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实用13篇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1

1.台湾科技对外合作的主要模式

1.1台、加模式

1997年10月,台湾“国科会”（NSC）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备忘录》,台湾“驻加科技组”于1999年8月成立,推动签署多种科技合作协议,奠定了台加科技合作的架构性基础。在政党轮替后,台湾当局更加重视与加拿大的科技合作,双方不断推动专题研究合作计划、举办各种专题合作研讨会、设立杰出研究讲座、加强青年研究人才的交流。台、加合作领域涵盖毫微米组件及硅晶加工技术、光电材料、无机化学、分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技术、土木结构工程、航天科技、材料科技、农业科技和信息科技等。NRC也培训台湾园区高科技厂商员工,实现产业间的实质研发合作。多年来台加双方在不同科技领域中有着众多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了台湾引以自豪的“台、加模式”。2007年11月12日台、加第三度签署为期五年的合作备忘录,强化双方在科技和商业上的合作。

1.2三角模式

目前,台湾的半导体、计算机、无线通信设备、光电子产品产量占据世界重要地位,但是岛内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基本建立在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上,美国、日本多年来一直是台湾技术的主要来源地,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大企业也在台湾设厂、下订单,为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带来了先进技术和资金,所以代工也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科技合作的主要模式。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旧的“三角模式”因台湾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难以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于是台湾企业将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订单转移至大陆生产据点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销往美国,逐步形成“四角循环模式”并将取代“三角模式”①。

1.3项目模式

即运用自身优势项目,妥善规划整合岛内人力、设备与经费资源,形成科研联合团队以提高科研竞争力并加强对外科技合作。台湾自2003年参与欧盟“第六期架构计划”后,促进了岛内研究团队的联合,也事实上推动了台湾与欧盟的科技交流合作。台湾以项目参与为突破口,目前基本实现了推动与欧盟科技联合计划(JRPs)、推动台湾与欧盟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举办台湾与欧盟科技合作研讨会、提高台湾与欧盟重要科技人士交流互访频率、建立台湾与欧盟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培育机制和争取欧盟邀请台湾卓越学者及杰出研究人员担任欧盟联合研究计划审查人等六个行动目标。

1.4输出模式

台湾对东南亚国家和“邦交国”的科技合作,前者主要出于地缘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贸层面实质效益的考虑（图1）,后者主要出于保住现有“国际空间”的考虑。由于东南亚国家和“邦交国”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产业发展水平与台湾相差较大,所以台湾主要是技术上的“输出模式”,并力图拥有合作议题的主导权,如《台、越科技合作整体规划书》就提出：“国际间的科技合作,经费投入较多、知识上较占优势的一方对于合作议题往往有较高的主导权,我方推动与欧美国家的科技合作之时,合作议题往往由对方主导；然而,我方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科技合作时,我方即享有很高的议题主导权”②。台湾与“邦交国”的科技合作,主要措施有成立“台湾资通讯国际合作策略联盟”以及提供技术设备等。相比“邦交国”,台湾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采取“由点而面”的推动策略,首先择定重点国家、重点合作单位和领域,再推动人员交流、训练,栽培未来的合作伙伴,举办双方学术研讨会,然后推动共同研究计划并将该领域的合作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对于东盟国家,台“国科会”与“行政院”评估后决定优先推动台越科技合作,并于2004年7月设立驻越南科技组。台湾的科研机构也积极配合推动,如“国研院仪科中心”持续办理“国际科学仪器技术研习班”,邀请亚太科技合作协会会员国推荐优秀科技人员前去参与研习。

1.5民间模式

近年来两岸科技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主要措施有：推动交流互访；开展学术活动；举办科技会展；成立对口机构；开放专利申请；延揽对岸人才等。尤其是台商高技术企业到大陆的投资持续升温,从2005年6月底的数据来看,电子产业方面,台湾上市(上柜)638家电子公司就有455家在大陆投资设厂,占整体上市(上柜)公司的71.3%③。两岸高科技合作交流机制在个别产品上也已经起步,如2005年7月间两岸在“信息产业技术标准论坛”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TD―SCDMA作为两岸第三代手机标准规格并共同开发国际市场,双方决定建立常态稳定交流机制，但两岸在TD―SCDMA方面的合作窗口,大陆方面为民间性行业组织，而台湾方面由于当局设立了许多障碍,只能由基金会作为合作伙伴。从2005年到2009年，海峡两岸信息产业技术标准论坛已经在北京、南京、重庆和台北等地成功举办了五届，为两岸信息产业界搭建了技术标准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在不断深入,但应当看到,主要还局限于“民间模式”,实质性的合作研发还仅占总体科技交流与合作项目的10%左右,这远远不能满足两岸科技产业共同发展的实际需求。台湾政、企、学、研各界对执政时期的技术管制政策普遍表示反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台湾民意对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局限于“民间模式”的不满意,以及对两岸加大科技交流合作力度的认同与期望。

2.台湾科技对外合作机制

台湾与部分国家和地区有由职能部门签署的为数众多的科技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台湾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主要通过互设的“代表处”和“办事处”的协调、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交流、人才的流动以及相互间企业的投资来实现。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完善,台湾已经建立起完整的执行体系和多元的合作方式,科技对外合作机制日趋成熟。

2.1执行体系

台湾对外科技合作的执行机构主要有：行政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中介机构。

2.1.1行政部门。“行政院”是台湾制订科技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科技发展主管行政机构“科学委员会”（简称“国科会”,NSC）和幕僚机构“应用技术研究发展小组”与“科技顾问组”。“国科会”主要职能是制订整体科技发展的政策、策略、方针、计划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承当科技对外合作的工作来看,最主要的部门有“国科会”及下辖各科技园区管理局、驻外科技组,以及“经济部”、“外交部”、“农委会”等。“国科会”在海外共有16个科技组,其功能包括协助推动台湾与驻地双方和多方（如国际组织）科技交流合作事宜；协助推荐或吸引驻地高科技人才来台讲学、创业或投资；搜集驻地科技信息,提供岛内参考；联系与服务驻地华裔科技学人及学会等团体；协助联系与服务该会补助的研究及进修人员④。

2.1.2研究机构。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科技研究机构分为四类。一是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二是各“部”、“会”、“署”及“官营企业”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糖业研究所等,主要从事应用技术研究或相关政策研究；三是财团法人设立的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如工业技术研究院、资讯工业策进会等；四是军方的研究机构,以中山科学研究院为核心。在基础研究方面,以“中央研究院”最为重要,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及人文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在国际合作和高科技应用研究方面,以工业技术研究院最为重要,该院成立于1973年,属财团法人性质,但院长和董事长均须“行政院”聘请,该院承担应用研究、加速产业发展,跟踪全球科技发展的热点、进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最终通过产品、设备和专利来推动进一步的产业发展。30多年来工研院始终是台湾科技产业的推手,其协助成立的企业超过140家,台积电和联电即是其衍生出来的企业；工研院培育出超过19000名的杰出院友遍布全球,其中业界CEO超过60位。目前该院国际“策略伙伴”不断增加,如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以色列贸工部,美国Stanford、MIT、Microsoft,德国FhG,澳大利亚CSIRO,日本NTT、AIST等。

2.1.3高等院校。台湾的高等院校有众多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时培养专业人才,各院校科技专业特色突出,与岛外科技合作十分频繁,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清交”：台湾大学以生物科学、物理科学的研究作为四大发展目标中的两个,研究成果显著；交通大学以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为特色,因电子、电机教学研究成绩突出而闻名,台湾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计算机及第一部机器人,均由该校研制成功,号称“台湾科技起飞的领航员”；“清华大学”在信息、生物、化学、天文等学科研究实力雄厚,其育成中心连年被“经济部”评为全岛最优,累积培育了70多家的厂商,其中包括8家上市（上柜）公司,横跨了IC设计、无线通讯、化学材料、生命科技等领域,总市值超过五百亿元新台币。

2.1.4科技企业。台湾科技研究人才资源不足,原创性技术相对缺乏。近年来台湾各高科技产业的跨国大企业,除了加强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之外,也不断“走出去”,技术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台湾重点支持的“两兆产业”IC业和光电业的大企业的表现抢眼,如台积电、联电、友达、奇美等,通过跨国投资设厂、兼并收购、国际营销等,使产业链不断延伸,技术不断升级。为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台湾当局还出台了许多配套优惠措施,如《鼓励业者赴“有邦交国家”投资补助办法》,《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办理民间业者赴“有邦交国家”投资授信保证处理办法》等。

2.1.5中介机构。在台湾的对外科技合作中,其各种协会和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如“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亚东关系协会科技交流委员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等。协会和商会组织各种国际科技研讨会和峰会,组团出外交流、参会,并提供许多科技最新动态。另外,国际性的商业协会也将台湾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拥有260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会员的“国际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协会”于1996年1月在台湾成立了办事处,通过这个协会在世界各国的办事机构、商业活动和提供的服务,台湾的半导体企业直接获得了交易机会。台湾本土也形成一整套的中介机构,包括科技成果和技术咨询、人才中介、管理咨询、金融、各类评估和信息服务机构,以及提供法律、财务管理等服务的其他中介机构。

2.2合作方式

从台湾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途径和方式看,主要有企业对外投资、科技情报收集、签订合作协议、对外技术贸易、举办科技展会、国际征才计划和园区招商引资等。

2.2.1企业对外投资。台湾在技术水平上与美国、日本仍有相当差距,厂商每年要支付数目庞大的专利费,所以台湾厂商的资本输出客观上有获取技术的动机。为了掌握先进技术,除了加强自主研发外,台湾部分集团大企业主动开展对外投资,更快捷地获取先进技术,同时排除贸易壁垒。台湾当局也大力倡导企业到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等地的新兴市场投资。

2.2.2科技情报收集。“国科会”通过设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组收集科技发展信息,编辑《台美加科技简讯》、《国际科技合作简讯》等材料。台湾工业研究院在台湾科技情报收集和科技国际交流合作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该院一直着力于掌握海外科技资源,积极拓展新兴国际业务,在美国硅谷、柏林、莫斯科、东京等四个科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设置营运据点,其驻外单位充分利用当地科技资源,汇整摘要当地的实时技术发展信息,提供给岛内机构与厂商,以便快速掌握国际技术动态,“东京办事处”、“美国办事处”、“欧洲与俄罗斯办事处”汇编《前瞻科技快报》与《产业技术动向》等刊物,提供国际产业技术动向的参考。此外,该院与“经济部”技术处维持长久的伙伴关系,提供国际科技资源并整合科技项目计划。

2.2.3签订合作协议。根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双方科技“协定”、“协议”、“备忘录”（主要是由其职能部门“国科会”签订）超过60个,与美国签有《台美科技合作协议》、《台美生物医学合作研究计划纲领》等,与日本签有《台日博士生暑期研习计划》、《台日青年研究人员暑期短期参访计划》等,与加拿大签有《科技合作协议备忘录》,与英国签有《台英科学合作备忘录》,与法国签有《幽兰计划协议》、《台法合作研究协议》、《台法科技基金协议》等,与德国签有《台德科学合作协定》、《台德学术交换协议》等。台湾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签订的科技合作备忘录更是不胜枚举,基本形成了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制度化架构。

2.2.4对外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是台湾对外科技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技术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台湾主要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技术来源国引进技术,据“经济部”统计,自1987以来台湾从美国和日本两国引进技术的金额稳定在技术引进总金额的62%~81%,其中在2003年最高时达到了81%,台湾产业技术自岛外引进数额不断扩大,说明了岛内厂商在技术吸收力方面逐渐增加,并反映了产业对国际技术的迫切需求。台湾向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技术,同时也向发达国家出口部分应用技术,其技术主要输出地有美国、泰国和中国大陆等,台湾技术出口历年的情况变化很大,相当分散并呈现波状趋势,输出额在2000年以后增加明显,但技术贸易逆差每年以15％左右的平均逆差增长率持续扩大。

2.2.5举办科技展会。台湾每年要举办众多的国际技术交流研讨会、展示会,其科技从业人员每年也要参加众多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会议和展示会。如：从2005年起,“经济部”与“国防部”、“教育部”、“国科会”、“农委会”共同主办“台北国际发明暨技术交易展”；2007年“经济部”工业局积极推出“行动台湾应用推动计划”,吸引岛外知名WiMAX设备商来台洽谈商机,同时岛内的Keystone厂商及WiMAX设备生产商也希望进行技术合作,将相关的技术设备引进岛内、实现本地化并用于行动台湾计划的网络建构及行动应用服务之上。

2.2.6国际征才计划。台湾2002年《延聘海外科技人才来台服务的政策与措施摘要》⑤,并实施几个征才计划,一是“伯乐计划”,于2005年5月起执行,每年提供25～30名海外资深或退休台裔人才（“伯乐人才”）返台短期咨询及参访人才需求单位,以促进其返台长期服务的意愿,凭借伯乐人才丰富的学识与经验,为岛内注入创新研发的新能量,提升台湾竞争优势。二是“海星策略”,意思是多触角地网罗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人才,“海星策略”包括“候鸟计划”、“菁英留学计划”与“千里马计划”等,“候鸟计划”（即“科技台湾探索”）鼓励海外第二代学子归台参与岛内活动,同时建立台湾研究人员与国际接轨的渠道,已于2005～2007年举办三届。此外,台湾“工研院”自2003年起每年都进行海外人才延揽与培育,延揽具有5年以上专业经验的高科技人才,领域包涵信息与通讯、电子与光电、纳米与材料化工、能源与环境、生技与医药、先进制造与系统等。工研院还推出一系列“国际合作咨商人才培训计划”,培育专业素养高、国际化的谈判专才,以实现资源的累积与传承。

2.2.7园区招商引资。台湾目前已经形成“北、中、南”三大产业聚落。最早的新竹科学园区于1980年成立,已设立了400多家高科技公司,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硅谷、产值上万亿元新台币的全球第二大“IC聚落”,产业范围涵盖集成电路（IC）、通讯、计算机暨周边产业、光电、精密机械及生物科技6大产业领域。另两个园区是台中的“云林科技园区”和南部的“台南科技工业园区”,主要复制新竹园区的成功经验,但以光电等产业为主导产业。近年来,跨国企业已经成为园区当地企业最重要的采购商,并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此外,国际跨国公司也为当地培养大量的人才,部分本土专家从跨国公司走出来,衍生出许多新企业。目前,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已由“突破台湾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瓶颈,促进本地区科技生根、产业升级”逐渐演变为“把地区的科技产业推向世界舞台,创造出独步全球的产业竞争力,在全球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结语

通过对台湾科技对外合作的不同模式、执行机构和多元方式的全面梳理,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其对外科技合作交流的思路和侧重点,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台湾科技实力增强、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些经验，供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借鉴。在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在科技对外合作方面有什么新的策略和动向,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注释：

①李非.当前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台湾研究2006,(4).

②台湾“驻越南代表处科技组”组长王裕隆,《台越科技合作整体规划书》2006年3月15日.

③石正方：《台湾企业集团大陆投资现况与策略研究［J］.台湾研究集刊,2006,(2).

④“国科会”.驻外科技组的分布和功能［EB/OL］.nsc.gov.tw/INT/ct.asp?xItem=5426&CtNode=1220.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2

美国陆军TARDEC提出的未来军用地面车辆最终状态的示意图

GVA计划和VICTORY计划的目标并不是针对一种具体车型推出一种具体的车辆电子架构，而是要开发出车辆电子架构的通用发展途径――根据可实现开放性、可缩放性、互操作性的强制性执行标准规范来研发车辆电子架构。这一点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是提供未来装甲车辆电子架构的前行方式。按照这样的标准规范，可根据需要衍生/开发出满足不同平台要求的互操作性开放式车辆电子架构，彻底摆脱过去车辆电子架构开发单位以封闭形式、面向具体平台开发不具备互操作性的具体物理体系结构的老式方法。

GVA计划和VICTORY计划的核心成果分别是GVA标准和VICTORY标准。本文中，将符合GVA标准的车辆电子架构称之为GVA顺应性车辆电子架构，将符合VICTORY标准的车辆电子架构称之为VICTORY顺应性车辆电子架构。无论哪种车辆电子架构，最大限度采用开放式标准以及充分利用COTS技术和产品是其一主要特点。

GVA计划

英国在实现开放式车辆电子架构方面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其间，有多项涉及开放式车辆电子架构的工作，1997年启动VSI（车辆系统集成）计划，此后先后有FRES EA（未来快速反应系统电子架构）技术演示计划和VTID（车辆技术集成演示样机）计划，再后是基于FPMS（部队防护任务系统）工作组的工作成果成立GVA技术工作组，到2010年8月22日才l布强制性执行的GVA 标准第一版。

GVA计划的目标是：（1）针对地面车辆平台的设计和集成，使英国国防部能够实现开放式架构的益处，特别是在车辆平台电子&电力架构以及相关HMI（人机界面）方面的益处;（2）通过应用适当的标准和设计约束条件，提高所有英国国防发展路线（DLOD）的作战效能，降低集成风险，减少车辆采购&使用费用。

GVA计划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技术工作组于2012年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表彰――从英国国防装备、保障&技术机构获得了“卓越成果奖”。GVA标准已在英国整车和部件上得以实施。多个欧洲国家也在参考GVA标准，例如法国的SCORPION计划将基于GVA标准来管理系统复杂性，使系统更加灵活、可扩展。MILVA（军用车辆电子协会）也开始以英国GVA作为起点开发NGVA（北约通用电子架构）。

GVA计划在英国陆军的未来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属于英国国防部范围更宽的LOSA（地面开放式体系架构）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LOSA是“英国陆军2020”在推进中必需采用的开放式体系架构。LOSA定义体系架构且强制性采用开放式技术标准，不仅针对车辆（GVA通用车辆架构），也针对士兵（GSV通用士兵架构）和基地/指挥部（GBA通用基地架构）。此外，LOSA还定义COIL（地面公用开放式接口），借此，平台之间实现互操作以及平台与其他环境（例如海上和空中）之间实现互操作。

VICTORY计划

美国陆军在实现开放式车辆电子架构方面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2006年启动了VICTORY计划的概念研究，直到2011年7月才颁布了第一版VICTORY标准――VICTORY 1.0（关于VICTORY计划，本刊2015年09期刊登过部分内容）。

VICTORY计划的目标是：（1）开发在地面平台上集成C4ISR/EW及其它电子任务装置的架构，以将现有的和先进的C4ISR/EW装置集成到美国陆军的地面平台之上;（2）确定从目前架构发展到未来架构的路线图，涉及将现有部队的系统涵括在架构之内以及向以网络为中心的C4ISR/EW的方向发展。

实现VICTORY计划目标所采取的技术途径是：（1）给车辆增加数据总线（网络）;（2）提供共享的硬件和服务;（3）用标准的、开放式的基于网络的消息传送接口来定义部件。

为了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VICTORY确定部件和系统接口的标准。VICTORY通过接口标准来实现互操作性的目标，接口标准被确定在部件和系统的接口层。在VICTORY范围之内的接口被指定使用Ethernet技术在C4ISR、EW和平台系统之间传送信息。

目前，VICTORY顺应性架构的范围/边界总体上包括：（1）停止在平台网络的边界――面向卫星、地形系统、徒步土兵、移动传感器的接口以及面向数据/音频电台的接口;（2）停止在平台系统的边界――面向机动性、武器、配电、后勤、防护的接口;（3）不集成安全关键的系统;（4）不定义通用物理部件或软件应用程序。

VICTORY计划在美国陆军的未来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按照美国陆军TARDEC的30年发展战略，未来军用地面车辆将具备模块化、高适用性、高适应性、智能化的特点，要实现其4条发展线路（LOE1、LOE2、LOE3、LOE4）的目标，VICTORY顺应性电子架构是重要的使能因素。

VICTORY顺应性架构的主要特征包括：（1）数据总线中心设计;（2）可共享的硬件部件，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来使用软件;（3）开放的标准的物理接口和逻辑接口，应用在系统与C4ISR/EW部件之间;（4）一套共享的数据总线服务;（5）共享的硬件和软件的信息安全部件，使系统集成商能够构建安全的设计，保护和控制信息的访问。

VICTORY数据总线（VDB）作为VICTORY顺应性架构的核心结构，实质上是一个提供域特定特征的Ethernet网络，它提供网络基础结构、共享数据服务、共享硬件、管理服务、信息安全、免受网络攻击、数据保护、基于策略的访问控制、开放式的基于网络的接口。

VICTORY与GVA的比较

目前，VICTORY标准和GVA标准均已达到可以实用的状态。英国GVA和美国VICTORY均为面向车辆所有子系统（机动系统和任务系统）确定了一套通用开放式标准，这些标准独立于具体硬件解决方案或软件解决方案。执行GVA标准和VICTORY标准将使地面战斗系统和战术轮式车辆能够：降低重量、节省功率、恢复可用空间;平台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给乘员提供综合图像;提供一种开放式架构，平台在无需进行重大重新设计的情况下即可接纳未来技术。GVA标准和VICTORY标准都在随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和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推出新版本。

虽然英国GVA计划和美国VICTORY计划的目的都是确定地面车辆电子架构的通用发展途径，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不同之处是：两者的着眼点不同，但目标类似;两者所提供的设计指导方针不同。

VICTORY的目的是实现C4ISR/EW系统接口与平台系统的集成，以便于将现有的和先进的C4ISR/EWb置集成到美国陆军的地面平台之上;VICTORY标准包括针对平台系统的接口和停止在平台系统的边界，有明确的设计参考示例。而GVA的目的是形成一个整体车辆体系架构，以便约束未来的所有设计;GVA标准旨在形成一个整体车辆电子架构，包括HMI、28V电力、HUMS和硬件互联性标准规范，但缺少具体设计参考示例。美国陆军REDCOM提出的下一代C4ISR/EWCOE路线图

这里强调指出，在未来的网络中心战场环境下，坦克装甲车辆是在“系统高度机密”的保密状态下运行，为此，GVA和VICTORY顺应性架构均高度重视IA（信息安全）问题。以IA（信息安全）先进的美国为例来说，VICTORY顺应性架构的IA部件包括：INE（线内网络加密机）;DAR（休息数据）加密机;防火墙;跨域传输部件;安全内核;IDPS（入侵检测和保护系统）。 VDB与C4ISR/EW系统和平台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

VICTORY 顺应性架构的IA能力包括：多包封区域（Multi-enclave）计算――数据传输CDS（跨域解决方案）;访问控制――基于生物的授权;DAR（休息数据）保护（网络连接存储保护）;来自网络的信息安全系统配置&控制――来自网络的数据传输CDS（跨域解决方案）的配置&控制+来自网络的网络连接存储加密的配置&控制;来自网络的信息安全系统健康监视――来自网络的数据传输CDS的健康监视+来自网络的网络连接存储加密的健康监视。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3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探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探究机构参和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和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探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探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摘要:“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探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新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探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探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探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新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并解决系统平安新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探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和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平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平安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新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全球统一的网格标准。国际上网格技术的探究基本上采用了因特网的开放标准路线,以层次化开放式为基础,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横向技术标准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资源和应用集成的需要。这些标准中最主要的是Globus和OGSA。2003年7月,OMG、W3C、GridForum等标准化组织在出席“软件服务网格研讨会”后加快了全球大网格标准的制定。同时,另一开放源代码网格标准组织——Globus也召开会议探究通过广域网联接高性能计算的基础设施新问题。Globus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标准的网格架构和其他技术,并已提出“开放网格服务体系”建议标准,该体系结构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被称为下一代的网格体系。在网格计算技术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标准,但在核心技术上,相关机构和企业已达成一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和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开发的GlobusToolkit软件包已成为网格计算事实上的标准。包括IBM、Microsoft、SGI、Sun在内的12家计算机和软件厂商已公布将采用GlobusToolkit。2004年3月,GlobusToolkxt32版正式。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型的网格项目都是基于GlobusToolkit提供的协议和服务的。

3.平安新问题

数字化信息日益增多,较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给网格技术带来严重的平安新问题。具体实施网格平安管理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1)采用法律、法规手段,建立平安管理标准和规则。(2)加强用户认证,用户认证在网格和信息的平安中属于技术办法的第一道大门,主要目的是提供访问控制和不可抵赖的功能。(3)授权,这主要为特许用户提供合适的访问权限,并监控用户的活动,使其不能越权使用。(4)加密,加密是信息平安应用中最早开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数据通过加密可以保证在存取和传送的过程中不被非法查看、篡改、窃取等。(5)审计、监控和数据备份。

参考文献

1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钱德沛.网格技术和信息化建设.

3王晨.基于网格的WebServices。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4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探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探究机构参和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和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探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探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探究项目主要有摘要:“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探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新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探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探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探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新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性障碍，并解决系统平安新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探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和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平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平安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新问题更为重要。

此外，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全球统一的网格标准。国际上网格技术的探究基本上采用了因特网的开放标准路线，以层次化开放式为基础，在多个层次上建立横向技术标准和平台，以满足不同层次资源和应用集成的需要。这些标准中最主要的是Globus和OGSA。2003年7月，OMG、W3C、GridForum等标准化组织在出席“软件服务网格研讨会”后加快了全球大网格标准的制定。同时，另一开放源代码网格标准组织——Globus也召开会议探究通过广域网联接高性能计算的基础设施新问题。Globus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标准的网格架构和其他技术，并已提出“开放网格服务体系”建议标准，该体系结构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被称为下一代的网格体系。在网格计算技术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标准，但在核心技术上，相关机构和企业已达成一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和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开发的GlobusToolkit软件包已成为网格计算事实上的标准。包括IBM、Microsoft、SGI、Sun在内的12家计算机和软件厂商已公布将采用GlobusToolkit。2004年3月，GlobusToolkxt32版正式。目前，国内外很多大型的网格项目都是基于GlobusToolkit提供的协议和服务的。

3.平安新问题

数字化信息日益增多，较易受到干扰和攻击，给网格技术带来严重的平安新问题。具体实施网格平安管理可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1)采用法律、法规手段，建立平安管理标准和规则。(2)加强用户认证，用户认证在网格和信息的平安中属于技术办法的第一道大门，主要目的是提供访问控制和不可抵赖的功能。(3)授权，这主要为特许用户提供合适的访问权限，并监控用户的活动，使其不能越权使用。(4)加密，加密是信息平安应用中最早开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数据通过加密可以保证在存取和传送的过程中不被非法查看、篡改、窃取等。(5)审计、监控和数据备份。

参考文献

1 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 钱德沛.网格技术和信息化建设.

3 王晨.基于网格的Web Services。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5

2.面临的技术新问题

3.平安新问题

参考文献

1肖侬.网格技术进军商业化

2钱德沛.网格技术和信息化建设.

3王晨.基于网格的WebServices。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6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科技竞争力不断上升，始终保持亚洲领先水平。作为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的台湾研究多着墨于台湾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和科技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于科研机构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关注具体地区科研机构的状况或者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问题，关于台湾地区科技机构的研究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的比较研究成果则较少。从1949年起，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两個极富特色的阶段，本文试对这两個阶段台湾科研机构的发展状况，做一番回顾和探讨。

一、台湾地区自身独立发展阶段（1949—1978）

自1949年始，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进入了极富特色的历史时期，十分注重自身的独立发展。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核心是台湾“中研院”。早期台湾“中研院”的发展非常艰难，鉴于当时的现状，历任院长（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均致力于筹措经费以发展壮大研究院。不仅争取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而且还寻求海外经费的帮助。1956年7月争取中英文教基金会在美余款20万美元，1960年10月获亚洲协会捐赠6万美元，1964年7月获史塔基金会捐赠2万5千美元（台币100万元），1967年获福特基金会拨款26万8千美元。所获台湾行政当局的经费支持也是连年增长（见图1）。

有了充足的经费，台湾“中研院”各研究所相继成立并逐渐完善起来，先后成立植物研究所（1962）、近代史研究所（1965）、民族学研究所（1965）、化学研究所（1965）、动物研究所（1970）、经济研究所（1970）、物理研究所（1970）、美国文化研究所（1974）、生物化学研究所（1977）。

台湾“中研院”是台湾地区从事科学研究及领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经过三十年扩充，到1978年，已经有18個研究所，研究领域分为数理科学（包括数学所、物理所、化学所、资讯科学所、地球科学所、统计学所、原子分子科学所）、生命科学（包括植物所、动物所、生物化学所、生物医学所、分子生物所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学（包括历史语言所、民族所、近代史所、经济所、美国文化所、三民主义所）三大部分。研究院设“评论会”，其主要职能是决定学术研究的方针，推举院长候选人等；设“院士会议”，主要从事选举院士和名誉院士、议订台湾地区的学术方针，选举评议员等工作。研究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院士，为终身名誉职，通常拥有80至100名院士，在研人员总数2500多人。

台湾处于世界IT制造业的核心地位，这得益于其起步较早的工业技术应用研究。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是由原联合工业研究所、矿业研究所和金属工业研究所资产改组而成。台湾“工研院”虽然属于非营利机构，但院长和董事长均须“台湾行政当局”聘请，具有重要的官方背景。该研究院是具有财团法人性质的研究机构，下设化学工业研究所、电子工业研究所、机械工业研究所、电脑与通讯研究所、工业材料研究所、能源与资源研究所，以及航空与太空工业技术发展中心、测量技术发展中心、污染防治技术发展中心、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与光电工业研究院等。该研究院在应用科技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在为企业引进和转移海外先进技术或将自行研究成果转移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可以分为六個层次：第一层次是直属于台湾行政当局的台湾“中研院”；第二层次是台湾各“部”、“会”、“署”下属的研究机构，如食品工业研究所、糖业研究所；第三层次是“官营企业”下辖的研究机构，如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公司”炼制研究所等；第四层次是由财团法人设立的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如工业技术研究院、资讯工业策进会与纺织工业研究中心等；第五层次是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第六层次是各种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所或研究项目。这样，台湾就逐步形成了一個多层次（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多学科门类（理、工、农、医、人文等），既分工又协作的科学研究体系。

在这一阶段，虽然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没有交集，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但二者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着不同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個方面：

（一）获取他国支持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还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双方科研机构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個方面：一方面是美方对台方的经费支援。1958年至1971年台美基金、亚洲协会等机构捐赠的科研经费高达2.7亿新台币。另一個方面是科研合作。1964年，台湾“中研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成立台美“科学合作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台北及华盛顿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双边合作的科技政策问题。最初这样的合作是仅限于自然科学的，先后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五项研究中心。1965年双方进一步开展人文科学方面的合作，各成立一個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美方还帮助台方培养师资。以后双方的合作研究领域扩大到工业，成立了联合研究室，协调进行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等。1969年，双方签订了为期6年的“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合作主要采取长短期科研人员交流、举办各种学术会议、选择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等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台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研究所及高级学术机构间的合作，美方在长期科技人才的交流、学术会议的进行、合作研究等诸方面协助台湾科技发展。

中国的科研机构也曾获前苏联的支持，至1956年4月，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达211项。1958年1月，中苏签订共同进行最重要的科技研究及在研究中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其中规定1958—1962年共同研究122個重要科技问题。但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得到前苏联支持的时间非常短暂。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突然单方面宣布在一個月内把苏联专家1390名全部撤走，甚至还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9名专家，这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两国间合同包括：两国政府签订的12個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议定书，343個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個科技合作项目。

虽然都是曾经得到过他国支持，但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获取的支持是长期的，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则在短暂的支持之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道路。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终于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把科技事业纳入有步骤、有规划、有重点的发展轨道。“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规定：全面改善各级科技教育；加强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农业以及地球物理、海洋科学等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系统地进行台湾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研究；研究工业技术、促进高级工业的发展，加强学术研究与工业的配合，加速有关农业科技研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化；积极研究交通技术发展，逐步开展原子能应用技术研究，研究和发展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改善公共卫生。台湾的科技事业自60年代末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69年一年科研经费3.2亿新台币，1978年科研经费（不含军事科研）则达到28.75亿元新台币，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与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相同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也呈现出“有计划地发展科学”的鲜明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必须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化的重要里程碑。在1950年的中科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开幕式上，吴玉章就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科学”的科学思想：“我们需要一個全面性的，适合人民需要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就必须要有计划性的科学”；中科院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研究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科学研究水平。”在“有计划的科学”的指导下，中科院下属的各個研究所随即开展了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就颇具代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科学研究。虫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一，昆虫研究所第一個五年计划（1953—1957）中一個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蝗虫研究工作，在计划中确定每年的重点工作对象分别为洪泽湖蝗区、微山湖区、黄海蝗区和新疆蝗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重要农业生产区的蝗灾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治理的最佳手段是这一时期提高农业亩产量的重要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社会经济各方面仍处于落后的时期，只有由国家统筹协调，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综合国力得以提升。

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互补共进阶段（1978—2011）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特征是与中国大陆优势互补，促进整個中华民族科学的繁荣发展。

1978年开始，台湾科研机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为其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台湾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为例，1986年3月，其向台湾当局申请“第二個五年发展计划”，1987年得到核准，1989年经费增至14亿多。规模进一步扩大，全院共拥有21個研究所、7個研究中心、3個研究筹备处。

目前，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2005年5月16日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对台湾高科技产业进行专题报导，更以“少了台湾，全世界经济将无法运作”说明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性角色。台湾产业竞争力2006—2007年连续两年被世界经济论坛（WEF）评为全球第一。在基因体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原子和分子研究已获得国际大师的赞誉，天文和天文物理学的研究更是走在世界前端。

目前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还包括作为军事研究核心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化学、新材料、电子技术、战斗机和导弹），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台湾“科技资料中心”等。

1978年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迫切需要追求的共同目标，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科技的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研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1979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机构自此有了明确的分工。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科院直属事业单位共117個，包括97個科学研究机构、5個学校及公共支撑机构、12個院与分院管理机构和3個其他机构。拥有中方院士709人、外籍院士56人。社科院现有（截至2009年）在职职工4107人，其中专业人员3330人，占在职职工的79.86%，共有31個研究所和3個研究中心。就全国情况而言，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增长速度很快，达3183700人（截至2009年）。科技产出数量与质量持续快速提升，专利申请授权数332 291件，ESI论文数量排全球第5位。并取得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首次发现约8000万年前巨型似鸟恐龙化石、载人航天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各有所长。要实现优势互补，就必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科研机构交流的破冰之旅始于1988年，王晓波等台湾学者出席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举行的台湾历史研讨会。1988月9月11日，在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的极力争取下，“中研院”苏仲卿、周昌弘和叶永田参加了在北京进行的国家科学联合总会第22届会员大会，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组团参加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两岸科研机构的互动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1992年5月17日，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亲抵北京，参加物理学界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年9月1 0日，他邀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黄汲清、冯德培、赵忠尧、汤佩松赴台访问。这是两岸科技交流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改变了往日只有台湾地区科技人员来中国大陆作单向接触的局面，开创了两岸科技界双向交流的先例。

其后，两岸科研机构的交流更加务实，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1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台湾“都市研究学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城市建设开发研讨会。1998年是双方合作与交流极为频繁的一年，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提出了“提升两岸学术交流层次”的主张。至2008年，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已趋于常态，仅中科院一年就支持了20個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7日，台湾地区科研人员首次参加了中国大陆南极科学考察，他们是来自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微量研究科技中心的许廷炜、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郭富雯和林家兴。他们将在长城站现场执行“南极海岸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征及粪土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年代变化趋势”的课题研究，这标志着海峡两岸的科研合作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科学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但从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发展的主流特色是优势互补，努力整合，进行思想和观念上的瞄准和攀登世界高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扩散与应用

中国科研机构遇到的较大问题就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发成果如何在产业界转移与应用，是目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薄弱环节。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在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某些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有较充足的资金可以购买大型的仪器设备。仅1983—1987年间，台湾重点科技的研究经费从66.15亿元增加到146.59亿元，增长了1.22倍。在近几年还将集中10亿元用于高温超导体研究，100亿元用于航天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在科技的产业化、商品化方面，台湾地区做得比较出色。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应仿效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加大科研投入，研究制定有效政策刺激产学、产研、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合作，最终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优势互补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为主。这突出表现为：基础科学研究未被列为重点科技项目及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严重不足。台湾在技术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强弱，可以从其对专利申请与核准件数的统计里看得很清楚。以1988年为例，台湾共核准专利数13683件，其中属外国人6235件，占45.6%。从三种类型专利的核准情况看，核准发明专利3133件，其中属中国人的168件，仅占5%。以上事例证明台湾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还很弱。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捷径，但是应用技术研究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基础理论，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本。中国大陆基础研究扎实，高科技人才多而且水准较高，在人造卫星、航天技术、高能技术、超导体研究等尖端科技领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此外，还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岸加强科技交流，就可以中国大陆雄厚的科技力量弥补台湾地区基础研究的不足，并充分发挥台湾应用研究成果的长处，共同开发高科技产业。台湾“国科会”已经讨论通过的“加强两岸科技交流五年中程计划”草案中，就计划先拟延揽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杰出科技人才，后再延揽优秀的中国大陆科技人才到台湾地区参加科学研究。未来如果能发挥中国大陆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优势，并与台湾的资金及应用技术相结合，必将较大程度地提高二者科研机构的研究实力。可见，两岸开展科技合作互补性很强且前景广阔。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类型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有所不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中，除俄罗斯外，都没有类似于中国科学院这样大而全的研究机构。美国的科研机构是国有民营管理体制，人事和工资制度可以不必参照政府部门，能够避免政府官僚机构的过多干预，有利于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多出科研成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日本的研究机构主要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也就是将国立研究机构从政府省厅分离出来，避免政府的过细干预，保持在资金使用、人事等方面的自由度。英国贸工部将下属的研究机构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划归不同的研究委员会，由研究委员会统一经费划拨和人员管理。基金会化已日益成为一大趋势，其特点是经费来源多样化，往往能够为其支持的研究机构提供比较严格的监督。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模式更类似于美日英等国，不存在像中国科学院那样如此庞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台湾真正取得大量高科技成果的科研机构主要是由财团法人等设立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

三、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分析

研究台湾科研机构，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其发展状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坚持理性信仰

应当看到，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個中心精神价值，其中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发达，科学是能有力地、持续地揭示着它的价值，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理性的一般信念得到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科学家自身之间，因为科学家自身就是理性事业的参加者，“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够赢得人们信任的位置上，即不仅不存在任何可以代替人们的理智的东西，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可能解决的，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台湾科研机构的科学工作者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肯定将碰到一個又一個的困难，他们要能战胜这一個一個的困难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强烈的理性信仰并将之坚持下去。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以及近几十年来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在这方面进行优势互补是会产生出很有希望的、很有价值的新生长点的。爱因斯坦确信并敏锐地指出，对于以高度发达的科学的形式表现出的理性，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能的。因而，崇高的理性善的信仰，即科学信仰，这不仅是一项理智行为，也是振兴民族科学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提倡合理竞争

竞争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学者之间有竞争，科研机构之间也有竞争，人们应提倡的是合理、公平的竞争。就台湾地区科研机构而言，这种竞争既包括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内部的竞争，也包括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同时还应明了，协作也是机构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互相协作、互相支持和互相配合也是发挥效能的内在机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成员之间的合作，推动着两岸科学的不断发展。具有学术权威的两岸学者，应当带领学人参与健康竞争和科学合作，攀登科学高峰，将科学推向前进。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之间以及科研机构内部成员之间，不但要有竞争，而且还要有合作，应该提倡竞争协作互动，这叫竞争协作互动论。将竞争与协作和谐互动，可以实现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科研机构的共同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科学的有力手段之一。

（三）实施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7

英国政府已决定投入1亿英镑用于网格研究,建立英国的国家网格项目,形成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欧盟已于2001年1月起,正式实施由欧洲粒子实验室等6个研究机构参与的数据网格项目,计划在3年内投资980万欧元,采用Globus网格技术,建立一个在欧洲范围内不同数据源之间实现海量数据计算与数据交换的大规模分布计算环境和共享平台,为科学研究提供强大保障。法国启动的国家网格计划,前3年计划的经费投入是1000万美元。荷兰国家网格计算计划将使5个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更有效地在生物信息到粒子物理等科研项目方面进行合作。这一网格计算计划包含5台Linux群集系统(每个大学各一台),通过荷兰大学的高性能网络——SUPERNet连接在一起。

我国已经完成的网格研究项目主要有清华大学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ACI和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主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NHPCE。目前正在进行的网格研究项目主要有:“863”专项计划支持的“中国网格”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开发的“织女星网格”项目;由上海多所大学参加的“上海教育科研网格”项目;由航天总公司第二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仿真网格”项目。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领衔攻关的“织女星网格”项目,涉及到网格超级服务器、网格操作系统、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架构、性能、应用的各个层面,其未来的目标是具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能力,以及资源共享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能力。

2.面临的技术问题

网格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应用需求的驱动,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技术方面,其研究重点是网格软件技术的研究和实现,并以网格系统软件为主要研究对象。人们需要建立具有开放性的体系结构、标准和协议,以形成信息获取、传输、访问、共享和处理的单一开放的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平台,需要克服虚拟组织的管理和协同工作问题,需要解决网格的可用性和可开发,并解决系统安全问题。网格作为基础设施,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外,一些社会、政治因素对网格的普及也至关重要,应当建立资源的外包、数据的保密等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实现支持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具有资源虚拟化和服务特征的网格,还需要理论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网格研究面临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1)网格环境下数据如何分布、组织、管理?要求什么样的存储模型?(2)如何对动态变化的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如何在广域环境下调度资源,保证服务质量?(3)网格服务的语义如何表示?应用开发者如何理解服务语义并与其应用目标相匹配?(4)为了在虚拟资源空间中建立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保证各自的安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网格计算安全模型和机制?(5)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和部门所属性,网格能否像电信基础设施那样由集中的大运营商来运营?它的经济模型和盈利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引入投资机制,建立网格的运营服务业?在强调共享技术的同时,如何用有效的利益机制来促进共享?这对于网格在中国的成功也许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8

之所以航发中心的技术转让需要连过两道手，其实是因为航发中心的技术敏感度甚高，主管负责人担心日后要背负泄密的罪名，所以特别拖上述两个单位背书。该机构与“工业局”约定的转让方式是：先由岛内厂商向“工业局”提出申请，经台湾防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再由航发中心派人进行转让；而与工研院约定的转让方式则比较务实，即由航发中心先将某些技术转给航太专案处，该处可以先进行过滤，或者自行选择厂商进行转让，技转方式更为灵活。

1992年9月5日，即在美国决定出售F-16战机给台湾数日后，工研院院长林垂宙与航发中心主任华锡钧正式签订《航空工业技术支援》协议，后者承诺将把不涉及军事防务机密的航空工业技术转让给工研院，后者在研究改进这些技术的量产制造过程后，再将技术转让给民间厂商，协助民间企业进入航空工业领域。

当时工研院为配合台当局发展航太工业，已在1991年成立航空与太空工业发展中心（简称航太中心），同时结合该院电子所、机械所及材料所研究力量，共同执行台当局“航太工业技术发展五年计划”，发展关链性的航空技术，并拟定未来五年的“航太工业技术发展策略”，预计到1997年可望完整建立30项航太关键零组件的制造技术，促使民间承制厂商达成年产总值30亿美元的目标。其近程主要发展方向为：（一）从航太维修技术起步，再进入航电零组件的开发；（二）发展精密加工、非传统加工技术，以提升制造加工技术；（三）着重二次材料加工，开发铸、锻技术；（四）结合化工生产技术与航空品保制度，开拓内装件产业；（五）建立关键零组件制造技术；（六）尽量运用台湾现有资源与能量，加速建立航太工业技术基础。

而在这次签约后，该院藉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航发中心的技术支持，可以大幅缩短其自身的技术研发时间，也间接加速推动岛内航空工业技术的发展。

1994年3月3日，台湾工研院航太中心又正式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约，共同设立航空质量检测实验室，接受岛内航空材料，特别是军机用材料的测试服务工作。此外，该中心还参与华航公司的引擎静态自动测试计划和三通公司的真空硬焊检测技术、复材压力斧成型技术、直升飞机齿轮箱等厂商指导计划。后来又接受雷虎模型公司提出的“小型喷射气滑轮引擎”计划，成功地开发出具有16磅推力的喷射引擎。

随着台湾工研院航太中心取得的科技成果不断增加，仅在1996年转让民间厂商的技术即有七大类37种，分别是：（1）航空引擎零组件，其中包括涡轮叶片叶型设计、小引擎设计、齿轮箱测试等技术；（2）引擎维修和研制技术，其中包括激光钻孔及焊接、引擎自动检测、抗磨耗涂层等技术；（3）通讯电子，其中有差分卫星定位、调副载波广播系统集成、接收显示器、RDS解码器、信息信号处理和设计等；（4）结构加工技术，其中包括五轴CAD/CAM加工、结构分析与减重、快速成型模具铸造加工、结构分析与减重、快速成型模具铸造加工、绕线成型、树脂转注成型、高速铣削等技术；（5）技术引进及可行性评估，其中包括航太产品开发、技术引进规划等计划；（6）航空检测及制造过程控制技术方面有难燃泡棉内装材技术、环氧树脂SMC制造技术、航空扣件钛合金真空热处理及锻打成型技术、检测服务及实验室规划和协助认证争取等；（7）质保技术及认证系统类，其中包括基本品质系统、品质机能展开技术（QFD）、供应商管理系统、实验室设计、DI9000高品质系统、内部及流程和基本、软件品质管理系统、汽车业OS9000品质系统、环境管理系统（ISO14000）、统计过程控制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从美国引进C-130H“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初期，数量还无法替换原先的C-119勤务机，但后者的发动机已苦无备件，所以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除了委请台商前往越南寻找美军遗留的库存品外，也紧急授命工研院为该型机生产活塞零部件。

研制b甲车动力系统总成

台湾自产CM21型步兵战斗车（大陆称装甲车或步兵战车）系依据美制M113装甲运兵车改良而来的装甲作战载具，采用铝合金焊接车体结构，第一部原型车于1979年出厂，1982年量产型配发陆军机械化师服役。由于成效良好，不仅发展出7种各式衍生型，其生产期程更延续超过20年，直到2006年才宣告停产，总产量估计超过1000辆，而这里面至少有半数都采用了工研院的动力系统总成产品。

工研院最早对外与装甲车有关的发明是在1983年8月，当时正是CM21开始量产之际，所以工研院可以说在国军第一代自制装甲车研发时就被赋予任务，宣称由于装甲车注重车身材料的保养，当要喷漆之前，必须将车体置入大型电解槽中进行阳极处理，使其表面附上一层耐蚀性强的薄膜。而要维护如此大型电解槽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工研院就研发出一种磷酸盐皮膜处理剂，直接喷上车体即可达到相同的防腐蚀功能，轻便而廉价。

当然，工研院对CM21的贡献绝非仅是喷漆设备那么简单，而是在他们最拿手的动力系统上。装甲车的动力系统总成除了引擎之外，还包括加力箱、差速箱与变速箱，当时工研院的技术还造不出引擎，所以由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下属“陆军兵工整备发展中心”（简称兵整中心）从美国进口GM6V53引擎，然后与工研院仿制的动力包件组合成CM21车系的动力系统总成。

工研院机械所科技人员通过不懈努力，历经多次失败之后，最终仿制成功，总共生产了500多套。这也是首次委托非军方机构研制生产的最大一批车辆零件，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合作经验之后，工研院后来才会再度得到方委托的“云豹”装甲车的细部设计项目。

参与对外工业合作

1994年6月，美国雷神（Raytheo）公司获得美国政府许可，首次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给台湾。在那之前，台湾立法机构为利用防务军品采购的机会提升岛内工业技术水准，制定了防务军品采购与工业合作推动专案，规定凡是卖军火给台湾的外国厂家，都必须提供一定额度的“工业合作”承诺，希望以此让台湾厂商能有机会与他们通过开展技术合作，提升自己的水平。

当时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依此规定向雷神公司争取工业合作承诺，7月双方正式签订一纸承诺书，商定未来10年雷神公司必须提供新台币45亿元以上的工业合作项目承诺额，以协助台湾工业发展。由于承诺书中载明雷神公司将提供整个采购合约金额以上的工业合作额度，所以被岛内媒体推算出整个采购项目应超过150亿元新台币。

由于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担心雷神公司空口说白话，还特别委托工研院所属航太中心就该公司所提出来的合作项目进行逐项调查，一旦证明无误，才能和雷神公司签订工业合作议定书，并确定合作内容。

此后台当局又先后利用购买F-16战机、E2-T预警机、S-70直升机、C-130运输机、鱼叉导弹等采购项目，争取到与美国洛马公司、麦道公司等开展工业合作的承诺，最初要求额度高达30%，但因为双方工业水准的差距以及美方的推拖，这个比例逐年下降。

以自修F-16军机雷达为例。1993年美国政府同意出售台湾150架F-16战机，并于1999年10月全部运交岛内。这笔天文数字的军售项目，台当局自然也紧盯美方的工业合作承诺，除了先前洛马同意让汉翔公司自行生产进气道、尾鳍等7项结构件装在这批战机上之外（并不能回销美国），台湾方面还希望在成军之后仍能继续开展一些有经济价值的维修工作。经过与美方讨价还价，最终商定由台湾方面负责维修F-16机头内的APG-66雷达。因为此前汉翔公司在研造IDF战机时所使用的金龙（GD）-58型雷达，已有向美国西屋公司技转的经验，再加上工研院电子所当时也具有生产雷达行波管和接受器等关链零组件的能力，所以美方才点头同意在台湾设立APG-66雷达的厂级维修中心作为回馈项，而汉翔公司也与台湾神通电脑公司和工研院签订F-16雷达系统维修能力筹建合作协议书，共同承担此项任务。

当时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得意洋洋地表示，原本委托美国维修F-16雷达要12至18个月，而在台中建立APG-66雷达维修厂后，则可将时程缩短为4至6个月，在经费方面更只有送外维修的一半。F-16如果以20年寿期计算，可为节省1.5亿美元。

当台湾才刚刚从雷达维修抢回了一点蝇头小利，美国洛马公司却又看上另一块大肥肉。当时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与防务主管部门正在规划军工厂公有民营制度，准备将陆、海、空与联勤总部所属的生产及厂级维修工厂都转型为台当局与民间共同经营的民营企业，以迎合当时世界各国和地区不断删减防务预算下所形成的趋势。

公有民营项目中最吸引美国洛马公司的就是军机商业维修，因为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当时正计划将位于台中、台南和屏东的3个空军维修指挥部都委托民间经营。而航空界有一句话：购机容易，养机难。通常一架飞机所花费的维修费是购机费用的3倍，以台湾购买的150架F-16战斗机花了60多亿美元、60架幻影2000战斗机花了30多亿美元，再加上自制的130架IDF“经国号”，即可得知军机维修的商机有多大。

从1999年10月以后，工研院即与洛马公司合作，利用自身的雷达研发技术，参与F-16战斗机的商业维修中。

“云豹弊案”

2000年台湾首次实行政党轮替，新上任的当局同样重视发展军工防务工业，通过协调整合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工研院，进一步促进发展军工基础研究。由于此前台湾自行研制和装备的CM21系列装甲车都是采用铝合金护甲，既不防弹也不防火，而台湾自产防弹钢板的质量无法达到军用标准，导致性能不如进口品，价格反而还更贵一倍，因此方一直极力推动对新一代自产装甲车的研制。

2003年7月，台湾防务主管部门预算书出炉，外界赫然发现所谓“迅驰专案”即八轮装甲车采购案的预算高达360亿元新台币，堪称岛内军购市场上前所未见的大饼。

八轮装甲车（后称“云豹”装甲车）的研发分为五大部分，其中工研院负责研发动力、转向及承载系统，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制防护板、内衬及复合装甲，h翔公司开发电源及管理系统，联勤负责炮塔及射控系统，最后再由兵整中心负责车体组装。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9

在“战场感知”能力领域中，目前主要由各种无人机和无人车执行空中侦察和城市侦察等任务，未来可由各种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远征通道评估、核放射检测和特种部队海岸侦察等任务。而随着自持力的延长，无人作战平台可在各种战场不间断地执行持续时间较长的侦察与监视任务。

在“部队运用”能力领域中，目前的“捕食者”、“死神”和“灰鹰”无人机都配备有武器系统，可用于执行进攻作战、不对称作战和攻击高价值目标等任务;无人车的任务主要是致命性与非致命性的群体控制、离车进攻作战、武装侦察与武装袭击等;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舰艇的预定任务主要是布雷和扫雷。

在“防护”能力领域中，无人作战平台可用于执行救火、污染清除、前沿作战基地防护、设施防护、障碍物设置与清除、车辆与人员搜查、扫雷与破雷、复杂爆炸物处理、伤员撤出和后送以及海上封锁等任务。

在“后勤”能力领域中，无人作战平台特别适合在各种地形条件下执行补给运输、燃料补给、装卸弹药和物资、建筑战斗工事、伤员撤退与护理、城市营救等任务。

在“伙伴关系建设”能力领域中，几乎所有可用于执行战场感知、防护和后勤任务的无人作战平台都可用于支援伙伴国的灾难救援行动，可用于帮助伙伴国运送紧急物资、清理未爆炸弹药、禁毒行动和平叛行动。

美军无人作战平台的性能发展规划

为指导各军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开发，确定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路线，美军对现有各种无人作战平台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归纳，提出了适用于此类平台的性能发展规划。

在人机接口方面，当前无人作战平台主要是操纵杆和触摸屏等物理接口，未来的人机交互可通过手势来完成，无人作战平台最终应能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接受指挥员以自然语言下达的任务。

在通信方面，由于无人作战平台经常需要与操作人员进行通信，因此其通信频段将从高频段扩展到多种频段，并能在多种频段间跳变，以确保可靠且保密地通信。

在行动隐蔽性方面，目前无人作战平台作战行动的保密需求未受到足够重视，大多数平台的声、热、光和通信信号等目标特征都十分明显，容易被探测到，未来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能隐蔽地执行任务，因此需要降低目标信号特征，从而降低可探测性。

在持续作战能力方面，现有平台的持续作战能力通常不超过十数小时，未来最长可延长到数天、数周或数月，甚至数年。

在武器通用性方面，用于不同战场的各种无人作战平台配备的武器应实现通用化，提高指挥官执行任务的灵活性

在控制方面，目前单个无人作战平台需要1名甚至多名操作员协作才能控制，未来应由1个操作员监控在不同战场协同作战的多种此类平台。

美军无人作战平台关键技术

美军通过分析各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共同性能发展规划，确定了无人作战平台的关键技术，将互操作性、自主性、通信技术、推进与动力技术列为核心技术和瓶颈技术，作为未来研究的突破重点。

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对于简化后勤保障，降低总拥有费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防部要求军方的武器装备均应具备互操作性。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的无人作战平台互操作性倡议（UI2）小组正在制定旨在提高无人作战平台互操作性的总体战略，以转变能力发展模式，创造更好的协同作战环境。

为了实现互操作性，在系统开发中必须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开放式体系结构利用一套通用接口与服务、相关数据模型、标准数据总线，以及信息共享方法。只要可行，开放式体系结构在各个层次的系统设计上都应使用采用公开标准接口的现有民用组件。这种方法可避免烟囱式发展模式的不足，有利于创新成果在系统设计中得到更好的应用，简化系统测试与集成过程，提高系统在整个项目寿命周期内的重复使用能力。

自主性

美军认为，现有无人作战平台的人工交互需求较高，提高无人作战平台自主性是减少对操作人员和分析人员依赖的主要手段。提高自主性不仅要提高其自主功能，还要使其更易于为操作人员所掌控，更加安全而可靠。提高自主性的目的是让操作人员“执行任务”，而仅仅是“操纵系统”。美国空军于2010年的“技术视野”研究报告指出，如何提高系统的自主性将成为“唯一的最重要的课题”。

提高自主性应重点研究多传感器数据融合、信息处理与分发、自主协作3个方面的关键技术。美军自主性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无人作战平台在复杂军事行动环境中能安全运行，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负荷，替操作人员承担那些繁琐而非关键性的工作，而最终目标是提升无人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提高作战人员的作战效能。

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面，无人作战平台在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必须能够进行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并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支持各种决策过程的有用信息，从而对周边环境进行仿真。这种基于异类传感器网络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主要包括传感器权重可重置技术、故障传感器数据和模糊数据适应技术、智能和自适应异类数据关联、自重构融合聚类的可扩展性和资源最优化技术等。

在信息处理与分发方面，无人作战平台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时生成的大量全运动视频和静态图像对任务规划、信息处理、信息利用和信息分发的要求越来越高。应改进目标检测和自动识别软件，实现自动指示，识别并提醒注意潜在的威胁，可应用面部识别软件，利用高保真的全运动视频识别受关注的人;使通信情报传感器具备识别关键词、甚至特定声音的能力，迅速提醒操作人员注意相关目标。

在自主协作方面，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应具备自主协作能力，并能够扩展至多种系统和更加复杂的任务与环境，能够适应空中、地面和海上交通环境以及团队成员、操作人员和作战环境的变化。自助协作能力是降低兵力需求的关键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操作人员负责的将是一组无人作战平台的战略性决策，不再负责直接控制单个无人作战平台的行为。

通信技术

美军列装的各种无人作战平台装备了大量的传感器和通信系统，收集到的数据量极大，对于通信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提高无人通信系统的效能，美军重点从天线、收发系统、频谱、信号处理、网络系统以及激光通信等方面来提高通信技术。

在天线方面，采用相控阵天线和“灵巧”天线（综合多个天线的信号）替代传统的抛物面天线，但需解决尺寸、重量，能耗与散热等问题，同时积极开发多聚焦和超冷天线等先进技术。

在收发系统方面，正在研制氮化镓发射机固态功率放大器，采用自适应工作点控制技术，使放大器在不工作时能够关闭，同时还能进行调整来保持适当的状态，确保最大限度降低瞬时功率较高时的信号失真度，从而显著降低放大器所需的平均功率。氮化镓技术目前可用于选定的频带，2014年应用于无人作战平台。

在频谱方面，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联合战术无线通信系统（JTRS）”项目正在研究在系统中应用动态频谱选取（DSA）技术的可行性。项目证明，动态频谱选取能够根据其他相邻频谱依赖型系统是否实际使用特定频段来改变该频段的用途。目前的关键技术包括：如何克服易受对抗措施干扰问题，如何降低与现有系统集成的成本，如何制定合理的标准（包括管制标准），以及如何克服同一地点的干扰。

信号处理方面，美军已完成开发微型通用数据链系统，可在更小的平台上发挥通用数据链的作用。在波形技术方面，美军正在开发的通用数据链波形新技术，包括：增加“拨号选定速率”功能，提高前向纠错编码效率;在信息预处理方面，美军已在列为秘密的“任务规划、信息处理、信息利用和信息分发”项目中进行研究，并应用到无人作战平台的机载预处理系统中;在数据加密方面，美军在开发新的加密方法，采用便于远程管理的开放标准、动态组密钥技术（支持机与机之间的信息交换）、通用无线密码接口及系统模糊密码接口、使用基于软件的方法保护加密数据，采用多功能单片机加密在传数据和其他数据，以及采用单片机全封闭加密模块等;在保密通信方面，开发低截获率、低探测率和抗干扰等技术，包括低功率、扩展频谱、脉冲传送和定向天线、协议层结合随机化技术和跳频技术等。

在网络通信方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局域网机器人”项目通过部署体积小、造价低的智能机器人无线网络中继点，利用其机动性来实现移动自主协调，验证无人作战平台的自我配置、自我优化、自我修复、系留和电源管理能力。

在激光通信方面，美军的理论估算表明，空对地链接的数据传输速率在链路斜距为100千米时可以达到100兆比特/秒。但由于激光波束非常窄，目前重点研究解决无人作战平台通信的定向精度问题。

推进与动力技术

美军目前的无人作战平台使用各种不同的推进系统，包括重油或汽油驱动的燃烧发动机、喷气发动机、电动机、燃料电池、太阳能和混合动力系统。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10

一对台美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跨政府关系"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是指"那些不受政府内阁或行政首脑的政策控制或严格指导的、不同（国家）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相互影响。"一个政府内部的次级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对于其政治领导人和上级部门的自主性，总有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旨趣行事的能力和意愿。而不同国家政府的次级部门之间又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理念和偏好，由此在工作交往中形成某种合作关系。基欧汉和奈指出，跨政府行为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跨政府的政策协调"，指双方的次级部门在没有来自高层的详细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交往进行政策执行和调整活动；另一种是"跨政府联盟"，指政府的次级单位与另一国政府中有共同行为取向的机构和人员建立联盟以对抗他们自己政府中的某些成分。【注释：罗伯特*基奥恩、约瑟夫*奈：《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01-610页。】后文将会说明这两种情况在台湾的确都存在。

美国一般把技术官僚（经济官僚）群体视为国民党政权中健康成份，一向予以支持和扶植。特别是，经济官僚一般对国民党政权内部自蒋介石以降许多人热衷于扩充军队、发展军事工业的做法持消极态度，主张首先立足台湾发展"民生经济"；而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各驻台机构更是以遏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企图、防止台湾经济军事化为其工作的基本目标，因此双方在这个关键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以其经济实用主义理念、利益中立的地位、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工作作风，而且往往具有欧美教育背景，台湾的经济官僚群体很容易与美国援助官员和专家建立亲和感，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连同美国依靠援助施加压力的"杠杆效应"，被美国用以强化其影响力向台湾内部事务的渗透。而台湾的经济官僚也借重这种关系加强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和力量，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和政策被采纳、执行，有时会主动把美国人当作帮助其对抗其他部门、甚至修改决策的同盟引入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形成"跨政府联盟"。

这种跨政府联盟有其特有制度机制和组织载体，这就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台湾方面与美援运用有关的机构。

美国驻台机构包括"使馆"、经援使团（驻台外援机构）和军援顾问团。与战后美国外援政策服从于政治军事战略的总体状况相适应，美国对台援助机构的活动也是在强调组织和职能的系统性的原则下由美国驻台"大使"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为frus）, 1951,vol.7, pp.1648-1649. 另参见卡尔*兰金著，海英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90页。】后来又进一步建立了由全部驻台军事和文职代表团领导人组成的所谓"驻在国小组"（country team），在"大使"的主持下在外交政策和援助政策之间以及在各项援助计划之间进行协调。

华盛顿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中央机构历经多次改组，【注释：1948年设立的经济合作署（eca）先后改组为共同安全署（msa，1951年）、对外业务署（foa，1954年）、国际合作署（ica，1955年）、国际开发署（aid，1961年）。】但其在台湾的派驻机构则在职能和人员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驻台经援机构的业务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被明确规定，它在外交使团首脑的督导和军援顾问团的协助下负责各项与经济援助有关的事务，并多方参与台湾的经济规划与政策制订。【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rus, 1951,vol.7, p.1649.】到60年代的国际开发署时期，随着美国援助政策更加强调经济援助（相对于军事援助）和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在制定援助政策过程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并被要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台湾的经济决策。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署长由总署署长任命，并服从国务院和驻台"使馆"的政治和工作指导。由于他实地负责经济援助，熟悉台湾经济的实际状况并直接同台湾当局上下官员打交道，所以尽管他并不最终决定对台援助的计划和内容，但其意见对美国对台援助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还负责向台湾当局解释美国援助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实际上充任台湾当局经济政策总顾问的角色。【注释：neil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 p.57.】

驻台美援使团的下属机构根据台湾经济的各产业部门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除了经济分析、计划和审计三个办公室，驻台经济援助机构设有自然资源、电力、教育、贸易和工业，以及公共行政等小组，其工作人员均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隶属于国防部的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设立于1951年5月，与经援使团同样是在驻台"使馆"的指导下，并且在经援使团的协助下负责领导和协调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合作。【注释：关于对军援顾问团业务范围的规定，参见frus, 1951,vol.7, pp.1649-1650.】军援顾问团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具有相当的经济政策效应，因为1950年代它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敦促台湾当局裁减军队和限制其军费开支。【注释：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64.】

"大使馆"、经援使团、军援顾问团构成美国官方正式驻台机构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一家专门承接政府项目的纽约私人公司--怀特工程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也在台湾经济运行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怀特公司的五名专家早在1948年底就受经济合作署之聘来到台湾，对台湾的资源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参与拟订最初的对台援助计划。在美国政府于1949年1月公开宣布放弃台湾之后，怀特公司仍积极主张扩大对台援助。【注释：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136-137; nick cullather, " ’fuel for the good drag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1950-1965，"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0, no.1, 1996, pp.6-9.】 20世纪50年代怀特公司在美台援助关系中具有双重身份：驻台美国经援使团的援助计划评估机构和台湾当局的经济技术顾问。它向台湾派送各部门的专家，并且向美援运用委员会提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咨询。一位主管台湾经济事务的官员在报告中称："在福摩萨拥有怀特工程公司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它可为中国官员和私营工商机构所用。

德比欧塞特（val de beausset，怀特公司高级工程师）先生在能干的中国经济专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人员当中享有令人艳羡的受尊敬的地位。"【注释：barnett to rusk, october 3, 1951, frus, 1951, vol.7, p.1823.】此外，在整个50年代怀特公司还负责选拔赴美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注释：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p.58.】

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美援的派拨、运用等方面的事务，实际上驻台美援机构始终把帮助台湾建立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经济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强调美援计划和台湾经济发展的统一和协调。在对台湾的经济事务发挥指导作用方面，驻台"使馆"和美援使团具有比华盛顿和国务院更为积极的态度，并不断向华盛顿争取更大和更灵活的处置权力。本来，1951年3月19日腊斯克曾向驻台美援使团发出训令："在该岛经济行政事务中，经济合作署使团应该提供建议，但不应该公开地或暗地里向中国人命令。"【注释：rusk to griffin, march 19, 1951, frus, 1951, vol.7, pp.1596-1597.】但经过经济合作署和驻台机构的坚持和说服，不到两个月国务院的态度就改变了，腊斯克在1951年5月的一份政策指导文件中收回了"建议而不命令"的训令，认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所采取的"更具强制性的政策"。【注释：rusk to griffin, may 9, 1951, frus, 1951, vol.7, p.1665.】 6月底，经济合作署署长也重申了"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的工作原则。【注释：foster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51, frus, 1951, vol.7, p.1725.】此后十多年间，美国各驻台机构以援助为施加影响的"杠杆"，实地参与台湾经济社会纲领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援助关系的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出于美国方面的要求和设计，台湾当局内部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美援运用委员会、经济安定委员会、农复会等与美援相关的机构成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事务施加影响的渠道，同时也成为台湾当局制定和推行整体和部门经济发展计划的中枢机构。这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制度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台湾当局最初并无专门的、类似于韩国经济企划院和日本通产省的全面指导经济和制定产业政策的中枢机构设置，而集中体现国民党政权干预经济特征的经济计划职能部门的设立与沿革乃与美援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援运用委员会（council on u.s. aid，cusa）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长"兼任，"行政院"内各主要经济职能部门（包括"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的主要负责人及台湾"省长"均为其成员。美援会的正式职能包括：选定援助项目，采购和分配美援进口物资；监督援助项目的执行；掌握美援进口衍生商品的台币"对等基金"的使用；与美国经援使团进行联络会商。【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1; sampson c. s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in free china review, october 1950, p.12. 李国鼎，《我们如何运用美国经援》，《台湾的对外技术合作与外资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199页。】美援会独立于国民党政权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在人事和业务中享有相当的自主性。美援会的日常行政开支不在国民党当局行政经费中拨取，而是直接来自美援，能够以高工资雇聘职员，也使之具有高出其他部门的工作效率。【注释：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e. sharpe, 1986）, pp.68-69.】美援会的实际地位远在经济部、财政部等常规经济职能部门之上，而且其职权和影响力远远超出美援运用范围之外，成为台湾当局推行发展战略和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重要部门。

经济安定委员会（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esb）的设立也是一个美国制度结构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事例。1950年底，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raymond t. moyer）建议设立一个由高层经济官员组成、定期举行会议审议重要财经问题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但因台湾方面抵制而未被立即采纳。后来经蓝钦当面敦促蒋介石，这个机构才于1951年3月得以正式成立。【注释：《兰金回忆录》，第260页。】 "经安会"由"财政部长"和"台湾省政府主席"领导，同时与美援会一样也容纳了"行政院"内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成为台湾当局财政经济政策主要的设计、审议和联系协调机构。1953年7月，主管台湾公营企业并具有广泛经济政策权力的台湾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被合并到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享有某种超越"行政院"内其他经济职能部门的地位。【注释：参见李国鼎：《创造经济奇迹的手》，《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8页；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 59-60. 】而美援使团的代表作为"观察员"一直在这个机构中"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着影响。

在整个50年代，美援会和经安会是指导台湾经济发展的中枢机构，堪称台湾当局的"超级经济部"。1958年9月，经安会被撤消，其在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编制部门计划的业务被转交给经济部和交通部，但制订宏观经济计划和美援运用方面的职能，特别是其下属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则为美援运用委员会所继承。这样，美援会实际上一度成为最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负责设计和协调台湾总体经济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期经建计划（1961-1964年）就是由美援会负责拟定的。【注释：chienkuo pang,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54. 1963年9月，在美援即将停止的情况下，美援会被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

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中同样明显地体现美国因素和作用，同时也更不符合机构设置常规的是美国人直接在其中任职、充当台湾当局"超级农业部"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农复会由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三名中方委员和美国总统任命的两名美方委员组成，与"行政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与美援会一样，享有独立的人事权力以及独立而充足的美援经费来源。由于"行政院"内不设农林部，美国"使馆"和美援机构驻台使团不设主管农业的下属机构，有关美援在农业方面的事务，以及台湾农业的长期规划和政策实施均由农复会全权筹理，因此农复会实际上兼具台湾当局的"农业部"和美援机构的农业小组的双重身份。【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2.】而且，农复会与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方面的其他有关机构形成了复杂、密切而又灵活的工作关系，其中特别强调与美国驻台"使馆"、美援使团、美援会、经安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注释：谢森中回忆，张训舜回忆，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33，201页。】美台双方委员的合作是融洽顺利的，似乎不存在美方委员以势压人的情况。【注释：参见张训舜回忆、李崇道回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第17，69页。】倒是可以看到，当台方委员在主张不得伸张或不便公开表达意见时，他们会借重美方委员和专家向上司或其他部门施加影响和压力。【注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参见黄俊杰：《光复初期台湾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战后台湾的转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101-130页。】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美台援助关系全面、深入地渗透和反映到台湾当局的组织结构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援助关系运作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就是美国因素"内化"于台湾当局的政治与行政结构的机制，同时也是"跨政府关系"赖以存在的载体。一定的发展模式有其特殊的政治和行政的制度结构，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内容。台湾国民党政权之干预经济的制度、内容和方式，受到美国因素至为深刻的影响，而美国因素产生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之间的这种"跨政府关系"。

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区别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经济理性和高度专业效能的经济官僚群体在国民党政权内部逐渐取得相对独立地位，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导着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战略。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对台美援的制度机制一个基本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即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美援管理机构与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及经济计划的职能部门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美国援助机构在提供建议和施加政策影响时往往并不需要通过最高政治领导人，而直接与台湾的经济官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可以说"跨政府关系"的组织和运作机制本身就是加强经济技术官僚在台湾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机制。而美援本身也具有为经济技术官僚管理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财政基础的作用。

台湾经济技术官僚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军队系统的传统势力，而台湾当局内经济官僚集团地位的上升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军事机构和军人在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的逐渐下降、并最终被排除在经济政策制定程序之外而实现的。对台美援的一个重要效应正在于促进了军事机构的势力退出经济政策领域的过程。一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减轻了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并且美国援助机构支持甚至直接赞助国民党军队兴办自己的生产事业以开源增收（如在美援帮助下，"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经济实体），【注释：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99.】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势力在其经费给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干预财政分配；另一方面，美国驻台机构出于防止国民党军队过度膨胀和降低军费开支的目的，往往在经济官僚和军事机构发生争执时支持前者压制后者，因为前者虽不如美国人之甚，但一般也反对军费支出过于庞大。当然，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然来自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扶植，这与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对经济官僚集团采取亲和、支持的姿态也有关系。【注释：pang chienkuo, the s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p.80-89;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p.67.】但可以想见，这其中多少有投美国人所好的因素。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与行政的过程，特定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其特定的政治和制度基础，特定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又主要是由其特定的"人"（agent）群体在特定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政策机构中所主持制定和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行政机构及其运作程序、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群体，以及经济政策本身等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模式。美国因素广泛深刻地作用于构成台湾发展"模式"的各项要素，而美国因素发挥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形成的"跨政府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导演和推进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

二 "跨政府关系"与进口替代工业化

在1950年代大部分时期，美国的援助官员和经济顾问并不像后来美援机构所宣称的那样始终坚决反对在台湾建立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恰恰相反，实际上他们当时在对美援的派拨和运用进行计划和监督时，在向台湾当局提供政策建议和参与政策制定时，并没有刻意遵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原则，并没有把在台湾确立完全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其在实际的工作中切实追求的目标。他们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大体上与国民党经济技术官僚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促成了后来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的所谓"干预主义的"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政策、战略和制度体制。

50年代华盛顿的对外援助政策中并不像50年代末以后那样特别强调在受援国建立自由市场体制。虽然一般说来美国援助政策的基本理念是一种将援助、自由市场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而且官方宣传也始终以此为基调，但援助机构和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对在欠发达国家搞国家导向的政策和经济计划并不总是刻意反对。【注释：兼涉官学两界、对美国外援政策有重要影响的罗斯托代表国务院表达这样的立场，欠发达国家利用外援和发展经济时必须实行"国家规划"。沃*惠*罗斯托：《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7-89页。】身处受援国的援助官员们更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发现，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基础，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无法照搬到欠发达国家，推行发展援助计划必须通过和倚重当地的政府。美国援助官员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根据受援国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出并不具有"市场教条主义"色彩的对策。台湾岛上的美国官员清楚，他们来到这里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国民党生存下来。为此，他们只能用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市场观念去面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而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更多地来自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经济自由主义。

美国官员的实用主义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公营企业的态度上。虽然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是健康经济的基础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他们面对的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业企业如果不由当局出面经营就会陷于生产停顿的局面，因而他们只能把台湾的公营企业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接受下来。实际上，在50年代上半期美国援助机构的对策是在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采取中间路线，即在把私人企业的发展作为长期目标加以推动的同时，对公营企业不是予以革除，而是致力于改善其经营不良的状况，以实现扩大生产和稳定经济的目标。实际上，当时美援机构把大部分经援款项送到公营企业。

1952年5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官员的报告表明，这个机构对公营企业在台湾经济中的作用持有一种非常积极的评价，已着手采取、并建议继续采取细致和切实的措施对其予以支持。【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58.】 1954年，美国驻台"大使馆"经济处主管埃尔伍德（robert elwood）在台湾的官方刊物上撰文指出："在台湾这个地方，想要采取行动，一下子就把所有权调整过来，让大部分或全部工业归私人所有，好像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做法一定会产生打击士气的后果，亦会妨碍现行扩大工业生产计划的实行。""首先必须采取步骤使那些政府企业能在健全基础上营业......"【注释：《自由中国之工业》，1954年4月，第6页。转引自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发展》，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下面的例子反映出有时美国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比国民党人还要"保守"。1953年，为配合第三阶段土地改革即"耕者有其田"计划的实施，台湾当局决定部分向民间开放公营企业，将台湾水泥公司、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和农林公司四大公营企业资产作价为股票（其价格当然是被高估的），作为补偿发放给土改中失去土地的地主。一位学者获得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官员和顾问对于这一导向私人企业制度的举措不仅不感到鼓舞，反倒担心在私人管理下这些企业可能无法生存。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在7、8月间的多份报告中指出，如果这些企业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失败，不仅会对正在进行的土改产生不良后果，而且还将破坏在台湾长期发展私营企业的机会。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将这四个企业交给私人管理很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失败。驻台分署希望在为私营企业的经营创造出良好条件之前，暂时不要将这四个公司向私人部门转让，为此它甚至与 "经济部"发生激烈的争执。【注释：西蒙：《外部参与与内部改革》，韦艾德、葛苏珊主编：《台湾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9页。】这个计划在台湾方面的坚持下最终还是被执行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驻台官员和台湾经济官僚一样，都承认公营经济在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有着客观必然性和阶段的合理性，都主张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举的方针，尽管双方强调的侧重可能因时因事而有所不同。

美国官员对私营企业的扶植也显然不是从纯粹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在一种把"政府"指导和控制、扩大私营部门与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的考虑下进行的，此中产生了后来所谓的"确定产业目标"（industry targeting）政策即战略性产业政策。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在当局的指导下建立私人企业：在被选择优先发展的行业中先在美援的支持下投资建厂，然后把这些企业交付具有"私人企业家"身份的人经营。而怀特公司承担"目标产业"的评估和选择扶植对象的工作。1953年，怀特公司在其关于台湾工业发展的建议书中就把塑胶（塑料）工业确定为重点扶持的"目标"。1955年，美援机构和怀特公司启动了一项投资建厂计划以求实现塑料产品的进口替代。尹仲容选择王永庆在1957年工程完工后接管了这个工厂。后来这个工厂发展为台湾的大型企业联合体--台塑集团。【注释：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governmentin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 press）, p.80; 康绿岛：《李国鼎口述历史》，台北*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6-87页。】

美国驻台机构为稳定经济和有效运用美援而"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的影响也产生了促使台湾当局强化其对财政、金融、外贸和外汇的计划和控制并使之制度化的效应。在1951年3月19日经济安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以"观察员"而非正式成员与会的美国顾问的发言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面对面地向陈诚、严家淦和尹仲容说明当局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必要性。作为这次及其后两次经安会会议的结果，"行政院"于4月19日宣布实行复式汇率制度。【注释：cullather, op.cit. p.4.】这种以本币高估、进口汇率远远高于出口汇率为基本特征的制度经数度调整沿用至50年代末，成为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适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制度。【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 galenson, ed.,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9), pp.314-315.】

1951年6月30日，经济合作署署长在给驻台"使馆"的政策训令中，把对台湾当局的预算、外汇进行"有效的管制"并对"各种来源的资金"进行"务实的计划"明确宣布为美国各驻台机构的工作责任。【注释：frus ,1951, vol.7, p.1724.】而各驻台机构对此早有准备，而且显然对"管制"和"计划"持有比他们的上司更为积极的态度。此前，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和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署长蔡斯（william c. chase）在致华盛顿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作为紧急事项要求中华国民政府制订某些实际的程序，并提交美国政府代表加以紧急的考虑和讨论。通过这些程序，美国主管机构才可能同中国有关的军政官员一道对福摩萨的资源和资金实行有效的监管。"【注释：frus,1951, vol.7, pp.1715-1716.】到8月间，一个访台归来的参议院代表团就已根据其在台湾的见闻报告说，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时重时轻地插手于建立国民经济预算、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修改税收体制，以及建立更严格的进口计划的制度"，而且参与到"有关银行和货币、外汇的具体运用和整体性的国民经济计划等日常决策中去了。"【注释：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aid to formosa, 82d cong., 1st sess., august 1951, p.4-6, 转引自cullather, op.cit. p.11.】

毫无疑问，美国驻台机构自己所做的和要求国民党政权做的都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制度基础，而这是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乃至其后的出口导向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实际上，台湾的经济计划实践与运用美援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1952年8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要求经济安定委员会就美援终止前的台湾经济发展作出全面的长期规划。9月26日，经安会向驻台分署提交了一份为期四年的经济计划草案。台湾"四年经建计划"的编订和实施自此开始。该计划草案实际上是以此前提出的美援申请计划为基础加以拟订的，而且其关于工业的部分基本上依样复制了此前由怀特公司专家德比欧塞特制订的一份工业发展计划，采用了其中的预算和目标数字。【注释：cullather, op.cit. pp.14-15.】该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继续对纺织和其他轻工业实行保护的同时，在对进口和外汇的管制中加强对消费品进口的限制而放宽对生产资料进口的限制。这个计划体现了进口替代政策的基本精神，标志着台湾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正式启动。

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中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即在纺织工业中实施的"代纺代织"制度。这种当局和纺织业厂商之间的委托来料加工制度，实际上既是一种对纺织业"极其周密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又是一种对私营企业的价格、利润、雇佣和生产水平施行严格管制和控制乃至垄断的制度。【注释：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型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不仅"代纺代织"制度全额依赖美援进口原棉和棉纱，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严重"扭曲价格"的制度是由怀特工程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德比欧塞特和布芬顿（sidney l. buffington）--与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所共同制订的，并受到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官员的欣赏和支持。【注释：cullather, op.cit.，p.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国际开发署（经济合作署的后身）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美国官员和顾问为在台湾建立适应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金融体制作出努力。1951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美援机构的安排与台湾当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对台湾的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提供咨询。被美联储派往台湾的货币政策专家莫里尔（chester morill）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加强了当局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他在经安会的会议上向台湾官员建议，台湾的"中央银行"制度不应该仿照美联储，因为后者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和压力。【注释：cullather, op.cit.，pp.11-12.】美国官员和专家还设计各种美援贷款计划，向私营工商业和农民提供信贷。其中著名的"统一农贷计划"，即为农复会农贷组组长考夫曼（i. h, kauffman）和曾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美国农贷管理局局长的马雅斯（w. i. myers）亲自拟订。【注释：赵既昌：《美援的运用》，第14-15页。】

当然也有美国人与台湾方面发生分歧的情况，而分歧的解决未必以不利于强干预的方式进行。比如，"肥料换谷制"以官定的高肥料价格和低米价为基本内容，是一种肥料专卖和粮食征收的双重强制掠夺机制，也是对农业的隐性税收机制。【注释：参见隅谷三喜男等前引书，第79-80页；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美方委员一向不满这种制度，主张肥料和稻谷的价格均应由市场供需调节，此事曾引起"农复会内部仅有之一次中美委员意见分歧。"为此，美援运用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台湾方面表明不取消肥料换谷制的坚决态度并提出自己的理由。分歧以美方委员的妥协而告终。【注释：张宪秋：《张宪秋回忆录》，台北*"行政院"农委会，1990年版，第34-36页。】

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土地改革的实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土改的动力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方面，具体操作也主要由 "行政院"直接负责，但农复会和美国专家也参与了土改的全过程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创议、规划、指导和协助作用。特别是美籍专家雷正琪（w. l. ladejinsky）和安德生（w. a. anderson）的作用更为突出。前者曾直接敦促蒋介石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并参与拟订起实施细则；【注释：《雷正琪博士函为公地放领事》，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第179-181页。】而后者在著名的"安德生报告"中提出了农会改组一整套办法，被充分加以贯彻实施，可谓是指导整个农会改组的纲领性文件。【注释：安德生为康乃尔大学教授，于1950年秋来台进行乡村社会调查和研究，于1952年8月提出《安德生报告》。郭敏学：《台湾农会发展轨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安德生报告》见黄俊杰：前引书，第209-219页。】

综上所述，在台湾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其驻台官员的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与通行的观点相反，美国官员和顾问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原则，与台湾经济官僚的路线保持了基本一致，并没有执着于在台湾复制美国的经济模式。美国不仅在资金上支持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而且参与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制定，帮助奠定了进口替代的制度基础。

三促成台湾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

台湾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背景是，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出现的一种变化趋势，即更多地把提高受援国私人投资和强化自由市场制度作为援助政策的目标予以强调。【注释：burton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2), pp.68-73.】有利于台湾进口替代体制和国家导向政策的外部环境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美国在对台援助中更加强调"培养自促的增长能力"和"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驻台援助机构的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然而，促成发展战略转型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当时岛内经济形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相对成功的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也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非耐用消费品的内部市场趋于饱和，投资疲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注释：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galenson,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p.219.】美国方面又不断警告台湾当局美援将在数年内终止。台湾经济官僚看到，如不及时扩大出口，则必将面临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维持现有体制，推行以耐用消费品（资本密集型生产）为重点的深度进口替代；要么变更现有体制，在已具相当规模的非耐用消费品（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基础上使台湾经济出口转向扩张的道路。这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大致说来，主张采取第一种对策的是台湾银行、台湾"省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公营企业的领导人、军界，以及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其主任委员兼"财政部长"徐柏园）；主张采取第二种对策的则是与美国驻台机构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尤其是以尹仲容为首的多年来深受美援机构影响和支持的经济官僚。【注释：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0), pp.86-89; stephan haggard and chienkuo pang, "the transition to exportled growth in taiwan," in joel d. aberbach, david dolla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e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pp.65-69.】

第二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这个结果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权深层影响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目标的淡化，以及其基本政策路线由政治军事本位向经济发展本位的转换；其次与政策转型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在美援运用的过程中经济技术官僚地位不断上升，最终确立了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1957年，台湾外汇收支状况恶化，年底蒋介石任命了一个由"副总统"陈诚牵头并包括俞鸿钧（"行政院长"）、许柏园、尹仲容、严家淦（美援会主委）的九人小组专门研究解决办法。在这个小组的会议上，许柏园和尹仲容之间发生尖锐的对立：前者以现有外汇外贸体制有助于维持经济安定为由坚决反对其进行改革，而后者则认为现有体制因导致低效和腐败行为而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尹仲容的意见得到蒋介石、陈诚的支持。1958年4月，许柏园被迫辞职，而尹仲容则乘势提出以简化汇率机制、放宽进口管制和鼓励出口为重要内容和目标的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方案。4月19日，这个方案为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经济部"颁布《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先把近10种复式汇率简化为双重汇率。11月又对新台币实行贬值，其对美元的比价由此前的约25元兑换1美元下降为约36元兑换1美元。是为台湾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的第一步。【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3-75 .】

发展战略转型更为重大和决定性的步骤是"19点财经改革措施"和"奖励投资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其中作为实施体制变革的总体指导文件，"19点财经改革措施"与美国的敦促和影响有着更直接和明显的关系。它实际上是直接来自于"赫乐逊八项建议"。

195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美国副国务卿狄龙（c. douglass dillon）和经济合作署副署长萨启奥（leonard j. saccio）相继访问台北。他们都表示台湾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希望其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年前杜勒斯访台敦促台湾当局对岛内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注释：1958年10月下旬台海危机期间，杜勒斯亲自到台湾对蒋介石进行劝说和加压。他批评国民党政权的"军国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极力敦促蒋介石集团缩减军费发展经济, 对此后者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frus, 1958-1960, vol.19, pp.413-417, 515.】的继续，但方式已由施加压力改为更多的正面诱导。萨启奥还特别向陈诚表示，只要台湾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岛内资源投入经济发展，美国就将重新考虑此前多次表示过的要不断缩减对台援助规模的打算，为台湾经济的加速发展制订进一步的专门援助计划。【注释：pang chienkuo,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p.180-181; frus, 1958-1960, vol.19, p.643.】尹仲容主持下的美援运用委员会很快做出反应，向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赫乐逊提交了一份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的草案，附带提出对大量美援的申请。赫乐逊对这个计划的方向表示肯定，但认为内容过于宽泛而缺乏具体步骤，而且没有体现出"最大限度的自力更生"原则。在12月的一次午餐会上，赫乐逊向"经济部"和"财政部"官员"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美国驻台官员）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并指出我们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反应。"一星期后，美援会又向赫乐逊提交了经过修改后内容细致得多的四年经建计划草案，但赫乐逊仍然不满意。他告诉美援会，美国方面"希望看到关于中国政府更明确地表述其（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计划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出努力而准备采取的具体步骤。"于是，尹仲容请求赫乐逊提出一份阐明美国方面具体意见的书面建议，"以便使他能够仔细地研究，并拿来给其他政府成员看。"【注释：frus, 1958-1960, vol.19, pp.643-644.】尹仲容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实际上早已有所擘划，此举显然是借力于美国援助机构，来加速他所主张的改革计划出台。【注释：在50年代中期，尹仲容就已提出1959年后被执行的与扩大出口有关的许多政策措施。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2-73.】

结果，赫乐逊向美援会提交了关于"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纲要。12月29日，美援会将这份纲要的译文呈送陈诚。在这个纲要中，赫乐逊指出计划的目标是，"在今后四五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合理的经济增长，创造未来的自促增长的条件，以便在军事装备和剩余农产品之外消除对援助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赫乐逊就台湾当局所应该采取的行动提出八项建议：（1）在减少军事目的的资源投入方面采取"果断决定"；（2）为实现价格稳定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3）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革除现存税收体制对企业构成的障碍；（4）实行统一的和符合实际的汇率，从而防止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消费，鼓励出口，取消对私营企业和生产出口产品企业的歧视；（5）放松外汇管制，引入市场机制；（6）设立一个公用设施委员会，对公用设施进行有效的管理；（7）建立投资银行机制，简化投资手续，吸收社会闲散资金；（8）向私人业主出售公营企业。赫乐逊还指出，美国援助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4; 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

陈诚收到赫乐逊建议书的次日，即邀请赫乐逊和驻台"大使馆"代办雅格尔（joseph a. yager）前往商讨，与会的还有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二人在力陈采纳"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之余，赫乐逊还特别指出他的建议书并不代表华盛顿的指令，而是"大使馆"和经济合作分署以书面的和更具体的形式表达塞西奥访台时所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部门的发展并为此提供必要的援助。但他这次还是动用了"援助杠杆"：台湾当局应该"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美国将不事先确定将今后各年援助的实际数额，而是将最终视台湾当局在为私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方面所做出的业绩而定。陈诚在强调台湾当局困难的同时表示，美国提出的建议是一年前蒋介石和杜勒斯的联合公报的自然发展结果，台湾方面原则上同意赫乐逊八点建议的内容。12月31日，赫乐逊和雅格尔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为了进一步推动台湾当局采取行动，应该在国务卿与驻美"大使"之间、驻台"大使"与蒋介石之间安排高层对话，并从中寻求与台湾方面就美国所提出计划正式互换照会；在最近期则应该"将赫乐逊和尹仲容之间的信函往来作为致力于根据已在书面上达成的共识采取行动的恰当方式"。他们向上司表达了充分的乐观："我们感到这里的热情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积极地行动，以通过恰当的渠道保持和引导这种热情。"【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5-646.】

1960年1月4日，赫乐逊的八项建议连同一份与之有关的备忘录被送交蒋介石。7日，蒋介石召集了由陈诚、张冲、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参加的会议。蒋介石听取了关于12月30日美台联合会议的背景、目标、结论及台湾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汇报，陈诚尤其传达了美方在限制军费方面的坚决态度。时势使然，这次会议经蒋介石首肯做出了将1961年的军费开支维持在1960年水平的决定，而且还对赫乐逊建议的总体精神和其他具体内容给予肯定和支持，这样国民党最高领导集团终于正式确认了经济改革和政策转型的基本方向。作为对赫乐逊八点建议的正式回应，这次会议还指定尹仲容主持草拟财政经济改革的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注释：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会议结束后的当日晚些时候，严家淦、尹仲容和李国鼎即与赫乐逊、雅格尔会面，通知他们蒋介石已做出支持八点改革建议的决定。赫、雅二人认识到执行改革计划的"道路已被扫清"，向严、尹、李"在总统那里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8-649.】

尹仲容等人实际上认为赫乐逊八点建议尚不够全面，于是决定扩大财经改革的范围。这样塞西奥和赫乐逊的建议终于扩展为尹仲容的"19点财经改革措施"。这个文件容纳了八点建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鼓励出口、改进金融和税收体制、为私人企业和海外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以及平衡当局的财政收支；同时在下列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鼓励储蓄和积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放松贸易管制、充分利用公营生产设施、调整公务员薪金制度，以及限制军费开支等。1月14日，尹仲容将阐明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1961-1964）的目标、并吸收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内容的"加速经济发展方案"的正式文本送交赫乐逊，并在附信中通告说该方案已被"行政院委员会"通过，而且蒋介石也在原则上肯定了"19点"。【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9, footnote 2.】至此，台湾工业化战略转型大局已定，而且其基本政策框架也告形成。

剩下的是将改革措施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出于避免意见分歧和既得利益干扰的目的，陈诚责成享有充分独立性的美援会负责起草"奖励投资条例"。出于同样目的，陈诚将新成立的"工业开发与投资中心"设在美援会而不是其他机构之下。1960年6月2日，"行政院委员会"通过了"奖励投资条例"。【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82; pang chienkuo, op.cit.，p.189.】

在对台湾当局施加放弃反攻大陆和压缩军费开支压力的同时，美国开始加大促使其进行以出口扩张和发展私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的推动力，这是台湾发展战略转型的之所以相对迅捷、平稳的重要原因。而外向型生产体制的迅速建立和顺利运行，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相对成功为必要条件的。特别是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基本上是以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消费品为方向和主要内容，这个选择不仅在当时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而且与当时建立的良好基础设施一道使后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生产获得了一个与其基本方向相符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在与同样受到美国的援助和影响的韩国的对比中更清楚地看到。与在台湾一样，50年代美国在对韩国的援助中也强调发展轻工业基本消费品和基础设施以促使其实现经济的稳定和自给，但属意"北伐"的李承晚政权凭借其冷战中的有利政治地位，利用美国驻韩美军司令部和联合国朝鲜重建署（unkra）的矛盾，成功地抗拒了美国的压力，并保持了对美援运用的处置权，力求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注释：尽管如此，韩国50年代中期在美国顾问坚持下建设的一批轻工业项目仍在60年代朴正熙出口生产体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2页。】缺乏台湾那样运行良好的"跨政府关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韩国进口替代成效较差，而且发展体制转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不稳定和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推动台湾发展战略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名目之下进行的，而且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把这一转型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胜利，看作是对干涉主义政策的抛弃和真正的贸易自由化的开端。然而，台湾的出口导向体制与此前的进口替代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自由化"的程度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其内容和方式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的。【注释：有人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伪自由化"。alice amsden,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 two views, two types of subsidy," erik thorbecke & henry wan, eds.,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1999), pp.97-98.】台湾经济官僚主张也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经济自由化路线，这与在援助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已改弦更张了的美援机构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断言美国援助推动了台湾自由化的雅各比也无法否认，美国援助机构在台湾的财政和货币领域里的影响是有限的，其对公营企业实施"非国有化"的劝告和压力也往往不能奏效。【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144, 147.】

出口导向体制的建立并未伴随着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恰恰相反，进口替代体制下的进口控制和保护性关税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一位学者指出，60年代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化步骤仅汇率改革一项。【注释：m. shahid alam,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korea, taiwan, and japa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4.】而且，真正的汇率单一的外汇体制实际上直到1963年10月才告形成。【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74.】对进口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即所有的进口仍然要经过当局的许可证制度。台湾当局将进口商品按"禁止"、"控制"和"允许"三大类进行细致的划分，至1968年被"禁止"和"控制"的商品项目仍达4700多种，1970年又增加到4988种。【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330.】虽然对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的原料和设备的进口的限制相对宽松，但只有当某种原材料产品在岛内不能生产，或其国内市场价格超过同类进口产品的综合成本达到预先规定的比例（最初高达25%）时，台湾当局才会给这种产品的进口发放许可证。【注释：alam, op.cit.，p.55.】而当局关于"自制率"（国产化率）的规章也反映了对进口的限制。【注释：scott, op.cit.，p.333.】台湾的关税虽经数度调整，但在1973年之前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一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台湾的"自由化"不应估计过高："自由化在1964年前后并没有真正启动，大多数的管制在1970年后仍然未被消除......。"【注释：scott, op.cit.，p.331.】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11

航空平台着力创新结构及气动外形设计，平台机动性、飞行速度和续航能力得到提升

航空平台创新技术尤其是新颖机翼技术发展步伐加快。美空军“自适应柔性机翼”技术已于2006年11月进行了飞行验证，该技术可显著提高机翼升阻比，同时增大飞机航程。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斜置机翼”风险降低试验和初步设计工作已经展开。这种创新的机翼布局对于未来飞机很有发展前景。英国为适应2020年以后的飞机需求，正在实施一项名为“综合式机翼”的机翼技术研究项目，重点通过显著提高机翼效率来大幅度降低未来飞机的燃油消耗和噪声排放。

除机翼技术外，飞机整体结构设计也在创新发展。美国DARPA于2003年启动“变体飞机结构”项目，通过在飞行过程中改变飞机的外形结构，使其在执行不同任务或在不同飞行包线时保持最佳性能状态。以上这些创新性设计概念突破了传统的结构和整体布局形式，为未来航空平台研制探索出了新的技术实现途径。在这些概念的支持下，未来航空平台的飞行速度，续航力、机动性等飞行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

新船型研究与应用步伐加快，大中型舰船的航行速度、适航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世界军事强国积极开展多体船型和复合船体技术研究。2006年，英国提出排水量更大的未来三体战舰设计方案。法国推出了排水量近2000吨的小水线面双体近海巡逻舰方案。美海军研究局一艘采用2M船型的“短剑”号试验快艇下水，快艇横剖面呈2个M状，不仅航速快，而且尾流特征信号很低、2006年10月，美海军研究局投资建造了一艘可改变船型样式的“睡美人”号演示舰。该艇通过升起或降低中间船体部分实现吃水深度的变化既可在高海况情况下稳定航行，又可在浅水水域航行。多体船型和复合新船型的发展，将打破海上平台由常规单体船型一统天下的局面。新船型的应用，还将使水面舰艇航速和适航能力产生重大突破。

无人平台先进控制技术发展迅速，平台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先进控制软件技术的发展，将为无人平台提供更为灵活、自主的控制手段。英国奎奈蒂克公司2006年10月底对一种“基于实体”的新型软件进行了试验验证。安装有该软件系统的无人机能在操作员控制下执行各种复杂的任务。美国波音公司及几所大学联合开发的“软件使能控制”(SEC)软件，在一个开放式计算机平台上提供灵活控制的交互界面。2006年，波音公司成功演示了无人机在该软件控制下的系列机动飞行。数据链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高了对无人平台的远程控制能力。美陆军“猎人-防区外杀手协同编队”项目2006年演示了“长弓-阿帕奇”直升机利用战术通用数据链指挥和控制“猎人”战术无人机。海军RQ-8B“火力侦察兵”垂直起降无人机将采用高速数据链技术，在“火力侦察兵”和近海作战舰艇之间建立数据传输和控制链路。欧洲EADS公司为德国陆军KZO无人机系统研制的数据链，可在强电磁干扰下向120千米范围内的无人机发送控制信号。这些数据链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使无人平台与控制台之间建立起高速率、强抗干扰、实时的无线链路，极大增强对无人平台及其多种侦察、监视设备的实时控制和操纵能力。

高效毁伤技术

高效毁伤技术是实施高效火力打击的关键技术，与武器的战斗部、引信、火，炸药等重要部件或内容物密切相关，近几年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步。

特种战斗部初步展现出强大的实战与威慑能力

2006年，美国陆军“深挖掘机”钻地弹样弹成功进行了演示验证，对加固混凝土目标的侵彻深度已接近目前威力最强的钻地弹侵彻深度的2倍。2007年3月，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对巨型钻地弹(MOP)进行了静态演示试验。美空军空中武器中心已计划将其装备在B-2轰炸机上。美国新型BLU-121／B温压弹的研制工作于2006年夏天结束，该弹的许多性能完全超过了预期目标。深钻地弹、巨型钻地弹以及温压弹等特种战斗部技术的开发和未来投入使用，不但会带来极为显著的实战效果，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

多功能可编程引信受到青睐，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多功能可编程引信的发展和应用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开发了一种舰炮炮弹用多功能可编程引信。该引信根据不同目标和用途可提供4种工作模式，同时还具有抗电子干扰能力。美军FMU-152“联合可编程引信”(JPF)自2004年投入使用以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几乎可用于美国空、海军所有的现役制导和非制导炸弹。未来，多功能可编程引信有可能成为众多不同类型引信的替代品，在多种武器中得到广泛应用。

弹药低附带损伤特性受到关注，低附带损伤战斗部将逐步问世

2006年3月，美国空军空战武器中心通告，计划为已装备部队的“小直径炸弹增量-1”(SDBI)炸弹研发低附带损伤战斗部。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和航空喷气公司研制的低附带损伤变型炮弹(LCD-HE)，目前已用M102式火炮进行了试射，证实炮弹对目标周围的附带损伤小。低附带损伤战斗部可以降低因附带损伤等原因造成的政治舆论方面的负面影响，为军事发达国家放手发动城区作战、反恐等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绿色”火，炸药和火／炸药“绿色”制造技术研发活动日趋升温

2006年，美国成功研制出4种新型绿色起爆药，它们的使用将大大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美国在继续开展“绿色发射药”和“低污染，不含高氯酸盐的高能推进剂”项目的同时，又通过“战略环境研究与发展计划”新启动了3项绿色制造技术的研究工作。“绿色”火／炸药和火/炸药“绿色”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于解决火/炸药生产和使用部门面临的环境保护压力，以及因“三废”处理导致的高成本等系列问题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概念武器技术

新概念武器在导弹防御、空间攻防对抗、信息对抗等领域具备许多传统武器所没有的优势。近几年在高能激光技术、动能拦截技术、电磁轨道炮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机载激光武器技术趋于成熟，有望初步展示作战能力

2004～2006年，机载激光器(ABL)项目试验小组完成了所有分系统的低功率地面试验，对飞机，光束控制，火力控制系统，作战管理与指控系统等进行了性能测试。2007年8月，跟踪照明激光器、信标照明激光器、代替高能激光器首次共同参与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对模拟目标准确定位并射击，标志着ABL低功率飞行试验圆满结束。目前，ABL小组已经完成6模块高能激光器与飞机的集成，还将继续安装其他分部件。按照计划，美国将在2009年8月进行首次实战打靶试验，届时高能机载激光武器将初步展现出其作战能力。

动能拦截弹初步具备作战能力，未来将面临更大发展

截至2007年底，美国实际部署的地基拦截弹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飞行试验。而海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AegisBMD)在2007年不仅成功完成了4次拦截试验，而且实现了两项第一第一次实现了在一次试验中同时利用两枚不同的拦截弹(1枚“标准31”型拦截弹和1枚“标准-2Ⅳ”型拦截弹)拦截两种不同的目标(1枚弹道导弹靶弹和1枚反舰巡航导弹靶弹)：第一次在一次试验中同时利用两枚“标准-31”型拦截弹拦截两枚近程弹道导弹靶弹。2008年2月，经过软件升级改造后的“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摧毁了一颗美国国家侦查局的失效侦察卫星。动能拦截弹的实用化及其作战能力的初步展示，表明美国近年来在该技术领域的研究已取得根本性突破，这必将进一步刺激美国以及其他军事发达国家对动能拦截弹技术的发展热情，预计未来几年动能拦截弹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应用。

电磁轨道炮技术攻关步伐加快，其技术能力将得到全面检验

2006年，美国海军制定了电磁轨道炮五年发展路线图，初步计划于2011财年前完成32兆焦轨道炮的可行性演示研究。2007年1月，海军研制的一种新型电磁发射装置以7.4兆焦的初始动能使炮弹达到马赫数6.3的初速度。2008年1月，美国海军又实现了10.86兆焦的炮口初始动能。从各国研究情况来看，目前电磁轨道炮技术总体上处于关键材料和关键部件的技术攻关阶段，距离整机集成和演示验证可能还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

军用卫星技术

军用卫星作为占领太空制高点的重要手段，在全球态势感知、大容量信息传输，自主导航定位以及空间信息对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微小卫星标准化、模块化设计成为研究热点，将为卫星战术应用和空间信息对抗提供重要支持

美国已经将标准化、模块化微小卫星平台纳入国防部“快速反应作战空间”计划中。第一颗采用标准化设计的小卫星是“战术卫星-3”(TacSat-3)。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正在开发“即插即用”。快速组装卫星技术，将建造一颗小型、模块化、具有开放式标准和接口的卫星，计划在2009年发射升空、标准化、模块化微小卫星技术将使卫星实现低成本、批量化生产，并能有效缩短卫星的制造和准备周期，能够提高空间平台的快速响应能力，为天基信息系统的战术应用提供新的途径。

先进射频通信技术和激光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促使卫星的信息传输容量实现新的跃升

以相控阵天线、毫米波通信为代表的先进射频通信技术将在军用通信卫星中得到广泛应用。美国国防部“先进极高频”(AEHF)通信卫星2007年完成了集成系统试验，将于2008年底发射首颗卫星。2007年10月，美国首颗“宽带填隙卫星”(WGS)发射成功该卫星同时安装了厘米波和毫米波通信载荷，使现有军用通信卫星的毫米波通信能力得到极大增强。自由空间激光通信技术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3月下旬，日本“闪光”(Kirarl)卫星首次与日本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研究所的光学地面站进行了光学通信试验。同年6月，“闪光”卫星再次与德国宇航中心光学地面站进行了光学通信试验，光学通信链路成功保持了3分钟。美国“转型通信卫星”(TSAT)计划开始着手建造空间段，预计2015年前后投入使用。先进射频通信技术和激光通信技术在军事通信卫星上的成功应用，将使未来天基信息系统的信息传输和中继能力获得大幅度提升。

军用动力与能源技术

军用动力与能源是武器装备动力性能的基础，是提升各类武器平台基本作战性能的关键。

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发展迅速，即将步入飞行试验阶段

美海军“高超声速飞行”(HyFly)计划已经完成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的地面试验。其中，吸气式碳氢燃料超燃；中压发动机的首次高超声速自由飞行试验已于2005年底获得成功。美空军“高超声速技术”(HyTech)计划也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7月，由美国普惠公司承制的“地面演示验证发动机2号”(GDE-2)在NASA兰利研究中心完成了马赫数5条件下的地面试验将在2009年进行飞行试验。未来，以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为核心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能够提供全球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将对未来作战样式和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火箭发动机快速响应和重复使用能力成为未来航天动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美空军“快速响应低成本发射”计划中包括多个响应时间短、发射成本低的小型快速响应运载火箭方案。目前，除“猎鹰-1”火箭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进行过发射试验之外，其他方案都还在技术验证阶段。美军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能力近年来也获得巨大提升。发动机快速响应和重复使用能力，将大幅度缩短太空资产的发射准备时间、大大减少其发射成本为提高空间作战响应能力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

航空发动机推重比不断提高

美国推重比10一级的F119发动机已在F-22战斗机上得到应用。俄罗斯推重比10一级的新一代117C发动机正在苏霍伊试验设计局的飞行实验室进行试验，将很快安装在“苏-35”战机上。美国在2006年正式启动的“经济可承受的多用途先进涡轮发动机”(VAATE)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2020年，发动机推重比达到15，并能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实现马赫数3的持续飞行，到2025～2030年，发动机推重比达到20以上。

生物能源的研究力度加强未来将成为传统能源的重要补充

近几年，生物能源的优势已逐渐显现，各国都在积极研发、利用这种技术。2006年3月，美国HydrogenlCS公司开始为美空军和美陆军坦克与火炮司令部提供氢燃料电池，供其运输车和营地使用。2006年7月，美国陆军研究机构授予“超级电池”公司一份合同，用于生产一种高功率密度、低成本的XX25型25瓦甲醇燃料电池。美国波音公司已于2006年成功试验了一种拟用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氢燃料推进系统。此外，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生物能源的发展。美国总统布什2005年5月宣布生物能源是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政府于2006年3月决定，将出资10亿欧元增建16个生物燃料工厂以加快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未来，生物能源将成为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重要补充，在军用、民用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军用电子元器件技术

军用电子元器件是现代武器装备的核心部件和基本单元，武器装备信息获取、传输、存储、处理和利用水平的提高以及遂行信息化作战能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依赖电子元器件技术的进步。

集成电路技术进一步向纳米尺度及多功能一体化方向发展

目前，基于45纳米技术的商业化电路产品已经出现。美国IBM公司、日本索尼公司和东芝公司已计划联手开发32纳米工艺，并将于2013年投放市场。多功能一体化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2006年6月，美国空军在空军现代化用户设备(MUE)计划中，将系统集成芯片确定为未来军用GPS接收机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之一。

光电器件技术的发展为提升态势感知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2006年初，美国DRS技术公司演示了其采用新技术研制的中波红外焦平面阵列。美国量子阱红外光电探测器技术公司正在根据DARPA的合同，加紧发展1024×1024像素四色焦平面阵列。2006年11月，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演示验证了千瓦级平均输出功率。这种激光器体积小、质量轻、光束质量好，是未来跟踪照明探测器的首选。红外焦平面阵列技术和固体照明激光器技术的发展，为提高情报侦察、导弹预警和武器制导等系统的探测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对于提升未来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真空器件需求依然旺盛，并与半导体器件相互结合与渗透发展

目前，电真空器件在高功率、高频率领域仍占主导地位。美国国防部专家判断，2010年前有270种军事装备离不开大功率微波真空电子器件，未来20年许多军事装备系统仍然需要大功率微波真空电子器件作为其核心器件。此外，电真空器件与半导体器件的相互结合与渗透不断加速。其中，微波功率模块(MPM)作为一种新型功率器件，具有功率密度高、效率高以及相位噪声低等特点，在雷达、导弹，通信和空间系统中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先进制造技术

军用制造技术对于增强国防科技工业水平、提高国防威慑力、提高综合国力起着重要基础性作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快速响应制造技术应用效果显著，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效率

2006年，美国首次在DD(X)驱逐舰先进舰炮系统研制中成功应用了虚拟仿真技术。美国海军下代航母CVN21将成为第一艘完全在虚拟环境中设计的航母。这些航母的设计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不但实现了更好的设计效果提高了制造效率，还大大节约了研制成本。未来，随着仿真、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快速响应制造技术将获得更大的技术支撑，表现出更强的技术性能，从而为研制更先进，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奠定基础。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12

“精实案”已经完成，高层精简计划得到落实。2001年7月1日，全部完成《十年兵力整建计划》和《国军军事组织及兵力规划案》?穴即“精实案”?雪，部队编制员额大幅裁减，“精简高层、充实基层”的目标基本实现。台“国防部”及各军种总部一级幕僚单位由111个合并为80个；二级幕僚单位由444个精简为321个。在兵力结构调整上，各军种战略基本单位由52个调整为71个；各级人员削减比例分别为将级军官25％、校级军官20％、尉官11％、士官10％；军队编制员额由45万人调降到38．5万人，其中，陆军19．9万人，一线主力部队从师改为联兵旅，海军5．6万人，空军5．5万人，联勤约1．5万人，后备0．6万人，宪兵1．5万人，“国防部”机关与直属部队3．9万人。

“国防二法”付诸实施，新的作战构想正式启动。2002年3月1日，按照新的“国防部组织法”与“国防部参谋本部条例”规定，正式实行军政、军令一元化的新的“国防”体制。在新体制基础上，2002年7月23日，台“国防部”首次将的作战构想，从过去的“制空、制海、反登陆”调整为“制空、制海、地面防卫”；并提出了以“资电先导、遏制超限、联合制空、制海，确保地面安全，击灭犯敌”为指导，建立“小而精、反应快、效率高”的建军构想。据此，总体建设将“以现代化及军种整建为重点，以提升三军联合作战整体战力为目标”。

新一轮建军规划开始拟定，“军事事务革新案”全面铺开。围绕建军目标，仿效美军模式，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推动“军事事务革新案”，对的防卫战略、战略指导、兵力结构、指挥系统等进行重大调整。该项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4年到2006年底，完成“常后分立”、“联合后勤”等案，将三军总兵力由目前的38．5万人，进一步裁减到34万人，其中陆军作为重点，将裁减15％，即由现在的39个联兵旅精简至30个，人数降至16万；海、空军裁减3％～5％，分别降至五万人左右。2007年验证评估。第二阶段从2008年到2011年，以“军事转型、提升吓阻能力”为主，最终将兵力总员额裁减到30万人。

建军重点突出“制海”，军费预算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建军重点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军购预算比重将由过去10年“制空”47％、“制海”18％、“反登陆”12％、“战备”22％，调整到在未来10年内“制海”49％、“制空”22％、“地面作战”13％、“战备”14％。建军重点突出“制海”。

进入新世纪以来，费预算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据台官方公布，2001年度台湾的军费预算总额为2719亿台币，约合81．16亿美元（按美元与台币1∶33．5计算）；2002年度军费预算总额为2610亿台币，约合77．84亿美元；2003年军费预算总额为2615亿台币，约合78．05亿美元；2004年军费预算总额为2650亿台币，约合79．10亿美元。

台籍将领成为军队主流，军权本土化目标正一步步实现

台籍将领成为军队主流。近年来，台湾军队本土化步伐明显加快。上台后，即提出提升台籍将官比例，为此，他先后10次对军方高层人士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有10人晋升为上将，有65人晋升为中将，有270人晋升为少将，总计347人，占现役将领总数的70％。截至目前，台籍将官由过去的20％上升到30％、校官由40％上升到60％多的目标已经实现。新提将领中，“台籍帮”、“官邸派”与“亲信帮”等三合一的亲“扁、汤（曜明）”将领约占晋升总数的1／2强。至此，李登辉与先后推动的军权本土化目标已基本完成，为全面掌控军队奠定了雄厚基础。

新提将领普遍有美国背景。是否有留美经历已成为官能否加官晋级的重要依据。如“国防部副部长”康宁祥、“参谋总长”李杰、“海军司令”苗永庆、“国防大学校长”陈镇湘、“后备司令”陈邦治均有在美深造经历；苗永庆、李杰、“陆军司令”霍守业、“总政战局长”邓祖琳均多次赴美参加美售年会，并访问美国防部和美军太平洋总部建立热线联络；被岛内舆论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湾的影子”的“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曾在美国居住32年，并长期在美智库从事对大陆的军事研究。显然，这种军队高层人士架构具有迎合美方的内部考虑，为与美国建立实质性军事与政治同盟、彻底改变台湾军队培植了班底。

美事关系进入法制化轨道

美事关系进入法制化轨道。2001年以来，美国会先后通过了10多项涉台法案，预示着美事合作与交流在其“合法外衣”的掩护下会越来越密切。迄今为止，美台之间签订的各类有效条约协定达到140多项。

美事交往与合作项目空前提高。自2001年至今，美事合作交流项目总计达339项，赴美军事院校和基地接受美军战术思想培训的军官和士官总数达2564名。

美对售不断加强。上台以来，美对售总额已高达120．06亿美元，几乎接近1993年至1999年七年间美售台武器装备金额的总和122．76亿美元。其中，2001年4月份，美宣布向台出售四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反潜直升机等，这一笔就达40多亿美元，其武器性能由过去的防御型转为进攻型，成为自1992年以来美售台武器的一次恶性突破。据台媒体报道，近日台内部会议敲定，在“5．20”前完成军购预算，方向美承诺至少有7000亿台币（约208．55亿美元）的军购计划。

美台技术合作日趋完善。随着购置武器数量的增多，台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武器的维修和零备件的筹补问题。目前，应要求，美最大的军火集团，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贝尔公司、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大型军火集团纷纷入岛，或寻找合作对象，或自建维修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美台这种后勤与技术保障合作新形式的出现，对进一步提升台湾主战装备战力将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对激活与带动岛内的军工企业无疑也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美国军火集团借助岛内的科技力量建立亚太武器装备维修基地，以此加强其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并最终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供后勤与技术保障起到支撑作用。

以我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急骤加强

演习数量急骤增加。四年来，在完成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和强化美事合作的同时，围绕“决战境外”的战略思想，在年度军事训练中，以实战为背景的训练科目大大加强。

2001年至今，先后举行各类军事演训高达700多次，其中重大演习近300次，均以我为假想敌，多半涉及先制反制等“决战境外”内容，且远远超过时期每年的50余次。

演习内容突出了创新。纵观四年来的演习，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许多重要演习项目都是第一次出现。“汉光16号”演习中，第一次组建模拟我的“假想敌舰队”参演；第一次将“电磁脉冲”引入作战想定，通过模拟我近似实战的电磁脉冲袭击，以检验台各级信息网络系统软硬件的抵抗能力?鸦第一次在演习中使用了1000多种电脑病毒。“汉光17号”演习第一次使用了新组建的信息战部队；第一次用F－16战机发射了空对海的“鱼叉”导弹、空对地的“小牛”导弹、“麻雀”导弹、“响尾蛇”导弹。“汉光18号”演习，第一次以我2005年突然攻台为想定全程组织演习；第一次邀请“国防大学”教官扮演攻台的红军，与“参谋本部”扮演的保台蓝军对抗；筹备多年的心理战部队第一次登台亮相；台空军第一次模拟了西海岸各机场在遭到我导弹攻击后，台战机如何向东部佳山基地转场，保存实力，伺机进行第二次打击的演习科目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8月，首次针对我三峡大坝进行图上作业，还将我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等非常民用设施列入攻击目标。“汉光19号”演习中，第一次在其政府机关所属的525个单位选择了3347个点进行网络攻防演练；第一次在演习中增加了金融战、贸易战、媒体战等非军事领域的“超限战”内容。还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毒蝎计划”，扬言已锁定我广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大连、厦门、青岛、天津等十大城市作为打击目标。另据台“国防部”公布，今年演习的重点将以“三军联合作战”为核心，并划分为“作战”、“动员”、“核生化”、“训练”四个大类分别演练。

美军官演习现场指导。2001年台“汉光17号”演习，美军太平洋总部派遣两名校级军官进行现场指导；2002年“汉光18号”演习升格为两名将级军官指导，其演习的所有作战想定，均按美国兰德公司所作的2005年设想而定；2003年“汉光19号”演习，刚卸任的美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率20多名中高级军官进行现场指导。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特意邀请了事观察团赴美军前线指挥机构，现场观摩对伊作战过程、军队指挥及先进武器使用情况。返台后，伊拉克战争中的经验即列入此次演习当中。

自主研发武器装备力度不断加强

高科技民营技术纳入军事科研。台湾以中山科学研究院为中心，以岛内高科技民营技术为依托，建立了不可忽视的军事科研队伍，设置了四个“国防”科技工业园区，研究先进作战武器与关键技术，拥有2000多家具有一定规模并有能力开发军品生产的厂家。台湾军事科研已经走上了一条军民兼容、共同发展的装备发展道路，已能研制和生产军队所需的一般武器装备和部分先进武器装备，并声称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设备和能力。

美术机构前台工作计划篇13

留学美国20多年的方向明博士，两年前回到家乡杭州创业。几经选择，她最终也将公司注册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年来，作为美中生物医学与制药专业协会理事长的她，凡碰到海外留学人员，开口必讲开发区的创业环境如何优越，动员他们来开发区创新创业。

正因为众多像魏力群、方向明这样的高层次创业者通过亲身感受给开发区做了大量的义务宣传，使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中的口碑极佳。目前，区内已集聚了国家“”、省“”等各类人才695名，高层次人才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130多家。

高层次人才为何如此青睐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她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近年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部署，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实施大引擎驱动、大平台构筑、大产业培育、大环境优化“四大工程”。不断创新引才、育才、用才机制，全力打造“东部人才港”，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发展和核心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在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占得了先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引才、育才、用才机制上的创新实践，为各地区，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才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最美东部湾

以品牌建设提升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

自2012年起，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就正式提出打造“东部人才港”工作品牌，加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转型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布局。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精心设计，科学规划。为此，开发区专门委托浙江大学人才研究院，制定了将产业升级、人才发展融为一体的人才发展规划，将人才发展规划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确立了依托产业优势打造人才优势、依靠人才优势支撑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明确了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思路、重点举措和重点工程。对引才、育才、用才等方面，开发区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聚焦智慧经济、民生科技，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和培育领军型人才100名以上、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累计达到100家以上。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政策体系。开发区设立3亿元人才专项资金、6亿元科技创新资金，从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扶持人才创新创业、推动科技创新、鼓励做大做强等多个角度，制定出台人才创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扶持等政策，形成了人才与科技、引进与培育、创业成功与做强做大互相衔接、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

推行部门联动、“三招并举”的工作模式。为切实提高项目对接效率，加速带技术、带团队、带资金的项目落地开花，开发区推行人才、科技、招商部门联动机制，按照市场供需要求，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产业引进与科技引进相结合，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汇聚各方力量，实行招才引智、招商引资、科技招商合力推进，基本形成部门资源共享、部门联动推进的工作局面。浙江省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园

以渠道建设完善引才育才工作体系

人才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因此，近年来，开发区非常注重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社会资源，加大引才、育才力度，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向以政府引导、企业和市场主导转变。

载体引才。通过与海外机构合作举办北美创业大赛、全法创业大赛等竞赛吸引100多个优胜项目来开发区参观考察。同时，支持全球多肽协会、百华协会、亚洲生物会举办年会、论坛等活动，邀请近千名世界高端人才齐聚下沙，共议产业发展大计，有效提升了下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以才引才。这两年，开发区相继在海外人才集聚地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地建立引才联络站，依靠协会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推介人才回国创业创新。同时，聘请科学家、企业家、创投机构合伙人等知名人物担任开发区“引才顾问”，帮助开发区引荐、甄别人才层次和项目优劣度。

以资引才。充分发挥开发区创业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与新加坡毅鸣基金、国家“”联谊会、海邦基金、浙大创投、如山创投等资本机构合作，借助资本优势，招引一批有资本投资意向的项目。高科技企业孵化器

以平台建设加大引才、育才力度

建立“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模式。“找一个平台，承载创新梦想”。开发区早已亮出了“东部人才港”的名片。从孵化加速到产业化，开发区构建起一套支持人才创业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开发区将突出市场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等三大导向，聚焦智慧经济、民生科技，发挥人才创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打造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加快建设成为高端人才集聚区、人才体制创新园和高新产业孵化区。”开发区人才办负责人表示，为了引进人才“能落地”，开发区力求精准建设，在构建创业创新平台上下工夫。按照“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标准和“特色鲜明、品质一流、作用突出”的要求，以“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建设模式，努力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多元整合、互补互助”的平台体系。

依托大院名所引才聚才。开发区积极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进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斯坦福医学研究中心、精准医药研发中心、长三角大数据研究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等一批高端平台建设。今年开发区将通过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引进激光显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预计10年总投资超过150亿元，引育高端人才将达到1000名以上。

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用。围绕企业发展，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开发区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扶持，积极鼓励支持企业加大引才育才力度，服务企业持续发展。比如，由国家“”人才李湘所创办的中肽生化公司，通过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成功与生物医药界的国际知名公司礼来公司开展合作，成为了世界各知名研究机构和药厂的多肽首选供应商。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家“”人才1名、省“”人才5名，2013年销售产值已突破亿元，打响了“中肽”品牌。再如三花控股集团，一直坚持“管理之花、科技之花、人才之花”的经营理念，成立中央研究院，大力引进国际顶尖人才，积极培养国内优秀人才，共同开发国际领先技术。通过努力，已打造成为了全球气候智能控制王国，成为世界行业发展潮流的引领者。

“两园”合作引才。开发区与园区内的浙江高教园区早已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几年，开发区紧紧围绕开发区、高教园区“两园”战略合作，积极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通过成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海洋工程中心、浙江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等机构，鼓励高校人才来开发区创业创新。实施一年来，已引进创新创业项目20多个，各类高层次人才50多名。建设中的金沙湖中央商务区

以机制建设加速人才作用发挥

推行“一站式”服务机制。毫无疑问，要使高层次人才安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创新创业中去，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环境，需要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全力助推他们成功创业。为此，开发区紧紧围绕促成人才创业成功，建立健全领导联系人才、部门服务人才、人才服务专员等制度，快速有效解决人才创业创新在工商注册、专项投保、职称评定、医疗保障和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搭建“活动式”服务机制。创新创业需要各种平台和载体。为此，开发区为人才搭建综合、实效、多元、个性的创业和交流平台。开发区协调区内创业创新人才、高教园区各高校科技产业处、进区配套机构（金融）、风险投资机构等，成立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层次人才创业促进会，分行业领域、分活动主题、分类分时，定期组织开展沙龙、培训、联谊等活动，加强交流合作。

尝试“订单式”服务机制。按照服务市场化导向，开发区还根据人才项目的个性需求，借助政府行政力和市场力双重力量，给予项目在高端人才招聘、阶段性融资、行业专业培训等个性化服务。

下沙推出20个众创平台启动“烽火计划” 集聚创客精英三花中央研究院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拥有产业与人才优势的下沙正成为年轻创业者的热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烽火计划”，推出20个众创平台，发展“众创空间”，并统一启动20个平台的征名活动。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指出于兴趣和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变成现实的人。这次开发区统一推出的20个众创平台，里面既有部级的孵化器、科技园，也有省级、市级的孵化器。20个创业空间总面积加起来达到了130万平方米，能为6000-10000家企业提供创业平台和一流的服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