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本科论文篇1
新闻本科论文篇2
一.学科经典的内在逻辑
蔡尚伟教授在《“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开头就指出:“新闻经典”的建构对新闻学科的意义重大,是关系到新闻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的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开篇的论证极具洞见,指出了讨论“新闻经典”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经典”应该是新闻学科里的经典,新闻学科是“新闻经典”存在的语境和背景。
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经典”需要在学科的范畴里展开讨论,任何经典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的,都有其相对应的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经典,则有某一个学科的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符合该学科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离开学科背景,经典就无从谈起。这样说来,几乎不存在跨学科的普遍有效的经典。
因此,厘清某一个学科的学科经典的内在生成逻辑,是讨论经典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经典的问题无法讨论清楚,即使是确定了某一个学科的经典,这些经典也无法给学科带来正面的意义,因为没有站在学科内部逻辑来讨论出来经典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本身。
上面讨论的结果认为,“新闻经典”必须符合新闻学科的经典产生逻辑。下面将从这个观点出发审视蔡尚伟教授的“新闻经典论”。
首先,作者对“新闻经典”的历时性考察是从“经典”一般的意义出发考察的。因此,过去学界使用“新闻经典”的概念等同于“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最新闻作品品质高的习惯性称呼,并未从学科的高度出发考察,是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新闻经典”作品因未站在新闻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不具有学科上的意义,也因此不会对新闻学科的地位和身份产生显著影响。正因为这样,建构“新闻经典”是新闻科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在新闻的经典的标准上面,作者认为除了经典所需具备的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性外,还包括新闻性。
这个标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先说新闻性。讨论新闻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
如果站在“新闻经典”和其他学科经典的比较上看,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独特标准,但是如果要问,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我们认为,新闻性只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不能作为评判“新闻经典”的标准。“新闻经典”是新闻学科领域里的经典,当我们进入新闻学科领域讨论新闻经典时,必然是对具有新闻性的作品展开讨论――如果新闻作品不包括新闻学著作的话――这样,新闻性就是和新闻学科一样隐退的背景,而不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的基本属性,任何“新闻经典”必然具备新闻性,但因为新闻作品都具备新闻性,其不能成为评判新闻作品是否为“新闻经典”的标准。
“新闻经典”是否只是指新闻作品而不是新闻学著作呢?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大于新闻学著作。新闻作品的内容与社会同构,新闻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目共睹,从而更容易跨越学科藩篱,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力。因此“新闻经典”的最大可能是新闻经典作品。”iii
新闻学著作是对新闻作品及新闻运作规律的研究,新闻作品则是对客观事实报道产生的文本,要判断到底新闻作品还是新闻学著作是“新闻经典”,或者两者都是,关键是要看新闻学学科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哪种文本上,实际上是,新闻作品以实际的文本内在地体现了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新闻学著作则是站在外部逻辑上,对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们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比较而言,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核心构成部分,更可能是新闻学的经典,而新闻学著作的经典则是有关新闻学规律揭示的优秀作品,是新闻学的次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里,四大名著作为文本,是小说文体创作的高峰作品,是文学经典,而研究四大名著的著述也有优秀作品,但一般不会认为是文学的经典,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经典”的标准的问题。
文章中指出,“新闻经典”应该符合经典的基本要素,即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
正如上文讨论的结果那样,“新闻经典”是关于新闻学的经典,其标准应该是从新闻学的内在逻辑里寻找。举个形象的例子,学科发展如一条链条,经典是链子的各个节点,由于具有这些经典,各个链子单元从能连接在一起,形成链条。只要站在整根链条上,才能确定各个关节,因此,要确定经典,必须先寻找学科的发展脉络。这是评估经典的首要步骤,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就如文学,之所有会有四大名著,那是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四大名著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古典小说链条上的“节点”,同样的原理,唐诗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
回到“新闻经典”,“新闻经典”的内在标准不在于新闻性或者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而在于其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而要理清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又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只有先厘清新闻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才能确定新闻的经典,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构建的“新闻经典”,能够清晰映射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推动新闻学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尚伟教授在其论文《“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中讨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重要性、问题、范围等诸多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其“新闻经典论”
新闻本科论文篇3
对专业人员而言，新闻就像一个美女，最好搂到自己怀中，而不是只用来看。如果长期在土鳖的新闻理论中浸淫，同时又缺乏足够的新闻实践，很自然就对新闻生疏且冷漠。而冷漠，是一切学问乃至理想的天敌，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而川大新闻系的“论文新政”，恰可从某种程度上消解学生对新闻的冷漠，对学业的冷漠，对理想的冷漠，使其真正积极行动起来。如此，则中国报业前贤黄远生的“四能”——— “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也就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最后说点题外话，川大此次“论文新政”，因为最初的消息误传，引出不少关于本科论文存废的讨论。我个人是支持保存本科论文制度的，前提是这个制度必须有效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并保证其原创及技术含量。
新闻本科论文篇4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高潮。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新闻本科论文篇5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1]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C]//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3.
[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C]//民国新闻教育
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7.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新闻本科论文篇6
恩师何微先生如果还活着，就是百岁老人了。他1916年出生在山西祁县的一个中医世家，青年时期读完师范学校的历史科便在县城完小教历史课程。1937年徒步到延安，入抗大学习，一年后抗大毕业即从事新闻工作。此后半个世纪里，与新闻工作、新闻人才的教育培养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他从事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活动时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眼前，萦绕于脑际，回响在耳边，教我自新，催人奋进。
现将我所知的――何微先生的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粗略归纳，概述出来，虽难以深奥，但愿阅者能取舍论释、得仁见慧思矣。
何微先生生前一直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一门较为特殊的应用学科，必须实施比较科学的教学形式。据他看来，新闻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且应用性很强。新闻学专业的活动主要是公开地传递最新发生的事实信息。传递给谁呢？传递给可以知道、可能接受的人，是直接针对于人接受的工作，是直接做人的工作。文、史、哲等学科的作品，人通过阅读后的接受，一般说来总是潜移默化的；新闻学的作品，如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登载出来，人通过阅读后的接受，反应强烈或冷淡，一般都比较直接，在头脑意识中或是在言谈举止上，受其影响或引导比较明显，即使接受者并非保持顺从心理，所产生的逆反心理也很突出。新闻学应用性强，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以往的许多新闻学系、学科或专业，设在综合性大学或政治学院、法政学院，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在于，新闻学也像政治学、法学那样，具有同样的应用性、实用性。因此，新闻学需要采用较为科学的教学形式。理论教学、知识传授、课堂讲解、教材阅读，当然是必须的，但形式过于单一，缺乏应用性的实际训练，难以提高新闻学的专业技能，不能使修学者兴趣广泛、新闻视野开阔，并不是比较科学的专业教学形式。他还批评某些高校的新闻学院、系或专业和某些单位所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新闻学专业教学上形式不生动活泼，内容选择不精、不广泛，大多是就着教材照本宣科，不能引发学习兴趣。科学的教学形式，不是生搬硬套教材、讲解刻板或深奥得玄而又玄，也不是堆砌概念、排列知识。那种教法，学生似乎弄懂了、明白了，就是不会用。新闻科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在从事新闻工作和开展新闻学专业教学、培养活动的近半个世纪的时日里，何微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和立场，认真审视和严格分析并积极推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直至20世纪末逝世前，自始至终毫不隐晦、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根本没有完成，现在只是初步奠基，仍需发展、扩充和完善。不必说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时期的新华社太岳分社、山西分社、华北总分社到部队去挑选有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参加新闻工作、带他们采编新闻，也不必说建国初年他在新华社北京分社接纳被分派来的大学毕业生，教他们做记者、做编辑、写消息、改稿件（那时是“合署办公”，新华社的分社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站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后来出名的女记者王金风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就报到在何微先生手下），单说1954年他作为北京分社社长应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邀请前去讲授“新闻业务”课程，建国后北大“新闻业务”课程的讲义就是以他的“第一讲：新闻导语”为开篇的。那时北大出版发行的报纸《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过这些讲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全是白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报纸编辑学的教授郑兴东，应武汉大学新闻学系的邀请去作学术报告，见到发稀斑白的他，喊他“何老师，何微老师！”何微先生睁大眼晴、竟然不认识！“我是郑兴东，您教过我新闻写作课！”郑兴东教授只好大声解释（大声是怕何微先生耳背、听不见）。也就是之前或者之后，武大新闻学系请新华社副总编辑闵凡路去作学术讲座，第一次讲座题为《社会新闻的采写》，是为新闻学本科马上就毕业的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们讲的。两个小时的讲座，其中有半个小时讲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集体署名的通讯《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是分社记者在零点前后北京的火车站、马路、医院、垃圾站等处采访的。这篇是新闻通讯的典范之作，以往读新闻学专业者都会找来阅读。我当时是何微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当然也就在听讲座者之列，坐在听讲的第一排。闵副总编讲座结束，话音刚止，我即上前跟闵凡路副总编说：“您讲的那篇通讯《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有一位主要当事人现在就在这里。”闵很惊讶，忙问：“谁？那我倒要见一见！”我回答：“何微先生，是我的导师。他那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谋划、分派记者、最后统稿、定稿、向总社发稿，都是他。总社在北京宣武门，分社在北兵马司胡同。对么？”不用说，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20世纪80年代），范敬宜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组织、分派各地记者夜半访车站、码头、医院、厕所等等，不能说与《当人们熟睡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初期）如出一辙、直接仿效，但至少也有间接的或隐约的某些启发吧？何微先生的新闻采写实践和应邀在北大新闻学专业讲授“新闻业务”课程等活动，雄辩地证明了他积极地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新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最初奠基。这是他应该在生前感到自豪、死后也含笑九泉的！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次于内蒙古地区召开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年会上，当一位高级别的这方面的负责人在发表讲话时夸口说“已经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时，何微先生倒不高兴了，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回到武汉，何微先生还两次对我说：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上，决不能信口开河，也不能人云亦云，要确确实实。在新闻报道上，“跟风”吃过不少亏、栽过多少跟头？在做学问、钻研学术上，夸海口，就是不老实、不科学。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校长蔡元培是会长，徐宝璜是副会长、导师，讲《新闻学大意》，理论嘛；另一位导师是邵飘萍，讲《新闻采集法》，业务嘛；稍后几年，戈公振在讲义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中国报学史》，历史嘛。这些在那时候都属“破天荒”之举！眼下哪所高校的新闻院、系、专业，还不是主要讲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新闻业务这三块？都过去七八十年了，还不是那“三大块”？我还记得，已近八十高龄的何微先生，把自己和我能找见的“新闻学”的书，都摆在一个大圆桌面上，每本书都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将目录文字打杠杠、画底纹短线，嘴上喃喃地说：“体系？不完全！”无独有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一家三口踏着冰雪在除夕那天去季羡林先生家，给季老祝贺春节。于寒喧之后，季老问我：“知道‘余心言’吗？读过署名‘余心言’的文章吗？批判开路，假、大、空，不实事求是啊！”看来，是真做学问的，是真学者，到老、至死，都强调实事求是，讲求科学！
何微先生说，新闻学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停止，还要向前发展。这个学科体系，就眼前来看，新闻学的理论、（中外）历史、业务（采、写、编、评、拍、录、摄、播、剪贴制作等）、传播、经营、管理、教育这些主要部分，才能构成一个学科体系，要照这样的体系培养新闻学的专业人才啊，那还差得远呢！他还说过，新闻信息作品要能顺利运载、传递出去，到达目的地，以往一家报馆至少要有采（集）访部，编辑（整理）部，经理（营）部三大部门。现在的新闻学院、系、专业、研究所，除了新闻采、编，经营等方面，讲了多少？又研究了多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不全？
何微先生积50年的新闻工作、带领并组建、培养新闻工作者队伍之经历或经验和教训，知晓新闻事业与社会上其他职业、行业一样，信服“业以人兴”这个道理。可是，新闻学是应用性很强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事业也须适应时势变化、适合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他一贯主张新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或培训，需要别门类、多层次和分阶段。1984年秋季学期刚刚开学，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职位退居二线的何微先生，应邀到武汉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就曾多次与武大的校长、教务长、新闻学系主任座谈，提出对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的建议，反复阐释自己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或培训的主张。他以为，新闻学专业人才的养成，像新闻工作这项社会职业一样，比较特殊，有些人没学过新闻学专业，但从小就新鲜好奇、关心世务、注意新情况、新问题、新观点，并且经常发议论、写稿和投稿，这样日长天久了，也会把自己锻炼成记者、编辑，做新闻工作也会胜任愉快！这叫“未学自知”“无师自通”！这当然是极少数人，大多数还是要接受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或培训，然后才能做、才会去做新闻工作的。
针对做新闻工作要求对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些熟悉、对以往和现在的许多学科知识都并不陌生之特点，何微先生很注重来学新闻学专业者应该有的必要的社会阅历，没有的则应该补上“社会经历”这一课。他显然是“有教无类”的虔诚信奉者和忠实执行者，但他并不看好“一碗饭吃到碗底”“一碗水喝见碗底”的人，即并不看好、也不主张一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直接考入大学就读新闻学专业本科。他说，大学实行预科制，也有其好处、优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科读了，再去读本科，还要经过考核通过，才能读上本科。读预科期间，可以选择自己要读本科的专业，并为此而准备，不想读这个本科专业，还可以准备别的本科专业。一径读书上来考大学读新闻学专业本科，没出过学校门，没什么社会阅历，读新闻学专业肯定有些费劲，头一两年有些摸不着头脑，提不起兴趣。学习新闻学专业兴趣难以培养，这对受教育者没什么好的影响。所以，他向武大校长进言建议，开展多层次、到门类、复合型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开办新闻干部专修科大专、从高中生毕业高考录取的新闻学专业本科、从大专毕业生或校内其他专业三年级后考试录取读新闻学本科（插班生制）、从大学毕业生中非新闻学专业者中考试录取读新闻学专业本科（双学位制），今后还要争取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提高学历和学位的层次，招收研究生也宜学科交叉，也可实行高层次的“双学位制”。他的这些建议，被武大采纳、实行后，很见效果：干修生欧阳常林（84级，现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湖南卫视台长），插班生刘海法（插入84级本科，现任经济日报社一家子报的社长）、赵铁骑（插入84级本科，现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李宏伟（插入85级，原在人民日报社，现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严（插入85级，原在人民日报社，现任湖南省局长），显例很多，不胜枚举。
正是基于这样的专业教育思想，何微先生在任职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新闻系主任时，“顶风”坚持将新闻学专业办到本科结业。何微先生就这样“赤手空拳（没有教师，没有教材、没有专业教学设置）”在古都西安办新闻学本科专业。到毕业时，除一部分学生分配在陕西、山西家乡省份的新闻单位以外，很大一部分人都分到了首都北京。为什么呢？当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以及中央三台（央广、央视和国际台）需要人，其人事部门到处找，结果仅有西北政法学院有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真是“奇货可居”呀！当时，办新闻院系的高校凤毛麟角，仅北京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有，且招收学生有限，无法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是高等新闻教育脱离生源与供不应求引起的必然结局。这批新闻学专业人才中，仅就我所见过面或认识的，就有王永安（曾任人民日报社群工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蔺安稳（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刘荣庆（曾为创建中新社驻陕机构的首席记者、现陕西省报刊审读员），薛大新（人民法院报社总编辑），惠金义（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高级记者、采编部主任、党组成员）、李果（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主任记者、农村采访室主任）、杨润本（曾任新华社陕西分社办公室主任、分社机关党委书记）。“有教无类”且“分门别类”地实施新闻学专业教育，成绩自然不斐。
在何微先生看来，新闻学专业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学生一毕业就 “水到渠成”，能在采写编评摄一线做起合格并且很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编辑来，是不可能的。在学校里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还只是“入门”，毕业生只是抱了块新闻工作能“入门”的“入门砖”，这就是“入门靠师傅，修行在个人”！木匠、铁匠、箍桶匠、泥瓦匠的学徒，出师后为什么还围绕自己师傅的工地上做几年呢？没有声誉、难找见活路啊！新闻学专业也是这样，大学本科专业毕业，进入新闻单位工作，只是学堂课程教学结束了或暂告一段落了，这是新闻学专业教育的最初一步，下一阶段就是进入新闻单位后自学教育、单位所开展的专业教育和专业培养了。照何微先生的想法，要做合格且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入新闻学专业教育之前的基础教育是第一个阶段，入新闻学专业的学校课堂教育是第二个阶段，进入新闻单位后的专业岗位教育和培养是第三阶段。除了个人的不断努力、不懈进取以外，受这三个阶段的教育、培养或培训，循序前进，才能不断进步、成就事业啊！
何微先生还以为，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同样重要，必须引起教育者尤其是教育领导人和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着力关注。就新闻学专业教育方面或过程来说，“基础教学”就好比是“进口”，关系到生源问题；“理论教学”就好比是“生产加工”，关系到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即新闻学专业必备的理论修养、专业必需的知识掌握，都应该在理论教学上把好关，注重提高专业理论品质；实践教学就好比是“出口”，关系到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能否找到专业对口或相近行业的合适岗位。强调“基础教学”，就是做新闻工作要有中、外语言文字和社会各行业的一般学识基础；注重“理论教学”，就是为做新闻工作来学习、研讨专业理论，了解中、外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掌握新闻工作实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特别注意“实践教学”，要求修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把专业书本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办新闻业务紧密结合，直接转化并提升为做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
据何微先生介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其一、二年级属于预科，就是母语的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提高英语阅读、写作能力，当然还包括学一门或两门外国语；三、四年级这两年，就是在学院办的新闻媒介里做事，将新闻传播工作的一个环节做完、做熟了，再去做下个环节的工作；五、六年级为新闻专业最后两年，主要是新闻学专业的提高课程和研究课程的教学，要求在做会新闻工作后能够争取“优秀”。何先生说：“解放以前美国驻华大使兼任新闻学院、系领导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那时的毕业生，我见过，也曾接纳过毕业生来做新闻工作，学制是5年，能够用中、英文写作新闻稿件。我看，现在的研究生，能够用英文写出新闻稿的，很少见。过英语四级或六级，那是英语的水平考试；能用英文写或改写新闻稿件，那是专业外语水平的要求。然而，现在不说是用英语写，就是用汉语写，研究生毕业生也有不会写新闻评论、写不好新闻评论的。所以，在新闻学专业的教学上，至少从本科开始，就应该是基础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三者并重。新闻工作是‘实战’，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采访不到新闻，写不好新闻报道稿件，配发不出新闻评论，那就等于是工厂生产的产品中出了‘废品’，只有送去废品收购站了。”
何微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除研究生本人有过新闻工作经历者外，都非常关注研究生的专业实习环节。1988年夏，已是七十多岁的他，冒着酷暑，带着张海华（87级研究生）来到山西太原，找见山西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商量安排张海华在山西日报社实习半年。1990年，他又亲自联系、安排马续凤（89级研究生）到新华通讯社国内部农村组实习1年，并要求马续凤全面了解新华社农村报道改革10年的情况，为做硕士学位论文收集材料。
新闻本科论文篇7
1.叙事学的定义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定义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2.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3.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二 .电视新闻叙事学
电视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时间上看，彩色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与叙事学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传统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而事实上它仅聚焦于文字叙事，探究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致使二者在其后的十余年里并行不悖，无甚瓜葛。但随着电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电视媒介中是否也蕴含着叙事。电视理论家科兹洛夫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里，电视已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
从新闻类节目寻找新闻背后的故事到广告类节目营造品牌的故事，从mtv专职于音乐故事的讲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等等，“故事”不仅坐上了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而且成为其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1]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2]正由于电视对叙事媒介的整合性、对叙事内容的包容性、对叙述技巧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后经典叙事学略显庞杂的版图中开辟电视叙事学分支是必要的。电视叙事学是以叙事学方式来研究电视节目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新闻从叙事学发展历程来看，其研究范式先后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语境研究的转变，目前大多学者所进行的电视叙事研究也可以归类于此。
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因其高效快捷地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故事而成为了叙事研究的绝佳范本。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工具进行电视新闻文本分析中，不少学者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黄昌林即为其一。他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作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时空复合艺术，它在纵向的时间流程中叙述新闻，在横向的空间运动中展示关联。”并进一步述说，电视新闻是对新闻时空元素进行声画复制与拼贴的媒介形态，正是在其叙事时空的流畅性安排中彰显出电视新闻的内在价值。[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4]其论述在于德山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和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于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对此做出类似探讨的李勇将电视新闻的叙事主体细分为主持人、记者主持人和图像叙述者三部分，并强调“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分化后的叙事主体相互配合，在不同层面图像叙事中强调同一个‘声调’和‘价值’。”[5] 此外，刘红明是试图将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理论引入电视新闻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在其《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一文中，作者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叙述时序中倒叙方式的广泛运用是“因新闻基本规律和电视传媒特点做出的理性选择”，“新闻只有打乱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将一些最吸引人的信息提前抛出才能赢得受众。”如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就为上述言论做了个精致的注脚。同文中，作者还援引大量案例介绍了电视新闻常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全知)、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限知)等叙述类型。[6]
新闻专题节目因其“像包装小说一样包装新闻，像讲述故事一样讲述新闻”而极大地刺激了叙事研究者们敏感的神经。王纬等人对美国30多年来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的叙事模式分析颇见功力。作者归纳出《60分钟》的3种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模式，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以传达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制造中产阶级神话。[7]与之类似，李德刚在《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中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规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结果未知型叙事、结果已知型叙事、混合型叙事（前两者的综合），这在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作者还敏锐地发现新闻调查节目中内涵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并强调“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新闻调查节目正是在冲突的制造与解除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快感。”[8]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主体。“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著名新闻人穆青就认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面对新闻写作实践，面对在新闻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闻作品，作为“领先”的理论研究，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建构专门的新闻叙事学，并以此来创造和丰富实践。
1.新闻叙事理论现状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 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开始出现， 1999年吴炜华发表了《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叙事学是研究虚构故事的理论，所以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9]
2003年，两本国外的新闻话语分析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叙事学热。正是在这一年，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何纯发表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一文；同年，黄挺在《军事记者》中发表了《学好新闻叙事学》，并对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叙事学和新闻学就像两个不同圆心的圆，沿着各自的轨迹运动，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相交部分，这便产生了化合反应。也就是两门学科打破了原有内在结构的链条，打乱理论层次，离散知识颗粒，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这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新的基本理论层面。随着逻辑的延伸，在多学科的合力之下，原先各自比较稳定的因素就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晶体。[10]
2003年以后，运用叙事学分析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论文日益增多，2003年尚世海发表了《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2005年陈力丹、陈虹、何国平分别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序》、《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
也在2005年, 我国学者曾庆香以《新闻叙事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完成了我国新闻叙事学建构的初创之功。2006年，何纯先生的《新闻叙事学》也付梓出版。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虽然已经被提了出来，但真正属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多少，大部分学者是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新闻学。新闻叙事学专著的出版是新闻叙事学学科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闻叙事学的建构已经完成。学者们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叙事学的论文，但对新闻叙事学学科的建构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新闻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也存在这分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都需要对新闻叙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新闻叙事学的学科基础
新闻叙事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建构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支撑与联系。
首先是需用新闻学的理论来审视和指导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它阐明的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新闻叙事作为新闻活动之一种，无疑要接受新闻基本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新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新闻叙事原理、叙事人、叙事方法等，无不要接受新闻学原理包括性质论、价值论、伦理观等的规范与指导。
叙述学“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它是“原理性的研究，它注重在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普遍规则”[11](p6)。新闻叙事作为“表述形式”、“叙述形式”之一种，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无疑也要借鉴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即以叙述的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指导，参照叙述学研究的要素和范畴，并结合新闻叙事内部独有的特性，去发现新闻叙事这一“特殊现象”之中独有的本质、形式和功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是指新闻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新闻作品应真实地表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真实”其实是表现在语言文学的叙述之中，就广播电视新闻而言，还包括图像、声音等符号系统之中。但无论使用哪一种符号表述，新闻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真实。因此，新闻叙述学的研究，还必须以语言学、修辞学为基础，从词汇、语句人手，研究新闻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研究新闻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方法的逻辑起点。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事物真假的认定和名实同一的要求，而思维是通过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因此，对以真实为生命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就必须以逻辑学为学科基础，方能得出合理的必然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3. 新闻叙事学的定义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定义，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的本质、属性、功能和形式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新闻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 特别是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如何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态度、意图等等。[12]何纯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中所下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3]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 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14]
为新闻叙事学下定义，首先要明白新闻叙事学和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最主要的是和新闻学和叙事学的区别。因此在阐明新闻叙事本质的前提下，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基础上才能对新闻叙事学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3.1新闻叙事的本质
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 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它的编码方式满足的是人类对新闻信息取舍和信息效益最大化的需要,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类型———新闻话语。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新闻话语, 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结构特征的认识, 来确认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独立性。
新闻叙事的本质是新闻信息的传递，它研究的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何流动，以及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信息如何流动。新闻叙事的内涵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新闻叙事的素材层面：素材是固定的，包括客体和过程。客体即行为者、地点、时间；过程即在客体中与对象一起或通过对象而发生的变化。过程强调的是诸事件之间的发展、连续、变更与相互关系。新闻叙事的素材是我们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可更改的。新闻叙事的故事层面：在这一层面探讨的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性的编排，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等。
新闻叙事的文本层面：这一层面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核心概念“叙事者”是谁的问题。叙事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新闻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新闻文本以特征。 3.2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叙述学是在其前身“小说技巧”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成果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15]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品”进行了框定，主要是指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叙事诗、戏剧、电影乃至连环画等，其中尤以小说为主。赵毅衡说得更清楚简明：“所谓叙述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集中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 [16]这就是说，叙述学是把文学叙事作品和叙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新闻学系统内，它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而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抽象的，它从一般新闻报道文体即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深度报道和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纪录片等的文本中归纳出新闻叙事的一般原理；它又是具体的，它要通过对大量有形的新闻叙事材料的占有和分析，阐释新闻叙事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并总结出新闻叙事的方法与技巧，以此来“领先”新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明确之后，我们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学问。与叙述学把以虚构为主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叙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同，新闻叙事学把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与方法作为对象。叙述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事”一般而言是虚构的，即所述之事不是“本事”，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新闻作品所叙之事，依据新闻的本质，则必然是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即事实。因此，新闻的叙事必然地有着客观真实的特点，其叙事的原理和方法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点，从叙事方式和叙事原理入手，归纳总结出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
3.3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构建中，在考虑到首先应扣住新闻叙事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亦即在系统内部的结构中探讨新闻叙事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加强学科建设，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提高新闻工作的整体质量，肯定是一种必需，而对目前尚付阙如的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建构，又尤为重要。 比较的方法是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本质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中，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相比较是一条寻找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必由之路。自有人类以来，从先民们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之后的竹简丝帛到今天信息时代多种媒介共存，“人—事”的构成一直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形态，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叙事也便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罗兰•巴特说道：“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 [17]那么，新闻叙事与叙述学所研究的叙事的异同、叙述学所研究的文学叙事方法对新闻叙事的借鉴与指导作用等，就能在比较中予以鉴别与认识；新闻叙事的特点也能在这一比较中突显出来。赵毅衡说：“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这起码是先行者对于研究路径的探索和指导。
3.4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新闻叙事学，主要的范围是从文本出发，揭示新闻叙事的原理与方法，即新闻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就是叙述方式来表现新闻本质的。新闻叙事的框架、视角和新闻叙事人是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叙述者：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
叙事角度：新闻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了叙述者和所叙述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是叙述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叙述角度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使新闻文本更加完美和艺术,更具可读性。关于叙事角度的分类,我们沿用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三分法,来进行新闻叙事角度的研究建构。 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和原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4.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他说在此定义中，包含了新闻叙事学的三个基本理论界面：新闻文本及话语结构特征研究；新闻叙事行为研究；新闻叙事策略研究。这三个理论界面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框架。[18]
蔡之国认为有必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从叙事原理和叙事方式入手, 建立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新闻叙事学”框架，以促进新闻学的深入发展。根据叙事学一般可以分为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次，他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以新闻事实为基点, 对新闻叙事学“ 故事”“话语”和“叙述”进行了研究。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是被叙述的内容,它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事件组合而成；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来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叙事故事、新闻叙事话语和新闻叙事策略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19]
新闻叙事学的建构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命题。实际上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 基本上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比较大的建构思路。一种以话语分析的路径为路径, 使得新闻叙述学成为一种关注话语表层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语言技术分析性很强的学问； 一种把新闻叙事学理解为对新闻作品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分析, 高度靠拢文学叙事学。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和叙事学紧密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对于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立一定要参考新闻学和叙事学的诸多理论甚至是学科建构，但毕竟新闻叙事学不等于新闻学或叙事学，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理论作为支撑，以自己的学科特点作为建构的标准。叙事理论将叙事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即“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一个是“话语”即“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新闻叙事（报道）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即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因此可以将新闻叙事分为新闻叙事事实（何纯称为新闻叙事语法）和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和方法。新闻叙事是真实的客观报道，但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有一定的立场，新闻的报道过程是一个阐释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因此新闻叙事人的研究也应该是新闻叙事学要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从动态看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过程还存在着一个报道接受的终端环节，报道接受者和接受行为也应该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为四部分：新闻叙事人；新闻叙事事实；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接受。此部分包括了新闻叙事的主要方面，从动态来看也是信息传播的流动过程，因此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
三 . 对于《新闻调查》的叙事学分析
《新闻调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结合国情《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所谓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调查过程是将已有的素材组合成情节。而这些情节还不是观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在这之间，还有将情节转换成话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叙述。
“在当今世界，电视是最多产最重要的叙述媒体。”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以叙述功能为主的叙事性报道。“叙述一词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叙述的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叙述语句本身。其三是叙述动作，即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结构。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
（一）、叙述者
赛姆尔-查特曼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是“如何”，也就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不管故事怎样被人讲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叙述者。叙述者分为“现身式”(explicit)叙述者和“隐藏式”(implicit)叙述者。即使是“隐藏式”叙述者也不可能把他的存在和痕迹完全掩盖起来。正如瓦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中留下其抹不掉的痕迹，亦如制陶匠人在陶制器皿上留下其抹不掉的手印。”
《新闻调查》的叙事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出镜记者。《新闻调查》的简介中称：“我们的调查通过记者来完成。记者既是调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所以，调查记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完成了热奈特列举的叙述者五个功能。
(1)、叙述功能，即讲故事。《新闻调查》每期40分钟的节目都是叙述者通过调查，为观众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讲述的是陕西省某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农民自杀的事件。《无罪的代价》讲述的是某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逮捕，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后被终审判为无罪的前因后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讲述的是山西运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事情。
(2)、指探功能，即控制叙述推进方式。例如在 《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中，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说“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接着叙述者的这段话，叙述行为向前推进。
(3)、组合功能，即与叙述接受者组合成叙述行为的终点和起点。对于调查行为来说，作为叙述者的记者是叙述的起点，观众是叙述行为的归宿。而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以后，又会对节目进行反馈。比如一名观众这样说道：“我是一名军人，看了无罪的代价有很多感慨，一是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者，不该过多的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二是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太腐败”记者和观众直接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4)、传达功能，即发送叙述的信息。记者不仅调查到了事实的真相，还通过电视手段将调查的过程发送给观众。《戒毒者之家》向观众传达了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措施和现状。《大官村里选村官》传达的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改革的进程。
(5)、证实功能，即角色化功能。叙述者在故事情节中或多或少起到一个角色的作用。像《新闻调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侦探的“行动元”角色。双城的创伤 中，记者面对三缄其口的曾经自杀的孩子，通过真诚的交谈与引导，渐渐向观众揭开孩子们集体自杀的秘密。在这期节目中，正是记者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记者是这次调查行动的主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这一角色，真相决不会自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时间
电视新闻作为话语，它的结构是线性历时结构。在电视话语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本文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在叙述频率和时长变形中。
(1)、叙述频率。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事实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事件重复与话语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事件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双城的创伤》中，双城镇小学学生苗苗，5月19号，突然和同班的一名女生一起服毒自杀，可这似乎只是个引子。在此之后，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悄然启动。5月21日午2时，双城中学高二学生赵某服毒，抢救无效死亡；5月22日午1时……事件的重复产生了某种意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为调查行动创造了合理性。
话语重复是《新闻调查》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典型的话语重复是让多个事件亲历者讲述同一件事情，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不同人的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对质的效果。谁在说真话，谁在说谎，观众一目了然。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中，农民李祥服毒后被家人发现，对于李祥的婶婶是否向工作组求救，以及工作组组长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等是否见死不救这一事实，李祥的婶婶、薛成芳、工作组成员尹和全分别作了陈述。李祥的婶婶说：“我说不得了了，娃子喝了药了。你们人多，看给我想想办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薛成芳说：“我确实没有听到(求救)。”尹和全却听到了老人的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把大门开开以后，老人说李祥服毒了。我赶紧就喊人，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李祥服毒了。”对比了三人的陈述以后，观众不难看出谁是谁非。记者不做评判，但是观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话语重复”产生的效果。
(2)、时长变形。时长变形是指话语和故事持续时间的关系，查特曼概括为如下五种搭配关系。
省略(ellipsis)：话语时间为零。电视叙述有赖于省略。
概括(summary)：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因为对时间浓缩存在困难，除了蒙太奇连续镜头，视觉媒体较少使用概括。
场景(scene)：话语时间等于故事时间。
延伸(stretch)：话语时间长于故事。时间。最好的例子就是慢镜头。
停顿(pause)：话语时间在流逝，而故事时间为零。
研究时长变形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选择背后的叙述者价值取向。以《无罪的代价》 为例，主人公陈远豪被关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叙述者将这段时间大幅省略，叙述者的兴趣集中在审判和执法部门拘留陈远豪的原因上。记者柴静在采访中得到了陈远豪在看守所里作的一首诗《坐牢不寻常》，《无罪的代价》以此诗概括这段时间里陈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诗的最后几句是：“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战场，坚持真理斗邪恶，定叫人间正气扬。”这几句诗多少表达了隐指作者(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创作意图。“此外，考察时间变形有助于我们刻画电视叙述者的特征。” 如果叙述者遵从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规律自然叙述，就会减少对故事的干预，藏而不露。如果叙述者的话语顺序凌乱，时间扭曲，叙述者插手故事的痕迹就很明显。
（三）、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
1955年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提出至少应当区分三种“叙述环境”即：全知作者式；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式。
记者是调查活动的主角，摄像机只是把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因此可以说，电视画面就是记者见闻的记录和再现。热奈特认为区分视角就是弄清“谁见到”，由此可以认为，出镜记者是《新闻调查》的角心人物，《新闻调查》运用的是斯坦采尔所称的“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出镜记者是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调查者。叙述焦点转移入作品中，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
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出镜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调查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例如：《“解谜”民工荒》中，记者离开作品采访的对象，向观众这样描述：“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民工潮’。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著名的打工城市东莞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企业为什么缺工?大量的民工又去了哪里?”……有时这种交待是通过画外音进行的，画外音对自己的称呼有时是“记者”有时是“我们”，因此，可以把画外音和出镜记者看作同一个叙述者，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同一的。其次，出镜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调查者)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可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
在事件发生现场设身处地地叙述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观众甚至能透过出镜记者感受到当时紧张窒息的气氛。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叙述视角，这种效果是难以达到的。
（四）、结构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结构”。他认为 《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王纬等在《保持中间地带——<六十分钟>的叙述模式》一文中将调查性报道的叙述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侦探模式、分析者模式、游客模式。并认为，侦探模式的调查性报道最接近调查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这类报道一般以揭露内幕或案件侦破为内容，记者的角色等同于侦破片中的侦探，通过一步步发掘线索、调查推理，最终揭示事实真相。观众的收视乐趣主要来自于惊人内幕的逐步展现，以及伴随调查过程的推理性愉悦。《新闻调查》的编导徐涛在《追踪伪劣输液器》后记描述了他们暗访的过程，感叹这像是侦探小说：“2000年11月8日，我……来到江苏常州，悄悄地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宾馆。根据举报线索，当晚……。姚老板与我们约定……。这些如今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侦探小说。”
调查性报道存在两个过程，一个是新闻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另一个是记者的调查过程。这是两个逆向的过程。前者是由原因导致结果，而后者是从结果推知原因。前者是按时间顺序发展，而后者是按逻辑顺序推演。调查过程还要经过后期的剪辑，调整叙述顺序。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叙述顺序的安排。
以《无罪的代价》为例。它由五部分组成：天门市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均判处陈远豪因涉嫌挪用资金、陈在看守所上诉、汉江市中院终审宣判陈无罪、陈被双规的原因：天门市领导认为陈向外地投资导致资金外流、陈被关押之后金天公司逐步衰落。《无罪的代价》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组织话语，而是把陈远豪被关押这一结果放在前面，被关押的原因放在后面。这样就产生了悬念。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调查行为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求证、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调查性报道的悬念构建，一般都在节目编辑阶段，利用故事自身的冲突，调整视听语言达到设置悬念的目的。《新闻调查》的悬念设置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为策划的痕迹很淡。《新闻调查》由于素材的客观真实性和不可变更性，不可能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人为设置，只有当素材采集完了以后，根据整个叙事结构和栏目风格找准悬念的切入点，在文本上设置结构并安排悬念在开头、中间或结尾的位置。
在《新闻调查》叙事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出镜记者把故事的全部、局部或某种迹象与征兆向观众作预先提示，去加剧人物冲突、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观众随收视对象的命运、遭遇而悲喜交加、紧张、焦虑《寻亲十八年》讲述了一个叫程娜娜的女孩，5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农村，以后漫漫18年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故事到结束之前都没有告诉观众娜娜最终是否找到了亲生父母，而是叙述她坎坷的寻亲之路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帮助，观众被娜娜曲折的经历所吸引，为她的遭遇而悲伤，为她能否找到父母而紧张。故事的悬念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观众。
有人认为，《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是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作为调查者的记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叙述者。他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为观众展示新闻调查的历程。《新闻调查》常常运用侦探模式，围绕悬念展开调查。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构建每个调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独到、叙述时间的张弛、叙述结构严谨等，都是《新闻调查》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电视是综合运用具象画面和抽象语言叙事的媒介，把电视看成一门叙事艺术可以加深我们对电视调查性报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媒体的理解。
结束语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电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不仅有助于使电视新闻走出社会学批评报道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电视新闻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电视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叙事学以其形式主义批判闻名于世，而事实上任何叙事文本都不仅仅只关涉到形式问题，它还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电视新闻叙事分析已初步意识到这些，并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但依然不够完善。也许我们应该将叙事形式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如能以更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实现多元互补，那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贾秀清．“故事”氤氲里的中国电视[j]．南方论坛，2005，(1)
[2] 于德山．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格局[j]．中国电视，2001，(12)
[3] 黄昌林．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4] 陈霖．新闻叙事的叙述者初论[j]．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5] 李勇．电视叙事的特征[j]．当代电视，2003，(12)
[6] 刘红明．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7] 王纬，刘浚．保持中间地带——论《60分钟》的叙述模式[j]．现代传播，1997，(3)．
[8] 李德刚．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j]．声屏世界，2004，(7)
[11]黄挺 学好新闻叙事学 军事记者 2003年第1期
[12]黄挺 学好新闻叙事学 军事记者 2003年第1期
[13]何纯 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14]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15]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新闻本科论文篇8
为了创新研究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探索，建构了一系列诸如“粒子说”、“世界图景”、“真相域”①等概念、范式或理论，提出了诸如“新闻理论要揭示新闻本身的知识结构，演化为序列性的原理体系。以最终解决‘对象的本质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问题”②等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观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不过，这些研究要么是充实新闻学的社会学基础，要么是在哲学研究范式下进行抽象分析，要么借鉴物理学的“粒子”概念形式来建构新闻理论概念、理论或方法体系。这些建构没有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元方法，没有对旧有研究元方法的超越，仅有经验性的总结和舶来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转型中的新闻学》③一书中，用他的极其丰富的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通过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阐释，透射出较强的“实践――人学”意蕴。虽然他并没有把“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提炼出来，但他关于新闻本质、新闻学的本质、新闻教育的本质、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实务等众多的论述，都透射出“实践――人学”的深广内涵。他的著作较好地体现出“新闻理论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的人学性”的有机融合，让我们看到“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因子。但李希光教授并没有对论述中的这种元方法因子进行提炼与整合研究，缺乏理论的逻辑提升。
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是元方法，它是方法中层次最高，也是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方法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都受元方法的制约。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是对新闻活动的科学发展进行方向性的规定的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它对新闻活动的走向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元方法就不可能有正确、健康、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强烈的“实践性”与丰富的“人学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成功的新闻传播活动应是二者最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也即新闻传播活动是突出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主体（媒体与新闻人）必须通过新闻传播实践来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因此，新闻理论研究也必须把坚持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正如陈坚所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我们就能高屋建瓴，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就有希望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有所突破。因为实践概念天生地就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多方面的素质，它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多种向度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传播本质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化起来。”④同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的主体应始终坚持“人学性”，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学意识”。在“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出发，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性，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新闻学的主要焦虑”⑤的现实学术语境下，当代新闻学研究缺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缺乏能够统摄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
只有把上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学性进行有机的完美的结合，才能产生完美、健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如此，才不会出现那些有缺陷的现象，诸如充斥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客里空”⑥现象、各类新闻报道中数不胜数的“新闻侵权”现象和记者集体被“黑金收买”的腐败现象⑦等；也不会出现那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新闻传播主体因“实践――人学”素质的缺乏而不能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被“诉讼”⑧或被抓入牢狱等⑨令人痛心的事。究其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新闻学的元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些新闻“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新闻传播主体的素质不佳或很差造成的，导致新闻主体出现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是我们没有恰当的科学理论指导。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新闻理论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建构，把新闻理论研究引向健康的发展途径。
笔者曾提出“新闻学是‘实践人学’⑩”的观点。???这一新闻学命题，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同时，它更具有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其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是实践人学这一关于“新闻学”概念的界定，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即它是最根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的方法。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界说：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达到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业界实践中的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的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新闻理论建设中，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结合新闻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出具有本土化与科学化的新闻理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模式、方法的建构，都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站在人类本体的高度进行科学建构；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新闻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确立和定位中，要以强烈的实践观点与丰富的人学观点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构建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培养具有较强新闻实践能力和深远人学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
“实践――人学”这一元方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一是表现在思维观念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观念是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之中前行的，这种变革与更新始终以“实践性”与“人学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理论研究要达到“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理论研究要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的扬弃，紧跟时代新闻业界实践的步伐，在人本视野下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建构。
三是表现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实践要实现“三贴近”，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丰富的新闻实践引导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把人这个实践主体放在新闻传播实践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表现在新闻教育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教育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把新闻课堂开设在社会生活一线，到工厂、矿山、农村，到大漠荒原，使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的体验中把握新闻学；???更要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人的本质有较深入的把握，具备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能把自己的新闻活动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理解与把握，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闻责任与使命。
这四对“实践――人学”方法关系在理论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是相互作用的。新闻传播或新闻实践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性”这个环节，才能达到“人学性”的充分实现；而“人学性”的充分实现，又能反作用于“实践性”，使“实践性”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因此，这四对关系理应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中最核心的关系范畴。“实践――人学”方法能够科学地统摄这四对关系，这就奠定了“实践――人学”这一方法的元方法地位。这种“元地位”对新闻学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它对新闻学的本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它对新闻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构建；它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本质进行了方法层次的最高定位；它从实践角度与人学层面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它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统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当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它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进行了重构。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研究新闻必然要研究‘人’和人的社会本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创造了新闻以及新闻是怎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确立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学原理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关于人的观点、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很好地为新闻学的“实践――人学”方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论述，没有对这种思想萌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建构。
从本质层面和新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实践――人学”方法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更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高方法论和最根本的研究范式。其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它把当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解构与建构，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空中楼阁”现象，并对如何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实践性的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对当今新闻业界存在的轻视理论指导的现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方法模式。总之，“实践――人学”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如同“历史――逻辑”的方法，为新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20）
注释：
①郝雨：《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与体系建构》，《河北学刊》，2006（1）。
②转引自纪忠惠：《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当代传播》，2007（6）。
③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482页。
④陈坚：《新闻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新闻学原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江苏社会科学》，1994（5）。
⑤唐海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现代传播》，2007（3）。
⑥“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他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
⑦杜一娜：《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人涉案14名媒体责任人受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1-27。
⑧邱敏：《两记者遭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广州日报》，2006-12-29。
⑨宋万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从“记者高勤荣案”透视中国新闻学体系》，《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5）。
⑩宋万林：“实践人学”这种概念最早是在宋万林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新闻爱好者》2007(5)]中提出的。
⑾宋万林：《“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传媒观察》，2008（9）。
新闻本科论文篇9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新闻本科论文篇10
新闻信息古已有之，“在古代，新闻信息的陈述内容和传播方式与其他信息没有太大差别。”[2]新闻信息从其他信息中自觉地分离出来是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发现，它显示着人类关注与读解事实信息的新思维、新方法。对新闻事实的认知遵循的是科学的符合论，是新闻主体在新闻思维统摄下的“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式的一种对象性的功能表现”。[3]127采写新闻就是运用新闻思维与新闻认知来审视与再现新闻事实信息，它要求人们严格按照新闻式的认知开掘新闻价值，发现、采写新闻事实信息。新闻体裁的理论界域就是其处理新闻事实信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框架，是在新闻思维与新闻认知浸润牵引下，左右着新闻主体观照新闻事实信息的新闻认知定式。
新闻体裁起初是对文学文体的借鉴。当下学术界一般认为，文体，又称体裁，是指内容得以表现的文章样式，也就是文字作品在体制、结构、语言等方面所形成的外部形态。人们常将“类型”、“体裁”、“体制”、“样式”、“文体”、“种类”等交叉使用。如“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4]。文体，“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5]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他指出，“长期以来，文体一直被理解为体裁。”“文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裁问题，而是关系到文章写作的全局性的问题。”“文体是一个系统，它由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构成。”[6]1“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体’被定义为文学体裁，于是文体研究也就被限定为文学体裁的研究。”[6]3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界目前几乎将文体与体裁视为同一个概念，但是，按照童先生的观点，文体与体裁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童先生不仅对文体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论述，而且提醒今天的学界必须注意运用新的视角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文体研究不同于体裁研究，要科学地赋予文体与体裁不同的理论界域。
李良荣先生在其《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中对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学界对新闻文体较早的理论探索。其研究表明：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从借鉴到自立的不断规范化、学科化过程。对西方的借鉴，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滋养，商业报纸的出现，反映战争、商情、灾害等内容对新闻的准确性要求以及电讯稿的出现，都从不同角度促使报纸文体“按照报纸的特殊要求不断地变革，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各种新闻写作体裁”[7]。但李先生在其论述中并没有将新闻文体与新闻体裁进行理论上的区分。现在关于新闻体裁与文体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新闻文体是指“新闻的体裁、样式，是新闻写作中以文字形态表现的各种写作形式，是新闻事实（事件）在新闻传播中呈现出来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和结构方式的整体形态”[8]。“新闻文体，新闻体裁中以文字表现的各种写作形式。在长期实践中，为适应读者和传播事实的需要产生了新闻文体，并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9]实际上，我国新闻文体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它的确是在借鉴文学文体的基础上，按照“报纸的特殊要求”逐步形成实践与理论的自觉的。简言之，新闻文体直接渊源于对文学文体的借鉴。无论是文学文体还是新闻文体，其概念的形成都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新闻观念的确立及新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们审视新闻文体概念的理论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语境，它要求我们将新闻体裁概念的理论内涵重新予以明晰，进而真正从文学的借鉴中进行学科自立。
二、新闻体裁是新闻文本的抽象分类
事实上，“认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从其直接所要实现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认识的主体根据其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式，接收和获取信息、储存和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3]18。新闻体裁就是对新闻文本的分类，它以新闻报道过程中新闻事实再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彰显程度为标尺，对新闻文本作类别划分。“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指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10]287 “每个新闻事件都有不同的叙述框架，一个好记者应该选择那种公正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框架”，“选择好的叙述框架，可以使记者摆脱记者个人偏见、信源价值观的影响”[10]290。分类就是区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新闻体裁分类就是给新闻报道确立一个新闻叙事的文本理念框架。
在对过去分类理论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面对新闻文本的抽象分类，必须从新闻学学科自身的理论属性出发来展开。首先，新闻文本属于实用文范畴，新闻文本的基本功能是再现新闻事实信息，这就与文学文本相区别。实用文相对于审美文，其文本信息中呈现的概念性命题或逻辑性信息更加充分，新闻事实中的可再现性与可分辨性信息更加清晰，新闻文本的表达方式也更为直接，其功能性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其次，新闻体裁是对新闻文本的文类划分，“裁”的本质就是进行理论的抽象与切割。虽然可以运用不同标准对新闻文本进行理论上的划分，但从有利于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出发，以新闻文本再现新闻事实的功能性特征作为新闻文本的分类标准，更能彰显新闻学的学科理念，也更便于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再次，坚持以新闻理念为标准透视新闻文本的功能特征分类法，其合理性在于新闻理念来自新闻文本实践，又是对新闻文本实践的不断总结与反思，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检视，有助于提升新闻理论的科学性。最后，从涵括性上看，新闻文本是新闻事实信息的符号性再现，当下媒介符号包括文字、声音、图像、信号及其组合，以新闻文本的功能性特征为切入点的新闻文本分类，有助于涵盖全媒体语境下新闻文本的多元符号呈现质态。因此，以新闻理念为背景，从文本的功能属性及其意向性诉求出发对新闻文本进行理论上的分类，应当说是一种更趋科学的视角。
从新闻理论发展过程看，从最初个案的新闻文本出现到后来纷繁众多的新闻文本实践再到其后新闻文本分类意识的逐步确立，实践的自觉与理论的反思，使得新闻文本自身的理念性的功能特征日益彰显出来。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闻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入，迫切需要科学的新闻理念直接融汇到具体的新闻文本实践中，将新闻理念直接内化为新闻体裁的功能性内涵，直接指导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从本质上看，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是互通互融互塑的，新闻理论来自于新闻实践，新闻理论又回归到新闻实践。比如，人们先将新闻文本分为消息、通讯和评论，后来又将其表述为消息类、通讯类和评论类。从理论上看，前者对应的是新闻体裁，后者指向的是新闻文体。所谓“消息类”，实际上是消息文本的集合，它以新闻文本的实践存在质态为观照对象，是存在态的新闻文本，是消息体裁在新闻报道中的具象呈现。以新闻体裁概念观之，就可以直接表述为“消息”，体裁类分的背后已经内涵着对消息文本实践的理性诉求。质言之，新闻体裁彰显新闻文本的共性特征而忽略个性化表现，与之相反，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的文本话语实践，是新闻体裁的共性特征在新闻报道实践中的个性化呈现。新闻体裁更注重的是其理论的抽象性及其对实践的导向性，新闻文体侧重的是新闻体裁的理论功能在新闻实践中的文本性再现。
三、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的文本呈现
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还是未来诞生的新媒体，新闻报道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报道什么、怎么报道。报道什么的判断标准是新闻价值，在怎么报道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文体来报道。一旦报道对象确定，新闻采写人员就必须考虑是选用消息、通讯或者言论去报道，这就涉及新闻文体。
新闻本科论文篇11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新闻编辑学应用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2]冯.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其改革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J].国际新闻界，2006（4）.
[4]陈华明，赵欣.论新闻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新闻本科论文篇12
时代进步、社会变迁和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更新，促使新闻实务不断推陈出新，多元发展。公民新闻、深度报道、民生新闻、新新闻等层出不穷的报道样式，使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断丰富多样；基于互联网的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大大开拓了新闻领域的疆界。新闻业务在不断地借鉴和探索中寻求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其中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业务无疑是新闻行业应对种种变化的积极尝试之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几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现象，而在新闻实践中重视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经过了一番努力和探索。
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梅耶早在担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时，就把实证研究中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次级分析（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以及调查（Survey）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新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中，采写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报道，并且根据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新闻实务尝试运用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经历了排斥与接纳的多次反复。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学者Cramer和McDevitt提倡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报道，一批认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接受了专业训练的记者开始在新闻实践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新闻”[1]。
目前新闻界较广泛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民意调查，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精确新闻泛指以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所作的新闻报道。[2]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创新了新闻报道方式，开拓了新闻价值观念，甚至对新闻机构也形成了一种挑战态势，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的新局面。这也从多个侧面证明：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传统新闻业务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产生更新的、更精致的、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新闻实践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指导下进行革新与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二、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日趋多元的文化表达和日益复杂的新闻竞争态势，都要求新闻实务不断转变报道观念，创新求变，持续尝试新的报道方式和方法，开拓新的报道形式。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从业者越来越乐于采用社会科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进行新闻实务的创新，尝试新的报道模式，推动新闻实践的新的探索。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业界采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业务创新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科学求真的精神
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信息，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有参考意义。[3]众所周知，新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求新闻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合乎客观事实，这就要求每一则新闻报道的五个W和一个H必须真实准确，传统的报道方式追求的往往是这种层面的真实。二是要求新闻媒体通过有机的新闻报道，向人们呈现一幅现实社会的真实图画，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世界。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随意采访与报道方式是难以做到的，而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精确新闻报道可以凭借其严谨的、精确的定量方法做到这一点。[4]
从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新闻事实的报道方式或者在真实性准确性上有缺陷的报道方式，甚至有意或故意造假，随意增减情节的报道方式，都逐渐被新闻业界和受众所淘汰，例如：政党报业时期只为追求一党私见的政论新闻报道方式；“黄色新闻”时期一味追求捕风捉影、骇人听闻效果的报道方式；甚至新新闻主义过度故事化的文学式新闻报道方式，都因有违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遭遗弃。
客观性报道方式的出现虽然在客观真实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实践证明，报道总难免有偏见，新闻从业人员的民族利益观，阶级、种族观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主观因素，以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限制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客观性报道方式也难以完整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解释性报道也未能有效地解决新闻报道的求真问题，事实上鲜有记者有能力对复杂的现象作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许多记者对其所报道的事件或者了解非常肤浅，或者理论水平有限，缺乏敏锐的目光，不能明智地处理和解释事实。
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要领，恰恰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学者们大都认同这样几点：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遵行严谨的规范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5]其三，用数据说话，强调数据的多方面使用。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全面借鉴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突出的优势，精确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优势往往与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新闻客观性紧密相关。[6]针对精确新闻的一些鲜明特点，相关学者对此这样评价：精确新闻尤其强调方法和技术，与解说性新闻和追踪性新闻的关系甚为密切。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并不是靠随意的简单采访，而是依据调查访问、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进行深入分析。它不仅不是反对，而是正好强化了一直以来提倡的客观性理念。其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7]
起初，客观性的要求是客观地观察和搜集新闻，据实直录，竭力排斥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和选择性。[8]精确新闻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客观性报道的缺陷，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客观性的含义和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根据公认的相关原则，客观性意味着新闻记者必须杜绝片面、抛却静止而机械的偏见，尽可能按照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如实报道。精确新闻数据的片面性选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影响了报道的总体客观性，民族志方法在新闻实务中的应用，无疑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再次纠偏。
精确新闻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规范的科学程序和方式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给受众提供具有严密逻辑的客观事实，追求更真实更准确地去反映事实与提供信息。[9]民族志新闻则运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来采集和加工新闻信息，并从历史、政治、经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透视分析新闻事实材料，深入细致地揭示社会事件真相，追求更宏观更完整地把握事实材料。精确新闻重理性逻辑，民族志新闻重感性体验，无论是真实数据还是真实感受，都追求科学求真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事实，提高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是新闻界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理念的必然结果。
（二）多元价值原则：多元观点的表达
多元主义价值观强调民主，强调个性，强调多元观点的表达和多元利益的诉求，这也是新闻界一贯追求的新闻理念。
纵览新闻报道方式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愈来愈体现出多元、民主、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政党时期的报业重视的是一党之私见，商业时期的报业看重的是商业精英的利益，其他经过改进的报道方式如客观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等，尽管更加多元和民主，但是报道仍然难以跳出政治家、专家学者、大企业家以及影星、歌星、球星等社会名流圈子的束缚，多的是圈内的多元和民主，真正反映民众的现状、需求、问题、利益、呼声与意见的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仍然在探索和创新之中。
精确新闻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测民意，无论是运用民意测验的方法还是进行实地社会调查，都是面向社会大众广泛搜集数据。精确新闻在新闻报道理念上第一次把目光真正聚焦于百姓大众，普通百姓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重点。精确新闻在客观上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民意，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更能体现出多元与民主的进步观念。而民族志新闻不仅在方法论上注重科学求真和多元民主的观念，更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新闻事件与普通百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中被认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的日常生活，尤其看重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在民族志新闻中，普通百姓成为当然的新闻人物，公众、民意不再是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空洞词藻，而是内化为新闻记者自然的民主观念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把目光投向普通百姓，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且挑战并创新了传统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广泛全面地收集真实数据或真实感受，表达多元文化、多元利益与多元观点，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充分体现了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社会中科学、多元、民主与平等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求变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报道方式可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寻求科学方法的指导，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创新新闻报道方式，彰显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三）人文关怀原则：受众本位的回归
以人为本是新闻报道价值本位的基准线，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体现对人的关怀是新闻媒体最基本的原则立场。人文关怀的核心与焦点正在于人，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这个人不仅包括新闻事件涉及的人，同样包括广大受众。[10]
人文关怀既是以人为本新闻传播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受众本位的追寻与回归，正日益内化为新闻媒体必须坚守的尺度，衡量着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指导着新闻媒体的各种实践。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赢得受众青睐与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纵观新闻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新闻业务的不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也是新闻报道人文关怀意识不断强化和完善的过程。在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时期，新闻传播活动以传者为本，新闻报道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体现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大众传媒所有者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新闻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基本谈不上对新闻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被遮蔽。随着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大众化报纸逐步改变报道方式，注重受众为本，新闻业务逐步调整旧有的新闻观念，新闻报道开始关注受众的需要、爱好、利益和呼声，服务受众，千方百计去满足受众的种种需求。尽管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控制和管制，尽管仍然要考量传媒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是新闻业务的创新和改进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闻传播观，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的照耀，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只有这样，才能把物质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技术和人性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并加以有机整合。[1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正是把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进行新闻报道方式创新的大胆尝试，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创新成果，为新闻业务有机整合技术因素与人性因素进行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典范。尤其是民族志新闻从日常、琐细、平凡的视角报道新闻，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比没有人的灵魂的纯客观报道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流露出人的真情实感。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认真遵循人文关怀的原则，更加重视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才能自觉做到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才能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困难、疾苦与呼声，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才能聆听与表达群众的感受与心声，[12]也才能在新闻报道方式改进、探索的业务实践中更加广泛体现人文精神，才能不断探索和创造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方式。
（四）报道平衡原则：舆论生态的平衡
美国学者Simon Fico和Lacy等人最早开始在对新闻内容的研究中考察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13]美国相当多的媒体有党派背景或者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对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报道时，会有明显的偏向。而公正与平衡是严肃媒体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要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与平衡作出判断，不能只依赖观看或阅读报道后形成的对报道内容的粗浅印象，而必须依照严格准确的测量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作出客观评价[14]。
相关研究表明，新闻报道只有遵循平衡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刻变动的事实及其真相。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实践中，违背平衡原则的一边倒报道随处可见。形成一边倒报道的原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在相关利益驱使下一味追求眼球效应；难以突破日积月累形成的新闻报道思维定式；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过度偏向。新闻媒体的一边倒报道无益于广大群众对于社会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5]要想很好地解决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更是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进而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
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CCTV展开了以“你幸福吗”为主题的调查。新闻记者奔赴全国各地，在街头采访了大学教授、外地游客、医生护士和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节目在《新闻联播》等栏目播出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观众认为这期节目体现了电视的公益价值。
“你幸福吗”式调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折射出央视新闻形态的新变化。这样的调查报道突破了传统新闻采访方式，借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法，使电视新闻报道更加生动鲜活。考察类似“你幸福吗”式的调查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电视新闻报道做到了三方面的平衡：宏大叙事与质朴叙事的平衡、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平衡、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的平衡。[16]
三、探索更贴近受众的新闻报道方式
从新闻报道方式的变迁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媒体要保持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必须转变观念，以受众为本位，进行报道方式的改进和创新。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两种报道方式的经验及其创新，为我们充分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的资源进行报道方式的借鉴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原则方法。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媒介技术如何更新，报道理念如何跟进，报道方式如何创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新闻本体、不离新闻本位，遵循客观真实、多元价值、人文关怀和报道平衡这几大原则。只有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才能以权威性、专业性和客观性的报道方式获得受众信赖，从而提高媒体的公信度。只有奉行多元价值原则，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地呈现社会事实，通过全景式的事实说话，才能做到客观平衡，才能更有利于媒体充分表达立场、意见和价值观，才能旗帜鲜明地表明令人信服的媒体态度。只有秉承“生活因温暖而美好”的理念，树立受众意识，坚守人文关怀原则，才能不断地创新求变，才能真正释放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的正能量，寻找到更具服务性和贴近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当然，把握和坚持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任重而道远，媒体同行们当以此为标准，身体力行。
（本文为“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少数民族传播历史与趋向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00）：11-17.
[2]苏林森.精确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J].当代传播，2006（3）.
[3]吴飞.西方新闻报道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力[J].现代传播，1999（2）.
[4]余芳.精确新闻学在中国（上）[J].当代传播，1999（5）：20-22.
[5]Philip Meyer. Precision Journalism：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4th），Rowman & Littlefiei，2002：2.
[6]章永红.主义还是工具：试论精确新闻报道的当代价值[J].新闻大学，2011（4）.
[7]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M].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9.
[8]郭镇之.“客观新闻学”[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9]章永红.主义还是工具：试论精确新闻报道的当代价值[J].新闻大学，2011（4）.
[10]于小雪.我国社会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问题[J].新闻爱好者，2011（2上）.
[11]童兵.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J].新闻大学，2001（2）.
[12]安慧.新闻报道如何体现人文关怀[J].新闻爱好者，2012（12上）.
[13]Simon，T.F.，Fico，F.，& Lacy，S.Covering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Measuring balance，fairness，defamation.Journalism Quarterly，1989（2）：427-434.
[14]李喜根，刘洋.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视角[J].新闻记者，2013（9）.
[15]时汉枫.“一边倒”报道的成因及破解之策[J].新闻爱好者，2011（6上）.
新闻本科论文篇13
一、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我国新闻教育起于20世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服务于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之下，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新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各地方院校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全国高校出现了新闻类专业热。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开设新闻专业的本科院校达170所。2000年至2004年，全国新闻类专业5年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2006年后的增速更快，据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我国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877个，2008、2009两年新增216个，平均每年增加108个。据估计，目前全国新闻专业本、专科的在校生人数达到4～5万人。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是其序列的两个端点，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普通高校则处于这两个端点中间。新闻学属于交叉领域的人文学科，不仅需要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基础支持，还需要较系统的实践技能训练；合格的新闻人才不仅要是个新闻的专业人才，还必须是通晓各人文社会学科的杂家。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既无法在学术水平和高端人才培养上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在实践技能的培训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方面又面临着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激烈竞争。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这在地方普通高校中表现的更为严重。目前体育类、财经类、政法类、理工类甚至海洋、矿业等专业类高校开设新闻学专业已屡见不鲜，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借助新闻热潮仓促开设新闻专业，专业发展方向不清晰，人才培养无法适销对路的后果已逐步显现。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大。传统媒体从业门槛日益提升，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在与名校生的岗位竞争中步履维艰。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间存在着互补交叉的特点，非新闻专业毕业生媒体从事媒体工作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构成对新闻专业学生媒体从业的新压力。
二、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1998年新闻学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一级学科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科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新闻传播学科包含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四个主要的专业，传播学本科教育也在试行中。这些专业均为媒介产业培养人才，而在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中，传媒产业的迅速持续发展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所培养的学生就业市场比较广阔，各类新闻媒介、出版机构、党政机关宣传部门、企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自身，都对这类人才有很大需求。
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尽管挂名为“新闻学”专业，但其师资和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主要与公共关系、广告、信息传播、编辑出版等行业相关，与新闻学尽管同属新闻传播学科下，但培养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才，学科建设的方向大相径庭，但其人才培养方案沿袭传统新闻名校的设置，追求课程设置的“大而全”，围绕着历史新闻学（新闻史）、理论新闻学（新闻理论）、应用新闻学（新闻业务）三大方面来设置，几乎都包含了《中外新闻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新闻事业管理》、《传播学》、《公共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课程。在制定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专业课程与科研方向时，传统新闻教育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一些地方普通高校基本上都将目光投向了类传媒的需要，忽视了企业对信息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传媒与企业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要求固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闻专业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科建设沿袭传统新闻教育的模式，新闻学的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学科的基本课程设置基本雷同，其他相关课程的设置五花八门。因人设课的情况时有出现，有些应该开设的课程因为缺少教师还不能开设，违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规律。或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传播学等同起来，二者夹杂不清，导致学科长远发展目标不清；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相脱节，或者过分注重技能而轻视理论，导致做新闻上手很快，但知识面窄，发展潜力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
三、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思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日趋成熟，信息传播业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的“采、写、编、评、摄”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综观目前新闻人才培养现状，培养的人才依旧以适应传统媒体为主，无法跟上信息业发展的步伐，出现了信息传播及新媒体业从业人员缺乏，而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高喊工作难找的尴尬局面，这就为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依托地缘优势，走特色化路线，因地制宜推动新闻教育的发展
尽管在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上，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无法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但也有其优越的一面：地缘优势。地方普通高校立足于地方，由于对本地历史、文化和人群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在区域内具备相应的人脉资源，所以形成了相对外来个人或群体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在新闻教育的发展上，一方面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的特点，培养应对本土行业的专家型新闻人才；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发展布局，按照市场需要，明确新闻教育的侧重点，培养适销对路的新闻人才。同时，新闻教育的发展还应根据学校的整体特点来确定专业定位。如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专业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应摒弃大而全的新闻教育模式，弱化新闻史、新闻事业管理等课程，强化财政金融的相关知识，侧重发展财经新闻方向；工科院校的新闻专业可以在工业传播领域进行大力的拓展；体育类院校着重强化自身在体育传播领域的优势；政法类院校则可以突出新闻专业在政法新闻报道方面的特色；外语类院校可以依托外语语言优势，设立国际化新闻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全面型新闻人才
地方普通高校应依据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设定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新闻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必须针对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要而设定，新闻院系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调查，据此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案。
新闻专业的学生长常被评价为：“知而不专”。目前，新闻专业就业领域的错位现象突出，具有特长的新闻专业学生受欢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教育课程学识的增加，突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大幅提升专业选修课的学时，在新闻学专业方向选修课中推出课程模块，丰富了新闻学的课程内容。学科专业方向课程的划分需要更科学清晰，突出新闻学实践性强的特色。同时，强化学校强势学科和校园文化等各方面对特色新闻人才培养的影响，发挥非专业教育因素的重要作用。
目前，传统媒体也在不断探索开辟网络传播领域。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已无法满足新闻媒体的要求，熟悉网络传播环境、掌握网络传播技术的新型技术人才是新时期对新闻人才培养的要求之一。随着全媒体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只具备某一新闻专业技能的传统新闻人才已无法满足业界的需要。熟练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的一专多能型新闻人才在将来会更有竞争力。
（三）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教育脱离新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教师的准入与管理，量化考核与行政化办学，重科研轻教学等，都造成我国的新闻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根据一项对8省、市12所高校及对应地区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有72.4%的媒体从业人员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满足媒体要求。老师、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三分之二以上认为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
新闻理论来源于新闻实践，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较难落到实处。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人为地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未能实现有效的对接；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发展要注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力建设供学生实习的校内报刊、广播台等实践平台，加快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横向联合，不仅要与大众媒体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还要注意与公关、广告机构、新媒体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的舞台。
加强对现有师资实践教学的培训。对新闻专业教师，要求既能从事新闻教学又要投身新闻实践，可以采取轮训挂职锻炼和假期去媒体实践的方式，增加教学一线的教师的实践经验。专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如果都具有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他们在教学中直接传授自己的实践经验，促进新闻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更容易做到知行合一。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先实践，后认知，即先通过实践课程让学生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再回到课堂教学中进行理论的认知和提升。实践性环节可以增加课外采编、媒体参观和模拟新闻等形式，引导新闻教育向理论和实践对接的方向前行。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教育的目标，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知行合一，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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