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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1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社会问题，只是在程度上有着不同。人口老龄化是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的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已经成为事实，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1.38亿，占比超过10%，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养老的困境。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问题的研究分析，对解决这一问题就能提供有益依据。
二、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特征以及对养老产生的影响
（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特征体现
我国是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发展水平都有着显著提升，但是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也表现的愈来愈鲜明。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老龄化的人口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老龄人口的地区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协调，老龄人口的城乡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老龄化的程度也高于全国的水平。未富先老的特征也比较突出，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跟不上老龄化的速度，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发展现状来看，是先富后老，而我国却恰恰相反，老龄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龄化的人口数量比较大，发展的速度也比较快。人口在低速发展的阶段，老龄化的问题就比较突出，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在前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在人口的增长率相对比较低，这就加快了老龄化的程度。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国家，但是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来看却是最快的。并在老龄化人口分布方面呈现出东西部不同以及城乡差异显著的特征。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同时，必然会加大家庭养老的经济压力。而我国的农村主要是家庭养老的方式，人口老龄化数量比例的加大，使得老年人的抚养比例也在进一步增加，这对我国养老保障发展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带来的影响，在农村的养老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抚养比也不断的上升，这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大幅减少，从而使得劳动成本愈来愈高，人口结构的劣势在这一发展形势下就有着明显的呈现。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出现对养老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小层面。尤其是对于一些经济不很发达的地区，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难以为继，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也会进一步加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每况日下。老龄化的背景下，社会养老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我国各个地方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复杂化。
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在家庭养老精神压力方面也不断加大。农村的老年人数量在近些年不断增长，这就造成了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就业的人数大大增加，在农村的规模就会相对减小。空巢老人的社会现象就在这时候鲜明呈现，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比例在不断加大，对家庭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家庭养老的功能就会进一步减小。经济迅速发展的环境下，劳动力大量的转移，老年人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下养老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下养老现状分析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000年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已经占到10.2%，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已经达到7.1%。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是1.67亿人，在占比上达到了12.5%，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8.5%。到2015年大规模的退休潮就加剧了养老的困境，养老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洲相比，中国老龄化问题出现时间不长，但近几年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方面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相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自然增长速度，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很多人称之为“银潮”或是“人口海啸”，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引发全球关注。
从加剧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就是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了。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人的平均寿命有了延长，其中60岁以上的男女年龄性别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比^大，在速度上也比较快。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加重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提出很大的挑战，主要就是养老基金的缺口在进一步加大。从全口径的层面来看，如果是依照着退休人员每年以6%速度递增的情况来看，养老金的缺口将相当于我国年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一缺口是比较大的。在另一方面，我国的农村正式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加大，同时对医疗资源以及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大。
（二）人口老龄化下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老模式的发展问题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层面的问题。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分为三个，也就是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以及机构养老模式。在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的同时，每种养老模式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的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中，老年人需要的服务都是通过专人进行负责的，这就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老年人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有亲人提供以及自身存款和国家补助几种方式。从养老机构角度来说，也有着不同的类型，有公办福利性养老机构，还有公办养老机构等。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养老机构，在面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时期，在服务的质量以及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资金的不足以及专业服务人员的缺乏等，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养老问题内容。
第四，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化培训。养老机构当中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加强提升，在对基础设施完善建立的同时，服务效率以及水平得到了提高，才能真正有助于养老困境的突破。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和高校能展开合作，在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训方面进行强化，扩大对医疗以及护理和心理咨询专业的大学生进入到社区等提供养老服务的数量，在服务队伍的稳定性方面，以及留住人才方面要加强重视。充分重视对老年人的照料管理，对大规模集体式照料的方式要加以改善。加强养老服务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工作实施，积极扩大志愿者的队伍等，监督养老管理以及服务人员的工作规范化开展，对老人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加强子女孝道教育和互助养老措施实施。为能保障养老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就要充分重视对子女的孝道教育，子女要能主动承担其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陪老人散步聊天，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老人的自我养老也比较重要。老年人能储蓄相应的财产用于养老，在财产资源的分配方面要合理化，这样能为子女减轻经济压力，对自身的生活品质也能得以保障。在互助养老的构建层面要加强重视，增加互助养老点设施建设投入，养老互助点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这样就能大大减少养老的成本，对老人的生活乐趣也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或者是通过互助协会的建立，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注重对老年人互助保障机制的完善建立，对互助养老点的内部建设工作要妥善实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要从多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的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发展。从理论上对养老的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养老的影响分析，通过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措施，对我国的养老困境的解决就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青连斌.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展望[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03） .
[2]张苏，王婕.养老保险、孝养伦理与家庭福利代际帕累托改进[J].经济研究，2015，（10） .
[3]姜向群，郑研辉.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社会建设，201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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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2
前言
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年"是几乎每个人都要走过的一个自然状态，而养老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优良传统。如今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问题，在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看我们是如何做的，作为一个规划工者，根据老年人的需求，为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生活环境，可谓义不容辞。
项目背景
大连市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位于甘井子区黄山路南侧，东南侧紧邻水池山，是甘井子区民政局的下属单位之一。
1.1历史沿革
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是于1990年春，由当时的甘井子区民政局局长――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陈玉明，根据甘并子区处于城乡结合部要先富一步的特点,率先提出创建区福利院的设想。随后取得区政府领导的赞同和支持，最终建造。
1.2现状情况
经过了20多年的使用后，福利院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老人，曾经在院子里的小树已长成大树，青山绿树依旧，但现有福利院设施已经变得陈旧，福利院建筑的规模也限制了入住的人数，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和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带来的越来越多老人的需求。因此，甘井子区民政局妥善安置好现有的老人后，对现有社会福利院进行原址重建的改造。
1.3未来构想
据统计，2006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2%，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专家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人口比重26.5%。大连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也显示，大连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达到10.71%，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首位。在大连乃至全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在这样一个人口急剧老龄化的大环境下，新建的社会福利院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入住老人数量的增加，也包括对老年人设施质量的需求（因为75岁以上老人对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并最终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老有所“乐” 的美好愿景（“养”指舒适的居住条件；“医”指先进完善的医疗服务；“乐”指优良的自然环境及文化体育场所）。
现状问题
社会福利院是以养老、救孤、济残为目的而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而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是以养老为主的一家社会福利院。随着大连市的发展拓建，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的位置已经从市郊，变为了市内。更有利的区位条件将更好的为周边服务，而现有设施已落后于周边发展，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福利院的重建已势在必行。
2.1老年人口数量激增与与养老设施缺乏的矛盾
人口老龄化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
而老年人口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建国初期的人口大规模增长，如今那一时期的人已逐渐步入老年。
2.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城市里的老年人口总数也在增加。
3.医疗水平的进步，降低了死亡率，留住了更多老年人。
因此，养老设施在大量老年人口的冲击下，产生了缺乏的现象。形成了城市老年人口数量激增与与养老设施缺乏的矛盾。
2.2现有养老设施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更多，更高龄老人的需求
作为享誉全国的生态宜居城市，大连也成为了全国养老的首选城市之一。但是，由于之前大连的发展定位，甘井子区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边缘区，“大钢”、“大化”、“大纺”等企业集聚，导致了这里的空气质量不容乐观。而现有福利院又始建于20年前，面积只有3600平方米，虽有5层楼，却没有电梯等辅助设备，在无障碍设计方面可谓严重欠缺，已经无法满足现今数量更多，更高龄老人的需求。
2.3养老模式探讨
应对不同人群的需要，养老模式也根据被养老人的生活，经济和健康状况，进行了细分。
国内外的养老模式大致有21种，分别是：1、机构养老。2、居家养老。3、居家式社区养老。4、乡村养老。5、以房养老。6、异地养老。7、售房入院养老。8、售后回租。9、租房入院养老。10、基地养老。11、旅游养老。12、大房换小房。13、合居养老。14、集中养老。15、家内售房养老。16、钟点托老。17、遗赠抚养。18、招租养老。19小型家庭养老。20、货币化养老。21、消费养老。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福利院的养老模式，应属于上述提及的第一种模式――机构养老。
规划方案设计
基于以上对项目背景，现状问题和养老模式的研究。推导出本次规划的指导思想和规划理念。
指导思想：
1、老有所“养”， “养”指舒适的居住条件。
2、老有所“医”， “医”指先进完善的医疗服务水准。
3、老有所“乐”， “乐”指优良的自然环境及文化体育场所。
规划理念：
1、打造有利于安全使用的交通模式和竖向设计。
2、打造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空间布局和景观设计。
本规划项目，位于一大片成熟的居住区内，北侧为供应设施用地，南侧为山林地，西侧为住宅用地。
图1 规划地块及周边地块用地图
图片来源：大连市甘井子区椒金山控规
道路系统设计
福利院用地的主入口在用地北侧的黄山路上，西侧的一条规划路由于是主干路，因此只做了一个次要的人行出入口。车辆经由主入口的道路直接通往地下车库，尽量减少与内部活动的老人造成冲突。考虑到消防，围绕用地做一圈环路，并设置个别临时停车位，只为平时方便接送老人的个别车辆使用，环路主要以人行为主。结合福利院建筑主体周围的开敞空间，设计了人行步道。并利用山体，拟建了山间步道。
场地竖向设计
由于大连市地处丘陵地带，规划设计中，竖向的设计比重相对较大，甚至会影响整个方案的成败。本次规划正好在一个东南高，西北低的坡地上，而受用人群还是老年人为主，合理的竖向设计将会极大方便日后的使用。
结合地形，建筑也做了地下和半地下的处理手法，建筑周边的开场活动空间尽最大可能做到较平整。周边消防通道的坡度也都必须在设计允许范围内。详见图7。最终方案在下挖平整了场地后，沿东南侧山体做了挡墙处理，整个用地在建筑和道路的分隔下，分为两个大的平台，适宜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空间景观设计
如图2所示，在建筑的分隔下，用地内东西形成两个硬铺的小广场，南北形成两个小花园。用地的北侧，连绵的种植植被，形成绿化带，用以形成对用地北侧供应设施的隔离。用地东南侧，利用开敞空间引入水池山的自然山体绿化景观。最终形成一个空间丰富，环境优美的老年人乐园。
图2 空间景观分析图
图片来源：笔者绘制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何提高养老设施的质量，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整个社会是否幸福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和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规划设计，将越来越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作为机构养老模式的代表，本次规划只是针对这一模式，在特殊地段进行设计的一个案例。随着未来规划的落实，建筑的竣工和内部软硬件的配套完成，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将会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吕树金。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晴――记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海燕。海燕杂志社。1997年06期。
2张良礼。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及规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 。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3
（一）必须认识到：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能忽视的议题
1、人口的确在加速“老龄化”。据统计，1949年前，中国国民平均寿命是39岁，到1996年达到61岁，到200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71.6岁，接近72岁。特别是独生子女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人预测，今后一段时间，50岁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还将会急剧增加。到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预计增加到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客观的事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已经喊出了“2020年，谁为我们养老？”的疑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中国人现在担心养老问题，37%的人认为退休后自己生活水平会“严重下降”。再过十多年，4+2+1式（4位父母、夫妇2人、1个子女）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将成为家庭的主流角色。许多老年人、或正走向“老年人”行列的人担心，让一对小夫妻负担6个老人的生活似乎是空想。所以，他们喊出“谁在未来为我们养老”的呼吁是正常的，也是理解的。
2、问题严重性在出现。人口老龄化，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和现象。在不少大中城市中，“空巢”老人的数量在增加，有的加速增加，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关专家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人家庭“空巢”率将达到60%左右，到2050年，这一数率将达90%左右。其中，高龄“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还多于三分之一。如：在江苏连云港市，“空巢”老人家庭中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有3万多人，占“空巢”老人的33%.有人对南京某社区进行“涉老”问题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有68%的中老年人患高血压、骨质疏松等1种以上的常见疾病，为后代带孩子感到吃力。2005年8月4日，长春市81岁的“空巢”老人王一本在家里死亡，4天之后才被发现。大庆市55岁的独居老人卢某被发现死亡，经鉴定已离世半年之久。而江苏南京市近年来就发生20起孤寡老年人死在无人照顾的家中的悲剧。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外出打工，竟将自已4岁的男孩留在家中，还叫本来也需要人照顾的七十多岁的爷爷照看。结果有一天，爷爷躺在床上起不来，气断身亡，幼小的孙子也因无人照看，最终也饿死在其爷爷的床边。待年轻夫妇回来后，为时已晚，落个惨痛的悲剧。“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已经客观出现；说明老年人需要关怀，需要照顾，需要看护，需要救助，需要社会的关爱。
（二）要充分认识到：关注老龄问题和重视老年工作已被各级党政摆上了重要位置，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党中央、国各院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养老”事业。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制订了相关的对策，对搞好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养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老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和明确。《建议》中指出：要“认真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书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为我们必须要做好老龄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文件。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专门主持召开全国老龄委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老龄工作。这些说明，党中央、国各院是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和
“养老”事业的。
2、政府部门十分重视“老龄”“养老”工作。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都把老龄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摆上了重要位置，2005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以主题为“老年学的多学科视野”首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在会上强调，要求我们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老龄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新在谈到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一项列出。国家民政部、社会劳动保障部等部门也都针对“老龄”、“养老”的问题和现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已经加以在全国实施了。不难看出，我们的政府及其各部门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是高度重视老年工作的，是十分关心老年事业的发展。
3、社会在对“老龄”工作给予关注、关爱。针对不断出现老龄化社会问题，针对“银潮”的到来，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少社会组织充分采取措施，为解决老龄问题，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如：北京针对“空巢”老年家庭增多的现象，专门制订了对这些家庭“一天一电话，三天一见面”的定期拜访制度。重庆市，发动人力将印有社区24小时值班电话的黄丝带分发到“空巢”老人手中，只要打电话，就有志愿者前来提供救助或服务。江苏省南京市有个叫锁金村社区，先前早些时候，就在邻里之间推出过“平安铃”；以提醒和倡导邻居照顾“空巢”老人家庭。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延东社区，对于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家庭，采取定期上门询问制度，发现困难及时解决，同时也发动邻里之间相互帮助。不少保险公司也针对因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养老”的问题，大力做好“养老保险”这篇大文章，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事业，推出了不同的养老险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如：新华人寿开设“吉庆有余”分红型两全养老险种，是深受广大“未老的年轻人”喜爱的“补充社保的养老计划”。
（三）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税收政策在解决老龄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和措施，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和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完整的、科学的、到位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特别通过利用国家出台的优惠税收政策将是解决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一是要认识到：税收政策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有必要采取的政策组成部分。老龄化问题，需要国家关注，需要国家重视，需要政府重视，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而政府采取的措施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可以使用税收政策，可以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来应对日益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来调节和促进老龄工作，来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
二是要认识到：税务部门是支持、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重要部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需要各部门的支持、关注、配合，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关爱。而税务部门是落实、执行税收政策的最主要部门。税务部门将相关税收政策落实好，贯彻好，执行好，就能有利于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的顺利开展，就能有力地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重大，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责任心，有义务地认真做好各项涉及“老龄工作、老年事业”的税收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有义务地全面执行和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为促进和推动整体老年事业发展增添后劲，提供动力，提供支持。
三是充分认识到：通过税收政策促进老年事业工作，推助老年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认识到，通过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方面，要认识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出台将会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条件，将为开创老龄工作新局面带来机遇，将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带来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国家通过制订相应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机制上确保推动和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可以从法律上为鼓励和促进有利于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确定和明确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需要税收政策支持的方面和项目
人口老龄化的确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存在着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认真正视这一问题。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必须要对相关的方面和涉及的项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明确哪些是需要通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且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方面和项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和项目。
其一，对举办、开设“老龄人、老年人”专门服务的商店（场、社），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服务机构和企业主要包括：一些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特别商店、服务场所。比如：对这类商店、商场、经营销售部、服务社销售老年人专用的服装、保健商品以及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特殊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这些项目，使大多数的老年人直接感受到国家、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零距离接触到“老年事业”与众不同，真正感受到一定的“优惠”就在身边。
其二，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企业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娱乐中心、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等。对这类方面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照顾，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
思想负担，充实老年人的精神境界，丰富和活跃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其三，对专门为老年人建造的公寓、住所取得的收入及其附属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专门投资兴建的“空巢老人”居住场所，老年人集中生活的公寓，以及经批准开办的民营老人福利院、各类开办的托老所等。这些项目的开办，可以直接为老年人带来益处，减轻社会的负担、压力，有助于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工程发展。
其四，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咨询服务机构，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项目和机构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解释、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公司，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其他知识服务的咨询公司以及专门对老龄问题进行研究的咨询机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婚姻介绍、联谊活动服务公司、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谈心站等。
其五，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医院，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机构和项目，具体包括：各类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保健医院、医疗救护中心（站）、料理护理中心、生活救助中心等。对这些项目给予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延年益寿，确保他们健康生活、健康发展。
其六，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方便而生产的老年人专用产品，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可包括为老年人而生产专用的拐杖、轮椅，老年人专用的老花眼镜、特殊保健品、专用家庭医疗设备等，这些产品通过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成本会较低，使一部分老年人直接受惠得益。
其七，对专门为老年人发展事业而捐助赠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对其捐赠部分，可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指企业及其他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老年公益事业机构或用于救助老年人生活、支持老年事业发展而捐助捐献的设备、款项等。对这些项目给予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鼓励、激励、刺激纳税人关注、关心、支持老年事业的发展。
其八，对为“老年人”专门开办的商业养老保险，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对这类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逐步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有利于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功能作用，扩展养老保障范围，为实现“老有所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不断拓宽保障性养老覆盖面。
其九，对专门为促进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信用服务的，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包括：为营建老年服务设施提供的信贷投入，为老年人集中专门开设的信用服务机构，如为老年人办理的信用卡等方面。对这类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在金融方面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便利”环境和条件。
三、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以上所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和推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方面较多，空间较大，涉及面广。但从现实中，从目前情况来看，专门为“养老”投资服务的方面和项目并不多，出台的相关措施也不尽完善，没有从根本上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目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税收政策，制订相关税收行政措施，以应对当前和今后的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和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一些税种方面加以改革和调整。
（一）在营业税方面，应作相应的调整。对凡专门针对老年人服务的营业收入，如：上述涉及的老人医院、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服务社、文化场所、老年人养老院等方面，涉及缴纳营业税的，可进行免征，或者采取先征后退办法，全面实行100%免征营业税。《中国税务报》已经“民营文艺团体获税收支持”的相关报道，对民营文艺团体为老年人组织专门演出取得的收入，同样可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照顾。
（二）在增值税方面，应作相应的改革。对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企业，涉及缴纳增值税的，如：生产老年人专用的拐杖、轮椅等，保健衣服、老花眼镜、老年人日常救护用品等，可以实行免征增值税；或者比照同类产品，给予减征50%的减免照顾；或者在进项抵扣方面可允许扩大范围，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和提高老年人专用产品范围、档次、质量；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用品修理部（如：为老年人专用的手摇车而开设的修理部等）取得的收入，实行完全免征增值税，或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
（三）在所得税方面，应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对专门从事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生产企业，如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拐杖的企业等，取得的应税所得收入，可实行免征所得税，或者比照同行同类产品，同行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按最低所得税率档次征收（即按15%征收所得税）。允许这类生产性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为研究开发老年人专用的新产品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经营企业，如对专门为老年人依法开办的老年大学、文化娱乐场所、老年公寓、养老院取得的所得均给予免征所得税照顾。对于各类企业专为老年人公益服务机构捐赠的设备、款项可以允许税前列支，不列入计税依据。对经国家、省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老龄问题的研究中心，其科研人员实际发放的工资额，经主管税务机关审定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据实发工资的100%扣除。
妆品等，国家可以比照相应产品，减半50%征收消费税，以扩大老年人消费向健康、保健方面发展。
（五）在其他税收方面，也应作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关于这方面，涉及的税收主要有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建税、“利息税”等较小税种。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自用轿车，凭个人身份证、单位证明、健康证明，可享受购1辆免缴车辆购置税的照顾；对于专门出租给老年公益专用的房屋取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房产税或减半征收房产税的照顾；对于已经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性企业、生产性企业，同样给予减免征收城建税照顾；对于专门用于养老保险的存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可免征“利息税”；对经国家批准的专门从事老龄问题和老年工作的研究机构，从开办之日起或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使用税、房产税。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4
人口老龄化还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不断增长，影响积累基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状况下，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化的难题。
面临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老龄意识和建设“老人强国”理念，增强紧迫感，切实负起责任，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应对，认真化解，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反过来，通过不断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这是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适应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
2.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减轻人口老龄化在劳动力方面的不利影响。要把发展老龄产业摆在重要位置，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和优惠扶持政策，引导和促进老龄产业发展。重视开拓老年消费市场，以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
3.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承受能力。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强有力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格局。
1.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研究实行将大额的慢性病门诊费用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大力发展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事业。鼓励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
2.大力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政府要在增加对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兴办不同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民办公助、公民合作、民建民营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等方式，保证养老服务机构正常运行，发挥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援、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形成为老服务网络体系，为居家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3.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要在全社会加强以感恩教育、责任教育为重点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尊老、养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加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措施上鼓励儿女养老。积极创新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机制，推行协议养老制度，明确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建立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政府补贴制度等，努力解决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有强力的组织保证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5
一、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及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2009年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对3500余人进行了“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有44. 1%的受访者认为“老龄化矛盾凸显”将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应当纳入国家战略。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可以从宏观的“人口”和微观的“个人”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宏观的“人口”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老年(一般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年限(即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个人的长寿化过程。直接导致宏观角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少子化,即低生育率;一是长寿化,即人的寿命的延长。可见,微观“个人”的老龄化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宏观“人口”的老龄化,而宏观“人口”的老龄化也包括和体现了微观“个人”的老龄化。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人口学动因,都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医疗、福利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延长:同时也引起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另外,婚育观念及生育状况也要受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避免要受文化传统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总之,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比较晚,水平也比较低。但由于大国意识,总想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加之自我发展的某些判断和需要,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30多年前,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左右,目前已迅速下降到1.8甚至更低的水平(部分学者认为在1.6左右)。至少在近30年左右的时间,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外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长期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其次,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就意味着老年人口不仅增速快,而且规模大。如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 69亿,而且仍以每年近10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第三,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支撑老龄化需求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第四,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正加速发展,但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仍制约着人口的户籍迁移,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更加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据全国老龄委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占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 %。这些特点,致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加严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更加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老有所养
(一)老龄化的四大矛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由于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老龄化,将使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年龄老化,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使人口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减少;同时还将带来劳动力的老龄化甚至减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及家庭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使人口由主要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人口转变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老年人口,而且在转变为老年人口以后,在家庭、职场、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特别在知识经济社会,老年劳动者技术、技能的陈旧过时以及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也将影响其已有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地位。第三,经济结构的变化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医疗、福利需求的增大,以及用于支付年金与护理照料经济、人力负担的增大等问题。第四,生活结构即个人生活周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老龄化将通过少子化和长寿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的延长,使人在退(离)休后还有很长的健康生存时间和需照料生存时间,这就使老年人口在生活行为及时间上都有很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将由以前单纯偏好物质享受逐步向生活的丰富多样化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转变。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要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经济抚养负担的加重,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份额只能相应减小;而且劳动力人口在相对减少的同时,还将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生产能力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弱化,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二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同时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及“老龄化”和“空巢化”,都将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家庭结构的失衡及其生命力的弱化,将动摇社会发展基础,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长寿化”和“老龄化”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就要求人类社会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对老年后的社会成员做到“老有所养”。这不仅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负责,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老有所养的两大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有所养”高度概括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髓。其中的一个“老”字,可视为基本等同于“老龄化”,或者指已经历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对后者而言,目前多泛指65岁及以上概念上的被扶养老年人口,但更主要是指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中的“养”,乃指对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措施和目的,就是要“养”好老年人口。从抚养角度又可把“老有所养”中的“养”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抚养,二是生活照料。
一般地说,经济抚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劳动力人口从事劳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用以供养老年人口特别是已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相对抚养能力越大;老年人口比重越低,相对抚养负担越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越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高“老有所养“的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抚养能力,通常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年龄结构系数表示,如果该比重在50%以上,即1个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扶养1个被扶养人口(包括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人口),就称为有“人口红利”。该比重越大,表示“人口红利”越大,劳动力越富足,抚养压力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该比重越小,表示“人口红利”越小,劳动力越不足,抚养压力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发展。当该比重小于50%时,即称为“人口负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呈“人口负债”的时候,其抚养被扶养人口、 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就很困难。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抚养一般是指一个家庭户中,有几个劳动力人口和被扶养人口特别是被扶养老年人口。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们的生活也是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可避免要造成家庭户的“小型化”和“老龄化”,这样就使从家庭微观层面考察一个家庭的经济抚养能力更加必要。
“老有所养”的“养”中的生活照料,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考察,但更主要的是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来讲的。像目前普遍存在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户”或与老人分居的“核心”家庭户,作为中间一代的劳动力人口,下育小,上养老,自己还要工作,负担重,压力大,多财不济用,力不从心。特别是我国具有儒教文化传统,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惯行“家庭养老”。目前全国依赖居家养老的老人比重高达85.8%,这无疑使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更为困难。
“老有所养”中的“养”,存在被养(被抚养)和自养的问题。一般而言,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解决劳动力人口怎样抚养好被抚养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而从国家政府角度要解决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怎样抚养好老年人口的问题。但从被养的老年人口来讲,本身也有一个自养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口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仍要生活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一般仍有数年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自立(理)。所以提倡老年人口自养不仅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如果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一步划分为前期老人(70岁及以下)和后期(70岁以上)老人,则老年人口的自养,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谓之自我养老,即提倡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身体健康的前期老人继续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争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一方面可谓之互助养老,即可以鼓励由前期老人照料后期老人,由健康老人照料残弱老人。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与“老有所养”的举措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从战略角度考虑,建议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进程
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自身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要对症下药,直接从人口本身选择突破口。由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低生育率造成的少子化,二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的延长,是客观规律,不可改变,因此只能从改变低生育率着手。根据日、韩等东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生育率的下降往往都是不可逆的,一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我国近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与长期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控制政策有密切关系,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能有效降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一旦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失去作用,那么也就很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控制水平的征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已明显低于政策控制水平。所以一定要在计划生育政策尚对降低生育率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加以适时调整。作者认为,现在已经是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如果现在适时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都有可能维持人口红利,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提高社会抚养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措施只是阶段性措施,其作用只在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
(二)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搞好老有所养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有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动摇,把发展经济与应对老龄化结合起来,遵循“边老边富”、“以富养老”的路径,为搞好社会养老事业,建立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打好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要大力扶植和发展“老年产业”,发展老年产业,可谓“以老养老”、一举多得,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直接有助于解决养老问题,如可以为开发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使他们能“老有所为”搭建舞台,还可以通过发展为老服务事业向老年人口特别是后期需抚养老年人口提供各种照料服务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的和谐依赖于制度的公正和个人、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差异 “九天、九地”,福利待遇干差万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都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一定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从制度层面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破除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城乡统一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次,在当前体制、资金等诸多制约条件下,应分门别类、区别先后,根据保障对象性质类别、贡献大小等原则建立适用于不同老年人口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特别要严格控制高干、高端老年人群“无限”保障的“无限”享受,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低端无保障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权)的配给。再次,根据老年人口及老龄(化)社会特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应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四)大胆改革创新,积极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
以上三点,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和经济抚养来讲的,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有所养来说,微观层面的生活照料对后期老人更加关键和需要。特别在进入老龄社会及超高龄社会以后,更是实现老有所养的主要内容。而对老有所养及生活照料而言,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又十分重要。从接受照料服务的老年人口来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接受照料服务上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有的喜欢到机构养老图个清闲,有的愿意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从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方面来看更加复杂,如可能有人想尽孝,有人图清闲:有人想行善,有人想赚钱,所以很难采用统一的养老模式。但毫无疑问,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主要采用家庭养老模式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无法轻易改变,而且现有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源也不允许更多地采取机构养老模式。然而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年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单靠一人、一家之力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大的老人护理和照料需求,可见采取家庭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必须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老有所养的养老模式,如可发展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家庭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扶助为辅的社区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对身体健康的前期老年人口来说,还可以鼓励他们“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地为家庭、社会减轻照料压力,实行自我养老和互助养老。
(五)培育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努力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从长期发展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动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期对策,最终还是应该落脚在社会如何发展为老事业:如何关爱老人,搞好为老服务,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上。首先,要尽快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老有所养纳入国家战略,加快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包括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要积极做出贡献,老年人口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要调动和发挥老年人口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为他们创造机会,使他们身心健康、积极向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三,要培养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把老龄(化)社会教育纳入从初级教育开始的各层次教育体系,并作为生涯教育实施。通过生涯教育,培养和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恢复和培育人人“尊敬老人、关爱老人、抚养老人”的儒教文化传统,形成“年轻时我敬老、助老、养老,年老后人家敬我、助我、养我”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过程中逐步建成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让人们“老有所养”, 既要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途径》2008年4月11日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6
一、引言
全球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开始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当下全球人口结构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老龄化的产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当下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处于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开始变得不堪重负。中国目前正处于一种新兴经济体中：发展速度较快；劳动力正在增长；资源储量十分丰富；国内的发展势态稳定，相关政策创设出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消费力也正在增长，外部资金动向也在朝中国发展。新兴经济体国家要采取多种经济政策来消除人口老龄化带给经济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人口中的年轻人的比例减少老年人的比例增多的一个社会现象[1]。在当下，很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中国。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个向上增长的趋势，并且根据已有数据可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争使得人口锐减，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人口得到了激增，而这时我们看到人口剧增所导致的许多问题，在这时，我国施行了计划生育，有效的遏制住人了口的增长，但如今由于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我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虽然这无法立刻将我国老龄化的趋势进行有效的扼制，但是这是为国家的未来投资。当下，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对夫妻不仅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两个孩子，这会使得青年人出现很多心理问题，社会要重点关注这一群体，为我国顺利度过老龄化而不断努力。当下，整个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尽管处于新兴经济体的行列中，但是以后是否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也是未知的。当下，只有运用多种方法来发展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效力，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在应对老龄化影响经济问题时，不应仅局限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发展多种途径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可以采取经济上对于货币政策上的宏观调控，同时对于市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大力的发展经济，从各个方面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越加明显，需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改变当下境况时，我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方法，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差异，根据不同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改变当下所处的窘境。新兴经济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必须在控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发展。尽管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存在着影响，若要使其继续的健康发展对于人口结构有着一定的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的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新兴经济体很有可能面临着未富先变老的境况。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速度快，但会因为老龄化造成经济回冷的现象，目前美联储QE缩减，西方国家发展上升等因素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影响。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经济发展的态势得到了有效调控，如何规避老龄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四、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根据网络数据模型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根据相关发达国家的数据，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会被人口年龄的结构所影响。有关学者发现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的可替代性都在不断的降低之中，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的供应量、财政赤字方面等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是中央银行使用一些货币政策的需要工具以最终改变政策目标得以有所改变。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的方面，货币政策使用的一般做法是采取构建目标或者构建模型从而对于中介变量冲击的脉冲的响应值，通过该种方法来形成对货币政策效力的一个度量。但是，传统的模型因为参数不会有所改变，没有办法捕捉到冲击效果的变化，这一方面不适合进行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联系。近期发现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有关数据我们可知，发现了人口老龄化上升了1.2%其通货膨胀的效应就会下降0.9%，并且这一结果仅适应于发达国家，在剔除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后显著性明显。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市场下在货币目标政策上以及中介变量上的特征来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于利率更加关注，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当下的基本物价，调整汇率的波动。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下，其重要的目标就是国家经济上的增长，并且汇率的波动情况趋于平稳的趋势。所以在选择货币政策或者在选择中介目标时，需要对于利率、货币的供应量以及汇率都要进行相关的考虑分析。这些都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异。
五、结束语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包括中国的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变当下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削弱问题。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发挥起作用，使得社会的经济不会因为老龄化的原因而停滞不前甚至是下滑。对于当下的问题要从多个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总局限于一处。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来努力，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发展公共养老福利设施、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积极发展老龄产业都将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赵悦，曾悦.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6，(24):89-91.
[2]邹瑾，张静娴.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J].时代金融，2016，(02):7-8.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7
(二)差异突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首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控制人口的结果，而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经历过多次转折，具有不规律性，所以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规则发展的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其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具有明显的由西向东的区域梯次特征。以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的宁夏(2012)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老龄化结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倒置显著。由于城市人口控制比县镇严(出生率比较低)，加上大量劳动适龄人口的迁移，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是农村快于城市。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我国人口多，老年人口数量大，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成为社会的主要抚养人口，因此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度，将大于上世纪下半叶控制人口数量的难度，甚至将不亚于上世纪后30年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难度，而后者曾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在新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将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严峻形势:
(一)养老的经济实力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经济滞后。人口学上通常用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支撑养老的经济实力。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指标越低，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支撑养老经济实力越强;反之老年人口经济密度越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支撑养老经济实力越弱。支撑养老经济实力最强的是瑞典和比利时，老年人口经济密度2002年仅为0．06%;然后分别是新加坡0．10%、澳大利亚0．9%、加拿大1．5%。意大利是世界上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经济密度是4．7%，日本为8．5%;中国最高51．82%。2050年我国到老龄化的峰值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当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超前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突出矛盾，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第一，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出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第二，老年人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快速增长，其中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老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需求迅速膨胀。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也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养老的具体模式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费孝通先生说过，“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养老方式也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的改变，受到严重冲击。独生子女家庭作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家庭，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一代，既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又要赡养和照顾护理四位老人。预计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而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社会养老仍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养老保险制度残缺不全;社区和养老机构发展缓慢等。政府养老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及集体供款，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造成了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收养人数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民办养老服务业属于新兴的公益行业，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核算，其创办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况。如何使老年人享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使其不仅在经济上老有所养，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老有所乐，将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
203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总供养系数不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我国要抓住这个黄金时代，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深入分析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积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完善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使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有效解决老龄化带给我们的难题。
(一)积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完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研究表明，造成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特别是出生率的下降起到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出生率出现大幅度下降。1970年时人口出生率为33．43‰，到1979年，出生率迅速下降到17．82‰;到1985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下降到2．2个;尽管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出现了近十年的徘徊，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出现了第二次转变，到1998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下降到1．8个左右，已经接近英国、法国、丹麦、芬兰等发达国家，并低于美国的水平。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迅速延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从1957年到2010年，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55．82岁上升到72．38岁，女性从55．95岁上升到77．37岁。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为了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一政策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顺应群众期盼，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通过现行生育政策的积极调整，老龄化趋势必将随之缓解。
(二)加大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当人们谈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想到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最为直接。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我国上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其次，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提出挑战。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老有所养”。全国老龄办有关负责人说，解决1．43亿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是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但也应该看到国家在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上做出的努力。根据全国老龄办提供的一组数字，我国在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上已取得很大进展: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00亿元，200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5093亿元，增长了4．24倍，2010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则达到13420亿元。为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解决数量少、规模小、布局分散等问题，民政部组织实施了“霞光计划”，累计投入中央集中的福彩公益金7．52亿元，带动地方投入77．9亿元，新建、改扩建五保供养服务机构4008所。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3．2万所、床位232．6万张。面对不期而至的人口老龄化高峰以及“空巢化”带给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全国老龄办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提出了“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之路。在国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养老服务得到不断改善，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三)提倡“积极老龄化”等新概念，真正做到老有所乐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我们首先面对的难题是养老保障问题，要让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从经济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如何解决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给与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才是我们面临的更大难题。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8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会给经济增长、产业演变、文化进步、社会发展等带来一系列影响。
1.1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老年抚养系数加大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不断降低，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被抚养人口不断增多，将直接导致抚养系数的提高、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加重。
1.2人口老龄化使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剧增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较为软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市，而农村的覆盖面则相对较窄，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相对城市将更加突出，可见，在推进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措施的过程中，尤其是农村的力度亟待加强。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额和离退休费用呈连年猛增的趋势。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医疗资金的迅速膨胀。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这一问题随着高度老龄化的到来将变得越来越突出。
1.3人口老龄化使为老服务的社会需求快速扩张、加大
当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1.4人口老龄化对现代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挑战
由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现在和未来一对青年夫妇正在面对或将要面对四位老人、八位老人或更多，即我们经常说的“421”“821”，这些老年人不但在经济上需要子女负担，而且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更需要子女、依靠子女，这会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高龄老人、病残老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加强社会保障和探索新型养老模式是一项紧迫和重大的课题。
2.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解决得如何对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2.1认清人口老龄化形势，增强全社会的忧患意识
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积极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2.2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当前，社会发展正处于总抚养系数低的时期，也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最有利于获取“人口红利”时期，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努力促进经济的腾飞，为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打好物质基础。
2.3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确保老年人生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得到提高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服务等矛盾的制度保障。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积极推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2.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政府应该制定和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支持和扶植老年产业的发展，吸引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向老年产业。要引入市场机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实现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扶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鼓励社会和个人生产和销售老年用品、开办家政服务、兴办老年公寓和托老所等老年福利设施，实施国家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健全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
2.5加快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新模式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9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现状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人口红利”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抚养率比较低，社会生产性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全面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结构朝老龄化方向发展。根据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该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视为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我国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近7%，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衡量老龄化速度通常是根据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7%翻一番的时间。根据统计可知，法国需要115年，美国需要65年，而中国仅仅需要27年[1]。由此可知，中国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人口红利”转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新的挑战。2015年1月14日，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并轨”。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公务员与企业员工的公平，促进事业单位人才的合理流动，更主要是为了解决养老金“资金缺口”问题。刚刚落下帷幕的两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家都在关注在实施“并轨”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各种信息表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急需解决。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进行测算[2]。（如图1）
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预”――张乐
各位学者对“资金缺口”的预测结果有所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总而言之，“资金缺口”已经不是网友流传的“吓唬人”，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将从养老保险制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影响，以及针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和策略。
二、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转变。现收现付制度是以横向平衡为原则，用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保险费来支付上一代的退休金，这一模式可以很好的应对通货膨胀也充分体现了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原则。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模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会造成很大的资金缺口，代际间收入分配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基金积累制是在职人员将工资交社保经办机构，并且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总和向他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这种制度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是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我国将这两种制度结合推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在职人员缴纳的保险费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相当于现收现付制用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养老金，另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进行积累。
“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虽然是两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结合，但是体现现收现付制的“统筹账户”仍然不可避免的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资金缺口”形成的另一部分原因是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中形成的隐形债务，本文主要研究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的影响，隐形债务不作考虑。下文通过简单的模型构建对人口老龄化给现收现付制带来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对资金缺口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资金处于平衡状态，即一定时期的缴费数量与这个时期的养老金支出额是相等的。
StLtWt=EtVt（1）
其中， St 为养老保险缴费率；Lt 为养老保险缴费人数；Wt 为缴费职工平均工资；Et 为养老金领取者人数；Vt 为平均养老金水平。
为了推导出现收现付制度中的人口老龄化因素，将式（1）变形为：
St=EtLt・VtWt（2）
其中是养老金领取人数和制度缴费人数的比，也称作制度赡养率；平均养老金水平和缴费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也称作平均养老金替代率。
为了测算养老保险资金的盈余，设t年的资金余额为Bt这根据上面公式（1）可得：
Bt=StLtWt-EtVt（3）
因为不是所有的养老金都能收取，必然有个缴费率，假设t年的缴费率为θ，则t年的资金余额可以表示为：
Bt=θStLtWt-EtVt（4）
假设利率为r，则测算期内t0～tn年的期末tn年末累计资金余额为：
B=∑tnt=t0Bt（1+r）tn-t（5）
由（2）、（3）可知，随着老龄化的严重，养老保险缴费人数Lt 在减少，养老金领取者人数Et 增加，；平均养老金水平Vt 因为养老保险费用的刚性攀升也在增加。Bt、B出现负值，说明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受老龄化的影响造成了“资金缺口”。而且由图1可知，“资金缺口”将在2030～2040年达到顶峰。
三、 解决“资金缺口”的建议
养老金资金缺口其根本是指养老金的收支不能平衡，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增加养老金的收入，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或者提高出生率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支出，但是养老金费用的减少似乎是不可能，因为养老保险费用具有刚性攀升的特性。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遭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资金缺口”问题，他们大部分解决方案都是从延迟退休年龄开始。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减少支出，更加强了对资金缺口缩减的影响。以下主要从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生育率、提高保障资金运用效率三个方面对“资金缺口”提出建议。
（一） 延迟退休年龄，缓减“资金缺口”
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职工满50岁。这一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规定的，当时是很合理的，因为当时平均预期寿命在41岁左右。现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但还施行以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很显然是不合理。而且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一般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而且美国和德国将提到67岁，所以提高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延迟退休”最重要的是可以缓减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简单假设，如果把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提高5岁，则意味着可以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而且少发放5年的养老保险，专家计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全国养老统筹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而且采用渐进式延迟不仅能很好的应对公众的反对心里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3]袁磊设计了三种延迟退休的方案，在不同的组合条件下研究了延迟退休对“资金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三种方案可以推迟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时间的到来，也可以有力缓减缺口规模的扩大，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扭转。[4]郭永斌则从退休年龄的敏感性分析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延迟退休对“资金缺口”有很大的影响。
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但是可以缓减规模继续扩大。
图2退休年龄敏感性分析下的养老金缺口结构
（二） 养老保险资金的合理高效运用
虽然国家已经将延迟退休年龄提上工作日程，实际上很多学者反对这一做法，[5]李绍光、常云昆、于晨等都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要解决“资金缺口”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养老保险资金的合理运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虽然放开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理论上讲投资渠道多元化，可以投资房地产、证券、基础建设等，但是我国还没有真正做到资金的高效投资，或者说仅仅为了追求资金的安全性很少投资一些有风险的渠道。[6]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表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90%以上都存在银行，由此可见投资收益率很低，这也是造成缺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养老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积极的参与多方面投资，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收益率。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解决“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
（三） 提高出生率，适当的放开生育政策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急剧增长，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减缓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也避免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这几年随着老龄化的加快，这一政策的弊端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人口结构不合理，赡养率明显增加，[8]范荣欣指出，在人口结构年轻的时候三个在职员工缴纳的养老金可以供养一个老年人的退休金，但是在老龄化严重的时候，抚养率上升，大概一个年轻人只能支付一个老人的养老费用。因此，从人口结构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角度出发，应该适当的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收入注入新的血液。[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当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8。而且人口结构格局已经确定，所以大幅度提高生育率难度很大。但是从长远来说，提高生育率可以对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起到很明显的作用。（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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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10
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定义。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各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决定了下一阶段人口总量、结构的演变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劳动能力可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三类，在一些文献中是以65岁作为分界线，65岁以上的为老龄人口。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基本指标包括少儿人口比例——少儿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
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认为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实际增加，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制约因素的理论，其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观察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均衡条件。
2.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抚养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总抚养呈下降趋势。从长时间看，我国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老龄人口的抚养上升幅度快于少儿抚养的下降幅度，使总抚养比重增加，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转变的过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逐步迈向老龄化阶段发展。在人口转变的不同过程中，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2.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将在近年内逐步显现，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维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预期寿命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老龄化、人口负债将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并且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养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对养老保障体系形成综合冲击，社会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潜在问题存在极大的忧虑。老龄人口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因此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医疗卫生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转变。老龄人口的增多会使更多人从劳动状态变成退休状态，使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造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降低等现象。在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必须转变老龄化观念，避免将老龄化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回避现实，一味寻找避免老龄化的对策，而应正视问题，在既有条件的约束下积极解决问题。
三、未来人口年龄结构隐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议
1.积极老龄化策略的实施。“积极老龄化策略”强调人应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身体、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鉴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方面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劳动力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要
树立老年资源观，公共政策应灵活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为充分发挥老年人这一资源财富，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此举还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竞争的局面。当然，老年人再次就业还可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资。
2.对人口进行优化的政策。为了解决老龄化这个问题，不少研究建议提高生育率，关键的解决措施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升总和生育率。在时机选择上，为避免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的叠加，应尽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龄妇女（20至29岁）人数高峰期改变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选择上，可先“双独生二”，然后“单独生二”，最后过渡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左右，使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
3.实施生产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因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挑战，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各种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创新型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关键依赖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两个方面。在加强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继续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通过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以及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四、总结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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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11
一、银色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
（一）可以解决未富先老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部分低龄老年人在退休后，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情况下并没有回家安度晚年，而是选择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有着强烈的愿望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目前我国的社会状况是，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基数很大，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应该着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大力开发我国的银铃资源，促进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无形中就缓解了人口老龄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
（二）可以缓解社会发展造成的压力，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
在我国农村，老人基本上仍处在无养老制度的状态。在我国，老年人在人口各年龄群中，穷人仍占多数。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 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里基本上没有存款，他们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抚养。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力开发银铃资源的任务无疑显得重中之重。这样可以解决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压力，从而促使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三）银色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可以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和负担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模式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对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的现状，这种家庭模式无疑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养老负担和压力。从社会现象中来看，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社会负担不断加剧。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低龄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压力。银色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可以让那些低龄老年人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且还能减轻家庭的负担和压力，可以不断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二、我国银色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
（一）提高对银铃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理性认识
切实做好银铃资源的开发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银铃资源的再认识问题。要提高对银铃资源开发的理性认识，首先要改变人们对银铃人才的态度，消除对银铃人才的偏见和歧视。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认识到“人才没有年龄界限”，具有一定专长和技能的老年人才都值得我们尊敬。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工作经验丰富，银铃资源的开发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和潜力。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银铃资源，给老年人才开发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银铃资源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转换劳动退休模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有关劳动部门应该相应地延长退休年龄，男性退休年龄可以适当从60岁延长到65岁，女性退休年龄可以适当从55岁延长到60岁。若将劳动退休模式转化为晚进晚退型，推迟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这样年轻人不仅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年轻人的素质，从而也使那些低龄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采用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提高新进入就业岗位的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可以延长老年人力资源的收益，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大力开展老年事业，不断扩大银铃的就业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老年人持续增多的现象不断扩大，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衣食住行等行业不断发展起来。通过对老年人相关的产业和服务业的大力支持和发展，可以为低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促进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和谐。目前，在我国银铃中，人才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和各省会，就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些小城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迫切需要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中小型城镇在养老方面的优势，制定和颁布出相应的优惠政策，促使这些中小型城镇对低龄老年人才的不断引进，为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贡献。
（四）通过政策引导低龄老年人的就业
由于我国当前劳动力资源过剩，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为了保护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一些政策法规中出现了很多就业条件的限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修改相关政策法规中对这部分老年人就业的限制，完善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且引导银铃向技术短缺部门、服务行业就业做出正确的决策。通过政策在舆论上形成对银铃资源开发的重视，并在现实环境中营造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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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12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转变的趋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或迟或早。各国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我国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促进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总量控制之间的关系。
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生育水平，第二是预期寿命，第三是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数量相对很小，而人口在国内的迁移，只会增加或减缓一个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不会改变整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得越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尽管计划生育的开展对中国的老龄化起了一定加速作用，但除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外，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81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男性为64．55岁，女性为67．47岁。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200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43岁，其中，男性为70,65岁，女性为74．33岁。
一些学者在计划生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方面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第三次人口普查，实施人口控制使0～14岁人口比例由假如没有人口控制的39．7％降到实际控制之下的33．5％；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则由4．4％提高到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对人口的控制，0-14岁少年人口比例会由39．7％降到36．4％，而实际上，是由33．5％降到27．7％,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由不控制的4．9％上升到5．6％。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实际上促进了中国人口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而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进入老龄化。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利有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公共政策相对最优，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人口数量仍然逐年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逐年提高。提高生育率，只会使我国的总抚养比上升，加重少儿抚养负担，不会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因为我国不存在绝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不能因为其产生一些问题而放弃。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从现在到2030年前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非常关键。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据全国老龄办预测，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相对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这一时期为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缓冲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内生育率将平稳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因此，在未来25年中，应抓住机会，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老龄观，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全社会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口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中蕴藏丰富的老年人才，只有被开发才能转变为有用的社会资源。要重视老年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市场，建立国家老年人才信息数据库和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积极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开拓老年人才参与社会的渠道。发展老年教育，开发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
第二，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迎接老龄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社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篇13
人口增长模式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人类社会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趋势, 人口的老龄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 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 (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标志) 的国家和地区已有77个, 而到2050年, 这一数字可能增长到165个。 不仅如此, 全球的老年人口每年正以2%的速度增长, 不仅高于同时期的整体人口增长率, 而且超出其他各年龄组的增长速度。
就中国而言,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的数据,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2000年首次突破10%, (11) 并在2009年达到12.5%。截至2008年, 在中国的33个省市区 (包括香港、澳门, 不包括台湾地区) 中, 除了西藏 (9.68%) 、青海 (9.85%) 和宁夏 (9.47%) 之外, 其他30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均超过了10%,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老年人口已经占户籍人口的22.5%以上。从长远看来, 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 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 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 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 老龄化现象将在整个21世纪持续存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可望获得新的突破, 进一步延长人类寿命的可能性将会不断增大, 而回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 至少现在还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再次年轻。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向现代型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转变的必然结果, 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 无论今天或是未来, 每个人都注定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社会, 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而不返。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并适应人口老龄化, 对这一社会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使人类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然而遗憾的是, 今天仍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 并将其视为沉重的负担。许多研究也都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 这其实是用20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
作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常态, 人口老龄化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 人们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 从而使得老龄化在今天仍然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挑战, 并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经济领域, 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 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 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 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 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在中国, 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以及敬老尊老的传统道德行为准则等因素, 还不同程度地放大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形成压力
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 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保证,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直接关系老年人 (特别是贫困老年人) 的基本生存状况, 其运作与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还会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 中国大陆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口赡养比正在不断提高,中国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从20062008年, 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4897亿元升至7390亿元, 平均每年增长22.84%, 这部分是由于领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增长, 部分可归因于个人养老金的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 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累计将达9.15万亿元,这势必给国家财政带来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仍显狭窄。至2010年6月, 中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45亿人,比2007年增加4300多万人, 尽管已覆盖总人口的18%左右, 却仍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 还使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类社会保障福利远未能覆盖到农村地区。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 大部分拨付给了城市居民, 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非常有限, 自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农保尽管进展很快, 至今也只覆盖了不到6000万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的持续, 中国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于城镇将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西部和贫困地区。
不仅如此, 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相对滞后, 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仅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一项, 便难以满足当前老年人群体的服务需求。截至2008年底, 中国各类养老机构共有42040个, 床位235.5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1.47%,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7%的水平, 也未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 (如巴西、罗马尼亚) 的2%3%的水平。在这些已有的养老机构中, 救助型的农村敬老院的比例虽然达到了77.84%, 但它们大多年久失修, 平均床位数仅有30张、有的甚至不足10张, 远未能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群的照料问题。探索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人口老龄化对于能否以及如何建立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 以及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的规模和公共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二) 人口老龄化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
贝克认为,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的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之中。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当今世界的这一特征, 全球化更使得有些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 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 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 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 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因此, 中国的公共安全, 特别是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问题, 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首先, 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未富先老仍是中国当前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快速的老龄化与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将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风险得以积聚、发展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 逐渐加深加快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使其落后的经济难以为继, 从而在带来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的同时, 引发公共安全危机。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2008年与2009年相继题为《大国的银发》和《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 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老年抚养比的峰值, 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会让年轻一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并构成社会的不稳定力量。
其次, 老龄化所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的稳定等重要政治结构产生影响, 并不可避免地使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老年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在中国形成一个重要的压力群体, 会成为政党或不同政治力量所争取的对象。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未来老年人的参政意识将会不断增强, 这使得老年政治团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进而对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政治力量格局进行重新划分。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 从代际冲突的角度来看, 政府完全有可能为了维护当代人, 特别是当代老年人群体的利益, 而不得不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为代价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这自然会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此外, 全球化、城市化、世界性的资源紧张等社会与经济趋势也都不同程度地放大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集聚, 在缓解城市年轻劳动力短缺并为解决城市养老服务提供充足人力资源的同时, 势必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据统计, 2008年中国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49%, 高于同期的城镇老龄化程度。农村老年人本已面临低收入、少社保的窘境, 又遭遇严重的空巢问题。 同时, 那些农村迁城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或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从而在原有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出现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不难想象, 这些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 将会对公共安全产生极大的冲击。
(三)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传统造成冲击
从历史上看, 中国是一个按照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而非地域原则进行统治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孕育出浓重的尊老成分, 即所谓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在传统社会中, 这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制度性特征, 它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 还主导了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孝文化直接参与塑造中国人家的观念, 使亲子关系成为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 而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以夫妇关系为家庭轴心。亦因此, 赡养父母对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职责, 是自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 由此而发展出的中国家庭养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 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大量的个案研究与社会调查表明, 老年人在家庭中权威的减弱似乎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 无论是住在一起还是分开居住, 中国的老年人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保持着频繁的交互关系。但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崇老文化的衰退, 使得以亲子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关系不得不用血泪来丝丝切断, 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浮现出越来越广泛的等价交换关系。有研究表明, 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 (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 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 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 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
此外, 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并进的复杂背景下, 家庭规模不断缩小, 传统大家庭已不复存在, 家庭功能不断弱化, 提供给家庭成员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支持和资源也逐渐减少,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实现社会化, 这种过程在中国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刻和迅速。以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转移与分配, 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却无能为力。
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 用于老年照料等方面的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 已经社会化了的代际关系可能会更多地表现为冲突而不是认同。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 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 (ageism) 倾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使中国人对老年人的社会认知迅速地由伦理本位转向为道德本位, 而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值得怀疑, 以至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代际交往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加以规范, 一些无视老年人需求、虐待老人的现象更时有发生。这种代际之间的断裂性或不连续性, 已使得代际矛盾和冲突成为一种骤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
以上我们仅从三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 事实上这些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 但其并不外在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 也不是一种与全球化、城市化、家庭核心化、贫富两级分化等无关的问题, 它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及趋势联系在一起, 并在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 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而需要统筹各种不同系统的作用以形成合力, 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 更是其他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的基础。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 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 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 而更多地源于人类社会对这种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换言之, 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 这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
尽管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但这丝毫不影响公共政策对于减轻个体的痛苦或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发挥的巨大功用。从本质上讲,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 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的主流价值, 并总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与条件, 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 人口老龄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现实, 它将作为一种社会常态而长期存在,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共政策将不得不面对这一变迁并做出反应, 以使我们的社会尽快适应它。
从现有的相关公共政策研究来看, 单单针对人口老龄化或者它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的研究取向相当普遍, 但它们经常忽视与之密切相连的其他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 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 难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因而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
(一) 仅仅调整人口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人口现象, 它是人口转变模式变动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在规范中国人口生育行为乃至推动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应对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人口政策的改革与完善。现行人口生育政策已在中国实施30多年, 并实现了政策制定之初的人口目标, 而与此同时, 该政策的继续实施对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却正在不断集聚, 亟需根据现有人口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并加以完善, 以逐渐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 并借此延缓老龄化的速度, 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时间。然而, 正如本文已经论述过的,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进程不可能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根本性逆转。人们可能更需要做的是适应这一人口变化趋势, 通过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和整合公共政策来协调这种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政策体系之间的矛盾。过去, 我们的公共政策大多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社会为基础;而现在, 我们却必须考虑到老年型社会。因为在不久的未来, 这个社会三分之一的人都将超过60岁。
(二) 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问题常常被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 即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 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式, 便不难理解仅仅调整对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众多挑战。事实上, 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 只有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 才能够夯实老龄化政策设计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1990年和2002年相继将健康老龄化 (Healthy Aging) 和积极老龄化 (Active Aging) 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健康老龄化侧重成长的延续性, 强调晚年的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重视参与, 它使老龄化问题不再局限于老年人, 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这些目标显然无法通过仅仅关注老年人的社会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全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 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三) 仅仅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国家的大量实践表明, 以某一部门为基础制定的公共政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 才能够达到该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人的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 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 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影响, 只有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才能形成一个促进不同社会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的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框架体系。
需要指出, 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简单的化零为整, 而是要使不同的社会系统及其相关政策之间能够真正协同起来。但在现实中, 由于缺乏整合, 出现政策冲突或政策衍生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发展现状, 家庭养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多支柱养老模式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政府部门也在采取措施帮助家庭提高其参与养老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 但从整体上讲, 近年来的不少政策却有意或无意地加速了中国家庭居住模式的核心化, 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为控制房价增长过快而出台的住房新政等均属此列。又如: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现有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巨大压力, 除了卫生部门自身的改革之外, 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来改变传统的医疗卫生模式。然而, 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 (包括教学内容) 却远没有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做出积极的回应, 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也未能相应进行有效的调整, 因而常常困扰于缺乏必要的资源不能为老年人口提供服务。
不难看出, 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问题, 但却难以仅从人口因素入手进行直接调控。实际上,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人口问题,人口因素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成为问题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个特例) , 只有将其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背景下才表现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 所谓的老龄化问题其实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阻碍了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 它反映出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架构及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不适应, 而不适应的程度则反映为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它与各种社会要素不断地相互作用, 并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因此, 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局部的、静态的政策问题, 我们更应该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来重新思考我们目前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而实施和运作的公共政策体系。
四、以统筹和发展的思路重构涉老政策体系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政府为之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 中共中央更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 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 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48) 全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也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然而, 社会保障的实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尽管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在这一前提下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而需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重构公共政策体系, 从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必要的统筹。
(一) 重塑涉老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
统筹即是要统一筹划, 既要进行空间意义上的统筹, 也要进行时间意义上的统筹。在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进行公共政策体系重构时, 新的政策体系应至少在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两个维度上体现统筹的理念, 以提高政策的瞄准水平和收益水平。
1. 从社会整合的维度上来讲, 公共政策应当统筹人口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不但在结构上相关联, 而且在各自功能的发挥上也相关联。因此, 公共政策要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 就必须从目前以部门政策为主而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涉老政策及项目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不仅要统筹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 还要统筹与其他部门和系统的作用, 政策实施的效果反映了整个公共政策体系的内在契合程度。
2. 从长期发展的维度上来讲, 公共政策应当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巨大惯性决定了相关的公共政策不应只是一种应急策略, 而是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协调的问题。尤其中国所面临的是在经济欠发达、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情况下出现的老龄化问题, 因而必须寻求能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内在整合的政策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将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从而降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成本, 这对于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和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体而言, 联系中国的实际, 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是在公共政策体系重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其一, 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 整合并统一调度各类行政资源, 管理、调控和实施有关涉老政策, 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
其二, 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协调老年人群体内部以及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统筹机构的施政前提、也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三, 统筹解决中国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 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及文化传统统一起来, 将社会福利与家庭功能进行整合, 这是中国老龄化政策的核心内容。
其四, 统筹老龄化政策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 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 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对这些方面分别予以探讨。
(二) 建立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
中国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之中, 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都要在这一前提下实施。因此, 需要从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制定统筹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规划, 通过重构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而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这种人口态势, 并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然而, 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涉老的公共政策, 对于应对短期内的一些具体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由于各政府部门主要是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出发, 削弱了相关政策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大局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尤其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 应对人口老龄化往往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 然而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出现, 易造成政策之间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近些年, 虽然政府的老龄工作创造出一些新的服务管理模式, 但由于体制的制约, 仅仅依赖部门联动, 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各部门的服务与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 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当首先寻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 这是重构中国涉老政策体系的首要保障。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或政府部门, 从体制上整合人口计生、民政、公安、卫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 为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重要的体制、组织和资金保障, 才能有效推动涉老政策体系的重构, 并在科学的整体规划和设计下对相关政策进行统一的管理、调控与实施, 从而为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背景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
(三) 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议书, 强调人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体力、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 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 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与此同时, 联合国也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共享表明了社会的包容与平等, 是所有人给所有人以机会, 它包含着对老年人重新定位、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使老龄化战略的能动性增强, 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
个体的老化是一种逐步的、因人而异的过程。尽管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急剧减弱, 但却不会因为60岁或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事实上, 人的各项能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没有哪个年龄阶段群体的各项能力都高或都低, 也没有哪项能力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上升或一直下降。不仅如此, 老年个体之间、老年群体之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有着显著的异质性。今天的老年人口主体与过去的老年人口主体已经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的特征, 而这种差异在未来将由于大量1950年代出生人群的加入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 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考虑。换言之, 公共政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应当有着灵活的定位, 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当我们的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老年人与被供养的人画上等号, 人们自立自强的意识就可能会增强、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可能会减少、平均健康水平就会提高, 社会运行的成本才有可能降低, 从而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
然而遗憾的是, 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并没有致力于营造这种环境。例如, 目前的就业体制就将老年人口排斥在正规的就业市场之外,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 而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尚不足50岁, 今天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73岁, 其中城市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得更多。与此同时, 迈入老年也不再必然意味着衰退与病痛, 老年人口中蕴含着巨大的、不断扩充的、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而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却限制了这些资源的发挥, 并人为地加重了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负担。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制度所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压力, 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普遍采取了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的措施。对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国家的研究也表明, 影响老龄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很多, 依靠推迟刚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实际退休年龄的提高。我国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 为减少名义下岗和失业数量, 一些地方单位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的情况比较普遍, 这使得国内城市户籍人口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左右。而在经济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 老年人口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老年人口提供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尽管短期内对退休年龄进行刚性调节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但以政策的形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柔性调整不啻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 (54) 并已在部分城市开始实施。
必须承认, 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推迟退休, 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途径也不仅仅包括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 就业是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笔者建议, 可以扩大公共政策中关于老年人就业的内涵, 将老年人可以灵活就业的工作和某些无报酬社会劳动也包括进来。据调查, 很多中国的老年人都愿意在原有岗位上多呆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义务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而在那些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 老年人的比例很高, 而且相当活跃, 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对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 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 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成果。参与与分享是老年人基本权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得益于发展的权利, 而我们今天的公共政策体系却没有能很好地保障老年人的这种权利。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 他们不仅是消费者, 而且同样是生产者, 更是历史的创造者。公共政策所要做的, 正是将这些角色统筹起来。
(四)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把家庭找回来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为众多研究者所关
注, 由谁来承担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保障风险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政策焦点之一。在现有条件下, 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必然的选择。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社会福利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必将成为主要的制度安排形式。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市场追求效率, 那种经济发展自动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福利国家虽由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 却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殆尽, 并招致财政危机与代际冲突, 把家庭找回来反而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结合西方国家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与传统, 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 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与功能。对于老人来说, 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很多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家庭养老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有效机制。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 既不能使老年人获得完整的福利, 还会造成社会和政府财政的过重负担。家庭曾经是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 它不仅决定其成员的生活质量, 而且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人口变迁的复杂背景下, 近30年来中国的家庭规模、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家庭功能和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对传统家庭养老制度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家庭在整个社会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 对家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存在缺位。
事实上, 赡养老人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需要动用很多资源的事情, 这些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能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共政策能够对这些资源需求予以承认, 则不仅是从经济上对家庭责任的有效支持, 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包括: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税收政策, 尤其要将不同类型家庭的养老成本与养老需求考虑在内;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基本养老服务投资, 在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的过程中降低家庭养老成本、支持家庭承担责任;将家庭成员承担老人长期护理的成本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等等。在公共政策领域, 重新分析家庭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福利的补充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政府、市场与家庭在养老政策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 进而统筹它们的作用以形成合力, 是新形势下中国养老制度安排的关键之一。
另外, 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长期不可逆性和2030年后到来的老龄化高峰, 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应当是最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其关键所在。这无疑涉及教育、卫生以及就业等政策的方方面面, 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却是形成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首要环境。不仅如此, 人力资本在新形势下的新内涵, 如人的社会能力、精神品质等因素, 又都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养老等问题, 还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家庭都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 在家庭核心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 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 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 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 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一个角度来讲, 国家与家庭对老年人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他们之间不存在机械的替代关系。支持家庭, 并在养老政策中强调政府、市场等系统与家庭的合作关系, 不仅很好地诠释了统筹的内涵, 而且使中国绵延千载的传统养老文化得以传承与进化。正如哈耶克所说, 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的制约。
(五) 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基本判断, 也是进行公共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出发点, 是任何公共政策必须紧扣发展的主题。尽管发展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 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整个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 也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在老龄化背景下继续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
1. 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改变整个国民需求结构, 由此将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十分迫切。严格地讲, 老龄产业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概念及其内涵, 其划分依据并非产业结构本身, 而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为满足老年人口对涉老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消弭老龄化社会的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兼具公益性事业和专门性产业特征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从涉老政策体系重构的角度来看, 笔者认为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应兼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 在老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中国政府在老龄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将发生根本转变, 即由直接提供者 (甚至曾经是唯一提供者) 逐步转变为宏观管理者。由于相当一部分老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即有明显外部性的私人物品, 如养老院等) 的范畴, 这一属性决定了政府在提供老龄产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 公共政策应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 并根据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属性来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政府已经并应当继续发挥非盈利组织的优势, 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 (如民办官助、官办民营等优惠政策) 鼓励并支持非盈利组织参与提供具有公共或准公共属性的老龄产品与服务。而在开发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的产品时, 企业也完全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IT等高新技术产业在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 适合老年人口居住的老年社区或老年公寓的开发将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发展领域, 各种以老年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旅游、休闲产品也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下, 通过有效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实业界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 使之成为拉动内需、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二,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发展。为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年老只是每个人生命及事业的自然延续, 老年人的需求、能力和潜力在整个生命期间都一直存在, 不仅如此, 老年人在知识、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公共政策应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体力和脑力条件的行业,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合适的职业, 并避免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的竞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高铁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也为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应当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 鼓励老年人口推迟退休, 或在退休以后能够继续通过灵活就业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 使得更好地利用老年劳动力不仅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必须。
需要指出, 尽管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低, 但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仍然需要对老年人 (尤其是年轻的老年人) 进行必要的教育投资。对教育的投资本就应当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年轻人通过有效的教育能够进一步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 而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延缓衰老的进程, 从而更长久地保持工作的能力。这不仅是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义, 也是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发展成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举措, 中国的全民教育体制也应当完全能够为此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2. 善用人口红利
近40年来, 由中国政府所主导的人口转变, 以生育水平在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为基本特征, 却以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为主要人口学后果。这种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 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 能够收获这种红利的时期则被称之为机会窗口。机会窗口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而其本身并不是红利, 收获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获得, 但与此同时,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种风险, 即在尚未充分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 却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而导致的人口负债, 这势必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人口控制换来的长期效益大大缩水。
一般而言, 收获人口红利不仅需要低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供给, 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中国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令这两类地区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条件的困境, 从而使得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在城乡和地区间依次推移, 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人口红利。基于此, 笔者认为, 为了有效促进城乡、地区收获人口红利条件的形成, 政府应当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 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国家这一层面上将人口发展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相结合, 不仅可以延缓城市的老龄化进程, 而且解决了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 为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的环境, 这将成为 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之一。就具体的地区而言, 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 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 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从长远来讲, 讨论人口红利还不应避开人口负债问题。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一代人的人口行为对当代人的利益给予, 而人口负债却是当代人对未来几代人的利益透支。如果当代人仅仅享用人口红利却完全让未来的几代人承担人口负债, 这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平。笔者认为, 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也是在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必须坚持的关键理念。对老年人口的经济与服务支持不应以增加年轻人口的负担或剥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 不同世代的人口完全可以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也完全应当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 当代人应当未雨绸缪地利用已收获的人口红利, 为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而做好准备。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收入下降对养老金体系的挑战, 北欧与中东的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的主权财富基金, 以求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 进而实现不同世代人口之间的代际和谐。结合中国的国情, 笔者认为, 应该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
在老龄化社会中, 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和劳动者年龄的界定, 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平衡,即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平衡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因而不应将已收获的人口红利用于短期投资与消费, 而是更多地投资于教育等领域, 这就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足以满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
此外, 学术界已开始讨论由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第二人口红利, 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 个人和家庭会因规避风险而产生新的储蓄动机, 由此形成的储蓄来源可能会加速资本积累、加深经济的资本密集度, 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但是, 人口老龄化带来第二人口红利仅仅存在可能性, 而没有必然性, 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形式进入市场。而在资本市场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资本积累、转移支付与贷款) 中, 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因此, 个人将一部分可支配的收入用于积累养老金从长远来说是有利的, 而政府应当通过加快构建有效的养老金积累机制, 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 来创造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条件。中国与第二人口红利到底会不期而遇还是擦肩而过, 不仅有待时间的检验, 更需要政策与制度上的创造与发挥。
总而言之, 善用人口红利, 不仅包含充分收获这一红利的短期目标, 还涉及将所收获的红利进行合理投资、以有效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将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相统筹, 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良好的环境。虽然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 决定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不会那么快地关闭, 但留给我们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准备时间毕竟不多了, 因而亟需政策的创新和理念的改变。
五、结 论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积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都不可能再回避它。相当多的研究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它们专注于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挑战而不是机遇。这些对于老龄化的忧虑与恐惧源于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知之甚少, 传统的研究体系并不能帮助我们认清已发生巨变的现实, 现行的评价指标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曲解了未来的趋势。事实上, 那些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在切实地解决目前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同时, 必须认识到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与活力。当然, 我们必须为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 并制定更为智慧和高效的公共政策。
首先, 应当认识到, 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 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更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基本特征。尽管在今天看来,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很多挑战, 但这些挑战并不完全在于人口老龄化本身, 而是人类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本质上讲, 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架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 这使得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应当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结合起来, 关于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需要被赋予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制度环境与为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服务同样是保障老年人口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应当重新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并为调和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给出一个统筹的公共政策框架。
其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它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 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各个领域相互作用, 并对它们的发展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 仅仅调整人口政策或者对老年人的政策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对公共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或者刚性调节也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 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 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 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的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再次, 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 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尤其对于中国来说, 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 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 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其公共政策安排不只是一种应急策略, 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 涉老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能够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 只有明确了中长期发展战略, 公共政策在应对短期目标时, 才可以分清它们的轻重缓急以及可以解决的程度, 不会迷失在具体问题中, 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此外, 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 涉老政策也不例外。尽管那些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 但国情的不同使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它们的政策模式, 何况这些国家正由于高福利与福利刚性等原因而陷入债务泥潭至今难以超拔。因此, 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应该有效协调西方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 在强调中国国情与东方智慧的基础之上, 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 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如果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理念看待人口老龄化并以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它, 那么人口老龄化将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机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 而是使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 对老年人与老龄化社会从观念上重新进行认识, 并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事实上, 家家都有老人, 人人都会变老, 每个人都是老龄化社会的组成部分, 研究老龄化问题其实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中国政府于2004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又于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包容性增长, 并继续强调社会和谐对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笔者认为, 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一脉相承, 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而包容的社会则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不再把老年人仅仅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 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此。
注释
1 UnitedNations,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PopulationDatabase) , 11Mar.2009, esa.un.org/unpp, 6Jun.2010.
2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2007年12月27日, cncaprc.gov.cn/info/1408.html, 2010年6月6日;UN,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3 AlanPiferandLydiaBronte, Introduction:SquaringthePyramid, inOurAgingSociety:ParadoxandPromise, AlanPiferandLydiaBronte, eds., NewYork:W.W.Norton, 1986, p.3.
4 UnitedNations,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5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UN,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6 UNFPA, WorldDemographicTrends:ReportoftheSecretary-General (E/CN.9/2009/6) , NewYork:UNDocumentationDatabase, 2009, p.6.
7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年。
8 UN,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08Revision.
9 DESAofUnitedNations, WorldPopulationAging:1950-2050, NewYork:UNPublications, 2002, p.24.
10 近期老年人口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战以后婴儿潮时期超大出生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所致。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年。
12 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 《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13 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 《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14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9年5月19日, gov.cn/gzdt/2009-05/19/content_1319291.htm, stats.gov.cn, 2011年2月26日。
15 项怀诚:《中国养老体系面临考验, 社会基金任重道远》, 2005年10月24日, xhby.net/xhby/content/2005-10/24/content_995135.htm, 2011年1月25日。
16 尹蔚民:《展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前景》, 2010年8月23日,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3/c_12476236_2.htm, 2011年1月25日。
17 张恺悌、郭平、王海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反思》, 上海论坛:《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研讨会论文》, 上海, 2010年5月, 第78页。
18 UlrichBeck, 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 London:SagePublications, 1992, pp.9-16.
19 RichardJackson, 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 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 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 2009, pp.3, 17.
20 杜鹏、杨慧:《未富先老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邬沧萍、何玲、孙慧峰:《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
21 RichardJacksonandNeilHowe, TheGrayingoftheGreatPowers:DemographyandGeopoliticsinthe21stCentury, Washington:CSISPublications, 2008, pp.10-11;RichardJackson, KeisukeNakashimaandNeilHowe, ChinasLongMarchtoRetirementReform:TheGrayingoftheMiddleKingdomRevisited, p.7.
22 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 《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23 姜向群:《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4 Jean-PierreLaffargue, IsaPay-as-You-GoPensionSystemPoliticallyStable, ShanghaiForum:WorkshopforAgingSociety, Shanghai, May-2010, pp.1-19.
25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26 唐康芬、许改玲:《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分析》, 《西北人口》2007年第2期。
27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7页。
28 姚远:《老年人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文化思考》, 《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29 MartinKingWhyte, ContinuityandChangeinUrbanChineseFamilyLife, TheChinaJournal, 2005, vol.53, pp.9-33.
30 费孝通:《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10页。
31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2 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 《人口研究》1998年第5期。
33 吴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 《学海》2010年第1期。
34 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 《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35 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社会》2008年第2期。
3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5、53、6871页。
37 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 《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38 ThomasR.Dye, 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 11thedition, NY:PrenticeHall, p.1.
39 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7年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1990年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十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委员会会议, 第一次将其作为战略目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则出现于2002年, 世界卫生组织是时在马德里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提交了以积极老龄化为题的书面建议书。
40 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许多慢性疾病 (如糖尿病和心脏病) 的初始危险, 在童年早期甚至更早便出现了;而长寿的生活方式, 及其身体、知识和情绪基础, 也多是在青年和孩童时期建立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年轻时代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因而降低老年人口医疗保健支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以青少年人口为对象,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保健观念, 有效推迟人体功能退化的起始点, 减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非健康的生命历程。
41 目前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问题, 需要更多地通过国有经济对保障基金进行补偿性投入而得到缓解。
42 OECD, Governanc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FiveOECDCaseStudies, Washington:OECDPublishing, 2002, pp.9-34.
43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4 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2年。
45 国家财政部于2008年底公告, 全面下调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和首付比例;国务院2010年又出台了房贷新政, 提高90平米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90平米的住房显然很难容得下三代人同住。尽管这些政策对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和平抑房价有着积极作用, 却无意中加速了中国家庭核心化, 使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削弱。住房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微调而将部分家庭的养老需求考虑进来, 而不是一刀切地只考虑住房面积。
46 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 翟振武、李建新编:《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第89页。
47 乔晓春:《统筹解决上海人口问题的前瞻性政策思考》, 上海人口论坛:《世博效应与人口发展研讨会论文》, 上海, 2010年7月6日, 第1页。
4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010年10月27日,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_8.htm, 2011年2月27日。
49 2006年12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相关决定, 明确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0年9月,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纪念中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 又将人口老龄化列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五大人口问题之一, 继续强调统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50 WHO, ActiveAging:ApolicyFramework, 2ndWorldAssemblyonAging, Madrid, 2002, p.12.
51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这一概念源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1999年, 联合国将其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
52 例如:个体的综合体能大多在2832岁之后开始逐渐下降, 但其各项社会能力却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又如:生理机能的老化 (如大脑血流量减少、血压升高或脑损伤概率增高等) 会使老年人的流体智力 (知觉速度、记忆力等) 下降, 而其晶体智力 (习得性技能、语言能力等) 却随着年龄增长有所增强。
53 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 推迟退休有效吗?》, 《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54 胡湛:《柔性退休政策或能缓解老龄化压力》, 《东方早报》2010年9月28日, A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