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务学论文篇1
2.单一单项的教学手段
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缺乏双向交流，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束缚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由于没有进入财务工作现场，缺乏实践经验，对老师所讲实例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和消化，加之复习思考题是练习性的，仅仅只需要学生运用书本上的方法对所给的数据进行简单演算即可。虽有一定的思考作用，但却难以达到提高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目的，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贯穿财务会计教学的思想理论
1.合作学习理论。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合作性互助学习。合作学习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积极的相互支持、配合；积极承担在完成共同任务中个人的责任；期望所有学生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建立并维护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于个人完成的任务进行小组加工；对共同活动的成效进行评估，寻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径。为使合作学习能产生最佳效果，其中的重要原则包括人人参与。
2.多元智能理论。
它由美国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在1983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介绍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的。主要是由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任知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八项组成。传统上，学校一直只强调学生在逻辑方面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
3.激励理论。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激励理论是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根据以上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财务会计的教学没有遵循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没有尊重个体与集体、单项与双向交流的关系。应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财务会计教学模式的改革方向
三、基于理论指导下的财务会计教学改革思考
1.教学目标旨在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财务会计作为一种职业技术的教育，仅传授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具体专业知识需要一生不断地学习。而我国的会计准则正在不断的跟国际接轨，财务会计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将培养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有助于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从业过程中游刃有余。
2.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转变。
根据激励理论和多元职能理论可知，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其能动性的发挥对提高课堂质量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学生被动听为主动学。在财务会计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为财务会计学习较困难，这主要跟课程理解较抽象有关。有些学生可能抽象思维能力不强，但他们的观察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较强。如果通过实务引导则可能比单纯讲授效果更佳。而且，当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出来后，老师如果能给予肯定和鼓励则激励的正向作用会不断发挥，课堂氛围会更加浓厚。
3.教学由单向交流变双向互动。
目前财务会计教学是一种单向信息传输方式，缺乏双向交流，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过多地采用讲授法会造成学生的思维惰性，束缚学生的积极性。另外，财务会计侧重于理论讲解，实践教学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对从事会计这样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学生的动手能力不强。由此可以看出，财务会计教学改革应该定位“学生更多参与，老师更多引导，实务更多引入，激励更多使用”。可以从提高学生参与与合作、能力提升等途径来实施。
四、理论指导下的财务会计改革的有效途径
1.设立项目教学并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项目教学指的是将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项目交予学生独立完成，从相关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到项目完成后的评价，整个过程都由学生具体负责；教师的作用是咨询、指导与解答疑难的；项目教学法强调培养学生独立与协作工作的能力，锻炼学生掌握工作思路与方法，训练学生的专业和职业技能以及跨专业的各种能力，也提高学生的合作参与水平，符合合作学习的理论指导。
2.通过模拟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模拟教学是旨在营造人为环境或假设情境基础上，使学生能够在模拟真实的工作氛围中学习从业必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模拟教学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教学改革策略，它全面考虑了技术类课程，特别是管理技术类课程特有的属性、要求与规律，综合作用于学生，围绕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教学目的和目标，养成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得到真实意义上的职业锤炼，据此提高的教学效果与质量。
3.以案例教学引导学生主体参与。
案例教学是一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它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通过模拟的教学活动，对案例进行剖析，从而让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更能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主体参与教学。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2
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企业财务也不例外,企业财务的背后就是财务文化。企业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的结合,是推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注入“文化”因子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之中,深入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内涵,不仅将对原有的财务管理学带来冲击,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财务管理的实践方向和发展趋势。
一、财务文化的内涵界定
对于财务文化内涵的界定,近几年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课题组(2003)认为财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财务人员在长期的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最高层次的、非经济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财务文化可分为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财务价值观、财务精神(风气)、财务道德观、财务知识、财务形象和财务设施是财务文化的要素。财务价值观与财务道德观是财务文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冯巧根,2003)。
陈兴述(2003)认为财务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广义的财务文化是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的,包括知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内的人类的活动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物质设施构成的并为财务所隐含的复合体。狭义的财务文化仅仅是指财务人员的意识形态,即财务人员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
李连华(2004)则认为财务文化应该包括财务价值观和财务理念两个不同的层次,财务价值观指股东利益最大化、诚信至上、社会责任感,而财务理念则是服务为先、现金至上、时间价值最大化、财务风险最小化、沟通和合作、财务管理创新。
夏明(2006)认为广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在财务领域的渗透和体现;狭义的财务文化是企业财务部门长年累积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财务宗旨、财务观念及财务行为准则的综合,是融化于企业财务流程并与企业的资金流、行为流相互糅合的一种“文化流”。
二、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的影响
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不难看出,财务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以激发财务人员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财务管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建立以人为本的财务管理哲学。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的形式实现财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使财务人员群体发挥出最大的整体功能。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思想,它认为财务人员是财务管理的主体,财务管理的核心是对财务人员的管理,只有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觉悟、业务水平、文化素质、道德情操等,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由此可见,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文化的重要性是偏误,而重新挖掘财务学的文化属性并以此探讨财务文化对传统财务理论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研究前提的重新界定
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有其严谨的理论前提。而财务理论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可归纳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缘于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经济人是自私的,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是驱动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扩大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经济人”可以设定为“利己动机+理”(李心合,2003)。这一假设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才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的可能,才有资本成本成为企业融、投资决策的依据和标准等等。可见,经济人假设是判断经济主体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价值判别依据,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
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现代财务理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体现,但其局限与无能也使人们越来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第一,中国从“富则修”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历了对穷的狂热、虚假的赞美到对金钱病态的疯狂追求。在物质财富面前,部分中国人变得狂躁不已,把道德置诸脑后,不择手段。这正如马歇尔所说,“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第二,经济人也可能存在私人偏好和社会偏好。在现代经济学中,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是就“使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作为经济人,“自利”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很好地表达包含利他偏好的“私人偏好”:一是基于“血亲机制”,经济人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改善亲朋好友的处境而获取“声誉收益”;二是基于“互惠机制”,经济人以牺牲眼前的资源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此外,经济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并不只是物质利益,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名誉等“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构成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既可能是利己主义者,也完全可以是共同利益的直接追求者,甚至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这正如经济学家A・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言,“如果假定人类是坚定的自利者,永远以一种自我中心的范式来行使自由,那么对理性的进步和公共行动的预期就是异想天开。”第三,当我们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的联系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杨春学,2005)。企业家为保护环境而自甘受损、为救助穷人而匿名捐款、为社会公正而甘愿牺牲等行为,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难以解释的。同样,经济人假设也难以解释企业员工出于对团队的忠诚而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因此,我们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团队精神等)就是不理性的,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理论的研究前提应该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交融。
(二)研究导向的重新定位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把企业的行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目标。以此为导向,传统财务理论构筑了一套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直接导致了财务价值导向的偏颇,基本上排斥企业“与制度相关动机”和“与伦理相关动机”,而这些动机事实上都是现实世界里企业财务活动无法回避的。因此,在嵌入财务文化的情况下,财务研究导向(即企业理财目标)就需要作出重新定位。我们知道,企业作为多种资本的集合,作为一系列经济性和社会性契约的集合,其目标函数的结构是很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其中既有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又有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经济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社会性契约的目标函数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导向应该是“利润”和“责任”的统一。
(三)研究方法的重新考量
传统财务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或个体组成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整体的存在和现实性。哈耶克(1989)说得更彻底,“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但是,财务学界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认为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假定为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而这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成本的存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处可见。第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确认公司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忽视了非财富性目标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实证研究的盛行,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构建的传统财务理论基本上无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过程和方式的影响,而是只注重“理性工具”(即财务技术)。不可否认,财务研究方法由于包含众多的数理知识而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特征,但“人”(既为经济人,也为社会人)的“观念判断”却常常决定财务研究方法的走向和结论。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方法应该是“技术”和“观念”的糅合。
(四)研究对象的重新表述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公司财务的经济效率性,或者说价值创造是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但不管如何表述,传统财务理论忽视财务的社会性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关注其价值的最大化也无可厚非。但是也应看到,公司财务行为作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结构限制的网络化行为(李心合,200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或无法离开社会对其的影响。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等非经济要素,同样是进行财务理论研究时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财务理论研究不仅要关注财务活动的效率性,还应该关注财务活动背后所蕴藏的财务关系。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对象应该是“价值”与“关系”的互动。
(五)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
在传统财务理论研究中,一般将财务管理划分为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资金营运活动和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并单独研究某一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这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看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势必导致财务理论研究的日趋封闭。所以,对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的重新审视,就应该把握两个方向:一是重视财务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强调道德文化的重要性。
对财务制度的重视,除继续研究完善财务本位性正式制度外,尤其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所谓财务本位性制度是指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它既可以是财政部制定并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也可以是散见于公司法、税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而财务关联性制度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比如伦理道德、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但却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关系起约束和限制作用。财务关联性制度事实上就是财务本位性制度的环境性约束条件,因而财务本位性制度与财务关联性制度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摆脱传统财务理论“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局限性,实现财务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式发展。但是,财务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有效率的财务制度除了需要同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具备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等良好道德品质的执行者,同时还需要与制度相吻合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来考量,财务研究内容应该是“制度”与“文化”的衔接。
三、嵌入财务文化的财务理论重塑
传统财务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技术财务学”,它是诉诸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其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利润分配为主线布局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观念的价值逐渐凸显。从宏观角度而言,无论何种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从微观角度来看,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化”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财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充分展示企业财务中人文思想与财务机制的内在联系,从财务文化的角度把握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是否关注“财务文化”是传统财务理论和现代财务理论的根本区别。
(一)让“认识”变为“理念”
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技术主义”而不能自拔,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认知是不符合财务的本质特征的。财务,顾名思义,是指涉及钱财的事务。这里的“财”,属于物质的客观范畴;“务”属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也就是说,“财务”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的统一。那么,财务理论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财务理论应同时具有技术和人文双重属性。毋庸讳言,财务管理学关注资产、资本、成本和利润等物化因素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要把对财务的“认识”变为一种“理念”,不仅要继续重视“资金流”,更要充分关注“文化流”。
(二)让“观念”充满“过程”
财务文化的缺席,充分说明传统财务理论对财务观念的理解是片面和狭隘的。文化的主旨是观念、思想、精神和智慧,而“观念”又是文化的核心。从财务理论的发展来看,在由“哲学观念、专业观念、基础观念”所组成的财务管理观念层次中,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人本观念、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环保观念、公益观念”。这些核心财务观念不仅源于市场经济的精髓要义,也深刻体现了财务文化的精神实质。它们不仅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进行财务理论创新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三)让“文化”融入“创新”
财务理论整体框架既包括财务专业技术的知识内涵,又包括财务文化的知识内涵。作为财务专业技术的财务理论已日臻成熟,并在财务管理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对于财务文化以及财务文化对财务专业技术影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财务专业技术对于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进行财务管理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对财务文化的研究与关注是不可或缺的。财务诚信的建立、财务行为的慎独、财务能力的发挥等,无一不打上财务文化的烙印。同时,财务文化对财务技术有很强的制约性,没有财务文化将无法保证财务准则的有效执行。财务专业技术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在财务理论的创新研究中,我们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而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使财务文化深深融入财务理论的整体框架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夏明.财务学的重新塑造与整合:一个文化的视觉[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8).
[2] 陈兴述.论财务文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 夏明,杨春甫.财务文化与财务文化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4] 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 夏明.“双翼财务学”:重构财务学科新体系的另类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6] 李心合.论制度财务学构建[J].会计研究,2005(7).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3
自从1951年美国教授布雷尔Burrell率先提出了行为财务学概念，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未形成有机整体，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影响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标准财务理论无法相比。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受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和经济市场异常现象的发生挑战了标准财务理论。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逐淅运用到经济领域，也就产生了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包含行为财务学，随后逐渐独立。1979年由Kahneman和Tvensky 期望理论是行为财务学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基础。
行为财务学从其产生和发展至今，对于行为财务学界定，在行为财务学理论界，面对行为财务学历经漫长演变历程，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行为财务学至今没有学术界公认的定义。相对认可的是：“行为财务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不符合传统财务经济理论的各种异常现象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行为财务学无论是在含义的界定，行为财务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学科体系的建设、行为财务学在实务中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深入探讨和继续。
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标准财务会计和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应用研究越来越重要，将个人行为，心理学，文化流，资金流进行管理的人文学科的行为财务学应用学科必将更为充分的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本质。
2 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
2.1 期望理论 Kahneman和Tvensky在1979年经过调查分析，《期望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得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经济模型，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不同，并将其命名为期望理论。经过调查实验，Kahneman和Tvensky认为期望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确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二是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三是分离效果（Isolation Effect）。
在期望理论研究中，Kahneman和Tvensky用理论模型解释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是如何决策的。定义了两种函数描述人的选择行为。Kahneman和Tvensky通过模型设计推导研究。
2.2 心理学 行为财务学发展，是与在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家们通过系列实验证明，社会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条件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
首先是典型示范偏差，即倾向于确认偏差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所直观到的现象，而忽视以往存在的知识，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典型的作用。其次是保守主义偏差，损失回避个人对利得和风险的态度不一样，损失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的利得的倍数。再次是参照系偏差，即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人皆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的方案。最后是过分自信和其他心理现象，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表现出过分自信。
2.3 行为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理论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于1994年提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于2000年以Lopes 1987年和Kahneman和Tvensky的期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人的行为决定个人在投资活动、储蓄活动中的态度，进尔影响活动效果，个人对价格变化、财务现象的判断能力也决定投资、融资和股利政策中的应用效果。
3 行为财务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财务学体系研究应建立在在投资者个体的研究上，研究个人行为与财务活动的相关。投资者个体行为的相关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3.1 投资者个体的认知偏差 对于投资者个体的认知偏差研究应从，易获得性偏误、代表性偏误、自信过度、过度反应和无关效果几个方面进行。
3.2 投资者个体的决策 对投资者个体决策进行研究应包括投资者个体的决策特征和投资者个体的决策模型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后者包括价值函数和损失部分低斜率。
对行为财务学的研究除对投资者个体行为进行全面探讨，同时还需对投资者群体行为进行相关研究。
行为财务学的体系研究尚不完善，虽然当前对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来看行为财务学还没能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
行为财务学利用Kahneman和Tvensky创建的经济模型，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
4 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历程及展望
行为财务学的演进历程，本文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进行阐述。
4.1 早期的产生阶段 早在19世纪，以Lebon的《群众》和Mackey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两本书的出版为标志。通常将这两本书视为最早阐述行为财务思想的著作，是行为财务学理论研究的基石。为行为财务学的创建打下了不巧的功绩，为后来人研究发展行为财务学作了思想引领。
4.2 中期的心理行为阶段 20世纪5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行为财务理论与现代财务学理论相约起源于此时期。研究者行为财务学的学者认为，美国奥瑞格大学Burrl和Bauman两位教授是其倡导人，Burrl教授1951年发表的《投资研究实验方法的可能性》一文，不愧为现代行为财务学理论研究的良种。开始从行为学的视角研究投资决策的过程，并为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Markowitz的现资组合理论的经典现代财务理论处于迅速发展上升阶段，又有当时风靡一时的EMH，行为财务学的研究一时陷入困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Stanford大学Tversky教授和Priceton大学Kahneman，他们在1979年发表的对行为财务学产生和发展重要影响的“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两篇文章；也就在同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里程碑式的期望理论。说明资本市场中的一些异常现象，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模型。
这一时期的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成果显著，里程碑式的期望理论为我们研究行为财务学提供了科学的专用模型。为后来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投资组合理论的推出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4.3 近期的财务阶段 行为财务学这一新兴理论，在20世纪的8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标志性的代表著是发表在《金融期刊》，表现在证券价格的研究反应过度的Debondt和Thalet的文章，表现在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投资者意向效应的Shefrin和Statman的文章。
到20世纪90年代后，深化了行为财务学的研究，首先Shefrin和Statman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提出，随后又有行为投资组合理论的提出。近年来以夏明为代表的学者，对行为财务学的定位、为财务学的体系完善、为行为财务学的发展路径及未来展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行为财务学的未来可以期待。
4.4 未来展望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从理论及实践上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一些实证研究。但行为财务学在体系上尚待完善，从目前文献资料来看，行为财务学发展方向表现为：现代新兴学科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应着重个人行为和个人价值取向的研究；行为财务学需要建设成为，区别于传统财务学的独立的学科并完善行为财务学的体系；以行为财务为起点，结合准则财务、文化财务进行实务研究。
行为财务学在公司的实务研究在应用中体现为，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融资中的应用研究、行为财务学在公司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及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政策中的应用研究。行为财务学与心理学、人文学、财务学、金融学、投资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度与日渐增，行为财务学一定会发展成为财务学与心理学有机结合的人文学科产物。更好地解决复杂的、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的投资活动、储蓄活动、价格变化等财务现象。
参考文献：
[1]祝涛.关于行为财务理论的几点思考.金融.财税.2005.3.
[2]夏明.行为财务学发展路径探析.会计研究，2010.2.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4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文献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财务运作问题(汤谷良,1997)。比较而言,国内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不过,财务理论的体系结构以及未来财务理论研究得发展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诸如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结构及其对财务运作的具体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权的有效配置、财务治理模式及其选择、股权结构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很少研究。甚至于财务理论的重心究竟在哪里,我以为也需要重新把握。尽管财务学研究十分关注方法论问题,如财务决策的方法、财务控制的方法、财务评价的方法等,但从现实看,影响公司财务资源培育与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是财务方法而是财务机制和财务战略,尤其是财务治理权在公司内部的配置与运作。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还需要对财务学的理论结构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的看法是,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理论两大部分。
1、财务环境理论。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在中外财务文献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环境视为财务理论界域以外的东西,还没有把环境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这样做,将不能体现财务环境应有的理论地位,实践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但“重硬环境轻软环境、重经济环境轻文化环境、重股份制企业环境轻非股份制企业环境、重一般环境轻特殊环境、重一般描述轻具体分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环境要素,我的看法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学、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分析。
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目前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中国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企业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2、财务基础理论。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活跃,已经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成果。但是,财务基础理论究竟由哪些内容或要素构成,学术界的观点仍不尽一致。我的看法是,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须密切结合特定的财务环境,全盘照搬西方财务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3、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陆正飞教授的《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和刘志远教授的《企业财务战略》,他们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极富创新与成效的探索。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财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我期望这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体现国别特色的研究,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5
（一）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
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进展顺利。各省市、大区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正在组织对拟推荐论文的修改及报送工作。全国论文评选委员会将于2008年1月份召开评审会，优秀论文将在2008年初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财会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2007年的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了理论研究组织领导
2007年，部财务司和学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通知》和《关于2007年商务财会论文评选工作安排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学会联合开展理论研究工作。通知强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学会的中心任务；同时，对理论研究具体工作做出布置。“两通知”的，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要求，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保证和依据。
2.深化了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的具体指导
接到通知后，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和外经贸会计学会领导深入指导理论研究具体工作。从落实课题、征集论文、组织审改到论文评选，全程关注甚至全程参与，并亲临省区市或者大区组理论研讨会，根据商务工作发展需要，提出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北京、辽宁、四川、广东、江苏等21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负责人参加了大区组理论研讨暨论文评选会。
部分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和财会处领导率先垂范，有的亲自撰写论文，有的亲自审改论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山西省商务厅领导安云亮同志对理论研究工作十分支持，坚持年年撰写论文，并且论文有深度，质量高。辽宁省外经贸厅原财会处处长林国军同志，调任贸发处长以后仍然热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亲自审改辽宁省的论文，并参加辽宁省和东北大区组织的理论研讨会。
3.完善了大区理论研讨与论文评选机制
大区组作为学会理论研究组织推动工作的一级机构，对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大区理论研讨会不能正常举行。今年，总会和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积极完善大区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区组的作用，全国5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都如期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其中华北、中南、华东3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继续坚持开好研讨会，东北、西北西南大区组恢复了大区组研讨会。
4.提高了论文评选及表彰层次
从今年开始，进一步完善了论文评选制度，对优秀论文将在全国商务财会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同时，改进了论文评选机制，对论文评选委员会的构成进行了调整。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商务财会理论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性和指导性。
（二）《国际商务财会》更名改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对外经贸从单一的商品贸易逐渐向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合作、技术引进与输出等方式相结合转变，传统外经贸行业的概念逐渐淡化。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的满足读者需要，经商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7年1月，杂志正式更名为《国际商务财会》。
杂志更名改版得到了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同志为我刊亲自题写刊名；杂志顾问、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杂志编委会主任、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对杂志改版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新一届编委会也给杂志更名改版提供了许多支持。
更名改版后的杂志从内容、版式以及市场运作上都有很大改进：内容上，突破传统外经贸的框框，紧跟商务财会工作需要，开辟“准则实施”、“商务观察”、“国际运作”、“财会人生”等新栏目；版式设计上，改进封面设计、内文用纸，便于读者翻阅和查找；在市场运作上，杂志扩大对外合作，以媒体交换等形式，在各类报纸、期刊等广告媒体上广泛宣传，提升杂志知名度。
读者的订阅是对杂志更名改版工作最好的肯定。从省市学会发行主渠道看，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武汉、沈阳等省市学会的订数有的比2006年明显增加，有的比前几年明显回升。从2008年杂志征订情况看，各省市都很有信心增加杂志订数。上海、江苏等华东各省市以及天津、辽宁等省市表示2008年的订数一定会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有的学会甚至表示杂志订数要翻番；宁波在原订180本的基础上，再增加100本。
（三）3本书的编写
1.《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
近两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和新税法的出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指导意见和通知陆续下发。为使企业更好地贯彻这些新制度、新法规，方便财会人员查找和学习。2007年，我会受部财务司委托，按期出版了两册（2006年下册和2007年上册）《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共纳入400余个重要的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文件。
《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作为学会出版的传统书目，发行量一度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为转变这一状况，学会按照市场细分的理念，针对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需求，改进装祯版式；各省市学会积极加强各方面联系、推介，发掘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群，夯实发行渠道。目前这两册书的征订情况良好。
2.《企业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企业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取胜并保持长盛不衰，就需要特别加强风险意识，建立完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本着为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目的，出版了《企业风险管理》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案例详尽，既阐述了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也提供了防范和应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具体措施；既纳入了生动的风险案例，也包含了重要风险管理文件。适合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和业务人员阅读和学习；也可以作为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培训的参考教材。
3.《反倾销会计实务》
为更好的帮助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2007年学会组织了几位反倾销专家编写了该书。目前该书的初稿已经编写完毕，正在抓紧时间总撰编审。
（四）培训工作
1.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2007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共举办了26期培训班，学员共计3 162人，占国务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中央企业财会人员应培训总数的10%，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反倾销会计培训班
根据部财务司《关于举办2007年“全国反倾销会计人才培训班”》的批示精神，学会承办了全国反倾销会计工作培训的任务。2007年在长沙、郑州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学员216人。总体看，2007年反倾销培训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高度重视：不仅积极组织落实，宣传、推动培训的开展；还亲自参加培训，既带动了其他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又为日后组织反倾销应诉工作做了思想认识和知识技能准备。
（2）培训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85％～95％学员来自湖南、河南本省及其他中西部地区省市。
（3）学员普遍反映良好，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实际、深入，受益匪浅，不仅消除了对贸易争端的惧怕心理，而且掌握了基本的应诉程序和自我保护措施。
3.联办新会计准则培训班
2007年，我会与各省市学会合作，分别在海口、大连、成都成功举办了3期新会计准则培训班，共有272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了部财务司领导和资深专家分别就当前外经贸政策和新会计准则做了详细讲解，受到学员好评。联合办班的模式，发挥了“总会”和省市学会各自优势，将师资、生源、协调组织等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双赢、双发展。
（五）召开财会处长、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使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开展相互间学习、交流活动，2007年6月22日至26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贵阳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度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处长联席会”。90多人参加会议。财政部会计司制度处负责同志讲解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后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专家工作组的处理意见；新财务报表的格式及其影响等。”商务部财务司综合处负责同志介绍了“对外经贸形势；进出口税收政策变化；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上海兰生集团等单位进行了经验交流。
2007年9月18日至20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西宁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审计处长联席会”。70多人参加。财务司审计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商务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要求。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李三喜总经理讲解“如何构建中国式内部控制”和“中国企、事业单位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中国中化集团等单位进行了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经验交流。
（六）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
2007年是《国际商务财会》创刊20周年。5月，学会在武汉召开了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会暨杂志编委通联员会议。庆祝会得到了商务部领导和湖北省商务厅的重视，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李荣灿司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上还对杂志创刊20周年征文的获奖作者以及对杂志创办和发展有贡献人员进行了表彰。
（七）编发简报
为及时反映各级省市学会的工作动态，相互交流、学习，促进工作，学会加强了简报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工作。全年编发25期，比去年增加9期。
（八）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
为加强总会与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联系与合作，为更多的外经贸企业和财会人员服务，省市学会经过协商，同意已加入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会员单位，加入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目前已有26家省市属企业加入总会。
（九）网站
在部信息化司的支持下，学会新版网站于2007年10月10日开通，运行良好，月平均点击量占“协会学会类”前3名。
二、2008年工作思路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商务财会改革30周年。30年来商务财会在财税体制、财会制度以及调控机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学会也将围绕“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开展工作。
（一）举办主题论坛或研讨会
主题论坛或研讨会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具体组织方式将根据论坛或研讨会的内容、规模来确定。在此，希望各位理事多提意见和建议。
（二）编好2本书
1.修订《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
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在企业的推广实施，新税法的出台，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经贸行业特点，又紧跟各项财税政策的业务指导用书。2008年将进行《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的修订工作。《基础手册》修订将注重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指导财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还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财会人员培训教材。该书作为外经贸财会领域的传统书目，伴随着外经贸财会领域的几次改革，因此也将作为“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的工作之一。
2.继续编好《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2007年下册和2008年上册。
（三）加强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工作
1.重点做好课题研究
为提高理论研究的主动性和指导性，在鼓励财会人员对广泛开展理论研究活动的同时，学会将征求各位理事和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意见，选择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作为专题研究课题。课题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以及当前商务财务工作的热点、难点为主题，以提高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
2.设置论文评选工作组织奖
坚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会计学会联合开展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机制。为加强论文评选组织工作，明年将增设论文评选组织奖。表彰5～10名组织工作做得好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会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组织奖的条件有：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健全组织协调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参加理论研究工作的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人数较多，撰写的论文较多、质量较高；做好大区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组织工作并富有成效；积极参加全国商务财会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活动等。
（四）培训
1.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
鉴于目前沿海省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集中，需要增强反倾销意识，提高反倾销应诉及自我保护能力，2008年将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培训对象将向江、浙、沪地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倾斜。
2.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交流，明年学会将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为企业会计制度，考察国别（地区）拟定在台湾省、日本或韩国。根据实际预报名的人数和考察意向，确定考察的时间和具体安排。
（五）办好杂志正刊、增刊与网站
为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增加信息量、增强实用性，2008年杂志正刊页码从64页增加到80页，增设企业理财、个人理财副刊，同时为配合“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活动，增设“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栏目；办好两本增刊，帮助财会人员、评定职称、提升自我，为财会理论研究交流提供平台；维护好网站，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效率，为省市学会及时获取信息、交流情况提供平台。
（六）开好财会/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搭建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交流平台，2008年我会将继续和部财务司联合召开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两个联席会。
（七）编发好学会简报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6
我国财务管理学开拓者
王庆成教授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方面著名的财务学家和会计学家。王庆成教授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52年提前留校执教。在长期的财会教学和研究生涯里，王庆成教授为建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及有关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影响的学术观点。
在经历了文革中的工作停滞后，王庆成教授明确了自己“财务管理为主、政府会计为辅”的研究方向，在1981年2月编写了国内最早的重要财会教材《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影响了一批批财会人士。王庆成教授是财务管理成为独立专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极力呼吁和促成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财务管理还仅是会计学、财政学专业的一门课程时，王庆成教授在《建立和完善新的财务管理学》论文中，首先提出了“财务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管理学科”的“财务学科独立论”，他从国内外财务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说明财务管理成为一项独立工作和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从我国改革开放后企业筹资、投资、利润分配、财务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说明加强财务管理学科建设的迫切性。此建议后被教育部采纳，1992年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列入本科生、硕博士生专业目录。在实施利润留成制度时，王庆成教授提出以自筹资金、自理收支、自负盈亏为特征的“企业自主理财模式”，为财政部设计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财务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经过长期调查，总结大庆油田、北京内燃机厂等企业的经验，概括了“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的五项基本内容，原国家经委吸收其基本思路制定了《国有企业经济核算条例》。王庆成教授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系统地论述、评价了建国以来财务理论的发展阶段、主要论题和各家观点，并提出适应财务理论创新近期应着重研究的课题，受到财务管理界的广泛关注，被湖南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确定为财务方向博士生的必读文献。//html/jianli/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两次改革高潮中，王庆成教授撰写论文先后提出政府预算会计改革和深化改革的系统构想，受到财政部的重视，并在制定相关会计准则、制度时采纳其建议。王庆成教授在《预算会计改革的探讨》一文中，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的预算会计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构想：把总预算会计、单位预算会计两个组成部分改为政府财政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三个会计系统；把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额拨款、差额补助、自收自支三种管理方式改为“核定收支、定额拨款”一种基本管理模式；把预算内外资金分别核算改为统一核算；把资金收付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法；把原来的三大会计要素重新划分为六大会计要素；把事业单位实行收付实现制改为原则上实行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改革的探讨》、《深化预算会计改革的系统构想》分别于1996年、2004年获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荣誉奖；《预算会计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研究》先后于1995年、1997年获全国预算会计优秀论文一等奖。
王庆成教授的治学之道是“涉猎广博、目标集中、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王庆成教授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与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不开的。王庆成教授经常深入基层总结财务会计的实践经验，他常说，对研究财务管理学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7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文献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财务运作问题（汤谷良，1997）。比较而言，国内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不过，财务理论的体系结构以及未来财务理论研究得发展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诸如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结构及其对财务运作的具体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权的有效配置、财务治理模式及其选择、股权结构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很少研究。甚至于财务理论的重心究竟在哪里，我以为也需要重新把握。尽管财务学研究十分关注方法论问题，如财务决策的方法、财务控制的方法、财务评价的方法等，但从现实看，影响公司财务资源培育与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是财务方法而是财务机制和财务战略，尤其是财务治理权在公司内部的配置与运作。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还需要对财务学的理论结构作进一步的探讨。我的看法是，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理论两大部分。
1、财务环境理论。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在中外财务文献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环境视为财务理论界域以外的东西，还没有把环境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这样做，将不能体现财务环境应有的理论地位，实践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但“重硬环境轻软环境、重经济环境轻文化环境、重股份制企业环境轻非股份制企业环境、重一般环境轻特殊环境、重一般描述轻具体分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环境要素，我的看法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学、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分析。
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目前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中国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企业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2、财务基础理论。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活跃，已经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成果。但是，财务基础理论究竟由哪些内容或要素构成，学术界的观点仍不尽一致。我的看法是，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须密切结合特定的财务环境，全盘照搬西方财务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3、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陆正飞教授的《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和刘志远教授的《企业财务战略》，他们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极富创新与成效的探索。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财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我期望这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体现国别特色的研究，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1、关于财务本质。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比如货币关系或分配关系，原本就属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会计学上则一直把它作为会计的对象来看待。在把握现代财务的本质与职能（本质的具体化）问题时，传统的静态分析法和就财务论财务的狭隘主义观点必须调整，而郭道扬教授（1998）在分析会计本质与职能时所采用的动态分析法和环境联系法值得借鉴。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2、关于财务假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我的看法：（1）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2）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3）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4）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5）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3、关于财务目标。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王化成教授（1998）曾归纳有14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我的看法将其作为现代财务的目标是不合适的（李心合，2000）。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假设具有不合理性。英国学者帕克（RPike）等人对英国公司的目标定位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管理人员对企业盈利能力比对创造财富更有兴趣，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仅排在第4位，而且只有不到1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许多美国企业的调查研究也支持这一发现（刘志远，1999）。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企业的资产和净资产。然而，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像微软公司这类的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利润或净资产严重背离。于是，人们便思考用股票市值来解释企业价值，并将企业价值等同于股东财富。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和杰克默林三位学者在《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还将企业价值解释为“产生现金流量和基于现金流量的投资回报能力”，并认为这就是全新的价值观念。二是企业价值难于计量。在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已经提出的企业价值的计量方法有每股收益法、股票市价法、净资产收益率法、经济利润法（公司价值现值=投资资本+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的溢价即预计经济利润）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多种，尤以股票市价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最为流行。股票市价法只能在上市公司使用，并且最好是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与其价值高度相关，而这样的公司，不说在中国，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数也是不多的。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数值来计量公司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关于现代企业的财务目标，我的看法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利益分配协调化。增加值是对企业创造的新财富的价值衡量，增加值的多少体现企业为社会创造的新财富的实际水平；同时它也是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源泉，用增加值作为财务的目标，能够兼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对单个企业而言，增值有有效增值与无效增值之分，区分的标志就是增值能否给企业实际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因为增值的实质就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无效增值的形成原因是信用风险和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有效的增值需要按照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则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基于利益相关者各自对自身财务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管理当局还必须把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作为其理财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4关于财务基本原则。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罗列出至少十几种观点，有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的归纳，更有内容上的千差万别。从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财务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的财务基本原则是：资本保全原则；硬财务资源适度耗费与有效利用原则；积极培育软资源原则；利益相关者配置与共同治理原则；公平分配与利益协调原则；人本财务与物本财务相结合原则；权责利效相结合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对稀缺硬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软资源的有效培育，突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和财务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体现了与人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所以称为基本原则。
三、财务治理权配置的几个理论问题
1、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层次。1994年，汤谷良教授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财权配置观点，即除监事会行使财务监控权外，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共同分享企业全部财权。1997年，汤教授又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并认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这个观点的创新意义及对国内财务学研究的积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还有无必要与可能进一步发展。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处在第一层次上的是否只有出资人或所有者。财权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安排决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从历史上看，以小规模为主要业态的古典企业是体现“财务资本至上”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产权制”或“业主产权制”，相应的财务治理结构为“一元主体（业主）治理结构”，即业主拥有绝对的财务治理权。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以及“经理革命”使公司财务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应的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也演化为“二元主体（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治理结构”，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财务治理权。公司的产权归谁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还一直维护“（财务）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维护“业主产权论”的观点。但是80年代以后，业主产权论的逻辑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怀疑，体现“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产权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产权论”，该理论把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剩余”作出贡献并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经理们要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服务。从现实来看，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乃至社会公众，这些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也均对企业有财务权利。这就是说，处在财务治理权配置第一层次的，应当不仅仅是企业外部的股东，还有企业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公司理财的第一层次。
二是员工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内部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他们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享主体，也是企业财务利益的分享主体，那么员工呢？从理论上说，员工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从业员理论”下还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应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我们一贯提倡的民主理财，也是把员工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来看待。这样说来，企业财务治理的层次，实际上就是四个层次，即外部利益相关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和员工。不同的人参与财务治理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结合中国国情需要认真研究的。
2、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模式。面向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可归纳为4个方面：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治理权；财务相机治理；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李心合，2000）。这4个方面是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其具体结构和表现形态因时因地而异。研究我国企业财务治理模式，必须广泛、深入地联系我国特殊的经济、法律和文化基础。
3、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结构。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应以权利性质、公司类型、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人员素质、环境影响和配置效果等因素为基础。在“一长（董事长）四会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的公司，财务决策权配置的一般情形是：财务战略决策权归属股东会和董事会，财务日常决策权被授予经理会。不过，财务决策权的安排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环境适应性。其次，财务决策权的配置还具有动态调整性，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所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的理解，相机治理是指：内部人或经营者主导财务治理权的条件是公司财务生存能力，当公司偿债出现困难时，银行就会出面干预公司财务与经营。财务决策权在公司内部人与银行之间的变换与转移，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财务决策权，财务监控权的配置要分散得多。主要有四大分享主体体系：一是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主要是通过会计市场来实现的；二是财务监控权的政府分享体系，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审计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等；三是财务监控权的出资人分享体系，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两大类；四是财务监控权的内部人分享体系，这个体系又可以分为纵向财务监控体系和横向财务监控体系两个分支体系。纵向监控体系是在公司内部的各层级之间，享有监控权的上级组织或个人对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监控；横向监控体系是在地位平行的组织或个人之间展开的。公司内部的财务牵制制度应按纵横结合的立体方式设计方能奏效。
主要参考文献：
[1]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J]会计研究，1997，（5）
[2]谢志华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微观性[J]会计研究，1993，（6）
[3]辜位清“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评介[J]管理世界，2000，（3）
[4]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J]财务与会计，1999，（3）
[5]李心合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J]会计研究，2000，（10）
[6]李心合利益相关者产权与利益相关者财务[J]财会通讯，1999，（10）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8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掌握情况
财务管理理论系统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本研究所综述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指财务管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基本范畴、财务管理方法、价值观念、市场效率和治理结构等。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财务管理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随着现代财务管理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也在不断的演化，已经形成了较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和较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对其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文献综述，可使研究者对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形成明确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等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近三十年来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为700余篇，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专著。为系统梳理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最近研究进展，本论文重点对2007—2012年近六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出于对其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考虑，将视线集中在相关学科的核心刊物和CSSCI来源期刊上。
二、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文献述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缓慢积累到繁荣发展的过程。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抽象，对实践具有指导和预测的作用，财务管理理论也具有这样的哲学逻辑。本研究将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
样本文献统计与文献综述表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1992年之前相对比较薄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渐渐引入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并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这一现状引发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如毛付根教授（1995）在《财务管理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分析了财务管理思想的起源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分析了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和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脉胳[2]。1995年之后，相关的理论研究逐步出现并呈现积极发展趋势。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理财环境出现了重大变迁，中国财务管理的地位、作用、目标和使命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直接促成了财务管理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企业财务管理体系逐步健全，财务管理研究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主要以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构建或构想为主，如王化成、陈兴述，汤谷良等学者在这一时期深入探索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的构建等[2]。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观点，如王化成教授（2001）总结了20世纪财务管理的五次发展浪潮[3]；陈兴述（2001）从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论述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4]。
在知识主导的21世纪，传统财务管理已经表现出与当今理财环境的不适应，中国迎来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重的理财阶段，迫切需要构建或完善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郭泽光等（2002）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必须进行全面创新，包括建立企业财务理念体系、确立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和拓展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等三方面[5]。随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大量引入，如资本结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企业并购理论、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等，及其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切合中国企业所处的新兴经济环境，张兆国基于知识经济的背景，提出财务管理创新应集中在观念的更新、目标的重组、内容的调整与拓展三大方面[6]。魏明海提出从公司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道德风险、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人力资本等理论方面研究公司财务理论的新视角[7]。朱明秀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影响和资本范围的重新界定，提出财务管理的内容、理念、方法和主体将发生变化，同时支撑财务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调整[8]。李心合基于对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贫困化的分析，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在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大方面的出路[9]。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积极展开对不同组织的财务管理的分类研究，如企业集团、证券公司、非营利性机构的财务管理理论等。
三、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趋势
关于中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或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前期成果，观点各具特色[10]。本文结合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如下可待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就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作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二）研究视角的创新
1.绿色财务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党的十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在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应成为财务管理的出发点。即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包括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耗费、资金回收、资金分配等各项活动安排都应充分考虑导入环境因素。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外绿色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都已较为成熟，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对此也有所介绍和借鉴，主要涉及绿色财务在中国应用的意义、概念、目标、内容和体系设计等基础理论。绿色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应成为未来研究创新的重点。
2.人力资本视角下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人力资本产权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以人为本既是中国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也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理财理念。人力资源作为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载体，拥有对其所具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控制和索取等权利。人力资本无疑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集中于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研究，是以“物”为本的财务理论，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化和人力资本的产权化，未来应该重视人力资本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人力资本应作为企业资本参与到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中。
3.关于供应链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前沿课题，供应链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控制，将供应企业、制造企业、分销企业、零售企业以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体的多企业网络结构，其强调合作而非竞争，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将成为企业未来竞争的主要形态，而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单个企业财务理论的研究，因此应该重视供应链企业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研究相关财务理论[11]。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财务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 汤谷良.当前财务管理中几个热点问题的悖论[J].财务与会计，2003，（8）.
[3] 王化成，等.关于开展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建议[J].会计研究，2006，（8）.
[4] 陈兴述.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J].财会月刊，2001，（18）.
[5] 郭泽光，李颖.新世纪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3）.
[6] 张兆国，桂子斌，张新朝.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创新[J].会计研究，1999，（3）.
[7] 魏明海.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视角[J].会计研究，2003，（2）.
[8] 朱明秀.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影响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J].当代财经，2004，（7）.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9
由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中广泛性和复杂性与我国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理论研究。
一、财务风险管理基础理论和理论结构
近年来，我国在财务风险基础理论方面,如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的概念、基本特征、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由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加上无法摆脱我国传统财务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对国外研究几十年的成果重视程度、消化程度不同,使得在财务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如在财务风险概念的研究上,就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之争,财务风险基本特征和财务风险管理基本职能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而对整个财务风险管理意义重大的财务风险目标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缺乏认识和概括。同时,由于财务风险及管理内容的研究没有与实证研究直接相联系,所以,概念上的含糊对定性的理论推导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由此,增生出财务风险理论诸多“研究成果”,深刻与肤浅共存,正确和错误并生,应该说不利于我国财务风险理论向纵深发展,影响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进程。所以,今后我国在财务风险与管理研究上,必须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只有对财务风险的概念、本质、特征认识界定清楚,才能为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提供基础。这就要求,一是必须注重中外财务风险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的比较研究;二是进行财务风险管理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的选择。
首先,必须下大力气借鉴国外实证的研究方法开展财务风险研究。国外风险理论研究较多采用实证方法,而我国使用较多的则是定性和规范研究方法,造成概念可以模糊地给出,较轻易地建立和概括概念和特征,无法支撑财务风险管理理论,不能保证理论的逻辑性和一致性,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会误导人们对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财务风险理论中将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和可靠性。其次,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应注重学习和应用西方理财学研究中应用极广的相关性或结构性研究方法,即开展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理论结构是该领域各基本理论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结构是财务风险管理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组成的有机体系。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明确存在的各种现象、各种要素以及这些现象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相关性。能否将财务风险管理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认识清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务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程序研究的科学性、明晰性和有效性。如财务风险管理目标、财务风险管理本质、职能、财务风险管理要素与财务风险管理程序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等。如美国,现代财务理论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财活动的目标函数,把各种财务决策如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等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构建了前后一贯、逻辑严密、浑然一体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以目标为出发点进行相关性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重要的、运用极广的理财学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美国理财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如多篇论文研究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从而根本上改变了理财学的面貌,使理财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体系中的主流成分之一。充分吸收国外财务理论研究成果,在财务风险基本理论上注重实用,讲究科学方法,少走弯路,取得共识,达成统一,以推动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深入。
二、财务风险管理教育
财务风险意识的增强和财务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开展广泛的风险管理教育。从当前美国和英国风险管理教育情况基本类似,各大学风险教育课程不少,多所大学偏重财务导向型风险管理教育。财务风险管理现今已成为各大学财经系中财务理论课程中的重要部分。如美国的宾州大学、天普大学、乔治亚州立大学与纽约保险学院,英国的各拉斯哥兰大学、城市大学与诺丁汉大学等。另外,风险管理职务的改变、风险管理协会的成立、风险管理专业证书的考试、风险管理杂志以及风险管理书籍等方面,美国和英国情况也基本类似,都体现出越来越对风险管理的重视。两国的风险经理职称已经取代了过时的保险经理,职责范围扩大,位阶提升;多家风险管理协会、风险管理学院对企业风险管理事务、专业证书考试制度极具贡献,其中,美国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举办财务风险管理人员专业证书考试;多家协会和学会出版风险管理方面的刊物杂志;出版为数不少的财务性风险管理书籍等。受国外风险教育的影响,尽管我国目前部分大学也开设风险管理课程,但为数较少尤其是财务风险管理的课程;在专业职称考试、出版书籍方面差距依然很大,一是我国财务风险管理研究起步较晚,受其影响风险教育方面起步较晚。二是从观念上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财务风险管理教育的特别重要性,三是没有成立相应的协会或学会,没有相应的职务、资格考试等配套措施,直接影响了财务风险教育的发展。
随着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带来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需要我国教育能尽快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的财会类人才。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财务管理风险教育落后的局面,除了积极向国外学习,采取设立各级风险管理学会、协会,在资格考试中尽快设立风险管理资格考试等举措外,在大学教育方面,要研究风险管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研究风险管理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在学历教育中应单独开设财务风险管理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让师生与实务工作者结合共同采集案例,增强理论教学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在财务、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中应加大对财务风险管理学习和研讨的力度。
三、财务风险文化研究
我国多年来的财务风险管理研究局限于方法和程序,即使在财务文化研究中也忽略了财务风险文化的研究,不能不说这是我国财务风险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国外风险理论有主观建构派,视风险文化为社会文化现象。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风险由人们特定的文化社会因素建构而成,风险随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而有所不同,财务风险文化亦不例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企业、在同一时期文化背景不同,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文化背景亦会有区别,使得人们对待财务风险管理的价值观、反应程度、行为方式、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出现差异性,形成一定的特色。中外风险案例的研究发现,企业的最大风险往往是由于企业文化、企业人的行为,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知识不足、能力有限、品德欠佳等弱性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集体与个人行为复杂性的增大,财务风险文化的研究不仅不能忽视,而应作为重要课题。
四、财务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研究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看,我国财务风险管理都缺乏对组织架构的研究。在实务上我国大多数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没有专职的财务风险管理人员,这说明了人们尚未认识到财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作用。在理论上,与前面所述财务风险文化原因类似,我国已有的财务风险管理研究比较重视方法和程序,忽略了组织机构及机构的职责权限等对实践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课题的探讨,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离。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组织架构下的人们进行财务风险管理采取的模式必然不同,是集中还是分散,是集权还是分权、是兼职还是专职等等管理模式问题是研究实施财务风险管理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应结合我国各类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层次开展风险管理模式研究。
五、结束语
财务风险管理各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风险管理责任的落实。否则,研究财务风险管理没有具体研究财务风险管理的责任制,财务风险管理只能是纸上谈兵,无从落实。总之,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了财务风险管理研究的日益重要,而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是巨大的科学工程,需要整合优化财务学、会计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文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于一体,全方位、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以不落后于风险管理学科整体发展和满足实践中的迫切需要。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10
一、财权理论动态演进透视
产权财务思想因产权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正日益成熟。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企业财权是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也是企业其他经营权的保证和前提，并在企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层次划分。
伍中信教授在《财权流：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初步提出了“财权理论”，并在其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财权流”范畴，并将其作为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其基本思想是： “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着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财权。在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法人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权能具有独立性，公司的财权在其拥有的范围内也具有独立性。公司是否拥有独立自主的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是否能独立理财在涵义上是协同的。理想的财权在独资企业是独立的，在公司制企业也应是独立的。财权具有可分性、可明晰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在财权归于产权的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贯穿于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在现代财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统驭地位。因此，“财权流”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提出，激发了许多学者对财权问题研究的学术兴趣。刘贵生教授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将财权理解为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李连华博士则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也有学者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将权利的一般概念与公司财务特征相结合，财权可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主要包括：获取行动所需要的财务资源的权力；控制、使用和处置所占有的财务资源的权力；凭借对财务资源的控制和使用分享收益的权力。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此外，还有学者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
伍中信教授在其专著《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中，对财权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论著认为，财权流表现为“财流”和“权流”两个方面，即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用“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既充分体现了“本金本质论”的优势，又反映了“本金本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
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范畴的提出与论证，使得财权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伍中信、曹越和张荣武的研究认为，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即“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丽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以下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
二、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研究演进
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后来，伍中信以“财权”为基本工具，对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寻，构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衣龙新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财务治理客体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
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财务治理结构体系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张荣武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公司财权结构是动态的，具有状态依存性；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博弈提供动力，剩余财务控制权则决定着利益博弈的动向。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本质，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则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通用财权配置侧重于公平性与静态性，但并非排除效率性与动态性，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显然包含着效率和动态因子。从理论上讲，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既包含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效率，又包含剩余财权的配置效率。鉴于通用财务治理对公平的突出强调（虽然包含效率的因子）和剩余财务治理以“效率”为灵魂和根本特征（尽管高效率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公平），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研究主要应以剩余财权配置效率为线索。
三、财权理论的社会反响与论争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11
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所谓理性，在财务学上是指理财者有判断选择所从事行为的财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3）财务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财务行为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集团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体利益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学的主流地位。
理性选择范式虽有解释上的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反映在财务学理论体系上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如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而变成“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第二，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以及过分关注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企业的财务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安排在企业财务中作用的轻视，并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遭到蹂躏；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由于正统财务学强调理财者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日益受到重视的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极其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一些富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也尽管涉及“人性”的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财务学领域，至今仍看不到任何“社会人”的影子，有关社会的公共性利益、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至今没有被引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和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中“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体现本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还导茁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财务实践偏离“情、理、法”。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看，主要表现为：对账面利润的过分追求，结果导致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的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企业理财中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了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是正统财务学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践缺失，必须对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进行彻底革命。
财务学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王可敏，2000）。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按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群体环境中加以研究。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学十分强调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G.M.霍奇逊，1993）。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科学总估价的转变”（1），同时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gG.March）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毫尔（PeteraA.Hall）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个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李惠斌、杨雪冬，2000）。
因此，可以说，财务学的研究正经受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困惑，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财务行为观”，这是导致财务学理论逻辑缺欠和现实缺失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根源。如同在社会科学里出现的变革情形，财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寻求财务学与制度主义的有效结合。
二、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耦合的可能性分析
1.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企业财务行为。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Swedberg and M.Granovetter）曾就经济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第二，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这三个基本命题，实际上也是企业财务行为的基本命题。尽管正统的财务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纯经济行为，但事实上，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其决策与行动必然地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后果，企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机构”，尤其是处在高度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里的“决策与行动”，自然包括财务的决策与行动。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必然地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受到社会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即使把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正如韦伯所分析指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相应行动并作出调整。其次，企业财务行为均是有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由人来进行的行为。作为从事财务活动的人，首先就是“社会人”，因而其行动也首先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第一，财务行为受到理财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可以说，任何财务行为都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之上的，这种判断影响着理财人对财务行为目标和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中国历史上“儒商”（3）的理财行为就是较好的说明；第二，理财者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第三，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企业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象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那样，把“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
2.财务的基本职能与财务效率的制度性影响。笔者认为，财务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在财务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效率总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财务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1）理财者的素质，特别是掌握财务决策控制权的经营者的能力与责任心。（2）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财务效率也是有差别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务风险小于经济萧条时期，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财务风险又大于短缺经济。（3）技术和方法。一般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决策技术在效率上总是优于“拍脑袋决策”，科学的管理效率总是优于经验管理，尽管经验管理经常地被人采用。（4）信息。信息越充分可靠，财务的效率也就越高。（5）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代是重要的效率因素，到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就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制度也是一样。尽管制度与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添加的要素，但是，正像其他领域通行“后来居上”和“软件能高于硬件”的原则一样，从效能的角度衡量，在财务活动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低估。谭忠真、邹东涛（1999）曾将制度解释为“更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制度生产力包括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激励力、制度的规范力、制度的开发力、制度的协同力和制度的更新力六个方面。
本文的看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财务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关键是制度因素。具体地说：（1）制度是充分发挥理财者创造潜能和积极性的“启动器”。科斯在考察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年对西方国家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后指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来的”（5）。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没有有效的制度，经营者的理财积极性的创造性不可能会充分发挥出来，财务效率也就不可能会高。（2）制度创新是财务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孵化器”。诺思在分析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6）。从财务上说，没有一种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组织上的有效创新，现代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是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利用的，这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管理的重要原因。（3）制度是信息充分可靠的“保护神”。没有良好的制度体系，财务资源配置中所依赖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是根本无法保证的，曾“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郑百文”等就是典型的例证。（4）制度架构是制约资本生产力“水流”大小的“管道”和“阀门”。现实中，资本或财务资源是一种能量系统，制度则是一种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制约着能量系统的开发。控制系统通过制度规则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法则创新、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释放能量，使资本的各种潜力得以发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就好比“水”，而制度是“阀门”，决定着“水”的流量。制度与财务效率的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对财务效率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将制度主义有机地融入财务学体系。
3.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财务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有效率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强度是企业财务效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财务学的研究不能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首先具有合作性的特征。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与供应商、政府和社会公众等）愿意给企业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务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财务支持的形式组成“战略联盟”能够产生“合作盈余”（企业价值大于其所有成员独立行动的收益之和的差额），并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盈余中分得比独立行动更多的收益，企业的财务活动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有形资本合作与无形资本合作）的产物。但是，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同时又具有“冲突性”或“非均衡性”，诸如包括出资者或股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不同股东类型（如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等）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政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及其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财务冲突、经营者内部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内部分部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财务冲突等。财务性的冲突既体现在财务收益的分配方面，又体现在财权安排即财权争夺方面，还体现在财务观念如目标观念和风险观念等方面。企业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己心和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风险偏好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关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别等，事实上也会导致相互间的非合作倾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冲突具有系统破坏性和分裂性。这个观点应用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务冲突是导致企业财务合作失败和企业契约分裂的重要原因，合资企业中存在的大量不稳定性和财务失败率就是典型的例证（7）。因此，企业财务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必然地构成财务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持续网络及其内部冲突性的研究必然地需要深入到制度层面。这是因为：首先，冲突形成与制度相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主体间的冲突源于“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而交换又起源于个体拥有资源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有限资源，总是与个体的特定产权有关。换句话说，产权制度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产权制度导致交换行动中利益主体间的报酬矛盾和目标不相容，进而导致“两难困境”或社会冲突。其次，冲突的程度与制度相关。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社会信任度与企业合作强度的关系原理就是较好的例证。按照Fukuyama（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oftrust）理论”的见解，信任半径越大，企业财务合作与规模扩张的空间越大，冲突程度越小。格兰诺维特（1981）提出的IS—TS解释模型（8）也认为，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网络内部的合作强度越大，冲突程度越小。中国企业与银行、客户之间财务程度较大的事实，也能说明制度与财务冲突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冲突需要制度来整合。社会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将社会整合均衡视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利益或报酬冲突，适合需要整合和均衡，而社会系统实现自身的整合与均衡，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作用于社会秩序的文化模式。另一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曾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冲突与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规定；新规则的应用会导致这种新规则和法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冲突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和整个社区对本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因此，冲突对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需要制度来化解和整合（L.A.利塞，1989）。
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决定了企业财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性，而财务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财务网络内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是有关各方利益或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企业财务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又决定了这种财务性制度安排是面向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是协调和均衡利益相关者财务关系的重要机制。财务性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性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均衡各契约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就企业财务网络结构而言，财务性制度安排的目标是面向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而不仅仅面向股东或经营者。财务作为联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纽带和企业合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运作。
综上所述，制度是企业财务行为的一个内生性因素，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制度，而且更应当将制度因素融入企业财务学的框架，实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理论耦合与互动式发展。
三、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互动式发展的基本路径
本文把正统的财务学称之为“技术主义财务学”，是因为正统财务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甚至完全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诸如财务决策的技术方法、财务预算的技术方法、财务控制的技术方法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等。技术主义财务学割裂了企业财务行为与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导致财务学与社会学的理论隔阂。解决正统的技术主义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通过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耦合，建立起新制度主义的财务学。为此，需要在财务学理论研究中实现如下三个重大转变：
1.研究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企业财务行为是由“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必然地受“人性”的影响。在人性方面，正统财务学所一贯坚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并认为经济人假设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所以如此，其认识论根源就如同汪丁丁（1998）所描述的：“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解释众数现象的并不仅仅是效率。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单纯讲究效率问题势必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而社会学、法学等研究公平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任何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都必然受社会结构的限定，并建立在社会互惠性期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和个人完全不能超越社会制度结构和法律设定的边界追求个人的私利。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构建的财务学体系，几乎总是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财务学的人性立场与社会学的人性立场总是不连贯，财务学与社会学因此而出现彼此对立的局面。
有效解决正统财务学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惑，客观上需要转换理财主体的人性立场，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重大转变。达此目的，首先要扩展企业财务的目标结构，将企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责任纳入财务行为的目标体系，同时修正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定位。无论是将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解释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客观上都只能体现企业及其股东作为经济人的利益需求，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人看待，需要将企业行为的“社会成本”纳入目标体系，也就是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与控制体系；其次，将生态和社会规则纳入财务运作规则体系。企业的财务决策与控制，不能只考虑经济后果或现金流量，还应当考虑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限制作用；再次，要将制度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纳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以凸现企业财务行为中的“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
2.研究方法：从个体分析到网络分析。正统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信奉个体主义，即以企业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企业个体的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企业财务行为。比如投资决策行为，就是完全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需求来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给人的错觉是：似乎企业财务行为是孤立地进行的，完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体。而消除这种错觉的关键，就是实现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换。若将财务学置于社会科学系统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经受网络分析法的挑战。80年代以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日益显现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新的环境因素的出现，使“社会资本”（9）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网络分析”成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该分析范式的构件包括：（1）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部驱力来解释行为。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体属性更有力的社会科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个体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3）个体社会网的结构决定了其二人关系的作用；（4）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因为群体有严格的界限；（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网络化行为，来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性质，特别是网络内部的冲突协调机制。事实上，企业总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财务活动的，并且其网络成员就是那些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本（股东与债权人）、人力资本（经营者与员工）、市场资本（客户与供应商）和社会资本（政府与公众等）的利益相关者。离开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行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财务行为就是一种网络行为而不是企业个体的内部行为。财务的网络性是企业作为“社会人”（社会的法人或社会经济机构）的重要表现。因此，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转变，还需要强化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企业财务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演进；财务网络关系的特性；财务网络内部合作性及其影响因素；财务网络内部冲突性的表现、形成机理和协调机制；社会资本与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整合等。对这些课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转换财务学研究方法并将效率与公平同时纳入财务学体系，以实现财务学与社会学的互动式发展。
另一方面，还要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现实看，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这个开放的财务网络系统既受社会网络结构的限定，比如信任机制时刻限制着企业财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网络结构系统的正常运行施加一定的影响。总体考察，“优质”的企业财务网络系统促进社会的财务资本的流动，使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撑基础——市场（10）——得以不断拓展，并强化社会网络的联结机制——社会信任体系；相反，“劣质”的财务网络系统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社会网络结构。企业财务网络对社会网络系统的负面作用的典型例证是目前我国的信用危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信任与网络强度呈正向关系，而时下企业流行的“重利轻信”做法，无疑会弱化社会网络系统的功能作用。因此，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研究，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
3.研究内容：从财务技术到财务制度。新制度主义财务学的研究重心不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而是“嵌入”于企业财务网络之中的财务制度结构。一般认为，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如法律制度、组织章程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道德规范、习俗、信任等。对企业财务网络行为而言，起约束作用的制度都可以称之为“财务制度”，并且财务制度应当包括两大类：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12
财务学的客体即财务学的研究对象，影响着财务内涵、目标和功能。财务学的客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其经历了最初货币和资金，到后来本金和资本，以及现在价值、财富和资源之说。
我国早期财务借鉴苏联模式，是依附于国家财政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因而财务也就是对其“货币”这个客体进行收支管理。在对苏式财务客体继承基础上进行批判和创新，邢宗江等（1964）提出了财务学以“资金”为对象，而王庆成（1988）又发展了“资金”观点，并认为财务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这一时期资金作为财务客体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筹集资金、垫支资金也成为当时财务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财务面临新的环境与地位，郭复初（1993）提出了“本金”之说，并定义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从财务学历史演进来看，相对货币与资金论而言，本金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受西方财务学的影响，尽管由于传统上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而讳言“资本”，但资本仍然进入我国财务学的范畴，又被称作财务资本或金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金”主体来源不清的缺憾。有学者便认为财务学是人们在不确定的市场经济中， 对财务资本的筹集、投放、支出、收回及其跨时间配置从而创造价值的学问，其功能是发现价值、保障经营过程有效运行和创造价值（2008，孙建强）。价值是知识经济时代财务学的研究对象（罗福凯，2001）。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背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财务学是研究如何创造价值、发现价值和整合价值的一门学问。李心合（2001）在《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一文中，也提出了由硬资源和软资源组成的财务资源概念，在传统硬财务资源基础上加强财务软资源的研究，拓展了财务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此时的财务视为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从广义财务学角度，苏万贵（2010）把财富作为财务客体，认为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及二者结合物，财务的功能便是取得财富、 使用财富和积累财富。不难发现，财富与泛财务资源作为财务客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重非物质（软资源）的对象研究。
随着财务客体的不断变迁，我国财务学目标经历了从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到股东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目前公认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三、基于主体角度的我国财务学研究发展
相对财务客体而言，财务主体的研究相对复杂得多，理论界争议也颇多。财务主体曾有一元论、 二元论、 多元性等观点， 对此王跃武（2009）详细分析了几种观点， 认为不同观点的产生是由于对财务行为主体和财务产权主体混淆不清所导致。 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制形成， 财务主体是由财务行为主体和财务产权主体构成（如图1）， 财务行为主体是独立进行财务活动， 展开配置其拥有或控制财务资源使之增值的主体（一般指企业或组织）， 财务产权主体是财务资源的所有者， 是对财务行为主体活动实施控制或施加影响的主体。从财务主体看， 我国财务学业务理论得到快速的发展。
从财务行为主体看我国财务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财务行为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财务学也由主流公司财务向国家、广义财务等纵向发展；二是公司财务学继承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向多领域综合交叉发展。
在我国财务学发展的三十多年历程中，改变了以公司为唯一财务行为主体的局面，涌现出很多非公司财务学领域。（1）国家财务学。国家财务学理论是由我国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1986）提出的，认为国有资本的运行是否健康，是关系到国有经济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对于国有资本的管理、营运及其监督进行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重要意义。随后郭复初教授对国家财务的逻辑起点、内涵和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国家财务学的提出，改变了国家只有财政的传统观念，厘清了财政与财务的区别，彰显了财务学的“宏观性”一面。（2）发展财务学。依据经济学按国家经济学发展程度不同可分为传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郭复初教授（2006）将财务学分为传统财务学和发展财务学，并构建了发展财务学的理论结构。（3）非营利组织财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推进，非营利组织成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部分学者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对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活动进行研究。（4）广义财务学论。苏万贵（2004）提出了广义财务学，认为财务存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当中，通过各种财务现象，找出财务的共性，进一步认识财务的普遍规律。不管是国家财务学、广义财务学，还是发展财务学理论，都为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我国公司财务学发展至今，既在传统公司财务管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因受经济、 制度、 环境影响而向其他分支学科发展。我国公司财务管理方面发展体现在： 筹资理论方面主要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对资本结构、 融资顺序、 资本成本、融资方式的选择、控制权收益、 融资风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投资理论方面既有对传统投资理念进行革新的观点探讨，也有紧贴企业投资实际的实证性分析； 分配理论探讨较多的是股利分配和管理者激励； 财务管理其研究方法由规范研究为主向实证研究为主转变，这与财务学科是一门应用科学， 因而其理论、方法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需要开展实证研究的内在要求保持一致。 我国公司财务学多元化交叉方面的发展，伴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财务（冯巧根，2003）、 公司软财务（茅宁，2007）；金融危机的爆发，针对现有公司财务基于阳态经济条件下，提出了公司阴态财务学（李心合，2009）； 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公司可持续发展财务（施平、2010）、公司自然灾害财务学（郭复初、干道盛等）应运而生。目前， 我国学术界在公司行为财务、公司集团财务、跨国公司财务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由于财务学不像会计学那样，受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司相机财务。
从财务产权主体看，我国学者运用产权理论对现代财务理论进行了研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理论成果――财权理论和财务治理理论。（1）财权理论。汤谷良（1994）开创性地从产权角度来思考现代企业的财务问题，并提出了财权是由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的概念；随后，基于财务“价值”层面和“权力”层面，伍中信教授提出了“财权”=“财力（价值）”+“（相应的）权力”的全新理念。“财权”这一科学论断提出后，实现了价值与权力、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高度融合，弥补了传统财务学重财务关系而轻财务活动的缺陷。在财权理论基础上，引出了财务分层理论的研究。谢志华（1997）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角度将财务分为终极出资者财务和中间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干盛道（1998）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提出了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2）财务治理理论。以财权理论为基础，不断挖掘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而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主要是通过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旨在释放财务治理效率，从而提高公司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超越了以静态范畴研究为主的财务治理（曹越、伍中信，2011）。财权理论、财务治理理论，突破了西方财务学单一的价值主线，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和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解决公司财务监管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财务学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从客体上看，财务学客体的研究顺应了我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就目前而言，财务学客体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必然形成不同的财务内涵、功能和目标，进而导致人们对财务没有逻辑上一贯性的认识，这对我国财务学发展产生了不利条件。财务学是创造价值的财务，由于资本的增值性，在大多数财务活动研究中仍以资本特别是财务资本或金融资本作为客体对象，但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泛财务资源的财务客体，这就导致现代财务学发展的“科学困境”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研究配置时忽视财务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李心合，2009）。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废气过度排放以及空气和水污染日益严重等许多环境问题，导致大量社会成本产生，这是源于财务客体范围研究的局限，从而导致财务行为的不适。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存在价值得到共识，而且其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这些变化只有在财务学领域及时体现，才能使财务学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面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时，必须拓展财务学客体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现代财务学应以资源为研究客体。资源理念其实早已进入财务学者研究的视线。著名财务学家罗伯特・莫顿教授（1997）认为，财务是人们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跨时间配置的学问。我国伍中信教授（1998）也提出资源配置是现代企业的基本职能。财务学客体“资源”是一个广义资源概念，即包括传统财务资源（资本）、实物资源、知识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各种资源的综合。财务客体研究中既要考虑不同资源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考虑创造生态价值，同时还要考虑不同资源之间相互影响的财务关系。因此，将资源作为财务的客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务学发展中的困境。以资源为客体的财务是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对资源的筹集、投放、支出、收回及其跨时间配置的学问，其功能是培育和利用资源，其目标是资源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客体与主体整体关系看，对财务主体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客体的研究。我国财务学改变了以公司为唯一财务行为主体的局面，涌现出很多非公司财务学领域， 公司财务学也向多领域综合交叉发展。 而最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财务学的产权主体研究，将财务关系与财务活动， 价值流和权力流高度的融合，增强财务学的社会性。正如著名的行为财务学家卡托纳（George Katona）等人认为，现代财务与传统财务的最大区别在财务活动的立足点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财务”为“人的财务”所代替。从唯物哲学范畴看，主体和客体是在实践基础上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是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但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都没有用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的思路来思考与审视财务学研究，以至于对财务客体漠视，远离生态问题， 又成为了现代财务学发展的困境。因此，从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的关系视角研究我国财务学问题，有利于财务学发展走出当前的迷局， 促进财务客体与主体协调发展，有助于形成人与物共同财务的理念，维持财务学的可持续发展。
五、基于客体与主体关系的我国财务理论框架构建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需要一种概念框架作为统一推理的依据。我国财务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财务客体方面和财务主体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成就。但迄今为止，我国财务学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和规范的概念框架或理论结构，这严重阻碍我国财务学的发展。对于我国财务理论框架研究，李心合教授（2001）提出了财务概念框架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构成；王化成教授（2006）建立了以财务环境为逻辑起点，以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效率市场假说和新兴的行为财务理论为分析前提，以公司价值为落脚点的财务理论框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财务学理论框架由起点论、基础理论、目标理论和运行理论构成（陈兴述、冯琳，2005）。本文继承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以财务客体和主体的关系构建我国财务理论框架（如图2），对我国财务学研究做有益的尝试。
从我国财务学发展历程看，财务环境对财务客体和财务主体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因而仍将财务环境论作为基于客体与主体关系构建我国财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财务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统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财务客体和主体的具体范畴会发生变化，因而形成相应财务客体论和财务主体论，构成了财务学整体框架两条逻辑主线。
世界是物质的，财务的客体属于物质范畴，决定着财务的本质，因而在客体理论指导下形成财务基础理论，有助于财务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达到什么目标几方面达成统一的本质认识。随着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运用到财务学领域，财务学不仅关注财务活动（价值流）的研究，还要注重财务关系（财权流）的研究，因此对体现财务关系的产权主体和体现财务活动的行为主体研究作为理论框架的一部分是未来财务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结构的优化，决定着财务行为主体具有多样性。对于私人家庭、社会组织、公司和国家来说，公司是经营财产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因而公司财务是财务学的核心行为主体，但由于其他非盈利组织对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从财务行为主体方面需要构建公司财务学理论和非公司财务理论。公司财务是主流财务学，随着资本网络化的发展，要形成广义筹资、投资、分配通用业务理论，而在通用理论的基础上，公司财务又向集团财务、跨国财务、环境财务等多分支发展，以后还会有新的分支学科出现。同样，在公司通用财务理论的影响下，非公司财务学也向多元化发展，未来还将会有其他组织财务呈现。
从财务客体与主体关系构建我国财务学理论框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财务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协调发展，更好地指导财务实践活动，形成对财务学的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将财务关系与财务活动、价值和权力融合，更是价值表现（客体）、价值创造（行为主体）和价值权力（产权主体）三者的整合，有利于形成人与物共同的财务，维持财务学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2011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基于财务学视角的矿产资源问题研究”（11B06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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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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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兆国、刘晓霞、张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变革》，《会计研究》2009年第3期。
行为财务学论文篇13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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