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理篇1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姐”的解释共有三个义项，分别为：①称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子：姐姐，姐夫，姐弟；②对比自己年纪大的同辈女性的称呼：表姐，师姐，大姐（a.对一般年轻妇女的称呼；b.对排行最大的姐姐的称呼）；③对未婚女子的通称：小姐（旧时称上层社会未婚女子，现多用于交际场合）。可见，在现代汉语中“，姐”作为典型亲属称谓词，一般指对嫡亲或旁亲中比自己年长的女性称谓，语义明确。但在现实交际中，“姐”字的语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亲属称谓之间，而是被广泛借称社会关系并被人们普遍接受。这种脱落现象在汉语方言中更加常见，如天津人习惯把女性称为“姐姐”，从十几岁到几十岁,一律称“姐姐”，不分年龄，不分血缘，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给一位六旬老者让座后,老人家依然会说:“姐姐,谢谢您啦”。可见，在天津话中“，姐”的语义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条已相去甚远，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受年龄限制，其亲属语义已完全脱落而成为一种单纯的社会称谓而被人们广泛使用。这种语义脱落现象其实由来已久，不仅在现代汉语和各地方言中普遍存在，在古典名著《红楼梦》[2]中也能找到很多例子。小说中的“姐姐”一词被广泛使用，出现次数共计354，既用于亲属，也用于非亲属之间，而且不受年龄限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结果如下表:统计结果显示，在小说中，“姐姐”作为亲属称谓词出现的比例相对较小，只占总数的32.48%，绝大部分则作为社会称谓词出现。这种语义脱落而引起的亲属称谓词向社会称谓词转化的现象称为亲属称谓的泛化，即用亲属称谓词称呼非亲属或陌生人的现象，也就是将非亲属成员纳入亲属关系网。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式的交往模式，体现了人们主动缩小彼此间交际距离的美好愿望。
（二）亲属称谓出现词缀化现象
亲属称谓的词缀化现象，究其实质是亲属称谓词泛化现象的一种延伸，在使用时多指称没有亲属关系的其他人，并带有一定的感彩。先来看“姐”字词缀化之后的一组新词：X姐：款姐、富姐、托姐、导姐、港姐、亚姐、世姐、吧姐、傍姐、舞姐、海姐、航姐、空姐、陪姐等。随着社会发展和实际交际的需要，亲属称谓词不再受年龄、身分和血缘限制，在这组词中的“姐”可以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也可以是几十岁的老太太，其作为亲属称谓词的特征意义基本脱离，而脱落的直接结果则使适用对象的范围相应扩大，使之成为一种语素形成了特定的构词模式，即“X姐”，能产性大大增强。亲属称谓词从单纯血缘称呼，发展到一种泛化的社交称谓，经历了一个意义逐渐虚化的进程，最终完成了由成词语素到词缀语素的转变。这种词缀化现象绝非偶然，是其自身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本身形成一种语言生成能力的产物。
（三）敬称语义模糊甚至消失
作为称谓使用的“姐姐”一词，在实际交流中可以体现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潘攀认为“姐”的泛化后作为社会称谓语是对同辈比自己年龄大或相当的女性的敬称[3]。而在网络文化中，芙蓉姐姐、凤姐、月月姐、失控姐之流，多以低俗搞怪的行为博取点击率而串红网络，在对她们的称呼中，“姐”字所包含的亲密与敬意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犀利的嘲讽与挖苦。对其称“姐”，不是表达一种心理上亲密，而是一种冷眼旁观的对立，通过调侃这些人的荒唐行为来为现代生活单调的快速节奏寻找调剂，来达到一种特殊的满足心理。这种语言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转型及人们的心理变化紧密相关。貌似亲密实则对立的称呼，也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曲折委婉。语言含蓄委婉可以淡化消极或贬义的语义特征,避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但语义虽婉转温和,但婉转之中见坦直,温和之中见刚毅,使得委婉语具有一定的讽刺性，体现出网民“温柔一刀”、针砭时弊的心理。
二、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亲属称谓词的语用变化特点
（一）从亲属称谓向社会称谓的转化可以说,汉语的亲属称谓词除了“爸爸”,没有明显变化趋势外，其它基本都可用来指称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种由亲属称谓词向社会称谓词泛化的发展趋势。用亲属称谓词代指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可以在称呼方和被称呼方之间建立一种亲切的同等关系，消除交际障碍，使得说话人和听话人显得更加亲近，扩大交际范围。这种社会化的趋势，也是传统文化中“家天下”、“天下一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国人际交往中相互依存、相互满足的情感需求，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重人伦、重和谐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在网络交际中“，哥”“、姐”一类的称谓词被广泛应用，如“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姐要是不狠，地位就不稳”等，而一些网络红人也多以“哥”、“姐”代称，如犀利哥、芙蓉姐姐、凤姐、月月姐、失控姐等等。在笔者看来，在网络语言中，同样是亲属称谓词“，哥”“、姐”的流行，与大部分网民的年龄集中在20至35岁之间有很大关联。这一群体更加习惯于以“哥”、“姐”自称或互称，而不用“叔”“嫂”等其他亲属称谓词。在这些称谓中，亲属称谓词本身的亲属语义进一步脱落，乃至完全消失。同时由于网络交际的虚拟性、匿名性和非正式性，亲属称谓词进一步模糊了年龄、辈分、关系等语义概念，小到几岁，大到几十岁，不论亲疏远近都可以称“姐”。而“姐”字本身无论是自称还是互称，都体现了网民的一种戏谑心理。
（二）特殊语用动机的出现
从语言本身的角度看，称呼语是人际交往中必然运用的语言要素，是影响人际交往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汉语的亲属称谓词，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是交际性很强的一类词语，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语言的使用过程，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一种语言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什么样的亲属称谓词称呼对方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一定的语境相联系。亲属称谓系统，一旦同说话人的阶层、性别、年龄等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联系起来，就往往会从原来纯粹的符号意义中游离出来，因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含义而具有特殊的语用效果。人际交往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说话都是出于一定的心理需要的，心理需要实际上就是人际交往时的语用目的和语用动机。需要满足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一些特定的需要，正是为着满足这些需要而发生行为。人类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体现出不同的需要[4]。人都有得到尊重的心理需求。在网络上,这种需求就体现为吸引眼球、点击率或转贴。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人们各尽其长，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但也有些人盲目追求尊重需求，矫枉过正，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芙蓉姐姐、凤姐等人就是典型代表。作为语言的根本属性,交际性使得语言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动态密不可分。陈原先生指出，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新动作，都会在语言中表现出来[5]。当今时代市场经济机制逐渐形成，语言交际活跃，网络语言不断涌现。处于制度转型时期，社会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人们则对这些现象冠以新名,调侃、讽刺、揭露、褒奖、艳羡、憎恶等各种复杂情感都包含其中，“姐”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这种对亲属称谓词的特殊使用，混淆了社会关系、辈分、褒贬与爱憎，语义层出不穷，传达出更为丰富的色彩义和联想义,应合了人们的价值评判欲望。
社会文化心理篇2
比如“屌丝”和“高富帅”的对立，是现实社会中贫富差距拉大在虚拟网络社会的一种折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是这样解读的，“因为年轻人他得社会流动，现在垂直流动的渠道比较窄，你没有一些关系和背景很难上去，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一些重点大学，他们农民子弟的比例都在下降。这叫阶层固化，不是好事儿，这个社会要充满活力需要有流动。”而“维修性拆除”源于2012年初，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对违规拆除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的回应，这种敷衍的词汇一经官方，即刻成为流行的网络词汇，被网民用来表达一种价值判断和民众观点。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教授汪玉凯认为网络反腐也将促进公权力发生改变，“有些人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通过网络反腐曝光以后，网络会给出一个很形象的表达。当这些词语流行起来后，反过来也给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官方认识民意、了解民意，尽快改正自己的行为提供了重要参照系。”2012年“元芳”很忙，一天之内被网友问到250多万次：“元芳，你怎么看？”这一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对保镖元芳的反复询问被网友广泛跟风，并被广泛运用到生活中，表达咨询、发泄、倾诉之意。在网友看来，“元芳，你怎么看？”表达出了适应潜规则的难处与智慧，而专家则认为“元芳，你怎么看？”的迅速蹿红，体现了网民表达意见、寻求民意共鸣的社会心态。
美国学者布赖特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特点和社会心理。要分析这种文化现象的特点，有必要先来了解Grice（1975）所开创的现代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会话含义”，即在话语解释中，有些层面不能按照某套语言规则的解码方式进行解释，而应该在设想话语遵守交际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所说词语的意义和话语信息联系在一起，借以设法弄清说话人想表达的真实意义。语言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工具，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是社会生活现状和人们的诉求和心理的一种虚拟镜像。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流行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流行会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思索。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这反映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在变化，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内敛与谨慎在弱化，而个性和自我表现等趋向则在不断增强。话语也是一种权利，网络流行语的风行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重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法阻遏的对公共空间和民利的社会性集体呼唤，是网友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表达情绪的产物。在政府掌握话语权利，通过正当的手段或者被法律允许的手段发出权利的号令，让大众服从接受的社会现实下，普通民众只能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开放而多元的虚拟空间表达内心的呼声。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舆论在传统媒体难以得到生长和表达的情况下，网络就成为人们观照现实、实现政治参与的替代空间，流行语因而几乎成为网络民意的风向标。
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频发、风靡也与中国网民结构有关，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历次网络发展研究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网民一直占网民总数的80%以上，是网络流行语最重要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这一群体处于生命的活跃期，对社会变化感知敏锐，想象力创造力强，并且具有较强的表现欲和叛逆性，生存的焦虑感和角色归属感并存，心理上既追求自我个性又渴望得到认同，出于“使用与满足”的动机作出使用或不使用某个新词语的个人选择，这些选择不断积累汇合，就决定了某些词汇在网络上的存在与消亡，结果网络流行语就成了反映网民集体创作，反映社会心理和诉求的作品。由于网络交际环境的特定性，网络语言中的网络称谓呈现出许多与传统称谓截然不同的种种特征，网络称谓中的等级、权势、亲疏、长幼等因素已不再明显和被强调，相反某些社会文化心理和时代的特征却通过网络称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表哥”、“房叔”、“房姐”的称谓简洁准确概括了事件与其中角色的身份。在虚拟的世界中，日常交际形成的隐私、身份等无形的制约消失了，设立起全新的交际关系，而思维、语言又具有广泛的开放性，于是在这样的空间，人们可以自由、平等用戏谑的交际方式相互称谓，以此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传达了一种社会心理和民众观点。网络流行语言，既是调侃，又极具深意，与传统文化语境里的标准表述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是人们对生活感受的一种写照。作为一种灵活的表达方式，与传统的语言相比，它新奇、简单、幽默，可以和社会流行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的王英对网络语言的特点归纳如下：简洁明了，易记易传；标新立异，俚俗奇巧；反讽隐喻，富于张力；复制简便，类推性强。网络语言是一种新的信息载体，它能通过生动形象的借代来简短表达，因而使得信息长度变短，在有限的时间里向信息接受者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丰富了信息交流载体的种类，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与效果。
网络流行语代表了一种民意，是民众对社会热点的普遍关注和对社会现象的基本评判，抒发的是普遍的民间情绪。在多元化的今天，这无疑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打破了意识形态长久以来的盲目崇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新词在网络交流中被不断创造出来，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社会语言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网络流行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便丰富和发展我们现有的语言。网络热词是互联网时代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崭新的语言方式和文化景观，它真实地折射出这个时代大众的社会诉求和心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也必然与时代需求与发展走向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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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心理篇3
社会文化心理的概念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社会文化是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由基层群众创造，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社会文化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构成，它们反映社会的发展现状。例如，在阶级社会里，观念形态的文化有着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形成传统的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内容。
社会文化心理指的是在各种现存社会实践中得到自觉遵守的文化系统和明确表达的部分，是显在的、自觉的、高度分化的，一般是用专业性很强的概念或术语或有意识地对这种概念或术语的实践来呈现的。一切社会现象，都一定有着某种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并反映着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因此，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有利于通过当前的社会文化现象揭示群众的心理反映和心理诉求，保证社会发展能够更快地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向着主流文化方向发展，并尽可能地保护社会文化的群众心理诉求。社会文化的心理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觉性。社会文化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而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文化心理的产生是自动自觉的，这种自觉性的特征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心理特征能够反映出心理诉求的自觉要求。二是广泛性。任何社会的片面性心理需求都不构成社会文化的主体内容，广泛性的社会文化情况才能形成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政治制度对社会文化心理能够起到整合与调控的支撑作用。政治制度的规范和准则要求对社会文化的心理需求能够起到一定的整合支撑。所谓整合支撑，就是要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情感心理和思想态度进行整合，形成社会发展的共同心理诉求。另外，政治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心理有着足够的冲突调控作用，在政治规范的要求下，社会文化的心理能够调和各个阶层的矛盾，形成共同的心理需求。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而处于共同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必然会使得政治制度在社会文化心理调控方面的作用更为明确。例如，和谐的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而在各种不平衡的心理需求下社会心理的调控需要政治制度作为调整支撑。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政治制度心理诉求
政治认同的心理诉求。当前，社会文化的心理反映了群众对政治认同的心理诉求，更多的群众希望能够在心理层面对当前的政治制度有更为强烈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并在心理层面渴求整体社会成员的团结、和谐的文化感受①。例如，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多数群众的心理层面想要有更为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强烈的政治认同感诉求。
政治公平的心理诉求。所谓政治公平，是指人们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其经济能力以及包括智力、知识和愿望等因素在内的参政能力之间的相适应状态以及对这种状态的评价。如果享有政治权利的主体范围与具有参政能力的国民范围相适应，并且主体实际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其参政能力相适应，就标志着政治公平的实现。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采取了民主政治制度，全面推行了政治民主的基本政策，但是群众仍然需要有更为贴近自身的政治文化心理，以保证政治公平的心理实现。而政治公平的心理诉求在社会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下也会向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发展，这种诉求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制度不断完善②。
政治领导的心理诉求。政治领导是社会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政治权力作为后盾和保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我国这种权威性是较为明确的，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心理更多地表现出群众的政治领导的心理诉求。例如，当前多数群众都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组织的领导工作，发挥自己的政治领导权利，而这种心理诉求有着更多的领导认可的心理因素在其中，保证政治领导心理诉求的达成能够实现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全面调控。
政治制度下优化社会文化心理学的措施
坚持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认同转变。为了实现主流的文化心理认同，从意向层面来看，心理引导必须要保证群众能够随时了解主流文化的相关思想，在不断地文化熏染和教育下自觉地按照政治统治体系的要求确立自己的政治目标，并根据目标去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克服困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心理过程，诸如在政治心理教育和指导方面要充分肯定党和政府取得的工作成绩，关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热点，对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同时要注意培养爱国主义热情，关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国内外大事，保持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积极向上。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宣传和教育的过程中要确保对社会文化的政治认同心理结构的调节和控制，保证教育措施对政治认同主体的政治行为的支配、调节、控制是自觉的、能动的，但又不违背客观规律。
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确保社会文化下的政治心理诉求能够得到了解和认可，也能够避免出现民意不畅的心理影响。正确的心理疏导机制可以按照以下途径进行调整：第一，加强制度。工作是健全心理疏导的关键，其能够保证政府部门更好地了解群众的心理诉求，也就是说制度是维护和实现群众民利的重要手段。做好工作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稳固党的执政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应该做到：一是着力推进首办工作责任制，把解决问题的责任落实到各单位职能部门，把好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防止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因为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基层，绝大部分在基层应当也能够解决。也就是说，基层既是群众上访的源头，又是解决问题、减少群众上访的基础。二是提高初信初访一次性办结率，努力减少重复、由信转访情况。三是落实事项受理的告知、答复制度。四是确保机构、人员到位。第二，提供心理疏导途径。应该完善社区、村委会的作用，保证群众的思想有疏导的渠道，能够找到倾诉内心想法的地方，保障和谐社会文化的建立。而对企业而言则要建立健全工会的心理疏导作用，保证群众的不平衡心理态度和政治诉求能够得到疏导。另外，对于当前我国的各级各类宗教组织，应该秉承支持发展的基本政治观点，确保心理疏导有更多的途径和渠道。
全面弘扬民族先进文化。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化过程。撇开民族文化来谈民族心理，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基，必然产生盲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导致文化道德的滑坡，一些病态的心理就会随之产生。因此，弘扬民族先进文化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要创新探索多种途径，例如，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民族文化讲座”，让教育界、企业界、政府公务人员等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工作者，参加讲座及研习营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了更为和谐发展的政治道路，这个政治环境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了主流的社会环境认同，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下的文化自信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文化自信的政治制度建设成为发挥群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键。文化自信的培养要与社会和谐发展联系起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文化心理指引下，满足群众文化心理诉求，建立起更为全面的群众文化体系。要组织更为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群众文化活动之中，让积极向上的文化思想带来更为和谐的社会环境，打造主流文化自信。群众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其为思想政治教育办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③
综上所述，政治制度是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制度对社会心理文化诉求的支持作用，应该坚持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认同转变，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全面弘扬民族先进文化，坚持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注释
社会文化心理篇4
一、 修辞和文化的定义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一是指客观存在的修辞现象，二是指修辞知识或修辞学。”“用作动词则是指依据题旨情景运用特定手段，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活动。”
对于文化的定义各家却说法不一，迄今为止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许嘉璐在《什么是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所有成果。狭义的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他把文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是表层文化，又称物质文化。第二层是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第三层是底层文化，又称哲学文化。人们的修辞离不开文化这个大背景，修辞具有民族性，因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居住区域，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心理状态，面对同样的客观事物就会运用不同的修辞去描述主观感受。
二、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对于修辞的运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将基于文化的三个层面来研究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1）社会物质层面的文化心理对修辞运用的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导致了人民普遍低下的生活水平，这就制约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文人士大夫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民衣、食、住、行上面，这也使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与人民生活疾苦有关，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运用了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描写了老百姓们严酷的生活环境和无助，表达自己对人民苦难的深深同情，对黑暗现实的无限痛心。与小农经济低下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孔子提出“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节制饮食”，反对豪饮贪吃的“饕餮”行径的饮食文化深刻影响着后人的创作心理认知。由于古代物质生活缺乏，健康的“胖”只有中上流社会才拥有，于是人都认为胖的人命运都好，产生了对于胖的向往。唐朝美女杨贵妃由于体态丰腴，人们以此为美，写了不少赞美之词，如“环肥燕瘦”“丰肥浓丽”。这些无不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手法的运用的深刻影响。
（2）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心理对修辞手法运用的影响
战国至秦汉之交，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有序的，规则的修辞形式自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如《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最为典型。《吕氏春秋・仲夏纪》中“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运用了排比来写作，而书中这样的修辞方式还有很多，这正是由于秦汉之交频繁惨烈的战争造成的人们对于有序形式的独特爱好，排比高度规则化的形式特征也正好契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先秦时期有强烈的种族歧视，作为亡国奴的宋国，与作为蛮族的楚国往往被讥笑与嘲讽。《韩非子・五蠹》中“宋人有耕者，田中有兔，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就运用了讽喻的修辞手法表达对宋国的人的嘲讽之情。
在唐朝由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政治统治者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逸于是就产生了大量运用夸张，对称的诗歌。王维《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都运用对称的修辞手法来描写事物或抒感。对称可以产生一种极为轻松的心理反映，满足了人们对于安定，平稳的生活追求，因此对称在唐代诗歌中开始要求十分严格。
明末清初由于政治风云激漩盘转，形成了大量的遗民诗歌，写出来许多“行洁”“志哀”“迹齐”等的诗歌词句。如：夏完淳《别云间》“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顾炎武《精卫》“我愿平东海，心沉志不改。”都运用了不同的修辞手法来表现当时作者的壮志情怀。
在抗战时期各种军阀力量和外国势力盘踞中国，龙争虎斗，诗词风格也深受此时的政治影响。如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r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运用夸张p排比p比喻等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所见所感。从上可见社会政治心态对汉语修辞手法的运用影响极为深刻。
（3）社会哲学文化的心理对汉语修辞运用的影响
含蓄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不仅行为举止含蓄，就连语言表达也追求含蓄，并推崇含而不露，一再言外。中国人含蓄的文化心态深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哲学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身心发展，行为方式，还对国人的情感和语言表达影响深远。王岩《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中指出“‘和’是仁学体系的核心，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和为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人生格言，‘和’成为中华民族人生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和’的精神，‘中庸’的方法表象在言语表达上就是要含蓄，要委婉，不要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不留余地，不要单刀直入的展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好恶，而要迂回曲折，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层层推进，要隐晦，要影射，要‘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中国诗歌受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含蓄的美学传统。如唐朝诗人李商隐《无题》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丝“谐音”思“表达女子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情感。《刘三姐》中“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开花，姓罗不见锣鼓响，三个蠢才哪里来？”就以姓联物，指物借意对给财主当帮凶的三个秀才极尽辛辣嘲讽。谐音双关作为汉语中的一种修辞格式，在历史上是变化发展的，但它一直深受中国哲学文化心理的影响。
三p结语
话语修辞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心理对于修辞的运用的影响可见非常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由文化产生的社会心理也有很多，社会文化心理对修辞的影响有很所方面，本篇只从文化的三个层次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对修辞的运用影响进行了论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以一管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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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心理篇5
1 传统文化下的女大学生心理劣势
1.1 主体意识不强
女性所特有的社会性别身份，决定了她们扮演社会所指派的社会角色。女性的首要价值在于生儿育女，“母以子为贵” 剥夺了女性应有的主体意识。她们和蔼、忍让，一切为了孩子，从未意识到“自尊、自重、自信、自立、自由”应该是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妻子应该服从丈夫或家庭需要，被认为“应当”承担全部家务劳动无论她是否有自己的工作。妻子被要求在背后支持丈夫的事业，光有事业上的成功而缺乏家庭上的成功不能称为成功的女人。她们很有希望取得成功，但又害怕成功，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摆脱对男性的心理依赖。这种观念造成一些女大学生依附心理较强，她们认为将来只要丈夫能干，自己的终身就有了依靠，导致其在学期间安于现状，自我封闭。在现代社会，由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影响，女大学生的爱情观虽然已经隐含着追求人格平等的愿望，但仍不自觉地在两性关系中寻求庇护[2]。
1.2 成就取向较低
心理学上的成就取向可分为成就动机、成就归因、成就自信。首先，成就动机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确定的目标完成某种价值的或至关重要的事情的一种主观愿望。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具有同样获取成功的动机，然而她们的社会性别结构能够塑造她们成就目标的方向，家庭和文化的影响可能调整她们的目标，即男、女大学生都从父母、同辈、老师和其他社会群体那里获得与性别相关的期望和价值。通过这种社会化，女大学生学到了自己的性别应该选择恰当的方向。其次，是成就归因。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将成就归因于能力，女性更容易将成就归因于运气。这是女性期望和信心较低的结果，同时又用来维持她们较低的期望和信心。最后，是成就自信。两性在智力上的差异，仅仅反映了解在智能结构上各有所长，优势领域各不相同，但女大学生成就自信较之男大学生还是要低些，有证据表明在成就自信上存在性别差异。
1.3 自身成长期望值低
由于受传统角色定位和社会上种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一些女大学生自信心不足，丧失了竞争和进取精神。她们希望实现人生梦想，但是一遇到困难，便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的退缩辩护；她们心气很高，但对于事情缺乏恒心和耐心，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对于毕业后的女大学生来说，都希望能够做到家庭和事业两全其美，但是当这二者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家庭角色而放弃社会角色。传统的社会文化对女大学生有着较高的家庭角色期待，而职业期望则较低，使得部分女大学生对未来成功的欲望不够强烈，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正可以说绝大部分女性都希望未来的“他”在事业上、经济上都比自己强，从而有所依赖，显现出受传统意识影响的文化印记。
2 社会文化变迁影响女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受其影响的旧体制进行反思和重建，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敞开了国门。传统的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牢固观念，尘封了女性前进的张力与个性；男权主义更强化这些品质与观念，从而牢牢禁锢了女性的发展与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急剧而强烈地冲击着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它一方面强调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和竞争，另一方面又对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和生活、工作等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期待和现代文化的要求在女大学生身上交织、纠缠与不断较量，使得女大学生在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处境尴尬而又不得不艰难行进[3]。
2.1 来自经济变革的冲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打破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把越来越多的女性推向了社会。就业观念的变化，就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这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困惑。高校扩招造成大学生一次性就业率逐年下降，在严峻的就业竞争面前许多女大学生表现出回避、退缩和拒绝成长的倾向。女性特有的细腻、羞涩和依赖等心理无形中也加重了她们的焦虑反应。女大学生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等先天不足的心理弱点，往往会使她们白白失去就业的良机，与男大学生相比，明显居于劣势。此外，就业过程中男女同工不同酬、女职工退休、离岗和下岗的年龄越来越提前的现象也导致两性经济压力的不平衡。
2.2 来自科技与教育发展的焦虑
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女性逐渐摆脱了体能的限制，获得了新的机遇。但是，科技并非与性别无关，人们潜意识里还印刻着科技是男性专长或专利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的发展反而加强了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无论是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老师观念对受同等教育的男女生施加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以男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文化基调，强调对男生开发和激励，对女生实行限制和弱化；对男生倡导充分发挥个性，对女生则限制个性的张扬。我国在多次教育改革中也从来没有触及这一教育的精神文化层面，没有把反传统的、开发的、个性化的女性教育提到议事日程，因此也就没有形成全新的女性道德、人格、素质的培养标准。表面上似乎男女是统一标准，而实质上传统观念处处在起作用[4]。
2.3 来自家庭模式变迁的影响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社会发展的中心由过去的劳动经济型向知识经济型转变，这给广大女性提供了成才和成功的机会。愈来愈多的女大学生走出家门，走入社会各领域，双职工家庭、“经济共同体”甚至“心理文化共同体”成为新的家庭模式。这本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对于这些“女强人”，与其说人们投以尊敬的目光，不如说人们还未改变对女性角色和女性价值的传统看法，不能认同她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家庭本位的根深蒂固，造成当代女性时常面临着激烈的心理冲突：在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激励下在社会上努力工作，而另一方面其心态并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家庭心向往之。
3 弘扬先进文化，努力促进当代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女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后备力量。由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女大学生主体意识包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创新意识及成就意识较差，这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高校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在提升女大学生主体意识，推进男女平等的进程中，无疑应该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大学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使女大学生有机会领略科技革命的大潮，接受丰厚的科学精神和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使她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和社会思潮，经过她们理性整合、展开及运作，内化为个体的文化蕴涵和知识积淀，必将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1 改变观念，努力消除传统文化尤其是意识层面中的性别偏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是导致女大学生在社会上竞争不利、发展不足与适应不良的根本原因。建国以来，虽然我国女性权益在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都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但人们思想意识尤其是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还很严重。高校领导、任课教师肩负着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使命，要率先树立平等和谐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要改革学校教材，有意识地消除其中隐含的性别偏见，提供一个平等、合理的成长环境，使女大学生培养起自尊、自重、自强、自信的品质以及与男生平等竞争、和谐相处的意识观念；应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在这过程出体现出男女平等的理念，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女大学生发展的文化空间。
3.2 唤起现代女大学生对自我潜能的意识
传统观念造成的社会心理因素极易使人产生“男强女弱”的偏见。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富于情感，而理性水平较低。在男性群体中，智、愚差别悬殊，女性群体中，智力发展较为均匀，多属中等。男女两性智商平均值均衡，只是在智力的具体表现方面各有优劣。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结合女性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参与学习、参与管理、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女性的参与能力和自信心，使广大女大学生认识自己的潜在能力，了解女性对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领域的贡献及在人类繁衍中的重要贡献，增强女性的自信心[5]。女大学生必须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重新调整自己，确立自我独立的价值观，增强个人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主体性，提高自我评判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偏见。
3.3 贯彻教育公平原则，加强女性研究和女大学生教育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努力，确保两性受教育权利平等。接受良好教育是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发展与适应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培养其自尊、自重和自助、自救的心理资源。女大学生通过理论学习，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困惑和艰难，形成顽强不屈的心理品质。结合女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心理困惑，全面、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成长与就业，妇女权益保障，妇女形象与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有助于为女大学生教育和工作、生活提供更准确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女大学生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心理品格，帮助她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这一措施目前在我国高校内已陆续实施和逐渐展开，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许多方面还有待加强和完善。所以，以高校为龙头，加强女性研究和女大学生教育，完善其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3.4 积极营造科学规范的女性心理健康平台，针对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困扰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面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我们要努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及时干预和救护存在心理困扰的女大学生。首先，建立常规的女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普及性教育或指导，举办有关心理健康、心理素质、人际交往和智商情商等为主题的讲座；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帮助学生分析心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增进身心健康。要努力构建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预警机制，建立心理档案及组织相关心理卫生保健活动，进行筛查、干预、跟踪、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流程，做到早期发现、及时跟进和有效干预。其次，建立科学规范的心理救护机制。针对女大学生心理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救助。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困难，缓解心理上紧张和困惑，主动而及时地提供救助。提高女大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缓释心理压力，远离心理障碍，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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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志玲.基于社会性别的女性心理劣势[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6（1）：18-21．
社会文化心理篇6
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主要有那些方面呢？
一、自我观念的双重性
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政治，人们的政治c社会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可变性。许多古代中国人信仰“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信念。这种思想既是儒家的人生哲学，也包含了道家的“慎独”精神在内。这种双重性表现在主观幸福感上：一方面，中国人的人伦、道德观念占据重要地位，人们往往将遵守人伦道德看成人的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自我人生价值完成与实现的需求。另一方面，当社会生活或者政治上失意后，则以道家独善其身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其信念也趋向于自我的满足。这样，双重性的自我评判标准导致人们在主观幸福感上的追求与西方文化下的人格模式不同，其个体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在当代，虽然已处于法制、民主的开放环境中，但是传统文化毕竟会对人们思想有所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一些人心灵深处，既注重“大我”，即兼济天下，心怀祖国的性情培养；也注重小我，即独善其身的主观幸福与满足感。这种个体自身的内在感受，正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主观性个人感受。
二、注重自谦、自爱、含蓄、内蕴
古代中国人强调宗法血缘、团体主义，因此个体出头被看成是不好的倾向。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对于敢于出头露面好打抱不平的人，社会往往予以非议。所以，传统文化以适应、顺应外在环境为主导，将自制看成一种重要的人生品质。它使人们在各种场合，都注意克制自己的情感、个性、意愿，不暴露自己的真实的人生取向。长此以往，许多人就自然将这种自我克制作为一种人生理念。这在当今社会中也有表现。例如部分人在公共场所注意克制自己的情感、个性、意愿，不暴露自己的真实价值取向；在平日里喜欢与小同乡、老同学、亲戚朋友交往。在他们看来，这种圈子里更易于获得安全与自我实现感。注重自谦、自爱、含蓄，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过于注重情感克制，将自己封闭在一些小圈子里，亦是与当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不适应的。
三、传统文化强调“和”“合”，将顺应大流，获得周围人认同看着是人生崇高境界
在儒家思想中，“和为贵”就是人生哲学的一种基调。《礼记・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将“中庸”之道看着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是个体达到成功的基本素质。但是当这种社会心理达到极点，就容易形成强烈的“从众心理”，并且在这种“从众心理”中获得一种主观上的认同感与满足感。主张“和”“合”、和谐，是一种好传统。它可以聚集起集体力量，去征服自然，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但是，它也使部分中国人易于在群体舆论与行为压力下，采取从众行为，不讲原则，喜好迁就，乐于做一个好好先生。
社会文化心理篇7
从欧洲看来，中日两国处于远东地区，是西方列强席卷世界殖民大潮中的最后的终点和重点。但这两个同处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后，在近代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这自然引发了中日两国、甚至全世界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并对其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有国民性相异理论、对待"他"文化传统不同理论、有历史起点不同论、有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理论等等，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在此笔者认为上述理由都是有道理的，而且有些也是切中要害的。但笔者重新辨析"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深层差异，从中日双方的文化心理差异立论，对对于中日两国在近展情况的差异谈谈原因，自己的浅薄之见。
一、相同的遭遇，"类似"的反应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继明末清初之后又一次地发生接触和冲突。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冲破"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主张在坚持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长技，并提出一些具体地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的原则。1861年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在1895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75期上用沈寿康的笔名首次明确概括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张之洞撰写的宣扬"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篇》，经光绪帝用谕旨形式强行推广，其影响最大。"中体西用"在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甲午战后的，成为人们探讨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
1853年"黑船事件"，打破了德川幕府长达200余年的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面临强势的西方文明，1854 年，幕末洋学家、日本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是"和魂洋才"思想的最早渊源。佐久间象山认为精神是"圣学"的好，"艺"（指西洋的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后来，"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则直接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和魂洋才"，鼓励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样，日本开国之后，"和魂洋才"就成为处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
二、相似的表述，相异的内涵
一直以来，思想界和史学界主流看法认为"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虽然存在一些区别，但是代表的是同一股"富强压倒启蒙"思潮的表现，是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类似口号、类似反映。但仔细辨析"中体"和"和魂"，体味中日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差异，会发现这体现了"富强"之路上全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两种范式。
在一些已有的对"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比较成果来看，一般认为原始含义相似由于"和魂洋才"源自"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而其中的"东洋道德"又源于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家伦理道德，所以，"中体西用"中的"中体"与"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均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对于"西用"和"洋才"，则均指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②因此这两种口号都被理解为呼吁努力学习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来实现国家富强，维护保持现有的"东洋道德"。
首先，从儒家学说来看，不管从"大传统"还是从"小传统"来看，儒学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国精英分子和平民百姓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③"中体"的确是以儒学为基础。
但是日本的"和魂"的主干或者说是核心却不是儒学，根据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认为"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延伸"。而我们从日本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儒学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政治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 和其后的大化革新引入了当时颇为先进的唐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但因为此时的儒学只是被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的工具，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借鉴不可能在日本文化心理深层上产生重大影响。其次，从日本儒学流派的总体观念来看，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学说蓬勃发展，先后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出现。但尽管在观点的表达上有所不同，但是都强调儒学和神道在根本上的合一，儒学服务于神道，神道依借儒学彰明。朱子学派的雨森芳洲曾说道："神道者三，一曰神玺，仁也；二曰宝剑，武也；三曰镜，明也。……何必言语文章之为哉！或不得已而求其说，则求之孔门六艺之学可也。所谓三器也，本经也；邹鲁所述者，我注也。"著名日本人类文化学家石田一良在《神道的思想》一文中称神道是"不断变换思想的外衣的偶人"。他认为，任何时代传入日本的思想都不过是神道的一件新衣裳，神道未曾因此而改变过自身；与佛教、儒教、基督教和回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得到自身发展的结果相反的是，日本的神道一直都保持着原初的模样，神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宗教、思想对它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一种偶人与衣裳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说"中体"是以儒学为基础。但是"和魂"所代表的"东洋道德"毋宁说是儒学思想主导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神道崇拜的，两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
那么分别以儒学和神道为基础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文化心理到底有什么区别，又为何会引导两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首先在儒学诞生之初，孔子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就排除了神秘主义的神道观，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将人的目光投射在"生"上，引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为特点的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此乃国人文化心理之一；而以阴阳五行和天理人欲为框架的中国儒学，依据其强大的理性力量，为个人和社会构成了某种伦理原则和准宗教原则（即"天理"），此乃国人文化心理之二；从历史来看，发生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进入国家阶段之后，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之对应的基层"熟人社会"④的组织构成基本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由个人及家及社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国社会的基本心理是"孝--仁"结构。此乃国人文化心理之三。
但是在日本这一多山多灾害的岛国，个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如此的渺小，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神道崇拜成为个人精神的依托，而日本社会主干是勇猛刚强、义务效忠主人的武士，因此形成了一种"向死由生"的"崇死"的文化心理。以神道崇拜为核心的精神前提，排斥中国儒学理性化的天道观或天理观，提倡"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神秘崇拜，反对理性思辨，认为其他文化，比如佛学、儒学只是作为根本和本源的神道的枝叶、辅翼。如吉田兼俱曾说过："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法乃万法之花实，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吸收借鉴其他思想，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保持神道传统。这种神秘主义和经验论（或非理性和重实用）乃日本之文化心理之二。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岛国的渔猎和农业活动"均有赖于有历史形成的特定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忠"相对于"孝"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就重要的多了。而相对于中国的相对的"忠"（即"君君臣臣"是一种理性的"忠"的理念），神道教里"忠"的理念，"是一种神秘性甚强、要求彻底献身的非理性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准则。"可以看作是一种不问是非曲直的"愚忠"某一集团。此可看作是日本人文化心理之三。
三、文化心理影响文化发展范式
文化心理是指一个社会集体的积淀的无意识，会深深地影响到这一集体的历史选择。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一方面日本人深深地为受到的不公感到屈辱，另一方面一些游历欧美的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到了自身的物质层面的落后。当时日本国内四分五裂，存在着将近三百个直接有大名领导的封建诸侯藩国。因此，当面临着发展资本主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双重压力时，这种分裂状况必须改变。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抵抗外来入侵，又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集权政府"⑤。于是，"尊王攘夷"和"尊王倒幕"的口号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并于1868年以"王政复古"的形式拥戴隐居的天皇重掌政权。在确立"至尊"的天皇"至强"的地位时，出于为非理性的"忠"的心理，以武士为主体的强有力统治阶级开始以"向死由生"的精神为富强而努力；而根据实用性的标准，顺畅的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等"洋才"，甚至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论》里谈到的国民的"独立"⑥。正如当时的新渡户稻造所说："不拘是好是坏，推动我们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佐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这一过程深刻地体现了非理性和重实用的文化心理。
然而探索中国的近代化道路的伟人们，由于深受儒学思想的理性思维和生活在于无处不在的伦理原则和准宗教原则（即"天理"）之中，只有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在"理"上达成社会的共识，才会形成一股社会的合力去为了富强而努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大论战，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其中双方的很多观念也是雷同的，但就是在君主与共和这一核心问题有分歧，而一直僵持不下。正如林毓生先生讲到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唯智论一整体论思维模式的潜在趋势，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式整体（把这种思想模式说成是整体观的，因为它认为基本思想的决定作用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中基因的决定作用，它是影响有机体各部分性质和形态的一种潜在的整体）。"⑦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立宪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分别提出各自的理论，思考处理与西方的方式，解释怎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再以自己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为后盾，付诸实践。康梁是如此，孙中山是如此，亦如此。而一些"穷则独善其身"的人，仍然没有觉醒对国家的责任感，以为做好"孝"即可，这更加拖累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它分析问题的方式，左右了它的历史选择和前进道路。以神秘主义和实用性为（非理性和重实用）基础的文化心理，促使日本为了富强易于达成社会共识，迅速作出调整，并取得显著成绩；深受唯智论一整体论思维模式影响，不断的进行理论的探索，只有在消解了原有的伦理纲常准则，获得了理性上的"心安"，才迈开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日本在近代化之"胜于"中国，其非理性和重实用的文化心理居功至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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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心理篇8
第一,从写作和阅读的心理机制来看,网络小说中既有青年人内心情感的坦率表达,也有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极反抗。很多最初从事网络写作的年轻人,只是怀抱对文字的热爱,对文学的梦想,执着地记录和抒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情怀和记忆,感悟和思索。另外,对现实的失望和逃避,也是写作和阅读的内驱力之一。青年人从校园踏入社会,开始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跨越。然而走出书本和想象的空间,面对诸多理想与现实、名与利、崇高与卑微、美好与丑恶等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发现,太多的问题竟然无法用道理和逻辑去解释和接受;于是,他们转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网络成为青年人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生存的自由世界。诸如玄幻、仙侠、穿越、架空和女尊类的作品,给人展示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或仙、或怪、或魔,抑或普通人的青年主人公,拥有超凡的能力,驰骋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能够打败看似不可能打败的对手,能够实现看似无法实现的理想。本质上讲,这不过是写作者通过虚拟和幻想来表达自己在现实中无奈的情绪。这种幻想式的成功是一种压抑下极大的放松与快乐,也是无奈情绪下的一种消极逃避和心理抵抗。
第二,网络写作和阅读属于一种补偿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当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阻碍使个人的目标无法实现时,个人就会设法以新的目标代替原有目标,以现在的成功体验去弥补原有失败的痛苦,这种心理被称为“补偿心理”。青年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会和预期存在偏差和失落,甚至是失败。为求得心理的补偿,他们用文字克服自身生理或心理的自卑,填平失败的空洞,满足深埋于心底的欲望,成就人生的圆满,从而获得心理的满足。例如,在玄幻类作品中,多数小说让平凡的男主人公经过奋斗和神奇的机缘,在短时间内获得地位、智勇、权势、美女和财富,轻松地实现坐享齐人之福的完美人生。《寻秦记》中的项少龙,《诛仙》中的张小凡和林惊羽,《凡人修仙传》中的韩立都算得上有缺点的平凡小人物。他们借助天分和机缘,在玄幻世界中由无名小卒逐渐成为声名鹊起的英雄。在网络写作中,无论是以男性作者为主的玄幻系列,还是以女性作者为主的穿越系列,所创造的“虚构世界并非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人类心灵的镜子……”[2]再版前言作者的主体意识想象,构建出一个个理想的世界模式。文字中的大胆想象和设想,也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和期待心理,满足了读者的想象欲望,使其在阅读之中暂时地忘却现实社会生活的艰难、生存的压力和种种不尽如人意之事。
第三,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心理受完美原则的支配,体现着“自我”的完美,也即“超我”的人格结构。对男性写作者和读者而言,玄幻小说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是“超我”的最好诠释。每个即将扛起或已经肩扛家庭生活重担的男性,都有无法逃避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实现人格上的“超我”,幻想着自己成为英雄横空出世,经过苦难磨炼,数度生死的惊险,终以一人之身拯救天下,恣意挥洒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豪情,是所有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三缄其口的男性们内心深处时刻洋溢着的急切的渴望。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天下无敌,快意恩仇,并且有善解人意的美女环绕左右。这种幻想只能在奇思妙想的网络小说中得到满足。对女性写作者而言,都市言情中高干系列和豪门系列的男主角通常是帅气、多金,同时又兼霸气与温柔,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集万千美女迷恋于一身,曾经留恋花丛中,遇到或漂亮或温柔或知性,或活泼可爱或沉静可人的女主人公后却又痴情专一,至死不渝。凡此种种,不无充溢着写作者与读者对自身“超我”的渴望。《步步惊心》等穿越小说之所以引来广泛的女性追捧,源于她们试图在幻想中解决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焦虑,本质上是潜意识中隐蔽的“超我”的现实化。
第四,从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来讲,从事网络写作和阅读的青年人,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在于人生存于世无法消除的孤独感。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本位主义,它把绝对孤独的个人看作自己唯一的出发点,并且从本体上认定孤独是个人的本然的存在状况。[3]27网络写作者,面对生活、社会和现实的种种不自由,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寻求安慰,通过文字书写自己的孤独,消弭自己的孤独。无限的网络链接足以使读者找到能够打动他的文字,使他克服孤独,获得心灵的宁静。网聊、网络写作、网络阅读以及评论,是孤独处境中的青年人渴望交流心理的外化。也正是这种孤独,造就了数以亿计的青年人从网络文字中寻求温暖和安慰,造就了网络文学的盛世和浮华。
第五,不可否认,网络小说的写作者鲜有“作家是社会之良心”的严肃态度,也缺少“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责任感,因此,网络小说本质上是一种消解性写作。它以游戏、玩耍和发泄的特性,削平意义、剔除教育功能,使文学的审美精神被激烈的感官刺激所取代。有人说网络小说带动文学审美进入了本雅明所谓的“后审美时代”,文学书写不再是“有光晕的艺术”,开始从“凝神关注式”到“消遣式”的转变。[4]
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是网络小说中存在的随处可见的有关性的话题和私生活的想象片断。那些有关欲望的直接宣泄,以肆无忌惮的笔触,把网络写作完全作为一个“生理事件而非精神事件”[5]。例如,《赵赶驴电梯奇遇记》写从农村出来的平凡白领赵赶驴情场得意,与俏丽的小寡妇、纯情的女大学生以及半老徐娘的女上司之间的种种暧昧和意淫。《现代娇女之女王后宫三千》描述了一个普通女子因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为至尊女王,身边环绕男妃三千,并俘获了各种各样男人的忠爱之心。网络小说中的性描写,带着浓厚的意淫色彩,不复有传统作家在处理此问题时立足于人性的高度考问。这既是官能享乐的浮躁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也契合着青年人体能旺盛、生命力高亢昂扬的身心特征。但是这种宣泄却消解着传统的道德规范,也颠覆着传统文学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追求,使网络小说“思想的世俗化表现为取消深度追求,放弃启蒙思想和价值追问,使一切变成平面的当下的欲望满足;精神的世俗化则是放弃批判精神,以游戏的方式卷入世俗的物象和文本的狂欢”[6]。由此可见,网络小说“提供给人们一个新的观看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通道”[7]。青年人的网络写作和表达、阅读和接受的心理机制中,有着自身的精神和文化追求,折射着当今青年阶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反映着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
社会文化心理篇9
第一，从写作和阅读的心理机制来看，网络小说中既有青年人内心情感的坦率表达，也有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极反抗。很多最初从事网络写作的年轻人，只是怀抱对文字的热爱，对文学的梦想，执著地记录和抒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情怀和记忆，感悟和思索。另外，对现实的失望和逃避，也是写作和阅读的内驱力之一。青年人从校园踏入社会，开始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跨越。然而走出书本和想象的空间，面对诸多理想与现实、名与利、崇高与卑微、美好与丑恶等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发现，太多的问题竟然无法用道理和逻辑去解释和接受;于是，他们转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网络成为青年人在现实和梦想之间生存的自由世界。诸如玄幻、仙侠、穿越、架空和女尊类的作品，给人展示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或仙、或怪、或魔，抑或普通人的青年主人公，拥有超凡的能力，驰骋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能够打败看似不可能打败的对手，能够实现看似无法实现的理想。本质上讲，这不过是写作者通过虚拟和幻想来表达自己在现实中无奈的情绪。这种幻想式的成功是一种压抑下极大的放松与快乐，也是无奈情绪下的一种消极逃避和心理抵抗。
第二，网络写作和阅读属于一种补偿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上，当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阻碍使个人的目标无法实现时，个人就会设法以新的目标代替原有目标，以现在的成功体验去弥补原有失败的痛苦，这种心理被称为“补偿心理”。青年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会和预期存在偏差和失落，甚至是失败。为求得心理的补偿，他们用文字克服自身生理或心理的自卑，填平失败的空洞，满足深埋于心底的欲望，成就人生的圆满，从而获得心理的满足。例如，在玄幻类作品中，多数小说让平凡的男主人公经过奋斗和神奇的机缘，在短时间内获得地位、智勇、权势、美女和财富，轻松地实现坐享齐人之福的完美人生。《寻秦记》中的项少龙，《诛仙》中的张小凡和林惊羽，《凡人修仙传》中的韩立都算得上有缺点的平凡小人物。他们借助天分和机缘，在玄幻世界中由无名小卒逐渐成为声名鹊起的英雄。在网络写作中，无论是以男性作者为主的玄幻系列，还是以女性作者为主的穿越系列，所创造的“虚构世界并非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人类心灵的镜子……”［2］再版前言作者的主体意识想象，构建出一个个理想的世界模式。文字中的大胆想象和设想，也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和期待心理，满足了读者的想象欲望，使其在阅读之中暂时地忘却现实社会生活的艰难、生存的压力和种种不尽如人意之事。
第三，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心理受完美原则的支配，体现着“自我”的完美，也即“超我”的人格结构。对男性写作者和读者而言，玄幻小说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是“超我”的最好诠释。每个即将扛起或已经肩扛家庭生活重担的男性，都有无法逃避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实现人格上的“超我”，幻想着自己成为英雄横空出世，经过苦难磨炼，数度生死的惊险，终以一人之身拯救天下，恣意挥洒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豪情，是所有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三缄其口的男性们内心深处时刻洋溢着的急切的渴望。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天下无敌，快意恩仇，并且有善解人意的美女环绕左右。这种幻想只能在奇思妙想的网络小说中得到满足。对女性写作者而言，都市言情中高干系列和豪门系列的男主角通常是帅气、多金，同时又兼霸气与温柔，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集万千美女迷恋于一身，曾经留恋花丛中，遇到或漂亮或温柔或知性，或活泼可爱或沉静可人的女主人公后却又痴情专一，至死不渝。凡此种种，不无充溢着写作者与读者对自身“超我”的渴望。《步步惊心》等穿越小说之所以引来广泛的女性追捧，源于她们试图在幻想中解决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焦虑，本质上是潜意识中隐蔽的“超我”的现实化。
第四，从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来讲，从事网络写作和阅读的青年人，更深层的心理机制在于人生存于世无法消除的孤独感。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本位主义，它把绝对孤独的个人看作自己唯一的出发点，并且从本体上认定孤独是个人的本然的存在状况。［3］27网络写作者，面对生活、社会和现实的种种不自由，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寻求安慰，通过文字书写自己的孤独，消弭自己的孤独。无限的网络链接足以使读者找到能够打动他的文字，使他克服孤独，获得心灵的宁静。网聊、网络写作、网络阅读以及评论，是孤独处境中的青年人渴望交流心理的外化。也正是这种孤独，造就了数以亿计的青年人从网络文字中寻求温暖和安慰，造就了网络文学的盛世和浮华。
第五，不可否认，网络小说的写作者鲜有“作家是社会之良心”的严肃态度，也缺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感，因此，网络小说本质上是一种消解性写作。它以游戏、玩耍和发泄的特性，削平意义、剔除教育功能，使文学的审美精神被激烈的感官刺激所取代。有人说网络小说带动文学审美进入了本雅明所谓的“后审美时代”，文学书写不再是“有光晕的艺术”，开始从“凝神关注式”到“消遣式”的转变。［4］
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是网络小说中存在的随处可见的有关性的话题和私生活的想象片断。那些有关欲望的直接宣泄，以肆无忌惮的笔触，把网络写作完全作为一个“生理事件而非精神事件”［5］。例如，《赵赶驴电梯奇遇记》写从农村出来的平凡白领赵赶驴情场得意，与俏丽的小寡妇、纯情的女大学生以及半老徐娘的女上司之间的种种暧昧和。《现代娇女之女王后宫三千》描述了一个普通女子因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为至尊女王，身边环绕男妃三千，并俘获了各种各样男人的忠爱之心。网络小说中的性描写，带着浓厚的色彩，不复有传统作家在处理此问题时立足于人性的高度考问。这既是官能享乐的浮躁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也契合着青年人体能旺盛、生命力高亢昂扬的身心特征。但是这种宣泄却消解着传统的道德规范，也颠覆着传统文学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追求，使网络小说“思想的世俗化表现为取消深度追求，放弃启蒙思想和价值追问，使一切变成平面的当下的欲望满足;精神的世俗化则是放弃批判精神，以游戏的方式卷入世俗的物象和文本的狂欢”［6］。由此可见，网络小说“提供给人们一个新的观看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通道”［7］。青年人的网络写作和表达、阅读和接受的心理机制中，有着自身的精神和文化追求，折射着当今青年阶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反映着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
二、网络小说中的价值取向
社会文化心理篇10
使用网络语言的人群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上网聊天,是想感受网聊的趣味性,享受放松带来的愉悦。同时,为使自己的言谈更具吸引力,说话者需要选择更别致的方式。wWw.133229.cOm采用生动新颖的表达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既展现了年轻人富有活力的特点,也是现代人追求轻松、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
二、求新求变
“求新”就是赶时髦,追求新颖别致。多数网民都很年轻,不喜欢遵循传统,不爱用“老套”的表达方式,总想求新求变,而网络媒体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追求时尚、反对传统、求新求异的表现舞台。正如周日安所说:“为了与众不同有意创造新词张扬自我,充分展示个性,带来了网络语言的个性化。”[6]
某些网络词语的形成是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影响追求新潮、时尚的结果。网络用户大部分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人,他们容易受到港台或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得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新奇另类的词语,比如,用“养眼”来表示“好看、漂亮”,用“粉丝”来指称“崇拜者、歌迷、影迷”,用“吐血”来形容“心情郁闷”,用“抓狂”表示“受不了刺激而行为失常”,用“顶”来表示“支持”,用“闪”表示“离开”;还有,表示性状程度高也抛弃了“很”、“非常”等字眼,而代之以“粉”、“超”、“巨”等新鲜字词。这些都说明,追求时尚、赶时髦这股风气不仅盛行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它也充斥于网络世界,体现在网络词语的使用上。
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被程式化和效率追赶着的现代人早已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不拘陈规,追求新鲜刺激,青年人趋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释放。在英语中,动词加后缀ing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行为,英语的进行体已经融入了网络语言的语法,表示正在做某事也用ing,比如“这次考试挂科,郁闷ing”、“终于赢了一次,得意ing”;原本正常的字被分离开来表示原义,如“超强”变成了“走召弓虽”;iloveyou=爱老虎油;还有,“强、狂、严重”在句子中可以做状语,如“狂晕、严重同意、严重喜欢”,“超、巨、呆、毙”等粘着语素都作为自由语素在句子中充当状语,如“偶gf超靓(巨美)”[7]。有一句顺口溜这样说的:吃不叫吃,叫“撮”;羡慕不叫羡慕,叫“流口水”;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兴奋不叫兴奋,叫“high”;有本事不叫有本事,叫“有料”;倒霉不叫倒霉,叫“衰”;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这些充分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新异、鲜活,充满形象感、表现力。
三、从众与模仿
社会心理学[8]认为,从众是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和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俗称“随大流”,表现为个体的意见、行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符合。比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饭,而我们对那里的饭店又不了解,在有几家饭店让我们挑选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选择人多的饭店吃饭,这就是最普遍的从众行为。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从众心理,也有或多或少的模仿心理。年轻人,尤其是20岁以下的学生,模仿心理和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们习惯于模仿老师、家长、同学的行为方式。在网络交流上,他们会模仿使用别人的新颖有趣的表达形式,比如,当看到有人用“偶”来称呼“我”、用“虾米”来替代“什么”、用“稀饭”表示“喜欢”,有些网友觉得这样卡通化的表达很有个性,从而模仿体验。网络交流中一些特别句式使用较多,如“……的说”、“……死掉了”,也是网民模仿的结果,“我要回家的说”中“……的说”没有实际意义,“我高兴死掉了”中“死掉了”也只是起加强语气作用,这些表达方式的使用,体现了网民追求新奇、喜欢从众的心理。
网络新词一旦受到网民们认同,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甚至仿制出更多的词语,如“粉丝”一词源于英语fans,意思是崇拜者、追星族,由于网民大都略懂英语,追求时尚,于是“粉丝”就成为一个强势的成功模因,[9]得到复制和传播,甚至某超女的“粉丝”被称为“凉粉”。这些是典型的从众心理的体现。这种从众行为的实施,一方面因为网络语言新颖别致,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另一方面,也缘自网民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到网民群体的需要。
四、调侃戏谑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和相对稳定性,影响社会心理形成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参照群体。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多样化、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过去神秘的东西已不再神秘,传统的权威和价值也逐渐褪掉神圣的外衣。这样,伴随着人们对崇高、庄严的推崇渐减,又加上当前通俗文化的盛行,追求轻松有趣、调侃传统的社会心理已经演化为一种潮流。再者,有些网民精神生活贫乏,百无聊赖,他们出于追求刺激的需要,以恶作剧的方式对其他的人或事物进行调侃、贬抑。比如,“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却有网友借“太平公主”之名来戏称“胸部平坦的女性”,而人们喜欢的“偶像”也被调侃成了“呕吐的对象”;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利用的也恰恰是网民的各种心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名就是利用了大众的戏谑心理,她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合法地吐口水的情境,反而促使自己“蹿红”。语言中许多词语被网友以调侃的态度进行曲解,赋予新的“意义”,如“特困生”本义指特别贫困的学生,这里指的是上课特别容易犯困、爱打瞌睡的学生;“蛋白质”表示“笨蛋+白痴+神经质”;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后起之秀”指的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如此曲解词义,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刺激、新奇、好玩、调侃,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对传统“崇高”、“美”的一定程度的淡化、怀疑和抑制,体现了平民精神唱主角的一种趋势。
五、追求自由与宣泄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会面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生存压力,这时人们就需要适当地宣泄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烦躁、压抑、郁闷的情绪。宣泄情绪的渠道很多,如与人倾诉、心理咨询等,但是这些方式都存在时间、空间等诸多限制,而网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其它宣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交际的语境是匿名性的,它隐去了人们的姓名、性别、职业、职务等身份标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发帖、留言等无所顾忌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压抑,而不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作为交际工具,网络语言折射出了人们宣泄压力的心理需求。具体来说,网络语言中大量地存在一些粗话、脏话,例如:tmd(他妈的)、nnd(奶奶的)、sb(傻逼)、sjb(神经病)等,“狗屁”、“败类”、“王八蛋”、“bt”(变态)等字眼也屡见不鲜,用下流的帖子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污辱、嘲弄的比比皆是。过度宣泄甚至滥用詈语只会导致网络交际的混乱和无序,甚至会对交际参与者的身心构成伤害,因此,我们提倡应当把网络语言的宣泄作用控制在合理、和谐的范围内。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心理,追求简捷和新鲜有趣是最主要的,这既是由网络交际的特点决定的,也体现了时代特色。如果网络语言不简洁,很难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如果交际的语言平淡无奇,所述内容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而时尚、充满趣味的网络语言,会吸引更多的网民去追崇、模仿。人们能在网络世界调侃戏谑和自由宣泄,这是建立在网络隐蔽性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1]许钟宁.网络词语变异的语言文化解析[j].修辞学习,2004,(6):58-60.
[2]李频华.网络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特质[j].宁德师专学报,2004,(4):38-41.
[3]王志涛,王立家.网络语言与多元文化生态[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1):77-80.
[4]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刘钦明.“网络语汇”的组合理据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6):72-77.
[6]周日安.简论网络语言[j].语言科学,2003,(4):95-100.
社会文化心理篇11
使用网络语言的人群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上网聊天,是想感受网聊的趣味性,享受放松带来的愉悦。同时,为使自己的言谈更具吸引力,说话者需要选择更别致的方式。采用生动新颖的表达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既展现了年轻人富有活力的特点,也是现代人追求轻松、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
二、求新求变
“求新”就是赶时髦,追求新颖别致。多数网民都很年轻,不喜欢遵循传统,不爱用“老套”的表达方式,总想求新求变,而网络媒体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追求时尚、反对传统、求新求异的表现舞台。正如周日安所说:“为了与众不同有意创造新词张扬自我,充分展示个性,带来了网络语言的个性化。”[6]
某些网络词语的形成是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影响追求新潮、时尚的结果。网络用户大部分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人,他们容易受到港台或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得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新奇另类的词语,比如,用“养眼”来表示“好看、漂亮”,用“粉丝”来指称“崇拜者、歌迷、影迷”,用“吐血”来形容“心情郁闷”,用“抓狂”表示“受不了刺激而行为失常”,用“顶”来表示“支持”,用“闪”表示“离开”;还有,表示性状程度高也抛弃了“很”、“非常”等字眼,而代之以“粉”、“超”、“巨”等新鲜字词。这些都说明,追求时尚、赶时髦这股风气不仅盛行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它也充斥于网络世界,体现在网络词语的使用上。
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被程式化和效率追赶着的现代人早已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不拘陈规,追求新鲜刺激,青年人趋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释放。在英语中,动词加后缀ing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行为,英语的进行体已经融入了网络语言的语法,表示正在做某事也用ing,比如“这次考试挂科,郁闷ing”、“终于赢了一次,得意ing”;原本正常的字被分离开来表示原义,如“超强”变成了“走召弓虽”; i love you=爱老虎油;还有,“强、狂、严重”在句子中可以做状语,如“狂晕、严重同意、严重喜欢”,“超、巨、呆、毙”等粘着语素都作为自由语素在句子中充当状语,如“偶gf超靓(巨美)”[7]。有一句顺口溜这样说的:吃不叫吃,叫“撮”;羡慕不叫羡慕,叫“流口水”;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兴奋不叫兴奋,叫“high”;有本事不叫有本事,叫“有料”;倒霉不叫倒霉,叫“衰”;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这些充分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新异、鲜活,充满形象感、表现力。
三、从众与模仿
社会心理学[8]认为,从众是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和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俗称“随大流”,表现为个体的意见、行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符合。比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饭,而我们对那里的饭店又不了解,在有几家饭店让我们挑选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选择人多的饭店吃饭,这就是最普遍的从众行为。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从众心理,也有或多或少的模仿心理。年轻人,尤其是20岁以下的学生,模仿心理和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们习惯于模仿老师、家长、同学的行为方式。在网络交流上,他们会模仿使用别人的新颖有趣的表达形式,比如,当看到有人用“偶”来称呼“我”、用“虾米”来替代“什么”、用“稀饭”表示“喜欢”,有些网友觉得这样卡通化的表达很有个性,从而模仿体验。网络交流中一些特别句式使用较多,如“……的说”、“……死掉了”,也是网民模仿的结果,“我要回家的说” 中“……的说”没有实际意义,“我高兴死掉了”中“死掉了”也只是起加强语气作用,这些表达方式的使用,体现了网民追求新奇、喜欢从众的心理。
网络新词一旦受到网民们认同,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甚至仿制出更多的词语,如“粉丝”一词源于英语fans,意思是崇拜者、追星族,由于网民大都略懂英语,追求时尚,于是“粉丝”就成为一个强势的成功模因,[9]得到复制和传播,甚至某超女的“粉丝”被称为“凉粉”。这些是典型的从众心理的体现。这种从众行为的实施,一方面因为网络语言新颖别致,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另一方面,也缘自网民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到网民群体的需要。
四、调侃戏谑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和相对稳定性,影响社会心理形成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参照群体。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多样化、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过去神秘的东西已不再神秘,传统的权威和价值也逐渐褪掉神圣的外衣。这样,伴随着人们对崇高、庄严的推崇渐减,又加上当前通俗文化的盛行,追求轻松有趣、调侃传统的社会心理已经演化为一种潮流。再者,有些网民精神生活贫乏,百无聊赖,他们出于追求刺激的需要,以恶作剧的方式对其他的人或事物进行调侃、贬抑。比如,“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却有网友借“太平公主”之名来戏称“胸部平坦的女性”,而人们喜欢的“偶像”也被调侃成了“呕吐的对象”;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利用的也恰恰是网民的各种心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名就是利用了大众的戏谑心理,她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合法地吐口水的情境,反而促使自己“蹿红”。语言中许多词语被网友以调侃的态度进行曲解,赋予新的“意义”,如“特困生”本义指特别贫困的学生,这里指的是上课特别容易犯困、爱打瞌睡的学生;“蛋白质”表示“笨蛋++神经质”;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后起之秀”指的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如此曲解词义,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刺激、新奇、好玩、调侃,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对传统“崇高”、“美”的一定程度的淡化、怀疑和抑制,体现了平民精神唱主角的一种趋势。
五、追求自由与宣泄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会面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生存压力,这时人们就需要适当地宣泄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烦躁、压抑、郁闷的情绪。宣泄情绪的渠道很多,如与人倾诉、心理咨询等,但是这些方式都存在时间、空间等诸多限制,而网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其它宣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交际的语境是匿名性的,它隐去了人们的姓名、性别、职业、职务等身份标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发帖、留言等无所顾忌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压抑,而不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作为交际工具,网络语言折射出了人们宣泄压力的心理需求。具体来说,网络语言中大量地存在一些粗话、脏话,例如:tmd(他妈的)、nnd(奶奶的)、sb(傻逼)、sjb(神经病)等,“狗屁”、“败类”、“王八蛋”、“bt”(变态)等字眼也屡见不鲜,用下流的帖子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污辱、嘲弄的比比皆是。过度宣泄甚至滥用詈语只会导致网络交际的混乱和无序,甚至会对交际参与者的身心构成伤害,因此,我们提倡应当把网络语言的宣泄作用控制在合理、和谐的范围内。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心理,追求简捷和新鲜有趣是最主要的,这既是由网络交际的特点决定的,也体现了时代特色。如果网络语言不简洁,很难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如果交际的语言平淡无奇,所述内容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而时尚、充满趣味的网络语言,会吸引更多的网民去追崇、模仿。人们能在网络世界调侃戏谑和自由宣泄,这是建立在网络隐蔽性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1]许钟宁.网络词语变异的语言文化解析[j].修辞学习,2004,(6):58-60.
[2]李频华.网络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特质[j].宁德师专学报,2004,(4):38-41.
[3]王志涛,王立家.网络语言与多元文化生态[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1):77-80.
[4]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刘钦明.“网络语汇”的组合理据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6):72-77.
[6]周日安.简论网络语言[j].语言科学,2003,(4):95-100.
社会文化心理篇12
一.“词语模”的应用，方便构词。“词语模”的概念是由李宇明提出的，李宇明曾指出：“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背景就像是造词的模子（简称‘词语模’） 一样，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语簇。”这为我们分析“晒××”新词语的产生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照。即以“晒××”为“模标”，形成“晒×× ”的词语模，通过对模槽空位“××”的替换，迅速产生了一大批“晒”族新词语。正如新词“的”的高度汉化、语素化一样，“晒”的迅速汉化、语素化也是“晒”族网络新词语快速滋生并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晒”构词的位置、构词的能产性、语义的类化程度和语法功能这些最重要的特点来看，音译词“晒”已具有了较高程度的汉化和语素化，很快就形成了“晒～”的词语模，为“晒”族新词语的快速滋生和流行准备了语言条件。
二.语义丰富，便于表达。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晒”的释义是：（1）太阳把热照射到物体上：烈日晒得人头昏眼花。（2）在阳光下吸收光和热：晒粮食|让孩子们多晒太阳。（3）<方>比喻置之不理;慢待：把他给晒在那儿了。[1]第三个释义应该是受南方部分地区方言词的影响。然而，在流行词“晒××”中“晒”不仅仅只有这些语义，正如“秀”一词是从英文“Show”音译过来一样，晒是英文“Share”的音译词，也带有英语“分享”的意思。同时，“晒”进入汉语后迅速语素化，并通过各种当前社会文化心理联想结合，构成了语义丰富的“晒××”流行词。
1.“炫耀、夸耀、显摆”之“晒义”。“晒××”流行词之所以有这个语义，和“晒”字的语源有关。一种是“晒”字是粤方言，粤方言中有“晒命”的说法，在粤语里“晒命”指的就是把自己值得炫耀的东西放在嘴边， 或者迫不及待地讲给人家听，有贬义的意味，不过现在更趋向于中性词[2]。晒的“炫耀、显摆”义，可能谐音借用于“比赛”之“赛”，同时又能与“赛富、赛才华”典故关联。目前我国南方一些方言中“赛”仍有“炫耀、显摆”义，语源上可追溯到民间的晒衣、晒书习俗。古代晒衣的风俗流传至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夸耀财富提供了机会。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此典既是对富豪们本无真才实学却借“晒书”来炫耀、显摆财富行为的一种蔑视，又记写了郝隆夸耀自己满腹才学的文士风流。[3]除了和“晒”字的语源有关外，还和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炫耀成功和财富的社会心理有关。
（1）“何炅、马丽元宵晒幸福“金牌搭档”激情四射”[4]。
2.“与人分享”之义。于英文“Share”的意思一样，晒“可晒之物”。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大部分网民在微博，QQ空间上晒出自己想“晒”的一切。不同于“秀”，只极限于好的方面，这里的“晒”侧重于分享，与人分享不仅是限于好的方面，也可以是不好的方面。“美团网”上，网友会在美团评价页面上晒出自己消费的商品和写下在消费后的体会，一方面是网友渴望与人分享的动机，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有利于作为其他想去消费的网友的参考。
3.“公开、公布、展示”之义。该义可能受“Show”秀的影响或者是《现代汉语字典》对“晒”的一种释义的感染。把能“见阳光”作为想象的基准点。“晒工资”，原来是指网民在网络上匿名把自己的收入公布出来。此种做法不称之为“亮工资”、“说工资”，而是称之为“晒”，确实是比较准确、形象。“晒” 本身就是在阳光下进行，具有公开性，这与当今流行的“阳光操作”、“阳光工程”等词语的比喻意义吻合。
4.“计划、谋略、机智”之义。有的网友通过网络平台“晒旅行计划”、“晒装修”等，网友之间相互交流，探讨行为是否可行。这与当前网络互动交流文化有关，网络流行语成为了人们之间交流的共同话题。
5.“发泄，晒霉运”之义。该语义应该是受到原本“晒”字语义的同化的结果。我国南方地区四、五月份梅雨盛行，因此有“晒霉”的传统。而现在的许多“晒××”例子中有“发泄，晒霉运”之义。网友们通常把自己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烦心事，倒霉的事“晒”在网上，通过此作为发泄。这种通过“晒”来发泄的方式，其实是和当前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的“快”文化有关，人们在这种重压之下，渴望寻求一丝慰藉的心理。
6.“流行、时尚、潮流标杆”之义。这种语义多数发生在娱乐界、时尚界之间明星和时尚达人们之中。例如“晒服装”、“晒打扮”等等。这与人们追求时尚、“臭美”的心理有关。
三.以“晒”语素为核心的“晒××”构词能力强，能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句法成分。“晒账单”、“晒婚礼”、“晒装修”等。是以“晒”为述语中心后加双音节名词或类名词构成的述宾结构。与“晒”的字典原意要求宾语为具体事物不同，这里的“晒”的宾语多是符号化了的，述语“晒”也不再必须有阳光的照射或烘烤条件，变成了一种分享、炫耀行为，主要做谓语、定语。
四.与当前社会文化心理有关。上述提过早在2006年“晒××”就早已经成为了网络流行词，但是我们知道，词语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当代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词语不断更新，许多新词不断涌现，不断流行，但是多数都是盛行一时，之后就成为“过往云烟”，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记忆之中。然而“晒××”一词经过这么多年，现在仍然被广泛使用，不仅仅因为上述的“词语模”。最重要的还是和社会文化心理有关。
1.社会的“大开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日趋开放。人们已不再满足传统的默默无闻的生活方式， 张扬自我，凸显个性，已成为现代人新的社会追求。特别是在这个以尽可能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为特征的眼球经济时代。社会的这种“大开放”氛围为新词“晒××”的流行提供了根本条件。
2.“晒工资”这种让收入“见阳光”的语义，特别是针对国家机关人员的收入，符合现在国家主导的“公开，透明”的思想。
3.网络文化的影响。网络文化是一个自由、多元、包容、共享的文化，网友们在网上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也让“晒”宝贝的网友们不在有后顾之忧。在没有互联网之前，由于受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家中自珍之物、带有隐秘性的一些事物， 若要拿出来与人分享，往往会受到诸如安全性、隐私性等诸多不便因素的影响。互联网出现后， 在网络上将自己的所爱所好的收藏挂上去晒晒，既能得到与他人分享沟通的乐趣，又可以借网络世界的虚拟性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身份， 较好地免除了无为的泄密之忧。这给以与他人分享为主要目的的“晒客”们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晒”智的机遇与土壤。
社会文化心理篇13
从表面上看，逻辑非常清晰，角色定位及暗示影响移情能力，然后移情能力影响外籍人士在中国异质文化中所遇到的跨文化冲突及障碍的强弱。但事实上，这之中，还有一个知觉和认知上的心理活动过程。在冲突关系中，由于角色定位的偏差，使得移情难以发生。移情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同时，也更难校正在跨文化冲突中容易发生的错误知觉和认知偏差，从而加大了冲突的强度。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世界上的事物虽然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而产生的认识使人们的认知结构趋于相符或平衡。如果有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而且行为体确有理由相信他所觉知的环境存在相符的事实，人们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信息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知觉恒常性或认知相符现象”(王振民，2004：31）。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保持认知的平衡，否则就会有紧张感。当出现认知不平衡时，为了消除它，人们在接触新信息时，会自动选择那些与自己原来认知一致的信息，而自动过滤那些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信息（Klopf,1991:20-31)。在跨文化冲突中，冲突方总是对来自异质文化里的友善的信息视而不见，或者无法理解异质文化里友善的行为，那么也很难避免错误觉知的发生，这对跨文化冲突的调整与解决是不利的(文卫平，2002: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