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收支论文篇1
“收支两条线”是政府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财政监督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主要指具有收费职能的部门或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应收取的行政事业费(基金)按规定由执收机构(代收银行或有关单位)收取并全额上缴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部门和单位的人员经费、共用经费和所属的特殊经费等由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纳入本级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集团性企业大多采用“收支两条线”原理实施对企业资金的集中管理，矿区服务事业部便是其中之一。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的优点
通过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高效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可以使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是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加强内部控制的有效手段。
(一)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在资金管理与矿区服务系统的长期和短期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前提下统筹兼顾
实施资金收发两条线管理，可以协调好矿区服务系统各单位的收入与支出、筹资、投资等各项经济活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为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铺平道路
由于资金集中管理、统一支付。各单位的所有收支活动都由事业部根据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控制，使得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得以体现，有效性得以发挥。从而保证了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实现。
(三)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新型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
目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都认为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核心，而现金管理又在财务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矿区服务系统可以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为平台和切入点，构建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四)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有效规避财务风险
通过分设收入和支出账户以及对与收入现金对应的应收账款进行动态管理，将资产运行和资本运营有效结合，可以规避“小金库”和“账外账”发生的风险。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引入资金收支两条线这一新的科学的资金管理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实现的方式。
二、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的实施情况
矿区服务系统结合矿区业务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流程、优化账户、科学规范运作，使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
矿区服务系统目前的资金管理模式是集团公司层面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支出分别开设一个银行总账户，即收入总账户和支出总账户。收入总账户下设收入分账户；支出总账户下设支出分账户。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1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
开户银行周一至周五16:00将各单位的收入分账户资金全部上划到事业部收入总账户，16:30将事业部收入总账户的资金全部上划到集团公司矿区服务总账户。上划后事业部及各单位的收入账户余额为零。
2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事业部支出总账户实行透支管理模式。事业部每周四向集团公司上报次周的资金计划，集团公司每周五将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提交给指定银行，指定银行以此额度控制事业部次周支出总账户的透支额度。每个营业日，支出总账户的对外支付由银行在额度之内保证对外支付。每个营业日终了，由银行根据支出总账户当日的发生额补平支出，清算后支出总账户余额为零。在透支管理模式下，每个营业日开始和终了时，支出总账户资金余额均为零。
3拓展网上银行功能
为确保资金安全，事业部与开户行签订了网上银行协议，将事业部银行账户全部纳入网上银行监管。事业部对所有账户拥有查询、转账权限，并对银行账户实行动态监控，有效控制资金风险。
(二)资金计划管理
资金计划是否准确关系到资金结算业务能否顺利开展。事业部资金计划包括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周资金计划和紧急用款申请。各单位按年、月、周编报资金计划，按日管理、按周控制额度。当出现突发事件、需要紧急用款但资金计划又不足时，可以通过紧急用款申请来增补计划，以确保款项的及时支付。
各单位上报的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和周资金计划，经事业部审核后上报集团公司审批方可执行。集团公司依据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对事业部的支出总账户进行透支补平。事业部依据各单位上报的资金计划对各单位支出分账户进行预算拨款。
1资金计划编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时，要与财务预算相结合，参照年度财务预算收支金额，考虑跨年应收应付款项、非付现费用、税费流入流出差额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年度资金计划。按照矿区服务业务开展情况，将年度资金计划进一步分解为月、周资金计划，分期进行资金流入流出控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的过程中，还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沟通工作。与领导的沟通，避免由于领导出差等原因造成资金计划的浪费；与部门的沟通，让其确定本部门当期的付款金额；与相关业务单位的沟通，确定与其当期的资金流量，作为编制资金计划的基础。
2资金计划执行情况
事业部每月仔细分析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召开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交流会，倾听基层单位的意见，查找资金计划执行结果偏离资金计划的原因，进行内部讨论后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将各单位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予以通报。督促各单位重视资金计划的编制及执行，合理预计本单位资金流量，提高资金计划的符合度。
3未达款项管理
资金收支两条线运行之初，事业部的未达款项非常多。开出的支票如果不能及时划走，就要占用下周的资金计划，因此未达款项的存在大大降低了资金计划的执行符合度。针对这种情况，事业部通过采取上报未达款项统计表、与开户银行进行周对账、缩短办理付款业务时间、将支票返存、专人监控网银等方式来减少未达款项。
(三)资金结算管理
事业部根据实际工作和付款性质的重要性，将结算业务分为内部结算和外部结算。内部结算是指矿区内部单位相互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款项结算。外部结算是指对矿区以外单位发生的结算业务。
1内部结算
对于矿区服务系统内部发生的劳务结算，通过签认“内部劳务(产品)资金转移签认单”，由提供劳务方持此单据到事业部办理款项划转。
2外部结算
从资金安全和工作效率两方面考虑后，将外部支出结算分为委托付款和非委托付款。委托付款统一在事业部办理，非委
托付款由各单位自行办理。
矿区服务系统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以来，资金高度集中管理，合理优化配置，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资金的运行效率。
三、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存在的问题
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比较平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事业部层面资金结算工作量过大
由于事业部负责整个系统的资金结算，工作量较大，特别是在结算高峰期，人满为患。
(二)表外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保险基金等大额资金都单独开立银行账户进行核算，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事业部对这部分资金的监管存在空白。
(三)部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只有一家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其他多种经营单位仍独立进行资金运转。事业部对这些单位资金流转情况不掌握，不利于监管。
(四)对资金收支两条线实施情况的考核力度不够
由于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单位对资金计划编制的重视程度不高，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充分与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沟通，资金计划执行时符合度较低。需要经常通过增加紧急用款申请来满足日常的生产经营，且对资金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不够深入，就事论事，没有挖掘深层次的原因。
四、对改进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改进建议，以期优化资金收支两条线，确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到位。
(一)设立资金结算分理处，以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在下属单位设立隶属于事业部的资金结算分理处，负责部分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单位的资金结算业务，以分流事业部层面的资金结算业务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方便下属单位办理结算。
(二)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在制订表外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表外资金的管理模式。待时机成熟后，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规范表外资金运作，确保表外资金安全。
(三)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加强对其监管
资金收支论文篇2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资金收支论文篇3
二、文献综述
（一）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自1961年美国财务专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莱尼（Modigliani）基于完全市场理论的前提下提出“股利无关论”（MM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在MM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研究，比较著名的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理论”、“税差理论”、“客户效应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因此至今为止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关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观点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倒U型。何蕊（2010）研究表明在分配现金股利的条件下，股利支付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明确股利支付水平增加并不是无限度的。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何涛、陈晓（2002）认为股利发放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也就不会影响企业的价值。何静（2009）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价值呈倒U型关系，当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时，由于现金股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是随着现金股利支付比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派现，会加大其成本，从而降低公司价值。
（二）企业价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有关企业价值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研究，目前成果并不多。国外的研究通常是基于一定的企业规模展开分析，Casey和Dickens（2000）通过研究公司规模的大小与公司支付股利水平的关系，得出大规模的公司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的结论。Brogi（200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规模大的上市公司比规模小的公司承受更高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仍然会支付较高的股利，目的是规避消极的市场反应。吴平、付杰等（2011）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股权结构代替收益水平成为股利分配政策导向指标的现象。张溪（2006）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增加或减少受企业经营业绩变化的影响较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收益越大，当年派发的现金股利数额越多。在国内外文献中，针对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Rousseau， P.L.（2010）得出结论由于企业价值受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明显。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就制造企业而言，企业价值与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正相关，企业价值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存在“内生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股利政策的制定是否适合，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反之，企业价值的高低也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产生作用，可以认为理论上两者之间具有内生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由MM最早提出的股利具有信息内涵的思想，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发展的内部信息，因此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支付较高的股利，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状况好的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当股利支付率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大；股利支付率低时，企业价值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们与股东之间的问题应运而生。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成本。当企业价值较大时，出于限制经营者可支配现金流降低成本考虑，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因此假设：
假设2：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根据成本理论，企业价值大，会倾向于支付较多股利以减少经营者可以支配的现金流，降低成本，因此当企业价值发生改变会直接影响企业股利支付率水平也就是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同时根据信号理论，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可以向投资者传递经营业绩良好的信号，提升企业价值，因此股利政策的不同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价值，因此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假设3：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内生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目前金融类上市公司共44家，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2家2007年至2011年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企业超常派现和当年不支付现金股利的样本；剔除上市公司中在12月31日缺少收盘价的样本；对公司中一年内多次派现的，将各次派现金额相加求和作为本年度支付的现金股利；剔除企业价值托宾Q被严重高估的样本数据（TBQ>=4）。经过上述筛选，共收集到107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沪深证交所统计年鉴和公司的年末报表，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Stata12.0和SPSS17.0软件。
（三）变量设计和模型建立 本文认为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现象，因此将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作为实证分析的内生变量，综合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行业特点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如下财务指标作为外生变量。（1）内生变量：企业价值——托宾Q。托宾Q计算方法采用应用最为广泛的李志文、宋衍蘅（2001）和汪辉（2003）研究方法即企业价值等于公司总市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计算公式为：（流通股×收盘价+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总资产账面价值。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支付率。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股票股利又分为送股和转增。基于本文主要研究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内在关系的定量研究，而股票股利会因企业股票价格的不同而不易衡量，因此本文只选取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以现金股利支付率作为股利政策的替代变量。（2）外生变量。发展能力：本文选取收入增长率（本年收入增量/上年收入总量*100%）衡量企业的发展能力，认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对外需要的资金量大，这类公司的前景好，投资机会多，对外树立的形象也好，企业价值相对较大，同时根据现金流量理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未来需要的现金流大，也会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资本结构：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金融类上市公司具有高负债的特点，较高的负债水平可以视为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但是同时也会相应增大企业财务风险，可能会引起投资不足，影响企业发展和企业价值。当企业负债较高时，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可能要求企业签订较多的限制性条款，限制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因此将资产负债率也作为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企业规模：本文选取年末每股净资产，反映企业的规模情况，企业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也是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规模大的公司具备更丰富的资源持有的现金流量多，更有实力投资有价值的项目，因此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会受到公司规模不同的影响。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普遍负债率较高，而采用其他行业通常采用的资产总额衡量公司规模并不合理，因此本文选取每股净资产也就是股东权益衡量公司规模。（4）发展阶段：本文选取留存收益率作为企业发展阶段的替代变量，计算公式为期末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的和除以期末权益资本，表示企业利润的积累占股东权益的比重，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企业实力不同，因此认为企业积累的留存收益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公司治理：本文选取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和独立董事平均工资两个指标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其中独立董事工资为工资平均水平的自然对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司需要在企业内部设立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其出发点也是基于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因此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人数都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改变。盈利能力：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保障性条件之一，因此将净资产负债率作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一个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本文将经营现金净流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自由现金流量的替代变量，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会受到企业现金流量情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自由现金流作为影响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股权结构：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股权高度集中，考虑到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可能会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权，通过现金股利侵占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因此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变量之一。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根据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不同，本文分别建立企业价值、股利政策单方程模型，最小二乘法估计变量系数，研究不考虑内生关系情况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了检验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是否存在内生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利用二阶最小二乘法，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在结构方程中，Xt表示股利支付率的工具变量，是包含在现金股利模型、企业价值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Yt表示企业价值的工具变量也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
（1）企业价值单方程模型：TBQt=β1+β2PRt+β3SGRt+β4LEVt+
β5NETt+β6RERt+β7IDPt+β8IDSt+β9ROEt+？滋
（2）现金股利单方程模型：PRt=α1+α2TBQt+α3SGRt+α4LEVt+α5NETt+α6FCFt+α7TOPt+？滋
（3）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TBQt=γ1+γ2PRt +γ2
Xt +ξ；PRt=λ1+λ2TBQt +λ3Yt +δ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企业价值回归结果 在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的情况下，利用Eviews单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方程的F值在0.01水平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5265，调整后为0.4874，这两者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DW值为1.57接近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SPSS得到的VIF值来看，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说明模型的参数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还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了White检验，从表（3）结果来看，nR2值约为83.09，在0.01水平显著，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和独立董事持股比例通过模型回归检验，并且在0.01水平显著，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显著，其中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和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托宾Q成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均与托宾Q成正相关。股利支付率与托宾Q负相关，拒绝假设1。说明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高，企业价值降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低时，企业价值增加。现金股利支付不能起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这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分红的“铁公鸡”现象，否定了Gugler和Yurtoglu（2004）认为企业通过增加股利支付率减少管理层可支控的资金，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的结论。这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有关。收入增长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金融类公司仅增加收入不能提升企业价值，可能需要综合考虑成本支出以及控制相关费用等方面来提升企业价值。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存在财务风险过高带来的投资不足问题，为此金融类公司应当充分利用内部融资成本小、风险低的特点，重视利用内部融资来提升企业价值，考虑适当降低负债水平。每股净资产代表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说明并不是投资大规模大的公司企业价值就大。留存收益率与企业价值不相关，说明成长阶段并不影响企业价值。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类公司设立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自身的价值，为提升企业价值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董事平均工资 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可能独立董事在行使本身作用时受报酬影响较少，可能更注重对声誉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说明收益越高企业价值越大，净资产收益率是提升企业价值决定因素之一。
（二）现金股利回归结果 在股利政策作为因变量情况下，单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F值在P=0.01水平显著，调整后的R2为0.4019，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DW值为1.52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VIF值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根据White检验结果表（5），nR2值约为36.51，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托宾Q、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均在0.01水平显著。其中，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成正相关。托宾Q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拒绝假设2。说明公司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受到企业价值大小的影响，企业价值大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现金股利政策，反过来，企业价值低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股利政策。说明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制定方面可能存在超能力派现的问题，实际支付现金股利与企业本身的价值并不相符。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说明企业的成长性会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可能是因为企业考虑到未来发展需要的资金多而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可能是由于金融类公司普遍存在负债率高的现象，债权人会提出约束性条款，要求限制现金股利水平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每股净资产和经营现金净流量没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说明存在大股东利用手中权力谋取自身利益，从而侵犯小股东权益的现象。
（三）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探究内生关系是否存在，下面利用SPSS二阶最小二乘法对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1）根据企业价值2S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调整后R2为0.421，F检验值为10.539，在0.01水平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影响方向来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是影响不显著，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这与OLS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回归系数-0.044，在前面最小二乘法下的系数为-0.856，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分析其他变量两个回归方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利用上述分析方法对股利支付率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发现，调整后R2为0.330，方程F检验值为9.627，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一般。同样的，从影响方向来看，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这与通过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各个变量系数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二阶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得出结论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不存在内生关系，拒绝假设3。出于严谨性考虑，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Hausman两步法检验得出结果，企业价值方程Prob>chi2=1.0000，股利支付率方程Prob>chi2 =0.9978，两个的概率值都大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内生关系，因此也就找到了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不存在内生关系的证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企业支付较低的现金股利，意味着企业留存收益增加，对外筹资的规模减少，对外筹资的成本高于留存收益成本，这样企业综合资本成本会降低，同时企业价值得到提升。（2）从企业角度分析，虽然企业通过支付现金股利降低了“成本”，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的矛盾，但是同时企业要承担由于支付现金股利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3）从股东意愿角度分析，对于企业价值大的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好，股东分红意愿低，可能更愿意企业少支付股利，利用留存资金用于企业未来企业业绩或者规模的提升。（4）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企业价值大且发展状况好的公司，可能存在企业为了达到再融资的监管要求而勉强小额分红的现象。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单方程模型中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但是单独对这两者之间内生关系研究，却发现它们并不存在内生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数据时间窗口选取较短，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关系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能观察到；可能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有关，股利政策在制定时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不能显示出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可能与金融类上市公司发展起步较晚有关，研究发现大部分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上市时间不长。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规范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从证监会的角度，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可以强制上市公司将年末一定比例的净利润分红，这样不仅可以阻止企业价值小的公司存在的超能力派现问题，也可以迫使企业价值大公司适度派现，保护投资者共享利润的权力；或者可以通过规定当企业留存收益达到某一水平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红，还可以仿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综合考虑其他影响的情况下，制定出一套合理的股利分红表；或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如减免现金股利税等，鼓励和引导企业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或加强监管机制和违法惩罚力度，重点关注企业的超额派现和不派现现象。从企业的角度，在综合考虑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的情况下，尽量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以期提升企业价值。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增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对现金股利政策、企业价值影响指标选择不够全面，可能存在遗漏问题；对具体影响指标没有进行路径分析；没有考虑其他行业，仅就金融类公司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何蕊：《我 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杨汉明：《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市场股权结构的分析》，《统计研究》2008年第8期。
[3]何涛、陈晓：《现金股利能否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
[4]何静：《我国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理论的视角》，《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5]张溪：《现金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业绩关系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6]Brogi M. Capital adequacy and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Italian banks， SSRN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9.
资金收支论文篇4
一、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 陕西省财政支农的投入规模现状
1991-2010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增长迅速，从1991年的7.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10亿元，1991-2000年增幅不大，进入新世纪后，陕西省财政支农力度大幅增长。从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波动明显，1991-1997年间和2006-2010年间在不断下降，1998年和2003-2005年间财政支农比重在上升。由财政支农占陕西省GDP的比重来看，波动不是很大。总之，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在上升，但相对规模变化较大。
（二）陕西省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分析
1997-2010年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重点在支援农业项目（包括农、林、水利部门事业费），占57%；其次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占32%；农业科技和农业综合费用占比较小，分别为5%和6%。
（三）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变化
1991-2010年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1991-1994年间大幅提高，1996-2000年间在不断下降，2001-2010年间缓慢增长，2010年增长率达到19.4%。从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来看，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较快，而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农民增收主要靠非农产业来弥补。
二、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在此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还选择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三个子项目从结构上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进行简单相关系数分析之后，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的自然对数处理后首先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然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研究各序列的相互影响关系，接着建立了VAR（2）模型，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J-J检验，以进一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验证序列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从总量分析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352。显而易见，财政投入越多，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业发展就越好，农民增收就越明显。从结构分析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农村救济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前两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弱于前两者。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实践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农业财政投入越大，农业贷款额越高，资本存量越大，农业发展势头就越强。因此，本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符，表明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3.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救济费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前述的相关系数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直接影响。
三、陕西农村财政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预算，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1.要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实现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服务广大农村。2.从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当地农村发展历史，紧密结合农村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预算和资金投放。3.不可过高、过快地增加支农资金，造成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也不可因发展第三产业及新兴产业而缩减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导致农业发展出现较大资金缺口，农村产业发展结构失衡。4.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支付比重，更为直接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调整优化政府支农投入结构
1.精简、撤并、改制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众多的事业单位，精简人员，降低行政事业经费，增加财政直接支农支出。2.发挥好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交通、水利、农产品交易市场、通信、教育、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3.提高对农业财政支出方面的科技费用占比，加大对农业育种、良种良法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扶持，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
（三）提高政府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1.尝试引入金融机构，以建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对政府及其他途径吸收的资金进行专项管理。2.引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模式，对规模较大的财政支农项目进行评级和考核，以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3.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事后检查验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建立定期反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环节的合理合法。
（四）规范和完善农村财政投入管理体制
1.加大财政、发改委、农业综合开发等系统支农资金整合力度，统一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2.引入中介机构对支农项目立项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论证，实施时引入审计、媒体、政府等监督机构，最大程度杜绝支农资金被挪用，事后实施严格的验收和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聂强.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分析[D].2003（06）：23-24.
[2]张胜戚.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10（06）：19-20， 28-29.
[3]曹菁.陕西省农民收入差异根源研究[D].2010（06）：19-23.
[4]李嘉晓.中国政府财政对农村投资的效益评估研究[D].2002（05）：12.
资金收支论文篇5
我们以美国《数学评论》(MR)光盘(1993-2005/05严为数据来源,用统计数据揭示国际数学论文的宏观产出结构。通过对《MR》收录中国学者发表数学论文每年的总量及其在63个分支上的分布统计，将中国数学论文的产出置于一个相对明晰的国际背景之下，借以观察中国数学的发展态势。此外，我们还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数学文献数据库》（CMDDP为数据来源，统计了中国数学论文在63个分支领域的分布，并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资助的论文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上述数据库均采用国际同行认可的《数学主题分类表》（MSC),分别在国际、国内数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相当规模的用户群。
《MR》光盘收录发表在专业期刊、大学学报及专著上的数学论文，其收录范围非常广泛。1993~2004年共收录论文769680篇，其中有74988篇是由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我们称之为中国论文。这里中国论文是指《MR》的论文作者中至少有一位作者是来自于中国(即《MR》光盘中所标注的“PRC”）。12年中，中国论文数占世界论文总数的9.74%。
《CMDD》收录中国国内出版的约300种数学专业期刊、大学学报及专著上刊登的数学论文，此外，还收录了80种国外出版的专业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并对那些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资助的论文进行了特别标注。
2.1《MR》收录中国论文的统计分析
考虑到二次文献的收录时差，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选取的是1993~2004年的文献数据，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数据显示，《MR》12年来收录的中国论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中国论文的增长速度要大于《MR》总论文数的增长速度。
2.2《MR》收录论文在数学各分支上的分布
为避免重复计数，在对63个数学分支进行统计时,均按第一分类号统计。按2000年《MSC》提出的修订方案，将1993~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和调整。图2显示了国际数学论文在63个数学分支上的分布。
数学各分支占论文总产出的百分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规模，而相应分支学科的研究热点变化也是统计中着重揭示的问题。在实际统计中，跟踪热点变化主要是通过这63个数学分支的时间序列分析完成的。统计数据揭示的主要特征和趋势如下：1993〜2004年，国际数学或与数学相关论文产出百分比最高的前10个分支依次是：量子理论（81)、统计学（62)、计算机科学（68)、偏微分方程（35)、数值分析（65)、概率论与随机过程（60)、组合论（05)、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系统论/控制（93)、常微分方程（34),这10个分支的产出占总体产出的42.5%。
隹某些分支领域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如统计学领域的论文数量近3~4年增长较快，有取代量子力学成为现代数学最大板块的趋势。对统计学进一步按照次级主题分类进行统计，结果表明论文产出主要集中在非参数推断（62G)方向（见图3)。
2.3《MR》〉收录中国论文在数学各分支上的分布
MR收录中国学者的数学论文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參1993~2004年论文产出百分比最髙的前10个分支领域依次是偏微分方程（35)、数值分析（65)、常微分方程（34)、系统论/控制（93)，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统计学（62)、组合论（05)、概率论与随机随机过程（60)、动力系统和遍历理论（37)、算子理论（47)，这10个分支的产出占总体产出的52.25%。
偏微分方程（35)是中国数学论文产出的最大分支，对偏微分方程的二级分类进行细分，结果见图5。
从图中可以看出数理方程及在其它领域的应用（35Q)所占比重较大。同时，根据对35Q的下一级分类的追踪发现，关于KdV-like方程（35Q53)、NLS-like方程(35Q55)的论文有增加的趋势。
差分方程（39)、Fourier分析（42)、计算机科学（68)、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对策论/经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91)、系统论/控制（93)、信息和通讯/电路（94)表现出一定的增长势头。
结合环和结合代数（16)、逼近与展开（41)、一般拓扑学（54)、大范围分析/流形上的分析（58)、概率论与随机过程（60)等表现出下降趋势。
与《MR》收录数据的主题分布所不同的是中国的量子力学和统计学均没有进入前5名，量子力学排到了第12位，且有下降趋势。计算机科学（68)、常微分方程（34)在《MR》中分别排在第3位和第10位，而中国数学论文中，常微分方程位居第3，计算机科学位居第11。
1993~2004年《中国数学文献数据库》收录论文统计分析
1993~2004年《CMDD》收录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到93139篇。从这些论文在63个数学分支上的分布中可以看出，这63个数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这63个数学分支的论文产出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有些分支增长较快，如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对策论/经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91),有的变化不大，如几何学(51-52)。
通过对《CMDD》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国数学文献的学科分布有如下特点：
參1993〜2004年论文产出百分比最高的前10个数学分支依次是数值分析（65)、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常微分方程（34)、偏微分方程（35)、统计学（62)、系统论/控制（93)、计算机科学（68)、组合论（05)、概率论与随机过程（60)、对策论/经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91)，这10个分支的产出占总体产出的56.0%。
一些分支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如数理逻辑与基础（03)、矩阵论（15)、实函数（26)、测度与积分(28)、动力系统和遍历理论（37)、Fourier分析（42)、变分法与最优控制/最优化（49)，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对策论/经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91)、生物学和其它自然科学（92)、系统论/控制（93)、信息和通讯/电路（94)。
參一些分支所占比重下降。如逼近与展开（41)、一般拓扑学（54)、概率论与随机过程（60)、统计学(62)、数值分析（65)等。
參在排名位于前10位的数学分支中，量子理论(81)在《MR》、PRC(《MR》的中国论文）和《CMDD》中所占比重有较大的差异，其余的9个分支尽管所占比重不同但基本上都能进人分布的前10名，例如，计算机科学（68〉在《MR》数据组的排名是第3位，到PRC和《CMDD》数据组就下降到第11位和第7位，在《MR»数据组的排名分别是第8位和第10位的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和常微分方程（34),在PRC数据组中，则上升到第5位和第3位，在《CMDD》数据组则为第2位和第3位。这些排名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揭示出中国在量子理论、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等方面稍有欠缺，但在数值分析、运筹学（含数学规划）等方面，中国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
组合论（05)在《MR》、PRC和（(CMDD》中所占比重较为一致，分别位居第7、第7和第8位。数据表明组合论中的二级分类图论（05C)的论文产出比例最高，对图论主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几年成长较快的图论领域的研究论文大多集中在图和超图的着色（05C15),其次是因子、匹配、覆盖和填装(05C70)。在图论的这两个三级分类上，中国学者的论文产出与国外非常吻合。
本文中的“基金资助”指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的资助。为统计方便，二者统一按基金资助处理。1993~2004年《CMDD》收录的获基金资助的论文共计27662篇，受资助力度达到30%左右。表8显示，获基金资助的论文近年来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5年《中国数学文摘)>第6期附表1说明《中国数学文摘》和《CMDD》2005年收录的论文受基金资助的比例达40%以上。《CMDD》收录的获基金资助的中国论文在数学各分支上的分布特点如下：
在数量上，前10个分支领域为：数值分析（65)、系统论/控制（93)、偏微分方程（35)、运筹学和数学规划（90)、计算机科学（68)、常微分方程（34)、统计学（62)、概率论与随机过程（60)、组合学（05)、对策论/经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91)，这10个分支占总体产出的60.2%。
资金收支论文篇6
1 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内容及存在问题
发电企业资金管理是指对发电企业资金来源、使用进行计划、控制、监督和考核等项工作的总称，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金主要由现金和各种存款组成，是发电企业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影响着发电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银行贷款已经成为了发电行业的筹集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缺少其他类型的融资渠道和方法，债务资金便成为了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盈利能力低下甚至是连年亏损，逐渐使股东资金的注入也成为了一大难题，因此，发电企业目前的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
另外，企业内部技术方面的支持不到位，资金的监控中的资金的存量、流量、流向等方面不能及时有效的完成，很多看不到的资金流向成员企业，集团总部却不能对这些资金的方向适时地掌握，资金分散而且被占用的现象导致了一些成员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另外一些企业资金却是严重短缺。资金沉淀是集团内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
2 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基本原则
发电企业的资金流程非常全面，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结算，因此资金管理比较复杂，要想对资金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必须遵循相关原则。
发电企业财务部门必须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制度进行资金管理，配备相应的会计从业人员，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确保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此外，要做好财产保护控制。建立资金管理和清查制度，通过采取财产记录、定期盘点等措施确保发电企业财产安全，防范未经授权的人员随意处置发电企业财产。
3 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
控制论是内部控制活动的核心理论，其中的经典反馈理论在管理学领域应用广泛。控制系统包含一个信息变换的过程，一般来说，即包含一个信息的接受、存取和加工的过程。但是，一个通信系统一般总不会只重复传送某种信息，它们总是适应人们通信的需要传送着各种不同思想内容的信息。以下是控制论反馈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的效应器，反应了这个问题，资金管理就像一个系统，监管机构如同反馈回路，当资金管理运行的不好的时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之，则如图中的输出部分，资金高效运行，进入下一环节。要做好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循相关法律和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资金管理控制管理体系。健全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应从资金管理日常业务控制点的设置及完善资金管理内控制度着手。
4 资金管理日常业务内部控制活动关键点的设置
为了准确地预测现金余额，使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并避免现金短缺。设置控制活动关键点如下：（1）信息系统识别所有现金来源以及约定和期望收回现金的日期（这次来源包括应收账款回收、客户存款、出售资产、取得贷款和其他现金来源）。（2）信息系统识别所有现金需求以及需要现金的日期（这些需求包括应付账款、偿还贷款、工薪、股利和其他现金需求）。（3）识别信息的所有内部来源。将用于编制现金预测的信息与支持性记录或原始单据进行比较，以核实信息的内在一致性。
为了确保在现金短缺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必要的融资，设置以下控制活动关键点：（1）聘请具有为类似主体取得融资的经验的财务人员。（2）识别能够协助寻找融资替代渠道的专业顾问，必要时向这些顾问咨询。（3）在需要融资之前与融资渠道建立关系。维持恰当而密切的关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现金。
为了加速现金回收，设置如下关键点：（1）考虑采用“锁箱”安排，即将付款汇入邮局的邮箱，由银行收取并将汇款存入银行。（2）委托代收应收账款。（3）接受银行信用卡。（4）针对及时付款提供折扣。（5）建立和推行收账政策。（6）监控逾期的应收账款余额；及时执行收账程序。（7）建立和推行信用政策，以反映信用损失风险和销售量之间的适当平衡。
为了及时而准确地记录应收账款的现金收入，设置如下关键点：（1）指派不负责或不接触与应收账款有关的文件或单据或现金账户的人员负责开启邮件；将列示的收回账款与应收账款和银行存款进行比较。（2）考虑采用锁箱或其他安排来加速存款。（3）考虑让客户用电子的方式将资金划转到主体的银行账户，并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将付款通知主体。（4）定期向客户发送对账表，并调查客户注明的差异（业绩指标）。（5）将总分类账与应收账款明细记录进行调节，对差异进行调查。（6）联系付款人以确定付款原因，或者付款与开票金额有差异的原因。
为了管理现金支付的时间，设置如下关键点：（1）信息系统识别所有的现金需求和需要现金的日期。（2）利用应付账款账龄分析。（3）延迟支票的填制或签字，直至到期日。（4）在尽可能晚的时间以及尽可能在每天或每周的最后才发出支票。（5）在选择银行时考虑支票交割时间。
为了及时而准确地向供应商和其他人支付款项，例如股利、债务、税款或其他付款，设置如下关键点：（1）详细比较实际支付和预算支付。（2）将付款金额和收款人与原始单据进行比较，例如供应商发票、采购订单、纳税。（3）申报、股利计算、贷款偿还计划或其他的相关文件记录；核实支持性单据的准确性。（4）建立备忘文件以识别付款到期日。（5）必要时修正信息系统以便提供付款信息。
为了完整而准确地记录现金支付，设置如下关键点：（1）将支付记录和应付账款/未付款发票文件进行比对。（2）对支票进行事先编号并予以登记。（3）由独立于应付账款和现金支付职能的人员对银行对账表和现金账户进行调节，并对长期未到账的支票进行调查。（4）分离保管和记录职能。（5）有不负责现金收款、支付或保管的人员调节银行账户。（6）由独立于现金收款记录过程的人员收取现金和编制清单。（7）严格限制对收到的支票进行背书。（8）现金收款每日存入银行。（9）限制接触应收账款文件和处理现金收款的过程中使用的文件。（10）有独立于应付账款记录过程的人员邮寄支票。（11）被授权签署支票的人员独立于现金收款职能。（12）对自动支票签名机和签字印膜进行实物保护。（13）限制接触应付账款文件和处理现金支付的过程中使用的文件。
5 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5.1 建立不相容职务分离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发电企业要想完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首先应该建立内部牵制制度——凡是涉及款项和财务收付、结算和登记的工作，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办理。只有职务分工明确了，才能达到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
5.2 建立健全授权批准控制制度
在建立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的基础上，对资金管理进行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定完善的授权审批控制制度，使审批人对资金管理业务的授权批准权限，以及经办人办理资金管理业务的职责范围和要求比较明确，提高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的效率。
5.3 建立完善的票据及印章管理制度
发电企业规范票据和印章管理，提高资金管理的安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财务部门应该建立发电企业票据和印章管理制度，明确地指出各种票据从购买到注销过程中，一系列环节的职责和权限。同时，设计专门的登记簿对这些具体程序进行严格记录，防止内外部人员盗用空白票据。其次，也要多与经常发生业务往来的银行进行沟通，加强对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鉴于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发电企业要明确，重要印鉴绝对不能交由一人保管，同时，个人私章也必须由本人或者经过特殊授权的人员保管。
5.4 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为资金管理控制工作提供支持
发电企业的资金主要由财务人员处理，财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发电企业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和会计信息的完整性。这就要求财务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首先，发电企业要定期加强对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其次，发电企业应设立有效的员工培训体系，给予员工各种形式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提高发电企业的整体实力。
6 结论
综上，本文运用控制论反馈模型，针对发电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从资金管理日常业务控制点的设置和完善资金管理内控制度两方面解决上述问题，并提出了完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措施，从而保障发电企业资金的高效运营。
参考文献
[1] 闫甜，李峰.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顺周期效应及其治理[J].财务研究，2012（2）：42-44.
[2] 高钰琪.中小企业资金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J].现代商业，2012（3）：170-171.
资金收支论文篇7
经理们似乎总是面临这样的难题：是多支付股利呢，还是多增加留存收益？一方面，较多支付股利有利于股东们增加信心，产生积极的市场反应；然而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留存收益的减少，企业在需要融资时不得不采取风险和成本均较高的外部筹资方式。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们，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使得利润在股利分配和内部留存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并且难处理的问题。外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通常比较稳定，经理人们只有在企业遭受重大挫折时才会改变股利支付率，因为股利政策的变化会引起股市的波动，有损企业的市场价值。然而，与国外上市公司稳定的股利政策不同，我国股利的发放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上都有不足。这一切使得股利政策看起来像是一个谜，吸引着无数学者不断地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从Miller和Modigliani（1961）提出在完美市场下，企业的价值与股利政策无关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财务界。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差别理论、理论、信号理论等，但是上述理论都没能完全解释清楚著名的“股利之谜。”我国特殊的市场制度和环境，使得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解释更难了。2006年DeAngelo提出了股利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公司的股利支付与所处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处在成熟期的企业倾向于多支付现金股利，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有较多的投资机会，会选择少支付甚至不支付现金股利。这为现有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运用2003年至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公司是否支付现金股利的情况，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是否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并据此提出合理的制定现金股利政策的建议。
文献回顾
股利政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M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没有摩擦力的时候，企业的价值与它的股利政策无关。随后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涌现出很多理论和分支，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股利政策。
Dhrvmes andKurz（1967）研究发现，行业的不同会对企业的股利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成熟产业的股利支付率通常高于新兴产业，例如公共事业公司的股利支付率高于其他产业。Jen sen（1976）研究发现，公司的成长机会与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呈负的相关关系。Fama和French（2001）发现，盈利性、投资机会和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是否发放股利的重要因素。Baker和Wurgler（2004）提出。企业的股利政策受投资者需求的驱动，即以往不发放股利的企业会由于投资者对股利需求的增加而开始发放股利。以上学者们，都是通过研究有支付股利意愿的公司的特征，间接证明了股利政策与企业生命周期有关。
直到DeAngelo等（2006）首次提出了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将股利政策与企业生命周期建立了直接联系，自此股利政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股利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刚成立的公司拥有的投资机会较多的而自身资源较少，一般倾向于少支付股利，而将利润中的较大部分留存在企业中用于后续投资。成熟的公司由于盈利能力强，在公司内部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留存收益且外部投资机会少，一般倾向于支付股利。他们用留存收益占权益资本比例（RE/TE）和留存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RE/TA）作为衡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变量。实证结果表明，RE/TE（或RE/TA）较低的公司很可能处在扩充资本的阶段，而RE/TE（或RE/TA）较高的公司可能处在成熟阶段，拥有充足的收益积累使得公司可以较大的利用内部筹资，因此更愿意发放股利。随后，我国学者们也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
国内的宋福铁、梁新颖（2010）以RE/T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变量，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RE/TE和其他控制变量对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以及股利支付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具有生命周期特征。
纵观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关于股利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较少，这为文本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较大空间。此外，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异。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因素很多，如何对企业生命周期做出合理的划分，准确的判断各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现金股利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销售增长率、资本支出、企业账龄、股利支付率综合分析，这类分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Aha rony（1992），black（1998）等；二是以留存收益率（RE/TE）来划分，如DeAngelo（2006）；三是现金流分类法，主要代表学者是Dickson（2006）根据经营现金流量、投资现金流量的符号把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本文将在如何较为合理准确的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尝试，以更好的划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丰富我国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数据期限为2003年至2011年。选取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ST公司、金融类等公司后，共收集了符合要求的样本公司4149个。
（二）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本文综合Anthony（1992）、DeAngelo（2006）、Dickinson（2007）的方法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资本支出率、留存收益股权比这三个指标。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三个阶段（见表1）。
分别将每一年度样本公司三个判断因子进行排序。按三分位法分成高、中、低三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资本支出率的高组别对应的分值均为0，中等组别对应的分值均为1，低组别对应的分值为2；留存收益低组别对应的分值为O，中等组别对应分值为1，高组别对应分值为2。依据表1将分值为0、0、0的划分为成长期，将分值为2、2、2的归为成熟期，将分值为1、1、1的归为衰退期。生命周期变量的值为三个变量分值之和，因此，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阶段中，生命周期变量的值分别为0、3和6。将每一年的处于成长期阶段的数据汇总为成长期的总样本。同样，对每一年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数据进行相同的处理，最后汇总为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总样本。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股利支付意愿（Y）该变量是虚拟变量，若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则Y=1，若不发放现金股利，则Y=0。
2.解释变量。企业生命周期变量（Life）：Life=O表示公司处在成长期；Life=3表示公司处在成熟期；Life=6表示公司处在衰退期。
3.控制变量。总资产净利率（ROA）：通常企业在盈利能力高的时候更愿意支付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01），公司的股利政策是掌握在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大股东手里，大股东为了套现倾向于进行现金分红。也就是说，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大。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公司规模衡量的是企业继续发展的空间。公司规模越大，在现有规模基础上扩大规模的空间相对就较小，企业利用现金和其他资源进行再生产的欲望较小，而这部分闲散的资金正好可以用来发放现金股利。市值面值比（M/B）具有强大成长能力的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为了满足资金需求，企业更倾向于将利润中的较大部分作为留存收益，从而较少的进行现金分红。资产负债率（TL/TA），若企业的偿债能力较低，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对企业的现金支付进行限制，减少了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
（四）模型
由于企业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是个二分变量，所以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即逻辑回归，构建的Logit模型如下：
从（1）式可以看出，P不仅对life、Ln（TA）等自变量是非线性的，而且对β1也是非线性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OLS去估计参数，但我们可以将（1）式转换下再估计参数。
取（1）的自然对数，我们得到：式（2）即为Logit模型。
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将所有样本公司按照上述生命周期变量构建的方法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可以看出：处在成熟期的公司较多，而处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公司较少。成长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比成熟期、衰退期都高，且衰退期主营收入增长率为负数。从成长期到衰退期资本支出率逐渐减少，留存收益股权比值逐渐增大，表明生命周期各阶段这三个变量是有明显差别的，可以较好的划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表3是先按生命周期判断因子把样本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样本组。然后再将这三个样本组分别按照支付现金股利和不支付股利再进行分组，得出表3中支付现金股利公司数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所占的比例。从表3中可以看出：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数占成熟期样本的比例大于成长期支付现金股利公司所占比例和衰退期支付现金股利公司所占的比例，这一定程度上符合现金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具体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分析结果
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变量ROA和SIZE的系数均为正，除了极个别年以外均显著。说明盈利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越强烈。变量TL/TA除个别年以外，均显著性为正，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越低。变量N01系数和变量M/B的系数有正有负，且不显著，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成长能力与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
从表4中可知，变量Life的系数均为正，说明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生命周期阶段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比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其中，有几年Life系数为正数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证监会将分红状况作为企业再融资资格的考虑因素之一。2008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提高了上市公司再融资时的现金分红标准。基于这项法规的调整，成长期的企业有较大的融资需要，为了获得融资资格，不得不适当发放现金股利。
从表5中看出，生命周期变量Life的系数有负数也有正数，说明成熟期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与衰退期企业支付倾向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小，应该将多余的现金支付给股东，同时为了维持现金股利发放的持续性，也会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为了让自身可以继续在行业中存续下去或者转向另一种成长阶段，会将现金留存在企业内部用于后续经营方针的调整和实施。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们没能得出从成熟期到衰退期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变化的一致的结论。
资金收支论文篇8
(一) 陕西省财政支农的投入规模现状
1991-2010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增长迅速,从1991年的7.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10亿元,1991-2000年增幅不大,进入新世纪后,陕西省财政支农力度大幅增长。从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波动明显,1991-1997年间和2006-2010年间在不断下降,1998年和2003-2005年间财政支农比重在上升。由财政支农占陕西省GDP的比重来看,波动不是很大。总之,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在上升,但相对规模变化较大。
(二)陕西省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分析
1997-2010年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重点在支援农业项目(包括农、林、水利部门事业费),占57%;其次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占32%;农业科技和农业综合费用占比较小,分别为5%和6%。
(三)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变化
1991-2010年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1991-1994年间大幅提高,1996-2000年间在不断下降,2001-2010年间缓慢增长,2010年增长率达到19.4%。从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来看,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较快,而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农民增收主要靠非农产业来弥补。
二、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在此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还选择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三个子项目从结构上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进行简单相关系数分析之后,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的自然对数处理后首先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然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研究各序列的相互影响关系,接着建立了VAR(2)模型,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J-J检验,以进一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验证序列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量分析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352。显而易见,财政投入越多,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业发展就越好,农民增收就越明显。从结构分析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农村救济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前两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弱于前两者。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实践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农业财政投入越大,农业贷款额越高,资本存量越大,农业发展势头就越强。因此,本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符,表明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3、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救济费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前述的相关系数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直接影响。
三、陕西农村财政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预算,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1、要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实现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服务广大农村。
2、从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当地农村发展历史,紧密结合农村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预算和资金投放。
3、不可过高、过快地增加支农资金,造成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也不可因发展第三产业及新兴产业而缩减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导致农业发展出现较大资金缺口,农村产业发展结构失衡。
4、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支付比重,更为直接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调整优化政府支农投入结构
1、精简、撤并、改制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众多的事业单位,精简人员,降低行政事业经费,增加财政直接支农支出。
2、发挥好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交通、水利、农产品交易市场、通信、教育、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3、提高对农业财政支出方面的科技费用占比,加大对农业育种、良种良法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扶持,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
(三)提高政府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1、尝试引入金融机构,以建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对政府及其他途径吸收的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引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模式,对规模较大的财政支农项目进行评级和考核,以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事后检查验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建立定期反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环节的合理合法。
(四)规范和完善农村财政投入管理体制
1、加大财政、发改委、农业综合开发等系统支农资金整合力度,统一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引入中介机构对支农项目立项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论证,实施时引入审计、媒体、政府等监督机构,最大程度杜绝支农资金被挪用,事后实施严格的验收和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聂强.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分析[D].2003(6):23-24.
[2]张胜戚.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10(6):19-20, 28-29.
[3]曹菁.陕西省农民收入差异根源研究[D].2010(6):19-23.
资金收支论文篇9
一、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分析
当前国际上常见的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制以及部分积累制，不同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均需要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同的筹资模式所遵循的平衡原则也有所差异，分别包括横向平衡原则与纵向平衡原则两种。下面将分别对不同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进行阐释与分析。
（一）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是指，以一段时期内在职职工的养老金缴费来支付已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现付现付制是在横向收支平衡原则的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其具体做法为：首先根据社会收入水平确定养老金发放标准，然后对养老保险金的支付数额进行预测，根据支出情况确定养老金的缴纳标准，最终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渠道可以是职工与企业的缴费，也可以政府税收。
与其他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相比，现收现付制具有更为灵活的费率，社会供给能力强，也有效规避了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代际分配功能较强；其次，现收现付制建立初期具有较低的收费率，这也有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建立与普及；另外，现收现付制避免了巨额积累所带来的养老金贬值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收现付制难以应对养老金快速增长的情况，如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养老金急剧增长，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收支缺口。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的实现是基于收入在代际与代内的再分配，体现出一定的共济性，但是共济性的程度则受到筹资与收益发放方式的直接影响。
（二）完全积累制
养老保险筹资的完全积累制是建立在纵向平衡原则基础上的筹资模式，在完全积累制中，养老基金管理者需要对未来的养老金发送进行准确的预测，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当前的养老保险金收费率，企业职工在工作期间将收入的一部分缴入养老保险基金中，并由专门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运营与投资活动，从而使职工的退休之后能够获得基金缴纳本金加收益的养老金回报。在养老保险完全积累筹资模式下，往往会采用规定缴费制，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将为个人建立独立的账户，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发放标准主要由以往的缴费记录以及养老基金收益情况来确定。
与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相比，采用规定缴费制的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将不再考虑代际分配的问题，完全积累制实际是将企业职工工作期间的部分收入转移至退休之后发送，并获取一定数额的养老基金收益，因此可以将完全积累制筹资模式理解为当前工资的延迟发放。在完全积累制筹资模式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者将能够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避免养老金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但是完全积累制所积累的巨额养老基金极易受到通货膨胀等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对养老基金运营水平的要求较高。实施完全积累制最大的困难在于养老基金的预期收支平衡，养老金发放标准的影响因素众多，因而难以做到科学有效的长期预测，这也是阻碍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广泛推广的主要原因。
（三）部分积累制
部分积累制是在横向平衡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该模式将综合考虑当前的养老金支付需求以及养老金储备基金，所收取的养老基金将在支付当前养老金的同时，也将分出一部分存入储备基金以应对未来的支付需求。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吸纳了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的优点，也解决了两者的问题，该筹资模式能够实现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基金积累率可以进行灵活调整，避免了基金的贬值风险，可以将其视为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的过渡阶段。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部分积累制的优势极为明显，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基金积累与养老金收取的比重很难确定，科学的基金积累率应该既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还能够有效规避各类金融风险，从而实现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的平稳过渡。正是由于养老金积累率确定的困难，部分积累制虽然一直受到学者的推崇，但是真正应用该筹资模式的国家很少，实际效果有待商榷。
二、委托理论及分析框架
（一）委托理论的产生
委托理论是现代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所有者将企业的直接经营权委托给相关的人，并向人支付一定报酬，配以相应管理机制或合同约束，从而对人的经营活动产生一定的约束与激励，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委托关系表现为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甚至企业的管理层次中。
（二）委托关系的特征
与其他的合作关系相比，委托关系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与人之间是通过显性契约或隐性契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契约关系，契约的出现也将明确规定委托人与人的权责分配。其次，委托关系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需要向人支付报酬，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而人则需要努力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另外，委托关系中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备的，契约的制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某些细节的规定往往存在疏漏，有些契约所规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委托双方的欺骗行为。
三、我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委托机制分析
我国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是按企业职工缴费工资11%的数额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其他缴费将由企业缴纳，企业缴费比例不得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20%；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个人缴费比重应不断提升，而企业的缴费比重应逐步下降；职工缴费超过15年的，在退休后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年；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数额将为省、市、自治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对于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职工，在退休后将一次性支付个人账户的存款。根据对现有养老保险金体制的设计与执行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金是采用统账结合筹资模式以及规定收益的发放模式，这种统一比率的养老保险计划将为职工提供相同数额的养老金。
在养老保险筹资过程中，养老保险缴费人与养老基金主办人存在着典型的委托关系，以个人缴费与企业缴费相结合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资产将被分离并存放至养老保险受托人处，从而最大化维护养老保险制度内职工的利益。在这样的关系中，养老保险缴费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受益人的角色出现，而养老保险受托人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以缴费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了保证这种委托关系的顺利实现，必须安排一定数量的缴费职工以及企业代表担任养老基金的独立理事，从而有效监督受托人对养老基金的筹集与管理行为。政府、企业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对养老保险筹资的委托关系进行监督。
四、我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调整与改革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考验，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6%，而到2050年，这个比重将达到26.1%左右，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也给我国带来了严峻的社会养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完善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而筹资模式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筹资模式的优化与调整也直接关系到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与否。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的是统账结合筹资模式，在现有的筹资模式下，养老负担很大，养老基金收支缺口也在不断扩大。要解这一问题，应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将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进行合并，缩小养老金收支缺口；其次，可以考虑提高在职职工的离退休年龄，从而减少养老金支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可以考虑深化改革现有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探索和逐步推广新的部分积累制筹资模式。部分积累制能够解决代际收入分配的问题，并且可以适应我国当前迅速变化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与完全积累制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在推广与实施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
五、结束语
养老保险制度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1997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所面临的收支失衡问题愈加严重。从委托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可以发现，养老基金受托人需要但是很难考虑代际收入的再分配，并且难以应对我国当前养老金支付量快速增长的情况，这导致了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严重失衡。要解决当前统账结合筹资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应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企业职工的离退休年龄，这也是当前我国已经开始推广的两项政策措施。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养老保险筹资中面临的问题，就需要改革现有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在深化改革基础上，积极探索部分积累制新型筹资模式，从而有效解决我国日趋严峻的社会养老问题。
参考文献：
[1]米红.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进的若干问题与对策建议[N].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5）：5-11
资金收支论文篇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11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Modigliani提出生命周期理论之后，关于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更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Elliott分析了家庭金融财富、非金融财富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非金融财富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Davis和Palumbo采用美国宏观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居民总资产若增加1美元，其总消费会随之增加3-5美分，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各不相同。Dynan和Maki使用1983-1989年美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持有股票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会跟随股票价格变化而同方向变化。但不持有股票的家庭其消费不受股价影响。Case等分别从美国国家层面和州层面对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住房资产对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大于金融资产。Bostic等将美国的两个微观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研究了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的消费效应，结果表明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044-0.065，而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为0.007-0.023，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更大一些，且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非耐用品消费行为存在差异。Bonis和Silvestrini利用1997-2008年间11个OECD国家的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居民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比住房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大。Sousa对1980-2007年欧元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接近于零且不显著。Peltonen等使用14个新兴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财富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房产财富效应正在不断增加，在股市资本化程度高的国家金融资产财富效应较强，而收入水平或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房产财富效应更显著。
骆祚炎采用城镇居民1985-2005年的宏观年度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认为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但二者的影响效应都较为微弱。魏锋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对比了我国股票市场以及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发现房地产市场具有扩张的财富效应，而股票市场具有收缩的财富效应。邹红和黄慧丽使用我国城镇家庭1999-2009年季度数据。分析了居民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其财富效应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田青对我国2001-2009年的居民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二者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家庭资产会对消费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实物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强，居民储蓄和股票资产对当期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乐长根和辜宏强运用2003-2010年季度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居民股票资产、储蓄资产、住房资产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股市存在微弱的负财富效应，住房市场的正财富效应相对显著，储蓄资产从短期来看具有负财富效应，在长期则有正财富效应。谢垩采用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首次在微观层面上探究了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对于拥有自有住房者而言，房产的消费弹性明显大于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张大永和曹红使用我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住房资产、金融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自有住房与否、住房的价值和金融资产规模等因素都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且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认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对非耐用品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而风险金融资产对耐用品消费影响更大。陈训波和周伟使用2008年的我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不同类型家庭财富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家庭各类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且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房产。家庭人口数量和户主特征等因素也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李涛和陈斌开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区分和比较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察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研究发现，家庭住房资产主要呈现出消费品属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而不存在“财富效应”。相反，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明显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张屹山等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与金融资产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都不显著，原因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李波利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了金融风险资产对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认为两者存在替代关系，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权重提高，资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资产风险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也随之增加。
上述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各不相同，尤其在我国，利用微观数据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几年才展开，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拟利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FinanceSurvey，CHFS），研究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非住房实物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将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影响因素。并将家庭金融资产细分为无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和社保账户资产，分别研究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回答家庭特征变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
二、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HFS 2011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CHFS是西南财经大学我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查，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 438户家庭，个人信息的样本量为29463人，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及大样本性质。CHFS针对性较强，拥有居民家庭各项金融资产的详细信息，全面客观地反应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通过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可比数据进行对比，CHFS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说明CHFS调查数据的高质量与可信度。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将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家庭剔除，然后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1）户主年龄限制在20-65岁，这部分家庭是当前社会主要消费群体，且数据缺失较少。（2）部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仅来源于政府补贴，不具备代表性，因此，将收人最低5%的家庭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888个。
（二）变量定义
结合CHFS的数据，本文给出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我国城镇家庭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从金融资产上看，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86030.00元，其中风险金融资产为28926.20元，无风险金融资产为57103.80元，即大多数家庭持有的无风险资产远高于风险资产。此外，家庭拥有的社保账户资金不容忽视，达到23220.60元；从实物资产上看，城镇家庭拥有的住房资产价值达632283.00元，远高于其他实物资产的价值；①此外，样本中的家庭规模基本符合我国大多数城镇家庭为三口之家的状况；约有16%的家庭户主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户主中68%为男性，89%已婚。
（二）有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分位数模型估计及影响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3）估计家庭资产对有房家庭支出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
第一，家庭金融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并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程度逐步下降。金融资产的消费弹性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有房家庭消费明显与家庭金融资产有关，从数量上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对财富越敏感，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越小。
第二，住房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且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弹性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影响程度逐步下降。住房资产对于消费支出的弹性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都与其所拥有的住房资产显著正相关，越是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越强烈。与金融资产相比，无论哪一类收人群体，其家庭消费都受住房资产的影响更大。我国城镇有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均值为632283.00元，远高于金融资产均值86030.00元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住房资产的保障作用对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第三，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关键因素，家庭的收入消费弹性随收入增加而减小。所有变量中，消费的收入弹性最大，且都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的收入弹性渐次变小，这正如凯恩斯消费理论所述，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第四，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预期，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之增加。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大致包括汽车、相机、空调或奢侈品等众多耐用品以及字画等艺术品，这类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要大，仅次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之增加。
第五，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家庭规模的影响大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五个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其中在Q50分位点的系数最大为0.071，总体呈现倒u型状态。消费支出与家庭成员人数正相关毋庸置疑。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家庭人员增加相的消费支出必然增加。但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增加多出的开支对家庭总体消费的影响不大，换言之，’增加一个人的开支占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相对较小：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也许多一个孩子的投资仅限于多了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占总体家庭消费的比重也不大。因此，表现出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倒u型状态。
第六，户主学历对最高收入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对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差别不大。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学历高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也高，这是由于学历高一般伴随着收入水平高。相应地消费水平也高。但对于特别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其收入水平或者由于创业、机遇和继承等原因，其学历水平已不是主要因素。
第七，中低收入的男性户主家庭消费低于女性户主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户主性别对家庭消费影响不显著。这是我们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得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户主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Q10、Q30和Q50分位点均显著为负，在Q70、Q90分位点上则不显著，即男性户主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比女性户主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少16.6%，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男性户主家庭相对女性户主家庭少消费7.4%和3.9%。
在我国传统中，家庭户主通常为男性，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多为离异和未婚家庭。在高收入家庭，户主性别不影响家庭消费容易理解，但在中低收入家庭中，笔者认为产生前述现象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女性户主如果离异，她很可能需要进入下一段婚姻，在这期间就需要保持一定的“面子”消费，并且不需要为下一段婚姻积累资金。而如果是离异的男性户主，他为了下一段婚姻则更可能需要积累资金，节俭消费。二是女性户主如果再婚。通常她就是家庭住房的拥有者，而她又处于中低收入家庭，很可能意味着她的家庭住房是靠相对有钱的娘家资助的，在有外来经济资助情况下，家庭消费支出可以更高。
第八，正常婚姻状态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家庭影响不显著。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婚姻状态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Q10、Q30和Q50分位点上分别为0.108、0.212和0.136（在Q70和Q90分位点上不显著），也就是说，婚姻状态正常家庭的消费水平要高于离异、未婚家庭，而高收入家庭则不受户主婚姻状态的影响。婚姻状态正常的中低收入家庭一般来说收入来自于夫妻双方，高于离异或未婚家庭，从数据上看，消费增加在10%-20%左右。
（三）无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分位数模型估计及影响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3）估计家庭资产对无房家庭支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第一，家庭金融资产显著影响家庭消费，高收入无房家庭对金融资产相对更敏感。由估计结果可知，消费支出的金融资产弹性都显著为正，说明无房家庭消费同样与家庭金融资产有关。样本数据显示，有房家庭的平均收入和平均金融资产比无房家庭分别高出23%和50%，也即我国的无房家庭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无房家庭中的高收入家庭最有可能购房。这类家庭必须攒钱购房，所以对财富最敏感。
第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无房家庭消费的最重要影响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比，无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最大，且明显高于有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但无房家庭的消费与收入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由收入引起的变化，甚至高收入家庭的弹性相对较大。这也是因为无房家庭大部分属于相对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购房和消费，对收入敏感。
第三，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较大。非住房类实物资产对无房家庭消费的影仅次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并未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化成规律性变化。
总体来看，无房家庭与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都受收入、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但影响强度却不同。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吻合，而无房家庭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各个变量系数没有呈现规律变动。从模型对各变量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斜率相等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D1除外）都不能拒绝斜率相等的假设，也即各分位点上的系数斜率可以认为没有显著差别。虽然无房家庭的收入有高低之分，但由于普遍收入较低、金融资产较少、又都没有住房资产，因此，无房家庭普遍需要节俭开支、压缩消费、攒钱买房，总体上他们处于同一消费水平，属于同一种消费群体。
（四）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对有房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模型（4）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对表2和表4相同变量的系数变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将广义金融资产划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账户余额后，估计的系数基本不变。趋势则完全没有改变，说明模型是非常稳健的。这里，我们仅分析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账户余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第一，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影响最大，且其弹性系数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渐次减小。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即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无风险资产大致是风险资产的两倍，且低收入家庭无风险资产配置的比重更高，而高收入家庭风险资产的配置比重更高，①上述结论正是消费理论和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决定的，低收入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保障作用更明显。
第二，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影响微弱，收入越高，家庭消费的风险金融资产弹性越大。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中，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其数量更多、比重更高、种类也更丰富。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最低收入10%的家庭消费对风险金融资产不敏感，最可能的情况是这部分家庭没有或仅有极少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的风险金融资产弹性渐次增大，在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中，其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高，弹性为1.6%。
第三，社保账户余额对消费的影响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即使目前不能直接使用，但仍是可以预期的个人财富，对稳定当前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其家庭收入支付当前消费绰绰有余，社保账户余额不会对当前消费有任何影响。
四、结论及讨论
第一，无论是有房家庭还是无房家庭，家庭财富都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有房家庭中的低收入者对财富更敏感；无房家庭中的高收入者对财富更敏感。我国家庭拥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重两倍于风险金融资产，因此，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
第二，对有房家庭而言，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减，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增。低收入家庭的资产结构中无风险金融资产比重最高，风险金融资产比重最低，风险金融资产的变动对家庭消费没有影响。高收入家庭正好相反，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其家庭消费没有影响。
第三，社保账户资产在家庭财富中占有较大比重，大约占广义家庭金融资产的20%以上，占低收入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更高达25%。虽然这是一笔不能当期使用的资产，但却是中低收入家庭良好的预期保障，因此，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对提高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有房家庭而言，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都与其所拥有的住房资产显著正相关，且越是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越强烈。与金融资产相比，无论哪一类收人群体，其家庭消费都受其拥有的住房资产的影响更大。是否拥有住房、是否需要为购房积累资金，这些选择都会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资金收支论文篇11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
(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年度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
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
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资金收支论文篇12
一､早期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对国际收支进行论述的最初依据体现在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尽管重商主义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但他们的理论研究却都涉及到了国际收支｡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格雷欣､约翰·海尔斯､奥雷姆斯､博丹､马莱斯特罗特､马林斯等人，他们对国际收支的认识主要隐含在对货币的论述中;米塞尔顿在对贸易收支进行论述时，首次采用了“贸易平衡”一词;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托马斯·孟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不仅仅是贸易收支，还有非贸易收支和转移支付，并对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进行了论述｡晚期重商主义者甚至开始尝试编制对外贸易平衡表，该平衡表的结构和记账方式与现代国际收支平衡表大体一致｡
大卫·休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752年《政治论丛》中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被公认为是最早形成的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述了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和国际收支如何自动达到平衡的机理｡但休谟的国际收支分析只是一种国际收支静态均衡分析｡此后，大卫·李嘉图以更为严谨的经济学术语，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思想｡而约翰·穆勒､马歇尔则重申了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观点｡
19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通过对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进行分析，得出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以转嫁危机的结论｡由此对国际收支问题进行了阐释｡故其关于国际收支问题的论述同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早期研究，虽未能形成系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但为其后对国际收支调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过渡时期对国际收支的研究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经济危机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且破坏性相对较小的话;则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就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并造成了空前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有马歇尔､威克塞尔､俄林､凯恩斯､金德尔伯格等｡
马歇尔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后来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的｡他对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与因素､资本和劳务流动的国际收支效应､信用波动和利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与微观商业活动等都进行了分析｡并在国际收支平衡隐含假设下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推出国际收支平衡等式｡
威克塞尔认为贸易平衡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收支平衡表应包括资本项目｡并指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途径，即如果国际收支出现了逆差，使之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期，这等于同外国定了一个借款契约;方法之二是立即运送相应数额的贵金属;或可以因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采取的措施而自动改善｡
俄林认为国际收支包括在一定时期中必须结清的全部国际交易，它必须同一定时期的国际债务平衡区别开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无形项目);几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长期资本流动);暂时的平衡因素(短期资本流动､黄金流动)｡
凯恩斯从战后现实出发，认为国家必须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才能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哈罗德最先对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进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种动态因素排除在外，论述了简单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认为此时的国际收支调节途径有两种，一是调节生产要素报酬;二是使生产要素闲置｡其次，哈罗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况下的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最后，他又引入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均衡作了进一步分析｡
金德尔伯格认为在解释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时，必须考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黄金和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地位是相当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出入和汇率的变动;在浮动汇率制下，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作用，而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荣与萧条的波动经常通过国际收支的变动而由一国传递到另一国｡
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西方国际金融研究向现代国际金融研究过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尽管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依然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三､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制的崩溃预示着“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再能够指导各国对国际收支的分析，这种状况强烈呼吁新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出现｡现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不断趋于完善的，主要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
弹性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着眼于价格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货币贬值通过影响国内外相对价格体系进而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由于这一方法侧重于对外贸市场的分析，围绕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展开，故称为国际收支的弹性论｡马歇尔最早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分析;后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勒纳发展，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1937年琼·罗宾逊在其《就业理论论文集》外汇篇中发展了弹性理论，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供求弹性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1948年劳埃德·梅茨勒在《国际贸易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琼·罗宾逊的观点，形成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此后，哈伯勒等人进一步完善，使弹性理论在20世纪50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吸收理论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国际收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关联｡该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国民收入的产出及支出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贸易收支失衡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支出部分(消费､投资与政府购买之和)称为“吸收”，吸收理论因而得名｡后来，经过弗里茨·马柯洛普､约翰逊等人进一步完善，约翰逊还提出了纠正贸易逆差额的“支出转向政策”(即增加产量)和“支出减少政策”｡吸收理论约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货币理论也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由货币学派创立，是二战后货币主义经济学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延伸｡他们认为国际收支的任何失衡都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把一般模型的货币方面与金本位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国际收支调节货币理论的复兴，给后来的货币主义者以启发｡哈里·约翰逊1972年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论》中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货币性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模型｡罗伯特·蒙代尔建立了IS-LM-BP一般均衡理论，把国际收支作为整体来对待，把国际收支不平衡当作是货币供求存量不均衡的结果，即认为国际收支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系统和完整｡
四､国际收支危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收支危机开始频频爆发，货币危机理论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经济学家先后建立了三代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或货币危机模型)｡
20世纪70年代前，对货币危机研究较少｡萨兰特､亨德森和克鲁格曼等人填补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萨兰特､亨德森(Salant & Henderson，1978)在研究黄金价格稳定机制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价格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且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投机冲击｡克鲁格曼(Krugman，1979)首创理性投机攻击模型，分析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国际储备枯竭而造成固定汇率制崩溃的货币危机｡这是一种由实际经济决定的货币危机模型，体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 & Garber，1984)用简化了的线性模型求出了具体的崩溃时间的解，对此模型进行了完善｡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Flood和Garber (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个随机模型，论证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认为当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导致央行进行资本管制时就会产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从不完全替代和粘性价格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价格具有越高的灵活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其他汇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发展了资本管制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投机攻击模型｡
奥伯斯菲尔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鲁格曼模型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他认为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协调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行为，才足以驱动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跳变，但多重均衡点的存在无法提供对协调机制的解释｡后来经过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断完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英镑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是与实际经济基础无关的货币多重均衡模型｡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完全是一种“自我实现”式的危机，即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一场本不会发生的货币危机也会因市场预期的作用而发生;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是要以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是否恶化作为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有三种阐明协调机制的理论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扩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机性博弈理论说明某些不确定性情况下货币攻击将成为经济系统最终停留的惟一均衡点;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叠理论;1997年Calvo从全球市场中众多无差异投资者同时形成决策的假定出发，认为当存在信息摩擦时，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就能诱发群体行为，使经济由无攻击均衡点向攻击均衡点进行跳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影响，使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第三代模型还不很成熟，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一是沿着第一代模型的逻辑，也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际经济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经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转向微观基本面，较为流行的是道德风险假说｡它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着眼于对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金农､皮尔和克鲁格曼｡另一个是沿着第二代模型的逻辑，形成流动性不足假说(Chang & Velasco，1998､1999)，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 & Dyb-vig，1983)，在羊群效应作用下，普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货币危机(Radelet & Sachs，1998)｡
五､内外平衡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最新进展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前三者属于经济的对内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属于经济的对外平衡目标｡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主要讨论了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政策配合理论却将国际收支的调整置于一个内外部平衡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之内｡这表明了国际收支调节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搭配的过程｡
1951年米德在分析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时揭示了一种矛盾，即“米德冲突”｡他指出，如果一国政府只是运用开支变更政策，而不同时运用开支转换政策，不仅不能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而且还会导致内外部平衡之间发生冲突｡因此，要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就必须采取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配合｡1952年，丁伯根提出了经济政策理论，即“丁伯根原则”，他认为一国政府要实现几种经济目标，至少需要相同数目的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以，为达到内外部平衡，除了开支变更和转换政策外，还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1960年，斯旺分析了浮动汇率下支出增减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搭配｡1968年，蒙代尔在米德和丁伯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派原则，即“蒙代尔分派原则”｡他指出，分配给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分配给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以同时实现内外部平衡｡进而，蒙代尔和弗莱明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纳入外汇市场均衡条件，建立了IS-LM-BP模型，并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内外部平衡的有效性｡
内外部平衡总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了需求管理政策外，许多经济学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强调了汇率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其中，以美国为一极的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急剧膨胀，而以部分新兴市场和能源出口国为另一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张｡我国处于这一失衡的后一极｡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批评与指责｡然而，这并不是我国一国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政策的协调｡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其他国家｡
国际收支系统地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交易及相互联系｡目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仍然不健全，多种机制之间较难协调一致，从而使这种调节机制收效甚微，给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解决内外部平衡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以为一国制定外部平衡调节政策提供基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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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收支论文篇13
继党的十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2014年中共中央又下发了新世纪以来第十一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第十五个“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促进农民增收，在增加投入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基础上，国家政策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包括财政方面的支农政策，也包括金融信贷方面的支农政策。由于在我国，财政与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各自的作用边界，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效率进行进一步分析，在机制运行上强化财政金融的协调整合，实现两种机制的融合，从而不断提高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为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提供支持。
二、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择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即农民家庭可支配的劳动收入。与家庭总收入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更能反映农民的真是收入水平。
财政支农（G），通过农业的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的支出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以及农业科技三项费和农村救济费用。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根据金融结构理论之父戈德？史密斯（1990）对金融结构相关理论的定义，本文采用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也即一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农村金融现状，用农村的信贷总额来反映农村金融资产状况，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代替农村GDP。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农业贷款/农村农林牧渔总产值。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数据由1980―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获得，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以1980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处理得到真实值，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财政支农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财政支农的总额包括：农村生产支援的支出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村救济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指标中，农业贷款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在1994年以前农业贷款包括乡镇企业贷款，之后作分别统计，为便于分析，1994年之后的农业贷款是两者之和。
（二）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利用ADF检验方法对LY、LG、 LF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一阶差分指标都是平稳的，水平非平稳与趋势非平稳的原假设均在5%甚至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所以LY、LG、 LF均为一阶单整I（1），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IC原则。
2、协整关系检验
利用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提出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法即协整分析法来检验这些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建立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之间的回归模型，即 ，对回归方程生成的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2，残差序列ecmt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趋势，即存在协整关系，也即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滞后阶数检验
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前，首先采用似然比即LR（Likelihood Ratio）检验法，从最大滞后阶数开始检验，发现LR、FPE、AIC、SC、HQ均指向1阶滞后，所以文章选用1阶滞后。接下来验证VAR（1）模型是否稳定，通过计算AR特征多项式根，发现所有根的倒数的模都小于1并且处于单位圆之内。因此，该模型满足了稳定性条件，根据它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稳的。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为了直观反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以及农村金融规模的关系，在建立的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渐进解析法计算响应函数的标准方差（如图1），以直观地展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 农民收入对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对财政支农的冲击响应，刚开始的2期效果不是非常明显，第3期起就有有一个较大的提高，随后逐渐上升，总体来说是正向冲击，这说明财政支农对促进农民增收刚开始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中长期来看有显著的作用。，农民收入对于来自农村金融一开始就有一个较大的冲击响应，随后稳步上升，总体来看，呈现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趋势。从两者的对比来看，在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绩效上，农村金融发展比财政支农更有效，也即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与武剑（2000）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度中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当时结果显示为：在我国现阶段，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60.1%，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使我国农村市场更活跃。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金融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我国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关系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农村金融比财政支农更有效。据此，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与财政措施：
首先，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政策性”资源配置机制应该先行发挥作用，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农村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是针对农业面临自然、市场双重风险而采取相应补贴的重要手段。财政资金主要应无偿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研究、公共道路等非直接生产性领域，支持小城镇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农村政策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先行发挥来纠正市场失灵，帮助农村、农业这一特定区域和行业走出商业性金融下容易出现的“资金贫困恶性循环”，逐步实现资金需求良性循环。
转变农村金融服务的理念和思路，最大限度地实现“三农”服务与商业运作的融合，农村金融具有客户弱势、需求小频急、经营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等特性，其独特诉求和风险特征要求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金融服务供给。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在产品、渠道、组织方式上的创新。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积极创新土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业主联保贷款、订单贷款、供应链融资、厂房按揭贷款、通用设备贷款等多种信贷品种，探索建立“统贷统还”、“先支后收”等专业服务模式，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渠道。引入特许经营机制，促进大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互助组织等加强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积极开办流动银行服务，研发适应农村特点的新型自助银行设备，在农村地区推广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延伸农村金融服务触角。创新服务组织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的规模，引导和扶持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加快发展。组建涉农金融租赁公司，为“三农”客户提供大型农机具和成套设备租赁服务。
其次，财政支农方面。构建财政支农资金的平稳增长机制，将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多地向“三农”分配倾斜，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面，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制度建设，始终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在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农中的主体地位，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不断加大对财政支农的力度，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超过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在努力增加支农资金投入量的同时，要探索开辟支农资金投入的新渠道，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逐步形成新稳定的农村建设资金来源。着力财政支农资金的创新机制，支农资金整合要有新突破，积极探索财政在支持农业保险、农业担保方面的有效途径，完善财政支持防灾减灾机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支持小型公益设施建设“民办公助”机制。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分散使用的问题。整合支农资金就要从调整管理机构的职能入手，改变纵横交织的管理机制网状结构，使资金按照有序方向进行流动，减少资金使用的交叉和重复，从而使有限的资金最优配置，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关键领域给予有力的支持。此外，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集中使用，加强支农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对符合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并能够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项目纳入支农项目库，适时根据发展规划对现有资金进行适当归并，以主导产业或重点建设项目打造支农资金整合平台，适时加强对项目库的更新管理，从而使选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着力强化管理，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的绩效考评和奖罚等管理制度，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农建设资金的监管，深入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科学量化考核指标，逐步构建以绩效为导向、过程监管为重点的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覆盖水利建设资金和建设项目运行全过程的监管机制，确保财政支农资金专款专用，发挥资金效益最优效用。在支农项目工程建设上，制定刚性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上级主管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要经常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开展进度调查统计和中期评审，及时掌握工程建设情况，对竣工决算、竣工验收要加强管理，将检查和验收结果作为下年度申报项目的重要依据。通过开展支农资金绩效评价、支农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强化支农资金管理，提高财政支农项目建设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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