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教育观论文篇1
一、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好的习惯是存放在人们神经大脑中的生活资本，人们一生都可以不断享受它的利息。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好的习惯有许多，如多读书、多写作、多思考、广泛吸取知识素材，等等。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要提出两点比较生僻但又非常实用的好习惯，那就是自主、认真修改文章和多渠道的学习语文。但凡培养好习惯都宜早不宜晚，但是早也应该有个限度，太早学生各方面能力都不具备，反而会成为学生快乐学习的负担。经历了小学六年的语文基础，初中正是培养这两项能力的最好时机。在《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10）》一书中，有这样两组插图：第一组分别画着三张图，第一张插图是讲一位教师正在给学生上写作课，黑板上写着“文章不厌百回改”，这是在告诫学生想要写出好的文章就不要害怕反复修改。第二张画着教室内学生都在认真就该作文，这在告诫学生修改作文时要认真，切不可敷衍了事。第三张图是修改稿，是在给学生修改作文的事例，也对修改作文的方法起到警示作用。第二组插图是分别插入了多张图画，内容丰富多彩，但都是场景类图片，例如一些学生认真聆听科学家或其他学者的讲座，一些学生参观工厂、农场的场景，一些学生参加夏令营、劳动队伍，还有学生正在网上浏览新闻、到图书馆参阅书籍、定期看报等情境。这都在告诉学生要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语文知识，积累生活素材，丰富见识，增长视野，那看待事物的角度便会不一样。习惯的养成靠日侵月润，潜移默化而来的，更是从知到行、持之以恒才能润物细无声的从中受益。以上两条也应该遵循此道理，按照知、情、信、行四方面环节进行。1.知，就是要求教师给学生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学生理解之后自然变被动为主动。2.情，就是要从情感方面触动学生，让学生真正从内心上去接受然后去遵循。3.信，就是要让学生对以上两点习惯形成信念，让学生对此深信不疑，从而付出实践。4.行，就是行动。好的习惯只有长期在一个人身上形成固化才算得上是习惯。
二、新课标下的自能读书
何为所谓的“自能读书”，想必会有人理解为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读书。其实不然，自能读书，就是学生做到不用教师的教导，达到不需要教的程度。其蕴含的道理就是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阅读文章时能够做到以读促思，自解自思，能够掌握的一定的阅读技巧，深入的理解文章内容，能从语言阅读实践中获得各种阅读能力。具体来说，自能读书分别包含以下几要点。
1.以“教材”为本。训练学生的阅读技巧和语言理解能力的依据一定不能离开教科书（教材），一旦离开书本，语文课的训练便成了目的性的考试训练，而不是以培养精神为主。因为，无论使用、教学什么样的阅读发法都不能离开课本，以课本为主，并将此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全面操控，综合学习。有的教师会以课本后边的问题为主体，带着问题回去读课文，好像把文章作为解题的工具，这样完全本末倒置。这样，学生会把心思都放在解题技巧上，而不是阅读理解上。因此，强调自能读书一定要以“书”为本，而不能以“题”为本。
2.以“读”为主。在语文学习中，接触的最大量的就是文字，那么阅读就至关重要。语文阅读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就是读，自能读书更应该以读为主。读是“思”的前提，是“说”的储备，更是“写”的基础。读书能迅速增强语感，多读更能增加对文章的理性深度，能多了解生僻字，更能学会其中谋篇布局的方法。在教学中，教师不应该一味的“讲”和“提问”，而是应该引导学生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
3.突显“自”。自能读书主要突出学生的自主性、自控性。每个学生在阅读时都有自己的技巧与方法，从文章中需要吸取的知识点也不同，所以因人而异。虽然，教师在旁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但是还是需要学生的自主思考、自我感悟，才能从中受益。
4.核心是“能”。自能读书是体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核心就是“能”，是学生阅读能否取得好的效果，阅读水平能否迅速提升的关键因素。所谓的“能”就是学生的阅读技巧，包括读的技巧和思的方式、阅读的内画因素（感悟、探究、收获），还包括积极思考、主动求知欲和内化知识等。三、结语教师要时刻记住，语文与生活同在，无论培养学生何种能力都离不开课堂与生活，课堂重要是规范性，教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地方。而生活是课堂的外延，是学生进行拓展、探究与实际操作的地方。教师要做到平衡两点，才能真正完成语文教学任务。
作者:赵书平 单位:河北省任县职教中心
教育观论文篇2
除此之外，我们目前法学专业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不成功还与另外一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愈发严重的应试化倾向。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它回溯性地产生了一种连锁反应，导致我们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应试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就业压力首先影响了高中毕业生的专业选择，毕业之后的就业难使得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对法学专业有所顾忌。近年来一些法学院系招生规模的萎缩即表明了这一点。招生困境反过来会直接影响大学的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思路和教育理念。国内前些年热议的法学教育该不该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讨论即源自这一背景。同时，国内高校的评估评价体系中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又返回来推动或者说加剧了这种应试化。就学生自身而言，就业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作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入校以后就会考虑要准备将来的一系列考试，如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等。由于这些考试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因此学生们对其都格外重视，校方由于考虑到就业率的压力，对此也往往持积极鼓励的态度。最终，各种因素汇聚成的无情现实使得国内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应试这条道路。
这种应试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迅速累积，并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当前的法学教育陷入到一种退化的困境之中。其突出表现就是对简单识记的强调，对阅读和思考的忽视。而这一状况又与前述第一个原因密不可分，即能够量化、标准化地以统一试卷的形式加以考查的多是形而下的知识，形而上的知识虽然与此不同，但也只能无奈地与“死知识”一同以试卷形式考查，最终使得知识层次不加区分，考查方式无区别，进而造成教学模式也完全同质化。
以司法考试为代表，探讨其与法学教育的关系，以及法学教育自身的定位，是前些年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了多年讨论，目前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考试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单一化指标，法学教育应当有自身的品格。正如北京大学的潘剑锋教授所言：“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教育观论文篇3
传统教育理论认为：教材应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它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认知层次，因此内容繁杂，只重视纵向的知识体系，忽视了知识的横向联系和综合运用，只利于教师教，不利于学生学。现代教学理论则重视教材内容的基本性，主张学习化学的基本结构。新的教材观应是：
①教材现代化。把20世纪以来化学学科中的新成果吸收到教材中来，使教材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②教材理论化。在教材中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比重，提高理论水平。
③教材结构化。在教材中反映出化学学科的基本结构，使学生便于学习，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框架。
④教材的多样化。除必修课外，还应开设各种类型的选修课，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⑤教材的趣味化。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增加化学史和化学小实验，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内容包括五个层次：知识层次、能力层次、情感层次、认知层次、教学思想及方法层次。从教材的结构上，应突破重点，以重点带全面。比如对重点知识，结合科学发现的过程及化学史，讲清来源和应用范围，使学生掌握学习思路和方法，提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
二、教师观的转变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教师，不应只满足于能教好课，而应该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修养。一方面，教师应进修一些有关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包括教学论、课程论、化学教育学、化学学习心理学、教育测量学、智力心理学等。另一方面，教师应结合教学进行教育研究，每学期都应写一些科研论文，这样，教师不是在单纯地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象心理学工作者那样，发现学生心灵的奥秘，捕捉学生内心的感受，培养学生健康良好的个性，建立起高尚美好的情操。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对学生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归根结底是对教师的要求，无论是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将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态度，教师不会做的事，很难让学生学会做，教师不具备的品质，也很难在学生身上培养出来。所以，教师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各种技能，教师不仅要具备化学知识，还应该有社会知识与实用技术知识，不仅能讲授，还能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仪器。教师除了应注意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外部行为之外，更应该注意自己的个性及心理品质，应该从政治、道德、知识、能力、心理、审美能力等诸方面提高自己，全面发展，综合提高，成为“全能型”、“开拓型”、“创造型”的教师。总之，要让学生具有的品质，教师应首先具有，21世纪的教师要走在21世纪学生的前头。
三、人才观的转变
一般地说，人才分三个层次：那些具有非凡创造力和创造精神，具有突出智慧，丰富学识和优良心理品质的高级人才，是人才的第一层次；能够熟练掌握和通晓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专业人才，是人才的第二个层次；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实践经验的广大公民和普通劳动者，是人才的第三个层次。社会对于这三个层次的人才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比如在厂矿，既要有工程师，也要有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在大学和研究所，既要有教授、研究员，也要有资料员和实验员，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如果建筑公司只有绘图员没有施工工人，医院只有开药方的医生没有抓药的护士，工作如何开展！但当今许多人认为，只有高分考上大学才是人才，在高分、大学、人才之间画等号，因而在中学阶段一切围绕分数转，只抓智育，不抓德育、体育、美育、在智育中，只抓知识，不抓能力；在知识中，只抓高考要考的知识，不抓生活知识和社会知识。这一切，都是片面人才观的反映。
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音乐家、艺术家、体育明星、发明家。我们的学校要把培养多种人才作为我们的任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大脑分为两个区域，分别控制语言和数学两种智能，美国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却认为，人具有六种智能，由大脑的六个区域来控制，前两种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和逻辑（数学）智能，后四种则分别为音乐智能、体育智能、空间想象智能和感知自己或他人情感的智能。这六种智能各有自己的信息储存库，这一点可由某些健忘症患者的症状来证明。他们有时丧失了某种记忆力，而另一种智能却异常发达，这同时也证明了这六个区域中的某一区域若缩小，即某种智能衰退。其他区域则相应扩大，占据原属于另一智能的区域。另一智能则有可能发展。这就为我们培养各种人才做了生物方面的最好注释，也就是说，学生在这六种智能中的任一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只以文化课的分数高低来衡量是不是人才，而应努力发现学生的特珠才能，为学生特殊才能的发展提供特殊的条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教师一般都喜欢学生循规蹈矩，而认为那些常问“为什么”的学生是“刺头”，其实，这些“刺头”的创造力都很强。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就因为问了“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而被教师赶出了教室。我们在教学中有时也会发现，学生没按教师的思路做实验，教师大发雷霆；学生对某个问题刨根问底时，教师不耐烦地敷衍学生。所以，德国心理学家海内尔特说：“今天的学校忽视了促进创造力，而且常常跟创造力做对”。海内尔特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们不正确的人才观的指导下，在我们的训斥下，有多少创造思维的火花被熄灭，有多少人才被埋没……，是转变人才观的时候了。
四、认识观的转变
近年来，“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是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因而，科学、技术、社会这些本属不同范畴和不同性质的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已愈来愈成为紧密关联相互渗透的整体，而化学在“STS”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代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化学学科发展的结果。因而中学阶段的化学教育应该完成三个任务：①教给学生基础的、系统的化学知识；②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能力；③使学生养成科学态度和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但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连一项指标都达不到。因为他们不是让学生自己去学习、去思考，而是让学生大量地背诵，靠死记硬背记下公式，会套公式算题即可，而新的教学观念认为：背诵一些定理定律不是学习，能背诵，记住的东西并不一定能理解，而不理解的东西是学不会的。
还有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不考虑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把中学生当作“缩小了的成年人”，不注意中学生的思维习惯、认识过程和认识规律，一切教学活动都按教师的思路进行，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笔者认为，在教学中要具体体现学生的主体与教师的主导地位的完美结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提问题找思路，做实验，错误让学生析，是非曲直让学生辨，方法优劣让学生比，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五、知识的转变
目前的教学过程中过多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其实，知识不过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目的，我们还应该注意非知识性素质的培养。
①强调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注意培养能力和技能，不但要培养化学方面的能力，还要通过学习化学养成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态度，如终生学习观点和自学能力，与别人合作的能力，选择、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②强调渗透和综合，现代科学发展有两个突出特点，即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门类越分越细，另一方面由于各学科之间的广泛渗透，产生了许多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所以不但要强化化学知识，还要注意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但要重视书本知识，还要注意社会知识、人文科学、使学生的知识“广、博、精、深”，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
③要注意培养“学是为了用”的观点，努力创设学生自己动手实验、观察、制作、创造的机会，把化学变成活生生的实物，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化学。
六、过程观的转变
化学教学中狭义的过程一般是指化学实验过程、概念的形成过程、规律的演变过程或某一被研究系统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我们知道，知识与能力是构成现代人才的两大要素，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能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转化成能力，只有活的知识才具有能力价值，化学过程和终端结论相比，前者属于活的知识，后者属于死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倘若忽视化学过程的分析研究，而强求学生死记硬背结论，实属本末倒置，在教学中，要把重点放在做好化学实验，分析化学过程中，这样，学生不但通过研究过程掌握了知识，还掌握了研究问题的方法。
广义的教学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或引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活动来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发展认识能力，逐步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众所周知，在一般的认识过程中，所涉及的是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称为是认识论中的“二体问题”。
但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认识的主体（学生）和认识的对象（客体）之外，还有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教学过程是个三体问题。处理好教学过程，也就是处理好教师，学生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教学过程的基本矛盾，由于人们对这三者在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矛盾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就导致了不同的教学思想，结论及方法。
比如，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是注入式教学法的基本特征，这种教法主要表现为“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将知识“嚼烂”喂给学生，而新的教学观点则认为，学生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独立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定的条件，则靠教师来提供，进行指导和引导，这种方法称为“指导发现法”，也就是说，学生依据教师和教材提供的材料，背景、场所、器材，由教师启发指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实验、思考、问答、讨论、分析推理、综合概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使学生成为知识的再发现者，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获取知识的过程，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由接受教师灌输知识的被动地位转变为自己发现和获取知识的主动地位。学生自己参与问题的发现、实验分析，结论的整理过程，这种重视过程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自学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强化、提高都是颇有益处的。
七、课堂观的转变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个教师面对全体学生讲，基本上是教师——学生的单向传递，美国教育家林格伦曾把课堂上的师生交流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单向交流，教师讲，学生听；第二种是双向交流，教师问，学生答；第三种是多向交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问答；第四种是综合交流，师生共同讨论、研究、做实验，所以，我们的教学信息传递方式应该由单一转向多向，即同学教师，同学同学，同学社会，应由课堂转向课堂课外活动家庭社会一体化，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手段的综合、立体大课堂。
以前我们过分地强调保持教师的尊严、保证课堂的纪律性、严肃性，使课堂气氛紧张，学生情绪受到压抑，现代心理学证明，紧张的情绪是妨碍学习，抑制智力的。所以，教师应在课堂上营造和创立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把紧张的学习过程转变为愉快的学习，精心设计游戏、实验、情景，让学生感到学习有趣味、有意思，现在流行的诸如“愉快教育法”、“幽默教学法”、“快乐学习”等均属这种类型。
在每节课的45分钟内，目前基本上都是教师用于讲课，而在美国，每节课只讲10分钟，剩下的时间让学生相互交流，提问、消化、教师不“承包”学生的学习，教师不再以讲为主，而是以导为主，变“讲师”为“导师”，学生不再以听、抄、记为主，而是以练、思为主，自己动手、动脑、动口，自己阅读、思考、质疑，使课堂真正成为学堂，使学生在课堂上真正象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的那样：“能看见的东西用视觉，有气味的东西用嗅觉，有滋味的东西用味觉，能感触到的东西用触觉”，使学生活动成为教学的中心环节，在宽松、自然、和谐的氛围中，让知识、方法、能力如泉水般流进学生的心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课堂观。
八、评价观的转变
许多学生从小学起就开始受“考试”、“补课”的折磨，其目的只有一个：上大学，而怎样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道德、情操、素养的公民，却往往被忽视，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评价的错误导向所致。
教育的评价功能有多种，但主要表现为甄造功能和发展功能两种，人们历来对评价的甄造功能比较重视，通过它来体现教育的人才分配作用，而对评价的发展功能研究得不够，人们希望通过甄别选拔考试，对学习者按智力水平层层选拔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堆砌“象牙宝塔”，因此，学习者的升学竞争异常激烈，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由于评价的甄别功能被不恰当地提高，造成了我国中学教育围绕考试评价运作的情景，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满堂灌，作业满天飞，为追求高分而牺牲学生的兴趣，生活追求，价值目标和情感生活，用题海把学生训练成解题和应试的机器，所以，把升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不符合大多数学生的需要，由此可知，考试评价作为左右教育的指挥棒，其对教育的制约和干扰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教育观论文篇4
一是总量虽然整体上升，但波动较大，这里面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人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一点在我国高等教育波动发展的历史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如1956年在教育“”政策指导下，进行扩大招生，年招生18.5万人，年增长率达88.7%，以后几年在调整中提高，1960年招生达32.33万人，年增长率保持在17.88%。自1961年开始，高等教育在调整中萎缩，直至1966年开始时停止招生。1970年开始恢复招生并逐步有所提高，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开始扩招，年招生40.2万人，年增长率47.25%，以后几年基本保持陆续增长的势头。1985年开始，又进行大规模的扩招，年招生量达140.7万人，年增长率达48.26%，以后在调整中有增有减，但相对比较平稳。到1992年再次进行扩招，招生量由108.6万人增加到134.6万人，年增长率23.94%，以后又陆续平稳提高，直到1999年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扩招，年招生159.7万人，年增长率达47%；
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在国家需要大量毕业生的时候，高校才开始招生，而经济发展降低毕业生需求时，毕业生又大量走向社会。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同步造成的。第二种发展模式是逆经济发展模式，即当经济发展进入扩张期时，高等教育适当压缩规模和发展速度，以避免在经济发展收缩时不至于出现人才过剩；在经济发展进入收缩期时，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扩张储备人才，避免在新的经济扩张期到来时人才出现短缺。从1999年的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首次实施逆经济周期发展的政策，为经济转向复苏和新的扩张期储备人才。目前看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在一个本科教育周期内缓解了就业压力，但从今年北京市高校学生就业市场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源于1999年扩招的专科生，预计明年扩招的本科生毕业时这个压力会更大，因此扩招的整体效果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经济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与之相适应和高等教育在主动全面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求保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发展的波动对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之间的矛盾；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一方面人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经济与社会）形成的两个主要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既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又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处理好这两对主要矛盾，是摆在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认识也就出现了较大分歧。
二、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认识的分歧
一是“积极发展说”：即根据大众化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办学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提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人才和人力资源基矗其理由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年增长率在9%以上，199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4美元，预计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1700-2000美元，根据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其人均GDP与高教入学率的比较，届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17%左右，而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9.7%，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其理由之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也已逐步形成，目前进行的教育成本分担补偿措施证明，城乡居民的教育投资将成为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推进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其理由之三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高教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使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走向良性机制。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使高等教育大发展成为可能，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1300余所。因此，认为扩招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决策。
二是“稳步发展说”，即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有限，扩大招生使在校生人数剧增，造成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资源短缺，降低了教育质量，也使毕业生就业难，因此提倡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又要保证高等教育基本的教育质量，保持相对偏紧的高级人才供给状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一是，高教发展受非经济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较大，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有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足以满足各自的发展需要，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其经济活动已与其高教入学率的不同没有任何联系。我国目前有70%多的人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现有高级专门人才占就业人口的1.87%，在20-49岁就业人口中，高级专门人才数占2.0%，中级技术人才也只占14.38%。目前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应降低教育发展重心，否则会增加高等教育无效供给；其理由之二是，“在现阶段，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需，为国家培养适需的科技、管理及领导骨干，不可能满足社会广泛的求学需要。”；其理由之三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初等及中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为代价的，而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国经济腾飞因素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不如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因此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对的，但不应该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四是，我国高等教育50余年的发展历程警示我们，高等教育出现的多次较大的波动，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波动有直接关系，但“重大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实施中不顾条件，不讲规律，片面追求数量发展，形成低投入、大规模；低质量、低效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1999年扩招后，又出现了把扩大招生和提高学费标准当作学校创收、解决办学经费的途径；“以钱抵分”，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等现象。经过三年的大规模扩招后，朱容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这其中恐怕是在总结了三年扩招经验后，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的调整。
三是“‘适度超前发展’说”：即认为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高层次人才，同时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样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然而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最终确定还要看国家及其社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目前，全社会教育经费普遍不足，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如果以较快的速度或较大的幅度发展，势必带来大规模、低质量。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十分迅速，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再也不能“以销定产”，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适当储备人才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再加之由于受教育者或家庭在逐步分担了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以及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兴起，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有较大推动，而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分化，形成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
三、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方面的误区
1.从宏观上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误区之一：未能将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统一起来，作到协调发展。
一是缺乏质量意识，盲目追求数量。一方面是一提发展高等教育就是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或者是学校的升格，或者是学校办学空间的拓展，而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许多高校出现了一校多地的办学现象，降低了办学效益。另一方面是片面理解大众化的质量观，用大众化的质量衡量整个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大众化情况下还仍存在精英教育。二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乏力，始终没有把结构调整到位，甚至在调整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如在层次类型上，升格风盛行，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单科性本科升多科性、多科性升综合性，认为学校只有不断地升格才有出路、有发展。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如电大、函大和自考等，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模以及就业等方面重视较差；在布局上，缺乏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较集中在发达地区；在学科专业结构上，缺乏超前思维和逆向思维，不是办一些新专业或别人不办的专业，而是随众追逐热门学科专业，致使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三是狭隘地理解了效益的内涵，一种是认为办学规模越大，效益就越高；另一种是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误区之二：存在片面地理解并执行了国家有关“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现象，为了提升办学实力和规模效益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并成了多所巨型大学，有的只注重外延的变化，而忽略了内涵的发展，造成实际效果与预期目的相差较远。因为高校合并不是简单的”1+1=2”，如果不能大于2，我们认为就是失败，更何况现在有的连2都达不到。
误区之三：教育发展规划与执行结果存在较大差距，要么反映出计划制定时不科学、不严谨，缺乏论证，致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政府不得不进行较大的人为调整；要么反映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关部门不按规划办事，另搞一套，长官意识，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随意性比较大。如国家“九五”计划规定到2000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和本专科在校生达到650万，毛入学率达到8%，而实际上分别达到940万和11.%多，规划2010年毛入学率达到11%-12%，而2001年已达到13%，这样就导致计划的指导性很差。这一点在其它部门也有类似现象。
2.从微观上讲，还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误区之四：一些高校和个别地方政府在办学思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据初步考察，从99年扩招以来，扩招幅度较大的是办学实力和条件均较差的一般院校，而重点院校特别是知名度较高的重点大学扩招幅度并不大。之所以一般院校争抢扩招指标，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扩招，特别是招那些高收费的学生而多挣一些学费，提高学校收入。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用政策低投资，即想方设法给学校增加一些高收费学生的指标，以让学校多收些钱。在高等学校内部甚至出现根据经费预算定招生计划的现象，根本不考虑师资、实验等教学资源条件。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驱使下，才使得那些学校根本不顾办学条件而盲目扩招，好多学校就出现了新生已进校，而学生宿舍还没有交工的现象，有的学校修改教学计划，延缓开学时间等。
误区之五：一些高校办学理念过于单一，名利攀比思想严重，一门心思地想把自己的学校办成综合性的全国一流大学，如果真的那样，全国也就没有一流了。但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等学校层次的单一性，这违背了事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这些学校为了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在目前投资渠道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些铤而走险的方式——高额负债，有的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扩张，如建新校区等。这不仅影响到学校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学校教职工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学校为了追赶综合性大学，刻意按综合性大学的有关内部管理模式，如校院系三级管理进行改革，不注重内涵，只图形式。我们认为，无论是走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式发展的路子，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校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办出水平。高水平不是有硕士点、有博士点就是高水平，应提倡办精品大学。
四、用“发展”的观点理解“适度超前发展”
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是赞成“适度超前发展”的，但对此的理解也是有区别的。目前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大都是从其原意出发，即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谈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就是要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适度超前一方面说明教育的超前发展要同其他事业的发展相协调，要在同其他事业，尤其是经济发展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中实现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特别强调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适度超前发展的具体内涵。还有的研究者把它阐述为，“适度超前发展”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所产生的人才需求拉动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潜力，可以考虑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适当超前于经济的发展，留出一个人才培养的周期和形成一定的人才储备，以便在现代化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不会出现专业人才的巨大短缺，避免在经济高潮迭起之时高等教育出现超越自己承载潜力的外延式扩张。”这些阐述的共同点都是从高等教育的数量、速度、规模考虑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的，而没有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诸要素。我们知道，“发展”不同于“增长”，它不仅强调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更强调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因此既然用的是“适度超前发展”，而非“适度超前增长”，我们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即从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来考虑。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都与效益有关，最终体现在效益上，因此，我们现在从四个要素协调发展的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问题。
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办学效益与规模成正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在同等质量投入水平下，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规模对生均成本的影响就会变孝毕业生满足社会需要的难度就会加大，也就是说办学效益的提高幅度会下降（见图中的规模效益曲线A）。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办学成本来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是否一致，即供求总量是否均衡来体现。需求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供给则是由高等教育规模决定的，供大于求造成浪费，供不应求又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都是高校办学效益低的表现。
高等教育结构的好坏是用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来体现的，而如何衡量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一个难题。衡量效益的参照系是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衡量结构合理程度的参照系也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二者的参照系是一个。因此，单一地从结构合理化程度与效益的关系上看，我们可以认为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其办学效益越好，效益与结构的关系应是一条直线（见图中的结构效益曲线B）。
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是一对矛盾，即在相同投入和其它内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师资和实验设备等教学条件，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知名度、社会对学校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等）的情况下，如果要提高效益，我们认为首先遭到牺牲的就是质量，因为除此之外就只有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等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培养成本来实现，而后者往往需要校长和管理者们付出较大代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投入，从而提高成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首选前者。反过来，如果要提高质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益，如减少学生数量等，其道理同前，但并非按照一个比率下降，随着质量的提高，其下降的比率会逐渐降低（见图中的质量效益曲线C）。
附图
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关系示意图
三条曲线交叉围成一个公共部分（见图中的阴影），便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最合理区域，形成一个面，也可称之为A、B、C最优面。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质量，都被限定在一个区间内，这个面不是几何面，而是系统面，是教育发展系统整体优化的几何表征，用系统论的思想看问题。这正是我们通过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协调发展的思考之后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单一地思考每一个要素，“质量越高越好、规模越大效益越高、结构越合理越好”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而本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就高等教育整个系统而言，四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互相制约、互相依赖的复杂关系，不把它们放到一个坐标系中是很难找出其内在的联系的。就拿教育质量而言，传统的观点即教育学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质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即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教育质量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背后还有许多相关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如投入问题，投入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劳动效率相同的情况下），而投入就要讲回报，即投资效率问题，用多少投资来换取什么样的教育质量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暂且将它称作教育效益问题，是追求教育效益的最大呢，还是不管投入只要质量呢？显然应该是前者，当然对于极少部分需要掌握世界前沿的人来说其培养是无需讲代价的，但这些并不代表教育的主流，对于大多数人才的培养来说是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否则会加大教育的无效供给，造成教育浪费，甚至产生教育垃圾（对于某个人来说就是学校传授给了他一些无用的东西，至少是在较长一段时期是无用的东西）。利用多大的投资，达到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要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和需要而定。由此引出一个教育质量观问题，也就是说，从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个要素协调发展的视野来看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它不是越高越好。尽管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体水平不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正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使之提高，借此我们想向教育界的朋友们提个醒，别忘了前面提到的教育质量观，这一教育质量观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教育质量观，也许它会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之后，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同时我们也说明一下，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并不是不要投入不要再提高质量，正是因为我们需要下大力气做这件事情，我们才出此下策。前面我们只讨论了质量问题，其它两个因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将单独予以讨论。如果以上命题成立的化，我们认为“适度超前发展”便是在这个合理区域内以规模最大为选择对象，即规模的最优先化发展，它是在质量、效益和结构都能得到保证前提下的规模发展，超过这一点就不是“适度超前”，而是“超前”。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适度超前发展”是在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超前发展，是在其他三个要素合理发展的前提下以规模速度最大为基准的发展。“适度超前发展”保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度弹性，是适应高等教育内外部发展规律的发展，决非脱离了内外部发展规律的随意发展。“适度超前发展”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教育发展观，既考虑了发展，满足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同时又考虑了条件的限制和持续性，符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改革发展的实际，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五、对组织实施“适度超前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由市场和政府对发展规模和速度进行调控。目前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仍以政府调控为主为好，制定发展规划。当市场比较规范一些的时候，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政府调控为辅。目前的重点应在解决教育供需矛盾上下功夫，可以将过热的教育消费向其它消费，如购房、买车、旅游等。
2、要大力发展行业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并引导人们转变求学观念。提高科学素质和文化学历，学校教育只是一种途径，可通过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社区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村镇教育以及职业资格教育等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先储备知识，待条件成熟后可以直接向高等学历教育机构申请学历。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3、注重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发达地区可以采取积极发展的策略，欠发达地区可以采取稳步发展的策略，中等发达地区采取适度超前发展的策略。
4、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利用教育的内外部规律，使公立高等学校走内涵发展的路子，民办高等学校走外延式发展的路子，通过内外部发展机制来促进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适应，从而形成通过内外部机制来拉动对外增长的机制。
5、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并认真执行。规划的制定不仅要有行政领导参加，更要依靠专家学者。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测算。要建立相应的领导目标责任制。
【参考文献】
[1]丁小浩.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影响.教育发展研究，2000(2)
[2]谢作栩黄荣坦.20世纪下半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研究.教育研究，2000(10)
[3]魏新.高教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高等教育，1999(22)
[4]李仁和.五十年高等教育规模和发展的思考.中国高等教育，1999(24)
教育观论文篇5
教育观论文篇6
语文究竟是什么？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追根溯源的方法，对概念不再作阐发式的表达，让问题回归到简单明了的状态，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语文，就是“语”和“文”的结合。“语”即语言和言语，亦可理解为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工具性；文即文学、文化、人文，亦可理解为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人文性。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不可偏废，应相机处理以相得益彰。一味地强调工具性，必然导致语文课堂教学的枯燥乏味甚至令人生厌，而一味的强调人文性，则必然会迷失语文学科的“天然属性”。前者导致的是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后者带来的是语文“魂”的丢失，混同于历史课、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课程理念的逐渐推广，越来越多的课标版教材采取的是一种新的编排体例，即以某一个主题为依据，组织几篇课文成为一个单元。这样的编排方式“新”倒是新了，但已经不像是在编语文教材，倒更像是在编人文读本。叶圣陶先生早在1938年就态度鲜明地指出：“时下颇有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叶老的话是针对语文科教材编著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对于理解与实施语文教育教学也有其指导价值。语文课要紧紧抓住“语”（语言文字作品与言语技能训练）和“文”（文学、文化、人文）这两根“缰绳”，充分挖掘语言文字作品、言语技能训练中的“工具”与“人文”内涵，既抓好言语能力的提升，也落实人文精神的培育。王尚文先生在《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一文中说，语文要培养和增强学生的语文意识，“要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语文要走在语文的道路上。如果语文教学不能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着力于养成学生的语文意识，牢牢抓住提高语文能力这一目标，语文课程必将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王尚文所指的“语文”的缰绳，我们认为可以理解为“语”（语言、言语）“文”（文学、文化、人文）。科学的直至本体论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就要着眼于在语文课堂教学及课外语文活动中落实工具性与人文性，较好地依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把握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比例及强调的“度”，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自然而然地转化与融合。
要实现语和文的和谐，就要求我们正确把握语文的本质，充分理解语文与人的紧密联系，使语文教育扎根于人这片沃土。“语”所包含的语言和言语，是一种工具，也是一个目的，语言层面的思维活动与言语层面的表达应用，是进行语文教育的载体；同时，我们也该通过语文教育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文”所拥有的文学、文化和人文，则指语文教育活动内容层面，文选式的语文教材，无论它怎么选文，都必须将文学、文化、人文作为最重要的标准。文学是一种最基本的文本样式，文化是蕴涵在教材文本中的精髓，而人文则应视为学生生命的组成部分。“语”和“文”的和谐，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语文教育活动（它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包括课内、课外的一切语文活动）、实施具体的教学行为时，深入挖掘出活动及文本中所蕴藏的文化因素，着力抓好学生的思维品质的提升，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的整合，以“心中有人，眼中有文，手中有语”为总体原则，将“语”“文”“人”三者融为一体，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
语文教育，即是通过语言和言语的手段，让学生逐步理解文学与文化，最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语文乃至整个教育都是指向人的，人，应该是教育的最高准则，因此，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便会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语文之“语”与“文”就好比“人”字的一撇一捺，如果这一撇一捺未能和谐相处，那“人”字就无法树立起来，人将不成其为人！
二、师生之间的和谐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定位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语文教学目标能否达成，以及教学效果的好坏。学生喜欢教师往往会喜欢他教的课，教师把学生当做学生还是学习的共同完成者，也影响到教学质量。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语文教师（也包括其他学科教师）应该重新思考与学生关系的定位问题，定位准确，不仅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传统意义上的“师道尊严”“师授生受”与新课程理念是很不相符的，因为它们把师生关系僵化和简单化了，并未充分关注到学生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当新课程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师生关系平等”“教师是与学生平等的对话者之一”等理念时，师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态势，也给语文教育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生是平等的、互动的、对话的，甚至是互相“教”从而互相促进的。在实施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使用好话语权，正确的做法是师生共同享有课堂话语权；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的语言使用和语气语调，以及神情动作等态势语，要充满热情，要饱含亲切之意，要真诚赞美，要以教师的热情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以亲切真诚评价学生、激励学生；语文教师在对待教学内容结论、结果的取向上要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师生围绕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在“共同”之中削减教师本有的权威影响，从而促进学生充满信心地进行学习。
从语文教学层面上建立起的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否就达到了笔者所认为的师生和谐呢？虽然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但笔者更向往这样一种和谐的场面：师生有着共同的目标并同心合力朝着这个目标一起努力，直到实现这个目标并生成下一个目标，不断循环，生生不息。
师生关系的形成是以课堂教学而始，但不应随课堂教学结束（如分班、老师教学岗位调整、毕业等）而终。实际上，老师不再上学生的语文课，但仍被学生尊称为“老师”，这正是师生关系在课堂之外的延续，师生关系与以朋友的心态和真诚交往是不相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生之间的和谐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它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久弥香。
目标是促人进步的助推器、动力源，共同的目标可以把不同层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加速目标的实现。师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形成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学生的事，也是老师的事。为了促进学生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老师要以艺术化的手段激发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以及对自己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任的信念。老师作为语文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学生成长的促进者，要启发学生善于将人生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的学习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从而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实现一个个小目标，从而为实现人生的大目标而奠定基础。同样的，学生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也意味着教师教育目标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师生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鼓励、互为实现的关系。一个善于与学生共同实现目标的老师，会受到学生长久乃至一生的感激，当然，老师也在学生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提升了人生的价值。教学是要以课堂为条件的，但教育可以是无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师生之间和谐地互为教育、互相促进，反而会在漫漫人生道路上显得更加牢固而长久！
师生之间的和谐应该被视为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础。相反，一种不和谐的师生关系笼罩下的语文教与学（乃至所有的学校教育）是无法实现其目标的。
三、师生与文本的和谐
语文教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处理文本，只有通过对文本的处理才能完成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怎样的“处理”才是恰当的呢？只有师生与文本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之下的处理才会是恰当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师生准确解读文本，把握文本的实有之义。文本经由作者创作便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文本语言（有时也可能是图表）便成了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教师的备课与学生的预习都是对文本语言的一种解读，只是在时间、深度、广度、角度等方面会有所不同。但是，师生的解读都应该以准确为基本原则，不任意拔高与人为缩减，要深入文本语言所构筑的世界，实现阅读的共鸣与物我的交融。解读文本语言，要善于抓住看似平常的语词，作深刻的阐发。把握文本之义，不可满足于文本浅义，要知人论世、探究人文层面的深义。师生对文本的解读在课前虽然有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力求同步同质，教师要善于以自己原有的高质量解读促进学生解读质量的迅速提升，并最终趋向同质（但不一定是同向）。
二是师生帮助作者展现文本意义，实现其价值。文本创作活动的结束只是文本语言层面上的完成，并非文本意义上的最终完成，只有读者才是作品的最后完成者。作为课堂教学处理对象的文本，师生便是其读者，也便成了作品的最后完成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生对文本的处理是在帮助作者展现文本意义，实现其价值。师生在实现文本价值的过程中，首先应尽可能地不掺入自身的道德观，这样才能做到尊重文本。当然，在实现文本价值的过程中，要着眼并通过文本价值来引导、启发、帮助、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建构。
三是师生进行适度的切合时宜的文本意义重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应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和把握，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这里所谈的“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应该被理解为适度的切合时宜的文本意义重构。首先，重构是必要的，对文本的解读如果只是就文论文，那显然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解读。其次，重构又必须是适度的，不能为了重构而作天马行空式的随意解读。最后，重构还必须是切合时宜的，缺少时代背景的重构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结合师生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特别是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价值观程度的重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也才是符合师生与文本三者之间和谐要求的。
四、师生与生活的和谐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等于生活本身”，生活是语文学习的源头活水。语文教学由师生共同完成，师生要把语文放置在生活的大背景中去，善于从多方面去理解语文、理解生活。
师生要将文本与生活联系起来。文本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特定的生活背景，同样，文本的理解也离不开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将生活的范围扩大，不受时空的限制，古今中外，都可以在文本解读时得以创设。《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教师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设良好环境。”这种“环境”，自然应该包含文本特定生活情境的重设。重设的方法很多，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多媒体设备中的音像资料。具有生活情境的语文学习，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果。
教育观论文篇7
(二)在财富支配方面
一些青少年消费无节制，这主要表现为浪费和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可以说是“乱用”。时下，这种现象越来越突出。一些青少年不顾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羡慕“一掷千金”的生活，在消费方面超越甚至是大大超越自身和家庭的正常消费水平。“太爱乱花钱”成了一些青少年的“非典型性”特征。
(三)在财富意识方面
很多青少年，尤其是一些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缺乏必要的财富意识，更不用说相应的理财意识和能力。他们不知道“财富”“金钱”意味着什么，没有“多”与“少”的概念，除了“要”就是“用”。调查显示，相比日本、美国、韩国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对金钱的意识是最低的，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只关心学习。对金钱：中国孩子“最没感觉”。
(四)在财富价值观方面
部分青少年片面夸大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有钱就“理直气壮”，无钱就“英雄气短”，“金钱第一”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一些青少年。他们把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成功、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把今后“赚大钱”作为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未能认识到财富的真正意义。拜金主义在青少年中大有蔓延滋长之势。
二、青少年财富观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现买的强烈冲击
许多人将“发财致富”作为“第一要务”，笃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不健康的财富观，从而催生了拼命追逐金钱、比阔斗富、坑蒙拐骗、欺诈失信等丑恶财富行为。一些不良的甚至是极坏的财富思想和言行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人们在迷惑、矛盾甚至是痛苦的选择中，价值观发生动摇或跨塌。学校处在社会环境中，社会各种不健康的财富行为，对学生的财富观形成强烈冲击。
(二)家庭教育的偏差
家长缺乏对孩子的财富观教育。一些家长不重视财富观教育，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钱、谈论钱，以防止孩子染上“铜臭”；一些家长溺爱孩子，毫无原则地满足孩子过度的物质要求；一些家长虽然意识到和进行了财富观教育，但教育方法不科学，往往将孩子应该做的事和应尽之责任以物质(或金钱)交换或奖励的方式体现出来，长此以往，导致孩子只认钱而缺乏责任感，以为金钱可以交换一切；一些家长没有采取行动，只“说”而不让孩子“做”，不愿意青少年在读书期间参与财富实践活动，从而使得青少年理财能力差，财富意识淡薄，不按财富规律办事。
(三)学校教育的缺失
学校未能很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根据青少年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对青少年进行健康财富观教育。学校教育仍然重书本知识，教育没有面对生动的同时也是五花八门的财富思想和行为，没有结合现实情况来分析问题、教育学生。为此，学校必须加强财富观教育。
三、厘清青少年财富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财富意识培育
财富先是以金钱的形式体现出来。青少年财富意识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层次：8～11岁少年具有简单的金钱意识，认识并能计算钱的多少，意识到钱可以买东西，有比较自觉的买卖行为；12～14岁少年具有了较为复杂的金钱功能意识，认识到钱的多种物质交换功能，买卖行为不仅具有一定的自觉性，而且具有初步的独立性；15～17岁少年具有了全面的财富功能意识，既认识到金钱的物质交换功能，又认识到财富在精神方面的功能，还认识到财富的社会功能；18岁以上的青少年具有了创新的财富功能意识，亦即具备了运用财富进行财富增值的自觉意识。财富意识的培养就是要让青少年在其成长发展的各个时期形成对财富的正确认识，这不仅是财富观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要求。
(二)财富价值观教育
一方面，要教育学生认清财富的本质。财富“是因稀缺而需要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对人类有用的产品”。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是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财富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它凝结着父母和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所以青少年必须珍惜财富。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财富的作用和意义，使其认识到：拥有必要的财富是个人基本生活的保障，是追求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石。但财富不是人们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个人在某些方面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的手段与途径。学校要使学生理解人生的价值在于在创造中获得财富，在获取财富中向社会与他人奉献，而不是为金钱所奴役。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潇洒的人生，才是充实而高尚的人生。
(三)财富品质培养
财富品质是指一定社会的财富思想在青少年的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是青少年在一贯的财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它是财富意识与行为的有机统一，是自觉意志的结果。对于青少年来说，学习以下财富品质尤为必要。一是诚信。财富品质的核心是诚信，诚信立业，诚信致富。培育青少年财富品质首先必须使他们诚实守信，真正做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二是自立。要求青少年在财富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和自立意识，教育青少年抵制金钱的不良诱惑，不能为财富左右，不能为了金钱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青少年要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去生存发展的意识，要有自立自强、奋发图强的精神，不能始终依赖父母，无休止地向父母索取。三是勤奋。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勤奋。四是节俭。要教育青少年懂得，提倡消费不等于奢侈，而是对消费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控，做到量入为出、用之有度。
(四)财商的提高
教育不应该忽略财商，智商、情商和财商这“三商”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获取各方面的成功。在财商教育中，重要的是加强对青少年的理财教育，也即是培养青少年获取财富的能力和支配财富的能力。社会上很多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尤其是年轻人中出现的“月光族”“啃老族”现象，无不显示着理财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财富不断丰裕的情况下，理财教育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这是青少年经济社会化的必然之路，这不仅是青少年的现实所需，更是青少年的未来所需；不仅是青少年本人所需，更是青少年未来家庭所需。
四、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一)要抓住关键环节
学校与家庭都应主动将财富观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视野中，纳入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之中，不能使之成为青少年教育的盲点。在正确把握道德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实现有机结合，系统的课堂教育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相互促进，就能各施其能，各用其功。在这之中，必须要抓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教育青少年学会控制对财富的欲望，特别是购买欲和享受欲。例如，教育青少年合理地对待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其他用品的需求，克服贪欲。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对青少年进行零花钱教育。“零花钱制度给家长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机会来教导孩子们有关金钱及其功能的知识。”“零花钱无所谓好坏，而给零花钱的办法却注入了各种价值导向。”因此，家长给青少年零花钱的同时，要进行财富价值观的引导。
(二)要勇于直面现实
在课堂教学以及日常德育活动中，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财富现象以及日益变化的学生校园财富行为时，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敢于正视、敢于分析、敢于教育，既不在传统的财富思想里墨守陈规，也不在现实的经济洪流面前迷失方向。例如，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豪排行榜”，教师应该理性分析，可结合比尔·盖茨和李嘉诚的慈善捐赠行为，教育学生正确认识财富的意义及其局限性；教育学生评判他人的标准除了金钱外，还有品行、性格、特长等，从而对青少年进行科学价值观的引导。面对不时发生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学校要适时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面对校园贫富差异，学生会感受到财富的多寡不均，产生心理不平衡。针对这种现象，对于家庭富裕的学生，教师要教会他们远离“金钱的优越感”，防止他们患上“富裕病”。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教师要教导他们坦然地对待财富差距，同时用多元标准去评价别人。这些教育对学生形成健康的心态非常重要，它是磨炼学生心性、教会学生如何认识世界的重要过程。
(三)要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
财富实践是生动的、丰富的、精彩的，是充满感性的活动，因此，适当开展与财富有关的实践活动，使青少年在财富的具体活动中加深对财富和财富观的理解与认识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学校要开展适合青少年年龄特征的实践活动，使全体青少年普遍接受锻炼。例如：在小学可开展“红领巾储蓄银行”“我是小小理财家”等与学生零花钱相关的简单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可以适当参与学校的某些财务活动，尤其是与学生相关的诸如班费、学生伙食、学生社团经费开支等财务活动。第二，家庭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锻炼。例如，让孩子参与家庭财务活动，教会孩子合理分配资源，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这样既可以帮助孩子树立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又可以帮助孩子树立家庭成员意识和宝贵的责任感。第三，贫富家庭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勤工助学活动，使他们从小明白劳动的价值，感受劳动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从而真正理解“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对孩子将来能幸福而有价值地度过一生是至关重要的。
(四)社会传媒要正确引导
教育观论文篇8
一、教育功利主义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人自身的价值。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的解放，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自由和权利。这本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工具理性一方面与国家层面的功利主义顽强地结合在一起，压迫人的自由意志；另～方面与个人层面的功利主义相结合，逐渐成为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基础。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对我国的教育乃至国民的精神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说工具理性与国家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是以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来造就国家的繁荣，那么工具理性与个人功利主义相结合则导致了人们“奋不顾身”地化公为私，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无论是哪种结合，它们对教育的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背离了教育的主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国家教育功利主义
我国建设的目标是现代化强国，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上，要通过市场化的建设实现国家收入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上，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人民民主；在科技上，要通过技术创造和革新来推动社会发展。这些目标反映在教育中就带来了社会本位论教育价值观的确立。社会本位论的教育价值观，是一切以社会价值为中心，个人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个人发展必须服从社会需要，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来制定教育目的和建构教育活动。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个体社会化，使个人适应社会生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在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种“教育调节器”，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社会的发展才是根本目的，视个体的发展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人的发展是最高的目的，社会的发展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社会本位论者却颠倒了这一关系：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加以利用。在这种教育价值观的支配下，教育决策者在制订教育方针和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教育的经济、政治功能，追求的是教育对社会物质利益、经济生产和政治需要的满足，人自身的个性发展、精神需求等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的教育方针又深刻影响了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育教学的方式。在培养目标上片面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使得受教育者的独立个性及创新意识受到极大的压抑；在课程设置上，偏重理工科，以此来培养大批的科技专家、工程师和熟练劳动者，却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教学的方式上一味追求量化指标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贬低教师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启蒙教的隐性劳动。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是被当作“人”以对待的，而是作为教育加工的原材料、作为工具和手段来加以模塑的。
同时，这种教育价值观没有区分教育应适应社会的哪些方面，容易导致只要社会需要都要适应的误解；也没有把社会的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加以区别，容易助长教育发展中的短视行为．反而影响社会的长远发展。
(二)个人教育功利主义
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追求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性．陶冶人格，始终将生命意识的唤醒，人的生成放在核心地位。然而，今天的教育似乎正在背离这一目标。
当今的社会，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了分配工作和收入的主要依据。时下流行的制售假文凭、假学历现象，说明“学历社会”中教育的真正动力就是利益驱动。学习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人称，读书为的是考试，考试为的是升学，升学为的是文凭，文凭为的是饭碗。这种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追求弱化了人们对学习的兴趣，学生的“厌学”情绪反而加剧。个人功利主义也侵入了我们的大学校园。在今天的校园里，我们很少听到有学生去谈论人生、人性、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一系列关涉人生意义的话题。他们关心最多的是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是否有机会考取研究生。大学生只关心他们所学的东西在将来能否迅速兑换成钞票，至于那些不能给个人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文学科根本引起不了他们多大的兴趣。
这种个人教育功利主义带有明显的个人本位论教育价值观的色彩。个人本位论教育价值观，从个体需要的角度来设计并实施教育，旨在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身心健康、自然和谐发展的人。它主张教育目的应以个人价值为中心，根据个人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教育目的和建构教育活动。它否定社会制度的权威，反对社会对个人的束缚，拒斥现实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干扰，强调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的价值。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注重个体内在发展需要，把个体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视社会的发展为个体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将社会的功能和价值简约化，把社会仅看作是个体的简单集合，完全忽视社会需要对教育目的的制约作用，容易出现对个体需要的过分强调，导致自由化的倾向及个人主义的盛行。
二、教育复归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可能超出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也不可能摆脱社会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强调教育的功利性本无可厚非，但仅仅强调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而否定其非功利性价值——促进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却是片面的。事实上，教育功利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它们共存于教育目标这个统一体中。教育主要是对人类心智的开发、个性的培养、理想的建构。通过教育，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只有这样才能承载未来社会中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才能承载未来无限拓展的创新空间，才能在未来更好地生活。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关怀人的事业，离开了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人，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曾说过“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我们探讨教育目的时候并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一个目的，使教育服从这个目的”。
自1972年至1996年教育界先后发表了四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它们是<学会生存——教育界的今天和明天》、《学无止境》、《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和《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从这些历史文献主题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教育目的和人才观的变化：从被动适应社会到主动参与创新；从学会个人生存的本领到学会关心他人和国家、人类的命运；从局部的提高到全面的主动发展。这表明教育正在逐步回归它的主线——人的自由全而发展。但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建设，倡导先进文化、高雅艺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有效地遏制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唯知识论过度膨胀的倾向。
教育观论文篇9
所以，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学。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以远程教育院校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远程教育院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远程教育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为了保证远程教学的正常运行、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而开展的各种行政的、教学的和人员(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因此，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学校管理学。远程教育的系统分析界定了课程、学生、行政和后勤四个主要的子系统，远程教育学校管理也可以对应地划分为课程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等。通常将对课程设置、课程资源开发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的管理通称远程教育的教学管理，而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通称学校行政管理。此外，可以将对远程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单列为人员管理。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即建立在多种学科理论的综合和创新上。除了远程教育学科外，主要的还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学科理论又是建立在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础上的。
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管理同科学和技术一起成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从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的角度看，管理就是组织的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运用一定的原理和方法，引导组织中的被管理者有序地行动，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并发挥作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由此可见，管理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管理是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种行为管理的功能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管理是由规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构成的有序活动过程；?管理的核心是决策管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边活动的过程管理总是在特定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进步，近代管理科学(广义)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传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泰罗(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Fayol)的一般(行政、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过程理论以及韦伯(Weber)的官僚等级组织的行政集权管理理论等。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建筑在马斯洛(Maslow)等人的关于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以及沙因(Schein)等人的关于人的特性的个体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阿吉里斯(Argyris)和麦格雷戈(McGrego)等人的人力资源学派(个体行为学派)，建立在关于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团体行为学派和组织行为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则有巴纳德(Barnard)的社会协作系统理论，西蒙(Simon)的决策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管理科学(运筹学)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经理主义理论(经验主义学派)等。
随着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以及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管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从教育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此后，随着教育科学、心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教育管理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化，逐渐形成了以官僚等级行政集权制为特征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人本主义哲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组织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及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等。所有这些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对远程教育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各自的借鉴意义。
二、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在许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远程教育是一种历史尚不久远的新兴的教育形态
各国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远程教育的行政管理既有共性，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下面从体制、机制、立法和财政诸方面进行讨论。
三、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政府分权体制和对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
在此，政府分权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远程教育管辖权限上的分工。在西方许多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传统院校的教育管辖权主要归州政府，但对远程教育领域，中央政府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干预。这一方面体现出远程教育对于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远程教育物质技术基础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中央政府的参与是很难组织实施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积极推进互联网的更新换代以及教育信息化进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则从20世纪70年代起，始终一贯地关注并推进革新和发展远程教育的政策、举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曾经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论证在澳大利亚建立全国范围的开放大学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并最终导致了在80年代末的陶金斯革命:将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集中到经论证由联邦政府认定的全国8个远程教育中心。
自90年代初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开始鼓励全国所有的大学继续和技术教育学院开展远程教育并投资创建了澳大利亚开放学习联合体。在英国，开放大学则由英国政府创办并直接管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创建并直接管理面向全国的开放大学或远程教学大学。
这样，便于利用国家乃至军队系统的广播电视系统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短期内迅速、大规模地发展教育。在印度，既有中央政府管辖的面向全印度的国立开放大学，也有地方政府管辖的邦立开放大学。在我国，则采取了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政策和规划、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工办学和管理的体制。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多层次的远程教育系统。中央院校由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导和管辖，各级地方院校接受对应级别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形成了学校教育系统与国家行政系统并行设置的独特体制。远程教育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如何分类指导和管理各种教育院校。
比如，在我国，首先将教育院校分为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两类，而将大多数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归入成人院校。与此对应地，就有两种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和成人高校入学考试。这种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其不适应来。首先是不适应统一的教育市场。
事实上，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的办学宗旨是实现教育思想、教育对象、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全方位的开放，应届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早就是这类远程教育院校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而普通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规模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其次，上述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不适应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需要。事实上，随着终身学习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终身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界限、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鸿沟正在变成一种人为的障碍而被日益抛弃。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抛弃了这种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人为分割的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实施面向全体国民的终身教育院校设置体制。更进一步，对远程教育院校和传统校园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也在受到挑战。那些双重模式院校远程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区分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重要。这在澳大利亚校外教育的综合一体化模式及混合模式注册学生的发展中尤为明显。美国的传统大学正在纷纷开设网络课程，并承认通过远程学习网络课程获得的学分。日本文部省已经制定了将传统校园学习取得的学分同远程学习取得的学分组合的政策，即自1998年起，接受远程教育取得的学分上限从原来的30分提高到60分。这一政策同大学间学分互相承认和转换的政策一起将推动日本开放的终身教育体制的建立、传统大学空间合作系统的发展以及虚拟大学的诞生。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初期曾经规定了学习者入学年龄下限，以表明不与普通大学争夺青年学生生源。如今，开放大学依然是英国成人业余高等教育的最大提供者，但同时也招收高中毕业生。
英国开放大学的许多课程教学材料被英国其他大学广泛采用，其课程学分被英国其他传统大学所承认。截至1998年，有7万名学习了开放大学课程的学生最后在英国其他大学毕业。
四、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是指政府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机制，即是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还是政府对实行自治的学校进行宏观管理
在世界各国，对于双重模式院校举办的远程教育，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宏观管理的机制，即通过立法、规划、拨款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因为双重模式院校原本都是由传统校园院校介入远程教育市场发展演变而成，这些传统校园院校本来就享有办学自。但是，对于独立设置的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院校，情形就不完全一样了。像英国等国的开放大学，大多是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在财政、考核、学分认定和授予学位、课程设置、课程材料的设计和开发以及课程发送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诸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比如，这些开放大学有权依据教育市场的需求提供大学学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继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同时，这些开放大学的招生、考核、学分认定和学位授予也都属于大学自治的权限，政府并不干预。我国政府对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则实行另一种行政管理机制，体现出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的特征。例如，对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是办成一所大学还是办成播课中心或管理机关的争论。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大学还是教育部直属机关?长期以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并无高等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权和学位授予权。在高等教育层次上，长期限于高等专科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开设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报告被长期搁置。广播电视大学也没有教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评审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播电视大学注册视听生高等专科教育试点，更将电大课程的考试权交给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切反映了我国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机制，学校缺少完整的办学自。广播电视大学一直在努力争取从各级政府那里取得更多的办学自。
最近教育部终于决策承认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独立设置的部属重点高等学校，允许其办成教学实体，即成为享有高等教育法权利和义务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自治的高等学校。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由各级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的。委托承办的主考学校或其他机构只是负责课程资源的建设和考试命题，整个自学考试的专业课程设置和组织实施均直接由各级政府中的自学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办和管理。
五、远程教育的立法在世界远程教育的历史上，有一些知名的远程教育院校是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政府领导人直接倡导建立的。比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英国开放大学，我国的邓小平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但是，各国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的立法，认为立法对规范和发展远程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立法及远程教育院校法律地位的确立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准备、论证和立法程序。比如，英国开放大学从威尔逊1963年提出创建开放大学的倡议，到1969年英国国会通过皇家法令正式建立英国开放大学，共经历了6年时间。又经过了2年筹备，英国开放大学在1971年才开始招生开学。
再如日本放送大学，早在1967年即在文部省就有了关于使用视频和音频广播于教育播出的模式问题的咨询备案，1969年通过答辩一致同意着手建立放送大学，中经文部和邮政两省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并进行长时间的可行性论证，终于在1981年以国会第80号法令《放送大学学园法》公布实施，前后经历了12年。
又经过了4年筹备，日本放送大学在1985年才正式开学。与此作为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立法经历的时间通常较短。比如，泰国从1978年普密蓬国王亲自签署法令批准成立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的议案，到1980年招生开学共用了2年时间。上述法令明确指出苏可泰开放大学是泰国第11所国立大学，享有其他国立大学同等的自治权。同时规定，苏可泰开放大学是一所使用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实施远程教育，有利于学生自学而无需到固定教室上课的大学。
依据法令，苏可泰开放大学的宗旨是:1.向公众提供自学的机会，而不必受非到课堂上课的限制；2.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3.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受年龄限制)都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技能和丰富知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4.向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敞开高等教育的大门。再如，巴基斯坦在1974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开放大学的议案，1985年即招生开学，1977年改名为阿拉玛伊克巴尔开放大学。上述议案规定开放大学除了要履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般职责外，重点强调了开放大学的办学宗旨，即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为大众服务。
我国远程教育的立法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立了要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但总体而言，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我国教育领域的立法和法制也表现出相对薄弱和滞后的问题，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制建设尤其如此。
这主要表现在立法滞后、法制建设不健全。以我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为例，立法滞后表现为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实行的是先上马，后备鞍，即先建校、招生、开学、授课，后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明确规范的设置标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大多数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于1978年建立、1979年全国统一招生开学授课。而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是1988年制定并颁布试行的。此后，关于远程教育的立法工作又长期停滞不前。
法制建设不健全还表现在我国远程教育的法规制度几乎全都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决定，还有众多的会议纪要等，至今尚无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有关远程教育的法律法令。例如，在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初期，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制订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试行方案》(1978年)。会后(1979年)，由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而且，有些政策规定始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回函或电话答复记录。这些有关远程教育的行政法规、文件决定、回函回电不配套、不完善，对其内容的解释不统一、执行不力，且缺乏监督。
此外，对我国高等教育法及其规定的高等学校办学自等条款是否适用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于是，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在建设中存在两大难题:定位问题和投入问题。
因为对远程教育、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定位，即对远程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地位和作用，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设置标准和办学自的立法，是依法对远程教育实行法治和行政管理的基础。我国远程教育立法的滞后以及有关行政法规文件中对远程教育体制、机制和设置诸方面内容的不明确、不配套和不完善，即定位不明确，给远程教育的法治和管理带来了困难。其次，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建设初期存在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各级政府对相应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统一的户头和标准等问题，也从反面表明了远程教育立法和法制建设的薄弱及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理解，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转型过渡时期的一种特征。而且，我国也不可能像英国或日本那样经过多年的论证和辩论，再通过立法后组织实施。这在广播电视大学建校初期会贻误时机。
而且，在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制普遍不健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问题是此后的20年中远程教育的法制建设依旧滞后。可以相信，我国远程教育界对立法和法治的强烈呼声以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立法和法治的日益重视会使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治逐步走向健全。六、远程教育的财政远程教育的财政，广义地说，就是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的分担问题；狭义地说，专指国家财政(各级政府)如何承担远程教育的经费及其拨款机制问题。国际远程教育界普遍认同:对于远程教育的费用，应该实行谁受益、谁承担的分摊准则。谁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呢?通常认为，远程教育的三个主要受益者是国家、社会和学生。国家:远程教育承担着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职能，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各级政府理应对远程教育增加投入，进行财政拨款。社会:远程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生产性投资，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收入的增长作出了越来越巨大的贡献。远程教育以其培养的人才，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推动科技和管理的进步，从而对社会各产业部门增加产出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因此，社会各相关产业和企业雇主是受益者，理应承担远程教育的部分费用。学生:接受教育对学生本人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将会带来包括经济收益在内的各种回报。学生接受了远程教育，增长了知识才干，为其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资本。
所以，学生也是受益者，也应该承担部分远程教育的成本。至于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在国家、社会和学生之间如何分摊，这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在各类不同的远程教育院校和项目之间是很不相同的。英国开放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20世纪80年代初，学位教育计划经费的82%由英国教育科学部直接拨款，16%来自学生所交学费，2%来自各种课程材料销售所得和其他财源。
继续教育计划的经费原则上要求自筹解决，大约60%～70%来自学生交费收入，其余的来自社会各种专门的基金组织。自进入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执行新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拨款，增加学费收入在整个预算收入中的比例。日本放送大学的经费，70%以上由国库财政拨款提供，30%以下依靠收取学费和其他渠道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美国国家技术大学为非营利的免税机构并立项。国家技术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生所在的企业公司。这是因为，国家技术大学提供的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工程师在职继续教育。学生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不离岗学习。所以，各公司不仅承担了其学生雇员的学费，而且出资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并向国家技术大学支付一次性开办经费。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经费来源实行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集资的体制。
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对广播电视大学投资效益的评估研究成果可知，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经费来源的基本结构如下: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约占52%，社会(办学部门、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资约占40%，学生交费约占5%，其他收入约占3%。在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中，中央财政拨款约占7%(因缺乏可靠数据未将卫星教育电视专用频道的通信费用计入)，省级财政拨款约占40%，地市县级财政拨款约占53%。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也随着非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收学费的政策出台，广播电视大学经费来源中，学生个人承担的部分增加了。
随着网络教育的开展，学生个人承担的计算机设备投入和通信费用的增长是远程教育成本核算中又一个需要考虑的新因素。各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不仅在远程教育运行成本中所占比重不一，而且拨款的体制和机制也不相同。英国开放大学是同其他英国国立大学一起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组织实施年度评估和拨款。日本放送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则由日本国库依据《放送大学学园法》规定执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由相应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掌握，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各地广播电视大学对各类学生的收费标准则每年由学校会同当地政府的物价部门商定。
[参考文献]
丁兴富.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90.
丁兴富.中国电大教育质量和投资效益评估.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教育观论文篇10
(二)反对单纯音乐技能培养,主张“从内心而歌”用音乐陶冶儿童的性情
陈鹤琴先生反对把音乐教育技能化的倾向,指出儿童音乐教育是一种“从内心而歌的精神活动”,更应该注重的是它的审美价值。他说“:从前的艺术教育太注重技能,现在的艺术教育是要注意儿童的个性、儿童的天真、儿童的创作。“”我们中国应采取这种创造性的新精神来改进陈腐、呆板的‘艺术’教育。”[1][p.86-90]所以,儿童唱歌应以反映精神面貌为主,不能偏重于演唱技术的教学。满足儿童唱歌的欲望、陶冶良好的情操是第一要务,培养技能是其次的。陈鹤琴先生对于音乐的情感陶冶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音乐的真正价值在于人和音乐交融,由音乐的节奏、旋律之美,引起身体和精神的共鸣,净化人的心灵,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要用音乐来陶冶儿童性情,“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创造自己的生活。”[2][p.401]陈鹤琴先生提倡用音乐激发人们团结一致、爱国向上的精神,非常注意发挥音乐对儿童良好品德与人格的培育作用。而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国人甚至连国歌也不能普遍地会唱,更谈不上个人的情感、团体的精神的激发和表现。所以,他主张为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唤起民众爱国的精神,就必须特别注重音乐教育。为此,陈先生亲自为儿童和幼师的学生创作歌曲,用歌曲的形式对学生们进行良好品德的熏陶,鼓励学生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而努力学习。
(三)使儿童生活音乐化,儿童音乐教育生活化、综合化
陈鹤琴先生批判当时幼儿园音乐教学与生活脱节的现象,反对把音乐教育仅仅作为课堂内的唱歌或舞台上的表演。他主张要寓音乐教育于儿童生活之中,让儿童生活音乐化。他说“:大凡健康的儿童,无论游戏、走路或是休息,都本能地爱唱着歌,表现出音乐的律动。因此,我认为儿童的生活离不开音乐”,[3][p.345]同时“我们要凭着音乐的生气和兴味,渗透到儿童的生活里面,使儿童无论在工作、游戏或劳动的时候,都能有意志统一、行动合拍、精神愉快的表现,使儿童生活音乐化。”[4][p.401]陈鹤琴先生认为儿童的生活是整个的,他设计了“整个教学法”,把各科围绕儿童生活整合在一起;在教育过程中,不仅各科不能分,就连科目和儿童也是不分的。他主张把儿童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去教给儿童;提出儿童教育内容要有机结合的主张;提倡实施综合化、整合化的教育;反对“四分五裂”、“杂乱无章”的分科教学;提出音乐教育要与其他各门学科相结合,把音乐教育融入各领域、科目的教学之中,形成音乐教育的系统。同时,不能只是学校的音乐课上有音乐,还应将音乐教育与家庭、社会、学校的生活相融合,使儿童生活在音乐之中。
(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儿童音乐教育“中国化”
陶行知先生批判当时幼稚教育有三种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对陶先生的批判非常赞同,主张儿童音乐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要走民族化之路,要重视民族音乐的价值,不可盲目崇洋。他说“:现在中国所有的幼稚园差不多都是美国式的。幼稚生听的故事,唱的歌曲,玩的玩具,用的教材,也有许多是从美国来的。就连教法都不能逃出美国的范围。中国和美国文化背景、环境均不相等,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对中国未必合适。”[5][p.75]陈先生提出办园要适合国情,鼓励儿童音乐教育要有中国特色,主张运用民族乐器,如琵琶、笙、箫、古琴、鼓、磬、钵等,这些既易于获得,又便宜,对儿童的教育具有与西洋乐器一样的价值。陈先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创作和改编儿童歌曲,运用民族乐器进行儿童音乐教育,努力对当时儿童音乐教育进行“中国化”“本土化”的改造。
二、陈鹤琴儿童音乐教育思想的启示
(一)儿童音乐教育应树立“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观
从幼儿教育机构正式成立之日,“儿童中心”就成为儿童教育工作者遵循的准则,欧洲的新教育和美国的进步教育都提倡人性的自由平等,特别是杜威更是明确提出“儿童中心”的理念,被称为“教育上哥白尼式的变革”,陈鹤琴先生秉承杜威的先进理念,提出培养“人”的教育目标。时至今日,儿童音乐教育实践中仍存在着不从儿童出发,重“技”轻“人”的现象。按照陈先生的音乐教育思想,我们应该做到:
1.让儿童都能享受音乐的快乐
音乐是每个儿童所喜欢的,但并不是所有儿童都喜欢上音乐课,也不是每个儿童都能在音乐中获得乐趣,原因是传统音乐教育过于“功利”,只关注几个优秀的“小音乐家”,不能顾及全体儿童特别是音乐技能发展较慢的儿童,音乐教育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和优势,成了许多儿童的痛苦和失落。因此,在进行儿童音乐教育时,我们不应过于注重音乐技能的培养,也不能只关注少数音乐特长儿童,而应让每个儿童生活在音乐之中,享受带来的快乐,享受生活的乐趣。应做到不论儿童音乐能力的高低,不论儿童声音是否优美,让每个儿童都能体验音乐的美和生命的价值。
2.让儿童音乐教育动起来
陈鹤琴先生把儿童心理突出的特征描述为“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和游戏心”,把“做”作为教和学的中心,认为教学要围绕“做”展开,认为“做这个教学原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的学习,不论是肌肉的,不论是感觉的,不论是神经的,都要靠做。”[6][p.68]因此,在儿童音乐教学中,应该把音乐转变为儿童表演、游戏的形式,而且应该让儿童自由表现,因为儿童有“一百种语言”,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独特表现情感的方式。比如,在音乐响起时,我们可以让儿童站起来自由的按照旋律、节奏跳舞、表演,可以让幼儿根据音乐的体验去模仿动物、做游戏、讲故事、绘画等等。既能促进儿童对音乐的体验、欣赏和理解,发展儿童的音乐能力;又能促进儿童身体协调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3.儿童音乐教育游戏化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要求“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的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而游戏是儿童所喜欢的,儿童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游戏,用游戏的方法进行儿童音乐教育,易于受到良好的效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是孩子喜欢的,他就会很快的去认知、体验和探索,就会积极学习。儿童感知动作思维占优势,但凡能成为其动作操作对象的物体,他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儿童音乐教学要溶入游戏,让儿童在做中学、玩中学,在快乐中获得有益身心发展的经验。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从内容上把儿歌故事化,让儿童去表演;也可把儿歌学习形式游戏化,让儿童在玩中学,不知不觉中获得发展。
4.儿童音乐教育要适合儿童的需要和特点
陈鹤琴先生提出了“幼稚园要有幼稚园的歌曲,要有幼稚园的节奏”[7][p.290]儿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需要,儿童音乐教学中,从形式到内容、从方法到环境都应适合儿童。从内容讲,儿童音乐教育应选择适合儿童的音乐,选择旋律优美、节奏欢快、内容简单便于儿童掌握的儿歌;从形式讲,可以用团体教学的形式面向全体,但也要顾及每个儿童的特点采用小组教学或个别辅导,同时应提供各种玩具、道具帮助儿童体验和表现音乐。从方法上讲,儿童音乐教学应从音乐的整体入手,应儿童完整的欣赏和感受音乐的旋律、节奏和情感,切不可为了记忆歌词把一首优美的音乐分割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违背儿童整体认知的特点和音乐自身的规律;从环境来讲,要选择优质的光盘磁带,创设渲染音乐情感的物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应为儿童创设轻松的心理氛围,尊重每个儿童的想法和创造,让儿童沉浸在音乐之中。同时,教师还要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也可以让儿童教儿童,相互促进。
5.儿童音乐教育加强“情育”,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情商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音乐教育是一种“情育”,它对人类的情感起着陶冶、净化、启迪、培育的作用[8]。因而,我们要利用音乐教育的“情育”功能,培养儿童的情商,促进儿童全面和谐发展。着名音乐家冼星海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9]学前儿童遵从“唯乐原则”,以无意注意为主,只有儿童感兴趣的东西,他才愿意探索,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因而应充分运用音乐对儿童情感的陶冶作用,让儿童在音乐教育中学会体验美、欣赏美和表现美,激发儿童的良好情感和积极态度。同时,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不衰竭的动力,儿童期是想象力、创造力发展迅速的时期,可以利用音乐教学激发儿童的想象,创造性的去演绎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学会和其他儿童合作、分享。
(二)儿童音乐教育应树立“回归生活”的课程观
1.儿童音乐浸润于一日生活
音乐本来就源于生活,从生活中创造而生,让枯竭冷漠的儿童艺术教育回归到儿童真实、鲜活、丰富的生活中去,这既是儿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儿童作为一个生命体应该享受的权利。[10]我们要把音乐融入儿童的一日生活:早上让孩子听着熟悉、激昂的音乐入园,幼儿很快就能进入幼儿园的活动氛围,激起幼儿愉快的情感和探索的愿望,高高兴兴的开始一天的幼儿园生活;餐点听着舒缓、优美的音乐,营造一个温馨的进餐环境,优美的旋律能使幼儿安静下来,增加食欲,有助于细化吸收;伴着抒情、缓慢的摇篮曲午睡,让幼儿回味到母亲的爱和温暖,幸福自然入梦;利用音乐引导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可使幼儿不知不觉的形成习惯。
2.儿童音乐教育与各领域教学相融合
《纲要》指出“各个领域的内容互相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音乐教育作为艺术领域的重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与美术、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相融合,还要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等领域相融合,形成合力促进儿童发展。一方面,各领域可以利用音乐这种儿童喜爱的形式进行教学,例如可以利用音乐促进儿童运动的兴趣、缓解儿童的紧张,也可以利用配乐进行声情并茂的语言教学,还可以把音乐作为背景,协助各领域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音乐教育要自然的融入语言、科学等知识,促进儿童身体运动能力的发展,培养儿童的良好的情感体验和社会情感,与其他领域共同促进儿童发展。
3.儿童音乐教育做到家、园、社会相统一
儿童音乐教育不单是儿童教育机构所能单独承担的,音乐教育要融入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使家庭音乐、学校音乐、社会音乐融为一炉,而使儿童整个生活达于音乐的境界。”[11][p.402]这样,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融为一体,使儿童就能时时、处处都沉浸在音乐的熏陶之中,欣赏到音乐的美,体验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在各种场合自由表达自己的音乐感受。
(三)儿童音乐教育应树立“民族化、本土化”的价值观
1.儿童音乐教育的民族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音乐教育,如果不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就谈不上继承、弘扬和发展,更谈不上走向世界立于世界之巅。因此,儿童音乐教育“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课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12]现在,我国引进了许多国外着名的儿童音乐教育模式,如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匈牙利科达伊音乐教学法、美国综合音感教学法和日本的铃木音乐教育体系等,也有许多儿童音乐教学演唱国外的歌曲、使用国外的乐器,当然在世界多元化、一体化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对我国儿童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教育模式、歌曲都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在国外好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再有,作为儿童阶段的音乐教育应以普及教育、情感陶冶为主,应该使儿童音乐教育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最强音。因此,这些国外乐器、歌曲甚至教学形式的引进,必须立足于我们本国文化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教育观论文篇11
其一，教导孩子敬畏上帝。犹太典籍中多处提到了要对上帝报敬畏之心。例如“智慧的开端是对上帝的畏惧。”[3]“你应该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上帝，用你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量。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这些话。让你的孩子们也深深铭记住这些话语。”[4]
其二，应该教导孩子们学习圣训,按照圣训所说去做事。例如，有文章说“遵循上帝的指示，做正确而合理的事情”[5]。“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心情愉悦，这种敬畏之情带给人快乐和长生”[6]。相似的论述还有“没有比敬畏上帝更好的事，没有比遵从上帝的圣训更美好的事”[7]。
（二）关于教育内容、方法及要求
犹太教教育的内容，在教育目标中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圣训。所谓圣训就是犹太人认为从上帝那里获得的两种启示录——手写的和口述的。概括起来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神圣著作》、《塔木德》。
1、学习圣经是义务
犹太人非常重视学习犹太典籍，尤其是《圣经》。十二世纪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和法律学家迈蒙尼德写到：“每一个犹太人都有学习圣经的义务，无论他是贫穷或是富有，是健康的或是生病的，是年轻富有活力的还是年老而虚弱的。即使一个人贫穷到靠施舍来维持生计或是挨家挨户地乞讨为生，或者一个人要养活一家老小，一天中他都有义务留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圣经。”[8]
2、枯燥的方法和内心热爱结合
犹太教义的学习方法非常枯燥，甚至很残酷，犹太人不以这种枯燥为苦，还把它视为上帝对人们的磨练。“每天的第四个小时，上帝在教孩子们犹太哲学——拉比哈姆比亚德（HaimBeyad）把这理解为折磨儿童”[9]。
犹太教强调口头传授，注重记忆就不足为奇了。《圣经》中多处提到记忆的重要，例如，“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这些话。让你的孩子们也深深铭记住这些话语。当你在家和外出的时候，当你躺下和起床的时候背诵它们”。[10]
但同时，犹太教义也强调学习者要发自内心地热爱所学的内容。这二者怎样统一起来呢？从《圣经》中一些描述集体活动的故事，我们能找到家长怎样教育孩子的例子。例如《出埃及记》中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记载了祭祀礼仪法典的重新制度的过程、祭祀礼仪的每个步骤，还记载了父母亲和孩子就上述两个方面讨论的内容。孩子们见证了祭祀礼仪的过程，询问礼仪的意思，大人们就告知他们一些相关的故事。例如在逾越节时，人们要吃未经发酵的硬面包，当孩子们询问这是为什么，“……你应该解释给你的儿子听‘正是因为上帝为我做的一切，我才得以从埃及逃出来，恢复自由’”[11]。
在《塔木德》中说到“如果孩子不会提问，父母要教他们，要用孩子的理解能力能理解的答案去教他们。”[12]
因此，背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础的，同时，还要参与公共实践活动，提出问题，寻求解答，在与家长的对话中丰富自己的理解，加深记忆。所以犹太人的教学方法中非常注重对话，他们认为上帝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问题“你们在哪里？”。[13]
（三）关于教育角色
1、父母亲都应承担教育的责任
家庭教育中主要的教育人员当然是家长，是父母亲。父母是年轻人们模仿的典范。希伯来语中“教师”和“父母亲”的词根是一样。在《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句子是要求父母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训诫：
“最大限度地关注那些你自己的眼睛所看到而且没有遗忘的事物……把这些事物全都教给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的孩子们。那一天你在何烈山，站在你的君主——上帝的面前时，上帝说‘把人们召集到我面前来，我要让他们听到我的话，这样当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时候就能学着去敬畏我，并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们。’”[14]
“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所有这些话语。把这些话嘱咐给你的孩子们听，使他们能切实地遵守这个教义中所有的内容。”[15]
2、父亲有特别的责任
在孩子开始学习圣训时，父亲担负着特别的责任，例如，要介绍他的儿子们参加戒律的仪式。“询问你的父亲，他将会告知你。”[16]
3、父母有相等的教育地位
除了上述这些，教育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在不忠诚的并反叛的儿子的例子中发现了一个暗示：
当某人有一个不忠诚的并反叛的儿子，这个儿子并不听从他的父亲或母亲，而且即使在惩罚他之后，他也不服从父母。他的父母就应该抓住他，在这个社区的公共场所，把他带到这个城镇的长者面前，并且对长者说“我们的这个儿子不忠诚而且反叛；他不听我们的话。”[17]
有先贤们探讨上文中为什么要用“不忠诚的”和“反叛的”这两个词，其实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足够了。答案是“不忠诚是指他对父亲不忠”，“反叛是指他对母亲反叛”。[18]换言之，在教育儿子时，父母双方分担着相等的责任，延伸到女儿方面也是如此。
由于这种连带责任，圣经中能看到要求孩子尊敬父母的命令：“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19]，还有“你应该敬畏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20]。《圣经》强调母亲的教育角色和父亲是相等的：“我的儿子，听从你父亲的调教，并且不要忘了你母亲的教诲”[21]。
二、犹太人家庭教育的特点
从上述关于犹太教义中家庭教育思想近乎零散的论述中我们能概括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注重学习
为了让孩子热爱书，热爱上帝，据说在每个犹太人的家庭，当小孩稍微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会滴一滴蜂蜜在《圣经》上，让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22]
他们钻研犹太典籍，几乎一生都在学习。有人说“一个人要将他的一生时光分成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时间学习《摩西五经》，另外三分之一学习《米示拿》，还有三分之一学习《犹太法典》”。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学习《圣经》和《米示拿》的时间应该缩短，因为它们已经被包含在《塔木德》的学习中了。无论是哪种观点，总之，典籍的学习是贯穿人的一生的。
（二）注重思考和理性分析
从上文我们发现，犹太人的阅读量非常大，孩子们要记诵典籍，而典籍的覆盖面非常广，既有上帝的训诫，还有先贤圣人们对训诫的注释和理解，有流传下来的犹太法典，还有对法典的认识和评述。尤其是《圣经》和《塔木德》。以《塔木德》为例，它几乎是一部犹太人的百科全书，从宗教典礼怎么进行，到伦理道德、医学、魔术、星相、民间故事、公共事务、谜语、笑话、数学、生活饮食、穿着、宗教生活细节、教育、经商、法律、婚姻、神话、信仰以及社会责任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犹太拉比不断的对一个论点进行论证，和其他书籍不同的是，《塔木德》中很少会存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单一的论点。例如当一个拉比说“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会有另外一个拉比说“医生是罪恶的”，并举证说明。但《塔木德》最终不会告诉你，哪个论点会是正确的，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在这里：拉比们永远不会就一个论点达成一致。这给人一个感觉：世界上永远没有固守的东西，论点可能因为人的理解力和审视角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23]
通过阅读这样的文献资料，犹太人重视思考，不追求问题的唯一答案，而是强调说出自己的观点。拉比赖施（Rashi）在他对圣经的经典注释中提出：人们与生俱来就已经理解了圣经原文中的问题，他们要做的是说出自己的答案。[24]
（三）有家庭集体学习的氛围，父母是孩子学习的典范
公元前5世纪，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使《摩西五经》的公共阅读制度化，即定在每周一、周四和安息日为公共阅读时间。这种全家，甚至整个社区一起学习的氛围一定会对孩子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圣经》还强调孩子从父母亲身上学习，把父母视为学习的典范。有些情况下，父亲甚至被视为或等同于神父。[25]
（四）父母共同承担责任，具有相同地位
犹太典籍中专门提到父母亲具有同样重要的教育地位。这使孩子养成尊重父母双方的习惯，有助于发挥教育的合力。
注释：
[1]佚名；“令人惊叹的犹太民族”；《犹太人的礼物》；/ijews_com/list.asp?id=172
[2]曲伟《以色列的启示》/ijews_com/list.asp?id=629，转载自《活力》2003年第5期
[3]《诗篇》Psalms111:10
[4]《申命记》Deuteronomy6:4-5
[5]《创世记》Genesis18:19
[6]《德训篇》Ecclesiastics1:12
[7]《德训篇》Ecclesiastics23:27
[8]TwerskyI.“LawsConcerningtheStudyofTorah”AMaimonidesReader.p64-65NewYorkBehrmanHouse.1972
[9]Pallaggi,I.(1873)ResoponseofHayyimBeyad.IZMIR:Raditi(inHebrew)
[10]《申命记》Deuteronomy6:6—7
[11]《出埃及记》Exodus13:18）
[12]《米示拿》MishinahPesahim10:4
[13]《创世记》Genesis3:9
[14]《申命记》Deuteronomy4:9-10
[15]《申命记》Deuteronomy32:46
[16]《申命记》Deuteronomy32:7
[17]《申命记》Deuteronomy21:18-20
[18]Finkelstein.I(1969)SifreonDeuteronomy;NewYork;TheJewishTheologicalSeminaryofAmerica(inHebrew)
[19]《出埃及记》Exodus20:1，《申命记》Deuteronomy5:16
[20]《教义记》Leviticus19:3
[21]《箴言》Proverbs1:8；6:20；23:22
[22]佚名，《犹太人认为教师比父亲更重要》；来自《文汇报》；本文从互联网摘录；/ijews_com/list.asp?id=173
[23]佚名，《我眼中的犹太法典“塔木德”》；犹太网
[24]Melamed,E.(1978)BibleCommentaries.Jerusalem;Magnes(inHebrew)
教育观论文篇12
一、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理论依据及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核心概念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最旱是1986年由当时的关国研究性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组成的霍姆斯小组在其《明日教师》的报古中提出并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校，通常是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是在原有学校中有独立的机构，有的则是附属于原学校的原有机构之下.其核心是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与若干所中小学建立起来的合作体，目的是使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能一体化，以此提高教师职前培养的水平和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1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理论依据
(1)反思性教学
对“反思”的系统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一书中认为，反思是“对于任何信念或假定性的知识，按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的结论而进行的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它使人们从单纯冲动和单纯的一成不变的运行中解脱出来”。
20世纪80年代，由于教育发展的需要，人们开始进一步关注反思和反思性教学。波斯纳指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没有反思的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认知。如果教师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人的思考，那么他的发展将大受限制。科顿和斯巴克斯一兰格提出了一个教师反思的框架，后者还提出了反思的三种内容，即认知元素、批判元素及教师陈述。布鲁巴赫提出了五种反思的方法，即课后备课、写反思日记、观摩与分析、职业发展及开展行动研究。
(2)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这一概念最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勒温于1944年提出。行动研究是为了弄清现场面临差别的实质，从而引出用以改善事态的行动、行动研究是由现场人员和研究者协作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它直接的目的在于改善实践。上世纪50年代，行动研究开始进人美国教育科研领域，70年代在欧美各国便已成为主要的教育研究方法之一。
行动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把“行动”与研究结合了起来，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进行研究，解决问题;第二，它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改善实践，其研究者即研究结果的应用者;第三，它的研究场所不是研究室(所)，而是实际的教育工作所在场所。
正因为行动研究是在教育工作的情境中进行的，是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的研究，所以行动研究首先强调要从经验巾学习，即要根据理论对自己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行动研究中，实践者就是研究者。这有利于理论更好地和实践结合，从而对实践加以指导，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因此，行动研究是“为行动而研究”，是“在行动中研究”，是“由行动者(进行的)研究”。
2合作是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核心概念
前文已提到，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目的是提高教师职前培养的水平，是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而推动中小学及大学的发展。这一目的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就是融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为一体。因此，“合作”便关系到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成败，“合作”是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核心概念。
为什么要合作?第一，教育问题涉及多方面，并且这种多方面还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要进行改革，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多方面共同合作;第二，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所以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也必须紧密联系，才能相互促进;第三，教师的专业素质既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又包括专业实践能力;第四，在传统的模式中，大学教育学院与地方中小学是完全隔离的，现实中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状况要求大学与中小学必须进行合作。
怎样合作?一般是通过联络小组来进行合作的。联络小组的成员必须既有大学教师，也有中小学教师。由于大学和中小学的性质及其在专业发展学校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所以其成员的职能也不一样。对中小学教师来说，第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实习生的教学，是与实习生进行合作以共同负责班级的教学与管理工作;第二，走进大学校园，承担一些师资培训的任务。对大学教师来说，第一，在专业发展学校中，他们要参与各种教师研讨活动，要听实习生的课，组织实习生进行讨论，并把专业发展学校中的情况及时地反馈给大学;第二，在专业发展学校举办高级研讨班，针对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间题，与中小学教师一起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二、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意义及其制约因素
1.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意义
(1)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能促进在职教师的专业发展
前文中我们说，中小学教师在联络小组中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实习生的教学。中小学教师要指导实习生的教学，首先必须对自己已有的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指导实习生。另外，由于这时是中小学教师与实习生的合作，所以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念也必然要受到实习生的挑战，这也促使中小学教师要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加以反思。其次，联络小组中的中小学教师还可以进人大学校园，即或被聘为大学的兼职教师，或选修大学的相关课程，或参与大学教师的课题研究，这些无疑都有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最后，联络小组中的大学教师一学年中可以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实习生所在实习学校工作，在这期间，他们可以采用各种形式与中小学教师就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样，过去只作为实践者的中小学教师，现在就既是实践者还是研究者，无疑也会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2)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能促进中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合作
通过前文对“合作”必要性和途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确有利于改变过去由于性质和地位不同而带来的那种大学与中小学之间互相轻视、互不往来的状况，从而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
在中小学这一方，它可以促进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中小学带来新气象。美国有实践表明，参加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项目的学生，其学业成绩要高于未参加该项目学校的学生，特别是在语文、数学等科目上。前文已述，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有助于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后当然也会促进其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大学这一方，第一，它能拓宽大学教师研究的领域。由于与中小学有合作关系，所以大学教师可以进人中小学，可以与中小学教师一起研究他们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这有利于大学教师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了解中小学教师的实际需要，并以这些问题为中心，与中小学教师共同进行研究，从而使大学教师的理论向实践转化。第二，将中小学教师作为兼职教师聘进大学校园，有利于在大学就读的“未来的教师”了解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从而使他们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有利于他们根据未来工作的需要，努力学习，提高能力。
(3)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有利于大学组织学生进行实习
在传统的教师教育中，实习生往往只需在实习学校上几堂课就可以了。但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实习生的实习时间长达一年左右，实习的范围也不只是听课、上课，而是要作为学校的正式成员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另外，在这种实习的过程中，实习生既可以得到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实践经验上的指导，又可以得到大学教师在教育教学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使他们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实习生在教育教学理论和实际教学能力上的提高。实践表明，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实习比传统的实习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使学生了解中小学的需要，因而也能更快地使学生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
2.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发展的制约因素
(1)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矛盾
第一，传统观念上的地位的不平等。
举办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要求大学与中小学之间是伙伴关系，要求双方的地位必须是平等的，否则合作就必然面临困难。但实际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学对教师所需知识的理解还主要是本体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这样，如果只看这两种知识，当然中小学教师就无法与大学教师相比。但如果从实践性知识看，则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就没有可比性了。通俗地讲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学教师那么多的学问，但许多大学教师基本上也无法上好一堂中小学的课。
第二，双方的目标不同。
目标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大学及其教师主要关注的是实习生对专业技能掌握的程度，而中小学及其教师则主要关心他们的学乍学习的状况及学校的声誉。这种目标上的不阳极可能导致双方合作上的失败
第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问的距离。
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问的ff动。但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问H前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教师希望大学教师能解决他们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甚至希望大学教师直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但事实上，大学教师满足不了中小学教师的这种要求。在大学教师中，许多人只是对某问题有观点，并目这种观点也往往只足他们自己的观点，至于具体怎么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经验可言的。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也很难看到中小学教师能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做。其昧因足：首先，中小学教师首先要依据的是他们所处的情境；其次，中小学教师在阅读大学教师的理论时．不可能将他们头脑里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等全部除太，他们也必定是带着他们的“成见”来理解大学教师的理论的。正因为如此，合作的双方之问就极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大学教师认为中小学教师是用经验指导实践．缺乏先进理论作为指导；而中小学教师则认为大学教师的理沧是“空中楼阁”。
(2)中小学教师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参与音的个体性。
所谓参与者的个体性，足指中小学教师参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只足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与学校的整体关系不大。这种情况随之产生出以下的问题：首先，学校很难形成某种环境，即一种有利于教师之间就某些问题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J使那些对教学不够积极的教师改变他们的态度的环境。其次，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参与蕾的个体性，这就使他们的讨论只能局限在一个小群体之中，从而造成使需要进行的整个学校范围的变革被忽视的状况。
第二，对参与者的当前教学质量的影响。
参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而促进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参与的中小学教师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对大学实习生的指导，对基地的管理，充当大学与罄地之间的联络人，等等。但巾小学教师首先是自己的学生的教师，而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承担了比以前更多的职责时，这种新增加的职责就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也就是会影响到他当前的教育教学。
三、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1．它启示我们，我们的教师教育的观念要改变
(1)应改变过去那种将教师教育分割成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两块的思维方式，树立教师教育一体化的观念这能使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走进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去，同时也能使中小学教师重返大学而走进理论。
(2)应改变过去那种大学与中小学之间不平等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改变，主要是要认识到，中小学教师专业的特性主要不在于其本体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而在于其实践性知识，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
(3)应改变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观念
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识到，许多教育理论只是这种理沦的持有者对于某些问题的自已的较为系统的思考而已，它不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的理论是以客观为依据的，而教育实践巾的许多方面则是以人的精神为对象的。教育实践还是人人之间的互动，而技术性的实践的对象则是被动的物，技术性的实践是人对物的征服或控制因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问应该是一种互相理解的关系，教育理论的主体“最多只能是教育实践的‘前’义者’，而非‘指导者’；最好的也只能是教育实践主体的‘伙伴’而非他们的‘导师’。
2．它启示我们，我们的教师教育模式要改变
(1)应改革现行的教师职前培养的模式
首先，作为人职前应掌握相当多的实践性知识的重要途径，实习在教师职前培养中是至关重要的。但实习并是简单地在几周的时间内看一看观摩课或实习者亲自上几堂课，而应该足在一个较长的时问内实习生作为实习学校中的正式一一员全面地参与该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实践。其次，过去师范生在学校学习时，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主，但缺乏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应聘请一些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作为自己的兼职教师，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习惯。
(2)应改革现行的教师职后培训的模式
应改变过去教师在职培训就是请大学教师开讲座的做法，将反思性教学与行动研究的理念和做法用于教师的职后教育。中小学教师在对大学实习生作指导时，他们自己也必然要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而在大学教师进行问题研究时，他们也就将行动研究融入了这种研究之中，因而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教育观论文篇13
二、学校和家庭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加强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首先，学校要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学校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板、校内报纸和闭路电视等多种媒体形式积极宣扬好人好事，及时、公开表扬学生和老师的良好道德行为，这样就可以让学生随时感受到正能量，培养坚强、乐观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