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1

2安徽省茶叶出口贸易优势和劣势

2.1安徽省茶叶优势①环境和文化优势。安徽省全省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多云雾，昼夜温差大，降水充足，适宜茶树的种植，加上悠久的茶历史与茶文化、以及安徽人民的辛勤经营，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高品质的名优茶。②价格优势。安徽省茶叶出口价格自2007年的0.162万美元/吨上升到2012年的0.323万美元/吨，相较于全国平均出口价位（2007年为0.209万美元/吨，2012年为0.332万美元/吨），安徽省茶叶出口价格有明显的价格优势。③产业后发优势。2012年安徽省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180亿元，大多数初具规模的茶叶企业已实施了清洁化加工项目，茶叶生产逐渐向深加工、精加工方面靠拢。安徽省茶叶在国内茶饮消费市场上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国外出口销售逐步提速。

2.2安徽省茶叶劣势①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我国茶叶总产量约179万吨，茶园面积大约为2280千公顷，全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0.0785万吨每千公顷。安徽省茶叶单位面积产量为0.0635万吨每千公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茶叶出口品种较单调。安徽省茶叶以出口绿茶为主，出口茶叶中90%是绿茶，出口量仍在不断上升，红茶和特种茶的出口量增长相对缓慢。而且安徽省茶叶生产出口多为初级产品，产业链短，深加工程度不足等原因，出口茶叶价格仍然处于低价位。③中大型茶企带动不足。安徽省茶叶生产主要以家庭生产为主，茶园面积分散，难成规模，而茶叶加工以手工制作为主，辅之以简单机器，使得茶叶的附加值较低。公司加农户形式的合作形式中，相关茶叶企业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缺乏大型的龙头企业带动。以2010年来看，进入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名单中的14家安徽茶叶企业，主要以茶叶出口为主的企业只有5家。2012年第二届中国茶叶企业品牌建设高峰论坛揭晓的“2012中国茶叶企业产品品牌价值榜单”中，安徽省仅有LUCKYBIRD、汪满田、迎客松、徽六、雾里青、天方等12个品牌上榜，尚缺乏品牌优势。④茶叶质量安全问题突出。茶叶中农药残留、有害微生物和重金属残留现象严重，不仅会造成安徽省茶叶出口量的减少，而且使安徽省茶叶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声誉受损。此外，加工、包装、密封、储运等环节的卫生技术控制未达标，也使茶叶受到二次污染。⑤出口茶叶企业无序竞争，成交价格下滑严重损害了生产者利益。国际市场茶叶产品目前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从总体看在不断减小，安徽省相当多的传统出口生产企业被迫放弃出口，取而代之的是经营方式更灵活、管理运营体制更高效的私营企业，由于需要依靠规模获得效益，导致产能增大而加工的精细化程度不足，产品的品质水平在我国茶叶总体质量水平中处于中下。

3安徽省茶叶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严格卫生标准，提高茶叶品质茶叶生产管理部门应加强普及科学种茶和科学加工等知识，多途径开展培训，科学用药，加强农药采购、管理、施药等细节方面的记录，引导科学管理、科学种植、科学加工，确保出口茶叶品质。同时，加大对茶叶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实施清洁化加工项目。

3.2延长生产链，增加附加值努力改进传统独立加工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规模化茶叶加工中心，创新茶叶加工形式。在茶叶包装上，将其与安徽省特有的文化、旅游相结合，在宣传徽文化、“徽旅游”的同时增加茶叶本省附加值。茶叶产业链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安徽省茶叶的贸易竞争力。

3.3茶企联合，汇零为整安徽省现有大大小小7000多家茶叶企业，茶叶企业数量庞大，但这些企业大多为小企业，分布于偏远的靠近茶园的山区城镇，分散程度较高，因而难以形成规模。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进行全省茶叶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管理，汇零为整，抱拳出击，提高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对一些规模性茶叶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其做大做强，并带领势单力薄的小规模茶企，以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走企业联合之路，共同利益，降低风险。

3.4改善茶厂设备，提高集约化程度加大绿色生产力度的宣传，对全县茶叶加工厂进行改造，对相当一部分的家庭作坊式茶厂进行教育改革，鼓励他们以集体为单位，定好专门的加工点，以无公害茶生产标准进行。最重要是更换新型茶叶加工设备，以提高茶叶加工质量。最后还得多作市场调查，听取消费者建议，改进茶叶的加工工艺。先进设备和先进加工工艺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加工出独特的名茶。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2

1我国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状况分析

随着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不断成熟，如今茶叶产品在整个国际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当然，我国作为传统的茶叶大国，也是整个传统茶叶产业发展的发源地，无论是具体的茶叶产业优势，还是整个茶叶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内涵，都更具时代优势。因此，结合国际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和实际需要，调整我国茶叶产业发展状况就极为必要。客观来说，当前我国整个茶叶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无论是茶叶产业自身的优势，还是整个茶叶产业的具体发展内涵，都需要结合整个时代的具体特点，进行创新和优化。在整个国内茶叶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茶叶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还是整体特征。其都很难与整个茶叶产品出口贸易活动要求相契合，因此，如何解决整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就极为必要。总的来说，我国茶叶企业在对外贸易工作开展过程中，其存在自身的优势。首先，我国有着丰富、完善的茶叶产业生产基地，无论是茶叶产地，还是茶叶品种，都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说，在整个国际茶叶产业竞争过程中，我国极具竞争力。但是在我国茶叶产业整体竞争过程中，其红茶贸易处于劣势地位。其次，不仅如此，当前茶叶企业对外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其未能适应整个市场发展的具体需要，茶叶产品品质亟待提升。此外，在茶叶企业对外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于整体经营理念较为欠缺，尤其是缺乏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融入，从而限制了整个出口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

2茶叶出口贸易中商务英语的应用需要认知

对于我国茶叶企业对外出口贸易活动开展来说，语言上的障碍和不足是限制整个出口贸易活动开展效果和质量的重要元素，因此，翻译活动开展的状况就直接关系到出口贸易活动开展的品质和有效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其主要应用的是商务英语，尤其是该语言形态更符合茶叶出口贸易活动开展特点及内涵，在商务英语活动开展过程中，简洁、高效就成为其首要要求，因此，结合茶叶企业出口贸易要求，创新翻译机制就极为必要。事实上，对于出口贸易活动开展来说，除了实际上的应用需求外，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介绍，才能够实现理想的贸易成交活动。而这就是商务英语活动开展的最大价值。当然，想要应用好商务英语这一媒介，其需要充分与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商务英语活动开展，需要展现和诠释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的相关信息内涵。当然，大量外贸实践活动充分证明，良好的翻译活动，不仅能够给与消费者相应美好印象，同时也能够为消费者购买产品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对于不同语言体系下的消费者来说，了解茶叶产品的重要方式，就是阅读整个产品的翻译资料。所以，可以说良好的翻译活动，更能帮助我们有效推广茶叶产品。当然，在衡量茶叶产品外在翻译活动开展效果时，其翻译的简洁性、具有美感、客观真实、科学等等就成为衡量整个翻译活动开展效果的重要指标。

3互文性翻译内涵

理解不同语言体系下，想要实现理想的交流效果，需要借助翻译活动的有效开展。翻译指的是结合具体的翻译理论和相关方法的有效应用，从而实现整个语言体系差距上的有效消除。当然，整个体系化翻译活动的有序开展，也是各种文化体系下，文化传播与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当前整个翻译活动开展状况进行分析，不难看到，互文性翻译理论的应用，不仅是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创新，同时更是整个翻译活动实现最佳效果的基础和关键。在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的翻译效果，其需要注重对茶叶产品的有效探究，同时也要对茶叶产品体系中所融入的文化内涵进行有效融入，实际上，在茶叶产品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不同语言体系下都有着自身文化机制，而任何翻译活动开展，都需要结合翻译实际来具体开展，必须将茶叶产品中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进行诠释和发挥，通过整体展现，从而实现理想的出口茶叶产品翻译效果。在茶叶企业出口产品商务英语翻译活动开展过程中，不同文本体系之间都有着相互联系，而茶叶产品中所具有的信息内容有着关联上的一致性，通过有效关联，从而实现对茶叶产品内涵的准确认知。当然，使用互文性理论时，要对其中所包含的词汇内涵进行准确辨析，从而实现理想的翻译效果。在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要实现对茶叶产品信息内容的精准表达，其需要借助其他相关信息进行参考，尤其是选择合适的文本资料进行借鉴，从而实现理想的翻译效果。

4我国茶企出口中商务英语的互文性翻译应用思路

结合茶叶企业经营发展状况，以及国际贸易活动不断成熟这一客观形势，如今商务英语活动开展过程中，要结合合适的载体，通过制定完善的策略，结合互文性翻译理论的有效应用，从而实现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的理想效果。其一，在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注重对茶叶产品名称，进行互文性翻译理论。在整个茶叶产品的名称翻译时，不能机械地借助词汇和翻译技巧和方法开展翻译活动，而应该从茶叶产品名称形成的自身实际出发，尤其是要结合文化属性的有效融入和诠释，从而引导不同语言体系下的茶叶产品认知。当然，一些知名茶叶，通过名称的传播，就能够给人们带来直观联想和认知。其二，在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在企业宣传材料翻译活动开展时，要注重互文性翻译理论的有效应用，企业外宣材料翻译活动具有自身特殊性，尤其是整个文本材料，往往呈现出与茶叶企业相关的产品特点。而在翻译外宣材料时，要注重将整个材料的科学性与文化性进行有效结合，从而推动整个茶叶企业出口贸易。事实上，互文性翻译理论不仅是对传统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结构主义的传承，同时也是翻译技巧的创新与提升。而在该翻译理论应用过程中，互文性理论更多强调的是翻译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所以可以说，互文性翻译理论不仅是常用的翻译理论，同时也是满足当前翻译活动开展的必然要求。最后，在茶叶企业出口贸易交易活动开展时，必须注重将互文性翻译理论的全面融入，其要注重从文化差异性视角出发，尤其是要将中西方茶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差别和不同，进行有效对比和诠释，通过注重对我国茶叶产品体系中所使用词汇内涵进行深层次剖析，从而提升翻译效果。此外，还要注重引导人们从实际应用视角来了解相关内涵，尽可能准确翻译其中所包含的元素理念，从而实现理想的交易效果。对于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来说，其需要注重文化差异性，特别是将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应用内涵进行全面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语言交流效果。

5结语

当前茶叶贸易发展不断成熟，茶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贸易效果，就需要充分注重对整个茶叶企业出口贸易状况进行全面认知。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阶段茶叶企业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其主要障碍和限制性因素在于其语言上的不同，因此，有效开展翻译活动就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1]张银银.从互文性角度看阅读在商务英语翻译学习中的作用[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06):117-118.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3

茶叶在西方贸易商眼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西方贸易商寻求茶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不断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以说，茶叶贸易引发的大规模中西交流与冲突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也加深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18世纪以前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中西茶叶贸易可分为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通常以海路贸易为主，主要消费市场是西欧与北美。茶叶陆路贸易则是以俄国市场为主。而茶叶之路，这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对于中俄双方进行茶叶贸易的来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茶叶之路的缘起

随着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俄国人逐渐向中国靠近。西伯利亚是一个盛产皮毛的地方，而刚刚臣服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各部族都把皮毛无偿地作为贡品送进俄国朝廷。②俄国希望用这些皮毛与中国人换取黄金、白银和锦缎，从而用黄金和白银充实他们的国库。当时俄国对中国茶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除了俄国被中国的潜在市场价值所吸引，事实上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而在中国人眼里的俄国是称为“北方的蛮夷”，甚至将自身与俄国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

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被视为蛮夷的俄国人突然出现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人面前，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尼布楚条约》使中俄双方具备了开展贸易的基本条件。对于茶叶之路来说，最瞩目的标记就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③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更促进了茶叶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

二、茶叶之路上的重镇——恰克图

尽管《尼布楚条约》增进了中俄双方的贸易关系，但是中国茶叶出口到俄国数量增加缓慢，与西欧相比，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大量消费中国茶叶不同，直到18世纪末，茶叶才开始成为俄国全国广泛消费的饮料。

尼布楚商埠作为最早建立起来的中俄边境贸易商场，它对于中俄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并没有持久地发展起来，尼布楚的迅速衰落，促使双方需要寻找新的地方为中俄双方贸易往来提供便利。并且那时候整个西伯利亚处在大开发的初期，由于路途遥远和运费昂贵，从欧洲本土向刚刚占领的新领土运送物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情。西伯利亚所急需的许多物资，例如茶叶、瓷器原本就是从中国进口的。除了解决西伯利亚的物资问题，俄国为了打击当时盛行的庞大的边境走私贸易，因而提议建立边境贸易。中俄边境上的一个小村落——恰克图，正好提供了便利和条件，这里地处中俄边境交界处，往南有一条宽阔的大道直通中国的库伦，向北100多俄里就是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④，最重要的是这里到北京的交通要比尼布楚到北京方便很多。这样，中俄贸易又一个正规的市场就在中俄边境上出现了。

中俄恰克图的边贸发展，不断加深中俄的贸易关系。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初时，中俄双方的商人都能获利，无论俄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对恰克图的交易和日常生活都很适应。18世纪上半叶即恰克图贸易的初期，茶叶未能引起俄商的注意，茶叶贸易量较小。两国的在恰克图贸易关系正常化，逐步带动了茶叶贸易额的增长。

18世纪末以前，俄国市场上消费中国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亚人。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整个这一大片辽远的大地正是茶叶之路的纵深地带，也是茶叶这种特殊商品最广大和忠实的市场。这里连同整个西伯利亚，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饮茶之风甚烈。中国输送俄国的茶叶以砖茶为主，西伯利亚人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中国茶广为西伯利亚人喜爱，乃至被视为通货。18世纪中叶到这里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写道：“……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爱喝茶的人能喝10至15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款待你。”⑤正是这样一个贸易增长，带给茶叶之路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恰克图贸易则为中俄茶叶贸易带来了商机。

到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以至每次恰克图市场关闭，都使许多家庭因缺茶叶而更加贫困，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由于恰克图闭市而停止饮茶的习惯，遂向其他国家购买，但是价格却昂贵得多。除了俄国市场对中国的茶叶抱有很大的热情，中国市场对俄国的货物特别是皮毛产品也很有兴趣，来自西伯利亚盛产的皮毛产品极受中国北方普通消费者和清廷官方的喜爱，⑥使恰克图商贸真正达到了互通、便利双方的目的。随着地位的提高，茶叶逐渐成为俄商财富的象征，商人们往往以自己拥有的茶叶炫耀这一时期的“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茶皮贸易兴盛时期，而这一时期更是加深了中俄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人对俄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进行的。茶叶之路可以说是从恰克图贸易开始，才正式铺展了它的恢弘画卷，被西方商人赞誉为“沙漠威尼斯”⑦的恰克图见证了中俄贸易的黄金时代，让中俄茶叶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三、茶叶之路上的商茶队

茶叶之路上，不乏一批批商人的身影，他们是中俄贸易的关键人物，也是茶叶贸易的主要人物。

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于山西人，即所谓的“西帮茶商”。⑧但输入俄国的茶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经营者却是这群非产茶之省的山西晋商们，利用了本省及山西地理与蒙古草原连接的便利，以及自古以来的互市经验，山西商人抢占了商机。精明的山西茶商们深入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都雇佣农民采茶及加工砖茶，砖茶作坊则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中国商人形成了初步的现代经商观念。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发展成为茶叶国际商路上对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代中叶，仅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茶庄就有大升、大泉玉等几家，这些茶庄资本雄厚，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俄茶叶贸易有推动作用。

茶叶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商业大军——旅蒙商的力量在中俄茶叶贸易也不容小觑。这些旅蒙商人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之前，要忍受整整10年的艰苦，端茶学算盘练书法，在学习待人接物的同时要学会侍弄骆驼的技术，并且懂得使用蒙古语和俄罗斯语进行交流。他们并不是一群普通的商人，旅蒙商人就是典型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⑨，会汉语，会蒙语，也会俄罗斯语。旅蒙商人在茶叶之路上的活动，为方便蒙古草原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物资交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俄国商人从茶叶贸易中叶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特别是在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期，俄国商人获利颇丰。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卖得1800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⑩巨额的利润更是使俄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恰克图，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往往是大批发商垄断市场。而山西商人的交易对手主要是俄国官商，俄国私商在1730年以后才开始担任对华贸易的主导角色，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私商对华的贸易量逐渐超过了政府商队，并且逐步取代政府商队的地位，私商结成商帮。这些商帮经营着茶皮贸易，实力雄厚。在茶叶之路上，俄国商人充分挖掘中国市场价值，在中俄贸易关系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是这两个大国的进出口贸易，茶叶之路的繁荣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四、茶叶之路的悲歌

茶叶之路自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悲剧的年代。茶叶之路衰落的时期正处于大清王朝走向全面衰败的时期，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腐朽的大清王国在这一时期连续遭遇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内外交困的时候，俄国的实力和资本越来越强大，俄国逐步地控制中国的商业市场，特别是占据茶叶市场的贸易地位。

1851年8月，中俄签订了《伊塔通商章程》，{11}中国西北边境的大门被打开，从而结束了以往只在恰克图一处互市贸易的局面，中俄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在此时也开始了质的改变。随后，俄国商业入侵逐渐往中国内地深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续增条约》更是俄国的一次重大外交收获，扩大了俄国在中国的商业贸易范围，开辟了在中国内地产茶地区组织茶叶市场的道路。而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之一之后，俄国人以其多年与中国往来贸易的经验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1862年2月，《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北京签订{12}，依据这个条约，俄商们取得了在中国南方直接在茶区采购加工茶叶和由水路通商天津的权利。过去中国商人凭着对茶叶货源的控制在双边贸易中取得平衡，但是自此以后中国商人的利润被剥夺干净，生计顿失，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国在商业市场上不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曾经繁荣的茶叶之路逐渐走向消亡，从另一个侧面也预示着中国国力的衰退，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必然性。

五、结语

茶叶之路，随着一条条运茶驼道的延伸，一座座城镇在荒原崛起，一批批商人的贸易来往，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推动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和俄国借这条商道交换着物质与文明。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俄茶叶贸易，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两国都在友好的贸易关系中推动社会的发展，茶叶之路则见证了这场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俄茶叶贸易在促进茶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某些区域经济的繁荣，例如恰克图、张家口和汉口等。而恰克图作为茶叶之路上的重镇，它的繁荣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不断推进两国文化的交融，两国的商人就像亲戚般地来往，中国商人甚至掌握了俄语，俄国人更是喜欢参加中国人旧历年的庆祝活动。随着茶叶出口的增多，中西双方的金融业逐渐活跃起来，在中国日益形成了从生产到外销的一整套金融机制。

另外，随着茶叶大量输入俄国，俄国人民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饮茶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那些长途跋涉、成群结伴地行走在茶叶之路的商人队伍，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商业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令人敬佩。

茶叶之路，见证了19世纪中叶以前中俄茶叶贸易关系的发展。虽然后期茶叶之路衰落，中俄茶叶贸易关系发生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增进了互相了解，在中俄贸易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注释：

①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6.

②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1.

③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2.

④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57.

⑤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65.

⑥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75.

⑦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4.

⑧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1）：53.

⑨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80.

⑩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4.又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664-665.

{11}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78.

{12}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83.

参考文献：

[1]邓久刚.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3]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1）.

[4]梁鸿.艰难的历程——评《茶叶之路——欧亚商路兴衰三百年》[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6，（1）.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4

2世界茶叶贸易的市场格局

2.1世界贸易的区域格局

世界茶叶贸易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差异明显。世界茶叶出口的最主要地区是亚洲，1990年亚洲茶叶出口额近20亿美元，占世界茶叶出口额的比例接近于70%；亚洲与非洲茶叶出口额大约23亿美元，占世界茶叶出口额的大约83%。然而到2008年，尽管亚洲和其他大洲出口额均有所增长，但亚洲所占份额已下降至约57%，而非洲的份额则大幅度提高，欧洲的份额也有较大增长。这表明世界茶叶贸易的格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有较大变化，并且这种调整仍在持续之中。世界茶叶进口地区主要由亚洲和欧洲构成，进口格局变化较大。表2表明，1990年欧洲茶叶进口额超过15亿美元，接近世界茶叶进口额的一半，亚洲则进口茶叶近9亿美元，进口额占世界茶叶进口额的比例不到30%。而到2008年，亚洲茶叶的进口额则接近于欧洲地区，从进口额占世界茶叶进口额比例来看，亚洲与欧洲两地区茶叶进口额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作为茶叶出口较多的非洲，其进口额则从1990年的4.07亿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3.76亿美元。而北美则从1990年的2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4.67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超过了世界茶叶贸易发展速度。此外，拉丁美洲与大洋洲茶叶进口增长速度也较快，超过了世界茶叶贸易发展速度。

从茶叶贸易平衡来看（表3），各大洲情形差异明显。亚洲和非洲是主要茶叶净出口地区，而欧洲是最主要的茶叶净进口地区，北美洲茶叶的净进口增长较快，但目前仍不大。从变化幅度来看，亚洲茶叶的净出口额增长不大，1990年亚洲茶叶净出口额约为1亿美元，而到2008年仅增长至11.73亿美元；而同期非洲茶叶净出口额则由1990年的0.04亿美元增长至8.67亿美元。在净进口方面，尽管欧洲的茶叶净进口额移居高位，但净进口额截至2008年却略有下降，而同期北美洲净进口额则增长了一倍之多。这表明北美洲茶叶消费市场增长较快，对于扩展茶叶贸易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2.2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出口国

1990~2008年，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出口国有较大变化。表4主要是以2008年各国茶叶出口额排名前10位的国家构成，它表明主要出口国家由亚洲和非洲国家组成。与1990年相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是各国出口额排名发生较大变化，另一方面茶叶出口额入选前10名的国家也发生变化。如1990年印度的茶叶出口额遥居世界之首，而2008年则下降为第四名，且从绝对额来看略有下降。斯里兰卡和肯尼亚排名则分别上升至第一和第二名，且绝对额增长幅度较大。中国茶叶出口额增长较快，但排名却有所下降。越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进入了主要出口国前10名，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跌出前10名，此外，马拉维和荷兰也跌出前10名。其中德国、越南、卢旺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茶叶出口额增长速度较快，在未来茶叶贸易发展中将占据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茶叶产业中的生产地位与贸易地位是不一的，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增强。绿茶与其他茶的生产与贸易近年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世界绿茶最大的生产国与贸易国，中国茶叶面临着扩大国际市场的重要机遇。此外，乌龙茶需求近年来增长迅速，而乌龙茶约占中国其他茶的一半，且近年来产量增加较快[3]。然而，在未来国际茶叶市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将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新发展的茶叶出口大国，如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等，这些竞争对手在国际茶叶市场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4]。由于越南近年来茶叶生产增长迅速，且着力于扩大绿茶生产，因此在未来国际茶叶市场也将是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2.3世界茶叶贸易主要进口国1990~2008年，世界茶叶主要进口国变化也较大。

表5主要由2008年茶叶出口额前10名的国家构成。与世界茶叶贸易中主要出口国家相比，世界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较大变动，而进口额排名前10位的国家排名则变化不大。与1990年相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和加拿大为进入排名前10位的茶叶进口国家，而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则跌出前10名（1990年，前苏联位于茶叶进口额首位，其中当时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茶叶进口额占主要份额）。沙特阿拉伯茶叶进口额增长非常迅速，1990年仅进口0.5亿美元，到2008年则高达4.5亿美元，增长将近50倍。居于茶叶进口额首位的俄罗斯进口增长也较为迅速，2008年茶叶进口额已增至5亿美元以上。此外，美国、伊朗、法国和加拿大也有较快增长。而传统的茶叶进口大国———英国，进口额在波动中则略有下降，但从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来看，英国的进口额呈持续增长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洲的进口增长迅速，对促进未来世界茶叶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5

一、阿联酋巨大的消费市场

据较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地处西亚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世界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在过去10年里，阿拉伯国家茶和咖啡的消费量增长了3倍以上，现阿联酋人均茶叶消费量已达8公斤以上，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阿联酋茶叶消费水平居世界首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阿联酋人大多对茶叶情有独钟，茶早已是他们的首选饮品；②阿联酋近年来人口不断增加，茶叶消费量也随之增加；③阿联酋盛产石油，有“油海七珍”之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该国人均收入已达2万多美元，对茶叶消费能力强。

阿联酋对茶叶有巨大的消费力，但其本国不产茶叶，主要依赖进口，其中50%来自于中国、肯尼亚等国。同时，阿联酋也从事茶叶的转口，在迪拜自由区有专门的茶叶贸易中心，其成员包括茶叶出口商、加工商及地区进口商，能够在全年随时满足中东和毗邻地区进口商的需要，为买卖双方提供茶样、专业品茶师等多种服务，并能全程协助质量监制。迪拜已迅速成为著名的茶叶贸易及转口中心。

总之，无论是从阿联酋自身对茶叶的巨大需求，还是其作为茶叶贸易中心来说，阿联酋的茶叶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二、中国在阿联酋的茶市场

随着中国与阿联酋经济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日益为阿拉伯消费者所熟悉和接纳，中国茶“走出去”前景看好。2010年，我国成为第二大茶叶出口国，出口额创历史新高，达7.84亿美元。但是，从阿联酋所进口茶叶的市场比例来看，中国所占比列不大。2008年我国茶叶代表团首次参加迪拜全球茶叶论坛，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对阿联酋茶叶的出口，拓展阿联酋及其有关茶叶的消费市场，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扩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茶产业以及在阿联酋的茶市场还存在一些“硬伤”，这主要表现在茶叶生产的标准体系和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产量大，品牌少；中国茶在阿联酋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不够；茶叶出口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茶叶市场广却分散，大市场少，小市场多，新市场少，传统市场多等。针对以上弊端，笔者认为，为推动中国茶加快走出去，增加阿联酋市场占有率，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努力提高茶叶质量，丰富茶叶品种，针对当前中国“有名茶无名牌”的情况，要打造更多的世界级中国茶品牌。这是因为在阿联酋，人们对茶叶的嗜好以及对品牌的钟情度犹如吸烟者对烟草品牌的忠实度。因此，打造中国茶品牌迫在眉睫。对阿联酋市场深入了解，尤其是了解当地消费者饮茶习惯，并制定合理的经营战略。当今，阿联酋主要消费红茶，尤其为袋装红茶，其次是绿茶、花茶、果味茶等。在充分了解阿联酋市场需求后，应相应调整出口比例，以满足需求。积极参加在迪拜举行食品茶叶展，扩大茶叶知名度。举办一定规模的茶文化讲座、论坛等介绍中国的茶叶产品及茶文化，增进阿联酋民众对我国产品的了解。

简言之，阿联酋的茶叶市场是一个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市场，我国作为茶叶大国也应积极打造自身品牌，掌握阿联酋市场需求，满足阿联酋人民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三、从中国在阿联酋茶市场的发展看中国与阿联酋的经贸关系

（1）中国在阿联酋茶市场的发展是中国与阿联酋经贸合作的缩影，近年来，中国和阿联酋双边贸易迅速发展，双方优势互补，有能力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中国向阿联酋出口的商品中，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及农产品占主要比例。而茶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中阿建交以来，中国对阿联酋出口连年增长，显示出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同时对繁荣阿联酋特别是迪拜经济作出了应有贡献。

（2）双方民间经贸往来发展迅速，各种贸易往来交往平台增加。譬如，迪拜的食品茶叶展，以及中国的广交会，和2012年中国（宁夏）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这标志着中阿经贸论坛“共办共赢”机制迈出新一步。

参考文献：

[1]仝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资市场分析[J].西亚非洲.2009，（03）.

[2]潇河.阿联酋：海湾地区的经济发动机[J].中国石化.2006，（10）.

[3]张峰.中国和阿联酋经贸合作关系初探[J].沧桑.2007，（05）.

[4]樊小红.阿联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居全球第24位[J].西亚非洲.2008，（01）.

[5]名士.阿联酋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J].西亚非洲.2008，（05）.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6

关键词：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合同风险;法律防控

随着当前国际贸易环境竞争压力日益加大，如今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控机制，因此其在合同洽谈、合同签订、合同履约等多个环节中，往往存在对合作的主要细节把控不到位，合同内容体系不够严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相关法律纠纷等相关事件的产生。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构建全面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而做好风险把控工作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要求，这一内容就包括合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1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开展状况分析

事实上，我国在茶叶国际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且种植面积最大的茶叶的原产地国家，在世界上茶叶贸易交易中，无论是交易价格，还是茶叶类型，我国茶叶企业都具有一定话语权。一直以来，我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交易中都极具竞争优势，因此想要充分了解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合同风险，就必须对我国茶叶国际贸易状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了解其具体状况，结合相关贸易类型，从而为有效分析其潜在风险提供基础和帮助。

1.1我国茶叶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茶叶企业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其他茶叶生产国家不断发展，我国茶叶出口总量和总额受到影响，在茶叶贸易总量和增长速度上出现明显下滑，我国茶叶贸易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受其他产茶国家冲击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日趋成熟，如今我们在确保现有市场份额基础上，以茶叶品质提升为突破口，有效提升茶叶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水平含量，从而提升我国茶叶企业在国家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从国际茶叶贸易市场情况看，目前肯尼亚、斯里兰卡等新型茶叶国家更具优势。

1.2我国茶叶贸易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茶叶国际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较大份额，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茶叶国际贸易的竞争力薄弱主要表现在：首先，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滑，其他茶叶产业国对我国茶叶生产冲击力进一步加大。其次，我国茶叶产业科技含量低，生产落后问题进一步突出。再者，目前我国多数茶叶企业缺乏先进、完善的经营思路，其整体产品体系建设缺乏创新力和多元化，茶叶贸易缺乏持久张力。

1.3我国茶叶企业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及发展机遇分析

我国茶叶企业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一些优势：首先，当前世界茶叶贸易的产品类型格局中，主要有绿茶、红茶，虽然在红茶贸易上优势不足，但在绿茶国际贸易中，我国有一批具有丰富品质、成熟品牌体系的绿茶企业。正是基于这一优势，目前在国际绿茶市场中，我国有着极强的价格制定权和话语权。此外，我国浓厚的茶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茶叶贸易市场中的独有竞争力，而茶文化在与茶叶贸易紧密结合的过程，也充分展示出了我国茶文化强大的输出实力和内涵价值。目前我国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有所弱化，在全球市场融合、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我国茶叶企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大受影响。然而机遇历来都是与挑战并存的，因此我国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水平提升也处在一定机遇期。随着茶叶生产水平日益提高，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人们品茶需求量进一步扩大等等一系列积极因素都为茶叶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而我国有着茶叶生长的良好基础，因此只要我们注重提升茶叶产品品质，丰富发展茶叶产品结构体系，就一定能为整个茶叶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提供重要基础。随着国际茶叶贸易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当前只要我们能抓住重大发展机遇期，就一定能为我国茶叶贸易竞争力提升寻求到机遇。

2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各个环节中的合同风险表现

在茶叶国际贸易中，中国的茶叶企业往往占有一席之地。而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通常需要签订相关合同。通过合同签订，从而对买卖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有效约定，也对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有效的法律约束。茶叶企业在茶叶交易过程中，往往需要提前预定产品，这与茶叶企业多为产品导向型企业有很大关系，因此茶叶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往往需要签订相关法律合同，而在这些合同中，就会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包括在商务洽谈过程中应该注重的风险、合同签订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以及合同履约执行过程中潜在的风险等等。

2.1洽谈合同过程中的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点，通过双方利益置换，从而达到双方利益共赢。因此在合作初期，双方需要反复洽谈、磋商相关合作意见和信息，而这些洽谈的内容就成为双方签订合同的有效参考，或者成为合同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合作双方最终所签订的合同是其整个洽谈过程中所形成的意见之和。事实上，在双方合作洽谈过程中，很少有一次洽谈就达成最终合作意向的，都需要双方进行不断磋商，最终就合作事项达成一致看法，而在沟通过程中，就会通过一系列沟通方式进行交流和磋商，最终双方交换意见完成后，就形成了正式的合作合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对双方合作的信函和邮件等内容，进行妥善保存。要及时对双方沟通信息进行更新和研究，确保双方合作洽谈内容能达到一致。茶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一旦与买方或者卖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洽谈具体合作细节，而在这一过程中，茶叶企业必须慎重沟通合同的每一个细节和具体条款，并且给与对方准确答复。此外，针对双方意见沟通信息也要进行有效保存。同时，在与对方洽谈贸易过程中，针对涉及双方合作利益的问题，必须据实回答，不能夸大，从而影响双方后期实质性合作。比如买方提出某一茶叶的购买需求，茶叶企业必须从自身生产实力出发，不能盲目答应，既要合作诚信，同时也要合理、有效保护自身利益。

2.2签订合作合同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在合作双方达成一致合作意向后，双方需要结合合作基础文本，拟定具体的合作合同细则，并签订具体的合作合同。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对合同的细节内容进行认真审理，不能出现疏忽。事实上，很多合同的违约问题，都是由于细节把控不到位所造成的，所以在签订正式合同时，必须对合同的细节和重要条款进行有效把控。在这一环节，需要充分注重三个方面的规范化，一是对相关合同术语的规范化应用。事实上，在国际贸易合作开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专业术语，而这些专业术语都有着相应内涵，想要有效规避其风险，就必须对风险内容进行深度把控。其次是在付款方式的选择。在国际贸易中，付款方式普遍使用的是直接汇款和信用证等方式，因此，茶叶企业必须对自身付款方式进行有效了解，从而避免因付款问题造成合同合作风险。最后，是出现问题之后，解决双方争议方式的具体选择。无论是仲裁，还是提请诉讼，都尽量选择合作双方容易执行，且能够对我国茶叶企业起到有效保护作用的方法。

2.3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防控思路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7

一 、湖南省茶叶生产与贸易现状

（一）湖南茶产业的概况及主要出口市场

1.湖南茶产业的概况

在茶产业规模方面，1999年时，全省有茶园93.33万亩，茶叶产量5.4万吨；到2012年初，全省茶园面积已达到158万亩，茶叶产量13万吨，出口茶叶4.2万吨，创汇突破1亿美元，茶行业总产值达400多亿元，由全国排名第七位上升至全国第二位。

在茶产业品质方面，湖南省造就以名优绿茶、黑茶、茉莉花茶为主，红茶、茶叶提取物等为辅的多茶类发展格局，主要归功于湖南省是全国重要的茶叶生产优势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独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目前，茶园良种率不断提高，全省茶园良种率已达45%。

2.湖南茶产业主要出口市场

根据中国茶网湖南站讯：瞄准茶叶国际市场，是湖南茶叶寻求突破的重要一步。到2012年底，据省茶业协会统计，全省茶叶总产量达15万吨，同比增长2.5%；茶叶出口4.5万吨，同比增长11%。湖南省茶叶出口达到1.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6%，出口额位居全国第二，全省茶业综合年产值已达450亿元。由以上统计资料可知，湖南茶叶取得的成绩依然如此傲人，而在国内茶叶产业低靡的情况下，湘茶能获得如此成绩，主要原因是茶叶行业依靠科技、文化以及品牌，实现了湘茶的大量出口，并使得全行业连续6年赢利。

湖南茶叶的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欧盟、东南亚、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地，其中俄罗斯是国际市场上茶叶净出口排名第一位的国家，也是对湖南省茶叶进口需求较大的国家；其次是欧盟、美国和日本。

（二）湖南茶叶出口存在的质量和市场问题

1. 质量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对茶叶质量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检测检验越来越严，而湖南省作为我国茶叶出口的大省，茶叶质量也逐渐提高，但是在农残问题方面依然存在着一定问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农药安全用药技术普及存在盲点。部分茶区因为茶农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仍然存在化学农药使用不当的现象，这个问题变得特别严重是在主要茶叶进口国陆续颁布各种茶产品的质量检验、检疫规定和法令，提高茶叶的入境门槛后。再者农残检测能力与检测标准和国际检测标准差距太大，目前国内茶叶农残的检测能力以及检测效率远远不如欧盟的检测机构，茶叶中允许的最高农药残留量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要求的标准差距甚远，虽然省内大部分茶叶都符合国内的要求，但有些茶叶不符合欧盟的要求。从而，湖南省茶叶出口贸易要想在国际市场上长时间的处于领先地位，就必须要控制茶叶的药物残留问题，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

2. 市场问题

湖南省茶叶出口主要靠较低的价格来取得竞争优势，但由于茶叶品质的问题，缺乏安全保障，从而导致在国际茶叶市场份额低。

近十年来，俄罗斯、英国、巴基斯坦、美国是国际市场茶叶净出口排名前四位的国家。湖南省除了只对茶叶需求量大的俄罗斯出口数量较大外，对其排名后三位的国家出口相对较少，从而导致湖南省茶叶出口不能形成出口规模。我国是欧盟绿茶最大的供应国，自然湖南省茶叶也就少不了出口欧盟市场，但自2000年7月欧盟实施新的茶叶农残检验标准后，欧盟多次提高茶叶农药残限量检测标准，湖南省茶叶对欧盟出口就明显减少；2002年，日本通过采取类似原产地保护的措施，提高并扩大日本进口茶叶的农药残留标准及检验种类，使得湖南省茶叶对日出口受到严重阻碍。另外，湖南出口茶业不仅品种集中，市场流向集中，还时刻备受国际市场的突变。从以上可以得知，湖南省茶叶在主要国际茶叶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二、湖南省茶叶出口遭遇TBT原因分析

第一，湖南省茶叶产品安全生产质量标准建设落后，与国际标准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茶叶产品的标准服务体系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及方法标准不协调，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严重脱节，存在着重制定轻实施的现象。而且茶农文化程度以及思想意识较落后，茶行业标准信息的宣传不到位以及其的渠道不畅通等因素，极大的影响了湖南省茶行业标准的实施，又加上受高度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影响，湖南省茶叶标准在实施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极大的影响了湖南省茶叶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并且，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比例也偏低。

第二，茶叶产品缺乏协调和统一，行业协会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湖南省诸多生产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导致茶叶产品的品种、质量不能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湖南省茶叶产品屡屡受制于技术性贸易措施。因缺乏茶叶产品的协调和统一，往往容易造成茶叶产品质量缺乏保障性，从而增加农药喷洒的数量与次数，使得湖南省茶叶茶品的农残量超标。再者行业协会没有发挥自身有效的作用，尤其是目前一些行业协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大多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预警少，服务工作少。

第三，发达国家的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使湖南省茶产品出口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措施。众所周知，我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劳动密集性农产品能够大量的进入国际市场。一些发达国家怕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挤占国际市场份额，于是纷纷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品质量为由行贸易保护之实，举起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大棒，使得我国出口茶叶产品频频遭受技术性贸易措施，湖南省作为我国茶叶产品出口的一个大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影响。

第四，湖南省茶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加大了出口的风险。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大经济实体是TBT的起源地，同时也是湖南省茶叶出口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这三大经济实体为了提高茶叶产品的进口门槛，通过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经济优势，不断设置新的更严格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而湖南省茶叶产品出口主要集中于这三大市场，使得茶叶出口面临巨大的风险。

三、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对策

（一）完善法律和标准化体系，实施茶叶的出口促进政策

我国在农产品和食品行业方面，长期以来，还没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从而导致农产品品质低、效益差等一系列负面影响。要使一项事业发展的迅速，若没有完善的法律和标准化体系制度是不可取的。作为具有至高无上，无与伦比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政府，其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行业标准等等，能够形成一种全新的制度框架，而且具有信号传递机制的技术法规和行业标准，不仅能够向消费者证明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而且还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与此同时，应加大对湖南茶叶出口企业的咨询网建设，设立有关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信息中心和数据库，为出口企业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从而促进湖南茶叶的出口。

（二）建立和健全针对茶叶出口主要对象国的预警体系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湖南省茶叶出口存在负面影响，此影响主要来自农残标准的数量，因此需要增设茶叶中污染物残留限量的标准，从而，政府非常有必要设置更多的农残限制项数，以促进茶叶的出口。再者政府还应该对TBT制定情报跟踪调研工作的开展，为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提供信息服务。通过收集这些信息，建立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预警体系，更好的使出口茶叶适应进口国的需求。

（三）积极在国际上传播中国茶文化

茶叶的档次对西方国家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就好比面包的档次，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茶文化的价值没有被西方国家消费者认知，所以行业协会应该立足于国际市场，站在国际市场的角度，以全球的视野，客观分析我国茶产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标准和供求关系等情况，以充分突出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价值，从而改变茶叶在西方国家消费者心里的档次感，使看起来属于原料型初级产品的茶叶面貌得以转变，提高其文化附加值以促进其出口。

（四）加强信息收集，做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在我国，行业协会虽与企业有一定关联，但其中心任务是服务企业发展，就如政府为人民群众服务一样，而不是像企业一样营利，所以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到了很好的交通枢纽作用。由于行业协会又具有一定的自身优势，在湖南茶叶出口频繁遭受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大力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类，然后将信息及时送达企业，再由企业把相关情况汇报给政府部门，从而获取政府的支持和建议。

（五） 提高茶叶品质，推进品牌建设

湖南出口的茶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是一种低档消费品，究其原因主要是茶叶的品质问题。虽然我国茶叶品种丰富，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等名茶品种，但无品牌，产品的质量从而得不到保障，造成出口受阻。品牌是一种产品的源泉，是产业发展维持长久的顶梁柱。对于茶叶来说，树立知名品牌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出口企业首先应该从原辅材料的质量入手，确保品质、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再者是树立知名品牌，在树立知名品牌的过程中，要在注重品牌建设的基础上，扩大品牌宣传，维护品牌信誉，从而达到扩大茶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知名度的效果。

（六） 实现茶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辟多元化国际市场

影响湖南茶叶质量的重要原因是茶叶生产规模小且分散的组织格局以及出口过于集中，因此，一方面，应该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依靠龙头企业的力量，集中分散在农户手中的零星茶园，形成规模经营，实现茶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应该分散茶叶出口流向，改进茶叶的出口策略，改变茶叶出口集中的格局，积极开拓其他海外市场，减少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还应该实施茶叶出口的品种多元化和时间均衡化，避免因茶叶品种少和出口时间集中给进口国带来的市场压力，这样有利于减少湖南省茶叶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可能性。（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夏友富.世界性经济危机条件下促进出口发展的思路与建议[J].国际贸易，2009.

[2]古进.浅论技术性贸易壁垒[J].法制与社会，2011（3）：39.

[3]张喜梅，杨臣.关于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分析[J].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

[4]周锦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5.

[5]周娟.TBT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5.

[6]许咏梅，高启杰.技术壁垒影响我国茶叶出口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8

茶叶最早起源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之一。作为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从古至今，我国一直与国外许多国家在茶叶出口上保持着贸易往来，茶叶出口总值曾经一度占到中国出口总值的80%～90%。但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动荡导致中国茶业经济走向衰落。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茶叶经济迅速发展，出口数量从8.69万吨增加到20.21万吨，年均增长率7.3%。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贸体制进行改革，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开始形成新的竞争状态，茶叶出口企业民营化、公司化，这增进了中国茶叶出口市场的活力，加快了茶叶出口的发展。自2000年以后，茶叶出口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到2008年，中国出口茶叶数量达到29.7万吨，金额为6.8亿美元，平均单价2298.1美元/吨，出口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新高。

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全球很多行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受到了严重制约，而我国的茶叶行业出口量却逐年增加，这足以显现茶叶出口行业的优势和其市场生存能力，因此我国的茶叶出口行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前景广阔。

二、我国茶叶出口行业前景分析

（一）定量指标分析

中国茶叶产量从2000年的67.6万吨增长到2011年的147万吨，增长了117.1%；茶叶产值从2000年的9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530亿元，是世界茶叶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自2005年开始，我国茶叶产量超过印度，重新夺回第一大产茶国地位。图1为2003～2012年我国茶叶出口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2003年开始，我国的茶叶出口产量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并分别于2012年突破出口总额10亿美元大关。面对茶叶出口行业如此良好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将50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发展我国的茶叶出口行业，这样不仅能够快速收回投资成本、加大我国茶叶出口的规模，也有利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的茶叶主要分为五大类：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及花茶。2012年，我国茶叶出口稳中有增，具体数据如下：绿茶出口量为24.87万吨，出口金额为7.56亿美元，同比上升6.98%。红茶出口3.58万吨，出口金额1.19亿美元，同比9.30%；乌龙茶出口1.74万吨，同比下降3.2%，出口金额7.99万美元，同比上升7.74%；普洱茶出口4288吨，出口金额3622万美元，同比上升22.60%；花茶出口7322吨，同比下降0.25%，出口金额5155万美元，同比上升11.30%。表1为2003～2012年间我国所有茶叶出口的贸易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2003～2011年，虽然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形状并不一样，出口数量虽是逐年上升，说明这段时间我国茶叶出口平均单价偏低。自2003年开始，我国茶叶出口金额快速增加，说明我国茶叶出口行业对新的国际贸易形势能够迅速调整和适应，通过提高茶叶产品的质量、保证茶叶产品的安全、提供相关的茶艺服务等手段来改善这种不利的贸易环境，为我国茶叶出口提供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2012年虽受国际环境影响，在出口量下降的情况下，出口金额总量仍保持上升。

根据表1中的数据，用一元回归预测技术中的平均值法来预测2013年的茶叶出口总量，首先设回归方程为：

y^=a^+b^x+ε

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a和b都是待定参数，ε是均值为零的随机变量，因此求出位置参数a^，b^的估计值a，b则就可以估计因变量的值。

y=a+bx

现通过观察n组数据，（xi，yi）i=1，2xi表示出口金额，yi表示出口总量），将数据分为1、2两组，2003年到2007年为一组，2008年到2012年为一组。把数据分别代入回归方程中，再把组内的数据进行相加，得到一个一元一次的联立方程组，解方程组即可得和的值。具体解法如下所示。

前五组数据：26.0=a+3.7b28.0=a+4.4b28.7=a+4.8b28.7=a+5.5b28.9=a+6.1b，相加求和得：140.3=5a+24.5b（1）

后五组数据：29.70=a+6.80b30.30=a+7.05b30.24=a+7.84b32.26=a+9.65b31.3=a+10.42b，相加求和得：153.8=5a+41.76b（2）

将（1）式和（2）式相加可得：

140.3=5a+24.5b153.8=5a+41.76b

从而解得：

则有回归方程为：y=24.24+0.78x

有上面可知2012年的茶叶出口总金额预计为11.08亿美元，则有y=33.46，即全部出口总数量为32.88万吨。

（二）风险分析

1.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外国安全意识增强和保护本国利益等外部原因及生产技术落后、品质低下、标准体系落后和缺乏品牌等内部原因导致我国茶叶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

2.缺乏自有品牌。我国90%以上茶叶企业欠缺自主研发产品能力，贸易企业与科研机构缺乏合作，产品不能根据市场不同偏好生产适销对路商品，新品种研发能力相对不足。欧美国家尽管不种植茶树，但企业十分重视茶叶新产品开发，深加工产业非常发达。

3.技术落后导致生产成本高。出口多为原料性产品，沦为外商的生产车间，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更多的利润被国外品牌商赚取，竞争以低层次的价格竞争为主。

4.无统一的标准、技术指标来衡量茶产品质量，对企业无资质管理，有产品即可进入国际市场，经营秩序较乱。

三、我国茶叶出口行业投资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可行性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茶叶出口正在日益增长，且其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的增加，并且在国际茶叶出口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目前世界茶叶贸易主打产品是红茶，占茶叶贸易量的85%左右。但是，近10年来，国际市场上的绿茶需求量明显增长。我国绿茶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80%以上，弥补了我国红茶市场份额的不足。据茶叶商会数据统计，2011年我国绿茶出口总量25.74万吨，占我国茶叶出口总量的80%左右，出口金额7.06亿美元，占总出口金额的73%左右，同比分别上升9.93%和24.62%。下表列出了2000～2007年全球四大产茶国茶叶出口金额市场占有率。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至2007年这几年中国的茶叶出口金额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并且在2007年已经位居第二仅次于肯尼亚。目前，我国的茶叶出口金额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肯尼亚，位于世界第一。这种茶叶出口产业的快速发展给此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其经济价值也不言而喻隐藏其中。

（二）技术可行性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抑制我国茶叶出口的主要障碍，对茶叶的生产成本、出口等均造成一定的影响，而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针对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造成的影响，经过多年的研究总结，我们在技术已经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在提高茶叶生产水平和品质、提高茶叶的安全系数技术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对WTO的相关进出口规则也能应对自如，在茶叶出口预警机制的建立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我国在茶叶出口技术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茶叶出口行业的技术可行性。

（1）提高茶叶生产水平和茶叶品质。在这方面，我国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开发茶叶新品种，改善茶叶种植方式等方面也都有较高的水平。同时，在茶叶食品的安全方面，对残余农药的处理方面都能做到很好的控制。

（2）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茶叶出口预警机制来应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我国茶叶出口所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这些预警机制密切关注进口国的各类标准的变化，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做好防范工作，从而达到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目的。并且对已受技术性贸易壁垒所限而不能出口的茶叶，要及时客观地查明原因，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国外的技术贸易壁垒。

（3）我国已经建立了茶叶科技创新体系。在全国提倡产业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茶叶科研也得到重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茶叶研究开发体系领域齐全，在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茶叶育种、茶叶栽培、茶叶加工等方面都已经实现了科学化生产管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我国的茶叶出口行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并能够快速发展。因此，将5000万元用于茶叶出口行业的投资是完全可行的，因为中国的茶叶出口占世界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在行业的投资不仅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能够很快收回成本并能够获得很大的利润。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茶叶出口行业现状的分析，对茶叶出口行业投资的可行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技术对茶叶出口行业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初步估算出我国未来茶叶出口行业的发展趋势，然后根据现在的出口贸易状况对其进行风险分析，最后分别从经济、技术等方面对我国茶叶出口行业投资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得出整个投资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刘伟英.我国茶叶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对策[J].茶叶通讯，2006（01）.

[2]李玲娣.我国茶叶出口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及应对措施[J].中国对外贸易，2010（22）.

[3]管曦.世界主要产茶国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分析[J].中国茶叶，2011（04）.

[4]霍丽玥.世界茶叶市场状况与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分析[J].世界市场透视，2000（06）.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9

引言

在清代的对外贸易中，中俄贸易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在中俄贸易中，恰克图茶叶贸易又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18世纪40年代之前的恰克图市场上，俄国主要出口的商品是毛皮，而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而在18世纪40年代之后，俄国出口的商品主要的杂项制品，中国则是以出口茶叶为主[1]。恰克图茶叶贸易将中俄对外贸易推向了辉煌，不仅给山西商人和俄罗斯商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同时也为中国和俄国的政府带来了大量的税收，增加了两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中俄对外贸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恰克图茶叶贸易的概况

（一）商人主体

中俄恰克图市场上的商人主体主要是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以俄罗斯商人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山西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又可以分为东口商人、西口商人和与俄罗斯进行对外贸易的商人组成。据史料记载：“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2]中国内地到恰克图市场进行贸易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山西商人，通过将国内的茶叶、缎布等物品经过长途贩运到恰克图换购俄国的毛皮等商品。山西商人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追求高额的利润，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到南方选茶、购茶，然后贩运至恰克图。山西商人是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商人主体，俄国商人主体前后经历了由官商为主体到以私商为主体的变化。

（二）贸易路线

关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路线的研究，石涛提出从时期上划分和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两种方法。从时期的角度进行划分主要是将清政府对俄贸易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在清朝前期时，茶商从福建采茶，经福建崇安县、江西的铅山县、湖北的武昌、襄樊、河南的唐河、洛阳，从泽州进入山西，一路北上，到张家口后改为骆驼运输，进一步穿过蒙古草原到达库伦地区，最终到达恰克图。在清朝中期时，山西商人从湖南的安化开始，随后分为两条路：一条是从湖南的常德、沙市进入湖北襄阳、然后到达河南郑州、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境内，经过泽州后继续向北而行，通过张家口达到恰克图，这条路主要为陆上运输。另一条路是水路和陆路兼行的线路，主要是通过洞庭湖、岳阳，经长江到达湖北汉口，从汉口经汉水到达樊城后改为陆路，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同样到达张家口后将货物运往恰克图。在清朝后期，山西商人主要从湖北的羊楼洞、山楼司采购茶叶，经湖北赤壁到达武汉，转入汉水到襄樊，从襄樊上岸转为陆路运输，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再通过张家口到达恰克图，也有部分商队是通过山西右玉的杀虎口到达归化城，再转至恰克图。

从地理位置划分来看，山西商人从南方采茶后，经过河南运往山西境内，从山西的张家口运往恰克图分为三条商路：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3]。

（三）销往国家和地区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商人主体虽然是山西商人和俄罗斯商人，但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中国的茶叶后，一部分用于自我消费，一部分却运往了欧洲等地进行转售。俄罗斯通过将茶叶运往欧洲出售，不仅满足了欧洲居民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还能够使俄商在出售茶叶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利润，而且还能够在茶叶的运输过程中增加俄国政府的关税收入。有史料记载：“1839年在恰克图以七百万元的茶价购买的茶叶，在下哥罗德市场上卖一千八百万元。”[4]“将在恰克图以1磅2卢布的茶价，转运至圣彼得堡，以3卢布的价钱卖掉，赚利五成。”[5]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俄国从恰克图市场上购买的茶叶被转口出售到了欧洲。中国的茶叶从南方一路运往恰克图与俄国商人交换后，从俄国境内又运往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多、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金斯克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全长达到了13 000多里路，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万里茶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销往国家不仅仅是俄国，更是通过俄国商人将中国的茶叶运往了欧洲等地。

二、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种类

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市场上进行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红茶为核心的集黑茶、绿茶、白毫、花茶和家茶为一体的茶叶结构。由于俄国是肉食性民族，喝茶可以帮助他们消化食物，所以，茶叶在俄国等肉食性国家特别受人喜爱。中国的茶叶在西伯利亚特别受欢迎，在某些地区甚至被等同货币，如中国的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中经常被人们饮用，食用范围特别广泛，经常甚至将茶叶作为银两使用。在一些地区，人们在出售货物时，甚至选择要砖茶而不要银两，他们认为，砖茶是随时可以代替银两来进行流通的。据记载，在1762―1785年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大约每年向俄国出售红茶4 607担，绿茶3 387担。中俄恰克图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是砖茶，茶叶种类主要以红茶为主，此外还有一定量的绿茶、花茶和黑茶等。

三、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贸易量及其所占比重

在早期的恰克图市场上，茶叶并不是主要的交易商品，茶叶的贸易额还比较，而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茶叶在恰克图市场上的交易量不断增加。从贸易额的角度来看，在1762―1785年间，山西商人每年输往恰克图进行贸易交换的茶叶大约为30 000普特，在所有出口的中国货物中所占的比重大约为15%。18世纪的最后三年内，茶叶贸易额的增速非常快，从1798―1799年，一年的时间贸易额从46 997普特增加到52 343普特，增长了5 346普特，增长了大约11.4%。1800年的茶叶交易额出现了大额的增加，达到了69 580普特，较上一年增加了17 237普特，增长比例达到33%左右。19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市场的黄金时代，而此时在市场上主要经营的产品为中国茶叶。1847年从中国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总计为349 652普特，1848年的茶叶贸易量有所增长，达到了369 995普特，将恰克图茶叶贸易推向了的最高点。虽然鸦片战争后，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由于茶叶贸易的交易额波动幅度较小，所以，恰克图贸易额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1856―1860年的五年时间内，恰克图市场平均每年的茶叶交易额大约为8 306 000卢布。中国经恰克图市场出口的茶叶数量占全部货物总量的比重随着恰克图贸易的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02―1807年，比重为42.3%，在1812―1820年增长为74.3%，增长幅度较大，在1821―1830年，比重增为88.5%，1831―1840年，比重则达到了93.6%，而在1841―1850年，比重实现了进一步增长，达到了94.4%。从茶叶贸易在全部货物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出，茶叶贸易在19世纪成为了恰克图市场的核心产品，为恰克图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结论

在清代，恰克图市场是中国在北路进行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在恰克图市场上经营的商品种类很多，然而由于时间的变迁、贸易双方需求结构的变化、国内技术的进步等原因，恰克图市场上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西商人通过从中国的南方采购茶叶，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等方式将茶叶运往恰克图市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俄国商人又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茶叶售往欧洲等地。茶叶作为恰克图市场上影响力最强的商品，不仅为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也为两国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成艳萍.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达到明清晋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M].永安：福建省政府统计室，1943.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10

一、福建茶叶出口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

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茶叶进口制定了高于实际卫生安全要求的标准，尤以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标准最为典型。在福建茶叶出口市场中，欧盟对于茶叶农残限量标准的规定对福建茶叶出口影响最大，不仅严格复杂而且频繁，其“一年一调”，甚至是“一年多调”的标准大大降低了福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表1所示，1999年欧盟针对茶叶的农药MRL标准仅7项；2000年欧盟委员会指令（2000/42/EC）使MRL标准跃升至108项；2008年欧盟委员会又实施新的标准（EC149/2008），加上临时农残限量标准，此限量已增加至397项，2010年达到了的400项。2011年，欧盟又规定对10%的进境茶叶进行农药检测，如该批货物被抽中，则要实施100%的抽样检测（每一个麻袋），福建茶叶出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日本在2006年5月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堪称苛刻，涉及茶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高达276项，与原来的79项相比增加了197项，福建茶叶进入日本的门槛进一步被提高。2012年3月，日本拟再提高茶叶检测标准，考虑将三唑磷限量由0.05mg/kg降低到0.01mg/kg，同时还声明，在检测中如果不合格率大于5%，日本将不再进口该产品。此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还要求进行茶叶微生物项目的检验。面临如此纷繁多变的茶叶检验项目，福建茶叶出口贸易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建茶叶出口的影响

1、出口受阻，损害茶农、茶企及整个茶叶产业的利益

茶叶作为福建省的优势传统出口农产品，对增加福建农民收入、创造城乡就业机会、振兴农村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发达国家纷纷运用新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的茶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认证体系和繁琐的检验程序，导致福建茶叶有可能因达不到标准而被退回，甚至被禁止进口。福建茶叶出口企业对此难以适应，多家企业因市场份额急剧缩小、出口无望、难以维系生存而相继倒闭。有的企业为了生存不惜低价收购茶叶，严重损害了茶农的利益，甚至威胁到福建整个茶业产业链的发展。

2、茶叶贸易成本大幅增加，出口竞争力下降

国外有关茶叶的卫生质量标准越来越细化、专业化，出口企业在茶叶的种植、加工过程中不得不花费很大的成本用于检验、评估、认证等，以求达到进口国规定的高标准。出口成本的大幅增加给我国的茶叶贸易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自日本正式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以来，农产品需要检测的项目增加了5倍以上，企业需要承担的检测、仓储和通关等费用大幅上涨，降低了茶叶出口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严重削弱了福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国际声誉受损，茶叶消费受到长期影响

茶叶以其芳香、解渴、保健等特点享誉世界，特别是其特有的保健功效已经得到各国科学家的研究和证实。茶叶起源于我国，至今约有1500年的对外出口贸易历史，由于我国茶叶种植区域辽阔，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同和青睐，在全球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但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国茶叶出口制定了各种高于实际要求的技术检验标准，使福建茶叶频受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严重损害了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导致福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缩小。

三、福建茶叶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出口的对策分析

1、发挥企业的主角作用

（1）建立茶叶出口质量可追溯体系，实现清洁生产。企业要突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关键在于提高茶叶的质量。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是指通过特定的记录和标识，确定茶叶产品的特定身份，当发生质量问题时，可以通过这个“身份证”追踪到某个企业甚至追踪到茶农，从而可以追根溯源，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重要内容。

一是加强茶叶种植过程中的源头管理。企业要从源头抓起，按照国际标准来建立管理体系，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来加强茶叶生产过程的管理，包括建立严格的茶园农药、化学品使用管理制度，配备具有茶叶农药使用知识的植保员，依照国际农残限量指标精确使用茶园农业化学品等措施，从源头解决茶叶农残高的问题，实现茶叶的清洁化生产。

二是提高茶农、茶叶从业人员的素质。建立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必须避免茶叶在种植、加工、包装及仓储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污染。但大部分茶农对TBT都缺乏认识，卫生健康意识也很薄弱，因此有必要给茶农开设农药用法用量等课程，让茶农认识到不合理使用农药的危害，促使他们进行规范化操作。同时，为加强对各个流通环节的控制，企业还需要规范基地管理人员、工厂工序检验人员的签字记录，保持各环节的一致性，从而推进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的全面实施，实现由“我被追”到“我要追”的转变。

（2）向成品加工型方向发展，打造知名品牌。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多是以原料的方式出口，成品茶出口少，茶叶深加工技术水平低，导致福建茶叶产品附加值低，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利润微薄。品牌是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全球第一茶品牌――英国的立顿（Lipton），从未栽植一株茶树，但其茶叶产品的竞争力绝非国内任何茶叶品牌所能企及，关键就在于“立顿”的品牌效应。福建茶叶企业在市场供给过剩的情况下，要摆脱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束缚，必须发展茶叶产品的深加工，打造知名品牌，并塑造独有的茶文化，将市场竞争力从价格层面提升到品牌层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主动开展各项认证，提升茶叶国际竞争力。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了环境制度，国内的无公害茶叶、有机茶等认证对茶叶生产过程的规范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成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新宠，开展茶叶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记认证，有利于我国茶叶企业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重障碍。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茶叶质量安全管理方面要增强自主意识，参照国际标准和准则，主动开展GAP、HACCP、SQF及欧盟的“绿色通行证”等一系列产品认证，以获得国际贸易的“通行证”，提高茶叶质量控制水平，使其成为规避发达国家高输入门槛的利器。

2、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1）加快茶叶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目前，一些国家对本国主要贸易对象所实施的各种TBT措施进行连续的跟踪报告和研究，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预警机制。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强对茶叶企业的支持力度，有步骤地完善茶叶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通过通报机制“WTO/TBT-SPS”、官方交涉与磋商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收集主要茶叶贸易伙伴国在茶叶技术标准方面的最新信息、最新动向，同时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渠道实现信息共享，保证有关出口企业能及时获得相关信息，采取对策，赢得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动权。

（2）建立检验、检测的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是福建农产品主要的检测场所，但随着出口数量的剧增及TBT实施主体检验项目的增多，其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显得力不从心，已经无法适应日益严峻的检验、检疫要求。因此，茶叶行业急需国家的扶持，建立一个公共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承担一部分非法定检验检疫工作，以缓解茶叶产品检测供不应求的矛盾。这个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茶叶出口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支撑，保证茶叶产品在进口国顺利通关；另一方面可使各个机构和企业共享政府资源，降低行业运营成本和企业负担，提高茶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福建茶叶产业的发展。

3、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

行业协会作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之外的第三种控制机制，对于加强业界间的交流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一方面，茶叶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国内茶叶文化交流活动，发扬我国的茶叶文化，从而提高福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收集行业方面的信息，福建茶叶出口企业经常存在信息时滞。而茶叶行业协会可以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加强与福建茶叶主要贸易伙伴国在TBT信息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并反馈给企业，帮助企业及时通过调整生产或改变销售策略来化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杜强：国际农产品中的绿色壁垒影响及其对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2] 席群波、周跃斌：建立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促进我省茶叶产业发展[J].茶叶通讯，2009（3）.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11

饮茶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至唐朝时饮茶之风盛行，“滂时浸俗，盛于国朝”（注：陆羽：《茶经·六之饮》。），“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注：《旧唐书》，卷一八三“李珏传”。）。中国饮茶习俗逐渐外传，并出现茶马贸易的活动。随着中国向外移民活动日益增加，茶叶被华侨带至海外。15世纪末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对茶叶慢慢有了直接的接触，终于在17世纪初开始中西茶叶贸易的活动。

一

欧洲人最初关于茶叶的知识来自阿拉伯人。现存最早记述茶叶的书籍是1559年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写的《航海与旅行记》（Navigatiane et Viaggi），在这本书中， 拉莫西奥引用阿拉伯人哈兹·（Hajji Mahonmed）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注：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 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4页。）。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和加深， 欧洲人对中国茶叶有了感性认识，16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加斯帕·克路士（Gaspar daCruz）和利玛窦（Matthien Ricci）根据自身经历将中国饮茶习俗较详细介绍到欧洲（注：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页；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到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

1595年，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 ）率领第一支荷兰远征东方的船队达印尼万丹，之后，荷兰纷纷组织公司， 掀起东方贸易热，单1598年就有5 支船队共 22 艘船到达亚洲（注：J.C.Van

Leur，Indonesian T rade and Society，Hague，pp.144～145.）。1602年，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像葡萄牙人一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多次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但均被击退。1619年，荷兰人占领印尼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从此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中心，荷兰对华贸易也主要通过巴达维亚来进行。

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整整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至印尼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注：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into Holland，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 从而揭开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

早期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在荷兰占领印尼以前，中国与印尼就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转至巴达维亚。每年中国帆船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17世纪20～30年代，平均每年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有5 艘（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1683 年清朝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至巴达维亚（注：C.J.A.J＠①ry，Pore 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0.）荷兰人除从巴达维亚进口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注：D.W.Davies，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Martinus Nijhoff，1961，p.100.）。

茶叶在欧洲最初不是被当作饮料，而是被视为药物放在药店出售。茶价相当昂贵，如1684 年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的价格高达80 荷盾（　Florijn）（注：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Martinus Nijhoff，1981，p.212.），一般人是消费不起。饮茶的荷兰人主要是来往东方的商人、水手及达官贵人。欧洲人对饮茶是否有益争论不休，不少博物学家、医生、教会人士卷入争论，意见尖锐对立。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伊（Cormelieus Bottrekoe）力排众议，于1649年写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 推崇饮茶的好处（注：Joseph M.Walsh，Tea，its History and Mystery， HenryT.Co.，1892，p.19.）。关于饮茶的争论，其结果是使人们对茶叶有更深刻的认识。饮茶在1638年传入法国，1645年传入英国，1650年传入德国。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饮茶传至美国（注：威廉·乌克斯上揭书，上册第18、19、28页；F.W.F.Staveacre,Tea and Tea Dealing， Sin Isac Pitman & Sons.Ltd.，1933，p.2.）。到17世纪末，荷兰的饮茶已较普遍，茶叶不再放在药店出售，改在杂货店售卖。很多人家专辟茶室品茗啜茶，将此当作一种高尚的消遣。饮茶习俗的兴起，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下基础。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1651～ 1652 年度， 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举行茶叶拍卖活动（注：　Kristof　Glamann，op.cit，p.220. ），茶叶成为独立的商品。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1666年，英国贵族奥索雷（Ossory）和阿林格顿（Arlington）从阿姆斯特丹带一批茶叶到伦敦变卖，获得可观的利润。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注：Osbert Lancaster，The Story of Tea，in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Vol.V Ⅱ，No.2，June 1938.）。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 （注： G.Schlegel，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 in “T'ong Pao”，Series Ⅱ，V.I，1900.）。进入18世纪， 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20、221.）。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注：Ibid.，p.273.）。

欧洲饮茶风在18世纪已很盛行。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茶叶贸易的行列。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大量运载茶叶回国，法国、丹麦也派船到亚洲收购茶叶。奥斯坦（Ostend）商人更是异军突起，以快速的运输、价廉质优的茶叶打入欧洲茶市。1719年，奥斯坦商人在广州定购了1500担茶叶，超过其自身的运载能力，企图垄断广州茶市（注：H.　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26，Vol.Ⅰ，p.147.　）。奥斯坦商人在欧洲倾销茶叶的结果，使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上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街头叫卖茶叶的惨象（注：C.J.A.J＠①ry，Pore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 1982，p.20）

面对这种竞争局面，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采取肆意压低在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收购茶叶的价格。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盾（rixdollars），珠茶每担60荷盾，一等武夷茶每担80荷盾。虽然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中国商船按荷兰的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6～218.）。从1718年～1722年间， 没有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葡萄牙人趁机介入，单1718年从澳门到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就有23艘（注：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Hague，1948，p.211.）。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商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亏损，单1720 年荷兰茶叶贸易的亏损额就多达3万荷盾，但也只买到茶叶需求量的一半。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此忧心如焚，指令荷印当局设法招引中国商船重来贸易，并准备直接派船到广州购茶。1722年，中国商船又运茶到巴达维亚。（注：Kristof Glamann，op.cit.，pp.217～218.）

尽管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重新恢复，尽管荷兰纠集英、法、普鲁士迫使哈布斯堡朝查理六世解散奥斯坦公司，但对荷兰来说，中国商船罢驶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奥斯坦商人对荷兰茶叶贸易的冲击历历在目，在欧洲国家竞相直接从中国买茶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巴达维亚采购缺乏竞争力的陈茶已无法保护荷兰在欧洲茶市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荷印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旨意行事，以各种藉口迟迟不派商船到中国买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

二

1727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 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注：C.J.A.J＠①ry，op.cit.，p.21.）。 这样，中荷茶叶贸易便由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改为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阿姆斯特丹商会受命筹划荷中直接贸易的事宜，并为此新造2艘商船。1728年12月初，科斯霍恩号（Coxhorn）离开荷兰向中国疾发，稍后的布朗号（Buuren）却因港口结冰未能启锚（注：C.J. A　 .J＠①ry，op.cit.，p.21.）。科斯霍恩号载着价值30万荷盾的白银于1729年8月到达广州，8月9日便以武夷茶每担24.6银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后交货。1730年新年过后， 科斯霍恩号启锚回国，7月13日返回德塞尔（Texel），共运回茶叶27万磅，丝绸品570匹以及陶瓷等物，总值27～28万荷盾。货物脱手后， 扣除各种费用，净得利润32万5千荷盾（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4. ）。首航的成功，使公司董事会和荷兰商人深受鼓舞。热兰商会不甘落后，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船参加对华直接贸易的要求（注：C.J.　A.J＠①ry，op.cit.，p.21.）。从1731～1735年，荷兰共派出11 艘商船至中国，其中属于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船只8艘（注：Kristof Glamann，op. cit.，p.234.）。

荷兰从对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3倍，以武夷茶为例，1733年在广州每磅0.73荷盾，而在荷兰每磅卖到1.44荷盾（注：C.J.A.J＠①ry，op.cit.，p.81；N.W.Posthumus，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E.J.Brill，Leiden，1946，Vol.Ⅰ， p.189.），茶叶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买卖。1729年，荷兰在广州购买茶叶的总值是242420荷盾，在荷兰售卖后获利355681荷盾，利润率达147％。1733年， 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 336881 荷盾的茶叶，到荷兰后却卖得988510荷盾，获利651629荷盾，利润率高达194％（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 3.）。因此，从1729～1735 年间，茶叶贸易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始终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但是，荷兰对华直接贸易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荷兰与中国贸易主要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铅锡等物。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造成荷兰白银大量外流，使公司银库空虚，出现信用危机并损害其垄断地位。其次，船员走私现象严重，上至大班、船长，下至水手都不同程度参与走私。他们为避开检查，在船未到荷兰前便在其他地方卸下私货，其茶叶走私的规模多达250 万磅（注：Kristof Glamann，op.cit.，p.239.）。第三，管理贸易的大班等职员谎报采购价格，虚报额达20％（注：C.J.A.J＠①ry，op.cit.，p.25. ），从中贪污中饱。第四，航运成本高企不下。商船每走一趟的维修费十分惊人，如1731年伊宾罗德（Ypenroode）号的维修费多达22804荷盾（注：Ibid.，p.24.）。公司支付船员的工资也不少，以一只商船四个大班的工资总额而言，一个航程（约一年半）就要付5 千多荷盾（注：C.J.A.J＠①ry，op.cit.，p.25.） 。贪污、走私、费用多使公司利润不断下降。1731年达伊费号（Duijfie ）的贸易利润率与科斯霍恩号相比下降了20％（注：C.J.A.J＠①ry，op.cit.，p.25.）。

1729～1733年阿姆斯特丹对华茶叶贸易（单位：荷盾）

年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30

86.7%

1731

524933

330996

63.1%

1732

562622

397466

70.7%

1733

448349

336881

75.2%

资料来源：C.J.A.J＠①ry，Por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1982，p.217。

拥有公司股份但又被排斥在对华贸易之外的其他商会对此十分不满。1731年秋，鹿特丹商会强烈抨击阿姆斯特丹商会和热兰商会一手遮天的做法，要求公布贸易收支详细情况（注：Ibid.，p.22.）。公司董事会为改善对华直接贸易的状况，于1732年3月决定采取减少白银输出， 尽量推销荷兰产品，裁减大班人数，节省航运开支等措施，并计划在广州设立商馆（注：C.J.A.J＠①ry，op.cit.，p.25.）。 可是，实践无情毁灭这个计划。最后公司董事会于1734年春决定停止对华直接贸易，由巴达维亚荷印当局每年派2只船至广州，然后一只直接回荷兰， 另一只先至巴达维亚再回荷兰（注：Ibid.，pp.26～27.）。

新的贸易形式从1735年起至1756年止，共存在21年。这种形式是过去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的混合物。其目的在于减少白银输出，减轻公司对荷印殖民地的财政补贴，保证公司从对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为更有效控制贸易活动，公司董事会破例任命大班罗伊兰·布洛克（

Roeland Blok）和伊索·达·温德（Eyao de Wendt ）为公司董事（注：Ibid.，p.28.）。

在这一时期，茶叶走私十分严重。对于这种欲禁不能的走私活动，公司于1742年规定公司职员只要交纳运费就可以从巴达维亚带茶回荷。非法一旦合法化，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单1747年私人带茶回荷的数量就达1837500磅（注：Ibid.，p.28.）。私茶大量涌入， 造成荷兰茶价不断下降。1746荷兰武夷茶每磅1.52荷盾，至1750年降为0，97 荷盾（注：N，W.Posthumus，op.cit.，p.189. ），公司茶叶贸易利润随之减少。更严重的是，来自巴达维亚的茶叶品质低下，售价比欧洲国家从广州进口的茶叶低40％～50％（注：C.J.A.J＠①ry，op.cit.，p.34.），这使荷兰在欧洲茶叶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扭转这种颓势，公司董事会和荷印当局不得不限制私人带茶并派更多的商船到广州买茶（注：Ibid.，p.209.）。1753年， 公司首次派试茶师到广州，以提高购茶质量（注：H.B.Morse，op.cit.，Vol.Ⅰ，p.292.），但这也无济于事。1754年荷兰茶叶贸易利润率跌至7％，到了危机的边缘（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 3.）。经过权衡利弊，公司董事会于1755年又作出恢复对华直接贸易的决定。

1736～1756年对华茶叶贸易统计表（单位：荷盾）

年　代

进口中国货物总值　 茶叶价值　 茶叶所占比例

1736～40年

2957034

1767707

59.8%

1742～50年

8808457

5936858

67.4%

1951～56年

14234595

10524017　 73.9%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7～218编制。*缺1747年数字。

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吸取以往的教训，专门成立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出对华贸易对荷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委员会每年秋天开会，根据上一贸易年度的情况决定新的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给每艘来华的商船配备约30万荷盾的银币，规定商船先至巴达维亚以便装载锡、铅、香料等土产，至广州贸易完毕后即直航回荷。至于荷印殖民地，公司每年给一笔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荷印当局自行解决（注：C.J.A.J＠①ry,op.cit,p.35.）同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船至中国贸易（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为加强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随船掌管具体贸易活动，并取消以前大班及其助手所享有的私人仓位特权，代之从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予以奖励，防止他们走私（注：C.　J. A.J＠①ry,op.cit,p.35.）。

荷兰对新的对华贸易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委员会一成员甚至制作一钱袋，上写“1756年恢复阿姆斯特丹对华贸易特志”（注：C.J.A.　J＠①ry,op.cit,p.37.）的字样，等待财源滚滚而来。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为荷兰提供天赐良机，荷兰趁机大量运载茶叶，大发战争财。1758年荷兰茶叶贸易的利润率高达196％，达到18 世纪荷兰茶叶贸易最高点。荷兰从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在1758年是777409荷盾，到1765年增加至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几达3倍（注：C.J.A.J＠①ry,op.cit.，p.81， Table 3.）。当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荷兰加紧增派商船至广州大购茶叶（注：C.J.A.J＠①ry,op.cit,p.37.）。1759～1762年，茶叶贸易占荷兰对华贸易总值从78.9％～89.6％不等（注：Ibid.，pp. 218～219.）。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再次活跃起来。荷兰遂调整对华贸易的政策。1766年规定每年到中国的商船数为：阿姆斯特丹2只，热兰1只，北方或南方地区1只。1774 年为弥补公司力量的不足，允许小商会加入对华贸易活动，但每4年只轮1次（注：C.J.A.

J＠①ry,op.cit,p.37.）。从1756～1762年，荷兰年均进口茶叶 16441担，1763～1769年年均28546担，1770～1777年年均34818担（注：Louis Dermigny，La China et L'Occident：Le Commeroe àCanton au XVⅢ[e]siècle 1719～1833，S. E. V. P. E. N. 1964，TomeⅡ，p.539.），1778～1780年年均35497担（注：H.B.Morse op.cit,Vol.Ⅱ,pp.35、40、50.）。

荷兰所进口的茶叶大部分流入英国。由于英国对茶叶科以重税，造成茶价比其他国家高。以武夷茶为例，1756～1762年，伦敦的茶价比阿姆斯特丹高43.91％，1763～1769年高30.11％（注：Louis Dermigny，op.cit.，Tome Ⅱ,p.639.）。因而英国成了荷兰走私茶叶的对象， 而热兰更是走私茶叶的重镇。但是，荷兰不肯出好价购买质优的茶叶，所售的茶叶大都是质次陈茶或在欧洲茶市上属于档次较低的茶种，所以荷兰茶在欧洲声名狼籍，荷兰一名儿成为劣茶的同义语。

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不断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1780～1784年英荷战争使荷兰海上霸权遭到沉重打击，荷兰对华贸易在1781～1782年基本停顿。荷兰商船受到英国战舰的掳掠，被迫以第三国名义进行贸易。在广州的荷兰商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财政补充，被迫举债过日（注：C.J.A.J＠①ry，op.cit.，p.40.）。荷兰对华贸易陷入困境。

战争结束后，荷兰马上恢复对华贸易以弥补损失，可惜今非昔比。英国在1784年通过减税法，大幅度降低茶税。与此同时，美国派中国皇后号也于1784年到达广州，荷兰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由于英国此时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对茶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价格仍较高，如武夷茶每磅44 便士，熙春茶每磅121便士，而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只是19便士和69便士（注：H.B.Morse，op. cit.，Vol.Ⅱ，p.116.）荷兰继续向英国走私茶叶，单J.J.Voute &Sons公司在1784～1786年走私入英国的茶叶多达800 万磅，占英国茶叶市场的40％以上。荷兰对打入英国茶市仍持乐观态度，甚至计划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的茶叶中心（注：C.J.A.J＠①ry,op.cit,p.41.）。

这个计划只是荷兰一厢情愿的梦想。

首先，英国在1784年后对华茶叶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1786年英国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注：H.B.Morse， op.cit.，Vol.Ⅱ，p.119.）。其次，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当地人民不满荷印当局的残酷压榨，以“走私”土产的形式进行斗争，使荷兰无法获取足够的土产用于对华贸易，同时，中国帆船不堪荷印当局的横征暴敛，转驶他处， 使巴达维亚的贸易急剧下降。 （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 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第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存在严重经济危机，1791年公司的赤字高达9600万荷盾（注：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MacMilllan & Co.，London，1968，p.341.），公司拿不出足够的现金购买较好的茶叶，只能在广州采买在欧洲茶市不再属于热门货的武夷茶，而且还大量赊帐，1788年荷兰欠广州行商的债款多达250万荷盾（注：C.J.A.J＠①ry,op.cit.，p.42. ）。荷兰在中国商人中信誉扫地，无法与其他国家争购茶叶。第四，美国于1789年开始对欧洲转口茶叶征进口税，堵住荷兰茶的去路。荷兰本身没有征收茶税，欧洲国家抓住这一点将茶叶反销至荷兰（注：Ibid,p.43.）。外茶倒灌，实际上敲响荷兰茶叶贸易的丧钟。

1784～1794年中荷茶叶贸易统计表

年份

船数

茶叶量(担)

占广州出口总额(%)

1784

4

40011

20.6

1785

4

33441

14.4

1786

5

44774

18.5

1787

5

41162

15.4

1788

4

31347

13.8

1789

5

38302

18.5

1790

3

9964

5.3

1791

2

15385

10.8

1792

3

22039

12.2

1793

2

17130

9.1

1794

4

30726

14.5

茶叶值(荷盾)

占进口国货物总值(%)

2225619

70.9

1768428

67.9

3342391

73.7

3435415

72.5

3171942

78.5

3316479

76.7

367316

53.7

1017519

66.3

1821461

80.2

2150190

79.2

资料来源：根据C.J.A.J＠①ry，op.cit.，pp.219～220；H.　 B.Morse， The Chronci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g Trading　to　China，Vol.Ⅲ编制。

1795年，荷兰发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荷兰对华贸易急剧下降。存在近20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于1799年12月31日寿终正寝。 这一时期荷兰的茶叶主要由美国和荷兰商人贩运。1802年，荷兰有一只商船到广州，购茶2290担（注：H.B.Morse，op.cit.，Vol.Ⅰ，p.389. ）。1815年荷兰重新获得独立后，整顿对华贸易事务，成立一家公司（注：R.M.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el，　 JamesMadden，Londen，1847，Vol.Ⅱ，p.159.），企图继承东印度公司的衣钵。是年荷兰有两只船到广州，购茶5131担（注：H.B.Morse，op.cit.，Vol.Ⅲ，p.228.）。1817年该公司解散，改由尼德兰贸易公司（

Netherland Trading Co.）主持对华贸易（注：　 C.J.A.J＠①ry，op.cit.，p.45.）。从1817～1824年没有荷兰船到广州的记录。1825年后荷兰每年均有商船到广州，少者1只（1825年），多者13 只（1832年），1829年的购茶量1是7860担，1832年是12000担，分别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的2.4％和3％（注：H.B.Morse，op.cit.，Vol.Ⅳ，pp.104、 123、145、162、185、223、253、325、340.）。荷兰在广州外销茶中已微不足道，而荷兰驻广州领事馆也于1840年关闭（注：C.J.A.J＠①ry　，op.cit.，p.45.）。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12

福建是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大省,1996年以来茶叶产量就稳居全国第一,茶叶的出口也位居前列。入世以来,茶叶生产和贸易总量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见表1),但增长趋势又有所不同。福建茶叶产量一直在增加,年均增长率为10.6%左右。据统计,2008年产量达24.73万吨,占全国的19.2%,稳居全国第1位。其中2008年福建乌龙茶产量达12.6万吨,占全国乌龙茶总产量的85.7%。而茶叶的贸易总量和总额呈U字形趋势,2001年茶叶出口总数为2.04万吨,出口金额为5.71千万美元,2001-2004年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口数比上年下降了21.2%。2005年和2006年茶叶出口的到了恢复,且2008年的出口总量为2.3万吨超过2001年,比上年增长了29%。但出口金额却仍然没有突破2001年的5.71千万美元。

从表1的分析不难看出,入世以来,福建省茶叶产量以每年10.6%的增长速度增长,但出口量、出口金额方面却不如人意,出口量、出口金额的增长率较低,呈U字形缓慢增长。福建茶叶生产和贸易仍然存在这许多问题如:茶叶的科技水平低,出口以散装和低附加值为主,茶叶出口的无序竞争,国际知名品牌少,茶叶农药残留率高等。

二、福建茶叶出口面临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状况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全球关税逐渐降低,农产品的进出口进入后配额时代。相反,以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检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TBT)突显出来。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或地区组织以维护其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及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茶叶贸易的过程中,技术性壁垒是我国茶叶出口的主要阻力。

(二)福建茶叶出口遭遇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

发达国家以保护人类健康安全为由,对茶叶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农药残留限量(MRL)标准。如2006年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中与茶叶有关的251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将进口茶叶残留检测项目由71项增加到276项,并采用“干茶法”检测,大幅度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又如:欧盟的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新标准(MRL),2000年欧盟委员会指令(2000/42/EC)将氰戊菊酯最新欧盟限量提高到0.05mg/kg,远远高于我国的0.1mg/kg。接着2002年又颁布的新标准中将乐果由0.2mg/kg变为0.05mg/kg,是我国指标的两倍。2008年7月欧盟又实施了新的农药残留标准(EC149/2008),新增170种农药,而且所采用的检测标准仪器,很多是我国目前技术水平无法达到的。欧盟的指标具有明显的技术壁垒倾向。

三、福建茶叶出口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原因分析

1、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安全健康意识增加。新技术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更加关注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绿色、健康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近些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食品污染事件,使得人们的食品安全意思不断提高。因此发达国家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为依据,设立了一系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了福建茶叶的出口。

2、保护本国茶叶产业的利益。贸易日益全球化、自由化的今天,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对国际贸易起一定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茶叶产业的经济利益,假借安全、环保等名义,指定各种标准限制福建茶叶进口。在受到其他国家严重的贸易冲击时,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以安全为由,给予一些不平等的规章条例甚至立法,来达到阻止外国产品的冲击,确保本国国内市场。

(二)内部原因分析

1、我国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我国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系之外,使得我们难以应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一方面缺乏充分、稳定、确切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我国还不能以WTO的贸易争端机制来有效的解决歧视性的、非合理的技术限制,不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2、茶叶卫生质量水平低,农药残留率较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卫生及健康意识比较薄弱,导致在茶叶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不是非常重视茶叶的卫生、安全。我国的法制不够健全,关于茶叶生产、检测的标准不统一,茶叶农药残留的最低限制高于国际水平,加上农药常常使用不规范,使得茶叶的农药残留率较高不符合国外标准。符合国际要求的质量认证机构少,茶叶的质量低,国际认可度差。

3、茶叶出口贸易对象过于集中。福建省既是产茶大省也是出口大省,但出口贸易的集中度过高,主要出口到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茶叶出口越集中,对该国或地区的依赖性越大,也越容易引起贸易纠纷。如福建省是乌龙茶的主要产茶省,2008年乌龙茶的产量占全国的85.7%,乌龙茶的出口占福建茶叶出口总量的80%左右,但大部分都是出口到日本。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源泉,2006年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使得当年福建茶叶的出口头7个月同比下降了14%。

4、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意识淡薄。福建名优茶品种多,如武夷的岩茶、安溪的铁观音,虽是中国十大名茶,但国际名牌少,福建茶叶处于“有姓无名”的不利阶段。一流原料、二流技术、三流包装、四流价格的尴尬境地。茶叶厂商的品牌意思淡薄,市场上假冒伪劣的产品多。茶叶出口大多以散装,低附加值为主,缺乏国际知名的茶叶品牌企业。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分析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国的福利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国的福利影响,假设:茶叶出口国是大国,即该国茶叶的出口额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得茶叶的国外需求减少,即使得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技术性贸易壁垒不会使茶叶的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如图1:横轴Q表示该国茶叶对国际市场的供给量,纵轴表示国际市场对该国茶叶的需求量,D1表示在自由贸易下国际市场的需求曲线,P1表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国际市场价格,此时的国际需求量为Q1。由于国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国际市场对该国出口的茶叶的需求减少,使得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交供给曲线S于新的均衡点,此时国际市场价格降为p2,国际需求量减少为Q2。由于出口的国际价格的下降,使得该国茶叶生产者剩余损失了(a+b),打压了茶叶生产商的出口积极性。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国的福利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对进口茶叶既有价格控制作用,又有数量控制作用,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进口国国内的进口水平相对于世界市场来说非常小,不会影响茶叶的世界价格,即此处假设的是小国贸易模;没有其它贸易壁垒,进口国的供给和需求都不会移动。

如图2:横轴Q表示进口国国内的需求量,纵轴表示国内的茶叶价格,S表示进口国对茶叶的国内供给曲线,D表示进口国对茶叶的国内需求曲线。根据假设进口国是贸易小国,面对的是国际市场价格。在这一价格下,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量是Q12,国内生产者的供给量是Q11,该国的进口量就是Q12-Q11。当进口国为了保护国内的茶叶生产者利益,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使得进口国国内茶叶的价格上升至P2,进口量下降到图中的Q22-Q21。可以看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进口国,国内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即再分配效应是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转移的部分,而进口国消费者剩余却损失了(a+b+c+d),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净损失(b+c+d)。

总之,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福利分析可以看出:一定得假设前提下,技术性贸易壁垒无论对出口国还是对进口国都是不利的,都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阻碍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大潮流。

五、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福建茶叶出口的对策分析

(一)合理利用WTO的规则,加强政府对茶叶出口的支持力度

要深入研究WTO的有关规则,运用WTO规则维护茶叶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如充分利WTO有关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利用WTO规则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及争端解决机制;利用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点的窗口收集相关信息等,政府要加强对茶叶出口企业的引导,为我国茶叶产品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我国茶农的正当利益;加强对茶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WTO的规则,给予本国农业以“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采取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等宏观调控措施。

(二)加快茶叶产业的发展,提高茶叶卫生质量和国际认可度

首先,为了确保茶叶质量安全,福建省农业厅已将有关信息传达到各个茶叶生产企业,绝不使用禁用农药,保证出口茶叶原料符合有关安全卫生要求。其次,加大对茶叶科研的资金投入,扩大科研队伍,培育优良品种,扩大有机茶的生产。再次,加快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大力推行ISO9000、欧盟的“绿色通行证”标准体系等一系列国际认证,促使茶叶生产经营企业转变观念,强化绿色管理意识,做好各种认证工作,争取国际社会承认。

(三)积极开拓新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从近几年福建茶叶的出口来看,福建茶叶出口主要以日本、香港、东盟、欧盟为主,茶叶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其中日本是福建茶叶的主要出口国,福建乌龙茶对日贸易近年来基本稳定在1.5万吨左右,约占全省茶叶出口总量的80%左右。这使得福建茶叶出口过分依赖日本市场,茶叶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损失大。为此福建必须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场。要加强对国外市场如美国、俄罗斯等茶叶进口大国的市场研究,出口适合这些国家消费偏好的茶叶,扩大市场占有率。茶叶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减轻主要的贸易国出台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对整个出口市场的影响,达到稳定和扩大茶叶出口的目的。

(四)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创造国际品牌

当前社会消费心理已逐渐从“商品消费”进入“品牌消费”的新阶段。一个知名的品牌能将产品本身的价格提高20%-40%,品牌经营的时代已经来临。但福建茶叶目前仍然处于“有名品无名牌”,一流原料、二流技术、三流包装、四流价格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处境,政府应加强对茶叶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创立国际品牌,打击伪劣假冒产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跨国经营的大型茶叶企业。龙头企业也应加强自身建设,以良好的质量为品牌的基础;以创新保证品牌活力;以文化来带动品牌市场;以国际化经营推动品牌扩张。

参考文献:

1、梁劲锋.应对国际新标准,发展福建乌龙茶出口[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2、张家峰.我国茶叶出口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J].国际商务,2008.

3、刘伟英,向香云,罗海辉.我国茶叶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对策[J].茶叶通讯,2006(1).

茶叶贸易出口论文篇13

（一）商人主体 

中俄恰克图市场上的商人主体主要是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以俄罗斯商人为代表的外国商人。山西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又可以分为东口商人、西口商人和与俄罗斯进行对外贸易的商人组成。据史料记载：“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2]中国内地到恰克图市场进行贸易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山西商人，通过将国内的茶叶、缎布等物品经过长途贩运到恰克图换购俄国的毛皮等商品。山西商人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追求高额的利润，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到南方选茶、购茶，然后贩运至恰克图。山西商人是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商人主体，俄国商人主体前后经历了由官商为主体到以私商为主体的变化。 

（二）贸易路线 

关于中俄恰克图茶叶国际贸易论文路线的研究，石涛提出从时期上划分和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两种方法。从时期的角度进行划分主要是将清政府对俄贸易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在清朝前期时，茶商从福建采茶，经福建崇安县、江西的铅山县、湖北的武昌、襄樊、河南的唐河、洛阳，从泽州进入山西，一路北上，到张家口后改为骆驼运输，进一步穿过蒙古草原到达库伦地区，最终到达恰克图。在清朝中期时，山西商人从湖南的安化开始，随后分为两条路：一条是从湖南的常德、沙市进入湖北襄阳、然后到达河南郑州、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境内，经过泽州后继续向北而行，通过张家口达到恰克图，这条路主要为陆上运输。另一条路是水路和陆路兼行的线路，主要是通过洞庭湖、岳阳，经长江到达湖北汉口，从汉口经汉水到达樊城后改为陆路，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同样到达张家口后将货物运往恰克图。在清朝后期，山西商人主要从湖北的羊楼洞、山楼司采购茶叶，经湖北赤壁到达武汉，转入汉水到襄樊，从襄樊上岸转为陆路运输，穿过河南进入山西，再通过张家口到达恰克图，也有部分商队是通过山西右玉的杀虎口到达归化城，再转至恰克图。 

从地理位置划分来看，山西商人从南方采茶后，经过河南运往山西境内，从山西的张家口运往恰克图分为三条商路：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3]。 

（三）销往国家和地区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商人主体虽然是山西商人和俄罗斯商人，但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中国的茶叶后，一部分用于自我消费，一部分却运往了欧洲等地进行转售。俄罗斯通过将茶叶运往欧洲出售，不仅满足了欧洲居民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还能够使俄商在出售茶叶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利润，而且还能够在茶叶的运输过程中增加俄国政府的关税收入。有史料记载：“1839年在恰克图以七百万元的茶价购买的茶叶，在下哥罗德市场上卖一千八百万元。”[4]“将在恰克图以1磅2卢布的茶价，转运至圣彼得堡，以3卢布的价钱卖掉，赚利五成。”[5]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俄国从恰克图市场上购买的茶叶被转口出售到了欧洲。中国的茶叶从南方一路运往恰克图与俄国商人交换后，从俄国境内又运往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多、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金斯克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全长达到了13 000多里路，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万里茶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销往国家不仅仅是俄国，更是通过俄国商人将中国的茶叶运往了欧洲等地。 

二、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种类 

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市场上进行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红茶为核心的集黑茶、绿茶、白毫、花茶和家茶为一体的茶叶结构。由于俄国是肉食性民族，喝茶可以帮助他们消化食物，所以，茶叶在俄国等肉食性国家特别受人喜爱。中国的茶叶在西伯利亚特别受欢迎，在某些地区甚至被等同货币，如中国的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中经常被人们饮用，食用范围特别广泛，经常甚至将茶叶作为银两使用。在一些地区，人们在出售货物时，甚至选择要砖茶而不要银两，他们认为，砖茶是随时可以代替银两来进行流通的。据记载，在1762—1785年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大约每年向俄国出售红茶4 607担，绿茶3 387担。中俄恰克图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是砖茶，茶叶种类主要以红茶为主，此外还有一定量的绿茶、花茶和黑茶等。

三、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贸易量及其所占比重 

在早期的恰克图市场上，茶叶并不是主要的交易商品，茶叶的贸易额还比较，而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茶叶在恰克图市场上的交易量不断增加。从贸易额的角度来看，在1762—1785年间，山西商人每年输往恰克图进行贸易交换的茶叶大约为30 000普特，在所有出口的中国货物中所占的比重大约为15%。18世纪的最后三年内，茶叶贸易额的增速非常快，从1798—1799年，一年的时间贸易额从46 997普特增加到52 343普特，增长了5 346普特，增长了大约11.4%。1800年的茶叶交易额出现了大额的增加，达到了69 580普特，较上一年增加了17 237普特，增长比例达到33%左右。19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市场的黄金时代，而此时在市场上主要经营的产品为中国茶叶。1847年从中国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总计为349 652普特，1848年的茶叶贸易量有所增长，达到了369 995普特，将恰克图茶叶贸易推向了的最高点。虽然鸦片战争后，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由于茶叶贸易的交易额波动幅度较小，所以，恰克图贸易额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1856—1860年的五年时间内，恰克图市场平均每年的茶叶交易额大约为8 306 000卢布。中国经恰克图市场出口的茶叶数量占全部货物总量的比重随着恰克图贸易的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02—1807年，比重为42.3%，在1812—1820年增长为74.3%，增长幅度较大，在1821—1830年，比重增为88.5%，1831—1840年，比重则达到了93.6%，而在1841—1850年，比重实现了进一步增长，达到了94.4%。从茶叶贸易在全部货物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可以看出，茶叶贸易在19世纪成为了恰克图市场的核心产品，为恰克图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结论 

在清代，恰克图市场是中国在北路进行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在恰克图市场上经营的商品种类很多，然而由于时间的变迁、贸易双方需求结构的变化、国内技术的进步等原因，恰克图市场上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西商人通过从中国的南方采购茶叶，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等方式将茶叶运往恰克图市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俄国商人又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茶叶售往欧洲等地。茶叶作为恰克图市场上影响力最强的商品，不仅为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也为两国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成艳萍.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达到明清晋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