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2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篇3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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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篇5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篇6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篇7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篇8
近年来，中俄区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因如此，黑河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努力扮演对俄文化交流“桥头堡”角色。
一、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现状
（一）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官方对俄文化交流进入常态化、规范化
“中俄文化大集”是经中国文化部和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并予以大力支持的对外文化创新项目，是中俄两国之间区域性、规模性、综合性的文化贸易集市和文化交流活动，是进一步拓展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文化贸易、文化交流渠道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中俄文化大集”自2010年诞生，每年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市牢牢地把握住时机，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缘和欧亚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色优势，重新思考对俄文化交流新战略。2011年，黑河市文化局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文化局举行工作会谈，实现了双方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首次工作对接，并就建立定期合作与交流机制、更新合作方式达成共识，从而使黑河官方对俄文化交流由过去的临时性、阶段性过渡到现在的常态化、规范化。
（二）以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契机。民间对俄文化交流实现跨越升级
在多年的对俄文化交流中，黑河始终走的是官方主导，忽视或较少重视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然而，在实践中，民间交往在对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近年来，黑河市政府逐渐意识到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2011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黑河围绕俄罗斯艺术品市场，依托展览馆，以展促销，利用黑河博物馆建设中俄艺术陈列馆，成立了中国首家中俄艺术品展览企业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大力开展中俄文化及艺术品的交流、研究、收藏、展示、教育、营销、拍卖等业务。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黑河民间对俄文化交流摆脱了单兵作战，实现了跨越性升级，形成了与官方对俄文化交流并重发展的格局。
（三）以黑河学院为龙头，在对俄教育交流领域确立了“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
教育是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黑河市教育机构就与俄罗斯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黑河市本着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理念，找准双边教育的结合点和突破点，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到幼儿教育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对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以黑河学院为代表的对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起到了龙头表率作用。近年来，黑河学院坚持走与俄合作办学战略之路，除了与俄方高校互派学生、互聘专家、联合培养本硕学生外，还通过共建研究基地、合作编写教材、组建联合研究团队、联办学刊、联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搭建中俄科研合作平台，引领国际学术交流。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共建俄罗斯第三个孔子学院，大力推进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2009年6月，国家级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和俄语中心经教育部批准落户黑河学院；同年9月，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共建我国第一个赴俄留学培训基地。依托国际级的交流平台，学院在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活动期间，积极组织“全国对俄交流工作干部培训”、“中俄大学生艺术节”、“中俄教育友好周”、“俄罗斯语言文化周”、“黑河学院·远东高校田径运动会”、“中俄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携手青春共享阳光”国际青年联谊会、“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中俄青少年联谊活动等高层次、大规模活动百余项，确立了对俄教育交流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地位。
二、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但仍存在明显须解决的问题。
（一）黑河对俄文化交流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
从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实践看，无论是官方组织的对俄文化交流，还是民间自发的对俄文化交流，或者是政府行为，或者是个人行为，经常带有随意性，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关于黑河开展对俄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以何种形式与俄罗斯开展文化交流、在哪些领域重点进行文化交流、如何定位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黑河是否应制定年度或长短期对俄文化交流发展战略、黑河对俄文化交流是否应和如何提升为省或国家战略等理论问题，至今没有给予深入探讨。只有这些理论问题得到统一认识，才能指导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实践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黑河必须把对俄文化交流提升到理论高度。
（二）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领域广泛，但发展不均衡。一些领域发展非常薄弱
众所周知，黑河与俄罗斯已实现了包括音乐、体育、美术、舞蹈、学术研究、图书馆、饮食、旅游、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教育、个人收藏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领域很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尽管黑河与俄罗斯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但各个领域的交流并不是均衡发展的，有的领域发展比较完善、成熟，并得到优先和重点发展。如教育领域，如前文所述，教育交流历史跨度时间长，交流层次涉及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交流领域宽广、成为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排头兵和重头戏。与此同时，有的领域发展又非常薄弱，如对俄学术研究。黑河地处中俄合作最前沿，市内有高等学府，出于对俄合作实践的需要，黑河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理应有很大起色，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急需加大研究力度。又如图书交流，通常情况下，购买俄文图书资料要通过北京的国际图书公司来操作，并且承担着高额的费用，而对黑河来说却是例外，它可以通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俄罗斯人购买，然后带到黑河市。近些年来，黑河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与俄罗斯进行图书交流，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远远不够。
三、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对策建议
为了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工作，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仅供参考。
（一）创办高峰发展论坛，把黑河打造成中俄文化交流的学术高地
如上文所述，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应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然后重新指导实践。然而，摆在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操作。笔者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创办高峰发展论坛，通过与学界、政界、商界的交流达到上述目的。今天的黑河已具备了创办高峰发展论坛的条件。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模式为黑河提供了范例。为了促进东北地区对外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洽谈会创办了高峰发展论坛，即从最初的中俄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到今天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一度的国家级“中俄文化大集”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应利用这个优势条件，在“中俄文化大集”内创办高峰发展论坛，即“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论坛，邀请学界、政界、商界代表共商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对策。为了突出黑河的地位和提升黑河的对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层次，在发展论坛内专门设立“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合作分论坛”。创办高峰发展论坛还面临一个组织问题，从哈洽会创办论坛的实践看，论坛应交由具有一定对俄研究实力和承办大型学术会议丰富经验的专门机构来承办，而在黑河完全具备这样条件的就是本地的唯一高等学府黑河学院。
（二）加大对俄研究力度，把黑河打造成黑龙江省对俄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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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化背景下的成人语言学习
国际化和全球化在当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合作共事已是平常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地进行交流和交往是当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青年人必备的素质之一。[1]在国际化氛围下学习或工作都需要掌握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已不仅仅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必备能力，也是各相关专业，尤其是语言类专业学生和青年才俊提升自己知识层次、提高职业能力的途径之一。
国际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交际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习者懂得如何进行合理的文化导入和构建交际型教学模式都不可忽视，[2]而为学习者创造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有机会体验用所学语言成功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学以致用，更是语言专业教学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学习已变得更为开放，学习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寻求语言文化交流和通过交流进行语言实践的需求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语言专业学生语言实践和教学实践环节的语伴交流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有效的教学实践活动。本文主要讨论在职学习的继续教育语言学习者与不同母语背景的外籍人士如何开展有效的语伴活动，如何培养成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从事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二、成人学生语伴交流活动的缘起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内，语伴交流是语言学习者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中外学习者一入校园，便利用各种机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伙伴，每周定期练习语言或者交流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的人甚至因此成为终身的朋友。本文讨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成人学习者和外籍学习者的语伴交流，即基于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组织的来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学习者和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中方语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2010年至今，作为该项目的配套内容之一的“语伴交流”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年，对于在职学习的成人学生的语言社会实践，是一项很好的尝试。
（一）语伴双方背景
外方语伴：其中一些人是对汉语言有兴趣的汉语初学者，一些人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另一些人是希望通过短期来华学习和实践，获得某些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学分的认可。2010年以来，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项目中的海外人士多数是初来中国，汉语语言水平和能力有限，同一批次中人员的汉语基础水平差异很大，要与他们成功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些学习者对于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期望在短暂的来华期间，能够和普通中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建立联系，愿望很迫切。中方语伴：正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成人学习者们，因为在职学习，还要兼顾工作，很多人是为了进入下一个工作岗位进行知识和能力的储备，除了课堂学习以外，很少有机会再去进行专门的语言实践和交流。
以上这种双向的交际需要，构成了短时语伴交流的基础。虽然交流的时间和次数很有限，但中外学生们在活动中的有效参与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超出预想。
（二）语伴活动设计
语伴活动最初主要是针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锻炼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随着活动的深入和对外方语伴需求的进一步了解后，我们发现多数外方语伴汉语水平为初级，有的甚至仅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交流沟通难度很大，经常出现尴尬场面。于是，将活动扩大到其他语言专业，如英语、韩语、日语、法语等专业，这些专业的学习者参与活动的目的和对外汉语专业略有不同，他们十分珍惜这个利用目的语进行语言实践和体验的机会，期待运用所学习的第二语言和语伴交流，其间穿插少量的与对方汉语水平相当的中文交流。这样，中国学生练习了外语，外国学生也练习到中文，双方都有所获。活动在不影响成人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前提下自愿、义务参加。一般在校园和教室内进行，如果有外出或者餐饮娱乐活动则实行AA制。活动时间以寒暑假为主。自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中外双方共800多人次参与活动，外方语伴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其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社会人士，包括教师和教育官员。2011年暑期曾经遇到一批“孔子学院暑期奖学金研修生项目”的语伴。该次活动的外方语伴有50余人，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厄瓜多尔、乌克兰、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喀麦隆、德国、荷兰、葡萄牙，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场面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三、语伴交流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提高交流能力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具有不同的说话规约，遵守不同的交际原则，怎样开始交谈，怎样继续交谈，如何使谈话轻松愉快地进行下去，这之间都体现了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3]作为教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各自用自己的交际方式去尝试交流和沟通，不断总结和提高。活动以两人一组结成“语伴对”的方式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场面非常感人。每次活动一开始，大家相互间比较陌生，交流起来也有些拘谨。但是，随着相互认识和进一步的熟悉之后，沟通顺畅起来，有的还借助肢体语言，交流的内容和表情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者们对于能运用课堂中学到的教学理论知识去进行实践，感觉异常兴奋。有的同学为了交流顺利进行，事先准备了纸笔，遇到口头交流不顺畅时，将交流内容借助文字（中文或英文）进行。遇到中国语伴数量不够时，为了不让外方语伴感到受冷落，同学们还尝试采取一个中国语伴应对三位外方语伴的方式进行交流。有一次，个别同学要同时面对法、意、美三国语伴，同学们利用自己原有的跨文化交际常识，很有序地将与对方的交流顺序排序为法国语伴、意大利语伴、美国语伴，他事后在总结交流时说到：“我觉得法国人比较在意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大都会一些英语，但并不十分愿意说，所以我把和法国语伴的交流排在前面，以免他不愉快；意大利人很热情、开放，但是，和意大利语伴的沟通，也要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内容很有限，但他们的民族习性使得他们很擅长肢体语言，交流难度排第二，为此，我将意大利语伴排在中间；美国人很开放，也比较大度，我感觉他不会太在意细节，所以，将美国语伴的交流放在最后，但我和美国语伴的交流时间最长。当然，这些都是在交流开始的时候和他们事先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才开始的。”每次活动结束，大家都在快乐、兴奋的心情下惜别。
（二）培养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尊重意识
虽然“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语伴交流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活动，但也都要不同程度接触到双方国家的风俗礼仪、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包括一些著名景观、人物和事件。比如：中国的近期重大事件，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礼仪，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物价情况，等等。因此，语伴交流中不仅需要了解双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文化信息，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问题。[4]对于来自宗教色彩较浓国家的语伴，更要关注其方面的情况，事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可以使交流顺畅愉快地进行。另外，青年人共同关心的“世界杯”等话题，事先如果有所准备，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可以使内容更为丰富。有过外事经验的同学事先都会准备更多必备的知识和信息，以便从容应对。同学们之间将这些信息共同分享。在准备语伴交流的文化背景材料过程中，同学们一方面增强了对背景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特别是事先了解对方语言和民族的文化禁忌，以及对某些事物理解上的差异，以利于在交流中采取宽容心态，求同存异，为正式的交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再有，了解对方来华的行程安排和即将要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将要参观的景点，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某些细节的准备。
（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实践证明，多次参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得到了较好提升。对语伴进行汉语辅导和语言交流的技巧也随着交流的次数增加在提高。有的同学参加活动达十余次。学生C在活动心得中兴奋地说：“学校组织的‘语伴’活动，让自己有了与外籍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中练习口语，效果很好。”
（四）锻炼和提高活动组织者的组织协调能力
由于活动是以自助方式进行，因此，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被指定的负责人，都是班长或者热心公益活动的同学，在负责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当众表达能力都得到锻炼。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在活动的参与中经受了考验。曾多次担任活动负责人的学生D说：“通过语伴交流活动的锻炼，使我重新认识了我学习的专业，提升了我做语言文化交流工作的信心，毕业后，我会改换我的工作，从事与我的专业背景相同的工作。”
四、有效开展语伴活动的措施
由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语伴项目是一个跨文化交流项目，外方语伴背景多样化，中方语伴由于学习期限的影响参与者不断地面临新老人员的更替。要使这种跨文化交流能够和谐、顺畅进行，使该项目能够持续地滚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对相关背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建立规范严格的活动组织程序，才能保持活动的质量。[5]
（一）系列背景知识的准备和培训
1.背景知识的了解和准备。在活动之前，需要中方语伴学习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其中包括：外方语伴所在国家的地理、文化风情、饮食、礼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中国传统文化、名胜景点的了解，热点事件和问题，体育事件、重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活动和会议等。使中方语伴提前接触到跨文化问题，初步建立起跨文化意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心态。[6]
2.自愿参加和有引导、有组织的培训相结合。为便于中国学生与这些外国学习者顺利交流，对中方语伴进行培训是必要的。为让每名学生从“语伴交流”中获益，我们的做法是，每次活动前一周，组织学生自愿报名，在和语伴见面的前一天，再组织中方语伴进行网上在线培训，[7]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了解活动相关规定、外事礼仪、背景国文化材料等等。
（二）语伴双方的信息提前预知，根据已知信息安排好活动细节
“语伴对”名单的准备是活动能否有效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方语伴提前了解外方语伴的年龄、性别、汉语水平、职业、甚至饮食习惯等等，可以掌握交流的主动权，并有效调节气氛。在和不同语言背景、初来中国的外籍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碰撞是难免的，学生们会遇到一些困惑。所以，在培训中不仅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我们还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活动案例提供给中方语伴，针对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注意事项，并在培训中设计了提问和互动环节，为活动的有效开展做好各种铺垫。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活动效率
因为中方参与者为在职业余学习的成年人，所以，活动要适应他们的特点。从报名、培训、各种通知的都由QQ群在线完成。[8]每次活动以指定的负责人为核心，以自愿报名的志愿者为主体。制定电子版《培训手册》，在培训中及时，内容不仅包括中国文化背景材料，还包括背景国的相关文化材料、活动的宗旨和要求（活动总则、细则、活动须知）、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应急事件的处理程序等。
（四）有效监控、自主管理、适当鼓励
成人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既要尊重他们，又不能放任，否则活动不能持续进行。语伴活动毕竟属于外事活动的范围，细节不能忽略。为避免发生意外，有效监控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在有组织进行的跨文化语伴交流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和冲突是难免的。另外，语伴双方在活动进程中发生临时变化也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缺席或迟到或不守时、不守约，等等，这些都需要组织者设立及时跟进的组织程序，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设定应急的措施和办法，把问题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或零。
参加活动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将活动的心得和体会及时撰写成文字，及时总结和交流成功的经验，有的同学还能将收集的案例和自己的体会，经过精心整理后，作为作业和论文的素材，上升到理论层面，得到任课教师的肯定。有关老师反映：参加过语伴活动的同学提交的跨文化相关专题的作业和论文，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大提升。对课堂教学和专业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虽然同学们是自愿参加活动，但是，适当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们和“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主办方制作了“优秀语伴”证书，为多次参加活动、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证书，使同学们倍受鼓舞。总之，语伴交流活动在当今国际化大背景下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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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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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人文交流是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的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大动力。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和补充，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近，但人文交流不等同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简言之，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主导（主体），以他国民众为对象（客体），通过国家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内容）增进国家间理解与认同，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国际关系行为。
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交流则是由政府和民间双向推动，其范围更广，手段更丰富，对象更多元，对双边关系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随着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行为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加入，使公共外交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公共外交场域由早先的政治经济逐步扩展到人文交流领域，公共外交的问题领域、议题设置、媒介与路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高校作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路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主动承担起公共外交主体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文化先行者。
（一）多语种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基地
公共外交以他国民众作为对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多语种人才的支持。目前，以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急需各类“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满足公共外交需要的多语种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成为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一块短板。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依托多语种人才培养优势，成为公共外交外语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基地与储备库，探索公共外交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与公共外交知识、能力、素质相统一的课程体系，拓展以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为导向的中俄两国国际合作。
（二）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内容提供者与实施者
中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孔子学院承担着境内外汉语人才培养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重要抓手，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日益发挥着推广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俄语中心及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承担着俄罗斯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职能。中俄两国高校凭借多语种优势，应在两国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发展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传播。目前，以国学、中医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体育文化，以及以戏剧、舞蹈、民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艺术，正在走进孔子学院课堂，或以团组出访模式深入驻在国社区，受到各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俄罗斯电影、芭蕾、油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最近两年，俄罗斯红色旅游线路受到中国旅行者的青睐。中俄两国高校应继续强化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角色定位，发展两国间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服务。
（三）公共外交国际化平台建设者与维护者
公共外交实践需要国际化平台。国际化平台建设是高校发挥公共外交行为体作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依托中俄两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中俄高校国际化平台建设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俄语言文化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中俄青少年国际交流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研究中心、孔子学院、俄语中心等。中俄两国高校参与建设的这些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已经成为两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基地。如何发挥平台公共外交功能，维护基于公共外交实践的平台运行，是中俄两国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重要任务。
（四）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主渠道之一
与官方外交重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同，公共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利益，更重视人文交流。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高校在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际教育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跨文化对话具有共通性。高校有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外语流利，同时具备专业知识，有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显著优势，从而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主力军。在中俄教育国际合作中，两国高校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实行联合培养人才计划、合作建设国际化平台等活动，推动公共外交跨文化交流，通过影响对象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及公众来影响决策层，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构建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跨文化对话，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努力扩大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实现国家软实力输出。中俄两国高校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主渠道，应该讲好中俄故事，传播中俄声音，争取有利于中俄双方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提升两国软实力。
二、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
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公共外交“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整合运作体系的关键一环。其中，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中俄两国高校，在该体系中承担着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双重职能，在中俄公共外交实践中应着眼于在合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作用，为国家公共外交整体战略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问题领域和可操作工具。
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应遵循跨文化对话的基本规律。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跨文化对话主体双方基于不同意向，都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争取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和政策取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俄两国高校应充分利用各种公共外交平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包括传统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会议及论坛等，针对不同对象，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商界领袖、知识分子、智库、民众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既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实践舞台。为满足公共外交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项目先行、平台依托、人才培养、储备与输出并进的工作思路，服务公共外交实践，同时为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规划提供智库咨询与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资源。
三、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认为，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一）项目依托
中俄两国高校拥有丰富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资源。其中，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包括联合建立合作办学机构及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项目。专业方向涉及语言学、区域学、艺术、经济、管理、设计、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除此以外，中俄高校还有着广泛的科研合作和访问学者项目，其主要形式是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科研成果、进行学者互访等。利用校际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是高校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项目建设中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为以公民个人为主体，以他国公众为对象，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内容，以公开活动或私下交往为主要方式，以传递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
（二）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中俄两国高校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诸多机会。这些国际化平台包括设孔子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中国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国际青少年交流中心、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等。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既有机制化项目，又有依托国际化平台进行的公共外交实践，从而具有影响驻在国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简称上合项目）的框架下，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多所上合项目院校合作进行的区域学专业人才培养联合项目、孔子学院中小学生夏令营和海外文化巡演、俄语中心系列活动等。再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由于该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持续深入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其影响力不断加强，获得了亚美尼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亚美尼亚教育部将汉语确立为该国国民教育第一外语的法律地位，进而使汉语专业进入了包括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斯拉夫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学位授予体系。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还建立了中国汉语与文化中心。由于汉语教学在亚美尼亚的持续升温，中国外交部和亚美尼亚外交部已签订协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合作建立第一所汉语国际中学，由孔子学院负责教学与运营管理。该案例说明，基于国际化平台的公共外交实践能够促进语言文化推广传播和国家软实力提升。
（三）目标驱动
在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中，高校应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亦应尊重驻在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公共外交实践争取良好的人文环境、有效的人脉资源和充足的项目运营保障。除了技术性、操作性的因素以外，人们还应当在更宽广的背景下，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公共外交的崇高使命和未来发展道路。
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应为两国公共外交服务，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提供人才支持、智库咨询和科研支撑；发挥文化先行者作用，为建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服务，为建设区域内国家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发挥作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外国家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认同，促进国家间跨文化对话，增进彼此理解与互信，避免文明冲突，促进区域内外国家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四、高校公共外交活动中的文化认同：
原则与策略
如前所述，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公共外交负有促进 “民相亲，心相通”的使命。公共外交对象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与交流等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与这些外显因素相比，人文因素，特别是文化认同是影响各方合作前景，并可能造成现实阻碍的深层原因。中俄两国高校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应当思考如何通过人文交流与合作达成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文化对话，避免文化冲突，突破现实与潜在障碍，完成和实现公共外交的任务与目标。
（一）认同、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夏建平认为，“认同”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身份的认同，二是对观念的认同；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行为体之间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身份，并逐步认同国际社会规范的过程。这里，我们将认同概念引入对公共外交行为体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关系分析，并尝试从文化认同入手，揭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因素及其正面与负面影响。
与认同概念着重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的社会化现实运作不同，我们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及其国民作为行为体对自身民族文化共同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民族个性主导观念的普遍接受与经典阐释。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主体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文化认同、接受、理解与阐释的正面与负面评价，是导致国家间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正面与负面走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因此，应当从将国家作为国际合作主体的角度，通过建构公共外交活动中互为理解和接受的正面文化认同来促进各方双边及多边合作，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负面的文化认同来解决和克服合作中的问题与障碍，从而形成良性的主体间性文化认同互动，正面引导、合作共赢，从政策、项目、操作、人文等诸多方面入手，通过广泛充分的公共外交活动，促进各国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努力避免和消除消极文化认同的误解与障碍，为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间人文合作提供内发动力，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战略，构建良性的国家及国民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
（二）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原则与方法
文化认同概念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打开了新的观察视角。从文化认同理论入手，可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的文化对话提供基本概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
1.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原则问题
分析表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人文价值更具本质性。
（1）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文化冲突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对作为合作对象的异文化的认同。遵循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通过文化对话消除误解、排除障碍、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促进各国民众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奠定民意基础。
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用来指导公共外交行为体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坚持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单一文化认同，为世界各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和反对超级大国单极化战略提供了内在文化解释。
（2）和而不同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致力于加强跨文化对话，增强理解与互信，扩大多元文化认同。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各方都有各自坚持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有在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预期。公共外交行为体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尊重对方利益关切，尊重多元文化差异，多元互补，互利共生。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消解西方单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克服合作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化解中国、大俄罗斯主义、泛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在公共外交中给各国民众的交往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潜在与现实障碍。
因此，“和而不同”原则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某种能被共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扩大各方共识，形成文化认同。人文交流各方不再是一方胜过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的胜负关系、零和关系，而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利益，在各民族文化对话中找到契合点，构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双赢与多赢格局，致力于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
（3）多元认同原则：避免实用主义倾向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注意尊重各国，遵循多元认同原则。国际合作中应注意项目建设与的和谐统一，避免利益驱动、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也有不同。多元带来的潜在跨文化交际障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偶发因素突然出现，导致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坚持多元认同原则，除了要避免实用主义倾向外，在公共外交实践操作层面，应尊重自身与合作方民族宗教政策与信仰，避免因宗教背景知识不足带来的跨文化障碍。因此，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进行相应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认同背景知识培训是必要的。
2.高校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与方法，为多元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文保障。
（1）建立高校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需要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储备。中俄高校应当以大学合作为基础，建立高校间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对两国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意义。分析表明，具有多元文化认同及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建设。第一，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外国语大学联盟或建立联合大学的可行性。第二，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高校对象国语言文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各国语言学习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俄两国开设各小语种专业的高校还不多。我们建议，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将语言专业教育与区域学专业方向相结合；同时，建立区域学、双语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区域学、语言学、对象国社会与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2）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研合作机制
公共外交对象国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推行各自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框架下，推动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学研究的合作机制，对增进国家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应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整合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建立由各国多学科学者共同参加的非官方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制定合作科研项目，在人文交流框架下就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主题联合展开科学研究；就课题设计、资料公开、科研合作、分歧讨论与解决、成果发表与共享等具体问题进行研讨；在制度化安排、政策与资金支持、科研成果推广等可操作性问题上形成结论，由研究中心负责具体落实。
此外，应当在联合科研机制框架下，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国别问题研究、民族文化语言对比研究，对各国间频繁出现的文化误解和误读，国家及国民刻板印象，定型观念、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民族语言世界图景共性与差异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科学严谨的结论，供决策部门参考。
多元文化认同的联合科研攻关十分重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科研合作，以最终达成共同接受的科研成果为目标，这对逐步建立各国多元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对合作方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的同情与理解，建立“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国家及民众间相互认同与信任，构筑民间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多元文化认同智库建设
多元文化认同需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建议，“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联合各国科研机构，推进公共外交研究智库建设。智库的建立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咨询、项目调研、风险评估等智力支持。同时，区域内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平台也应发挥智库功能，为具体项目建设提供科研与实务服务。
以上，我们讨论了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教育合作中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对象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策略方法等问题，并着重从文化认同角度尝试提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与方法。公共外交主体各方可以从文化认同入手，相互调整适应，以增进理解与信任。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中俄两国高校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方法，希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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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发展趋势
对外汉语专业最早设立于1985年，随着汉语热的升温，汉语国际教育快速发展。国家汉办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从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教师综合素质五方面，对国际汉语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汉语传播专业人才。
二、高校国际交流发展情况
中国高校在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下，逐渐与世界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交流规模逐年增加。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教师和外教规模逐渐扩大，推动了高校的对外交流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内涵。主要表现在学生互派、教师互访、国际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教学科研项目合作几个方面。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国际交流活动的形式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参加国际交流的形式主要是通过学校建立的校内实习基地，利用外国学生、学者或是各类团组的来访机会进行交流学习。
（一）专业实践
观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和教学实习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校内实践的主要环节和形式。课堂教学观摩能使学生能近距离感受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为专业实习打下较好的基础。在境外实习名额有限或家庭经济能力受限等因素的影响下，学生可以通过对在校留学生的教学实践完成专业实习，锻炼教学技能。另外，协助老师参与校内国际交流活动的策划、组织管理，也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汉语言文化传播能力。
（二）志愿者服务
通过担任留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生活服务伙伴，协助老师完成留学生教学、服务管理，以语言互助学习，日常生活照顾、心理辅导等形式进行跨文化交际实训，有利于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将来更好地从事汉语语言文化传播工作。
四、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根据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知识能力学习和培养需要，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有“专业学生”、“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和“对外汉语教师”几个角色身份。这几个角色即相互紧密联系，同时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要求。
（一）专业学生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活动中扮演的首要角色，这个角色以跨文化交流技能、对外汉语课堂授课技巧及对象国文化常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从角色要求上看，学生需要掌握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学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作为一种交流技能，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既然是技能就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尽可能地利用参加校内国际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技能，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综合素质。
学习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对外汉语专业最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进行对国际语教学的汉语教师，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需要有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为基础，利用课堂教学观摩的机会，努力完善教学能力，发现更多实用的教学技巧。
（二）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
汉语语言文化传播者是一个具体的身份，这个角色肩负着汉语语言文化传播的重任，除了需要掌握以汉语言文学、外国语为基础的课程外，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播技能（太极拳、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或中国书法绘画）是必要的。同时，学习一定的跨文化交流技巧便于理解异国文化差异，积累更多的异国文化常识。另外，熟悉中国文化，能对留学生感兴趣的知识进行解读，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的相互理解与认同。
（三）国际汉语教师
对外汉语教师是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的教师，参与到校泰国学生的汉语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工作，就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对学生要求最高的一个角色。其职业特殊性要求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1.知识结构
语言学及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想让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必须踏实学好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汉语言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这是国际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全面掌握现代汉语理论，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对简单的汉语语言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及对理论的理解运用。
2.能力结构
组织教学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环节、课堂组织管理上有较好的驾驭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打破常规，用恰当有效的方法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重要。创新能力应该分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思维模式、创新的教学技能三个方面。
表达能力。要求国际汉语教师在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言学习者进行教学时，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并能很好地把握用语分寸，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3.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崇洋；在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要有合理的化解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华文化传播者。
根据汉语国际化进程中国内外高校间交流日益频繁的具体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分析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篇13
1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不同国家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无论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交流沟通都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习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许多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通过参加外语研讨会或是在线论坛进行学习和交流，但是比专业的英语学习者还差很多。专业的英语学习者比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更有机会去国外深造或是就业，有更多的资源参加国际交流和科研活动，他们更有机会去表达他们对学术的认识和见解。但是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断学习，语言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衡量一个人的交际沟通能力并不只局限于掌握的英语语法等语言知识，更要结合当地的语言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沟通，以及在沟通过程中展现的举止、语气、行为是否合宜等。
各地的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未经过全面系统性的学习，因此会习惯性地将所归纳总结的学习方法生搬硬套进交流沟通中，从而忽视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他们更注重英语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对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政治法规等方面的系统性探究，最终影响到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纵观外语教学的发展史，实现跨文化交际是最终的目标，一切的学习都是为此做铺垫、打基础。而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者并未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掌握了语法、词汇，可以进行听说读写，能够进行日常交流，学习外语的目的便已经达到，事实上远非如此。试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忽视了对方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禁忌等因素，轻者会犯语法错误，造成交流障碍，情况严重甚至会引发国际问题。因此，与专业英语学习者相较，非专业英语学习者提高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是英语学习中的重点学习方向。
2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框架
对于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不论哪个地域都应该遵循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整体培养框架可总结如下。
2.1跨文化意识培养
首先就是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只有英语学习者足够重视跨文化理念，才能够将所需的英语知识融会贯通，进行无障碍的跨文化交流。总体而言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基础的层次，就是对当地表面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个层次很容易达到。第二个层次是对与学者母语文化不同而又被大家认可能够代表当地文化特征事物的认识。第三个层次是经过一定的学习积累和实践，自己对文化特征的认识和解读。第四个层次是最难以达到的层次，也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求英语学习者将培养的外语文化融入自身的母语文化中，也就是所说的学者需要具备“移情”能力，到达这一层次需要对文化差异有包容性，对异族文化有共情能力，同时要求英语学者对自身文化、举止行为和价值观点进行时刻反省，从而激发跨文化交际的潜在能力。
2.2文化调节适应能力培养
文化调节适应能力是指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对不同文化的调整和适应的主观能动能力。比如，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方的文化与自身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是背道而驰，此能力的培养就是为了应对此情况的发生。然而对文化调节适应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对文化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事实上，也可以将此能力的培养理解为对学者心理素质的培养，该过程比较长，由于常年日积月累的文化积淀，不太容易培养学者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或是排斥。对文化调节适应能力的培养主要会经历4个阶段，初始阶段就是当学者刚开始接触新的文化时，由于对文化的了解不深，比较有兴趣并且不会排斥新文化的融入，此时处于大量吸纳异域文化的阶段。第二阶段便是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后，会对异域文化产生困惑和不解，这时候英语学者的心态会发生严重的改变，进而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大部分学者会表现出对异域文化产生厌恶的感觉，让学者更加怀念和信任自身长期以来培养的文化知识。这一阶段的人会感受无法融入其中，对异域文化产生厌倦和抵触。最后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逐步回归。随着更长时间的接触，英语学者慢慢地会理解异域文化，逐渐包容异域文化和自身积淀文化之间的差异，久而久之英语学者又会重新认识周遭的事物和新接触到的价值观念，无论在感性还是理性方面都可以调节适应。再经过一定的时间积累，学者会渐渐适应，以此英语学习者便具备了文化调节的适应能力。但在后期仍需要英语学者时刻加强文化调节适应能力，以便快速应对。
2.3文化知识的学习
语言是交流的载体，而文化是交流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它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习惯、风土人情、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笔者认为，文化知识的学习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显然更应注重交际文化的学习。交际文化可理解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在交流过程中由于缺少或者使用某个特殊词语而产生歧义或者误解，这种便可理解为交际文化。虽然交际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更为重要，但这并不否定培养知识文化的无用。交际文化注重的是在交流沟通中，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采用最为合宜的交际礼仪等，而这两种文化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2.4实战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的重点在于“交际”，也就是要和对方交流沟通，因此无论英语知识、文化知识、交际礼仪掌握的多么熟练，重点仍然在于实践，它们都是为交流沟通做“嫁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才能够巩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实践过程中，优秀的学者会结合当时的表现进行实时的自省反思，当出现问题时，注重对异域文化的理解、语言整合、举止行为、面部表情管理、交际策略等多个方面的补救和调整。
3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
3.1偏远地区
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偏远地区的教育，但是与城镇地区相比，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相差甚远。首先，偏远地区的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接触英语较晚，学习的途径也是少之又少，只能通过老师面授进行学习，稍微好一些的地区有网络，能够上网进行学习，但是获取知识，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方法还是比较匮乏。其次，由于偏远地区的师资力量有限，学者往往无法找到优秀的英语老师进行辅导学习，而且老师不注重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是一味地注重英语知识的传授，甚至可以说偏远地区的教师也并不一定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除此之外，学者们参与英语研讨会、交流会的机会也比较少，因此偏远地区的非英语专业学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城镇地区资源多的学者而言比较低。
3.2城镇地区
城镇地区的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明显优于偏远地区，优秀的教学老师都在城镇地区汇集。同时，良好的教学环境也是偏远地区不可比拟的。城镇地区的一些跨文化交际的交流协会、论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活动，也是数不胜数，经常有优秀的学者举办交流活动，供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交流学习，大家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此之外，城镇地区的英语学习者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进行深造。
4启示
4.1改变观念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我国无论是专业的英语学习者还是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都更重视英语考试的成绩，而非注重交流的本身。他们认为拿到英语证书是最重要的，忽视了对交际能力的培养。这与英语教师日常对学者的思想灌输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学者也应该自发地改变观念，语言只是工具，培养交流能力才是重点。
4.2选修跨文化相关课程
边远地区的学校应该开设相关的跨文化课程进行辅导，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者应该加强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老师言传身教，在教学中列举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供学生们反思。同时还应该注重情景模拟等，加强学者的沟通能力。对于已经工作的英语学者可参与一些跨文化的课程，或者参加学术交流会，增加见识培养跨文化意识。
4.3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
学校应多为非外语专业的学者多提供一些出国交流的机会。身处异国他乡才能够真正地提高英语水平，促进对异域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容纳。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提高；跨文化意识培养不够重视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目前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仍然有很大欠缺，尤其是偏远地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很复杂并且多样，笔者希望通过对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分析以及对偏远地区和城镇地区的不同差异课题的探究，能够让更多的教师和英语学者认识到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文献：
[1]宋葵.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教育,2011(6).
[2]王艳萍.大学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