较大的资金优势。城市资金优势主要体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城市经济较为繁荣，资金流动性高，资金流通总量较大。其次是有较强的筹资能力。城市金融业发达，筹资能力远比乡村强。(3)持续的人才优势。城市金融业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专业和富有经验的优秀管理人才，他们能快速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人才优势有利于设计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组建具有良好市场反应的组织结构。
二、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
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乡村金融运行还没有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完整框架。与城市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它运行的特点是：
1.政策性较强。乡村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政府往往对乡村给予政策性扶持，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配置方面倾向于政策性，如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这些金融机构为主，由于他们一般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时往往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带有公益性质。
2.效率上偏低。乡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这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乡村金融体系在政府指导下运行，指令性计划较浓，因垄断而导致的寻租行为也有所存在，金融体系背离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致使金融资产效率达不到最佳，效率性偏低普遍。
3.规模化不够。乡村金融体系较为单一。由于乡村本身自然特征，乡村金融体系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信息技术不够普及，金融体系运行成本偏高，各个金融主体相对分散，无法达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上述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在与城市金融体系比较时，乡村金融体系处于劣势。但是，对比城市，乡村的下列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
1.地缘优势。地缘是因同属一地而产生的联系，乡村人烟相对稀少，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强，由于邻近关系和社交需求，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和谐，一旦某家出现什么问题，整个村落都将传开，因而这一地缘优势使得乡村金融体系信息披露机制容易建立。一方面，由于互相了解，信息相对透明，有利于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违背信用，则此人必将声败名裂。乡村金融体系所处的环境，在于广大的地缘意识浓厚的乡村市场主体之中，注重地缘意识，有利于乡村金融体系的维护与运行，即是信用意识的作用。利用好乡村独特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发展乡村金融体系。
2.人文优势。乡村的自然条件促使乡村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因其亲近土地具有天然凝聚人心和加强人们感情的功能，农民淳朴实在的风格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氛围形成。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组织过合作性质的农庄和互助社，如俄罗斯、中国等。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悠久，有利于建设合作型金融体系。
3.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欠发达主体通过发达主体的技术、制度和结构的低成本移植和模仿而迅速赶上发达主体的水平。乡村金融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体系发展落后，基于此，乡村金融体系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从城市金融体系中移植和模仿金融信息技术、运行制度和金融业结构布局。
三、城乡比较金融系统的构建
1.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要求乡村金融体系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包括通信技术、金融机构和众多市场主体，没有基本框架，就无法发挥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构建的前提在于乡村金融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如果乡村交通运输条件、银行等中介机构缺乏，市场参与者寥若晨星，则不足以建立强势银行联盟，从而无法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在建立乡村金融体系框架时，可有不同的模式供选择，比如：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主要是：可以获取关于公司和经理人员的信息，进而改进资本分配和公司治理效率；可以规避金融风险，进而促进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能够动员资本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工和生产。建立银行联盟。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关键在于组建大而强的银行机构，建立大而强的银行机构的目的在于与城市金融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防止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金融体系资源的掠夺。然而。乡村金融机构规模化不够，无法形成强势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建立货币联盟势在必行。通过货币联盟，实现资源、信息和技术共享，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而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信托基金也是能够在乡村取得长足发展的金融形式。信托基金通常也称为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契约或公司的形式，借助发行基金券(如收益凭证、基金单位和基金股份等)方式，将社会上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投资信托制度。信托基金具有集合投资、专家管理操作、组合投资分散风险、资产经营与资产保管相分离、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以纯粹的投资为目的和流动性强等优点。乡村金融市场投资主体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而信托基金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变现性相当灵活，小额资金具有安全性高等特点，有利于乡村金融繁荣。此外，信用互助应是建立乡村金融框架的重要选择。金融业本质上是信用行业，信用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乡村金融体系可利用地缘和人文比较优势，开展信用互助，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组建乡村信用协会。通过成立信用协会，对会员信用进行担保，并对会员违约行为进行披露，通过宣传压力迫使会员遵守信用。二是建立信用互助组。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按不同性质划分(如血缘、地缘和业缘)，通过共同担保，化解违约风险。
2.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乡村相比，城市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是相对“高端”的，其活动的领域应该是着重发展衍生金融。城市金融体系相对完善，较为具备处理风险能力，这主要在于衍生金融工具设计。所谓衍生金融工具，是以货币、债券、股票等基本金融工具为基础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它以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性、高度技术性、复杂性等特点。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加速经济信息的传递，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可以增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有分割与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城市金融体系应大力发展金融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互换等衍生金融产品。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全部中长期资本交易活动的总和，囊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功能主要有资金融通、产权中介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城市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还包括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可以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营活动。表外业务产生于承诺或约定事项，其主要业务包括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等，这些业务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处理不当，表外业务将转化为表内负债。城市金融体系较为具备处理表外业务带来的风险，可利用其优点大力发展。
四、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
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要求城乡在分别构建各自金融体系时是要有金融生态理念，而金融生态理念又要求金融业生存发展应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通过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降低金融风险，进而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支持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政策体系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系统，金融生态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三者的和谐统一。
根据生态循环的要求，城乡金融和谐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实现城乡金融体系生态平衡。城市与乡村金融体系彼此关联而又相互影响，城市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乡村金融体系的制约，乡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城市金融体系的指导，两者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建立和谐的城乡金融生态系统。城乡金融生态系统依赖于城市与乡村金融的互动平衡，二者之间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的指导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必然依赖于城市金融体系的支持，原因在于强势银行联盟通过信息垄断而收取信息租金和保护关系企业会妨碍创新，另外，管制较少的强势银行联盟有可能会与公司的一些经理勾结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并阻止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由于存在自身劣势必然依赖于市场的支持。从释放经济增长所累积的风险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的角度看，银行体系非但不能提供一种将风险释放到系统之外的内在机制，而且其自身内部风险的最终释放还得依赖于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和风险分担功能。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建立有利于实现城乡金融生态循环和两者和谐发展的金融体系，有赖于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支持体系作用的发挥。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是城乡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力量，政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一整套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城乡金融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府应担当起组织者的作用，在处理城乡金融体系联系上将有所作为。同时，区域政府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乡村绿色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纳入考核指标中。在职能行使方面，应注重发挥市场的功能，对金融业给予必要的行政服务支持。
2.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在金融发展领域中，信息技术对金融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最新信息快速传递功能)、“软化”作用(实现网络管理功能)和优化作用(资源整合功能)。城乡金融系统运行，离不开金融信息高速公路支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结算电算化，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信息技术已在城乡中广泛普及，特别是乡村信息建设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在乡村信息建设中涉及到的资金费用应给予扶持和优惠。
3.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国家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强，能有效地处理好城乡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的关系。城乡金融发展具有极强的脆弱性，特别是乡村金融体系更具有不稳定性，当发生通货膨胀时，乡村金融体系因其相对弱小，无法应对物价急剧膨胀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家货币政策在实施时特别要注重稳定物价，通过多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调控物价水平。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货币供应总量、利率政策的变化和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参考文献
[1]陶玲琴，王振龙，等.比较金融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杨胜刚.比较金融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4]王世军.比较优势理论的学术渊源和评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6，(3).
乡村金融论文篇11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及描述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度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是用来度量城乡金融水平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目前对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衡量，主要沿用了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FIR)。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以及金融资产相关率的基本定义，本文以城市金融相关率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比值来衡量城乡二元金融强度。其中，农村金融相关率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GDP，城市金融相关率为城市金融资产总量/城市GDP。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3》、《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3》、《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0-2012》等有关数据整理计算。由城乡金融相关率比所反映的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URBFS(urban-ruralbinaryfinancestructure)强度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城乡金融资产相关率比从1984年的1.37增至2009年的4.62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有所减小，至2011年降低为2.77，随后又有上升趋势，至2012年增为3.01。自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表现出两个完整的U型曲线：1986—1995、1995—2009，且第二个U型曲线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个U型曲线，其上升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说明虽然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但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抑制并未缓解，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增大而呈现抑制程度加深趋势。
（二）城乡一体化的测度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本文选择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因子综合得分来测度我国历年来的城乡一体化水平。1.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以候刘起（2012）对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的引用频率统计为依据，以引用次数在十次以上的指标为基准，选择X1（城乡平均每万中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2（城乡平均每万小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3（城乡居民收入比）、X4（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X5（城乡电话年末拥有差异倍数）、X6（城乡卫生机构人员数差异倍数）X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倍数）、X8（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倍数）、X9（非农支出与农业支出差异倍数）这九个指标来计算城乡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城乡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生活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本文主要是要得到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就不再划分指标结构。数据区间为1984—2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统计年鉴1985—2013》等。为了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量指标保持量纲一致，本文用城乡数据之比来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如果比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大，城乡一体化水平越低，反之，比值越小，城乡一体化水平越高。对逆指标的处理采用以农村为标准，计算农村与城市的比值。2.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测度首先利用上述城乡一体化指标，运用spss19.0因子分析。KMO检验的数值为0.608，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前3个主成分。根据因子负荷矩阵计算特征向量矩阵，得到主成分表达式，用各个主成分中的系数（特征向量矩阵）乘以相对应主成分的贡献率50.74、26.003、13.306，求和之后再除以所提取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之和90.049，即可得到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综合得分模型：Z=-0.257X1-0.166X2+0.307X3+0.314X4-0.099X5+0.052X6+0.344X7+0.036X8+0.068X9将计算的1984—2012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Urban-RuralDisparity)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强度表现出由缓解到反复再到缓慢递增的趋势，城乡差距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在逐渐增多，城乡一体化水平在逐渐下降。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改善。相反，城乡差距在逐渐加大，表现出迂回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严重性也将会通过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机制等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挑战。
二、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的测度城乡一体化和二元金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先构建了描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方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然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URD和URBFS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构建协整方差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条件。由于各变量都为I(1)过程，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URD和URBFS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LR、FPE、AIC、SC和HQ值判断VAR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通过Q统计量检验和JB检验发现其拟合优度较高，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关系。URD和URBFS之间的协整方程为:URD=0.672URBFS-0.21（1）标准差（0.236）（0.657）根据式（1）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少0.672个百分点。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方向，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1984—2012年间，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的格兰杰原因不存在，说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只是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反馈性因果关系。由于VAR模型属于非理论性模型，对变量没有先验性约束，一般不分析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当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系统的动态反映如何。从图3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从图4可以看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冲击后，在1-3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在随后的时间内，冲击效应为正，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但是冲击效应比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对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的效应要弱。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关系分析，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城乡一体化效果并不理想。第二，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之间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小0.67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一体化存在抑制作用。第三，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四：随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增加，城乡差距会逐渐拉大，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存在抑制作用；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作用存在由加强到缓解的一个渐变过程，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促进城乡一体化和金融结构完善的建议：
1.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城乡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应该做好长期规划，采取系统有效的措施，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应强化政府顶层设计的法定地位，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村充分的政策、资金支持，使农村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2.建立城乡金融联通机制，推进城乡金融一体化
以城乡一体化的新型金融需求为导向，打破目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运行机制，使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完善、优化，使其适合当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通过存量改革，完善当前已有的农村金融安排，提高其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能够使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效联通的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城乡金融之间的控股、参股、同业拆借等形式的资金联通，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机构之间的担保业务，架起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间的桥梁。
乡村金融论文篇12
农村金融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那么陕西作为西部农业省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只有深入研究陕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重构一个适合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农村金融政策来更好的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陕西省农村金融的发展数据，拟以灰色系统中的改进灰色关联度作为研究工具，实证分析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支持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用。
二、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研究事物之间、因素之间关联性的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根据事物或因素的时间序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关联程度，若两条曲线的形状彼此相似，则关联度大，反之，关联度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来分析和确定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或对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进行测度。
（二）指标选取
为了揭示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两组指标反映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增长状况: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陕西省统计年鉴》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本文选取3个指标:农林牧渔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分为两类:第一类，反映政策金融支农的程度指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收支的统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作为农村金融变量。根据目前农业贷款指标统计，其构成主要包括:农户贷款、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农村工商业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五项，而这些项目大都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促进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故此“农业贷款”也可以视为狭义的农村正规金融指标。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我们还将分析“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虽然乡镇企业贷款用途和经济增加值理论上都应计入第二产业，但由于其在地域上与农村经济的天然联系，正规金融对乡镇企业的作用也会间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将“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进行加总，得到“农村贷款”指标，并以此作为广义农村正规金融指标。第二类，农村金融规模指标。考虑到在不发达地区信贷的作用，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在农村金融中不存在股票、证券、保险等现代金融特点的交易（即使有，也非常少，对问题的分析影响不大），所以采用农业存款与农户储蓄之和来反映农村金融的发展[5]。
（三）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两方面。所用数据均来自《陕西统计年鉴》，以下直接用到的数据均是由资料整理所得。在遵循计量经济学原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的统一性，样本跨度定为1997-2007年。原始数据见表1、表2、表3。
三、灰色关联分析
（一）灰色关联的相关描述及分析流程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统计得到的原始数据，数列单位不同或者量纲不同，为使各因素之间具有可比性，必须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经处理，消除量纲。关于无量纲化的处理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初值化法，即每个时刻的值除以第一时刻的值。关联度的计算。由于关联系数数目较多，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比较，为此两序列的关联度可用两个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之平均值计算，使关联系数反映的信息集中体现。
（二）对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分析
1.各因素及序列值。在关联分析中，称参考序列为母数列（或母因素），比较序列为子数列（或子因素）。本文采用的母因素序列为:Y1（存款规模1）：金融机构农业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Y2（存款规模2）：农户储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Y3（贷款规模1）：农业贷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Y4（贷款规模2）：乡镇企业贷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子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指标为：X1: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亿元）；X2:乡镇企业增加值（亿元）；X3：农村人均纯收入（元）（见表4）。用初值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见表5）。
2.结果及讨论。计算各母子因素间的关联度（见表6）。从以上关联度数据分布范围来看，各项指标关联度处于0.4542-0.8566之间，可见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但影响效果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1）X1和X3关联度数值相对较高，说明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较大。X2的所有数值均小，说明农村金融与X2（即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关系相对弱一些，但Y4（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高，这一点与实际情况（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收入）相符，说明陕西省正规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没有满足乡镇企业的贷款需求，乡镇企业依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另外也说明乡镇企业可能存在着其他的融资渠道（如民间融资）。
（2）Y3和Y4数据的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的关联度，Y2的贡献度次之，Y1的贡献度最低，说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对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大，而存款规模对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大，显示了农村金融体制下陕西省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农业贷款规模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与农林牧渔业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值紧密相关联，表明无论当前还是今后，陕西省应进一步加强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断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四、政策建议
农业自身生产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不应以营利为目的。应以建立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为主，辅之以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扶持农村金融体系。
（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第一，改变目前“一刀切”的联社体制，允许信用社可以自主选择加社，允许信用社跨地区合并，打破农村信用社业务的行政区域分割，可以使现有的乡镇一级的信用社之间能够展开业务渗透和竞争，淘汰或兼并劣质信用社，保留和壮大优质信用社，促进市场化竞争。第二，严格对风险的监控考核，强化农村信用社员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基层信用社的积极性，解决好基层信用社职工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提高基层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绩效。
乡村金融论文篇13
笔者认为，城乡统筹的基础和重点是资源的统筹，即要打破城乡和区域界线，实现全市发展资源统一、有效配置，使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和经济发展先进地区都能享有和获得公平的资源配置机会。因此，金融资源作为动员和分配其他社会资源的手段，应在城乡统筹中率先统筹，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一、金融支持城乡统筹的现实悖论
城乡统筹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的全面和谐发展，但当前的现状是城乡发展严重脱节，农村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因此，面对此种局面，金融支持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应是着重支持农村经济，解决“三农”在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然而，当前却存在这样一个市场悖论：急需资金的涉农主体不仅很难得到外源性的融资支持，甚至还存在农村内源性资金外流的现实，金融资源紧缺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城乡金融市场割裂的原因
以上悖论实质上是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中城市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并行且不均衡发展的一大现实。笔者认为，此种现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金融服务主体市场化进程中理性选择的结果：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将市场割裂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且严重脱节、不均衡发展，该局面导致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机构向城市收缩，金融资源向相对收益高、风险低的城市市场集中。
三、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的构想
如何构建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重点仍在“统筹”二字，即要实现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统筹，打破城乡割裂局面，构建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重点不在于增设多少专门为乡村服务的金融服务机构，而是政府应主导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垫高农村金融市场，使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接轨，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能在城乡统一市场上实现市场化配置。
（一）打破人为割裂城乡金融市场的观念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来已久，且在客观上催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城市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界和学术界已习惯于将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分支进行研究，并将金融机构划分为城市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这种简单划分的作法，无疑是对城乡金融市场割裂并行的默许和支持，不仅不符合我国城乡结合类金融机构业已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国情，也不利于城乡金融市场调控与发展的政策研究与机制设计，与城乡统筹的出发点和目标相悖。因此，应打破这种人为割裂城乡金融市场的观念，将思想从单纯、割裂地研究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
（二）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
金融支持城乡统筹面临市场悖论本质上讲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因此，建议政府应予以适当干预，但应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应在构建城乡统一金融市场过程中起基础性、导向性作用，而资源配置的主要功能仍应由市场完成。形象地讲，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垫高农村金融市场使之和城市金融市场接轨，工作在台面以下，而台面以上的工作交由市场完成。
（三）政府主导建立收益补偿机制以垫高农村金融市场
投资预期收益率低是农村、农业项目对市场投融资主体缺少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应针对性建立相应收益补充机制，适当降低项目投资成本、提升预期收益水平，增加市场投融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政府根据项目投资回报期、预期收益水平有区别地给予投资商一定的土地优惠政策、财政优惠政策或税收优惠政策；对涉农借款费用给予政策性补贴，以发挥国家财政的金融与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等等。
（四）政府主导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以垫高农村金融市场
第一个层次是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农业生产高度的自然依赖性是金融机构风险的最大来源，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将起到分担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的作用。政府应加大政策性保险的投入，并鼓励和扶持商业保险进入农业产业化、种养业等领域，积极开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保险新产品。
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农业融资担保体系。以政府出资兴办农业担保机构为主，以财政补贴和其他扶持政策为基础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企业、农户互助型担保机构为补充，形成担保形势多样、担保渠道多元的农业贷款担保体系。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城乡统筹风险基金。转换政府投资模式，减少对可商业化项目的直接投资，转而建立城乡统筹风险基金，用于对市场化城乡统筹项目的风险分担，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五）探索城乡统筹中“项目组合”融资模式创新
我市在推进城乡统筹过程中，势必涉及数量众多、大小不一、收益不等、风险各异的基础设施项目、工业产业项目和农业产业项目，对这些项目中的单个项目而言，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是比较大的。但是，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有选择地将其中一部份项目组合起来，那么收益和风险将趋于确定。因此，我们可以基于“项目组合”，探索一种适应城乡统筹的新型融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