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策略篇1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105条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促进总体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均衡发展。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物价稳定的目标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就如何实现物价稳定做出具体规定。
货币政策战略的原则。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遵从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战略能够使欧洲中央银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让社会公众相信欧洲中央银行有信心和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即货币政策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的、并且容易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把握,社会公众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和广泛的渠道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程序和效果做出判断。第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战略应当排除可能来自欧盟和成员国对中央银行的政治压力,独立自主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
3、货币政策战略的主要内容。货币政策战略的核心就是要对物价目标给以明确的量化规定,同时通过对主要中间目标的选取,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中间目标虽有差异,但一般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名义收入等。
二、物价稳定的量化
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解释,所谓物价稳定是指一年中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物价稳定并非要求消费物价协调指数持续下降,即出现通货紧缩。之所以选用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作为衡量物价稳定的指标,是因为欧盟成员国都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便于欧盟在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欧洲中央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是针对欧元区整体的,并不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物价形势变化所左右。物价稳定必须在中期内维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引起物价变动的一些短期因素对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扰。导致物价变动的短期非货币因素很多,比如一国税收体制改革、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显然是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左右的,其货币政策自然不能因短期物价变动而改变。关注中期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政策的连续性。
欧盟统计局每月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同时公布7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其统计数据可回溯到1995年。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计算权重为:
-----------------------------------------------
鲜活食品之外的食品(面包、饮料、烟草等) 13.4%
鲜活食品(肉类、蔬菜、水果等) 9.0%
非能源工业品 32.5%
能源产品 8.8%
服务 36.3%
------------------------------------------------ 三、广义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中间目标,明确规定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为年增长率4.5%,并以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德国战后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关。西德中央银行长期把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基本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在反通货膨胀的长期实践中树立了崇高的信誉,欧洲中央银行仿效德国的做法,会为其初始阶段的运作赢得可信度。
选取一个特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参考值,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要分析造成偏离的原因和影响,只有当这种偏离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时,欧洲中央银行才会调整其货币政策。二是如果不是作为参考值,而是设定一个变动范围或高限,社会公众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认为货币供应量超过规定的范围,欧洲中央银行就要改变货币政策,调整利率,以使货币供应量回到允许的范围内。三是有利于欧洲中央银行灵活机动的制定货币政策,维持中期物价稳定,并通过向公众公布实际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的原因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欧洲中央银行选定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4.5%的依据为,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年率为2%-2.5%;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每年下降0.5%-1%。 四、影响价格变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为使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稳定,还必须对影响物价变化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做出评估。
财政收支状况和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不仅通过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而且会通过赤字和债务的融资对物价造成严重影响，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2001年以来，欧洲经济发展速度大减，葡萄牙、德国财政赤字相继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部分成员国提出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的严格规定。对此，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坚决反对。
3、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会得到缓解，工资上升的可能性就响应增加。工资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成本，如果其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会对物价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最近几年，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失业率水平在8%以上，而工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僵化，高福利、高税率、高标准就业保护措施、工会势力强大和劳动力流动缓慢所谓三高一强一慢是主要表现。因此，高失业率并不一定使工资成本降低，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对货币政策战略意义重大。
4、对外经济指标。能够对国内物价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涉外指标主要是进出口和汇率。进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国内价格的变动。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进出口价格的变动，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以本国表示的价格就会上升，而升值的情况正好相反。欧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之，汇率政策本身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货币策略篇2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105条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促进总体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均衡发展。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物价稳定的目标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就如何实现物价稳定做出具体规定。
1、货币政策战略对欧洲中央银行尤为重要。首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但欧洲中央银行自身的声誉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必须在实践中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 欧洲中央银行的合法性不足。现行经济中，货币本身并无真实价值，是依靠发行主体的力量支持其流通的货币，因此，一个明确的、有能力的、拥有自主资源和资源处置权并能够担当最后贷款人的发行主体是至关重要的，统一的政治实体是货币既定的前提。欧洲中央银行是没有国家的银行，欧元是没有政府的货币，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对欧元区经济资源的处置权力，欧元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信用不足。再次，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运用货币政策抑制物价上涨或促进经济增长往往存在1-2年的时滞，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需要通过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传导机制本身也经常随经济主体行为或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第四，货币政策战略的制定不仅能够为欧洲中央银行提供全面、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以利决策，而且也是欧洲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社会公众据此可以对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为保证欧洲中央银行正常运转和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战略至关重要。
2、货币政策战略的原则。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遵从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战略能够使欧洲中央银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让社会公众相信欧洲中央银行有信心和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即货币政策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的、并且容易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把握，社会公众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和广泛的渠道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程序和效果做出判断。第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战略应当排除可能来自欧盟和成员国对中央银行的政治压力，独立自主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
3、货币政策战略的主要内容。货币政策战略的核心就是要对物价目标给以明确的量化规定，同时通过对主要中间目标的选取，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中间目标虽有差异，但一般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名义收入等。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战略包括三个方面，(1)对物价稳定做出明确的量化定义。(2)为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确定货币政策战略的中间目标，欧洲中央银行称其为两个支柱，一是公布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二是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消费、工业生产、就业、汇率、对外贸易等)对欧元区价格变动趋势及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评估。
二、物价稳定的量化
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解释，所谓物价稳定是指一年中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物价稳定并非要求消费物价协调指数持续下降，即出现通货紧缩。之所以选用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作为衡量物价稳定的指标，是因为欧盟成员国都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便于欧盟在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欧洲中央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是针对欧元区整体的，并不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物价形势变化所左右。物价稳定必须在中期内维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引起物价变动的一些短期因素对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扰。导致物价变动的短期非货币因素很多，比如一国税收体制改革、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显然是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左右的，其货币政策自然不能因短期物价变动而改变。关注中期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政策的连续性。
欧盟统计局每月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同时公布7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其统计数据可回溯到1995年。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计算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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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食品之外的食品(面包、饮料、烟草等) 13.4%
鲜活食品(肉类、蔬菜、水果等) 9.0%
非能源工业品 32.5%
能源产品 8.8%
服务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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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义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中间目标，明确规定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为年增长率4.5%，并以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德国战后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关。西德中央银行长期把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基本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在反通货膨胀的长期实践中树立了崇高的信誉，欧洲中央银行仿效德国的做法，会为其初始阶段的运作赢得可信度。
选取一个特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参考值，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要分析造成偏离的原因和影响，只有当这种偏离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时，欧洲中央银行才会调整其货币政策。二是如果不是作为参考值，而是设定一个变动范围或高限，社会公众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认为货币供应量超过规定的范围，欧洲中央银行就要改变货币政策，调整利率，以使货币供应量回到允许的范围内。三是有利于欧洲中央银行灵活机动的制定货币政策，维持中期物价稳定，并通过向公众公布实际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的原因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欧洲中央银行选定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4.5%的依据为，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年率为2%-2.5%;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每年下降0.5%-1%。
四、影响价格变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为使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稳定，还必须对影响物价变化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做出评估。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欧洲中央银行确定的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年率的参考值为2%-2.5%，如果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参考值发生偏离， 欧洲中央银行就会关注其原因以及对物价带来的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同时考虑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指标如消费、投资、工业生产等。1999年，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199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2000年增长3.5%，鉴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2-2.5%参考值，欧洲中央银行从1999年11月份起七次提高利率2.25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0年10月份达到4.75%。自2000年底，经济开始减慢后，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5月份起5次降低利率2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2年12月份降到2.75%。
数字货币策略篇3
第二大风险是财政风险，紧缩的财政政策将给美日欧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比如像欧洲一些国家，巨大的债务需要紧缩财政开支，紧缩财政开支则和它们的高福利制度产生很大的矛盾，所以去年大量的人上街游行，今年欧洲照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三个大风险，我认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出现了很大的货币风险。所谓货币因素，就是美国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们说美元这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绝不是说只是解决国内的问题，而是把美国国内的风险转嫁到全球，把国内的危机转嫁到全球。至于第四轮量化宽松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还会不会出第五轮，我看美国是没有准的，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是个不靠谱的国家。
如今，日本也是如此，安倍政权刚刚上台，他打的主要一张牌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轮准备发20万亿日元的货币。如果20万亿日元货币不行，还发不发呢？我认为安倍不仅思想极右，经济管理手段也是非常极端。
有媒体评论非常前卫，称日本已经打开了第三个失去的10年。通过数据分析，我认为，日本经济增速，今年实际上是负数，明年还会是负数。海啸导致的经济问题，再加上日本经济本身存在的几个问题，这都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
日本产业在退步是非常要命的事情。2008年我们到日本考察的时候，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报告显示，日本面向未来的基本竞争战略就是把核心零部件留在国内，高端研发能力留在国内，新材料留在国内，但现在因为海啸，日本的产业链出现了很大问题，它的产业还没有真正振兴起来。
此外，在高科技方面，实际上日本失去的这20年，就是它在创新战略上重大失误导致的。比如说在电子产品方面，美国的创新路线是数字化，而日本则选择了高清化。如今，美国为首的数字化已经迅速占领全球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苹果，为什么微软，为什么这些数字化的计算机，为什么数字化的摄影机，数字化的照相机现在淘汰了胶片，淘汰了高清晰这样的产品。这就是在创新战略上日本的重大失误。
数字货币策略篇4
一、数字货币运行机制实现框架构想
（一）发行机制
货币发展相继经历了“实物货币-贵金属货币-纸币”的过程。在我国纸币（人民币）发行模式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从人民币的发行模式看，中央银行掌握着货币发行权。但从比特币“去中心化、去信任化”为标志的区块链技术看，数字货币的发行是去中心化的，是在国家特定发展要求和明确交易要求下，有着明确可追溯源头，省略了“商业银行”中介。
数字货币体系为了有效控制货币发行量，应该由中央银行设立“登记中心”，负责货币发行、货币换版和使用登记等操作，形成基于“控制中心登记中心”发行库和业务库两极系统结构。发行库控制中心负责在线监控数字货币的运行体系，数字货币发行库控制中心采用云计算技术，快速扩充发行库计算和存储能力，在两级系统之间采用可信可控量子通信技术，解决数字货币运行环境的安全问题。
（二）流通机制
数字货币通过加载信息的数据，在控制中心和业务中心两极系统间传输完成，并非实物流通，因此数字货币不存在毁损、清点、回收、销毁等问题，而且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是由政府背书的，在流通中也不需要第三方进行交易信用背书。
在流通过程中，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开放式高频率支付手段，可以继续沿用比特币“分布式记账”的做法，将HASH（交易散列值）组合为交易记录集（前后链接的区块），并对其进行快速分发，让每个交易网络节点都有可追溯副本、一致性账本，但是数字货币受制于网络和数据量大，需要精心设计应用流程。在网络交易的基础上，划分数字货币流通记账区域，设计定时核对机制和分布式数据存储机制，确保数字货币流通效率和安全。
（三）防伪及信息记载
数字货币具备无法伪造和不可篡改的时间戳，完善的数据链，记载数字货币交易明细，确保可追溯每一笔交易信息，数字货币的特点决定其在流通中几乎不存在假钞、伪钞。
为了确保数字货币的唯一性，防止数字货币被重复使用和窃取冒用，可以为数字货币制定独有的永久标识代码，经过控制中心数字签名后，和持有人公匙、历史支付信息绑定，形成数字货币可用技术手段甄别的数字货币信息。
二、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
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新型货币体系发行与运行的货币，对传统货币（人民币纸币）的货币政策、金融体系、货币发行、清算体系等有着深远影响。中央银行作为发行与运行数字货币的中心，意味着中央银行成为数字货币发行和清算中心，迈进“互联网世界”，扭转了当前中央银行尚未进入互联网“线上金融”的被动局面，推动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线上账户开设发展，但对金融体系和线下传统支付清算也有深刻影响。
（一）对金融体系影响
当前，传统纸币的发行与回笼是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二元体系的。虽然，周小川行长说明“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仍然应该基于该二元体系完成，但货币的运送和保管发生了变化：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但是，数字货币的发行，势必中央银行掌握“大数据”，数字货币发行与运行“去中介化”，可能导致传统商业银行作为渠道角色慢慢衰败。数字货币的运行，全网就成为一个“大账本”，银行账户管理、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功能和价值也会逐渐下降，甚至解构。银行存款和贷款业务也逐渐被解构，数字货币加密决策的大规模应用，也将带来银行汇款业务的解构。那么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如中央证券保管、大额支付系统、证券交易存储库和证券结算系统等，将逐渐“脱媒”。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金融市场的脱媒现象，势必挑战金融体系中银行的中介地位。
（二）对货币政策影响
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去中心化”，因此有学者预测数字货币技术可能会逐渐取代货币政策。虽然我国2015年人民币M2（广义货币）余额为139.23万亿元，而M0（流通现金）余额为6.32万亿元，中央银行印制与发行的传统纸币数量已经降低至货币总量5%以下，现钞发行与流通大幅下降。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盛松成予以反驳，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广泛，货币政策是现代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之一。如果数字货币被普遍使用但不由货币当局调控，现代经济将因此失去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行。”他强调中央银行调节机制能够维持人民币稳定，货币政策微调功能甚至明显加强。笔者也认为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也将提升数字货币供给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央银行作为数据中心，将拥有巨大数据基础，可以更加灵活的应用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技术能够帮助监管当局全面追踪资金流，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测和评估。最后，数字货币“点对点”支付结算技术，增强资金流动性，使得利率期限结构平滑化，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更顺畅。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技术利于央行控制货币发行与运行，有效运动和传导货币政策，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
数字货币策略篇5
随欧盟的发展，欧盟财政与货币协调机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历程。
1、《布鲁塞尔条约》和西欧联盟，这一时期为1948年到1957年。二战后为了压制德国和恢复欧洲诸国的国力，以法国牵头成立了西欧联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一时期出现了煤钢两种战略资源的共同市场和军事联盟，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机制尚不存在。
2、《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时期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时西欧六国在罗马签署条约成立了欧洲三大共同体：煤钢、原子能与经济共同体。直到1973年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运行完好，因此欧盟并没有建立统一货币，一些货币上的协调制度只是为了让共同市场运行更好。1986年欧盟通过了《单一欧洲法令》促进了全面的政治合作。这一时期出现了共同体内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共同关税、共同农业基金等协调机制。
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这一时期为1992年至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洲三大共同体合作成为欧共体，欧共体内部实现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1999年欧元开始运行，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协调达到最高水平（完全统一），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原则之下建立起来。
二、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阐述
1、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1）机构体系：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为核心。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包括欧洲中央银行（总部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唯一决策者。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ESCB法令》。在相关法令的规定中，欧洲中央银行拥有超越国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括组织机构和人事、经济、制定规章与执行、制订货币政策四种。但制度上的一个缺点在于欧洲央行的主要责任性较弱，不受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的制约（但需要接受监督），中央银行法不能在欧洲议会修改，否决机制没有复审程序，决策层失误没有制裁规章。
（3）政策目标：欧洲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具体说来目标任务是将欧元区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衡量的年均通胀率维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维持，以及保证M3的4.5%年增长率。央行拥有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处被要求三个货币政策工具。
2、欧元区共同财政
欧盟共同财政是由欧盟掌握的财政。共同财政的雏形始于煤钢联盟时期，在1963年开始实行的欧洲共同农业基金后开始成型。欧盟比较重视共同财政，在共同财政方面有比较严格的制度保证。
（1）机构体系：核心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财政使用案首先由欧盟委员会讨论起草，然后送交欧盟财长理事会讨论审核，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通过。最后由欧洲议会对预案进行审查，提出建议并返回财长理事会。
（2）法律体系：其法律依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两份法令中规定共同财政有两个来源：一是欧盟的自收入，包括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欧盟共同关税。二是成员国的摊派，依各成员国的GDP比例进行摊派。
（3）政策目标：欧盟共同财政不必负担社保和社会秩序维持的责任，所以欧盟共同财政主要用于反哺农业，主要包括农业补贴、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渔业指导基金；其余的用于对外政策与活动、行政开支以及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
3、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框架
因为欧盟共同财政预算往往不到欧盟总GDP的2%，无法有效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欧盟的财政政策还是以各成员国的自主政策为主。
（1）机构体系：欧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三个机构负责协调：欧盟委员会、欧盟财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其中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法令，对各成员国进行监督与评估；欧盟财长理事会由欧盟各国财政部长组成，负责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欧洲议会负责整体监督和提供咨询。其中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是超国家的覆盖全欧盟的政治组织，监管和协调财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体系：欧盟财政政策约束条款主要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约束包括三个要素：财政纪律、自和协调。具体目标任务有如下几点：
规定各成员国预算或实际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当年GDP的60%；禁止金融机构或央行对政府赤字融资；禁止欧盟机构或成员国为其他成员国的债务承担责任；所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应该建立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
保证约束的工具主要写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具体包括如下几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应该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况触发豁免程序后各成员国应该尽快恢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正常情况；超过赤字会受到欧盟财长理事会的劝告，必须在四个月内采取措施。如一年内未能纠正过度赤字，则需缴纳保证金，其额度由固定和浮动保证金两部分决定。固定部分为GDP的0.2%。浮动部分为当年赤字超出GDP3%马约要求部分的10%。如果两年后仍然没有消除超额赤字则将保证金无息没收并在未超标国家间分配；采用趋同的税制和税率。
4、欧盟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补充
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政策协调还主要通过如下几个途径：
（1）条款约束。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规则。
（2）共同指导。每年六月欧盟财长理事会起草和欧盟理事会签署的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原则发表，并在再六个月后由专门委员会发表执行报告。该指导原则用于为欧盟各国提供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3）欧元小组。这是欧元区国家间组织的非正式的财政政策协调论坛。四，其他途径。
（4）其他途径。除此三大途径之外，还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对话、多边监督、正式劝告与制裁等等协调途径。主要负责经济政策协调的机构是欧盟财长理事会、欧元小组、经济与财政委员会、欧盟永久代表委员会以及总体经济政策指导委员会等。
三、欧元区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分析
1、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分析
随着欧盟几十年的发展，欧盟各国特别是欧元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进一步相关，经济趋同性加强。但各国因历史、文化与传统政治势力等原因还是存在着很多差异：例如国土面积、资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体系、市场结构与劳动力制度等。例如在欧元启动的前一年1998年，欧元区十一国中的六国宏观经济指标如下：
表中选取了当时欧元区十一国中GDP排名正数前三与倒数前三的六国。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为了加入欧元区和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各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异明显。表外国家例如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8.9%，为全欧元区成员国中最高，明显高于欧元区平均的11%水平。
在欧元正式启动后，欧元区各国的GDP增长和通胀率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来说，爱尔兰为欧元区最高，高达7.2%；而意大利则是―0.7%。通胀率方面，西班牙为全欧元区最高，为0.7%；而希腊则是―1.8%。
根据默斯等人针对1971～2000年间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他们指出，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力不同。一些国家由非对称性冲击推动增长，而令一些国家则由通货膨胀推动增长。而非对称性冲击对欧元区中的小国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
以上数据和分析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将导致各成员国间的政策产生溢出效应。而从目前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框架来看，溢出效应包括如下两种：一是一元的货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之间因传导机制差异而引出的溢出效应；二是多元的财政政策会对其他成员国产生溢出效应。
2、一元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1）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来源
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过程是首先影响利率，然后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但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尽相同，同样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引起各国贷款利率和资产购买的不同调整。而欧元整体利率的变化将严重影响欧元区中部分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对那些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则影响较小。
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也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差别。
（2）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表现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表明，欧元区国家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比利时、德国、芬兰和奥地利为代表，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经济运行开始发挥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预期效果。第二组以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起效时间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预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银行贷款政策方面，也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以长期贷款为主，因此投资受利率影响较小，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对其影响也较小。第二组以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为代表，与第一组情况相反。
欧元整体利率汇率的变化，对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些欧元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将起到较大的影响。而对德国、法国等影响则没有这么大。
（3）降低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因为一元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所以如何考虑公平，不让欧元区整体货币政策成为仅服务于少数几个大国的工具，并且要尽可能的破坏一元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就成了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的主要考虑点。欧元区共同财政作用相当有限，无法配合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还是能够调整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的唯一工具。
欧洲央行实行的战略被称为“稳定导向型货币政策战略”。其具体含义是指，综合运用货币目标控制和直接通货膨胀控制，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确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对过去成功的货币政策战略的连续性。在这一战略下，其货币政策最高目标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维护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也被有效破坏。
欧元运行以来，欧元区各国面临的外汇市场与汇率的不确定性都有效减低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稳定了物价，配合欧元区共同市场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机制、利率机制和相对价格机制这三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都被有效遏制，欧元区各国的经济趋同性不断加深。
3、多元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
（1）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危害
对欧元区来说，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有如下几个危害：
①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指在欧元区的共同市场建立后，资源和劳动力流动取消壁垒，欧元区各国将重新面临两大压力：公共产品供给与税源争夺。税收将成为欧元区内影响跨国界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为了争夺一些优良税源，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恶性税收竞争。
②会干扰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赤字融资，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会在已有负债率的情况下采取紧缩财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实行扩张货币政策的要求，从而扭曲信息并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③威胁欧元区的稳定。在各国财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央行出手调整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影响。这时，没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员国可能有退出欧元区的危机和压力，将会对欧元区的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④溢出效应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一体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缺少了货币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应被放大。而这种负溢出效应最终甚至将抵消甚至超过财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应。
（2）欧盟应对财政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践
欧盟关于财政政策的约束条款主要写在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约束实现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减少其货币政策来自债务救援方面的压力。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方面有着严格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上比较含混，使这个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怀疑。
《稳定与增长公约》是由德国财长魏格尔在1995年建议设立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补足，提出在满足其条件后应该继续严格执行其标准要求。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稳定价格稳定和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给出预防和指导。
数字货币策略篇6
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准备推出数字货币
（一）我国数字货币的定义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王永红给出定义如下，数字货币是指由货币当局发行、存储于电子设备、具有现金特性、并能够逐步替代现金和银行账户相关联的记账式货币的价值载体，即“法定电子现金”。我国央行研发的数字货币将具备可流通性、可存储性、可离线交易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性、不可抵赖性七大特征。
（二）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的目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在国内构建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我国支付体系，提升支付结算效率。二是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可以构建一个大数据系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我国数字货币发行框架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兼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组长姚前提出，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由国家保障，由央行主导，在保持实物现金发行的同时发行以加密算法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M0的一部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完成，中央银行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与验证监测，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负责面向社会提供数字货币流通服务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二、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基于新技术，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的金融创新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内外部营运模式和行业规则的全面重大变革，目前央行提倡商业银行早日加入我国数字货币的探索研究和发展推动工作。
（一）商业银行现金存储方式变化
现金存储方式变化是数字货币发行后必然发生和最直观的改变。虽然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电子货币成为目前社会的主流货币形式，截至2016年11月央行发行的6.49万亿？q？流通中货币（M0）是以传统纸币形式发行的，物理存储空间巨大。数字货币发行以后，人民银行在其数字货币私有云存放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可以存放在央行的数字货币私有云上或者存放在商业银行本地。
（二）现行基础信息系统需要重新构建并不断完善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会建设一套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虽然央行尚未给出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时间表，但是央行表态会加快推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发行初期将出现实物货币与数字货币并行流通阶段，届时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为满足实物货币和数字货币的流通要求，需要在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商业银行为满足数字货币存储需要在央行私有云的基础上建设银行私有云和数字货币数据库，实现实物货币与数字货币系统的并网运行。
（三）对商业银行系统安全和操作规范提出更高要求
商业银行现行信息系统是以满足以纸币货币为基础货币的交易和流通为目的，现金交易过程没有数据痕迹可追踪，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以后，货币初始形态变为数字模式，从发行到交易流通全程使用数字化模式，在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引发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和交易安全性，对商业银行的系统安全性和操作规范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四）商业银行业务运营模式巨变
数字货币的认证中心和登记中心由央行统一管理，央行对央行数字货币机构以及用户身份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以后，商业银行通过申请获得数字货币，向用户提供服务，资产负债表变化、货币流入流出等客户服务方式会发生巨大变化，大量柜台业务工作人员可能会被电子自助终端取代。
（五）法律法规、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数字货币与纸质货币在形态、存储、流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变化，央行在纸币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需要做出修改和调整，商业银行需要在新的监管政策下进行正常业务营运。
三、商业银行需要做的举措
人民银行提出要发行数字货币以后，各商业银行应该关注央行政策导向，尽快开展数字货币影响研究，提前规划布局数字货币运营体系，全力做好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研究工作。
一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对商业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启动数字货币发行的影响评估工作。由于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操作尚未公布，数字货币发行将对我国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造成全面影响，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关注央行公开的信息，加快数字货币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
二是商业银行加快数字货币使用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发行数字货币相关、发展相对成熟并且应用前景广泛的区块链技术、加密算法技术、云技术、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应该被商业银行尽快纳入系统建设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和实践范畴。商业银行在研究初期应该加强与同业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积极组建或参与国内外相关技术联盟，争取制定行业应用标准的主动权，降低研发成本并实现研究成果共享。
三是产品和服务模式的重新构画。数字货币发行初期，将出现数字货币和纸质货币并行流通阶段，随着数字货币接受度的提升，传统纸币使用频度可能会越来越低，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客户交易习惯的变化，根据客户行为习惯的变化构建灵活的服务模式，这对商业银行分析、应变和服务能力提出新挑战。
四是商业银行重构大数据技术应用。由于数字货币发行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构建央行大数据体系，商业银行有机会借助央行大数据体系打破信息孤岛，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数据实时分析和应用能力，构建全新的应用场景，实现金融创新。
注释
？q？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diaochatongjisi/resource/cms/2016/12/2016121615160267237.pdf 。
参考文献
[1]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构想》[J].中国金融，2016（8）：14-16.
[2]盛松成，蒋一乐.《央行数字货币才是真正货币》[J].中国金融，2016（14）：12-14.
[3]姚前.《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J].中国金融，2016（17：）13-15.
数字货币策略篇7
一、三大因素左右“二次探底”
1、风险之一：赤字与债务危机阻碍经济复苏
首先，希腊等国债务赤字压力巨大。前期危机干预时期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与欧元的融资便利大大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财政负担。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两项指标均大幅提升，部分国家已经逼近或者超越欧盟规定的临界值。PIIGS五国与英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早已远超3%的上限，其中希腊超过13%，达临界值的4倍之多。
PIIGS与英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数据方面，除西班牙为59.5%接近临界值之外，其他国家均超越欧盟60%的警戒线，其中意大利与希腊两国的比值分别为115.8%与113%，几乎是临界值的2倍。
其次，自身融资偿债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融资能力处于下降通道。
在外部信用评级方面，希腊等PIIGS五国的国家与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被不断下调。如果信用评级继续下降，那么这些欧盟债务危机国的公共与私人债务的融资成本将会进一步提高，并可能超出其承受范围。
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与负债率的状况来看，截至2009年底，欧盟及英法德的赤字率与负债率均超越欧盟3%与60%的警戒线。其中，负债率最高的法国达到77.6%，赤字率最高的英国达到12.6%。
最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外部投机。由于希腊等PIIGS国家与英国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投机力量对欧元与英镑的做空压力不断加大。截至2010年3月，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1：1.5左右，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1.36左右。
国际投机力量对于英镑和欧元的做空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2009年底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以来，CME英镑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81411张，而CME欧元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107140张。
欧盟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危机扩大局面的出现，包括与IMF联合干预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考虑到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实际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以及内部政治斗争，援助希腊等国的过程恐将出现较多的波折、耗费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本身也增加了欧盟尤其是希腊等债务危机国经济复苏过程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2、风险之二：经济较快复苏积累通胀风险
首先，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推高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迎来了快速复苏，这一复苏导致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加大。在工业增长率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2.8%、印度为16.7%、巴西为15.98%、俄罗斯为7.8%；在CPI同比增幅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5%、印度为16.22%、巴西为4.59%、俄罗斯为8%。此外，OECD经济领先指标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
其次，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推高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实体经济的复苏推动对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长，2008年以来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与金砖四国的经济复苏过程基本一致。
上游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推动PPI上行，而PPI的上行也会造成企业成本与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加大未来的通胀压力。金砖四国PPI与CRB指数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说明了这一点。
1月CRB指数同比增幅为39.38%，金砖四国的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中国PPI为4.32%、印度WPI为8.56%、巴西IGP-DI为4.42%、俄罗斯PPI为7.8%，同期CPI也出现上行。
此外，对欧盟与美国的数据研究也表明：经济复苏带来的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是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主要原因。2010年1月欧美PPI分别为0.11%与5%，同期CPI分别为0.9%与2.1%。
再次，流动性过剩推高货币型通胀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欧美日等国央行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政策方面，欧美日均采取超低的基准利率来扩大市场流动性。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为0.25%、欧盟为1%、日本为0.1%。
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自2007年底以来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在2010年4月初已达4.568万亿美元，其中总资产为2.311万亿、总负债为2.257万亿、净资产仅为540亿。
美联储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主要采取购买机构证券、回购协议以及定期拍卖信贷等政策工具。截至2010年4月初，上述三项政策工具合计1.241万亿美元，回购协议近期数量猛增。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M1和M2同比增速是衡量央行货币政策宽松与否的主要观察指标。从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来看，M1同比增速持续位于高位表明欧美对于经济复苏的流动性供给仍然充沛，这可能对未来滞后的通胀走高产生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1同比增速为10.68%、美国为9.54%，而日本相对较低，仅为0.93%。
由于M2比M1更能反映企业对金融系统流动性增长的应对力，因而与CPI关系更为密切。次贷危机以来，欧美的M2与CPI的同比增速关联度很高。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2同比增速为1.43%、美国为2.34%，日本为2.74%。
3、风险之三：宏观微观领域复苏未能同步
首先，就业领域失业率居高不下阻碍消费者信心复苏。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从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呈不断上涨趋势。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无就业增长型复苏”，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政府的经济干预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就业和消费重新启动，那么非但前期的努力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前期大量的政府流动性注入也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形成最为不利的“滞涨”格局。
2010年3月，欧盟失业率达10%，美国失业率为9.7%，而日本为5%；同期，欧盟27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13.9%、美国为52.3%、日本为40.7%。
其次，个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房地产、个人消费信用卡市场复苏。从商业银行信贷中房地产信贷与个人消费信用卡信贷的撇账率和违约率来看，上述两大市场的复苏活力不足，这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信贷撇账率为2.93%，而房地产信贷撇账率为2.7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高达9.5%。商业银行信贷违约率为7.17%，而房地产信贷违约率高达9.3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为6.4%。
再次，美国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阻碍金融经济体系复苏。中小银行同时兼具向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功能，如果中小银行持续倒闭，那么对中小企业投资增长、就业和消费者信心提升都将形成不利的冲击。从2007年初到2010年4月底，FDIC接受的倒闭银行数量已增至232家，其中2010年以来倒闭数量达到65家。
最后，企业领域投资信心不足影响经济回暖。投资者信心长期处于负数影响企业开工数量增加，而PMI指数也会因此而上行乏力，始终维持在50的临界值左右。企业开工数量的不足也会阻碍就业，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2010年4月Sentix投资信心指数方面，欧元区为2.5，美国为5.4，日本为1.3；同期PMI数据方面，欧元区为57.6，美国为60.4，日本为53.5。
二、各显其能应对“二次探底”
1、欧盟：削减赤字公债提升就业水平英法德与欧盟的整体财政赤字负担与公共债务负担较高，虽然上述国家的信用等级较高、融资能力较强，但同样需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与公债。
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等PIIGS五国经济规模较小，财政负债与融资能力较弱。尤其是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信用评级下调，再融资成本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由欧盟中央银行制订，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实现增加出口和财政收入，所以需要欧盟外部援助。
由于援助希腊等PIIGS债务危机国，以及提升欧盟就业与消费者信心的客观需要,短期内积极的货币流动性注入政策难以改变。近期达成的援助机制以延续货币刺激政策的代价换取了对债务危机的控制，客观上需要得到欧盟主要成员国货币信贷政策的支持。再加上对就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援助，积极货币信贷政策将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延续。
欧盟失业率与消费者信心长期低迷，这对未来经济持续复苏构成了较大威胁。欧盟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补贴企业、限制产业外移、提高贸易壁垒以增强本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以此提升消费者信心和内部需求。
2、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刺激就业
美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负担虽然较大，但市场评级和融资能力从未受到质疑，因此美国无需担忧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削减赤字与公债政策时，应将维护经济复苏与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对象，具体的削减政策可以等待经济完全复苏之后再重新制订，如奥巴马会继续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迟迟不能恢复，刺激就业、增加收入的政策急需得到制订。预计会进一步通过补贴企业的形式限制裁员；提高贸易壁垒、货币贬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在国内也会出台一些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传统中产阶级利益、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政策。
三、中国需两手应对
1、“二次探底”冲击较小情景下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冲击较小的情景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此次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发挥明显作用，希腊等PIIGS五国债务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不会出现进一步扩散；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压力得到较好控制，货币退出与财政紧缩政策未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消费者信心持续回升，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逐渐复苏，中小银行倒闭数量逐渐下降。
数字货币策略篇8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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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策略篇9
一、建立傀儡政权，为全面实施金融侵略做准备
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利用退位多年的清末帝溥仪[1]在新京（今吉林省L春市）建立傀儡政权，并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在宣言中，日本公然歪曲历史，宣称“满蒙旧时，本为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兹特将建设纲要，昭布中外，咸使闻知”。[2]3月9日，溥仪正式执政，年号“大同”，洲国实权尽在日本军方之手，日本得以逐步推行其“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开始了对中国东北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二、成立洲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日本在洲国政府成立后，加紧实施对东北地区的金融侵略计划。由于其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对东北的金融侵略也是早有预谋。早在1926年国民政府出版的《银行月刊》中，就报道了日本将在洲国设立中央银行的消息。
1932年6月11日，洲国政府正式了《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及《满洲中央银行法》，加紧对东北地区的金融控制。其中《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中规定：“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及黑龙江官银号，与满洲中央银行开业同时即为归并于满洲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设总行于新京，旧行号总分支行号均为满洲中央银行分支行”，强行接管和控制了东北的四大金融机构，将其并入洲中央银行。
6月15日，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任命镶蓝旗人荣厚为总裁，原台湾银行理事日本人山成乔六为副总裁，掌握实权。1932年7月1日，在洲中央银行总行召开成立庆典，与此同时，遍布于东北各地的洲中央银行128家分支机构一齐开始对外营业。
不久以后，日本人田中铁三郎出任洲中央银行第二任总裁，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日本的金融政策，洲中央银行已完全成为日本实现对满洲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三、发行洲国货币，进一步推行日满一体化
（一）发行洲国货币
1932年6月11日，州国政府颁布了《货币法》，其中规定：货币的制造和发行权属于洲国政府，通过洲中央银行履行。洲货币以纯银23.91克为价格单位，定名曰圆。货币之计算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纸币有百元、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等面值，采用镍铜合金的白铜货币有一角、五分两种，采用铜锡合金的青铜货币有一分、五厘两种。
其后，由日本内阁印刷局赶制，于大同元年（1932）九月十日发行五角券，十一月十日发行十元券，十二月十日发行一元券，大同二年（1933）四月十日发行百元券，六月一日发行五元券。同时，由奉天旧造币厂增设机器，大阪造币局增派技术工人，自大同二年（1933）五月一日起开始铸币，五月二十日发行镍币，八月一日发行铜币。[3]
（二）垄断东北币制
1932年7月1日，洲中央银行对外营业之初，日本关东军即令洲国政府颁布《旧货币整理办法》，强行禁止东北地区其他货币流通，并强令将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兑换券、边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哈尔滨大洋票等十五种正在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规定的换算率在两年之内兑换成洲国圆。在公布兑换率时，日本方面故意压低比率，进一步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套取人民手中的财富，其真正目的在于将换得的金银等贵金属通过陆路运至开放口岸，并换取外汇运回日本，作为日本军方的财力支持。
在这样的政策下，洲国圆很快成为东北地区的本位货币，东北的财富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
（三）推行日满一体化
日本先后采用银本位和金本位，逐步将洲地区纳入日元体系，与国民政府的法币对抗，推行日满一体化政策。这是洲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在1939年访问另一个伪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时发表的一段演说，名为《满洲国货币及金融机关之现状》[4]，节录如下：
“新货币制度，乃以纯银23.91公分，为价格之单位，名称曰圆。顾白银久为满洲民族之传统的货币，于国民生活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是以为避免国民经济生活上发生急剧变化，于收回整理多数旧币之便利计，而采用银本位者也。货币之制造与发行权，原来属于政府，但依法律之规定，乃委嘱于满洲中央银行。而满洲中央银行所发行，以上开纯银重量为价格单位之纸币，定为本位币。此外并不铸造本位币，现在铸币则仅限于辅币是已。
嗣自康德元年[5]夏以来，美国施行白银政策，银价飞涨，满洲国币亦当然随之上升，以致物价遭受异常下跌。经济界顿失安定性，于是使国币与白银脱离关系，采用使其与日本金票联系之方针。至三十五年九月间，国币金票行市相平，于同年十一月，由日满两国政府，发表两国货币维持平价之声明，迄今仍坚持平价。”
洲国政府是一个傀儡政府，所有的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只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服务，讲话中所谓的对抗美国白银政策只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日本表面上的维稳行为，更使得操控满洲地区金融的侵略行为欲盖弥彰。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日本有预谋地使用了以金本位为目标的过渡性银本位政策。这是因为，在洲国圆发行之初，他们担心采用金本位制会造成对经济的冲击，相比之下，实行货币统一的意义要大于货币本位改革。但是在时机成熟以后，就将银本位改为了金本位，让洲国圆与日本金票，也就是当时的日元等价。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洲国纳入日元体系，扩大日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以便于其对日本和满洲的经济实行整体调控，使得日本的经济政策在洲国控制区域顺利推行。
四、日本金融政策彻底失败，国民政府收回金融
在洲统治的十余年里，日本逐年加大伪币的发行量，疯狂的套取外汇，掠夺人民手中的真金白银，控制经济命脉，攫取战略物资，以期解决军费短缺和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服务。但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战局逐渐向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日本再也无法维持洲国圆和日元的平价局面，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只能通过滥发纸币勉强维持。
从这一份当年的洲中央银行科目表[6]的纸币发行量可以看出，日本在满洲货币的发行量逐年上升，由1934年的163333千元到1940年的947051千元，数量增加了几倍，但这样疯狂的滥发纸币注定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除了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苦难以外，也注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
最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其在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东北九省[7]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8]，收回了洲中央银行，并由指定的国有银行东北银行对洲国货币进行收兑和销毁，稳定了货币政策，丧失了多年的金融控制权重又回到中国政府的手中。
未被销毁的洲国货币流传至今，成为钱币市场上的收藏热点之一。同样，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货币档案，也铭记了中华民族苦难最为深重、最不能忘却的一段岁月。
注释：
[1]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末代皇帝，年号宣统，于1932年登基成为洲国傀儡皇帝.
[2]原文引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
[3]总结自康德四年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发行的《满洲中央银行》一书.
[4]本段文字引用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刊物《实业月刊》.
[5]即1934年.
数字货币策略篇10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数字货币策略篇11
“稳健略偏宽松”
昨天上午，央行行长周xx在上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这是央行首度对货币政策状态提出“稳健略偏宽松”的看法。
备受关注的利率走廊方面，周xx指出，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于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率信号要清晰，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现在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大家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在他看来，过去走廊中间值是依赖于基准利率，现在更多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
谈外汇储备
会保持合理水平
对于市场关注的近期外汇储备问题，周xx称，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外汇储备像水库，上游不断有水进来，下游也不断有水流出，中间部分是外汇储备。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从2019年中3.99万亿美元的峰值，降至1月末的3.23万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什么水平合适，周xx说，学术上有各种观点，可以参考的一点是，目前外汇储备对保持国家对外支付能力没有值得太担心的地方。
总体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该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外汇储备的波动终将回归理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
谈人民币汇率
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对于是否存在竞争性贬值，周xx指出，多个国家采用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这种方式。
周xx表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
谈房地产市场
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偏低
房地产市场方面，周xx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他认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需逆周期调节，首付比例原来是30%，现在降低是有空间的。今后可能会考虑给银行更多自主权。
周xx强调，现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
周xx还表示，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要使股本融资市场有更好的发展。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还不够成熟，虽有强烈发展愿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他表示，如果国家股本融资市场成熟，很多资金可以通过股市转化为企业股本资金。
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运用
央行26日称，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同时，央行行长周xx26日在上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货币政策前段用得不少了，现在这个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应用，强调结构性政策的应用。在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除总需求的政策继续做好以外，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供给侧需要做哪些事情。
央行并称，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目前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国正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中国的政府还将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关系，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对于今年以来汇市波动引发其他金融市场共振，周xx称，金融市场各个不同板块之间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有时候产生共振，因此每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变动，从理论上讲，应该事先考虑好对其他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是否有相互增强的共振。
周xx说，可能在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对政策的效果进行模拟的时候需要更加小心。与此同时，不能缩手缩脚，有的要做的改革、要对中国经济做出实际性的改善，特别是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果断推行，出了一定的问题可以进行适当弥补。关键还是看经济基本面，如果经济总体是健康的、可持续的，那么一些小的金融市场波动，以后会回归正常。
周xx称，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发展，也确实下了很大力气。但是不能拔苗助长，它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
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xx表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9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促使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
数字货币策略篇12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虚拟货币流通模型，分析虚拟货币的流通过程；二是虚拟货币监管策略定位，主张在网游虚拟货币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三是网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以网络游戏的生命周期为导线，论述各阶段的特征；四是网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虚拟货币监管策略，针对各阶段网游虚拟货币的特征，探讨相应的监管策略；五是全局监管策略，进行适用于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全局监管策略研究；最后是结束语。
一、虚拟货币流通模型
网游虚拟货币的获取有五个途径：①玩家从网游运营商购买；②游戏中获得奖励；③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获得；④与其他玩家私下交易获得；⑤盗号、诈骗获得。网游虚拟货币的输出有四个途径：①向网游运营商支付虚拟货币获取服务；②把网游虚拟货币放到第三方交易平台上出售；③与其他玩家交易输出网游虚拟货币；④被盗号、被欺诈等造成网游虚拟货币的输出。
一个典型的网游虚拟货币的流通模型如图1所示，简要描述了一“单位”网游虚拟货币的流通过程。网游运营商发行虚拟货币，玩家A购买网游虚拟货币；玩家A向网游运营商支付虚拟货币，获得虚拟服务；玩家A通过私下交易或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把多余的网游虚拟货币交易给玩家B；玩家B可以把获得的网游虚拟货币用于支付给网游运营商而获得虚拟服务，也可以用于继续交易；玩家在持有网游虚拟货币的过程中，有可能因被盗、被欺诈或网络安全问题而丢失网游虚拟货币。
网游虚拟货币具有完整的生命周期，存在生成、循环和销毁三个阶段。伴随着网游运营商与玩家、玩家与玩家等之间的交易，网游虚拟货币起到了支付、流通、价值尺度等功能。玩家将现实货币的一部分兑换为网游虚拟货币，用于支撑虚拟世界里的开支；多余的网游虚拟货币用于交易，兑换成现实货币。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资本的流动，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二、虚拟货币监管策略定位
关于网游虚拟货币是否影响现实的金融秩序，一种观点是认为不会影响，理由有三个[6]：①网游运营商不会无限制地发行网游虚拟货币，网游虚拟货币发行数量取决于玩家购买的数量；②网游虚拟货币无法与现实货币互兑,不可能冲击现行货币发行体系；③网游虚拟货币是商品，网游虚拟货币的增加仅是虚拟商品的增加，而不是货币的增加。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同时得到了哈耶克“自由货币”学说的支持，哈耶克认为：现代国家利用垄断性货币发行权，使其有可能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纸币发行的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对这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权垄断，代之由私人银行发行竞争性的货币。私人银行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反而能够注重维护币值的稳定，避免因货币贬值而被淘汰的结局。
另一种观点是支持网游虚拟货币会影响现实的金融秩序，也有三个理由：①由于网游运营商在发行网游虚拟货币时，根本不会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储备，也不考虑是否要约束货币发行规模以及如何维护货币的信用，这样会过度发行网游虚拟货币，一旦网游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可以兑换，会冲击现实的金融秩序；②网游运营商在大量发行网游虚拟货币并从中牟利时，很容易造成玩家花钱买来的网游虚拟货币贬值，导致玩家利益受损；③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导致本来属于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被网游运营商得到了，网游虚拟货币相关的交易涉及市场秩序、税收问题，会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经济学家克纳普提出货币国定学说，为人们所接受；凯恩斯强调“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无可争辩地都是国定货币。”
两种观点相应的产生两种极端的措施：放任自流和严格禁止。我们认为目前网游虚拟货币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两种极端措施都不可取。因为：第一，技术、市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合时宜的监管机制毫无疑问会扼杀革新，目前为止的网游虚拟货币的革新朝着提供更有效的支付工具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玩家，那么，扼杀革新就等于破坏玩家的利益，与保护玩家利益的初衷相矛盾；第二，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制定出来的管制措施带有盲目尝试和“堵”的意味，易于让运营商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念头，不利于捍卫管制条例与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例如，对于虚拟货币税收的规定，在准确核定数额和杜绝逃避途径解决之前，难以有利实施。因此，我们主张在网游虚拟货币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现阶段对网游虚拟货币应采取较松的监管策略，也就是采用谨慎监管、适时和适度的原则, 既要保证网游虚拟货币的健康发展, 又要能够有效防御金融风险。同时，在监管网游虚拟货币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以便为将来立法做准备。
三、网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
网络游戏和传统的产品一样，也存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款网络游戏的生命周期[7]包括引入期（测试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一款网络游戏的生命周期如图2所示，平滑曲线表述了网游运营商的销售收入随网游的“成长”而变化，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一款网络游戏生命周期的长短和各个阶段的长短主要受该款网络游戏的本身质量、玩家口碑、获利模式、现行政策、私服外挂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以网络游戏的生命周期为导线，论述网络游戏各个阶段的特征。
1.引入期（测试期）
在网络游戏的引入期（测试期），对游戏画面、服务器稳定性、游戏可玩性、游戏平衡性、游戏经济系统、玩家推荐指数和运营商圈钱指数等进行测试。在网络游戏的引入期吸引足够多的玩家都对后期的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让更多的玩家知道这款网络游戏并有能实际操作或者观看的机会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网游运营商会选择各种方式对该网络游戏进行宣传，以吸引玩家的关注。得到部分资深玩家推荐，玩家的口碑传播或者营销力度较大，使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关注、加入游戏。一款网络游戏在进入市场时一般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和技术创新性，玩家会在好奇心的驱动下试用。现在的网络游戏大多是不删档测试，同时在测试期也有一些优惠措施，这些也是吸引玩家试玩网络游戏的原因。为解决小额支付问题，同时为吸引人气，提高玩家的兴趣和忠诚度，开始发行网游虚拟货币。
2. 成长期
一般来说，经过引入期的筛选，游戏的各种玩点是玩家持续游戏和关注的主要驱动力。由于部分核心玩家认可和口碑传播，以及版本更新、副本开放、营销宣传力度加大、系统维护等因素影响下，网络游戏 处于成长阶段。提高用户数是任何网络游戏最根本和最直接的策略，这是因为用户数决定了网络规模的大小，并影响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及其网络现有用户的效用。增加用户数的主要策略包括低价、开辟新服务器和提高认知程度。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网络运营商将大量的网游虚拟货币投入到运营中，进而不断推出新的更高级的虚拟物品和服务来激发消费者的兴趣，这样也造成了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和其它虚拟物品一定的贬值，给玩家造成损失。只要游戏内容、游戏质量足够吸引人，玩家会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该网游运营商发行的虚拟货币。
3. 成熟期
随着核心玩家群体的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网络游戏达到成熟期，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量相对稳定，网游虚拟货币的价值也相对稳定了。网游运营商的核心任务在于保持并提高现有的用户规模和良好评价，通过持续更新产品版本、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锁定玩家。根据游戏品质、运营方式的不同，网络游戏成熟期的时间长短也不一。进入成熟期后，玩游戏的人员越来越多，有些玩家表示：现在玩游戏一般都会购买装备，节省练级打怪的时间。这是用金钱来换时间，很多游戏很费时间，没有长时间在线游戏，装备不会自己送上门。所以只好花点钱，将自己在虚拟世界中的级数提高，满足虚荣心。这个时期是盗号、私服、外挂、游戏攻略等大量涌现的时期，网游赌博行为在这个时期的危害是最大的。
4. 衰退期
在网游的衰退期，游戏推广力度减弱，玩家数量减少，除少量忠实玩家外，大部分玩家会被私服和其他游戏分流。相应的，网游运营商收入下降，网游虚拟货币的价值降低，最后跌至几乎为零。如今网络游戏可谓数不胜数，游戏玩家很容易从一个游戏转向另一个游戏，这样也就会导致一款网络游戏的网游虚拟货币需求下降，而网游运营商却没有减慢网游虚拟货币发行速度，从而导致网游虚拟货币通货膨胀。
四、网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虚拟货币监管策略
网游虚拟货币的价值随着网游游戏的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化，大致过程是：一款网络游戏在其引入期和成长期，其网游虚拟货币在增值阶段；随着这款网络游戏达到成熟阶段，网游虚拟货币的汇率在经过一小段时间内的上扬之后将会遇到瓶颈达到稳定；在网络游戏进入衰退期，慢慢开始淡出主流市场，网游虚拟货币的价值也就慢慢降低，最后跌至几乎零点。表1列出了在网游生命周期各阶段虚拟货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相应的监管策略，不同阶段特征不同，相应的策略也会有所不同。下面以网游的生命周期为导线，针对各阶段网游虚拟货币的特征，探讨相应的监管策略。
1. 引入期（测试期）
在引入期，多数网络游戏是不删档测试，并且为了吸引人气和提高玩家的兴趣和忠诚度，开始发行网游虚拟货币。这时，要严格市场准入，要求网游运营商向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初审后报文化部审批。主管部门根据网游运营商的资本规模、经营状况、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等因素决定是否批准其发行网游虚拟货币。加强对网游虚拟货币发行主体和交易服务提供主体的管理，要求同一企业不得同时经营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与交易业务。
2. 成长期
在成长期，要求网游运营商应当依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和产品运营情况，适量发行网游虚拟货币。实行准备金制度，网游运营商必须缴纳一定准备金给中央银行，网游虚拟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其准备金的一定比例。并要求网游运营商按季度向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报送网游虚拟货币总量等情况，中央银行根据网游运营商的报表对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量进行监控，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网游虚拟货币滥发行为。伴随着网游的发展，网游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在扩大，加强网游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监管凸显出来。监管网游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很关键，规定网游虚拟货币仅限于兑换发行企业自身所提供的虚拟服务，不得用以支付、购买实物产品或兑换其它企业的任何产品和服务。此阶段部分玩家开始关注私服，外挂开始大量出现，要让玩家明确意识到“私服”、“外挂”上的游戏行为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同时要求网游运营商积极配合管理部门，采取技术手段打击“盗号”、“私服”、“外挂”等。
3. 成熟期
在网游的成熟期，由于网游虚拟货币的发行量相对稳定，可对其进行近似现实货币般的监管，如考虑网游运营商的信用等级，对网游虚拟货币的流通速度、相应准备金等内容进行考核，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监控体系，以化解可能产生的风险。网络游戏进入成熟期后，有相当规模的玩家群体，并且这个阶段出于虚荣心花钱提高级数的玩家增多，网游虚拟货币的交易量会比较大。由于利益的驱使，这个阶段盗号、私服、外挂等比较猖獗，交易量的监控非常重要，需要打击各种违法行为。成熟期是网游运营商盈利的最佳时期，需要对网游内容和网游赌博行为加强监管。有的网游运营商会通过在游戏里增加开地图、过关口等的收费而盈利，实质上构成恶意发行网游虚拟货币。网游里采用抽签、押宝、随机抽取等博彩方式，这些赌博行为是要严厉打击的，一旦出现利用网游虚拟货币进行赌博或博彩的行为，应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这个阶段更要加强对网游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监管。
4. 衰退期
当一款网络游戏到了它的衰退期，玩家被分流日益严重。这个时期，网游运营商将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滥发网游虚拟货币，比如借助虚拟物品降价，增加发行网游虚拟货币。如果网游虚拟货币的无限发行与虚拟产品有限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变，将会导致虚拟货币在整个虚拟世界的相对过剩，出现虚拟世界的通货膨胀，这样玩家手里的虚拟货币就会贬值。这个阶段，更要加强网游虚拟货币的监管，并要求一旦网游停止运营，网游运营商必须以法定货币方式或用户接受的其它方式退还用户。
五、全局监管策略
在分析研究网游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础上，参考《新巴塞尔协议》，结合《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进行适用于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全局监管策略研究。对于网游虚拟货币的监管，主要内容是风险性和合规性方面的研究，具体策略有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实时监测、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和培养行业自律。各种监管策略在网游虚拟货币的监管活动中相互补充，互为依据，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1.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是指网游虚拟货币监管部门指派专人或专门小组，进入网游虚拟货币现场对网游虚拟货币系统进行的检查。对不同网游运营商，由于检查的目的和要求不同，检查内容和方法也各有侧重。主要思路是：①现场检查的方式和频率。网游虚拟货币处于初级阶段，风险管理正处于逐步完善之中。现阶段现场检查应以专项检查为主，全面检查为辅。网游虚拟货币市场准入之前，应对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重点是技术风险检查。准入之后，技术风险的现场检查频率依网游虚拟货币的具体情况而定，主要是依据网游虚拟货币对现实金融的影响程度，风险越高，检查的频率就越高。②现场检查的程序。首先，分析风险，制定现场检查方案；接着，下发现场检查通知书，进行现场检查；最后，根据检查中发现的事实，得出现场检查的初步结论，与网游运营商讨论，提出监管建议和形成最终报告。③现场检查的主要内容。网游虚拟货币的现场检查应主要包括物理设备安全、数据通讯安全、应用系统安全、信息技术安全策略以及遵守现行规定的情况等。
2. 非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是指网游虚拟货币监管部门对其监测到的或网游运营商报送的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并通过一系列风险监测和评价指标，对网游虚拟货币的风险作出初步评价和早期预警。非现场检查可以保证监管的及时性和连续性，有助于明确现场检查的对象和重点。非现场检查的具体过程包括：①采集数据。网游虚拟货币监管部门要求网游运营商定期报送该时期发行网游虚拟货币的总量、存量和交易数量等，采集频率要有明确规定；②生成风险监测指标值，进行分析评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核对、分类、归并的基础上，根据预先设计的风险监测和控制指标生产一系列指标值，利用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法对各项指标值，进行分析，得出单项检查结论，并综合评价风险；③制定监管策略。结合综合评价结论，选择合理的监管策略，并对于存在问题比较大的网游运营商发出预警。
3. 实时监测
网游虚拟货币具有虚拟性、可分性、流通速度快和防伪措施的特殊性，使实时监测成为网游虚拟货币的重要监测方式。实时监测是网游虚拟货币监管人员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使用相关的工具，利用技术手段，对网游虚拟货币的运行过程、异常情况和不安全环节等进行实时、动态和持续地监测。实时监测可以有效地制止和化解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风险。
4. 建立危机处理机制
对于网游虚拟货币，应构建风险评估体系，以便及时识别、监测和预警风险，提出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建议和措施，并对网游虚拟货币风险发展趋势和控制情况进行持续跟踪。针对网游虚拟货币所存在的风险，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有助于网游虚拟货币造成的各种风险的解决。网游虚拟货币监管部门应依据综合评价结果，针对所存在的风险，及时采取相应的控制和处置措施，以防止风险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根据网游虚拟货币的发展状况，相应的采取巩固性措施、改善性措施、纠正性措施和市场退出处置措施。
5. 培育行业自律组织
数字货币策略篇13
1.确立首要目标,着眼中期,求稳求变。
《马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使目标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会(又称ECB货币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给出了物价稳定的量化定义:整个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HICP)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经过近5年的货币政策实践,ECB管理理事会于2003年修正了对物价稳定的界定:中期内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1)ECB对价格是否稳定的判断是基于整个欧元区中期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而且最终影响的程度也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抵销意外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短期内存在一些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着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仅为HICP通货膨胀率设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货紧缩和物价稳定是不相容的。
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量化定义,既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监督的标准;既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不仅增强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围绕目标,构筑框架,寻求支柱。
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两个支柱,构成了ECB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ECB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收集各种信息,充分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都不会遗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决策的稳健性。两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或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做法。
(1)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针对影响价格稳定的短期风险而进行的分析。该分析基于如下的认识:短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ECB关注的主要变量有:总需求、总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广义的物价和成本指数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欧元区国际收支的变化等。
(2)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分析,该分析的基础是中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的变化包含着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对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总体评估。ECB把货币供应量指标从一系列备选指标中挑选出来,并公布广义货币M3增长率的参考值,向公众清楚地表明了它进行货币分析的意图。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在M3与物价水平和其他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M3还预示了未来,特别是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
ECB将从双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进行评估、反复核对和汇总,形成对经济的波动程度和本质、经济运行结果和物价稳定的主要风险的总体评估,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信息交流框架,公众能了解ECB制定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知道ECB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
3.注重货币政策策略的沟通职能。
透明的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所有这些都能在一种开放、清晰、及时的状态下进行。
ECB的沟通面临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欧元区12个不同的国家,10种不同的语言,无疑给ECB的货币政策沟通提供了挑战。ECB强调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众能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据,从而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ECB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
(1)每个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是ECB最重要的沟通方式。ECB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新闻会上,ECB行长将向公众详细地介绍管理理事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管理理事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与会者也可以与新闻发言人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招待会的文字材料也将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网站上,以便这些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呈现给公众。
(2)ECB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长每个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ECB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ECB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
(3)ECB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公众进行交流,阐述ECB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断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发言稿、演讲稿,研究人员的分析文章,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结果,在ECB的网站和其出版的论文集和专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银行研究职能的发挥。
ECB经济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ECB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
ECB的经济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展开:workingpaper主要是鼓励对ECB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员的阶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可以免费在ECB的网站上获得,对于公众对ECB货币政策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ECB也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元区内不同国家进行分析预测,以便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信息。针对欧洲资本市场和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经济周期变化等问题,ECB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此外,EC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轮流召开国际货币政策论坛,鼓励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是各国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其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约》赋予ECB货币政策目标上的独立,而且ECB还具有工具上、财务上和人员上的独立,因此为ECB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目标独立性来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国货币政策当前仍受到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等等。从操作独立性来看,也存在一些约束,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小,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等等。
多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相当困难。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将长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标独立性比提高操作独立性难度要大。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我们应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预防性操作创造条件。
2.尽快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反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标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欧洲中央银行在考察过一些其他中央银行已经或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策略后,决定采用以稳定为目标的双柱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ECB成立的时间不长,欧元区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ECB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两支柱策略赋予ECB在操作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传导效率。
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近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借鉴ECB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公众的预期。积极构建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对经济的预测能力,即时采取预防性操作,将会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与公众交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ECB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而且还定期出版报告预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市场状况以及预测的风险等。ECB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的目标,讨论近期通货膨胀的情况,评价已经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因为货币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时只要显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预市场就能达到调控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