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行政论文篇1
2.新媒体加深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传统刻板印象。在对网络关于行政执法报道的调查中显示，在报道中出现最多的是与暴力有关的词语，报道更多地站在行政执法对象的角度，更愿意表现他们的声音和意见。在这些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评论性的语言，貌似遵守了新闻公正和客观性，其实，传播者在对新闻事件材料的选取过程中就已经将个人的主观意见隐含在新闻的报道中，这种报道比直接发表评论更具有说服性和影响力，通过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判断来引导公众意见，对行政执法主体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行政执法不断走向现代化、平等性和透明性；另一方面，不断干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并加深了人们对行政执法的传统印象，妨碍了行政执法的进一步发展。
二、结束语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2
新媒体是基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全新动态性概念，主要是借助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在网络上传播信息的途径与方式，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信息。伴随着新媒体的到来，高校校园中新媒体逐渐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因为网络信息的不可控性，新媒体之下许多负面的信息传播于高校校园，这也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对此，研究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的影响及对策有着显著的教育意义。
一、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的影响
1.新媒体传播更加开阔的信息，既丰富了思想教育资源也提高了教育难度。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其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所存在的空间、时间等约束，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及时传播[1]。对此，一方面，新媒体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教学素材，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收集更多的知识。教师在课堂中，可以及时选取社会中代表性事件或典型人物故事等，并借助专题讨论或主体座谈等方式更加全面、细致的为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多方面的教育，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具备较高的不可控性，其中大量的信息并不是所有都符合教育的需求，这也间接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难度[2]。大量的、开放性的信息资源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传播媒体对传播内容的筛选有效性，导致学生在全新的媒体当中所获得的信息量非常庞大，并且杂乱无章，可能不具备任何教育作用，甚至是影响学生的道德底线，呈现负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网络中关于潮流的话题一直较热，受到时尚潮流的影响，部分学生盲目追求时尚，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将夸张的图案、涂鸦以及文字等放在服饰上，怪异的发型以及绚丽的首饰出现在校园当中，导致学生之间形成不良的对比、攀比、模仿行为[3]。除此之外，因为新媒体信息的开拓性，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充斥着我国的高校校园，尤其是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借助网络中大量的网站传播反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这对于一些思想、政治观念尚未完成成熟的高校学生而言有着严重的引导作用，很容易导致学生发生思想观念的偏差，从而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难度。
2.新媒体迅速发展，既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也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标准。长时间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采用社会实践、课堂教授等方式进行教学。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借助视频、图像等教育资源展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并借助动静结合的方式活化理论教育内容，通过网络平台无时间、空间限制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此同时，新媒体在大学生当中的快速传播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教育实施者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修养等，并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能力，从而更好的应对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伴随着手机上网功能的快速完善与校园网等发展，大学生即从新媒体中获得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但是，相对而言，教师这一方面从新媒体当中获取的成长和利益并不多，仍然存在教育积水较差、缺乏新鲜事物洞察力以及观念落后等问题。对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观念，提升新媒体的教育质量。
二、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影响的相应对策
针对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所呈现的各方面影响，教育者绝对不能观望或等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应用针对措施进行优化改善，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不断完善校园的正确思想文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新媒体中所存在的各种负面观念、思想，构建健康、积极、具备正确政治理念的高校环境，进而展现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1.借助新媒体优势，在巩固思想政治教育主途径时有效开拓新渠道。目前，新媒体逐渐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社会参与以及生活讨论等行为的主要方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必须认识新媒体力量，充分借助新媒体对高校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在有效强化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途径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基于新媒体的全新教育途径与渠道。首先，需要化信息环境之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网路化与信息化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需要正确认识传媒机构与企业，采用各种措施，体现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与及时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借助数字报纸、论坛、微信等多种途径，将社会主义建设、党的执政理念等传播到每一个网络终端中，并为大学生创建及时性的网络教育。其次，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教育需求，开创各种教育资源，例如在高校校园网中建设相应的信息资源库，并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内容丰富资源库当中的教育内容，从而强化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有效性。
2.借助新媒体负面因素，将其作为负面案例进行教育。新媒体是当代社会的衍生物，同样也是消除不良信息的重要手段。在实际的教育中，不能直接对新媒体中的不良信息、负面信息进行强制性的排斥或压制，应当借助传统的教育方式，以积极地应对态度去面对。首先，应当调整并充实德育教育的相关内容，并按照学校的实际办学特点，突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特征，努力体现积极内容，着重展现有教育意义、人生引导作用的文化内容。其次，有计划性、目的性的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体现学生会以及各种学生社团等以组织为形式的思想政治文化传播、参与主体的应用，组织各种教育类活动，将学校的主流文化贯穿到每一个宿舍和社团当中。最后，有效抑制负面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于一部分负面思想、文化的出现，不能简单的杜绝和否定，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引导，将不良文化的影响明显化，让学生了解不良文化对于学生自身发展的影响，并采取讨论、座谈等方式讨论不良新媒体与良好新媒体之间的差异和影响的不同，并对于个别典型的案例进行宣传教育，让学生自己正确应用新媒体，构建正确的思想政治理念。
3.努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质量，创新教育质量。新媒体技术的快速传播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而言提出了更高的教育要求。教育者必须持续提升自己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并创新新媒体教育能力，努力强化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途径、教育手段、教育内容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和创新，新媒体必然会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成带来更多的挑战与创新。新媒体在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教育途径与提高大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教育难度，加大了教育风险。对此，需要广大高校教育者有效应用新媒体教育特点，针对新媒体中所存在的负面内容，扬长避短，将挑战转变为机遇，将负面转变为教育工具，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参考文献：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3
一、新媒体传播特点与传统媒体的区别
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互联网对党的建设的影响，用好新媒体，为加强党的建设服务。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具开放性，传播途径多元化，新媒体具有共生、交互的特征，新媒体的传播属于即时传播，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向扁平化发展； 其次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传媒领域的技术和理念方面的革命。总体来说： 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1]面对着新媒体时代加强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要求。面对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通过新媒体参与到公共事件当中，关注了公共利益，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热点事件。舆论引导逐渐成为了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的一个砝码，需要受到高度重视，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执政党就更应该积极的适应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趋势，牢牢掌握其走向，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扩大党建舆论引导工作和宣传工作，使新媒体为党的舆论建设和宣传服务。而且运用新媒体技术也是为了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由于党的建设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如果想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必须要开阔思路、扩宽相关领导人的眼界，扩宽人的胸襟，努力掌握新的科技发展和新的科学理念思想，积极运用科学新思想、新经验和新理念，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新的方法选择以及理论支撑。
将思想建设置于党建工作的首位，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原则。新环境下，党能否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的利用新媒体以确保思想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党建工作者需要及时把握新媒体的特征，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创新思想建设工作，增强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
二、新媒体与党建工作结合的利与弊
从建设性视角来说， 一方面， 新媒体可以是传播党的理念、促进党的自身建设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 作为执政党， 需要改革创新， 以制度化方式建构党与新媒体关系， 形成执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系。
网络新媒体使信息交流更为便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加强党风廉政的阵地建设，切实加大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文化的力量培育人，使党员干部的廉政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利用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施行电子党务，利用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提高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新媒体作为监督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发挥其它机构无法实现的监督功能。通过与群众沟通，发展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充分了解舆情，掌握社会最新动态和群众最为关心的事情，更好地解决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更有利于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利于提高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对于当前网络新媒体的独特作用以及给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我们要善于运用互联网为党的建设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科学化水平。
新媒体的实质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技术把复杂、丰富、需要技巧的人类交流过程变得直接而浅薄，人际关系只是手机里储存的号码关系，只有回归到社会关系本体，才能真正认识到，群众路线的根本在于联系群众，在于与群众交流而不只是提供信息，网络匿名并非追求技术带来的自由，其本质是对言论平等的向往，也才能真正明了新媒体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根本所在。舆论导向正确并不意味着具有舆论引导能力，如果所传播的信息不为读者接受，那么这种传播就毫无
意义。新媒体时代，我们既要利用新媒体及时向党内外介绍党的工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热点难点问题，第一时间表明立场观点，还要澄清涉及党的工作的各种误解和疑虑，消除不适或歪曲报道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
要充分考虑到各阶层、各行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用新媒体建立起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建立新媒体上的公众论证、提议、表决等重大决策制
度，促进决策民主化；建立意见领袖责任制，邀请嘉宾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新媒体渠道的座谈，促进新媒体舆论的理性化；建立回应群众意见的立体化工作机制，完善从提问、审核、回复到反馈的流程式运作模式，促使领导干部了解群众需要，落实群众的诉求。一些领导干部因对新媒体重视不够，处置舆论失当，致使公务事件变成了网络，抹黑了党的形象。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建立问责制，对应对新媒体舆论不力的要究其责任。
科学认识新媒体，创新党的建设新方法。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体，我们必须有科学的认识。新媒体是促进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渠道，是促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更是党的思想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创新党的建设的新方法，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工作平台，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模式，党员动态管理机制。针对党员流动性、分散性、自主性逐步增强的实际，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党员e 家”、“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等虚拟组织和平台，把网上活动与网下活动结合起来，把虚拟和现实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信息化党建管理网络，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的目标。
主动运用新媒体，搭建党建工作新平台。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手段，具有高效、迅捷、交互性强的特点，须将这一现代化的工具引入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通过互联网为党的建设提供信息宣传平台，为主流意识形态拓展一块新阵地；提供教育管理平台，拓展党员教育的时空领域；提供互动交流平台，引导党员群众利用电子邮件、党员群众QQ、BBS、博客、网上留言、在线交流拍砖灌水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意愿和建议；提供网上办公平台，推进党建信息、党员学习培训、党员紧急动员、网络调查和测评等工作；提供密切联系群众平台，利用电子邮件、留言、在线交流等方式联系，甚至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
积极引导新媒体，探索党的建设新规律。互联网信息来源广、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必须坚持党对新媒体管理工作的领导，提高新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占领互联网舆论传播制高点，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公开需要向社会公布的党务信息，拓展党的声音的传播渠道；加强对互联网热点问题的引导和应对，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巩固壮大新媒体主流舆论阵地，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唱响主旋律，使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价值体系和健康有益的信息内容得到充分的呈现。
三、展望及建议
任何媒体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等因素决定着媒体的特定功能以及功能的实现方式。在新媒体日渐强盛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强调信息的开放、自由、互动，对新媒体的运用、管理能力越来越成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者能力，需要对新媒体发展的前瞻性认识。[3]当下新媒体在中国的独特作用同样是中国政治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归根结底，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探讨相关制度建设，从源头上、从根本上探讨如何运用新媒体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使新媒体的正面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同时遏制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执政党对新媒体的发展、对舆论有领导之责。而党的领导，说到底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可以把因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各种媒体传播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统称为“网络文化”。在网络文化中，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多种形式，针对不同情况加以引导。对政治类信息，要强调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对某些娱乐信息则强调健康、守法；对于私人博客，则强调社会道德的要求和法律的规范。至于如何看待互联网及手机短信中流行的“恶搞”，则需要辩证地分析。有的“恶搞”触及政治底线或社会道德底线，需要遏制。
按照媒体的思路去认识媒体，办好媒体。新媒体的属性有两重性：其一是政治属性，其二是它的技术属性。新媒体的政治属性当然是它的党性要求，是一个政党阶级性的反映，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线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体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构建的监督体系。[4]它的技术属性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基础上的，以互动传媒为特点的一种新型的媒体，它与传统的广播、户外、报刊、电视等媒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用一句话概括，新媒体是所有人向所有人进行传播的平台，就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进行传播，和传统媒体确实不一样。既然是一种媒体就要按照媒体的规律去办。当然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要遵循传播规律和宣传规律。它的党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用科学社会主义观察世界，对客观事物作出科学的解释；正确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说假话；敢于同一切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进行斗争，不妥协，不退让。[5]新媒体应该说都是属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一种媒体。具有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开放性强，方便表达；互动性强，易于参与的特点。把握这些特点，发挥它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一面，真心面对、真相说话、真情沟通、真诚引导，把党性原则和宣传艺术结合起来，找准党的主张和网民心声有机结合的共鸣点和共振点，积极主动设置大众普遍关心的议题，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重大实际问题，切实增强新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在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培养一支既熟悉党的政策主张，又精通新媒体技术的采编业务队伍。努力成为党的政策主张最重要的传播者和网民大众乐于接受的知心人、贴心人。无论是哪种新媒体形式，应用于党建工作都是一种全新的领域，必须有善于专门搞这一行的人。同志指出“要加快网络文化队伍建设，形成与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相适应的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技术研发队伍，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笔者认为，这支队伍的基本要求是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熟悉党建工作，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良好的个人品行和敬业精神。和大型媒体相比，党建媒体是一个有其专业特点的领域，不能用普通记者代替党建工作者。
讲究党建宣传和舆论引导艺术。宣传和引导的艺术不仅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执政能力的体现。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有效地贯彻执行，关系到能否有效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宣传有赖于在适宜的条件下对各种方法的巧妙应用，”要取得理想的宣传引导效果，宣传形式要为读者喜闻乐见，宣传时机要准确得体，宣传态度要平等诚恳，舆论引导要急徐有度，宣传手段要合理得当。我党在长期的宣传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在新媒体的运用中借鉴。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报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写入大会报告，而则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表明了反腐的决心，可见加强反腐工作已成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新媒体的出现，为反腐倡廉工作注入了一股强劲力量。因此，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真正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并能将“老虎”“苍蝇”一起打”，则成为当前一个全新课题。进行正面反腐倡廉思想的宣传教育。应积极利用新媒体在宣传上的特殊优势，开展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形成综合的、健康向上的宣传舆论氛围。通过廉政思想宣传网站、廉政微博、数字电视、数字杂志等宣传廉政思想，推广廉政文化弘扬正面人物和事迹，普及民主法律知识，营造出全党上下廉洁奉公的工作氛围，提高党员干部的依法办事意识。进行反面人物事迹的宣传通告。要利用新媒体开展警示教育，详细公开腐败分子的违法行径，通告处理情况，并积极引导舆论谴责腐败分子， 并组织党员干部通过新媒体公开表达对腐败事件的认识， 以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我约束，提高为廉政的意识。
参考文献
[1] 王慧凯.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媒体加强党的建设[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年第10卷.
[2] 李代彬.新媒体视阈下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思考[A].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0期.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4
（三）研究对象分类为了考察团结网团结时评评论题材、监督力度、观点立场、态度褒贬等，特对评论进行以下分类。1.评论内容。根据新闻评论的评述内容将其划分为政治评论、法制评论、思想评论、文教评论（含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文艺评论、军事评论、外事工作评论、国际评论以及社会问题评论等。[7]由于团结网的地域限制，外事、国际评论上基本不涉及故而在统计时略去这2类。2.评论对象的区域归属。根据评论论说对象的区域归属地将评论划分为本地（包括湘西州府吉首市及下面各县市）、外地、泛指3类。评论对象如果是思想、价值观念、流行的社会现象等归入泛指类。3.评论话语立场。根据评论作者的话语态度将评论划分为肯定、否定、中立3种。评论话语为赞扬、欣赏、积极的归为肯定类，评论话语为批评、消极的归为否定类，如果评论只是单纯对新闻事件、现象、价值观念进行讨论，并不表明好恶或对错观点的归为中立类。4.评论作者。依据作者不同将评论分为团结网作者和其他作者2类。由团结网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撰稿的归为团结网作者类，包括个人署名评论和集体评论（集体评论很少）。其它表明作者身份来源的归为其他类。
二、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研究发现1.时评评论题材雷同评论题材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社会、经济四类，其中又以政治题材类为最（见图1）。政治类题材占到了团结时评的50%，主要是关于政治学习、政党工作、部门工作作风、基层工作、文件规定学习等方面的内容，比如坚持推进服务型机关党组织建设、全面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从严治党关键要从严治吏、科学培养选拔好干部等。这些评论写作的角度是从上而下的、官本位的，都是从政府立场、官方立场肯定和否定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此类评论不是对新闻事件的讨论，更类似于布置工作的文件和对上级文件精神的解读，给受众一种距离感，这些评论如同官员板起脸来教训下级的讲话。此类评论在时效性方面也多有欠缺。思想类题材评论也多从思想政治的角度关注并进行讨论和点评，比如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警惕官员腐败、基础工作要联系群众等等。经济类评论基本上是关注湘西当地旅游业发展以及当地特色产业发展。2.时评评论针对性不强团结网时评的评论对象和内容泛指的较多，评论针对事件指向区域上，外地和本地的不相上下（见图2）。对象泛指的评论内容多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念，比如要孝敬老人、批评公车浪费、关怀弱势人群、净化网络文化等。指向本地的评论对象主要涉及湘西州旅游业及县市乡镇政府工作，如打造湘西特色旅游、对泸溪经营流转权的思考。指向外地的评论依托的新闻由头主要为发生在湘西州以外的事件，这类新闻由头是由其它媒体主要是中央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新华网、新华社等）提及的新闻事件。3.时评话语立场缺乏“针砭时弊”从团结网时评的话语立场上看肯定、中立的评论比例差别不大，持否定立场的评论比重较小。三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3%、41%、16%（见图3）。评论话语为肯定的内容多关涉政府工作、党风建设和湘西建设，话语立场为否定的评论多为对外地事件的评论，如评论“‘小村官’贿选凸显出‘大问题’”一文，以浙江查处了多起“村官”换届“贿选”案以及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光“贿选”院士的丑闻事件引发对此类事件的点评，持否定态度。团结时评话语立场为中立的多为评论对象泛指的评论，评论不涉及具体的地方、人物或新闻事件。4.时评作者来源单一通过对团结网时评作者作身份考察，发现时评作者基本为团结网作者，其他作者的评论仅占全部样本的27%，且这部分作者主要来自州内县市乡镇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比如“基层检察机关改进作风应从三个方面着手”由湘西所辖县龙山县检察院胡玲芳所写，“关于开展好医院民主生活会的思考”由湘西州人民医院王进所写。
（二）原因分析通过对团结网团结时评12个月的样本分析发现，团结时评题材雷同，主要为政治类评论，采取官本位的写作立场，关注的事实多为政府工作。话语立场关于政府工作肯定的居多，引导多于舆论监督。团结时评在针砭时政、促进社会公正、公权力监督等方面监督力度欠缺。究其根源，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生态的困境和地方媒体人观念的偏差共同导致了新闻评论监督的疲软。1.媒体管理体制桎梏。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实践，我国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媒体功能经历了从宣传引导到信息提供的转变，媒体行业出现了党报党刊、市场化媒体、专业化媒体的分化，但所有媒体都必须接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最终领导。地方媒体从属于地方行政权力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党和政府对媒体的这种领导是行政权力在媒体的延伸。由此导致地方媒体舆论监督与地方权力机关的空间距离和权力距离都非常的狭小，很难有突破的空间。在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就存在先天失足的隐忧。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迅速的通过报道内容批示、公开批评、直接的行政干预等多种形式进行介入媒体报道，进而桎梏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2.地方媒体社会影响力羸弱，或者说地方媒体缺乏进行舆论监督的资本。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领域的有效的资源，资本既指经济资本也可以指象征资本（社会、文化资本）。资本多寡的获取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紧密相关，同时也对行动者的行动力有重要影响。地方媒体匮乏的资本（受众少、社会影响力、经济能力弱）导致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疲软，地方媒体与被监督主体进行博弈对话的空间狭窄，由此间接导致地方媒体对其从业者的“保护力”不足，即不能给那些勇于承担舆论监督的地方媒体人提供“护身符”，使他很难利用社会的声援来对抗各种显性的、隐性的舆论监督反对者。一次舆论监督对地方媒体人的后果可能就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出于理性人选择，地方媒体人普遍在新闻舆论监督中失声或降声。3.地方媒体观念偏差。首先，对地方媒体的功能认识偏差导致地方新闻评论以正面宣传为主。一直处于政府直接管辖的地方媒体主要定位于为宣传引导，对于媒体的信息提供、社会整合、舆论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在大问题上满足于等待上级指示、高唱赞歌，缺乏独立思考和直面问题的勇气。其次，虽然媒体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对于三线、四线城市来说，地方媒体一家独大导致地方媒体竞争、创新动力不足，地方媒体的传播理念落后保守，导致地方新闻评论题材形式单一，官方话语主导，缺乏对公共问题的深入讨论。第三，没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信息，引发民众讨论。网络平台的团结时评流于形式没有利用网络交互传播的特点吸纳多种声音，民众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三、结语
虽然我国的舆论监督存在体制困境，但并不是说地方媒体没有舆论监督的言论空间。无论哪个国家，新闻媒体都是执政党的重要执政资源之一。执政党为巩固可以借助新闻传媒的力量巩固执政地位。而如何使用新闻传媒，又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8]地方政府无疑也需借助传媒促进地方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人民监督权力，构建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以合理的制度对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进行预防、制约和惩罚。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揭露权力腐败，推动权力运行的公开的功能。新闻传媒作为人民的喉舌，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一要经常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呼声、情绪；二要代表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进行舆论监督。[9]作为舆论监督重要形式的地方新闻评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一）利用地方媒体新闻评论进行舆论监督要因时因地制宜新闻评论揭露问题的时机把握要恰当，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比如新闻评论就地方公权力的某一滥用行为发表议论时，可以选择在问题得到当地政府批示或得到来自高层行政机构的高度重视时进行，这样可以提高新闻评论监督的频率和力度。再则地方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对象可以拓宽至低一级的国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新闻评论可以就县、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不合理行为进行评论，引起高一级行政部门注意以促进问题的解决。地方新闻评论进行舆论监督时可以适当避开政府神经敏感的“高雷区”（政治问题），但可以对政府某一具体的行为方式进行评论，以推进政府工作方法的改进。对社会普遍讨论的社会丑恶现象、腐败现象、公权力滥用现象，地方新闻评论可以寻找新闻由头进行评述，提看法，找原因，适时的批评警醒可以更好地推进地方政府工作。新闻评论舆论监督功能的地方针对性要强，在批评揭露问题的时候，要结合本地工作特点，针对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群众日常关注的问题进行评述，这样才能引起本地群众的共鸣，形成讨论的氛围，了解群众真实的看法，进而沟通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9-0067-02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动态性概念，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及电脑、手机等数字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娱乐等服务，是在信息革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媒体形态。随着大学生电脑和手机使用率的逐年提高，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并且逐渐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分析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正确把握新媒体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系统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趋利避害，促进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新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和信息的海量性，既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资源，又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新媒体作为一种开放的信息传播形态，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播。一方面，新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及信息的海量性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教学素材。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所承载的海量信息，选取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典型，通过主题座谈和专题讨论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等方面的教育，强化学生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及信息的海量性也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新媒体信息的即时传播，弱化了原有传统媒体对传播内容的审核和筛选，使得学生从新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庞杂而无序。由于大学生缺乏对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的常识性、客观性判断，许多冲击社会价值底线以及违公德的信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另外，由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将新媒体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网络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不仅控制着国际互联网的大量网站，还通过各种手段在网络里极力向我国输入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甚至包括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还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很容易受这些消极思想观念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
（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既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也提高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多采取课堂教学、主题讨论、社会实践等教学手段，而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通过图像、视频等形式来表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动静结合、图文并茂的情境中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的多样化。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论坛、QQ群和微博等网络平台，实现无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新媒体在大学生之间的迅速普及也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厚的人文修养，也要具有熟练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以便应对信息传播的快捷性。随着手机上网功能的逐渐完善以及校园网的普及，大学生成为新媒体最早的受益者，相比较而言，教育者却由于观念落后、技术水平差、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洞察力等原因而使自己处于信息获得的劣势地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新媒体素养，充分发挥新媒体的教育渠道功能。
（三）新媒体的虚拟性和交互性，既增强了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自主性，又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
新媒体技术所形成的虚拟性信息传播机制，改变了大学生传统的沟通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大学生借助新媒体，利用BBS、QQ、博客、手机短信及微信等交流平台，在虚拟的交流空间中自由地展现真实的自我，表达真实的想法。教育者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与大学生的平等沟通，可以增强学生关注时事、探究社会问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新媒体技术的交互性也弱化了教师对大学生的单向信息传递机制，数字杂志、数字报纸、网络及移动电视等的普及，使大学生能够接触海量的即时信息，并且可以自由搜索和，这种互动方式改变了大学生原有的消极被动的接受方式，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交流的积极性。但是，交流空间的虚拟性和交互性也容易导致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淡化。在新媒体空间中，大学生大多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进行交流，交流角色的虚拟使现实人格和虚拟人格频繁转换，学生极易混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一些自制力差的学生整天沉溺于虚拟空间，在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同时，利用虚拟性的特点，放纵自我，肆意不负责任的言论，传播不良视频和低俗信息，散布垃圾邮件等，有的甚至还冲破法律的底线。同时，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技术监控上存在较大的技术空白，对信息传播的监管和控制难度较大，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利用QQ、MSN、E-mail等这些互动性强、开放性广且不易控制的交流平台向大学生传播大量色情、暴力、反动等低俗不良信息。这些信息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导致大学生出现了理想信念迷失、价值观混乱和价值导向多元化等社会问题。
二、新媒体环境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在巩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同时，积极“占领”新媒体渠道
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社会交往和讨论社会热点问题的重要途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充分认识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切实加强原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建设的同时，积极研究和探索新媒体渠道的建设和拓展工作。
首先，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相关传媒机构要加强合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挥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开放性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手机网络、数字报纸、论坛、QQ群等传播渠道，将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对国内外时事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等内容传播到每个网络终端，对大学生随时随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引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开发符合大学生需求，满足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新媒体教学软件库。完善符合高校要求的手机报、数字杂志等教育渠道，加强对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监管，做好网络信息的筛查管理，确保学生免受网络负面信息的影响，高校要通过自身的管理优势确保我国主流价值观念的信息传播优势。
（二）努力提高教育工作者运用新媒体技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创新的能力
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而且还要创新新媒体教育手段，努力增强新媒体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首先，教育工作者要完善自身的综合能力，加强对新媒体及其衍生工具的学习和认知，熟练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把握信息主动权，运用网络舆情分析和引导技巧对网络信息进行适当筛选，运用多种信息传播方式将信息传递到每个校园网络终端，利用这些正面或反面信息即时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新闻的时效性、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对于不良信息，可以通过论坛、博客等沟通手段，随时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发挥教师教育引导的作用，提高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正确处理不良信息的能力。其次，教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创新教育手段，依托论坛平台、手机报纸、电子杂志、短信平台、博客等多元化的新媒体交流手段，与学生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育过程，形成一种开放式的学习氛围，并构建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三）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利用新媒体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媒介素养教育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由最初教导青少年如何规避大众媒体文化的消极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旨在提高媒介受众批判地认知吸纳媒介信息能力的终身教育。而在我国，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刚刚起步。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往往缺乏科学的判断，导致价值观混乱。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尽快完善对大学生进行新媒体媒介素养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实施措施。可以考虑开设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以选修、讲座等形式为学生讲授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通过媒介素养的教育，使大学生了解新媒体构建的虚拟环境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也可能是经过刻意筛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融合后的产物，提高学生理性辨别信息真伪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才能正确解读信息，有效运用信息，实现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新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渠道和新手段。新媒体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媒体在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资源、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增强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这就需要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积极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将挑战转化成机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技术的有效融合，使新媒体成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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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行政论文篇6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041-02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就形式而言，新媒体包括手机媒体、IPTV、数字电视、移动电视、博客、播客等。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获取和了解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传播的方法需要适应新媒体环境进行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环节，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必须重视的重要方面。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
（一）理论认识不足，缺乏长效培养机制。高校领导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于新媒体存在理论认识不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许多新媒体的载体形式人们都还没有了解和认识，新媒体对大学生和高等教育的影响就已经显现出来。但是，目前高校领导和教师对新媒体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不能深刻地认识到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很多人以为只要购买电脑等多媒体设备就可以了，对配套的师资建设认识不足。这导致许多高校不注重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缺乏长效培养机制，从而影响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有些高校教师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较为保守，依然承袭传统的教育理念，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拓展思维，挣脱传统理念的束缚，认为新媒体技术过于复杂烦琐，抗拒接受新媒体、学习新技术，没有将新媒体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二）经费投入不足，缺乏激励机制。高校对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足，也缺乏激励机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中使用的软硬件，也需要加大师资培养的经费投入。然而，许多高校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中用到的硬件设施，却因为教师无法很好使用而成为摆设。我国高校办学经费普遍比^紧张，由于理论认识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师资建设的总体投入就不足。而有限的经费投入又会容易偏向专业建设，而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师资建设。
高校对教师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奖惩机制也不完善，无法有效发挥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潜力，也不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使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三）缺乏复合型人才，缺乏领军人物。新媒体环境下，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缺乏领军人物。教育信息化不仅需要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也需要懂教育的人才。同样，基于新媒体环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需要信息化教育技术手段与教育教学的结合，不仅需要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人才，还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人才。因此，新媒体环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当前，许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化素养的培养方面，不管是引进人才还是培训在职专任教师，或是相关技术的培训和更新等，都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但不具备良好的信息化素养，无法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经过简单的计算机培训可以出电子文档试卷、制作教学课件等这样简单的操作。而计算机方面的具备较高新媒体素养的教师又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背景，在制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等方面无法很好胜任工作。这就要求高职院校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其新媒体素质，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建设的领军人物。
二、新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一）高校信息化建设需要教师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说明国家非常注重教育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当然也包括高校信息化建设。而提高高校信息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是提高高校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培养高校教师的新媒体技术素养。在新媒体环境下，高等教育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使用新媒体技术教书育人的能力。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掌握新媒体技术，并运用信息化教育技术手段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二）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新媒体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落在教师身上，对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权威形成冲击。新媒体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科学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去优化教学体系，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激活教材体系，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活中的现实实践。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他们出生在新媒体时代，从小就与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为伴，对新媒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笔者通过组织的手机依赖性调查发现，新媒体是“90后”大学生学习、生活、交友的重要工具，他们喜欢发QQ、发邮件、发微信、传照片、看视频、玩游戏、网上购物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传统课堂上，教师一般采用讲授法开展教学，单向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这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在新媒体时代的要求。教师需要学会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善于使用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冲击很大，不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观念，不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更新观念，增强对新媒体的综合运用能力，注重对大学生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创新教学方式，搭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领地，传递正能量，帮助学生辨别和保持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结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对新媒体技术和教育的结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新。”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助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模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但是，单纯引进新媒体技术是无法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新媒体技术不能仅仅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辅助方法和手段，而应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这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最佳途径。这种结合应该是顺势而为、合二为一的，并且应该在结合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等。而这种结合不是光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教师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具备较高新媒体素养的计算机方面的教师能完成的。只有具备新媒体技术素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寻找出最适合大学生的教学方式，才能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融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思路
（一）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领军人物培养机制。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化教学领军人物是高水平、复合型的专门人才，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水平的重要人物。高校可以通过各个级别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技术赛事、高层次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技术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课题立项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评比等多种途径培养产生1名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规划、管理和执行能力，发挥其示范作用，辐射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带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技术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代化教育教学水平。
（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团队培养机制。一是通过邀请信息化教学名师、专家来学校做讲座、外派学习培训和集体备课等方式，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开展新媒体环境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设计、课程整合、教育技术、信息化素养等专题培训，完成每年不低于一定学时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全员培训任务。二是加强学习交流。主动到先进省市的高校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机制可以使教师适应新媒体教学环境、转变教学理念、提高信息化素养，有效驾驭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出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
（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专门人才的激励机制。建立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制度，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开展与新媒体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践和课程建设。每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育教学比赛，要求所有专职教师参加，为专兼职教师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教育技术的能力和绩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优等，表彰在信息化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使信息化教学激励常态化、制度化，培养出一批能有效融合新媒体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学能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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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媒体环境渐进形成中，政府信息主导权被弱化
全媒体时代的大背景归根结底就是新媒体诞生后，媒体间在政策与市场的导向下走向相互融合的媒体发展模式。数字化的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媒介与媒介间的界限，新媒体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运用迫使不同媒介间的融合成为了一种不可抗逆的趋势。在这样一种主趋势下，传播权利泛化，受众与媒体的互动性加强，媒介间的信息互动与交流也更加频繁，媒体的话语空间被放大，媒体的自由度进一步增大。此外，信息传播不再遵循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自上而下的直线模式，而是多元化、去中心、离散型、重反馈的多向互动性循环模式，[2]98公众在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渠道中与媒体、其他公众的互动加强，传播地位提高。
全媒体环境的产生带来了媒体自由度的扩大与公众传播地位的提升：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推动下，传统媒体话语空间被放大，新媒体使传播权利泛化，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政府信息控制的一元结构，另外，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在全媒体环境产生的进程中，政府对信息传播的把控与主导权被逐渐弱化。
（一）媒体自由度扩大，削弱了政府对危机信息的控制权
改革之前，国家垄断媒介资源，媒体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喉舌机构。此时，媒介种类单一，少数媒介精英集中掌控信息传播权，控制并主导信息的流动。而公众处于被剥削传播权利的客体地位，社会系统中，“上下级之间、国家对民众之间的纵向关系重于横向关系，社会的单向沟通系统发达”[3]87。在这种社会信息沟通模式下，政府通过对媒介的掌控，轻易即可引导并决定公众议程。这个阶段，政府牢牢掌控着危机信息的。
伴随着媒介改革加快，媒体的体制、功能、种类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政府改变了对媒介直接控制的管理模式，而采用“‘稳住一头、放开一头’，一定程度上以经济为依托的更为灵活多样的控制方式”[3]87，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方针①。断奶后的媒体需面向市场、面向受众，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动，不再仅仅充当“宣传机器”的角色，而是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尽管在体制上依旧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却开始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其大众传播功能，如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递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等，开始显现并增强。其次，得益于传播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如手机媒体、自媒体（博客、微博、SNS）等新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由媒介精英掌握媒介资源不同，新媒体使传播权利泛化，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政府信息控制的一元结构，媒体的自由度进一步增大，对政府控制危机信息无疑是一个挑战。再次，不同形态的媒体间互动频繁，传统媒体通过全媒体平台与公众的互动加强，这进一步扩大了传媒的话语空间，使政府的信息控制在媒体间、媒体与公众间的互动影响中被弱化。
媒体的言论边界不断拓宽，种类不断丰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弹性化，媒体的自由度扩大了。政府不再能指望媒体完全遵循政府信息的进程，并完全服从政府的传播意图和范围。这样一来，必然加大了政府对媒介信息传播的管控难度，削弱了政府的信息控制权。
（二）公众传播力的提高冲击了政府信息的主导地位
大众传媒时期，公众处于被传播的地位，信息单向流动占主导地位。新媒体时期，传播权利泛化，传播者与被传播者的界限模糊，传受互动加强，原有传播格局中政府、媒体、公众三者的相对关系发生改变，公众的传播地位得以提升，相应地，政府的传播主导地位被弱化。
首先，公众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大、渠道多，对政府信息的依赖性减弱。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介资源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受众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末端，社会信息流动方式为单向传播，因而，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依赖性强，政府与政府管辖下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公众最主要的信息来源。然而“网络使少数人垄断信息和文化的时代宣告结束了”[4]，全媒体时代下，受众可从多渠道主动获取信息，对政府信息的依赖性减弱。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过往，传统媒体由于版面、时段或采编流程等原因对海量信息应接不暇，难以第一时间传递最多信息。而如今，一方面新媒体凭借 快速、开放、海量承载等传播特性，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传统媒体通过全媒体传播渠道，丰富了传播形式，也弥补了传统信息传播在时空上的不足，满足了受众的多渠道获取需求，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依赖性减弱。
其次，自发形成的公众议程影响政府危机信息的进程与节奏。
传统媒体环境下，社会单向沟通系统发达，在这个沟通系统中强有力的传播者、处于被动状态中的受众和传统媒体的有限性为媒介的议程设置提供了主客观的保障。[5]政府通过对媒介的掌控可以轻易引导并决定公众议程，并单方面决定危机信息与否、时机、范围与信息量。然而，在全媒体环境下，公众的传播地位有了提升，有了发言权、话语权和权，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并能在与传统媒体或新媒体议程互动中，形成较强的社会影响力。[6]22公共突发事件信息传播链条中，公众对政府信息不再是零反馈，而是借助媒体渠道，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形成公众议程，对政府议程进行反馈。当政府信息缺位或不足时，公众通过新媒介平台自发地搜寻、传受信息，并在互动传播的过程中自发形成公众议程，倒逼政府信息，政府已不能单方面掌控危机信息的进程和范围。
在单向信息传播系统中，因媒介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受限较大，政府牢牢掌控了信息的主导权；然而在全媒体环境下，政府对危机信息的垄断被打破，产生并宥于原有单向封闭的信息传播系统中的政府信息观念与方式，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必然受到冲击。
三、全媒体语境下，政府信息存在的问题
全媒体语境下，媒体比以往更加注重与受众的互动，社会的信息不再遵循“政府—媒体—公众”这样一种单向度的流动，而是呈现出多渠道、多向度的传播，社会舆论因此呈现出多极化发展。在这种新的传播语境下，一方面，政府的信息控制权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信息传播，特别是危机信息传播中舆论观念落后，传播策略单一，信息体制不完善，呈现出与现有的全媒体传播语境的时代性不适应，政府危机信息陷入尴尬。
（一）信息迟滞，甚至失语
中国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在管理方式上惯于层层审批，特别是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时，由于问题重大，社会影响大，信息的往往要经过多层审批才能通过，这无疑延迟了信息的第一时间。中国政府信息管理体系中并未真正建立起危机信息沟通机制，上下级之间、平级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甚至堵塞，进一步延误了危机信息从搜集到审批至的时机，因而政府的信息往往相对迟滞。此外，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②等舆论观念的束缚，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许多政府怕事态影响扩大，还存在“不愿说”、“不敢说”的情况，延误了信息的最佳时机。突发事件信息在政府内部的多级传播渠道缺少法律保障，可能造成信息的滞留、变形或被隐瞒，无法在第一时间传递权威信息。[7]
在旧有的信息沟通系统中，政府掌握着信息的主动权，决定信息的时机。然而在新的传播生态中，新媒体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省去信息的编审环节，使信息传播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瞬时传递。因此，政府信息在与新媒体信息传播争抢时效中处于下风，现有的信息管理和沟通机制与新的危机传播环境不相适应。
（二）信息文本解释力不强，舆论引导力不足
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一元舆论格局，促进了多极社会舆论格局的形成。社会多元舆论格局下，舆论的走向不再由政府一方决定，其最终走向由参与公共讨论的各方意见竞争所决定。因此，政府进行信息除了包涵必要的事实性信息，更重要的是注重对事件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解释，挤压各种对事件无妄猜测的空间，掌控舆论的制高点。
现有政府危机信息却表现为政府信息被动，准备不足，搪塞公众，信息的公信力不高。“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件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回答记者提出“为何要急于掩埋车体”时，文本语焉不详，逻辑混乱，最后索性一言以蔽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这一回答引发集体质疑，成为一时笑柄，也降低了政府言论的公信力。[8]“躲猫猫”事件③中，政府公布的“李荞明因玩游戏而致死”的说法有违常识，无法令人信服。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旧的传播环境，议程设置是以媒介资源有限并掌握在少数专业媒介组织手中，媒介组织对信息的传播有着很强的控制力与传播力，受众在其中处于被动，缺乏丰富的信息获取途径为前提的。全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所依赖的基础已然发生改变，政府传播控制力弱化与公众地位提升，使得政府信息中的舆论引导难度加大。敷衍搪塞不但不能满足公众基本的信息需求，而且将会在广泛的公众讨论中失去公信力，丧失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三）网络新闻，形式大于内容
多极社会舆论格局的形成使得政府不得不开始注意到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格局中的地位，作为政府应对新媒体之策，政府网站、网络新闻发言人等电子政府形式纷纷建立。然而受以往新闻方式的惯性以及发言人素质的影响，政府依旧更多地依赖传统媒体，形式单一，而网络新闻体系却形同虚设。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仅具有问政咨询的功能，即网络新闻发言人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辟谣、问答上，而对主动信息的职责做得不够。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在推行了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后，便没了下文，以致出现了“网络发言人不发言”的现象。[9]此外，缺乏熟悉网络媒体运作规律的优秀新闻发言人，一些新闻发言人仍抱有“捂”的心态，信息不及时，未能发挥新媒体快速传播的优势，也有的发言人发言质量不高，惯用外交辞令、打官腔，影响网络新闻的效果与政府的公信力；网络新闻发言人收效甚微，形式大于实质意义，没有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也没有完全担当起危机信息和化解的重任。
新时期政府的危机信息深陷尴尬，信息滞后、言论公信力减弱、舆论引导力不够、网络新闻发言人作用不显著，究其根源即政府陈旧的舆论观念和信息方式与不断更新的传播技 术和传播生态已经格格不入。
四、完善政府信息的策略
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认为，不同的传播技术产生不同的传播范式，不同的传播范式塑造了不同的传播生态[10]，新的传播生态催生新的传播行为。
（一）建立政府电子信息沟通网络，简化信息审批程序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在《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中提出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all”（提供全部情况）。[11]其中“Tell it fast”为首要原则，强调信息应及时、快速。危机状态下，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会引发谣言滋长。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况下，谣言便自然取代事实成为了“真相”。[12]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传播的速度也决定着传播的质量，及时可以先声夺人，有效地引导舆论。中国由于舆论观念的落后和信息沟通体制的不完备，政府信息往往相对迟滞，在新媒体环境下尤为凸显。因此，中国要完善政府危机信息的策略，首先就得简化信息审批程序，建立高效、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发挥机制的应急能力，尽快掌握危机信息并进行。
数字技术发展使信息传递实现了数字化的瞬时传播，将“电子政府”的概念引入政府的信息沟通系统，一方面可以加快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与流动速度，加快政府的危机反应；另一方面，电子信息网络可以实现信息传递以纵向为主变为纵向与横向相结合，有效缩短传递路径，促进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避免纵向传播方式的信息在政府内部传播中被扭曲、变形甚至是被截断。政府各部门及其内部各分部门是信息沟通的主体，若干个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既有垂直方向的，也有水平方向的，既有上下级之间的纵向联系，也有同等级之间的横向联系及有不同等级层次、不同隶属关系的斜向联系，信息沟通网络纵横交错，构成网状结构。[13]
借助政府电子信息沟通网络，危机信息可以在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迅速传递、交流，危机的核心信息也将以最快的速度汇聚到危机管理的决策部门，这不仅便于决策者对危机的迅速判断，而且也加强了危机处理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与口径的统一，大大提高了政府信息运转的效率、速率与准确性，并将大大地加快政府危机信息的进程，消除危机爆发期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公众恐慌，使政府最快地介入舆论场，掌握舆论主动权。
（二）强化信息文本的解释性与说服力，有效引导舆论
政府、媒体一体化的格局被打破，媒体的“喉舌”作用随之弱化，[2]47以往通过行政命令或者通告等方式信息，借助媒体进行舆论引导这一传统做法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然改变，如今政府要直面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并在多极化的舆论场中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互相作用，想要凸显政府议程，就必须强化信息文本本身的解释性与说服力，从而有效地引导舆论。
强化文本的解释性与说服力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文本内容的事实完整性与权威性。文本内容是危机信息传递的载体，其作用是消除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社会恐慌，遏制谣言的滋生，并渗透政府的议程。事实性的信息往往比观点性的信息更具说服力。如政府地震中伤亡具体数字与损失情况远远比简单地说“地震中死亡人数不多，灾情不严重”等诸如此类的话更令公众信服。进行危机信息时，政府要使用平实简单的语言向公众和传媒解释突发事件的本质特征、事件的影响、事件处理的进展，阐明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简明快速、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使政府掌握舆论引导权。二是文本应体现出政府信息传播的对话姿态。如今危机信息传播场中存在着三个并不重合的舆论场，即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和公众舆论场，在新媒介信息交流平台，公众对政府的议程与媒体的舆论引导，会形成自己的解读，容易产生“协商性的解读”，情绪激动时还会发生“对抗式的解读”，[14]因而政府进行信息时要特别重视文本语言的态度，切勿使用说教性的语言，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而是以“对话”公众的态度，不敷衍，不推搪，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理解力，在与公众的充分沟通中，取得公众的信任，树立信息的权威性，从而实现信息与舆论引导的效果。
（三）善用多元化传播渠道，构建全媒体信息网络
“全媒体”为政府的危机信息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它丰富了公众的信息沟通方式，实现了信息多样化传播，也拓宽了政府信息与沟通的渠道，为新时期政府应对危机，完善危机传播提供了技术与渠道支持。因此，政府要重视危机信息中多元媒体的运用，构建全媒体信息网络，让信息更为顺畅与公开。
所谓全媒体，本意指媒体业务的整体运作模式与报道体系，强调在多元媒介环境下，媒介间的优势融合，从而形成覆盖面、媒介载体、受众传播面、技术手段最全的传播体系。将“全媒体”概念借用到政府危机信息的网络，就是要政府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发挥多元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政府信息最快、最广、最有效的。
在公共突发事件信息中，要从媒介融合的视域，针对危机信息的传播特点和危机管理的不同需要，合理选择并运用融合共存、优势各异的不同传播媒介进行信息，协助政府进行舆论引导与危机管理。报纸、新闻杂志等印刷类媒介，基本物质形态是纸张与文字，相较于电子媒介，信息停留时间最久，可以通过受众的反复阅读与消化，展开带有思辨性的深层次的认知，实现对公众的舆论引导与议程控制；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媒介传播速度快，可以实现传播速度的超高速和零时差，在危机爆发的最短时间内实现高密度高传播速度的资讯，使谣言传播失去生存空间。此外新媒体传播形式受众群体多元化、互动性强，使政府在信息过程中加强了与公众的交流，也促进了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的融合，加强了危机信息的舆论引导作用。
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不同形态的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将突发事件发生的背景、地点、相关人物、过程、动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第一时间传达给公众，并策划专题报告，引导公众议题。[6]25这需 要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网络新闻发言人体制的建设与网络发言人的培养，发挥网络新闻会在危机舆论场中的信息与舆论引导的官方作用；另一方面，在进行危机信息时，政府要善于借力电子媒体与纸质媒体，实现媒体间的议程共振，在危机爆发时迅速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努力实现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重合，从而正确、有效地引导舆论。
五、信息自由与信息控制的平衡
尽管政府在危机信息管理与上的垄断控制地位被弱化，但在危机传播的信息链条中，政府却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政府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15]在传播理念上，政府应改变“自我服务，内部使用”[16]的信息管理思想，转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④的信息公开原则，及时充分地与公众沟通，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认识到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控制的一部分，政府要在保障信息自由传播的过程中，掌握信息的节奏和舆论的方向，做到自由中有控制，控制中体现自由，实现自由与控制的平衡。
（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保障公众知情权
政府因其天生的职能及获取信息的天然优势，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信源，是信息公开最重要的主体。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原则，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最早由美国记者肯特·库柏于1945年提出，是基于对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了解与监督，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获取国家机关及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公共信息的权利。[17]它包括公民对政府所管理的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信息的了解或知晓，即政府在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各项活动中，制作、拥有和获取的信息（不包括依法应保密的信息），尤其是事关公民权益或利益的重要信息，公民都有权利了解或知晓，政府也有义务将其披露公开，使公民得以了解或知晓。公众的信息获取依赖政府的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
然而，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掌握者，政府往往在信息公开与不公开之间犹豫。因为政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角色，它是人民权利的代表者，同时代表了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是双重利益的复合体。而这两种利益往往并不重合，甚至相对。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理应加强与公众的信息交流，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与权利；但政府也需要实现自身利益，如出于维护政府形象、政绩，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危机解决等目的而不得不选择性公开政府信息，甚至不公开。公开的例外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这往往成为公众诟病政府的所在，因此，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有效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就要明确公开的例外。
“公开为原则”与“不公开为例外”是相辅相成的，惟有对“不公开为例外”进行严格限定，“公开为原则”才能真正落到实处。[18]国际上公认的免除公开的信息一般是：国防、外交等为国家利益保密的信息；公开可能会损害国民健康、生命、公共安全的信息；私人秘密、企业经营秘密的信息；刑事执法中的信息；机关内部审议、讨论、协议过程中的信息；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的信息；等等。如美国1966年《情报自由法》就详细规定了九项免于公开的情况。除此之外，不允许拒绝或限制对公众提供记录。[19]106-108日本也在国际惯例基础之上，细化出六类不公开的信息，使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公众信息获取有章可循。
目前中国在信息公开上也大致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并约束信息，只是这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信息公开的范围太笼统，边界也较模糊，主观性强，没有详细列出公开的例外，这让政府的信息与公众的知情获取之间产生了主观错位，影响效果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因此明确公开例外，坚持公开的原则，才能有效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信息自由。
（二）在信息流动与有效传播中，实现信息控制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与信息控制理论来理解，控制的基础是信息，一切信息的传递都是为了控制，而信息公开就是信息控制的内容之一。[20]不是所有的信息传播都给社会带来正效应，有时也会导致社会混乱与恐慌，严重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新的媒介环境下，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政府有权力进行信息控制，这是政府危机传播的任务之一，也是政府具有社会控制力的一种体现。政府与社会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和交换，以达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然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公共危机影响着整个爆发区域内的所有人，所以要做到及时、迅速、完整地消除危机，必须是在政府的主导和管理之下，所有公众的积极参与”[21]。政府与公众在危机信息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处于信息地位相对弱势的公众在信息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形下，易产生恐慌、焦虑甚至趋同、传播谣言等行为，引起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紊乱，甚至引发次生危机，加大政府危机管理的难度。由此看来，政府应首先向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在双向对称模式下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让公众知情，稳定社会秩序。然而，尺度的把握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尊重社会信息自由传播、信息公开与透明和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政府要发挥危机信息传播主体的作用，对信息的进行一定的控制与筛选，实现信息自由与控制的平衡。
1.控制信息的内容，将信息与舆论引导相结合
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控制，因此隐瞒不报不仅不能实现政府的信息控制，反而会加大危机管理的难度，使政府丧失信息控制的第一主动地位。政府是信息的主体，决定着所的内容，政府要在信息中取得公众的信任，树立权威，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政府所的内容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确保真实、可信、准确，避免虚假与片面的内容。在危机舆论场中，政府只有与公众沟通真实、准确的危机信息，才能真正让公众知情，并引导公众参与危机治理，使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和谐一致。
政府的危机信息并不仅仅只是一次信息的简单传播，而是政府借助媒体与公众面对面，进行信 息沟通与舆论引导的时机，因为“除了媒介对新闻的建构和受众依据既有框架进行解读外，还存在着传播主体（政府）主动对所信息的选择、组合、强调和排除，而这类主动地‘框架’传播信息的做法符合传播主体的利益，并能令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中占得先机”[19]106-108。新闻发言人制度中，政府主动引入媒介的力量，让媒介承担一个政府意志与立场的传播载体的角色，使信息的自由传播中隐匿着政府对信息、舆论的把控。
因此，政府要控制信息的内容，保证所内容的全面、真实与准确，并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体现政府对信息的把控能力，在实现公众知情权与信息自由的同时，将信息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实现信息自由与平衡的控制。
2.控制信息节奏和形式
政府虽然在新传播环境下的信息主导权被弱化，但它依旧是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导者。危机爆发，相关信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何时信息、哪些信息、范围多大、顺序如何、通过什么渠道等都由政府决定，并考验着政府信息的形式与节奏。科学的信息节奏是政府危机和信息控制的重要一环。
胡百精曾在教育部第三期司局级干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提到：“政府在危机事件中公开信息，澄清真相是必须的，但不等于澄清所有真相，信息要有选择、有节奏地公开。”“有选择地公开”是要向公众介绍危机事件的一些本质特征，适当地说明目前危机事件的发展情况，提供及时的应对方案和自我保护的行动性信息，让公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并表明政府的积极态度；“有节奏地公开”旨在说明信息公布的时间、顺序要与危机事件同步进行，不要过度沉默，更不要过多地做出承诺，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顾全大局。[22]除此之外，科学合理地选择信息渠道也至关重要，政府应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与发展进程，有目的、有根据地选择合适的渠道，可以通过传统媒体进行，通过微博、论坛、网络新闻会等新媒体形式传播信息，也可以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联动的形式，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效果，实现政府、媒体、公众议程的合一。在节奏与形式的选择上，都体现了政府在信息传播与舆论方面的优先权和主动权。
六、结语
从长远来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融合，各有所长，相互对照的发展趋势将会持续，全媒体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信息传播的核心方式。立足于全媒体传播语境，政府要清晰地定位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传播地位和角色，适应多元多变的传播格局与传播环境，及时调整危机管理的观念与策略，协调好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构建灵活多变、时代性强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实现信息自由与信息控制的有效平衡。
收稿日期：2012-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XW027）；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9JDXM63007）
注释：
①1978年末，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社等首都数家新闻单位关于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从此开始了中国报业管理的改革。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8
新闻舆论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介,将社会发生的问题和矛盾现象揭示出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舆论的巨大压力,有效降低其消极、负面影响,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正轨,健康发展的新闻行为。[1]
近年来,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都很见成效,深受受众欢迎,为促进新闻民主做出了不小贡献。以《焦点访谈》为例,多年来,不仅拥有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更成为公众心中新闻正义的代言人,受到观众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然而,作为地方新闻媒体的区、县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时,却成效甚微。地方新闻媒体在我国占有一定的数量,因此,分析地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力的薄弱原因,探析地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之道,让地方新闻媒体也能成为合格的公众代言人、社会观察者,从而更好的成为社会秩序的“清道夫”,是摆在新闻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员面前的一道极有意义的课题。
一、地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迷茫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媒体所发挥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应该说跟时展步伐是有一些差距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地方媒体受限于它们自己的监督领域,多集中在与当地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设施、社会秩序、文明风尚等一些细微方面。有从业人员称,这是:“大事不出城市公用事业、小事常在社区邻里之间”,具有鲜明的民生关注的特点。
媒体在思变,受众也有期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地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势呢?据笔者观察,地方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能的过程中面临着以下四种迷茫:
1.缺乏相应的、更有效的法律及政策
适时、适量、适度的批评性报道,既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常用手段,也能有效改变传统报道平面化、单一化的格局。其中,负面监督虽然不等于批评报道,但是批评性舆论报道显然是舆论监督中轰动效应较大、影响较广泛、受众印象最为深刻的报道形式。正因如此,作为被监督的单位、部门和个人基于“曝光”后的道德压力、法律责任等,绝大多数都会对这种监督加以抵制。
一方面因为记者本身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较好的保护与鼓励,地方新闻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批评报道有时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当然,常常也有责任心和事业心较强的记者,顶着重重压力,坚持报道,结果却是受众满意了,记者惶惶了。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曾有录音机、摄像机等采访工具被砸,录音带、录像带被毁的事件发生,甚至有记者当场遭遇人身攻击。因此,“采访自我保护”已成为有责任的新闻课堂老师必须传递给学生的一种讯息。也就是说,相应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完善,只有在不断健全的法律制度下,我们的新闻监督群体,才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更加大胆的为民执笔,行使公众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利。
2.缺乏更完善的运行机制
作为事业单位,地方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种对当地行政权力“依赖”的现象。这种依赖,类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舆论监督发生的作用常常需要行政部门的支持。如果报道的事件引起相应监管部门的重视,那么舆论的监督加上行政的管制,就能双效合力,成为社会行为有效的“清洁工”;而另一方面,舆论监督的采访又会受到来自政府和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也就是说什么可以监督、什么不可以监督,难免依赖于从管人员的一时判断。因此,此时的新闻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特别是在开展批评报道方面是处于天然的劣势的。在这种情形下,为了生存,有些地方媒体干脆退而求其次,选择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只不过更加琐碎、细小的日常小事件开展批评,这就形成了地方媒体所能提供的主要的最受欢迎的监督性信息,也是地方媒体为争取受众而普遍采用的办法。
3.地方新闻媒体要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和制约
新闻媒体要以宣传当地的良好形象为己任,有关负面报道新闻则要经主管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报道。另外,地方媒体从业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设备由当地政府财政承担;人事上也由地方政府控制。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大局的考虑,但是,却也同时造成部分些地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为自己的职务、职业前途考虑,不愿意顶着压力搞批评报道。取舍选择新闻线索、报道时,为了不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不满,下意识的过滤掉有可能对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工作提出非议的内容、“影响稳定”的内容,从而放弃了对近一个时期热点社会问题的解释引导。因此,当地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时,涉及到地方重大的问题,地方媒体力度有多大,就要看看当政领导有多开明。
举个例子,某县溃了一个垸子,淹死不少人。对于溃垸的责任、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以及死亡的人数,一旦新闻曝光,那么当地的分管领导当然应该负有责任,主要领导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揭露地方的某个大问题,也就等于揭露地方领导的问题。
由此,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博士生导师郭镇之在《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的调查报告中说:“传播媒介与政府合为一体的体制为世人所诟病,因其无法对媒介的‘主人’进行监督。特别是在涉及政府的舆论监督方面,这种体制降低了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影响了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效果。”“中国的新闻媒介从来没有独立揭发出真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2]
4.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修养
地方媒体的部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及个人修养的原因,也成为地方舆论监督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只到现场而不做节目、被监督对象收买之后了事、甚至新闻勒索也存在于新闻队伍当中。部分“偷懒”的记者,长期只做一些类似居民区窨井盖被盗、道路污水结冰影响通行、某村民受骗用真钱换回假外币、新栽的小树被人系上绳子晒被子等的现象曝光。播出这样的内容当然很难吸引当地公众的眼球,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地方媒体的生存变得捉襟见肘,而与真正发挥社会守望、舆论监督、文化教育等功能也渐行渐远。
二、地方新闻走出舆论监督迷茫的对策
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现行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监督形式,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事态进行评说、披露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因此,新闻媒体搞好舆论监督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因此,即使面临困扰和迷茫,思索相应对策仍是新闻研究和从业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1.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县市级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
地方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政府和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部分领导干部运用权力而不是法律对正常的舆论监督进行限制,是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要想消除对舆论监督的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法。只有通过新闻立法,才能逐步建立起包括地方新闻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机制和规范机制,也只有通过立法,新闻媒体才能真正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方面的权利,同时也可以规范新闻媒体自身的舆论监督行为。因此,建立对权力的制衡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适合国情和民意的舆论监督制度,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工作者期待新闻法律、法规的出台,为舆论监督保驾护航。
2.对新闻媒体进行垂直化管理
地方媒体目前的管理模式已严重阻碍了地方媒体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必须实行改革。像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一样,实行垂直管理,是一个可以探索的出路,即县市级媒体由地市级媒体管理,地市级媒体由省市级媒体管理,省市级媒体由中央级媒体管理,并实行报纸、广播、电视对口管理。管理内容包括业务上的指导,人事的任免、财务收支的审查等。
地方媒体垂直管理后,“高官”们便失去了控制本地“无冕之王”的“法宝”,并且本身也将置于“无冕之王”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近水楼台先得月”,由于得天独厚的接近性,地方媒体会更有效的行使当地的舆论监督功能,甚至监督当政领导本身的行为。
另外,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本身也会受益匪浅。由于真正抒发民声,媒体自然会受到受众的普遍欢迎。于是,报纸,不愁没人订;广播,不愁没人听;电视,不愁没人看。受众多了,媒体的广告也就自然多起来。广告多了,媒体的经济状况也就自然好起来。岂不是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垂直管理后的地方媒体,仍然为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鼓与呼,仍然要围绕当地的工作重点、难点、热点开展宣传报道,仍然要经常主动与当地政府研究制订宣传报道计划,仍然要自觉接受当地人民的监督,仍然要自觉遵守当地的法规。
在这方面,应该说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将武汉三镇七城区广播电视人员成建制收编到武汉广播电视总台的做法,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新闻媒体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开展舆论监督还需要新闻从业人员来具体实施,尤其是需要一支政治素质较好、文化层次较高、新闻专业较精的记者、编辑队伍的无私奉献。
首先,应该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在队伍的“入口”上把关,严格招考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防止“东郭先生”的再次流入;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人员加强新闻业务培训,增强搞好舆论监督的驾驭能力。其次,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教育他们认识并勇敢地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职业责任,有一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和济世情怀;有一种忧国忧民、面对社会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刻焦灼不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正成为一名诚实的、负责的“社会公平的守望者”。
总之,开展舆论监督,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保证。虽然当前地方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还有很多阻力,但这些阻力将会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而减少直至消融。令人可喜的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了发挥舆论监督的意义和作用。相信,地方新闻媒体走出舆论监督困境的春天将会很快到来!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9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手机WAP2.0网络的普及和无线网络WIFI的开设，继电视、报纸、广播三大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之后， 移动新媒体出现并且受众广泛。有调查数据显示，2011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51310万人，移动电话的普及率73.55（部/百人）。①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基本上普及了智能移动手机，这种移动新媒体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而是集通信、娱乐、社交、工具（查找资料）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媒体终端机。移动新媒体以其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特征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研究的新课题。
一、移动新媒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
移动新媒体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据2012年11月，笔者以牡丹江医学院在校本科生为研究总体，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在校的400名大学生进行新媒体使用方面的问卷调查，问卷较全面的涉及了移动新媒体视域下的大学生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诸多方面，能够较全面的反映问题。
（一）移动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
1.移动媒体在大学生中应用多于固定网络媒体。以使“人人、时时、处处” 上网成为可能的移动网络为依托的3G手机的强势推广，已实现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全面覆盖、全程融入，通过移动通讯设备上网成为当前大学生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和休闲方式。调查数据显示，当前66.5%大学生经常使用的上网方式是手机。57.5%的大学生每天的上网时间在两小时以上，78%的大学生认为网络的普及对个人生活影响很大。当前高校校园存在着信息海量信息与相对闭塞的强烈反差。由于条件限制，大学生通过固定互联网、电视、报纸等纸媒获取外界信息的并不方便，大多数人只通过手机了解。因此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34%）已经成为与国内广播、电视、报刊等（38.5% ）同样重要的信息渠道，影响力远远大于校内宣传、教育和讲座报告等。
2.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对大学生性格塑造影响深远。智能手机安装的移动网络软件如飞信、QQ、微博、微信等深受大学生欢迎，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经常登录的QQ（ 48%） 和人人网（20.5%）等社交网络平台。便捷的上网方式和新鲜好玩的程序，契合了大学生追求和展示个性的愿望。48.5%的大学生上网是为了休闲娱乐，其次是阅览新闻、查阅资料和聊天交友。随时随地发微博、微信，改状态、晒心情、秀照片，分享和转发帖子等虚拟空间活动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加大，成为紧张学习生活的一个泄压阀。
3.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在给海量信息传递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不良信息的散播开了一扇窗。网络流行文化中一些为了吸引眼球而恶意炒作、恶搞、捏造的一些鱼龙混杂的内容也被大学生接受，对还没形成稳定的价值观、缺乏理性判断力、追求新鲜刺激的大学生容易产生误导。新媒体的“微”特征传递的信息呈“碎片化”，简短并海量的信息冲击带来浅阅读时代，影响了大学生深入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养成了大多数人在手机面前动动手指代替动脑的不良思维方式。
（二）移动新媒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
1.对老师权威的考验。一方面，新媒体为教师提供了一个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新方式，在网络空间，教师可以选择以真实的教师、朋友身份或者匿名、隐身的方式进行交流，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对教师运用网络或手机的方式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感兴趣。这种沟通方式有利于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获得信息。另外一方面，也对传统师生沟通方式带来挑战。新媒体“去中心化”的特征给了每个人成为话语中心的机会，无中心、观点尖锐、信息及时等造成对教师权威的威胁，大部分教育者在新媒体时代在信息获取中处于被动地位，新媒体意识淡漠、信息滞后，往往难以对学生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教育，这些都考验教师驾驭新媒体教育平台的智慧。
2.对教学内容的消解。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内容图文并茂、声像俱全，为教学带来视听立体感，使教育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增强了大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但是在新媒体裹夹的海量信息与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存在着浅与深、新与旧、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等方面的反差，传统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条理性大大削弱，消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主体地位。
3.对教学模式的冲击。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侧重教育主体向客体的灌输。新媒体技术快速传播、交流便捷的特点，改变了原有学生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灌输的教学模式，增强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主性，增加了思想理论教育的复杂性，传统的单向灌输逐步转向了侧重交互疏导方式；另外，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侧重点在课堂教学方面，由于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交互性与共享性，打破传统教育阵地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课后教育的空间，当前网上舆论引导和管理能力还跟不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速度，造成了课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空间的“失语”。
二、移动新媒体对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意义
（一）有利于把握时代脉搏，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在以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同时影响着青年大学生，信仰缺失、理想信念模糊是整个一代人的共病，如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正视问题，借助新媒体的有利因素，丰富思想理论传播的渠道，打破以往传统的单一工作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本着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原则，把握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因势利导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出正面声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走进学生内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面临着繁重的学业压力、严峻的就业压力，加之“90后” 对各种信息缺乏分析和鉴别的能力，新媒体信息的“无屏障性”带给的高校大学生带来思想认识上的困惑急需思想上的帮助和引导。由于新媒体的虚拟性、互动性，大学生往往敞开心扉把心中的困惑、爱恋、好恶、矛盾、困难、追求等都吐露出来，这给教育者提供了一个从侧面了解学生真实思想、倾听他们的诉求的机会，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及时解释，对学习、生活中的困惑给予指导，拉近教育主体与客体的距离，真正做到“三贴近”，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的课程。
（三）有利于创新教育平台，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新媒体的出现以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便捷的交流方式，已然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受大学生的关注和喜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借助新媒体巨大的优势更广泛更主动更快速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从而克服传统式教育受时空限制的不足，弥补课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空间的“失语”，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一个崭新的理论与实践平台。新媒体在丰富教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创新隐性教育载体、改革教育方式等方面也改变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机制，借力新媒体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三、 移动新媒体视域下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对策
（一）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和深受其影响的大学生，首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积淀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材要点讲解、正面宣传的同时，需要教师深入了解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发展动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透彻的分析；其次，更新先进的教育观念，做到与时俱进，有“跨出半步”的意识，做一名既懂专业又懂技术的教师。学会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掌握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挖掘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对学生中出现的种种思潮及时回应、合理解释、正确引导，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二）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即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大学生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首先，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接触、解读、使用媒体，新媒体语境下，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加强辨别能力、剖析能力和筛选能力和网络道德教育。其次，在学生中培养“意见领袖”，发挥“意见领袖”在大学生同辈群体中的正确导向作用，让大学生在选择、接受和传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信息时，能够自觉选择健康的、文明的信息，遵守网络法律和网络道德，主动拒绝反动的、低调的、的信息，抵御不良信息的侵蚀。
（三）牢牢占领课堂教学的主阵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打造一个充满生趣、高效互动的课堂。在课程的内容设计上，要考虑到新媒体传递的海量、新鲜的资讯，紧跟时政资讯和舆论热点，理论联系实际地充实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既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解读时政，又可以将多种形式的内容作为教学支撑材料。在教学方法上，借助新媒体增强教学互动，例如：在使用讨论法教学时，教师可以将讨论问题通过微博、微信的形式公布，广泛发动同学积极加入讨论话题，通过网络平台，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能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互动交流，避免了课堂讨论的时间、场合的限制。在教学空间上，结合现有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校园宣传栏等教育资源，拓宽教学途径，搭建新媒体形式的教学平台，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QQ群、校园BBS、微博、微信等多领域形成教育合力。设计符合新媒体传播的教材、教案，以简洁、有趣、轻松、结论性的网络语言传递教育内容，积极占领新媒体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净化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参 考 文 献〕
〔1〕李琴.高校消费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J〕.理论界，2011，（02）：203-204.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10
作者简介：武建强(1978- )，男，山西运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传播学研究。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的普遍化对于语言的传播和共识的达成具有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操纵性工具，媒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有助于超时空的沟通，可以同时实现具有共同认知基础上的群体间的相互连接和实现彼此之间对问题理解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受控制的自上而下或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单向传播渠道，可以大规模地加强社会控制的功效。大众媒介需要的就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进行超越地区性的沟通功能。[1]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媒体的政治沟通功能已经超越了联系政府与公民的交流平台的地位，上升为一个能够形成自我意识，对信息进行制造与传播的独立社会力量，这得益于它与公共舆论之间的极为亲密的关联结构。
一、大众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作机理
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转机理主要在于制造公共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来自基层民众的民意是一切统治正当性的基础。这种民意体现为某种公共舆论，它来源于政治共同体中的社会群体及个人互动。公共舆论是群体意见的表达，是有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舆论，涉及到的是群体生活的信息，公民个人脱离于群体的信仰、态度或言论是不能构成公共舆论的。因此，公共舆论被界定为“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同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2]
公共舆论是一个关涉到群体意见的指称，与公共性政治事务有关。它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们生活在若干个被聚集起来的社会生活圈子之中，处于这个生活圈子的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彼此交流，相互谈论，最后形成对统治权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共识，这也是民主政治运转的必要条件。公共舆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三大要素：其一是公共舆论是群体性意见，非组织成员所持的意见不能构成公共舆论;其二是公共舆论与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绝大多数公共意见一致的事情不会形成舆论;其三是公共舆论在理性上是可以被辩护的，这个辩护的权利不仅在公众手中，政治组织同样拥有平等的辩护权。[3]少数人拥有的信息、态度、价值等不能够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不属于公共舆论。从影响政治过程的角度看，那些少数人的意见在民主的维度下均不属于公共舆论。因此，公共舆论的产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需要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并借助印刷技术所带来的纸张、书籍等印刷品，“个人能够听懂其他社会成员所传递的信息可以满足传统社会的需求，但是，他能够阅读报纸、期刊、海报、说明书等文字资料，却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条件。”[4]时至今日，这一范围正在不断拓展，主要包括电脑、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与平台的使用。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一个多元化、结构复杂的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去影响公共权力和价值分配，政府就建立在公共舆论的基础之上。公共舆论的形成来源于精英阶层的刻意制造和普通群众的舆论聚集，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和公共舆论不可避免的联姻，对大众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媒体机构，民众和各群体持续观察着政治过程，从媒体上获取关于执政党的主张、政府政策、领导人活动以及国家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等信息和资讯。政府同样非常关注媒体，把它们看做是公众偏好的展示窗口，通过细致研究舆论的特征，探寻最难以捉摸的群体心理，寻找到控制社会群体行为的策略及政策限度。“当政党与压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舆论和政策的联系机制时，很明显，媒介在当代政治中也起这种作用。”[5]大众媒体在当今政治信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比以往更加依赖大众传媒获取信息，进行必要的政治交流与沟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大众传媒自身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媒体从组织形态、传播理念、信息加工到传播等诸多方面与以往相比都有了很大不同。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我国媒体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也称“媒介融合”“多媒体融合”，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伊契尔· 索勒· 普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意指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迅速扩张，促使媒体在技术方式、功能结构与产业模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和受众群体生活观念与思维变化的过程。
1 媒体融合来自于多方力量的推动。一是党和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使得媒体融合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党和政府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多媒体融合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体制上、财政上给媒体融合提供了很大便利，促进了研究与实践的极大发展。中央在20 世纪90 年代就提出了“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政策，鼓励媒体大胆改革，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跨媒体集团，为后续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2014 年8月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了媒体融合的加速发展。2016年2月，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调研后明确指出，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这体现了党中央高层对媒体融合的高度关注。部长刘奇葆同志也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机制创新为动力、重点项目为抓手、队伍建设为基础，把各项工作抓到位，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二是强大用户基数与支持。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使用率为901%，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03%。[6]过半数的民众已经被多元化的媒体网络覆盖，网络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受众群体的扩大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公众的需求也是推动媒体发展的根本力量。市场环境下的媒体会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将信息分门别类，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以保证更便捷、更充分地满足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从而获取最大的传播效益。媒介融合的趋势不仅会推动着同一媒体集团中的不同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而且会推动整个社会范围内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这种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将推动整个人类的信息共享过程。
三是媒体面对市场竞争的自觉反应。技术更新与市场的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媒体自身的变革冲动。随着网民数的巨量激增以及受众群体对媒体使用方式的变化，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面临着严格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导致某些行业生态链的大整合、大变动。最终结果是：只有那些能够赢得更多受众的媒体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真正的媒体融合需要借助新信息技术，不断进行数据挖掘，建立强大用户连接系统与用户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媒体生存下来。可以说，中国的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政策、市场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自身改革，给媒体融合带来了原初动力。
2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媒体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或者部门重组，实现跨行业资源整合，降低成本，突出新优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央级媒体以意识形态引领者来抢先卡位，推出了各类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例如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商业化布局;“新华社”客户端在2014年正式上线等。《2015年地市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以全国各地77家报社和45家报业集团为案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39家党报，29家都市报和晚报，以及9家行业报纸，分别占比506%、377%和117%。报告所选媒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所选媒体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融合动机来看，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兼顾经济利益。在39家党报融合转型的官方话语中，党报主要以“宣传话语”为主。其中，有18家党报明确提出以“巩固宣传阵地，强化舆论引导”为融合转型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占比约46%，有8家党报提出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紧迫任务的“商业话语”，占比约21%，另有13家党报兼具“宣传话语”和“商业话语”，占比约33%。这一方面反映了党媒作为党的“喉舌”的定位与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党媒受到了市场冲击，具有较强的经济意识。
第二，从新闻生产流程看，绝大多数选择依托互联网进行新闻生产、内容采编等。核心是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换工作，使内容生产、存储、分发流程数字化，进而开拓出多种分发渠道。在77家报社融合转型过程中，有8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即以网络平台作为其重要的传播渠道，以此驱动内容生产、重构采编流程，占比104%;有14家逐步建立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占比182%;有45家完成了基本的采编流程改造，即推动传统媒体的采编部门与新媒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传播，在采编流程改造中逐步形成了“先端后网再报”的发稿流程，占比584%。还有一些报纸建立了规模较大、整体运作较为完善的“中央厨房”进行信息生产与加工。
第三，从媒体整合的途径看，多数报社入驻新浪、腾讯等网络公司已搭建好的强大平台，主要是微博、微信等。许多报社所属的微博、微信大多采取了“产品矩阵”策略，以满足集团、报社、部门甚至栏目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需要;有的报社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客户端，依托自身行政或广告资源进行推广。为持续融合的需要，一些报社还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内部成立新媒体部或全媒体协调中心，服务报社“两微一端”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立的“全媒体采编大平台”，通过内部机构重新设置和硬件技术升级，建立了采编大平台，并和纸媒、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形成互通，最终实现由全媒体指挥中心进行资源调度，发挥中枢作用，在技术和机制层面保障纸媒和数字化媒体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24小时不间断新闻。
第四，从新闻内容的表达形式来看，日益变化、更趋多样。主要包括：其一，多媒体报道。新闻报道逐步从单一的文字或图片报道转向多媒体报道，形成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不同的报道形式，实现向不同的网络平台进行输送和分发。其二，大数据新闻。一些报社已经在常规化的生产流程中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并采用可视化的报道方式，制作并提供数据新闻产品。其三，H5产品。不少报社为满足移动互联网的传播需求，运用时下较为流行的html5技术，制作出H5产品，投放在微信上，这对于借力移动互联网、扩大作品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借助互联网技术，趋向于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实现舆论引导的功能，具有很强的政治取向。一些市县级的媒体因地处基层，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和年轻受众的大量流失，将融合的重心放在如何重新赢得受众青睐，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职能，实现经济利益。
第一，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作为官方媒体，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维护党团结的重要政治责任，呈现出政治传播的单向度趋势。它们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7]，实现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沟通功能，呈现出强烈的舆论引导趋势;同时，官方媒体借助其庞大的资源、组织网络、权威性，比以往更全面、迅捷的将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诉求上传至决策层，公共舆论引导力有加强趋势。
第二，基层党政主办的媒体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载体，与中央及省级传媒集团相比，特色明显。基层传媒承担着宣传中央精神、塑造基层形象、传播先进文化、强化政治认同、引领主流舆论的重要作用;同时，基层官媒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沿阵地，与民众的物理与心理距离更近，对于民意表达与利益聚合具有先天优势，在政治传播中既能体现基层政府意愿，又能够对民众需求展现出极强的敏感性，政治性与商业性双重趋势非常明显。
第三，新媒体实现优势互补的融合趋势愈发集中。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和手机移动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对公共舆论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体上出现了强交互性、平面化、网状化、多元化的传播特性。它是一种新的媒体业态，包括商业化媒体平台、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等，他们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凭借在新技术领域的先发展优势和经验，并借助政策支持和资本运作，出现了向传统媒体渗透的趋势。许多网络新媒体为了更好地拓展商业布局和自身平台的舆论影响力，通过资产收购来布局传媒业，以更好地实现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例如，百度科技集团以224亿元全资收购纵横中文网，又以224亿元收购PPS视频网，打造文艺影视一体化产业。另外，阿里巴巴集团分别出资入股优酷土豆、华数传媒、新浪微博、文化中国等，极大地拓展了阿里集团在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新媒体正是通过资本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占领媒体市场，实现它们在经济实力、媒体地位、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的战略目标，这也使得它们在公共舆论形成、民意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三、媒体融合带来政治沟通模式的新变化
1 公共舆论形成方式的变化。传统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体主导着主流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没有关注的事情如同没有发生一样，话语权被专业化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所控制。新媒体融合语境下，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新媒介技术日益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实时互动交流打破了信息交互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们借助新技术来重构原有的社会联系，选择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政治沟通的交互结构与信息传播的能量大小。首先，受众从以往的被动接受到如今主动参与的转变，使话语主导权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快速。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关注迅速传播并聚合转化为可依仗的优势，产生群体“共鸣”效应。其次，群体通过信息平台的交流，可能引发非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围观，情绪感染进一步加强，形成强大的情感支持与话语支持，“边缘身份”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实现了由舆论边缘向中心的位置迁移。最后，网络群体的意见对舆论生成产生极强的冲击力，话语权的获取与转化成为影响各方参与舆论生成最重要的手段，因此，网络群体已成为影响主流舆论生成与发展的显性力量。
2 媒体作为政治信息传播主导者的地位及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新闻专业领域中，媒体作为新闻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在传播效果理论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一旦媒体选择了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就需要放弃传统的优势心态和精英主义意识，回到一个新闻和舆论平行的舆论场中。首先，随着媒体融合的形成，议程的设置者不再仅仅是媒体，而同时也包括社交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甚至是一些普通群众，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媒体让渡一部分内容生产的权力。大众媒体必须依赖受众对于信息的判断，甚至要根据受众喜好对有关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借助“两微一端”、报纸、网站等渠道资源，加强协同传播。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站的不断完善，网民意见逐渐成为影响舆论风向的考量因素。大众媒体融合后，新信息平台上有大量新闻消息随时会被大量网民关注和评论，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编辑资源，审核和筛选这些用户信息，是媒体实现融合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其次，媒体对于时间差的控制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而媒体融合将以往时间延续性的新闻生产转变为一种瞬时的聚合生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众筹和众包的方式，媒体重心转化为深度挖掘，数据整合与重组。所谓众包是指媒体报道主题，向社会公众征集新闻内容，每个社会公众都可能充当移动终端，凭借着自己在第一现场的强关系网络实现信息互动。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融合中不断转变理念，在加强对公共舆论引导、保证弘扬主旋律时，又不断总结受众的“问题单”，对公共议题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并从化解矛盾的立场上实现对社会舆论引导功能。因此，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化解需要媒体及时“在场”，并提升政府与民众政治沟通的渠道流畅度。
3 政治信息传播内容的变化。传统大众媒体能够满足公众一定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但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足以完全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单向度的传播条件下，传统大众媒体的“把关人”身份决定了公众接近媒体权利的消减，因为“具有十分精细的劳动分工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观的产业组织与媒介是不会允许你随意出现在电视或广播上，并陈述你自己的情况或讲述你的故事，你所说的都是被专业人员中介化的东西”，[9]141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大众传播的渠道，“最终言论能否出现取决于你自己的专业性或表述地位”。[9]142即使自己的声音能得到表达，大多也是经过专业化中介处理的，你所说的话就是电视或广播所说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传统媒体有了自身的利益追求，当媒体自身利益与受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尊重、维护和保障受众的权利与利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性质、媒介的时空限制，使得社会公众获得的媒体信息时效性较差，数量上也偏少。融合后的媒体具有相对宽松、开放、自由的信息平台与舆论空间，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就自己所关注的议题进行评论，人们享受到了现实中所不能体会到的隐私感，政治参与的热情大大增加。同时，媒体融合也预示媒体能够满足公众更多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而不是抑制信息需求的产生。
4 不同媒体沟通功能发挥的分殊化。媒体融合并不是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或传统媒体吞噬新媒体的过程，它是媒体行业基于信息技术使用而产生的一种优势互补行为，是将各种信息形态统一起来的“增值”过程。因此，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会不断吸收各自长处、优化创新，并在特定领域、场景中发挥不同的影响力。首先，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得益于它原有的庞大组织网络、经费及政府背景，在政治舆论引导、权威信息、社会风气塑造等方面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费斯教授提出，国家与政府并非如传统言论自由者所说的那样是自由的天敌，相反，它们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扶持一些能够促进公众媒体接近权的活动，如公共文化资助、广播电视的特定管辖、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政策等，尤其在一些媒体损害了公众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及名誉权的时候。国内传统媒体虽然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会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但其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其次，对于新媒体而言，得益于它的互联网基因与民间性，具有互动、便捷、网状、多元化的特征，在对公共议题、社会服务、商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媒体，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能够快速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与此同时，这些新媒体由于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新闻道德良莠不齐以及基于“私欲”立场之上的不端言论，制造官民对立、传播社会上谣言，甚至出现许多违法犯罪行为。这需要主流媒体的及时介入才能消除负面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例如，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引起媒体和网民热议。事后经政府部门、媒体和网民的调查发现，这些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急需要对新媒体有关行为进行监管。
四、媒体融合时代优化传媒政治沟通效能的途径
媒体融合时代的大众媒体，其政治沟通效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程度。无论是政府、媒体自身或者社会公众均有责任为媒体创造一个更能发挥其沟通效能的环境，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
1 以法治监督代替行政监督。“有组织会击败无组织，既得利益者会有组织地控制未知的变化。”[10]大型的媒体集团可能会利用融合带来的种种竞争优势去追逐更大的利益，从而使公众的表达自由面临被消减的威胁，因此，需要政府运用适当的办法来加强对媒体不良行为的监督。在法治社会里，政府应该采取法治的手段来监督媒体。媒体监督主要是以法律规范或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文件、规则、细则来调节与监督媒体的各种活动，用法律制度的方式规范新闻媒体存在的假新闻泛滥、传播谣言、混淆视听、违背中央决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等不良现象。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应该将重心放在发展民生、弘扬主旋律、监督权力运行、塑造良好社会道德规范上。同时，要避免一些地方利益政府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用行政手段，甚至是非法的暴力手段对有关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进行恐吓、制裁。让媒体真正成为法治社会的守望者，允许新闻媒体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来发挥其监督与沟通作用。此外，政府还应该实行规制的平衡，鼓励竞争，防止垄断，促使媒体多元化，不断推进公共传播系统的融合与发展。
2 媒体行业自律。媒体融合时代，媒体之间竞争会加剧，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的无序竞争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在依照法治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外，也要重视发挥媒体行业监督作用。首先，媒体行业要针对不同媒体，制定一些客观的、可量化的规则，强化行业内部自律效果。其次，建立一个非政府的新闻自律机构。这种机构应该摆脱政府、利益群体和其他势力的干预，采取行业认同的评判标准，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科学的评估、跟踪、监督媒体违规行为。例如成立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依照一定比例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推动形成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最后，加强媒体伦理建设。对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从业者进行政治原则、行业操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并借助媒介法规，制定相关伦理规范。同时提高社会公众的传媒素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体伦理环境。
3 技术壁垒的祛除。媒体融合最关键的是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引入到传播领域，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网民的生活习惯与政治表达，因此会面对一个“技术鸿沟”所带来的参与不平等问题。技术鸿沟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穷者之间的一种鸿沟。造成这种鸿沟的原因是政治参与主体自身的教育程度、技术使用效率、经济条件等。它的长期存在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造成阶层流动性降低，加剧公民利益表达的不均衡状态。要更好发挥媒体的政治传播与沟通功能，理应做到：第一，政府要加大对一些欠发展地区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力度，在定点、精准扶贫项目中提高物资和技术扶贫的力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更方便地接收和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从而实现有序的政治表达。第二，着力进行第三方平台建设。在现有媒体结构中，官方媒体机构会利用媒介融合带来的一切便利，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其正面宣传是一大方向，而一些商业化媒体会以利益为导向，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都容易造成公众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现象，一些思想观点容易被有意筛选，甚至出现极端言论。公民进行政治沟通时可以委托专业的媒体机构进行信息表达，以克服个体技术参与能力的不足。另外，党和政府应该鼓励一些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第三方平台建设，以弥补官方媒体与商业化媒体的不足。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11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是当前媒介生态不断变化的必然要求
媒介生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因素。[1]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和其他子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新闻媒体所开展的活动，包括舆论监督，必然离不开其所置身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当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日益多元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将催生更多个体矛盾和维权事件的出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方面，是真正的“社会矛盾凸显期”。[2]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矛盾凸显而又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下，仇富、仇官等社会情绪不断积累，甚至失控，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维权意识的高涨。当下社会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市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同时，市场经济“逐利”和“自主”本质，也决定了市民意识向“自我选择、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转变。因此，作为新闻受众，市民更加独立、自主，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需要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需要新闻媒体来反映不同利益和要求，协调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其三，传播渠道的多元。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IPTV、博客、播客、网络视频、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不断发力，不但快速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更是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传播网络。而且，由于传播技术和渠道的不断多元，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复杂，政府过去那种企图通过“选择”、“封锁”新闻来控制舆论的做法，放在如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显然是笨拙的，也是无法达到控制目的的。因此，传播渠道的多元改变了媒介生态，而这种被改变的媒介生态势必反作用于新闻媒体，迫使其协助政府和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力争新闻传播更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其四，阳光政府的打造。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要实现这个目的，应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主要的平台和渠道。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铺张浪费、打击报复、贪污腐化等等，都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表达民意，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然政府都有让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开明和信心，那么新闻媒体同样也要具备批评和监督的勇气和智慧，更主动地配合政府工作，更及时、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综上所述，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新闻媒体不能再墨守成规、畏首畏尾，而应以更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时代变革，以一种更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姿态去进行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社会引导能力，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推动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积极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随着媒介生态不断变化，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冲击，传播方式和信息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主流媒体或者说传统媒体的发声也就显得极其重要。由于主流媒体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内容方面的真实性、权威性依然无可替代，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的当下，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应该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和谐和进步，也更能彰显其强大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前提：改变观念服从全局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但舆论监督不等于乱监督，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忙而不添乱”，促进政府解决问题，社会和谐进步。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改变观念，服从全局，从促进矛盾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
在当前信息时代，虽然新闻封锁难成可能，但一味曝光揭丑，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与收视率，同样证明不适应新闻和现代媒介生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毕竟，舆论监督一旦失控，负面情绪积累，新闻报道只会放大、激化矛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导致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这显然与舆论监督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具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中，主流媒体应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首先，舆论监督一般从一个时期内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角度来确定新闻报道选题，并要求选题体现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密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其次，舆论监督应该遵守新闻纪律，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主流媒体必须按照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统一新闻报道口径和尺度，有序进行舆论监督。最后，要进行艺术性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在文稿处理和编排方面艺术处理，负面新闻正面引导，合理释放负面情绪，点出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等，譬如在标题、点评等方面适当正面引导，让受众看到光明和希望；或者说差异化编排，不要让负面新闻扎堆等等。这样的舆论监督，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也才能促进工作的解决，达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效果。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方式：客观真实 加强策划
其一，坚持舆论监督的时效性。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新闻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新闻时效性已经进入“秒争”时代，舆论监督首要注重时效性。问题是主流媒体如何在保持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又不违反宣传纪律，不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添乱，这就需要掌握采和播的配合艺术。对于任何舆论监督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应该要求记者到达现场，掌握第一手新闻，保证舆论监督不失声，并持续进行关注和追踪，避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事件程度不同逐级上报，根据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进行相应程度的报道和解释，实现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和建设性相结合。
其二，坚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真实，才谈得上舆论监督，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新闻媒体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要求记者必须采访对立双方甚至多方观点，听取不同的声音，同时还提倡明察暗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去年3月，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对市场上涉及的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等进行了持续报道，记者不但暗访了相关黑作坊，配合执法部门现场查处，同时积极走进餐馆厨房，实地调查用油情况、消毒餐具存在的问题等，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的危害进行分析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如此一来，舆论监督显得有理有据，也有充分的说服力，避免出现混淆真假、杜撰事实、合理想象等报道失误，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监督效果。
其三，坚持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来自新闻报道的深度，应该通过对事件主题的深化挖掘，在报道中独辟蹊径，寻找到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内容。我们认为，强化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就是要提倡调查报道和新闻评论。调查报道虽然费时、费力、风险大，但作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影响很大，效果也很明显。而新闻评论，则依托报道案例发表意见、评论，揭露、抨击相关不法现象，从而提升整个报道的力度和深度，彰显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在民生新闻大行其道的当下，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栏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就在于它能够坚持每天播发一条深度调查，同时就当天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新闻评论，要求特约评论员做客演播室现场直播访谈，观众则可参与短信互动。在具体的话题选择和观点阐述中，做到了具象性、专业性和平民化。首先，新闻评论有具体的新闻事件作为依托，再加上直播的进行时态，更加彰显电视评论的直接性和说服力；其次，栏目在遴选特约评论员的时候，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专业领域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评论内容具备专业化和个性化，再加上主持人的个性化评论风格，因此比较能吸引受众的目光；最后，有关选题的策划尽量从民生的角度做文章，其评论的主体事件具有“三贴近”的内涵，评论方式都是以平民角度和平民化的叙述方式，因此新闻评论和节目本身的风格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坚持舆论监督的策划性。坚持策划性并不是说主流媒体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舆论监督，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的主动性、组织性和持续性，通过改进报道方式、提高报道效果，促进新闻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尤其在新媒体传播优势凸显的今天，新闻信息量已经不是竞争的重点，主流媒体要想突破其封锁的话，就应该加强策划，强调舆论监督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譬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的接力让郭美美炫富“人肉”，演化为对整个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调查，而在经过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和持续跟进后，红十字会不得不出面多次澄清，使得整个事件在策划报道中达到了舆论监督的目的，最后也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更加阳光透明的制度反思。可以说，一个好的舆论监督案例，新闻选题经过严格的把控、策划分析和论证才能出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新闻事件作为由头，持续进行策划报道，形成舆论监督的气场，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打造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目的：及时联动 解决问题
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目的在于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要怎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主流媒体不是政府部门，没有更多的权限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它就应该和政府部门合作，及时将掌握的情况与政府部门沟通到位，通过政府部门来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是，主流媒体所要求的联动，其主动权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和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纠正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以更开放的姿态应对新闻媒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现在的舆论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4]舆论监督不是负面报道，而是正面报道。政府部门应积极面对舆论监督，积极介入事件、化解矛盾，扭转负面事件为正面影响。尤其是当前，一些基层政府视媒体为洪水猛兽，不知也不敢应对媒体，事件无论好坏一律封杀不报。因此，如何改变观念，培育正确面对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心态，各级政府部门还需更开放、更有睿智。其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新闻会机制，甚至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保证市民的知情权。目前，现代互联网发达，新媒体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和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情势凸显。以往传统政府的逻辑中，对于信息的“延报、缓报甚至不报”的“宣传政策”无法延续，全球化的即时信息传播使得政府对于部分信息的封闭也很难实现。
因此，在传媒发达的社会，现代政府应利用新闻会来信息，执行政务公开，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尤其在处置突发事件时能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起到稳定民心，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有全面的了解，行使监督权，对于政府各项工作好的做法能够及时倡导，错误的做法也可及时批评指正。
其三，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监控相关事件的进展，积极主动舒缓矛盾，解决问题。在主流媒体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介入相关事件，主动协调各方矛盾，和新闻媒体一起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新闻舆论监督中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有“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满腔热情地邀请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真诚欢迎监督，认真改进工作。对于一些实在不能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则可以通过新闻内参的形式上报，以实现“版面外”和“屏幕下”的舆论监督。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每一次舆论监督就是一次议程设置的过程，建设性舆论监督，无论是对突发事件揭露式监督、对公共政策参与式监督，还是对公共权力协商式监督，对于促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代政府要打造开明、责任和阳光政府，需要主流媒体积极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主流媒体也应该主动从建设性的角度进行舆论监督，积极提升自身社会引导能力，多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决策性建议和依据，为政府传声、为人民请命，切实搭建好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信任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张卫华.从媒介生态的变迁看“三贴近”［J］.传媒观察，2009(9).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12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
“参政”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参政是一种官名，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此后各朝均有类似官职，如元在中书省设参政，明在各省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清初各省布政使下设参政。民国后，袁世凯设参政院，成员亦称参政。新中国成立后，参政成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简称，参政有了新的释义，即“参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1]。借助参政的概念，可以对新闻参政进行界定。“新闻参政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平台将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所关心、关注的重要问题表达出来，以向政策研究者或政府机关表明自己的诉求及意见，供决策者或政府机关参考；二是决策者或国家机关通过媒体平台广泛征求公民对于国家政策、法规、执政理念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之得以修正和完善，做出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
（二）新闻参政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新闻参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影响着新闻参政。经济发展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新闻参政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丰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为新闻参政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大众媒体才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为新闻参政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和更加广泛的平台，为国家各级机关及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更加科W的决策依据，及时关照民众的呼声。
（2）经济发展水平与新闻参政有着最直接联系。
亨廷顿曾针对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关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在研究中亨廷顿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3]“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4]在我国，也有相关数据显示经济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经济越发达，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越高，反之亦然。这进一步证实了“富裕者比非富裕者拥有更多参与政治活动所需的资本和动力，也比非富裕者更加有效地利用参与的机会”[5]。经济发展好、收入水平高者不仅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去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同时也更善于利用和把握政治参与的时机。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平台，它能为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2.政治环境和体制因素
我国的政治体制制度为公众的新闻参政提供了制度平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行为与其效度。“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6]政治参与中，制度化水平和人们新闻参政的效度，以及政治的稳定性等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公众文化素质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加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使得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工作人员、工人及农民等不同群体的责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有了较大的提升，因而公众的新闻参政意识得以不断提高。而新闻参政正是公众有效参与各项政策、政府部门有效搜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3.文化、教育因素
传统文化对新闻参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公众的文化素质直接决定新闻参政的效果。新闻参政需要一定的知识储量作基础。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教育与政治参与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7]即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素养越高，其新闻参政的力度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有较大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这使得公众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意识在增强，民主意识、责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参政的发展。
4.媒介因素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万物皆媒介。媒介所具备的受众选择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实时性、获取信息便捷性、互动性等若干基本特点，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途径及效度等问题。
首先，媒介的多样性拓宽了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新传播科技不断赋权，媒介形式日益多样化，不仅有报纸、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而且还有手提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媒介，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参与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也都大大降低。其次，媒介的便捷性有助于发挥新闻参政的监督作用。随着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公众对政治的监督变得更加直接和有力。在信息技术时代，腐败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监督方式还会不断扩大层次范围，向纵深发展。再次，媒介的发展使新闻参政主体的隐匿性大大增强，提高了参政主体表达的自由性和沟通的能力。媒介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多元化信息交流平台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5.行政主体因素
行政主体是新闻参政的核心要素，对新闻参政有着重要的影响。行政主体因素包括主体的参政意识、主体的认知水平及主体的参政能力和责任意识等。首先是主体的参政意识。行政主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8]参政意识的强弱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其次是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与能力。作为新闻参政的主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及相应的实践检验能力，而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是指主体对政治的相关理论、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一般来说，较高的政治认知水平不仅是公众形成正确价值取向的有力保障，而且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价值观，不断增强公众对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断培育公众的政治情感。在新闻参政中，公众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理性参政主体，首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政治认知水平，特别是对我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理解和把握。再次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指行政主体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对国家、人民及历史高度负责，把握角色，认清使命，做好新闻参政的相关工作。
二、新闻参政模型的构建
（一）新闻参政模型构建的依据
1.要素依据
新闻参政的基本要素是指新闻参政过程中必备的基本元素，包括新闻参政主体、新闻参政客体及新闻参政的途径、方式。
首先是新闻参政主体。主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定义是“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日常所谈到的“主体”，是相对“客体”而言的，主体和客体是一种规定性内容，其属性的赋予来源于对象存在物在人类意识中的投影，而我们所要追寻的，正是这种意识投影的方式，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在媒介技术的赋权下，新闻参政主体的内涵和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参政的主体不仅包括现实社会中的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媒体记者及公民，还包括网络上的“网民”等。
其次是新闻参政客体。客体是主体主观能动作用的对象。在传统政治活动中，参政客体主要是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政策决策、社会公共生活等社会政治体系。[9]新闻参政虽然是借助新闻媒介这一平台，但其政治参与的本质没有变，其作用的参政客体也还是现实的政治体系。虽然由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大，新闻参政的客体在空间和内容上都比传统的客体更为广泛，但不管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还是新闻参政，其参政客体都是指向国家政权系统的。
再次是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直接化。参政途径是实现新闻参政的载体，没有新闻参政的途径，新闻参政的价值就无法实现。目前主要的新闻参政途径为：报刊、广播电视、政治论坛、政治博客、政治微博及电子邮件等。公众不仅可以利用网络论坛对某一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还能组成一个网络共同体及时对政治事件发表见解。
2.理论依据
（1）传播学基本理论。
郭庆光指出，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0]从本质上来说，新闻参政过程也是参政各要素之间的信息传播和反馈活动，也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及反馈等传播过程中的要素：一方面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作为信息传播者，政府及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是信息受传者；舆情民意是传播的讯息；媒介即新闻媒介，不仅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媒体，而且包括网络、自媒体等新型的媒体；反馈是指行政机关有关部门对新闻媒介传达的舆情民意的反应及处理意见。另一方面传播者是行政机关，受传者是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等人员，讯息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媒介依然是新闻媒体，反馈是指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的一些看法及实践等。这两个传播过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两者共同构成新闻参政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新闻参政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要收集舆情民意，并筛选、整合有效的信息传f给政府有关部门，让政府了解民情，了解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也会把政府出台的相关方针政策及对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时传递给公众，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的工作动态，加强政府和民众间的沟通、互动。
（2）民主参与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又被称为受众参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要求大众传媒向一般民众开放，允许民众个人和群体的自主参与，媒体应当致力于在一般民众中发展多元文化。新闻参政的过程就是公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作为传播者将一些意见或建议利用媒介及时传播出去。新闻参政体现了公众拥有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知情权、传播权以及媒介的使用权，体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
（3）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是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自由须以责任为前提，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必须先对社会、对公众尽相关的义务和负相关的责任，遵守社会道德；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利，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在新闻参政中，新闻媒介是连接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纽带，没有新闻媒介，公众就无法实现新闻参政的目的。新闻媒介在新闻参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新闻媒介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公众、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新媒体行政论文篇13
一、引 言
媒体监督，大多数学者以媒体对政府监督为主，将其等同于舆论监督；有的学者以媒体对市场（或公司）监督为主对其下定义；笔者认为，媒体监督是综合性的，是指媒体以法律赋予的权力对政府、市场或个人的公共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监督。伴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媒体监督受到社会的重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2013年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引发整个社会对媒体监督的重新审视，媒体在监督社会的同时，谁来监督媒体？成为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社会对媒体监督重视而忽略了监督媒体，这导致部分媒体时常越过法律和道德底线对自身监督权力“寻租”现象的产生，对社会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那么，媒体监督权力也应该被放进制度的笼子里，以确保媒体监督的公平公正。
二、媒体监督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媒体在政策制定、官员腐败和社会重大问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都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这促进我国民主政治文明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媒体监督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但是，目前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一些缺乏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媒体工作者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利用媒体监督的强势地位进行不正当报道、谋取个人私利，造成混淆视听、新闻腐败和新闻造假等不良影响，这暴露出我国媒体监督的以下问题：
1.监督地位不明确。媒体监督难主要体现在：（1）媒体监督法律基础薄弱。《宪法》中关于新闻媒体的规定只有一句，即其第2 条的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其中并没有保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字眼。只能从《宪法》第35 条和第41 条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去寻找间接的宪法依据。也就是说，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渊源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这在《出版管理条例》第5 条中也得到印证：“ 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对媒体监督权的法律保障，也就只能沿用对公民权利保障的救济手段了。而法律地位不明确，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体监督权的削弱和被侵犯[1]。（2）监督不能独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媒体管理制度是在不断发展变革中逐步形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党政结合分业种垂直管理制度即事业单位[2]。二是，企业化经营。在这种模式下，媒体的主要收入依赖广告，在监督广告客户上是否能做到客观公正值得商榷。（3）社会对媒体防范意识增强。政府、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对媒体监督，搞形式主义敷衍媒体监督。
2.监督过度。媒体监督过度表现在：（1）监督尺度过度。大部分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监督不只扮演了监督者的角色，更是扮演了当事人和法官的角色。媒体报道特别是新兴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往往能迅速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此外，媒体会迅速把案件当事人的背景资料挖掘出来，使社会大众往往忽略了案件本身，而且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对案件的看法仅仅是从道德角度的思考，影响司法活动，践踏了法律权威。比如，在药家鑫案和李某某案中，社会舆论更多的关注在于案件当事人的背景是富二代或官二代上，公众更是带着仇视社会不公的心理去看待案件。这对两起案件的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2）监督手段过度。媒体为了获取相关的信息，经常采用暗访、偷拍、监听等手段获取信息。如央视《焦点访谈》、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等。虽然这些节目揭露了社会丑恶现象，对各种违法、不道德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媒体自身为了监督而采取的手段已经违法在先。（3）监督对象过度。媒体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企业或个人行为。但部分媒体打着监督的幌子对政府机密、企业商业机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曝光，威胁国家安全、危及企业存亡和侵犯个人隐私。
3.监督不实。这主要表现在媒体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做出失实的监督报道。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如：2013年，《京华时报》对“农夫山泉标准门”的报道和评论。有人在2013年5月13日打开《京华时报》发行中心小蓝帽发行网发现配送中心经营“八益矿泉水”等八种水产品[3]。《京华时报》的报道不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对农夫山泉进行恶意攻击，损害了农夫山泉的企业形象、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要解决好媒体监督存在的问题，改变媒体监督的现状，促进媒体监督健康发展。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制度势在必行。
三、媒体监督制度的建立
建立完整的媒体监督制度应当从立法保障、政府支持、行业规范和公众监督几个方面来进行。
1.立法保障。加强媒体监督的法律保障，主要包括新闻法、版权法、广告法等，这些法律都来自于新闻传播领域，在监督时能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目前，我国媒体的独立意识较弱，而对权力的依附性较强。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出台《新闻法》或《媒体监督法》明确媒体监督的法律地位，突出在法律保障条件下媒体的公开性和权威性，媒体监督才能通过法律体现得更为有力。当今许多国家的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都受到法律的保障，各种媒介虽然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和阶级性，但基本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因此，我国在法律上也要努力保证媒体的监督，并使这种监督法制化、制度化。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对媒体监督的范围、对象及内容进行明晰的规范，提供一个衡量标准，还要对媒体监督的程序、方法、主客体的义务和权利进行明确规定。只有细化并明确各项内容，才能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具可操作性，才能使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通过法律明确违法监督的惩处来树立法的威严，提高媒体的依法行使监督权的意识。
2.政府支持。媒体与政府之间，监督是相互的。政府对于媒体监督制度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面对媒体的监督，政府要明确媒体监督应该遵循的原则、规范和范围，并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规章制度。为此应该修改《保密法》等法律，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科学地界定保密与公开的关系[4]。其次，政府需改革媒体管理模式。管理上推行大部制改革，放权给媒体，增强媒体自身的独立性，以便能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再次，严把媒体行业准入关。对媒体的资质认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素质等都要有高要求的规定。严把行政审批关，媒体的专业、客观和公正大有裨益，媒体也能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最后，政府要配合媒体监督。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步伐，以实际行动支持、引导媒体监督走上正确轨道。
3.完善行业机制。媒体行业机制的完善，能让媒体更好发挥监督作用。首先，要提高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素质教育，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专业教育熏陶和行业工会监督，使从业人员拥精湛的专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增进行业内部交流，建立行业自我约束机制，加强自我监督。例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先后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 并受理有关记者违反职业道德的社会投诉。对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5]；最后，把握住正确进行媒体监督的方法与艺术。媒体监督要求真务实，媒体监督的依据应当是事实，其结果应当是促进问题的解决[6]。媒体要在敢于监督的同时接受监督。
4.公众监督。媒体的监督权源自于《宪法》中关于公民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一次，媒体也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帮助公众行使好舆论监督权。然而，公众在媒体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加之在我国公众的监督意识还较为淡薄。媒体应该多做宣传，加强公众监督意识，并建立定期接受公众监督的制度。
总之，在媒体监督制度中立法保障提供法律依据是制度的基石；政府支持起着引导性的作用；行业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需要政府在行政性审批上严格把关，这包括了媒体行业的准入标准、从业人员资格标准等；加强公众监督教育力度，增强公众形式监督权力的意识并未为公众监督提供明确的、有效的制度保障的渠道。
四、结 语
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那么，媒体在行使监督权的同时也有接受监督的义务。面对我国媒体监督乱象，建立完善的媒体监督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完善的媒体监督制度有利于媒体监督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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