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交流篇1

Key words: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change; model;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subject

交流与对话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必不可少的涉及到办学主体相互关系的动态因素。哲学领域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对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为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也为中外合作办学寻找和建构行之有效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思维和操作方法。要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前提在于对办学主体的确认，途径则是“主体—主体”之间能体现合作者较大能动性的合作空间的建构。

一、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哲学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话、合作和交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关于交流、对话的哲学必然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研究作为交流主体的自我与另一交流主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问题，开始成为哲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焦点。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巨大恐慌：人类和谐诗意的生活环境正在失去，人沦为自我中心性的动物，人与人似乎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在更深程度上的交流与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得以产生，人的生存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性的同时，对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自然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主体间性的凸现是在主体性走入黄昏的情况下出现的，正如多尔迈所说：“在我看来，主体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这既是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的哲学家探究所致。”[1]尽管众多的哲学家致力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形成统一的哲学命题和哲学流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在其中找出一些共性，在哲学的范畴内，给主体间性做如下界定：（1）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指存在主体与对象主体和谐共存的生存状态；（2）在实践的层面上，主体间性体现为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流理解如何实现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个体层面来说，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个体独立、自由并创造与他人的交流空间的问题；在群体或民族层面来说，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保持群体或民族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群体或民族展开有效对话、交流或合作的问题。我国有些学者洞察到了主体之间这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特性，在哲学领域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并逐步将其运用于哲学、文学、教育等理论研究中，使之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

哲学领域对主体性问题及对主体间性问题的关注，使其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的教育理论界开始利用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意义作为理论基础，开展了大量新的教育理论的探讨。首先是对于教育视域下的主体间性的定义。王光明指出，界定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在注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法律、各项学校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下的相互理解的关系特征。其中，‘相互尊重’既指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也是对不同意见和不同认识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既指相互宽容、容忍、同情和换位思考，也指相互了解和认识”[2]。也有学者着重从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理论等角度探讨主体间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其中，教育交往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更有启发意义。“交往是社会性的交往，它是社会中主体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系统的实现，交往反映的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交往的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它们塑造的不是对方，而是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对相互间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3]。著名哲学家任平给交往实践作了如下定义：“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作为相互联系的中介的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4]交往实践就是要用交往实践的观点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把当代社会看成是全球性的交往社会。因而，交往实践的提出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它打破了传统实践观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的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单一结构，而体现为“主体—中介—主体”整体结构。

从国内对于教育主体间性及教育交往理论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主体间性意味着交流与对话，是一个由对话到理解再到共享的渐进过程。对话意味着两个主体以上的交流活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5]尽管目前教育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和师生研究关系中，但其主要思想尤其是教育交往理论思想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研究来说仍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二、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的逻辑前提

转贴于 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教育交往活动。合作办学的双方分别作为主体参与合作、对话、交流，及至资源和利益达到共享，并进而能够共同创设新的文化和教育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双方正实践着当今教育的主体间性发展方向，即“主体—主体”交流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话题。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实践，应该是双向度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的实现形式却往往是单向度的。发达国家的大学相对来说热衷于输出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更感兴趣于引进和吸收。”[6]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拒绝“主体—客体”交流模式，只有如此双方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由“主体—客体”模式所带来的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或异化，从而使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1．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

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确认无疑是开展交流合作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不是指某一单个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确认，而是指在合作过程中，作为智力、财力及其他相关主体特征的承担者的合作者主体意识的形成、确认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合作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和对话意识的确立得以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些自主权中即包括国际交流权。但在实践过程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往往比较复杂，主要归结为国际视野中的“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而实现其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理顺“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首先，以各要素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过程为指导思想，确立各要素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高等学校是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体，因而是独立办学的主体，应该独立行使办学自主权力”[7]。简言之，对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有政府和高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涉及的范围较广，影响也相对较大，因而，尽管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具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权利，政府仍应在对外交流政策、对外交流范围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放权与指导，真正实现高校在对外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遵从市场机制对高校自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的要求和它对于高校自主权利的制约。缺乏制约的主体只是一种西方哲学上的“大写”的主体性，缺乏交流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对高等学校的制约在于要求其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增强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出现，就是高等教育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参与竞争，在市场中实现其在交流中的主体地位。

再次，教育主权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教育主权及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立法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就从合作办学的性质、目的、原则、内容以及各种规范方面，规定了国家具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管理和监督权和维护教育权，主要体现的是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导权。在实践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们应树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权发展观，要正确理解坚持教育主权与处理国际机制之间的辨证关系，坚持教育主权不能排除国际化和国际机制；要理解教育主权的发展动态，处理好短期和长远目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认识到教育主权的重心、程度和范围必须依据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我国的合作办学即使面对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也能充分保障我国的教育主权，确保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

2．对话意识的确立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实现有赖于合作者对话意识的确立。交流与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质，作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交汇产物的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如此。艾柯曾深刻地指出：“整个文化都属于意指和交流，还有，人性和社会仅仅是在交流及意指关系得到确定时才存在。”[8]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其作用的。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作为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及“主体—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模式，合作办学者必须树立全球化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

首先，将主体思想的确立与全球观念相结合。也就是说，主体应摈弃封闭式的办学理念，将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国高等教育置身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之中，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在国内外的水平和地位，并以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作为参照系，为我国国际合作办学准确定位，找出差异，开发优势。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交流，因此，这是确立主体思想的过程，也是与国外合作办学主体开展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只有通过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提高竞争力，进而开辟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主体—主体”的交流模式。

其次，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拒绝“主体—客体”合作模式。在办学过程中，合作双方应树立平等互利原则，避免只是名义上的中外合作，或者利用中外合作的幌子进行其他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活动，要拒绝各种侵犯教育主权及有损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虚假合作，这也包括中方合作者应拒绝国外某些高校在中国出售质量低劣的学历文凭等活动，从而真正保证对话的平等性和有效性。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及管理方法上，要强调双方的融合性和渗透性，要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管理模式、教育内容充分融合到中外办学模式之中，并以此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而在实质上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三、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主体的确认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主体—主体”交流模式中文化空间的建构和现代媒介的介入，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合作主体交流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主体与主体之间以文化空间和现代媒介为基本中介，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

1．文化空间的建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有文化发展的要求，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要主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无论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也不论其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交流，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都离不开合作主体的文化交流。具体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文化空间的建构应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坚持全球性交往实践，即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主体与主体之间文化空间的建构要通过某一中介体现出来，即以“主体—中介—主体”模式，使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呈现网络化的对话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外合作办学，每一个民族、国际和地区可以作为参与交往实践的一极主体，同时由于各极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并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能够在交往实践中协调互动。也就是说，多元化、异质化的合作办学者构成了全球教育交往中的共同操作者，成为教育交往实践中的主体，从而使交往成为可能。

其次，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力求创造中外合作办学中外交融的文化空间，实现共同文化空间的建构。如上文所述，差异是交流的前提，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意识，在林林总总的多元文化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文化，吸纳异质文化中的精华[9]。对合作的另一极主体来说，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共同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双方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各自的文化特征融入到中外合作办学共同的文化空间中，真正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转贴于 2．现代媒介的介入

现代媒介对公众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的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用马克·波斯的话来说，即现代社会已跨入“第二媒介时代”，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10]后现代的信息方式标明的教育交往实践建构的是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交互主体。迈克卢汉宣称媒介即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1]。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类和媒介息息相关，人无法脱离媒介而存在，同样，媒介或新技术的每次发展和延伸，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发展的烙印，不难看出，人和媒介互为主体、共同发展，这是媒介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现代媒介的发展给国际化教育带来了契机。正因为其交互作用和与现代人们的密切关系，现代媒介对于国际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意义的建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因而更能符合和满足国际合作办学主体的交流需求。要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确保现代媒介对 “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合作办学主体看，要加强合作办学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12]。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大多是高校、企业、政府，而拥有文化、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高等院校在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中更是责无旁贷。高校一方面要利用母体学校新闻传播及相关专业优势在校内部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校园外部主体要素的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逐步丰富传媒教育的经验，建立面向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要建立迅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在对外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现代传媒角度看，要加强现代传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及其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责任感。媒介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具有宽广的视野，它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结合无疑对两者的发展都具有创造性意义。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媒体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沦为合作办学主体的“赚钱机器”和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因此，媒体应率先自律，遵守行业规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起到示范社会、引领未来的作用。如果大众媒介放弃了社会责任，背弃了社会道义与良心，不仅媒介素养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无从谈起，整个民族和国家也可能陷入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

再次，从受众的角度看，要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加强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热心和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受众是指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通过现代媒介而发生某种联系的主体，包括合作主体、学生、家长、人才市场、各种服务市场等等，如何使这些要素为中外合作办学发挥最大潜能是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通过现代媒介加强与受众的联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换句话说，现代媒介应让广大学生、家长了解媒介的透明性、责任性，让受众在了解传媒运作的同时，使媒介牢牢把握受众的关注点，树立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从而增进彼此了解，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立体的层面上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

当然，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和交流中介，都不仅仅限于上文所述部分。就其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而言，还应包括合作主体办学思路的确认、对于对象主体的承认等等；就其交流模式的中介而言，也至少还应包括中介组织的建立等要素。应该说，以主体间性视角来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及“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提出还是一种新思路和新名词，它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远非本文所能涵盖，期待更多的学者实现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55.

[2]王光明.关于人本主义哲学主体间性的思想概述与认识教育视界下的主体间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4)：8.

[3]冯建军.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7-88.

[4]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1)：54.

[5]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77.

[6]高立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哲学视野[J].兰州学刊，2007，(1)：197.

[7]劳凯声.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6-227.

[8][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5.

[9]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7-30.

中外合作交流篇2

在国内外众多获奖者中，我们看到了不少身边的熟悉身影。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吴煌就是其中之一，他拍摄的组照《音乐节上的年轻人》获得了文化及艺术类新闻组图优秀奖。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多次向吴煌约稿，这位年轻而爽朗的摄影师总是有求必应，周围的人都被他对文艺、音乐、潮流这些关键词的喜好所感染。吴煌拍摄的作品忠实呈现了在杭州太子湾公园举办西湖国际音乐节期间，近万名年轻人尽情享受着音乐、啤酒、草地带给他们的快乐的场面，让人过目难忘。

另一位曾在《都市快报》工作的摄影记者贾代腾飞也很吸引眼球，一组名为《摇晃的财富――民间借贷风波下的温州》的照片，击败了无数优秀的外国摄影师，获得经济及科技类新闻组图金奖。

在旁人的介绍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金牌摄影师2005年才刚刚毕业。但年轻并不意味着作品分量不够――2011年，他的照片《我们还年轻》荣获中国国内新闻摄影金镜头奖。今年情人节前夕，他拍摄的《流水线上的爱情》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报道，并被腾讯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转载。这次他的华赛获奖组照，则反映了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者”的温州民营经济，在时下社会背景下的行业百态。

有人告诉我，贾代腾飞这组照片，其实真正打动评委的有两张：一是长相酷似邓小平、又满怀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爱戴之情的温州东方打火机执行董事李中坚，在自己的工厂内身着特型服装，准备出演影视剧；另一张是少年时就开始研习武术的温州挺宇集团董事长潘挺宇在车间里展示自己的南派刀法，这位有趣的企业家创业后一直以南拳作为特有的企业文化。两张照片都没有复杂的摄影技巧，却实实在在记录了两位温州企业家的形象，并窥斑见豹，打造出“会说话的照片”之效果。

此外，来自青年时报、温州日报、今日早报等浙江省内报社的摄影记者们纷纷在今年的华赛中获奖。而他们镜头中精心记录的钱塘潮、苍南再生棉加工、杭州楼盘等题材的作品，也让今天的浙江以更多元化的图像展现在国内外新闻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面前。

越来越积极的题材和立意

除了关于浙江、杭州的题材如黑马般跃进了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眼中之外，走读整个华赛评奖过程，不难感觉到，江南佳丽地的山水风情，也影响着评委们对获奖作品题材和立意的评判。

路透社记者高润・托马斯维克的作品《利比亚冲突》获得2011年度新闻照片大奖。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华赛组委会主席于宁认为该图片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抗争，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除了大奖之外，于宁对其他作品也不吝赞美，他说，获奖作品展现了过去一年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实图景。镜头捕捉的一瞬，凝聚着摄影师的心血，蕴藏着他们坚定的信念与忘我精神。

今天来到了杭州西湖边的“华赛”，相比于世界上另一项摄影大奖――“荷赛”来说，后者倾向于反映人类的苦难和困顿；而前者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则更加积极。从某种角度来说，二者一扬一抑、形成互补。显然，山水清丽的杭州，有着很多让“华赛”落地于此的理由。

来自《武汉晚报》的王翮也是我早就熟识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武汉东湖山水风光，曾多次让我惊叹不已。没想到这次，他以组照《中国南方旱涝急转》夺得非战争灾难类重大新闻组照银奖，同时这也是本届“华赛”上唯一获得该类奖项的作品。

《中国南方旱涝急转》讲述了2011年由于受到“拉尼娜”现象的影响，极端气候频频发生。4月，长江中下游94.5%地区先后遭受干旱。长江部分航道水位跌破15米枯水线，上千万亩禾苗枯萎；湖北1300座水库低于“死水位”。329万人饮水困难。进入6月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较强降水，湖北、湖南等地降下大到暴雨，导致出现旱涝急转。

原本这是一个充满了灾难色彩的题材。但在王翮的镜头下，却截取了这样几个画面：一株嫩绿色植物的幼苗在干涸的河床上生长；垂钓者与鹅群共享干涸之后鱼群丰富的河道水洼；水位持续下降、不断显露滩涂的长江上渔民准备捕鱼；一名司机从几乎被淹没的汽车里向外张望；武汉东湖水位暴涨后，武汉大学的毕业生穿着长袍在被淹没的石桥上玩耍。

每一个画面，都呈现出灾难背后，人和自然难能可贵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积极的立意，正是整个“华赛”中的强音。我问王翮：“获得华赛银奖后有哪些心得体悟？”他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七个字：“纪实、深刻、有余味。”

中国同世界摄影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确如王翮所言，深刻而有余味的积极立意，是这次落地于杭州的“华赛”最大亮点。

美国评委玛丽安・戈龙已是二度来杭，她说：“华赛正在逐渐成长，组织水平提高得非常快，投来的稿件也越来越有意思。”

媒体会上，主办方表示，这届华赛，既是一次世界各国新闻摄影人的佳作同台竞技的公平大赛，也是中国的新闻摄影向世界展示、世界的新闻摄影向中国展示的最佳窗口，是中国的摄影人同世界各国摄影人交流合作的新平台。通过华赛，中国摄影人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世界摄影人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数据，这届“华赛”，共收到来自世界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2300多位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近3万幅作品，其中外国参评作品占总数的60%多，而其中，国内摄影师收获颇丰，一共有25件中国作品获奖，这一系列数据表现出“华赛”已成为当代中国摄影文化同当代世界摄影文化紧密沟通的一座桥梁，所形成的“华赛精神”，对于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图像文化、视觉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赛后，我又很欣喜地得知，这种推动作用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浙江和杭州产生影响。这次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办公室副主任黄峰告诉我，杭州市还有意把“华赛”的后续工作纳入西湖博览会的项目之中。“在今年10月举行的西湖博览会期间，杭州市拟举办第八届华赛颁奖典礼、华赛论坛和历届华赛获奖作品展，使其在更多的百姓中产生影响，深刻改变我们的审美和生活，让华赛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文化建设新的亮点。”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执行主席、第八届华赛评委主席赵德润也说，他还希望能把美丽的杭州打造成华赛之都。

Drought Swings Fast to Flood in Southern China, by Wang He Eigh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in Hangzhou

By Qi Yongye, our special reporter

From March 20 to 25, 2012, judges of the 8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gathered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east-ern China’s coastal Zhejiang Province, to take a look at the entr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is an annual photo event organized by China Photojournalists So-ciety. The first contest was held in 2005.

This year, more than 2,300 photojournalists from over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bmitted over 30,000 pieces. Foreign photographers contributed 60 percent of the total entries. At the eigh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themed "Peace and Development," 11 foreign and 5 Chinese photographers won the top prizes in eight categories.

Some photographers from Hangzhou won awards at this contest. Wu Huang, a photographer with Zhejiang Daily, won excellence award in the category of culture and art photography. His photos headlined “Young People at Musical Festival” offered insight into youth, energy and passion. The said music festival was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last year held at Prince Bay Park on the West Lake. During the festival, young people hanged out there on the lawn, happy with beer and music. The photographs captured good moments of their happiness.

Jia Daiteng, a photojournalist with City Press of Hangzhou, won the gold medal for the category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ith a set of photographs entitled “Fortune Vicissitudes: Wenzhou in Pri-vate Lending Crisis.”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 gold-medal photographer was young. He graduated from collage in 2005 and he is now a hotshot photojournalist. In 2011, he won a top photojournali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domestic journalism. Before Valentine’s Day 2011, his photographs entitled “Romance on Assembly Lines” were pub-lished in News Weekly of CCTV and reprinted in various main-stream media. His entries for this contest offered a vivid insight into the flourishing private sector of Wenzhou, a port city in southern Zhejiang where private entrepreneurs broke boldly awa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ic mod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form. I was told that two in the set won the hearts of the judges. In one photograph is Li Zhongjian,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Oriental Lighters Group, who looks like Deng Xiaoping and works wearing special suit in his own factory, ready to appear in the shooting of a television drama. In the second photograph, Pan Tingyu, president of Tingyu Group of Wenzhou, shows his broadsword kongfu in a workshop. Jia Dait-eng used no fancy techniques to photograph the two entrepreneurs, but the pictures tell stories wort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words.

In addition to Wu Huang and Jia Daiteng, photographers from local media such as Youth Times of Hangzhou, Morning News of Hangzhou, and Wenzhou Daily of Wenzhou also won top awards in various categories. They photograph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magnificent tidal waves of Qiantang River, recycled cotton process-ing in Cangnan, and housing market in Hangzhou, revealing the colors and diversity of a general picture of Zhejiang to media work-ers both at home and from overseas.

Thinking of the prizewinning photographs I viewed during the contest, I noticed that Hangzhou as a scenic ci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judges.

"War in Libya," the work of Reuters’ photojournalist Goran To-masevic, won China's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Yu Ning, the chairpers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is contest, spoke highly of the prizewinning photo. He observed that it reflected peo-ple’s fight against war and disaster and their yearning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Yu Ning spared no words to praise other prizewin-ning photographs, saying that these images depicted a real pictur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of humanity. These captured memorable moments and depicted the faith and commitment of these photographers.

中外合作交流篇3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中外合作交流篇4

我国中医药对外合作初期以劳务输出、专家外出讲学等为

主。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对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医药关注的不断增大,逐渐开始了以中外双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著名大学为主体的交流合作,甚至互相参与了对方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和医疗合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针灸开始为华人以外的社会知晓,并愿意尝试其治疗方法。针灸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小的热潮。鉴于当时经过正规训练的针灸师极为短缺,有的人甚至放弃其厨师职业开始为患者扎针。小热潮的形成并未给当地民众留下太多积极的影响。其后,随着许多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医师、针灸师移居海外,同时也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医疗费用需求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又一次悄然兴起,也给了中医药再次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许多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开始从中国邀请、引进专家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在发达国家的讲学和医疗实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水平,并为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树立了信心,中医药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目前,由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在医疗保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随着循证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补充替代医学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要求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提供循证证据,说明作用机理的呼声也日益增强。许多发达国家高水平研究机构、著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并将上述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政府机构也开始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大量资金,与中医药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有些课题的研究结果已经从某一方面显示出中医药学在治疗慢性疾病上的价值,并部分阐明了相关作用机理,为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的进一步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对外交流的动力应当源于合作双方。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疾病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非感染性疾病,尤其是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不断增加,使全球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迅速、持续增长。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尽快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的方法已迫在眉睫,成为医学界、经济界和社会学界等诸多领域专业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医药丰富的积累已经从许多方面显现出解决上述问题的独到之处,简、便、验、廉等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使中医药作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普及。许多发达国家不但在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设了针灸课程,还注册、开办了众多专门的中医、针灸高等学校,有些甚至开设了硕士、博士课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拥有数万名针灸医师。发达国家投入到补充替代医学研究项目中的经费仍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积极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开拓思路,对培养我国中医药研究人才、队伍,迅速提高我国中医药的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的积极参与也能为国外的合作者提供中医药研究思路,可以集思广议,避免在中医药的研究上走不必要的弯路。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研究机构拥有更多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手段,是我们开展高水平中医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了解发达国家在补充替代医学中的发展趋势,对我们今后开展中医药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的今天,如何尽快找到适合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突破研究中的瓶颈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思路,下大力气予以有效解决,为全球范围内的中医药研究起到示范作用,真正能够起到引领中医药研究方向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3  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问题,确保双方合法权益

基于数千年来先贤的实践积累和自身长期的临床实践,我们在中医药研究方面较国外的专家学者先行一步,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透,对中药的选择也更加精准,在药物的研究开发中发现阳性目标药的几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在国内找寻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有些国内的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国外同行的关注,以便加快其研究成果国际化的步伐,常常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课题的关键技术展示于人前,由此引起的关键技术外泄已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而导致关键技术外泄的,即使今后通过法律途径也很难讨回公道,举证困难是这类纠纷的共同特点,赢得官司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另外,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中成药处方的专利需要参照化合物组合进行保护,在某个方剂基础上的加减与原方差异的认定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件非常复杂的问题。用何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成为摆在每位中医药科研人员面前的重要问题。在合作之前,通盘考虑相关问题,将所涉及的问题做个比较好的约定,签署好相关文件后,再出示核心技术也为时不晚。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所在。

4  重视合作交流中的法律问题,保障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科研人员,在对外合作中比较关心如何从技术角度完成既定的研究目标,对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却不甚关心。但在与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的相关科研合作中,法律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契约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国外著名高校都有其专门的法律顾问或律师,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负责为研究人员在相关的合作中起草协议、契约,替科研人员在签署协议、契约时把关。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中外合作交流篇5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Wang Lei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It firstly explain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eans and contents of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librarie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ainly comprise governmen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re are about six means of exchange, such as studying aboard, friendly tours, visits, inspection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abroad, organizing and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nslation, books exchange and so on. Then, by summing up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wor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backgrounds and conditions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better, bilateral exchange mechanism is gradually improv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leading roles, and that the main exchange groups are coming into being.

〔Keywords〕China and United States librar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larly exchange foreign exchange

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走向了全面交流。对两国图书馆界交流合作历史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把握其特征与内在规律，汲取经验，推动及促进两国图书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主体

中美图书馆界主要交流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三类，尤以社会团体和个人占主导地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设有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协调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与合作事务。许多地方图书馆学会、图书馆、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机构更是中美交流与合作中积极活跃的单位，如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图书情报院系机构。其中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原信息管理系)已连续十多年受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派遣10余名青年教师赴美访问学习和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邀请林瑟菲、兰开斯特、李华伟、陈钦智等美国图书馆专家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图书馆理论和经验等。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许多图书馆专家纷纷赴美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传播我国图书馆发展经验及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2004年被美国《图书馆季刊》聘为编委，等等。

2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2.1互派留学

根据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协会(ALISE)[1]年度报告和相关文献[2]统计，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人员自1980年的17人增至2002年的381人，累计近有3800余名图书馆学留学人员。学历层次包括硕士、博士及其他(包括本科、大学肄业生等)(见表1)。硕士生人数为2 790人，占总人数的72%;博士生人数为628人，占总人数的16%;其他类人数195人，占总人数的5%。这不仅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一般只设有研究院机制有关，也与两国对彼此教育学历体系的认同存在差别有关，美国只承认中国高等教育的本科学历。

2.2中美互访

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5年我国图书馆界与国外的大型互访约有258次，中美间的互访尤为突出（见表2）。

从表2可知，1978-2005年间，中美重要互访活动总计161次，占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活动62.4%。其中中国访问美国共29次，美国访华共132次，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访问占两国交流的主导。这一交流时期出现了三个高峰，即1980年、1986年和1996年，这与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推出，中美两国文化协议正式签订，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美国图书馆代表团成功回访，迎来了建交后两国交流的第一个高峰。1996年，第62届国际图联年会在我国召开，极大地促进我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同年8月，中美图书馆界在北京联合举办 “第一届中美合作会议――全球的信息存取:挑战与机遇”，标志着中美图书馆界进入了一个开放、正规、有效的交流与合作阶段。

2.3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

中美两国参加和举办的国际会议主要有三种形式：①共同参加国际图联年会、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自1981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图联的合法席位至2003年止，中国图书馆界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图联年会人数达1 780多人。21所大陆机构及香港特别行政区5所图书馆、澳门特别行政区3所图书馆、台湾地区8所图书馆均已成为国际图联的机构会员[5]。②在两国国内举办国际会议，1980-2006年间，我国共举办重要图书馆国际会议约42次，主要围绕图书馆技术领域开展交流。2000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成为中美交流的一个新平台，美国每年派代表来参加年会。有的图书馆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海图书馆承办会议达8次之多。③“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迄今已举办三届，两国图书馆界人士以此为平台，探讨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引线搭桥，积极寻求和促成有效的合作（见表3）。

2.4译作

据相关文献的不完全统计[7-9]，在1980-2004年间我国有关于美国图书馆学的译著58部、译文约627篇，内容涉及图书馆现代技术、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管理等领域。据表4显示，1980-1990年间为译作出版发表高峰期，约占83%，有译著21部、译文327篇，共计348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逐渐开始理性看待外来理论与思想，译作数量有明显的回落态势。但这一时期美国著作的译作比例相对有很大提高。这与美国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高速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2.5书刊交换

自1978年起，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正式恢复了国际书刊交换工作。此后一些省级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图书馆等单位，如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陆续开始与国外图书馆开展交换工作。

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图书馆的书刊国际交换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市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的发展较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为薄弱。在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图书馆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中山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全力拓展国际交换业务，相继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了联系。2005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向中山大学图书馆赠送15万册图书，此种规模在国内尚属首次。

2.6合作项目

中美图书馆界开展的合作项目涉及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规划与管理、业务活动等多个领域。

其中，合作办馆、姊妹馆的形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如1986年在旧金山设立的上海――旧金山友谊图书馆，南京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等。在图书馆学教育上，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美国西蒙斯图书馆学院建立了为期3年的交流合作关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邀请多位美国专家前来讲学。此外，两国还合作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学金，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如由美国韦棣华基金会委托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的韦棣华奖学金，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最高级别的奖学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与美国华人图书馆学会及曾程双修女士积极联系与合作，成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奖励和支持该系学生专业学习。

近年来，中美增强了数字图书馆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开发，在项目规划、人员培训、技术开发、资源共享、资金筹备等方面也有所拓展。 如“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igital Library，简称CERDLIB)和“中国记忆网”项目等。

3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成就

中美图书馆间已经由最初的单项、单一、小范围零星交流逐渐发展为良性的双向、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大规模的交流局面，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环境

随着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图书馆事业迎来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高潮，整体实力得到不断提升，两国间逐渐形成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交流环境，图书馆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及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友谊、平等发展的结果。

3.2双向交流机制逐渐形成与完善

随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许多中国图书馆专家、学者应邀赴美作访问学者、讲学以及事业考察等;我国很多图书馆学著作亦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转载等。此外，我国图书馆界积极出席国际会议，在提交和会议交流的论文质量与数量上不断上升。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逐渐呈现双向交流、良性互动的交流特征和机制，这对推动两国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事业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地位及影响。

3.3民间社团形式的交流逐渐占主导地位

民间社团形式一直是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主要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各地方图书馆学会为中心。在地方图书馆学会中，上海、江苏和广东图书馆学会是重要的典范，如上海市图书馆注入国际化发展理念，积极与美国图书馆界进行广泛的交流。近年来，它又大力开展数字图书馆及其技术领域的研究，相继成功举办了多次元数据国际研讨会议。广东图书馆学会积极邀请美国学者来穗讲学，接待外国图书馆专家访问考察以及选派人员赴美访问和考察等国际交流工作。

3.4致力于推动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群体逐渐形成

推动中美和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三大交流群体逐渐形成，包括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和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

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者群体，如丁志刚、刘季平、孙承鉴、鲍振西、杜克、孙蓓欣、徐引篪、孟广钧、庄守经等，在中美建交及建交后的初步发展时期，为两国的交流事业做出了贡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广泛参与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与事务，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坚力量。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主要指美籍华人图书馆院及其组织――华人图书馆学会，他们是中美图书馆界的“天然使者”、“特殊使者”，在中美图书馆界之间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可以说，三大群体共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交流努力着并贡献着。

4结语

在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中，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随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融合，中美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将不断深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LISE Statistical Report.[2004-12-24]..

[2] Stueart RD. Flowers from Horseback: a Retrospective View of China-United Stat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2005-01-20]..

[3] 陈源蒸,张树华.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年).北京:北京图书馆,2000:100-324.

[4] 中国图书馆学会2003年工作总结.中国图书馆学会工作通讯,2004(1):1-5.

[5] 丘东江.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296.

[7] 景海燕.近百年来我国图书馆学译作出版情况概析.图书馆,2000(5):18-42.

中外合作交流篇6

中外合作交流篇7

原因有以下几点。（1）一流的专家团队是做好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基石。以唐由之院长为代表的专家们在医学领域学贯中西，有系统深厚的中医造诣，有高超精湛的治病技术，有纯粹高尚的医德医风，有继往开来的创新精神。他们是中医眼科走向世界的中流砥柱，既是吸引国际同行交流与合作的强大磁石，又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强大动力。（2）发挥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眼病的优势，搭建合作平台，促进中医眼科国际化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热点。近几年来，我院比较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从内容上看，大多是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方面。这种结合不仅是纯中医意义上的继承和创新，还包括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相互解释和推动，中西医在诊疗技术上的相互移植和利用。这种结合不仅具有求同存异和易于交流合作的意义，而且在更高层面上，将有助于推动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3）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做好外事工作的可靠保障。各级领导不仅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战术的制定者，也是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决定人财物科学流动的决策者，是谋划和实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靠保障。我院持续、广泛、深入和高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顺利开展，正是得益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4）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外事队伍担负着重要作用。医院外事部门是医院执行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事政策、处理全院外事工作的一个归口。它肩负着政策把关和外事管理的双重职责，在开展各项外事工作的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为顺利开展外事工作，具备一支既讲大局、讲纪律、讲协调，又懂外语、爱外事、有能力的外事队伍是至关重要的。（5）国际化人才队伍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医院各科室中医外事专业人才缺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化的临床与科研教学需要。最近医院已经积极组织英语培训，邀请院内、院外乃至外籍专家授课，努力打造一支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和能力的复合型中医专科人才队伍。（6）感情外交在外事工作中往往具有超乎平常的作用。我院常年有境外患者住院治疗眼病，很多患者是多次住院，这种源源不断的患者来源，一方面得益于医术的高超，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优质的服务使他们有了如家的温暖。为此，在不违反外事纪律的前提下，我们应尽可能为外宾提供最优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医院在患者中的口碑，提高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使境外患者源源不断地来我国就医。（7）营造和谐的环境也是眼科医院开展外事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

中外合作交流篇8

硕果累累

章新胜在回顾交流协会成立的历史时说：“30年前，在万里、姬鹏飞、方毅等老一辈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周培源、季羡林、张维、黄辛白、李滔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部门领导的积极倡议下，1981年7月，由教育部、外交部联合上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从此，中国民间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有了专门的组织。”交流协会从成立伊始就肩负起开拓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民间渠道的历史使命。

章新胜将交流协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1～1990年，是协会初创、开辟渠道的10年。“为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打开出国留学渠道，帮助高校建立与境外教育机构的联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个阶段从1991～2000年，是健全组织、加快发展的10年。“围绕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发挥民间优势，积极组织实施了各级各类教育交流合作。”第三个阶段从2001～2010年，是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10年。“抓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配合我国大经贸发展的方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民间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协会在教育国际交流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巩固和凸显。1991年交流协会注册为全国性社团组织后，2006年获得“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08年成为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2009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密切合作关系。“这为在国际舞台上阐释我国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为参与国际教育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为提升我国教育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章新胜说。

经过30年的发展，交流协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1个市建立了地方交流协会，拥有159个团体会员单位，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已经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家半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30年来，交流协会搭建了一系列开展民间教育人文交流的国际性重要平台，从1995年承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与教育论坛”，到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论坛暨国际教育展）”，再到2002年开始每年在国外举办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展”等，参展、参会人员达上百万。

今年10月举行的“2011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以“开放世界、教育创新”为主题，由“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教育论坛”和“2011中国国际教育展”两部分组成，其中“2011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青岛、西安、上海、武汉、成都、广州巡展，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学校参展，观众将达6万人。

30年来,交流协会创建了教育领导者能力建设项目、中外师生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中外联合培养人才计划等一批高质量的双边、多边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品牌。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仅交流协会秘书处派出各类交流师生达3万余人；接待国外来华教育工作者近2万人；在境内外举办教育展20多场，参展达百万余人；编辑出版了《中国教育国际论坛》、《中国高等院校大全》（英文版）、《中华留学教育史录》、《春天的交响――新中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60周年画册》等百余种高质量学术著作和教育期刊。

30年来,交流协会积极承担了政府委托或支持的重要交流项目。交流协会具体承办“美中友好志愿者”、“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项目”等人文交流项目。与西班牙方面共同举办了“中国―西班牙大学校长论坛”；在“中法文化年”、“俄罗斯年”期间，承担有关活动的组织工作；承办了“联合国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非政府组织圆桌会议”等。

30年来，交流协会注重各级各类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师生往来、学者互访、联合培养、国际研讨等多种交流方式，合作深度不断拓展。高等教育领域推动了从重点高校到地方院校的广泛交流，职业教育领域搭建了与美、德、英、澳等国的合作平台，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了校际交流、文体竞赛、夏令营冬令营等丰富活动。为中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开辟了对外交流渠道，通过开展暑期英语教师培训、牵手计划、西部地区大学生赴日短期留学等项目，使教育开放的成果惠及各地。

充分肯定

作为30年前与教育部联合上报国务院申请成立交流协会的单位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张明深有感触地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走向海外的步伐加快，如何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加深与各国的了解与互信，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目标，需要我们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交流协会在加强与国际非官方教育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参与和影响非政府层面教育领域的决议和规则制订，开展教育领域公共外交方面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北京大学是交流协会成立的倡议单位，从周培源校长以来历任校长都兼任交流协会副会长。周其凤校长说：“交流协会成立后，在开辟高等教育对外交流渠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交流协会极大地便利了我国大学与外国民间机构、教育团体的来往，使大学得以在商定教育交流项目、接受奖学金名额以及派遣留学生等工作中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我国高校迅速打开教育国际交流局面，为促进中外大学师生、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交流协会的协调下，上海率先挂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印杰深刻感受到了青少年交流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城市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各种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交流活动拓宽了上海市青少年的国际视野，提高了上海的国际知名度，促进了上海与世界其他城市、地区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各种形式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日益成为国际教育的焦点。交流协会经过在国内外广泛调研和华东等地区的试点，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积极推动以自愿为前提，以自评为基础、重在质量过程、以质量基准性为保障而实施的行业自律性的认证这项工作，先后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如美国新英格兰学校与学院协会、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荷兰佛兰德认证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日本大学基准协会等国际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签署交流合作协议或意向书，采取中外合作的办法，在上海等省市的中外合作办学上进行试点，不仅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和民办学校的质量保障，而且对于吸引来华留学生、使认证学校达到国际认可，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体系、教学模式、学分制、考试制度等方面与国际教育质量认证标准对接。印杰说，这一对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有效尝试，已被列为上海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之一，并建议“更加重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有3位院级领导和1位后备干部参加了交流协会承办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的“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苏志刚书记认为参加这个项目取得了不少收获，不仅近距离了解了国外高职院校，学到了国外的好理念、好经验，而且通过开展一系列实质性国际合作，推动了我国高职教育走向世界。他建议：“继续实施并扩大这一项目的规模，将覆盖面从目前仅限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扩大到一般高等职业院校，从高等职业教育扩大到中等职业教育，从院校领导扩大到教师和学生，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分享国际交流的成果。”

四川省绵阳市南山中学的羌族英语教师王琼2010年7月～2011年7月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作为一名交换教师赴美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在美获当地学区教育局颁发的“优秀教师奖”。在美1年的工作生活使她“对中美两国的教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人文交流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扎根西部地区、奉献西部教育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不久，王琼又主动参加了交流协会组织的“牵手计划”，向从未走出国门的教师介绍国外教育和文化，帮助他们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能力。王琼希望“国家支持或设立更多的符合基层教师需要的国际交流项目，让更多的老师，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老师有机会走出国门”。

现任国家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的章轲2005年入选交流协会承办的中美高层人文交流项目――“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项目”，赴美国进行了6周的交流学习。回国后不久，章轲就任现职，负责境外审计工作，维护国家在境外的国有资产安全。章轲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抓紧研究、设计、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旗帜性、标志性的教育领域公共外交品牌项目。”他建议参考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项目，设立“以我为主”的中外高层次人才的部级交流品牌项目。一方面，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另一方面，从战略上储备一批对华友好，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各国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企业界等领域领袖的人脉资源。

中外合作交流篇9

1.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当今和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1］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其实质就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时代，培养能够理解多元文化、善于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素质全面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民办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所以，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只有大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树立全球意识的教育理念，拓展人才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途径和渠道，提升其自身的国际化水平，方可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

2.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其自身实力和办学水平的必然选择。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规模是衡量一所大学国际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一所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关系到大学自身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因此，除了国内研究型大学之外，有关民办本科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把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提升自身实力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3.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是整体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在社会的中心地位已逐渐确立，各个国家对大学抱有的期望在逐渐增大。历史和现实表明，高校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和要求，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最为直接和最为有效的形式。从高等教育的子系统来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占据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二、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从国际一流民办院校来看，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大学自身，都十分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它们不仅具有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和全球化的课程设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设置了专门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机构和组织，并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然而，笔者通过对我国48所民办本科院校调查发现，近38%的院校未设立国际交流中心或者外事处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行政机构，即使在设立了这些机构的院校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2.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对外合作与交流，应该是世界文化的多民族交融和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吸纳其他民族的闪光点，在凝练自身的同时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然而，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来看，调查显示，除了宁波诺丁汉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等国际联合办学的学校之外，我国大部分民办本科院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对象，大都集中在亚洲地区，而与美洲、欧洲、大洋洲等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趋近成熟的地区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大部分民办本科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外交流与合作，但交流的空间和交流次数有限。比如有的学校虽然是和有关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一年也仅仅只有一两次的交流访问更无互派交流生的项目。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来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与发达国家以及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比较欠缺，合作的水平比较低下，仅仅停留在短期的少量的交流层次，有些合作单位甚至没有合法的地位，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还存在很大的距离。这种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的现状，最终影响到了双方合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3.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确保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根本保障。而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协议合作高校不多，没有长期的合作伙伴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民办本科院校甚至没有协议合作高校，具有长期合作协议的院校更是寥寥无几。调查发现，在我国48所民办本科院校中，唯有北京城市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几所民办本科院校属于对外交流合作发展比较好的学校，其协议合作院校有28所，在弘扬自身文化，提升自己理念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即使这样，与同地区――北京少则有100多个，多则达好几百个有关合作单位的其他公办高校相比，这个数字仍旧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双方学位合作、师资交换、开展学生交流、师资职业发展以及互派留学生等方面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三、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有关政策和制度不够到位。2005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法律上有同等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历史等原因，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还是存在各个方面的不平等。诸如经费等制度方面，并没有给民办院校更多的支持。民办院校有限的经费大部分要投资到日常教育设施建立和维护日常教学中。没有足够多的经费来源，成为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对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对外合作与交流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及其有效的管理，致使有些缺乏合法地位的外国院校，借着“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到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交流中，这样不仅没有给民办院校带来发展，而且对有限的经费造成一定的浪费和损失。

2.我国民办本科院校自身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与时俱进”、“放眼全球”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行为处事方式。任何一个个体或集体，特别是作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校，更应该将这一理念贯彻实施到各个领域，只有如此，方可更好地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进程。然而，目前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着“家族制”等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机构。一些校长和董事长因为年龄偏大，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有关董事会或校长，缺少“走出去”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已成为制约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最为基本的原因。

3.我国民办本科院校自身实力水平不高。从办学水平来看，由于历史等原因，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层次，都存在较大差距，也没有自身的特色。导致国外有关院校不愿与我国民办院校合作的情结和现实，即使我们主动寻求合作，也是不对等甚至是错位的。从办学理念来看，由于我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认识还不够，加上我国民办院校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导致国际合作与交流难以付诸实践。从有关制度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对有关民办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制度的不到位，对合作院校准入的不明确，也使得有关院校难以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2009年11月澳大利亚4所大学的倒闭，致使2000多名留学生失学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民办本科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和建议

1.国家政策方面。总体上，我们应采取鼓励支持与严格规范引导的政策措施。一方面，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大力鼓励支持民办高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建立对国外高校与民办高校的准入制度。政府应加快相关立法，规范国外大学在中国的招生行为。对有意隐瞒学校事实、欺骗中国学生的国外大学，必须给予严惩。比如，在美国，其大学需要经由“批准”和“认证”两个环节，才能成为一所教学质量得到社会承认的大学。“批准”阶段一般由政府部门执行，而“认证”则是由美国教育部授权的行业性民间组织完成，“认证”的实质是在政府监督下的同行评议。而出现没有通过认证的大学开展有关教育活动的时候，更是有一系列的严惩措施和对学生的赔偿和保护措施。

2.领导意识方面。领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决定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因此，我国民办本科院校的校长或董事会应该充分认识到与国外的交流合作对于我们在人才培养国际化、办学目标定位、学术自由与创新能力培养、专业与实验室建设、学分制与专业选择、教师队伍与能力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管理体制的创新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可值得借鉴的意义。只有了解国际教育教学发展的趋势，紧跟国际与时代潮流，立足社会需求，不断更新观念，才能使得自身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

3.建立特色学科。以特色学科为龙头，带动提升学校整体水平。只有建立有特色，并且是逐渐形成的强特色学科，才能吸引到更多、更好、更强的国外学校来参与我们的合作与交流。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805个建设点中，我国有关民办本科院校只有7个。所以，利用民办院校具有更大的自主办学的权利，争取建立更多的特色学科专业，逐步扩大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留学生派遣工作，并以学分互认、师资交流、学位合作等形式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建立持续性和长久性的合作协议，是确保我国民办本科院校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路径。

科教才能兴国，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在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进步的过程中，民办院校充当着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角色。如何把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推向国际化，与全球接轨，“成为各自定位的一流院校”［2］，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我们深思和各方面的力量。

中外合作交流篇10

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与交流通常从五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学生、教师、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展开，派出和接受国均可从人员交流中获益，但获益的比重有大小之分，有短、中、长期获益之分；二是，通过合作研究，双方互相协作、互通有无，对培养科研人员，完成高质量的科研项目很有益；三是，技术援助合作，通常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指导、帮助，以先进或发达的技术帮助改进落后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四是，课程或学科建设开发，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进教师、学生的国际知识、国际观点相当有益；五是，各种短、中、长期培训，通过培训把最新的知识、技术广为提倡，增进受训者的技能，包括观念、知识的更新。

通过前期对重庆市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现状调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地域所限，国际化程度差；具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教师很少，缺乏国际化渠道；国际化意识淡薄，对外交流与合作尚未展开；外事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完善；对外交流与合作缺乏创新性和时效性；外事专项经费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未建立一支高素质、稳定的外事队伍；普遍没有开展留学生教育服务项目等。根据目前现状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重庆高等职业院校应该结合自身特点，以创建国际知名高职院校为目标，调整寻找策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1 更新观念，重视办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及地域的束缚，重庆部分高职院校属于闭门造车阶段，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学意识较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较为完善的国外高职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已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重庆高职院校应树立办学国际意识，开放办学观念，积极引进先进的办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 抓住特色，树立品牌

在磅礴浩瀚的国际大浪潮中，吸引人眼球的无外乎是一所学校的特色、品牌。每一所高职院校的建立与发展都有自己的特色亮点，有适应、服务行业、区域经济发展特点。重庆高职院校要善于利用和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传统历史的优势，结合各高职院校地方特色，重点开发与这些行业相关的专业项目，树立品牌，作为高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打产品，率先走向国际高职教育市场。

3 找准定位，长效坚持

作为高职院校，尤其是部分新兴院校，自身或多或少有一定局限性。每个高职院校应该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规划，提高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综合效益。合作与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双方发展，获取利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任何一方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院校，所以高职院校应该选择地位对等的伙伴，真正建立长效、实质的合作与交流。外事工作也不能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也应该具有连续性。

4 改革外事工作机构，创新管理体制

高职院校的外事部门是学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核心部门，外事工作是高等院校对外合作的桥梁。目前，重庆多数高职院校并没有专门设立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室，没有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大多采用兼职或联合办公的形式。即使部分院校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手包办、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各高职院校应该积极改革外事工作机构，创新管理体制。集外事管理、国际交流、涉外教学科研、外籍教师生活服务于一体，归口外事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建立学校外事部门主抓，各部门、院系积极参与的管理机制。各院系、部门根据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际，提需求，找项目，由外事部门按学校发展计划及需求统一规划，编制方案，有步骤加以实施。这样既能发挥学校外事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职能作用。也能调动其他部门的积极性。

5 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平

重庆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外事队伍建设，提高外事工作水平。外事工作人员不光是要英语流畅，在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涉外法规与政策、外交礼仪等各方面问题。外事人员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积极为学院外事工作服务。

6 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途径与形式

由于各方面综合原因，重庆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形式相对单一。高职院校应多借鉴本科院校等外事工作丰富的院校，结合自身实际特点，积极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形式。比如，加强与国外企业、教育机构、国际组织等的合作与交流，探索多样化合作形式。

7 领导重视，拓展经费来源，保障外事经费

高职院校的外事工作要更好地为学院教学、发展服务，就必须要有足够经费保障。学院领导不光口头上重视，在实际工作中也要重视加大经费投入，拓展经费来源。校要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密切联系，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和资助。

加强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培养高技能技术应用型人才，是我国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化改革，提高办学能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成功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努力培养国际化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国家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高登亮，陈丽英.新建本科院校外事工作的现状及对策探析[J]. 龙岩学院学报，2009（27）.

中外合作交流篇11

本文中的“交流生”是指根据国内高校与境外高校之间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由国内高校选派到对方学校交流学习的学生。根据交流合作协议，交流生主要是为了丰富自身学习经历，增长见识，拓宽国际化视野与思维模式。交流学习形式多样，有异域风土人情参观考察、文化专题讲座、专业知识学习，等等。交流学习时间相对较短，根据交流项目不同，期限一般分两三周（如暑期夏令营）、一学期、一学年及两年。学费也分自费和免费。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学籍状态同正常在校生，无需办理休学手续，交流期满后应按时回校继续学习。

二、出境交流生管理现状分析

1.学生的交流学习需求大，但实现有难度

因很多独立学院需依托本部的相关合作交流项目，选派学生出境交流学习。而独立学院与本部之间存在某些固有的差别，如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学生特点等，因此使得独立学院学生出境交流学习的流程更复杂，难度更大。而另一方面，独立学院存在很多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又符合交流条件，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学生家长对出境交流学习有较强的需求和愿望。需求和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2.学生的交流学习手续衔接易出问题

虽然很多独立学院都有相应的交流生管理制度，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有许多细节不够规范和完善，如学生虽然填写了交流学习审核表，也按规定到相关部门签字盖章了，但由于表格最终是送往本部交流与合作处，并由他们及对方合作学校决定录取与否，这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让学生所在的学院相关部门，如学生所在系、教务部、学工部等，及时知道录取结果，以便及时做好学生后续管理问题，如退、补、选课，保留学籍等；如果录取了，学生是否就肯定会去成，会不会因为签证、费用、学生个人学习计划等因素影响而最终又取消交流计划；学生回校后能否顺利进行学分认定以及正常上课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因本部、学院、系以及学生本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产生滞后性，导致的严重后果有：学生已经去对方学校学习了，但学院和系里直到开学不见学生来报到注册才知道，或是学生出去前没及时办理退课手续导致多交学费，又或是学生回校后马上面临毕业，但由于交流学习耽误了本专业原有的学习进度而达不到毕业条件，不知该如何弥补等。

3.学生易存在语言障碍

独立学院学生一般语言基础相对较弱，对于出境交流学习，大多会考虑语言关是否能过。如何让学生越过或减少语言障碍，也是独立学院在交流生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4.学院缺乏专人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

据了解，目前很多独立学院没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或人员负责交流生的管理工作，还有些设有外事秘书但不是全职的，外事工作只是其一部分工作内容。对于交流生的管理，教务部负责整个学籍管理，学工部学生思想教育和审核，系负责学生推荐、成绩审核和返校后的学分认定，看似分工明确、管理规范，实则管理分散，缺乏统一性。

三、交流生的规范性管理

1.设立适合学生的交流学习项目

通过学院与本部外事处沟通、协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交流学习项目门槛更低，更适合独立学院学生，如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提高交流生外语水平，或随队派遣翻译教师，或选择可开设双语教学的境外学校，减少交流生的语言障碍。为学生争取一定比例的名额，以弥补独立学院学生在面临择优录取时存在的劣势。

2.设立专门外事人员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

目前，很多独立学院是通过本部开展合作交流，本部有专门的外事处负责此项工作，在此情况下，独立学院自身可不设专门外事机构，但需有外事人员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以使项目开展更具规范性、计划性和统一性。外事人员除负责交流合作项目的宣传和跟进外，还能根据学院实际情况，整合学院各相关部门的力量，更规范、科学地管理交流生。

3.严格学生资格审核和事前教育工作

学院外事人员做好交流生出境前的教育工作，包括出境材料、学院有关交流生管理规定、对方学校情况、境外学习生活环境、可能存在的突况及注意事项等。让学生对境外学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要求交流生在外学习期间与学院保持定期联系。

4.及时跟进了解项目进展和交流生境外学习情况

学生出境交流学习的申请审批进展情况，学院应及时通过本部外事处予以关注。对于最终成行的学生及时做好记录，并通过相应部门及学生所在系，及时做好学生的后续处理工作，如学籍保留、课程处置、宿舍安排、在外学习安全保障等。

5.做好交流生返校衔接工作

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如要求中途放弃学习，须事先向双方学校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参加原专业继续学习。学生交流学习期满回校报到后，学院可为学生提供返校学习手续办理流程。如学籍方面，在学生提出课程和学分认定申请后，学院相关部门和系应及时予以审核，即学生在交流学校所获学分的课程内容与学院相关专业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内容相同或类似，予以承认其所获学分并按相应的成绩转换标准予以换算，若达不到此要求，也可考虑作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予以换算，并及时录入学生成绩库，以减轻学生回校后的部分学业负担和经济负担。

境内外高校合作办学是国内高校顺应国际化办学趋势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充分利用好本部合作办学项目平台，培养出更多具体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对独立学院而言，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学途径，但需注意的是，要从交流生的事前审核和教育、事中跟踪、事后衔接三方面，共同加强交流生的规范性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中外合作交流篇12

第三条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在各市、县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设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可以设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中小企业可以设立专管人员。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关部门间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协调机制,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指导。

第四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依托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建设项目,建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人才信息库。鼓励用人单位采取高薪聘用、兼职、技术入股、合作设立研发机构等多种形式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智力。加大省筹资金资助中青年优秀科技人员出国留学的力度,对回国留学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创业活动,省相关科技计划予以优先支持。完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人员、翻译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制度,建设一支懂技术、懂法律、懂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和外交礼仪的高素质的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

第五条搭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合作与交流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大型企业集团的广泛联系,有针对性地举办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产品交易和专题论坛等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地为省内有关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搭建对外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建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长效机制。

第六条建立重大项目推荐和论证审查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围绕*省产业发展目标,把握对外科技合作战略重点,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遴选我省急需实施对外合作的项目,编制对外科技合作计划指南和推荐实施目录,引导和鼓励先进技术向我省的转移。各类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重大项目立项前,应当由本级对外科技合作交流行政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避免重复引进和浪费,提高投资效率。对我方的核心技术进行保密审查和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第七条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以*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为导向,每年遴选实施80项左右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并力争将其纳入双边、多边政府合作协议,争取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协同解决重大技术瓶颈问题,提高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八条加快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建设。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留学生创业园、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优势企业为依托,建设3-5个部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8-10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使其成为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

第九条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实施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制定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胜使企业拓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空间,采取课题招标、委托研发、设立海内外研发中心、建立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中外合作交流篇13

一、地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面临的问题

1.国际化理念落后。由于地方高校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有限，因此地方高校领导国际化意识不强，始终把国际化交流合作看作是一种接待行为，对教师出国深造、交换生、学术交流所起到的文化交流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局面。

2.外事工作部门不到位。地方高校领导层落后的国际化理念和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外事工作部门管理不到位。当前地方高校外事工作部门往往人员少、编制少，难以满足地方高校国际化交流的需要。且外事工作部门仍然停留在以前的工作水平上，在学校内部处于次要地位。外事管理部门工作体制落后，难以满足当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趋势，尤其是存在等靠的观念，把国际交流合作虚化，长期以往，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了一种空谈。

3.经费不到位。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经费支持，我国地方高校经费普遍紧张，缺乏资金来源渠道，经费不足，导致涉外设施建设不到位，不能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有利条件，滞缓了国际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开展。

4.师资队伍建设不力。地方高校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不到位，由于学校实力有限，中外文化存在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多数地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不到位，缺乏国外人才加盟，这种以地方人才为主的教师队伍，对学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解决地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难题的策略

1.更新理念，树立国际意识。高等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地方高校要想实现更高水平的跨越，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从高校领导层到普通教师，都要充分认识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把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国际交流融合为一体，使地方高校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强化外事管理部门工作。第一，从思想认识上，地方高校要重视外事管理部门的重要作用，把外事管理部门工作开展同国际交流合作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从人员配备上，地方高校要增强外事管理人才的配备。外事管理人才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国际交流合作工作开展效果。当前地方高校中，外事管理部门人才往往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学习和晋升，自身素质有限，因此，一方面地方高校要对现有外事管理人才加大培训力度和教育力度，使之能够胜任工作；另一方面地方高校要积极引进人才，扩大外事管理人才队伍，提升其数量和质量。外事管理人才的注入，能够增强整体管理水平，有效推进整体工作水平和状态。

第三，改革外事管理部门工作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地方高校外事管理部门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存在等、靠的观念，只有改革外事管理部门工作机制才能有力推动我国地方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具体来说，外事管理部门要依托于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把学术交流、文化交流，具体为某一个项目，某一个工作，实现高效率办事。

3.增加经费投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离不开经费支持。地方高校要保证必要的外事经费，更新国际交流合作设备和设施，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硬件条件。考虑到地方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地方高校可以向国家教育部门申请经费支持，与社会其他机构相联系，实现经费来源多元化，争取为地方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足够的经费保障。

4.强化师资队伍国际化进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影响着高校整体国际交流合作进程。因此地方高校要充分认识到高校师资队伍国际化的趋势和重要作用，不断更新补充国际师资，同时地方高校要为这些师资队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使之能够安心工作。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些外籍教师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地方高校整体国际化水平。

地方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着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地方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进程，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进我国地方高校整体国际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苏国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进高校教育国际化进程[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10）.

[2]徐晓斓.论地方高校研究生信息反馈机制的构建——以M大学为例[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