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论文篇1
1.2协整检验
协整是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由于lnEC和lnGDP都是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采用E-G两步法建立回归方程。首先，利用OLS对lnEC和lnGDP进行回归建立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Ln（EC）t=5.11668426058+0.428867357494*l（nGDP）tT=（62.09929）（43.30398）通过Eviews估计计算得到，lnEC的方差值（R2）为0.988925，调整后的方差值为0.988398，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到了98.89%，T和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用来分析两个序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影响。本文按照AIC准则通过选取1~2两个滞后期来检验lnEC和lnGDP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出lnEC是ln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lnGDP不是lnEC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即1991~2013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能源消费论文篇2
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序演变分析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分析从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变化趋势线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分析碳排放的年变化量可知，从1996年到1999年期间，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呈上涨趋势，但呈现波动变化，在1999年出现了一次负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趋势较为平缓;从2003年到2007年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能源需求旺盛，碳排放上涨趋势尤为明显，年均涨幅远远高于前一时段，是前一时段的7倍左右，呈现急剧上涨趋势;2008年的上涨幅度出现了急剧下降，年涨幅仅为前一时段年均涨幅的1/3，暂不将其归入前一时段。因此，根据碳排放年均变化量，可将我国1996—2007年的碳排放趋势大致分为3个时期:1996—1999年，波动增长期;2000—2002年，缓慢增长期;2003—2007年，高速增长期。随着碳减排力度加大和科技进步，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增长将趋于平缓，甚至将呈现下降趋势。
Fig.2ThetimesequencecurveofcarbonemissionandGDPinChinafrom1996to20083.2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为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选用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弹性系数通常用于衡量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对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幅度的依存关系。根据弹性系数的内涵，提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的概念，即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率与经济生产总值变化率之比，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其计算公式如下:E=ΔC(i，i－1)/Ci－1ΔY(i，i－1)/Yi－1(6)其中:E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弹性系数;ΔC(i，i－1)为第i－1年到第i年碳排放量的变化量;Ci－1为第i－1年的碳排放量;ΔY(i，i－1)为第i－1年到第i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量;Yi－1为第i－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等，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D=CY(7)其中:D为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C为区域碳排放量;Y为区域地区实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我国从1996—2008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和弹性系数曲线，如图3所示。从1996年到2002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从总体趋势上看，除2003年到2005年略微上升外，1996年到2008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下降趋势，综合反映出13a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由碳排放弹性系数曲线可知，从2003年到2005年，碳排放量快速上涨，弹性系数大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量大于1个单位;其余年份弹性系数均小于1，即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均小于1个单位。从1996年到2001年，除部分年份波动外，我国的碳排放弹性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2年到2004年，弹性系数呈上涨趋势，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急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边际能源消费量偏高，呈现非理性发展;从2005年到2008年，弹性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2008年的碳排放弹性系数仅为0.2813，说明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边际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逐渐降低。
能源消费论文篇3
1、我国能源经济形势现状
我国能源经济形势现状我国经济现在处于快速持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增加较快，尽管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能够随着需求增长而增长，但是需求的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差异却随着需求的增长而越来越大。由于受资源限制，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工业和高耗能的重化工业仍为投资建设重点：在能源价格上涨趋势下，能源工业快速发展，同时带动了高耗能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众多能源企业和高耗能企业属于低水平的由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生产技术水平低，在降低耗能、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缺乏技术支持，致使节能降耗实施遭遇困境。
2、科学进步给能源消费带来的影响
科技进步推动能源不断革新,是社会发展对传统能源提出更高要求的一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对能源如何更高的利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现,科技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只有科技,才能使传统能源的利用发生革命性变化。由于科学技术在能源不断的投入,传统能源变的优质、高效、洁净、便捷,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非常多的益处,从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我们知道,化石燃料以前的燃料主要是薪材、畜力、风力、水力以及未加工的化石燃料煤炭等。这些燃料与经过加工后的各种燃料油、火电等相比,无论从其经济性、动力性、质量、效率、便捷、清洁、用途等等方面,显然是望尘莫及的。而这一切都是科学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能源的任何革命性改变,都是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利用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和现实。
从上述分析中看出,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化石燃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能源和原料,而它们又是不可再生的。按照其储量,以及越来越快的消耗速度,化石燃料的枯竭已屈指可数,开发持续能源已迫在眉睫。从目前看,除煤炭、石油、天然气外,已发现多种可持续能源,有核能、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能、海洋能。而其中,开发利用相对较多的为核能、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但是与化石能源相比,其数量微乎其微。
3、科学进步使得节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缓解能源危机
当今世界面临着三大难题：人口、资源（能源）、环境。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缓解能源不足给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必须走节约与开发并重的道路，从节能中增产，从节能中求效益。必须建立相关法规，防止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和损失，使有限的能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总的目的是：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
石油除了是主要的动力燃料外，还是主要的化工原料，目前石油化工产品多达7t种以上，石油是三大合成材料——塑料、橡胶、纤维的主要原料，同时还是生产化肥、农药、染料、溶剂、洗涤剂、肥皂、炸药等的原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主要能源消费者——工业依然较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设备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能耗高，管理和操作水平低，许多环节能耗无计量无核算，企业布局不合理，生产能力不配套，能源利用效率低，利用效率只有8%～30%，而日本在50%以上，西欧也在40%以上。
企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节能：(1)改善企业管理。(2)更新改造耗能设备和工艺流程。(3)调整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此外，我国农村应本着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原则，更深更广地普及节能知识，推广四新：节能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农村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逐步降低燃煤比例，提高燃气化规模和水平，提高文化文明层次。
我国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因为节能是一种不要能源的开源，节能是人人可以“生产”的能源。我国能源浪费大，节能潜力很大。我国能源利用率若从28%提高到50%，一年可节约3亿多t标准煤，直接经济效益达千亿元，将为国家提供数千亿元收入。节能是一项有效、经济、迅速的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基本措施。
最后，我们要认真分析我国能源经济形势现状以及科学进步给能源消费带来的影响，充分利用科学进步，促使新能源开发，缓解能源危机，同时抓好节能工作，使得能源消费与科技进步可以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能源消费论文篇4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能源消费论文篇5
建立能源供需预警系统，建立全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需求目标管理系统，探索一条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消费模式，对能源需求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如果不加快能源行业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打破垄断，构建政府监管下的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就会给低效率、高污染的能源建设项目提供发展的空间，带来不利于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后果.■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环境成本、社会成本不能内部化的情况下，要探索新的机制保证新投产的项目符合节能和环保标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2011年上半年能源形势回顾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能源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度出现。据统计，2003年全国有21个省市拉闸限电，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拉闸限电的省市扩大到23个，预计今年夏天拉闸限电现象还将更严重；受运输能力的限制，陕西、山西等产煤大省出现供煤不足的情况，也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煤炭供应不足，使得缺煤少油的东南沿海地区不得不依靠柴油机组发电，又使一些地方的油品供应紧张起来。上述连锁反应已对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大冲击。当前我国能源供求紧张主要表现在电力上。2003年，全社会用电量达1891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5.8%；2011年上半年，我国电力需求继续高速增长，1－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6500亿KWH，同比增长16.1%，用电紧张进一步加剧。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临近，全国用电负荷仍持续攀升。预计全年电力需求为20910亿KWH，比上年增长11%左右；而同期电源投产容量将相对不足，估计全年有2000万KW以上缺口，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将比2003年更为严峻。造成我国能源供求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近两三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能耗行业发展过于迅猛，这些行业的电力消费占全国电力总消费的30%左右，而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速不快或不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使得"住"、"行"能源消耗增多，如2003年北京地区电力负荷833万千瓦，而盛夏季节的总空调负荷约300－400万千瓦，空调用电占全市总用电量的7－10%；另一方面，与前几年能源建设速度趋缓也有相当关系。如2000年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开始提速发展，2003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8450万千瓦，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20.4%，但同期电力需求却增长40.4%。上半年政府在能源消费领域采取的新举措及其效果（一）举措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快速发展，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适时进行宏观调控，与能源消费领域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活动主要包括：1、自去年以来，我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土地审批手续和银行贷款条件，充分利用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如：国务院4月份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抑制部分高耗能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目的是减少不合理的能源需求。国家发改委等9部委2011年5月联合发文，要求各地暂停审批新的焦炭生产项目，遏制焦炭行业的无序扩张。2、2003年10月12日我国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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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能源消费论文篇7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038-03
新能源汽车是相对于传统燃料汽车而言的，是指使用了除汽油和柴油等石油能源作为动力来源的汽车，既包括了全部使用非石油燃料的汽车如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也包括了部分使用非石油燃料的汽车如混合动力电动车、乙醇汽油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由于使用了清洁能源，能够有效缓解传统汽车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以及汽车普及带来的石油短缺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在汽车的传统技术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但在新能源汽车上我国汽车工业转型的包袱要轻得多，基本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因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得多，有望实现我国汽车工业的振兴。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前景如何，是否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前景主要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因此本文展开了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综合统计特征研究，以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一、理论综述与述评
新能源汽车产业属于新兴产业，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方面。Joseph Romm (2004)认为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最早也只能在2030年开始普及，美国能源部应当把氢能源研究的重点放在开创性技术突破研究方面，以期实现氢能源汽车的长远发展。Volker Blandow与Ludwig Boelkow（2008）总结了欧洲氢能源交通示范项目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了欧盟委员会支持的示范项目和欧盟成员国进行的示范项目，指出了氢能源汽车今后发展的方向。井志忠（2007）对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动因、政策扶持体系和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与应用格局。赵斌（2010）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是出于其清洁环保和经济、使用成本低的原因，潜在消费者希望新能源汽车购置费用约为同配置传统汽车的150%以内，年维护费用为售价的5%以内，而超过50%的消费者会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新能源汽车。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针对消费者综合统计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活方式特征的研究。现有研究涉及到的人口统计变量主要是教育程度、职业或工作状态、收入、性别、年龄、家庭中有无小孩、居住地和婚姻状况。有研究发现，绿色消费者年轻，教育程度高，来自收入较高的家庭，多为女性，有较高的职业地位（Shrum，John A.，Tina M.，1995）。而高明瑞（1992）认为，年龄较大者会从事绿色消费行为。Robers（1996）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变量与绿色购买的关系相当混乱，很多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因此，绿色消费行为与性别、年龄、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对绿色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研究得到了如下一些结论：他们是意见领导者，他们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他们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的消费者，他们消费比较理性, 对价格挺敏感（Burn，1991）。相比电视广播等媒体，他们更加接受杂志等书面媒体。他们更喜欢书面承诺，缺乏品牌忠诚度，对广告宣传持怀疑态度（何志毅，杨少琼，2004）。
二、研究假设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综合统计特征的研究述评，现有研究涉及到的人口统计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或工作状态、家庭中有无小孩、居住地和婚姻状况。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述评表明，绿色消费者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他们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消费者，相比电视广播等媒体，他们更加接受杂志等书面媒体，缺乏品牌忠诚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收入高的群体相对于收入低的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和消费意向更高。
H2：文化程度高的群体相对于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和消费意向更高。
H3：女性消费者相对于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和消费意向更高。
H4：对新能源汽车持正向消费态度和消费意愿的消费者，大都是意见领导者，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
H5：对新能源汽车持正向消费态度和消费意愿的消费者，大都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的消费者。
H6：对新能源汽车持正向消费态度和消费意愿的消费者，更加接受杂志等书面媒体（相比电视广播等媒体）。
H7：对新能源汽车持正向消费态度和消费意愿的消费者，大都缺乏品牌忠诚度。
由于新能源汽车在我国还出于开发阶段，没有普及，现有的购买者极其有限，因此本研究范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潜在消费群体。研究对象主要是20-30岁的在读大学生及刚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阶层，期望通过对其详细的调研，并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行为。本调查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问卷发放形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6份，剔除无效问卷29份，回收有效问卷257份，有效回收率为85.7%，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三、假设验证与讨论
在关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综合统计特征的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到一手数据，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等统计软件中的分析方法，来考察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综合统计特征。为了研究收入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和消费意向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性。本研究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求证差异的显著性。表1列举了消费者态度和消费意向在因子变量（收入）上的方差分析结果。从方差分析结果看，消费者态度和消费意向均不具有显著差异性，假设H1不成立。
表2列举了消费者态度和消费意向在因子变量（文化程度）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从方差分析结果看，消费者态度和消费意向均不具有显著差异性，假设H2不成立。
表3列举了消费者态度和消费意向在因子变量（性别）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从方差分析结果看，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差异性，而消费意向差异性不明显。因此，需要对消费者态度与消费者性别做进一步分析。在分析不同性别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印象、喜好程度，以及新能源汽车对不同性别消费者的吸引力后发现，在印象更好、喜好程度更好、更有吸引力选项上，持赞成（非常赞成、基本赞成）态度的女性消费者多于男性消费者，而持不赞成（非常不赞成、不太赞成）态度的女性消费者少于男性消费者，男女消费者的总数基本相同，结合表3得出的结论男性和女性消费者的态度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性，可以得出结论：女性消费者相对于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更高。因此，假设H3部分成立。
为了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特征，我们需要对被调查者进行分群，并把消费者区分为两群：对新能源汽车持正向态度和消费意向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持负向态度和消费意向的消费者。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我们研究了两类消费者在因子变量（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愿意尝试新产品、冲动消费者、更加接受杂志等书面媒体、缺乏品牌忠诚度）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从方差分析结果看，因子变量（更加接受杂志等书面媒体、缺乏品牌忠诚度）在两类消费群体中差异性不明显，假设H6、假设H7不成立。因子变量（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愿意尝试新产品、冲动消费者）在两类消费群体中有显著差异性。因此，需要对两类消费群体在这四个因子变量上做进一步分析。
表5分别列出了正向消费态度和消费意向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特征的百分比。结果显示，在自己是否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选项上，持赞成（非常赞成、基本赞成）态度的消费者占61.7%，而持不赞成（非常不赞成、不太赞成）态度的消费者仅占4.3%，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体大都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在自己是否“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选项上，持赞成态度的消费者占87.4%，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体大都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在自己是否“愿意尝试新产品”选项上，持赞成态度的消费者占84.4%，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体大都愿意尝试新产品。在自己是否是“冲动购买者”选项上，持赞成态度的消费者占8.5%，持不赞成态度的消费者占67.0%，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体大都不是冲动够买者。因此，假设H4、H5成立。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从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生活方式特征两个方面来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综合统计特征，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女性消费者相对于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评价更高。而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的其他人口统计特征（收入、文化程度）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对新能源汽车具有正向的态度评价和消费意向的消费者，他们大都是意见领导者，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的消费者。
本研究证实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体具有一定的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活方式特征。新能源汽车的细分市场应该定位在那些意见领导者，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的消费者，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的消费者。产品营销要结合这类消费者的特点（如消费习惯、信息媒介选择），有针对性地制定市场营销方案。同时应加强对女性消费者的宣传和推广，以期其正向的消费态度转变成正向的消费意向。
参考文献：
1.Joseph Romm.Reviewing the Hydrogen Fuel and Freedom CAR Initiatives [M].New York:Island Press, 2004
2.Volker Blandow,Ludwig Boelkow.European Demonstration Projects on Hydrogen for Transport[J].Sustainable Energy Week,2008(1)
3.Shrum，L.J.,McCarty John A.,and Lowrey Tina M.. Buy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en Consumer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dvertising Strategy[J].Journal of Advertising,1995(2)
4.Burn,S.M..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Stimulation of Recycling Behavior:The Block Leader Approach[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1(21)
5.井志忠.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模式[J].日本学论坛，2007(1)
6.赵斌.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D].长沙: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7.何志毅，杨少琼.对绿色消费者生活方式特征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04(3)
能源消费论文篇8
能源最优利用问题的研究始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创始人霍特林（Hotelling）于1931年提出的“霍特林法则（Hotellings Rule）”：为了确保不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效用最大化，能源价格增长的速度应该等于社会贴现率[1]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新一轮研究热潮，主要的成果体现在理论方面，许多学者利用动态最优化理论和不确定性等理论工具，将霍特林所开创的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进行了拓展[3—9]。但是，霍特林所得出的确保能源最优消费的核心结论并没有被动摇，而是得以发展为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检验[2，10]。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与较低水平的能源占有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水快流”式的粗放开发模式、较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以及相对较低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平是当前中国能源利用中的三大问题。虽然国内学者也就能源紧缺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内能源供需水平的数值测算和预测[13—14]以及政策分析等层面[11，14]，而针对当前能源利用中的主要矛盾从理论高度分析能源开发利用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通过建立严谨的数理模型框架，针对前述能源利用中的主要问题，阐明中国“能源缺口”的成因，并从理论上分析两种根本上消除中国“能源缺口”的可行办法：发展新能源，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的理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能源问题的理解，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基本模型的建立
“能源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能源生产安全、消费安全、运输安全等等方面。本文着重从能源消费安全方面进行分析，即能否在经济体可承受的合理价格之下，持续、足量地满足经济体的能源需求。近年来，对能源安全的探讨扩展到使用安全方面，即能源使用不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对于世界上多数能源消费大国来说，保障能源持续、及时和足量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保持价格的可接受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为了从经济层面更好地量化“能源安全”这一指标，本文用“能源最优消费路径缺口”的大小来表现“能源安全”的严重程度。在下面的分析中，“能源最优消费路径缺口”（以下简称“能源缺口”）的定义为，在至少满足每一时期最基本能源消费需求的前提下，为了保证能源消费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由能源最优消费路径所决定的能源消费量与维持一定产出所必须的最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差距。建模过程中未涉及开采成本因素。具体地，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能源缺口”的大小：
能源缺口（t）=维持一定产出所必须的最低能源消费量—能源最优消费量
（1）
这里括号中的t意为第t个时期。能源缺口的数值越大，说明按照最优路径求出的能源最优消费量较能源最低要求消费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因而能源供给的形势越严峻，“能源安全”的程度也就越低。式中的能源最优消费量很可能与能源实际消费量并不相同，因而此处我们定义的“能源最优消费缺口”与国内学者分析时常用的“能源缺口”（能源的实际需求量高出实际供给量之间的差额）的概念并不相同。
张生玲等：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3）
这样的需求函数形式与一些学者的实证结果相符合。如Cooper（2003）和滕泰等（2006）的实证结果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石油价格弹性都非常低，因此可以设定两个时期的线性能源消费需求函数的斜率不变[12—15]。此外，根据Cooper的测算，石油需求的长期需求弹性要高于短期需求弹性。较高的长期需求弹性可能反映了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新能源得以更广泛地利用后对化石能源依赖性的降低。当未来时期的需求不确定性z>0时，根据我们的需求函数得出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就会比短期需求价格弹性更高。
在供给方面，能源总供给量由三个方面共同决定：国内能源总储量Q，当期能源进口量Qim1和未来时期能源进口量（1—x）Qim2。国内能源总储量是一定的，当期能源进口量也已经确定，唯一存在不确定性的就是未来时期能源进口的数量。这里用x表示未来时期能源进口的风险因子，Qim2为未来时期潜在能源进口最大可能水平。X的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因而两个时期能源消费的约束条件为
能源消费论文篇9
电力能源是我国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电力能源的消耗成正比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越快，电力能源消费越高，尤其对于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往往是能源依赖型，并且依赖更多的为不可再生能源。中国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因此研究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经济增长带动电力能源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电力能源消费也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然而，一般依赖定性分析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哪种力量占主导地位。从长远来看，节能减排是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关键问题在于是抑制能源消费的政策能否阻碍经济增长？答案主要取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因果关系测度方法的选取
ARDL（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方法是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最早由Charemza和Deadman（1992）提出。与传统的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比较起来，ARDL方法更适合对小样本的估计，并且对数据的平稳性要求不严格，无论数据是I（0）的，还是I（1）的，也无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这个方法都可以使用。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容量有限，并且选取的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因此本文选用ARDL方法对电力能源消费与代表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电力能源消费的经济影响，因此假设电力能源消费为被解释变量，GDP作为解释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变量分别取对数后，电力能源EC-经济增长GDP系统可以使用方程（*）模拟：
（*）
和 为协整关系或长期动态关系系数， 和 为短期动态关系系数， 为一白噪声过程。在长期动态关系不存在的原假设下，构造F统计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接受原假设，意味着我国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反之，拒绝原假设，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Pe-saran等人（2001）证明，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F统计量将服从一个非标准的渐进分布，他们给出了F统计量的上下两个临界值，大于上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意味着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或者长期动态关系；如果计算得到的F值小于下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意味着两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在此检验过程，变了的平稳性均不用考虑。进一步，可以把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电力能源为解释变量，反向检验两者的协整关系。
（**）
三、检验结果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ARDL方法虽然对变量的平稳性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仍有一定的前提，即变量单整阶数不能超过1，或者不含单位根。因此在应用ARDL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使用ADF检验，数据区间选取1978年至2012年（其中1978年到1989年的数据统计限制，只选取的1978、1980和1985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采用ARDL方法，还需要检验变量的一阶差分的平稳性。从表1可以看出，GDP序列和EC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ADF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通过检验，这意味着两个变量的单整阶数均未超过1，可以使用ARDL方法。
2.ARDL协整关系检验
在方程（*）和（**）的基础上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且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本文考虑到自由度的影响，最终选用的滞后阶数为2，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ARDL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两变量ARDL检验结果可以判断，电力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一般至少存在一个Granger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也可能是单向，因果关系的分析则需要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进一步确定。
3.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的结果表明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时需加入误差修正项，通过受约束的F检验，判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其方向。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结果不受滞后期的影响，Granger检验时选取了不同的滞后期，结果表明，选取不同的滞后期的检验结论是一致的。即，给定显著性水平5%，F统计量显示接受电力能源消费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拒绝GDP不是电力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
本文应用ARDL方法分析和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能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或者长期动态关系。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能源消费呈现单向的因果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引起电力能源消费的增加，经济增长会带动产业的发展，而电力能源消费是其发展的重要依托。分析结论还表明电力能源消费的增加不会引起GDP的增加，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中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并不是来源于作为能源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力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赖于制度建设、投资、市场发展以及创新等因素，大量的能源消费的增长只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与此同时，研究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意义，也就是节约能源不一定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实行节能减排政策，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制约。中国能源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会消耗过多的能源，而过度依赖可再生能源对中国经济发展会形成潜在的约束，解决这个问题，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能源利用才是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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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学武.中国能源战略评价，中国工业经济，2002，（6）：13-21
能源消费论文篇10
能源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然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点，其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大力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使环境恶化日益显著。由此，中国的能源战略开始转向积极发展电力等清洁能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华东六省一市共消耗电力18079.3亿千瓦小时，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36.33%。中国华东地区是指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六省一市在内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据国家统计局对2014年全国25省GDP的统计，江苏省以65100亿元位居第二，山东省、浙江省紧随其后分列三、四名。可见，华东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贡献较大，而电力的充足供应和节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文献综述
国际学者多采用计量方法来研究能源与经济的关系，大致分为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协整、面板协整理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黄和古姆(Hwang＆Gum，1991)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斯蒂恩(Stern，1993)采用4个变量分别是GDP、劳动力、资本、能源消费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美国1947—1990年能源消费与GDP是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二阶段，杨(Yang，2000)进一步将台湾地区的样本数据更新为1954—1997年，得到GDP与这些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与总能源消费、电力、煤炭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GDP与石油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天然气与GDP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三阶段为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者相结合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是目前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李(Lee，2005)对18个发展中国家通过面板数据检验得出能源消费可能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用到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等。林伯强(2003)在三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研究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GDP与电力消费等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且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和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张琳和任保平(2009)选取中国中部六省1988—2006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等方法，得出中部六省GDP与能源消费有长期均衡关系。于凤玲等(2013)选取1991—2011年中国人均GDP以及能源消费量建立时间序列，并对其分别进行平稳性、单位根以及协整检验，得出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能源消费量与人均GDP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双向因果关系。(2013)采用1995—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能源消费与人均GDP有同方向变动趋势;本期与滞后期能源消费量也将同方向变动;经济增长的变动是能源消费变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汪泽波(2015)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此外，还有学者具体研究了政府采购与节能环保的关系。综上，本文将以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电力能源消费为主要出发点，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使得研究更为深入，故选取华东地区六省一市1994—2013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处理方法，采用合适的模型对华东地区GDP与电力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今后华东地区设计规划电力资源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更重要的是，以华东地区为出发点，科学找出地区差异，为中国地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初是美国数学家柯布(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提出并用来预测国家和地区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途径的一种经济数学模型，广泛使用于经济学和计量科学中。本文将电力消费视为内生变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故设定GD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存量、劳动力、电力消费总量为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见式(1):GDP=AKαLβENγeμ(1)其中，GDP为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A代表综合技术水平，K为固定资产投资量，L为劳动力，EN为电力消费总量，α、β、γ分别代表各要素产出的弹性系数，μ为随机干扰。通过对变量趋势图的分析，同时对模型等式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模型见式(2):lnGDP=A+αlnK+βlnL+γlnEN+μ(2)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4—2013年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GDP、固定资产投资量、劳动力、电力能源消费总量等相关数据，所有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其中GDP数据来源于各个省、市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计价)，本文以1994年为基期，调整计算得出1994—2013年华东六省一市的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量数据直接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数据直接选取各省、市统计年鉴1994—2013年“按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指标。电力能源消费总量取值于《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电力消费量”，小部分数据取值于省市统计年鉴“电力平衡表”。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各变量样本数据采用适用于相同根的LLC检验法，以及适用于不同根的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
(二)协整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均为二阶单整，因而本文采用Kao协整检验来检验变量lnGDP、lnK、lnL、lnEN是否存在协整关系。Kao协整检验以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为基础构造检验统计量，对lnGDP、lnK、lnL、lnEN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原假设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备择假设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的T统计量小于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相伴概率为0.0003，则拒绝原假设，接受lnK、lnGDP、lnL、lnE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备择假设。
(三)模型回归分析
综上，可以认为华东六省一市的变量lnGDP、lnK、lnL、lnEN之间存在显著协整关系，不存在“虚假回归”现象，可以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确定模型形式，原假设是横截面为随机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对华东六省一市1994—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类比再加之资料收集得出以下实证结论:(1)各地区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均衡关系。根据经济学理论，资本、劳动力和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应为正值，如式(3)所示，系数与经济意义相符合。其次，回归模型待估参数显著，电力消费对数的长期收入弹性为0.6991，即长期内电力能源消费对数增长1%，GDP对数增长0.6991个百分点。(2)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各地区1994—2013年存在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会带动电力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量、劳动力投入都不是电力能源消费量的Grang-er成因，即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最终不会引起电力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应考虑提高投资利用率和能源消费的内涵包容式发展，而不是数量扩张型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3)各地区之间能源效率有所不同，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地区固定影响系数不同，再加之资源、技术禀赋不同，因而各地区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利用的技术支持也不尽相同。上海的固定影响系数最高，为0.5084，说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而山东、安徽的固定影响系数低，说明能源利用效率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电力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电力消费对各省市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能源效率也有表现出不同。从各省市对比来看，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基于文中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新能源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在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并不只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电力能源同样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建立新能源发展机制，建立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制度，有相关政策鼓励，帮助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同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进行一定的限制，加大对相关企业节能降耗的考察力度，严格把关;对关键节能技术、高效节能产品的研究开发，应鼓励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参与，对高耗能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2.加大科技、财政投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华东地区各个省、市地理位置优越，处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山东胜利油田，安徽淮南、淮北煤矿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是电力能源消费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带来的作用并不如一开始预期的效果那么明显，因而地区政府应当加大财力、物力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有限的时间里利用更多的能源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
3.加大劳动力教育力度，增加就业岗位
由本研究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最高，可见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各地区政府应积极与企业合作探索、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培训机制，并对其给予相应的培训补贴、政策优惠;或是当地政府可以利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从而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素质、技术熟练程度;同时，各地区政府也应根据自身状况，加大财政力度，增加地区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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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论文篇11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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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论文篇12
和西方成熟的消费文化研究相比，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中国学者为引介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深受西方批判性研究体系的影响和启发，在研究中国消费文化时也主要采取批判取向。
对在中国出现的消费主义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批判，体现了学者们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社会性质、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状况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如果直接挪用西方学者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只是列举一些中国的现象和案例来体现其“本土化”和现实感，往往会导致“水土不服”。
当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消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质疑和批判的时候，中国还处于现代性不足的时代。当西方学者在探讨如何建立与后工业化富庶社会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价值时，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西方学者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是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相契合的，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是对西方消费社会所凸显出来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的理性回应。因此，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与中国的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错位和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1]。这样的“西学东用”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忽略经济评价，把二元社会一元化，导致研究结论过度普遍化
受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形成了“通过文化解决问题的传统”[1]。这一传统和处于富裕社会的西方学者对道德回归的召唤产生了某种巧妙的对接，使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批判武器。诚然，中国当代社会中也存着一些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物质至上的不良现象，但这些最富人群只占中国总人口的4%，即使是中产阶层也只占总人口的16%[2]，而且正在逐步沦为下产者，人口的大部分还属于中下层。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已经不能用“金字塔型”来形容，而呈现出“倒丁字型”。“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的一横。而那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2]”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而大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支出负担却不断攀升，其消费模式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刚性约束，消费观念仍然以量入为出和节俭为主。而少数富人虽然有强劲的消费能力，但消费已趋饱合，其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这就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消费不足。这与国家层面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和扩大。
总之，我国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如何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相对公平分配、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的问题，这与西方社会如何在富裕条件下重建道德文化价值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
而这些经济和社会事实在不少学者那里被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只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城乡居民不论贫富、不论经济基础如何，都深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并实践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结论有扩大化和过度普遍化的弊端，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产生了脱节，也在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产生了偏差，因而也不能客观地评价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的经济与道德的合理性以及消费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停留在外在形式的层面，过度强调节俭，否认消费合理性
由于过分注重文化道德评价，很多学者把我国居民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符号文化内涵的追求贴上“欲望”的标签，将超出生物性需要以外的消费需求均视为奢侈性消费，将超出单纯使用价值以外的消费需求均视为炫耀性消费，二者都是消费主义的典型表现，必然导致虚假的需要和道德的败坏。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我国居民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的需要和权利，否认了符号文化内涵对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提升人的文化素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心理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看重社会经济利益的社会，只有鼓励全体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相反，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压抑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总是将货币当成洪水猛兽，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3]”过度强调仅仅满足生存需要的节俭消费，否认消费的合理性，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针对同一类消费品，中国消费者往往有不同于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如冰箱这种耐用消费品，很多中国消费者是为了方便储存剩余的食物以免浪费，是出于节约而不仅是出于享受的目的来使用它;而对于品牌符号价值的注重也更多地是为了避免经济风险和出于质量与功能的考虑，而不一定是为了虚荣和炫耀。如果忽视中国消费者的具体消费心理和动机，仅仅从消费的外在形式来判断是否是消费主义，这样的批判流于表面，有失偏颇。
三、忽略社会差别，排斥商品话语体系，对广告和媒介作用的评判有失客观
在西方消费社会，消费主义观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并取得合法性地位靠的不是“国家”的行政命令，而是靠资本操纵的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所以在西方学者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中，媒介批判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国家”行政命令的作用很大，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大众媒介是国家用来进行社会规范的工具，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大众媒介依然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虽然国家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个人享受的正当追求，但媒介和广告所传播的内容依然要弘扬国家所认可的时代主题。
虽然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商品经济的语境中进行的，但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商品的话语体系是不同的，受到不同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和限制。广告和大众媒介所营造的话语和传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
在我国，广告和大众媒介所宣传的内容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流话语下进行的。虽然广告和大众媒介都具有商业属性，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欲望，但它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对人们合理生活方式的引导和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如果把所有商品话语体系都归为消费主义文化的表现则有失客观和公允。
四、混淆中西方国家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以消费享乐主义为特征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起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却主要是由贫穷和落后造成的。由于贫穷，人们不惜通过对环境的掠夺来获得生存的资源，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落后方式维持生计。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发展资金短缺，很多企业只能从事对资源的粗放型开发或污染性生产，当然也有为了急于脱贫，急功近利而主动采用这种开发和生产方式的原因。所以在中国，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越薄弱，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越严重。资源的浪费主要是由落后的生产性浪费而非过度的消费性浪费造成的。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和技术都不发达，产业水平低，因此以“低成本”方式吸引海外投资设厂，包括劳动力低成本、资源低成本、污染低成本等，也是造成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与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不应混为一谈。而造成混淆的原因，也是忽略经济评价，而偏重文化道德批判的结果。
五、结 语
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在当代社会也有不同的特色和表现，有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辨析中国的消费文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并不具有天然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它也是特定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想资源。因为它不能说明消费文化的全部，不能涵盖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直接对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进行挪用，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消费文化问题。只有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化，了解其不同阶段的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逻辑线索，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消费文化研究，这往往比理论本身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能源消费论文篇13
为了研究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里的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E、K、L分别表示能源、资本和劳动力，A表示技术，e表示误差项并满足正态分布。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用α1、α2和α3来表示。我们设定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即α1+α2+α3=1。然后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设定技术是由于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内生得来的。金融发展通过提升资本效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溢出等方式促进了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开展的国际贸易也是技术扩散的推动力。所以设定技术发展函数:这里的gdp(t)、ene(t)和cap(t)分别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固定资本存量表示，tra(t)和fin(t)分别用人均贸易额和人均新增人民币贷款表示。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能源消费、人均贸易额和人均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2》;人均资本存量来源于社会资本存量与当年全国总人口的比值，社会资本存量用固定资本存量Kit代替，并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具体方法参考单豪杰的论文(单豪杰，2008)，并扩展到2011年(该方法按照统一的10．96%进行估算)。其中，投资值Iit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年度新投资值调整为1990年不变价，假设固定资本折旧率为10%。在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之前，需要对每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因为研究的时间是从1978年到2011年，这期间存在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转变，所以在常规的ADF检验基础上，还采用Zivot-Andrews的方法来识别其中的结构断点(Zivot，Andrews，1992)。然后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论文采用ARDL模型(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LagModel)进行协整关系研究。ARDL模型具有如下优点:首先是ARDL模型的应用比较灵活，时间序列变量并不需要同阶协整，如果是一阶协整也是可以的。其次在小样本情况下，该方法获得的检验结果仍然具有一致性。最重要的是，在ARDL模型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动态无约束误差模型(DynamicUnrestrictedErrorCorrectionModel)。动态无约束误差模型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考虑了变量之间的短期效应，同时包含了变量之间的短期信息和长期信息。基于ARDL模型，采用更加稳健的边限协整检验识别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长期关系，同时利用ECM(ErrorsCorrectionModel)模型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的短期动态关系。具体的ARDL－ECM模型表达式如下。
三、数据和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与数据平稳性在协整研究之前，需要对主要变量进行基本统计特征提取和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变量基本统计特征包括均值、中间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正态分布检验等。数据的平稳性对于政府等相关决策部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能源消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那就意味能源消费的波动只具有短期效应，一段时间之后时间序列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趋势上;如果能源消费时间序列是一阶平稳，那说明能源消费波动效应是长期的。同样，如果金融发展时间序列是水平平稳的，那么用于提升金融效率的金融政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是短期的;如果金融发展时间序列是一阶平稳，那么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在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方面也一样，如果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是水平平稳的，那么经济政策产生的冲击效应是短期的;如果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是一阶平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别的稳定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在协整研究中，对研究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情况，同时也是ARDL模型进行检验的前提条件，因为其前提假设就是变量是水平协整或者一阶协整。在稳定性检验中，本文同时用ADF检验和Ng－Perron检验来研究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平稳性。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ADF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除了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二阶平稳，其他4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Ng-Perron检验结果中显示，除了人均资本存量是水平平稳的，其余都是一阶平稳的。综合两者的结果，判断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一阶平稳时间序列。所以可以认为研究中的五个时间序列变量，既有水平平稳的，也有一阶平稳的。因此传统的E-G协整检验方法和Johansen方法都不适合。
(二)ARDL-ECM模型协整检验与分析在变量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利用ARDL模型对研究变量进行协整检验。ARDL模型对于滞后阶数非常敏感，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滞后阶数会导致结果是有偏的。目前主流的处理方法是，滞后阶数的选择主要参考AIC信息准则(AkaikeInformationCreterion)。即按照式(7)、式(8)、式(9)、式(10)、式(11)中各差分变量进行回归之后，按照AIC信息准则选择最佳滞后期。同时考虑到研究的这些宏观变量存在平稳上升的趋势，因此在进行方程估计的时候加入了趋势项，由趋势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决定是否保留趋势项。在综合考虑AIC信息准则与趋势项系数显著性的基础上选出最优滞后阶数，然后计算出构成式(7)、式(8)、式(9)、式(10)和式(11)中滞后水平变量联合显著的F统计量。并把这个变量与Pesaran计算的边限临界值进行比较。在协整研究中，如果样本滞后期越长，残差序列的相关性就越严重。考虑本次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并不长，因此选择差分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根据一阶差分变量的不同滞后期得到AIC信息、1阶及2阶残差序列相关性的LM检验统计量、边界检验的F统计量以及时间趋势项系数，具体结果见表4。最佳滞后阶数选择，要根据AIC信息准则，同时考虑LM统计量和时间趋势项系数的显著性。综合考虑后，认为式(7)(国民经济增长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存在时间趋势项;式(8)(金融发展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不存在时间趋势项;式(9)(能源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不存在时间趋势项;式(10)(贸易发展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存在时间趋势项;式(10)(资本结构方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不存在时间趋势项。F统计量服从一个非标准的分布，而不管变量是水平平稳还是一阶平稳。参考Pesaran计算出了该检验的临界范围表，其中自变量个数K=5。从F值的显著性可以知道，式(8)中Log(gdp)、log(ene)、log(tra)和log(k)对log(fin)有长期的影响;式(9)中log(gdp)、log(fin)、log(tra)和log(k)对log(ene)有长期的影响;式(10)中log(gdp)、log(ene)、log(fin)和log(k)对log(tra)有长期的影响。结合表4和表5的结果，可以知道在金融发展方程、能源消费方程和贸易发展方程中的水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ARDL-ECM方法对水平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差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估计。按照常规的步骤，依据AIC信息准则对各个变量所有不同阶数的估计方程(共5的3次方125个)进行分析处理，找出AIC值最小的阶数的ARDL估计方程，力求模型的简洁化。最后得到ARDL模型以及相应的ECM模型，从而估计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式(8)(金融发展方程)的最优阶数为ARDL(3、3、3、2、3)，式(9)(能源消费方程)的最优阶数为ARDL(2、3、3、3、0)，式(10)(贸易发展方程)的最优阶数为(3、3、3、1、2)，具体结果见表6和表7。表7的结果显示，3个方程的误差修正项都显著为负值，这说明ARDL-ECM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各个方程均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本文还估计了各个方程的递归残差累计和(CUSUM)以及递归残差平方累计和(CUSUMSQ)，对模型结构的参数稳定性进行检验。除了式(8)的递归残差平方累计和略不稳定之外(见图1)，其余的检验都显示回归参数是稳定的(此处省略了CUSUM图和CUSUMSQ图)。因此ARDL-ECM模型的结论是可靠的。按照ARDL模型的最终设定形式，对金融发展方程、能源消费方程和贸易发展方程进行了重新估计。表6是利用ARDL模型估计的长期系数值，反映了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表7是ECM模型估计的结果，其利用水平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对方程的一阶滞后水平变量进行线性替代后进行估计，以描述各个变量之间短期动态效应。表6中的F统计量说明三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是显著的。具体在金融发展方程中，金融发展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5．7208。即能源消费提高1%会导致金融发展提高5%左右。而在能源消费方程中，能源消费的金融发展弹性系数为0．082498，金融发展提高1%会导致能源消费提升0．08%左右。这表明，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会促进能源消费的增长，而同时能源消费也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这一点与理论的预期是相符合的。同时注意到，能源消费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要超过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也就是说长期来看，金融业发展与能源消费两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但是能源消费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要更大。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能源的消费是与经济生产、生活消费结合在一起的，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会推动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增长，这又会带来金融发展(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快速发展。金融发展的表现就是资产端(银行信贷)和负债端(企业、居民存款)的快速增长。但是反作用却要弱很多，这主要是因为科技发展和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最近几十年全球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相同额度的银行信贷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同时消耗更少的能源。在短期关系中，可以知道能源消费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一期。即当期的能源消费会促进当期的金融发展，但是对随后1年、2年的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即在短期动态相互关系中，能源消费会促进金融发展，但是不存在滞后效应。这说明能源消费对金融发展(这里主要指银行信贷，下同)有短期刺激作用，但是这种效应是不可持续的。在能源消费方程中，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会显著影响能源消费，当期的金融发展会促进能源消费的增长，但是当期的金融发展还存在一个负向的滞后效应，即会导致随后1年、2年的能源消费增速的降低。从前面的结果可以知道，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长期影响是正的，但是短期来看当期的金融发展对随后1年、2年的能源消费的影响却是负的。这也印证了使用ARDL-ECM模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当期正效应和负向的滞后效应，和第2部分文献综述中的理论演绎结果是一致的。即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发展同时拥有正向和负向影响能源消费的传导途径，实证结论也很好地证实了这个推论。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合理论预期，其中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的长期显著因素，但是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前者符合主流研究结果，后者参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也是符合预期的。即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导致能源消费的降低。从长期来看，贸易发展对金融发展存在负的显著影响，对能源消费存在正的显著影响。资本存量对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的影响都不显著。总体来说，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是符合理论预期的，也说明了本次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