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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传统文化篇1
引言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包含大湘西在内的整个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研究和探索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及其与传统农业的融合路径与业态创新策略，对于推动我省大湘西板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意义。此外，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国外及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在民族特性、历史文脉、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因地制宜，有利于大湘西更好的发展。
一、国内外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经验、新型业态模式与启示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在区域、个案及人文理论的探索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通过构建农村文化产业集群，并采取多样化和平衡增长战略，制定特定的促进政策和农业经济维持政策等；二是就文化旅游产业与农村发展和融合的问题，应当充分利用农村文化资源及文化遗产的价值作用；三是在关注产业人才、技术与相关政策的制定的基础上，要对农村要进行技术岗位培训的建议，还要制定鼓励文化企业引入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公共政策，并增加农村中等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等；四是要进行除了技术以外的其他努力，包括建立好学校、创造宜人的环境、完善运输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等。
我国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探索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的研究，从地域文化资源和农民手工艺特长角度进行产业开发策略研究；二是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升级、投融资、管理措施、人才短缺与供给等层面展开的研究；三是对农村文化产业推动新农村建设，解决 “三农”问题，并与传统农业进行产业融合、统筹发展、产业提质、业态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
我国新型业态创新模式有以下四种：一是观光游与农业融合，形成观光农业。二是养生健身游与农业结合，形成体验农业。三是休闲娱乐游与农业融合，形成休闲农业，与农村的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地方曲艺等进行完美融合。四是农村旅游业与农业融合，主要从农业劳作方式、农村生活方式、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角度出发，结合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农村节庆文化、民居建筑文化等。
这些研究对于促进大湘西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来实现与传统农业的融合与提质，以及推动大湘西农村完成产业升级、农民增收、扩大就业等有重大启示。
二、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该地区富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有乡村民俗文化、乡村节庆文化、民居建筑文化、特色饮食文化、民间典故、民间手工艺、乡村曲艺、竞技游戏等。农村文化凭借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感染力以及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2009年，湘西自治州向湖南省民委推荐凤凰县勾良、花垣县隘门、龙山县捞车等9个基础条件较好、民族特色突出和民族文化浓厚的村寨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并提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要搞好“四个结合”，即特色村寨建设要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旅游名村建设相结合、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相结合、与传统民族文化建设相结合。永顺县双凤村成立了土家民族风情表演队，举办农民培训学校，聘请部级土家文化传承人，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好“土家第一村”品牌，提升民族文化含量和旅游亮点。吉首市德夯村户户投资，参与开发“德夯民俗游”，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兴办旅游实体，实行旅游就业扶贫，开办农民旅行社，兴建家庭旅馆，发展农家乐旅游。凤凰县东就村苗寨和广州投资商签定东就村旅游开发合同，完善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景点建设等。大湘西地区民俗表演，旅游演艺产业，果园旅游产业以及形式主体各异的会展产业等也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整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开发与完善，交通路线得到拓展，加强了该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为本地区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支持和动力。
尽管该地区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力度在逐渐加大，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政府对其重视和认识不够，经费支持不足；二是相关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艺术教育落后，原有的民俗文化活动正在萎缩，甚至消失；三是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速度缓慢，规模和效益不高；四是文化产品贫乏且跟风现象严重，文化品位不高，科技含量低，缺乏创意；五是法制不健全，非法经营活动蔓延；六是文化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薄弱；七是农村文化体制机制、资金、人才等方面存在问题。
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和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等因素导致大湘西传统农业发展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低，地区差距大，生产手段落后，绝大多数地方仍以人力畜力生产为主。农业商品经济不发达，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同时，受交通、市场环境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农村小城镇建设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另外，农村经济机制也影响着农村文化，缺乏规模化的生产力集团、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人财物合理配置程度较低。
三、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路径、业态选择与模式
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由于该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而农村经济落后，应以此为切入点，将两者有机融合，选择适宜的地区来发展文化主导产品，为农村服务，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进步。
在构建“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赏农家景、购农家物、享农家乐、品农家文化”新型农村文化产业业态理念指导下，进行以下设计：①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模式设计，把农村有关活动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包括民族村寨民俗节庆经济打造，由于大湘西民族特色村寨分布面广，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村寨类型不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这就决定了其融合路径、业态选择与模式不尽相同。一是要因地制宜，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根据村寨的民族特点、文化特点、经济文化类型、市场环境、村寨结构来确立创新的内容和方向。二是要突出彰显村寨特色，这是村寨的生命和魅力所在，村寨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要注意彰显特色。三是新增文化活动项目，如趣味竞技、乡间舞会、农艺赛事、产品演示等。②结合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绿色生态特色农产品链的联动开发、茶园、果园、菜园自助式采摘模式再创新、游客农产品手工艺制作与观光农业的模式创新设计、城市户外俱乐部的穿村路线设计与农村配套服务业构建、基于休闲垂钓餐饮等休闲项目的农家乐经营业态创新、民族村寨夜间经济与“乡村嘉年华演艺”的融合发展与流程创新设计、森林氧吧与康体娱乐项目的提质升级设计等。③投融资渠道及经营主体间的合作，积极吸收民营资本，鼓励农民加入经营，采用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焕发农民自身积极性，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让民间艺人成为农村文化产业运作的团队，农村地区存在多种节庆、民间庆典仪式和民间文化仪式，对农村中的文化人才和资源进行聚集，进行团队运作。
四、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及其业态创新的政策措施
（一）给予政策引导、扶助和支持。
在信息、人才、物力、财力方面，相关部门应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有志之士在农村兴办文化产业，实施专项资金支持与奖励政策，同时在税收、土地、房屋建筑使用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业业态创新、地方高校产学研助力农村产业链融合升级与业态创新和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
（二）完善体制建设与改革
出台完善的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政策，包括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设施市场、文化人才市场等；规范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渠道；深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切实帮助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人才培养、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文化产业人才进行培训；对农村民族历史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与合理开发，促进农村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形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综合优势；加大高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信息产业发展和网络平台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以及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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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首大学大学生创新性课题“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及其业态创新研究”；“湖南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产权保护机制研究”。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2
在他们众多的神灵崇拜中，不少民族把自己民族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这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有反映：独龙族传说中的猎神、山神“仁木大”就是上山打猎失踪的猎人变成的。他管辖着山林里的各种野兽。以后，人们进山打猎，都要首先祭一祭保佑多打野兽的“仁木大”。德昂族传说《天王地母》中说，在很古的年代，世上没有人类，只有花、草、树、木。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刮下102片树，变成人，结为夫妻后，才有了人类。(2)
这说明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而且产生了祖先崇拜。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首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民族把自己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并具有同其他自然神一样的神效。这表明本民族祖先与自然界神灵之间存在的相互转换关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耕作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不是人们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和祖先神处获取食物的过程。收获也不是人们的耕作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本民族的祖先神或上与祖先有密切联系甚至就是二位一体的自然神的赋予。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作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崇拜的基本行为基础。”(3)因此，耕作和收获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和二位一体的自然神赋予食物的过程。对祖先神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神灵的祭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而贯穿于万耕火种的整个过程，形成一套完整的以农业祭祀为主的农耕礼仪。以布朗族为例，农业祭祀中对大自然的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就十分突出。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几乎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总共有1、选地占卜；2、砍地祈祷；3、烧地祭祀；4、播种仪式；5、薅草仪式；6、割谷仪式；7、打谷仪式；8、叫谷魂。
农业礼仪在刀耕火种中的灵魂地位，恰恰反映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刀耕火种这种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并且对于实行刀耕火种的民族而言，也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支柱。其次，对实行刀耕火种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对家庭、氏族血缘关系的保持是实行刀耕火种的客观需要，而农业祭祀活动是保持农业生产中血缘性有效存在的主要方式。通过研究布朗族种植旱稻的生产过程发现，其旱稻的种植从选地到装仓共有十一道工序，其中选地、砍地、烧地、播种工程浩大，单家独户难以完成，一般都要互相帮助。互助者多为同一嘎滚的成员，所以地中常常排开多达十余对的男女一同劳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使得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还必须依靠集体，以血缘为纽带来得到近亲家族成员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互相援助。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对血缘性的客观需要，必然在精神文化中有所反映，要求在传统精神文化的体系中增加相应内容，通过系统化、制度化和各种行为规范、仪式来强化这种物质生产中客观需要的血缘性，使血缘组织观念渗透于生产生活领域，以保证传统生产方式的需要。布朗族在选地时要请佛爷念经，请寨神、地神共同来决定种哪几块地，此后在砍地、下种、割谷、薅草、装仓几个过程中，按习俗都是要举行祭寨神和家庭神的仪式。这正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而目的是满足物质生产中的对血缘性的需要。另外，如前所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刀耕火种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鬼神存在，也就都需要相应的祭祀仪式。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还是通过神化的方式来突出了血缘关系对生产耕作收获的影响，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表现。
二、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其精神文化所强调的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和具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以适应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其蕴含和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选择机制的本质也应与之相同。所以无论是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还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在向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播时都会因传统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机制的原因出现部分拒绝甚至完全排斥的文化选择结果。例如，在独龙江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负载量增大，使刀耕火种地的轮歇间隔缩短。相应的，土地肥力也有所下降。为提高土地肥力，曾教授独龙族使用农家肥和化肥，但按照独龙族的观念，土肥的肥瘠，粮的丰收全在于谷神卜拉，每一粒粮谷的种子从播谷、发芽、长茎叶、扬花、结籽到收获，周而复始、延续不绝，全在于卜拉。在粮谷处于发芽或结实阶段，独龙族都要祭鬼护住卜拉。因此，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独龙族仍是习惯于种没有施过农家肥的卫生田。
这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不能完全离开传统精神文化构造出来的文化模式，只有符合其传统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指标才对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实际作用，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正体现于此。
刀耕火种是人口较少民族适应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同时，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这一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也是刀耕火种民族坚定不移地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刀耕火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耕火种不仅是适应自然界的产物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直把刀耕火种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农业，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而以内地的固定耕作的农业模式予以取代。“一是改土造田，凡是稍微平缓的地方都开成水田，改变了独龙族不种水稻的历史。二是固定耕地，坡改地，打破轮歇制度。三是使用良种。四是施肥和使用牛耕。五是推广地膜覆盖等农业科技。这些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独龙江峡谷收获不大，一些措施还造成局部生态破坏。”(4)当地干部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力度不够。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是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于发展内地固定耕作式的农业。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居住的怒江州，这一区域纵横着担当力卡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奔腾着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因此，全州土地基本以高山峡谷为主，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76.3%。而且地表可耕层薄，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深挖深犁的精耕细作短期内就会耕尽土壤肥力，并且还加速了土壤流失，土质劣化的过程。从主观上分析，刀耕火种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在农业活动中受这种观念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和节制开发自然的行为，以表示对自然谦恭的的态度。如“为了减少水土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5)由于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当地民族一般在沿河流两岸的玲散土地上从事刀耕火种的简单农业，其生产工具简单实用。由于新式的农具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农田开垦，故在当地多无用武之地。因此，建国以来，不仅他们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简单农业加采集为主的生计类型模式也没有多大变化。
有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独龙江地区推行内地的农业模式收效甚微是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经过不断摸索和对刀耕火种的研究，开始在独龙江地区推行经过改进的多种混林农业模式和刀耕火种的轮作技术。混林农业“实质上是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模式”，由于混林农业“是刀耕火种民族熟悉的传统技术，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途径”(6)，在模式上突出了刀耕火种模式中的合理部分，也符合了刀耕火种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因此在经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后成为这一地区独特有效，切实可行的生存发展模式。
显然，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变迁缓慢，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发展模式仍有很强的限定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精神文化的这种限定性以及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因为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就否定他在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然后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
三、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弱化
对比50年代的相关记载发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有了很大变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最为典型。以布朗族为例。传统社会中，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而据笔者2005年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的调查显示，目前在老曼娥寨中还保留的农业祭祀活动只有8月份的播种仪式、薅草仪式。见下表：
1964年对老曼娥寨解放前农业祭祀情况（《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传统社会中的农业祭祀活动是对大自然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的表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下，耕作、收获对于他们不是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的过程。因此，繁琐的农业祭祀的社会功能正是在于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笔者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农业祭祀活动变化的调查正反映了传统精神文化――农业祭祀对农业生产活动控制功能的弱化。其原因之一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
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训。以布朗山乡为例，205年布朗乡举办各种科技培训40期，受训人数达9530人。(7)笔者对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中，有21户参加过科技培训，19户通过向培训过的农户学习的方式掌握部分农技知识，6户通过书报自学掌握相关科技知识；有31户从未学过相关农技知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有400多户独龙族、怒族，由于采取了多种培训方法，使这个村50%的农户基本上掌握了1至2门农村实用技术，培育科技示范户62户，农村党员占24户，同时还成立了水稻、养牛、蔬菜等研究会，会员达400多人。(8)一定规模的培训无疑加快了村民接受并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对比怒江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的情况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该村氮、磷、钾、复合肥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分别从40276吨和1010吨增加到126960吨和2029吨，(9)每年分别以21%、12%的平均速度增加。此外，生产工具的变化也很快。布朗族传统的农业主要有长刀、斧、镞、锄、犁、弯镰、木齿钉钯等，所代表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截至2005年布朗乡已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生产工具，其中拖拉机215辆，碾米机295台，摩托车4223辆，农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随着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这一趋向对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1）随着对现代农具、农技术知识学习、掌握和运用，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产量增加以及对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技术的掌握。详见下表：(10)
作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明显增加，在粮豆播种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下（1999年为32732亩，2004年为29829亩），依靠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的增加全乡农业总产值从1999年的1371.34万元增涨为2004年的2585万元。同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人均经济纯收入比实施“素质教育”工程前增36%。在掌握运用新工具、农技知识――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一形成连锁效应的因果链中，越来越多的村民对现代农业、农技知识与提高生产效益的关系有了直观正确的认识。而随着这一认识的加深，其结果就是传统精神文化各种原始宗教的农业祭祀活动对农业活动的功能的削弱。
据对布朗山乡新曼娥寨的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宗教祭祀对经济生活有所促进的约为38%，认为没有影响或有所妨碍的约为46%，而有96%的被调查者肯定了科技知识对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11)
（2）这一时期生产领域技术的科学化所形成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系统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其中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因为一定的观念形态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总是一定观念形态文化的客观化。如此，则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文化，他规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类型，对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具有导向，或者说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形成，必然引起反映这一物质生产活动自我调整需要的观念形态文化向特定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凝聚沉淀。具体而言，新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为大量吸纳与之相应的观念形态文化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一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巩固发展完善的要求形成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在这种需求效应的作用下，加速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现代文化的吸纳。
据统计，截止2005年布朗山乡已有电视机1773台，影碟机1560台，收录机262台，电话177部。(12)对老曼娥寨抽样77户家庭的调查，表明76户家庭均把看电视作为业余休闲方式之一，有12户家庭既看电视又收听广播。基诺山乡信息化程度更高一些，截止2004年已安装电话748部，移动电话1274台，87%的村民看上电视。41%的村民安装有线电视，乡政府已开通互联网，(13)其2010年的目标是，以乡民族中小学为重点建立信息化网络，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建立乡、校基础教育信息网络，开设信息课，计算机人机比中学30:1，小学40:1。(14)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他们作为文化传播途径的作用也将不断发挥。而与传统精神文化相比，主流文化通过信息途径传播的条件更为成熟，主流文化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资源信息化的途径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主导地位，相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更大优势的强势文化，冲击改变着他们的传统观念，而逐渐被少数民族由羡慕而模仿学习。以基诺族为例：“基诺青少年传统的审美情趣正在或已经消失，就人体审美而言，象征祖先崇拜的发型已经消失；象征勤劳勇敢的耳环眼只有年长者的耳部才存在；漆齿染唇也只有部分老人保留这一习俗，青少年中绝少有把这些作为美的象征。从服饰审美来看，只有中老年人还经常穿本民族服装，其他人则很少穿，有不少青少年则公开认为，穿本民族服装‘不好看’，完全改穿汉族地区的流行服装。从文学艺术审美看，传统的文学作品除老人继续讲唱外，大多数年轻人则更欣赏影视节目和通俗书刊。影视明星成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维发展、成就动机、审美情趣，都产生变化。(15)
简言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使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完善，其所产生的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文化选择机制的产生。新的文化选择机制呈现出对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盲从，而对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相对弱化的特点。在这种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同喻文化传承方式与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并存，而且同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传承形成冲击。所以，在同喻文化占主导传承地位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青少年更热衷于看电视、接收流行文化，而主动选择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向老人学习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歌曲、舞蹈的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精神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文化载体，更不可能对其社会和生产活动产生作用，发挥其社会功能。
注释：
(1)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地区，其中，云南有七个：德昂族、基诺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独龙族、怒族，总人口23万（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综合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01页；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0页。
(4)侯远高：《独龙家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5)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6)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7)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8)云南省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工程”典型经验材料选编。
(9)根据鹿马登乡1998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0)根据布朗山乡1999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1)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朗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2)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3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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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4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研究――基于河北省1000户农民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8日
一、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一）小农经营者缺乏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保护与传承意识的强弱制约着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目前，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石家庄、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域的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层次的小农经营者的调查发现，人们对河北省传统农耕文化了解不多，对有些农耕文化根本没有听说过，大部分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概念十分陌生。在问卷调查中选择对传统农耕文化概念“非常了解”的人只有6.94%，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人们不知道传承和保护”，笔者选取河北省耳熟能详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们对这些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只有50%，其中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所以得票多，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说过其物质载体罢了。在调查“目前有很多传统的农耕习俗都已经消失，您认为有必要将它们恢复、保留并传承下来吗”中，有38.89%的农民选择“有，但意义不大”。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十分淡薄，有些人认识不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对于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也认识不足。
（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主体存在“结构性缺失”。小农经营者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守护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十年来，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和就业，其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情趣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缺乏认同感，对农耕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普遍不高。因此，当前小农经营者对传承农耕文化缺乏积极性，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政府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管理者，是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责任主体。而目前地方政府一般认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占用政府资源拖累经济建设，不愿将其纳入工作范畴，大多数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大多数职能部门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不够清晰的现象，管理规则和标准不尽相同，而且各部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各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产生利益冲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者，其作用不可忽视。而当前，河北省大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对于农耕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还停留在较低层次，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综合性开发项目较少，鲜有根据本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实际状况进行深层次文化资源挖掘的，地方特色农作物的收割、农产品的加工等体验性与参与性的旅游活动较少，这样既缺乏传统农耕文化特色，又缺乏创意和创新，从而使得农耕文化难以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农耕文化不能得到实质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传统农耕技术、手工艺以及戏曲等的新传承人难寻，导致了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您认为当前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面临的危机有哪些？”（可多选）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没人传承，尤其是年轻人不愿继承”在所有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这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学习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的过程中要经受难度大、耗时长、收入低的考验。而且我们对“本地传承人（如老手艺人、老艺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44.44%的农民认为“一般，从事老本行无固定收入”，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传承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且大多数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主要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且有的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新的传承人，一些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就可能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
（四）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1、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土地、人力等资源的需求使城市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占用农业耕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新生代农民多数已不会干农活，甚至没有务农经验，许多农村出现空洞化、空心化，农耕传统和农耕文化无人传承。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侵蚀，导致部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大量珍贵的农耕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几十年来，许多不可再生文化遗产都在不断地消失，农耕文明正发生着基础性的动摇，失去农耕文化存在的基础将会对农耕文化的传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带来的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伴随着日益密切的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普及流入中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充斥着中国各个角落，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触越来越多，同时人们也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尤为青睐甚至是盲目追捧，而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农耕文化从思想上本能地认为传统农耕文化是旧事物，代表着封建、落后。以风俗节日为例，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的追捧热点远高于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许多商家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对西方的节日进行炒作，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二、促进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建议
（一）小农经营者。提高小农经营者传承和保护意识，发挥主体作用。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不断被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做的是唤醒小农经营者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使其实现“文化自觉”。首先，遵循知识传习规律，与农业教育单位合作，实施针对农村小农经营者的思想意识干预，开办农村小农经营者培训班，让其从中学到一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能和致富本领。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取得传承人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学习班，或者是组织人员系统学习，使得农耕技艺能够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民众体会到传统农耕艺术的魅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乡土化开发、保持农耕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魅力的前提下，进行品牌化建设是深化农耕文化开发利用的必然途径，也是实施差异化竞争、避免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要进行乡土化开发，就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在农村传统聚落、农村民俗风情、农业特色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深度挖掘当地农耕文化特色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于特色食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中，同时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以情境化、娱乐化、体验化等手法开发设计独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项目和服务，提供纯真原始农耕生活感知；其次，要实施品牌化战略，将农耕文化资源作为品牌符号，开发出特色农耕文化产品系列，进行品牌运营和打造，增强消费者对农耕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带动多次消费，形成“以品牌强农业，以品牌富农民，以品牌带农村”的发展格局。
（三）政府
1、加大对农耕文化传承的投入力度。（1）加大资金投入。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充足、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应拨付充足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配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特色鲜明，具有生命力，但又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面临传承危机的传统手工艺、传统戏曲、民间文学等农耕文化，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掌握农耕文化技术和工艺的传承人发放国家津贴，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投资的同时也应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可以采取多方合作开发的方式，引导包括农业龙头企业、文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耕文化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小农经营者从事传统农耕劳作和服务。（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人才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流砥柱。首先，针对代表性传承人，政府应该提供优待政策，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活动；加强对传承人的理论培训，增强其对自己所掌握技艺的认识，更新其传承理念和思路；制定合理的继承人培养制度，政府要适当给予自愿学习和传承农耕文化技艺的人员生活补贴和适当的物质奖励，创造良好的学艺氛围和条件；与职业类学校合作，设立非遗技艺课程，进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农耕文化传承人搭建更多展示平台和创造更多展示机会，提高传承人收入。其次，加大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建设，通过科学的培训、指导和管理，培养一批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的作用，提供符合不同文化层次、各个年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节目等，从而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传统农事民俗活动，促进农事民俗的传承。最后，要加强文化部门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的人员队伍建设，培养专业才人，选拔优秀文化干部，提高研究和管理水平。
2、建立保护与传承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1）建立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利益共享机制。传统农耕文化属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开发最终也是为了服务社会，谋福于社会，所以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利益也必须普惠于大众。因此，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大力倡导，发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等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一个利益共享体。通过建立合理、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协调利益各方的利益关系。首先，鼓励当地从事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对小农经营者的带动作用，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的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农户收益的增长；其次，可以对采用传统技术和工艺的小农经营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以及对市场地位给予认可。（2）完善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保护与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能够为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权威的保障和依据。参考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耕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关于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立法，制定具体完善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规划，如加强农耕文化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相关的商标、专利法规，完善农耕文化保护、扶持、补贴等工作的监督体系，尽快出台有关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政策法规，使农耕文化受到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5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伴随产业升级、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聚集的城乡一体化过程。我国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高度重视。中共十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为“长远的城乡一体化，包括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必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适应各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落后的传统农区，而传统农区的城镇化进程将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传统农区通常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其城镇化水平受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解决传统农区的产业选择问题可以促进传统农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对推进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农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选择的误区和原则
1.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产业选择的误区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学选择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目前，根据“三规合一”城乡总体规划的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当地经济发展规划、新型城镇社区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但是在“三规合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规划之间不能相互配合，常常出现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现象。由于追逐政绩、目光短浅、缺少科学决策等原因，大多数管理者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要么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要么盲目引进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工艺或淘汰技术项目，从而造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具体来说，传统农区在产业选择过程中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舍近求远，重工轻农，忽视农业产业的升级，无法形成支撑农业生产的产业集群；二是顾头不顾尾，产城分离，产业发展不考虑城镇建设规划或者城镇建设规划不关注产业发展，形成了脱离农业发展工业、脱离城镇发展产业的局面。产业发展缺少城镇依托，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城镇建设没有产业支撑，缺乏就业吸引力，人口分散，城镇成为“死城”。
2.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产业选择的原则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的产业选择必须坚持优先选择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产业的原则。首先，可以依托传统农区小城镇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与当地的资源、区位相适应的产业；其次，可选取当地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为龙头企业，带领其他中小企业与当地农户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再次，推进新型工业化，通过招商引资引入能够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形成主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
根据对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与发展条件的分析，城镇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培育具有各自特色的主导产业，强化产业支撑，逐步构建比较完整的特色产业集群。因此，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融合起来，即传统农区的城镇建设要注重产业的选择，产业发展要以城镇建设为依托。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吸引人口的集聚，通过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可持续发展。传统农区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具体可分以下几种类型。
1.以特色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拥有特色农业和农产品优势的传统农区的城镇功能定位，可根据资源优势发展以特色农产品为主的种养殖业或农产品深加工。具体的产业选择可以有以下三种。一是标准化的蔬菜、水果种植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蔬菜需求量不断增多，传统农区可以通过发展大型的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优化传统农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二是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与精加工业。小城镇可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化的农产品种植及精加工业，打造小城镇的“城市名片”。如河南省信阳市盛产毛尖茶叶，主要茶叶产区可围绕毛尖茶的种植、加工、交易、流通等环节形成茶叶产业集聚区，通过茶叶产业链的集聚实现规模效应，扩大信阳毛尖的品牌影响力，通过产业的繁荣进而带动城镇人口的集聚，促进产业与城镇的协调发展。三是品牌化的生态畜牧业与相关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传统农区来说，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可以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做文章，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的发展，如河南省潢川县的华英集团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同时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形成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2.以物流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拥有交通区位优势的传统农区的城镇功能定位，可以利用便捷的空间优势、区位优势发展物流业。通过建立农产品物流园区，形成农产品收集、储存、深加工、运输、批发、销售等环节的冷链物流系统，成为农产品流通的枢纽，进而带动传统农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3.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对于传统农区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城镇，可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参与大城市产业分工，为大城市的工业产业提业配套服务。规模化工业产业的集聚，可以促进人口、资金、物料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相关深加工、服务业的集聚及基础设施的集聚，从而优化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形成独具特色的工业型小城镇。
4.以生态旅游与休闲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
传统农区的诸多小城镇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或人文优势，因此可以依托环境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农业，具体形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生态农业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有机农业为主导，发展有机农副产品及其深加工业，在利用资源优势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产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形态，打造低碳、生态型城镇。
二是民俗文化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传统的民俗文化为基础，利用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拓展相关产业，如民俗文化展示、民俗手工艺品加工、民俗文化体验服务等。通过打造当地传统民俗文化品牌，推动文化资源向多元化产业转移，进一步提高小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造文化型小城镇。
三是生态旅游型小城镇。这种类型的小城镇可以以风景名胜、生态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古迹等自然、人文景观为依托，将观光旅游业与生态农业融为一体，优化传统农区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如江西省婺源县，以建设“世界文化生态公园与中国最美乡村”为目标，通过科学统筹城乡建设规划，不断完善城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一个中心城区、三个副中心郊区集镇、一百个文化生态景观村”的三级城镇框架体系，使婺源形成了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建设与特色产业互相促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另外也可通过建立农业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以农村、田园生活体验等形式打造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如河南省安阳市近郊的几个乡镇打造了包括休闲、娱乐、采摘、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区，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农业标准化与农业观光旅游，综合应用到农业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既促进了传统农区小城镇人口的聚集，也促进了产业的聚集；既加快了特色农业的发展，也完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了“四化”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传统农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为基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通过产城融合，使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四化”协调发展。
1.产业规划与小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发展规划要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区的城镇总体发展规划过程中，产业发展规划是其关键所在，是其先决条件。因此，要通过做好产业规划，使小城镇发挥出其自身功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促进产城融合。当经济产业相对合理时，城镇化发展速度才会相对更快。当然，传统农区小城镇的产业选择能够做到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即可，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新型工业化的五个要求。具体来说，经济基础较好的小城镇可以优先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较为落后的小城镇可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
2.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相结合
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根据小城镇的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选择特色化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特色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业、物流业、深加工工业、生态旅游及休闲农业等，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带动产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形成工业园区等形式的产业集聚区，扩展传统农区小城镇的地域空间；通过对小城镇与产业园区的空间合理布局，同步规划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并相应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城乡共享共用的社会事业，使小城镇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集聚，而生产性人口的集聚最终会带来生活性人口的集聚，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传统农区城镇居民的整体素质，使农民就近转岗就业转化为产业工人，实现劳动人口层次的整体提高，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提高，重点需要解决基础教育问题，加强农民的业务知识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应合理控制人口总量，继续实行适当的生育政策。
3.新兴产业培育与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认为，当城镇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镇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其本身吸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镇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因此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培育新兴产业可以实现传统农区产业水平的整体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产业园区建设与小城镇承载力提升相结合
作为产业集聚主要载体的产业园区，因其拥有政策支持、区域优势、产业配套设施和先进管理体制等，通常能够吸引人、财、物等资源的集聚。因此，传统农区的小城镇承载力提升要着眼于产业园区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园区建设的关键，也是小城镇产业集聚的关键；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房地产等社会服务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产业园区建设的保障，也是小城镇承载力提升的保障。因此，政府应在产业转移、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产业向产业园区集聚转移，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促进传统农区小城镇向规模化、集约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对小城镇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促进产城融合；对传统农区的小城镇与城市进行合理分工，使之优势互补，形成布局合理、特色明显、生态优美的小城镇发展格局。
总之，传统农区的城镇化建设不同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必须根据其自身的资源、地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将产业规划与城镇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特色化的城镇产业功能定位，促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培育新型产业，使传统农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王新涛.产城融合理念下中原经济区小城镇产业选择与培育[J].企业活力，2011（8）：26.
[2]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11.
[3] 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J].求是，2012（14）：35.
[4] 杜永红.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战略模式的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2（4）：92.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6
农村职业教育依存的是乡村文化根基，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方式来丰富传统乡村文化。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与特征受到自身“量变”因素的变革与外界传播的影响。教育是农村文化接受外界“嫡”的主要源泉，也是变革与校正农村不良文化的关键方法，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首先应明确农村文化的缺失问题。
1.农村文化的缺失。当前，传统的中国农村文化正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为主要理念的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国农村的优良传统文化正面临被“边缘化，荒漠化”的危机。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扭曲;精神理念的沦陷及科技知识的落后。
2.农村职业教育文化传播的内涵。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文化传播就是社会传播，是人对文化的分配与共享，沟通人与人的共同关系。我们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定义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娱乐活动等方式，通过多种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将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观念传授给农民，并使农民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培养农民实践技能，传承与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能够通过不断满足农村新发展、农民新需要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来说，农村职业教育这种最合适农民的教育模式，更应该是一种传播先进文化的渠道与方式。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知识文化;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价值文化及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美德文化。
二、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
1.传播知识信息，崇尚科学精神。教育首先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是知识与信息，知识是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农村的关键要素。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职业教育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通过各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式，使农民养成爱科学、用技术、讲文化的习惯。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高生存的本领，获取发展的源泉，并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收益。
2.传播法律法规，提倡遵纪守法。教育培养的是掌握现代法律法规并能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遵纪守法的公民。现代文明是构筑在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市场化交易的背景下，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来维系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了保持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作风之外，也应在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吸取现代法制化发展的理念，通过农村法制建设来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与层次。
3.传播工业文明，鼓励科技致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文明向农村的渗透和推广应用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的发展应该是积极地融入工业文明的进步中来，但同时也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结构，以保持农业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传统文明。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的时候，更关键的是要鼓励农民创新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结合自身的吸收能力以及生产要求，创造适合农村农业生产与生活，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4.传播文化理念，扎根农村发展。文化是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批奉献农村、扎根农村的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给农民传输的文化理念应该是使农民认同农村文化，扎根农村。文化决定认知，认知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向，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实实在在整体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给农民带来实用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化农民扎根故土、发展家乡、创业致富的情感理念。 三、如何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
文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民在技术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无形中形成对新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1.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理念，完善文化传播功能的内容。农村文化具有自身的优势，在实践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了解现代乡村文化的根本内涵，弄清楚促进现代乡村文化变化的动因，准确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脉搏，深化农村教育的理念，整合和发展农村文化。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首先农村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掌握技能，会生产、甚至能自主创业的新农民，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村建设者新的素质要求。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范式，同样也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村这块土地的文化活力，使得作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对象的农民在接受新思想、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变化。农村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根”，新农民的要求是掌握新知识、具有新观念、倡导新文化。农村职业教育应以文化传播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功能，具备这种教育理念之后，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农民文化根源的培育。
2.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目的，创新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使得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当代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树立和明确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目的。农村职业教育应以终身化、素质化、持续化、信息化和公平化为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职业教育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向农民传授一些生产技能和知识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这种长期的教育模式，改变农民的一些落后的生产观念，增强他们适应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能力。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农村信息获取、知识传授和文化沉淀等等。在农村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农村的文化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农村的职业教育实施可以满足这种文化需求，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也会随着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而会有相应的调整，文化传播功能更加体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多种教学手段、传播工具运用的情况下，文化传播功能的创新就有了实践基础和支持系统，传播的有效性、长期性将可以得到长期的保障。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7
这些传统农耕文化都遵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等朴素的农耕思想，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祖先们尊重生物多样性，并赋予了这些农耕系统以深刻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体现了“蚂蚁抬土”“愚公移山”一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各种传统农业系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保持中国文化魅力的关键、创新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农业文化遗产则是世代传承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是传统农业系统中的精华。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以自然状态自生自灭者居多，若不重视保护难免濒危。”
在上世纪60年代，海南羊山地区原有野生荔枝母本群6万亩之多，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野生荔枝母本群，有130多品种，其中58个品种为优良品种，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名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而自1990年至今，农民被利益驱使而砍伐荔枝木，改种或嫁接古荔枝。曾经随处可见的百年以上荔枝树，如今砍伐严重，羊山古荔枝群农业生态系统被人为严重地破坏了。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代相传的技能技艺，与农业相关的民俗、礼仪等面临着后继无人、断代消失的威胁。
为此，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并于2013年5月公布了首批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今已经公布了62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保护遗产名单。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家行为”，正式列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那些由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保护。
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共有31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中国有11个，居世界之首。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工业化浪潮下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造成了农药残留和对土地以及水资源的危害，这使得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大减少。
然而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种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污染，其农业系统内部即可达到平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8
现今农村的传统文化却面临着商业化的冲击。虽然人们对文化保护的意识有所提升，但是农村旅游行业的发展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变质。使今天多地农村的传统文化商业气息过重。
二、传统文化和在农村进行旅游开发的关系
（一）农村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传统文化
农村传统优秀的文化是农村开展旅游行业的基础与灵魂。农村传统的田园式生活能够使游客融入自然，远离快节奏的喧嚣式生活。使游客身体放轻松的同时，能够使游客的精神层面得到极大的放松和满足。
（二）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
在农村旅游业开展之前，农村处于闭塞状态，与外界交流极少。但随着农村旅游行业的兴起，国内外的游客来到农村，体验着农村的生活和人文情怀。这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农村的优秀文化。若去云南走一遭，能够看到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称呼都具有民族特色。例如，彝族男子叫做胖金哥，女子叫做胖金妹；白族男子称为阿鹏，女子叫金花等。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文化。
三、国内旅游行业在农村的发展对保护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在农村大力发展旅游行业能够增强村民对于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保护意识
随着来到农村旅游的游客们对乡村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对于农村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如对农村旅游设施的建设、对于名胜古迹的保护等，都是人们意识提升的表现。
（二）在农村过度的发展旅游行业使传统文化更加趋向于商业性质
农村旅游过快过热的发展，使农村每一天都迎来大量的游客。原本单一的旅游线路已经无法满足数量众多的游客的需求。再次开发的线路中，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其中掺杂了许多商业化的元素，使当地传统文化变了味，使农村文化逐渐的在流失。
四、如何进行传统文化保护并且促进农村旅游行业的发展
（一）完善在农村发展旅游行业过程中对于保护传统文化的规章制度
在旅游行业在农村发展增强人们对于文化保护意识的基础上，必须在农村形成保护文化的规章制度。对于一切可能造成文化流失的行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明确的规章制度不能提醒农村基层群众，同样对于前来农村旅游的游客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力。开启全民共同保护文化的模式。
（二）注重保护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质朴的人文环境是农村旅游行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保护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就是在促进当地经济的向前发展。注重农村生态和人文环境的保护，能够保证村民和游客精神方面的满足。保护乡村最为质朴的一面，发展农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9
农民是农村的核心，是新型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渴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建立一种适合农民的新型农村文化。这种文化理念需要对内在的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对外来的文化有效整合、合理利用，要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传统的文化大众化、普及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新型的农村文化。
1.发展中的新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在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其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大集体（生产队）活动减少了、社会活动（民间民俗活动）的次数、区域和覆盖面也相对减少，人们的民俗文化意识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文化的思想、情感、格调需求也要发生变化，原始的农村文化开始与现代人的情感需求不相适应，发展中的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2.创建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新型的农村文化应产生于农村，流传于民间，与民间生活要相适应。在各民族长期聚居区，特别是各民族农村聚居地有人们通过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产物，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农村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贵遗产，我们应当沿袭和发展、保护和传承。
在被称为“战鼓之乡”的正定县，流行于东、西杨庄的常山战鼓因其慷慨激昂的气势、灵活多变的队式，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艺术，充分展示了战鼓之乡的风采，常山战鼓成长为正定县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而其他村街等不同区域的战鼓，其鼓点和节奏又略有不同，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俗。正因为民族、地域的不同，才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情各异的民间文化艺术。新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优势构建和发展特色鲜明的符合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嫌弃“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
1.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在广大农村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竞争意识不浓，缺乏发展意识，文明、健康意识不强，具有一些传统陋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新风尚、建设乡风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人们甚至错误地将经济的落后与本地的“土”文化等同起来，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崇外思想，甚至否定了乡土传统文化，祖祖辈辈辛苦劳作的文化大餐却被丧失在愚昧落后的文化思想中。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优秀文化的流失、政府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畅、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和文化发展失去载体。为此，针对新农村建设文化滞后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切实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
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是否定传统、完全创新，切莫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新农村文化建设不要嫌弃优秀传统的“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母体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特定文化的传承、维护和弘扬是新农村全民利益所在，也是维系新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2.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政府与农民“零距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党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已制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法制上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是真正农民“口味”的文化，是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优秀文化，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在正定这个物华天宝、美丽富饶的民族聚居区，广大劳动人民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分布在全县各乡村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战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土”文化。
可喜的是，正定县委、县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在正定“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开发等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从2006年开始，就采取得力措施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保护。首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由文体局负责对此项工作具体实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卓有成效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坚持四不漏、调查摸底、逐级排查、研究上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间艺人办培训班，“带徒传艺”和“学艺有成”，创“非遗传习所”者给予奖励，鼓励保护和传承各种优秀的民风民俗尤其是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还将常山战鼓纳入到正定首家民办学校弘文学校的教学课堂之中，并计划推广到全县中小学教学。
正定常山战鼓列入部级非遗名录后，参加了众多公益性演出。近年来，受北京2008城市奥运文化活动协调小组邀请，参加了中华世纪坛文化广场表演、天安门广场表演、昌平永安文化广场演出以及在西柏坡举行的奥运火炬石家庄站传递等活动，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200多场。从2004年正定县第一届民间文化艺术节至2009年举办第六届鼓王争霸赛和民间文化艺术节为止，举办各级各类民间艺术演艺活动达几百次，鼓手们用雄浑奔放的表演和极具震撼力的鼓声敲出了太平盛世的时代强音，敲出了正定儿女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展现了燕赵鼓乐文化的磅礴气势。县委县政府也曾多次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2010年初，再次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评选100个农村文艺家庭户，100个民间艺术带头人的文化“双百”评选活动，由政府为正定“土”文化传承人评“职称”，为传承人扬名正身，与农民文化人“零距离”，可谓是正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大盛事。
3.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逐步建立，相关的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与措施正在实施。传统民间文化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为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建立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8年6月份正定县两项非遗项目正定县常山战鼓、正定新城铺高照（中幡）成功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项即正定竹马、正定宋记碗、真定府马家卤鸡、正定腊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9项包括元杂剧、赵氏剪纸艺术、刘家卤鸡制作等。目前，石家庄市部级非遗项目8项中正定县占2项；省级31项中占4项；市级49项中占9项，正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2008年底正定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常山战鼓）”、这是继“全国文化先进县”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截止目前，搜集整理了正定县非遗普查线索386项，立项资源360项，包括民间文学54项、传统音乐21项、传统舞蹈32项、传统技艺66项、传统美术16项、传统戏剧29项、曲艺5项、生产商贸习俗5项、消费习俗5项、人生礼俗28项、岁时节令8项、传统体育15项、传统医药3项、民间信俗64项、民间知识9项涵盖了15个门类，极大地丰富了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正定县已被命名的县级以上优秀传承人40名，其中省级传承人5名、市级优秀传承人4名。县政府分两批公布了“正定龙狮道具制作”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5项。
弘扬民间传统文化进入法制化轨道，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传统文化传承人为骨干，全面建设新农村传统文化，这对保护、传承、发展地方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开展新农村新型农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三、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星级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遍布村村寨寨，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新农村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此为依托，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全面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近几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村文化品牌。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场面，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1.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农村地区有其特殊性，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农村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因此，必须弘扬与人们联系紧密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低俗文化得到根治。而文化事业的发展仅靠当地政府和个人是不够的，应拓展文化开发渠道，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村和组为依托，开展自己的公益性传统文化活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也应重视公益性传统文化事业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粮食。同时要坚持继承与发展、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构建农村和谐文化，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新文化的需要。
正定近几年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举办或参加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比赛, 着力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一是鼓王争霸赛，通过比赛，在全县选出“战鼓王和“优秀战鼓手”。2004年在正定镇举办了首届鼓王争霸赛。来自全县农村共50支代表队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通过这次大赛把正定的战鼓正式搬上了新农村群众文化的舞台。二是举办每年一次的民间文化艺术节，展示各级各类民间艺术，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三是开展评选农村文艺家庭户，民间艺术带头人活动，由政府为正定文化传承人扬名正身，分别颁发“带徒传艺奖”“学艺有成奖”“优秀非遗传习带头人“等奖项。
2.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
加强科学研究，合理制定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规划，形成以集镇为中介的城市文化辐射区，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推动城乡文化均衡发展。同时要加强城乡互动，开展各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借助经济活动弘扬传统民间文化的活动，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城市经济拉动农村文化发展的目的。
政府牵头，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促进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的状大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新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些年来，正定县坚持每年举办全县农村文艺汇演、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歌手大奖赛、全县书画美术大赛等各种文化赛事，连续举办了7届民间文化节，每年有40余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参加，节目荟萃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广大市民广泛赞誉。尤其是“2010年元宵节河北省花会踩街启动仪式暨正定县第六届民间艺术节”，由河北省文化厅、石家庄市政府、正定县政府主办，在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广场隆重举行。此届艺术节以展现燕赵文化为依托，集萃了一批具有地道燕赵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除正定传统的民间花会表演之外，还特别邀请了河北沧州舞狮、昌黎地秧歌、保定寸跷、曲阳擎阁、吴桥杂技独轮车表演等共15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进行集中展演，内容丰富多样、节目精彩纷呈，充分展示了河北省民间艺术靓丽风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博得群众阵阵喝彩。通过这些群众性传统文化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新农村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教育事业，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
一方面，在农村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推广民间文化。
正定县多途径宣传推广民族民间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一是举办全县性大规模的农村民间艺术展示活动。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全县各个乡镇村街上千名民间艺人，演出了《常山战鼓》《中幡》《二鬼摔跤》《车子旱船》《特色秧歌》等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将正定的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做了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展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二是组织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参赛，常山战鼓等优秀民间艺术在各种全国性大赛中多次获奖。常山战鼓于2010年3月参加了第五届石家庄市鼓王争霸赛暨中国北方鼓乐展示大会，被中国群文学会授予“金鼓王”称号。三是组织大型民间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近几年县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大型正定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活动，以此宣传和推广正定的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在2009年迎国庆60华诞群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中，县政府在全县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010年5月12日至18日赴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河北演出周活动获得成功，为正定争得荣誉。2010年6月12日，正定县组织举办了主题为“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营造人人了解、人人关注、人人保护“非遗”的社会氛围。四是利用现代媒体保护传承民间文化。2007年初开始，我县通过县电视台、政府网站、正定风采报等现代媒体开辟“正定故事”和“村名故事”、“正定文化”等专题栏目，定期向广大市民讲正定的民间故事、村名由来等传统文化。这些举措开辟了正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广阔天地，新农村的农民文化艺人登上舞台,讲农民自己的故事，符合农民“口味”的新农村文化稳步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传承。五是推动民间文化精品生产。重点打造常山战鼓、元杂剧《墙头马上》、柏棠竹马、三角村高跷、新城铺高照（中幡）、赵向荣剪纸等民间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民间文化艺术展馆（厅），对民间艺术表演队重新整合、编排、包装，提升其民间文化品牌，对民间文化特色村、民间文化工作者、民间艺人建立档案，颁发证书。
另一方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应开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乡土教材课。
民族文化进校园，民间艺人上讲台，是正定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特色。如正定教育部门聘请常山战鼓民间艺人进入校园开展教学，培训在校学生常山战鼓专业知识，组织实地教育教学。常山战鼓传承人被聘请组织弘文中学学生战鼓队，通过教学使弘文中学2000多学生都能进行一般战鼓演示，弘文中学战鼓队参加了国家、省、市战鼓表演和比赛。
这些行动弘扬了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改变了正定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同时促进了正定新农村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四、新农村新气象：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1.新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保护应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式的
通过民间传统文化浓郁的民间特色和鲜明的地方风格装扮多彩的新农村，我们要让凝聚着祖辈们几百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永不停滞地流传就必须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文物，保护不是放到博物馆,它是活态的，应该放在民间。但保护它不等于“原封不动”，不是让它停留在原始的阶段而不发展，继承与发展并存，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一定要原汁原味，但民间传统文化的技法、曲段、语言、格调等是可以发展的。多年来，民间艺人、文艺文化工作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力求为新农村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可发展之路，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新农村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新农村建设把节日民俗文化活动作为新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广泛开展，作为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展示和传承的载体，显示农村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并从传统的区域文化传播，追求到省外、国外展示。每到传统节日，新农村的农民击打战鼓、舞龙舞狮、踩高跷、荡旱船、讲故事、演戏调曲等，这些活动必将成为新农村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将对城乡文化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几年来，国家重视新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建设，农村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各地区在打造传统文化品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传统文化产业。传统文化产业是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把具有民间特色的农村民间文艺、手工艺、民间习俗、餐饮等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正定县是一个地处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县，早就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正定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在影视演艺业、文化旅游业、餐饮业等方面有成功的尝试，为我县非遗项目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既发展了文化产业又促进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如正定东、西杨庄常山战鼓传承人和新城铺高照传承人已在当地办起了培训班，创建了“非遗传习所”，带动周边多个村庄的村民参加到此项活动中，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年达100多场，人均年创收5000余元，常山战鼓成为当地农民在传统的种养业之外的又一致富途径，作为正定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对提高非遗项目的知名度，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10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 。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农业与传统文化篇11
一、传统文化的利用
（一）传统文化的时间形塑。所谓传统文化的时间形塑就是时间错位、时间倒置。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在于其既有的时间场域中，这即是传统文化的时间观。若在现代性场域中，展示传统性，那么对于旅游来说可谓是一种较为有特色的资源。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是面向现代或追求现代性较强的文化，而传统虽然存在，但在存在的时间层面却与现代不在同一个时间层面。因此，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种塑时，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时间调整。在若干年前，麦场、荷塘、水车、石碾、梯田等被视为“落后”、“贫困”的象征，随着城市化的加速、社会快速发展，它们已然成了“物质文化遗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符号。
在农业旅游中，我们不是把现代社会推回传统社会，使传统成为主流。而是将传统移植到现代场域，与现代社会形式上成为对立，产生强烈的比较。现代社会中，放置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器物或者展示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水车，它是传统乡村中村民生产中较为重要的提水灌溉工具。水车过去对农民耕作农业产生了巨大的效用价值，水车省工、省力、省成本，农民对它有着较深的感情。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水车逐渐因功能性较强的现代机器的替代而脱离了人们的视线，但在它的身上仍然延续着一种传统文化。从时间层面来说，这种存在也许只是一种记忆中的存在，并不具体。如若将其作为一种开发过程中的一种旅游资源，那么则必须进行时间层面的转换，即错位。具体地讲，我们必须把水车所存在的时间场域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或者更久远的时期，放在现时期。通过这种时间转换。我们才能欣赏此物的实体。这即要求我们再造实物，将实物放于现代社中。这样与现代性的器物相比，也才能更好的凸显传统，凸显一种传统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经过重塑之后，功能可能有所变化。其中，享受和愉悦功能的赋予是重塑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初衷，但其他功能则或减少或增加了。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水车，水车的功能本身是提水灌溉，但是在重塑之后，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一种欣赏，真正的提水灌溉则成为一种演示，证明这种水车具备提水的功能。也正是这种时间层面的倒置或形塑，传统文化才能处于现代文化的时间场域中，成为农业旅游的一种资源。
（二）传统文化的空间错位。在农业旅游中，时间层面的形塑使传统文化得以展示在现代社会之中，给旅游的主体带来时间层面的错位，空间层面的错位则是为了使旅游主体好似回到传统社会之中。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放置于何处才能更好地显出其传统文化的特性。如果放置于原有的位置，那么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传统环境，则难以进行对比，体现其传统特性。
有特色的传统文化由于其连续性，本身存在于我们的乡村社会中，由于没有进行空间重塑，有时不被我们注意或者虽然有时被我们注意，但是基于农民个体的理性考虑而显得无用或无意义。以耕作为例，在乡村社会中，我们耕作田地，那是为了生存，是我们的职业。如果进行空间错位，让城市居民耕作田地，展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的场景，这样一副传统的农耕画面便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就是体验传统、就是一种休闲。实际上，此情此景在乡村社会中极为平常，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实践着，相信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发出类似于城市居民的感叹。从发展和有序的角度来讲，传统必须进行相应的空间形塑。只有经过这一过程，传统文化才具备合理性地位，才显出意义。耕作、拉牛车、牧牛等农事活动，在当今乡村旅游中转变成了一种有趣的休闲活动，是人们把农耕生活形态的一些典型景象加以提纯、集粹，对其进行时间和空间重塑的结果，这些活动不仅形式有所改变，而且功能大大不同，从生存功能转换为一种体验和愉悦功能。“牛背横笛、鸡鸣犬吠”、“村头老槐树”、“门前小河”、集庙、戏台等都是农耕生活形态的绝妙点缀。既然空间形塑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必须针对乡村旅游主体，对传统文化进行空间错位，以凸显其传统文化特性。所谓空间错位就是将传统文化场域放置于现代文化的空间之中。在城市社会中生活的人更能体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因为他们经常可以看到城市中一些模仿传统文化的东西出现，有器物层面的，也有抽象文化形式类型的。“久居樊笼里，始得返自然”，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同处共同场域中空间错位感觉的有效表达。
对于农业旅游来说，游客的主体来自城市社会中的居民，城市中做好应有的宜传，如农耕嘉年华等，利用便利的交通条文化的空间形塑。同时，这也说明乡村旅游的存在与发展与城市距离有较强的相关性，距离城市太远空间转换难度较大，则发展相对较为缓慢。时间和空间的形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结构。在当前的情境中，现有的结构化力量使得传统文化的功能得到了延伸，成为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效的配置性资源。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形塑，而且这种形塑也得到了广大城市居民的认可，达到了重塑的初衷。可以说，“对原有真实文化的再造是一种文化价值延伸，有利于真实传统文化的拓展”。
二、农业主题文化开发
（一）主题农园。开发我国农业旅游文化资源，要注意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其文化品位；进行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复合性开发，加强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复合性开发是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途径。
农业旅游资源不属稀有旅游资源，几乎所有具备地缘优势、交通便利的都市周边地区都可以开发农业旅游，因此难以形成垄断性竞争优势、农业旅游也不是暴利项目，不能奢望高门票收入。加之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对抗投资的高风险性。因此，为农业旅游探索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途径非常必要。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主题农园就是复合型开发乡村旅游的一种可行性较强的发展模式。以农求稳，以旅求富，一次投资双重收获，就能降低投资风险，鼓动起更多农民搞乡村旅游的积极性。
（二）乡村主题博物馆。乡村景观遗产是在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乡村社区传统生活的逐步抛弃激起了人们对具有传统特色和生活方式的乡村工艺品和其他物品的关注和依恋。最为突出的是乡村人口大批流向附近富有吸引力的工业城镇。乡村社区传统生活方式的放弃促进了传统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关注和对相关遗产的渴望，推动了乡村景观遗产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而乡村主题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是逐步消失的乡村生活的纪念，是乡村景观个性的表达和新兴经济行为。
（三）生态博物馆。为了有效保护和开发以少数民族村镇为载体的农业旅游文化，学界已将一种新型博物馆一生态博物馆用于少数民族农业旅游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中。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兴的博物馆形态。它是人类社会现代生态意识和现代环境意识不断觉醒在博物馆界的一种反映，也是国际博物馆界对传统博物馆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全新的探索。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环境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思想原则。第二，“新博物馆学” 运动的社区化和大众化的思想原则。第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潮流。生态博物馆是将整个社区作为博物馆空间，以期对社区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以各种方式记载、保护和传播社区的文化精华并推动社区向前发展。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在社区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方面将增强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使某此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得到抢救， 生态博物馆明显地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1997年中国和挪威两国政府已联合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创建了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2000年中挪两国再建贵阳花溪区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6年建成锦屏县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黎平县肇兴乡安堂寨侗族生态博物馆，已形成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立，开创了中国运用生态博物馆形式对社区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的先河，对于处在多数或主流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博物馆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保护，是一种特别有效博物馆形式，特别有利于科研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开发，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三、企业文化产品
（一）现代商务度假与企业庄园。企业庄园是农户租赁或转让给企业，供企业员工商务度假或企业会议、商务谈判等功能利用的乡村基地。企业庄园依托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而建设的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功能的乡村游憩景观综合体，以乡村自然景观、乡村农事生产、乡村风俗民情为主体，是乡村景观地方性特色景观的展示空间，但不进行特意的人工景观汇集，而是真实展示乡村景观的本来面貌。对于企业庄园的功能来讲，应强调参与性与体验性。在企业庄园中，员工们可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农活，如养殖、耕作、浇灌、采花、摘果、种菜等，也可以参加同日常生活相关的体力劳动，像推磨、烹调，让企业员工享受到质朴悠然的田园生活。
（二）产业庄园。在传统乡村产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的纵向关联发展较弱。农业生产以农产品为最终产品，农产品深加工水平较低。农业产业化是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乡村工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将推动乡村产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产业庄园是集农事生产、农业研发、农产品销售、农业交流、农业教育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农庄，比较成熟的有葡萄酒庄、香料庄园、草毒庄园、西瓜庄园等。它不仅是进行科学化农事生产的从地。也是提供食、一宿、行、娱、购、游等旅游六要素的服务性企业。因此产业庄园既要体现生产性农庄的特点，又要满足服务性企业的需要。
四、农家乐
农家乐是利用传统的农耕文化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乡村旅游形式，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乡村特点的活动，如吃农家饭，从事农事活动等。从结果来看，这类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可谓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有的地区利用本地城市蔬菜基地的特点，可供游客自己动手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靠河流的农家则以钓鱼、捕鱼等特色活动出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种规模性效应正在积聚，如类似“世界第一桃园”平谷的万亩采摘林、杭州的采茶等。而对于那些规模不大的地区，则从横向和纵深层面重塑传统文化。
在村庄重塑农事文化项目，增添乡土乐趣，使其成为特色，促进农家乐的发展。如对菜地这种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凭借“认养一分地，当回农庄主”的理念，进而进行农耕嘉年华的推广。从此理念之中，可看出其中蕴涵着的一种传统化的反思和重塑。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单位）、家庭和个人均可在认养小区内认养一块菜地。根据现代的契约性合同，缴纳一定的认养经费，认养者就可以拥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和收获相应的农作物，休闲和体验农耕文化的乐趣。在乡村社会传统节日中，农家乐更加火爆，住宿、度假、游乐已经较为平常，为了增加魅行和吸引力，如端午节中的划龙舟、包粽子活动等可加强开展。
五、体验文化开发
旅游的本质在于创造不同于居住地的差异化体验，但传统的旅游多限于现有的实体旅游资源，对历史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往往重视不够，难以给旅游者创造丰富的旅游体验。体验性旅游开发是以文化为基础，以为旅游者创造审美、愉悦、学习与解脱等多重体验为目地的一种开发模式，从规划编制、产品设计与开发、市场开拓、宣传促销和经营与管理等环节注重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和体验性，从而实现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双赢。
（一）差异体验。乡村性和地方性是乡村与乡村旅游客源地城市的最大差异之处，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乡村体验式旅游追求的是对乡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一种探索与感受、让心里彻底放松。
（二）技能性体验。民俗知识、传统手工艺技术等，已经成为乡村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可引导乡村旅游实践者们学习当地的民族文化，象包粽子，采蜂蜜等。
（三）生态性体验。自然生态保存较好的地区，旅游者们可以学习环境特征、学习自然生态常识，从而接受自然的环境教育，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会热衷于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各种活动，如观赏游鸟、植树、环境保洁、认领古树名木等。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游客对生态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使游客对自身的人生价值和自然的生态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提升游客的心理满意度。
从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看，蕴藏着丰富悠久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价值，且拥有秀丽的自然景色、独特的环境特征和自然特征的乡村地区，是开展农业旅游文化活动的理想之地。在这些地区，无论是环境旅游活动，如徒步、亲水活动、登山、研究植物或观赏自然景观，还是文化旅游活动，如文化观光、文化探秘、文化深度体验，都包含了以上三种内容。也就是说，从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来看，乡村地区无论是体验式的活动内容、学习型的活动内容，还是生态建设方面的内容，都表现出乡村旅游已经沿着与环境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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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传统文化篇12
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间竞争和战争不仅代表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也表现为更广阔的国家思想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博弈，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制度等内容反映国家之间文化思维和思想观念的异同。自从郑和七下西洋以后，中国日益明显的文化活力与魅力逐渐固化，顶层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精英阶层持久的儒家思维惯性和广大下层传承的宗族制度，都加速了原本内敛收缩式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使其更加保守、固化、封闭。伴随着18世纪洲际航运的扩展与区域封闭的打破，世界的轮廓更加清晰，中国却沉醉于昔日的传统和成就而闭关自守，无法拥有稳重宽阔的世界视野和胸怀，接轨世界文化的潮流，更新中国新时期文化。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生与延续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的世界文化系统之一，一般指上起夏、商、周，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农耕文化内容，包括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和教育科学等独特文明的文化整合体。
（一）农耕文化是原始文化的基础
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在公元前6000年已经栽培粟（小米），长江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已经种植水稻，并且农业耕作地区上出现了早期的农业革命与文明。人类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来创造、生产食物，并且改造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由食物攫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诞生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生存理念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原始的宗教崇拜与原始艺术相继诞生。“中国北京的山顶洞遗址的一块墓地上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和一些躯干骨，都配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还有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红色的赤铁粉象征着鲜红的血液，显示着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显然是原始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禁忌和尊重，原始宗教已经催生出萌芽；手工装饰品的出现证实了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艺术追求与表达的变革，但局限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类的思维也局限于生存、食物、宗教、艺术等初级原始的自然崇拜文化。
（二）农耕文化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夏商周阶段，对于农业的重视逐渐的体现出来，农业成为了华夏儿女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大禹治水”的反映了人们为了减少洪水泛滥对农业收获的影响。夏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除了发现用于耕作的耒、耜外，还有石犁、石铲，垦荒用的锛、斧，收割的刀、镰等农具，可见当时农业科技工具的完善与专业；夏的天文历法也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到了商代，农业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是当时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卜辞中屡见商王卜卦各地“受年”、“受禾”、“受黍年”的情况，农业产品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富足的工业原料和生产基础；商达的工商业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强大生产力。周朝建立后，宗法制与井田制两种社会制度出炉，为庞大的周王朝巩固建立了新的统治思维和建国理念，创造了中国农业文明中社会制度文化的重要成分。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就是周朝疆域内的土地，土地和农业是周王分封王侯将相和实施农业政策的依据，是国家顶层统治和基层管理的根基，诞生了中国宗族制度的雏形，开创了土地国有化的序幕。农业高度发达创造了社会制度文化的基础。
（三）农耕文化是民族性格的基础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应接不暇，统治制度和制度改革层出不穷，但是以将农为主、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贯穿始终，并不断加深。土地和农业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而农民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坚实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土地和农民又是国家兴盛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和延续的基础，以土地和农业争夺为根本的权利追逐奠定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统治者的重农固本与小生产者的安土重迁相辅相成，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稳重的性格，与农业的深深缘分造就了中国人较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乡土情结。
中国人民对农业和土地强大的依赖性和传承性，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打破这种由农业文明创造的传统农耕文化，或者中国人早已适应了上千年的农业成果带给自己强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变得不自主探索。当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创造出新兴的生产力时，中国的传统农耕速度就变得无法适应了。
二、西方工业文化的传播与中国农耕文化的抵抗
当中国的农业科技革命成就了强大的“”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也造就了“日不落帝国”英国，电力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革命壮大了“金元帝国”美国。科技革命的爆发会引起生产力的升级换代，传统技术和生产方式逐渐淘汰，新兴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引起社会内容的整体革新，造就了新兴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同时，也铸造了新兴文化强国。
（一）能源变革催生工业革命
当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小农经济在中国传承时，中国的薪柴能源应用还未曾找到相应的替代品。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这是由封建时代的农耕生产形式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煤炭取代了人力畜力，创造了全新的能源。石油的出现，更改变了传统地理格局，内燃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其取代蒸汽机的速度使人类眼花缭乱。近代，能源变革将西方领先变成了西方统治。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式作坊和官僚资本积累融合缓慢，农耕集团与弱势的工商业阶级形成鲜明对比，统治者也强力制约商业，维持政权的稳固。西方代表的工业大国和工业化全球化扩展，使得两个时空里的社会生产力形成悬殊的对比，中国的缓慢发展，在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产物交锋时便失败了。
（二）东西方文化碰撞
千百年来，中国的正统文化一直是本地区文化的主流，中华文化不仅集中于汉民族，中国领土的扩展也伴随中华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整合，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相对于周边较为原始、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竞争优势和引导价值凸显，所产生的文化同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也更加雄浑。中国的农耕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与价值使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占据着区域文化的主导地位，唤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中国逐步放松了对自身文化的更新和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18世纪开始的欧洲文化变得更加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从西方到达了东方。欧洲殖民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崛起，构建起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全球视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充分解放了英国农村自由、丰富的劳动力，为工业时代的到来照亮了曙光。之后，他们以强大的工业制造、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先的武器装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全面的信息资源建立起了一个个商品市场、殖民地。紧接着欧洲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文化理念、思维与知识体系沟通了东西方的文化世界。
总体而言，中国在世界变的开放的大时代中被历史传统所阻碍，远离了世界。世界却未曾远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距在现实的博弈下愈发突显其弱势，造成了近代中国落伍。
三、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衰落的因果分析
中国的社会持久的由农业生产维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时代，闭关自守只能换取一时的稳定，传统文化对与外界沟通途径的限制，造成了中西方世界的民族性冲突，相异的民族文化塑造了民族心理和精神的不同，民族性的实质就是文化性，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其各自独特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方式。
（一）保守自顾的国内环境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在近代西方创造的时代机遇中转折，中国提出“闭关锁国”的政策，底层人群和统治阶层以地大物博的“中央之国”自居，无法短时期内接受和适应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思潮下的资本主义思想文明、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下的工业产品和技术成果，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严重阻碍了清王朝认识、学习、容纳世界的步伐和速度。近代中国是一个依赖农业生产又闭关自守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人口、领土与资源大国，长期农业文明心理下的保守、封闭和稳重心态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思维判断和价值认知。中国无法再以强势的国家形象回归世界舞台，逐渐远离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化大潮。
（二）逐渐成型的国际背景
当然西方列强仅凭船坚炮利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同样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前景，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单面入侵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国际政治与文化的道德水平在殖民扩张时代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西方世界适应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规律，将外向输出型的工业文明与近代文化不断向外输出，把全球统统纳入其世界近代文化体系。近代西方国家各自拥有、在形式上平等，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意识形态领域里诞生的传统文化则构成了典型的内敛收缩型的“东方朝贡体系”，通过运用文化交流和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文化，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朝贡。它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所谓“不治主义”，也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里的“无为与顺遂自然之命”的道家思想，这就是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淡薄。中国近代东西方冲突的本质便是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世界体系”之间的较量，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工业文化的较量。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大体传承了儒家学派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于事物的认知与判断产生了敏感，是非曲直、明辨忠奸、正直刚硬、卑躬屈膝、善良纯洁和狡诈多疑等。这种辩证思维下的思考给中国人适应和接纳新事物、新信息提供了高素质的逻辑思维判断力和稳定成熟的心理。原本中国人可以借助自身的明显优势在外国武力沟通前扩展视野、提升科技，完善制度，重新崛起。但中国只是固执坚守和对传统的肯定。在英国殖民扩张思维中，坚船利炮对中国这样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殖民政府代价太高。只有通过文化交融与文化整合才能让这个民族确立起全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而中国最具价值的便是这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文化传统。
五千年的传统农耕基础上所树立起来的文化根基与西方世界日益提速更新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趋于显现的差距，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在明清朝代中文化的缺陷性已经侵蚀到了国家和文明发展延续的深层次，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来自外部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系统的更新和运转。历史上一个政权和国家的并不是由于经济困难和军事衰弱，而是其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传承的文化与社会需求出现断代、差距，失去了社会生产持续的活力和引导力。
四、结语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天然厚重的稳定性，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基础，也是中国重塑“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只能不断创新中国的“软实力”，和与之配置的“硬实力”的同步。与西方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与科技文明不同，我们所欠缺的，恰恰是科技的原始创新环境与创新基础，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双发引擎推动下，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更新传统文化观念，变革传统生产水平，重塑适应国家发展需求与国际趋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国文化传承创新建设变革思维观念，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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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传统文化篇13
第三，传统农耕文化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服务，在“富农”上发挥作用。各地发展一村一品，“一品”不能只局限在农产品，也不能局限在加工品，还应包括农民艺术产品、农业旅游产品以及农村传统技艺产品等，有条件的乡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或拳头产品，努力把传统文化资源转变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生产力；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创意，把农耕活动、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产品开发以及市场需求有机连接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从而拓展农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