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文化篇1

城镇文化;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极大提升。优化配置和提升城乡资源，使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城镇居民往往有产业“无生活”，文化气息缺乏，文化生活贫乏，居民邻里生活被高楼大厦所阻隔，逐渐出现人际隔膜和阶层隔膜，缺乏相互信任，拜金主义成为主导观念，社会普通公众信仰缺失。这些不良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来，是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城镇化建设的不良后果。文化是支撑和推动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否形成了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城镇文化。只有形成了包含了丰富文化内涵的城镇文化的城镇，才会潜力无限，焕发城镇的魅力，才是“人”的城镇化。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与城镇文化

城镇，包括城市和城镇，意味着筑城守民，设市易货，置镇守边。古代的“城”“市”和“镇”基于全然不同思维逻辑而出现，功能上有显著差异,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逐渐走向融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乡村城镇化，即同时包含“城”和“镇”两个发展模块。其中“城”代表城市，而“镇”则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联结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环节，属于城市的范畴。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应当实现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展，而不能在发展城市的同时阻碍、牺牲农村的发展。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有了文化，城市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意义。城镇和人是城镇文化的两大要素，同时处理好城镇和人的关系，才能铸就健康、有意义的城镇文化。新型城镇化注重城镇建设的内涵和质量，在强调城镇建设数量、规模和速度等指标的同时，更关注城镇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等指标。坚决摒弃传统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思路，坚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向转变。改变传统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乡镇和农村发展的建设理念，转而实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协调发展的建设方针，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不能牺牲乡村经济的改善和发展。以高收入、低消费等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建设的同时，更关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等发展目标。简单来讲，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新”在彻底摒弃“土地城镇化”，真正实现人口或居民城镇化，“新”在努力实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同步协调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摒弃陈旧发展思路、推行科学发展方式的线性过程，更是多方位、全方面“文化创新”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强化文化记忆，延续文化的传承。

二、城镇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镇文化同时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代表物质方面的或者是有形的生活器物，如居民建筑、基础设施、公园和交通工具等；而非物质文化则代表居民的生活习俗、社会价值观念、宗教、法律等。城镇文化是城镇的灵魂，显示着城镇人群整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以及城镇的气质和品位。城镇文化是城镇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缔造的，主要由形态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构成。形态文化，主要指地理和生态方面的特征，城镇整体的布局和相关规划，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筑风格，标志性建筑和文化遗产等,是有物质实体的、有形的文化事物，有可感知性，是城镇文化的外在方面的体现；经济文化，指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代表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体现了当地的现代化程度；社会文化，指所居住居民的族群结构和状态，整体社会所体现出的关系和结构，国家政治关系和法律制度等，社会文化体现的是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及该城镇中的社会团体和结构关系；精神文化，指哲学、宗教、道德、文艺和社会心理等，体现了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是城镇文化的核心部分。城镇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兼具开放包容的地域性。人类的出现是分地理区域的，因此伴随人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城镇来讲，其形成也经过了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历练，地理位置可能发生变化，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最终经过不同阶段相对成熟的文化状态而形成特殊的城镇文化。地域差别对文化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地域性特征也确保了城镇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自然简易的传承性。另外，城镇对居民的吸纳本就体现出无差别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需寻求城镇的庇护，也因此随着多个民族和文化风俗的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新的种族和文化风俗，形成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开放包容的地域性特征实现了城镇文化的存异求同、多元共生。集聚性和辐射性。城镇文化是一种以城镇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因此城镇的部分特征自然便成为城镇文化的重要特征。城镇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场所，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汇聚中心，集聚是城镇的突出特征。马克思曾指出城市本身便代表了人口、资本和生产工具以及各类需求的汇聚。城镇从诞生起便成为创造文化和传播、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镇之中，物质财富、各类生产和生活信息、政治权力，甚至不同族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相互依存和碰撞，自然成为各类资源的汇聚中心。城镇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所具备的凝聚力不断强大，相应的也造就了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文化沉淀。而同时，城镇的高度发展也必将通过发散传播的方式将地域优势与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先进的制度和政策辐射出去，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城镇文化同时具备这种集聚性和辐射性。延续性。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是历史的、渐进的，在历史的维度下，城镇的建设发展在漫长的过程中扬弃与继承了历史文化，留下了历史的印迹，沉淀出今天的城镇文化。顺着城镇文化的历史往上追溯，就可见一条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这就是一个城镇的文脉，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传承与延续。

城镇文化篇2

（二）重点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

重点突出是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共同点。其中，京津冀地区着重发展新市镇、卫星城、中心镇；珠三角地区注重突出中心镇、专业镇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则高度重视中心镇、新市镇和镇级市。很明显，尽管三大地区重点小城镇层次有高有低，但中心镇是其共同培育对象。当然，在发展水平、层次、阶段上，三大地区中心镇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中心镇的发展水平、层次、阶段较高；珠三角地区中心镇的成长过程中，各级政府更注重突出其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并采用了专业镇特色经济、产业集聚方式促进中心镇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专业镇与中心镇两者间的优势互补，具有特色经济、产业集群的中心镇经济发展层次提高，真正成为带动周围乡镇、农村发展的增长极；此外，随着产业经济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中心镇平衡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可见，在发展潜力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更具优势。

（三）创新、合作发展道路特点比较

近两年，基于创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间的合作力度加大。珠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目标是提高小城镇技术创新效率，培育新的整体经济利益增长点；主体内容是技术创新专项合作。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整个区域小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体内容是依靠制度创新活力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展。从短期看，这种涉及面广、公平性强的合作行动收效不明显。因此，有必要调整短期合作战略，按照“重点项目突出、适度兼顾公平”的原则，推动各方力量向单项合作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合作方面倾斜，从而提高合作的整体有效性。

（四）破解资金难题战略特点比较

针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北京率先设立由市政府、国开金融公司、央企、京企、民企、海外共同出资的小城镇发展基金，放大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参股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很好地解决了小城镇建设资金需求与社会资金供给对接不通畅的问题。对其他地区而言，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破解小城镇资金瓶颈的有效模式。相形之下，通过简政放权、扩权强镇改革，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小城镇自我建设、发展的财政供给能力增强，自身“造血”机能逐渐完善，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真正的保障。事实证明，结合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适度放开权限，对激活小城镇经济发展活力、消除资金障碍十分有利。

二、持续推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继续突出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调查资料显示，内资与外资具有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本充足、根植性强是内资优势的突出表现；而外资则具有资金丰富、国际化管理等优势。可见，建立在不同资金来源基础上的内生拓展型、引进配套型发展模式并不矛盾，二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在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内生拓展与引进配套相结合，充分发挥内资和外资的融合优势，形成新的激发点，促使小城镇取得更好的发展成绩。由于引进配套存在着较大的产业链区位替代等风险，小城镇应注意依据现有的产业链关系，确定招商引资的方向与重点。也应改变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传统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与外资大企业进行配套接轨。并促进跨国公司和名优企业本地化，增强植入环节的根植性，重点打造在某一环节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使自身在国内、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内外市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二）特色主导产业、产业集群是中心镇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特色主导产业是中心镇发展的基础。当中心镇形成的特色主导产业日渐繁荣时，这一产业会派生出新特色产业，新特色产业发展成繁荣的主导产业后，又会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新特色产业，最终,这种累积、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会不断推动中心镇向前发展。因此，现有的中心镇应注重树立、强化特色经济新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产业基础、技术优势，着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提升中心镇吸引力。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企业、机构（如高校、行业协会等）及产业厂商、供应商、销售商在中心镇集结就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完善中心镇产业类型、优化内部产业结构,而且对社会结构变迁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是：产业集群发展导致土地稀缺度上升，非农用地地价抬高，农用地增值预期增大，乡村组织推动农村人口迁移、提高集体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提高；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转移农村人口的要求，在内外力推动下，大量农村居民向中心镇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心镇社会结构逐渐完善。实际上，中心镇向上承接城市辖射、向下集聚村镇资源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基础。

（三）走技术创新型小城镇经济发展道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创新是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只有一手抓技术创新，一手抓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才能有效地确保小城镇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对此，小城镇政府应带头，把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工作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切入点，制定向技术要效益、向创新要市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蓝图。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因势利导，着重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适宜环境。如：加大科技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建立科技资源系统化、协同化、集成化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与考核机制，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出台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扶持，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结合小城镇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现状，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广泛集聚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公共平台、创新载体建设，完善创新网络、人才交流等创新服务体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只能是服务者，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小城镇的技术创新工作不可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所以政府应高度重视引导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小城镇企业也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主动担当起创新开路先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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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背景下的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调适的重要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因着这种价值倾向而获得或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开放性、共享性而引起的资源共享、学习、工作的方法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使得民族地区在政府执法、办公、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信息传播、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等方面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少数民族那种曾经相对落后社会的状况迅速改变。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中非民族性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西方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渗透，导致民族地区人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发生偏移；网络文化的自由性，道德观念淡化等导致民族地区的人们对汉文化产生错误理解。网络文化包含着部分西方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文化，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社会因为历史原因存在一些误解在这里得到放大，社会道德伦理带来了尴尬和无奈，部分城镇化的居民厌恶、拒绝汉民族的交往。网络泡沫文化的泛滥、网络黄色文化、网络暴力文化的肆虐造成民族地区青少年的人性危机，在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思想的侵蚀下，形成不健康的性观念和扭曲的心理，导致他们的个性趋于暴戾凶残，加之民族地区监管乏力，部分留守儿童、青少年甚至丧失行为的自控能力，危害社会。民族文化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迅速消失，离开原来土地的民族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生活速度慢，不适应城市生活节奏、觉得生活不幸福等情况在众多移居农民身上发生，这些情况不加以重视和解决，不仅不利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还导致为民族不和谐因素产生，影响社会团结。

三、对策与措施

少数民族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民族团结，“被城镇化”的民族地区、民族村寨更应该注意做好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入、调适及发展问题。

（一）加强宣传，在民族地区做好网络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区别和教育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网络文化并非实际生活中的汉文化，它是英语文化及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一种新兴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一样正在受到网络文化的侵袭。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背景下要加强宣传和教育，给少数民族居民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区别，同时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网络文化的发展，及时纠正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认识问题。

（二）地方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在城镇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要有意识的强调和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推动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以黔东南地区为例，现在每逢重要的节气，民间会自发组织各种斗牛比赛活动、跳芦笙活动，大大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人们思想观念保守，活动的形式不够多样。也有引进民营资本开展大型的斗牛活动的情况，但是往往收费太高，不能真正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出面进行干预，加强管理，积极推进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多领域的指导和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为民着想，真正以人为本，做到人的城镇化。

（三）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加强网络文化督查与管理。要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严格审查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软件，查处含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和恐怖、暴力等有害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坚决查处传播、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网络游戏产品。同时，对涉黄网吧机相关场所加大监管力度，一旦发现，政府、产业界、工商管理部门要坚决打击取缔。

城镇文化篇4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城镇文化篇5

有的学者或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城中村是“社会毒瘤”［6］，会给城市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但随着对城中村认识的加深，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因此，城中村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双面性的，应该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城中村的存在。

（一）城中村舒缓了激增的外来人口与紧张的城市住房之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外来人口被吸引并涌入较好的城镇就业或者创业，但是商品房的居住成本较高，同时廉租房数量较少，难以获得租房资格，并且廉租房所在位置大多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城中村恰恰相反，交通一般比较方便，租金也只比廉租房稍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虽然不及商品房，但和很多农村房子相比，算是很理想的住所了，所以外来人口大多数很青睐城中村的住房。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廉租房”的作用［7］，是廉租房的辅助。同时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通常无力承担租金较高的商品房，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居住在交通方便、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尤其是紧邻高校的城中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一般从事脏、累工作者较多，他们工资较低，多数属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因此一般也喜欢选择租金较便宜的城中村生活，城中村成了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安身之所”，也成为了他们与城市生活近距离接触的第一站。以贵阳市花溪区新朝阳村为例，在贵阳市租住一间房屋需要600～1200元，而在花溪区新朝阳村租住一间房屋需要100～300元就可以解决居住问题。因此城中村对于高校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有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住房需求，有利于实现住房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二）城中村出租房是城中村村民的生活保障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当他们的耕地被城市征用，城中村的村民基本上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让城中村的村民脱离了第一产业，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因为他们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少部分人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并且大多数人都只具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具备任何专业技术，因此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社会分工当中去。城中村出租房的出现使他们找到了获取收入的途径，同时部分居民也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做生意，这就使得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出租屋经济就成为城中村居民生活保障的来源。

（三）城中村让城市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城市生活具有复杂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工以及职业结构的特点。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也由最简单的血缘地缘关系向复杂的业缘关系转化，社会流动性很大，个人地位和角色变化也较快，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高，消费方式多种多样，空闲时间多，个人社会化程度高。城市生活节奏较快，紧张压迫感强，文化生活绚丽多姿。这种生活方式从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来看，依旧存在诸多的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血缘地缘联系紧密、低消费、慢节奏和高可入性”［9］的生活方式让城市生活多元化的同时，对城市生活也是一个有益补充。比如近几年全国的很多地方夏天的高温天气时间长，而贵阳以“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圣地”而闻名遐迩，吸引了很多夏天炎热地方的老人、小孩到此避暑。美丽的花溪是人们避暑的首选。许多避暑的人结伴选择居住在花溪新朝阳村这一座城中村里，新朝阳村有短期房出租，房租相对便宜，同时这里也有大量的小旅馆，价格也比酒店低很多，因此新朝阳村是来贵阳花溪避暑的理想居住点。

（四）城中村里有诸多的创业机会房租便宜，交通便利，城中村里的人际关系已有业缘关系的出现，但是还保留着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很多的城中村邻近工业园区，或是连接着高校，因此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和毕业大学生们来此居住。城中村里房屋密集，因而居住的人员多，同时他们本身就是大量的消费群体。这里饭店、超市、发廊、酒吧、休闲吧、游戏厅、旅馆等比比皆是且应有尽有，大多生意红火，这给许多想创业的人们提供了商机，并且相对于其他商品房区的门面房租也低许多，因此创业门槛也随之降低。

三、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中村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但也不可忽略它给城市发展、城市生活质量等带来的阻碍和坏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环境等多个领域对城中村的弊病进行了概括，本文主要对城中村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列举。

（一）人口密度较大，社会秩序紊乱由于在空间上多与工厂、高校相邻，出租屋90％都是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在房屋结构上多为单间或者一室一厅，屋内设施简单，房屋租赁价格远远低于周边的商品房，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出租屋常年供不应求。流动人口大，暂住人口多，外来人口大大多于原住人口，人口密度大。城中村房屋大多为第一层商用，从第二层开始出租居住。饭店、酒吧、网吧、游戏厅、精武馆、小旅馆、发廊等一个接着一个，极大地增加了出入人员的复杂性，同时城中村没有物业和保安，房屋建筑的防盗设施也不足，偷盗事件时常发生。

（二）建筑密度过大，布局混乱村民建造房屋时，只考虑个人出租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地占用土地面积，随意搭建增建房屋，因此城中村建筑楼高而密，再加上监督管理措施缺位，整个村落的房屋建筑形状各异、空间布局混乱、高矮不齐。“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6］是城中村形象的写照。此外，比如贵阳花溪新朝阳村曾经两个传言让城中村的面貌几度改变，一是传言高校和工业园区要占用该村土地扩建校园和工业园区，村民们就平面扩建或者向高空加高；随后又听说五年后有房开商要开发此处，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只要能够修的地方都会种上房子。如今低的房子在4～5层，高的有7～8层，建筑密度也非常大，村子里只有一条2～3m的通道通向外界。走在村庄里，眼前呈现的全是钢筋水泥，整个村子看不到一棵大树，一个草坪，“一线天”、“握手楼”［5］是村子里的建筑现象。这些房屋的通风性、采光性远不能达到健康标准，在这里也就没有惬意的生活环境。同时村内的居住环境和建筑群落与旁边小区和城镇很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城镇的整体面貌。

（三）市政设施缺乏，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环境卫生条件脏乱差城中村村民为了出租牟利，村内的建筑密度非常高，间距小。以新朝阳村为例，村子仅有一条2～3m的狭窄道路通向外界，同时路边的小摊林立，根本不能满足消防、急救、环卫车辆的通行，同时，水、电管线混乱，整个村庄更是没有一所公厕。此外，公共服务也非常欠缺，文、体、医、卫设施缺失。虽然该村建了一个垃圾站，请了一对夫妇打扫道路卫生，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的缺失，排水排污、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不足，洗衣店、发廊、饭店等的生活污水就会随意排到路上，个别村民将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在路边，使周围环境恶气熏天、苍蝇满天飞，严重影响了居住环境。

四、对城中村改造的几点思考

城镇文化篇6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部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城镇文化篇7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城镇文化篇8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主要是城镇实力的竞争。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资源利用效率也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龙头。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城镇化,可从导致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失调的根源和内因入手,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口、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达到“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迫切需要。农村城镇化可以打破原有城乡隔绝的格局,使农民既发生职业转换,也实现地域转移,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城镇文明影响、改造、带动农村文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村生态进入城镇,也可以有效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乃至扩大整个国内需求的切入点。当前国内需求不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使农村市场增长缓慢。据统计,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6.85万亿元,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只有2.39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4.9%。8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农民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农村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

二、中国城镇化的瓶颈制约

(一)农村内需不足的制约我国13亿人口中,9亿农村人口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半自给状态,城市贫困阶层维持在温饱阶段,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富裕阶层消费均崇尚国外名牌,导致财富外流和国内市场萎缩,“大中国、小市场”问题愈益严重。因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学家和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提出用新农村建设作为克服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由农村承载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不仅仅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在向农村转嫁城镇化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基本依赖农民自主投入,“三农问题短腿在农村”的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就业的制约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每年自身新增劳动力550万人,2005年新增大学生为338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后再就业劳动力为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根据我国经济每年约9%的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实际提供就业岗位将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并呈递减趋势。有学者提出1%的转移指标,也就是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就目前就业状况看值得商榷。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异军突起,近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暂时有了就业机会。60～70%的制造企业产品出路依靠出口,外贸依存度多年维持在近70%的高端,贸易顺差连年快速增加,引发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农村实际需转移的就业人口间的供求距离越来越大,大量农村人口往何处去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三、总结

小城镇发展需要按照综合协调、政策集成的要求,整合规划、建设、国土、农业、交通、水利、扶贫、卫生等各部门的资源,把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农房规划、生态农业以及扶贫等职能工作加以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中,应坚定不移地加快小城镇发展,坚定不移地把优先发展小城镇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从中央到地方把小城镇发展全面纳入支持“三农”的各类规划、计划,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繁荣小城镇经济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形成城乡一体的工作格局和推进机制。

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小城镇发展的有关政策研究,加快小城镇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城乡资源良性互动的市场体系,促进小城镇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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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规划未来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指导思想，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是城镇化建设的动力和必要补充，更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经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养活13亿人口，让每个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并且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大机械生产以及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将有效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就又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增加了本就过剩的农业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载空间有限，不能满足大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向城镇转移，这也就催促了城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生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农民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自身素质。农民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由“靠力气吃饭”转向“靠技术吃饭”，为城镇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的必要补充。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交通不便，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发挥其农业生产的优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绿色农产品，同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其次，我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愈加明显。据测算，到2016年，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劳动力比例将达到50%。并且，农村留守人员也呈上升态势。这些留守人员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往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农村，尤其是一些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故土难离的情结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的热土。如何让这些农民和留守人员过上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农村生活，加强新农村的建设至关重要。最后，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甚至举家搬迁到城里，农业耕作缺乏充足劳动力，导致许多耕地撂荒、农村住宅废弃、田园荒芜。如何改善农村荒芜、废弃的景象，也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建设，更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只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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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1.2.1碳排放测算方法碳排放包括人为碳排放和自然碳排放，本文仅考察人为因素产生的碳排放。能源消耗及农作物生产为主要碳源，而林地和草地则为主要碳汇，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可通过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农作物生产的碳排放量及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量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及吸收系数计算1.2.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贡献测度方法1）扩展Kaya恒等式构建Kaya于1989年提出了将碳排放与能源、经济和人口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的Kaya恒等式。2）LMDI分解方法Ang等提出的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是针对一段时期内能源需求或气体排放的因素分解方法，该方法具有技术成熟、形式多样、计算简单方便、分解无残差等优点，因而在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测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此，本文采用LMDI分解法对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以揭示出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贡献份额。1.2.3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测度方法1）边际模型构建经济学边际理论是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数量产生的效应，将经济学边际理论引入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效应研究中，可界定为：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导致的碳排放量，以MCE表示，借鉴李效顺等研究方法，构建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的边际模型：LnΔCU=α+βLnΔU（8）式中：ΔU表示城镇化水平的变化量；α、β为待估参数。2）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测度对式（8）求导可得城镇化演进的边际碳排放影响表达式：MCE=d(ΔCU)d(ΔU)（3）碳排放影响极限测度依据式（10），可测算研究时序边际碳排放效应变化率，以此作因变量，时间序列作自变量，借助Excel软件，通过作散点图，添加趋势线，选取多项式类型进行拟合，可获取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效应变化率拟合曲线，若该曲线二次项系数大于零，则该曲线为开口向上的U形抛物线，表明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存在极小值，依据二次曲线求极值方法，可测算出城镇化演进碳排放效应影响最小的极限时刻。

2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了保证数据可获取性与完整性，本研究选取安徽省1995—2011年数据考察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极限影响，数据来源及说明如下：（1）能源消费界定为：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总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城镇化涉及人口、土地、产业、社会多方面因素[17]，表征城镇化水平有综合指标法、单一指标法两种[37]，单一指标度量方法，数据易取，计算简洁，得到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同[17]，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7-17,22-25,37]，因此，本文使用单一指标法来测度城市化水平，即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征，其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3）GDP总量及人均GDP采用不变价格进行调整，方法为：实际指标=当年指标×100÷CPI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100），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4）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草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草地资源数据》。

3结果与分析

3.1碳排放分析

依据公式（1），运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及《中国草地资源数据》中原始数据及表1中碳排放与吸收系数，可得1995—2011年安徽省碳排放（图1），图1表明，安徽省碳排放量由1995年的2182.39×104t增至2011年的10120.20×104t，年平均增幅为10.06%，城镇化水平由1995年的19.09%提升至2011年的44.8%，年均增幅为5.48%，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均呈增长态势，但碳排放增幅快于城镇化水平升幅。将图1中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时序数据输入SPSS17.0软件进行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水平（双侧）上，两者关联系数达0.945，由此表明，研究时序内，安徽省城镇化演进是导致碳排放持续增加的重要因素。

3.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贡献测度

依据式（8），可对安徽省1995—2011年城镇化演进过程产生的碳排放进行测算，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1995—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为3602.78×104t，年均225.17×104t，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增量效应明显，但不同年份间波动性较大，表明城镇化发展是导致安徽省碳排放持续增加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首先，城镇化发展驱动了工业经济腾飞，也加大了基础建设投资，从而带动了能源消费数量的增加；其次，农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均能源消费量；再次，城镇化演进意味着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当林地、草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后，必然引致从“碳汇”到“碳源”的转变，由此也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3.3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探索

3.3.1关联分析将表2中ΔCU与ΔU时序数据输入SPSS17.0中进行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ΔCU与ΔU间相关系数为0.842，且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双侧），表明城镇化演进产生的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时序数据间具有较高相关性，具备进行回归分析的条件。3.3.2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模型构建以表2中1995—2011年ΔCU时序数据作被解释变量，ΔU时序数据作解释变量，将其输入SPSS17.0中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模型回归的R2为0.892，F值为115.771，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拟合较好，由模型回归系数可得安徽省1995—2011年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模型：LnΔCU=4.908+1.05LnΔU（11）3.3.3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测算对式（11）两边求导，可得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影响表达式：由图2可知，1995—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演进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整体呈不规整、波动性较大的特征，其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均值的百分比）达79.18%，究其原因，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有关，2000年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波动性较大（如1996、1999年分别净提升2.62、3.67个百分点，而1997、1998年仅年提升0.31个百分点），而2000年后，城镇化发展速度保持在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区间内，变化较平稳，城镇化演进速度的快慢导致了碳排放量增幅多少的同向变化，进而引致了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变化明显。3.3.4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极限探索以图2中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时序数据为因变量，时间为自变量，在Excel2003软件中作散点图（图3），通过对图3的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曲线添加趋势线，选取多项式类型进行拟合，所得拟合方程的R2为0.186，表明边际碳排放变化率在时间维度上变化不规整（即变化轨迹既非U型也非倒U型，可能为N型），显示出边际碳排放变化率与时间变量间不构成依存关系，即不存在边际碳排放变化率极限时刻，这表明，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极限影响未能显现。为了进一步考察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趋势，以表2中1995—2011年ΔU数据作自变量，ΔCU数据作因变量，将其输入SPSS17.0软件中进行曲线回归分析，通过选择不同拟合类型的多次试验，结果以乘冪函数拟合最优，所得R2为0.892，F值为115.778，且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Sig值为0.000），回归所得系数如表4，拟合曲线如图4。

城镇文化篇11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城镇文化篇12

城镇化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2013年年底，在中国大陆13亿6千万总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亿3千万人，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得到城镇化率为53．7％，环比上涨1．1％。国家统计年鉴查阅的每年我国城镇化率和所有职业学校每年毕业生人数，根据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做我国城镇化率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的一元回归分析得出：全国所有职业学校每年毕业生人数增加10万人，我国城镇化率就会增加0．3个百分点。在优生优育政策的带动之下，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不断改善。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城镇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我国现阶段教育服务于城镇化也暴露出人才、产业以及城镇化水平不均等现象。

2．1我国职业教育输送的人才地域分布不均，不利于城镇化整体推进

我国城镇化区域发展有很大的差距，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为2013统计年鉴关于部分省市中职院校数量、人口数量、人均GDP和城镇化率部分指标数据。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13年的部分相关统计数据，首先从人口分布来看，一般而言，人口越多的地区其中职院校的数量应该较多，然而从图表看出并非如此，人口最多的浙江省所拥有的中职院校数量并不是最多的，其单位人口的中职院校率却是最低的。其次，从各省人均GDP和其相应的城镇化率来看，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以上数据显示，中职院校的数量分布与当地人口数量不匹配，中职院校的数量分布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城镇化率，总体而言，中职院校分布较多经济水平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城镇化率较高，中职院校分布较少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则较低。

2．2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城镇化所需产业发展不适应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不能满足当前城镇化的需要。首先表现为专业设置趋同，国内大多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过度模仿同类学校或是大学专业，不考虑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盲目争办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这就导致不同类型学校开设的专业大体一致，很难培养出适应不同岗位需求的学生。其次，表现为专业布局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应性不强，职业院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与经管类、文化类等专业相比，以理工类为主的职业专业更强调操作技能，第三产业专业设置偏多，而第二产业专业设置相对偏少，造成了我国技能型人才的供给不能满足产业结构的需要。

2．3我国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少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数亿计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据调查发现，有超过80％的新生代农民工冀希望获得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实现多元化就业。然而，针对这一领域现存的培训机构屈指可数，政府主导下的针对农民工的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少之甚少。

2．4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从职业院校教师背景经历来看，很大一部分教师来源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他们虽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却缺乏在企业或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几乎也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方面的培训，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几乎无法胜任技能操作的教学活动。还有一小部分是聘请在相关行业具有一定资历的技术管理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此类教师虽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他们不仅要处理琐事的工作事务，还要应付更为繁杂的社交活动，因而发挥在教学中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并且流动性很大。我国的职业教育院校缺乏一批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

2．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难度大

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还停留在浅层次的互助阶段，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职业院校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课程内容的设置还是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均停留在学校主导下的培养计划里，并没有很好的贴近企业对学生所需技能的迫切需要。合作企业的责任与利益不明确，学生到企业实习，企业要教会学生具体操作技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设备和实习场所，然而优秀学生一旦学会了所需技能便会选择离开企业，企业承担了培养成本却得不到优秀人才，企业利益受损，再加上学校担心权利会被弱化因而不愿意放弃主动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提升校企合作的质量。

3提出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对策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于城镇化发展现状中的不足，试图从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中探索一些对策。

3．1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支持力度

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在职业教育中的经费预算，尤其合理规划区域投入，将重点偏向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中西部每年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权重，兴办职业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为职业教育薄弱区域培养更多的合格技能型人才。

3．2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整合院校资源

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重点结合所在地支柱产业，选择自身定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专业，剔除那些华而不实的专业，为驻地城镇化发展输送优质技能型人才。在职教师资建设上，多聘请在相应领域专家型人才到学校兼职任教，通过提高待遇尽量延长其服务于教学的时间，此外，将学校的专职教师定期送到企业一线进行职业化实践培训，打造一支理论教学水平过硬、技能实践能力较强的“双师型”职业教师队伍。在院校合作上，加强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整合相互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3．3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针对目前校企合作层次不高的现状，政府应当倡导校企深度合作，探索校企利益共享的稳定合作机制。建议采取“订单式”的培养方式，即企业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向职业院校订购一批产品（即学生），并规定产品质量（即学生毕业时所达到的理论和技能水平），划定一个合格水平，对合格的毕业生按照适当高于其他企业同类岗位的薪资福利照单全收，同时跟学生约定必须在企业的服务年限，在这种培养模式中职业院校承担着保证毕业生质量的责任。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企业员工与职校教师的交流，企业需委派一批骨干精英去帮助学校培养学生，教师也需到企业进行技能培训。

3．4扩大职业教育招生比例

调整国民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比例，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现状，每年有超过6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部分毕业生由于缺乏技能面临就业难或是对找到的工作不满意等问题，国家应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如此以来既可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技能人才，此举可谓一举两得。

城镇文化篇13

这座文物古迹众多的古城，是大理直至云南设州置县最早的地方之一。明、清两代在这里设过州府，州城由此得名。因这里曾出现过白霞焕彩的奇景，又一度被称为“白霞城”。中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此设宾川县府。1956年，宾川县城由此北迁石榴村，1958年迁牛井。1999年12月至今，这里为宾川县州城镇。2001年，被命名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2010年，又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从明、清时期开始，直到民国年间，古镇州城均是宾川县境经商贸易的中心。那时，城内众多商号，达官显贵、书香世家的深宅大院，与乡村殷实人家所建私宅成片相连，规模宏大。

据清朝雍正时的《宾川州志》载：州城古城“初筑时――取坐东向西，乙山辛向，周四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四门：东曰迎晖，南曰永安，西曰西成，北曰柔远，计垛口一千二十”，后将“永安”改为“南蕙”。四门之上建有城楼，南北二门外各有月城，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墙曾在清朝、民国年间多次维修。州城古城为正方形棋盘式格局。十字街中心，建有结构精巧、庄重大方的三重檐攒尖顶亭阁式钟鼓楼（又名宾兴楼），高约23米，中立四棵合抱柱，每方有券形拱石洞一道，贯通四条主要街道。一二层为四方形，三四层收缩，呈八方形。钟鼓楼雄居于全城正中，与分布于全城四面八方错落有致的文庙、武庙、城隍庙、忠烈祠、报国寺、文昌宫等遥相呼应。古城内的忠烈祠与笔山书院，文庙、武庙与天主教堂，观音阁与文昌宫、报国寺等呈组团规模布局，充分体现了古代城镇建筑规划中“人神共治”、“众教合一”的文化内涵。

现在，古城东、西、南、北四条街道仍保持着古道风貌，古民居铺面分列两侧。整座城池基本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城格局，古风犹存。在云南省众多乡镇中，古城风貌保持如此完整的为数极少。

如果说州城古镇是中国历史古镇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那么，州城古镇的文庙、武庙古建筑群，则是今天州城最为夺目的宝石。文庙、武庙位于州城古镇西南部，始建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明嘉靖及清康熙、雍正、嘉庆、同治、光绪年间，曾多次进行添建和维修。这是云南省现存建筑规模较大，建造体制较为规整，建筑艺术十分精湛，极富地方特色的古建筑群。对研究明、清时期云南的建筑和宾川的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庙、武庙如此相连建造，全国鲜有。2006年，文庙、武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庙坐东向西，面对笔架山，为四进中轴式建筑，占地11000多平方米，由照壁、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后宫（又称崇圣祠、启圣祠）及南北两庑，名宦乡贤祠、金声玉振坊等梯级建筑构成。棂星门为三开间牌楼式歇山顶建筑，两侧有月墙，檐下绘有山水、花鸟图案，极尽工匠之巧妙，令人赞不绝口。大成门为三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大成殿为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檐下施斗拱。后宫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正面檐下施四跳雕花斗拱，二层四周以木板围合，上面有彩绘山水、花鸟图案，檐下四面均施以雕龙斗拱。南北两庑为单檐硬顶建筑，或危楼高阁，栖凤盘龙；或草木葳蕤，烟聚萝缠；或小井石栏，曲径通幽。虽年久失修，但房檐斗拱，额枋梁柱装饰着的青蓝点金或各种贴金彩画，仍然依稀可辨，不难想象昔日色彩鲜明、宏伟壮丽的情景。各院之间，以特色各异的砖砌门洞（月亮门）相通，形成曲折迂回、层层深入、别有洞天的效果。无论你置身文庙的哪一个角落，都会油然而生寻古探幽之情。棂星门和照壁之间，有一块数丈方圆的空地，是当年泮池所在。穿过棂星门就是排排庙宇，大成殿正中供有孔子牌位，两侧配供颜子、子思、曾子、孟子四贤牌位及十哲牌位。两庑中供有七十二贤牌位。棂星门外，南北各有一道高阔的木档大门，门外两边各立两块石碑，上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八个大字。整座文庙建筑群，风格纤细秀丽，匠心独运，充分体现了谨严、文雅的儒家文化气质。

武庙坐北向南，与文庙合成“丁”字型建筑群格局，占地9000多平方米，为一进三院，由大门、照壁、二门、中堂、大殿等建筑按梯级建造构成。大门为相对的东西两门，取单檐歇山顶建筑形式。照壁正对二门，长40米，高13米，厚1.2米，檐下施砖雕斗拱，布彩绘山水、花鸟图案。如此巨大的照壁，堪称全省之最，全国罕见。二门建于台上，为三开间单檐歇山顶建筑，正面檐下施四路斗拱，两侧各有厢房。庙内供关羽、岳飞二贤牌位。整座武庙建筑群，风格大开大合，粗犷雄浑，颇显沙场将帅的威武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