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博弈本质篇1
风险控制方面，梁虹龙，欧俊松指出物流金融是物流企业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同时直接利用信贷额度向企业提供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上海大学储雪俭提出目前我国物流金融信贷风险防范的主要难点，认为风险防范与控制是主要问题。冷丽莲详尽阐述了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规避和防范风险，实现商业银行和物流企业的双赢。陈祥锋主要对物流金融的业务风险和法律风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防范策略。
博弈论视角下，唐少麟，乔婷婷用博弈方法论证了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加以有效控制。储雪俭同时基于委托框架和交易费用的视角对物流金融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物流金融业务顺利开展。杨欢欢运用博弈论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反映各参与方深层博弈关系，实现对该风险的有效控制。
二、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
文章以存货质押融资模式为例，分析银行，物流企业，融资企业三方的博弈关系。
（一）基本概念
（1）存货质押融资是对具体货物进行质押。生产供应链上，“零库存”是供应链企业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的关键。实际运行中，库存占用资金往往使融资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存货质押融资下，物流企业代替金融机构监管货物，贷款期限满，融资企业按时归还贷款，质押货物返还给融资企业。
（2）博弈即参与各方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按照先后顺序，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实施，最终获得相应得益的过程。
（二）基本假设
（1）本文从静态博弈角度分析三个参与主体：银行、物流企业和融资企业，三者都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一次博弈后，银行对融资企业建立信用评级，如果再次出现双方博弈时，理性的银行不会再贷给信用评级较低的融资企业。因此本文建立的是静态一次博弈模型。
（2）融资企业向银行借款，承诺一年偿还本息，并将存货质押在银行指定的物流企业进行监管保存，待融资企业偿还银行本息，收回存货质押物。
假设银行贷款利率为r，存货现销价格P0，质押的存货总量为W0，存货价值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为t，则融资企业贷款总额为V=tP0W0。
（3）银行对物流企业监督成本C1，对融资企业的监督成本为C2，物流企业进行存货质押评估，向融资企业收取的费用为R1，，对存货的保存监管收取费用R2。融资企业将贷款进行投资时获得的除去贷款本息后的收益为R3。若融资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收益为R4，成功的概率为p，若投资失败，融资企业收益为0，同时也损失全部贷款，存货质押物将归银行所有，偿还贷款。
（4）存货一年后市场公允价值为P1，库存中的正常损失率为P损。如果物流企业想获得非法收入，选择和融资企业合作，提供虚假信息欺骗银行，付出的掩饰成本分别为C3和C4，获得非法收益分别是R5和R6。
（三）三方博弈
（1）物流企业不与融资企业和银行合作，且银行不对二者进行监督。
融资企业获得贷款后，到期偿还银行本息，物流企业得到融资企业支付的存货评估费和监管费，三方都实现了预期收益。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银行不监督融资企业和物流企业，三方都没有合作的情形，但博弈各方都获得了理想收益。
（2）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向银行提供关于融资企业的真实信息。
a.由于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银行不需要对其付出监督成本，只要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成本C2，在银行监督下，融资企业获得正常收益R3 ，支付矩阵：
b.在物流企业与银行合作的情况下，若银行不对融资企业进行监督，此时融资企业有三种可选策略。
第一：融资企业投资于贷款约定项目，银行无监督成本，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三方都获得了理想收益，银行应保证在不监督的情况下，融资企业遵守贷款约定，没有违约行为。
第二：融资企业背离贷款约定，投资高风险项目，若投资成功的概率为p，融资企业收益PR4。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融资企业为了利益，投资高风险项目，一旦投资失败，潜在经营风险转变为信用风险。
第三：融资企业投资高风险项目失败，质押存货补偿银行贷款损失。存货一年后变现公允价值为P1，存货损失率P损。物流企业则得不到融资企业支付的监管费用。支付矩阵：
这种博弈下，融资企业投资失败，银行只能依靠拍卖存货变现弥补损失，存货变现一般采用公允价值。
期货博弈本质篇2
订单农业，又称合同、契约型农业，是指农户与农产品购买者（龙头企业）之间签订订单，然后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其实质是通过以销定产，引导农户走向市场。发展订单农业，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订单农业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实践表明：履约率低成为制约订单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订单双方能否建立和维持长期的互利合作关系是订单农业是否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关键。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利用博弈论对订单农业中农户与龙头企业在订单履约时所发生的“履约困境”进行研究，立足“大金融”视角探讨建立订单农业双方契约风险管理的合作机制。
一、现有订单农业模式下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履约博弈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设Ⅰ：订单合同中规定的农产品的价格为P0，双方交易时价格的变化量为（以下简称价差波动）。
假设Ⅱ：给定Q产量农产品，农户在市场上出售所产生的收益和交易成本分别为R1和C1，履约卖给企业的收益和交易成本分别为R2和C2；龙头企业在市场上收购农产品的收益和交易成本分别为R3和C3，履约收购的收益和交易成本分别为R4和C4，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后所得收益为TR。农户的生产成本为C（Q）。
假设Ⅲ： 订单双方如果有一方违约则需支付违约金W（W>0）。农户与龙头企业博弈矩阵收益见下表：
其中：
R1=（P0+）Q-C（Q）-C1 R2=P0Q- C（Q）-C2
R3=TR-（P0+） Q-C3 R4=TR-P0Q-C4
在上述博弈模型的假定之下，博弈结果由以下3个因素确定：
1、博弈参与者的集合。在订单农业的履约博弈中，参与者是农户与龙头企业。
2、博弈双方的策略组合。农户的纯策略组合为：I1={x1，x2}，x1为履约，x2为违约。龙头企业的纯策略的组合为：I2={y1，y2}，y1为履约，y2为违约。
A={p，1-p}表示农户的混合策略，其中p和l-p分别表示农户选择纯策略x1和纯策略x2的概率；B={q，1-q}表示龙头企业的混合策略，其中q和l-q分别表示龙头企业选择纯策略y1和纯策略y2的概率。
3、博弈双方在混合策略下的期望函数。
假设农户的期望收益函数为：E1（p，q）=AHBT
龙头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为：E2（p，q）=AKBT
其中：■R■ R■+WR■-W R■ ■R■ R■+WR■-W R■
则：E1（p，q）=AHBT=（1-pq）R■+pqR■+（p-q）W
E2（p，q）=AKBT=（1-pq） +R■pqR■+（p-q）W
则收益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是：
■=qR■+W-qR■=0
（p*，q*）=（■，■）
■=pR■+W-pR■=0
双方都履约的纳什均衡点：
此时，在纳什均衡点（即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双方的期望收益为：
E1（p*，q*）=R1■
E2（p*，q*）=R■■
把R1，R2，R3，R4代入p*，q*可得：
p*=■，q*=■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订单农业的一次性的静态博弈是混合策略均衡，农户与龙头企业的最优策略选择取决于双方在不同交易方式下交易成本的差额、价差波动等因素。当龙头企业履约时，农户的最优策略选择取决于违约成本W和价差得益Q的大小。当违约成本W较大时，农户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履约；当违约成本W较小时，若价差得益Q大于农户的两种交易成本的差额，则农户的最优策略选择是违约。反之，当龙头企业违约时， 因为违约成本W>0，所以农户的最优选择依然是履约。
（二）考虑违约成本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现实经济中，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会重复多次，博弈是动态重复进行的，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中，农户与企业可以通过对方的行为选择来获得对方的偏好信息（履约或违约），建立自己的初步判断，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判断，选择自己的应对策略。
假定阶段博弈G（∞，∮）表示动态重复博弈，其中∮是博弈双方的贴现因子，其表示双方对长远利益的看重程度，其值越大，说明参与者越重视长远利益。对第t阶段的博弈，博弈双方都能看到t-1个阶段的博弈结果。博弈行为遵循触发战略：如果一方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另一方随即并将永远采取不合作策略。
对于农户来说，龙头企业在G（∞，∮）中的收益为：■E■（p，q）
对于龙头企业，农户的收益为：■E■（p，q），要使：
■E■（p，q）>■E■（p*，q*）
■E■（p，q）>■E■（p*，q*）
同时成立，则有：
p*< p
上式表明，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当农户和龙头企业分别提高履约率p∈（p*，1）、q∈（q*，1）时，彼此的收益都会增加，并且大于纳什均衡点下双方的期望收益。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双方各自提高履约率，会降低损害对方利益的可能性。因此在博弈的初始阶段，双方均会选择混合策略，若一方违约使得对方收益受损便会引发对方实施触发战略，即博弈立即进入纳什均衡点（p*，q*）并持续保持下去。
以两阶段博弈为例。根据纳什均衡分析结果，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均衡是混合策略均衡。在博弈的第一阶段，龙头企业的履约概率为q，农户可以选择以概率p履约，也可以选择以概率1-p违约。若在第二阶段博弈双方仍然坚持混合策略，那么龙头企业在两个阶段的总收益为：
TR21= qR4+（1-q）（R3+ W）+ ∮（R■-■）
若龙头企业在第二阶段违约，则其在两阶段的总收益为：
TR22= q（R1-W）+（1-q）R1+ ∮（R■-■）
只要满足：TR21>TR22（履约的总收益大于违约的总收益），即q>■=q*，1>q>■，龙头企业就会选择履约，反之则采取混合策略。
再以三阶段博弈为例。只要满足q>■，在前两个阶段双方都选择履约，那么农户在第三阶段仍会选择履约。农户在三阶段博弈的总收益为：
TR11=R2+ ∮（R1-W）+∮2（R1-■）
假设农户在第一次博弈中选择了违约，龙头企业就会在接下来的博弈阶段全部采取混合策略。此时，农户在三阶段的总收益为：
TR12=R1-W+ ∮（R1-■）+∮2（R1-■）
要使TR11>TR12，即∮>■，农户都会选择履约。这表示当∮足够大时，农户会非常重视长远利益和自身的诚信，他们会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坚定地选择履约，直至博弈结束。
二、订单农业履约博弈的结果分析
（一）价格风险（契约价格与市场价格差额）的控制是订单双方履约必要条件
农户与龙头企业是否履行契约不仅与违约金的大小、两种交易成本的差额有关，而且还与价差波动有关。如果价差波动越小，则双方违约的可能性就越小；价差波动越大，则双方违约的风险就越大。因此，如果要使订单双方都能完全履行合同，在合同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价格和契约规定价格之间的价差波动幅度等。在订单农业的生产实践中，有部分龙头企业就利用期货市场来管理这种由于市场价格和契约规定价格变化而引发的风险，实现履约。（以下案例部分详述）
（二）发展“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是提高订单履约率的约束条件
从订单的组织形式来看，企业与农户直接签订的订单由于法律约束力较弱、契约较不稳定，容易产生违约；而通过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介组织签订的订单，由于实现农户之间的联合和成本分摊，克服了单个农户诉诸法院的成本和企业诉之法院的执行成本等问题，一旦一方违约获得赔偿的概率也得到提高。因此，通过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其他中介组织签订的订单法律约束力较强，订单比较稳定，更容易实现履约。
（三）保持农户和龙头企业的长期守信合作是双方履行订单合约的重要前提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分析可以知道，当贴现因子∮（即参与者对长远利益的看重）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农户与龙头企业为了维护双方的长远合作，在博弈的初始阶段就会表现自己的诚信，积极履约。对于博弈双方来说，农户和龙头企业为了保证各自的收入和稳定的原料来源，都不能因为短期的利益而丧失了长期合作机制，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诚信建设，来达到彼此的长期合作。
三、案例分析
近年来，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省对订单农业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订单+期货”的模式，形成了利用棉花期货的“安徽无为新兴模式”、利用菜籽油期货的“安徽大平模式”等，其中“安徽大平模式”具有较为典型意义。
安徽大平集团是以菜籽油加工为主营业务的的大型油脂企业，其开展“订单+期货”的运作方式为：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与大平集团签订订单并组织农产品生产；同时大平集团进入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保障订单的执行，从而带动农民增收。这种模式核心内容包括：
组织形式创新，实现互利共赢。“大平模式”通过合作社将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其实质是促使入社农户、合作社和大平集团代表的龙头企业形成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从而达到规模经济。合作社及农户对大平集团免费提供的优质油菜籽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生产管理，平均每亩产量可达200多公斤，亩均增产75公斤，出油率增加了1-2个点。
对接产销环节，保障订单执行。大平集团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订单模式将订单生产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各个环节有效联结，在每年的油菜籽播种之前通过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订单契约，明确种植品种、面积、交易价格产生方式、双方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使农户和企业能放心生产和经营，从而强化了农户的契约意识，提高了订单履约率。
期货套期保值，确保农民创收增收。大平集团积极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并以此规避风险，实现到期履约，保证了农民收益。通过“订单+期货”的模式，在2008年油菜籽市场价格高开低走的经济背景下，大平集团全部履行了与合作社及农户的订单，并且收购价是当时安徽省的最高价格，促使农民增收800多万元。
四、“大金融”视角下管理订单农业契约风险的思路分析
（一）利用期货市场管理订单农业的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
基于博弈分析和案例分析结果，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可以降低订单农业的价格风险，通过合理规避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契约价格之间的价差波动，从而提高订单农业中的履约率。首先，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为订单合同价格的制定提供合理性的参考。由于期货价格是利用市场公开竞价等交易制度而形成的市场价格，其能够真实反映出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及未来变化的趋势，根据期货市场的远期价格确定订单价格，就能很好地减少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双方较好地履行订单。其次，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使其成为有效转移价格风险的场所，龙头企业进入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通过期货合约的买卖及对冲交易为现货市场上的商品进行价格风险转移和保值准备，可以避免因市场风险而产生的价差波动。
（二）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机制管理订单农业的自然风险
农业的自然风险是造成订单违约的另一重要因素，故而设法实现农业保险与订单农户的对接，通过规避自然风险的方式维护契约的稳定，是金融间接支持订单农业发展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为此，应加快建立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逐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引导和鼓励涉农保险机构丰富农村保险险种，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建立健全保护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和农户的农业保险机制，有效降低“订单+期货”的经营风险。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特点、自然灾害特点及市场对保险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保险补贴，弥补保险公司经营订单农业保险所受的亏损。
（三）基于“订单+保险+期货”的银行信贷支持和金融产品创新
以“收购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订单农业组织模式为依托，在订单环节引入农业保险机制，以此规避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此同时通过龙头企业进入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锁定订单合同利润，保障订单履约；由于实现了市场风险、价格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有效转移，金融机构向订单农业生产者提供信贷支持的信心大大增加，因而可以探索在此基础上以订单合约和期货合约作为有效抵押物，加强银行信贷支持及金融支持订单农业产品创新力度，缓解分散农户的生产资金难题和收购企业的短期流动性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继明.金融支持订单农业加快发展[J].中国金融，2008，（21）：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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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连水.金融服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路径选择-基于既有研究的思考[J]，农村金融研究，2012，（1）：68-73。
[4]罗迎春.订单农业中农户与龙头企业对契约的博弈研究[D].贵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5]三农课题小组.大平模式-菜油期货保障订单农业健康发展[Z]，郑州商品交易所网站。
The Contract Risk Management of Order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inance"
LIANG Yu
期货博弈本质篇3
［
关键词 ］监管层；寻租；演化博弈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9?043
1引言
寻租理论认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普通人如此,监管层也是如此。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史较短,现行的中国证监会政府监管、中国期货业协会行业监管、期货交易所自律监管体系在期货市场发展初期较好地规范了市场,并使得期货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期货交易品种的不断上市交易,期货市场监管层的寻租意愿也越来越强烈。监管层作为经济人,在拜金主义社会环境下甚至会创租。腐败就往往与寻租和创租有关。寻租空间依赖于政策扭曲程度,政策越是扭曲,寻租空间越大,寻租行为自然也越厉害,因此寻租行为与政策扭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2监管层寻租监管的演化博弈
2?1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1：监管层与市场参与者是推动期货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监管层当中一类属于天生就清正廉明的人,不会作出寻租监管的选择,另一类属于见钱眼开型,往往滥用职权,对寻租乐此不疲。这一类监管层与某些参与者之间互利共赢遵循着演化博弈的基本假设。参与者主要包括交易所、期货公司、机构投资人等,虽然他们的组织形式不同,但可以假设为一个同质群体。
假设2：博弈方是有限理性的。由于环境的不确定、信息的不对称和认知的局限性,监管层和参与者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会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策略,必须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的策略。这意味着博弈均衡是调整和改进的结果,而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
假设3：博弈方的学习速度较慢。监管层与参与者向优势策略转变是渐进的过程,博弈群体中所有成员不是同时调整策略,而且允许部分成员出现决策失误行为,其策略调整可用生物进化的复制动态机制模拟,学习速度可以用复制动态方程表示。
假设4：博弈方个体面临相同的策略集。监管层在每个时刻拥有策略集“接受”和“拒绝”,参与者中的成员拥有策略集“行贿”和“不行贿”。监管层和参与者以一定的概率选择策略集。
2?2模型的建立
为简化分析,设监管层的寻租监管成本为c1,监管尽职的收益为s,监管失职的损失为c2。参与者的正常收入为0,违规时可获得额外收入e,违规后被查处的罚款为f(且e<f)。
监管层如果选择监管策略,且参与者违规,则监管层的得益为s-c1,若参与者不违规,则监管层的收益为-c1；如果监管层选择不监管策略,而参与者违规,则监管部门的得益为-c2；若参与者不违规,则监管层的收益为0。
参与者如果选择违规策略,在违规时监管层没有监管,则参与者的得益为e,若监管层实时监管,则参与者的得益为e-f。参与者如果选择不违规策略,无论监管层是否寻租监管其得益皆为0。
由此可构造如表1所示的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
假设监管层选择监管策略的概率为p,则选择不监管策略的概率为1-p；参与者选择违规策略的比例为q,选择不违规策略的比例为1-q；那么监管层采取监管、不监管策略的预期收益μ1,μ2和平均收益μ分别为：
因此,监管层采取监管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p)=dp/dt=p［μ1-μa］=p(1-p［q(s+c2)-c1］)(4)
同理,参与者采取违规、不违规策略的预期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μ3=p(e-f)+(1-p)e(5)
μ4=0(6)
μb=qμ3+(1-q)μ4(7)
因此,参与者采取违规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G(q)=dq/dt=q(μ3-μb)=q(1-q)(e-pf)(8)
3演化博弈分析
在演化博弈论中包含一个关键的概念,即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此概念由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和Price、Maynard Smith提出,此后被逐步用于经济学领域。ESS在严格的演化选择压力下也是稳健的,即使系统有微小的扰动也能自动回位。
3?1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
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在演化稳定策略处复制动态方程F(p),G(q)的导数必须小于0。用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表示,即是与水平轴相交且交点处斜率为负的点,为相应博弈复制动态的演化稳定策略。令F(p)=dp/dt=0,G(q)=dq/dt=0,则得到两组稳定状态的解：
p1=0,p2=1,p3=e/f(其中0<e/f<1)
q1=0,q2=1,q3=c1(s+c2)(其中0<c1(s+c2)<1)。
首先分析监管层动态演化的稳定性。根据方程(4),如果q3=c1(s+c2),那么F(p)0,这意味着所有的p水平都是演化稳定策略,无论监管层是选择监管还是不监管,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其策略选择具有随机性；如果q3>c1(s+c2),F(1)<0,所以p2=1是演化稳定策略,监管层通过长期反复博弈最终将一直采用监管策略；当q3<c1(s+c2)时,F(0)<0,所以p1=0是演化稳定策略,监管层最终将一直采用不监管策略。
3?2博弈均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以上分析发现,监管层实施监管概率的初始水平决定了参与者的演化结果,参与者违规比例的初始水平决定了监管层的演化结果。其中,p3=e/f和q3=c1(s+c2)是博弈双方策略演化的均衡临界值。如果初次进行这个博弈时,该演化系统是随机的,并且双方策略选择比例均匀分布在平面B=(p,q);0<p,q<1,那么通过复制动态机制,最终有p3=e/f概率的监管层选择监管策略,有q3=c1(s+c2)比例的参与者选择违规策略。因此监管层监管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参与者选择违规时的额外收益e,监管层对参与者违规的罚款f。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当降低监管层实施监管的成本、增加监管层实施监管的收益或增加监管失职的损失,可以有效防止监管层寻租行为的发生。基于此,防控监管层寻租行为,一要健全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强化监管部门的职能,使其更加专门化、专业化。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培养系统的监管体制。二要强化对监管层的奖励强度和惩罚力度。对尽职尽责的监管层要加大奖赏以提高其监管收益。对玩忽职守、疏忽监管的监管层要加大惩罚力度,视情节轻重追究经济责任,通过提高监管失职者的损失,增强监管层实施监管的压力。
参考文献：
期货博弈本质篇4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期货博弈本质篇5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期货博弈本质篇6
一、货币发展与演化分析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与现代经济间关系密切，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界逐渐加深了对金融波动能够影响经济运行这一现象的认识。金融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取决于货币，金融业运作的核心是货币。罗纳德?麦金农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充分说明货币与经济发展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见图1）。
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货币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根据货币本身的属性，可以概括为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交换，货币就随之产生。但当时经济处于发展早期，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学家对货币的认识主要基于商品货币层面上，其中以马克思的“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观点为代表。马克思对货币起源的分析是建立在价值学说基础上。他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具有商品的一切属性。货币有价值、交换价值，遵守“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但货币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经济发展效率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货币发展也表现的更加快捷和方便，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当代经济学家对货币的认识也转变为信用货币的层面。如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支付或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韦森借用了布伦塔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和布坎南的“意见约同性”的概念，认为货币是一种契约性的制度存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方式的转变，经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货币需求以及商品货币自身局限性使得货币表现形式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学家对于货币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但无论是一般等价物还是信用货币，都认为在货币职能方面发挥相同的作用。对货币不同的界定，只是因为在不同的经济时代货币表现形式不同。
二、货币表现形式变化原因探究
从货币的演化与发展中可以得出，货币在不同的经济时期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总能够寻求到一种经济、便利的形式来促进交易。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与物物交换不同，货币介入后交换的形式变为“商品——货币——商品”，表面上看货币的出现使交换多了一个环节，但其本质上是使持有货币的人们能自由地换取所需商品，解决物物交换带来的不便，节省了更多的交易环节。货币充当交换媒介使商品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自由，从“商品——货币”，可以暂时不将货币直接换成商品，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保留。等到有商品需求时，再进行由“货币——商品”的交易。
在物物交换时代，商品的交换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携带成本等才能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最后经过诸多交易环节，才能达成一致的交易条件，因此交易费用较高。在交换过程中，如果进入交换过程的只有二种货物，其相对价值不难记住。但如果进入交换过程的有n种货物，每种都有n-1个相对价值，交易成本将随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造成交换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物物交换的不便，必然需要产生一种人们都愿意使用和接受的商品来充当中介，以降低交易成本，货币由此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商品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货币的供给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换需求，货币发展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如何从数量上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易需求，这种矛盾的激化使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成为必然，最终导致货币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
货币能直接与其他所有商品进行交换，从而使得交易双方需求上的双重巧合较易达成。货币体现了人们为方便交易和商品流通而相互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不成文的或者说没约束力的协议。每个人都接受它不仅是由于它有价值，而且人们相信别人也会接受。
三、契约与经济的关系论证分析
（一）市场经济与契约经济的关系分析
在特定的历史经济时期下，虽然货币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契约。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契约不仅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也包括其他默认契约。默认契约是一个长期性的、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契约双方对自己的权利义务都心照不宣，自觉遵守合作协议并相互信任。默认契约的存在降低了契约双方交易的不确定性，抑制了机会主义。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易经济，各项交易以经济契约的形式体现。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各自的利益，交换的过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是一个彼此相互为对方提供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过程，对社会而言则是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这种交换过程表现为双方订立契约、履行契约，其市场行为体现为契约行为，所以市场经济也相应成为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下，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各种契约关系如期履行，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
（二）交易与契约的关系分析
契约与交易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属于共生关系。交易的重复性形成了契约的雏形，进而形成制度；同时，交易在一定契约（隐性或显性）规定下才能发生，契约规定着以后的交易行为并对交易效用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无论在市场还是企业等组织的内部，交易都是构成市场与组织运行的最基本单位。但交易行为本身及围绕交易的各种环境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包括风险、欺诈、丧失信誉和各种机会主义等。这些不确定性构成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即各种交易顺畅运行必须付出的代价，要求以相应的契约作为减缓种种不确定性的规范。因此，一定的契约是为了交易有效达成而设置的，不同的交易方式需要不同的契约来匹配，交易双方完成交易的本质就是完成一份合约。物物交换时代契约表现为商品货币，信用交易方式下契约表现为信用货币。
四、基于博弈论的货币契约分析
（一）商品货币契约的博弈分析
交易者基于商品货币这种特殊等价物本身的价值可建立起一种默认契约。一种商品演变成为货币不仅是与商品本身的价值属性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交易者在实践中基于其价值属性而选择普遍接受。一旦人们发现商品货币失去其原有的价值或者不足值，人们就会寻找其替代品，此过程可用信用博弈理论进行分析：
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交易方式以商品货币（以金属货币代表）为媒介完成交易。市场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的博弈为发生在交易过程中的信用博弈。守信（交易者使用足值的货币进行交易）和失信（交易者以不足值的货币完成交易）是交易双方各自可选择的两个策略。
图2是描述A、B双方的一次交易的博弈树。以下考察经济中A、B两个潜在的交易伙伴的情形。括号内第一、第二个字母或数字分别表示相应情况下A，B的收益，满足a，b，x，y均大于零，并且y>b。
假设在以商品为媒介进行一次交易的博弈过程中，双方都选择失信，则交易进入“囚徒困境”。由于在一次性博弈中，任何人的违约和欺骗行为都不会受到惩罚。当每个人完成一次性的策略选择以后，意味着整个博弈结束，一次性博弈的不合作是必然的。每个人出于个人理性的占优策略选择却导致了从整体而言的最坏结局。
在现实市场上，参与者并不是进行一次交换之后就退出市场，而是始终在市场上参与交易，这就存在无限期重复博弈的过程。传统理论认为重复博弈能使局中人走出“囚徒困境”，但这并不适用于以金属货币为媒介的信用博弈。重复博弈是以惩罚为前提的，然而在上述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如果一方用不足值的货币代替足值货币完全失信于另一方，缺少相应的惩罚机制。在现实的以金属货币为媒介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性，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的状态成为常态（即图中的②或③）。但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随着交易信息的不断获取，越来越多的交易者会发现货币不足值，继而也会选择用不足值的货币取代足值的货币进行交易。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交易进入“囚徒困境”。交易者为走出“囚徒困境”，必然会寻找商品货币的替代品，由此推动了信用货币产生。
（二）KRWM声誉模型信用货币契约的博弈分析
凯恩斯认为货币契约是国家或社会不但要强制履行的契约，而且还要决定此种契约的合法或合乎习惯的履行交付物。于是，信用货币成为强制支付相应契约的名称或符号，进而演变成公众基于对国家信用的一种长期契约关系。
信用货币的产生解决了商品货币的“囚徒困境”。由于国家信用较一般信用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信用货币契约具有长期性。在信用货币契约关系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表现为政府是否维持其建立的信誉，即是否利用其权利滥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进而影响公众对其的信任。运用KRWM声誉模型具体分析如下：
假定公众认为政府有两种可能的类型：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不制造通货膨胀，弱政府会选择利用发行货币的权力制造通货膨胀（比如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公众虽然不知道政府的类型但可以通过观测通货膨胀率来推断政府的类型，并且一旦政府制造了通货膨胀，公众就认为政府是弱政府。在理性的预期下，政府在随后阶段的通货膨胀不能带来任何产出和就业的好处，长期契约关系将遭到破坏。因此，有必要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弱政府将选择不制造通货膨胀，以与公众建立长期契约关系。
假定政府的单阶段效用函数为W=-1/2π2+b（π-πe）。其中：π为实际通胀率；πe为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b为政府的类型；b=0时代表强政府；b=1则代表弱政府；b=0的先验概率是P0；b=1的先验概率是1- P0；yt为t阶段弱政府选择通货膨胀率的概率；xt为公众认为弱政府选择领通货膨胀；在均衡的情况下xt=yt。
在单阶段博弈中，通过解上述函数的一阶方程得出弱政府的最优通货膨胀率是π*=b=1。在理性预期前提下，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效用水平是W=-1/2
在重复博弈过程中，选择任意T-1阶段的政策分析。假定在T-1之前没有制造通货膨胀，因而PT-1＞0，πT-1e=1×（1- PT-1）×（1-xT-1）。其中：1表示弱政府的最优通货膨胀率；（1- PT-1）表示政府是弱政府的概率；（1-xT-1）是公众认为弱政府选择通货膨胀的概率。
令r为贴现因子，首先考虑纯战略yt=（0，1）的情况：如果弱政府在T-1阶段选择制造通货膨胀（yT-1=0，即πT-1=1），那么PT=0在T-1阶段观测通货膨胀后，公众知道政府不可能是强政府。弱政府的总效用为：
WT-1（1）+r WT（1）
=1/2－πT-1e－1/2r
如果弱政府在T-1阶段选择不制造通货膨胀（yT-1=1，即πT-1=0），则有：
WT-1（0）+r WT（1）=－πT-1e－r（PT－1/2）
当πT-1=0优于πT-1=1，即－πT-1e－r（PT－1/2）≥1/2－πT-1e－1/2r时，PT≥1/2r。
因为在均衡的条件下，公众的预期xt-1等于政府的选择yt-1。因此，如果yT-1=1构成弱政府的均衡战略xT-1=1，从而PT=PT-1。上述条件意味着PT-1≥1/2r，即如果公众在T-1阶段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不小于1/2r，政府的声誉较高。在信用货币契约关系下，政府会致力于建立形象和维护声誉，虽然这些声誉在短期来看并非是经济的，但长期合作收益表明KRWM声誉的建立是最优选择。
五、未来货币变化趋势分析
货币契约的表现形式与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这一进程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物，而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应的货币表现形式是货币区。一国货币区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是政府，是否组建货币区由各国政府决定。政府通常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决定是否加入货币区，根据GG——LL模型，当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GG曲线与LL曲线的交点（它代表一个临界的区域一体化程度，即加入货币区的收益等于成本的平衡点）时，一国加入货币区是有利的。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将有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货币区。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未来经济表现形式可能发展为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在这种经济背景下，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未来货币应避免在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双重身份，应借鉴欧元形成的经验，由世界各国政府在契约基础上建立超国家的全球经济组织，从而促进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契约达成协议建立不同地区超国家的货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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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寂沫.论货币与经济的发展关系[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期货博弈本质篇7
1.1模型的假设
一般的日常用品都属于消耗品，这类商品的共性是生产周期短，需求量大。
现在假设：
1)组成模型的是短周期产品市场中一个垄断的分销商和制造商。
2)假设供应商拥有无限的生产能力,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为常数并与买家购买的时间点独立。
3)为了方便计算, 假定供应商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
4)某时刻内顾客购买某商品的数量满足系数为的泊松分布。
5)公式p(qT)=a-qT中系数α的随机扰动会使均衡产品需求量也发生成比例的扰动。在本文中，因假设需求曲线的斜率为-1，所以随机系数和均衡产品需求量满足了相同的泊松分布。
6)市场需求不确定的时候是第一时间点，此时市场需求函数中的系数满足特定的概率分布；销售期开始时是第二时间点，此时市场需求量已经明确，市场需求函数中的α已经确定并且可以被观察到。
1.2模型的构成
由上述假设，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如下，其中，供应商决策变量包括：预测订货价格，就是发生在第一时间点的订货价格Cα；市场价格Cp，就是第二时间点时，根据明确的市场需求所定的订货价格，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为决策目标。分销商决策变量包括：预先订货量q1，后来订货量q2，分销商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
在分销商只允许一次订货的情况下，我们有
1)预测订货：此时q2=0且q1＞0，博弈树的决策顺序如下：首先是自然决定α的概率分布；然后制造商预测订货的产品单价Ca；分销商决定购买量q1。两企业的利润表达式如下：
E[πq1(q1)]=∫∞a=0(a-q1-ca)q1f(a)da=-q21+q1(λt-Ca);
E[πC1(C1)]∫∞a=0Caq*1f(a)da=12(λt-Ca)Ca;
根据逆向归纳法可以求得，泊松分布的均方差之比σμ=1λt=k，它代表了概率分布的稀疏程度。将k代入上述的最优结果中，可以得到
最优分销商购买量为q*1=1-Cak2k2
最优制造商要价为C*1=12k2
制造商最优利润为E*(πC1)=18k4
分销商最有利润为E*(πC2)=116k4。
从结果看，当达到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时，制造商的利润是分销商的两倍，大小与最终产品的概率分布的稀疏程度有关。当增大时，将导致利润明显地变小。
2)延时订货：此时q1=0，q2＞0，两企业的利润表达式如下：
分销商获得的期望利润为E[πq2(q2)]=(a-q2-Cp-θ)q2，
制造商利润 E[πCp(Cp)]=∫∞a=0(Cpq*2+θq22)f(a)da=0.5(Cp+θ)(λt-Cp-θ)
同理可得，最优订货量和产品延迟订货单价q*2=12(a-Cp-θ)，C*p=12(λt-2θ)。代入k得：
制造商利润E[πCp(Cp)]=∫∞a=0=∫∞a=0(Cpq*2+θq*2)f(a)da=0.5(Cp+θ)1k2-Cp-θ
最优订货量和产品延迟订货单价q*2=12(a-Cp-θ)，C*p=121k2-2θ。
制造商最优利润E*[πp1]=18k4，
分销商最优利润E*[πp2]=14k21+14k2。
在本模型中，制造商的应急能力和制造提前期的问题并没有作考虑，因此比较延迟订货和预测订货，会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制造商收取费用作为对延迟订货的惩罚，这使得订货量变少了，但是它也使得订货单价降低，分销商获得了收益，均衡的结果就是供应链的总利润提升了。
2模型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一些假设条件存在的，上述结论也不例外。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就如上述供应商的生产能力无限等假设是不存在，从而试着分析抛开前提假设的结论是否存在。
2.1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厂商的议价博弈
要在下游生产商和上游供应商的总利润为的情况下，对其总利润平均分配。对此非合作博弈我们可以从议价博弈树来看。有限的市场利润的情况下，较强的议价能力往往意味着较大的利润占有额。即为上策均衡，理想的状态下，双方势力相当，可以平均分配市场利润。但现实中议价能力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对其产生制约，如采购经费、原材料成本的升降等，不是主观上能决定的。然而客观因素制约了下游生产商议价能力。反过来假如上游供应商具有垄断性，那么下游供应商将处于弱势，现实情况下，存在竞争的的上游供应商，如果自身议价能力过于强势，下游厂商在未能达到理想价格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供应商，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损失，从而，此竞争导致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受到了制约，因此双方都不能严格占有势力地位，不管强弱都不会有哪个突出。然而这二者的议价能力是均衡的。因此这里的议价能力均衡是满足了模型中的条件的。
2.2进入性威胁博弈
由上述论述可知，如果下游制造商生产某一种原材料已知的商品，而此商品可以从上游的各个原材料供应商处获得，加行存在竞争的上游供应商，致使原材料价格趋向相同，从而该下游制造商就可以把所有的上游供应假设为一个有垄断地位的单一生产商，本文之前论述的模型制定自己的订货策略可以有效实现。同理可得，上游厂商也可以认为所有的下游生产商可以被看做一个垄断的单一体，从而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由以上论述可得，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生产商之间存在相对垄断地位，完全符合模型中的假设。
参考文献
[1]汪波，杨天剑，赵艳彬.随机需求下的产量与定价博弈论供应链模型［J］， 工业工程，2004，06:33-36
[2]王沙沙， 基于博弈论的省内民营种业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9
期货博弈本质篇8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影响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下降周期，为了应对宏观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启动了 4 万亿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对稳定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振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减轻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重点分析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于预期在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学派发现，并最早在经济学层面上提出预期这一开拓性概念，他们认为对价格等变量的预期是企业家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机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预料之中的货币政策对产业和经济周期有影响，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更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总产出；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公众根据过去的预测误差调整当期预测，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信息充分和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论证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即公众能够预期到货币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货币政策规则不影响实际产出。
二、预期的存在性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最终发挥效用要经过若干个时滞，在这一系列时滞过程中贯穿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虽然不同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会对其传导机制有不同的理论见解，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过程是客观的，预期在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货币经济学派的理论都隐性或显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预期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才使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因为公众预期的存在使货币当局与代表性公众的决策顺序发生变化，无预期的货币政策模型必然是一个政府先行的动态博弈（在博弈树中，由于当局先行，代表性公众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而有预期的策币政策模型是一个公众先行的动态模型（在博弈树中，由于代表性公众先行，货币当局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所以此时货币当局做决策时不得不把公众的预期行为考虑进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函数或反应对应。
根据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个货币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政府在给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会存在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他们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率组合是动态不一致的，政府没有积极性坚持这一组合，而最终的动态一致性组合却是次优的。所以在这里，本文认为，由于预期的重要性，结构类似的货币政策博弈要长期化，政府要重视自己的声誉，言行一致，使公众形成“好”的预期，这样才能走出次优困境，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精炼均衡结果。鉴于预期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给出一个简单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效应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方松（2004）设定模型推导了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集包括零货币增长率与正货币增长率两个战略；公众的决策集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为负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两种战略并根据不同战略做出不同的市场行为；事实上，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正货币增长率战略严格优于负货币增长率战略，故其选择正货币增长率为其最优策略；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公众迅速认识到中央银行会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故其必然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作为其行动基础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该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是中央银行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公众选择正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这一模型说明，当货币当局的行为精确无误地被公众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而是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强大的威力，预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加以引导，使其成为造福经济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随波主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由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上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做出的，而实际经济体系复杂的多，更加适合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去拟合，而且现实的预期不会是理性预期，放松的假设是适应性预期，代表性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但这些对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会否认预期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相关分析由黄有光（Ng，1986）给出，他在其原创理论综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五种境况，其中提及到的一种是宏观经济的“预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众预期产出物价组合向量是多少，那实值的产出物价向量就会是多少，也就是说是代表性公众的预期，而不是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决定了宏观经济均衡。这同样说明，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四、货币政策预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简单的拟合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预期因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因子的独特性质，这就是其对每个实值金融经济学变量都会有一个预期值。实际利率对应其预期利率、实际货币余额对应其预期货币余额、实际汇率对应其预期汇率等等。所以预期因子在金融领域起着既重要又广泛的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具有权重性和广泛性两重性质。此外，隐含在预期背后的是动机，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有什么样的预期也就有对应的行为动机。公众总是根据其对宏观经济因子的预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动态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期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每个参与方都试图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终的均衡可能是次优的，而非帕累托最优的。预期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具体看如何引导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预期效应可能使政策成效与目标之间产生离差，事实上，货币当局可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及建立和维持声誉等方式合理引导预期向着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期货博弈本质篇9
1. 我国医药行业的主要营销模式
1.1 全国总经销模式
全国总经销商模式是药品生产企业授权某单个经销商或几家经销商在全国范
围内销售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种，全国总经销商可以负责生产企业某个产品的市场开发，也能负责其所有产品的市场开发。
1.2 区域经销商模式
区域经销商模式就是医药生产企业在进行药品销售时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
在每个区域挑选一个或多个经销商进行产品的推广与销售，这种销售模式是生产企业通过招商或加盟的方式，将产品以底价供货，现款现货方式出售给组织或个人，组织或个人享有该产品在某一区域的经销权，成为该区域的经销商，并代表药品生产企业在该区域内从事该药品的销售和产品推广工作。
1.3 销售公司加盟连锁药店模式
企业组建自己的临床销售队伍，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此种模式一般是药品
生产企业注册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设立外办事处或医药分公司，并招聘销售人员来销售自己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2. 博弈分析在渠道管理中的应用
2.1 “药厂方两难困境”的博弈分析
若药厂方与经销商的关系属于药厂方单方面依赖经销商的市场销售，而药厂
方对市场没有掌控，那么药厂方对经销商通过合同建立起来的约束力将大大降低，这就导致当经销商窜货时，药厂方在处罚策略的选择上将面临困境。
该博弈中医药企业的纯策略空间是处罚和不处罚，经销商的纯策略空间是窜
货和不窜货。
（1）当药企执于短期收益时，面对经销商的窜货，若药厂方进行处罚，那么将会导致经销商对市场的放弃，这样药厂方在短期内的市场损失是很大的，而若药厂方采取不处罚的策略时，短期内将不会面临市场风险，通过分析药企与经销商短期收益博弈可知当药企面对经销商的窜货行为时只要在其短期忍受范围内，企业并不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
（2）药企执于长期收益，在面对经销商的窜货时，企业长期不进行处罚，那么
企业的销售网络将受到破坏，市场损失将是巨大的，而处罚则会带来企业良好的
渠道建设，对企业是有利的。
分析可知当经销商窜货时，药厂方效用即处罚时的效用要大于不处罚时的效
用，此时药厂方的理性决策显然为处罚，面对药厂方处罚的策略，经销商则会做出理性的决策不窜货。
2.2 “药厂方两难困境”的解除
药企在执于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时有两种相反的纳什均衡，而这两种均衡形
成的原因主要在药企对经销商的单方面依赖，对经销商报复造成的市场损失无能为力，因此解决两难困境最主要的方法是需要药企尽快找到相应的替代经销商，将经销商报复带来的市场损失降到最低，从而解决这种厂商不对等的局面 。
由此分析便知，不管经销商窜货与否，药厂方的优势策略都是处罚，这样，在能尽快寻找相应替代经销商的情况下，解决药厂方对经销商的单方面依赖，药厂方执于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优势策略均为处罚，药厂方此时的短期收益策略和长期收益策略达成统一，这是打击窜货行为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基石。
2.3 分析“药企两难困境”的意义
（1） 当药企单方面依赖经销商，执于短期收益的药企则只能对窜货听之任之，即纳什均衡为（不处罚、窜货），执于长期收益的药企则要损失短期收益。
（2）当与某一经销商的关系破裂后，药厂方在短期内能够与其他分销商建立分销关系，那么药企面对经销商窜货的优势策略就是对经销商进行处罚，此时的纳什均衡变为（处罚、窜货），“药厂方两难困境”解除。
3 总结
通过医药行业窜货博弈主体与博弈关系的模型，对药品生产企业与其经销商之间的窜货博弈（厂商窜货博弈）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厂商博弈本质上是具有变和的性质的博弈，双方彼此也存在双赢的利基，但如果药厂方对经销商方单边不对等依赖，那么伴随着“药厂方两难困境”的出现，窜货将成为经销商方的占优策略，因此，避免走入“两难困境”是药厂方治理窜货的基本条件。
（2）厂商之间的分销经销关系一旦确立，这种关系往往就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逐步稳定性，并且通过不断的策略调整，双方有限理性的非均衡策略选择最终会趋于理性的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期货博弈本质篇10
2大批量货运人超载与管理博弈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建立一个博弈模型来研究大批量货运人超载现象居多的原因。假设模型有两个参与人，即行贿人(货运人)和受贿人(管理人员)。假设行贿人的纯战略是贿赂或不贿赂，受贿人的纯战略是受贿成功或受贿失败。假设受贿人的正常工资成本为w，受贿被发现其处罚金额为f，行贿人应该标准运输费用与超载运输费用的差额为d，行贿的金额为r，且总有r＜d。则可得行贿人与受贿人的收益矩阵，见表2［5］。由此分析可知，在其他重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贿额越大，则行贿和受贿的概率就越高，也就是越易形成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的权利博弈。因而运输成本高的货运人为了超载而攫取高额利润，就很容易的拿出一部分或者大量的钱来贿赂管理人员。但是成本低的货运人不可能拿出高额的款项来贿赂管理人员，而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冒着被严厉惩罚的风险来收取小额贿赂。
期货博弈本质篇11
从2010年市场的基本面和资金面来看，很难理解上述特点，因为其中存在了种种矛盾。
图1显示，2010年其实是上市公司业绩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年，而且从季度业绩走势来看并没有按照悲观预期的那样增速出现下降。2009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847.90亿元，同比增长25.23％。2010年季度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3450.47亿元，同比增长63.53％，而到了三季报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已经达到11337.6亿元，超过了上一年度，同比增幅达到25.15％。从中看到扣除基数因素之外，2010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恐怕还会稳定在25％左右的速度，这种增速在沪深股市历史上也是属于高速了。这和2008年上市公司净利润下降17％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是股市走势却同样是年初就是高点，这显然是矛盾的。
同时从个股行情的特点来看也有矛盾，从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增长的情况来看，增长情况最好的几个行业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这和市场热点显然并不相符。2010年一直走势较弱的银行股实际上净利润同比增长32.55％，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一直表现较好的消费概念如医药生物，食品饮料和餐饮旅游的净利润增幅在30％以下，却低于上市公司整体水平。而市盈率高企的创业板，三季报实际业绩平平，相比2009年同期增长仅30％左右，还低于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同时创业板三季度环比增速持续下降，业绩增长的稳定性令人怀疑。
可以说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当中，蓝筹股依然是占龙头地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油、中国银行以及新上市的农业银行等净利润排名前十位的公司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近60％。但是在个股结构分化当中，走出牛市的板块当中很多并不是业绩增速理想的板块。
另外从资金面看，应该说2010年货币政策整体从紧的趋势是明确的，但是货币政策的真正转向还是从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从10月份CPI突破4％之后，央行连续采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加息等政策回收流动性。尽管年初央行就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上半年流动性供应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全年行情当中唯一带有资金推动型色彩的行情却出现在下半年，出现在央行密集出手调控政策之前。这显然也是个矛盾。
而且如果从A股持仓开户以及交易数据看，流动性与行情谁先谁后实际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2010年10月18日，深沪股市创出历史天量记录，随后A股开户数才大增，参与交易的账户数也是随着指数的暴涨而快速放大，与其说资金推动了行情，倒不如说行情吸引了资金。从持仓A股账户数来看，这两年不管指数涨跌，一直呈现稳定缓慢增长态势，这和央行政策没有什么相关性。
博弈格局改变
从哪里去寻求解释上述矛盾的钥匙呢?我们必须看到在2010年随着股市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博弈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首先，2010年之前中国股市的博弈盈利模式从根本上说只有一种，即只有做多才能赚钱，做空是为了更好的做多。而在单向做多的博弈模式当中，有实力操纵股价即所谓的庄家也好，还是研究能力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机构也罢，最后的博弈对象实际都是散户，其实就是对行情先知先觉的人赚后知后觉人的钱。
但是在2010年股指期货出台之后，市场单向做多的博弈模式被彻底打破。现在做空也可以赚钱，这样赚钱模式就不是先来的人赚后来的人钱了，而是市场存量资金的博弈。而这种存量资金之间的博弈很快就会演变成机构对机构的博弈，因为在前一种单向做多的模式当中机构有更强的先知先觉的能力，所以最终会变成机构和散户的博弈。而在后一种双向交易的模式当中，机构和散户都需要选择多空方向，最终博弈只能演变成多空代表的机构之间的博弈。
2010年股指期货的出台，可以说给行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看到，现在股市上两种博弈盈利模式共存。结果在股指期货标的不相关的板块也就是小盘股这些品种上面，依然上演着传统的单向做多盈利模式。但基金等主流机构受规则所限，对这些品种的参与度有限，于是小盘股，主题投资等就成了私募等资金的舞台。而在股指期货标的相关的品种也就是沪深300成分股上面，双向交易盈利模式开始出现。但另一方面2010年管理层为了顺利推出股指期货，对交易制度做出了种种限制，基金等机构反而很难光明正大的进入股指期货市场进行博弈，这造成了蓝筹股反而成为内幕交易做空投机的牺牲品，股指期货未能正确发挥定价功能。
其次，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结束，市场已经迈进了全流通时代。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前，深沪股市只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总股本7600多亿元，流通股本不到3000亿元。而现在，深沪股市已经有2000多家上市公司，总股本达到3.3万亿元，流通股本接近2.5万亿元。股改前，流通市值才1万多亿元，现在已经20多万亿元，市场规模已经由量变完成了质变。
虽然2010年大小非减持规模不大，但是累积效应不容忽视。事实上，在日积月累的减持浪潮冲击下，市场资金构成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以前股市上有所谓的基金抱团取暖的说法，而现在基金抱团取暖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小非手中的个股解禁，基金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已经由2007年最高的30％左右下降到不到10％。而根据Wind数据统计，阳光私募产品市值都接近1000亿元，这还只是公开的产品。可以说现在市场上，大小非，社保、保险、基金，券商、阳光私募、社会游资等等角色众多，再也不是以前基金一家独大，主导市场的时代了。
事实上，在这几年沪深市值的高速增长下，目前流通市值比例已经接近三分之二，流通市值和M2的比例已达历史高点(见图2)。可以说，尽管这几年宽松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股市市值增长也同样惊人，现在已经根本不是哪一类资金能够主导市场的问题，而是在
这么大的市值环境中，市场整体向一个方向运动需要难以想象的比以往大得多的资金，以至于这种整体性的单向运动很难持续。2010年股市的波动规律很难按照传统的技术分析去理解，其实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以前的市场是个小水塘，而现在则是大水库，同样强度的阵风吹过，在两者引起的波浪截然不同。
正是因为全流通以及双向交易模式的出现，沪深股市2010年的博弈格局逐渐演变成机构之间的多空博弈，大盘未能出现持续性较长的方向性机会，反而是大幅震荡，传统的单向做多的模式只在个股的结构性行情当中存在，导致了小盘股以及主题投资走出上升通道。
博弈的钥匙――政策预期
市场博弈格局的改变决定了股市震荡市和结构分化的格局，但是什么决定了股市震荡区间的大小以及波动的转折呢，我们认为，这和市场博弈的标的有关，这就是把握市场博弈的钥匙。
经济学理论表明，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往往是提前反应经济的变化和走势。然而，我国股市对这一规律体现的并不明显(见图3)。在股改启动前，股市的波动方向和GDP的波动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在股改启动后，股市波动方向和GDP的波动方向虽然趋向一致，但当时这种方向一致往往是以按年为级别的周期体现出来。在季度周期的波动当中，股市的波动往往大幅放大了经济的波动。这样就导致股市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充满了无规律的时间错位以及波幅错配的例子。
比如说，从时间上看2008年我国股市大概提前宏观经济一个季度见底，但是在2009年股市8月份即见顶3478点，之后2010年宏观经济出现回落的影子是在二季度末，股市提前见顶了近三个季度。可以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提前多少时间却没有规律，同样从波幅上看，GDP增速从2008年初的10.9％降到年底的9％，股市从4000多点跌到1664点。随后在政府的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作用下，2009年GDP出现报复性反弹，到了2010年1季度回到历史高峰11.9％，上证指数却还没超过3000点。而2010年尽管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下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会回落，但现在看GDP增长不可能低于10％，而股市却最低跌到2319点，股市波动幅度明显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幅。
这是因为对于中国股市来说，虽然目前已经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由于级市场的供给和选择实际是政府控制的，那么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市场化的股市。到现在为止，股指期货等的引进只是使二级市场博弈格局市场化了而已，一级市场还是一个政策市。因此，二级市场的博弈从根本上看往往不是经济走势，而是政策预期。没有股改的政策，股市的波动基本没有反应中国经济的走势。股改之后，大量在国计民生当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被引入股市，股市波动方向才和经济走势方向趋向一致。但是对于股市来说，政策这只有形之手始终是高于经济这只无形之手的。
从图3中可以发现，当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方向一致时，股市往往会发生强烈的波动，比如说2006，2007年，政策资源通过股改等不断地投入市场，而同期恰好是我国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股市从而实现了罕见的升幅。同样在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失误，没有预料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错误使用了从紧政策，导致股市出现罕见的暴跌。但是当两只手方向不一致时，股市在中短期波动当中更多的是反映政策这只手的力量，而在长期来看两只手的力量互相抵消，会使股市的波动趋向一个箱体震荡。
期货博弈本质篇12
一、竞合的内容与含义
如图1.1所示，竞合关系是博弈理论的应用结果。其中的“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争取价值的过程，而“合作”，则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在竞合关系的建立中，增加互补者（complementors）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与做法，它能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变成更有价值。
图1.1 竞合关系的内容与含义
二、竞合的意义与价值
（一）竞合是博弈论的应用结果。博弈论的理论模型中，通常根据全体局中人的支付总和是否为零，将博弈过程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在前者，即零和博弈中，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这是博弈只发生于甲乙双方时。
如果博弈过程的局中人超过两方，就可能出现其中一部分的局中人需要进行合作的问题，此时的两个极端情形是：1、零和博弈（即无合作）；2、与所有局中人合作，从而使他们总收入达到最大。后者就是“非零和博弈”，也可称之为“合作博弈”。
博弈论的分析可以带给企业经营者以这样的启示：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亘古不变的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如若将其演变成难以调和的“顶牛”、“针尖对麦芒”，就失去竞争的本质意义，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对抗”关系。
竞争的战略和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与“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截然不同的是，新时代的竞争战略和理念是以“合作”、“共生”、“培养竞争伙伴”、“跟对手一起成长”作为主题的[1-2]。在竞争的过程中，与对手建立长期的关系，相互依存，共同进步，谋求一种长久的竞争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这个典型的合作博弈类型正是“竞合”的理念[3]。
（二）竞合以“双赢”作为宗旨。“双赢”（win-win），就是要从摒弃传统概念中关于企业之间非赢即输的看法，改变为更具合作意愿、为谋求更大利益而共同努力的关系。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这样的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优势互补，方能双赢（或共赢）。企业如果能够树立一种与竞争对手合作的观念并为之去努力，而不是将眼光始终放在如何不惜代价地去搞垮对方以争夺市场上。
（三）竞合是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与保障。供应链中的各方都可看作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环节，它们都是整个链条中创造价值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供应链上的诸多企业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如前所述，竞争与合作都是处于价值的考虑，竞争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为了整个供应链利益的最大化。
链上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有效缩短交货时间，提高货源的质量，同时，还可以降低生产与运营的成本。
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可以充分发挥链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创造竞争的整体优势[4]。链上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有效缩短交货时间，提高货源的质量。同时，还可以降低生产与运营的成本。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可以充分发挥链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创造竞争的整体优势。
三、港口竞合的博弈模型
港口的竞争与合作，可由图1.2的博弈模型来表达。
图1.2 港口竞合的博弈模型
如今，产品及服务的“同质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港口要在竞争中取胜，就会推行“异质化”的策略。如此一来，不同的港口或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方针、重点业务、服务特色等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如何，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效益，是不同港口的相同追求[5]。按照博弈论来进行分析，不同港口之间博弈的结果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就是图中Ⅰ、Ⅲ象限所表达的“合作-合作”与“竞争-竞争”。由此可见，不同港口之间存在着“同时竞争”与“同时合作”两种博弈均衡。
假设有A、B两港。当A港与B港之间的利益目标相同时，双方可能倾向于合作。这种合作和分工做得越好，所创造的价值就会越大。在合作的同时，双方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定会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如果合作博弈的过程进展得顺利，它们的关系就会进一步走向合作，反之则有可能走向竞争。
按照博弈论的思想来分析，不同港口之间的博弈行为可能表现为竞争博弈与合作博弈两种形式。
（一）竞争博弈。见图1.2 港口竞合的博弈模型中的Ⅲ象限。参与博弈的港口之间，各自的利益是完全不一致的，此时，任一港口都会注重自身的收益而不会考虑对方的利益，一方所得乃另一方所失，港与港之间的行为就表现为“对抗性竞争”，这就是“竞争博弈”的情形。
（二）合作博弈。见图1.2中的Ⅰ象限。参与博弈的港口，其利益完全一致，不同港口之间的行为表现为合作，彼此都会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并会基于长期的互相信赖来分配额外的价值。这样的“合作博弈”如果能够长时间坚持，就有可能形成“联盟”，追求“共赢”的结果。
（三）竞合博弈。正如图1.2中的Ⅱ象限和Ⅳ象限。参与博弈的港口之间，利益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一致，此时存在合作的前景和必要，是一种非稳定性的均衡，类似于力学中的“随遇平衡”。当某一港口获得的收益（或称正效应）大于损失（即：负效应）时，参与的港口之间会倾向于彼此合作；反之，两个港口就会倾向于选择竞争。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目标，可能会在某些方面选择合作，在某些其他的方面则选择竞争，抑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竞争或合作策略[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竞合博弈的过程究竟是走向合作的方向，还是趋向于竞争，实际上取决于不同港口之间通过彼此的合作能否创造额外的收益或价值，同时，也取决于参与者，即港口的经营方针或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刘洋.影响港口集团间竞合关系的因素分析[J].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4（2）： 32-35.
[2]刘凤元，李晴，李波，元利兴.国外竞合战略的理论研究概述[J]. 现代管理科学，2013，06： 68-70.
[3]谭介辉.竞合战略：企业逆境突围的利器[J].中国经济周刊，2013， 23： 21.
期货博弈本质篇13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1-0128-03
0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中国政府把物流产业列为十大振兴产业之一,说明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物流产业相对滞后,必须扶持振兴。公路货物运输,具有集散功能,在现代物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既可以作为单式运输独立存在,又是多式联运的纽带,是铁路、航运、航空、管道运输充分发挥优势的重要前提条件[1]。但是当前中国公路货物运输业发展滞后,企业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信息化程度低、不专业,并且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讲信用、超载超限严重,严重阻碍中国现代物流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针对中国公路货物运输企业竞争激烈的现实,从博弈论角度运用Bertrand寡占模型对企业价格行为进行分析,从运输企业提供的服务价格与服务质量关系角度用纯战略均衡和混合战略均衡等方法进行探讨,得出公路货物运输企业采取提供不同服务质量的差别定价战略,得出此战略能使运输服务供应方和需求方均得益的结论,发现差别运输服务价格反映运输服务价格与运输服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
1公路货物运输企业间的价格博弈分析
(1)基本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