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篇1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所体现的怨恨情结

现代性存在于人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其最核心和本质的问题就是转变作为普通个体的心理情感和体验，这不仅仅是包括现代国家形态转变，法律制度转变和经济政治制度的总体转变，还应该包括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精神和体验结构的转变。体验转型还会导致世界的客观价值秩序发生根本的变换，所以在所有转型中，体验心态的现代化转型是最为根本的转型。现代问题要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而不仅仅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方面考虑，因为现代性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制度、文学艺术、概念形式等的转型，其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情感、欲望、冲动、精神和心灵等内在体验构形的转变。个体是普通凡俗的人，审美的对象首先是个体，但凡个体都逃脱不了凡俗。即在这凡俗的个体中把握其与社会的联系，而文学的审美性则是这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标志是个体的生存，着其中包括个体的感觉样貌，生存方法和精神情况，而现代性的基本诉求则是人的自我感性中的生存与自我满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也排斥着现代性，矛盾的看待传统文化，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也看出它的落后，在发展中看到现代化的良好前景，同时也觉察到现代性存在着种种缺陷。经历现当代文学优点和缺点并行的发展，是我国现当代知识者的命运。因此，我国文学现代性最基本的审美体验就不得不归结为“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是和怨恨紧密相关的，怨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现代性的研究。人类的价值判断史和人所具有的价值判断系统的新创造大多源于怨恨这一特殊的情感。因为中国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情况下被迫出现的，而不是自身发展下的产物，所以中国文学中的怨恨具有双重性。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还有中国和西方的冲突。这些冲突源于三个追问：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在面临国际不平等竞争的同时全面推进民族复兴道路，二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合理处理西方价值取向与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冲突，维护民族传统，三是如何对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进行传承并使其影响力逐步投射到西方世界，当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的强烈的迫害却无法回以反击时，一种怨恨情绪就不可避免地在现代中国的心理体验中产生了。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解释很多，有复杂的，简单的，但却没有一个确定和准确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者同意“现代性”作为评价20世纪文学的重要标准。学术界肯定“现代性”的价值。现代性的时空观，给了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方向，探讨属于中国的现代性。陈独秀等人的言论，阐述了新文学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的两种追求，同时揭示出政治与艺术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与冲突，认为从“五四”立言，是探讨现代性的必经之路。通过文学额功能性，创作的主体性，接受的主体性以及文学载体等五个方面的变革，深入阐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品格，也正是这些变革，开启了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之旅。

当代文学论文篇2

自媒体时代的微博媒体传播，与传统的媒体存在着几个比较大的差异。新媒体时代文学阅读浅化、泛化、图像化、视觉化、游戏化、娱乐化等趋向，这让文学阅读进入了一个充满着自主性和自由度的新空间，读者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自主参与，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具体表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

（一）微博信息具有极度的开放性，可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博文学构成现代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系统，微博文学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微博文学传播渠道十分简便，只要有最基本的网络传播技术和相关设备，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信息传播，传统传播方式对包含微博传播在内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制约已经很有限，并且以微博传播为代表的传播方式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实际传播中，信息虽然长度有一定限制，但由于其发送的及时性，信息荷载量大，因此被广大的受众喜欢。

（二）微博信息具有便捷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以几何增长的方式传播开来

在过去的以纸张媒体和空中信号为传播方式的传统媒体中，信息的荷载量并不大，而且会受到传播路径的影响，传播速度有限，而且路径会因为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而形成中断。以互联网为传播途径的微博传播方式，一旦网络本身渠道畅通，就可以以网络作为媒介将信息传播出去，信息传播渠道本身的立体化链接后，就可以将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里面去。

（三）传播方和受众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形成了平等和开放性的关系

在信息相互交互的过程中，传播方和受众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因为沟通之间仅仅是依靠网络和基本的设备进行，人与人之间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在沟通过程中显得更加平等开放，自己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做出反馈并形成链条反应，而二者之间的互动随时都在进行，因此显得更加的积极和迅速。

三、微博文学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全面发展，形成了新的当代文学概念

（一）微博文学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全面发展

最初的网络文学并不被人看好，但是却在短的时间里面吸引了数量巨大的观众，据统计我国文学网民超过两亿人，其中十分之一在网络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其中百分之一是各个文学网站上注册的。这些依靠网络进行写作甚至将写作作为职业的人，现在也开始转向而来以微博传播为传播方式的写作。这些写作范式比较简短但是贴近生活，阅读轻松自如，能够在手机、数字移动终端设备上进行阅读，因此很快就被广泛接受。微博传播受到了商业运作的影响，但是相对于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相对于这个时代两千万名上网写作的庞大人群，微博传播已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

（二）微博文学彻底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观念和环境，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概念

微博文学是与过去的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概念，文学已经从所谓的“政治文学”、“应景文学”等走向的大众传播系统，而过去“高大全”式样的文学形象已经被微博文学彻底颠覆。现代微博文学，更加强调娱乐性和阅读受众的接受程度，甚至会受到消费观念的影响，成为商业化运作的文学样式，其消费性更加突出，而其电子出版物的方式也更加的商业运作。

（三）微博文学转化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形成了新的创作方式

“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对主流文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而他的价值观、操作方案、产业化模式等等也开始向整个文学界蔓延。”微博文学的出现，和现代信息技术，还有与信息技术密切联系的网络技术和智能化手机技术分不开的。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对主流文坛上造成的意见和建议，很多和读者之间甚至形成了合作关系。微博文学进入了读图时代，形成了新的表达方式———以图片或者表情符号进行表达，文字表达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是无文字的表达方式。

当代文学论文篇3

二、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方式

1.优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观念作为高校的教师来讲，不仅仅应当具备较强科研能力，还应当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青睐，不然就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师常常错误地认为科研跟教学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和互相推动的，倘若教师能够处理得当，那么就有利于教育和科研的良好发展。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需要以学生作为核心，而应弱化教学的讲解功能，尽量地让教师从演讲者转变成为引导者和组织者。实施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实际应用教学方法上，能够对一系列的教学方法进行综合，像是写作练习、多文本比较阅读、实训实践、话题探讨、分组探究、课堂讲解等等，有效地统一个体学习、小组学习、集体学习，实现实践学习、讨论学习、参与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习、同步学习的完善与补偿，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最终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当代文学论文篇4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作为对自有人类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和文学现象、文学创作进行认识和阐释的实践性课程，在该专业课程体系中，均是专业主干课，且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类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审美能力和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目前的教学现状看，该类课程在教学观念与方法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课教学以往出现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一是文学课教学的“语文化”倾向。由于任课教师对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定位缺乏准确判断，对该类课程的教学目的并不十分清楚，只能是采用什么教材就教什么内容，按教材逐章逐节把这些知识点宣讲一遍，如果换了教材，那么所传授的学科知识就可能大不相同，教师就成了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大多数的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作者介绍—创作经历—作品分析（主题—形象—艺术特色或风格）”，学生除了接受一些零散的的知识点（作家—作品）以外，实际上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学该类课程，无法体现文学课教学的人文精神实质，呈现出鲜明的中学“语文化”教学倾向。二是严重的科学化倾向[4]。文学课教学面对的是人类丰富而灿烂的文学创造活动，而作为其载体的是经过作家们主观意识投射、加工、锻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从接受者的角度讲，则是具有独立艺术品格与审美价值的“文本”。但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由于受到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该类课程主讲教师更多的是重视文学史现象的梳理、作家成长和创作经历的介绍、重点作品的讲析等，并且在作品讲析中更注重“题材”“主题”“结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等元素的分析，剖析与揭示其中的科学性而忽视其作为“文本”的人文性、情感性，至于作为文学本体的审美性构成的“语言”“叙事策略”“情感“”形式”等元素往往被忽略或遗忘。

二、探究式教学范式的探讨与实践

笔者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课比较理想的教学状态是，教师在对文学类课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各类文学发展演变历程、不同文体的独特性等具有比较清楚的理解和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从而在确立教学主体（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形成比较明晰的教学观念、个性风格，具有较强的处理具体教材与教学内容的能力，并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教学范式，这样才会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进行了一些研究探索，形成了探究式教学范式（理念和方法）。所谓探究式教学范式，即在课堂教学中“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课前阅读、课堂主题讨论和课后问题研讨为抓手，以文学文本（作品）为教学载体，以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以个案引导学生研讨、以实践引导学生领悟”的教学范式。探究式教学的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思考、理解、领悟文学的基本概念、发展演变历程（主题与形式、审美观念等），探究文学之美，体味文学之情，培育创新精神，并将其内化为学生的智慧和能力。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突出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引领与引导；与注入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强调学生的思考、理解与领悟；与单一式教学相比，探究式教学综合了问题教学法、个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教学方法的长处，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调动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对学生的启智作用。倡导和研究文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范式，能够纠正长期以来该类课程教学存在的语文化、科学化、知识化倾向，促进教学理念由“知识接受”向“审美感受”的转变，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认为，我们的思想理论，应当注重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这种转“知”为“智”的理念，对于整个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富有启示意义。因此，在进行教学时，就不能只是把文学课的教学过程仅当作知识传授进行教学，更需要引导学生从“人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情感性，通过对文学现象的思考、理解、体悟来理解人生与社会，不断增长人生智慧，培育审美情趣与人文关怀精神。探究式教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并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之中的。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改变了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的现状，引导学生学会了思考和理解，既提高了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又增强了学生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探究式教学的改革与研究能够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素质”，进而内化为“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感受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学课程，不仅需要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学理特性，形成文学的整体观，还应当致力于引导学生将知识接受转换成实践应用能力，这既包括培养理论思维能力，也包括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该项探讨与研究能够从理论高度认识文学课教学的特殊性，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应用能力（提高分析鉴赏、评判能力和文学写作能力）上。从教师的角度讲，此类教学范式能够促使教师真正转变教学观念，在教学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的情智发展和能力的提升提供情景和资源，从而实现教师在教学中理念和角色的转变，达到实践育人的教育目标。探究式教学范式的改革与研究主要由以下环节构成：首先是树立确立了“阅读奠基、实践育人、以生为本、审美养成”的教学理念。始终把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引领性放在第一位；在课堂教学中，强调师生共同参与、双向互动，创造活跃而又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以问题带动学生思考获取知识的研讨式教学为主，以文学事实和文学文本为依托、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审美能力为教学目标；在教学手段上，大力提倡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为主，以传统教学媒介为辅，注重声情并茂，情景相生，体现文学课的教学特色。其次是教学手段改革。长期以来，文学课程以教师口头讲授为主，教学手段单一，原本鲜活的文学现象与实践，经教师口头讲授、演绎，学生还是难以理解、领悟。要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学基本特质和整体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学生提供典型的、丰富多样的感性材料，让学生在直观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感性体验、思考理解、探讨研判、进而提升文学素养。传统教学手段虽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对教师的感性描述能力要求很高；即使教师都具备这样的感性描述能力，也不可能达到多媒体的图文并茂、声像具备的效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贾平凹及商洛作家研究”等课程教学中实施多媒体教学，合理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努力使文学课教学立体化、形象化、情感化，为学生理解和领悟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提供丰富的图文并茂的资料和生动鲜活的情景。经多年努力，制作并不断完善课程的多媒体课件，真正实现教学手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第三是教学方法改革。多年来，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比较单一，讲授法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虽然在过去信息不畅的条件下，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之时代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单一的讲授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为此，我们结合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现状，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综合运用情感体悟法、个例分析法、主体实践法、师生讨论法、主题研讨法、田野采风等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理解、领悟文学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在课外启发学生探讨与实践，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培育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具体到不同的文学类型时，我们的更强调落实实践环节，而实践课依不同的文体实施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

共分六大单元实行实践操作。文学思潮篇要求学生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个阶段的文学思潮及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并理解其特点。通过课堂主题讨论、课后查找资料、撰写读书笔记的形式，要求学生对每一阶段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重要的文学运动，不同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特点作到纲举目张。中长篇小说在现当代文学阶段得到长足发展。其篇幅较大，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阅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文本（篇目在列举书目中）。为了增强学生的感性认知，我们在课余组织著名篇目改编的影视剧放映（如《阿Q正传》《家》《围城》等），使学生体会重点作家的语言特色、叙事结构、人物性格和艺术风格，并通过撰写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在“阅读—思考—讨论—总结”的过程中既增强对作品的审美分析，也增强他们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短篇小说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是实践课的重点，涉及60多位作家的100多篇作品，我们要求学生在对作品进行精读、细读的基础上，通过课前评述、情节复述、课堂讨论、精品赏析、小说改编等形式让学生理解现代短篇小说的主题与风格演变历程。现代诗歌是以阅读列举书目中的诗歌为主，主要采取朗诵和背诵的形式，强调语言和情感的熟练和准确，以此培养学生的语感及审美感。并通过引导学生练习写诗，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情感把握能力。现代散文篇，要求学生精读现代散文精品50篇。主要通过课堂赏析、练习写作和课外采风的形式，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现代话剧篇，主要通过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剧目的观看与赏析，引导学生自演、自导部分片段，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熟悉话剧的艺术要素，完成学生对话剧的语言、表演艺术和人物角色、情感表达的认知。第四是考试改革。课程理念与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的改革，如果不在考试中贯彻改革思想，就会导致教学改革有始无终，直接影响教学改革思想的贯彻与落实。为配合课堂教学改革，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考试内容及形式也进行改革。除每学期期中与期末的结业性考核外，学生的课堂讨论、读书笔记、平时作业、科研小论文以及背诵的篇章的多少等都可以参与成绩评定，由此共同成为学生本课程最终成绩的构成因素；建立了由“过程性评价（30%）+结业性评价（70%）”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评价体系。

当代文学论文篇5

1.3学生阅读的兴趣不重阻碍了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健康发展根据调查，学生不读原著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学习时间紧，也可能是忙于听课、考试和修学分，更或者是活动和拿证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学生对阅读原著的兴趣不高。进入高职高专院校选修中文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被调剂的，没得选择。平时除了上课，学生将时间都分配给了其他的事情，为此阅读原著的时间基本没有，目前不读原著已经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的通病。因为不阅读作品，教师讲的再神采飞扬，学生对文本陌生，很难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不阅读文学作品成为阻碍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障碍。

1.4商品大潮影响下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吸引力逐渐弱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吸引力在逐渐的被弱化，日渐枯萎和暗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当代文学由最初的“辉煌”开始出现“下坡”的趋势呢？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分析：第一建国之后的文学随着政治的时起时落命运一度大起大落，因为建国之后文学与政治十分的紧密，为此时而受到人们的关注，时而沦为“阶下囚”，发展时起时落。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开始从与政治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是又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在功利化的环境下不断的“边缘化”和世俗化。随着写出的文学作品日益的充满金钱和欲望，读者逐渐的对现当代的文学失去了信心。甚至有的读者会说“现代文学就是垃圾”，对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无疑充满了嘲讽和无奈。第二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相比本身发展的时间就较晚，学科内涵与学养积累等存在着不足之处，在受到环境的冲击之下显得更加的“落魄”。

1.5传统的期末考试的课程评价方式导致学生死记硬背传统的高职高专院校对课程的评价方式采用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为此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考前死记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实际上这种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仅仅考查了学生的基础性的知识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2新时期高职高专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2.1精选教学内容高职高专院校扩招以前，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时间较多，但是随着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渐的增多，高职高专院校对现当代文学的课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课时大约缩减了一半。为此在有限的课时之内，教师就应该精选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代的大学教育多样化的特点，应该有选择的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比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是以基础性的以史带论，代表性的作家导读为主；研究性的强调学术性与史实的结合。进入21世纪，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为此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以作品为基础，侧重于文本的阅读。通过精选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注重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但是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缺少主动阅读作品的动力和勤于思考、质疑以及创新的习惯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的摒弃掉传统的讲授法，因为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查阅资料和讨论的教学方法。教师先讲史学部分，然后为学生设定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最后再进入讨论环节。教师在整个的环节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加上调动了学生动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3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当前很大的一批学生很少阅读文本，不阅读已经成为制约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针对学生不阅读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读也可以泛读，具体的步骤分为下面三个：第一是直观文本，能够对作品的整体蕴含的情感有一个大至了解；第二是观看影像资料，在直观文本的基础之上辅以影像资料，能够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关的文献或者是教材，能够让学生对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学生的成长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这种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现当代文学发展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品逐渐的功利化。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为了避免使学生受到不良的风气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应该构建一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和追求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校园内的广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此教师在开始第一堂课时就应该将该门课程的性质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阐明，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拾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2.5改革课程评价体系针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以期末考试为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缺陷，新时期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将基础性知识和培养发展能力相结合。在评价方式中闭卷考试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情况。但是考试的成绩只占到学生整体评价的一部分，将学生的课堂发言和讨论以及写作等也纳入到课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师对学生的上课笔记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点评，落实到年终的考核项目中。以上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相比较于单一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考察学生的能力。

当代文学论文篇6

1.1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

现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体裁主要就是小说形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狭窄。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体裁多样，诗词歌赋、散文、议论文、曲艺小说等各种形式，呈现百放齐放的景象，是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是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尴尬，诗词歌赋、散文、曲艺等文学体裁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收到了当代文学的冷落与忽视。古代鼎盛发展的诗词歌赋，在现代已变成了当代文学作者的软肋，新时期的小说已经取代了各种传统发展良好的体裁的位置，这种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忽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当代文学论文篇7

1.2现代书籍的设计

受到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形态脱离了传统形态的约束，在设计中更能体现一种整体性。从传统的书籍装帧到现阶段的书籍设计体现了设计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转变。书籍设计打破了书籍装帧堆叠装订的形式，在设计中对书本内容和书中的元素进行了结合，使其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空间。现代书籍的设计主要是由设计人员通过对书籍内容进行阅读，然后在设计中突出主题，对设计进行知性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在设计中，通过对各种数据精心的计算和把握，有条理的构建整个书籍的框架。综上所述，现代书籍的设计内容相当广泛，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文字信息都能体现书籍整体的设计。

2、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传统书籍的装帧设计中不但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内涵，还体现了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梯性的过程，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一定的连续性。新文化通常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发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分离，在分合之中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通过不断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作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的浩瀚和中国人伟大的思想。从传统的诗集到现代的散文，无不显示书籍的丰富内涵。书籍装帧随着现代思维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书籍装帧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文学中，对书籍的装帧注重书籍本身的内涵，除了在装帧中体现书籍内容的可视化，将所有书籍内容使用可视化符号表示出来之外，还对书籍的外在美观度相当重视。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会将书籍中抽象的内容使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这样跟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书籍本身在创作中遵循可读性的原则，在设计中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传统的设计思维也不是守旧思维，而是书籍表面的图形和色彩带有一定的古代文学、文化的气息，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设计者本身对书籍的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而书籍的功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反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反传统”思维是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不受各种常规的约束，能够突破传统的思维设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不可预知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运用在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反传统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维的偏向性较为严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书籍装帧不会使得书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变，其含义的变化也相对较小，随着现代书籍发展的影响，书籍设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设计手段更加繁荣，与此同时，书籍设计中也出现一些较多的流派，使得设计中各种艺术思维相互融合，相互竞争。除此之外，在书籍的设计中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设计和思维模式，使得书籍设计更加体现一种反传统的韵味。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能显示出人类思维的跨越和信息时代的思维变迁。在这样的发展中，设计成为新型思维模式的代言。在反传统潮流的推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是徐冰的《析世鉴—天书》，他的书籍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伪文字，相对来说已经失去交流甚至是阅读的功能，虽然具备了书籍的外表，但是却拒绝读者进入书籍深层的领悟，实际意义上体现的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不可释读的艺术作品。

4、传统书籍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的辩证统一

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书籍的设计本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将这种辩证关系置于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内涵，有时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为了精神内涵的抽象化产物。传统因素不能将其单纯的理解为过往经验的叠加亦或是相对陈旧保守的思维，反传统因素也不能将其简单的看作是对传统书籍装帧的，叛逆的思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反传统书籍的设计就是将传统的装帧设计推向一个非理性的书籍设计阶段，其实不然，只有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相互辩证存在，才能为书籍设计和发展开拓新的方向和途径，才能锻炼读者的跳跃性思维模式，促进他们在学习吸收文化知识的同时活跃思维，方便思考和创新。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使得书成为了一种阅读的符号，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工具，只是成为艺术家表达感情的符号产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体现了传统和反传统的辩证关系，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既是辩证的关系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他们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书籍本身概念化的诠释。传统和反传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主要是这种概念化的思维被现代思维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最具有传统和反传统过渡代表性的是现代文学书籍。相对于传统书籍而言，反传统书籍的出现从内容和书籍设计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传统书籍的设计，更加体现了书籍设计上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反传统思维的背叛，使得书籍设计的空间维度不断扩大，主要具有表现性的是概念书籍的装帧设计，由于概念书籍的形式相对怪异，给读者的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将人类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强化，更深层次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书籍设计的不断发展，不论是激情澎湃的可诠释性传统书籍，还是具有概念化符号的反传统书籍，他们都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支撑和发展，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反传统思维，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层的改变。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和发展进行影响，不断教育人们，使得人们的境界不断的得到提升。

当代文学论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当代文学发展迅速，文学豫军队伍日益壮大，在整个当代文坛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如李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茅盾文学奖;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突破，接连向当代文坛发起“冲击”;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创造了文坛奇迹;还有张宇、叶文玲、田中禾、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李佩甫、齐岸青、张兴元、侯钰鑫、孙方友、行者和刘庆邦等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一颗颗耀眼的星星，在乡村和城市崛起。但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对文字的霸权和挤压日趋明显，河南当代文学也面临着尴尬与困境。

(一)文学的图像化与边缘化

在图像文化的围困之下，文学不仅被图像所放逐，而且被迫从外到内都走向图像化，而文学最有魅力的语言文字叙述被边缘化了，“读图”正在日趋代替“读文”，人们现在更喜欢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里和电脑旁看影视剧。河南很多作家的作品都以影视剧的方式被大众熟知。如以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视剧的经典;刘震云的作品《手机》先后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影响巨大;还有李準作品改编的《李双双小传》、周大新作品改编的《银饰》和刘庆邦作品改编的《盲井》等电影作品都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大众所熟知的只是以上这些影视剧，而不是影视剧背后的作家作品。而那些没有被包装成影视的河南当代作家的作品，正在慢慢淡出读者视野，走向边缘化，这样一种尴尬的生存现状使有些作家的创作陷入困境。

(二)视觉文化失真导致文学的失真

图像文化对河南当代文学的冲击还体现在当影像制造的虚假现实被大众普遍接受时，文学作品本身所传达的“真实”就消失了。在传统的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根据文本语言的句式、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的情感态度。而在图像文化所传达的现实世界中，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图像符号所奴役，并渐渐丧失了辨别真实的能力。如小说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收视率或票房收入，对作品进行大刀阔斧的任意删改，这样一种对作品的删改往往会扭曲原作者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表达，原作者赋予作品的深意不仅无法准确传达给读者，还会误导读者。“事实上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字背后那些深刻的意义和含义”。如刘庆邦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电影《盲井》时，导演李杨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不仅建构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而且把刘庆邦所构建的“人性向善的美好蓝图”无情消解了。但由于电影《盲井》大获成功，在国际上获得很多大奖，因此很多人或只知《盲井》或把《盲井》和《神木》混为一谈。美国学者布鲁斯东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小说的最终产品和电影的最终产品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艺术相同一样。”对于很多不愿读文学原著的观众来说，影视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影像一旦植入大脑，它就很难再被想象的形象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图像文化失真必然会导致文学失真。

(三)视觉图像消解了语言的深度

在视觉文化时代，当纯粹的语言艺术作品被转化为图像时，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图像也在诱导、逼促着他们忽略对文字本来意思的理解，甚至剥夺了他们对文学作品诗意语言的体验及语言所引发的丰富联想，因此视觉图像不仅将语言文字叙述平面化和具体化，更重要的是消解了语言文字的深度。如在文学作品中插入大量的图片，或把文学作品影视化，这些方式不但搅乱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而且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语言文字引向图像本身，破坏了读者对文字沉思默想的可能性。河南当代作家的作品在被改编成影视剧呈现在大众面前时，作品中所蕴含的作家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有被漫画化和简单化的情况。如刘震云同名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手机》中，演员葛优的油腔滑调是严守一的本色吗?冯小刚拍摄的电影《一九四二》真是一九四二年河南的的真相吗?文字变成了图像，导演舍弃了其他的信息。如果读者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读图上，读者的阅读水平很容易降低，因为“图像或拟像解除了语言依其本性所造就的主体的深度阅读、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

三、视觉文化时代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机遇

视觉文化给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困扰，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视觉文化时代也给河南当代文学带来新的生存契机。

(一)视觉阅读“革命”拓展了文学自身的生存空间

虽然图像对文学的逼压限制了读者对文学的想象，但现代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文学在被图像化的过程中，又给了文学在市场上重生的机会，文学通过影视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从而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也拓展了文学自身的生存空间。河南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影视包装后，影视作品对于其同期书销量的带动和作家知名度的提升作用非常巨大，这在客观上拓展了河南文学的生存空间。如二月河“帝王系列”影视作品的热播带动同名作品的热卖，也放大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身影;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在冯小刚推出贺岁片之后的销售量猛增，突破了30万册，创下了刘震云作品销售的最高纪录;《我叫刘跃进》和《一九四二》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使刘震云不仅在影视这个最大众化的传播领域中赢得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其作品也随着影视的成功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读者。对此，刘震云很有感触地说:“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中国所有的前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导演张艺谋也认为，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影视作品通过光、影、声、画等手段给读者一种视觉享受，这样一种具有魅力的影视文本形式，会获得远比文字文本多得多的接受群。

(二)文学影视化带动了文学的回归

在视觉文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强势使得纸媒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更多借助影视，很多文学作品必须完成影视化转换才能被大众接受和认同，甚至作家作品只有被影视垂青并最终搬上屏幕，才算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发表，这样一种颠覆传统文学价值实现的流程，也促使河南当代作家对纸质文学影视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对影视传媒做出了主动的适应和改变。如为了使文本创作呈现画面感，在语言表述、结构安排和情节设计方面尽量图像化，当他们的作品一旦被影视包装，带来意想不到的名利双收时，他们的创作激情就会高涨，创作速度也会加快。另外一个方面，河南当代作家的影视作品一旦近距离走入大众，必将提高大众对河南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激起他们对文学原著阅读的兴趣，带动文学文本阅读的回归，文学创作与阅读会展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河南当代文学如今在整个文坛所具有的影响都与一些作家积极触电媒介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刘震云、二月河和周大新等作家对影视传媒做出的积极回应，河南当代文学很难冲出纯文学的圈子而走到大众面前，这些作家的努力客观上带动了文学的回归。

四、视觉文化时代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策略

面对视觉文化时代给河南当代文学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发展机遇，河南当代作家必须放眼整个当代文坛，重新审视河南当代文学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要想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出河南，走向全国，河南当代文学应抓住机遇，利用自己深厚的中原文化积淀，寻求突围的路径。

(一)通过视觉阅读“革命”推进文学大众化

视觉文化时代，影像和文学密不可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影像阅读主要以视听为主要手段，相比纸质文字阅读，它更接近常人对世界的感知，而感性体验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冲击力往往远超过理性的说教。虽然文学作品在由文字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读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但强势的大众传媒弥补了纯文学远离大众的局限性，使文学作品通过视觉阅读“革命”拥有了非常广泛的接受群。河南当代文学完全可以借助视觉图像而发展。以文学文本为核心，整合影视、版权、无线、网络等多方资源，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链条，实现文学文本与受众视觉的互动，推动文学大众化。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既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又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还要使创作的作品具备影视改编的元素。“触电”较多的作家北村曾说:“我非常喜欢看电影，经常看碟片，所以我的小说中结构、语言、情节影像性的东西多一些，这可能也是导演觉得好改编的原因之一。”河南当代小说的创作如果无视视觉图像的效应，也会被大众所淘汰。当然作家这样一种创作思路的调整，并不是要求作家创作一味媚俗化，而是要求作家应对强势传媒时，要有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姿态，打通文学和视觉文化之间的障壁，将大众传媒中的审美要素纳入文学的格局之中，促进文学的大众化

(二)通过影像媒介打造文学的权力话语

河南当代文学不仅要通过视觉阅读“革命”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媒介，在文学与影像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打造文学自身的权力话语。影像媒介只是推广文学价值的工具，作家及其作品的人气需要借助影像传媒，而影像传媒也给作家及其作品提供了腾飞的翅膀。河南当代文学要在全国文坛拥有自己的权力话语，就要尽可能地借助影像媒介这个工具，以适应时代的崭新表达形式、表现手段，使文学的思想探索和精神追求达到新的高度。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河南当代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既要肩负起文学创作者的道义与责任，也要坚守身为文学创作者的原则和立场。不论是将影视中独特的表现手法运用于文学创作中，还是依据影视剧本再创造影视小说，或为报纸杂志开辟专栏写作等等，河南当代作家都要坚守文学的价值和自主性地位，不能以牺牲文学的价值来谋求物质利益。

当代文学论文篇9

王瑶先生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册以“附录”形式列出“新中国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随后为了庆祝建国十年的伟大成就,有多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问世,其基本论调是一种文学进化论,即建国后的文学全面超越了建国前的文学,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文艺》成为其指导性纲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代表性文本,它采用的话语方式与逻辑框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与叙述模式。这一时期的现代、当代文学史,无一例外地把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理论统帅与逻辑起点。像唐弢主编的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到80年代前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多种当代文学史教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核心逻辑。正因为对于政治至上的逻辑,当时的文学史缺乏个性,呈现出严重的雷同化倾向,恰如温儒敏所言:“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⑥在“”后的拨乱反正潮流中,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化,文艺界逐渐了“文艺黑线”论的荒谬逻辑,彻底否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的《为文艺正名》引发的讨论,对“工具论”进行清理,有力地驳斥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从属说”和“服务说”;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二为”方针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1985年7月8日,刘再复在《文汇报》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将新时期初年人道主义论争的理论成果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倡导“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而逐渐深化的文学主体性论争有力冲击了保守的、封闭的主流文学史观。尽管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学术界还是艰难但扎实地试图恢复当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步步为营地进行“修正”,王富仁称之为“广义的‘重写文学史’”⑦。1985年,唐弢发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认为“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质疑“急急忙忙”地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现象。他强调“历史需要稳定”,“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他把“当代文学”理解为“当前的文学”,因而认为将50年代到80年代的文学“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倒是比较合适的”。⑧紧接着,施蛰存以《当代事,不成“ 史”》一文进行呼应⑨,重点讨论了“当代”与“史”本身的悖论关系。唐弢和施蛰存的质疑以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合法性的有力挑战。“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以及随后陆续开展的“重写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以质疑为动力,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不人为地割裂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1988年第4期的《上海文论》推出的“重写文学史”栏目,在“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旗帜下,突出“现代性”和“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标准,把“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论”作为努力目标,重点对“十七年文学”进行重新的阐释。

“重写文学史”实践打破了此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格局,逐渐消除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一方面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文学秩序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独立的评判,另一方面通过时限的下延,通过对“”后文学的文学史归纳,重绘当代文学的地形图。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个性锋芒的逐渐呈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在竞争中逐渐显现不同的学术风格,摆脱了80年代早期之前当代文学史着作公式化、雷同化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去政治化”对“唯政治化”的反拨,也容易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将人云亦云的笼统的“现代性”作为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元话语,被上升为一种贯穿当代文学发展始终的线性逻辑,这就用新的偏执取代旧的偏执,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也就是说,这种极端化的说“不”的姿态,将自己推到了二元对立的误区。对“翻案文章”的推崇使得历史真实一如实的《白鹿原》中的“鏊子”,历史像鏊子上的一张煎饼,被反复地翻来覆去。这就落入了“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所担心的陷阱,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过去否定批判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肯定,把过去无条件肯定的东西加以否定”瑏瑠。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解释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美学的影响,尤其是后现代史学强调差异性、断裂性、相对性的史学观念的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强调文学理解的差异性,认为文学史解释因人而异,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个人化的认知,“叙述型的历史陈述是‘伪装现实主义的虚假的玩意儿’”瑏瑡。

这种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观念,使得文学史的客观性被刻意地消解与涂改,“一个人的文学史”的风行阻断了文学史共识的建构。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打破了那种一元独大、惟我独尊的文学研究生态,从权威者自上而下的训话姿态过渡为研究者平等互动的对话形式,其历史贡献不容抹杀。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当代文学的曲折进程的动态描述以及对复杂内涵的深入开掘,显然还不尽如人意。对历史进行条块分割的“断裂论”腰斩了文学史的连续性,通过人为的割裂来突显阶段性与异质性;另一方面,“混合论”混淆不同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抹平界限,典型如个别所谓的“新左派”学者通过片面突出“”的公平,大唱“”的赞歌。而“先验论”通过五花八门的命名,制造出一些超级概念,用既定的逻辑来肢解复杂的文学史进程,不惜以歪曲历史的形式来支撑自己的荒谬论断。基于此,当代文学史叙述应当站在史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既注重分析文学场与文化场的相互渗透的外部研究,也不偏废透视艺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内部研究。文学史家在抛弃“十七年”、“”时期大行其道的政治优先原则,也应警惕“去政治化”的“庸俗技术主义”倾向,走出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念的阴影,摈除静态的、平面的、特权化的文学史观,平等对待当代文学史进程中的各种话语、流派与文学力量,在多元互动的视野中呈现当代文学艰难而复杂的发展进程。当然,“平等”并不是放弃立场,而是以马克思?韦伯所倡言的“价值中立”原则,保持必要的距离。事实上,反抗遮蔽与歧视,扞卫弱者表达权的历史呈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诗性正义”。

恰如努斯鲍姆所言:“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瑏瑢只有这样,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时空、动力机制、互动模式和内在结构才能得到充分的呈现与挖掘,我将这种研究理念称之为“过程美学”。走向“过程美学”意味着摆脱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通行的单一的、片面的线性逻辑,不再对当代文学史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将编撰者的文学观念、理论观点凌驾于文学史本身至上,应当对当代文学史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保持必要的尊重。怀特海作为过程哲学的奠基人,他对“过程”进行了经典性的阐释:“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因此,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创造物;它们也可称为‘实际场合’。”瑏琐“转变”(transition)与“共生”(con-crescence)是怀特海开启“过程”之门两把重要的钥匙,“转变”这一概念突出时间向度,意味着事物的变动不居,而“共生”突出空间向度,意味着过程由那些暂时的现实实体构成,而实体之间体现为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就是说,过程是一种开放性的动态结构,“暂时的过程乃是从一种现实实体(actualentity)向另一种现实实体的‘转变’。这些现实实体是一些生成后立即灭亡的瞬间事件。这种灭亡标志着向下一个事件的转变。时间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而是一种瞬间的生成。”瑏瑶对于历史下限不断向前延伸的当代文学史而言,其轨迹正是“转变”与“共生”并存的动态过程。正因如此,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就不应该对作家、作品、潮流进行简单化的排座次,将它们分成三六九等,把一些尚有争议的作家作品册封为“经典”,同时忽略并遮蔽了文学发展的其他向度与审美可能性。洪子诚认为:“也就是说,对‘当代文学’的生成,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基于这一理解,这里使用了‘预设’和‘选择’这两个词。‘预设’的含义,类乎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那种‘逆向性’特征:即从一种文学形态的理想出发,展开创造这种文学的实践。不过,‘逆向性’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本世纪中外那些先锋性的文学实验,都是以理论设计‘先行’的方式进行;并非中国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才是这样。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有些先锋性的文学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关注的是这种实验自身;而中国现代激进的文学实验者,则把他们的‘预设’看作是必须导向全局性的,而伴随着强烈的对‘异端’的排斥。这样,‘预设’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构造,而且是这种文学形态在整个文学格局中支配性地位的确立。”瑏瑥。

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史不应该将研究对象作为静止的、稳定的、封闭的对象,文学史家在对历史的脉络进行梳理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在写作的仅仅是历史的“草稿”,为置身其中的“当代”写史,最应该留意的恰恰是为后世留下鲜活的记录,而不是为“当代”进行盖棺论定,必要的距离的缺失使当代史写作存在先天的局限性,当代史家为此必须有清醒的自省与足够的警惕,而当代史家最为值得尊重的贡献应该是反抗各种权力话语对历史真相的改写与遮蔽,作为活得见证,为后世留下历史的证词。在当代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陛下,克罗齐的着名论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truehistoryiscontemporaryhistory”)被改写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 样被忽略的还有克罗齐的解释:“历史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既包含着区别又包含着联系的同一性”瑏瑦。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当代意识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照亮并激活历史的精神之灯,但必须警惕的是,“当代意识”常常被工具主义所篡改,成为为所处时代种种权力话语辩护的借口。正因如此,当代史也最容易被种种权力、利益所扭曲,成为向强势话语暗送秋波甚或阿谀奉承的工具。所以,把历史进行工具性的当代化是危险的,要真实呈现当代文学史的复杂过程,文学史家要胸怀“理解的同情”,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对当代负责也对历史负责的文化良知。互动共生的多元视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视野,互动、共生、多元是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个人认为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结合”。当然,我的这些想法还相当粗浅,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首先:史料发掘与逻辑建构的结合。关于当代文学,有不少史料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牵涉到文坛恩怨的相关资料,常常是站在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各执一词,这从楼适夷与夏衍围绕着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论就可见一斑。自从《新文学史料》创刊以后,这种恩怨争讼并不鲜见。因此,围绕这些问题,文学史家应该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在引用史料时也应该做到“互证”,不能放纵个人好恶,片面地引述单方的自述。就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还是应该有人能够沉下心来,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对现有的史料进行整理。

“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瑏瑧。毕竟,在当事人在场时,有一些争讼还有澄清的可能,至少也能留下双方当事人和相关的知情人的不同意见。在这方面,李辉、丁东、陈徒手、徐庆全这些年走访当事人与知情人的辛勤劳动是值得肯定的,王尧所倡言的“口述文学史”也应该引起注意。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一起笔就讨论“讲述”与“显示”的异同,他认为“讲述”“以奇特的方式直接地和专断地告诉我们各种思想动机”,而采用“显示”修辞的作家“自我隐退,放弃了直接介入的特权,退到舞台侧翼,让他的人物在舞台上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使读者处于没有明确评价来指导的境地”。瑏瑨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问世的多种当代文学史而言,不约而同地采用“讲述”式的文学史叙述,以我注六经的姿态面对历史真实,对史料进行自圆其说的剪裁,甚至进行掩耳盗铃的篡改与歪曲。文学史叙述尤其是思潮评述还是应该让史料说话,以实证的态度呈现复杂的历史面貌,正如梁启超所言的“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另一方面,文学史叙述又不应该是一种生硬的、机械的“显示”,而是把文学史上的各种代表性观点作为理论参照,在消化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和反思,也就是进行独立的逻辑建构,而不能一味地拘守考据。文学史的逻辑建构当然应该以审美为核心,不能用政治、社会、道德等优先性原则把文学涂抹得面目全非。在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闻一多力主考据与批评结合的研究方法,但他们都意识到传统文献学方法的局限性,甚至“误把作诗当抄书”,“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目无全牛,像一个解剖的医生,结果把美人变成了骷髅”瑏莹。闻一多对《诗经》研究偏离文学本体的历史弊病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

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瑐瑠朱自清、闻一多的批评是对当时已成主导趋势的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的反拨。而当前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命名、改写蔚然成风,怀疑一切、颠覆一切的后现代习气与犬儒主义横行无阻。在这种情境之下,有理有据的言说就变得特别珍贵。对于文学解释进行多元开掘的逻辑建构,不应当无视文学发展过程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文学史家在对自己的叙述权力应该自觉地进行限制,在体现主体性的同时避免对历史真实面目进行刻意为之的粉饰与扭曲。其次,整体把握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文学史研究是兼有历史学科和审美学科的双重特征的综合工程,作为精神文化活动之一的文学必然与其他精神文化交互影响,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以一种多方位、全景性、立体式的时空结构来涵纳和估量。只有将文学置放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来考察,才可能在整体视野的多点透视中被准确定位,突破局限于一隅的狭隘和短视。这恰如韦勒克、沃伦所倡言的“透视主义”:“把诗,把其它类型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可能性。”瑐瑡但是,这种综合研究并不意味着大而无当的所谓“文化研究”。在近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中,文化研究成为时尚,它对于一度陷入极端化形式游戏与纯文学堡垒的封闭式研究而言,补偏救弊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文化批评在打破边界的漫游中,逐渐蜕化成一种万金油式的江湖把戏。布鲁姆的批评不无偏激,却又入木三分:“为什么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呢?这虽是一大谜团,却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瑐瑢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应该相互结合,这根源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有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变化所引起”。

偏重文本结构的分析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而且容易忽略不同文本之间潜藏的不断转换与变迁的时序链条;相反,偏重外部研究往往使文学远离了自己的本体,成为权势、话语的附庸和。在评述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时,结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总体状况,我有这样的判断:“在近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在对待文本的态度上存在着值得警惕的现象:其一是搬弄各种新潮理论,忽略具体文本的具体特点,进行削足适履的阐释;一些修史者为了创建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回避那些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文本与史料,采取聪明的抽样分析的方法,选择一些特例进行自圆其说的分析,并以偏概全地将这种随机性、主观性的结论上升为普遍性的规律,使叙述的历史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史在总体形态上产生较大的出入,以五花八门的趣味改写文学史,典型如‘唯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态度对于‘十七年’代表性长篇小说的评判,两者差异简直是判若云泥。其二是以大而化之的思潮评述淹没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偏重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评说,将作品视为在主潮裹挟之下随波逐流的鱼群,这样的文学史犹如时下的模式化建筑,先用钢筋水泥浇筑起桩基和框架,然后往里填充砂石砖块。秦牧说自己的散文创作是‘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不少文学史写作与之异曲同工,在这样的视野中,文学作品就变成了一种平均化的符号。当前流行的大而无当的文化研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倾向。”瑐瑶判定一本当代文学史是否成功不应当只有一种标准,任何一种写法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好的当代文学史应当对重要的文学作品进行简洁而有力的个案分析,使得读者对每一分期的主导性文学风格和文学地图有基本了解,避免沉溺于过度的思潮评析的空泛与枯燥,使叙述显得层次分明,丰满而形象。

一方面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筛选出具有经典性的典型文本,通过个案分析与现象解读的有机结合,描述出文流的嬗变轨迹,让读者对文学发展的曲折与起伏有总体把握;另一方面,应当避免孤立地解读的趋向,必须在文学发展的整体场域中考察不同时期文本之间的历史关联,也应该注意到同一时期的文学文本之 间的互文性,在多元、互动、共生的文学史视野中考察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解读应当贯彻鲁迅所提倡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原则,一视同仁,避免外部压力与私人情谊的干扰。对于作品的审美缺陷,文学史家应该将艺术评价与语境分析统一起来,追问局限性背后的文化成因,以“理解的同情”看待作者的偏颇乃至失误,又不能丧失基本原则,无边界的宽容只能是对平庸乃至恶俗的纵容;对于作家作品的长处也不应过分溢美,尽量避免使用“里程碑”一类的断语,而是从多层次、多视点呈现其文本结构与审美可能性。再次,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结合。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审美理解的延续,将静态的文学史变成了动态的审美流程。尧斯说:“接受美学的理论不仅允许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中去领会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还要求把单个作品放入其‘文学系列’之中,以便在文学经验的联系中认识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瑐瑥而形式主义批评对于“作品”、“结构”等话语的重视,使其文学史观偏重空间的构造,正如T?S.艾略特对于文学的共时性的经典阐述,他说一位诗人感到“从荷马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学,其中包括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在存在上都是共时的,并组成了一个共时序列”。

当代文学论文篇10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单位：蚌埠学院

当代文学论文篇11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的社会性也意味着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变迁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条件，为大学生价值观形成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1．社会变迁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纵观我国建国后的历史进程，从建国初学生的热情高涨到期间学生的盲目冲动，从改革开放初期学生的心理到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张扬，其价值追求由封闭化、情绪化转变为多元化、务实化，这些都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产生认同并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价值观呈现积极向上的整体态势。与此同时，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断推进，关注与保障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新导向，受此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也呈现出务实性，关注个人成长和专业化领域，习惯应用和借助工具、外界关系实现自我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引发我国社会结构形态、利益分配格局等重大变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导向多元化、榜样模范多元化，必然带来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这也是导致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因素。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增强大学生竞争意识、自立自强精神的同时，其负面因素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也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念更加趋于世俗化、功利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部分大学生中具有泛化的倾向”。〔3〕

2．多元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及其融合为当代大学生审视社会、思索人生提供了多维价值视角。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文化产品及其文化传播优势宣扬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其它不良文化思潮，妄图不断渗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大学生尚未具备较强的价值判断能力，很容易受外界信息的干扰，导致他们出现政治意识淡化、理想信念转移、社会责任感弱化、价值观混乱、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等问题。而手机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大学生又时刻处于网络文化的侵润与熏陶之中，他们不断接受、思考、内化、践行着其间传播的文化信息。网络文化传播具有全球化、开放性及难以监管等特点，海量信息流中掺杂着诸多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和非主流文化，严重冲击和消解社会主流文化，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负面作用，形成其价值选择的矛盾性与行为方式的盲目性，甚至造成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逆反心理。当代大学生对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既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积极作用。

3．学校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

随着高校扩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严峻形势，高校将教育教学重点落在专业领域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从而导致“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各高校不同程度存在着重专业、轻人文、重技能、轻素质的倾向，这直接导致部分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够重视，或者说其重视度只停留在认识上，缺乏实质性投入。而作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在教学条件、师资培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与当前形势存在明显差距，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只有在师生双主体互动过程中，大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才能得以不断提升。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停留在落实教学任务和开展校园活动的层面，缺少师生交流，缺乏学生主体参与性，无法触及心灵并真正解决其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困惑，最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与此同时，大学生活中脱离了父母和教师严格的管理，朋辈群体共同学习生活，其相互间的影响日趋扩大，由于年龄相仿，情趣相投，加之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开放性、包容性，个体不同的价值观很容易相互交流、传播、渗透和熏陶。作为校园文化，既有对主流文化宣扬的一面又有其偏离的一面。由于大学校园文化传播存在的自发性和反叛性，各种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使大学生价值观处于凌乱冲突的状态，甚至导致道德感弱化。在这种校园亚文化中，一些大学生错误的价值观念得到宽容甚至认同，极易滋生自我膨胀，走向人格缺陷。

4．家庭环境是大学生价值观的长效影响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社会化的最初起点，家庭成员之间耳濡目染，相互影响，彼此教化。早在大学生步入大学校门之前，其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家庭氛围等都会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构成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性要素。家庭经常谈论的社会性话题，自然流露出的价值取向往往会植入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之中，当其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时，就会得以进一步认同和践行；反之，则会产生疑惑和思考，需要通过价值判断重新选择，这也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必要的抉择。此外，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成长于“421”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受到过多的保护和宠爱，很容易过分关注自我，不知不觉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所在家庭显现出小型化的特点，家庭成员少，家庭关系简单，家庭成员沟通顺畅，家庭氛围较民主，这些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认同并践行民主平等的价值观。

三、影响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心理因素

青年大学生年龄相对集中在18－23岁，生理机能显著发展，心理发展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大学生最为迫切地关注人生价值、人生追求等问题的敏感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人生问题进入青年意识必须具备三个心理前提，即思维发展的水平，自我意识发展的水平，社会性需要的发展水平。”〔4〕由此可见，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大学生自我选择的结果，受到其心理发展规律的制约。

1．思维发展水平为大学生价值观提供基础性条件

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人的价值判断能力这一必要前提，人只有在具备了较强的价值判断能力基础上，才能保证其价值观的科学性和稳定性”。〔5〕从这种意义上看，价值判断能力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大学生思维发展水平为其提供基础性条件。大学生思维能力在此阶段得到充分发展，抽象性及理论性已达到很高水平，其思维形态从以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向以辩证逻辑为主过渡，逐渐表现出一种相对的、实用的并具有背景性的思维形态。在此过程中，以现实为导向的实用性成分逐渐增多。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的思维日趋理性化，抽象思维、独立思考能力等得到高度发展，能够辩证地关注和思考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社会热点等问题，不再轻易顺从家长、教师的教育权威，且有可能与之形成反抗情绪。但是由于社会阅历有限、生活经验不足，加之逻辑思维并不严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因而还不能完全准确深刻地理解个人及社会问题，其价值判断能力并不成熟，容易出现价值认知的偏差，价值取向的混乱。在多元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很容易受到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对不正确的价值观缺乏免疫力，从而导致其思维方式的改变，形成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恶性循环。

2．自我意识水平为大学生价值观提供主观条件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克拉斯沃尔认为：“一个大学生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认识、价值体验乃至价值情感，一旦被实践所证实，被他人或社会所认可，就会在他的头脑中得以强化。久而久之，经过多次反复和加工抽象，就会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与态度，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6〕可见，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主体具有自主接受或选择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在认知、体验、践行某种价值观念时体现出主观能动和客观受动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自我意识发挥重要作用，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的主观条件。自我意识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三方面构成。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认知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更加关注自身内在素质和心理品质，更加关注自己未来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对自我评价以肯定性为主。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的情感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自我体验较为强烈，情绪反应大，自我体验敏感性大，极易流露自己的感触和遐想，抒发自己的灵感和生活体验。这一特点将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情感因素。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的意志部分，主要表现为：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与自我监督能力不断提高，多数大学生能够自觉制定学习目标和发展目标，但意志水平相对不太稳定，因此也表现出追求进步和自我消沉的矛盾冲突。大学生自我意识经历了由分化到冲突再到统一的发展过程。（1）自我意识的分化。在此阶段，大学生群体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为细节有了新的意识，通过自我分析、自我反省思考“应该怎样做”、“自己做的怎样”等内容，努力平衡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关系，并为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合理地调节自身言行奠定基础。（2）自我意识的冲突。自我意识的分化一定程度上造成自我冲突加剧，表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独立意识与依附心理的冲突、交往需求与自我封闭的冲突、自信心与自卑感的冲突、上进心与消沉感的冲突等。（3）自我意识的统一。由自我意识分化带来自我意识的矛盾冲突是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过程，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会带给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种种困扰，但也会促使他们设法解决矛盾逐渐趋向“理想我”和“现实我”的统一。在此“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差异，一些大学生努力改变自我以此逐渐接近理想；一些大学生修正自我设计中某些不现实的部分，并不断改善现实自我，使两者相互趋近；还有一些大学生放弃理想而迁就现实自我。这一过程需要价值观教育引导，克服自我的片面性、幼稚性和幻想色彩，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当代文学论文篇12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强调道德原则的主导位置和轻视道德体验和道德态度的争论。换言之，这种哲学倾向更多关心对道德“存在”的研究，而不太重视道德“行动”。不过，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争论的结果，在客观上它最终却导致了一种更看重宽恕行动的“德行理论”的兴起[5]。

其实，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相信人际间的宽恕与和解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其中，道德到底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论，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

决定与自主之间的冲突是哲学界在看待宽恕问题上的重要论争之一。传统的决定论相信过去的状态决定了一个特定的未来。任何现在的真实与合理必定是由于过去的真实与合理所决定，逻辑的与自然的法则是最为重要的法则。按照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去推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去控制任何事情，因此，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在任何事情上承担道德的责任。如果这种决定论的思想是合理的，那么，人们的行为就不存在对错之分，人们也无须要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6]。与此同时，自主论的倡导者们则强调虽然宽恕是一种自然现实，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实际的现实世界。尽管决定论在现实世界中有它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它否认个人的责任，一个具有绝对自主的人意味着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里选择做出任何相应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去判断一定行为的道德意义[7]。由此也不难看出，从本原上讲，宽恕作为一种道德媒介，本身即具有道德意义。

当同时有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冒犯者存在时，而且这个冒犯者的冒犯行为显然不合理的情况下，宽恕完全有可能被看作为是一种道德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指向冒犯者的感受一定是消极的，因为冒犯者给他带来了伤害。受害者同时也很想努力把这种消极体验去除掉，这些失败的体验给个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当个体体验到了自尊的丧失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个体忘记这种不快的体验，才有可能做到宽恕别人。但如果在不依赖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受害者想要放弃这种不愉快的经验通常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Haber相信“宽恕是单方面的”[8]，在宽恕中只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倾向，那就是由宽恕者做出宽恕。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个体是因为一个错误的理由而做出宽恕的话，他便是在提供一个“有缺陷的宽恕”[9]。换句话说，除非把所有的怨恨全都化解掉，否则是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宽恕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必须基于对宽恕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上，而想要充分合理地定义宽恕并非易事。正是因为考虑到宽恕定义的复杂性，Haber提出了通过建立一种模型来加以解释的设想。

Haber不同意传统哲学研究强调把宽恕看作是对怨恨与争执的消解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我宽恕你”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Haber的理论中，宽恕被理解为是一种内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宽恕你”这个术语的使用仅仅是“对一种规则的表述”[10](p.53)。在Austin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他区分了三种言语表述行为，分别为：非语内表述行为、语内表述行为、以及可以用来推断因果关系的言语表达效果行为。据此，Haber建议，宽恕就像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承诺，这种正在发生的宽恕行动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超越“我宽恕你”的表述。按照Haber的观点，这种通过言语表达的行为可能属于Austin分类中的语内表述行为，这种行为包括有个体“对对方行为的反应，以及表达对于对方过去和将来行为的态度”[11](p.160)。

根据Haber的语义学模型假设，我们仅仅通过对宽恕术语的定义是不可能获得对于宽恕概念的完整的理解的。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可以针对一定行为来作出相应选择的宽恕模型。他的模型把宽恕与其他的相关术语做了区分，但却忽视了其他一些模型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他在看待宽恕上强调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可以包含全部的宽恕因素是正确的，那么，他试图采用某个单一的模型来诠释宽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某个单一模型的束缚，和能够汲取其他模型的有用成分，目前大部分的学者都强调应该把多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加以整合。

哲学家对于这项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宽恕与赎过作了明确区分。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根据道德判断作出反应，并相应地选择使用一些诸如承认、道歉、或补偿的手段。Murphy和Hampton把赎过定义为是“不作任何道德辩解的接纳”[12](p.40)。依照这个术语的判断，当对方并非是一个“（故意）做坏事的人”时，受伤害一方便不应该为自己作出辩护或感到怨恨，因此，赎过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盲目的”反应。尽管这种相互关系已经笼罩了消极的阴影，但个体仍然需要把那些因为激惹而产生的愤怒或报复的心情忽略掉或者压抑下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依然争论不休，而且还有进一步引向实证的趋势。

二、西方心理学对宽恕研究的早期探索

尽管哲学家们对于宽恕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但对于心理学研究来讲，宽恕仍然是一个全新而神奇的疆域。在1985年之前，有关宽恕的研究屈指可数。就拿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几乎曾经涉猎过心理学所有领域的高产学者为例，尽管他的作品数量等身，但有人统计在他的文献中却只字未提过宽恕这个问题[13]。其他一些先驱者们，包括詹姆士、霍尔、桑戴克、托马斯以及沃尔波特等心理学大师们也都未见提及这个概念。而且，即便在与宽恕更加接近一点的有关心理健康的专业领域中的心理学家们如荣格、霍妮、阿德勒等，在他们的大量研究中对于宽恕行为也鲜有提及。

那么，为什么宽恕不被提及呢？这其中肯定存着一些潜在因素导致像宽恕这些重要的人类现象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被忽视掉，不过对一些现象的解释不一而足。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宽恕与之间存在联系紧密，而社会科学家们对宗教存在着天然的厌恶心理；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似乎宽恕已经被整个的学术界所遗忘，而不仅仅是在社会科学中；[14]也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采集与宽恕有关的数据过于困难的原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和对行为分析和观察的日益重视，这种看法似乎更有说服力。此外，也有一些人认为，从人类历史上看，过去的一个世纪因为战火连连，实际上是一个充满血腥和缺乏宽恕的世纪，人们会更倾向认为宽恕的作用远远无法与一个“美丽的感情”相匹敌[13]。

尽管这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项全新的领域，我们还是可以设法梳理出它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发展历程。McCullough等人把宽恕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从1932年到1980年），包括了一些涉及宽恕的理论文章和少量相关经验研究；第二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现在，这时开始出现了更多有关宽恕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们和临床实践者们便开始偶尔讨论有关宽恕现象的问题。在1932年的时候，皮亚杰和Behn在几乎同一时间里都讨论了有关宽恕在道德判断发展中的作用问题[15][16]。此后不久，Litwinski(1945)也对人际间宽恕的影响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17]。

1.宗教兴趣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牧师和对宗教有兴趣的心理健康专家们曾经尝试去通过运用宽恕来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Angyal曾经是一个倡导协助心理障碍患者去经验宽恕的支持者，他认为，经验上帝的宽恕是解除那些病理性罪恶感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种罪恶感恰恰是造成许多心理障碍的病理基础。在Angyal的观点中，有效的心理治疗可以是创设一种氛围，从而让患者有机会从他们道德或伦理的缺憾中去经验他人的宽恕并且宽恕他人[18]。其他一些来自宗教界的学者也强调这种宽恕的潜在意义。譬如，Emerson在他的理论巨著中报告了他采用了Q分类法去研究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结果。尽管统计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证据也不够充分，但这却是最早的一个采用科学手段探索宽恕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19]。

2.Heider的宽恕观。在Heider(1958)的《人际关系心理》一书中，有一个讨论人际关系利弊的章节。在这其中Heider描述了当一个人受到了对方侵犯之后的各种可能导致寻求报复的归因方法。在文中，Heider把宽恕描述为是一种超越复仇的行为，它隐含地表达了受害者的自尊和对一定伦理标准的敬重。尽管如此，Heider并没有太多地去讨论这些概念，而且这个宽恕概念也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太多关注。虽然Heider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为有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对于宽恕问题的讨论远远还没有能够刺激引起社会科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21]。

3.Rokeach的价值问卷。对于宽恕的一项更加系统和有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是由Rokeach有60年代的工作作出的[21]，他采用了一些不同的价值问卷去研究人类价值判断的本质。从总体上看，Rokeach价值问卷包括了两方面的价值内容：“工具性(instrumental)价值”，包含对策略和行为的选择；“终结性(terminal)价值”，指对生命终结状态的选择。在这两类价值中又分别包含了18个具体的价值。“宽恕”就是其中的一项工具性价值。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当多的关于人类价值的研究都采用了Rokeach问卷，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因此而导致有关宽恕问题的讨论得到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问卷的重点主要是在展示不同人群对于宽恕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以及关于这种宽恕是如何融入整个的人类价值体系中的。

3.Prisoner的两难选择。由于Tedeschi等人的工作[22][23]，宽恕开始逐渐成为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题。Tedeschi等人提出了宽恕是一种在竞争反应之后发生的合作反应方式。他们的这项研究结论主要是借助了Prisoner的两难选择游戏得出的。在这个混合动机游戏中，两个游戏者需要反复面对选择竞争或者是合作的两难困境。游戏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去赢得分数。如果参加游戏的双方彼此合作，他们便可能双赢，各得3分。如果一方不合作但另一方合作的话，不合作的一方可以得5分，但合作的一方却是0分。如果他们均不合作，他们每人都只能得1分。由此可见，在这里合作和竞争各具优势，但主要取决于参加游戏者中的另一方的态度。即便当对方已经选择竞争之后，其中另一个参与者如果仍然选择合作，便被称之为“宽恕”反应[24]。虽然这个研究设计对于探索宽恕概念是一个创新（而且已经有不少研究者采用了这个Prisoner两难游戏设计），但是采用它来理解宽恕的本质依然是不够的。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从1932-1980年之间有关宽恕的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和缺乏系统性的，但是，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不过，一些真正比较系统而又严肃的有关宽恕概念的研究，却是直到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才开始出现的。

三、近20年来当代心理学关于宽恕研究的突破式发展

及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宽恕的理论研究论文和治疗报告开始急剧增加。及至上个世纪末，在发展心理学、咨询和临床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相关领域中都已经明确提出了对于宽恕现象的研究。这个主题被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所关注，这本身也就显示出宽恕正在日益展现出他的广泛应用潜力与理论价值。

1.宽恕与道德发展研究

当代宽恕研究的代表人物，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把个体对宽恕理由理解的发展阶段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相联系[25]。Enright等人引用有关数据证明了人们对于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宽恕理由的理解与道德判断水平的高低有关。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解的深入程度与年龄大小也有关系。这项研究大大拓展了有关道德发展水平研究的视野，使得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得以从更多的层面上去展开。

自从Kohlberg之后，有关公平(justice)的研究已经完全支配了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领域，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宽恕的研究，如同其他的研究领域一样，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但是，如果当我们想要比较深入复杂一点地去理解道德含义的，仅仅研究公平问题便似乎显得有些狭窄，而且，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同意在公平关系中存在宽恕，往往在受到伤害的一方感到公平受到挫败时它的作用便表现出来了[26]。基于这种假设，Enright等人把宽恕理由的发展与Kohlberg公平理由的发展联系联系在一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引用数据证明为宽恕提供不同复杂水平理由的能力与对公平做理由的能力相关，并且，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由的复杂性与年龄相关。他们把这种随年龄上升的复杂性宽恕理由序列与Kohlberg的公平序列相对应比较。发现宽恕伴随着公平经历了类似的年龄变化阶段。表1显示了这个宽恕与公平发展的对照模型。

按照Enright等人的研究发现，宽恕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年龄阶段性差异，同时，在宽恕与公平发展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系。公平与宗教和其中的不同性别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些似乎与宽恕发展理论的关系都不太大。

就像Kohlberg当年所做的研究一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宽恕与一定的个人发展阶段有关。在参考了Kohlberg的公平发展水平模型之后，他们发现青少年有关宽恕的理由儿童或成人初期不同。在这个阶段上他们看待宽恕的态度经常会受到来自同伴的劝说而改变。大部分青少年会在约十二三岁时进入第三阶段，并在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稳定下来。与之相对应的，儿童大都处在第二阶段，成人初期则处在第四阶段。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在较近期的研究中已经进一步证明了宽恕（和寻求宽恕的倾向）会伴随着人们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发展成熟[28]，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都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29][30]。

2.宽恕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中的作用

与纯粹理论化和概念化研究迥然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些关注宽恕与人类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相关命题的研究。根据McCulloght和Worthington(1994)的统计，在80年表的绝大多数有关讨论宽恕概念的文章都是由临床工作者们写出来的并且它们也都是发表在有关临床心理学的杂志上供临床工作者阅读的[11]。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有影响的文章都指出了宽恕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并且，DiBlasio等人的研究还特别提到了当时的许多临床工作者们都已经把宽恕应用到了治疗实践[30]。及至90年代中期，在一些科学文献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在咨询和治疗中的宽恕问题的纯粹经验研究。Enright等人在临床心理学的一些主要杂志中都讨论了有关宽恕在应用于各种不同人群中的价值[31]。

3.宽恕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

当代文学论文篇13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