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建筑论文篇1

2.1社区讲究整体规划,建筑群和外界和谐共处古人讲“风水”，许多有名的古村选址大多依山傍水，居住在其中多感觉到大自然给予的“势”，令人心神舒坦，这其实就是古人的“天地偕行，尊重环境”的表现。在许多江西古村的建筑规划来看，大致分为以外界环境风水为主导的住区规划和以村落整体和谐为主导的住区规划。第一种的标志性古村是“堪舆文化的发祥地”——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作为“中国风水第一村”，中国风水学的杨、曾、廖、赖四大祖师中的前三位都是出自三僚，而赖布衣也是从三僚继承衣钵。三僚村坐落在一块犹如太极罗盘的盆地中，盆地中间有一个长条形的石峰，犹如罗盘的指针，而在盆地边缘有一颗枯树和圆石相伴，当年也是被誉为风水师的雨伞和包裹。当年“杨救贫”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后便带着后人在此处安家落户，从此风水堪舆学在这里绽放光芒，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类的古村则以整体规划为主导，比如安义县古村群，历史可追溯至唐代，由三个古村鼎立相望，由福禄寿三条古道联通，讲究规划和谐一体，融古郡风韵与田园风光于一体。又如乐安县流坑古村，村里用鹅卵石和青石条铺成一个七横一纵的街巷，街巷两侧布有明沟，下部又有纵横相接的暗沟，水可以有组织的排向村内鱼塘，据说为了保持沟道通畅，当年沟内养了许多乌龟用以清理淤泥，成为原始而有效的下水排污系统。由以上两类社区规划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先辈们对于建筑的认识是理性和感性并重的，虽然局限于科技的水平，但是这并不影响古人对于内心美好事物诉求的表达和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探索。

2.2设计讲求见微知著，不同的设计有着不同文化内涵当你粗略的看了眼古村的建筑，你或许会觉得大同小异，可是当你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原来这些建筑的不同设计都蕴含了古人的各种期盼、愿景、诉求，在古村中许多细微的设计如石雕、窗花、壁画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比如罗田村“官帽门”(希望后人出仕官)、“和气巷”、流坑村照壁上的石雕“连(莲)升三级”(用“莲”喻指“廉”)，用喜鹊代表“喜”、用“门当”体现身份、用槐树寄托哀思等。而且在许多的建筑设计当中，融入了独特的风水文化，比如有些庭院围墙高度，日光射入围院的角度等等，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轶事。这些奇妙甚至可以说天马行空的设计承载了人们的某些愿望，古人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热切的情感，却又委婉含蓄，也很符合中国民间传统思想文化，是建筑与文化“接地气”的结晶，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2.3规划格局融合“天人合一”思想，讲求“天地偕行”对于古人个体而言，他们会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象征为失败、臣服。古代皇帝为了顺应天命，都是把宫殿修建的坐北朝南而“面南称尊”，古代老百姓修房子都会偏离正南方一些，以免犯了皇帝的忌讳。江西古村落，民宅基本都是“坎宅”(坐北朝南)。这是由于中国处于地球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归线（北纬）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的房屋便于采撷阳光。而阳光不仅对人的好处很多，自古也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象征着权利和威望，也是古人对于大自然崇拜的流露。看似封建迷信的东西，实则蕴含科学的地理学问。对于许多村落的选址，会要求“山水有情，藏风聚气”。虽说村庄大多无固定形态，有些甚至弯曲绵延，但是传统的村落民宅和庙宇古寺大多依山傍水，并讲求负阴抱阳（就是阴阳相合，万物和谐的意思），其中水北为阳，建筑后背为龙脉之山，作为宅后的屏障，龙行遇水而止结，后山之势仍向两侧延伸，成为左辅右弼（青龙、白虎）护卫屋宅。这种四周环山门前流水的格局正是所谓的“藏风聚气”的基本格局。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环境确实能够给人带来融入自然，调节身心的各种裨益，因为良好的采光、通风，还有冬挡寒风，夏拥暖流，契合人对大自然美好的追求与向往。总体而言，古村中体现的一些“风水”概念，主要还是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崇拜自然而又和自然和谐相处，利用自然的力量去温养自身，强调对内在的调理，对自然的敬畏，而这正是当今社会建筑与人所渴盼和缺失的。

2.4古建筑学博大精深，融合了地理学、天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由于古时建筑材料、技术水平等限制，古村落的建筑大多较低，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古村建筑没有可取之处，反而恰恰体现了古人智慧的力量，而其中极端的代表自然是北京故宫，天坛之类的建筑，你能想象在一个没有各种铁臂机械和钢筋混凝土的时代，要如何一个高水平的综合知识的综合应用才能建起来这些堪称奇迹的建筑。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家，所以古村的选址不仅需要通过风水师和建筑师凭借多年的经验去选取一个令人处之舒坦，吉利祥和的地方，更要能够躲避各种自然灾害和适合耕种的地方。古人多注重传承，认为一块福荫之地能够带来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一个前有明堂财气、后有文昌官气的地域，自然是建立家园的好地方，也能够给予子孙更大的精神力量和家族归属感以及凝聚力。因此，“相地”、“相宅”更多的是充满学问的“技术活”，要求一个人有广博的知识面、丰富的阅历，不仅需要地理和风水方面的知识，也需求对景观学、历史学、环境学、设计学等学科的融会贯通。

3对当代建筑的启示和传承

3.1.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当代建筑中，加强国人对传统文化信念在经历了房地产十年的粗放式发展，很多人已经对那种简单粗暴的外观模仿式快餐建筑产生了审美疲劳。荷兰建筑师KUHASI说过：“每个城市都在变得一应俱全，但所有细节都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个相似的城市”。其实一个蕴含传统文化的建筑就是一个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符号，就像你看到故宫你就知道你在中国，你在皇家园林，你在一个饱含历史沧桑的大沧海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博大精深，比如其中包涵了儒家的“规范礼制”思想，这体现在任何一个古代院落的等级制度建设布局规范上，又比如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让许多庭院充盈着多姿的浪漫情怀，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阴柔之美。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要满足功能性的需求，又不能完全照搬古代建筑去建造小区，那应该如何将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建造呢？其实，这两点并非是矛盾和对立的，时代在发展，我们没必要也不需要照搬所有的传统格局、外观设计，而应该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融入当代建筑。比如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的建筑就是个例子，墙外饰采用了暗红色饰面砖，每栋建筑物体量很大，给人厚重、沉稳、典雅感觉，“建新如旧”的艺术，使得校区之间历史得以延续传承。当然，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创新并非只是照搬抄袭旧建筑的局部设计或者构架，而是需要去继承吸收设计中的“文化”和“精神”，比如古人对家族兴旺的美好意愿往往会表现在壁画、窗花上，如果现代建筑在设计、装修装饰时能有效融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元素，既是传承也是创新，可以改变国人对“中国不见了”的感慨，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

3.2利用建筑文化对人产生积极影响和心理暗示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建筑的文化一样能给人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既有主观的期盼，也有建筑本身具有的积极影响。比如在古村许多雕饰壁画的内容设计上明说暗喻，在庭院布局规划上的尊卑有序，这些“规矩”如非国人或有一定研究的人一般难以弄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们却能很轻易的理解其中的含义，去感受先人对后辈的寄语与期望；再比如对于古村建筑的朝向和结构的要求也能适用于现在的建筑，因为这样做便于采光通风，如果“安居”了，自然“乐业”了。现代建筑很多时候只考虑了功能性方面，刚需房比重较大，但是一旦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一个层次，就会注重建筑本身的文化内涵了。比如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儒雅质朴的环境，商务人士喜欢大气稳重的氛围，如果一个建筑群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在每个房间内部，更能够在建筑外观上融入不同风格的中国古典优秀建筑文化，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风景呢？这样优秀的建筑文化，不仅能够带来独特的景观，表明居者性格心志，也能够对人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当代建筑论文篇2

abstract: watchtowers, decorative constructions to palaces, temples and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usually st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passage in front of the gate as symbols of grandeur. as a style of ancient art of architecture, the watchtower was clearly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it represented a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chtowers in the han dynasty embodied the conception of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in architectonic designs and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the view of harmonybetween men and nature in 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onic environment. all this provides some useful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watchtower in the han dynasty;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人生离不开建筑。在历史的研究中，建筑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古人的特质与精神文化。建筑物忠实地记录了时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建筑是人类艺术、技术与文化发展的见证。本文拟针对现存汉阙实物（不包括现存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汉阙以及出土的陪葬陶阙），通过研究其源流、探究其建筑特点，以发掘形式后所蕴涵的文化上的特性，希望藉此能为解决当代中国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文化特性的缺失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 汉阙源流与保存现状

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宫殿、城垣、陵墓、祠庙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装饰性建筑物，因此也称阙门或门阙。阙门起源于周代，历经汉唐，延续至明清，从未中断。随着各个时期社会历史情况的不同，阙门的形制亦代有演变。

1． 汉阙源流。阙，最初称“观”，它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周代时阙门这种建筑形式已经存在，主要为宫阙和城阙。《三辅黄图》曰：“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1］卷6《阙》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城阙见于《诗经》，《诗·郑风·子衿》曰：“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可知周代已有了“宫阙”和“城阙”。最初的阙大约是宫外或城外的一种防御建筑，高高的台基上有楼屋，守卫者可以站在其上望四方，故又称之为“观”。 因为是树立于宫门旁的建筑，由于其建筑的高大醒目，所以阙也因此成为天子颁布政令的地方，称之为“象魏”［2］《门部》。《三辅黄图》对此也有记载：“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1］卷2《未央宫》这里阙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这样阙便成了国家和天子的象征。

汉代之时，阙作为装饰性建筑的功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得很广泛，被长时期广泛地修建在宫、庙、祠、墓以及学校、井泉之前，以衬托和美化主体建筑，加强建筑组群的庄重感。于是阙除了宫阙、城阙外又有了门阙、墓阙之分。汉代的城门、宫室和显宦的宅第，往往都要立阙，以象征王权的尊严或门第的高贵。东汉时开始出现全用石料建在宗庙祠堂、墓家神道前的石阙，石阙不易毁坏，历数千年沧桑，部分得以留存。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的对象。

魏晋南北朝以后至明清时代，阙门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仍然存在，又有所发展和变化，阙门的种类明显减少，虽然有些新的阙门形制短暂出现，但不是阙门的主流形制。短期流行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阙，北齐时期的石棺阙等。隋唐时期阙的主要形制为宫阙和陵阙。宫阙如大明宫含元殿前的栖凤阁、翔鸾阁，就是典型的宫殿三出阙建筑。从隋唐时期开始，宫阙仅置于南向的正门处，改变了汉阙在建筑物旁放置的习惯。其形制表现为左右双阙突出，用于宫城正门，呈“凹”形平面布局。这种阙门形制，由隋至清，历代因袭大致未变。现存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北京清代紫禁城午门双阙。陵阙最典型的实物资料即为陕西唐乾陵经过考古发掘的乳峰三出阙遗址和南神门外三出阙遗址。还有河南巩县北宋皇陵的阙台现在仍清晰可见。隋唐以后，诸如城阙、坞壁阙、宅第阙、墓阙、庙阙等都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3］

2．汉阙建筑特点。阙作为汉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通常立于门前甬道两旁。汉阙作为石质建筑，却具有仿木结构的特点。汉代石阙模仿木建筑结构和风格，阙上雕有柱、仿、檐、盖等各种木结构建筑的部件，显得分外古朴而典雅，为人们研究其他汉代建筑结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石阙的外形就像一座古典式的楼房，从上到下可以分为阙顶、阙身、台基三部分。“阙顶”即屋顶，用石材雕刻出仿木的脊饰、瓦当、柱子、檐屋等形状，就像木建筑的屋檐，既有遮雨的功能，又具装饰性。阙身相当于房屋，由多层石材堆砌，在石材上雕刻出斗拱、栏杆及人物、图象，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并刻出模仿木结构的栏额、立柱等，衬托着上面的楼阁显得高大、雄奇。“台基”代表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夯土台基。整圈的造型上大下小，虽然按一定比例比木阙有所缩小，却同样表现出雄奇威严的气象，可称为最早的缩微景观了。此外由于石阙立于神道两旁，故分为东、西阙。多数阙又有主、耳阙之分，耳阙紧靠主阙而稍矮，显得错落有致。左、右阙隔神道遥相呼应、珠联璧合。［4］

3．汉阙的保存现状。据考古工作者统计，目前全国尚存汉代石阙且保存较完好者仅29处，大多是东汉时所建。这些阙均是当时祠堂或坟墓前的神道阙，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登封、山东平邑、四川绵阳、梓潼、德阳、雅安、芦山、西昌与重庆渠县、忠县等地，其中以川渝两地最为集中，达20余处，占目前留在我国地面上总石阙的90%以上。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汉阙多在四川（原包括重庆）并非偶然。他指出：“至于四川，在两汉时代，工业发展，屠(奢)侈之风由来已久。”［5］这就是四川多汉阙原因之所在。在四川汉阙中，著名的如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渠县冯焕阙和沈府君阙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汉阙建筑的文化特性

建筑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信念，是文化的具体反映。汉阙作为中国古典建筑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这个传统哲学观念把天地万物生命化，在世道人心与宇宙之间建立某种感应关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种宇宙观就是天与人合而为一，物质与精神同流，万物生命运行其中，人生与自然互为感通，人们通过敬畏上天，顺服自然，从而与自然协调并存，这种人生伦理表达了人类挣脱宗教束缚的一种努力，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对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对建筑。中国传统建筑一向以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而著称于世，建筑界的专家学者也常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念来概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纵观中国历史，这一观念为历代的思想家们所重视，也为众多的建筑巨匠所恪守。

通过对汉阙这一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天人合一”文化特性的了解，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传统建筑，更生动地欣赏中国建筑空间中包容的精神生活。

1. 汉阙造型中的文化特性。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其目的是和谐。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空间观。而这种空间观在汉阙造型上的体现就是均衡、对称。在中国人理念里，对称这个观念，反映了对人体形态的看法。生为房屋、院落，死为墓阙。这一文化特性对汉阙造型上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汉阙的东西对称、三段式结构两方面。

对于传统的中国建筑来说，大多是以坐北朝南为原则的。这种院落加上中轴对称的原则，就体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了。一座简单的三合院，实际上等于一个张臂向前的人形，主房就是人身，两厢就是两臂，拥围着一个自己的天地（天井）。［6］229-249而汉阙作为主人死后的阴宅，深受其“视死如生”观念的影响，于是在它的空间配置上也采取了坟墓面南，双阙分置东西的格局。双阙采取中轴对称分置左右，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由于人体躯干是对称的，所以只有依着坟茔为中轴，对称排列两阙。这样的排列格局，加上两阙的三段式结构所体现出的“三才”思想、石阙的石制仿木结构体现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以及阙身图案上体现出的升仙思想内涵，才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中国文化的胚芽——《周易》是阴阳学说的圣经，中国文化的所有形式均可寻根于《周易》。《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明确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这样人们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在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与它相适应，从而做到天随人愿，人不违天。在《周易》中，则把天、地、人“三才之道”视为一个整体。［7］这种整体观念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前文提到，汉阙如同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是天，台基是地，房屋是人）一样，拥有阙顶、阙身、台基这样的三段式造型。可用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去理解。阙顶即天、阙身为人、台基是地，体现了三才合一的理念。在佛教东来以前，中国的宗教是以崇天为主，辅以神话，甚至相信长生不老，肉体升天，所以古代的帝王，喜欢筑高台以祀天神。所谓“灵台”、“瑶台”是介乎崇祀与游乐之间的建筑。台基就是这一类能够达到人神相通的高台的变体。 

2. 汉阙材质所反映出的生命建筑观。周代开始，中国人建立了“天命”的观念。天命代替神秘而又恐怖的神礻氏，是一大进步；因天命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投射。作为“天人合一”哲学观重要的文化宣示——“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一方面使我们注意要爱惜万物的生命，以仁慈对待生命，同时也提示对于自身要注意生命的延长与延续，这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

阙按照建筑材料可分为木结构、石结构和石仿木结构等。在汉阙身上体现出石木两种材质并非偶然，这实际上是生命的建筑观的体现。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土木的文化，所以古代称建筑为“土木”，因此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石质的建筑。事实上我国在汉代已可建造相当精美的拱顶，秦汉两代的建筑用砖，为空心砖且有印花，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制品，主要用在墓葬上而已。［6］28由于砖石墓的发展，商周以来长期使用的木椁墓逐步减少，到汉末三国间几乎绝迹。［8］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认为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暗示着死亡，砖石属土，是应该被踩在脚下的，只是地面下或脚下的建材。因此砖石被广泛应用于修坟造墓中，也就是为何汉代墓阙均为石制之故。

对于日常所居，国人虽很早就发明了瓦，汉代就可以制砖，到隋代，赵州桥的石拱技术炉火纯青，然而中国人却有意地选择了木材，因为木材的寿命几乎与人的寿命相当，因此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古老建筑的倾圯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文化中，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在汉代的五行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它与木相配合，是相辅相成的。［6］28这也就是为何汉阙虽为石制，却都要做成仿木结构的原由。

3. 汉阙所蕴涵的升仙思想。阙在周代是天子宫殿里的专用建筑，是天子的居所。天子是受命于天的神人，因而只有上帝及其子孙才能居住在这样神界的建筑中，所以阙具有一种崇高感和神秘感。在古代文献里，阙往往和“宫”、“天”，等连在一起，如“宫阙”、“天阙”。 另外在一些汉晋时期的文献及道教的典籍中，阙也常被说成是神仙界的建筑。阙的精神内核是大门，是人神两界的交通门户，是人成仙时通向大国的门径。 汉代神仙家认为，神仙好居观、楼。于是“观”和“阙”成为人所向往的仙境的象征。在思想内涵上，汉代的“阙”和“观”也因此而具有通过建筑艺术的审美形式来表达向往神仙世界之理想的这样的文化特性。由是“阙”和“观”的思想价值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天门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交通的媒介。［9］神仙思想是汉阙石刻与画像石艺术的母题，阙则是这一母题的象征性符号与媒介。

由于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与追逐，于是在其奢华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对理想中的神仙境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竭力模仿。这一点在秦陵发现的三处阙遗址以及汉宫之内广建宫阙可以证明，这就引导了当时的神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家们掸思竭虑而为之，并对这一时代及以后君臣将相和民众的神仙观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汉阙上所刻画的内容来看，汉阙多刻画有各种神话传说、仙人以及生前的庄园、宴饮、舞乐、市井、劳作等活动，借以表现希望墓主人能升入天门，继续宴饮舞乐的生活。或刻画汉人心目中的神圣、祥瑞之物，如神兽“天禄”、“辟邪”以及四方之神，其中尤以南方之神“朱雀”出现较多，盖取其象征阳神飞升之意（如乘鹤西升而成仙），以期死者早日飞升仙宫；此外亦见有“青龙衔璧”、“白虎衔璧”之类等等。这些都是汉代人价值观的反映，表明汉人认为这些内容可望产生通神通天之功能。因为按照中国上古神话，自从“绝地天通”以后，地上的人们和天界的联系便被阻断，只有那些大德之人才可能终致与天感通，因而若欲进入天上神仙境界，不仅要广修其德，而且要有藉以交通上天的“天梯”。［9］甚至有的就直接雕有“天门”［10］，这种仙界有阙门的宗教观念同《楚辞》中帝阍，“广开兮天门”的描述是一脉相承的，是通向天庭的必经之路［11］，都充分说明时人有以阙代仙界的观念。且石阙的建筑风格主要取仿楼阁式，颇有仙境重天之意蕴。［9］

以上所述可见，汉阙建筑在汉代的兴盛，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汉代是黄老思想、神仙思想流行的时期，宫中建阙，既隐含了宫殿是神界建筑的思想，又折射出汉武帝之流对长生不死的渴求。这种宫阙建筑往往高耸入云，正好折射了脱离凡界、进入仙界，天子居天上的思想。而墓阙则是墓主死后登入仙界的天梯，是交通人神两界的门户。汉代“阙”和“观”的思想价值已经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大门的“象征符号，人仙交通的媒介”。［9］这里汉阙已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礼制符号，更是一种宗教符号，成为当时社会的巫术工具之一。［12］

三、 汉阙建筑的当代意义

汉阙作为汉代建构的文化习俗，西汉兴起，风行400余年，直至东汉末年方渐趋式微。虽然这种风习消亡了，但汉阙所存储的社会文化信息却历久弥显，并不断激发后人的想象力。原本作为墓葬构成的汉阙，现在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作品。只有探询这些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特性之间的联系，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当代建筑文化提供应有借鉴。在几年前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中国建筑师的方案均“铩羽而归”，除了我们的积累和经验不够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自身文化特性与精神的缺失。纵观当时国内外所有的方案，其中体现出的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是西方文化和仿西方文化的差异。［13］

1．汉阙与时代精神的重塑。汉阙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民族艺术，它通过其造型、结构、材质及其上所刻画的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的思想和审美观，并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殊气势和古拙风格，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汉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宏阔开放的文化精神。［14］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西方文化的扩张下，中国城市里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正被“欧陆风”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城市的风貌“千城一面”，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在金钱至上观念冲击下日益凋零。因此在当代的中国，在建筑文化方面应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建筑风貌与文化内涵，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上应中西建筑文化并重、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文化与城市格局。

2．汉阙与当代建筑文化。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积累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物质载体，中国传统建筑在民族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从自然演变和经验积累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天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极具有美学神韵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这一因素使中国建筑呈现出一种既亲切理智，又空静淡远；既恢宏大度，又意韵深长的艺术风格。

“天人合一”文化特性在建筑文化中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就是为中国建筑所体现出的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换句话说，和谐就是将建筑、人与自然环境有机统一。在当代的建筑规划设计中，应当突出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建筑本身与环境的协调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有机自然观，从而把人与自然、人和宇宙、建筑与自然予以统一，融为一体。

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建筑应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真正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融合的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观就是“天人合一”的建筑发展观。汉阙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特殊的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表达的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上。同样对待当代中国的仿古建筑，不宜只停留在其外在形式上，做一些盲目的模仿或随心所欲的组合。当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应当是民族的时代建筑文化的体现，是在时间纵轴上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在空间坐标上对世界文明的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 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韩钊,等.古代阙门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4(5)：58－64.

［4］ 陈国生.汉阙的文化意味［j］.华夏文化，1996(1)：40－41.

［5］ 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82.

［6］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 郑晨寅.《周易》三才之道的神话意蕴［j］.周易研究，2006(5)：76－82.

［8］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58.

［9］ 姜生.汉阙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60－65.

［10］ 赵殿增,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石组合与主题［j］.四川文物,1990(6)：3－12.

［11］ 黄剑华.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j］. 贵州社会科学，2004(4):97-100.

当代建筑论文篇3

Keywords:CommercialStreet；ChineseTraditionalBuilding；CityExpression

1项目概况

武冈市位于湘西南的雪峰山脉东麓、南岭山北缘、资水上游，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市）中心，。总面积1549km2，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14km2。有苗、侗、仫佬、回、瑶、壮、土家、满、蒙古、黎、白、水、高山、彝等15个民族，总人口74万。

武冈铜保新城商业街位于铜保新城中心，紧邻新区行政中心，东临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规划建设用地东以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为边界，南面以城市交通支路春园路为界，西部以原有城市干道强武路为界，边界呈方形，总建筑面71024.3m2。

2设计构思

2.1设计定位

商业步行街，其主要功能服务于商业活动，同时也承担娱乐休闲的功能。本方案设计既注重起功能上的实用性、兼容性与高效性，又注重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建筑空间，营造宜人的商业氛围。

2.2设计理念

2.2.1节约土地，节省建设成本

设计伊始，以场地高差为方案切入点，充分考虑与场地高差进行有机结合并加以利用，从而减少建设中的挖填方量，以降低建设成本。

2.2.2商业步行街的多功能性和兼容性商业步行街兼有商业性和休闲娱乐性，它既要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又要体现其娱乐休闲性特色。

2.2.3建筑性格的恰当表达

建筑外墙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以蓝灰色麻石喷涂、青灰色贴面砖（主墙面），深灰色亚光不锈钢和深灰色铝合金（栏杆和窗框）、灰色镀膜玻璃及白色涂料（部分梁柱和构架）表达简约的建筑风格；大量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丰富了建筑立面。

利用设计中的虚实对比，均衡与侧重，统一与变化，形成具有较强光影变化，构图和谐，营造具有视觉愉悦感的空间效果。良好表达了商业建筑的内涵，同时也避免大空间和大构架给人带来的空洞和冷漠。

2.3设计构思

商业步行街的位置与规模决定了设计首先如下问题：一体化构思“规划——建筑——景观”；整合设计功能与环境。规划既着重与环境生态和商业步行街功能的研究，又关注商业步行街内部与外部城市环境的整体联系，将整合设计的理念贯彻与内外功能的组织，景观环境的保护和再利用；建筑形态以群体面貌出现，与环境巧妙结合，在追求建筑风格延续和统一的同时，保持对复杂地形的多样适应性。

2.3.1整体有机的景观格局

根据场地特点，在建筑轴线、景观轴线上组织室内外空间，形成各种空间序列，相互汇合、渗透、转换、交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且不受车辆交通及功能分区之干扰。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整合，空间相互渗透，构成以人的景观感知为中心的体验空间序列，最终形成新校区的整体感合场所感。

2.3.2理性与浪漫结合

布局充分利用周边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将理性与浪漫结合，有规则式建筑广场空间通过转接、过渡的手法，与周边环境、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创造人文、尺度适宜的商业购物空间。

2.3.3强调交通组织的层次性

人车分流，快速车流置于城市干道，内部为步行道，并考虑紧急车辆通行，以保持中央腹地的完整性；同时，交通路网设计尊重原有竖向特征，在此基础上改造利用并形成特色。2.3.4可持续发展与良好的周边环境

考虑规划、建筑的可持

续发展、功能的合理转换，延续现有周边环境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在浓郁商业氛围下，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购物场所。

3总体布局

完全规则的用地孕育了建筑的雏形。椭圆形的广场和横向的步行主轴形成规划的核心。广场和步行街的交汇处是商业步行街的中心。规整组合的建筑体块与道路完美地结合。某种程度上讲，建筑大体就应该这样，我们只不过是此时此刻顺理成章地这样做了。建筑自然地簇拥成一个个群落，其间演变出多重性格的公共活动空间，组织成纵横交错的步行系统。二号地块延续了之前一些流畅的做法，赋予商业铺面以崭新的面孔。

两个地块自成一体又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一种和谐而活泼的美。

4空间的营造

建筑形态满足了商业构架与空间的关系。顺沿横向道路的运用，使单一的沿街界面变得富有层次，形成了一定的商业空间网络。线性空间与广场片状空间的结合，加大了商业休闲的逗留余地。

我们在这里积极创造公共空间，提高开放性，引入了步行街，露天广场，灰空间，室内庭院，空中庭院的概念，几个层面的空间组合形成有趣的空间序列。自然的形体组合给各个方向的城市道路带来独特的城市景观。

首先以半圆形休闲广场空间作为商业步行街的主出入口，行道树及铺地的导向将人流引入商业步行街。鲜明的主题雕塑、椭圆形的玻璃幕墙及一排排柱子架空的走廊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奇妙的光影效果，给人以温馨的感受。柱廊形成的灰空间成为了公共活动空间到商业空间的自然过渡。清澈的喷泉、有序的行道树及斜向的硬质铺地将人们带入到个性空间的惊喜中。适宜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成为我们设计的一个核心。向东西两端行走，有更细腻亲切的步行空间，空间的收放自如，打破了几百米冗长的感觉。同时，各种样式的休息椅凳合理设置很好的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

亚历山大说过，一个好的设计并不是告诉人们如何设计空间，而是让空间有机会长成生气活泼的花。在这中间我们试图给顾客提供一种充满阳光、空气、艺术品的有人性、有精神的场所，让室内室外环境的融合改变全室内令人窒息的购物空间。形成一个人们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购物展示平台。连廊与边界，其尺度、体量及被关注刻画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交通”功能。

5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引发了商业步行街的建设热潮。商业步行街由于自身功能的综合化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商业步行街再很短的时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宜人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浓厚的商业氛围构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商业步行街；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盲目建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武冈新城商业步行街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强调应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力求在满足实际商业功能的基础上，整合处理功能与环境，探索了富有特色的新商业步行街空间的方式和策略。希望对步行街建设提供有益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夏伟.商业性街道的评价体系建构——生态学的启示和方法.[硕士论文].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004.

当代建筑论文篇4

然而，在浮躁的理论界，有许多人动不动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术语来解释我国的建筑现象，牵强附会。如“建构”一词，许多学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试图用它来证明我国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构”思想。“建构”(tectonic)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艺。经由19世纪欧洲建筑理论家的工作，“建构”逐渐发展为特指建筑在物质层面上如何建造的艺术，成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对后现代主义日益商业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年轻建筑学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谈论“建构”迅速成为建筑理论时尚的今天，“建构”和其他许多引进的西方理论话语一样，面临被肤浅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西方的理论不加咀嚼就随意引用，必定会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对我国建筑现状起什么积极作用了。

理论最忌僵化和教条。有许多学者故弄玄虚，把西方语境里很平常的话语翻译成拗口的中文，以显示自己的高深，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恋罢了。如某介绍西方先锋建筑理论的论文，笔者读下来竟如同嚼蜡。文章通篇充斥了奇异的译名和晦涩的话语，还有很多电影、文学方面的未经解释的术语，其中很多翻译的语句前后关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说什么，可见他只是把别人的话逐句生硬地翻译过来，想必作者也根本没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则不会讲不清楚，只是照猫画虎的描摹了一遍罢了。真不知这类文章和所谓理论能对学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学院派的建筑理论教育历来是与建筑实践有距离的，强调“宏大叙事”，即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基础的历史叙事方式，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叙事霸权，并因而成为学院派建筑理论所依赖的基本模式。学院派理论家企图绕过私人感受，用宏大叙事取代对作品的细读分析，导致当代建筑批评以及文化批评越来越远离艺术经验。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为官方或学术权威霸权的田地了，在那里听不到自由的声音，看不到独立的见解。而如《时代建筑》这样的杂志，就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个人论点在激烈碰撞，读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鲜的学术空气。难怪许多实验和先锋的建筑师选择在这里说出自己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的人都知道，他极少运用成语和某某名人说过的话，他用最朴实的语句说出了最真实的感受，给读者的感受是最亲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试图用“私人叙事”的真实体验来抵抗学院派“宏大叙事”的臃冗陈腐的叙事霸权。

当代建筑论文篇5

我国当代的建筑工程开展得比较晚，很多体制都在延续着旧的模式，现阶段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想要发展就要不断进行改革，通过改革的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提升。但是我们工程的质量管理方面跟不上发展的模式，一直处于旧的体制，这样我们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如监督、实施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就非常多，这样的情形必须进行体制的转变与完善。

1.2施工企业以及施工技术人员质量和法律意识淡薄

员工考虑最多的就是自身的效益问题，在施工的过程中法律的意识不够强烈，很多时候没有责任感，这样就导致了很多人为质量问题的出现。在施工的过程中，最怕出现的问题就是施工企业与施工者的责任心不强，导致工程在很多时候不真正地领会施工的意图，按照自己的工作经验来开展工作。为了追求经济的效益，在很多的工程会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这样大大地影响到了工程的质量。

2提高建筑工程质量的途径

2.1各级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大建筑市场管理力度

各级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大建筑市场管理力度，依法治理工程质量。我们今天的法律法规在不断进行完善，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市场进行了很好的指导，但是，在我们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很难做到按照规则进行工作，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很大的漏洞，就需要我们进行严格的执行与控制，政府部门在这个时期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加大控制的力度才能更好地进行有序的工作。质量问题永远都是首位的，处理解决完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

2.2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切实强化企业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切实强化企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我们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的施工队伍各项标准非常低下，在一定的程度上大大地影响到了我们工作的开展。我们对于各级施工单位一定要做好各方面思想工作，提升企业文化，这样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的管理。

2.3施工企业必须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企业必须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对于施工单位进行各方面的培养，对于管理人员进行各方面精神的提升，认识到工程的重要性，对于工人在技术方面进行专业性的培训，这样能够更好地按规定进行施工，这是工程在开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4必须有效控制建设单位行为

必须有效控制建设单位行为，禁止不合理压价和垫资或变相垫资施工，禁止肢解工程和层层转包工程，禁止以速度压质量的行为。

2.5必须加强材料检测工作材料检测方面的工作

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我们在购买材料的过程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产品都是非常合格的，所以在我们验收产品的时候就会放低警示，这样很容易掺进不合格的产品，我们的检测工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就能很好地消除这一方面的问题。

2.6必须重视设计工作

设计一直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方向。一份好的设计的图纸能够带来一个百年的工程，如果我们在审核的过程中出现了遗漏，那么我们开工之后再发现这一问题就会大大地影响到工程的进度，所以在我们审查这一关必须要严格，为后续的工程打好基础。

2.7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施工过程

监理工程的质量关系着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我们对于工程必须进行很好监督，这样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能够更好地进行处理，在监督的过程寻求质量的进一步改进。

当代建筑论文篇6

影响发展的几个重点观念

1.充分注意地区差异的观念。我国幅员辽阔，地区气候、人文、经济水平均有较大差异。不可能用一种类型设备通行全国。对于引进国外产品应分析其产生和应用的背景与我国的异同，择其善者而用之。

2.建立寿命周期成本观念，一般应按建筑寿命五十年内发生的各项费用，取其总和较低者作为选取决策的依据，不应只考虑一次投资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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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当代建筑论文篇8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当代建筑论文篇9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 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 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

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

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

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

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

罚。

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 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

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

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 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 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

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

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 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当代建筑论文篇10

文章的结构很清晰，共分为五个部分，即：前言部分、开放社会的相对论、必要性和抉择、宇宙发生说（物理学中解释宇宙是如何开始和形成的学说）、交叉编码（cross-coding）和宇称（即宇称不守恒，物理学概念，杨振宁因在这方面的研究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前言部分，作者首先对题目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当代图像学（注2）必须从多重符码、对其它符码和品味的包含和争论的选择以及建立自我开始。”并认为“当代的图像学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物或者一种额外的风格，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可能将它的一部分变成有意的选择而非痛苦的忍受。”作者认为，在这个全球文化的多元化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图像是充分的。现代主义者对这种多元化的回应，包含了一种对一元化文化的怀旧之情，而这种情感在今天看来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性。然后查尔斯·詹克斯还对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生态学的原则，自然的延续，建筑历史，都市一致性还是商业？抑或是耶鲁大学的扎哈·哈迪德（Zaha.Hadid）和里昂·克里尔（Leon.Krier）的两个研究方向？

在“开放社会的相对论”部分，作者认为传统社会建筑固有的等级制度已经被打破，经济取代宗教成为新的信仰和社会评价标准。“开放社会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在都市经济或者社会价值观方面呈现出一致性。正如Arthur. Danto 所言，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时代，等级制度的艺术类型不再适用，建筑也一样。在这个间接呈现的世界，任何人、任何事都能成为偶像和标志。……商业价值和对差异的不知羞耻的追求已经轻易的成为全球统一的价值观。”詹克斯还举了普拉达（注3）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个经济和资本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商业可能比宗教更重要：普拉达在纽约花费4000万美元建造一个库哈斯式的建筑，在东京花费8700万美元建造一个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式的标志性建筑。而在以前，这种情形只会在博物馆、教堂之类建筑设计中出现。作为对盲目保守主义的讽刺，詹克斯引用了大文学家奥斯卡·瓦尔德（Oscar. Wilde）的话：“愤世嫉俗者是一种知道任何事物价钱却不知道其价值的人。”（注4）此外，对很多人而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他们并不清楚价钱和价值的区别。

同时，人们对标志性建筑的过度而盲目的追求也导致了当代城市景象的混乱，以及像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前城市的一致性和延续性的缺失。“标志性建筑作为一种以其标志性而最为受人关注的类型，现在已经成为当代建筑类型中最多的一种。……他们需要一个标志，而不考虑‘图像性’的微弱概念或者他们因此而付出的过渡投资，也不考虑像爵士乐般喧闹的建筑是否会真的成为符号象征。最终的结果是非理性、没有内涵的图像。”作者认为，根据商业社会信奉的观点：“差异本身会导致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都市景象会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一致性的状态。建筑类型会迅速增加并为争取人们的注意而各自为主，使城市面貌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这部分的末尾，詹克斯批驳了目前英国评论界希望限制并规范出现的建筑类型以期产生更多有效、有创造性的符号象征的做法，认为标志性建筑有重要的特征，“它总是一种新的习俗的标志，一种不可思议的象征，它包含了多种有意的和无意的隐喻。患妄想狂的混合物使建筑物成为国际意识的潮流。”

在“必要性和抉择”部分，作者通过土耳其安卡拉破坏原生态和国际鱼类资源萎缩这两个例子痛斥商业对自然的破坏：“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我们改变了它的性质；我们如此大的程度上再造并扰乱了自然，以至于文化-自然现在变成了一个明显的混血儿。……还有什么比制造旷野还要讽刺和混乱的呢？”詹克斯呼吁人类对生态和可持续的关注：“提高绿色建筑和生物科技的重要性；提高耶鲁大学关于生态建筑讨论会的重要性；增强最近对生物形态学的兴趣；……”

在“宇宙发生说”部分，作者提出并且阐明了“零自然”（注5）和“第五自然”（注6）两个概念，然后强调了“宇宙发生说”的意义：“它是艺术和建筑的最终指示物。这可能意味着宇宙发生说可能推翻原有的曾经并依然主宰着我们文化的历史叙述——神话、宗教和创世纪这些解释我们从哪儿来以及我们是什么的学说。” 认为建筑和设计语言可能基于这些理论来进行发展。

在“交叉编码和宇称”部分， 詹克斯批判了希腊人和存在主义者在自然基础上建立寺庙等史诗般的思想，认为建筑图像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生态学和生物形态学、建筑根源的历史及地形情况这两种基本符码。

作者对目前建筑学在这方面的发展较为欣慰：“一些最近的标志性建筑懂得了这种二元性。” 并列举了诺曼。福斯特的德国国会大厦和柯里亚以及矶崎新的例子来说明他们设计的多元化性。在这里，詹克斯尤其强调了艾森曼的研究成果：“艾森曼多年来一直交叉编码他的语形学上的图形和那些来自DNA研究、激变理论、布尔数学体系的代数学、神经学的研究和液晶体等的研究，来命名它的混血儿般的创造。”并以艾森曼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城的设计来作详细的说明，在这个设计中，艾森曼使用了四种代码：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城（西班牙的圣地，也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的葬身之处）的中世纪的城市设计，贝壳状外形（一个传统的朝圣符号），一个笛卡尔的格网以及现有山脉的形态学。并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通过一种法则去呈现并拼合这所有的因素。最终合力形成的形态就是对原有生态的一定程度的尊重，这种交叉编码比原来单纯的依赖自然条件更有说服力。

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早期，建筑的人文主义教条宣称：“人是一切事物的量度”，并且建筑的尺度和隐喻都是真实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在其他的时间，上帝是指示物，而对现代主义而言，则是产品和技术。现在，一些生态学家则认为自然将是最终的量度。

在西方，宗教已经被抛之脑后，他们正处于后基督教主义的时代。实际上，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现在正处于另一个转型时期，自然和宇宙发生说已经部分取代了宗教和现代主义建立的观念基础。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对建造标志性建筑的狂热冲动至少在目前是无法阻挡的，那么建筑师需要去思索他它们符号象征后面的内容。詹克斯认为最好的一种策略可能是在一些设计方案中已经初露端倪的交叉编码，这种在人类和演进的自然之间的平衡以及在它们之间持续的对话。

“（现代建筑史记录了）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建筑专业特点不断丧失的历程…建筑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建筑语言怎样才能变成一种经济价值的手段？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适应实际生产结构的需要？”

——MANFREDO TAFURI“（建筑）越是狂妄自大、不知羞耻，人们就越喜爱；越过分，大众就越欣赏。”

——引自REM KOOLHAAS《癫狂纽约》

确实，正如詹克斯所言，“西方现在正处于另一个转型时期”。其实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在经历这种转型的阵痛。不同于古典主义时期和工业文明时期，在这个商品和消费的时代，诸如网络对社会形态的影响、新时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建筑不得不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对城市发展速度的思考、资本财富在城市进程中作用的再认识等等无论是建筑界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转折点。对建筑学而言，主要问题回转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业、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巨大环境和能源问题，亟需生态学的介入和作用力，无论是社会学领域还是建筑学领域；另一方面，图像、符号开始逐步成为人们消费的主体，而承载它们的物质实体本身则沦为了附属产品，人们开始逐步习惯于通过图像定义现实，使外观优于现实的存在。符号象征的泛滥，原则的缺失需求建筑学语言新的自治。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建筑界已经作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研究和实践，认识已经较为一致。因此，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下面我将把问题的焦点落在第二个方面。

2000年，库哈斯获得普利策建筑奖，他在授奖仪式上说：“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这种末世论不是灭亡论，而是指传统建筑学理论的解体与消亡。

比如，库哈斯的广普城市（Generic City）的思想。他认为今天城市变化的真正力量在于资本流动，而非职业设计。建筑师表面上拥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权力，而事实上“为了将其构想付诸实施又必须引起业主的兴趣”，这种矛盾作用让他将建筑称为“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

如果说在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初期，建筑师们的理想与社会生产要求间的契合，使得建筑的经济性概念还没有完全脱离实用性基本原则的话，当社会生产发展到新阶段——消费主义时期，当节俭的经济意识不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由建筑作为商业需求与利润追逐的工具而导致的建筑经济性含义的异化变得日益明显。

“形象即商品”使得现代的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无深度的文化，人们通过消费表象，获取各种情感体验，影像、符号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使得当代的消费主要成为意义的消费。消解历史本体，把历史从人类记忆的深处放逐出去，使其满足大众感官的直觉需要与娱乐性满足；消解现实世界，建立一种基于高科技传媒的“仿真”文化和“虚拟生存”状态；重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感官的快乐成为文化的唯一功能，它们成为消费时代文化的三大特征。

建筑的消费主义转向是逐步完成的，它首先开始于最早感受这种变化的场所——购物中心。由于当代的购物行为不再仅仅是一种为追求最大效用的经济交易行为，它更像是一种闲暇时间的消遣活动，购物中心的形象设计因而也日益夸张地显示排场宏大、奢侈浮华。由购物中心开始，观演、机场、车站等功能空间陆续演变成了一种体验，人们来到这里，即使没有明确的消费目的，也愿意在装修的美轮美奂的消费环境中休闲漫步，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了现代公共场所特有的气氛。

库哈斯（Rem Koohaas）认为首先应摒弃建筑师的传统形式主义观念，建筑不仅要寻找物理性的存在，更要定位自身在社会经济中的存在。在消费时代，由于城市形态已经完全由经济和资本决定，当代建筑师的实践自觉地反映这种现实。

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库哈斯这些激进主张的正误，至少他揭示了当代建筑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作为推动消费的工具，传统的基于成本的建筑经济效益原则已经彻底让位于建筑的符号价值，它所带来的是建筑变得日益“癫狂”。《疯狂的纽约》一书指出：“即使建筑最轻浮的分支所表现出的永久性与大都会的不稳定性都是不相容的”，而曼哈顿通过“外表与行为的分离”解决了这个矛盾，“它保留了建筑完整性的幻想，但实际上却对大都会的要求做了彻底的投降。”

如何应对这种过度的符号化和建筑表芯出来多元性，建筑师做了很多不同方向的努力，比如文中提到的诺曼。福斯特、查尔斯。柯里亚、矶崎新等。然而詹克斯认为在这其中，艾森曼的交叉编码（注7）是最为理想、可信的一种与自然和社会对话的方式。《EL》杂志在106-107期以及85期都曾对西班牙建筑师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做过相当多的报道，我们在上学期的概念设计中，也在城市设计对符码进行了简单的常识和努力。虽然在目前，其理论根基还并不成熟，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交叉编码虽然可能不会像现代主义那样几乎一统天下，但至少是我们对待传统、自然等多重因素的一种对话和姿态。

在此，我再次重复詹克斯对交叉编码的评论作结：“当代图像学必须从多重符码、对其它符码和品味的包含和争论的选择以及建立自我开始。此外，对在文化多样性中形成的当代敏感性而言，交叉编码更有吸引力，它看起来比单一主题的建筑更为真实。”

注释：

注1. Normad大叔，即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冯仕达教授.

注2. 关于Iconography和Iconology的翻译以及区别，我曾经在网上和很多人作过专门的交流，也比对过各种字典的翻译，然而因为这两个词在各种场合意义多变，所以始终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有译为符号表象与符号意象，艺术肖像解读学和艺术肖像学，象征手法和象征美学，图像学和图像解读术等等。总之，Iconography 一是对一种美术和文化现象的指称，二是对研究这种现象的学术的指称。故我倾向于译为“图像学”。另外，关于Iconography和Iconology二者之间的区别，此处引用Last Hermit的观点以作说明：I wonder whether to attempt to explain to Laur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Iconography， I could tell her， informs us that a worn sofa and a vehicle held together with twine represent poverty. Iconography teaches us that the plain iconography has to be read in conjuction with a wider conception of style and artistic intention——that its real meaning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appears to be.

注3. 普拉达，即Prada，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品牌。

注4. Oscar. Wilde的话，此处根据詹克斯文章转译，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查找原文，用词可能会有细微误差。

注5. 原文：“最基本的，自然依赖和显现的完整体系，即宇宙或者所谓的零自然。”

注6. 原文：“我们不得不增加所谓的一个‘第五自然’——我们的垃圾、污染和都市基础设施的影响——这些，都是经济的副产品。这些在习惯性的场景中形成了自然的一种形式；它们发生的很自然，作为我们基本意图的次要的产物，并且像排汗或者亚当。斯密的隐藏之手一样，存在于我们的控制之外。”

注7. 有关交叉编码的内容详见《世界建筑》2004/1或其作品集。

参考书目：

1、《后现代建筑语言》，（英）查尔斯。詹克斯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2、“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the Present”，Charles Jencks；

3、《世界现代建筑史》，王受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4、“编码重写：圣地亚哥的设计过程”，艾森曼著，《世界建筑》，2004.1，p23-25；

当代建筑论文篇11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当代建筑论文篇12

前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之父何镜堂将自己的建筑理念总结为“两观三性”。“两观”即建筑的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指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何镜堂院士创造性地提出的“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两观三性”

在“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中，整体观就是设计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建筑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把城市设计、风景园林和建筑设计整合起来在综合中创作。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科技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地域性是说建筑要跟当地的环境、气候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文化性是指建筑不仅要满足物质功能方面的要求，还要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时代性是指建筑既要跟上这个时代的精神，还要与这个时代的材料、技术相适应。地域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两观三性”中的整体观

整体性被认为是建筑系统的最基本特征。现代建筑学认为：建筑的结构、功能和形态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无论在任何一个组织层次上，结构与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建筑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内部功能，而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又受到功能的影响。因此，建筑设计要注重建筑的结构与和功能的整体性。同时，建筑空间结构的所有要素是相互联系的，每个元素仅仅由于它的场所位置及与周围元素的相邻关系，而被环境整体有意义地接受。改变一个元素常常意味着以某种方式改变整体。所以建筑应该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来考虑。

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的外部要素包括城市规划、街道、气候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符合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然而今天的建筑设计已不单单是一幢建筑的实用、美观和经济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到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多门学科。即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为人使用的基本功能外，还要体现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所包含的外部要素。因此，外部要素和环境也是建筑设计整体性要注意的内容。

当今建筑设计整体观还体现在生态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指建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筑样式，即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建筑物不仅有效地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建筑的创作与环境的保护也是一个整体过程。

建筑设计整体观的体现——何镜堂的作品分析

何镜堂的“两观三性”概括阐述了建筑的精神内涵。此种建筑思想完美地体现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作为最基本特征的整体观。何镜堂的所有作品中最多的应该是校园规划了。武汉大学校园文科区的规划设计就是一个注重建筑设计整体观的很好例子。

武汉大学文科区建筑群用地东、北两面紧邻东湖风景区，西、南两侧紧靠珞珈山主体。文科区的建筑群风格秉承了武大整体校园风格，古典细部同现代手法相结合。建筑外立面为三段式构图，并以灰蓝色屋顶加以统一。建筑入口关键部位运用壁柱线脚等传统形式加以强调。建筑材料与颜色也同校园已有建筑取得相似。同时，建筑群与周围的山水环境取得了较好的和谐与共生。新建筑延续了老建筑的风格又不失个性，成为武大又一风景线（如图1所示）。

图1 武汉大学老建筑（上）和文科区建筑（下） 图片来源：自摄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是何镜堂的另一代表作。中国馆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中屋架与斗拱造型的抽象提炼，运用现代构成手法生成一个层层悬挑的立体造型体系。何镜堂在发扬建筑的民族性时，不仅考虑了建筑的结构，而且综合考虑外墙和内部装饰运用叠篆手法，包括景观设计亦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意境。

观点比较

何镜堂认为建筑的核心是使用和精神的结合。他认为建筑师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把城市设计、风景园林和建筑设计整合起来。他认为建筑应该与城市相融，布局和风格服从城市整体机理和空间形态，为城市添光彩；建筑应当融于自然环境，反映气候特色，布局应该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山水相融；建筑应该根植于当地历史文化环境，延伸地域人文地理信息。

同样，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齐康也认为建筑与地域环境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认为建筑总是在一定的地点、地段、城镇、地区，乃至地域中建造，所以就地区而言，某种意义上是建筑的属性。也就是说地区应该作为建筑的一部分予以考虑。他还认为建筑应该是文化的、生态的、情感的、智慧的，建筑总是不断适应社会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的变化而转换和更新，反映地区的种种特点和特色。齐康善于运用中西方建筑传统手法，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其建筑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建筑设计中重视空间的处理。在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的同时，强调转化与创新。

结论

随着现代化发展的脚步的加快，建筑越来越成为改变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让建筑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建筑理论是指导和监督建筑业的一个理论系统，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更新的。建筑理论是建筑技术的支撑，可以说建筑理论是建筑的灵魂。没有理论的支撑，建筑就无法进行。何镜堂创造性的发扬了岭南建筑学派的“现实主义学术传统”，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理念，为当代中国建筑的“中国性”的创造探索了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何镜堂．文化传承与建筑创新[J]. 建筑设计管理，2011，28（8）：3-4.

[2]陈忆军．登上建筑的圣殿——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J]. 中外建筑，2008，（9）：52-59.

当代建筑论文篇13

1、建筑与时代精神

贝聿铭曾说：做建筑一定要有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可以从建筑的技术层面，设计理念，甚至材料以及形式形态等方面去表述出来，它的涵义可以很广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时代精神”必然是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风气习俗一脉相承的。一个失去了相应的时代精神品质的建筑，仿如2世纪的思想家回到古罗马帝国的时代，又或者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人来到2l世纪那样，必然与整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2、哲学与思想；哲学与时代精神

哲学的形成相比起艺术，宗教甚至建筑都要晚，这大概因为哲学是一门总结的学问，是一个涵盖所有的总的体系，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和静思。但是思想的存在就一贯有之，从人的存在开始就有了的。从哲学发生的时候，它就代表着时代精神。

3、建筑与思想；建筑与哲学

或许建筑的一开始是没有思想的，即使有那种遮风避雨的观点，大概也还不能称之为思想。建筑中的思想是在美学或者艺术作为一种纯目的表达而加入到建筑中的时候才产生的。从古希腊的建筑开始，建筑的美或者说建筑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雕塑美的体现，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筑有了最原始的思想。希腊的柱式就是很典型的文化现象，它只是曲折的反映了当时的哲学和审美情趣。

二、历史的印迹

西方建筑到底与哲学之间发生了怎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过怎么样的对话和接触，只有通过回溯历史才能找到答案，或者通过分析过往的历史种种能给予今天的时代精神一个启发。

结束了长久的黑暗便是光明的时期，当欧洲的人们重新从拉丁的古籍中寻找到被沉睡了多年的古希腊文化，人们因见到竟然有那种面向人生的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而欣喜若狂，从而也揭开了一个崭新的产生天才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从十四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可以称为近代，在大的时期哲学和建筑领域的划分并没有不同，但是在具体各自体系的发展中有各自的特色。

文艺复兴是一个融百家思想于一炉的时代，相对于旧的经院知识体系，从古代亚里士多德那里传承下来的大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无疑是一个知识的急速膨胀，而当时的各个知识技术领域并没有严格完全的分工开来，每个学科都有相对的联系和依存的可能，建筑和雕塑可以“混为一谈”，天文和数学可以有同样的理论，不过这正是出产全能天才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关系人本身的人文主义时代。所以许多建筑师本身也是哲学家，各种思想之间的共融性非常明显。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虽然是来自古希腊文明，但它绝对不是复制的文化，古希腊的文明对于它只是一种启发，这是一个在时代的共性中显现个性的时代。对于建筑来说有几个方面是受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精神而影响深远的。其一是建筑师的正式分工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而开始存在，这是以后建筑师专业化的良好开端。其二是建筑理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分支在这个时期开始细化和专业化，各种建筑专业的理论指导书陆续发行，这个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开放风气密切相连。其三是建筑形式和布局的自由和清新，为以后建筑的自由发展而不需要遵照一定的定式开辟的道路。

当时的建筑师多数都是在各个领域都精通的天才大师，虽然他们的个人风格有所不同，但是介绍其中一个也大概可以反映当时的概况。当中比较突出的当算达芬奇了，这里选择介绍他是因为他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的人物。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因为他的人文主义观念，他从人体的分析中总结出最典型最美好的比例和几何形状，以此来论证美，因为他同时一是一个建筑师，这种美的原则也被运用到建筑中来。达芬奇还是一个机械学家和建造专家，他设计了新的大型机械以帮助建设水利建筑，并设计了一些水利建筑专门的构件。当时的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些通才的把知识融合运用的情况下把建筑技术，建筑理论，建筑文化深深的结合在一起提高的，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建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