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

上述协整分析给出了农民收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实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到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还可以反映短期偏离的修正机制，估计结果如下。上述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农民收入增长短期动态的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表明通过误差修正项的调节，可以使短期内的偏差在较短时间内向长期趋势调整，符合相反修正机制。从模型结果来看，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工业化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4499个单位；城镇化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3491个单位。说明工业化较城镇化来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6］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解决此类问题，该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对1至3的滞后期分别做因果检验，然后对结果做统计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避免简单一次判断所得出结论的武断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分别为1至3的工业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分别为1和2的城镇化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农民收入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由此说明河南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又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影响。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2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部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3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新阶段加速推进城镇化和加快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能否做到城镇化与工业化两者的协调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效率的高低。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必须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等综合措施，才能奏效，单靠哪一种措施都无法解决。其基本思路应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大就业比重，重点通过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城镇化，而不是反过来，依靠加快城镇化来促进服务业发展。具体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产业“空壳”化。

对策之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传统理论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当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第三产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不断上升，而工业化的作用则呈现递减的趋势，传统理论由此面临新的挑战。

城镇化、工业化与第三产业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反过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城镇化水平较低，表明第三产业不太发达。一方面，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依托城镇化。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在工业化的后期，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会逐渐大于第二产业，对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要求也高于第二产业。只有城镇化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城镇化，第二、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城镇化与相关产业本当融为一体，没有产业支柱的城镇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镇的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发达国家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一般为0.8，而中国2002年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则为1.16。中国城镇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农村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对促进和推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近年来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高地”。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幅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35％，而中国2002年这一比重仅为33.7％。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中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仍然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GDP的增长，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其主要政策措施为：（1）尽可能地消除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现阶段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NP。经验表明，在人均GNP较低的情况下，消费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物质产品，第三产业不可能有很高的发展速度。另外，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城镇化水平偏低和质量不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等。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和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就必须发展第三产业。（2）调整产业结构序列，变“二、三、一”不良型为“三、二、一”合理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一般为1：2或1：3，产业结构序列呈现“三、二、一”的合理态势。中国1990年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7.0：31.3即1：1.18，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7.1：41.6：31.3，产业结构序列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到2002中国年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发展为44.9：33.7即1：1.33，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4.5：51.7：33.7，产业结构序列仍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也就是说，12年来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变化不大，上升了0.15个百分点。要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收缩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的聚集性，培育支柱产业，退二进三，发挥比较优势，努力使大多数城镇特别是大城市、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从“二、三、一”的不良型转变为“三、二、一”的合理型。（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应当调整工业发展战略，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机会。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乡镇企业应该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引导乡镇企业向重点小城镇合理集聚。在城市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应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把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和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歧视；在税收方面，纠正对中小企业各种形式的不公平待遇；在金融方面，大力发展能够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对策之二：通过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产业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中，服务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因此，服务业是否发展严重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1979年到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2000年达到2970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7％提高到33.2％；从业人员年均增长6.7％，2000年超过1.9亿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2.2％提高到27％。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文化体育、科技综合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比重提高；商贸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传统产业继续发展，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服务项目增加，服务质量改善。当前，中国服务业存在的问题：第一，总量不足，比重过低。2001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33.6％和27.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内部结构落后，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和不足。第三，服务领域小，服务水平不高。多数服务领域严重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服务品种少，手段落后。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镇化的进程。在“十五”至2010年期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而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工业和农业的结构升级也依赖于市场中介和高层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大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以此带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对于已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要适应城市发展的趋势而有步骤地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并根据城市经济运行的需要相应扩大城市的规模。具体政策措施为：（1）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发展以居民住宅为重点的房地产业和装修装饰业，规范发展物业管理业。（2）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3）优化配置和充实社区服务设施，鼓励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企业，壮大社区服务业。（4）理顺职业培训的管理体制，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中外合作等多种办学方式，促进职业培训产业成长。（5）开发健康有益大众化的娱乐、健身项目，发展文化和体育产业。（6）积极引进新型业态和技术，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多式联运，改造提升传统流通业、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7）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业，支持商业银行拓展信贷业务，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鼓励金融保险业务创新，改进服务。（8）实现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确保其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大力发展会计服务、法律服务、管理咨询、工程咨询等中介服务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咨询和数据库服务业。（9）加快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的改革，实行政企（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10）加快机关、学校、医院和企业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的社会化进程，逐步改制为独立法人企业。（11）积极推进商业、外贸、供销、粮食等系统的改革，增强流通企业活力。

对策之三：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2002年全国人口达到12.85亿，其中，农村人口7.8亿，占总人口的61%。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4.7亿，从业人员3.2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在1.5亿以上，且每年仍以1000万惊人的速度递增。加上城镇每年新增的1300万的就业劳动力，形成了严峻的就业压力。据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0万农民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的办法就是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三位一体，防止产业“空壳”化：（1）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转移农村人口1300万，城镇化水平越高，转移出路越广，就业比重也就越大。城镇化水平过低或滞后，转移出路狭窄，就业比重也就越小。（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量资本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就业者，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3-5个就业者。（3）加快发展服务业。（4）继续完成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4

（一）生态路径的必然性

虽然目前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应该发展一种绿色生态的城镇化模式。从生态路径与城镇化关系上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一种阻碍作用，它需要工业扩展来完成的城镇化的有效性，但是这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生态环境。此外，城镇化发展，要求人口集中化，这就为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城镇化发展必然要求压缩生态空间，这就对土地利用率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某些伴随城镇发展的附带性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被称之为“表面性痼疾顽病”。这主要是因目前我国的城镇绿地不足，且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这就引发城镇绿地面积紧张，导致其面积缩小。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但是在目前城镇化发展导致大气的污染程度过高，PM2.5数据值不容乐观，这些都表现出目前随着城镇化发展对环境造成危害。

（二）城镇化发展的生态路径选择

城镇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现代化生活程度，但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生态路径。首先，在制定城镇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对新型城镇发展其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应该分析城镇发展的中、长远利益，并统筹多个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生态城镇规划的目的性与有效性。合理利用生态建设模式，并配合城镇化，发展出一条新型生态建设模式，确立适合生态发展战略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此外，应该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有效的安排，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并对城镇化的生态空间进行合理安排，保证生态利用与布局。其次，调整城镇中的产业结构，并优化对生态具有破坏力的生态结构，在实际过程中，应该注重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产业，并从中找出经济增长点。并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策略，尤其注重对当地重工业应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模式，重视技术投入，更新落后的技术局面以及不良的发展模式，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从而从侧面推动城镇化的生态模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并建立一种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再次，从人类发展角度来讲，生态环境是人类城镇发展的核心，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对城镇布局以及其他硬性指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并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间断性绿化，尤其是对具有污染的项目进行智利，建立动态性的监控模式，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种生态化的城镇发展模式。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5

1.2.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计算步骤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因变量）和比较数列（自变量因素），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越高，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4]。本文以云南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指标（注：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表3和表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79～2013年统计年鉴）为基础，选择城镇化率指标，将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数列，选取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的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共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作为比较数列，计算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与城镇化率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到0.35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弱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35～0.7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中等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7～1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强关联。

1.2.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结果比较分析运用Matlab程序将以上灰色关联计算公式进行程序编程，计算得出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序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处于0.7至1之间，说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强相关联关系，而且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1）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前，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从而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强。1978年到2012年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7.34%上升到2012年的83.95%，上升了26.6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13.9%上升到2012年的43.2%，上升了29.3个百分点。2）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城乡差距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也是逐步靠前，说明云南省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省城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经济水平和教育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后，说明经济水平和教育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比较落后，这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有一定的影响。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排名，云南省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倒数第3的位置。4）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始终处于较中间的位置，说明农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始终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的发展离不开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农业来提供。所以，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农业的影响作用始终比较稳定。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6

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六十年进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国家。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的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能够快速推进，主要归功于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回顾中国城镇化建设风雨兼程60载，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施行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经历了起步、调整、停滞、恢复发展四个时期。

从1949年至1957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起步时期。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从1958年至1965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调整时期。出现第一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出现第二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77年至1978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在1977、1978年，设市城市增加到193个，城镇人口增加到17245万，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17.9%，但建制镇继续下降，仅有2173个。

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30年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稳步前进、快速发展三个发展时期。从1979年至1984年，是改革开发后我国农村城镇化恢复发展时期。1984年，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两个通知的下发为标志，小城镇发展问题第一次受到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渐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1985年至1992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稳步发展时期。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前，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从1992年至今，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被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11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列为当前及“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问题，使中国的城镇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顾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历程，在反复实践和艰辛探索的征途中，在城镇化建设的曲折前进中，我们终于有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建设道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经验智慧的结晶。

解放思想是不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①同样，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的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结果使得中国城镇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强制“抑制”式城镇化把农村人口限制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而把农业资金大量抽出，造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受阻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却快速推进的不均衡局面。改革以来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把我国城镇化带入了快速推进的轨道，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整体的城镇化进程，并逐渐缩小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差距。

政策的引导是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是中国城镇化稳定、迅速发展的时期。正确的城镇建设指导方针，稳定的农业政策法规，对农村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加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1986年、2004年～2008年，中央连续两次下发共十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表达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高度统一，对农村生产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农民增收致富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也就“三农”问题强调五点：加大农业的支持力度；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强化现代农业物质支撑和服务体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将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

借鉴成功经验，不搞整齐划一是有效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农村城镇化建设不是新事物，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要注意吸取相关成功经验。城镇化建设经验既包括国外城镇化建设经验，又包括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经验。在借鉴国外建设经验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城镇化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果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照搬。要根据我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地方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功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的方向进行。在一定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小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与时俱进，科学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保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

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强调：“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机构矛盾。”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走新型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所谓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按照产业集聚、功能完善，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各具特色的原则，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为方向。统筹推进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快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首要的就是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使城镇化建设各个方面协同发展，形成鲜明特色，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建设体系，为城镇的长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保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因此，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把握几个基本原则：不能照搬别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道路。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走一条健康的、结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各有各的优势，谁也取代不了谁，只有相互间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要在实践中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创新、鼓励发展。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7

一农村城镇化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逐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当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我国城镇化水平（用百分比表示）已从原来的10%左右，发展至20世纪末的30%以上，现已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对农村地区教育决策产生着更加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见表1：

表1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城镇化水平

年份城镇化水平／%年份城镇化水平／%

195212.46198019.39

195715.39198523.71

196217.33199026.41

196517.98199529.04

197017.38199830.40

197517.34200036.09

197817.92200137.60

2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地区差异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南、北差异上，又表现为东、西差异上。俗话说：“从南往北走，越走越保守；从东往西行，越走越贫穷”。

据2000年统计，各省（市、自治区）按市镇人口比重的城镇化水平排序情况见表2：

表2200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水平

附图

注：36.09%为当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数。台湾地区数字暂缺。

3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

农村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过程必然会显现出从量变逐步走向质变的发育阶段。

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赛姆(RayM·Northam)描绘的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平缓发展阶段；30%～65%或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则为后期平稳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在向前发展。

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是农业社会，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转化。我国的西南边陲省、区，总体仍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基本上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

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是工业社会，在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第一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加，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我国东部省、区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

在城镇化的后期阶段，这个国家或地区将进入现代化社会。我国除京津沪3个老直辖市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外，其他省、区都未进入到这一发展阶段。

面对我国农村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势头，以及老直辖市、东南沿海、三北地区与西南边陲省、区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我国农村教育需采取哪些相应对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二城镇化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在我国县（含县级市）及其以下的农村中，出现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镇，它与乡土农村（又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1农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调整

我国农村教育历来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予以布局，这一观念已陈旧落后。远的如“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口减少的冲击。如今，大部分行政村也办不成小学了。

而像北京市顺义区、上海市青浦区、山东省寿光市、四川省温江县等地，结合“二次创业”尽早以“大手笔”调整学校布局，按人口规模和转移趋势规划学校布局，不是按行政建制的乡、村分散人力、财力、物力，而是撤乡并镇或在中心镇重点加强初中校建设，在县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设置与发展高中校，在乡镇或中心村办小学，取得了教育发展的主动权和良好的办学规模效益。

我们在注重教育规模效益的同时，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搬迁的村落居民子女，也要以实行寄宿制、复式教学以及适当放宽老师配额等形式，保证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2城镇化不同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教育格局

我国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在25%左右，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为30%，比起闽粤江浙的约45%和京津沪的70%以上，相距很远。因此，其农村教育结构格局也要有相应的差别才能应对。

在那些城镇化约在30%及其以下的地区，其农村教育格局仍应以县城为重点发展区域，形成以县城为龙头，由基础教育和职成教育两个系列组成的县、乡、村（行政村或中心村）形成的教育网络，并在大有发展前景的乡（镇）或新兴集镇的学校，预留出教育发展空间，以便随城镇化的进程而与时俱进。

京津沪这些城镇化超过70%的稳步发展区域，应该按县城或中心城镇、建制镇、乡或中心村这三级，稳定中、小学教育规模，着重提高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适应度，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在闽粤江浙等城镇化水平较高而又发展迅速的地区，除了在义务教育范围内注意均衡发展，保证办学质量外，非义务教育阶段也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依靠有效机制引导教育投资向市场带动、工业带动、外向带动等有发展前景的区域集聚，以使这些区域的教育发展与其成为中心城镇的地位相称，发挥其做为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对周边城镇和乡村的示范与带动功能。

3劳动力不同流向区域，应有各自特色的职、成教育

在职、成教育的办学机制和内容方面，城镇化发育的不同类型区也应有不同的应对举措。

在以西南省、区为代表的城镇化水平低且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人口流出区，因此，适应他们外出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务的需要，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技能，应成为不亚于为当地产业服务进行教育培训的一大重任。

在以闽粤江浙为代表的劳务输入区，当地居民应有较高的素质和实践技能，经营管理水平也需要有大的提高，京、津、沪地区更是这样；而对大量务工人员的再培训、对常驻的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以至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城镇或新兴城镇，其城镇建设和相应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都百业待举，专业人才和劳动力素质均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这种类型地区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教育服务的全面化，农村教育不仅要为实施“科教兴镇”的发展战略服务，而且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不仅必须掌握谋生技能，而且必须有较宽厚的基础，为不断轮换从事多种职业、包括自谋职业接受再培训做好准备。成人教育也将成为让所有人自觉地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不断学习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农村地区，若不考虑城镇化地区与乡村教育的不同特点，认为城镇化的加速可以无视乡村和城镇教育的特点而照搬城市教育模式办成“一统天下”，就会脱离我国国情。因此，对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及其地区差异对农村教育决策的影响，必须加强研究，以保持乡村和城镇教育符合实际的决策与健康发展。

三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为农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进步，其高速发展必然给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1公民受教育程度及其综合素质需有较大提高

城镇化不仅是城镇人口的集聚过程，而且应该是集聚资本和可用资源，发展二、三产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实现农村社会转型和传播城市文明的过程。

显然，低文化程度低素质人群，是难以适应这种集聚和发展需求的。据浙江省的抽样调查，1997年农业从业人员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与1990年相比，文盲半文盲减少了2.5倍，小学程度者减少了近1倍，初中程度者略有增加，高中及以上者增长了1倍。

从农村（含乡村和城镇）人均收入差异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据浙江省1997年对27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值约为1.58:1.28:1.07:1.01:1:0.8，说明在接受较高普通教育基础上，再接受对路的专业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使其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上海市青浦区老教育局长施家琦多年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认为：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对弥合与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差距至关重要。因此，农村教育应在巩固普九成果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包括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和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成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应对举措。

2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离农教育”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从农村走向城镇或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或城镇居民。这种“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或称谓的变化，而且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人口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应是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而深造的“还乡团”。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一些打工者自我投资学习技术，不少人已成为城镇建设甚至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栋梁之才，走出了一条从农民走向市民的成功之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为家庭和家乡走向富裕、文明、幸福，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说的“离农教育”，是一种“人离心不离”的教育，必须继续对学生进行知农、爱农、为农的教育。

3要把克服“小农意识”和倡导“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8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9

（二）农村居民收入演变历程

农村居民纯收入分为四大项，即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一统计口径从1993年沿用至今。1993-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276元增长到13598元，年均增长12.6%。其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4.5%；家庭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9.5%；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7%；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7.9%。在各项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在悄然演变。1993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四项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38.2%、57.2%、1.2%和3.4%，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务工，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地位日益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渠道不断向多元化发展。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四项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53.5%、33.2%、4.8%和8.5%。

（三）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动趋势比较

1990年以来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变动情况，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也呈现出相应的增长趋势，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但是从短期来看，尤其是2000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化率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的增收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削弱。

二、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关系，本文通过协整分析，研究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各项构成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来自一二三产业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项来源构成。在1999年以后，农村居民一二三产业纯收入口径进行调整，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收入中各项来源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2000-2013年间农民收入分项数据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为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农村统计年鉴》。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城镇化率（UR）、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GZ）、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JY）、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CC）、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ZZ）、农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YC）、农村居民人均第二产业纯收入（EC）、农村居民人均第三产业纯收入（SC）。

（二）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皮尔森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r来计算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八个主要指标的相关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得到城镇化率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皮尔森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及其各项构成之间均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城镇化率对四大项收入来源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为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在家庭性收入中，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依次是第三产业纯收入、第一产业纯收入和第二产业纯收入。

（三）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自然对数的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城镇化率及农村居民收入各分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在涉及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如果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则有可能造成伪回归，因此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ADF检验，得出城镇化率的对数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间的对数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城镇化率与这些分项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阶协整关系。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第三产业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对数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城镇化率与这两项收入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四）变量的协整关系分析与模型建立

协整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序列差分将其转化为平稳序列，得出其中的线性均衡关系，这种协整关系可称为线性协整，线性协整的建模理论是从实际的数据生成过程出发，在非平稳序列中寻找可能存在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以建立序列的结构模型，从而反映序列的运行机制。

（五）协整方程残差的ADF检验

对城镇化率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第三产业收入的方程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方程残差检验的结果均是平稳序列。因此，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江苏城镇化率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将平均提高3.592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2.73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2.1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3.609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将平均提高5.896个百分点。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影响最明显的是财产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一）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由“地的城镇化”走向“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要让农村居民进城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还要使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与城市接轨。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完善推进农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各项政策，增强农村居民的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居民在城市中获得平等就业机会和广阔发展空间。

（二）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内生驱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城市发展,更要加强农村发展。要把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率，在推进现代农业的同时，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用新的形式推动小城镇的发展。

（三）保障农村居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村居民进城的脚步更轻松

守住农村居民土地权益的底线，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一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稳妥推进农村居民宅基地入市流通，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资源，增加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的资本；二是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在农村居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合作社或参股龙头企业，将农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权转换成长久的财产收益。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0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1

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质量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指向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的目的，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就是对于农村教育城镇化进程的操之过急，短期内大量学校的撤并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教育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有小学36.62万所，到2009年，全国小学仅剩28万余所，2010年进一步减少到25万余所，5年间小学减少了10万余所，平均每年撤并2万所。全国初中平均每年撤并400余所，而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是位于农村地区。这就必然导致短期内教师结构失衡问题的加重。优质师资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教师待遇的巨大差别。尽管近年来，教育公平一直是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大家的注意力大多是围绕学生需求，从教学设施，硬件配置，教师质量等方面提出质疑和举措，却忽视了对教师待遇公正性的关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普遍偏低，信息闭塞，进修学习和提升的机会缺乏，相比之下，城市具有优质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师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农村地区，而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各个城市学校都在创造积极条件吸引高层次的教师。同时，我们还得关注城乡之间的机会差异和隐性差异。机会差异体现为城市学校的教师学习机会较多，接触面广，可选择的发展空间较大，教师作为个体的生存可能性比农村要高。隐性差异体现为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城乡之间学校教师评职称的额度的不同规定上，职称水平影响工资待遇，也影响教师的自我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这所造成的隐性差异导致农村优秀实质的城市流向。在大力提倡社会公平、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当下，我们必须警惕并发现、纠正城乡之间所存在的机会差异和隐性差异。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2

（二）重点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

重点突出是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共同点。其中，京津冀地区着重发展新市镇、卫星城、中心镇；珠三角地区注重突出中心镇、专业镇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则高度重视中心镇、新市镇和镇级市。很明显，尽管三大地区重点小城镇层次有高有低，但中心镇是其共同培育对象。当然，在发展水平、层次、阶段上，三大地区中心镇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中心镇的发展水平、层次、阶段较高；珠三角地区中心镇的成长过程中，各级政府更注重突出其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并采用了专业镇特色经济、产业集聚方式促进中心镇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专业镇与中心镇两者间的优势互补，具有特色经济、产业集群的中心镇经济发展层次提高，真正成为带动周围乡镇、农村发展的增长极；此外，随着产业经济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中心镇平衡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可见，在发展潜力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更具优势。

（三）创新、合作发展道路特点比较

近两年，基于创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间的合作力度加大。珠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目标是提高小城镇技术创新效率，培育新的整体经济利益增长点；主体内容是技术创新专项合作。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整个区域小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体内容是依靠制度创新活力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展。从短期看，这种涉及面广、公平性强的合作行动收效不明显。因此，有必要调整短期合作战略，按照“重点项目突出、适度兼顾公平”的原则，推动各方力量向单项合作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合作方面倾斜，从而提高合作的整体有效性。

（四）破解资金难题战略特点比较

针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北京率先设立由市政府、国开金融公司、央企、京企、民企、海外共同出资的小城镇发展基金，放大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参股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很好地解决了小城镇建设资金需求与社会资金供给对接不通畅的问题。对其他地区而言，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破解小城镇资金瓶颈的有效模式。相形之下，通过简政放权、扩权强镇改革，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小城镇自我建设、发展的财政供给能力增强，自身“造血”机能逐渐完善，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真正的保障。事实证明，结合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适度放开权限，对激活小城镇经济发展活力、消除资金障碍十分有利。

二、持续推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继续突出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调查资料显示，内资与外资具有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本充足、根植性强是内资优势的突出表现；而外资则具有资金丰富、国际化管理等优势。可见，建立在不同资金来源基础上的内生拓展型、引进配套型发展模式并不矛盾，二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在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内生拓展与引进配套相结合，充分发挥内资和外资的融合优势，形成新的激发点，促使小城镇取得更好的发展成绩。由于引进配套存在着较大的产业链区位替代等风险，小城镇应注意依据现有的产业链关系，确定招商引资的方向与重点。也应改变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传统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与外资大企业进行配套接轨。并促进跨国公司和名优企业本地化，增强植入环节的根植性，重点打造在某一环节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使自身在国内、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内外市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二）特色主导产业、产业集群是中心镇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特色主导产业是中心镇发展的基础。当中心镇形成的特色主导产业日渐繁荣时，这一产业会派生出新特色产业，新特色产业发展成繁荣的主导产业后，又会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新特色产业，最终,这种累积、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会不断推动中心镇向前发展。因此，现有的中心镇应注重树立、强化特色经济新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产业基础、技术优势，着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提升中心镇吸引力。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企业、机构（如高校、行业协会等）及产业厂商、供应商、销售商在中心镇集结就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完善中心镇产业类型、优化内部产业结构,而且对社会结构变迁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是：产业集群发展导致土地稀缺度上升，非农用地地价抬高，农用地增值预期增大，乡村组织推动农村人口迁移、提高集体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提高；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转移农村人口的要求，在内外力推动下，大量农村居民向中心镇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心镇社会结构逐渐完善。实际上，中心镇向上承接城市辖射、向下集聚村镇资源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基础。

（三）走技术创新型小城镇经济发展道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创新是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只有一手抓技术创新，一手抓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才能有效地确保小城镇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对此，小城镇政府应带头，把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工作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切入点，制定向技术要效益、向创新要市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蓝图。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因势利导，着重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适宜环境。如：加大科技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建立科技资源系统化、协同化、集成化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与考核机制，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出台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扶持，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结合小城镇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现状，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广泛集聚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公共平台、创新载体建设，完善创新网络、人才交流等创新服务体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只能是服务者，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小城镇的技术创新工作不可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所以政府应高度重视引导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小城镇企业也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主动担当起创新开路先锋的重任。

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3

（一）人的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不到18%，到了2012年就达到了52%，这就意味着短短30多年时间，我国就有几亿人口从农村到了城市。但是，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半城镇化”。

这些人主要以农民工为主。我们统计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2%，但实际上城镇户籍人口是36%，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日日夜夜奔波在城市建设的一线岗位，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却没有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成为了城市的“边缘人”，甚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疏离感，缺乏责任意识，造成了不稳定隐患，累积很多社会矛盾。

2、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比如像河北的一个小县城户籍人口才8.9万，加上外来人口十几万，但是却规划了70平方公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土地利用率是多么低，严重的资源浪费。不少城市像这样，造出了一些新城，造出来以后没人去，造成了“空城”，甚至叫“鬼城”。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也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3、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素质难以和城镇接轨。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进了城、上了楼，但是他们大部分人的文化素质却没有随着提高，既没有打工所必需的一技之长，也缺少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城市生活常识等，不适应城市就业和城市生活的要求，这就导致出现了一方面用工单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批进城农民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现象。我们看到传统城镇化模式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是要把重点，从造城转到怎么解决已经进城或即将进城的人安居乐业的问题上。人的城镇化正是将核心放到了人们的安居乐业上，所以说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人的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1、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规模城镇化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

2、人的城镇化能够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

有专家估算，未来十年将有两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大约2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约四亿。如此巨大规模的城镇化，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的扩大，如果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这是扩大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为3.3:1，如果农村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随着他们的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变，必然会促进他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