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论文:保经济增长促文化消费经验交流会汇报提纲

再有三天，“20__中国沈阳国际冰雪节暨盛京灯会、关东庙会”就要落下帷幕。本次“一节两会”从20__年1月11日开始，到20__年2月15日结束，为期36天。这期间，我们在摸索中求创新，在实践中得经验。

一、经营工作，兢兢业业

今年，我们打破了传统冰雪节的举办方式，首次在举办国际冰雪节的同时，举办盛京灯会和关东庙会。“一节两会”于今年1月11日开幕后，随即迎来空前盛况，更加带动滑雪场人潮涌动。我们在取得骄人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三管齐下，内容丰富。今年，我们在传统冰雪节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依托关东影视城，同时举办盛京灯会和关东庙会。“一节两会”三管齐下，既各展独特魅力，又凝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承，互相拉动，相得益彰。

本届冰雪节，融合了城市元素的雪雕冰雕精品纷呈，滑雪场内人如潮涌。盛京灯会、关东庙会经过精心策划，设计了民俗表演和情景剧演出，更加丰富了棋盘山的冬季旅游项目，打造了新的旅游品牌，形成了持续的旅游热点，引爆了冬季旅游热潮。

2、前期工作，稳扎稳打。20__年下半年，集团公司就开始着手了“一节两会”的准备工作，对滑雪场的准备工作更是细致周到。冰雪大世界对5条滑雪道进行检修，使之更加适合滑雪者的需要；检修更换雪场照明灯，为夜间滑雪创造更好条件；检修双人架空索道、拖牵索道、魔毯等雪道输送工具，使滑雪运动更加轻松安全。准备各种雪上、冰上娱乐工具，如在原有雪具基础上，又新增雪板500套，以及雪圈、土篮子、自制冰车等，以提高滑雪娱乐接待能力。

3、宣传工作，活力无穷。按照统一策划、创新思路、整体包装、形成合力、注重实效的促销思路，充分利用各种平台，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宣传促销活动。“一节两会”期间，我们用多种形式的活动吸引游客和媒体的目光，打造亮点，提升人气，引领东北冰雪旅游市场。在圣诞平安夜推出了“圣诞狂欢平安夜，化妆滑雪棋盘山”的大型主题活动，通过展现化妆滑雪、浪漫圣诞苹果许愿、点燃爱的狂想、浪漫烛光晚餐、圣诞礼物大派送及万元幸运大抽奖等六大亮点，使棋盘山收到了巨大的媒体宣传效应，并为企业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元旦期间又举办了由500余名冬泳爱好者参加的冬泳比赛。这些活动辽宁电视台《及时时间》，沈阳电视台《沈视晚报》、《直播生活》、《沈阳日报》、《沈阳晚报》等10多家电视栏目及新闻媒体给予了相关报道，进一步使冰雪节的人气不断攀升。1月11日，央视新闻频道对“一节两会”开幕式进行了20分钟的现场直播。1月11日、27日、28日、2月8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又对“一节两会”做了四次报道，更加提高了“一节两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

4、经营项目，不断扩大。棋盘山冰雪大世界占地800万平方米，分9大活动区域，即：高山滑雪区、雪雕冰雕观赏区、冰上休闲娱乐区、雪雕竞技观赏区、综合商贸服务区、动物观赏区、空中游览区、冰雪体育活动区、神农乐园观光区。设娱乐项目如滑雪、雪圈、雪山冲浪、冰滑道、动力伞等30多个。冰雪大世界滑雪场现有滑雪道5条，分为练习场地、高山滑雪和速降式滑雪场地。今年“一节两会”期间，公司新引进了杂技之乡芜湖的马戏，使经营项目不断扩大，内容更加精彩纷呈。

冰雪大世界美食广场，则为广大游客准备了近百余种名优小吃，有沈阳地方特色的马家烧麦，有内蒙古大营烤肉，还有台湾优乐自助自动火锅。最特别的则是早在20__年就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名宴”称号的秀湖鱼宴。

5、冰雪产品，推陈出新。今年冰雪节中，造型新颖的雪雕冰雕仍是一大亮点和看点。本届冰雪节雪雕造雪量达到55万立方米，用冰量达到120__立方米，用冰量用雪量都比去年增加20%。不仅如此，今年冰雪节在精心设计中还融入了城市元素，如象征振兴东北装备制造业的辽宁工业展览馆的雪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体现沈城人民迎难而上的“天下及时牛”雪雕、为20__北京奥运做精彩回眸的“盛世欢歌”雪雕等，营造了浓厚的时代和城市气息。冰雕园则塑造了故宫大政殿、小南教堂、太清宫及盛京八景等能够体现老沈阳古文化的名建筑，更为本届冰雪节增添了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氛。

本届冰雪节还为满足小朋友和学生朋友的要求，增设了免费的儿童乐园---童话王国，再现了冰滑梯、堆雪人、打雪仗、未来城大滑梯等儿时冰雪地上的老游戏，同时增加了互动的集体娱乐场地，以及雪地cs真人游戏。冰雪节还为游人准备了吉祥如意的游览项目，踏牛路，逛牛市，走牛运，跨金牛等活动。

6、市场经营，稳中有序。为了满足滑雪爱好者的需求，加大了夜间滑雪的宣传力度，截止到2月10日，夜间滑雪游客达到6万人次，仅元宵节当晚，夜滑游客就达到近5000人次，为此带来了新的经济效益。

二、市场收效，成果喜人

“一节两会”经过36天的辛勤经营，所得到的市场收效，成果喜人。

1、人气火爆，客源广泛。比起以往传统冰雪节，今年“一节两会”的游客数量显著增加，今年

春节期间，我市接待游客79万人次，其中“一节两会”接待游客30万人次。仅元宵节当天，滑雪场就接待游客7万多人次。截至2月10日，“一节两会”游客量达到1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0%。其中省内游客占75%，包括30%旅游团体，外阜游客如南方游客、自驾游游客占17%，港、澳、台、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游客占8%。在2月末，计划争取总游客量突破110万人次。2、打造品牌，提升价值。国际冰雪节历经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已成为一个项目多、风景浓、环境美、设施全，并集旅游、观赏、运动、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冬季旅游胜地，被称为“东北冰雪旅游及时站”。通过今年“一节两会”的相互拉动，相辅相承，进一步提升了棋盘山国际冰雪节的知名度，全力打造棋盘山国际冰雪节冬季旅游品牌。

3、拉动经济，效益显著。截止到2月10日，“一节两会”直接收入达到2600万元，我们力争在2月末，实现收入突破3000万元，争取比去年增加40%，争取圆满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一节两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市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促文化消费做出了应有贡献。

三、三点不足，尚需改进

尽管棋盘山国际冰雪节经过15年的开发建设,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建设的速度与沈阳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其中三点不足，尚需改进。

1、坡度平缓，挑战不足。冰雪大世界滑雪场的5条滑雪道，平均坡度在5－15度之间，这对没有或初具滑雪经验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练习滑雪的场地，但对于常来冰雪大世界滑雪的游客及专业滑雪人员，雪道的坡度就显得有些平缓乏味。没有了挑战性和刺激性，使得一些游客另觅其他滑雪场滑雪，从而造成了部分游客的流失。

2、场地有限，容纳不足。近年来，国际冰雪节的品牌价值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冰雪产品及人性化服务愈加精益求精，使得每年冰雪节八方游客涌入冰雪大世界。随着滑雪运动的普及，滑雪爱好者日趋增多，每逢节假日，客流增多以至爆满，使得滑雪场显得场地有限，容纳不足。

3、道路较窄，宽度不足。今年国际冰雪节与盛京灯会、关东庙会互相拉动，游客观赏“一节两会”，往返于冰雪大世界和关东影视城，这之间仅有一条两车道的路，难以应对出入景区的客流高峰，大量人流和车辆难免造成拥挤混乱的场面，有待于开发4－6车道。在目前中央扩大内需的精神指导下，希望政府加大对旅游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针对以上问题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能够给予大力支持。

经济增长论文:金融经济增长方式探索

在现在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这种虚拟的经济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的核心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经济最早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主要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钱收集起来借贷给其他人,然后收取利息。这种生息的方法就是我国早期的金融经济形式,采用的是间接融资,而人们手上的各种证券就是虚拟的资本。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开拓以及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发达的城市开始建立证券交易所,将具有价值的证券市场化。而在证券市场中,有价证券相当于货币一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中自有交换,并且按照一定的比例换取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加快了资金周转的效率。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加入到WTO等一系列的措施都促进了我国金融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同时虚拟资本的跨国交易也加快了我国经济与世界挂钩,扩大了我国资金流通的范围,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泉。近几年我国政府正在逐渐转变现有的经济结构,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这一目的主要是根据现在的国际经济情况而制定的。现在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复杂,各国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逐渐成为了当今经济社会的主要潮流之一,并且也在不同方面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政策。

金融经济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

1998年以后,我国对金融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中央领导逐渐转变金融市场的被动状况,以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金融经济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1我国金融经济存在的问题

及时,银行业的呆坏账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呆坏账率过高将对银行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并且不利于资金链的流通,进而不利于创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近几年政府为了降低银行业的呆坏账率,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贷款方的考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加大了贷款的难度,一方面给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了高门槛,另一方面造成了银行资金的闲置,降低了资金利用率。

第二,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随着我国的开放以及受入世后的相关国际政策的限制,许多外资金融机构瓜分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且给本土的金融机构带来了不小的竞争力。为了抵御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我国银行业在业务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大型企业,从而收缩了对中小企业、农村、小城镇等的信贷业务。因而,从整体上而言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结构是不完善的,不能满足更多行业的需求。

第三,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下降。由于现在银行业业务对象的转变,现在的信贷年限更长,占用的信用资金更久,从而使得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下降。而资金的流动性下降将会对银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势必会影响到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

2加快金融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缓解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影响着许多国家,并且也让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体制。我国也不例外,针对此次的金融危机,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影响着许多其他行业的发展。

及时,加快金融业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步伐。外资银行的引入可以加大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管理上的水平以及在相关策略上的选择。同时,通过引入外资银行,可以为我国的金融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通过注资、并购、合资等途径丰富我国金融市场,降低呆坏账率等。

第二,为了降低中场信贷的流动性问题,应该通过相关的改革政策转换现有的资产证券。可以将这些有价证券通过金融市场转换为抵押的债券,通过证券交易将其转换为流动的资产。同时政府应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从而能够将金融活动的范围扩大,加快整个社会金融资金的快速灵活周转。

第三,结合现在的信息技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在网络世界的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并影响着人们现在的行为。所以,充分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将银行业的发展与电子市场联系起来是未来金融界发展趋势之一,这也加快了货币的流通范围,开拓银行业务渠道,降低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小结

金融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通过对虚拟资金的控制来宏观掌握经济的发展方向,从而提高经济体制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但是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建立较为完善的金融经济体制是现在我国政府应该积极面对的难题之一。本文就目前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了现在的金融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赖于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因而金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论文:关于经济增长中“流动性陷阱”问题的思考

一、什么是流动性陷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包括负增）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低水平，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上述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无法影响利率。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有三个特点：(1)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个人自发性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单凭市场的调节显得力不从心。(2)利率已经达到低水平，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或负利率，在极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佳，消费者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使得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经济的萧条。(3)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

二、我国经济是否进入流动性陷阱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进入流动性陷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已失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流动性陷阱。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因为从流动性陷阱的概念及其特点来分析，只能说明我国经济已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趋势或迹象。然而，据此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就更缺乏根据。

及时，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来看。经济尽管增长乏力，但并没有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0年和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分别高达8%和7.3%。2001年的增长速度与2000年相比虽有所回落，但落差不大，也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不足2%的速度。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受世界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减缓趋势。与上年同期相比，2001年1季度GDP增长8.1%，2季度增长7.8%，3季度增长回落到7.2%，4季度增长进一步回落到6.6%。呈现出逐季回落低速走势。投资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增幅速度回升不大，将影响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价格没有明显回升，仍在低位运行，消费品市场增长缓慢，进出口增幅都出现了下落的趋势，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这表明，人民币利率下调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效应还在发挥作用，但利率下调的经济效应不十分明显，还远远不够。显然，就利率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正在减弱来看，我们不能不正视和警惕“流动性陷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当然，连续八次人民币利率下调属于被动的降息，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加之，在运行中又受到较多的抑制因素，使利率下降的刺激效应遭到抑制效应的抵消：一是住房、医疗保险、教育体制改革的抵消。二是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下岗分流的抵消。三是居民对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确定的抵消。四是税收政策紧缩效应的抵消。五是物价仍在低位运行的抵消。六是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措施不到位的抵消。七是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持续低迷影响的抵消。

第二，从我国利率水平看。在开放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资本跨国流动不断提高，使国内外利率水平接近。如果考虑汇率差异，则一国货币利率相对较高，等于本币高估，不利于本国出口。因此，大多数国家都不轻易提高利率，许多国家的名义利率接近零利率，比如日本就是如此。我国已连续八次调低利率与国际社会普遍降低利率有关。过去，我国利率下调的经济效应不明显，与世界各国普遍较低的利率水平有关，这就迫使人民币利率只能进一步降到国际平均水平后，才能通过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以刺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一年期1.98%的名义利率水平，如果再考虑一个-0.7%的通胀率，实际利率已接近或略低于2.5%-4%国际上正利率水平。如果单从利率水平的角度衡量，我国根本不存在流动性陷阱所描述的零或负利率。因此，从理论上讲利率仍有下调空间。但从我国的实际承受能力看，再次下调名义利率，就容易触发资本外逃，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到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和投资与消费的偏好。

第三，从我国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不是很大来看。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利率已经达到低时，此时居民对货币需求弹性为无穷大，就会使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反之，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越小，就越不可能存在流动性陷阱。但从我国连续八次降息的实际情况分析，居民储蓄存款增速放缓，有所分流，但降幅较小。这表明，我国居民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一直都是比较低的。其原因在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还没有市场化，经济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强。因而，连续八次降息的政策效应不明显，是与我国没有达到利率和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有关。

第四，流动性陷阱概念的前提应该是经济的市场化。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利率变动的杠杆作用就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灵敏，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能简单说我国经济就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利率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调节作用低效或失效，对于像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并不意味着凡是利率杠杆不发生作用的情况都称为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理论尽管已由来已久，但在世界经济史上真正陷入进去的国家只有日本等较少数国家。尽管战后各国货币当局在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影响下，在需求不足，经济处于下滑时都普遍偏好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即便是一个国家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趋势或迹象，货币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应该看到，导致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虽然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因此，面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新情况，虽然我国连续八次调低利率来促进需求的效应不十分明显，单纯依靠利率杠杆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由此否认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偏向单纯地只求助于财政政策而放弃货币政策。而应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者搭配结合起来，才能同时对流动性陷阱的出现起到预防作用，这样才可能防止利率和货币政策低效或失效，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增长与中国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趋势

内容提要：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梦想，中国改革的领导者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在西方经济学，尤其在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收敛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并且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暗含了这种收敛性的存在。可令人遗憾的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却使这个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存不存在收敛性是这篇论文所期望验证的，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检验模型的拟合并不令人满意，但一个基本的的结论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收敛。

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穷的国家或地区是否有比富的国家或地区增长更快的倾向。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性。如果存在，尽管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可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它们将最终趋同；如果不存在，则会出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显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愿意看到后一种情况出现。经济学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至少就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十分令人欣慰的。索洛在1956年的论文就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一个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而与一个经济的初始位置无关。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索洛模型的逻辑，距离经济增长均衡点越远的经济倾向于更快的增长。当然这只是理论方面的结论，还不能肯定其在实际中是否成立。为了检验索洛模型的语言，Baumol（1986）的论文使用计量手段对此作出了检验，结果得到了近乎的收敛性。但由于Baumol的论文存在数据样本的选取和使用数据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等多方面的问题（Delong，1988），极有可能高估了收敛Delong自己的研究证明，在加入了七个新样本（包括阿根廷、智利、德国、爱尔兰、新西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减去一个国家（日本）之后，收敛性几乎下降? 艘话搿H绻诳悸橇薌DP的衡量误差之后，结论变得根据扑朔迷离，几乎不存在显著不为零的收敛性。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众所周知，我们实现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维持着不低的增长率。[1]那么中国不同省分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否存在着显著的收敛性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使用了Baumol的计量模型和中国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虽然由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和中国特殊的情况，回归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一些定性的结论还是比较明确的，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结果。

Ⅰ. 收敛性的理论推导和检验模型设定

假定一个经济体，它的社会生产函数为传统的Codd－Douglass生产函数：

Y＝KαL1－α。其中Y为总产量，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存量。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不过，是否存在技术进步，对我们的推导并不重要。为了使进一步的推导具有简洁性，我们假设此经济体具有索洛模型所假设的一切性质，如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常数（假设为n），外生且固定的储蓄率（设为s），折旧率为δ，没有经济波动，保持充分就业等等。

变化生产函数，得到其密集形式：y＝kα …………（1）

其中y＝Y/L，k＝K/L。由于资本和劳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则所有变量都可以写为时间t的函数，于是我们有k（t）＝K（t）/L（t）。对这个式子两边对时间t求导，得到：dk/dt＝sf(k(t))－δk(t)－nk(t) …………（2）

由（2）可知dk/dt是k的函数，如果当k=k*时经济达到均衡增长路径，则

dk/dt＝0。因此，在k=k*出对dk/dt＝dk/dt（k）作一阶泰勒级数近似，可得：

因为β＞0，则随着时间的推移，y(t)-y*会越来越小。当t趋于无穷时，y(t)-y*趋于零。换言之，新古典假设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即α＜1，就暗含了经济将最终收敛的假设。如果令初始期到t的平均增长率为r，则y(t)=erty(0)，将之代入等式（8），有：erty(0)＝e－βt（y(0)-y*）＋y*，推出：

我们可以看出，初始人均产出越低，则平均增长率越高；反之，则越低。下面，我们将使用中国大陆28个省（不包括海南、重庆、西藏）1952年到2000年的数据对这个结论作出检验。

假设i省在t期的人均GDP为yi，t，在初始期人均GDP为yi，0，如果从0期到t期的平均增长率为r，则yi，t＝ert yi，0，于是平均增长率ri＝（lnyi，t－lnyi,0）/T。如果存在收敛性，这0期的y值越低，则平均增长率越高。为了使回归具有可行性，对等式（9）作出简化，因此我们设定回归模型：

ri＝A＋b*lnyi，0＋ei …………（10）

其中A为常数项，ei为随机扰动向。如果回归结果显示b为负值，这证明存在收敛性，并且b值越大收敛性越强。使用

并且此模型的拟合优度也达到R2＝0.83。与前面回归的方程相比，方程（14）拟合的极好，证明沿海九省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有着强烈的收敛性。

Ⅱ. 结语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就全国来说，1952到2000年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不太显著的收敛性，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几乎不存在收敛性，尽管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三线地区（包括四川、湖北、陕西、河南、贵州）的投资额由“一五”期间占总投资额的16.9％上升到35.1％[2]，但由于投资过分强调国防安全考虑而忽视了经济效益，总体来说对缩小区域经济作用不大。78年以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要明显快于其他地区。[3]但是，从全国的数据来看，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要比改革开放前显著的多。可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更有利实现经济的趋同。其间的原因可能和市场化改革以来资本、劳动的流动性增强有关系。但现在还无法将这些因素列进标准的计量分析。不过，整个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沿海地区内部显著的经济趋同，虽然样本观测值较少这一事实限制了计量模型的可信性，但即使从直观上来看这种收敛性也是很明显的。[4]沿海各省区经济快速显著趋同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可能是对市场经济有利于加速经济收敛的更好的证据。遗憾的是，我国最终决定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到现在也不过才十年? 氖奔洌淙蝗绱耍匆彩找娣饲场O嘈盼颐侵灰岢质谐母铮甘旰蠊餐辉＝换嵩诮鼋鍪强诤拧?/P>

经济增长论文:关于我区保持经济增长采取的工作措施

一、1-4月份我区主要经济指标及项目情况

1-4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2141万元，同比增长3.5%，完成全年计划的27.2%；累计完成销售收入320__万元，同比下降22.1%，完成全年计划的22.1%；累计完成利润总额1600万元，同比增长10.4%，完成全年计划的34.8%；累计完成税金总额600万元，同比增长6.1%，完成全年计划的17.6%。

1-4月份，全区新开工项目8个，其中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5个，拟开工项目15个，其中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10 个，续建项目8个，其中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3个。

二、1-4月份我区经济运行及项目工作情况分析

年初以来我区的工业企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部分重点企业运行态势良好，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区部分重点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相当的困难，具体如下：

1、土地资源紧缺，企业发展空间受限。近年来，部分重点企业陆续迁出我区到高新区、开发区建设新厂房，这对我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显现明显。

2、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随着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我区工业企业普遍面临着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降，库存增加，效益下滑等问题。

3、建设资金不足，企业发展速度缓慢。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行放贷规模受到严格管控，因此我区大部分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相应出现，这也成为影响我区发展全局、制约我区经济增长后劲的突出问题。

三、我区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消除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利的影响，我区上下沉着应对、坚定信心、狠抓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抓好跟踪服务，推进项目建设。改善对现有企业的服务，派专人驻招商引资大企业为其服务，并专门培养一批专业人员，为外来投资者提供高效品质的服务，真正做到亲商、安商、富商。实行“三个一”服务，既为每一个项目安排一名区领导、一个部门、一位专职服务秘书，为入驻我区的企业代办和协办各种手续，以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协助项目单位尽快办理土地、环保等手续，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通过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种银企对接活动，做好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作用，逐渐建立起企业融资平台，帮助企业解决各类资金短缺等问题，全力确保竣工项目早投产、在建项目早竣工、签约项目早开工、在谈项目早落地。

2、加大监控力度，做好协调工作。继续加大对各企业经济运行的调度、监控力度，建立联动机制，每月由主管区长主持召开经济主管部门运行调度会，及时分析把握企业运行态势，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力争做到及早发现、及时沟通、立即解决，对区各级部门解决不了的困难，要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争取协调解决，把保障每一户企业的平稳运行作为当前经济运行工作的重点来抓，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使我区停产、半停产企业尽快达产达效，确保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圆满完成。

3、壮大骨干企业，培育产业集群。把现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作为产业集群培育的基础，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与其关联产业，逐渐形成产业集聚。重点是强化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的帮扶工作，较大限度减小金融危机对企业带来的影响，稳定企业始终保持满负荷运行。

4、加强招商引资，扩大对外开放。打破以往“等、靠、要”的旧观念，组建招商小分队，树立主动上门招商的强烈意识，用真诚感商，以实惠利商，积极主动地把项目请进来。重点围绕阜矿集团闲置厂房、设备和土地资源、楼宇资源，引进一批大型工业项目、商业项目和总部项目。

5、集中全区力量，搞好重点工程。紧紧抓住工业新城区座落我区的有利机遇，集中全区力量，推进新区的开发建设。重点搞好经济转型就业基地、工业地产、小商品批发市场、房地产项目建设，启动国际矿山旅游区建设，加快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搞好产业基地和旅游区的策划包装工作，广泛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系，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切实保障重点工程持续建设。

经济增长论文:对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

一、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从安康市5个县级村建设的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并搜集相关经济建设项目数据以及设计内容。

(二)研究方法。

采用稳定性检验的方式,对5个县级村的金融系统进行稳定性测评,同时还应将搜集到的经济建设发展数据进行科学评估,探讨数据的真实性,从而找到农村经济增长真正的影响点和动力源。在调整数据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将数据引入设定的空间模型内,用静态参数描述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增长关系。并通过控制变量法递推经济增长的理想形式与最为有效的金融体系结构。

(三)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思考。

据统计,5个县级村的金融体系构建较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能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每个县级金融体系平均能够支撑乡镇农业企业45.34%的资本供应,且能够体现该县农业企业经济发展特征。与此同时,在金融体系的支撑下,城乡二元经济已逐渐走向融合,且在固定的经济活动范围内,乡镇企业可以凭借金融市场调整自身的资本运用结构,扩大其产品的经销市场。金融体系在为县级村提供经济建设资本的同时,为促进农村贷款业务的发展,由政府立项、乡镇企业的服务体系已建立完成。由此可见,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作用是相互的,稳定的货币金融政策投入使用之后,农村各经济组织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趋势,在利率水平较高的投资活动中,要想得到良性的发展环境,必须从宏观经济体制上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二、基于金融体系改善农村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建议

综上分析可知,乡镇企业对实体经济非常感兴趣,但是对虚拟金融投资产业的发展意愿并不热烈。所以要想通过金融体系改善农村经济体制,必须从宏观经济调控入手,深入研究传统产业利益、投资意愿与储蓄需求之间的关系。市场类型不同,政策与经济体制的特殊性都会严重抑制金融体系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与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几点改革建议:

(一)推行货币金融政策。

现代农村经济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乡镇企业要想扩大经营规模必须依赖于金融市场,增进金融与经济市场之间的联系,通过货币和股票交互发展,创造新型的企业发展模式。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新农村经济建设应摒弃传统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发展目标的经营理念,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创建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农村贷款项目,政府还应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开展联合生产活动,以实现大力推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发展目标。

(二)强化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总体来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强,对农村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农村政府要想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根据其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改革政策,重组经济市场,制定符合经济发展利益的财政制度,多方位的支持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通过上文对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可知,我国要优化农村经济系统,必须建立相应的服务部门为其提高必要的资金支持,所以金融农村对现代化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意义。

经济增长论文:对浙江旅游产业化进程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浙江省旅游产业化进程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浙江省旅游产业化进程 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迅猛,并日益向产业化发展方向推进。2011年,浙江省新增4A 级以上景区23 家、四星级以上宾馆22 家、共评出104 家星级旅行社。浙江省实现旅游总收入4080.3 亿元,同比增长23.2%,相当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12.8%,相当于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29.1%,旅游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三。全省旅游业增加值预计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5.7%,旅游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7%[1]。

1.浙江省旅游产业化发展的阶段

由于旅游业属于商服业而归属于第三产业范畴,故具有不同于及时、第二产业的特点。但可设创以下衡量指标体系:旅游景点设施、服务机构设施的资产额、投资额及其增长率;旅游服务企业的集团化、联合化程度;特色集中景观数量、旅游服务企业数量;旅游服务业的经营总额或产值,包括旅游服务产品与旅居游乐而购买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的总价额;旅游服务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科技含量;旅游市场的国内外区域范围、旅游人数、在社会商品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旅游服务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额或其占有的比重等[2]。

2.浙江省旅游产业化初步发展阶段的状况

(1)旅游产业化形态初步形成

由景观设施、企业经营设施到组织结构都已形成了一个初步体系;一些产业化经营的企业集团与联合体已经突现;服务产品体系与旅游活动所需宾馆酒店供应体系已基本形成;服务经营已达到初步规模;服务活动与旅居所需商品的科技含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旅游服务市场正在向全国与国际范围扩展,国外旅客已占有一定的比重;旅游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升;对旅游产业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已基本形成等。总之,已形成了旅游产业化的初步形态。

(2)旅游产业化有待提升与完善

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自身条件的限制,局限了产业化发展的速度,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与旅游企业自身实力的提升,势将向旅游产业化的第二发展阶段推进。必将改变当前旅游主要景点设施建设与旅游经营机构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偏小;旅游服务经营企业现代化、集团化、联合化形态所占比重偏小;旅游业经营额在社会生产总值中贡献率较低;旅游服务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过程的科技含量的现代化水平不高;旅游经营机构体系与管理体制尚不够完善;旅游的综合经营效益提升速度不高等,也必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推进。

(二)浙江省旅游产业化进程推动着浙江省旅游经济的不断增长

1.浙江省旅游产业化进程推动着旅游经济增长发展速度与梯进层次

为了考核由于其产生化发展进程对其旅游经济增长的推动关系及增长状态,需要科学设定旅游经济构成要素指标及其三个层次的定性和定量数据标准体系。首先,是旅游经济构成要素指标体系,一般应包括旅游业的资产总额、总产值、税收总额、净收益额、进出口总额、创外汇总额;旅游经营企业与组织数量、从业职工数量;着名景点、景区、企业数量;生态环境优化指标等,所构成的体系。其次,是旅游经济各构成要素的年增长率与各发展阶段的增长率;再次,是这些旅游经济各构成要素数据在浙江省社会经济各发展阶段相应构成要素中所占的比率[3]。

2.浙江省旅游产业化推进旅游经济的较快增长。

(1)旅游产业化的初步发展促进了其旅游经济的规模化

旅游产业链的纵向与横向扩展,使更多的相关企业集合于旅游价值链的创造中,这不仅增大了旅游业的资产总额,而且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生产总值与国家税收总额,同时,还扩大了国外旅客的旅游外汇额,从而增加了外汇的进口规模。据统计,浙江省上述各项指标以快于其他省区的年增长率增长,并快于本省其他产业的年增长率增长。2011 年,浙江省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增长,消费水平持续走高。根据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报告(2011 年),全年接待国内游客3.43 亿人次,同比增长16.3%,实现旅游收入378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3%。浙江省入境旅游市场稳步增长,但增速较2010 年显着回落。据统计,全年接待入境游客773.7 万人次,同比增长13%;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5.4 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其中接待外国人515 万人次,增长15.1%;香港同胞92.5 万人次,增长8.1%,澳门同胞25 万人次,增长8.2%;台湾同胞141.3 万人次,增长16.8%。

(2)旅游产业化初步发展促进了其旅游经济的集约化

由于旅游产业化的初步扩展,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使旅游业的经营设施与着名 景区的优化建设更多的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同国外旅游的交流合作和旅游市场向国际范围的扩展,更多的引用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旅居服务经营管理中先进科学技术与经验,使旅游业粗放的经营状态向集约化的经营状态迅速转化。科技含量迅速提升,不仅优化了服务经营的质量,更好的满足了人们对旅游服务的需求,还大大提升了其服

务经营效率,从而大大降低了服务经营成本,获得了更多的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二、浙江旅游产业化进程加快旅游经济快速增长的对策设想

(一)加快制定科学而适用的浙江省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战略规划

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总结现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个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方案。这个战略规划方案的规划期可暂定为五十年。其战略规划方案应包括战略指导思想与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战略目标;战略内容,尤其是各细化项目的内容;战略的初、中、长三个阶段;战略重点;战略突破口;战略对策 措施共八大要素。同时,要制定具体的年度实施计划,并推动全省人民共同参与,使之成为我国的旅游大省。

(二)加大各种投入力度

一是,要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2011 年,浙江省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旅游项目建设“5010”计划,突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项目实施,2011 年,19 个被审核的旅游度假区累计完成投入968.6 亿元,启动旅游项目127 个,实际完成投入162 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113 亿元,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864 万人次。二是,吸引更多的人才,优化经营队伍结构,根据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报告(2011 年),浙江省各地举办了各类旅游人才培训班,其中省旅游培训管理中心举办各类培训班共计125 期,培训人数共计18443 人,同比增长12.74%[1],提升旅游景观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的科技含量;三是,完善旅游管理体制;四是,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与旅游景区,同时,优化发展原有的着名旅游景点与景区,除提升自然景观外,更加扩展人文景观要素等。

(三)加快组建与扩展现代化的旅游产业化集团企业体系

要采取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产品与物质产品一体化,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一体化等方式,将现有独立、分散经营的旅游企业与组织,向联合化、横向一体化推进,使其产业化形态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截至2011 年底,浙江省新增27 家A 级景区、42 家部级绿色饭店、104 家星级旅行社、27 家特色文化主题饭店,初评27 家高星级饭店。全省有8 家旅行社进入全国百强旅行社序列,1 家进入全国税收10强序列[1]。这种旅游产业化集团体系不求隶属关系的统一性,但求整个旅游产业价值链的有机磨合。

经济增长论文:广州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政府部门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为百姓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所必须的资金需求。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决定财政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二者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长期稳定关系,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持续性。近年来,国内多数学者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杨莺莺(2010)以北京市为例,研究时间为1994—2008年,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财政收入呈现快速增长且增长态势可持续。张洪铭等(2011年)运用OLS方法研究了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结果发现重庆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且财政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林等(2013)对1953—2010年的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GDP名义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了非参数回归,结果表明:GDP名义增长率在0%~20%范围内时,二者之间近似于线性关系,超过这个范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研究者有研究全国范围的,也有城市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不够完整,本文以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平稳性检验、E-G两步法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1978—2012年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深入分析。

二、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分析

以1978年相比,分税制改革后广州财政收入与经济总量均出现快速大幅增长,财政收入和GDP总量在1978年分别为14亿元和43亿元,而在1994年分别为64亿元和985亿元,各自是1978年的4.5倍和22倍,到了2012年财政收入到达1580亿元,是1978年的113倍,是1994年的25倍。而GDP总量达到13551亿元,是1978年的315倍,是1994年的14倍。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总量的具体现状如下。

1、广州市财政收入总规模与经济总量不断增加

1994年之后,广州市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同时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1994年至2012年广州市财政收入总量由64.87亿元上升到1579.68亿元,年均增幅达到79.73亿元,说明广州市财政收入的规模达到快速增长。1978年,广州国内生产总值为430900万元,2012年达到135512100万元,相当于1978年的314倍。从图1可以看出,1994年之前,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GDP总量总体规模增长缓慢,自1994年以来,广州市的财政收入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二者的增长趋势一致。

2、广州市财政收入增长变化多,经济增长变化平稳

从图2看出,1978至2012年之间,财政收入增长率出现过五次负增长分别是1979,1990,1994,1996,2002年,增长率较高几乎达到80%(2007年),低是-20%(1990年)。1978年至1990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在0%~20%之间,1991年至1997年,财政收入增长率跌宕起伏非常厉害,除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异常快之外,2000年至2010年保持在20%附近,2010年之后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相比,广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对平稳多了,GDP增长速度较高为1993年的46%,低为2012年9.08%,1978年至1994年GDP的增长呈上升趋势,1997年之后增长速度在20%以内。总体而言,财政收入增长波动性大,而经济增长变化平稳,且二者保持了协调发展、同步增长的趋势。

3、财政收入弹性系数分析

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财政收入弹性系数,该系数的大小反映了财政收入与GDP两者之间谁的增长速度较快。从表1来看,1978—2012年中,有14个年份的财政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较高达4.37,有15个在1以下,其中6个在0.5以下,另外还有5个为负数,最小为-1.81,说明在大部分年份广州市的经济快速增长能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能够协调发展的。

三、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结合广州市财政收入的现状,不难发现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具体情况如何,本文以广州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1、变量的选择和样本数据处理

以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以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CZ)表示财政收入,对上述序列均取自然对数以消除CZ与GDP序列的异方差,为了后续工作的方便,对数据处理后均采用原符号表示。初步构建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

CZi=?琢0+?琢iGDPi+?滋i(1)

式中,CZi表示广州市第i年财政收入的对数,GDPi为广州市第i年经济增长的对数,?琢0是常数项,?琢i分别是GDPi对CZi的弹性系数,?滋i是残差项。

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2012年,所有数据均来源历年的《广州市统计年鉴》和《广州市财政统计年鉴》,软件采用Eviews7.2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研究。

2、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模型中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需要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先对序列CZ与GDP选择截距项和趋势项的形式分别进行ADF检验,在ADF检验时,滞后阶数遵循AIC准则和SC准则。表2检测结果表明,原序列显示非平稳。再进行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D(GDP)分别在1%,5%,10%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ADF检验,而D(CZ)没通过ADF检验。再对CZ和GDP进行二阶差分,都通过ADF检验。因此,CZ和GDP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在所有的显着水平上是趋于平稳时间序列,即CZ和GDPI服从二阶単整。 3、协整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时间序列CZ与GDP都是I(2)的时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利用恩格尔—格兰杰的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E-G两步法首先得建立模型,运用软件用OLS法进行回归,得出以下回归模型:

D(D(CZ))=0.912436+0.703084D(D(GDP))(2)

(1.548090) (11.99733)

R2=0.813492 F=143.9359 D.W=0.178540

R2值比较高说明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常数项和GDP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但是D.W值比较小,说明存在自相关性,再对残差的水平值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是否平稳。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见表3,从表中可知残差序列的二阶差分在所有显着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说明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关系)。从方程(2)表明,GDP增长率每增加1%,财政收入增长率就提高0.703084%,说明广州市的经济增长能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上述检验得知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做因果检验。计量经济学中常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影响的方向,其检验思想为:一个变量B的变化,是由于另一个变量A的变化引起的,则变量A的变化应当发生在变量B的变化之前。本文为了研究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时间,选择滞后期为1-4期,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4。   表4显示:连续滞后3期都拒绝了“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Z”,说明广州市的经济增长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因。滞后1-2期拒绝了“C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的原假设,滞后3期后接受了“C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的原假设,说明短期来看广州市财政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长期来看财政收入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从而得出结论:滞后4年中,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财政收入的增加Granger因。

四、结论

本文运用了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如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对广州市1978—2012年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以下实证结论:广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经济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每增加1%,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就提高0.703084%。

经济增长论文: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对策的研究

经济增长的前提是需求增长,需求有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块,他们共同构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样是由于这“三驾马车”来拉动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对经济的拉动起着不同比例的作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寻找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从总量上来看,我国GDP已经名列世界前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经济增长率为9.9%。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动力源泉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从投资、出口和消费需求三方面来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动力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近年来我国投资总额占GDP呈逐年上升趋势,从90年代的36.2%上升到了2005年的48.6%,对我国GDP的贡献不断上升;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也不断上升,1998年为1/3,2004年上涨到了67%,2005年更是有望力攀新高。

同时,我们从投资领域中还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幅过大。我国2003年全年固定投资的增幅是26.7%,2004年是25.8%,2005年为25.7%,2006年1~2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294亿元,同比增长26.6%。从改革开放26年来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是13.5%,加上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10%的波动幅度,也就是增长幅度不能超过23.5%,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增长率大于23.5%的固定资产处于过热状态,投资的外延性明显,投资增长方式粗放,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材料工业投资超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各类开发区过多,滥占耕地现象严重;民间投资在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非国有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占一半左右。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对若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紧缩是必然的政策基调,可是一旦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掉到平均数以下,失业矛盾恶化。倘若扩张,那么对于本来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资产投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结构性矛盾会进一步恶化,供求紧张的局面会进一步强化,有可能演变为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松”和“紧”都不能的情况下,原来过分依赖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就面临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

(二)出口需求

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高。近几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43.89%上升到了2004年的72.59%,我国的对外贸易度高,出口需求对GDP的贡献逐步上升。

然而作为经济大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会增大经济的脆弱性。同时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使国外消费者享受了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致使国民福利流失,同时也会因贸易的顺差而国际收支不平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和的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出现,最终导致经济的不平稳运行。

(三)消费需求

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下滑,1998年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3,然而到了2004年却下降到了30%。数据显示世界平均消费率逐年上升,而我国最均消费率呈不断递减趋势。中国要达到世界平均消费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

表32000~2004年中国最终消费率

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选择

从以上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分析可以看出,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消费率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稍微逊色。然而由于固定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使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着巨大挑战;过大的出口需求将会增加经济的脆弱性,导致经济的不平稳运行,因此下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和平稳。当前消费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和世界平均消费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最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可是只有依靠自身内需、特别是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有效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扩大消费将会成为近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将从投资拉动型转向以消费拉动型。

三、目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难点分析

我国未来的经济模式将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然而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水平却相对世界平均水平较小,因此未来增长模式的转型所面对的难点主要是如何扩大我国的消费需求。我国消费需求的主体主要是居民、政府及企业。下面就从三个主体上来谈一下我国扩大消费需求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水平不高

首先我国居民的购买力不强影响了消费水平。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且城乡居民,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不高,可以用来消费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其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未来预期收入下降,抑制了即期消费;我国目前的消费环境不理想,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能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不合理消费政策的限制,使居民在用电,购房,购车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门槛较高。同时在服务消费领域,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社会化、产业化、现代化程度低,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等制约了居民消费。

(二)政府、企业较高的储蓄率影响了最终消费的提高和扩大

在过去几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年平均增长率达15%以上,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企业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业非常高,累计了大量未分配利润,占GDP比重达到20%,政府集中了很多资源,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积累,导致了这两个经济部门较高的储蓄率,自然最终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和扩大。

四、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针对以上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存在的问题分析,在扩大我国消费需求上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针对存在的障碍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一)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

鉴于我国居民消费不力的几个因素,我们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恢复居民消费信心,增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

1.降低据来未来预期支出,扩大即期消费需求边际倾向。主要是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入手,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提高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2.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岗位,提高扩大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消费基础;

3.适度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点,制定增收减支措施,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4.改善宏观消费环境,保障城乡居民的安全消费,促使居民敢于、乐于消费。主要措施是畅通市场渠道,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坚决打击制假、商业欺骗、偷逃骗税活动,制定和完善鼓励消费措施,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加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等;

5.扩大消费领域,增强居民的消费选择性。在扩大一般性商品服务的同时,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应有的投入,提高居民在这些领域享有的消费水平。

(二)降低政府、企业的储蓄率,扩大消费需求

对于政府消费需求的提高,政府应该更多地进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缓解应当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突出社会矛盾,从扩大投资需求向扩大消费需求转移,重点支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企业也应当将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转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将其都用于投资。

(三)农村消费城市化

农村消费要寄希望于城市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是启动农村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其消费结构的关键。我国目前农村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就要使这些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使之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向城市消费方式转变。同时,加大农村跟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使得农民进城更畅通,更好的解决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存量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四)开发不同的消费热点

在我国带动消费主力军的城镇高收入群体,经过几轮“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的消费热之后,如何继续挖掘他们的消费需求,扩充内需潜力,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众多的观点认为要积极开发新的消费热点,在短期内迅速带动消费需求的提高。同时随着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旧的消费热点依然可以很好的再次发挥作用。总之,对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呈现不同的阶层,依靠一两个热点是很难得到大范围的消费需求提高,要通过“量体裁衣”,不断开发新的消费热点,来分别适合不同的收入阶层和消费阶层。

(五)加快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实践

,扩大消费需求

消费资本化理论是由我国经济学家陈瑜于21世纪初提出来的,其主要核心内容是,将消费向生产领域延伸。当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时,生产厂家和商业企业应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采购视同视对本企业的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给消费者。此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他的消费行为同时变成了一种储蓄行为和参与企业生产的投资行为。于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投资者,消费转化为资本。该理论作为新经济增长的近期理论成果对于经济的发展资本提出了很好的解决作用,同时她又是增大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原动力。因此加快该理论的成熟,使之更快的实践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论文: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将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急剧动荡，在这里危机的时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委紧密结合当前工作重点，着力突出实践特色，把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抓手，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近期，委党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周密部署，超前谋划，各有关司局快速行动，连续奋战，及时把中央各项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落实到位，不断丰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

一、深入分析，及早谋划，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最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确估量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影响，事关对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事关宏观调控方向、力度和节奏的把握。面对严峻形势，委党组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等单位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政策措施建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解振华同志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和中央党校、体改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为克服形势变化较快、统计数据相对滞后的困难，张平、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张茅、彭森、张晓强、杜鹰、穆虹、刘铁男、苏波等委领导分别带队赴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掌握及时手情况。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委领导及时谋划，适时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是组织召开20个单位参加的部门协调会，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的要求，分解落实国务院4季度工作部署，确定了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八项具体工作的分工；二是针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较快，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三是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十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建议。

二、抢抓时间，突出重点，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国务院领导紧急指示后，我委汇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仅用12小时就完成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建议、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时内4次修改完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汇报稿。经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我委的汇报稿，总理作重要指示，并议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后，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委对“十项措施”作了修改完善，于当日晚间以中发18号文正式转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后，在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统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新增1000亿中央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昼夜奋战，投资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实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资主要安排了农村安全饮水、大型灌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南水北调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时研究提出了江西峡江水利枢纽、贵州黔中水利枢纽、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的审核意见，现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农业方面安排了国有农垦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品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农村沼气建设的新增投资也已落实到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总体原则下重点考虑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决方案中的“短平快”项目，以有效缓解部分区域运输紧张状况。目前，由基础产业司负责的年内新增中央投资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实到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和西部干线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及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等具体项目。在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中，涉及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有130亿元，也已全部到位，具体落实到了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职业

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中医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新增的投资已经全部落到实处，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试点项目、重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三个方面。支持自主创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亿元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四个方面的建设，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生物、航空等领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已经全部落实。其他目前还没有到位的投资安排，相关司局正在抓紧落实，将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达完毕。

三、跟踪形势，强化责任，切实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委党组深刻认识到，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发改委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要把能否履行好职责、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作为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是不是真正取得实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党组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全委上下都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继续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自觉地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同做好发展改革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下一步，一要密切跟踪形势，判断国内外经济的走势，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二要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细化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应对措施；三要狠抓工作落实，当前重中之重是要把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快见到成效。

经济增长论文:能力和创新论：考察地区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鉴于新、旧增长理论过于抽象、无法反映商业模式和生产能力（尤其是技术管理能力）在推动地区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迈克尔·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竞争优势：再造美国产业》一书在书中，作者借鉴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的作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迈克尔·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理论成果，提出：在资源和生产结果之间，存在一个转换过程。而决定这个转换效率（地区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业模式、生产体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强调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增长问题，贝斯特自称其分析方法为“能力和创新论”(CapabilityandInnovation Perspective)。

贝斯特认为，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地区增长主要包括创新型企业内部过程、技术多样化、企业间相互作用和地区专业化/产业种群变化四个环节，涉及创新型厂商、新企业、企业间网络、产业化地区四个方面。

创新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一般企业在市场上追求的是产品的差别化，试图通过增加产品的独特性来强化顾客的忠诚度；创新型企业所追求的，却是独特的能力，其主要方式就是推进市场机会和技术能力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企业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并借此来重塑市场。

技术多样化（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借助于以下三种方式，创新型企业推动了以“追随企业”为主体的第二波创新过程：（1）由于技术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创新型企业基于自身对新技术发展前景的判断，基于其自身的人员、技术和财力状况，将其R&D投资和新产品开发的赌注押到特定的技术发展可能性上。这样，被放弃的技术发展路径就为其它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遇；（2）新的市场机会可能规模太小，难以为既有企业利用，最终转变成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3）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对产业链上的相关生产环节和相关企业带来变革的压力和相应的机会。

企业间联系(Inter-firm Networks)：企业间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市场、日本财团（所代表的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Open systems）。企业间的关系和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紧密相联。大企业与保持一定距离的、由市场交易驱动的供应关系相对应；日本财团则与长期的供应关系相联系，在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但不同财团企业之间却很少直接联系。所以，日本财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所有环节生产活动的弊端，但它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开放系统也称作“水平一体化”和专业化企业所组成的紧密企业群，指企业间展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每个企业都致力于发展独特的生产能力，并借助于网络化协作来获得其它的生产能力。网络化协作是专业化分工原理在企业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与纵向一体化相对。纵向一体化通过公司内部的行政指令把不同生产活动聚集在了一起，最终演变成了阻碍变革的力量。网络化协作借助于设计规则共享和技术界面的标准化，把复杂产品的生产变成了一个简便的插入式生产系统，从而有效地协调了复杂产品各子系统、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步伐和节奏，推动了产品竞争。开放系统的网络是与创新型企业相对应的企业间联系方式。

地区专业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 )：地区专业化包括地区内技术的多样性和地区间能力的独特性两个维度。地区内的技术能力是创新型企业产生、发展的基础；创新型企业发展自身独特能力的过程，也使地区技术能力不断得到更新。地区内技术能力多样性的增加，促进了独创性和创新，为“超出预料的”（unplaned）技术组合新方式和产业新种群的产生，为更加充分地发掘多种研究和生产活动的潜力创造了可能。因此，地区技术能力的多样化对于地区产出至关重要。

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地区创新能力紧密相联。作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分别考察了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福特流水线、丰田体系、佳能模式、英特尔公司所代表的五种生产体系，分析、比较了它们在生产原则、技术管理、企业间组织等方面的不同表现。

作者认为，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实践的实质就是通用性。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改变了过去产品的各个零部件规格大小不一，不能相互替代的局面。通用性原则要求采用专业化的加工机器。采用通用性原则意味着要：把产品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按照原材料的加工逻辑重组原材料；分析机器操作的每一步骤，以简化机器操作；与机器的生产、改造和维护商开展网络化协作。由此，企业的技术管理活动已经不再是一次性地引进效能更高的机器设备，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的持续性能力。而协调各专业化机器生产商和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则是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兵工厂的视察人员经常在整个地区巡视，以发现哪些新工具和新方法可以吸纳到兵工生产当中。由于法院裁决国家兵工厂及其私人承包商在生产武器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任何新出现的生产工具，这就大大加快了新技术传播和采用的步伐。专利权的开放同与兵工厂的的经常性沟通一道，促进了该地区的技术创新。

福特革命的实质不是人们所通常强调的通用性、流水线和规模经济，而是生产的同步性。要使传送带保持匀速移动，就需要协调从生产线起点到生产线末端各个环节上零部件的生产节奏，以使恰当数量的零部件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到达生产线。特定环节上生产节奏过快会导致存货堆积，节奏过慢则会形成生产“瓶颈”。单个环节上生产节奏的加快不会对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虽然福特采用电力技术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造，但福特生产线阻碍了此后对各个生产环节上技术创新成果的吸收（特别是在各生产环节技术进步速度大不相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导致企业组织僵化、反应迟缓。所以说，福特生产线对技术变革成果的吸纳是一次性的，它仅适用于产品生命周期长、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环境。正是因为这一点，福特对T型车表现出了固执的偏爱：“在T型车年代里，——告诉福特先生应采用一些其它办法来生产T型车是困难的。——福特也强烈反对哪怕是对汽车刹车系统进

行微小的修改”（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p35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流水线的实质，就是借助于（生产线上）存货的变动为工程师们指明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用机器的节奏来强化劳动纪律。但“科学管理”范式的普及、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导致美国转向了大企业模式。这里所谓的大企业，就是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当年所定义的现代公司，它们在企业内部实现了生产一体化，按照职能分工来设置部门，借助于中央计划部门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这样，个人就被局限在了“或设计或生产、或思考或行动、或构思或实施、或为管理者或为工人”的不同活动角色之中，造成了企业内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研发、生产和管理活动的分离。大公司设立独立实验室（stand-alone laboratory）推广、应用新技术的具体步骤，也反映了其遵循的是科学——技术——增长的技术发展“线性顺序”模式：即首先是R&D实验室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其次是负责生产设计和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细化设计细节；再次是把产品设计分解为具体的加工行为、加工程序和岗位责任，并设计出相应的激励机制；，把工作任务指派给工人，实施相应的激励机制以确保完成生产任务。

丰田公司的“即时生产”复活了福特流水线的同步性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拓展为用同一条生产线来生产一系列的产品。为此，丰田公司采用了“单元制造”的工作组织方式。在各生产单元内对机器设备进行排列或重新布置，降低了协调整条生产线生产节奏的压力，为“持续性改进”提供了可能。而“持续性改进”反过来又要求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要求劳动者具备多种技能。佳能公司把研究开发活动分为两个层次，以满足经营单元内部开发新产品的需要和公司开发长期核心技术的需要。就这样，通过引入自我管理的工作团队和广泛参与的管理哲学，日本的商业模式改变了研究、开发乃至相关设计活动的结构，把应用性研究和生产应用性研究、实验室研究结合了起来，大大加快了其采纳创新、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把压低生产周期的竞争延伸到了多元化产品生产和新产品开发领域，使许多源于美国的技术创新（如数控机床等）在日本扎了根、开了花。但在企业间关系上，日本财团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财团内，企业之间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但不同财团之间却是相互封闭的，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人员的交流，阻碍了地区创新和能力专业化的发展，最终被以英特尔为代表的新生产体系所超越。

英特尔公司所代表的生产体系是系统集成。系统集成具体包括两套规则：各子系统的设计规则和把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的规则。复杂产品系统包括众多复杂零部件，涉及许多技术领域。一方面，这些零部件生产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不同零部件生产的技术创新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当年正是为了减轻不同零部件技术创新速度不同所带来的协调压力，福特才把其生产线局限在单一产品生产。英特尔公司采用开放的组织架构来解决这一矛盾。借助于开放的产品架构和通用的设计规则，英特尔公司既为各专业化的生产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又保护了其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由于消除了生产标准各不相同的障碍，英特尔公司甚至使各专业生产商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起来。零部件设计的模块化和快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产品竞争和新产业的发展，使摩尔定律最终变成了现实。英特尔公司的技术开发活动也超越企业的边界，使基础性研究、开发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英特尔公司把研究开发活动分为两类：一类为需要借助于一体化的加工能力进行检验的研究，一类为不需要具备相应加工技术的程序。英特尔公司致力于前者，而后者则主要通过外包的方式，由大学研究人员来完成。通过与大学、拥有相关技术的专业化公司、拥有新技术的专业化公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英特尔公司把扎根于不同学科、拥有不同语言体系、遵守不同运行规则的创新和技术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极大地推动产品创新的过程。

迈克尔·贝斯特强调指出，以开放系统为特征的高技术产业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区创新的动态特征，并成为美国产业的“新竞争优势”：

首先，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市场动态过程导致了创新型企业的产生。新企业推动了地区的技术多样化，而技术多样化又提高了技术专业化和独特技术能力的多样性。

其次，开放系统的高技术产业区同时也是联合实验的试验室。随着协作网络的形成、解散乃至重新建立，网络化的企业群有效地参与了持续性的试验过程。方便的市场准入和网络化协作为技术一体化小组的形成、解散和重新建立提供了便利。

第三，开放系统的产业区增加了区内同时开展的实验的数量。纵向一体化的公司有可能沿着生产链同时开展数项试验，但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却可以同时开展数十项试验，这样就减少了企业在引进新思想、新创意时所面临的困难。

第四，开放系统的产业区促进了设计能力的分散化和传播。设计标准的开放和设计的模块化把通用界面设计规则同部件设计的分散化结合在了一起，鼓励了产品各子系统的技术创新。从地区角度看，设计能力的分散化还增加了集体创新能力、强化了产业区甚至还推动了封闭生产系统转向开放系统。

第五，产业区内不同技术领域之间技术超出预料的相互融合，扩大了区内先进知识的储备，为创新活动创造了可能性（贝斯特的分析和安纳利·萨克森宁对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克森宁曾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模糊公司界线的生产网络和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可参阅安纳利·萨克森宁：《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和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三、富有启发性的政策主张

长期以来，在谈及地区经济增长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扩大政府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减免税费、吸收外资等传统政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名目繁多的“跑部钱进”现象，层出不穷的税收优惠现象，以及任意压低土地出让费、不计成本吸收外资的现象，与以上认识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害的税收和收费竞争导致政府收益下降，客观上带来了把人均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和忽视社会进步的弊端。贝斯特吸纳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果，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经济增长，使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相关政策主张对于我们寻求促进地区增长的新途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能力和创新论”的政策主张要点如下：

1.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创新

型企业的发展。政府对地区增长和高就业负有责任，但这绝不意味着对单个企业的支持。相反，开放系统要求消除阻碍新企业产生、阻碍技术变革的种种因素。

2.在建立行业标准、设定行动目标、推动开放系统建设方面，产业协会和政府机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开放系统的地区网络内，企业一头致力于发展独特的技术能力，一头扎根于整个系统之中，从相关企业获取技术进步的新成果。把这众多企业的各种生产活动协调起来的是产业标准。产业标准越普遍、企业间合作的潜力就越大，就越能把更多的企业和资源卷入到生产体系当中。台湾笔记本电脑协会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成为世界较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3.技能形成根植于学校、企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之中。要使技术创新转化为地区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借助于新产品概念，使上游活动、中游活动和下游活动保持同步；更要建立相应的技能形成过程，建立相应的技能基础。比较成功的经验主要有：（1）加强研究型大学、实验室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及时识别潜在的技能需求，更新教材和课程设置；（2）投资于技术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德国19世纪后半期的技校教育就是典型代表；（3）加强车间内技能培训，提高在职员工的技能。具体如美国的业内培训、日本的质量运动等。

经济增长论文: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 今日焦点：

· 专家:振兴东北力戒再造万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 中国中小城市的代表会聚克拉玛依 探讨发展...

· 中国有意参与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子公司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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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1997年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较高水。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及时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 系统。

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增长下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研究

近几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联合国总署在人力资源的开发报告中表示,全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主要依托的是人力资源,只有一小部分是依托国土资源。事实证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人力资源提供支撑。在21世纪经济、科技、军事、航空航天等领域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人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大国,更应重视其发展。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研究,目的是使我国经济在人力资源提供保障的基础上得到更快更稳定的发展。

1经济增长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素质、就业率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并没有跟得上时代需求。比如,人力资源素质低的情况。据调查我国人力资源总数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居世界首位。而人力资源中文盲总数占了世界文盲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企业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其管理人员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十一年。这就表明有一大部分的企业管理者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其原因是我国教育投资难以维持庞大的人口总数。又由于我国生产力的限制,生产技术、工艺、使用设备以及人员管理办法等缺陷,始终拉扯着生产劳动的效率。而应该为生产技术、工艺、使用设备等缺陷做出重要贡献的技术人员竟然有将近一半的工作任务不处于饱满状态,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技术性浪费,使得生产力因科技发展缓慢而处于劳动效率低下的状态,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下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21以科教兴国为意志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力资源开发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发展特色的道路。然而这一道路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科学教育作为保障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前提,让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形成思维意志。其次,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还要对人口增长的速度进行控制,使人力资源的开发道路求质不求量。作为其开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教育,要使其开发产物科技切实地应用到生产力之中,为我国经济增长下的人力资源建设提供行动的方向。

22以投身教育事业为基础

人口增长快是人力资源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人口众多已经不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建设。这是因为劳动力各方面素质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因其素质不高的劳动力人口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经济发展速度。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教育入手。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教育内涵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开发。具体措施为增加政府从最基本的基础教育开始增加投资力度,使人力资源中占大部分的未来劳动力具有较高素质。不光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需要提升,社会各界的办学形式更是要遍地开花。集全社会的力量大力发展教育建设,让更多的适龄儿童走入校门。从而使我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与发达国家持平。对于已经在早年教育中落下的成年劳动力,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来实现,进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素质。

23以提供就业机会为手段

劳动力大量失业不仅会拉慢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还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要解决人员失业问题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来解决。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减少人力资源空缺,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具体措施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像旅游业、服务业以及商业等第三产业都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使闲置的劳动力得到就业机会。再有就是实行就业培训制度,使培训、就业分开来实现。具体就是走从开始的待业到培训到实现就业这一路线,使闲置的劳动力“动起来”。还可以通过企业与劳动力“双向选择”的方式,增加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提升利用率。除了对劳动力就业采取提供岗位的方式外,人力资源中技术人员的利用情况不足也是导致其开发失效的原因。对那些具有较强研究能力与创造能力的技术型人才,要为其提供能发挥其作用的岗位,使其研发出具有高新技术的生产力设备以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一来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就都能投入到经济发展的建设中去,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稳态增长。

3结论

总之,如今世界各领域竞争激烈,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虽说丰富但却不能为现今的经济发展需求提供有力的保障,这是人力资源跟不上发展速度的体现。所以,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当务之急,笔者研究出了一系列实施战略,旨在为开发人力资源方式提出切实的建议。具体内容为建立科教兴国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思维意识、扩大人力资源的教育投资以及提供劳动人员、技术类人员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力资源开发只有在思维、教育、就业等方面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

经济增长论文: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青岛市作为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先锋，一直以来也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地区。随着2011年蓝色海洋经济论坛在青岛召开，青岛市将引领省内其他沿海城市为山东省经济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势必会对金融机构的变化与调整以及金融制度的深化带来更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研究青岛市相关金融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标的选取与模型的说明

为了了解青岛市存贷款余额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用Granger非因果性检验模型来进行分析。在对GDP和以及ICD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用了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验证序列的平稳性，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非平稳序列存在的协整关系，并利用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相应的结果。

二、数据的收集与准备

本文采用2007年12月份到2011年3月份的ICD、GDP季度数据作为研究目标，建立两者数列并进行计量分析（统计数据来自青岛市统计信息网）。

三、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为了分析存贷款增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要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先对GDP以及ICD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ICD、GDP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在GDP和ICD的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后，对GDP和ICD进行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得出模型回归的估计结果，并且得到一个对模型估计形成的残差序列，对该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该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即表明序列GDP和ICD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1.误差修正模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结论

通过对青岛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增量与GDP的季度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同时存贷款余额的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统计量表明，在一年的时间跨度内，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与预测的关系，而在超过一年的时间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统计量的值会发生明显且较大的变化。这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经济政策对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时效性的，对于青岛市来说这个时间跨度不超过一年，即政府要通过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必须要在一年内将政策传导并落实，随着实施时间的加长，效果会逐渐的减弱。

实证的结果也表明，相比ICD对于GDP的作用，GDP对ICD的作用更明显一些，政府要通过经济政策对信贷规模和渠道来进行调整的效果更明显，而只通过信贷渠道来对经济来进行干预和影响，效果则会小一些。这就说明了，政府要对经济进行指导或干预不能只依靠单一的金融指标来进行调整，要将信贷规模、利率、市场需求等综合因素考虑在内，总体的来进行调控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同时在对单一金融指标进行调控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论文: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20__年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1999年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1999年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andZeros，1998)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对1993—1999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变量与数据的解释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及时个指标是资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我们用它来反映股市的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流通市值而不是市价总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股和法人股并没有上市流通，不具备股票市场应有的风险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代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本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考虑到B股相对于A股规模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仅为A股流通市值的3．5％，将B股舍去不会影响计量模型的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总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及时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及时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无法从公开出版物上获得现成数据，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盘价计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20__．2)。

第二个指标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股市流动性。1998年及时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8．1—1999．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额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额在公开出版物上难于找到现成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证券报》(1993．1—1993．12)和《证券市场周刊》(1993．1—1993．2)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三个指标是换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换手率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均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Liqridity)。

第四个指标是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沪市A股指数来自《中国证券报》(1993．1—1999．12)。在我们研究的期限内，深市和沪市大盘的走势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只计算了沪市A股指数的标准差。因为上市公司的季度红利分配数据无法得到，所以我们在计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动时，只计算了资本利得的标准差。

(2)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指标。

及时个指标是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我们以1993年及时季度为基期，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基期RPI=100。用名义GDP除以当季的RPI就得到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在计算各季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的月度环比数据，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统计年鉴》(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月度环比数据散见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11—20__．1)、《中国统计》(1992．11—1996．2)、《宏观经济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标中，我们使用的均是名义GDP，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同时作用于这些指标的分子与分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销了这种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无法获得资本存量的季度折旧数据，所以不使用资本存量增长率指标；②无法获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整的季度数据，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联系较为密切，所以使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各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 名义值同样除以季度零售物价指数而化为实际值，然后再计算各季度的环比增长率。1993年及时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义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1992．11—1994．5)和《宏观经济管理》(1994．8—20__．2)。

第三个指标是居民的银行储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减去上季度末的储蓄存款余额再除以该季度的名义GDP。1993年及时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5—1998年)，1998年及时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季度末余额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__．2)。

(3)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用Depth来表示，测定金融中介的规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带息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M2／GDP。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的算术平均值。1993年及时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中国金融年鉴》(1995—1998年)，1998年及时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来自《宏观经济管理》(1998．5—20__，2)。因为1993年前后M2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所以1993年及时季度的Depth指标中的M2更指1993年及时季度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内影响。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它变量，有必要结合相定变量进行分析。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在优比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叠之处，西方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表明金融中介同样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对大企业的控制，以及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的机制。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提供了不尽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场在提供风险分散和提高流动性机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优势，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对大企业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们把股票市场和金?谥薪榉旁谕桓瞿P椭薪惺抵ぱ芯浚约煅榘私鹑谥薪槎跃迷龀さ挠跋旌蠊善笔谐∮刖迷龀ぶ涞南喙匦浴6⒒毓榻峁捌浞治?/gt

运用统计软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果：结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大于1．71)。

当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间的高相关度并不一定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因为当期经济的繁荣同样会导致当期股票市场交易的活跃。在回归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关系数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关系数与Value的偏相关系数相比，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由0．63变化到0．60)。这说明当期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水平与一年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度是非常高的。仅仅根据上述数据，我们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场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因为还存在着另外‘下问题——“价格效应”，即预期将来经济的繁荣会导致当期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交易的活跃。“价格效应”会使股票流通市值扩大，成交金额增加。为了检验“价格效应”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间高相关性的主要原因，我们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回归，表1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效应不是主要原因。因为Capitalization(-4)仍然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关系数虽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为2．28)，但依然相当大。由于，我们大胆地引申出如下结论：这些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总体上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下述几个方面的论证无疑是必要的。

首先，银行贷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无法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总是在贷款合同中规定贷款的用途，限制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将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知识、技术更加密集的项目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而且企业在投资这些项目时不再面临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上市公司确实也将80％以上的资金用于新建、扩建项目和技改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一般都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价的低迷也将使公司配股资金的筹集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股票市场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股市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大部分结论支持中国股市已逐渐达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过去的价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场达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着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不断提高。

第三，国有银行在贷款项目的选择上并没有一套科学、严格的评估方法，而且还要经常发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贷款，对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输血”，使银行信贷资源没有实现配置。我国公司上市名额非常稀缺，证监会的选择尽管不是的，但是基于“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选机制，使获准上市的企业往往是该行业、该地区的企业，相对说来，募集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还是相当高的。此外，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配股权的获得规定了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限，这是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四，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非常缺乏，作为大信贷者的国有银行，同样面临委托——的冲突问题，对企业信贷的使用缺乏事后的监督，使资源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得到的配置。将国有企业推向股票市场，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特别是吸纳的法人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监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报、年报和一些重要事项，也就增加了国有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便于企业接受外部投资者的监督。对1998年底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显示：1994年至1998年间总经理共发生了65次非正常变更(排除因年龄、生病这两种原因引起的变更)，平均每家公司为0．37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差、公司发生购并引起股权结构的变动是总经理非正常变更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统计表明，在1998年发生的52起实质性资产重组(及时大股东易主)中，总经理全部被更换。通过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内部监督、外部约束的加强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二：在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流动性指标都进入模型的三个回归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 不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都较小)。

这说明在我国股市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这几年里，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莱文和泽尔沃斯对42个国家作了跨国分析后认为，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降低投资股票的风险，从而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项目。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存在着新股的“短缺”现象，这也是我国对新股发行实行配额制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购买新股的热情决不会因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降低而减少。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使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大于因股市流动性增加而加强了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所实现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而且，股市规模的扩大便于投资者隐藏私人信息，对私人信息的垄断能使投资者获取更高的交易利润，这就激励投资者花费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将随着股票交易逐渐渗入到股票价格中，股票价格对企业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资源的配资效率就越高。

结果三：换手率指标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换手率的偏相关系数相当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很低。

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极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换手率为5．27，1976—1993年间美国的平均换手率0．493，日本为0．469，泰国为0．739，韩国为0．832财。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由换手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非显著性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在一个股机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中，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在短期内将股票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抛售，追求的目标纯粹是资本利得。这种短期行为使投资者更关注股票的技术分析、K线形态、炒作概念，而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效率、经营业绩、行业发展都不会花费足够的精力去调查研究。这样，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不会面临中小股东的监督压力，而且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实质信息也会非常少。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状况相脱离，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就被削弱了。

结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Volatility(—2)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关系数是-1．09。

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波动的标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资股票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用投资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这种市场风险越大，则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就越不愿意投资于股市，他们宁愿将钱存在银行里，追求低风险的稳定收益。这势必会影响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德龙等人(BradfordDelongetal，1989)的观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会阻碍投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标Depth显著地进入所有的回归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归系数是负的。

这一检验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进一步解释

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由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决定，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通过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居民的储蓄存款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与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余衡量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几个指标均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而且这个效应滞后了半年，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从资金募集到项目投资的间隔大约为半年左右。同时，股票融资和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并不是纯粹的替代交系，企业从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后确实会减少向银行借款，但是企业募集资金的大部分却是投向一些技术含量较高、投资周期较长的新项目，而这些项目在企业上市之前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使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也会因为资金成本过高降低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而被企业放弃。如果这些项目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可以转变成新的生产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确实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研究显示，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投资项目外部性的逐渐溢出则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鉴于我国季度劳动生产率数据难觅，我们无法对劳动生产率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回归。

2．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居民银行储蓄的相关性模型。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结果一：当期、滞后半年和滞后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相应的t检验值均大于1．71)。股票市场的规模指标和交易率指标与居民银行储蓄率呈负相关性。

这说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的活跃将诱使居民减少投机性货币需求，将这部分储蓄存款投资到股票市场中。因为，投机性货币需求追求的只是资产的较高期望收益，股票价格的普遍上涨、市场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资的收益率远远超过了银行储蓄。1999年“5．19”行情启动后，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亿元和257．69亿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则分别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亿元和1827亿元。20__年2月14日股市暴涨了9％以后，沪深两市开户的投资者在3天内剧增了7万多户。股票一级市场的稳定性高收益也吸引着大量的资金滞留在股票一级市场中，随着股市的不断“扩容”，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加入到“摇奖队伍”。我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斯维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andmith，1991)提出的观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将导致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会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进而使新增投资下降，最终减缓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本文前面的回归结果却表明股票市场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对此，我们的解释是：a．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股票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居民银行储蓄率下降导致的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b．国有企业通过新股发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资金部分补偿了银行门接融资的下降；c．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处于“超存”的状态，居民储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减少了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资金的更加有效利用还提高了投资收益率。

结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越高，居民就越青睐收益稳定的银行储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数量的减少，交易资金的下降将削弱股票市场功能的发挥，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一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结果三：GY(-4)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当期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如果居民预期未来的收入会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时，他们会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提前享受未来收入增长带来的好处，从而尽量使较长 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趋于平稳。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储蓄率将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莱文和泽尔沃斯的假设：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结论不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股市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2)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抑制了储蓄资金投向高效率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3)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4)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居民银行储蓄率的下降，却提高了直接融资的比重。(5)股票市场通过改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等数据指标难觅，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检验的结论，但多数的指标均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在1993—1999年间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股票市场的积极“扩容”，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