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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毕业论文:大众消费心理管理论文
[摘要]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营销的催化下，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利用成为目前的一种新的媒介。电影中这种夹带的广告利用其自身暴光率高，到达率高，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等优点刺激观众的知觉去改变观众对广告产品的态度从而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电影制片商也正因为这样的电影广告具有的这些优点而广泛利用这样的广告方式。
[关键词]电影广告消费心理电影广告优点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而且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它能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最细致的信息载体。通过最形象的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基于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来，中国电影业在国际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也开始学着利用电影这快幕布背后的魔力。
电影中的广告电影中的夹带广告按其表现的方式来说，一般分为显性和隐性广告两类。
显性广告主要以电影中的贴片广告为主，而隐性广告则以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为主。
一、贴片广告电影的贴片广告就是广告的运营商与电影的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合作，在每部电影放映前播放
客户的品牌广告以及企业广告和电影片尾出现的鸣谢单位，赞助单位的帖片广告。它是电影广告最明显最外在的形式，属于电影中的“硬广告”。尽管这种广告形式常常在播放前引起大量观众的唏嘘声，但是调查显示它的传达效果较电视广告有更深刻的观众记忆度，因此此时的广告就能很好的利用观众这一心态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的首开电影贴片广告的先河，继而《大腕》、《英雄》、《手机》等影片都夹带着众多的贴片广告。
二、植入式广告对于电影而言，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跳脱了传统的广告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因为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至此，植入式广告正在悄然升起。所谓的“直入式广告是一种异业结合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之中，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与媒体一起推销给消费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是在影片中刻意地插入商家的商品，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令观众在不经意间构建起对商品的潜意识知觉。由于观众对广告天生有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剧情的做法往往比直接诉求的结果更好。总之，它是以一种隐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广告融入电影的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无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起先电影的帖片广告是作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元素出现的，它带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然而植入式广告将产品的宣传内化到影片之中，成为影片的内容，让影片的魅力带动产品的宣传、推广，真正做到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如《及时次亲密接触》中的卖当劳、《天下无贼》中刘德华和刘若英用的NOKAI手机、《落叶归根》中宋丹丹说的西南财经大学......这些广告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电影传递着品牌的精神，而且很合理、很自然。这就是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魅力。
这种广告形式对观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暴光率高，以娱乐的表现形式使受众接受，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记忆，从而加强与巩固神经联系的痕迹。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出现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取决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而可以使产品在电影中随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这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观众是以一种寻求快乐寻求释放的心态去看电影，这样观众从心理上就没有对外界的防御，这是夹杂在电影影片中的广告会毫无声息地到达观众，而且这种把广告和故事情节相连接起来的广告其观众记忆度也极高。
（二）这样的广告形式很容易让消费者改变态度，使其对影片中的商品产生积极的态度。
首先，观众自身就不自然地充当参照群体的作用。电影能带给受众一种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的享受。而且电影具有的一种集群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公众的喜爱那么这种人际关系中的舆论传播就是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这对消费者心里的影响作用无疑是最有力的，它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发挥较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尤其是大片中往往都有几个名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将广告产品与名人结合一来为商家节约了请名人做广告的巨大成本，二来也使得这些名人不自然地充当了消费者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电影作为传播娱乐的载体而言，产品、品牌和广告都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影片中各种元素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电影中的广告元素通常以实物道具的间接形式呈现，不像其它传媒广告那样直接，所以广告信息悄悄进入消费者的记忆大脑，而且这种进入方式是以娱乐形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三）到达率高。电影中的广告到达率高“电影受众也称‘暗夜的人’，黑暗的环境把电影的交流系统与周围日常空间隔离的同时，也把受众同他所体验的现实隔离开来，使其全身心投入电影的世界”。在电影受众暂时处于催眠的状态下进行广告宣传，受众接受信息度一般较高，同时较电视广告而言，影院的观众直接地暴露于广告的轰炸，无从躲闪，它的到达率几乎为。
（四）广告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它不但在影院放映，还可以在电视录像带、VCD中播出，不但播放一次，而且可以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让产品插入电影之中，让电影情节成为其广告内容，明星就是一种的广告形象和意见领袖。这种天然的示范作用不经意便俘虏了观众、消费者。同时电影媒体可以影响电视广告很难到达的人群青年一代。他们崇尚的是快速的消费，电影媒体的特性迎合了青年一代的潜在心理，也因此更好地掌握拥有了这一巨大市场。另外电影中的广告成本较低“如果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达到5000万美元，电影中的广告就等于达到大约1370万的电影院观众面前，而据电影工业统计，一部有5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就可以卖出20万合录像带。不止如此，一部卖座巨片的录像带一星期至少出租五次，这样一个产品的镜头会因此在增加2500-3000万个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机会”。如果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电视的播出，广告主所付出的平均单位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
综上所述，电影广告借助自身独特的优点确能将广告有效得深入到观众的心理，在各类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的广告促销手段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不管它以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人们对这块幕布背后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心理毕业论文:原生心理叙事管理论文
心理叙事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的“作者表述”类型,其书写对象是脱离了具体时空的人,注重对人物心理作“原生态”､个案性的考量,以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本文讨论的心理叙事是指电影作者以某种属于情感､欲望､认知､推理或决定的人物心理为中介来言说对人性的认知,是作者通过电影这一艺术样式,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人的“自我”进行探究的一种方式,是电影作者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及人性的具体表现｡在90年代中国电影的心理叙事中,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包括迷恋､恐惧､仇恨､盲目和窥探等丰富的形态｡本文将以《大鸿米店》､《二嫫》､《邮差》等电影为个案,论述9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三种心理叙事形态:压抑产生的扭曲､激情导致的盲目和爱欲催生的偷窥,各种鲜明的人物心理使“原生态”的人性在上述电影文本中具有丰富的镜像,这些镜像正是作者关于人性､关于“自我”的言说｡
一､压抑规训下的扭曲心理
在90年代电影中不乏听凭自我驱使,坚守某种立场的人物,但在遭遇历史､种族或性别秩序的圈禁时,厄运便无可抵挡地降临在个人身上,如《大鸿米店》中的五龙｡人物的命运在导演的“笔”下被历史局限并左右,人物心理的某个侧面在这类影片中被张扬,五龙的仇恨被作者以不无夸张的方法加以表现,人物心理的每一处演变都在影片中得到放大镜般的展示,这些人物心理都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在压抑的规训之下产生的种种扭曲形态｡黄健中导演的影片《大鸿米店》就是中国电影中一处成功的心理书写,集中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性恶”这一主题,描述了五龙这个在善恶间扭曲的人的心理渐进过程｡
1､非双元逻辑结构
中国电影习惯采用双元对立的意义结构,即善/恶､美/丑､文明/原始､先进/落后等对立面常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出现在影片中,这一结构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使作者意图能清晰地传递到观众,意义的传输和接受过程通常不会产生歧义或发生意义置换｡《大鸿米店》则采用了一种典型的非双元逻辑结构,①不采用二元对立的意义单元,而是在善/恶中选取人性恶这一极端,虽然这种结构容易带来意义传输的不稳定性,虽然影片由此引发了“审丑”等片面的质疑,但是在心理叙事和人性书写方面却成为极为典型和成功的范例｡如果不以道德标准评价而客观地看,善和恶各自代表了理性和非理性､对“自然性”的克制或屈从,在这个意义上五龙身上展示了后者,即屈从“自然性”､任由非理性发展产生的过程及结果｡
2､恶的演进
五龙的恶产生于非理性的仇恨,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如果“仇恨具有理性起源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但是一旦仇恨产生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人们就既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宽恕｡……它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②正是由于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起源,五龙的仇恨既持久又突出,五龙由仇恨导致的恶及暴力行为的发展在影片中展露了逐步演进的过程｡
五龙混在蝗虫般从乡下逃饥荒的难民中进城,他在桥洞下看见一具腐烂的难民尸体,饥饿切切实实成为极为具体的死亡威胁｡和传统电影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饥饿没有催生出善,生存的恐惧反而成为仇恨的源泉,对“城里人”的仇恨激发了五龙恶的欲望｡五龙本不失农民的美好品性,他憨厚淳朴,在米店勤劳工作,有着农民对米的天然热切感受,但他在一系列外在“恶”的考验之下屈从了自己的“自然性”,恶成为他身上的典型人性特征｡刚踏上城里的土地,饥饿就迎面扑来,无奈中他拣食狗食充饥却被吕六爷的打手阿保凌辱,为了生存他屈服了,但内心萌生了仇恨｡饥饿使得米成为他生存的驱使力,由此他循着“米香味”蹲守在冯老板的大鸿米店门口,被精明的冯老板收留｡五龙在米店辛勤工作,不但没有工钱､睡在米仓,还被老板的女儿绮云嫌弃吃饭太多,对冯老板和绮云的仇恨也埋在五龙心中,并在日后不失时机地释放｡
在满足了饥饿的基本生存需求后,性成为五龙更高的欲望追求,但在五龙的性欲望中更多的裹挟了仇恨和权力欲望｡五龙对绮云的性要求就包含仇恨和报复,在自己的力量不断强大之后,他不断骚扰绮云并最终占有了绮云,对绮云的觊觎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望,不如说是仇恨滋生的恶的彰显和放大｡五龙任由恶的非理性驱使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使自己得到满足,反而进一步放纵了对权力的欲望｡
五龙在饥饿和性的缺失和满足之后,对权力的欲望也逐步从模糊到清晰｡五龙在饥饿得到解决后,首先意识到要保障自己应有的权力,他向冯老板和绮云要求自己应得的工钱,并用工钱买了皮鞋,这是对冯老板和绮云鄙夷他的首次报复,因为他们曾恶狠狠地骂这“狗日的杂种”不配穿皮鞋｡如果说用买皮鞋来报复还带有阿Q式的虚幻性质,对阿保的报复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恶果,五龙把织云和阿保私通的事写信向吕六爷告密,导致阿保被杀,吕六爷将阿保的生殖器割下来送给五龙做结婚礼物,五龙因此获得六爷赏识｡这次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五龙对权力的转向,在五龙看来,六爷之所以有是因为武力上的优势,所以枪比米重要,枪是获得权力的工具｡获得枪后,五龙用枪让冯老板吓得中风,用炸弹炸死了吕六爷,持枪抢米,用枪打死了向他疯狂报复的绮云,五龙的胜利让他相信枪或者说暴力是掌控权力的法门｡
影片中最骇人的情节是,五龙将能嚼生米的满口好牙全部拔掉换上金牙,对于这个行为的动机五龙自己解释道:“我以前穷,没人把我当个人看,如今我要用这对金牙跟他们说话,我要你们城里人把我当个人看｡”这一情节我们可以视作是仇恨的非理性发展的结果,五龙对“自然性”的屈从最终走向了非自然性,这也是影片对善恶间二元对立的消解｡五龙的“把我当个人看”的要求是对尊重的需求,然而他以暴制暴的逻辑换来的是仇恨和死亡,世界最终为非理性所宰制,仇恨在五龙身上呈现的非理性的发展为作者所批判,作者对人性中恶的发展和特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展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五龙身上作者向观者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恶的一步步演进,五龙采取报复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动机按照影片中的解释是仇恨,正如影片中五龙对新来的难民(又一个五龙)说:“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因此,恶的行为动机得到独特的解释,恶不是“自发势力”,不是与生俱来､具有先天性特征的东西,仇恨是恶的源泉,并且非理性可促使恶发展和延续下去,甚至在人类中不断造成恶性循环｡这一点是作者对于人性恶的积极诠释,尽管它作为“弱者的意识形态”是应该予以批判的｡
值得注意的是,“仇恨导致恶”这一点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恶在中国被视为先天性的人性,这也是这部影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其实,不能被接受的不是人不能向恶发展的事实,而是农民出身的五龙不断向恶发展的事实｡尽管进城后的五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以农民自居的五龙对城里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恨,他甚至咒骂:“城里人都是他妈的一肚子坏水!脏水!臭水!”他换上金牙也是要城里人把他当个人看,可见在憎恨中藏有多少作为弱者的自卑和怯懦,由弱者生发出的憎恨､由憎恨生发出的恶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和作用｡作者从这个意义出发,开拓了人性中更多恶的普泛,影片中的恶不只为农民五龙所独有,在影片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几乎无处不在｡
3､恶的普泛
除了五龙的恶以外,影片中还描述了织云､绮云､冯老板､阿保､吕六爷的恶,表现为织云的轻佻､绮云的刻薄自私､冯老板的见利忘义､吕六爷的霸权､阿保的欺善怕恶,影片几乎在每个人身上展示了恶的不同侧面｡然而,较之五龙,这些人物的恶的展现多少有些片面和单薄｡以织云为例,影片开始,小时候的织云两姐妹去澡堂找父亲,和绮云不同,织云已表现出了对裸体男人的兴趣,这已经说明了她性格中的主要特征——轻浮,无论是为貂皮大衣对吕六爷献身,还是与阿保､五龙私通,影片从始至终都稳定地将这一特征锁定在织云这个人物身上｡绮云对五龙和织云的刻薄在影片中亦有大量细节来印证,嫌五龙吃饭多她敲桌子,五龙要求工钱她坚决反对,织云未婚先孕她嫌丢脸要将织云赶出去,最终她伙同父亲买凶暗杀五龙,绮云的行为都源自她的自私｡这些人物的恶尽管对于个人来说显得单薄,但他们累积起来将“人性恶”这一主题在五龙之外进行延展,由此恶具有了普泛性｡
作者的表述中,影片的字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字幕作为一种“电影标点符号”,往往是电影作者用来表现其含蓄意指的重要手段,诸如时间标志､空间标志､意义转换等,《大鸿米店》的首尾字幕就具有丰富的含蓄意指:
片首字幕:本片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片尾字幕:大鸿米店的这场风波,只不过是整个旧中国一个毛孔里滴出的血｡
影片通过字幕以一个传统的封闭结构勾勒出了影片的主题和意义,但它作出了令人疑窦丛生的评价:这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是“旧中国”一个“毛孔里滴出的血”｡这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如果只是“旧中国毛孔的血”,导演对于仇恨和人性恶的心理叙事在普遍性意义上就被削减,当然出于影片屡屡被封的现实命运,我们只有将这读解为某种遮掩的手法,心理叙事的普遍意义才可以从影片得到清晰的指认｡
二､激情冲动后的盲目心理
周晓文的《二嫫》选取的是中国电影中常见的农村题材,在中国电影书写的各式人物中,中国西部的农村女性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类型,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影片《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二嫫的意义却不只在于在人物书写上提供了又一个秋菊,而是在乡土电影中书写了一个看似自主､实则具有盲目心理的农村女性｡
有论者这样评价影片《二嫫》:“在这个小故事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那是权力格局的演变､更迭,以及人们在这一变迁中的所经历的辗转､承受与挣扎｡事实上,早在进入影片的规定情境之前,一个社会的史前史已然推出了这一变化过程｡而二嫫和电视机的故事,与其说是这历史过程中的一阙小插曲,不如说它正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后遗效应,二嫫正是在对这一进程的无意识抗议之中,成了历史之手的微末的书写对象与书写工具｡”③应该说,此处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其视角违背了作者的主要意图,它将作为个人､作为女性的二嫫掩置在历史书写的大叙事之后,本身的鲜明个性心理､个人欲望和现实的矛盾却被忽略了｡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不是对历史的书写,而是作者在塑造中国农村女性的心理特质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观念,本文将根据二嫫的性格､欲望和行为等心理层面来分析作者的叙事特征｡
1､目标和结局的背离
二嫫是中国西部农村辛勤劳作的普通女性,她的丈夫曾是一村之长,因腰伤而丧失劳动能力,包括性能力,和丈夫的无能不同她泼辣能干,她制作售卖麻花面､编织果筐,她的能力使她在家里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在农村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邻里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二嫫和邻居秀儿妈的关系却并不融洽,秀儿妈讥笑二嫫“搂着个男人守活寡”,二嫫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家虎子带着把儿呢｡”邻居瞎子是全村的首富,拥有全村的一辆卡车,买了农村罕见的电视机,瞎子家就成了全村孩子的乐园,但瞎子的老婆秀儿妈因对二嫫的敌意而撵走了虎子,二嫫记恨在心,下药毒死了秀儿妈的猪,还立誓要给儿子虎子买比瞎子家还大的电视机,由此开始了向买电视机这一目标发展的盲目行为｡
从二嫫买电视机的起因来看,其盲目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激情和冲动｡二嫫的誓言说明买电视机是她在和秀儿妈赌气的激情和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但在激情消失､理性回复后这一决定并未取消,二嫫开始了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努力｡为了买到“全县较大的电视机”,二嫫的行为达到执拗的地步｡她卖筐､卖麻花面,有机会就毫不犹豫离家进城打工,不顾身体频繁卖血,在买电视机这个目标面前,所有困难都不可阻挡｡但是二嫫对目标的追求是单指向性的,这个目标表面上具体而明确,实际上却是非常模糊的和盲目的,它对二嫫的生活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二嫫的“成功”对于她的实际生活却多少带有些荒谬的色彩｡影片结尾,二嫫历尽艰难买回的电视机最终却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成为日常生活的障碍｡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为了遥远的､和自己生活不着边的外部世界,最终给自己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难,最初的目标和最终的结局产生了背离｡
2､性权力的错位
影片中二嫫生活的另一个匮乏危机是性的缺乏,如果说电视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二嫫的梦想,性缺失则始终让二嫫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点似乎是二嫫产生上述盲目行为的根源｡周晓文说过:“我觉得女性和男性在欲望上是平等的,平等的,甚至我认为是划等号的｡”④作者在这种性别观念之下书写的二嫫,特别是作为农村女性的二嫫,在性方面的渴望和自尊具有的独特价值｡如果说前面分析了“一根筋”式执拗的二嫫和张艺谋电影中执拗的秋菊相比尚有重复的话,那么不同于以往影片对女性欲望的回避的是,《二嫫》对于当代农村女性在性问题上的尴尬有更深刻的表达｡
二嫫的丈夫是从前的村长,村长的身份早已不存在,但这一称呼却留存下来,现今的“村长”不但失去了身份和权力,还丧失劳作能力和性能力｡坚强､勤劳的二嫫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经济上的优势也让她在家中拥有了“话语权”,然而和经济上的劣势相比,性问题才是决定家庭地位秩序的关键,影片用和面的镜头来表现二嫫性的匮乏｡影片前半部分三次出现二嫫和面的镜头,和面是作者表现女性欲望的重要指代情节,这种指代方法技巧性地回避了中国电影表现性的尴尬,又确切地反映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和对性的需求｡影片中及时次和面是,丈夫喝药仍没治好病,二嫫半夜起来用脚和面,柔软的面粉和灶上的氤氲热气抚慰着二嫫,具有性象征的羊角状木扶手和二嫫的喘息声却掩不住二嫫对性的极度渴求｡第二次和面镜头的寓意更加明显,特写镜头中压面的洞和垂下的面条寓意了性的极度缺乏,二嫫挣扎的欲望最终却只能在劳动中倾泻｡第三次和面镜头出现在二嫫进城打工前,二嫫压面的镜头和丈夫裹在被中喝药的镜头对切产生对比,在二嫫劳作的侧影里二嫫的性压抑显得苍凉而有悲剧性｡有意味的是,几次和面都出现在夜晚,性欲望表现得如此喷薄而出,但性压抑在夜幕中似乎又是如此隐秘和不可言说｡影片的后半部分,和面镜头在和邻居瞎子有了性关系后终于不再出现,瞎子满足了二嫫在丈夫身上无法满足的性欲望,然而瞎子并不是理想的对象,尽管他们亲密的时候畅想过将来合法在一起的打算,但面对二嫫的坚持瞎子最终还是退缩了,男性的坍塌再次表明男性之于女性的虚妄,女性转向自身则是必然之途｡
从以上分析来看,性的匮乏与二嫫的盲目心理有密切关联｡由于性的匮乏,她在和秀儿妈的争吵中产生不无意气的､非理性的激情和冲动;由于性的匮乏,她才因秀儿妈的讥讽而下决心买电视机;也正是性的匮乏使二嫫获得了家庭中的强势地位,这使得她有权力任由非理性的驱使采取盲目的行为｡
3､盲目的女性和消隐的男性
周晓文塑造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盲目的女性,即二嫫这样一个从贤惠和柔顺的“良家妇女”转变为执拗要达到目的的女性,影片则打破了一个女性神话,即以一个执拗而盲目的女性取代了具有柔顺､驯良等传统“美德”的女性｡尽管二嫫的结局和最初的目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尽管二嫫的性压抑始终不能得到舒解,但这种盲目心理在作者那里却是被肯定的,农村女性的特质因为其“盲目”显得格外突出｡事实上这一特质不但在农村女性中,在当代中国女性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性格特征｡
与此同时,作者描写的男性心理也值得关注｡二嫫身边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无能的丈夫“村长”,一个是怯懦､不肯担当的情人瞎子｡“村长”是已经退位的前村领导,这象征着村长过去强大的能力在今天已消隐,演变成一个徒具男性外形实质上具有嫉妒､偷窥等“女性”心理特征的人物｡他介意村长的身份,邻居瞎子的经济优势令他耿耿于怀,在“村长”那里,“面子”固然重要而“里子”更重要,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察觉妻子的外遇后他却不揭破,只是暗地发牢骚｡和二嫫相比,“村长”由于能力的缺乏相形之下显得委琐和无奈,他的权力因二嫫的强势而消隐,就像他和村民打招呼的方式:“闹啥?”“啥也不闹｡”情人瞎子在执拗的二嫫面前同样是懦弱无能的,瞎子在二人关系上的懦弱和无能说明他并不能真正使女性压抑的状态得到缓解,也不能使女性由盲目变得明确,经济上的能力并不能改变男性无能的现状,男性再次遭到否决｡
所以,尽管二嫫不无盲目,甚至“可怜可悲”,但女性的心理特征毕竟在执拗中有了可贵的显现｡与此同时,二嫫的执拗虽然在现代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状态中无功而返,但集市上汽车和马车交错的车流中响起的叫卖声显露出的遒劲生命力却是让人无法忽视的,二嫫的盲目心理中显露出的这种生命力正是90年代“作者表述”在心理叙事中的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关注点｡
三､封闭空间内的偷窥心理
除了农村人物外,心理叙事这一“作者表述”形态关注的另一种典型人物类型就是当代城市中的小人物｡和农村相比,城市有更完备的现代社会体制,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紧密联系,强大的社会力量使城市人的生活被整编到城市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中,封闭的空间和强大的整编力量对人产生了压抑｡和前面两类心理叙事一样,人物心理同样被细微而精致地予以描述,何建军导演的《邮差》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本,描述了城市中的小人物小豆因压抑而产生的极度抑郁的心理状态,影片中表现为小豆的偷窥心理和行为｡《邮差》塑造的主人公小豆的社会身份是城市里递送信件的邮差,他处于阴暗､抑郁的家庭和社会空间中,在这些外在因素的桎梏之下,他用“非常态”的方式——偷窥与他人沟通,作者通过小豆书写了一类生存在压抑之中､以某种个人方式突围的城市个人,又通过小豆说明在城市这个现代文明的荒蛮之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无奈｡
1､隐私:空间的隐喻
在影片中,书信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小豆的邮差身份是他窥视他人隐私､介入他人生活的便利条件｡信件中充斥着偷情者､女､吸毒者的隐私,这些不可告人的隐私普遍存在于城市人的生活中,作者利用这些信中隐匿或泄露出的隐私,作为书写城市人内心充满苦闷和压抑的隐喻｡影片中的城市具有封闭性的特征,生活在其间的人缺乏彼此应有的交流,由此产生了具有排他､私秘､冷漠､普遍存在等特征的隐私｡在影片中,作者关注的主题是被压抑的个人而非封闭的空间,但封闭空间是造成人的压抑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在影片中具体呈现为灰暗的旧居民楼､狭窄的胡同､单调机械的邮政所､高高的烟囱､林立的新居民小区,交织于其中的是各种模糊隐约却实实在在制约着人的秩序,如邮局局长､警察代表的力量,这些毫无生活气息的空间和秩序正是现代人的困境:他们困锁于其中,也异化在其中｡外部世界越来越与人无关,甚至成为人生存的障碍和压抑之源,外在的控制和压抑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无从释放的苦闷只能以某种“不合法”的渠道呈现,影片中小豆就以偷窥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发泄他的压抑和苦闷｡
和城市人空间上的困顿相对应的是精神上的封锁和隔离,狭窄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城市封闭空间是小豆和姐姐的家｡影片中小豆和姐姐的关系靠儿时的回忆维系,但姐姐并不能真正进入小豆的内心世界｡小豆对姐姐为他编织毛衣反应冷淡,在有限的家庭空间里小豆还常常冷漠地把门关上,将自己封锁在狭小的房间里｡另一个典型的城市封闭空间是邮政所｡邮局空间在影片中具有悖谬性质,邮局这个为人们提供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枢纽本身却是如此单调而机械,邮政所的室内布局和劳动分工井然有序,俨然是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信件分类的工作枯燥无味,盖邮戳的声音机械沉闷,同事之间没有对话和交流只有工作,人的表情是机械､漠然的,这一空间在作者表达人的心理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上具有重要指代意义,是作者设置的隐形符码｡此外,城市的户外空间在影片中也是一个典型的指代性场景｡小豆日夜骑车穿梭在小区或胡同之间(影片的拍摄地是北京),代表着现代和过去的城市建筑统统笼罩在灰色中,人与人之间同样没有行动交流和对话｡小豆的自我疏离和信件中的隐私说明了都市人对于交流的无奈,也正因为如此隐私才对人具有无穷诱惑,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正源于和他人的隔膜,但窥视他人隐私不但不能为小豆解除沟通的症结,反而使欲望泛滥成灾｡
2､偷窥:压抑的反抗和迷茫
小豆通过获得他人隐私来和外部空间交流,他一步步从窥探隐私发展到干涉他人隐私,小豆以这种方式进行着一场“精神突围”的战争,他从开始尝试到后来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在社会组织的权力分配网络中,种种令人惊怵的隐私是如此弥漫,在影片中几乎每个人都有隐私,信不仅是交流的媒介,更是容藏隐私的媒介:第三者写给情人的信､女给医生的信､自杀男女给父母的信……每个隐私都和人的欲望相关,现实生活对欲望的压制反而造成了隐私的暗流,这是一种反常的兴奋｡
小豆对隐私的窥探是宣泄其欲望的一种方式,因此尽管影片主题是窥探,但作者并未采用偷拍的摄影技巧,反而有意让小豆的行为袒露在观众的视野中｡小豆的每次窥探都公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他激动不已,“拿出小学生时代就在使用的铅笔刀,工艺仔细地削开了信封——那道自身与他人､信的主人与他人之间的封锁线｡就此,旧的关系立即破解,旧的蛛网遭到破坏,小豆不再是信的差役,而一跃成为信的主人｡”⑤隐私的诱惑不止于获知,小豆在老邮差停止的地方更进一步,他开始以干涉的方式进入他人空间,这个游戏让他兴奋,欲罢不能｡他以隐私要挟发生婚外情的男人,充当正义的制裁者;他重新改写自杀者写给父母的信,充当悲剧的改写者……然而他终究不能改写他人的命运,他人悲剧仍然发生,自己也深陷其中｡
3､性萌动:爱欲的突破口
在对他人的性隐私的窥探的同时,也使小豆产生了性欲萌动,不仅如此,新婚的姐姐和姐夫也激活了小豆隐秘和躁动的欲望,影片中性欲既是小豆释放压抑的主要出口,也是小豆和他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具有反抗意义的尝试｡小豆从女宛娟和医生的来往信件中获知了宛娟的秘密,他开始跟踪宛娟,并装成病人到医生诊所见到宛娟｡他甚至扮成嫖客来到宛娟家中,宛娟的职业化和熟练让他不适,他尴尬地离开｡有了和宛娟的这次并不成功的性经历之后,他接受了同事云清的性邀请,和云清在邮政所的工作间里发生了性关系,前面说过邮政所这个空间是个富有隐喻性的空间,小豆的初次性体验发生在这样的空间表明了他对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予以反抗,人的孤立和隔膜也由此得到突破｡但作者对人的孤独和异化并不乐观,和云清之后两人关系的漠然更显醒目,亲密的身体接触后人与人的心灵似乎更加遥远,可见人与人的沟通不可能通过性来实现｡小豆没有得到快乐,孤独也没有缓解,小豆企图通过性与他人交流的尝试因而彻底失败,人最终复归自我的封闭中｡此外,影片还描述了小豆对姐姐隐秘的性冲动｡小豆偷窥姐姐洗澡,虽然小豆最终关上了自己的房门,但小豆对姐姐的非常态性欲不但说明性关系的不,也说明姐弟的天然血缘关系并非人际关系障碍的例外｡由此,作者一再试图说明城市中的人相互沟通是彻底无望的｡
就城市中的个人而言,小豆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小豆和外部空间的交流方式无疑是错位的,因为窥视,小豆自己也成了一个有隐私的人,侵入他人和被他人侵入成为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现实的异化是深刻的,影片正反映了作者对摆脱异化这一理想的拒斥,无论是通过信件还是通过性,小豆和他人交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影片有一个颇具意味的对照,老邮差老吴因良心的谴责向局长坦白了偷拆信件的事实,局长在安慰老吴之后随即老吴却被警察带走｡相比之下,同样有偷窥行径的小豆的结局却不同,小豆的行为被局长暗暗察觉后,由于小豆洞察局长和云清的私情,因而小豆在拿到奖金(对邮差的奖励)后仅被发配去安装邮筒,成为权力控制的漏网之鱼｡老吴和小豆结局的对比讽刺了权力的荒谬,小豆因权力而孤独也因权力而逃脱,这正是由权力制宰的现代社会的荒谬之处｡《邮差》提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沟通?作者对城市中的现代人在沟通问题上表示了悲观的态度,作者对小豆心理的书写,颠覆了以往电影叙事中关于被压抑的小人物采取或臣服或激烈抗争态度的集体认知,描述了在困锁中用自己的方式突围的个人｡
四､结语
本文分析的“作者表述”形态是90年代影片中的心理叙事,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心理描述表达了他们对人性的探究｡对人性的勘探是诸多艺术的创作主体孜孜以求的,但是对人性的关注在中国传统电影中一直较为匮乏,传统电影更为关注颇富意识形态意味的观念的表达,不是关注人性本身,更缺乏深度的心理叙事,因此90年代出现的心理叙事是中国电影“作者表述”的重要突破｡
上述以五龙为代表的传奇人物､以二嫫为代表的西部村妇和以小豆为代表的城市小人物三种人物类型,在他们身上分别呈现出迷恋症､复仇欲､盲目性和窥探癖等心理特质,作者将这些心理特质置于某种特定情境中予以凸显,让人性的隐匿部分得以铺陈和展现,显露出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原生态”｡作者未对这些人性的心理呈现做出褒贬评判,而是以自己平实的表述引领观者走进人物的心理深处,洞悉人性真相,心理叙事的主要价值也在于此｡
心理毕业论文:白血病病人化疗心理护理论文
一、交谈、宣教法
对焦虑恐惧、悲观失望、怀疑和自我封闭者，首先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让其了解病情，通过积极暗示、鼓励支持性语言取得患者的信任，诱导其宣泄出忧郁自闭的原因，满足其心理需求；有针对性进行疾病知识的宣教，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利用典型病例的成功之路启发、引导，以消除顾虑，克服病人角色形为缺如或强化现象，减轻恐癌心理负担。
二、争取社会系统支持
对改变信仰，寻求精神寄托者，应掌握其产生的根源及表现形式，及时争取家属、亲友、同事等社会系统的默契配合。对文化层次低、搞迷信活动的患者，应向其说明危害性，并坚决制止。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者因盲目信仰宗教，整天处于虚幻状态，对这类患者可循序渐进诱导，开展适当形式的娱乐活动，使之注意力情感转移，以杜绝其寻求不良的寄托心理。
三、缓解外因刺激法
对四例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深入了解引起自杀倾向的外部原因，争取家属和社会系统的配合，根据患者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说服教育患者以提高对挫折的应激能力，同时密切观察其情绪变化，加强防范措施，杜绝意外发生。
四、排解和优化情绪法
患者对化疗的态度是影响生存质量较大的因素，因此，唤起患者的信心是关键。针对不同文化层次对疾病认识的不同，在化疗前详细解释化疗的必要性和可能发生的副反应、化疗进展情况，给予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对于因化疗副反应严重而拒绝治疗者，除诱导疏通外，还需要创造良好的休养环境，避免不良刺激，使之舒适、顺利的渡过强化治疗期。
五、心理护理法
在心身交互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在工作中注意心理因素所因起的生理变化。平时注意观察并记录在心理波动状态时的生理反应，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出冷汗和胃肠道功能减弱等交感神经兴奋的表现。根据反应轻重适当给予药物控制，减轻心理刺激原的影响，以达到生理机制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心理毕业论文:医院心理咨询系统模式管理论文
关键词：上海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系统模式
十多年前我国精神医学和美国精神医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进入90年代以后两者正逐渐靠拢。美国精神医学从精神分析方向转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我国精神医学正在心身统一的整体观基础上不断地整合现代的理论与技术。当我们将西方的诊断系统和评估测验用于中国病人时，焦虑和抑郁的发现率似乎比过去想象的更和西方的情况接近。这表明一旦我们应用相同的临床语言整理各自的经验时，我们将发现，人类的相似远多于其差异，精神医学同样如此。
系统模式的构想
在本文中，作者在上海中山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系统模式，并采用两个时段的临床资料说明这种模式的运作情况。根据一般系统论［1］，我们将人视为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处于生理和心理社会的稳态之中。每个人由若干子系统组成，依次为外部较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心理系统也能被分为三个子系统：行为的、情绪的和认知的［2］，介于其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这些系统和子系统构成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层级，这种层级的任一层次的改变都会影响其他层次的功能。因此，一个人的功能不仅可被器官病理变化所影响，而且可被人际或家庭层次的功能失调所影响。
为了描述病人的功能状态，理解其心理障碍的决定因素并作出合理的治疗计划，心理卫生专业人员要考虑全部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既然生物心理社会层级可在多个层次受到影响，那么，多维评估和多层次干预显然是合理的方法［3］。
一个人的稳态不是固定的，它不断地被调节。如果一个人的功能状态发生障碍，通常有三种途径可用来恢复正常的功能状态或达到另一种稳态：①物质交换：例如，药物、饮食或给氧；②信息交换：很多刺激，包括言语，能进入信息加工过程，对人的系统发挥调节作用；③“意识反馈”：根据R.W.Sperry的意见，人的系统较高层次的功能是意识，这是将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特征。意识能对人较低层次的系统功能进行调节，显然也调节社会层次的功能［4］。这对治疗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反馈技术如认知和行为反馈常在心理治疗中应用，自我监测、治疗会谈时情感反射和言语复述、行为再塑造、识别负性想法(功能失调想法日记)和识别潜在功能失调性假设都是认知行为反馈的例子［2］。这三种途径在恢复病人正常功能方面是互相补充的，成为综合医院心理咨询中对病人进行干预的基础。
1987年中山医院建立了上海市综合医院及时家医学心理门诊，旨在对非精神病性障碍［5］如神经症性障碍、抑郁症、进食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等病人提供帮助。这些病人通常到综合医院寻求帮助，他们易被忽略或误诊，造成过度的医药资源消耗，但大部分病人的问题依然如故。
为了帮助这类病人，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实施多层次干预的治疗项目。小组由临床医师或精神科医师、心理测试人员和心理护士组成，每周门诊两次。每位病人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他们的问题。临床工作中应用DSM-III-R和ICD-10诊断标准。
评估与治疗内容
一、多维评估：为了决定治疗途径，每位病人都要进行多维评估，即对每位病人的生理、情境、行为、情绪、认知和人际/社会诸方面进行评估。多维评估不仅提供了诊断的资料，而且为病人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比较的信息，为选择适宜的多层次干预方法提供了基础。二、治疗目标：医学心理咨询的一般目标是帮助病人解决现在的问题，减轻不适与痛苦，并使他们能对付将来发生的类似问题［6］。
三、治疗性医患关系：正如Rogers指出，建立促进成长咨询关系的方式是治疗者体验并表达三种互相关联的态度：无条件地积极关心、设身处地地理解和真诚［3］。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医生和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是平等的，好像是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但医生采取主动、指导和鼓励者的角色。为了达到治疗目标，他们一起协同工作。
四、多层次干预：对一个特定病人，干预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多维评估的结果。对一个病人使用的方法可能和另一个病人很不相同，认知行为方法是这一治疗项目的核心。如果生理评估表明，生理因素在病人的疾患中起了显著作用，那么，有时也应用药物。药物被视为整个多层次干预中一个互补的环节。疗程和短程心理治疗相当，通常不超过3个月。
临床应用
一、1987年1月至1988年12月底，中山医院心理门诊共接受病人1013例，按DSM-Ⅲ-R和ICD-10(草案)的分类和诊断标准，298例符合焦虑障碍(29.42%)，190例符合抑郁障碍(18.76%)。经过门诊咨询3次以上者纳入疗效评定，焦虑障碍136例，抑郁障碍93例。评定方法以病人报告为主要依据，参照SCL-90、SAS、BDI21的量表评定结果。咨询结果分为三级：显效—症状控制或消失，职业功能明显改善。好转—症状改善，但未能恢复原先的职业功能水平；或症状虽有明显改善，但不稳定。无效—主要症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反而加重。
心理毕业论文:电影广告消费心理管理论文
[摘要]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营销的催化下，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利用成为目前的一种新的媒介。电影中这种夹带的广告利用其自身暴光率高，到达率高，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等优点刺激观众的知觉去改变观众对广告产品的态度从而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电影制片商也正因为这样的电影广告具有的这些优点而广泛利用这样的广告方式。
[关键词]电影广告消费心理电影广告优点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而且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它能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最细致的信息载体。通过最形象的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基于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来，中国电影业在国际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也开始学着利用电影这快幕布背后的魔力。
电影中的广告电影中的夹带广告按其表现的方式来说，一般分为显性和隐性广告两类。
显性广告主要以电影中的贴片广告为主，而隐性广告则以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为主。
一、贴片广告电影的贴片广告就是广告的运营商与电影的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合作，在每部电影放映前播放
客户的品牌广告以及企业广告和电影片尾出现的鸣谢单位，赞助单位的帖片广告。它是电影广告最明显最外在的形式，属于电影中的“硬广告”。尽管这种广告形式常常在播放前引起大量观众的唏嘘声，但是调查显示它的传达效果较电视广告有更深刻的观众记忆度，因此此时的广告就能很好的利用观众这一心态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的首开电影贴片广告的先河，继而《大腕》、《英雄》、《手机》等影片都夹带着众多的贴片广告。
二、植入式广告对于电影而言，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跳脱了传统的广告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因为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至此，植入式广告正在悄然升起。所谓的“直入式广告是一种异业结合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之中，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与媒体一起推销给消费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是在影片中刻意地插入商家的商品，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令观众在不经意间构建起对商品的潜意识知觉。由于观众对广告天生有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剧情的做法往往比直接诉求的结果更好。总之，它是以一种隐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广告融入电影的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无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起先电影的帖片广告是作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元素出现的，它带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然而植入式广告将产品的宣传内化到影片之中，成为影片的内容，让影片的魅力带动产品的宣传、推广，真正做到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如《及时次亲密接触》中的卖当劳、《天下无贼》中刘德华和刘若英用的NOKAI手机、《落叶归根》中宋丹丹说的西南财经大学......这些广告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电影传递着品牌的精神，而且很合理、很自然。这就是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魅力。
这种广告形式对观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暴光率高，以娱乐的表现形式使受众接受，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记忆，从而加强与巩固神经联系的痕迹。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出现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取决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而可以使产品在电影中随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这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观众是以一种寻求快乐寻求释放的心态去看电影，这样观众从心理上就没有对外界的防御，这是夹杂在电影影片中的广告会毫无声息地到达观众，而且这种把广告和故事情节相连接起来的广告其观众记忆度也极高。
（二）这样的广告形式很容易让消费者改变态度，使其对影片中的商品产生积极的态度。首先，观众自身就不自然地充当参照群体的作用。电影能带给受众一种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的享受。而且电影具有的一种集群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公众的喜爱那么这种人际关系中的舆论传播就是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这对消费者心里的影响作用无疑是最有力的，它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发挥较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尤其是大片中往往都有几个名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将广告产品与名人结合一来为商家节约了请名人做广告的巨大成本，二来也使得这些名人不自然地充当了消费者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电影作为传播娱乐的载体而言，产品、品牌和广告都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影片中各种元素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电影中的广告元素通常以实物道具的间接形式呈现，不像其它传媒广告那样直接，所以广告信息悄悄进入消费者的记忆大脑，而且这种进入方式是以娱乐形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三）到达率高。电影中的广告到达率高“电影受众也称‘暗夜的人’，黑暗的环境把电影的交流系统与周围日常空间隔离的同时，也把受众同他所体验的现实隔离开来，使其全身心投入电影的世界”。在电影受众暂时处于催眠的状态下进行广告宣传，受众接受信息度一般较高，同时较电视广告而言，影院的观众直接地暴露于广告的轰炸，无从躲闪，它的到达率几乎为。
（四）广告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它不但在影院放映，还可以在电视录像带、VCD中播出，不但播放一次，而且可以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让产品插入电影之中，让电影情节成为其广告内容，明星就是一种的广告形象和意见领袖。这种天然的示范作用不经意便俘虏了观众、消费者。同时电影媒体可以影响电视广告很难到达的人群青年一代。他们崇尚的是快速的消费，电影媒体的特性迎合了青年一代的潜在心理，也因此更好地掌握拥有了这一巨大市场。另外电影中的广告成本较低“如果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达到5000万美元，电影中的广告就等于达到大约1370万的电影院观众面前，而据电影工业统计，一部有5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就可以卖出20万合录像带。不止如此，一部卖座巨片的录像带一星期至少出租五次，这样一个产品的镜头会因此在增加2500-3000万个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机会”。如果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电视的播出，广告主所付出的平均单位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
综上所述，电影广告借助自身独特的优点确能将广告有效得深入到观众的心理，在各类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的广告促销手段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不管它以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人们对这块幕布背后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心理毕业论文:电视广告观众心理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电视广告；观众；心理影响；制作理念
［论文内容摘要］各种媒体对观众的渴求，集中体现在广告的竞争上。媒体总是绞尽脑汁让广告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于是电视广告的“”便顺应媒体人的期盼产生了。广告的出现，在观众的心理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电视广告“”的出现背景、概念、变现形式及要求、观众的广告接受心理、电视广告“”对观众的心理影响、电视广告“”对媒体制作理念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广告出现的背景
长期以来，广大电视观众一直忍受着电视广告的折磨，特别是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的观众，往往在剧情最精彩的时候，一段广告“及时”出现，让人感觉从春风拂面的河边一下子走到了一条充满臭味的小巷子里，个中滋味，难以言表，恨不得立刻把电视砸烂。于是很多电视观众在广告来临的时候就开始看书、上厕所、聊天、换台等等，甚至部分电视观众直接关闭电视开始寻求其他的娱乐方式。通过改换关注点来打发时间，造成电视观众和广告制作人或者电视媒体人的间接对立，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电视观众很容易对电视广告产生本能的反感，从而对广告产生抵制心理，大大降低了电视广告的宣传效果。并且电视观众对电视台过多的广告怨言颇多，导致电视台的收视率下降，电视台的效益也就随之下降。而电视台效益的下降，导致了大量的电视广告进入电视节目，进一步挫伤了电视观众的热情，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中国观众对广告的态度如何，随便问问周围百姓就知道了，其答案无不是“太多了，太烦了”。评价广告的作用和欣赏广告的制作精美的人寥寥无几。而从事媒介的人又苦不堪言，因为离开了广告，媒介就无法生存。
其实，广大的电视观众对于电视广告在电视媒介中的作用是理解的，适当的广告也是能够让广大电视观众所接受、欣赏的。为了更好地与观众沟通，在电视台与电视观众之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让电视观众欣赏电视广告、爱上电视节目，成了电视传媒人的一个紧要目标，寻找一个如何既让电视观众在电视广告出现的时候不反感，并欣然接受的办法，电视传媒人也在不停地探索。近年来，电视上的“广告”应运而生，就是媒介与观众真诚沟通态度的明证。
二、“广告”的概念、表现形式及要求
1.广告的概念。“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对广告播出时间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有所不同的是，广告是对广告结束时间的。现在，在较大电视台的电视节目里，屡屡可以见到“广告”。如央视的《星光大道》中插播广告时，屏幕右上方便出现“广告还剩35秒”等字样。
2.广告的一般表现形式。广告的表现形式，也和其他传播主体一样，追求一种文化性、表达性和观赏性。（1）数字计时形式。该形式表现直观，一目了然，能够让观众立刻知道该广告的具体时间，也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广告的形式。如“广告还剩××秒”“××秒后广告结束”等。（2）钟表表现形式。该形式表现灵活，能够让观众对广告本生或者广告的表现形式产生兴趣。比如把节目主持人的头像作为背景，而以红色圆盘作为钟表的秒针旋转、跳动等，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就是采用这种形式。（3）形象表现形式。该形式表现古典，不直接告诉观众具体的广告时间，但是能够让观众了解大体的广告剩余时间，并产生对远古历史的畅想，体现一种古典美。比如用古代的“以沙计时”法等。
3.广告的一般要求。（1）“”要短。其实，“”只是个形式，无论是考试，还是奥运，都是给人们心理上一种或期待或紧迫的影响，并不会影响实际到来的时间。广告只适合较短时间的广告，如果时间过长，反而会增加观众的逆反心理。据目前统计，广告最长还没有超过110秒钟的。（2）“”要准。实施“”，需要增加相应的设备投入。电视台播出部门需要增加字幕播放控制系统，严格而控制广告播出时间。据调查，需要增加设备的资金大约在2万元以上。“”的时间要制作精细，差半秒都会影响该台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3）“”要定。忠实于某台某栏目的观众，对哪个时段插播哪些广告都了如指掌。所谓“”要定，就是时间确定，即每次尽量都是一定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制作成本，一方面增强可信度。广告的变化不可控制，但变的时间幅度不宜过大。
三、观众的广告接受心理
观众对广告传播有着一定的心理，简单分来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心理。
1.正面的心理。（1）观众的求知心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求知欲，而广告作为一种特定信息的传播方式，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传达信息，表达情感。广告的播出可以为观众提供信息，答疑解虑。观众期待真实、翔实而细腻的广告信息。（2）观众的群体意识。广告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是新鲜事物的展示。观众对广告的期待心理正是其内部群体意识的驱动，对社会信息的掌握是其不甘被社会淘汰、被群体遗弃的体现。
2.负面的心理。（1）对广告的逆反心理。广告总量过长，时间过长，这是引起观众普遍对电视广告产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据不统计，一些电视台从7∶30～22∶30之间，广告累计占去1/3以上的时间（包括同一广告的多次重复）。特别是播出一些收视率较高的电视连续剧、大型综艺节目、大型体育比赛时，广告一播就是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因而导致观众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2）对广告先入为主的成见。广告从诞生的那24小时起，就和促销的功利目的紧紧联系在一起。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大多数广告呈现出一种急不可耐的推销色彩，无论其说的多么真诚与客观，都不能让人摆脱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因此妨碍了观众对广告的信任和接受。
四、“广告”对观众心理的影响
1.对于在广告时间选择继续观看此台的观众。（1）增强期待心理。与其换台折腾，不如耐心地等待，这是许多观众选择收看的广告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不愿意错过丝毫的精彩节目内容。在“广告”出现后，这种选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频率上都大大增加了。随着广告一秒一秒地过去，观众的期待心理也逐步得到满足。（2）放松享受心理。观众即使再讨厌广告，他们也深知，广告是不可能被拿下的，相反，大量的广告有可能是他们观看精彩电视节目的前提和保障。所以，广告的传播就只剩下技巧可言了。对于继续等待的观众而言，一小段的广告也许正是他们放松心情、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氛围的精妙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与家人谈论节目，表达观点，也可以放松心情。
2.对于在广告时间选择换台或不看的观众。（1）带来紧迫心理。选择了换台或不看的观众，对时间的掌握有莫名的紧迫心理，正如考试等一样。此类观众对未看完节目的强烈期待，成为他们产生紧张心理的原因，换台后对时间的掌握为他们带来紧迫的心理。（2）产生信任心理。仅一句“广告还剩多少秒”的字幕，就是电视人服务观众的具体诠释，体现的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文化。“广告”提高了广告播出度的同时，充盈着一种信用服务与人文关怀的理念，有效地与观众进行了一次次无声的“沟通”，在方便与尊重观众的同时，赢得了观众的信任，进而提升了电视媒体的形象。
五、“广告”对媒体制作理念的影响
广告是媒体人对传媒表现方式的一种成功探索和尝试，她的影响不仅仅在广告方面，体现的更是一种对观众心理的恰当把握，这也给广大的媒体人展现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不论什么样的传播媒介，什么样的传播内容，什么样的传播方式，都要牢牢把握观众的心理，以一种人性化的立场，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一种鲜活的、紧紧贴近生活的表现方式，达到传播的目的，而不是用呆板的、对牛弹琴式的方式去传播。
六、结束语
广告是对广告有效而巧妙传播的努力探索和尝试，为广大的传媒人做大做强传媒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媒体人对它的探求还只是一个开端，广告作为一种媒体人既爱又怕的传播客体，其传播的技巧和方式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本文也仅仅提供了一些粗浅的看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心理毕业论文: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论文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多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多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达赖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心理毕业论文:新闻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闻敏感是记者素质的核心。传统理论多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新闻敏感；本文旨在从心理学视角对其进行探析。通过比较学术界几种常见和尚存争议的观点，指出这几种观点的融合性特征；并且进一步阐述了新闻敏感产生过程中感知与思维，直觉与实践，人格与感知、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综合探讨了新闻敏感的心理发生机制，尤其是人格、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对新闻敏感的制约，进而指出培养新闻敏感的途径及关键所在。
［关键词］新闻敏感；感知；思维；人格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敏感至关重要，它是记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是其职业个性的集中体现。是否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记者的职业“命运”。高度的新闻敏感是一个记者在政治上业务上成熟的标志。
对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以往学术界大都是从新闻学角度进行阐释，不同作者在表述上也很接近。如：“新闻敏感是记者编辑发现和判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能力。”⑴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以及心理学理论、知识日益深入人心，有的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视角来审视新闻敏感的内涵，发现其中有不少词汇属于心理学范畴。以上述界定为例，其中像“发现”、“判断”、“能力”这几个关键词，均可归入心理学范畴。这说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带有新闻学和心理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由于新闻敏感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极端重要性，由于以往在新闻界主要是从新闻学角度看新闻敏感，所以本文拟主要从心理学视域对新闻敏感作一分析，旨在丰富、补充新闻敏感的内涵，以使新闻从业者从理论上多角度地认识、把握这一概念，并在新闻实践中主动培养这种素质。
一、有关“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
分辨学术界对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可以对比出从新闻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新闻敏感”的差异，从而确定从心理学视角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必要性。
（一）侧重于新闻学角度的界定
1.“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发现、判断有价值新闻的能力，是一种职业敏感。”⑵
2.“新闻敏感是记者对社会形势的敏锐的洞察力，对客观事物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对报道对象的迅速而的反映能力。”⑶
这两种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新闻实践的角度出发，初步涉及到新闻敏感的一些心理学特征。无论是对“敏锐的洞察力”，还是“判断能力”和“反映能力”，新闻研究者虽然停留在表述上，少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但是，“新闻敏感”本身所具有的学科交叉性——新闻学领域的“新闻”和心理学领域的“敏感”，决定了从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二）侧重于心理学角度的界定
1.感知论。该论点把“新闻敏感”归入社会认知领域。具代表性的有：
“记者采访属于社会活动，在采访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自然也就属于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内在过程是从社会认知开始的。社会认知的最初阶段是社会知觉，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迅速、地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而判断、预见自己所选择的新闻事实的社会反响。记者这一系列的心理过程，既是他的认知过程，也是其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⑷
这种明察秋毫的社会知觉显然与新闻敏感的心理过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新闻敏感始于社会知觉，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这也是意识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觉的，又是新闻敏感产生的必然过程。
2.思维论。该论点认为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
（1）“记者的新闻敏感依赖直觉，然而这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直觉，而是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新闻实践和职业训练才获得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新闻从业人员所特有的一种浓缩的、简化的思维形式。”⑸
（2）“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发端于直觉，是逻辑思维的凝结、概括和简缩。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没有中间推理的过程，但实际上它正是这一过程的‘概括化’和‘简缩化’。”⑹
他们认为，传统的研究把新闻敏感局限于“感知”这一领域里了。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感觉能力”，而没有上升到思维的高度。其实，思维论持有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本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思维”与“感知”对立起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免有些偏颇。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虞达文认为新闻敏感是逻辑思维的浓缩，实际上是“浓缩”了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关联性，模糊了“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间的区别，有待商榷。
另外，有一些界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思维”这个字眼，但其中却包含了这层意思：“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是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能力，对事实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对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以及对新闻事实的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⑺
这里，“判断”、“识别”、“分析”，都属于思维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定义同时又提到“观察”能力，属于感知范畴。可见，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新闻敏感集感知论、思维论于一体的综合性定义。这种带有综合论色彩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它们一般却只能为新闻敏感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心理轮廓，没有明确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3.人格论。该论点将新闻敏感放在了“人格”这个非智力因素的背景下去考察。
“人格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讲它不仅直接影响新闻敏感的强弱，而且直接对记者所有的新闻素质都有制约作用。”⑻
刘京林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凯勒关于“有色镜头”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格就像“有色镜头”一样具有认知过滤的作用。这种“心理组织结构”直接制约着新闻敏感的强弱。该观点指出了一个影响新闻敏感发生的非智力因素（人们进行各种活动除智力和能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因素的总称），对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研究有很大价值。
其实，无论感知论、思维论还是人格论，都是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的。三者统一而各有侧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从感知到思维，再到整体的人格因素，层层递进，相互影响。下面，就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考察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二、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探讨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有助于从心理学视角剖析这一概念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而丰富和补充以往学术界单从新闻学方面阐述这一概念的不足。
新闻敏感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分析。感知论强调的便是新闻敏感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其实，记者通过社会知觉选择了报道对象，并将该事物与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各种印象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作出一定的判断时，该心理过程已经渗入了思维的作用。
而思维论则主要从新闻敏感表现为一种“直觉”说起，将其归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直觉的产生并非毫无根据，必须是当记者经历了多次感知之后，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科学知识，以经验结论的形式保存于头脑之中。当他们一旦与有关的事物（即原型）接触，直觉便产生了。由此可知，思维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心理活动。
前文已提到，人格论的作用在于强调动机、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与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一样，对于新闻敏感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前述，我们不难看出，3个观点虽立论不同，且各有侧重，却并不彼此冲突。感知论中的感知和思维论中的思维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直觉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联系，综合理解起来更加、丰富；而人格论则从整体上给前两者以补充。
下面，我们分别就新闻敏感产生过程中的两对关系进行考察。
（一）感知和思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1.感知、思维与新闻敏感
如前所述，感知论强调了认知事物的最初阶段。因为感知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在联系；而思维论则强调了认知事物背后的分析、判断过程。因为思维是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
虽然感知和思维在表述上截然不同，但二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感知是新闻发现的开始，记者、编辑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脑海中留下鲜明的印象，才有可能进一步思考，从中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来。因此，感知是思维的基础，是新闻敏感产生的感性阶段。离开了感知，新闻敏感将无从谈起，而思维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某些思维论持有者否认传统研究过感知因素的肯定，将新闻敏感孤立在思维的层面上，实际上是抹煞了感知对思维的基础作用。
每天发生的事实如此之多，如果一个记者只是泛泛地用眼睛进行观察，仅仅停留在感知的领域而不对感性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比较、判断，那么，他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抓住其本质和规律，也就更无法提炼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来了。可见，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是更复杂、更高级的认识阶段，感知需要而且必须上升到思维的层面上来。其中，新闻敏感的产生过程，就是对所感知的事实进一步比较、判断、筛选的思维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
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胡家麒在云南边陲瑞丽市采访改革开放后小城的变化。在采访了很多人和事之后，他却总是不满意，觉得这些事例不能深刻反映小城的变化，表现方式也雷同。于是，胡家麒到街上闲逛散散心。在买西瓜时，他听到的是河南话；理发摊上听到的却是上海腔；在卖工艺品的小店里见到的又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无意中一个灵感跳了出来：南腔北调，这不正是往日封闭的小城在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写照吗？于是，他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丰富多彩的音响，用7种声调组成了现场报道《南腔北调瑞丽边贸街》。这个报道获得当年中国广播奖现场报道一等奖。⑼
在这个例子中，记者听到的“南腔北调”是感性认识；而从这丰富多彩的音响中想到瑞丽小城的重大变化，则是一个“概括化”、“简缩化”和“知识迁移”的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与感知的过程密不可分。只有注意到了各种音响的存在，才能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小城变化的有力证明；反过来，如果这种感知不上升为思维，那么，那些音响就永远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声音而已。
感知和思维共同支撑新闻敏感发生的全过程。思维是从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抽象和概括后的现象才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认识意义，感知必须上升为思维。感知和思维共同存在于新闻敏感的全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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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
在上述思维论中，学者着重批驳了“天赋说”的观点。资产阶级学者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说：“记者需要一种天生的鉴别力，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更有人甚至把新闻敏感称作记者的“第六感官”，这就把新闻敏感神秘化了。
批驳这种观点的关键，在于对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的关系进行的认识。“天赋说”本质上夸大了“天生的”直觉的作用。实际上，直觉既非天生，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新闻敏感依赖于直觉，发端于直觉”（虞达文），即便如此，“直觉性”只是新闻敏感的开始和表象，并不代表其全部。《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对直觉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种非逻辑形式或未经逻辑推理而洞察事物的特殊思维，可在知觉的基础上产生，也可在表象或内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其主要特点为（1）以经验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2）需要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3）产生迅速而突如其来，是一种瞬间的判断，是智力活动的飞跃。”而这种“顿悟”是“记者头脑中潜藏着的某种信息（即主体信息），突然与外界的有关信息（即客体信息）发生联系和撞击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所产生的一种思想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⑽
这种顿悟思维其实就是直觉，虽然表现为“突如其来”的“瞬间”的飞跃，但都要以由经验、实践等所构成的“主体信息”为基础。只有经验、实践积累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时，新闻敏感才能被直觉的火花所燃亮。正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在观察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对记者来说，“有准备的头脑”就是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开放式的思维和积极的心理准备。
例如，1995年《焦作日报》的记者邓少勇到沁阳市搞工业调查。在参观企业时，途经一个建筑工地。一位随行领导介绍说这是新建的科技大楼。正在监督施工的沁阳科委主任也过来介绍说，沁阳市从1990年开始把“科技兴市”叫响，经过5年的努力，国民产值增长量中的科技因素已占到36%。记者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想到沁阳的经济发展现状正好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及时生产力”理论的佐证。他马上写出消息《沁阳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已占三成》发表，此文获河南省好新闻消息类一等奖。⑾
在这个例子中，邓少勇原先采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沁阳的科技状况。而当他听到有关领导介绍的情况之后，马上来了灵感，顿时想到了邓小平“科技是及时生产力”的理论，并结合他以往的采访经验，写成了一篇的消息。这个发现，表面上看起来是记者灵感突发，偶尔得之；实际上却是源于记者平时的理论和实践积累。这正是直觉与实践关系的好说明。
新闻敏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感知。脱离了知识经验的积累，直觉思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法转化成新闻敏感。持“思维论”的学者对于直觉和思维关系的论述，对“感知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完善。从实践角度来说，在充分积累知识、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才是新闻从业者培养新闻敏感的切实途径。
（二）人格与感知、思维的关系
影响新闻敏感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智力因素。包括上文论及的感知和思维；二是非智力因素。它是由动机、信念、兴趣、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等心理要素组成的。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许多记者的智力因素不会存在特别大的差异。然而，往往只是少数的记者采写了多数的好新闻，原因何在？记者之间的差异大多出在非智力因素上。社会责任感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强、有正确世界观的记者具有比其他人更强的新闻敏感。他们才是新闻界的精英。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他们在新闻敏感产生的全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智力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发生作用；非智力因素虽然在认识过程中并不直接发生作用，但是它们制约着感知、思维的智力效果。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智力因素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执行操作系统，即对所接受的信息起着接受、加工、处理、掌握的作用，那么，非智力因素则是动力调节系统，它对智力活动起着始动、定向、维持、调节的作用。”⑿如果说在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中，记者用感官来观察、搜集大量的事实材料，然后运用思维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加工，识别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是一个纯客观的操作程序；那么，这个记者为什么会迅速观察到这个事实而不是忽略过去，为什么在瞬间“顿悟”出了“这个”有价值的角度而不是在其他平庸的角度上泛泛做文章，这里就有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
这里，我们要引出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人格。人格是一种综合性衡量标准，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记者的人格是产生新闻敏感的“幕后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影响着新闻敏感强弱的程度、持续的时间、正确与否的方向性以及应变的灵活性。如果将新闻敏感的产生比作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那么，感知、思维就相当于反应原料，人格便是促成反应最终发生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化学反应就无法发生；如果催化剂变了质，那么，这次反应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与初衷背道而驰，走向反面。在一种健全人格的激发下，感知和思维才能相互作用，产生新闻敏感；如果没有这种人格背景，一切的感知和思维过程都是没有意义的，新闻敏感也自然无从说起。
在人格的诸多因素中，与新闻敏感联系最紧密的是动机。“动机是发动行为使其达到某种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或曰内驱力。”⒀动机对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目标导向上。动机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与某种具体目标的结合，因此，当人的需要很低级，并且目标也并不高远时，只能产生微弱的负面动机；反之，则会产生强烈的正面的动机，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记者的新闻活动也是如此。如果记者只是抱着交差、应付的思想，对许多事情都无动于衷，缺乏强烈的发现、挖掘有价值新闻的动机，他的新闻敏感就无从产生；相反，记者怀着一股激情，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那他不抓住好的新闻便心里不安，不把有价值的新闻报出来，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记者就会不停地去思考、探求、创新。这样，记者培养新闻敏感便有了动力。
获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短新闻《农机下乡了》，其采制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片反映了在送农机下乡的支农过程中，某些单位和个人大搞形式主义的问题。记者应邀参加农机下乡活动，最初的动机是想宣传一下这一利企利民的好做法。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却发现了诸多名不符实的现象：下乡车队不直接下乡，而是在城市繁华区、政府机关门口敲锣打鼓；最需要农机的农民，却因怕浪费时间而匆匆离去；为显示活动结果，还特意安排“托儿”买农机，等等。于是，记者心生愤慨，抱着对新闻真实性负责的动机，抱着坚决揭露社会腐败现象、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一改拍摄初衷，将新闻定位在揭露某些人下乡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一恶劣行径上。从而对整个事件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终于挖出一条揭示形式主义的好新闻。⒁
在完成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记者的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应变能力固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当时记者没有怀着一股对党的新闻事业负责的动机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那么，这条针砭时弊的好新闻就不会问世——记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一下回去交差了事。
另外，记者的政治敏感与非智力因素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敏感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局政策的把握。其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属于非智力因素的范畴。一位记者只有对国家强弱、人民贫富怀着忧患意识，才会随时关注当下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才会对周围群众关心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才会全局在胸、高屋建瓴。
可见，无论人格、动机还是政治敏感，这些非智力因素都推动着新闻敏感的产生。它们能够激活感知、思维，使之处于良性的认知状态中，主导新闻发现的全过程。因此，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积极的动机，才能充分调动感知和思维能力，产生高度的新闻敏感。
三、如何培养新闻敏感
正如上文所述，新闻敏感之于记者，犹如生命之于生物。它是记者、不可替代的宝贵素质。缺乏这种素质，记者的职业角色将变得模糊不清。那么，该如何培养这种素质呢？
首先，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神秘化倾向，认为新闻敏感与生俱来，无从学起，无法培养；另一个是技术化倾向，视新闻敏感为一项技术，勤学则易成。其实，新闻敏感既不神秘，也不是一项技术。之所以称之为素质，必然要经过长期的磨练和培养，只有用心，才能有循序渐进的提高。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是关键
非智力因素对于新闻敏感作用重大。其中，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更为突出。政治敏感是新闻敏感的核心。记者要识别某个线索或事件的新闻价值，可以从新鲜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多种要素去判断，但是关键的要素是重要性。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以政治因素为依据的。1996年9月，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他要求“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在这里，“政治强”被列在诸多要求中的首位，指的就是要具备很强的政治敏感。也就是要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清现实社会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只要记者不断地学习、领会新的政策精神，不断了解、摸清变化中的情况，他的政治敏感就能不断提高。
社会责任感是记者对党、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一种强烈动机。虽然责任感、动机本身并不能去直接捕捉新闻，但是，它却对记者捕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记者的责任感越强，不但触发新闻敏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促使记者去捕捉新的信息的能动性也就越大。
（二）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必不可少
直觉只有与丰富的知识以及从实践中积累来的经验相遇，才能擦出新闻敏感的“火花”。新闻发现与平时积累直接相关。对记者来说，积累的程度不同，外界的信息在头脑里引起的反响就不一样。如果记者不注意在实践中积累有关信息，那么，外界的信息再强烈、再珍贵也是枉然。而且，一个空洞的头脑是无法进行思维的。积累贫乏的记者，思维的空间也是狭隘的，不容易产生联想，更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比方说，农村里兄弟之间分家的事儿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可是，河南省中牟县广播站一位记者，却从这样看起来平常的事情中，抓到了一条在全国获奖的好新闻——通讯《“田三万”分家》。记者在回顾这次采访的经验时认为：“只有熟悉生活，才能从广阔的生活海洋里，抓出‘活鱼’来。”
这确实是经验之谈。这位记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有十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经历，对农村有比较多的了解。在分家方面，互相之间各不相让，吵吵嚷嚷的事不乏其例。可是，作为科技专业户的田家四兄弟现在分家，却是另一种景象。兄弟之间互相推让财产，妯娌们争着奉养婆婆——见到这种场面，记者过去的生活积累就像“融雪后的小河，汩汩流出”。由于头脑里这方面的积累多，记者的联想也十分活跃——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和两个精神文明一起抓，才会出现上述的新鲜景象。试想，如果农民穷得叮当响，即使想推让财产又哪里有。因此，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农民富裕以后，精神面貌上的深刻变化，有力批驳了“为富不仁”的旧观点。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积累，就算再有力度的新闻出现在身边，记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才能在关键时刻，产生新闻敏感。
心理毕业论文:戏曲观众审美心理探析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戏曲孕育、发展、成熟过程中，构成了戏曲观众审美心理中以善美合一为主导的稳定的定势，且具有极强的传承性。但在戏曲观演双方的互动演进中，戏曲观众相对稳定的审美心理定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着变化，进入新时期以来尤为显著。但这种变化又是渐进式的，“变”中有“常”，“常”中有“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民族性审美心理定势。在经济因素的介入下，讲究表层感官享受和内在文化品位相结合的审美风尚逐渐形成主流，因此，精致典雅的舞台风范和细致的宣传策划，是当下戏曲在都市生存的一种必然选择。
［关键词］戏曲观众；审美心理定势；审美心理动向；观演关系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文化娱乐形式激烈竞争的现状，戏曲如何继续赢得观众，是新世纪民族传统演剧艺术能否存活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探析新时期戏曲观众审美心理的定势及其变异，不仅对戏曲艺术摆脱现实困境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新型民族演剧艺术的创制提供参考。
鉴于目前戏曲观众分化与萎缩的实际状况，仅以剧场戏曲观众为考察对象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采取一个相对开阔的研究视角。在本文中，“戏曲观众”是作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提出来的，它不单指那些进入剧场实地观看戏曲演出者，还包括那些虽未进入剧场但对民族传统演剧艺术有一定兴趣和认识的“潜在观众”，以及那些具有民族性审美心理素质却又有待接受戏曲艺术启蒙的“未来观众”。
戏曲观众的传统审美心理定势
作为诗、乐、舞等古老艺术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度融合，传统戏曲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道德意识的艺术载体——虽然它曾负载的许多负面性价值观念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掩入历史的尘埃。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深浸润之下，传承至今的戏曲艺术不但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也孕育出具有独特审美趣味的中国观众。这种独特趣味，就是要求戏曲在内容上能容纳和满足观众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在形式上能契合观众情感化的心理程式。伦理化的情感满足作为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的关键一环，已成为最基本的大众审美诉求。“落难公子遇小姐，私定终身后花园，有朝一日中状元，夫妻相合大团圆”——这一类老套的传统戏曲题材，虽自近代以来就曾无数次受到新派人士的猛烈攻击和批判，却仍因普通观众的喜闻乐见而流传不衰。究其原因，不能一味责怪中国观众人文素质低下，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固执的审美偏好中蕴涵着某些民族文化心理的要素。
首先，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乐文化和人生哲学，造成了戏曲追求善美统一的情趣韵味。在观众审美意识中，戏曲俗套里的“落难公子”代表着高贵者人生境遇的低落；而慧眼识才的小姐与之在后花园“私订终身”，则是一件虽不合正统礼法却合乎人间情理的美事；倘若进而“得中状元”，最终在合乎礼法的范围内实现“大团圆”，那更是尽善尽美之事。正是在这种求善求美的心理基础之上，那些题材单一的“才子佳人”戏才会长演不衰。事实上，在其他流传广、搬演多的传统剧目中，也总是蕴涵着一种善恶分明的道德感。三国戏、水浒戏，乃至清官戏、神怪戏等流传至今的传统戏，无不具有一个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戏核。可以说，一出戏如果没有泾渭分明的道德评判，中国观众就不能对它展开正常的审美情感活动。生生不息的戏曲舞台艺术把这种审美诉求直观地传达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愚夫愚妇”（李渔语）的国人，并进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戏曲观众。
时至今日，那些“才子佳人”等老套的题材显然已经过时了，但这些剧目在演出中却因舞台表演和观众期待的双向互动而趋向，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特别是经过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锤炼，一些戏曲传统剧目已成为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艺术形式高度契合的艺术珍品。善与美的双重追求遂成为“程式化”了的观众审美心理，而其对“善”的追求往往又融合在对“形式美”的玩味中。戏曲表演讲究“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精彩的表演往往会提升戏的审美情感。著名戏曲艺术家阿甲先生曾提出“表演文学”的概念，以强调戏曲动作、身段、音乐等表演程式的独立个性和表情达意功能。他认为美仑美奂的戏曲表演形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形式，“因为它表现了情节，表现了环境和实践，表现了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确实，在传统的戏曲形式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生活形态、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故此，从这一角度看，观众对戏曲形式美的痴迷，也就不仅仅是满足于美妙的视听享受，而是要在听戏的过程中“品味”。
这种稳定的审美追求和心理定势不仅存在于传统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而且也依然存在于当今那些被其它文化娱乐方式所吸引与分化的观众心理中。近年来流行的以当代都市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贺岁片，就是以传统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着一种古已有之的情愫。例如，90年代末冯小刚三大贺岁片虽以“办公司”、“出国”、“绑架勒索”等时髦话题为题材和背景，但其故事情节的核心却是一些“变形”的“才子佳人”传奇：“落难公子”在这里被置换为一些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古道热肠的城市“玩主”。在离奇古怪的冒险经历结束后，他们终于赢得了善良“小姐”的真爱，是“千金散尽”“大团圆”。抽去情节表面的噱头，这些影片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可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其内蕴的情感质素。而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反映平民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更是在家常里短的琐碎中寄寓着伦理化、情感化的“善与美”的追求。进入网络时代以后，颇受青睐的网络文学，也多是以“前卫”的方式演绎着当代的“才子佳人”的传奇。可以说，善美合一的审美诉求，在当今历史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了。
其次，在戏曲观众的传统审美心理中，除了善美合一的主导式审美诉求外，还积淀着另一种比较稳固的心理因素，这就是一种追求性情愉悦的文人情怀。虽然，从整体上讲，戏曲是一种大众的艺术，但若没有文人的积极介入，戏曲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无从提高，它不仅无法获得兴盛、繁荣和流传，更不可能如国画一样成为体现中华美学意蕴的突出代表。正是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等大文学家的加盟，才使古代戏曲艺术的文学价值得以凸现。而在任何的戏曲文学中也都凝结着某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着传统文人独特的审美追求。虽然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从表演的角度对所谓“案头文学”颇有微词，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等杰作的艺术价值。无论是被当作“案头之作”还是“场上之曲”，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流传不已，引人赞叹。这类作品的搬演与流传，不但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和熏染出了一大批注重作品人文内涵的高品位观众。他们在欣赏戏曲时，不满足于仅仅体会一种“善有善报”的心理快感，而且还追求一种性情的愉悦。不过，这种文人式的审美心理诉求不可能超越其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未能引起戏曲艺术的整体性突破。不仅如此，当时大多数观众依然是把这类文人作品当作善美合一的民间传奇来接受的。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文人“愉情怡性”的心理需求已逐渐被“追善逐美”这一主流审美诉求所整合。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为古典戏曲中最富有叛逆精神的一部文人戏，虽然热情讴歌了主人公大胆、炽烈的人性追求，其结局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夫妻相和大团圆”的老套。
由于中国传统戏曲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统一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所以，其观演双方互动的结果就是最终构成了中国戏曲观众审美心理中以善美合一为主导的十分稳固的定势。这种心理定势“体现着审判心理的一种时间性的历史传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群体性心理定势，带有明显的民族性特色。而民族性的心理定势一般来说都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如前所述，也许现在有些观众会离开戏曲剧场，但是他们“追善逐美”、“愉情怡性”的潜在审美追求并没有改变。而戏曲艺术作为这种审美心理定势的物化形态，其中天然地蕴涵着能满足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元素。可以说，真正杰出的戏曲艺术作品是能够较为圆满地契合中国观众审美心理的。
从观演关系看新时期戏曲观众审美心理定势的“变”与“常”
当然，说杰出的戏曲艺术作品可以较好地契合观众审美心理中的民族性定势，决不意味着戏曲艺术已到不需要任何革新就可以无限度地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历史地看，在戏曲观演双方的互动演进中，戏曲观众相对稳定的民族性心理定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这一变化尤为显著。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渐进式的“变”，“变”中有“常”、“常”中有“变”。也就是说积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追善逐美”等观众审美心理趣味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渗入了新的因素，原有的对伦理型情感的审美追求中有机地融入了对人性、生命等深层哲理命题的探寻，并在此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民族性审美心理定势。
回顾20年来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新时期戏曲观众传统审美心理的现代转换，是由特定文化语境中观（观众）演（编创者、演出者、经营者）双方在互相制约和影响中共同推动的。
新时期之初，刚刚摆脱“”时期单一的“样板戏”欣赏模式之后，戏曲观众，特别是那些堪称“戏迷”的传统戏观众的及时个审美冲动，就是呼吁重新上演那些遭禁的“老戏”。在观赏过那些久违了的经典老戏后，戏曲观众又产生了新的不满足。他们不满足于仅仅重新看到建国后整理过的传统戏，而渴望看到那些曾作为“糟粕”被整理者拒之门外的老戏。也就是说，在戏曲观众这种尚不太明晰的新型审美心理驱动下，戏曲表演开始“翻箱底”。一批颇有争议的老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暂时得到满足，比如，他们从《四郎探母》中体味人生的悲欢离合，不再顾及它是否颂扬“叛徒”；从《绣襦记》中品味唱念做舞之美，也不再审视其主题是否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诸如此类的“老戏老演”，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观演双方共同推动的一种戏曲行动。
上述现象，预示着潜伏于观众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民族性心理定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但它与新时期伊始社会整体的文化心理诉求并不契合。那一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改革开放的推进，给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然而，作为一种诞生并基本成熟于中国前现代化时期的民族传统演剧艺术，戏曲艺术固然可以很好地契合观众审美文化心理的民族性定势，但在应对一种与其诞生的母体全然不同的文化语境时，它显然有其内在的制约与局限。正因为如此，就在“传统热”兴起的同时，戏曲观演关系的危机正悄然发生。
从“观”的一方来看，在电视普及、歌厅风行等娱乐新潮的迅猛冲击下，戏曲观众被迅速分化、瓦解和改变了。从年龄上看，青年观众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尚未建立完备的戏曲观赏心理机制，因此，与老戏迷截然相反，他们由于对戏曲表演艺术的陌生而产生了极大的审美阻隔。而其他文化娱乐方式，或因其简便，或因其直接，或因其趋时，纷纷赢得了观众的青睐。也就是说，追善逐美、愉情悦性等戏曲观众原有的民族性心理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必通过观赏戏曲就能很方便地得到满足。比如，一部电视连续剧《渴望》几乎可以在同一个时段里让大江南北的观众唏嘘不止，而其女主人公刘慧芳也比古典戏曲中的赵五娘更容易让人理解和认同。既然观众审美心理中的伦理型情感需求可以很容易地从电视等其他媒介中得到满足，那么，人们从剧场里渴望得到的应该是一种有所不同的心理满足。于是，希望戏曲能够提供更多的现代意识和艺术享受，便成为仍然围绕在戏曲周围的部分中青年观众的新的审美诉求。
从“演”的一方即创作者角度看，为争取更多的观众，他们必然会努力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正所谓“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面对分化、改革了的观众“情态”，戏曲创作也必然有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新时期之初短暂的“传统热”，还是一直进退两难的“现代戏”，抑或是趋时性较强的“新编历史剧”，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创作者希望尽快赢得当代观众的主观驱动力，但可惜任何一种努力都没有完善地解决这个难题。新时期初，急切的“翻箱底”、演旧剧，固然抢救了一批被历史尘封的传统剧目，并且相对拓展了对传统剧目的认识，但“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的做法，无形中也把对传统戏欣赏准备不足的新一代观众挡在了剧场之外。“现代戏”虽然在表演程式和题材内容方面离现代观众更近了一些，但由于其形式不够成熟完备、内容创新力度不够，所以并未吸引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对一些程式化要求较强的剧种来说，戏曲“现代戏”在协调偏实的舞台形式和戏曲表演的虚拟化原则时，更显得力不从心。相比较而言，“新编历史剧”虽然用的是古代题材，但在其以新的“情态”适应观众时，反而比某些“现代戏”迈出的步子更大一些，或许正因为这样，这一类创作赢得了部分观众的认可。其中，京剧《曹操与杨修》和淮剧《金龙与蜉蝣》分别以其对复杂人性和人性扭曲的戏剧化展示，赢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虽然这些锐意革新的“新编历史剧”或称“新编古代戏”也曾一度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创作窘境，但其对人性、生命等哲理命题的深层开掘毕竟拓展了戏曲这一古老艺术的表现领域，并为进一步争取新观众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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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仍有人担心戏曲革新会导致戏曲本体的丧失，但多数观众对种种创新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宽容。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和其现实主义风格的川剧现代戏《四姑娘》都受到了观众的关注。前者因其对传统戏曲的解构和对女性的人学阐释引起了波及全国的争议，后者则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到的艺术创新而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的一方和“演”的一方在相互磨合中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但是尽管“演”方进行了种种努力和尝试，新时期戏曲观演关系的整体状况并未出现大的改观，观演双方相互背离的情况还在继续。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编创者对新时期观众审美心理的“变”与“常”的量度把握不准。首先，虽然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多数青年观众还未来得及接受基本的戏曲欣赏启蒙，就已经在其他文化娱乐方式中迅速地找到了审美愉悦的替代品——但是，观众转向这种审美替代品，并不意味着积淀在他们审美心理结构深层的民族性心理定势已发生质的改变，也不预示着观众会永远不进入戏曲剧场。其次，也必须看到，由于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和各种“新潮”艺术的熏染，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伦理情感满足和浅层次的审美愉悦，他们渴望更现代、更富有哲理性的戏剧内涵，这种渴求将对观众审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目前，也不宜把这种新生的审美需求过分夸大，在多数观众审美心理中的民族性心理定势毕竟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把观众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估计过高，在戏曲艺术创作中过分张扬形而上的思想内涵，势必会一方面使戏曲因负荷过重而导致旧形式的解体，一方面使部分老观众对新的剧场戏曲产生疏远感。
总之，为使新时代的民族演剧艺术不至于“拂听者之耳”，戏曲创作者（指包括编、导、演、音乐、舞美等使一出戏最终在剧场呈现给观众的所有的戏曲工作者）自“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在必要的时候“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昧”，这是观演双方互动演进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世情三昧”必须能够地契合观众的心理“情态”，观众对这些
“易以新词”的新作才会逐渐认同并接受。事实上，经过观演双方的共同努力，戏曲这种民族传统演剧艺术已经初步找到了一种较为合适的呈现方式。
上海京剧院创演的新编剧目《曹操与杨修》可以看作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出戏创作于80年代，但一直到90年代末都长演不衰。它虽然也受新时期人文关怀思潮的影响，塑造了一个与传统“三国戏”中曹操全然不同的崭新形象，但是这种创新并没有象某些新戏曲一样用西方人性观来解释中国古人，而是牢牢地站在民族文化的基点上，用符合观众民族性心理定势的“世情三昧”来重塑历史人物。换言之，剧中“透入”的是中国式复杂人性观，它既没有玄妙到脱离普通观众的理解和接受水平，也没有让哲理思索超乎中国观众固有的情感模式。剧中的曹操与杨修二人，既是君臣又是翁婿，他们一个有爱才之心、一个有报国之志，但在剧情的发展中，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原因在于二人性格中都有另一面，曹操爱才又妒才，而杨修性格中又有着不可遏制的狂士之气，这种复杂的性格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曹操不得不杀了他本不想杀的杨修。可以说，这是一出典型的性格悲剧，但人物性格内涵和矛盾的展开方式是中国式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出戏在表演上并没有放弃传统，对观众来说，虽然人物性格复杂化了，但“这一个”白脸的曹操依然是熟悉和亲切的。以人情演人性，同时又保持剧种的表演精华，这就是京剧《曹操与杨修》与当代观众成功沟通的艺术“符码”。
同时，作为新时期观众审美心理变化的物化形态，这类较为成功的新创戏曲又在与观众的反复沟通中强化了其审美心理中的时代变量，从而使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性心理定势逐渐确立下来。这种新的心理定势从外部表象来看，依然是渴求善美合一的审美满足，但其“善”的内涵和“美”的标准都发生了转变。换言之，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戏曲观众的传统审美心理定势在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其具体内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并进而运化出一种新型观众审美心理定势的雏形。不过，因为观演双方还在不断的自我变化和互相影响之中，所以这种新的心理定势仍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寄寓在传统审美心理定势的“外壳”之中。至于未来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动向如何，更是难以预测。
经济因素的介入和未来戏曲观众审美心理的动向
如前所述，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较前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其未来动向如何，仍然很难预测。这是因为，除了戏曲观演双方的互动演进之外，其他外部因素，如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都会对观众审美心理动向产生间接影响。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外在因素也会进入戏曲观演的内循环系统，并直接左右观众审美趣味的选择。“”时期“样板戏”的畸形繁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实际是由特殊的政治需求带动的。但恰恰是在这种强制性的政治压力下，戏曲观众形成了对革命现代戏的较为稳固的审美心理机制。而90年代“样板戏”回潮的现象也印证了这种审美趣味的可传承性。当然，这种现象很复杂，留待另文再论。这里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某一时期的社会主导因素往往会成为这一时期观众审美心理变化的外部动因，并有可能直接诱发新的审美风尚。所以，要探折未来戏曲观众审美心理变化的动向，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前社会主导因素，并结合戏曲观演双方互动演进的内部规律加以综合考察。就当前而言，经济因素无疑应该是影响戏曲观众心理动向的主导性外部因素。
事实上，经济因素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并影响到观众的审美选择，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这种因素逐渐上升到了主导地位。首先，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化、都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开始出现新的阶层分化，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的人经济收入稳定、受教育程度较高。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不同的是，他们不但追求物质享受，更渴望高品位的文化生活。这一阶层目前虽然还不是城市居民的主流，但他们独特的审美趣味正在悄悄地改造着城市整体的审美风尚。特别是近年来，讲究表层感官享受和内在文化品位相结合的审美风尚，已逐渐成为主流。这种倾向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造成的通俗文艺高雅化和严肃文艺大众化的逆向互动，渐渐模糊了雅与俗的严格分界。以至于即使是在大众文化中，典雅、精致、独特、纯美等审美理念也日益成为公认的标准。
在这种审美风尚影响下，古老的戏曲艺术已经很难以其古朴的原始形态进入当代城市观众的主流审美领域。作为国际大都市形象代表的上海大剧院在1998年正式向观众开放以前，曾做过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消费调查报告。其中一项就是让市民从开列的11种主要的艺术表演形式中，选出最喜欢的三种。这11种艺术表演形式分别是：交响乐、芭蕾舞、歌剧、音乐剧、独奏及演唱音乐会、室内乐、民乐、京剧、话剧、昆剧和其他，而被访问者最喜欢的三种表演艺术形式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交响乐、芭蕾舞和独奏及演唱音乐会，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民乐、京剧和昆剧。话剧的情况比京剧和昆曲略好。从中不难看出，上海民众对西方艺术表演形式情有独钟，而对纯民族艺术表演形式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淡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轻易责怪上海观众“崇洋媚外”。实际上，在北京等其他大城市所做的类似调查中，情况大致相似。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两点：其一，作为民族传统艺术的代表，戏曲带有明显的民间性和通俗性，这与当前城市观众“高雅化”的审美风尚是相左的；其二，传统戏曲“一桌二椅”式的舞台格局在诸如上海大剧院之类的现代化舞台上展开时确实不具有视觉和听觉上的优势。而当代观众走进剧场，其目的也不再是单纯的“听戏”或“捧角”，他们追求的是综合舞台感受和“高雅”文化享受的双重满足。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戏曲模式或只是简单地讲求戏曲“情态”的现代性，都不能再有效地赢得观众的青睐。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戏曲观众的流失，甚至连一些颇有新意的戏曲力作也难以避免不“叫座”的窘境。但如果为了摆脱危机，就运用各种手段随意肢解戏曲艺术以取悦观众，或者干脆放弃城市剧场观众重回乡野，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冷静地反思戏曲艺术在现代城市剧场的遭遇，不得不承认“满城争说叫天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剧场戏曲若想争取更多的观众，就必须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换言之，古老的戏曲艺术只能在顺应都市审美风尚的前提下，才能从其他“高雅”的表演艺术类型手中赢回更多的剧场观众。所以，除了追求表演的精湛和内蕴的深厚之外，戏曲演出还必须讲究“包装”。精致典雅的舞台风范和细致的宣传策划，是当下戏曲在都市生存的一种必然选择。
上海越剧院的新版越剧《红楼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虽然，由于它出现在国内文化市场尚未真正确立的时候，其制作和运作还属于实验性质，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还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由于其定位明确，创新尺度也把握较好，所以新版越剧《红楼梦》的推出还是为日后剧场戏曲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首先，以成为上海大剧院的旅游观光性保留剧目这一目标作为自己的明确定位，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其创作主要面向都市新兴的中产阶层，因为只有这一阶层才能同时具备观看大剧场演出的经济实力和心理需求。而同时为了吸引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新版《红楼梦》并没有改换原作的精神内涵，而只是根据新的审美风尚，对40年来常演不衰的经典名作进行了全新包装。一方面，新版《红楼梦》毅然耗资360多万元，为上海大剧院量身定做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豪华舞美场景，以充分满足观众的视觉享受；同时又推出三组“宝黛”轮演的强大演员阵容和民乐、西洋乐并重的宏大的乐队伴奏，使观众可以同时得到美妙的听觉享受。再加上精心营造的舆论宣传攻势、灵活多样的售票方式和一系列后续商务运作，新版《红楼梦》演出九场后就将巨额投入全部收回。这样可喜的票房成绩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新版《红楼梦》在以新“包装”争取观众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但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中产阶层”尚在形成过程中，其新兴的审美趣味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审美风尚的趋从性，所以剧场戏曲运作不能盲目跟风，一味依靠豪华“包装”来招揽观众。新出现的一些盲目讲究包装、徒有华丽外表却没有艺术感染力的戏曲作品，如同新时期之初那些一味讲求哲理深度的戏曲实验作品一样，也由于过份夸大了戏曲观众的心理变量，而失去了观众和票房。总之，从观众方面看，当前这种新的审美趣味还远没有定型，更谈不上成为观众群体性的心理积淀；从戏曲演出方面看，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艺术样式，戏曲艺术必然有着相对稳定的形式要求，新的戏曲实验也不宜革新幅度太大。
另外，经济对艺术创新的影响毕竟是间接的，它最终还是要通过艺术的内循环系统来实现。所以，面对新的审美时尚和正在形成的新型观众群，戏曲还应当立足本体，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汇与新观众群进行“对话”。近年来，各种不同形式的戏曲革新实验为这种“对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江苏京剧院的《骆驼祥子》，不但以新创的舞蹈化程式和意味深远的舞美设计赢得了新老观众的喜爱，更以其纯正的京剧韵味显示了民族艺术征服时代的信心。
总而言之，进入新时期以来，戏曲观众问题由于观演双方的互动式演进，以及外部经济因素的介入，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实际上当前的戏曲观众只是一个松散的整体，他们的审美文化心理中虽然凝聚着相对稳固的民族性心理定势，也受到大体一致的审美风尚的影响，但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他们又分化成审美诉求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文中提到的诸种心理因素，在当今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基本上是并存的。
不过，根据观演双方互动关系演进的整体状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一，当前戏曲观众群体性审美文化心理中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心理定势，所以，未来新型的民族演剧艺术也必须拥有可以与之契合的艺术“符码”。换言之，面向未来的戏曲艺术可以“移步”，也可以“换形”，但不能“散神”。其二，城市中产阶层作为未来剧场观众的中坚，他们的审美趣味也不容忽视。受其影响，一定历史时期内，剧场戏曲的“雅化”趋势还将继续。
目前，我们虽然还难以确认未来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动向究竟如何，但至少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观演双方的逐渐成熟，一种新型的民族演剧艺术将会诞生。而且无论它更强调古典规范，还是更追求现代意识，这种新型的民族演剧艺术肯定是一种富有民族文化意味的美的形式。
心理毕业论文:宣传逆反心理过程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宣传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和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态度的活动，逆反心理现象直接影响宣传效果。逆反心理是宣传对象对外来的威胁自己态度体系的宣传内容的抵制，是宣传对象态度体系的自我防御，它的外在效应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它产生的内在机制在于宣传对象原有态度体系与宣传内容的关系，但宣传者的素质和能力、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也可诱发逆反心理。
最近一个时期来，“逆反心理”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无论是报章杂志，还是广播电视，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名词所使用的频率，都呈现出日渐密集的趋势。然而，对于“逆反心理”的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有很大的差异。本文只试图分析作为宣传过程一个环节的逆反心理。全文分五个部分：一、宣传·宣传对象·逆反心理；二、逆反心理的五种效应；三、逆反心理的内在机制；四、外部环境和诱因；五、对宣传者的建议。
一、宣传·宣传对象·逆反心理
宣传是以传播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改变特定对象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活动。宣传是否成功，它的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宣传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广泛围内，赢得了宣传对象的共鸣，并为他们所接受。那么，宣传对象是否无条件地接受宣传的内容，相信所宣传的观点呢？现实的宣传活动，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许多场合，报纸广播等宣传媒介所宣传的有些内容并不能为宣传对象所接受，与此相反，它引起宣传对象的反感、抵制，这种反感和抵制还会随着宣传内容的增加而益趋强烈，这种现象是我们不能不研究宣传对象及其接受心理。
接受者就其接受宣传内容的心理倾向而言，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理智型接受者和感情型接受者。理智型接受者在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刺激时，总要对信息内容进行一番理智的分析，并以历史和现实与之相验证，有取有舍，存善去恶。感情型接受者，又分为两种，一种顺应型，一种逆反型。顺应型接受者，在受到宣传信息刺激时，不论信息内容的真假对错，不考虑自己的主观倾向与信息内容的异同，总是不加思索地加以接受。这种接受者，又可称为盲从型接受者。逆反型接受者则相反，只要是宣传内容和他已有的态度有较大的差距、或信息内容过量，或宣传者没有性，那他们就会对这些宣传内容加以抵制。这种抵制有时是无意识、有时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在大多数场合，还会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越发加强。
我们要研究的，就是逆反型接受者在阅读报纸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是逆反心理现象。很显然，这种支配逆反型接受者抵制报纸宣传的心理现象的定义，跟日常生活及报章杂志上所频繁使用的逆反心理是不尽一致的。我认为，逆反心理就是宣传对象对来自外部、威胁到自己态度体系的稳定与和谐的宣传内容，受其态度倾向（主要是情绪）的支配，而自发地进行的心理抵制。这种抵制实际上是宣传对象态度体系的一种“自我防御”。
为了理解这一概念的内容，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下面两个问题：这种来自外部、并威胁到宣传对象态度体系的稳定与和谐的宣传信息，是否包括与宣传对象已有的态度倾向相一致和不相一致的两种内容？是否包括正确和错误的两种内容？也就是确定诱发逆反心理的信息内容的范围。
有人认为，引起逆反心理反应的，只是与宣传对象已有态度倾向不一致、与宣传对象现有的观点相矛盾的宣传信息。这固然正确，但只答出了一半。从宣传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量的例子证明，与宣传对象已有态度倾向相一致的宣传内容，在信息量超过了一定限度的情况下，也会引起宣传对象的反感、拒绝。因此，与宣传对象的态度倾向相一致和不相一致的两种内容都可能引发逆反心理。[page_break]
有人认为，只有对正确的宣传内容的心理抵制，才是逆反心理，而对错误、虚假的内容的抵制，则不管它是理智的，还是感情用事地进行的，都不能算是逆反心理。这就意味着，逆反心理纯粹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是“堵塞传播、影响报纸宣传效果的一个严重障碍”。①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逆反心理的关键是抵制反映本身。如果把错误的宣传信息排除在外，势必缩小逆反心理刺激源的研究范围；其次，如果以信息内容的对错作为确定逆反心理的根据，则难免混淆理智的批判、拒绝和逆反心理的界线。何况信息内容的正确、错误，对于宣传者和接受者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真理有时在读者，有时在传播者；现在认为是正确的，将来未必正确。由此看来，这种把对错误的抵制排除在外的作法是不甚妥当的。我认为，判断宣传对象逆反心理最重要的标志，应是宣传对象拒绝或抵制某一信息内容的方式。不管信息内容正确与否，只要是感情的、片面的、狭隘的抵制，就是逆反心理。在这个意义上，逆反心理也不能说成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心理现象。如果一定要说他有消极的一面，那么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在抵制拒绝正确宣传内容的同时，也拒绝了错误的宣传内容。
根据上面接受者分类，具有逆反心理的接受者，只是感情型接受者的一部分。这种接受者在我们报纸的读者群中是否确实存在？若存在又占有多大比例？今年四月份，我和《中国法制报》的张新庆同志一起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北京、武汉、重庆、成都四个城市共十一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中，发问卷284份。据收回的258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理智型接受者136人，占对象总数的52.7％，而感情型中的逆反心理接受者竟达99人，占对象总数的38.3％。应该指出，当时对逆反心理接受者的确定，只是限于对报纸宣传跟自己态度体系不一致的内容进行抵制的接受者。而对逆反心理效应的测定，也只限于“对报纸上的宣传不予理睬”，“试图驳斥报纸上的观点”。至于其他的几种效应（下面分析）还没有涉及。可以设想，要是以现在的标准去检测，逆反心理接受者在全部调查对象中的比例，可能会突破38.3％的界限。
当然，上面的数据只能说明这些学校的部分大学生读者的一些情况，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代替全体大学生，更不能代替对其他接受者的分析。日本著名新闻学家小野秀雄认为，受众的文化素养，与他们对待宣传信息的心理倾向有关联。文化水平高的人，多属于理智型受众，而知识水平不高的人，则多数属于感情型受众。固然，文化水平低的人常常易于随大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保守、无知、固执而时常难以说服。可以设想，在我们的受众群里，逆反心理受众是存在的。
逆反心理受众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宣传活动的效果。从整个宣传过程来看，逆反心理宣传对象越多，抵制越强，报纸宣传的实际效果就越小。反之，逆反心理宣传对象越少，抵制弱，报纸宣传的效果就可能大。有鉴于此，我们还应该深入地探讨逆反心理的具体效应和机制。
二、逆反心理的五种效应
既然逆反心理是宣传对象对外来的威胁自己态度体系的宣传内容的抵制，是宣传对象态度体系的自我防御，那么这种抵制或自我防御，主要有一些什么方式，换言之，逆反心理主要有哪些外显的效应呢？我们认为，逆反心理的具体效应有五种。
及时、对外来威胁到自己态度体系的宣传信息不予理睬。国外社会心理学、宣传心理学的实验表明，在被试受到外部信息刺激时，“人们会本能地避开那些和自己尖锐对立的见解。”②我们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当报纸宣传的观点和读者不一致时，有22.3％的调查对象会“对报纸的宣传不予理睬”。同时，人们本能地注意那些符合于自己态度倾向的思想见解。但是这种合于接受者原有态度倾向的思想见解的信息量，只有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过度的信息量会使人们避开它。[page_break]
对外来宣传信息不予理睬，是逆反心理接受者自我防御的及时道防线。利用这道防线，可以将大量的外来刺激挡在接受者态度体系之外，有人认为这就是逆反心理的全部内容。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不予理睬”仅是逆反心理外显系列效应的开端。逆反心理还表现在接受者与外来信息“作战”的全部过程中，正如机体的自卫不仅表现在对外部威胁的回避，而且还应该表现在与外部威胁力量的“战争”上一样。事实上，我们还会发现有些信息内容会突破及时道防线，这就必然会引起下一个抵制性效应的产生。不这样，接受者的态度就会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
第二、驳斥对方宣传论点。对于突破及时道防线的外来宣传信息，接受者显然不能再以回避的方式对待之。在国外心理学的一切实验中，当被试者受到外部对立观点的威胁时，他们会极力寻找一些足以驳倒外来信息并能巩固自己观点的论据，一旦他们找到这些论据，就会给反对——抵制外来宣传信息，造成特别有利的基础。当然，这种驳斥不一定要形诸语言、书面，在许多场合，它是一种论战性的思想活动。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类似现象。在被我们视为有逆反心理反应的受众中，有近40％的人，试图驳斥报纸上宣传的某些观点。
第三、歪曲或误解外来信息的内容。这是人们常有的一种抵制方式。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其一，对宣传内容作错误的理解，将对方的观点无限夸大，使之变得荒唐可笑，从而减少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压力。例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歪曲共产主义概念，诬蔑共产共妻，以此支持自己的态度体系。其二，断章取义，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重建、再现其他部分。或者是把它改扮成自己的同类，以与自己的态度、观点同时并存。这种歪曲、误解大多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当然也有一种有意的歪曲。我们在宣传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景。
第四、贬损信息来源。这种效应是接受者通过否定信息来源的性，来类推外来宣传信息的无价值。这样，接受者就可以安然地无视这种外来信息了。苏联心理学家解释这种情形时说：“毫无威信的卑鄙无耻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并不能引起人们非常难受的不和谐之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基本的否定的反应集中到信息的来源、宣传的主体，他们对宣传员的定势向着否定的方面改变。这样往往也就不会对那种不能接受的立场表现出多余的神经过敏了。”③在现实生活中的逆反心理读者，有一部分是以这种途径来保护自己，免除多余的紧张的。
第五、寻求社会支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个人处于恐惧心理情境中时，会产生一种寻求“社会支持”的趋向。在新闻宣传活动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情形：当外来宣传信息威胁到接受者态度体系的和谐与一致时，接受者也会产生一种寻找这样一个人或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对这个问题持有相似的观点——的意向。人们之所以所以产生这种趋向，并不是由于这样的“个人”、“集体”会帮助他寻找和形成反对宣传观点的理由，而是由于这些“个人”或“集体”能够成为自己的后盾，减轻自己能感受到的心理压力，并坚定自己对抗外来宣传信息的信心。
这四种效应一同构成了接受者态度体系的第二道防线。当外来信息突破及时道防线而进入第二道防线时，这四种效应就会产生，它们或者是独自地发生作用，或者是互相联系着共同发挥抵制、自卫的功能。可见，逆反心理的外在效应是复杂的，有层次、成系列出现的，其中每一效应都有其独自的优势，同时又与其他效应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当一种效应不足以抵制外部宣传内容时，其他效应就会出现。如果这些效应大多数被动员起来，那宣传活动本身就很难有什么效果。[page_break]
三、逆反心理的内在机制
上述逆反心理的效应，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内在机制。要理解内在机制，必须从受众的态度着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特·W·巴克在所著《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说：态度是“对人、思想或物体的心理倾向，它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成分在内”。一般认为，认知成份由人们对态度对象的信念或知识组成；情感成份指人对于对象的情绪反应；行为成分包括人对物或人的外显行为。
根据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态度的产生，乃是人们的内部需要和外部环境及刺激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态度一经产生，就会给人们的活动以一定的规定性。在人们的活动按一定的态度多次实现时这种态度就会在人的身上固定下来，并决定今后行为的趋向。
既然态度是在个体的内部需要和外部刺激的相互作用下，对环境中的各种对象产生的，那么一个人就一定有为数众多的态度，因为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这些为数不同的态度，各依其相关程度组成相近的态度群，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态度体系。在一般情况下，这个体系中的各种态度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合理的，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就是平衡的、协调的。但有的时候，由于外来的异端观点的刺激，或现实事件的发展变化证明原先的某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是不的，人们的态度体系就会处于矛盾的，不协调的状态。不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态度体系总是趋向于平衡和协调的。
基于这一原则，接受者在具备了协调一致的态度体系以后，仍会寻求外界跟自己已有的态度倾向相一致的刺激内容。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和谐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寻找能支持他们态度行为的信息，例如，为什么一个决定购买一辆豪华汽车的人仍然要看关于这种牌子的汽车的广告，或者希望听到别人赞成这种牌子的汽车的意见，并且不愿去看介绍他已决定不买的较廉价的汽车广告，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试图消除他们对已作出的决定和可能作的另一种决定之间的不和谐的感觉。”④但是，他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这种与接受者已有态度相一致的信息也不能过量，而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人们的态度多种多样，如果把信息大量地集中于支持其中某一态度，事实上也就是破坏了人们态度体系的内在平衡和协调；而且即使是对那种受到支持的态度本身来说，随着外部宣传信息的源源而来，其对相同信息的渴求强度也就逐渐削弱了，而渴求强度又同信息的效能成正比例关系。例如，对于一个在沙漠里口渴得要死的人来说，水对他是及时需要，但是一旦他离开沙漠，而人们却不给他食物，让他每天以水充饥，那他对水的态度恐怕就会由渴求到厌腻乃至抵制了。这种对水的抵制、厌腻，实际上是维持个体内部各种需要的平衡的必然效应。接受者对于与自己态度倾向相同的宣传信息的反应，跟对于水的反应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
与接受者原有态度倾向相矛盾、乃至相对抗的信息，比与接受者原有态度倾向相一致的宣传内容，似乎更易于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国外心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表明：“如果某人认为自己持有的一组态度是一致的，那么要改变此组态度中的任何一个态度将是困难的，因为改变其中的一个态度就会使这个态度和组内的其它态度不一致”。⑤由于不一致会给个体带来不舒服、压力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解脱压力，重归于和谐一致就成为必要了。为此，人们所惯于采用的方法，就是抵制外部的宣传信息。
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被试接受外部信息刺激的反应时发现，“持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对于同样一条信息会给以各种不同的评价。人们会把和自己相距较远的立场评为相距更远的立场。”⑥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对比性评定规律”，这种规律已为许多实证的材料所证明。例如，一个对吸引持极端肯定态度的人A，和另一个对吸烟持轻微肯定的人B，对于同样一条反对吸烟的宣传信息，其感受是不一样的。持肯定态度的A可能会感到反对吸烟的宣传信息的立场，距离自己的距离比实际的距离更加遥远，更加对立，更加不能接受；而持轻微否定的B也许会感到自己离宣传信息的距离比实际距离更近些，这种情况表明，持不同立场的人在评价同这些立场相联系的宣传信息时是不客观的。这实际上是接受信息时的一种错觉性印象。对比性评定率一旦发生作用，那么所宣传的观点就处在跟宣传对象十分对立的地位，而这种对立显然远甚于他们之间实际对立的情况。不过，这种错觉性印象是带有情境性和暂时性的东西，它并不能直接成为促使宣传对象对外部宣传信息的立场向着更为相反的方面改变的条件。只有在宣传对象这种错觉性印象得到现实经验的证实，得到他所在的社会群体的支持时，它才会由暂时的错觉印象变为固定的印象，进而促使个体向着与宣传信息更为相左的立场转变。[page_break]
应该指出，宣传对象的一些个性特征，对宣传对象逆反心理的机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较重要的有自尊程度，“自我防卫”的强弱。研究表明，影响一个自我估价低的个人比影响一个自我估价高的人来说要容易一些。因为对自己的评价低的人，在遇到不同的观点时，较易于放弃自己的观点。⑦与此相反，自信不疑的人在下定论时不太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甚至有时明知自己不对，而外部宣传是正确的，他们还是一味地抵制外部宣传。“自我防卫”强的人，对于外来的刺激，尤其是想“征服”自己的刺激，会呈现出强烈的抵制。而自我防卫弱的人，却很容易遭到外来的攻击，乃至成为对方的“俘虏”。
如果接受者面临的宣传信息确实威胁到了他已有态度体系，而这些接受者又是些自尊心、自我防卫很强的人们时，那么，逆反心理的内在机制就有可能逐渐外化而成为具体的效应了。
四、外部环境与诱发外因
上面只是从宣传对象本身分析了逆反心理产生的全过程。这种分析是不够的。既然态度的形成，是个体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及刺激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读者的逆反心理时，当然也就不能忽视外部环境和刺激因素了。
首先，我们来看宣传者自身素质对逆反心理的影响。宣传者的素质，一般分为品格和能力两个方面。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论证了宣传者品格的重要性。亚里斯多德认为，在宣传说服活动中，“我们越是觉得一个人诚实，就会越快地相信他。在一般的情况下，当问题超出确切的知识范围时，在意见分歧时，我们就会信任他们。”他坚持认为演说者的品格“是所有说服手段中最有力的。”与此相反，如果宣传者不是那么诚实，并且有过说谎、骗人的经历，他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宣传还有着他私人的目的，那么，他宣传的内容就难以为读者相信了。即使这种宣传的内容是正确的，接受者也会由于对宣传者的不信任而牵累到宣传内容。在我和张新庆同志的一个调查中，发现有些大学生读者中，逆反心理跟对新闻工作者的否定性评价有很高的相关。那些认为“记者不敢说真话”，“记者是风派人物、跟风走”的人，大部分是逆反心理接受者。
宣传者的能力，主要指他是否是有关问题的“专家”。苏联心理学家施巴林斯基作了一个有趣的实验。⑧他把在进修班学习的教师分成四个组，由同一个人给他们作关于阿尔及利亚学校情况的讲演。这个人是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两年前他曾去阿尔及利亚工作过。但是讲演人每次以不同身份出现：在及时组，他以师范学院副教授的身份出现；在第二组则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在第三组以曾去过阿尔及利亚的运动员身份；第四组则以保健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四个组里，讲演人穿的是同样的衣服，用的是同样的讲稿，教态也一样。实验结果表明，各组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原来，许多教师所固有的态度是，关于教育问题，如果不是由专家来讲，是不可能讲清楚的。因此，在“运动员”和“保健工作者”讲演的那二组里，听课的人事先就认为，他们不会听到任何特别有趣而重要的内容。“果然不出所料”，有些人后来埋怨说白白地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而在以副教授身份出现的那个组里，讲演人却以他的学识渊博、对问题及其特点研究得细致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这表明，接受者对宣讲者的知识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宣传者的知识能力是保障他们接受到真实和正确内容的一个根本条件。而知识能力又是以一定的社会身份为代表的，所以接受者在知道演讲者的身份时，原先对于有关问题的态度就再一次表现出来。如果接受者得知宣传者并不是什么、却又在有关问题上唠唠叨叨，或指手划脚，板着面孔训人，就产生逆反心理。
其次是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宣传是以观点和事实去影响接受者的。宣传对象所抵制的也是宣传的内容。宣传的内容与形式主要有五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片面的宣传。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调查对象中，因报纸宣传片面而抵制宣传的受众竟占读者总数的53.1％。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人们对事情的看法、观点也复杂多样。片面的报道，只讲好的一面，只讲于自己有利的一面，事实上是变相的歪曲。例如十年内乱时期，报纸总是讲资本主义社会腐败的一面，贫困、失业、罢工、犯罪，一片漆黑。实行开放以后，有些报纸只讲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仿佛是天堂。这种宣传显然会引起接受者的反感，乃至抵制。[page_break]
其二、是信息过量。这在前面有所论及，此不赘述。
其三、内容失真。错误、虚假的宣传最易于引起接受者的反感。因为接受者之所以接受信息，是想了解外界环境变化的情况，以使自己适应于外部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虚假的宣传，给予接受者的却不是正确的内容，接受者据此采取的行动自然难以达到目的。尤其是那些熟悉情况的宣传对象，明知报纸宣传是错误的，就更不会接受。长此以往，报纸宣传的内容就没有什么人相信了。我们上次的调查表明，部分大学生读者的逆反心理现象和他们对时期报纸宣传的失真的了解有密切的联系，便是证明。
其四、宣传基调不稳定，经常变。报纸的宣传调子经常变，没有准星，会给接受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宣传者没有性，宣传内容靠不住。这两种印象正是受众抵制宣传的根本原因。报纸调子经常变，与政治环境有关系，为免离题太远，在此就不详说了。
其五、宣传者观点与接受者观点的距离。“对比评定律”往往使接受者与宣传者之间的距离比实际存在的更加遥远，而同化评定又会使接受者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比实际存在的要更近。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如果宣传者要宣传的基本观点（与读者对立的）组织到另外一些为听众所能接受的主题中间去，这就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接受者感到自己和宣传内容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反之，如果宣传者直接了当地表明自己与接受者对立的观点，依对立的程度，接受者就可能对宣传者或宣传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对比性错觉印象。这正是逆反心理的前奏。
另外，宣传得以进行的环境，也是逆反心理的外在条件之一。环境又可分为物理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自物理方面而言，宣传内容是否与客观外界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换言之，宣传内容是否能为外界变动的事实所证明，乃是决定宣传对象接受或抵制的重要条件。如果宣传的内容与外部变动的事实相脱节。不一致，甚至对立，这些都容易造成宣传对象对宣传者的否定态度，结果是产生一系列抵制效应。从精神方面来说，宣传对象接受宣传时的精神体验，对他是否接受宣传的内容有重要的影响。国外心理学家实验证明：一个人在愉快、忧郁、愤怒、焦躁等不同情形下，对同一信息内容的理解和接受是大为不同的。愉快的情绪，会使读者打开心扉，尽可能地接受外来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而忧郁、愤怒、焦躁、不愉快的情绪则往往会造成对宣传内容和宣传者本身的否定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逆反心理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有了上述那些参加宣传过程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个体的内部机制是逆反心理得以产生的基础，外部环境及刺激因素是诱发外因。这些因素有时是单纯地影响读者对宣传信息的取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着发挥作用，直至逆反心理外显效应的出现。
五、对宣传者的建设
从前面几个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逆反心理是一种客观的心理现象，人们不可能消灭它。因为，逆反心理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外部环境及诱变因素是不可能消除干净的，但是宣传者在它的面前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宣传家可以利用接受者内在的心理规律，将逆反心理的发生率，降低到低限度，从而提高宣传的社会效果。宣传者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及时，宣传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政治修养和知识修养。在一些情况下，读者是否接受某些宣传内容，尤其是那些与自己已有态度相矛盾的观点，并不取决于宣传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是取决于传播这些观点的人们的道德品格和知识能力。造成诚实可信的形象，是宣传者走上成功的及时步。
上述的建议，是以适应宣传对象心理反应的规律为目标的；同时，宣传方法、策略如何改进，又必须以宣传对象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已有的态度倾向为根据。这就表明为使宣传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在宣传者和宣传对象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系统，使宣传对象已有的态度倾向、宣传对象与宣传者立场间的距离、宣传对象的承受能力、个性特性、知识水平和对有关信息的反应等等，能及时地达到宣传者，这样，宣传者才能更快更恰当地改变传播方式，调节信息量，从而获得的宣传效果。
心理毕业论文:国际受众心理传播管理论文
一、总论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本文主要指英语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基本形成多语种并用、多种媒体并存的模式。就语种而言，已形成以英语为龙头、附以40多种其他外语并重展开对外传播的格局。1981年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媒体主要以电台、通讯社和杂志为主，现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迅速跟上，基本形成多种媒体并存的格局。[1]
尽管如此，我国英文媒体在外国受众中的可信度仍较底。笔者去年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来华的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还较底，只有25%左右（见表1）。当然，不相信的比例也不多，为15%。而大多数的受众（60%）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见。这说明他们还不信任我国的英语媒体。
来华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你是否相信中国英语媒体人数/百分比
相信16/24.2%
不相信10/15.1%
既相信又不相信（持谨慎态度）30/45.4%
不想发表意见10/18.2%
共66人
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程度不高会直接导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或者说还不够理想，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享有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张振华--加注）这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新闻业务看，我们的新闻报道选择针对性不强。前部长朱穆之对此有个形象说法：你想说的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朱瑛璜语—加注）。此外，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新闻报道方式因过分强调正面报道而缺乏性，因而相对于国际受众来说我国英语媒体总显得较片面和不可信。
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外，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相对较差主要与我们缺乏对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心理的研究有关，集中表现在我们对国际受众定位问题上。
二、我国忽略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成因分析
我国在国际受众定位的问题有过波折。在“”以前，我国对外广播的受众基本上是政治上的中间分子，即对我国了解不多，甚至对我国还有许多疑虑但并不敌视的人。“”期间，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间听众论”、“迎合资产阶级”，而把马克思主义左派“确定为主要的受众。结果失去了许多受众。据统计，国际台（那时叫北京电台）听众来信量曾在1965年创下28万封的记录，但到了“”期间，跌到2万封以下。[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已基本排除“左”的影响。但现在我国对外传播的受众定位有两大趋势值得注意：首先，我国英语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受众定位的趋同倾向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因此，我国对外传播各个媒体的国际受众缺乏个性化。此外，虽然各大英语媒体也有受众的反馈渠道，但其外国受众调查还缺乏专业化操作，基本上由各媒体自行展开，而不是由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进行。即使获得了一些受众调查结果也往往不对外，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对提高传播效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日报》的常务副总编黄庆认为，目前许多英语媒体不敢或不愿做受众调查，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使媒体本身难以接受。[3]当然，缺乏有效资金也是受众调查较难开展的另一个原因。客观上，国际受众的调查费用比国内受众调查会更高、更难。这些都使得我国对不同英语媒体的外国受众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可能进行系统化、程序化的研究，因而较难对国际受众进行正确定位，还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换言之，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有时还存在靠“拍脑袋”来决定国外受众心理状况和需要的现象。（加注--陈静溪语）由此产生的新闻报道，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之所以忽略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主要与我们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有关；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重视并加强对国际受众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作用。
1．加强国际受众心理研究是我们尊重对外传播规律，突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表现。
我们在中文新闻报道中出于对国内稳定大局出发，应该突出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一方针，笔者认为应该提倡。但是我们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针对国际受众，其影响力主要针对非华裔的外国受众为主（至少在理论应该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列举百分之一百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现阶段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方针的必要性和在中国的现实性，但是如果多数国际受众不接受或者不喜欢“我国英语媒体塑造的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舆论一致和基本没有批评意见”[4]这一印象，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说明我们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必须必须遵循对外传播的规律，适合不同国际受众的特点，
当然，这不是说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能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但这必须以我们对外传播是否有效果为前提，要看我们对国际受众心理状态的了解和把握程度。
2．了解国际受众心理可以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也是要解决我国对外传播不够理想的必由之路。我国的英语传播媒体主要是针对国内外国际受众和国外华裔。上文中提及我国英语传媒之所以效果且佳是因为我国的英语报道缺乏针对性。那么我国的英语报道为什么会缺乏针对性呢？笔者认为还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受众的接受信息的心理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而造成的。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国各种英语媒体的各自的受众心理状态是我们目前的当务只急。
只有当我们在了解了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进我们的报道方针和报道形式去满足国际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当我们的英语媒体能满足在国际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之时，也是我国英语媒体取得良好效果并扩大国际舆论界影响力之际。
从某种角度讲，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也事关增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事关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和生存问题。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将显得更为明显。
3．了解国际受众心理还可以时时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一枚自我检测的镜子，可以使我们不断从这枚镜子中找到自己的不足，至少可以预防在国际受众中出现一些逆反心理的出现。这里的逆反心理是指国际受众个体违背传播者意图的心理活动，表现为情绪抵触和反向思辩。[5]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不少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过去（如“”中）说过不少假话、大话，使我们的媒体（包括英文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结果现在在国际受众（尤其是西方受众）中出现较严重的逆反心理，把我国的英语媒体传播当成宣传，不相信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即使我们是客观、真实的报道，但国际受众总表示怀疑。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不佳和近20年来出现的连续不断的反华浪潮可能都与这种逆反心理有关。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了解和把握国际受众心理是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四、国际受众的心理特点和分类
新闻受众心理（包括国际受众心理）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新闻受众的心理一般具有四大特点：即随意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差异性。[6]这些心理可能都与受众心理的共同特点：求新心理、求真心理、求近心理和求短心理等有关。[7]
但笔者认为国际受众的心理还有其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跨文化和跨国界性。这就决定国际受众的心理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是不以对外传播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的主观的客体。其次，国际受众的心理还具有难确定性。他们一般生活在在异国他乡，远离我们的英语媒体。所以，要正确了解国际受众的心理状况并非易事。况且，国际受众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使得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变得更难，也给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报道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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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根据国家、年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分类。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受众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海外华侨和华裔：他们虽然身居海外，但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华人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使他们与中国无法分离。他们会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但也愿意接受来自我国的媒体信息。他们对待一些反华言论一方面会觉得感情上无法接受，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这些西方媒体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国内某些方面是应该作些改进。总体来说，他们内心希望中国能强大，渴望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此我国的英语媒体在这类受众中会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由于没有政治偏见，他们对中国相对较友好，偏见也较少。
对待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他们不会苟同，会采取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当然他们对待我们的问题也会实事就是地指出。只要我国英语媒体报道方针应运得当，传播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3．西方国家受众。由于长期受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议题设置的影响，又加上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能了解中国的渠道较少，他们一般对中国总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所以他们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不管是否真实）基本上认同，而对我国的英语媒体报道则拥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对我们的报道还会出现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这类受众中的传播效果相对会差一些。但是由于现在国际传播界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客观上我国的英语媒体所针对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受众。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五、如何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要能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既要了解他们的一般特点，更要熟谙他们的特殊性。只有我们努力学会去把握国际受众的心理状态，才能主动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改进我们的英语报道，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学者马莱茨克1963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中对新闻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也同样适合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受众心理分析。[8]对我们有效把握国际受众的社会心理活动颇有启发。
1．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国际受众中每个个体在其所在社会中的角色、态度、价值观的感知等因素，构成了这个个体在接受传播时的心理定势，决定了他或她接收或拒绝某种新闻信息。这些自我形象的形成与国际受众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有密切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在熟知国际受众的语言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国际受众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传播体制以及他们对国际受众的影响，即国际受众的自我形象问题。这样才能找到我们对外传播的切入点。而这一切入点对我们有效的对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指国际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性格、能力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等对国际受众的影响。这方面对我国对外传播具有较大的现实性。上文中，我们提及我国的传播媒体现有的受众定位还不够明确，过于笼统。加强对国际受众的个性结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明确对国际受众的定位，进一步细化国际受众，确定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方针，加强我们的报道针对性，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
3．把国际受众作为公众一员：作为社会成员的国际受众在接收新闻媒体的信息时与接收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时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这一问题涉及我国的宏观对外传播战略和英语媒体传播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对外传播只是英语媒体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无关。其实，对外传播涉及到我国每个部门，其中包括媒体传播和人际传播。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表明有时人际传播会起到媒体传播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也证实了人际传播的重要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逐步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并有意识组织国外的文艺演出、展览会、领导人出访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9年还花费500万美元的巨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际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4．国际受众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指国际受众生活的社会、社区、家庭以及所归属的社群对其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是人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受众除了生活在一定的有形的国家体制之中，他们还归属其他非国家和无形的社群。而这些社群对国际受众接受外界信息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传播心理学家肖(Shaw)和麦科姆（MaCombs）的支持。他们在提出著名的媒体议题设置理论后又提出了议题融合的理论，并认为议题设置注重人们了解到了什么,或者至少是大众传媒所报道的事件在受众调查反馈中的反映；而议题融合则把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变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知晓过程的一部分。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会运用多种媒介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且认为与社群议题的融合是一个永不间断的社会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国际受众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大小和程度需要不断更新。[9]就我国对外传播的目前而言，这也是一个了解国际受众的非媒体舆论场的问题，
六、结束语
总之，加强我国对外传播中国际受众的心理研究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做到为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使我们的对外传播英语媒体能真正发挥作用，既能改变国际受众的态度转变，同时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也较大)。这样，我国英语媒体才能逐步融入国际舆论界并扩大我国在国际舆论间的影响力，并使之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比配。
心理毕业论文:文件中心理论分析论文
经过十余年的介绍和讨论，目前我国档案界对文件中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性质和功能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大多认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然而近期理论界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化问题上展开论战，其中一些争论涉及文件中心的可行性，有的甚至根本否定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笔者以为，这种涉及文件中心的理论分歧是我国无法普遍建立文件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现有材料，这里仅选择理论分歧的两个焦点进行评析。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长期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及时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及时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及时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及时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及时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及时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长期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长期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及时价值旺盛、及时价值衰退、及时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心理毕业论文: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论文
摘要：在欧美，人们早已经习惯于文件中心提供的各种服务，目前关注的是数字化信息技术以及文件中心档案馆化等新情况对现有文件中心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带来的新挑战；而在我国，文件中心仍未得到推广和普及，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文件中心的诸多优势都是在国外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由于中外国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担心文件中心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但踯躅不前也不可取，关键是要作好文件中心的“本土化”工作。
关键词：本土化；文件中心；运作模式
前言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较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及时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及时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在推进文件中心本土化的进程中，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关键性的角色。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加强调研和经验总结，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目前正处在萌发状态下的档案中介服务市场加以规范和扶持，密切关注其发展动态，随时解决各种问题，保障其健康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看待中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本土化”过程是其成功的关键。
心理毕业论文:心理健康教育管理论文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的可行性如何呢？如果可行，又该怎么进行“学科渗透”呢？为此，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与讨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科课程及其教学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问题
学科教学中能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最关键的就是要看学科课程本身及其教学过程是否具备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我们认为，无论是学科课程本身还是学科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1．学科课程本身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社会科学类课程包括语文、历史、地理、思想品德、政治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涉及丰富的观察、想象、直觉、形象思维、逻辑推理等心理能力，而且蕴涵丰富的社会认知和鲜明的人文精神。其中，有些课程如思品课、政治课都直接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当然，更多的社科类课程则间接地蕴含着许多可以利用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如语文教材中的群体人物画廊为学生认识世界、了解人生、体验情感提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空间，也为学生心理品质的优化提供了有血有肉的凭借物。历史、地理学科也是如此。如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学科可以通过自然国情等来激发学生的各种高级社会性情感。
自然科学类课程包括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生物、生理卫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这些学科的学习过程不仅需要观察、记忆、注意、想象、思维等认知活动的参与，而且这些科目的学习过程更需要各种心理品质的支持，同时自然科学类课程还特别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培养。譬如，数学课中抽象的概念、法则、定理以及运用这些法则、定理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训练学生思维品质的很好的过程。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自然常识等课程中的演示和实验，更是包含着丰厚而广泛的认知心理方面的资源。此外，在自然科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有意识的渗透与引导，还可以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一丝不苟的学习作风，树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并形成认真、细致、耐心、踏实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艺术、体育类课程主要包括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这一类课程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音乐课、美术课本身就是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载体。音乐对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影响生理，促进认知，改善情绪状态，调整行为方式，而且不同音乐的不同节奏、速度、音调等还能产生不同的心理调控效果。正因为如此，国外一些学者已将音乐作为一种资源引入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并由此发展成音乐疗法。美术课中绘画的色彩和线条也能唤起学生不同的心理感受，美术作品的鉴赏更是能引发学生的审美心理体验。至于体育棵，有学者认为更始蕴涵着促进智力发展、调节消极情绪、锻炼坚强意志、健全学生人格、改善人际关系、提高适应能力等6种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2．学科教学过程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多向互动的活动。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师生关系、教师的课堂教学观、学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课堂心理氛围、课堂管理模式、课堂秩序、课堂上教师的表扬与批评、教师对学生课堂行为问题的处理、教师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反馈与评价方式等，都将对学生的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隐性资源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学科课程本身的内容资源。
既然学科课程及其教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那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技术就是可行的。
二、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设定问题
教学目标引导乃至决定着教学工作的其他环节。显然，从学科教学目标的演进轨迹看，无论是国外心理学家布卢姆(Bloom)和克伯屈(Kil-Patrick)对教学目标的分类，还是国内学者郑和钧提出的学生素质发展的三维教学目标体系，都可以看出学科的教学目标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即学科教学的目标除了其知识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外，还应当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那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有该如何科学地设定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呢？我们认为，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设定无非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即一要科学，二要合理。具体说来，这种科学性与合理性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次级目标”或称为“副目标”、“辅目标”
在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各学科首先必须完成的是学科本身的知识、技能、能力的内在规定性目标，这是学科教学的“首级（第1级）目标”，或称为“主目标”。而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只是第2级目标，或称为“副目标”、“辅目标”。因此，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理应以学科本身的教学任务为主线，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为副线，后者服从于前者，为前者“锦上添花”，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
2．符合学科及其教材的内在规定性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目标设定时应充分考虑并利用本学科可凭借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同时要充分认识各学科之间的“质”的差异性，如社科类可较多直接结合相关题材进行渗透，自然科学类可更多地注重教学过程的渲染，而艺术、体育类课程则应更多地通过活动以获得丰富的心理体验。二是每一堂课所要“渗透”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应是该堂课的教学素材中所蕴涵的，是份内的、自然的，而不是脱离教材强加上去的，任何牵强的、贴标签式的目标设定都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
3．标设定应符合学生的心理状况，具有客观针对性
各科教师在设定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前应充分了解班集体以及大部分学生的心理状况，在符合内在规定性的前提下，力求有针对性地设定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如教学内容相同的一节课，根据不同班级的实际情况，甲班可设定为“团结互助”，乙班可设定为“关心集体、顾全大局”，丙班可设定为“学会竞争”等各有侧重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4．目标设定应尽量避免过于“线性化”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贵在浅移默化，贵在“润物细无声”，它更多的时候是内隐的、暗示的、濡染的，而不是外显的、径直的、刻意的。因此，学科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设定应更多地考虑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应注意心理健康教育与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步性，应注重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的营造。易言之，其目标设定不宜过于呆板，过于“实在”，过于“线性化”。
三、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管理问题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先从课堂管理入手，即心理健康教育的外部渗透。这种渗透事实上是学科教学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常规工作”，因而是学科渗透的重要环节。为此，教师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选择适当的课堂管理模式
课堂管理模式是直接影响课堂心理氛围的教育策略，也是一种隐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应该说，在众多的管理模式中，除了恐吓型管理模式有辱学生人格而不宜采用外，其他各种管理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譬如，民主型管理方式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归属感较强，师生关系也比较融洽，但教师的控制作用较弱，有时管理效率不高。这种管理方式比较适合年级稍高的学生或班风较好的班级。强制型管理方式效率较高，教师控制性强，但学生自主性差。这种管理方式比较适合年龄小的学生或班风较差的班级的早期管理阶段。宽松管理方式师生关系好，学生自主性强，但管理成效差甚至无成效。这种管理方式比较适合高年级且自觉性强的学生，也适合自我管理能力强的班级。当然，这是相对的。很多情况下教师要根据班级、课堂乃至每一节课的性质来选择或综合运用这些管理方式。但学要指出的是，多数情况下，民主型管理方式应该是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的课堂管理模式。这是因为民主型管理模式比较容易营造师生之间的平等、民主、合作的氛围，易于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学生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自主性，师生之间的互动也较为自然、和谐。这样学生能从中汲取的积极的心理养分也就大大增多，师源性的心理伤害相对减少，因此有利于学生的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当然，这种管理模式也特别符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与实质。
2．形成有效的课堂管理
如果说选择适当的课堂管理模式是策略性的话，那么形成有效的课堂管理则是操作性的。这种操作涉及课堂秩序的建立、课堂活动组织与反馈、课堂中的表扬与惩罚、课堂中学生行为问题的处理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有效管理也是落实课堂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譬如，在课堂秩序建立方面，埃默（Emmer）等人对有成效的和成效差的教师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这种差异对学生的行为、成绩有明显的影响。同样，埃默等人的研究和埃弗森（Everlson）等人的研究也分别证实，有成效的和成效差的教师在课堂活动组织和在对学生反应的反馈方面也有明显差异。此外，无数的教育实践业已证实，教师在课堂上如何运用以及能否正确使用奖励与惩罚手段，教师能否使用恰当的策略处理学生的课堂行为问题等，都会对学生的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教师应在正确的学生观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心理学与教育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努力形成能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行之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
3．努力营造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
课堂心理氛围是指班集体在课堂上的情绪、情感状态。这种“心理背景”的优劣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学生在课堂上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生存状态”恰是学生能否悦纳教与学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进而构成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潜在教育因素。好比到一个商场买东西，消费者希望获得舒心的、有价值的服务，而服务员则想方设法营造某种氛围以打动消费者，以便使消费者能愉悦地接受消费。如果这种心理环境的营造是成功的，消费者就乐于接受并享受消费，如果是不成功的，消费者可能就不消费或即使消费了也不会有好心情。课堂教学也是如此。正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华尔特（Walter）所指出的：“教师工作本质上就是推销工作。因为教师想方设法说服学生，使他们相信教师所教授的这一学科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学习的。”为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在坚持愉悦性、激励性、差异性、支援性等课堂教学的心理卫生原则的前提下，着力于通过精心组织教学内容，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心设置问题情境等引发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鼓励成功，通过平等、民主、合作的师生关系来带动课堂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有助于形成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动机、愉悦的学习情绪并保持高度的学习注意力。也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能真正发挥其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功能。
四、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策略问题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除了要注意目标设定、课堂管理外，还要讲究教学策略，尤其是结合学科的教学内容所进行的内部渗透。这种策略归纳起来至少应体现以下3个反面：
1．要讲究有机渗透
教师要根据学科教学的具体内容和这些内容所蕴含的可利用资源寻找心理健康教育的合理渗透点，任何为渗透而渗透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虽然学科课程中蕴含有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但并非任何内容、任何时候都可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即便是语文学科也不是每篇课文每节课都能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部渗透。有些教师似乎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强行渗透，有些教师寻找的“渗透点”只是为了方便制作CAI课件，这显然走进了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误区。学科教学中的内部渗透贵在自然、贴切，它与整个学科教学的具体过程是紧扣的，是有机融合的。因此，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首要策略就是“顺其自然”，就是“该出手时就（才）出手”，应尽量避免生硬渗透。
2．要讲究适度渗透
犹如在目标设定中曾指出的，学科教学中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副目标”、“辅目标”，学科课程本身的内在规定性目标才是“主目标”。因此，在具体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应“适时有度”。所谓“适时”，就是在一节课的有间内，花在集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只能利用3—5分钟时间），如果一节课45分钟的学科课有20分钟集中渗透，该叫心理健康教育课了。所谓“有度”，一是要注意渗透程度，二是要注意渗透梯度，即在了解学生个性心理及个别差异的基础上，尽量考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及渗透的循序渐进；三是注意渗透效度，即教师要经常搜集学生的有关动态信息，适时调整渗透的策略，把握渗透的时机。
3．要讲究灵活渗透
我们常说：教无定法。同样，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也没有固定方法。从教学设计取向看，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人格塑造，促进学生的心理发展；可以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也可以活动为中心，加强心理训练，塑造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从渗透形式上看，有分散式与集中式，集体式与个别式，讨论式与写作式等。从具体渗透方法来看，有移情体验法、角色扮演法、认知矫正法、游戏法等。在不同取向指导下，各种不同渗透形式和渗透方法的灵活运用便构成了不同的渗透策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中，许多教师普遍存在“渗透死板”的问题。如我们在各种“公开课”中最常见到的一幕，往往是教师在该节课结束前集中渗透几分钟，或者让学生在稿纸上写心得给听课者看。显然，这样的渗透方式“痕迹”太重，过于呆板，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心理毕业论文:未成年青春心理管理论文
告别童稚，长大成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一个人处于青春期，他的大脑就像一个安全措施不到位的“生物化学试验室”，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处于青春期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进而可能会导致行为上的混乱与无序。因此，对少男少女来说，青春期是人生中最关键、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需要父母理解和帮助的时期。对家长来说，只有望子成龙成凤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心、用脑．学一点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才能了解孩子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帮助孩子顺利成长。
让我们走近青春期的孩子，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一、独立性增强。随着少男少女自我意识的形成，他们的独立性急剧增强，他们不再被动地听从父母的教诲和安排，表现出“顺从”和“听话”，而是渴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标准衡量是非曲直．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成长的必由之路。
二、情绪两极化。青春期孩子情感浓烈，热情弃放，情绪的两极性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既会为一时的成功而激动不已，也会为小小的失意而抑郁消沉。他们情绪多变，经常出现莫名的烦恼、焦虑。
三、心理加上“锁”。进入青春期，少男少女结束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孩童时代，进入了“多事之秋”。此时由于心理的不断发展，他们的情绪自控能力比孩提时有了较大的提高，学会掩饰、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出现心理“闭锁”的特点。过去爱说爱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可能会变得沉默寡言。他们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和父母交谈，甚至拒绝父母的关心和爱抚。
四、心理向成熟过渡。青春期是长大成人的开始，是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这一过程对他们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此时，他们既非大人，又非孩子，原来的孩童世界已被打破，但新的成人世界又尚未建立。因此，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比如，生理成熟提前和心理成熟滞后的矛盾；独立意识增强与实际能力偏低的矛盾；渴望他人理解，但又心理闭锁的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爱好与学业、感情与理智、自尊和自卑的冲突与矛盾，等等。
五、行为易冲动。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的近期研究指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重要的控制中心，负责控制感情和冲动．要到成年早期才能成熟。换句话说，在青春期青少年的大脑中，控制神经尚未发育成熟。这是他们行为易冲动的原因。
应该说，青少年出现的各种变化．是青春期生理、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少年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过程中的正常表现。只不过由于青少年的个性特征、家庭环境、成长过程等的不同，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如果孩子有类似的“问题“，作为家长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科学的知识、正确的方法引导孩子。
首先，要理解、接纳孩子。孩子出现的一系列身心变化，孩子自己也是始科不及、难以控制的，此时特别需要父母的理解和接纳。千万不要看到孩子的某些变化，或者发现孩子的反常行为就大呼小叫、惊慌失措，更不要打骂训斥，横加指责。否则，只会加剧孩子的逆反心理．增加与父母的隔阂。德国的托马斯白厄尔是一位教师和父亲，他在《青春期的恐怖》一书中，向家长提出十条“教育青少年的正确方法”。其中包括：不要对他们提过高的要求：不要指责他们的业余爱好、穿什么衣服、喜欢的音乐或活动的圈子：不要干涉他们喜欢是美国格滚还是流行音乐；不要阻止他们喜欢的体育活动；不要盘问、猜疑孩子，让他们保持自信和自尊：不要过多干涉孩子的私事和自由，让他们感觉到独立和宽松，等等。
其次，做孩子的朋友。青春期孩子的较大愿望就是渴望尊重、渴望独立，希望别人把他们当成大人，平等相待。这就要求家长要转变角色和教育观念，改变居高临下、命令式的单向教育为平等、探讨式的双向教育．从关心孩子的生活起居转变到指导孩子的发展和成长，努力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据调查，90％以上的青少年有了苦恼后不是向父母和老师诉说，而是找朋友倾诉。那些顺利、平稳度过青春期的孩子，大多具有良好的家庭气氛与和谐的母子关系。美国的调查也表明，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模式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因为在民主型家庭，孩子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能够平等地与父母探讨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有较宽松的气氛和较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些调查都说明，成为孩子朋友、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因此，家长要不断学习，感受和分析时代特征。现代的孩子成长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社会上新旧观念的碰撞、中西文化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会增加他们心理困惑和压力。在这个花花绿绿、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社会，他们面临着太多的诱惑和选择，因此需要正确引导。父母要学会如何引导孩子，要掌握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与青春期相关的知识，要从科学的角度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行为帮助，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这样，孩子才能心服口服，最终由“信其师”到“及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