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2

(二)文化队伍管理松散

文化队伍是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一是管理人员短缺。许多乡镇文化站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文化站工作人员常常兼职乡党委或政府的其他职务，或者文化站工作人员非体制内人员，没有编制，其工作积极性势必不高，责任心不强。由于不是专门人才，一般很少举办文体活动，即使举办活动其形式往往单一枯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形成制度化。二是农村文艺人才不多，力量薄弱。由于经济、教育、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限制，农村有文艺特长的人才较少，专业文娱队伍更是匮乏。乡里村里组织的文体活动多数属于自娱自乐性质，其艺术性、观赏性不高，难以形成规模和影响力。

(三)文化活动少之又少

近年来，尽管每年各级政府都会组织“送戏下乡”、“送科技下乡”、“送法律下乡”等活动，但活动的场次有限，难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同时，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不健康活动和陈规陋习在一些村镇仍然存在。早在2012年，我国就将“加快城镇化建设”列入了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特别是在党的十之后，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概念，未来的城镇化更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而单纯从经济建设的层面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就真的会把农民变成市民了吗?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对落后的生活习惯、单调枯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会适应新形势下的文明标尺，与城市大环境水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农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融入都市，生活习惯乃至行为准则真正进入文明行列，才会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城镇化。这就不仅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生活社区，更需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民实施积极的精神层面的引导和带动，从而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拉近农民与城镇的距离。

二、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

2012年，双城市新兴镇着手撤村并屯，陆续建设农民新居。其中，新兴镇新民村建设的五龙源社区以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为传播平台，在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尝试，率先创建了一个综合管理模式———“五龙源模式”，为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的文化传播打造了一个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启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新生活、新家园、新风尚”的“三新”进程。

(一)宣讲思想道德文化

住进五龙源社区的居民大多都是新民村当地村民，搬进楼房以后，很多旧有的生活习惯例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随意摘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电梯内吸烟等不文明行为与崭新的居住环境格格不入。文化具有约束和规范行为和调控特定秩序的功能，行为上的文明也直接推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为了帮助村民推进自身文明素质的提高和文明习惯的养成，五龙源社区参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社区内开设道德文化大讲堂，加强农民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理解与认知，广泛开展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百善孝为先等道德文化教育。同时，社区还重点传播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降低违法犯罪率，传递社会正能量。宣讲活动形式丰富多彩，除了办板报、开座谈会、听报告会、观看教育专题片之外，社区内的农民还自编自演了以宣讲道德传统为内容的文艺演出，组织开展了义务劳动、十佳优美小区评比、身边好人好事评比、五好家庭评比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效果显著。与此同时，社区还举办了生日祝福活动，当小区住户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时，小区院内的LED屏幕上会出现祝福标语，并播放生日歌，这些活动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情谊，而且也为居民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

五龙源社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各类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如元宵灯展、中秋赛诗、端午画展等。为了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文化传播力度，每逢春节，社区还专门邀请省内书画名家送文化进社区，现场书写对联儿、字画，一幅幅精彩的书法作品，一句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让老百姓欢喜不已。社区居民们都说:“这样的春联不但年味足，也更有文化气儿。”除此之外，社区还专门建造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将社区内外的戏曲文艺爱好者汇聚一堂，免费提供场地、乐器等设施，大家在这里吹拉弹唱，才艺比拼，很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如三弦、大鼓书等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和传承。如今，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了，精神面貌改善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过去打麻将、看小牌的陈规陋习，选择唱歌跳舞、读书阅报、写字下棋等健康而又有意义的休闲方式。他们也带动了周围村子的村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到“人文社区”的文化活动行列当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推广优秀先进文化

当下，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将土地流转给大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也有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进入合作社打工，这种“离土不离家”的务工方式得到很多农民拥护。为了提升这一群体的专业水平，增强他们的技术能力，社区每个月都会专门从县、市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开设科技大讲坛，传播最新、最权威、最贴近群众生活的相关政策和农业科技知识。社区还利用网络开展远程教育，其教学重点培训对象是家庭剩余劳动力。通过远程培训，他们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创业的积极性，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能。与此同时，社区还针对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开设文明讲堂，这不仅有效地抵制了封建迷信之风，而且培养了广大农民爱动脑、勤思考、大讨论的良好习惯，在转变家庭教育方式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创办多彩文化生活

在建设“农村文化社区”理念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们的思想意识更新了，生活习惯改善了，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了。为了帮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单身群体拓宽沟通渠道，五龙源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文化节”，吸引了五里八村的乡村青年积极参与。一时间，公安、医疗、空军部队、教育、金融等多个系统青年以及自由创业者加入到相亲活动中，上万人报名，场面热闹非凡。此外，社区还探索了很多特殊节日，比如“社区电影节”、“社区艺术节”、“社区环保日”等等，住在社区里的农民整天忙个不停，尽情享受多姿多彩的新生活。

三、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五龙源社区打造的农村新型文化传播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民身体进城了，精神没进城”的农村文化建设难问题，更为全面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分析推广“农村文化社区”的时代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营造氛围，激发了农民活力

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大多数农村乡镇文化阵地萎缩、文体活动贫乏、文化传播受阻的状态下，“农村文化社区”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传者双方的互动，充分激发出农民的热情活力和参与积极性，使他们自发地融入其中，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变“文化输血”为“文化造血”，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民潜力，培养其主人翁意识。这种传播方式从扩大传播效果上说更具有优势。

(二)拓展传承，培养了文化能人

很多传承剪纸、书画、编织技艺的民间手艺人、东北二人转、皮影戏或其他民间曲艺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农村地区都十分活跃，这些民间文化传播者更是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他们的手艺、技艺更需要传承和保护。“农村文化社区”大力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注重培养文化能人。这些民间文化的传播者在这里得到尊重，在他们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自发地投身于民间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创作出更多反映农村新面貌、贴近群众新生活、适合大众新口味的文艺作品。“农村文化社区”还通过组织民间传统文化大课堂活动，拓展民间传统文化，培养了年轻的文艺骨干，打造了一支传承有序、资源丰富的队伍。

(三)科教兴民，繁荣了地方经济

新时期，先进文化更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活跃文艺生产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要靠农民掌握科技、改变生产方式来完成。只有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农村文化社区”的成功运行，开启了农民知公德、懂法律，爱传统、重先进，懂文化、信科学的生活新篇章，充分保障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过渡并与之相融合的各项基本权益，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形成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还打造了良性秩序和稳定环境，凝聚了重要力量。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3

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1.3.1教育卫生事业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水平需继续提高（1）卫生资源总量显著增加。2007—2011年，广西医疗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呈上升趋势。2011年，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2039张，比2007年的105223张增加了44.49%；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册护士数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病床数为2.72张，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推进。2011年，广西学前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在校生数位于全国前列，幼儿在园人数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广西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总数达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大专程度以上人口为275.12万，大专程度以上人口比例为6.6%，比2007年提高1.96个百分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3个，实现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零”突破。（3）卫生资源配置仍需优化。2011年，广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8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八；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38人，全国排名倒数第五；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43人，全国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83张，全国排名倒数第二。（4）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广西教育发展基础弱，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指标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88人，比全国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为6.6%，比全国水平10.06%低了3.46个百分点。广西14个地级市中，南宁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为12.65%；贵港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1）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城镇新增就业53.29万人，比2010年增加7.68万人，增长16.8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1年，广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3.75万，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1.32万，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240.77万，比2007年增加了7.6%；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272.52万，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243.77万，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区10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全国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全国水平36.3%高了3.2个百分点。（5）各项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广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仍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用水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外，多数指标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居民的期望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2广西城镇化建设规划存在问题

2.1城镇规划科学性不够，各类规划缺乏衔接由于城镇建设涉及很多内容，因此编制的规划很多，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及各部门的发展规划。鉴于各项规划的组织部门与编制部门不同，因此规划侧重点亦有差距，出现了各类规划相互交叉、相互矛盾、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另外，规划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论城镇大小都规划大广场、宽马路，道路网一律都是方格网，并不考虑城镇本身的特点，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城镇特色渐渐丧失。

2.2规划的权威性不够突出，规划修编较随意城镇规划普遍存在权威性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广西这种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旦政府换届，规划就要重新修编一轮，对于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领导一换，规划重来”，规划沦为政府凸显政绩的重要手段，有点偏离规划原本真正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大项目，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公园用地可以改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工业用地可以调整为房地产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制性很强，规划不能任意修改，规划的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划不只是政府意图的体现，更是民众意愿的表达，民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而广西与国内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2.3城镇规划相对滞后，与城镇建设步伐不符广西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规划跟不上城镇建设的步伐。城镇建设过程中，规划改了又改，马路挖了又挖，城镇建设呈现无序状态，持续不断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气、供水、供电、电讯、污水、路灯、道路指示灯、天网等专用管线道密布，任何一个部门的“修缮”、“维护”、“改造”和“抢修”，均会将一个好好的城市挖得个“百孔千疮”，一场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设施功能瘫痪一览无遗。一来是城镇发展过快，导致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需要扩容更新；二来是城镇规划的滞后与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对交通规划及管线综合规划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规划人员缺乏，管理效率与水平有待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由于受编制、机关规定等的制约，大中专规划专业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城镇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规划管理业务成倍增加，特别是部分管理人员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缺乏新知识，科班出身的各类专业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约了城镇规划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城镇规划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不足，在城镇规划编修过程中，资金经常不到位，给城镇规划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众参与城镇规划，使社会监督缺位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政府职能，体现着城市发展趋向和公众利益，影响着千家万户，必须将规划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对规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表达机制，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对规划工作的一些失误，公众没有纠正的渠道，只能通过复议、行政诉讼，而这些途径往往都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规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3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对策

3.1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体制创新

3.1.1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中，不仅关注城镇物质空间形态有序、集约、健康发展，也要对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增加关注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市场在相关指引下推动城镇发展建设。规划成为政府与市场衔接的平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场运作机制中起协调作用。

3.1.2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户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征地用地审批手续，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或划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办法，以有利于城镇发展及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原则，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土地管理，也要保证城镇建设的必需用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现存量土地，制订并落实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划分小城镇的土地权属关系，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允许集中土地使用权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在户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政策，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农村居民到城镇落户；使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服兵役、抚恤优待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入户门槛，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试点，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推动人口向北部湾聚集，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重要集聚区。

3.1.3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设施建设以集约、绿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镇建设的目标要求，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状况。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放开市政公用市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盘活城市存量资产。二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文城镇建设要求，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集约、智能、高效、绿色的要求统筹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大力推动城镇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设。推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县域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推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3.2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多元模式

3.2.1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内涵发展为主，即围绕新型城镇特征和目标，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创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在扩张聚集人口的同时注重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发展内涵。

3.2.2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体系升级，致力于形成功能各异、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新型城镇发展体系。坚持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化驱动”战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市组群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优中小城镇，打造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地区。以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为沿海增长极，桂柳梧城市群为腹地增长极，玉林、贵港为两城市群的延绵区和节点城市，增强城市群之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功能分工明确、层次梯度明显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3.3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试点工作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4

21世纪，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如今，山东省政府提出了“东西部对口帮扶，重点扶持菏泽”的战略措施。可以预见，今后鲁西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将会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小城镇的体育事业是建设小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202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农村体育的重点应放在小城镇，以小城镇为龙头，村民居委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发展形势要做到“因地制宜，科学文明”，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鲁西南的小城镇体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鲁西南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 小城镇与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

小城镇指发展规模较小的，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以从事非农业活动为主的，较小地域或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心和居民聚集体。学者方明对小城镇作了如下界定：（1）小城镇包括29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工矿区、县城、建制镇和农村集镇。（2）小城镇指人口2万～5万以下的城市和3000～5000或小于这个数字的小集镇，可以包括小城市、卫星城、工矿区、县城、建制镇和集镇。（3）小城镇包括国家已批准设镇建制的县镇和未设镇建制的集镇。（4）按国家现行的行政建制规定，凡是设镇建制的即为小城镇。小城镇在乡村文化发展和城市化中有积极的作用，应积极合理地发展小城镇文化。一是要重视小城镇在城市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小城镇文化的发展要避免盲目性。三是乡镇企业文化要与城镇和工业小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四是应加强小城镇文化发展规划与政策的指导。

体育文化是指以身体为媒介，把满足人类需求的身体活动进行加工、组织和次序化，形成获得社会承认的、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内容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思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体育市场开发、体育运行规律、体育物质条件等。它是渗透到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的一种特殊的人体活动文化，是当今世界文化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类型，建设现代体育文化已成为建设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鲁西南地区也是山东省的六个经济区之一，范围包括济宁、枣庄、菏泽，总面积为28400km2，总人口1604.9万，城镇人口达134.4万，城镇化水平为8.4%，共有小城镇149个。与东部沿海相比，在体育文化建设上还有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的表面层次匮乏，各种体育场地、运动器材严重短缺。（2）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体育的认识不足，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体质教育和身体锻炼的意识。（3）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盲目性，不论参与者还是组织者，都未认识到进行体育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组织比赛的目的是以比赛来带动全民锻炼。

二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现状分析

1.指导思想不明确

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一切体育行为都应以广大公民的体质健康为目的，使更多的公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锻炼中来。而在鲁西南的大部分小城镇的公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缺乏组织领导，一些体育的新思想、新观念很难贯穿到广大居民心中。体育活动的组织大都是自发的，小城镇领导多半是被动参与。如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鲁西南斗鸡，就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到了斗鸡节，他们有兴致时就举行斗鸡比赛，斗鸡健壮魁梧，形似鸵鸟，每次打斗30分钟到3个小时，很具有观赏性、娱乐性。斗鸡活动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而且丰富了小城镇居民的体育生活。

2.体育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全，还未形成机制

体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人类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素质素养的限制，经济得到了发展，体育文化事业却不一定会随着发展。在鲁西南的小城镇，存在明显的体育文化市场发育不全的现象。虽然体育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他们对这一现象还没有认识到，没有形成体育产业意识，对体育文化市场更不了解，对体育消费问题还存有偏见。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和观察等形式，对鲁西南的149个小城镇做了大体的了解，至今还未发现一家大型的体育超市，体育器材厂家根本没有，小体育用品商店也寥寥无几。街道、居委会的体育设施也不容乐观，除了一些简易篮球架和基本的健身器材外，再也很难发现其他的体育设施。由此可见，鲁西南小城镇的居民收入较低，用于体育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3.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行政管理力度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体育文化建设也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设现代体育文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同样要挂靠政府。

近几年来，随着“东西部对口帮扶，突破菏泽”战略的实施，鲁西南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企业也逐步投放到了市场当中。但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还未引起政府的注意，投资匮乏，缺乏管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体育的问题，不重视体育，很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也就谈不上对体育的管理问题。

4.与当地学校联系不密切，没有学校的支持

在美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教育思想家杜威曾说过：“我们的准则、价值观念和学校教育应随社会的进步而改变。在工业社会里，学校要发挥新的功能，要成为社区中心，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中国，小城镇的形成实际上也是由原始农业向工业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过程。由农村发展而成的小城镇，其文化底蕴明显不足，建设健康的、完善的小城镇体育文化离不开学校的支持。

鲁西南的绝大部分小城镇，组织体育活动大都是在闲暇时间，由居民自发组织，没有考虑到与当地学校联系。当然有的小城镇居民做得还可以，他们为了利用学校的场地、器材而主动联系。但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与学校就没什么关系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利用学校的体育文化设施，也从未想过到学校去感受一下体育文化的氛围。

三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

1.明确指导思想，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三层次文化构成”理论认为：一种文化有三个层面组成：第一层是物质层；第二层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层；第三层为该文化表现的宇宙观、价值观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也就是其哲学思想层。体育文化的构成同样包括这三方面。因此，在对未来小城镇体育文化进行认识时，从指导思想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三个层面，同时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

在第一层（物质层面），即各种体育活动场地等硬件设施。政府应当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努力建设各种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为小城镇居民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第二层面是体育的科学原理、锻炼知识、组织形式、制度等。小城镇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有专人负责管理体育，还要聘请社区体育辅导员，经常开展一些辅导讲座，讲解一些有关体育锻炼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健康保健的方法、体育比赛的基本规则等。第三层面就是哲学思想层，如生命观、健康观、寿命观、健美观、伦理道德观等，这是体育文化的最高层面。只有到了这一层面，才达到了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最高境界。因此，鲁西南小城镇政府的领导，应从哲学的高度，宏观上把握体育文化的脉搏，建立明确的指导思想体系，为本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建设贡献一点力量。

2.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市场意识

鲁西南的小城镇居民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将体育文化的发展投放到市场中，自我完善。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在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生存能力和管理上只提供基本的条件。由于受全社会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在体育文化的建设上，必须具备良好的独立运行能力和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增强管理意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大力开拓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市场。

建设新市场经济下的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大环境与小城镇的具体特点，立足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成为提升当地人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3.加强与学校的联系

随着“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程的实施，小城镇所在学校的基础体育设施还比较完备，同时学校也十分重视体育文化建设。因此，建设小城镇的体育文化必须以当地学校为基地。首先在硬件建设上，小城镇要联合学校，共同提高场地设施的档次、规格。这样既能满足学校的正常体育活动，又可为小城镇居民提供比赛场所，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其次是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和专业人员的配备方面，学校作为教育组织，不仅拥有丰富的体育专业人员，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体育骨干，他们在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青少年学生中传播体育文化知识，对社会影响深远。所以，从培养建设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对象上，也应把重心放在学校。

四 结束语

鲁西南小城镇体育文化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指导思想不明确，挂靠政府不够，市场发育不健全，与学校联系不紧密等，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他们应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充分调动小城镇居民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完善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利用文化站点等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并全面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鲁西南小城镇的体育文化与经济、社会、教育等同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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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论文篇5

2城镇化建设缓慢是制约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农牧区地域广大、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再加上社会发展起点低、市场发育不足，使的城镇化发展比较缓，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比较少。和平解放60年来，城镇化从不足3％到2010年底达到25％，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化51．27％，更低于东部城镇化率60％的水平。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比较好。从以上全区各地（市）农牧区劳动力存量及转移就业人数的对比可以分析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从农牧区转移出来的就业劳动力比例越高，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也较多。从上表也可以分析出，拉萨地区由于有拉萨首府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位居榜首，那曲作为我区一个劳动力较多的地区，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它的劳动力输出比例最低。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越是有城市的带动，越是城镇化水平高，农牧民增收致富的路子就比较宽，农牧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比较容易，因而，解决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只有在加快我区推进城镇化上寻找出路。

3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以促进我区农牧区富余劳动力加快转移

根据自治区人保厅的解释，在我区农牧区富余劳动力是指从事农牧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渔业）的农牧区不充分就业劳动力。按照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测算方法，经认真测算，截止2012年底，全区农牧区总人口数为234．42万人，其中劳动力资源总数为126．08万人，农牧区富余劳动力56．05万人，占农牧区劳动力总人数的44．46％。如此多的富余劳动力需要从农牧区转移出来，任务十分艰巨。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因此，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加快城镇化建设。

3．1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党十的报告当中，七次提到城镇化问题。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时也强调指出：“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内需，发挥这个潜力，还要靠改革。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市民，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城镇设施和保障房建设，要完善融资机制；城镇化还要确保粮食安全，关系到保护耕地和发展现代农业，这也要靠改革推动。”无论是进行这一系列改革还是城镇化建设规划的具体实施，都需要政府来推动，只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就会不大加快。

3．2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省市的条件来推动我区的城镇化建设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资金和项目应突出改善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牧民生活这个重点。全国各对口支援省市和单位以改善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大力建设支撑农牧区经济发展、改善农牧区生产条件、帮助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项目，积极把项目和资金向农牧区倾斜。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为农牧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各地应充分利用对口的省市的有利条件来推动我区的城镇化建设步伐。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6

(三)以人为本开创和谐建设局面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群众的支持，尽可能减少建设中政府与群众间的摩擦。因为太多的事例证明，在涉及土地征用、群众投工投劳、城镇管理等事情时，经常会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是产生群众与政府间的对抗，破坏社会和谐。有鉴如此，当地基层政府在正式开展相关建设前，就积极主动做好群众动员工作，从群众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具体方案，杜绝负面事件的发生。其具体做法是:一是以工作专班的形式，分组进村入户对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特别是对抱有疑虑的群众，工作专班从将来旅游业发展所能带来的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交通便利的提升等多方面做好解释工作;二是通过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政策宣传。在集体性的会议上，与群众面对面的就集镇改造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解答他们的疑惑和要求;三是借助政府公示栏、宣传标语、宣传手册、文艺活动等载体持续性地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通过这些细致工作的逐步开展，造就了当地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后续建设过程中极少发生群众阻挠的事情。一般来说，普通群众所期盼的发展与基层政府所推动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生干群冲突的根源在于相互之间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从群众的角度出发，需要的是合理的解释和可预见的收益，以及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和承诺。其中必然涉及到每个个体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差异性。而基层政府则是从较为宏观的发展角度出发，大多只考虑整体性问题，以期快速达成目标。因此，即使发展的目标一致，但缺少两种观点之间的互相理解，摩擦与矛盾的隐患也就产生了。而作为较强势的政府，如果不能做好解释动员工作，以主观的善意去强行开展工作，也无法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违背了建设的初衷。更深层来看，下谷乡基层政府的做法体现了权力实施中对“人”的看重，即一切工作的开展围绕每个具体的人来进行，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而不是抛开具体的人去谈论地方发展，这也是符合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四)以民族文化提升城镇文化品质在把下谷坪乡未来的发展定位于旅游城镇后，基层政府并没有走上只注重物质和经济发展，只注重GDP增长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而是充分考虑到民族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实际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文化建设，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伴随城镇的建设同步繁荣。在具体的实践中，该乡围绕“堂戏”和“皮影戏”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走出了一条以民间智慧为源泉，以学校教育为基点，以民族文化传习为平台，以公司运营为助力的文化创新与发展之路:一是突出当地民族文化爱好者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政府经常组织召开民族文化爱好者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策略上从不主观和武断地做决定。在调查期间，笔者参与了一次座谈，目睹了新老两代人就“堂戏”剧本应当专注传统剧目还是应当不断创新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虽然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能看出这些与传统民族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人在相关问题上确实具有真知灼见，特别是争论中流露出的那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让人敬佩。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这些最基层的民众，近两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撰写了少数民族文化书籍两部，通过网络报刊等形式发表多篇相关研究文章，使当地传统文化具备了持续发展的根基。二是引导民族文化进校园，扩大民族文化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当地政府意识到如果要让民族文化更具生命力，必须重视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结合民族乡的实际，决定在该乡民族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每周设置2节课80分钟的时间，通过自己编写的乡土教材在学生中宣传和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为了更具体的展现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学校还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经常性地举办“堂戏、皮影戏进课堂”“巴山舞进校园”等活动。这一系列举措，使当地青少年不断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走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之路。为了使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具备合理的人才梯队，该乡于2010年完成了“堂戏”、“皮影戏”文化传承大师的申报工作，确立了他们在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紧接着，为了使文化传承大师传授其精湛技艺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该乡制定了“堂戏”、“皮影戏”传习实施方案，并成立“下谷堂戏、皮影戏文化传习所”。以传习所为平台，聘请文化传承大师收徒授课，所有学员一律免费，并由政府补贴生活费。还购置设备录播授课过程，便于学员们仔细揣摩大师技艺，实现教学与训练的统一。由此一来，专业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就较为完善的建立起来，传承大师们也感觉自身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学员们也少了后顾之忧，能够潜心学习。四是以市场化运作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力量组建表演队伍和文化公司，结合旅游业的发展把该乡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市场。目前已组织建起了两支表演队伍，在神农架主要景区长年进行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扩大下谷乡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另成了一家宏缘喜庆文化传播公司，自组建以来，已演出100多场次，特别是在2011年春节举办的迎春篝火晚会，在神农架和相邻恩施、巫山等地引起很大反响，在网络上也受到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可以说下谷乡民族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新颖的工作思路和细致的工作态度。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当地旅游业发展为导向，从奠定民族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到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再到挑选优秀人才进行专业培养，最后把专业人才推向市场，几个环节环环相扣，很好的解决了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如何促进文化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使未来的城镇更具文化内涵，也使得下谷乡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凸现自然风光的独特性，更能体现民间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五)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增强城镇发展动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解决好就业和增收问题，在启动下谷土家族乡集镇改造之初，当地政府就着手准备解决未来人口集聚后就业问题。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创造良好环境引导企业投资落户，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应当说，招商引资，吸引外来企业投资落户是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进行的一项重要政府工作，下谷乡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对外部力量的借用。当地政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始终把坦诚相待作为基本理念，既要求企业不破坏生态环境，并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就业增收问题，又注重保护企业利益，不以虚假信息诱导投资者，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比如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种植中药材、魔芋、茶叶等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政府引进了一家农特产品加工公司，为了既方便群众运输产品，又不造成水土污染，对该公司的厂址就进行了反复研究。同时，政府组织农户进行选择性种植，放弃以往产量低、市场价格不高的部分农特产品，转而有针对性地连片种植，形成几个较有规模的产品。不仅使村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也保障了企业原材料供应。再比如2012年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外来投资兴建了一座精品酒店。洽谈时，政府就以详细的发展数据为依据，充分论证了投资的可行性，解除投资者的担忧。而且精品酒店的建成能够提升当地的接待形象，并可提供数十个工作岗位，还能带动周边居民从事小商品销售等相关商业活动。不以短期的所谓“政绩”为目的，而是将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放在工作首位，从群众、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使引进和培育的企业发挥的社会效益逐年增长，在当地创造了一个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多赢的局面。

(六)量力而行夯实持续发展根基所谓量力而行，是指在下谷土家族乡发展过程中，基层政府虽然着眼于未来，却是步步为营的去攻克困难，不采取超出地方政府财力承受能力的发展方式。因为从许多地方的发展事实来看，经常因不合实际的超前发展策略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从而严重影响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或者是在不恰当的引导下，导致群众急功近利，造成经济损失。以该乡太和山村为例，村内自然风光优美，但一直缺乏资金进行大规模开发。面对这种现状，基层政府从神农架旅游发展全局出发，没有简单的把资源开发权利转让，而是积极与神旅集团进行沟通，并签订合作协议，拟定该集团对景区进行开发以前，每年向该村支付5万元，用以加强自然景观的保护，景区建成后按一定比例分享利润。这一做法不仅使当地村民能在发展中获得持续性的收益，而且大大改善了村集体的经济状况，夯实了发展根基。总而言之，该乡无论是集镇建设、特色民居改造还是其它工程的实施，都依据自身财力和所争取资金的大小，以及村民的经济基础来按规划执行，极少超出预算。使政府得以轻装上阵，逐年落实发展规划，完成城镇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群众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在看得见的成效刺激下，更加拥护政府决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一)加大上级政府持续性投入从下谷土家族乡的城镇化建设来看，即使如前文所述在具有战略眼光基层政府的带领下，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奋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其整体水平来说还是处于较低状态。2001年底，该乡城镇化水平为20．3%，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32．5%。10年来增长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移民搬迁安置、城镇改造规模扩大等。该乡预计再经过10年的努力，使城镇化水平在2020年能达到42%。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还存在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因为，城镇规模受地理环境限制，难以扩张，要想容纳下更多人口，必须解决包括水、电、公路、住房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没有上级财力的支持，单凭乡镇自己筹集资金，是很难妥善处理的。而且，从该乡长远规划来说，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与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对处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旅游业为主的小乡镇来说，过渡时期财力的紧张使其没有能力承担景区开发、接待条件改善和提升等事项的前期投入。因此，必须在今后的发展中，争取上级部门的持续性的财力投入，才能保障所有规划得到落实。

(二)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优美的生态环境是该乡生存与发展的命脉，虽然当地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基本杜绝了企业或是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对环境大面积破坏。但由于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难以在一时改变，因此，由群众日常生活所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向河道倾倒垃圾、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捕杀或捕捞野生动物，采伐野生植物等。对此，主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定更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控制，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对于涉及违法的事件不能姑息迁就。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镇范围内，要把保护环境的意识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监督，使之内化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从而自觉维护;二是提供支持，帮助群众改善人居环境。比如争取农村污水处理项目资金，在集中连片居住区内建立综合的污水处理设施。完善城镇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便捷群众集中放置垃圾并及时处理。

(三)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从该乡未来发展来看，短时期内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需要人们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现实存在的问题有:部分领导干部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展开持续性工作;当地人才流失严重，可能导致后续发展缺乏智力支持;当前社会环境复杂，离不开熟悉当地情况的基层干部协助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之少数民族干部具有其他民族干部代替不了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带头作用。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骨干力量。所以我们提出健全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这一观点。具体方法是:出台激励政策，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进入。特别是鼓励从本地走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就业;其次，从基层挑选人才。以当地优秀民族青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为其走上领导岗位提供机会。一般来说，这些人对家乡感情深厚，而且熟悉乡情，一旦成为领导干部，其对于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有利于切实地促进当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能够在当地长期坚持工作的人才队伍，逐渐让该乡宏伟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成为现实。

(四)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前文介绍过该乡与巴东县旅游重镇沿渡河、重庆巫山小三峡、神农顶、国家湿地公园大九湖等地区相邻，处于这几个旅游业发展较快地区的中心位置。但目前并没有与这些地区形成良好的互动，其中心位置的特殊性和便利性没有体现出来。旅游业发展上，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当注意从政府层面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可以建立一个互动机制，经常性地开展交流活动，从而促进区域性旅游资源的整合，便于为游客提供既丰富多彩又具备差异化的观光游览享受。当这种局面构建出来后，该乡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才能转化成促进当地发展的实际动力。

(五)城镇化建设必须具有层次性下谷土家族乡人口少，分布广，如果要让所有村民都享受便利的基础设施，其投入十分巨大，成本过高。但要把人口集中，又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根据全乡11个自然村组的发展条件和该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我们建议构建“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村庄集镇体系。这样可以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化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消化掉建设中产生的问题，让建设成效能够长久保持。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7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

(一)树立棋盘理念,构建“两化”战略布局。

在推进“两化”的战略规划布局上，要牢牢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实质，把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当前推动全区工作的引领动力。不能盲目“摊大饼”式的求多求快，而应立足现有实际，打造具有区域示范性和区域代表性的城镇化综合体及重点的卫星式布局。

从现实区情讲，就是继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的四级规划体系，一是在城区内加快推进回风、陇桥、津桥湖三大片区和旧城改造步伐，空间内产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阳等城市组团内推进重点镇建设，空间内产业布局以具有连片效应的示范农业中心园区、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卫星城镇，其产业以承接辐射效应和具有地方特色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四是在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村产业地带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中心村、聚居点建设，空间内以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务和小型特色农业为主。

同时，应统筹规划现有资源，从生态层面保证“两化”推进过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从产业层面保证产业的互补优势和体系形成;从行政资源上进行合理引导;在人文、旅游等资源上加强其配套服务和区域特色。

(二)发挥政策“蝴蝶效应”，强化综合承载能力。

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即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__区作为后发之城，一定要运用好政府作为强力快速推进“两化”的主体其动作的放大作用，从而在现有条件下，利用较小的资源和政策代价，换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二是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三)克服发展短板，提升“两化”体系科学发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__区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 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三、当前我区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__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有与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的用地紧缺、社会矛盾凸显等共通性问题，也表现出本地区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和思考，谨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讨。

(一)盘活用地资源。当前，我区城镇化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加快区间功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对规划严重滞后的现状，要建设“现代森林公园式”城市，土地资源缺乏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区连片扶贫、渠江流域防灾减灾等政策，争取土地指标的落地。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有三种模式：

一是重庆“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级差原理，将闲置、废弃或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权利凭证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从而转化为可在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二是北京“飞地”模式。“飞地”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把飞出地的资金、项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税收成分成等合作机制，实现两地的土地等资源互补。三是深圳“新”模式。通过二次开发确权，以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单元为主要内容，由政府主导，通过调整用地功能等办法，换取土地资源。

此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空间差异换取资源，就我区来说，可以借鉴的是：一是“集约”。通过做大做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我区已在两个重点镇试点开展;二是“调整”。在城市规划区和重点组团区，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在保证城市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区等办法，调剂出一批土地资源;三是“扩容”，坚持按照既有设想，推行“东进南延北拓西扩”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为分界点，以回风片区、津桥湖片区为代表，抓好中心城区南面延伸;以陇桥片区为中心，两年内基本完成包括西区汽贸城在内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组团建设;以巴城北环线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间;以清江、兴文为载体推进东进战略，打造连接经开区和老城区的产业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为80万人口，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资金瓶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一般有六个渠道。一是项目捆绑整合;二是以开发带动;三是财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让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资平台融资;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这六个渠道中，后四个实质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还是在争取大政策，争取大项目，以外来资本破解资金瓶颈。当前，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巴中作为秦巴山片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机遇，将大项目挤进盘子，解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区发展中项目支撑的问题。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8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工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为区镇合一建设提供设施保障。一是道路建设工程。积极推进宁启铁路启东段建设，完成海启高速启东段工程初步设计。加强农村公路改造建设力度，加快城区公交一体化建设步伐。二是区中园建设，通过区中园建设为园区发展提供优良的载体平台，夯实发展基础。例如，启东经济开发区针对其新能源、光电、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定位，推进创新型经济园、林洋光电产业园建设，加快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城乡环境维护管理工程。推行环卫体制改革，组建专业队伍，建设垃圾中转站，构建起“户集、村运、镇集中处理”的垃圾处理新模式，以期不断优化镇区环境。

3.打造区镇特色产业集群

创新举措，以更多的手段抓项目，围绕重点产业链，转变招商思路，创新工作模式，引进龙头企业，推进重点项目，狠抓产业链培育。将四大区块打造成具有各自特色的乡镇，形成差异化发展。如寅阳镇可以海工船舶园区为发展核心，将其打造成为全国超一流的海工装备基地；而滨海工业园着重发展高端装备、海工配套、电动工具等产业，通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措施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力求打造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4.打造区镇合一示范区

实施区镇合一，打造具有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带动效应明显的示范区，有利于全市小城镇在更高起点上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从而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三化同步发展。(1)打造示范产业园区。示范区产业园应根据全市工业发展整体布局，有规划有重点地做好工业引进发展工作，吸聚工业向园区集中，增强产业密集度。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以沿海开发为契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切实做好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大力推介启东及产业园的优势、产业、资源和特色，引进大型项目，吸引各大企业入驻。（2）打造示范镇区。作为区镇合一建设的大后方，镇区建设主要还是应以现代化农业和服务建设为重点。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出台特色养殖、农业产业化企业奖励扶持政策，鼓励推广大棚蔬菜、节水灌溉等农业新技术，实行企业财力村居分成新政策，村级财力不断壮大、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实现新发展。二是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乡村道路建设，进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使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三是加大保障力度。建设劳动就业服务站、人才交流中心，实行企业就地用工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发展新农合医疗事业，提高五保供养标准，加大贫困救济力度，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入。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9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工作报告，还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每位中国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城镇化经过30多年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最低保有量已很难维持。因此，在发展城镇化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清新空气反映为民业绩，天蓝水绿证明发展得力，应成为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只有保住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道路才是绿色的、有希望的、可持续发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明确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也需要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的关系。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正是适时所需的转变，是发展创新的表现，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因此，探索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

一、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1.生态与发展的逻辑联系

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的载体，城镇化建设如果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地方改革实际，且充分考虑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承受力，新型城镇化就会走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目标，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将有利于增强城镇综合实力、优化城镇生态环境、打造城镇自身的特有名片。反之，当盲目扩大城镇化建设、缺乏科学规划、严重脱离实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利益，就必然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城镇生态环境，也难以打造城镇品牌。因此，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只有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处理好新型城镇化道路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关系，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齐头并进、协同发展。

2.处理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新思路

⑴转变观念，强化理念。走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即逐步转变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建设环境优美、干净舒适的宜居城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最终实现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愿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绿色发展、一体化建设理念，转变传统的大刀阔斧、不顾一切搞城镇化建设观念。

⑵合力推进，注重保护。我国的城镇化率在近20 年中，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截至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4%左右。在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发展中取得较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警戒。准确拿捏城镇化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其中的经验总结之一。“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重蹈覆辙一边破坏一边建设的错误，而是要保护好未被破坏的生态，修复好已被破坏的生态，在绿水青山中建设美丽新城镇。

二、城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1.自然资源破坏，新生态危机形成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人们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意在阐释城市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人们向往的家园。但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中，虽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钢筋水泥屡见不鲜，但对生态环境、水资源、农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也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在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森林大地已被破坏、水土大量流失、废水、废气和废弃物剧增等问题，生态环境受到连锁破坏，进入水质恶化，噪声污染、交通不便、空气浑浊、垃圾围城等各种城市病频发的恶性循环。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工业污染物、新化学物质等都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和损害公众健康的新威胁；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农产品的品质却有所下降，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城市的“十面霾伏”“热岛效应”以及“电磁辐射”也使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可见，各种安全隐患已无处不在、无处遁行、无所不见，新的生态危机形成、新的城市危机出现。

2.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如果把这两种效益对立起来，则会得到零博弈结果。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推进中，城镇建设的范围不断延伸到城郊及乡村，土地将被大量征用、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影响。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实践中，只追求经济效益，注重GDP的增加，关注城市经济竞争的增比进位，忽视生态保护的重要作用，最终只能自尝生态破坏的恶果。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利方式来占有资源和破坏环境，这种急功近利的方法只会造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和严重失衡。

三、生态文明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1.促进城镇化持续稳定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如果继续走资源消耗型的传统老路，城镇化的建设也必将得不偿失。走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可以培育更具发展能力的绿色产业和企业，夯实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可以促进全社会资源的节约，为城镇化发展提供长久持续的动力；可以促进节能减排，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从而促使城镇化的持续稳定发展。

2.促进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

生态文明能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在：通过对青山绿水的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优化生产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居住质量；另一方面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犷型向集约型转变，减轻城镇化发展中的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形成全民爱护环境和保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得绿色城镇化的观念植入人心，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进而认可绿色城镇化的发展之路，从而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四、新型绿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选择

1.完善法律法规，绿色发展与依法治理相结合

法律法规能使城镇化的发展在法律的保护下，始终以爱护生态为前提，沿着绿色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前进。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企业、公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有序进行，提供一个法律支持的框架和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体系。各级政府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一方面要完善城市的规划工作，限制城市无序的扩张，减少“空城”“鬼城”的出现；另一方面则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破除城乡制度政策之间的障碍，通过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调整和升级，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法治行为的规范、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才能为绿色城镇发展助力，让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2.增强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政府仍然是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者和领导者，在城镇化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机制和生态目标责任制，将生态保护逐步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将生态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另一方面要完善“一把手问责制”和“工作成效奖惩制”，通过这些制度强化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高领导干部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的水平。积极打造城市发展的新品牌，让山清水秀的家园成为发展的新势力，成为引人入胜的新名片，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常态。

传统的政绩观唯GDP 是瞻，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过犹不及。因此，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切实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统一，使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树立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的政绩观，把此作为指导工作的正确方向，唯此，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3.打造生态城市，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

绿色城镇化是一种低消耗、环境好，生态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概念也正是基于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而得以提出的。推进绿色城镇化、建立生态城市，一是要“调结构、转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工业发展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发展结构；二是要抓住机遇和发展契机，在规划和建设中注重以人为本、突出特色、文化保护等内容，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减少现代城市病的产生；三是要规范工业园区的建设，引导各级政府理性考虑工业园区的建立，加大对工业园区的监管力度以及污染控制力度。

4.培养公民环保意识，培育社会组织力量

通过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社会舆论等渠道培养公民环境保护意识，不仅能强化公民的环保意识，把此固化为自觉的保护行为，还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绿色之风吹向神州大地。除此，随着社会组织的壮大，各种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已成为生态保护的有力捍卫者和新生强大力量。因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序、规范的发展，引导环境保护协会及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相关社会团体茁壮成长，引导相关行业协会制定合法合理的规章制度已刻不容缓。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的渠道表达诉求、参与治理、贡献力量，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走新型绿色城镇化发展之路，是破除过去传统城镇化发展藩篱的新道路，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是生态文明大环境下的新选择，是对社会难题的响亮回应。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安定有序、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之中；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能奏响盛世中华的新乐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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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创新驱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概念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最早使用创新驱动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1990年，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具体阐述了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四阶段理论: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波特指出，创新驱动阶段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锐不可挡的竞争力出现……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企业也能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可见，“创新驱动”就是指企业具有创造力和持续创新的原动力，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驱使和推动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英国首先提出来的。1998年，英国创新驱动型经济特别工作组在出台的《英国创新驱动型经济报告》中首次对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了定义，将创新驱动型经济界定为“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自从英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层面。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都想到了通过科技创新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国内长期粗放式发展遭遇的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极限，中国做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这一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报告。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2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市经济绿色化以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就是创新型经济为主体。创新型经济通过培育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创兴型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催生新型服务业等，能够有效地减少资源、能源的利用，提高其使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从而使城市经济绿色化。一是通过培育发展创新型新兴产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创新型新兴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电子商务、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等，主要依靠知识、技术投入，消耗的土地资源较少，传统的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也很少，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小甚至没有污染。以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据测算，2004年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万元GDP能耗为0．12tce，是二三产业平均值的24%，约是三产的50%，水耗为5．2t，是二三产业平均值的21%，约是三产的50%。二是通过二次产业替代和升级，带动绿色、低碳的三次产业的发展。新兴的知识、技术密集的高加工产业替代传统的劳动、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形成二次产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二次产业开始实施专业化分离，以服务为主体、与工业生产或工业生产者联系密切的生产业，如物流、金融、软件、科技服务中介、研发、广告、咨询、设计等创新、绿色、低碳的现代服务行业迅速发展。例如，“十一五”时期，北京市生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市生产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2802．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705．0亿元，年均增长19．1%，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2．2个百分点，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3．9个百分点，而北京市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源消耗，则由2000年的0．527tce下降到2011年的0．273tce。三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在大力发展创新型新兴产业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高效、低碳、低能耗的高级化方向升级，通过嫁接高新技术、整合资源，带动传统产业转型，使传统产业进入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甚至衍生成为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例如，2001年北京启动了首钢重组改造、燕化百万t乙烯扩建改造工程、节能环保型装备改造工程等10项传统产业升级工程，工业用水量和能源消耗量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9．2亿m3下降到2011年的5．0亿m3，万元GDP能源消耗由2．437tce下降到0．764tce。

2．3创新驱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城市空间和能源、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驱动下，产业向集群化发展、空间梯度转移和产城融合化发展使得地区的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城市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利用更加紧凑、高效。一是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园、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等科技创新园区成为创新型产业的集聚地，更加提高了城市空间和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更倾向于集群化的发展，因为集群在获取区位优势、建立产业联系、赢得外部经济性、促进创新与知识共享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利益机制。以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从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深化科技金融试点，扩大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2011年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达到12277家，注册资本规模总计281．3亿元，分别占北京市新创办科技型企业的41%和47%。企业的集聚发挥了巨大的集群效应，园区内企业共享高端科研基础设施，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创新能力有效提升，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拥有有效专利数从2005年的3046个到2011年的15232个，2011年实现增加值3062．6亿元，占全市的19．1%，比重较2005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二是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腾出空间发展新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地区间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产业为寻求更适于生存的资源经济环境，通过扩散、对接等方式，发生梯度转移，从而为创新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使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量工业企业转向郊区发展，城市中心区的许多工业用地通过转换或转让改为商务商业或居住用地，如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大部分用地就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工厂区。近几年来，随着创意产业的兴起，利用旧有厂房适当改造作为艺术创作、设计中心等成为一种时尚。三是促进“产城融合”。环境友好的新兴产业逐渐替代传统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特别是科学园区和高新区的主导力量，使得城市生产区和生活区的融合成为可能，产城融合的城市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潮汐式交通，更有利于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化，扩大产业空间，加速产业集聚，促进城市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城镇化。以北京周边的固安工业园区开发区为例，目前，固安工业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三大产业基地以及城市核心区、生活配套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产业新城初具规模。开发区坚持“产城融合”理念，已从纯粹招商引资的产业园区，逐渐成为集工业与生活一体的新型城市，在功能上融入城市发展的主流和主体，并成为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为城市功能提升和创新提供了示范。

2．4创新驱动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推进城市智慧化持续创新、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应有之义。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无线网络、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及其衍生出的应用创新，能够推进城市智慧化，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9］。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创新应用，一是调控和优化城市资源和能源配置，强化对节能减排的监管，助力城市以低碳和环保方式发展，提供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创造绿色城市生活。二是感测、分析、整合交通、物流、医疗、教育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数据，研究规律，制定解决方案，优化布局，提高城市整个硬环境的运行效率。三是加快推进公共安全保障和防灾减灾技术创新，提高实时信息处理能力及感应与响应速度，增强了城市预警预测、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提升城市软环境，支撑平安社会建设。四是加强城市发展的预测分析和城市规划管理，运用信息预见问题、前瞻性地解决问题，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减少城市的重复建设，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提高城市运行管理和综合服务水平、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满足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保障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12年3月北京市政府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启动实施“智慧北京”行动计划，即城市智能运行行动计划、市民数字生活行动计划、企业网络运营行动计划、政府整合服务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智慧共用平台建设行动计划、应用与产业对接行动计划、发展环境创新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以朝阳区为例，朝阳区实施了物联网交通微循环管理系统(公共自行车管理系统)和物联网节能管理系统(燃气供暖节能)。其中，物联网交通微循环管理系统(公共自行车管理系统)利用先进而高效的科技手段，尤其是新兴的物联网传感技术，实现市政管理和交通资源调度的高效感知、实时监测、全面联网、精确计算分析、有效监测调控，以大幅节省人力、提高市政服务与交通资源调度水平。在节能管理方面，朝阳区政府采用物联网技术对朝阳区600座锅炉房的管道的压力、温度和流量以及室内外温度的进行实时检测，并进行数据的实时传输，在服务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可实时了解锅炉的能耗情况，并提炼数学模型，对供暖温度实现补偿，找到节约能耗的方法，截至2012年底，该系统已实现节约天然气约500万m3，约占朝阳区供暖总能耗的5%。

2．5创新驱动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进步，提升城市内涵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还应该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不断创新的过程。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了人们道德标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改变，提升了城市现代化内涵。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城市的生命力和竞争更加取决于创新文化的能力。文化创新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自然及人自身发展的关系，转变人们的价值理念，提升城市精神，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供支撑。同时，文化创新又促进了文化业态创新和产业繁荣，特别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产业创新，以文化创新带动城市转型。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通过一系列文化创新措施，不断地释放出强劲的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奥运文化活动和奥运主题展览，许多创意企业、各种文化创意产品应运而生，各种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大大活跃了北京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对提高城市整体文化素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所属业务范围的文化产业创造增加值12．1亿元，比上年增加1．9亿元，增长了18．6%。制度创新是创新之本，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税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有效地解决进城农民市民化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地流转，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资源与环境制度、城市建制制度、国土规划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优化城市资配置和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通过科研制度、人才制度等制度的创新，能够调动企业和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吸引优秀人才聚集，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北京在制度创新上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创新的结合的双向型制度创新模式，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将北京城市建设相关事务的管理全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例如，北京志愿者服务相关条例，交通限行规定及交通管制决策，“折子工程”等等。这种政府和社会公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形成模式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同，有效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提高了城市管理和运行效率。社会管理创新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治理结构，增强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市民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活力，有助于培养市民意识、法制意识、秩序意识，推进生活方式市民化，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城市病多发、社会矛盾凸显、互联网舆情复杂的新形势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2010年8月，东城区被中央政法委和北京市委确定为全国和北京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经过充分调研和不断总结，北京市东城区实行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充分运用网格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以责任制为依托，合理划分网格单元，以“人”和“组织”为重点，综合考虑“地、事、物、情”等因素，进行精细化服务管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东城特色的社会管理新路径。试点以来，基层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全区总量同比下降13．7%、集体访同比下降10．1%。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大幅提升，万人发案率、百户发案率均保持城六区最低水平;火灾警情同比下降15．9%，有力维护了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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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L．A．怀特曾经说过:“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种族的每一个成员从他降临人世的那一刻起，便生存于一定的气候、地形、动植物群地带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要进入一个由一定的信仰、习俗、工具、艺术表达形式等所组成的文化环境。”此话表明了乡土文化是某区域内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乡土人文环境的综合表现。由此可见，只有对能够代表地域特色的元素和符号进行挖掘，才能营造出独具特色的乡土景观。

2．1自然环境元素的发掘

乡土自然景观是乡土景观物质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乡土生活生产景观以及乡土精神文化景观的形成。下面将中原经济区自然环境要素归纳为天、地、木、水四部分进行挖掘与提炼，进而分析中原经济区乡土自然景观的气候、地形地貌、植物及水环境特征。

2．1．1天———自然要素之气候

不同于植物、建筑、乡土材料等其他景观要素，气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在乡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划分南北气候的“秦岭—淮河”带穿过河南南部地区。线以北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线以南约占全省面积的30%，为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地区。由此可见差异性显著的气候，造成农作物品种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农业景观。线以北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因此在豫中、豫北的农村便随处可见房前屋后黄橙橙的玉米和碾子。而线以南种植水稻为多，所以就形成了一系列围绕水稻产生的乡土景观。除此以外，人们还会采取一些措施去适应气候，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环境。比如，豫西冬季寒冷干燥，以西北风为主，夏季炎热多雨，以东南风为主，因此在对建筑周围绿化时，在建筑的西北角多种植物以挡冬季的西北寒风，南侧适当种植以局部遮阳防晒，东南侧留有空隙以便通风与采光之需。总而言之，虽然气候的不可移植性使我们无法直接利用，但我们可以利用气候对乡土景观要素的影响，因地制宜地进行造景，正如印度建筑师柯里亚所说，让“形式服从气候”。

2．1．2地———自然要素之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即指地球表面所呈现出的各种各样高低起伏的地理形态。河南境内有平原、山地、丘陵、黄土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不同的地貌本身形成了各异的乡土景观外貌和空间格局，不同的地貌还影响到乡土民居建筑的类型、外观以及内部结构。整体来说，河南以平原为主，民居则多为合院式建筑，布局一般比较规整，院落大多为一进或多进，也有带侧院的，形成多重院落;豫北西邻陡峭的太行山南段东麓和王屋山南麓，依山就势，形成台阶式院落;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的豫西部分又以窑洞式民居建筑独具特色。此外，乡土建筑是人们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生活的产物，当地的自然材料不同，居民建筑的形式也各异。比如，豫北山地聚落式乡土建筑，均就地取材，形成了明显地域特征的三个片区，即:济源山地地区以生土材料为基材的夯土墙坡屋顶民居片区;焦作修武山地地区夯土墙平屋顶民居片区;安阳林州山地地区石板岩式坡屋顶民居片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生土还是可降解的生态建筑材料。还有，不同地貌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耕作方式和土地利用类型，水田、梯田就是不同地貌的产物。

2．1．3木———自然要素之乡土植物

河南省内植物资源丰富，使用乡土树种，不仅符合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的原则，还能够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乡土植物表达地域特征效果的认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乡土植物的广泛合理的运用本身就是乡土景观设计中一项重要的原则。以中原地区的郑州市为例，列举其城市中常用的乡土植物。

2．1．4水———自然要素之水

河南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境内1500多条河流纵横交织，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493条。河南整体上水资源丰富，农业发达，田间水渠四通八达。豫西的黄土高原、豫北部分太行山地由于缺水，在家家院落里有取水的水井和储水的水缸，或者用来收集雨水的水窖。由此可见，水资源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影响着乡土景观的外形特征和空间格局。对于水元素的提取丰富多彩，山间清泉、林间小溪、村口古井、水边湿地、田间洼地、河流堤岸等都可以成为以“水”元素为主题的乡土景观的临摹母本。

2．2人文环境元素的挖掘

从人文大环境来看，包括历史、名人、典故传说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元素;包括乡村聚落、乡土民居、乡土生活小品、民间传统工艺等方面的物质文化要素;也包括民俗民风、图腾崇拜、地方方言、性格观念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元素。中原地区(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悠久，拥有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对具有中原地域性的乡土景观元素进行提取、模仿、再生、创新，并应用在环境的营造中，无形中展现了中原经济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本着能够从乡土文化中提取造景要素的思路，本文将中原地域的文化归纳为农耕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以及戏曲文化。

3乡土景观元素在新型城镇环境中的表达与营造

由上文已知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乡土景观元素的丰富性，这些源自于当地乡土生活，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符号和元素，其表达手法和营建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和不拘一格的。在乡土景观营造过程中，通常将提取出的乡土元素通过陈列与集聚、引借与提炼、夸张与变异、融合与创新等手法，结合现代景观造景的特点，以建筑装饰、植物造景、雕塑小品、硬质铺装和实物展示等形式表达出来。在新型城镇环境中与人们生活朝夕相伴的主要有居住区、街道、公园、城市河流等绿地，不论哪种绿地形式，要做到能给人带来不同的空间体验与心理认知的乡土文化，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基础和目标，即结合本土文化特征，营造出唤起乡风乡情的情景图式或记忆片断，追求一种“保留自然质朴的乡村风貌，营造物种生态和文化生态良性循环的人居环境”。以下试着从乡土景观设计的角度出发，系统化地提出几点方法或注意事项:(1)最小限度地改变自然土地，营造顺应自然规律的景观;(2)灵活运用地域的历史性和时间的沉淀性，营造具有年代记忆的景观;(3)人性化空间尺度，设计有亲切感的人性化空间;(4)营造能够感受广阔感和深远感的场景;(5)以绿色和土为主体的柔和风景;(6)以当地材料为主体;(7)能够体验大地的丰收;(8)设置交流场所;(9)使用乡土树种，种植方式尽可能多样化;(10)丰富的水和植物使多样的生物可以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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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预算法》《担保法》《贷款通则》等现行法律对地方各级政府负债持否定态度，也不得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以直接向银行借贷的方式举债，不仅如此，国家行政机关也不能对国内债权人举借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但是我国地方政府基于各种原因变相举债的情况非常普遍，并呈现高增长性。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公告《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接受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达到了38475.81亿元，保持增长的态势，其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12.94%。

(一)融资的原因虽然我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借贷以及提供担保，但是基于宏观经济发展、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的大量资金缺口还是使地方政府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大量借贷，其借贷方式躲避了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基于此的主要原因有:1.从历史上看，“分税制”改革削弱了我国地方政府自主筹资的能力。我国政府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体制，将税收分为地方税、中央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并采用地方上缴中央再由中央划拨返还地方的方式分配税务收入。但往往由中央政府划拨返还的资金不够充裕、划拨资金的流通渠道不够顺畅，同时地方财政支出亦失去了自主性和灵活性，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2.从客观上看，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充裕的资金。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十确定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大量的资本投入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其他包括完善医疗保障体制在内的各种配套措施的实施。

(二)融资的传统方式1.中央政府的地方债券和地方政府试点发行的债券。我国法律只允许中央政府发行债务而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务。因此，我国政府的通行做法是由中央代地方政府举债并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国家既定项目的相关建设。2011年，我国开始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根据财政部2011年和2012年下发的办法，只有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获得了自行发债的资格，2013年又加入了江苏和山东。由于自行发债存在试点范围小，发债数额少等问题，其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2.设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传统业务融资。根据银监会的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般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实践中出现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等都属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方式为政府的基础建设项目融通资金，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见图1。笔者认为，基于传统方式的资金募集渠道较为狭窄，资金流通通道不够顺畅。如中央转贷地方债过程不够透明，造成地方政府对资金的控制能力和自主性受到极大削弱，而地方政府试点发债进程缓慢，批准的发债额度也远远低于需求总量，最后地方政府所设立的融资平台普遍存在政府违规担保、商事组织形式不适格［7］等瑕疵。因此，拓展新型的融资渠道并建立合理的融资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

(三)我国对传统地方政府负债的监管现状我国制约地方政府负债的监管方面的监督机制总体可以分为行政机构内部监督与行政机构外部监督两方面，其中外部监督包括:人大、法律、舆论的监督;内部有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门的监督。从内部决策权划分角度看，各级政府的举债决策权分散，有的项目的举债决策权在国家发改委，有的分散在各主管部门，有的则由举债单位自行掌握。从债务管理角度看，地方财政部门在制度上被明确授予全面管理政府债务的职能。但事实上地方财政部门只对部分直接由财政部门偿还的债务如:国债转贷、外债、专项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进行管理。同时，财政部门内部的债务管理职能又被分割到多个处室，比如外债金融处、预算处、国库处、基建处、农业处等，［8］而这些行政部门之间又往往缺乏密切配合和协调，导致分散的管理难以对债务的风险产生一个准确的认识。最后，由于我国《预算法》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在本级预算中列赤字，因而地方政府的预算不被列入预算案接受人大的审议，导致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的预算监督权也被极大地削弱。

三、我国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现状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通过自己设立的地方融资平台向影子银行机构寻求融资，因此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向影子银行寻求融资的现状从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的现状。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下行压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有着关键作用，因此融资平台的负债开始呈现增长的趋势。同时，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监管准入标准日益严苛，部分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低、难以符合贷款准入条件的平台开始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纷纷转向信托、理财、券商、基金、保险等影子银行机构或向银行的“影子业务”寻求资金支持。国家审计署2013年24号公告指出，随着国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加强和银行对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司信贷投放的从紧，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发行理财产品、BT(建设—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举债融资的现象较为突出。经审计抽查发现，2011年至2012年，有6个省本级和7个省会城市本级通过影子银行或“影子业务”如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和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融资1090.10亿元;12个省会城市本级和1个省本级通过BT和垫资施工方式实施196个建设项目，形成政府性债务1060.18亿元。这些融资方式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集资年利率最高达17.5%，蕴含着新的风险隐患。既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实质上代表着地方政府负担的债务，其融资风险便会向地方政府转移。而地方融资平台的筹集渠道由传统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的风险转移会存在以下两点问题:1.影子银行的投融资活动不完全在监管之内，无有效监管统计。这使得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规模，以及期限错配、标的物不对应等情况更加不透明。［3］从监管对象角度看，影子银行的投融资活动具有高灵活性和不易监管的特质，导致对其数据统计不全面和准确，统计数据的匮乏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其监管难度，致使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财政风险防范难度进一步加大。2.影子银行的融资来源依然大多是银行。在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得到控制时，整个银行体系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平台公司的风险敞口依然在加大。这违背了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融资的初衷，地方政府负债风险与商业银行风险依旧没有得到减弱。笔者认为，虽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为地方经济发展筹得了大量资金，并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其中的增长点主要集中于影子银行业务方面，一些影子银行将资金违规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项目多数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偿债来源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偿债风险较高。这一做法干扰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也使得政府持有的或有负债量激增，这些或有负债往往较为隐蔽，使政府融资风险和偿债风险在鲜被注意的情况下加强，未来有可能成为传递成为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资金链的使用循环困境，并对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四、我国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过程的监管

(一)目前规制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的法律法规虽然地方融资平台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载体，但是，我国尚未及时制定关于融资平台债务、融资项目的系统性的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自2009年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逐渐受到重视，国务院、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开始下文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管理，防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扩散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如2010年19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对融资的中介进行直接监管来约束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其中包括了融资平台公司的退出清理与分类、强化平台公司的公司化合规管理。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二)影子银行提供融资的过程监管笔者认为我国影子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的过程实质上表现在影子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融通层面，而对其监管不应该采取简单的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当采用复合式的监管模式。所谓复合式监管模式包含了“横向监管”即融资市场的内部监管与“纵向监管”即融资市场外部的行政监管。1.纵向监管内容(1)确立融资主体范围。在地方融资平台向影子银行融资的过程中，为了削减高风险影子银行债对或有政府负债的影响，应当确立明确的“可参与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与影子银行的范围。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及金融市场的情况，可以允许地方融资平台向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稳定、符合贷款准入条件的影子银行机构进行业务活动。适当时候可由行政监管部门以“名单制”的方法确定可供融资影子银行的范围，供地方融资平台参考。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注资主体是政府，可以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对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低的地方融资平台及时的清理。(2)建立事前预算事后审计的模式。在融资前，对于政府举债的有关决策和运行，就举债规模、建设项目、偿债途径、效益评估、责任落实等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例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以预算报告的形式作出说明，将政府债务纳入人大预算审查范围;必要时可就此“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的状况”作专题审议或举行质询，也可以就影子银行举债项目的有关情况进行督察或监督，既确保举债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又推动举债行为在法制体制内运行。在融资项目进行过程中及完成之后，要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的审计，审计结果要及时向行政监督机关汇报，同时对于应当披露的审计信息要及时向资本市场公布，为影子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2.横向监管内容(1)建立第三方信用中介机构监管制度。《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及了这一市场目标，并表示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不良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相关机构、高管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和失信行为责任人行业禁入制度。具体到地方政府负债与影子银行的融资监督关系来看，第三方中介机构如信用中介机构应按时对符合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服务的影子银行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并披露相关信息，对政府同样应该进行“偿债能力”评级，对相关评级信息依照法律进行披露。完整而透明的信用评级制度一方面可以给市场投资者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政府融资平台与影子银行之间的融资活动更加透明化，双方的风险共同得到降低。(2)将巴塞尔协议Ⅲ的银行强化监管及充足资本金规制模式扩大到对影子银行的适用。巴塞尔协议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比例，由此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影子银行没有受到这一限制，它可以在自有资金可能非常小的条件下开展规模非常大的业务，从而形成很高的信用扩张倍数，造成高杠杆率的特点。由于影子银行的自有资金量和其业务规模不搭配，信用扩张倍数比较大，容易引起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也应当像商业银行一样，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通过巴塞尔协议设定对影子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以进一步优化影子银行的队伍结构，淘汰资产低劣、隐含巨大风险的影子银行机构，进一步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提供优质融资服务。(3)健全市场融资主体内部的风险防范与管理体制，加强影子银行与融资平台公司本身对对方的交易规制。在市场融资过程中，从影子银行方面看，应当对请求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尽职调查”，内容应当包括其信用水平、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状况、组织结构健全度等方面，以全面估量融资单位的情况。从融资平台角度看，应当选择符合要求的影子银行机构或者“影子业务”，并在融资前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结合自身的预算负债能力进行综合考量。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3

崇尚城市人文精神城镇化的文化生活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培育和提升。城市人文精神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和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和共同追求。一座城市没有人文精神就等于没有灵魂。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帜，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思想灵魂，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特色风貌，引领着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培育和崇尚城市人文精神，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是以文明教化、思想传承、历史保护、现代创新、节庆典礼、场所建设、行为示范等形式实现的。一座城市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为了积极聚起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城市的地域特色提供了自然与人文精神的个性特征，城市精神崛起于世世代代人们不断的努力与实践。吉林市依江而居，亘古不变、源远流长的松花江对城市人文精神有着诗意的象征，市中心广场的摇橹人城雕，也寓意了这个城市激流勇进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