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体育教学近年来存在着固定的几类问题，下面以篮球教学为例一一例举。
1.篮球教学的模式传统、内容老旧。
所谓模式的传统，即指传统的篮球教学大都由老师于课堂上先亲自展示给学生所要教授的动作，学生随即进行模仿和练习。这种模式下，学生通过模仿、锻炼、巩固来达到掌握的目的，然而，这也许可以使学生机械的记住运动项目的动作，但并不能把篮球课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也自然而然不会用心去对待。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不自主不愉悦的学习态度相对应的只能是应付了事的学习结果，放羊式教学，无形中增加了篮球教育的枯燥性，使学生误解与拒绝该领域的学习。
2.篮球教师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前文提到我国的体育教育无分工制，这导致了部分篮球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本身不精通篮球领域的教学技能，这使得在传授篮球知识时对于运动的要领掌握可能存在缺陷，教师工作能力低下导致学生的不信任或错学。在国外，大多的篮球课程配设专业篮球教员，他们大多出身专业学校，受过篮球的专业训练，深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解每个阶段学员该采取的学习步骤，有针对性的、感同身受的教学办法不仅拉近了学院与教员的距离，更是让学员在学习的每个步骤都能轻松愉快。
3.篮球学习软、硬件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师资上，经济发达地区的篮球教练多有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师数量的缺少，体育类学习的机会便寥寥可数，这种无教师的自由性学习类似于体活，无法发展篮球教育事业。同样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篮球教学的教育硬件更为稀少：设施破旧老化无翻修，使用时危险系数极高；篮球场地简陋，如用土路面作为训练场地，无法让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发挥潜力、培养兴趣。国家的资金补助没有完全合理的分至篮球体育教学的维护事业，这些都使得即使有人才、有兴趣、也没有舞台可供学生提升。
三、以篮球教学为例浅析体育教学改革优化的对策
1.篮球教学更新模式、丰富内容。
篮球运动属竞技类，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所以篮球教学最好的测评手段就是比赛，在比赛中，学员能够领会篮球运动深层次的含义，互相学习以提升篮球的技术。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述一些篮球运动的技巧，更应该穿插关于篮球运动的理念和战术思想，改变篮球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比如：可在室内体育课上播放NBA比赛，在观看时讲述值得学习的部分，寓教于乐；采用现今比较流行的游戏教学提升学员对篮球的兴趣；更可以通过MMCAI课件、MOOCS课程的使用，寻找优质课程资源，推进篮球教学改革。
2.提高工作者工作水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只有教员自身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推进好篮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以，作为教育系统来说（如学校）应进一步支持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加实践机会，确保教师教学思想和专业知识紧跟教育学前沿,提升综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工作中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首，满足学生需求，关注其个性的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3.增加体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与院校有意识的完善体育教学教辅硬件，安置尽可能多的器具供学生使用，达到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完整的个人训练。
篇2
一、构建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需要有教育权威作保障．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
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教师的教育权威要求新的教育权成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做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传统权威、家族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权威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性、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权威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是完全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权威体系，是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权威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新中国教育体翩告别传统教育权威体系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但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当前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主要包括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民主化进程中传统教育权威失效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而不再有效；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商品化的教育权威”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
这是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必然经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以教师权威的天然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伦理秩序必将被一种现代的、建立在道德证明或道德印证基础上的教育伦理秩序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核心是教育理念或教育基础的现代性变革。进一步，教育权威的失序又急切地呼唤一种建立在新的教育伦理基础上的教育权威的重建。我们看到，这有赖于一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的形成。比如，在这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中，“教一学”关系、“师一生”关系的良序进行将不再诉求于教育角色的权威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再如，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学生与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杜会的界限日益淡化，教育权威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权威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权威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
应该看到，由教育权威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导向。对传统的教师伦理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社会。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基本地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片远离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确立其师者地位的关键。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伦”在传统社会其实是讲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教师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对“为师之理”有一个新的把握。“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是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赋予师德新的内涵，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德”，我们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履行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教师自身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开放的视野及全球化时代教师的神圣职责
现阶段，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然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教育伦理问题还必须思考：在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使命感。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另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在多元文化态势下，教师应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下，必须从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思维、现代情怀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既是自我实现又是以人格魅力和角色权威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方向。
篇3
篇4
一、挖掘、整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使其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转换
中国传统体育作为特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既有积极的、精华的一面，也有落后的、消极的一面。所以对待传统体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要勇于剔除，勇于抛弃，对于它的民族性精华要勇于吸收，大力利用。要在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改革旧有的、落后的成分，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传统，寻求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智慧，弘扬优秀的传统养生、娱乐与健身方法以及健康向上、科学合理的优秀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新时代竞争与奋进的体育精神，使其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走上完善发展的道路，创造出传统文化所缺乏而又为现代体育所必需的新成分、新内涵、新要素。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后，中国社会将更加全面地向世界开放。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综合创新更要树立全球意识和科学态度。一方面在积极引进与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要对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挖掘，不断赋予这些精华以时代的内容，同时注意更新换代、推陈出新。自觉剔除一些落后的、不符合科学原理对身体有害的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体育活动。借鉴现代体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一些特色鲜明，健身效果明显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既富有时代性又保持民族特色。比如我国的武术、围棋、龙舟竞渡、中国式摔跤、毽球、风筝等一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逐步使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尤其对那些有可能走向世界的成熟体育项目。如武术、太极拳等，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选准重点，优先发展。此外我们还要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竞赛规则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健全各种竞赛制度。尤其是武术，以前我们过多地注重套路，向外人炫耀套路的数量，表演的成分过浓，忽略了武术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它的竞技性。为此，武术套路应精简，进一步量化武术内容，提高武术套路评分的准确度和透明度，使之逐步规范和统一。并根据国际竞赛公平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奥运要求的竞赛规则和评分标准，创建新的世界武术理论与技术体系。只有不断改进创新，武术文化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武术发展的重点不只是走上奥运舞台，武术走向世界更深刻的意义应是重塑人类的体育价值观念，通过武术交流使世界人民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工具和价值选择，向全世界人民推广一种独具魅力的中国武术文化。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下大力气把传统体育项目保存好，发展好，推介好。鲁迅先生说得对：“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属于世界。”现阶段我国体育文化要与世界接轨，必须首先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价值所在，在保存好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弘扬其优秀的精华，把传统体育中的互助友爱、包容和谐、自强不息、诚信礼让等思想光大，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深入的宣传与研究，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融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并逐渐将条件成熟的体育项目推向奥运会和职业化。参与构建多元一体的世界体育文化新体系，补充与丰富现代体育的内容，从而发展中国体育文化，为未来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加强国际交流，组织更多高水平的国际赛事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影响，甚至融合互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运动赛事的国际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需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举办国际比赛，参与国际比赛，加强国际间的体育交流，促进相互了解。过去，中国缺乏全国性和广大地区性的体育比赛，这些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体育的发展和向外传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民族文化才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只有向世界敞开胸怀，积极接纳一切先进的体育文化，同时又将本国体育文化的精华经过系统整理后向世界输出，融入到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之中，才能使中华民族日益强盛，才能给中国体育文化增添活力使其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要属于全人类。发展民族体育文化，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生长点，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大普及宣传力度。为了使更多的人对中国体育产生了解和发生兴趣，必须通过各种电视媒体和互联网大力宣传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逐渐扩大其影响。同时充分发挥竞赛杠杆的作用：如与世界运动会接轨，举办全国性的体育大会、民族特色的体育比赛及中国传统体育表演，并吸纳西方人参加，让他们感受到参与其中的乐趣，从而满足更多不同层次人的需要。也可充分利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工人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等竞赛，宣传、推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目前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来分析，武术升奥的可能性最大，为此，中华武术要让奥运会接受，就要加大向外传播的力度，增加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武术的机会，经常举办世界性和全国性的武术运动会，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武术，参与武术。同时多组织武术馆校之间的比赛与交流，只有更多的武术交流，以武会友，才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武术、了解中国。同时，要设立专门的涉外武术辅导员培训机构，积极主动地向国外推广中华武术，并大量吸收外国友人来华考察学习，为中华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有利条件，为丰富世界体育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将学校作为弘扬中国体育文化的主阵地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推广体育运动项目的最初，都非常重视学校教学这一环节。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弘扬中国体育文化，必须改造吸纳传统体育项目的精华，将传统体育纳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体系中。我们可以从韩国跆拳道的国际化得到启发，跆拳道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普及，与教学有直接的关系。除了为参加世界大赛而成立的国家队外，在中、小学体育课中都开设有跆拳道教学，大多数是以学院、学校、俱乐部等形式进行教学与训练。在教学中除了对运动技术的学习外，道术思想也一并灌输给学生。如此广泛的大众基础正是跆拳道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中国传统体育要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必须从学校抓起，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传统体育文化教育。如今武术项目已经成为我国传统体育的典型代表进入了大、中、小学的体育课堂。为了更好地加强武术教学，就必须从体育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增加武术教学的比重，从师资的培养上加强对中小学武术教师的倾斜，同时教师要把与传统体育项目有关的内容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中，使中国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互为补充，使传统体育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中小学生都习武，了解武术的人才能逐渐增多，学生们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才会形成良好的人人习武的社会体育文化环境。其次，还要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中大力推广、普及传统体育项目，动员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传统体育项目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中具有健身、娱乐、教育性的内容，并加以弘扬，为传统体育寻求新的发展形式。利用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建立“中国体育节”、“奥林匹克日”，举办体现世界体育文化互补互动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使中国传统体育精神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普及。只要我们善于找到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新的体育发展思想方法，并将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体育教学实践中，就会更有效地发展中国民族体育，提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知名度，为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早日登上奥运体坛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高度重视和大力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创新
民族文化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最重要的是要突出文化上的超越、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缺陷，都有自己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一种文化要不断走向全面，就必须具有开放的气度和创新精神。
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以继承为主线的，但继承并不排斥超越。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又不能守旧。事实上，文化的发展决不只是原有内容的重复和传播，而需要不断有新的创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没有创新就没有了发展和生命力，没有创新就等于倒退，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继承必然是有所超越，而又不失自身传统的特色。民族体育文化要在未来世界体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致成为前进发展的阻力，就必须在继承中创新发展。英国作家汤因比在对人类历史上若干强盛文化兴衰过程的调查中发现，凡是依赖已成功的经验应对新的挑战的文化都一一被淘汰了，只有不断更新自身的文化，对新的挑战作出创造性应答的文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以世界先进体育文化的水准来重新审视并合理超越本民族的文化。既不能脱离自己的历史传统，也不能脱离世界体育文化的轨道，而是走吸收古今中西体育文化之长，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化的道路。
在创新的同时，中华民族应该有我们的主体文化，应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文化精品。要保持自己文化上的独立性，并不排斥吸收西方体育文化中有益的成果。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体育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外来民族体育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比如我国篮球运动赛制的改革，就是依据nba的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吸收不等于照搬，还必须结合中国球员和中国市场的实际自主创新，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篮球运动模式，cba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像nba一样具有美好的前景。如果一味地引进、模仿只能是缺乏后劲、没有自主性，就永远难以摆脱落后的局面。因此在吸收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根据本民族体育发展的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体育文化中最前沿的体育成果。不仅可以移植西方优秀的运动项目，如赛车、马术、网球、棒球、高尔夫球以及休闲体育中的攀岩、滑翔、蹦极、沙滩排球、漂流等项目；而且更要借鉴和吸收西方的体育观念，如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表现等观念；还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如体育俱乐部制、职业化等，并使之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并加以升华。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体育文化，使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该放弃和贬低本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哪怕它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国家。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还要全面找寻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自信，提升我们的文化竞争力。21世纪将是一个依靠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时代，在坚持独特个性的基础上坚持创新、寻求新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体育文化建设的希望、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希望!
篇5
（二）中学体育教育的缺点
不同的体育项目训练不同的技能。例如长跑以训练学生的耐力为主，短跑以训练学生的爆发力为主，舞蹈以训练学生的协调性为主。每种体育项目都能够训练学生不同的能力，但是现今中学体育教学几乎以田径和体操为主，田径是跑步、跳远、三级跳等项目，体操则是练习上午时期的课间操。对于中学生每天上午做课间操这点我还是非常肯定的，这样可以良好的训练中学生的素质，但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还是训练体操，则显得有些乏味。站在学校的角度来说，田径和体操的确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学生的能力，同时田径和体操对空间的要求不高，也不会对学生造成伤害，其它球技运动容易对学生造成身体伤害。
二、对体育教育的改进
（一）增加体育教学项目
除了田径和体操之外，学校可以增加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竞技类项目。增加体育项目的多样化，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增加女生喜欢的项目，或者购买皮筋、毽子，让女生自己发挥，让中学生，特别是女生运动起来。学校还应该安排教师教授学生这些竞技类运动，男生可以教授篮球、足球，女生教授羽毛球、乒乓球。虽然街舞、武术、舞蹈也可以运用到中学体育教学当中，但是目前实施难度比较大，全国也没有几家中学将这些体育项目运用到中学教学当中，反而大学当中运用了不少。所以目前，在中学当中我们应该教授好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这类有优势的项目。
（二）进行时间合理划分
篇6
本文作者：李红工作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课余体育锻炼的调查分析本次调查的980名学生中男生615人，女生365人，由表3可知，男生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0.8%，女生为6.7%，总共为17.5%。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提高，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学生参与体育的自觉性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从表3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江西省高职院校学生中非体育人口占82.5%，其中从不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占4.5%。因此，要想让每一位学生均成为体育人口，实现终身体育的目标还任重而道远。参与体育锻炼的935名学生中男生587人，女生348人，男生中有316人选择了三大球，排序第一，其中参与度最高的是篮球和足球，而女生选择最多的项目是三小球，参与度最高的是羽毛球，跑步在男、女生选择中均排列第二，跑步简单易行，没有场地器材限制，并且健身效果较好，所以深受大众欢迎。三大球在女生选择中排第6位，因为大球类项目竞争较强烈，并且需要场地器材，相对男生来说，女生性格较内敛，更喜欢柔、缓的运动项目。例如瑜伽，瑜伽在女生选择中排第3位，通过访谈得知，有一半以上选择瑜伽的女生均在瑜伽馆练习瑜伽，尽管是付费的，但她们却乐此不疲，可见瑜伽项目受女生喜爱的程度很高。
江西省高职院校学生锻炼动机主要有强身健体、娱乐、交友、追求美等。由此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对体育作用的认识较好，特别是男生615人中有520人参与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365人为了休闲娱乐；女生365人中有271人选择了强身健体，261人选择了健美塑体，因为女生更加注重外在的美，更追求美，所以希望通过锻炼达到健美塑体的目的。体育消费情况体育消费可分为为实物购买型消费、运动参与型消费、观赏休闲型消费、阅读休闲型消费以及博彩型体育消费。通过调查得知，男生体育消费主要用于购买服装和器材，女生主要用于购买服装及健身。可见，女生比男生用于健身房健身的消费更高，分析其原因，因为女生喜欢舞蹈、瑜伽类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健身房均提供完善设施，并有教练指导。从表5还可以看出，男、女生中不参与体育消费的人数较多，均排在第3位，占总人数的21.5%，用于购买体育彩票的消费在男、女生中均排在第5位。学生体育消费金额情况如表7所示，剔除不参与体育消费的211名学生后共计769人，其中年消费额为100-150元的人数最多，男生为192人，女生为100人，占总人数的38%，年消费额200元以上的男生为105人，女生为40人，可见，学生体育消费水平低下，因为学生的经济状况较差，并且学生参与体育消费的积极性不高。影响学生体育锻炼的原因分析几乎每一位学生都知道体育的作用，可为什么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很积极地去参与体育运动呢？通过调查得知，980名学生中有690人认为影响自己参与体育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时间（表7），我们知道，高职院校学生压力大，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相关研究表明，学生中抑郁和焦虑者多于本科生，可见他们的压力很大。其次，缺乏场地与器材也是影响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原因。目前江西省高职院校体育锻炼场所匮乏，难以满足学生需求。另外，980人中有157人对体育不感兴趣，12人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锻炼身体，这说明这部分人群对体育的认识不深，没有形成体育的意识，需要高校加强体育教育。
1.江西省高职院校管理者应意识到学生身体状况的严峻性，重视体育教育工作高职院校领导应改变“重技术、轻体育”的观念，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体育选修课或体育俱乐部方式对学生开设体育课，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学校应为学生开设多种体育俱乐部，开设学生感兴趣、社会上流行的、时尚的运动项目，以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另外，各院校应加大体育经费投入，保证场馆设施能够满足学生锻炼的需求，并提供体育锻炼指导，以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学校应提高师资队伍建设，成立体育部，加强师资管理，提高体育教育水平。2.可安排讲座，组织各种比赛等方式，努力提高学生的体育认识与意识，促进其体育消费，不断提高体育人口数量，实现终身体育目标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关注身体的健康发育，实施体育锻炼的计划的职责，以加强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学校应配合教师开设多种体育俱乐部，安排多种体育讲座，以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培养学生体育意识，促进学生体育消费，实现终身体育目标。3．成立学生体育协会，努力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高职院校体育协会是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的重要场所。它是体育课时间不足的弥补，更是体育课的延伸，学生可以把课中所学内容用到课外锻炼。因此，学校应大力发挥学生干部、体育尖子生成立各种体育协会，采用多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协会的管理，在充分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基础上，切实保证学生得到有效的锻炼，以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情愉悦，真正实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五、结语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高职院校应当重视学生的技能培训，但不能忽视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技术水平再高，如果没有健康，高校所做的一切努力均变为徒劳。因此，高职院校应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应把学生的体育教育工作提上日程，并且坚持不懈，为国家培养真正全面优秀的可用之材。
篇7
1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
1.1 文化的概念
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复杂多样而又极其广泛。正因如此，不同学科、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一词的概念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从而形成了关于文化的不同学派。从1871年开始，文化学研究流派林立，对文化的概念也做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大发展，使文化概念具有了决定意义的发展。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这个定义，至今仍为文化学界所普遍接受。
1.2 文化的性质
文化的要素尽管具有多样性，然而文化却不是简单、孤立等诸要素杂乱无章的叠加。相反，各要素之间是相互统一整合的。文化就是诸多要素在杂乱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综合统一体，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共同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
2体育文化的概念
体育文化是人类所创造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由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生产形式组成。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体育文化应运而生。在体育文化产生之初，人类为了对抗并征服自然，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劳动提高活动能力，开发新的功能，主要依靠肢体动作来完成。
到了现代，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劳动中的技术含量的提高，人类的劳动形式发生了转变，原先的体力劳动者逐渐被脑力劳动者所取代，人类对疲劳的理解产生了变化。疲劳的部位开始由肢体转向大脑，出现了身体上的疲劳和心理上的疲劳，导致了许多现代“文明病”的产生，人类正常的适应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3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长期的历史演变在世界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体育文化，即东方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东方体育文化从形式上大多以休闲娱乐为主，追求对过程的体验，心理的感受，身心的愉悦，这也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基本追求。虽然它使得中国体育无法形成像西方体育一样竞技性强、可以量化的运动特质，但它也带给了中国人对体育的独特体验。而西方体育文化是在工业生产、市场竞争的社会条件下，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以竞技运动项目的竞赛为特征的一种体育文化。到了近现代，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殖民主义的侵略，这种体育文化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奥林匹克运动再度兴起之后，这种体育文化便具有了世界意义，成为当代世界体育文化的主体。西方体育以其独有的价值，逐渐地成为我们社会体育发展的主流。
4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
4.1 体育文化全球化
体育文化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在体育领域内的深层反映与体现，又是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代表着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体育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通过体育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及内容限制而走向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融合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接受与认同，标志着体育全球化时代己经形成。
4.2 市场化
体育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部分，人们在体育方面的消费比重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而逐步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体育产业的形成提供了稳固的群众基础，整个社会对体育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公众的普遍参与和观赏为体育产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现代竞技体育体现出来的高水平运动技能也是创造市场的关键。没有高水平的运动技能作支撑，即使是普及率最高的足球运动也会因缺乏欣赏点而失去魅力。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竞技体育迎合了当代大众的娱乐口味，比赛的激烈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适合现代大众传媒的传播规律，新闻媒体的传播与炒作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5结语
体育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社会现象，体育文化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是相互接触、交流的。在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不同体育文化特质必定会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因此，体育文化的综合化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作为历史现象，体育文化不是静态的、停滞的，它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由古至今交流的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吸收异质体育文化的优势，抛弃自身的弊端。体育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正是体育文化综合化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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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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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文革”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文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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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篇11
Abstract:
In the impact of ideological trend of postmodernism, Chinese sports history also has looking for new ideas, new concepts and trying to use the new theories, new methods, combing the postmodernism and sports history, examining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on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idea, transform perspective, make efforts to develop the sports history to a broader study fields.
Key words: modern; postmodernism; sports history
进入21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才引起大陆学者的兴趣，但主要是文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而史学界关注后现代主义才是近几年的事情。至于体育史学界的反响就显得更迟缓，几乎很少有人提到后现代主义与体育史学的关系，似乎认为后现代主义与体育史学无关。但笔者认为，体育史学者认识和讨论后现代主义是有必要的。后现代主义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和理解对历史的书写，让我们重新去检查和检验体育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
1 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而现在成了：一切都是凌乱的，没有中心。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汤因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erdric Jameson），出版了一系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和著作，在詹明信看来，历史的新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特别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不同的观察点，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如“后工业社会”或“消费者社会”，甚至“新闻媒介社会”、“电器社会”等，但显然，“后现代主义”最为恰当，因为这些新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有区别的，人们不再用历史论证来阐明某一理论，而更多地是通过多媒体、图像组合等方式，给阅读者和听报告的人以直观的印象，注重与听众之间的沟通。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西方史学界首先引起很大的反响。就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论家是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1］ “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的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2］当今，“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维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3］
2 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近年来，在体育史的研究中，体育文化史的逐步兴起，已成为事实，诸如在著作方面有：《宋代体育文化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中国古代体育文化》［4］、《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5］、《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6］。在方面有：陈康的“对体育考古学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崔乐泉的“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考察――以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研究为例”；吕利平,吴卫东,郭成杰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谢庆伟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影响”；钟全宏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古代体育文化”；张矛矛的“词源学视角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以“赛、戏、术”为例”；陈灵娟的“从敦煌文化看我国古代体育文化”；梁同福的“论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范成――以蹴鞠为例”；项红军等“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等等。
以上不难看出，后现论逐渐渗透到体育史学的研究中，特别在古代体育文化史、民俗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明显的开拓。
体育断代史、民俗生活中的体育书写形式的出现，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表现。后现代主义向“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因为所谓普遍理性，仔细分析，并不涵括一切，而是必然有排他性的一面，即把不适合性的现象排除在外，或者加以贬低，以证明理性的优越和准确。但是，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西方人看到太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非理性往往就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表露出来。理性万能的信念就无法让人信服了。因此，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那种笼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会体制的做法，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他者”（The other）的地位。［7］
上述体育史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是关注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微观史的研究有助于宏观史的发展。近年有些著述中对文化生活中的体育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诸如《丝绸之路体育》［8］一书中有“民间的社火拳”、“骑竹马、藏钩、斗鸡”。《汉代体育》［9］书中介绍了“娱情消闲的钓鱼”。鱼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食物，捕鱼便是一种生产技能，钓鱼在捕鱼中，是使用工具最简单、劳动最安全的一种生产方法，是老弱妇孺都能从事的生产劳动。钓鱼更是现代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还有《宋代体育文化史》［10］作者指出：宋代南北两宋体育文化的融合，理学思想的束缚与蔓延，使社会出现了以“求静”、“重养生、休闲，趋向柔性体育的发展,使宋人在体育文化心态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甚至是突变”。体育文化心态,简单来说就是指人类在体育活动中所表现的感情、习惯、成见、信念、观念等等。对宋代求静的弈棋、投壶以及民族本位心态、等级人格心态的研究，正是宋人极为重要的文化心态，注重分析古代人生活中的体育观念来自于一个事实，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特性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与宏大过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宋代体育文化史研究中的影响，还在学者们开始注重实例，把实例作为体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且这些实例不是被简单看作是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的体现，而是被看作本身是重要的。因此，体育文化史中研究一些特别的个案（射柳、打马球、重阳节体育，等等），可以揭示个例背后更大的研究主题。体育文化研究者可以在文本的微观观察中了解形成体育文化更广泛的某种倾向，比如：到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宋与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终于上升到敌对的程度。特别是“靖康之难，中原人士播越两浙，无人不具故国故乡之思”。周辉《清波别志》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道出了中原南下后的思乡之情，也是人们对亡国之恨的侧面反映。这样无疑会使宋人和宋代社会文化心态有一个变化。在体育文化方面也明显表现出民族本位心态。诸如源于辽、金的一些体育项目在宋代后期明显减少,如马球这项运动更是迅速走向衰退,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北宋末年徽\钦两帝被俘和受辱均与马球事件有关,提起这件事,就会使宋代统治者伤心\恼怒\耻辱,于是社会上谁还敢明目张胆公开打马球呢?这是从打马球事件揭示出宋人的文化心态。也即从微观\实例揭示宏大问题。
在民俗体育史研究中同样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各个学科带给体育史的是某一种观念:文化是一系列的习俗,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里,民俗是很重要的,尽管习俗与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有着关联,但习俗不只是社会结构的单纯表达,相反体育生活是这些民俗中的被再创造者。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节日,但是就节日的意义而论,又以农业活动为主的民族最为重要。我国的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如一月有跳坡节，正月元宵节上有舞龙、划旱船；二月有斗牛接；三月有放风筝、荡秋千、跑风车；四月有蝴蝶会、玩扑蝶戏、娘娘庙会上表演杂技、踩高跷等；五月有磨秋、赛龙舟；六月有赛马会、跳灯节……所以我国古代节日里的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了一种农耕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说，体育是各方面、不同过程的结合，有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习俗的方方面面，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框架。
毫无疑问，当代体育史学的复兴，特别是体育史学理论化的提高、研究方法创新，都给体育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近年，在体育史学界“参与史学”、“学术超越”、“史学复兴”等词语逐渐多了起来，诚如有学者所言，体育史学在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11］。当然，要突破体育史的“表面复制”和实现体育史理论范式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不是一朝一夕、几本书就可以达到的，所以当代体育史学研究、特别是体育文化史的研究中，应注重如何书写得更完美、如何对微观、宏观把握。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从文化视角对文本的解读，可以摆脱以往体育和社会及其它方面简单对应的关系，但是过于偏重文化，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历史的正确判断。
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体育史学未来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历史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甚至将一些没有联系的事物现象随意组合在一起。后现代主义也无视“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批判理性万能，则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而传统历史学在历史叙事中强调翔实，依据个案材料得出结论。一贯以来，体育史研究最看重历史事实，认为体育史学者应该是历史事实的守护人，于是大家认为只要埋头在古书堆里，勤奋耕耘、深挖史料,就必然会有收获,而且是最为客观的收获。
但是随着多学科的交叉渗透，随着更多的人倡导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念日益盛行，于是历史也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在历史学中运用图像、摄像、计量学等来描述历史。近年的体育史研究中也不难发现，有些体育史著作是别的学科学者撰写的或者其它学科的研究者合著的，更有一些体育史专著突破了传统单纯史学的框架，诸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12］、《中国传统体育》、《唐代体育文化史》［13］、《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等著作。在内容上不仅涉足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环境，还涉足到文学、艺术、宗教、戏曲、哲学、民俗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无疑是受到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影响。在上述体育史著作中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子或者概念。
尽管,“大多数后现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14］。但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极大的影响力，可以预见体育史研究的未来发展。第一，体育史学将在运用图像、摄影、计量学上有所突破，并且很可能在研究历史时所持态度有所改变，即更为客观、中立，更多地是分析，并且是从更广阔的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但表现形式上，钻古书堆、勤奋程度上似乎不如先前。第二，在书写方法上将积极运用21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使体育史的研究更具反思维、更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可能在对社会下层研究多于对上层的研究，诸如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史、民间体育史、妇女儿童体育史、群众体育史等研究将成为新的领域。第三，体育史学者的思维更为活跃，显得不僵化，具有批评性，比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审查，并做出批判性继承，在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上，采用立体思维、多种方法齐头并进，刚柔相济、协调发展。
4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耳闻目染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影响，体育史研究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影响。21世纪理论和实践相互缠绕、信息立体多层穿梭，让人目不暇接。所以后现代研究并非是体育史发展的唯一取向和最好方法，即便是“后现代史学”的研究也应包括“现代史学”、“传统史学”。总体而言，未来的体育史学研究者们肯定不愿意受某一种理论的束缚，而是希望打破一切固定僵化的格式。因此，敞开思维、书写自由、追求新潮、具有竞争精神、具有批判者的姿态，将是未来体育史发展的新路和研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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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篇13
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先河，影响到后世并对当代仍有其重要意义。当代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席勒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他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哈贝马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理论”的一种萌芽。特别重要的是，席勒将美育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这不仅突破了近代本质主义认识论美学，奠定了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的新人文精神重铸之路，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席勒的《美育书简》是资本主义现代发展过程中有关人性批判与人性建设的一部鸿篇巨制，标志着美学逐步由书斋走向生活。也正是在这一论著中席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同人的自由紧密相联。将审美教育与人的自由生存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性，追求人的审美的生存，成为人类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宏大课题。马克思对于人的“异化”扬弃和全面发展的论述，海德格尔对于人的“诗意地栖居”的论述，都是继承席勒探索人的审美生存的当代重要成果。
二、关于席勒的美育理论的内涵
席勒最重要是理论贡献在于围绕“美育”这个论题，以《美育书简》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备而新颖的美育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席勒的《美育书简》与他的其它美学论著割裂开来。事实上，席勒的20多篇美学论著，尽管题目各异，但其核心论题却是“美育”，其它论著均围绕“美育”这一论题展开，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美育理论体系。而其核心是“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存在论美学的初始形态，预示着现代美学由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的必然趋势，直接影响到后世。
席勒美育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是由认识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的过渡。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有关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但对于康德的认识本体论却有所突破。他由古希腊的古典本体论出发，走向存在本体论。
关于美育的内涵，席勒将其界定为“自由”。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实在、必然与理性的审美的关系性的自由。也是审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的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当然归根结底，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人性解放的自由，是通过审美克服人性之割裂走向人性之完整。由此可见，这种自由观不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更侧重于现实人生，追求一种人性完整、政治解放的人生自由。因而是一种人生美学之路，开辟了整个现代美学走向人生美学的方向。
席勒认为，美育的特殊作用即是其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中介。这就使美育成为由自然之人成长为理性之人的必由之途。这就是席勒关于美育作用的“中介论”，成为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构成了整个审美之谜。
席勒认为，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美的艺术。他首先从艺术类型的横向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的美育的途径。那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高尚。而从纵向的角度，席勒勾画了审美教育的历史过程，即由古代的素扑的诗到现代的感伤的诗，最后走向两者结合的理想形态的诗。
三、关于席勒美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将审美看作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美育的途径，培养广大人民的审美世界观，造就一大批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无数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行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们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所特具的“不可代替”的“中介作用”等重要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