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1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课题旨在基于辨证论治基础上，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此类疾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体系，填补学术界在该项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论是中医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础，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旨在探讨藏象理论对证候标准制度的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证的相关概念
1.1 证（证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初步对“证”的概念作了界定：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这一界定，可以说“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这一对证候概念的规范目前仍被基本认定［1］。
1.2 辨证的方法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辨证的方法有多种，计有：①传统辨证方法：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其中，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对疾病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究病机，判断病变的部位、性质、正邪盛衰情况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临床各科的诊断基础，是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②辨证要素辨证：田代华［3］认为，体质、病因、病位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证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利用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分析确定患者的体质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从而做出正确的证候诊断。③证素辨证：朱文锋［4］在建立辨证新体系中引入了证素的概念。“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是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基本证素［5］包括病位与病性两大类约60项左右。辨证过程包括了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获取、证素识别、证名判断3个环节。④证候要（因）素应证组合的辨证方法体系：证候要素［6］是与生理病理相关联、以病机学说为基础、并能由可测量和观察到的症状体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达的病机单元，同时它又是诊断学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证候因素应证组合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研究认为，中医辨证可采用归纳病因病机、提炼证候因素，进而应证组合进行辨证。
1.3 判定病机的方法
从字面上看，病机便是“疾病的机理”，亦即疾病之所以发生、变化以及出现种种临床征象的机理。《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说明病机的概念之于疾病诊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至少在《黄帝内经》的时代，病机已成为中医疾病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病机分析仍然是临床辨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考察医生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机的概念具有持续性、阶段性、多变性、兼合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8］。
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第一个环节，其目的显然为了明确疾病的病机与发展转化，进而为治疗确立原则。辨证的对象是“证”即病机，辨证的依据是“证候”，辨证的结果是“证候诊断”［6］。
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开展的现状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谈及：“和现代西医学相比，传统中医整体宏观推测演译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向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因此开展证候标准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吴秀艳等［9］提出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①从病证结合入手，逐步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②以证候要素的提取为证候诊断标准体系建立的前提；③运用符合中医特点的数理方法分析临床研究结果是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的关键。李建生等［10］总结出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文献研究是证候研究的基础、临床调研是构建证候标准研究的关键环节、专家问卷调查提高证候标准的指导性、症状/体征量化是证候标准建立的关键、计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将为证候诊断研究提供技术平台。
胡金亮等［11］总结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包括：证候宏观标准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微观指标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证候的量化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方法学研究。证候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基础，而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关键是方法学的合理应用。目前，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采用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采用计算智能的方法和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将以“动态演化”和“证候要素”为重点，建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病机与病位两个层面的演化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以时空为结构单位的立体诊断标准，即以证候要素（病机和病位两个层面）及其相应症状、指标为空间内容、以时间序列为时间内容的证候诊断标准。从空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型；从时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与证研究的关系
3.1 “藏象”及藏象学说“藏象”的概念
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释“藏象”的“象”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则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判断脏腑机能变化的依据。藏象意为藏于体内的脏腑和脏腑机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脏腑的实质形象［12］。
藏象学说［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内涵，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及其与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官窍及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中医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14］。由此可见，中医辨病、辨证施治是以藏象学为理论基础的。
3.2 藏象理论
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是中医的精髓——“证”的基石［12，15］。因此，“证”研究的开展是要以藏象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据此，严世芸提出，这种“辨证论治”应该名之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统一、规范、完整的目标奠定基础［16］。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开展［14］。目前，中医藏象学说以“证”的研究为主［17］，而证研究又集中在证候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可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确立的源头、基础是藏象学说。
4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藏象学基础
“证”是中医临证诊断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证候诊断标准则可谓是辨证的准绳，而辨证又是基于藏象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证候诊断标准的确立，若在藏象学说指导下，沿着“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并以证候要素为中心环节，则结论更准确、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为例：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经组织非正常退变引起的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顿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类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类疾病的发生多以肾藏象病理改变为源头，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深入研究此类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机——肾中精气亏虚的基本特征，拟定病机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病位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肾，结合此类疾病的基本特点，确定证候要素的相应症状和其它特异性检测指标。深入观察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内容，研究不同时间阶段证候要素的类型及表现规律，系统阐释此类疾病从虚（精虚、气虚）瘀（血瘀、痰瘀）风（实风、虚风）的病机变化规律和具体内容。同时观察疾病在病位层面的传移过程，研究不同时间段疾病病位从肾到脾、肝、督脉等的病位传移规律和具体内容。本研究将遵循此研究思路，确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方玲，梁嵘.对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的探讨［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4):386.
［2］邓铁涛.中医诊断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06.
［3］田代华.中医辨证要素分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 22(2): 87.
［4］朱文锋.“证素”的基本特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1): 17.
［5］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4(6): 38.
［6］衷敬柏，王阶，赵宜军.辨证方法及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4):221.
［7］王永炎.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J］.中医杂志，2004， 24(10): 729.
［8］焦振廉.中医病机概念的缘起及其性质［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8，23(2):13.
［9］吴秀艳，王天芳.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N］.中国中医药报，2006-09-22（4）.
［10］李建生，余学庆，胡金亮，等.中医证候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6):4.
［11］胡金亮，李建生，余学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背景与现状［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3):77.
［12］鞠宝兆.《内经》藏象理论体系的发生学研究［D］.辽宁中医学院博士论文.2004：4.
［13］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9.
［14］王 琦.中医藏象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73.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2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 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 ：（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 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 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 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 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淫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 对病因理论的影响 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淫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 对治则的影响 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 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3
阳春三月，在第六届国际心血管病靶向治疗论坛（CTT 2015）召开期间，本刊记者就“疾病的基因诊断和基因诊断与分型”以及基于此的“疾病个体化诊断医疗”等话题，对汪道文教授作了深入采访。
“量体裁衣”，
基因诊断助推个体化医疗
采访一开始，汪道文教授首先诠释说：“随着人类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们对疾病多成因、异质性及个体化差异的特点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个体化治疗已成为临床治疗的发展方向和最有效的手段；个体化医疗的理念也被推至前台，已被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所认识和接受。”
汪道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个体化医疗（Personalized Medicine， Individualized Medicine），即认定病人对不同药物和治疗反应的遗传学变异，针对致病分子靶向治疗； 此外，还发展和利用以遗传和分子机制的诊断，以更好地预测对靶向治疗的反应。
他认为：“基于基因诊断技术的个体化医疗之根本，在于根据病人个体的遗传结构差异，实现‘量体裁衣’式的个体化用药方式，而这将成为未来理想的治病新模式。但从临床上看，早期预测，个体化的治疗并非像简单的遗传变异分析那样简单。个体化医疗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提前干预。如果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有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就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些先行调整，改善营养平衡，延缓降低发病几率和时间；可以在人们尚无任何症状的情况下，通过基因检测预测1年或5年以后患有某些疾病的风险有多大，比如某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乳腺癌家族史，她通过基因检测发现带有乳腺癌遗传突变基因，于是就做预防性切除术，降低了患癌风险。这就是典型的在发病以前进行积极干预的事例。因此随着个体化医疗的逐步发展，针对个体化的检查和监测将成为现实。而这将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检测和干预提供极大的帮助，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的改善，产生积极影响。”
汪道文教授继续诠释说，个体化医疗中所谓的“量体裁衣”，是指根据服务对象在生物分子水平的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保健措施和治疗方案。在这方面，药理遗传学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个体化医疗的发展；特别是在心血管领域，药理遗传学已经成为一门热门的研究方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华法林的个体化用药及抗血小板药的个体化选择。近年来，随着药物基因组学的不断深入，依赖于药理遗传学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华法林维持剂量应用模型，不断地在尝试应用于临床。
据了解，在最近的AHA会议上，EU-PACT研究发现按基因型确定华法林剂量，优于使用临床标准剂量（N Engl J Med. 2013 Nov 19）。对此汪道文教授谈到：“确实，我们同济医院心血管实验室已完成了近1000例患者基因分型指导华法林剂量的调整。我们的临床实践证明，通过基因分型，按照药理遗传学模型能非常准确有效地指导临床华法林应用，可大大减少INR的检查和降低由于用量问题带来的风险。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和药物治疗模式的不断改进，临床上采用以药物遗传学为基础实行华法林的个体化治疗时代已经来临！”
“4P医学”将在未来
真正得以实现
采访前记者获悉，学术界曾有一种看法：目前开展的人类基因测序产生了海量数据，这至少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存储所占空间太大，传输、计算也会变得很慢；二是如何筛选有用数据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大。那么，在心血管疾病的基因诊疗方面，如何有效用好海量数据、提高诊断治疗效果？
对此问题，汪道文教授介绍说：“对于高通量测序带来的巨大数据量，我们的做法是，引进专业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这一方面缓解了海量数据带来的存储压力，另一方面经数据处理的本地化相比数据上传至云端，原始测序数据就能得到更快、更全面的分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汪道文教授也认为，高通量测序产生的海量数据，的确对数据的分析和采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庞杂的突变（或多态性位点）中准确识别致病突变，既是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检测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难点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汪道文教授解释说：“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的科研技术人员会经过数据的筛选，数据库和文献库的比对，并结合临床，最终判断一个突变是不是致病突变。总的来说，致病突变的识别，一部分来自于已有的基础研究，我们的研究技术人员必须掌握前沿的科研成果，并及时更新我们已有的突变数据库，以准确识别致病突变；对于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但还没有研究基础的可疑致病突变，我们也会深入地开展功能相关研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临床检测。另外，表型和突变联系紧密的家系，也能为我们提供报道致病突变的依据。只有充分掌握疾病的相关遗传学研究成果，并积极开展表型-基因型关系的研究，建立严格的致病突变识别流程，才能准确并高效地将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到临床诊疗，否则，庞杂的测序数据对病人来说，无异于一部‘天书’，而为病人准确地解读这部‘天书’，则是相关从业人员的责任。”
在采访中汪道文教授强调：“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人类的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但是具体单个基因或者某一段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性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这也是全世界科研工作者正在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国内，基因诊断才刚刚起步，个体化医疗的路程还很长，但我们坚信，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对于许多疾病的分子机制会了解得更加深刻。个体化医疗将会在基因分子层面早期预测疾病，从而降低发病风险，延缓发病时间，最终改善患者预后。另一方面，个体化医疗的发展与临床息息相关，这需要不断加强对临床医生的教育和培训。以美国为例，临床医生的培训对于基础医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许多人进入临床工作以后，仍然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方面有很好的造诣。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还比较欠缺，这也是阻碍我们临床医生水平提高的障碍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曾经举办过‘全国基因诊断与基因分型临床应用学习班’，其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举办学习班，将基因诊断及个体化医疗的概念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将分子医学的种子播散到每一个人的心田；同时通过培训，也希望他们将基因诊断及个体化医疗的意识带回到本科室、本医院、本地区，以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普及基因诊断及个体化医疗的相关知识。”
此前记者了解到，随着抗血小板药物的广泛使用，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规则用药的患者都能获得一致的临床疗效。近年的研究表明，长期应用抗血小板药物，导致约50%的患者疗效降低或无效。汪道文教授曾长期进行基因多态与抗血小板的治疗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将会给抗血小板临床治疗带来哪些影响？
对此问题，汪道文教授谈到：“根据血小板功能和个体化基因型采用个体化抗血小板策略，仍然是心血管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广泛地开展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以带来心血管预后的改善，仍然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结果支持。同时，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策略进行药物代谢酶相关基因进行变异筛查，结合临床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为每一位需要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进行分子分型，解读人类的基因‘天书’，并为其贴上一个‘基因标签’，这无疑会对个体化诊疗以及疗效评估带来益处。这方面，仍然需要加强对医生的继续教育，同时根据中国人的特殊基因型和基因变异频率，制定适宜中国人群的个体化用药方案。”
“总之，个体化医学将是医学发展的趋势。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4P医学’将真正实现：预测（Predictive）、预防（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Participatory）。”汪道文教授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的成就主要来自于勤奋
医学界的很多人都明白，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医学基础研究很多时候是“得不偿失”的，但据记者了解，在汪道文教授的带领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却把基础研究放在了科研的重要位置，并取得了实验室满负荷工作，取得了平均每年发表SCI论文15篇至20篇的重要成就。作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和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重点专科，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在医院发展战略基础上，努力加强学科内涵建设，矢志成为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强势学科。
那么，他们这个科室开展基础研究的情况，又有哪些经验可以与大家分享？问及这一话题，汪道文教授首先介绍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基础研究，主要以心脑血管病领域内源性保护机制为重点，特别在组织型激肽释放酶（TK）、一氧化氮合酶（eNOS）心血管保护和表氧化酶-EETs代谢方面有重要突破。
汪道文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主要还应归功于勤奋。我们实验室的满负荷工作是基于24小时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其研究方向由不同的实验小组来完成；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研究梯队，形成了以老带新、传帮带的氛围。每位研究生到实验室做实验，首先会被告知全年无节假日，要有充分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他们会被分到不同的小组展开实验研究，实验室会定期开展学习，汇报研究进展，讨论下一步的实验开展计划，并邀请全国甚至全世界该领域的顶尖专家交流学习最新进展，为实验工作的有序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他们还不遗余力地把学术交流、推广与规范培训当成另一项重要使命。他们在连续6年成功主办“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的基础上，2014年10月10日至12日，又成功主办了“第七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全国基因诊断与基因分型临床应用学习班”。对此汪道文教授介绍说：“去年的论坛邀请了全国心血管领域及基础领域20多名专家授课，吸引了湖北省及周边地区40多个县市的医务工作人员500余人前来参加。本次论坛分为基础论坛、电生理三维演示训练会、临床诊疗进展和临床病例讨论4个部分。内容涉及介入心脏病学、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学、心力衰竭、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尤其突出了具有同济医院特点的大血管疾病诊治新技术；病例讨论是本次会议的另一特点，吸引了广大基层医生的广泛参与和热情讨论；其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急危重症专场讨论部分，有极大的临床实用性。”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4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属于较为常见的肿瘤,是恶性度较高的肿瘤之一。据统计,在我国,肝癌是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就全世界而言,则位于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三位[4]。近10年来针对肝癌治疗研究的技术领域不断扩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使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肝癌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和关键分子方面也取得了较为领先的地位[5-7]。但是,从临床对肝癌诊治的过程中看,肝癌的总体预后依然很差,难以与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相平衡。2004年,Mankoff等[1]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肝癌的发病率仍持续上升,年发病和死亡人数较10年前明显增加,由10年前年发病56.4万人上升到74.8万人,年死亡人数由54.9万人上升到69.6万人。目前,肝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不足5%。
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国是肝癌高发国,患者数量占全世界肝癌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对肝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但治疗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仅就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而言,转化医学在此领域进展颇微,虽然相关的基础医学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不断更新,但是在检验基础医学应用效果时,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肝癌的疾病治疗却进展缓慢,肝癌的基础研究没有达到提高肝癌预后生存率的效果。与国外相比,虽然我国的肝癌人数占世界肝癌人数一半还多,但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没能通过转化医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治疗手段,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化医学的真正意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2心肌梗死治疗的转化医学研究
目前,对于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治疗经验的总结,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应用,已经通过转化医学实践验证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一般认为放置血管内支架是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国对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使用心脏支架的态势呈现疯长。据统计,心脏支架的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例,但是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仍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一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要通过预后的效果来判断,即预后的生存时间。冠脉支架和/或搭桥手术,对心肌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下降仅为3%~5%。从上述例子可知,我国应用转化医学的近10年间,在心肌梗死治疗领域仍然属于探索阶段,还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虽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心肌梗死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冠脉支架,因为冠脉支架能快速畅通冠脉,但对于一种临床应用技术的判断不能仅看近期的治愈情况,还应该对临床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做客观评判。但是预后却难以令人满意,转化医学的效果也同样难以让人满意,需要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士共同努力协作发展转化医学,共同寻求最佳的诊治策略[8]。
1.3实验外科应用的转化医学发展
实验外科是外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实验医学的方法探讨、验证外科领域的未知问题。首先,是通过动物实验来验证手术方法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技术和方法,验证临床诊治应用的合理性等;其次,是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防治与预后等内容,利用循证医学进行判定。
通过上述可知,实验外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具体说应该是与外科临床医学相联系的重要枢纽,应属转化医学的范畴。在外科临床诊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实验外科的基础医学的相关内容来判断或验证这种问题可解决的办法,进而通过临床实践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诊治。
近30年来,虽然我国的实验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主要表现在[9]:(1)在国际上有标志影响力的先进成果不多;(2)每年在SCI具有影响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真正能将基础研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重复验证的却寥寥无几,多数是为了基础研究而进行基础研究;(3)对疾病进行诊治的临床知名医生很多,但能真正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进而转入实验外科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4)临床外科手术创新不够,高新技术成果及应用较少,多为国外新技术的跟踪引进和重复应用,一些重要的技术和设备仍受制于人,临床研究的创新指数和证据级别也有待提高。比如,外科手术技术最先进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因临床中难以达到精细操作应运而生的,从2000年首次应用,到2010年短短10年的时间,全世界范围内,欧美国家的装机数量迅速增长[10]。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球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装机数量为1753台。其中,美国1285台,占73%以上;欧洲316台,占18%;亚洲及其他地区152台,占8.7%。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有96台,其中,韩国34台;中国大陆10台,仅占0.6%;中国香港6台;中国台湾7台;日本20台;印度7台;其他国家共12台[11]。由此可见,我国外科学的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竞争力,因此,作为转化医学范畴的实验外科应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医学科学内部学科间的相互转化,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合理运用转化医学,培养“实验室-临床-实验室”综合型人才,使我国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强国。
1.4转化医学资金投入及其成果发表情况与转化医学初衷相悖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院在过去30年间共耗资2000亿美元,用于基础医学的相关研究,最终发现80%的经费涉及小鼠、果蝇与蠕虫等的基础性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56万篇,但肿瘤死亡率却未见明显改善[12]。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长期以来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人员往往将作为主要的研究成果,只要能在Nature、Science、Cell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视为科研的最高成就。而临床医生则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大多不善于基础性研究,对临床上发生的难题缺乏敏感性,往往习惯于凭经验解决问题;即使在教学医院,临床医生与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也常表现 为形式多于实际,缺少有效的沟通与整合,所有这一切都制约了转化医学的发展。对临床工作者而言,实现转化医学的新模式必须改变传统临床科研的思维方法,要以迅速发展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结构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从系统生物学角度,对疾病的本质展开研究,以寻找疾病诊断、分型的新方法,提供疾病治疗新的药物靶点,探索靶向治疗的新手段,这是实现转化医学的关键所在[12]。
2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与困境
综上可知,全世界的转化医学发展似乎存在一个瓶颈,虽然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了转化医学,但真正意义上的转化需要用时间来判定,需要远期的效果观察来最终做出结论。可以认为,转化医学在世界范围内仍处探索阶段,虽然相关的针对临床实践基础医学研究不断更新,但真正意义上能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应用的却微乎其微。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转化医学的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晚,相应的投入和对高精尖技术的关注亦较少,与国外差距较大。而转化医学的重点并非“转化”的本身,其真正意义是通过这种转化的过程,使有意义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真正成为临床医生得心应手的诊治疾病的工具,而且在今后的效果评价中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目前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和困境如下。
2.1“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形式多于实际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转化医学实施的困境。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就是诠释从实际出发的最好例子[13]: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胃溃疡是由于长期食用辛辣食物、饮食不规律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造成的,而在1982年4月,临床医生Marshall与病理学医生Warren合作从胃黏膜活检样本中成功培养和分离出了幽门螺杆菌,并认为这种细菌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相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细菌就是导致胃炎的罪魁祸首,Marshall和另一位合作者Morris不惜喝下含有这种细菌的培养液,结果大病一场。在1984年4月5日,他们将研究成果发表于TheLancet上,在国际消化病学界引起了轰动,通过人体试验、抗生素治疗和流行病学等研究,幽门螺杆菌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所起的作用逐渐清晰,科学家对该病菌致病机理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于是,世界各大药厂投资开发治疗疾病的药物,并且临床试验成功。这是转化医学实践从临床中来最后应用到临床的典型例子。但是当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脱节的原因在于大多基础研究者为了基础研究而研究,没有真正到临床中去调研,查看临床医学实际的需要,盲目进行基础实验,最终实验结果难以达到临床实际需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转化医学难以实施。同样,临床医生往往不屑于基础研究,认为治好疾病就是好的临床医生,却没有认识到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达到对疾病诊治的需求。
2.2基础医学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疾病诊治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基础医学的研究往往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对象(包括小鼠,细胞等)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培养,也就是追求一种简单性、效率性和因果性。因此,无论实验的方法和技术如何,这对事先已经预定结果的实验而言,往往能获得成功。但是,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要转化为医学实践所用,而医学面对的是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富有感彩的人,因此,在把基础医学实验结果放到临床进行验证时,很难达到可重复性[3]。也就是说,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是基于事先预定好的实验对象进行实验而得出的,而要将这种方法转化为临床应用,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性别等的复杂人体,需要多次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因此,二者研究对象的矛盾,注定加剧了转化医学的困境,基础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实践的人的复杂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临床医学只有经过大量资料的积累,长期的临床效果观察,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群的反复验证,才能达到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实践的真正转化。如同上述肝癌转化医学研究的困境,即使基础医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临床试验需要大样本及长期的临床观察,而面对复杂的人体时,就会产生上述矛盾,阻碍转化医学的顺利进行。
2.3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各自为政
人类进行基础研究之初,实验室是在医院之内,随着临床工作复杂性的增加,基础研究人员逐渐从医院分离出来,将基础医学研究放到医学院校之内,这样,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分离,从而也导致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基础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沟通较少,没有交流就难以互相提出各自的需求,阻碍基础医学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也阻碍了临床应用需求反馈给基础研究。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转化医学难以实施的关键。
实验外科的发展如火如荼,从传统手术到目前手术机器人的发明,可以看出外科学中的实验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但反观我国的实验外科向临床外科学转化的实际,对于先进的手术设备却少有人问津,虽然有手术技术不成熟、治疗费用高昂等因素存在,但多数的医院包括临床实践者,没有将这种尖端的技术提到引进的日程,使实验外科新技术难以在我国大范围应用,实属转化医学的又一困境所在,实验外科的基础研究已经完成,但临床的实施者却将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医院效益等进行权衡,最终可能由于难以广泛开展而延缓新技术的引进。因此,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临床医生应与基础医学研究者共同协商,在对高新技术开发之前,明确其今后使用的效价比,以避免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不符合临床的实际需要,而这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各自为政,是转化医学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
2.4明确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目的性:为患者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的挑战》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是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当是以人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无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都应明确实施的目的是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只有目的同一,才能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共同发展。为患者服务,不但是对患者疾病的治愈,还要节约患者的治疗费用支出,提出最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预后的生活质量。只有基础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从“为患者服务”的目的出发,节约医疗成本,才能使转化医学最终达到为临床所用之目的,走出困境,实现发展。
3转化医学的未来展望
3.1相关疾病的转化医学研究展望
纵观全球近20年的转化医学发展,有较多的转化医学研究的成功案例,如胃肠间质瘤(应用情况)(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GIST)是近10年来被重新认识的消化道间叶源性肿瘤,在2000年以前,这一少见肿瘤发病机制的发现未能转化到治疗干预中,这时患者的生存率只有10个月~20个月,2000年以后,由于临床研究者注意到伊马替尼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作用,进而转向到胃肠间质瘤的治疗当中,通过基础研究,使伊马替尼成为治疗胃肠间质瘤的有效药物,这使患者的生存率延长至57个月。使其生存率从只10个月~20个月延长到了57个月。但是,临床中仍然有许多疾病有待通过转化医学的研究和应用被攻克。
未来转化医学研究的临床疾病中传染病将是重要的一方面,其中亟待通过基础研究解决临床治疗问题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丙型肝炎、乙型肝炎、流感等。而关于这几种传染病转化医学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内容:艾滋病产生的致病机制;预防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效果;针对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抑制剂的发现[14];治疗乙型肝炎的蛋白酶抑制剂药物的抗性如何;H5N1流感的相关致病机制;流感与脓血病(sepsis)之间的相关性[15];H5N1疫苗的免疫效果可否通过MF59免疫佐剂增强;流感疫苗的相关研究,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异性较大而且变异速度较快,最近已经发现了H7N9型流感病毒,这又为转化医学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转化医学未来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代谢性疾病、精神疾 病、运动系统疾病、视网膜疾病、遗传病、器官移植等。而相应的研究内容包括:糖尿病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人造胰脏治疗1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联合治疗新方法;通过恢复控制多巴胺传递的蛋白(GRK6蛋白)改善帕金森病症状;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后的运动障碍;保护具有骨质增生的Wnt蛋白的作用;脊髓损伤之后病情恶化与Surl蛋白的关系;基因治疗脊髓性肌萎缩;先天性失明的治疗;提高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存活率;失眠的致病机制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等等[16]。可见,转化医学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有许多疾病亟需转化医学研究解决相关的临床诊疗问题,这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者的有效沟通,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理念的推广,转化医学研究必将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未来攻克各种疾病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但是,转化医学应用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建议:首先,对于基础研究者来说,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明确研究目的,到临床中进行调查,验证该研究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临床诊治困难,应用前景是否乐观,对医生和患者是否适宜。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诊治手段的精确与多样性,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项利好消息,但诊治费用必将提高,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会相应提高,等等[17],这些都应该是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需要做的工作。其次,临床医生要培养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的习惯,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在完成临床疾病知识充实的同时,要重视基础医学理论的学习[18]。只要二者相结合,利用转化医学理念,就能找到临床实践中需要的基础医学知识,找到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方法,使得转化医学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使得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为患者服务。
3.2转化医学研究的政策支持
3.2.1建立转化医学研究机构,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深度合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在2003年描绘的路线图计划中,明确了所谓的双向、开放、循环的转化医学体系[1],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NIH路线图计划一经确立,就得到了全球的各大机构及制药公司的大力支持,相应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的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扶持转化医学的研究。在2006年,NIH成立了由20多所大学和机构协同合作的一个协作组织,专门负责对临床和转化医学的推动发展,并使其他学科加入到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中来,通过合作、协助等方式对研究进行创新。包括各种研究的项目设立、新式计划和手段的应用、技术的介绍,而这些项目和技术均与临床癌症防治相关,目的在于找到相应的组织工程技术,癌症防治技术的临床转化,干细胞技术对临床疾病治疗的方法和转化。鉴于此,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应该能够达到降低死亡率的目的,但通过调查,肝癌的年死亡率升高,5年存活率未有改观,因此,应成立相关的转化医学机构,必须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提供相应的资金,将基础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临床,对于费用较高的问题加以解决,使临床医生和患者没有后顾之忧,使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者密切沟通,全身心地投入到转化医学研究中;另外,鼓励临床的研究者发现临床应用的问题,尽快反馈给转化医学研究机构,通过机构与医学院校基础研究者联系,达到信息的传递通畅,保证转化医学顺利进行。
3.2.2鼓励医药企业投入,国家对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给予支持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5
1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特点
中医基础理论不同于现代医学，其特点以下：
1.1具抽象性中医基础理论不象现代医学建立在解剖和实验等科学的基础之上，具体阐述人体脏腑的解剖结构，所讲病因易被理解和认识。而是建立在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总结实践规律，来解释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所讲主要内容阴阳五行、人体脏腑、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比如说：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都带有哲学思辨，偏向于抽象性，理解十分困难。
1.2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认为人体与生存环境、心身的和谐是统一整体。在探诊病因时，常常与宇宙自然结合整体性处理。而且所讲述的是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必须依赖于临床。不同现代医学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实验等作为基础，即使脱离临床也能理解。因此，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必须联系临床实践，才能够熟练掌握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发病原因和致病机理，系统性的对患者出现症状做出分析。
2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适应度慢由于中医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叙述性，都是些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对刚进入中医大学的学生来讲，单靠认真死记书 上讲的内容，脑海中没能及时跟进哲学思辨，去接受抽象的基础理论肯定消化不了，许多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产生畏难情绪。即使靠机械记住的，也不能在临床实践中做到举一反三，甚至好多的学生是差不多学完了整个中医学科的知识之后，才对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有所了解。
2.2教学理论与实践分割独立，前后不一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临床实习只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检验前期教学的效果，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因此，在内容、目标上与理论教学难以保持前后一致，导致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用于临床实际问题运用效果不佳，科研能力明显不足。
2.3 教学模式枯燥，成效不明显中医基础理论文字古奥，内容博大精深，学生真正透彻领会抽象的术语、概念、学说并不容易。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 过程中容易出现枯燥、单调和生硬，学生主动学习性差，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易丧失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对中医学知识的理解。
3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创新方式
仅靠“老师教，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实际教学任务中，针对现象找到良好的教学办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1结合临床病例，基础理论知识倒置教学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不能够理解的概念术语如何连贯运用，可结合临床病例倒置教学。如讲授“肺主行水”名词术 语，可先拿出临床病例：某女，咳嗽咽痛发热4天，热退后出现一身悉肿。并提出问题，咳嗽为什么会产生水肿。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后，得出结论：咳嗽乃肺气失宣 所致，而肺气的宣发肃降与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密切相关。继之紧扣名词术语的定义，强调正是由于肺气宣发失常影响到水液代谢，水液停留于肌肤，发为水肿。如此 这般的，学生便能深刻理解到抽象知识的理解，易于掌握。
3.2循循善诱学生开动脑筋，活学活用基础理论知识教学课堂中，留下少许时间，给出 接合本次课堂内容的一些病案，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进行现场模拟诊断治疗，分析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内容，给出药方，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总结复习巩 固。这样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临床辩证分析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知识，充分利用知识迁移鼓励学生在课余 时间，阅读与中医有关的哲学、人文等书籍，充分利用知识迁移，将所学的多种学科知识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的思考理解中，来掌握中医的认知规律和学科特 性，认识并接受抽象思维的中医学习方式，确保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4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积极灵活运用启发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开拓学生思维，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有效结合多媒体，通过课件、光盘、动画等 多重视听效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如脏腑经络，可通过动画片播放各经络循经走向，给学生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加深印象。
3.5借助现代医学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利用中、西医学的统一性，通过比来学习,来研究对于相同的生理及病理现象，中、西医学则会发现共同点及不同点, 有助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认识中医理论的特殊性。
4结束语
总之，“学无定法，教无定规”，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认真研究每种教学创新方法特点及内容，并融于教学过程中，才能保证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能较好的传授给学生，为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l］ 王蕾，李春英，张炎，等.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调查情况分析［J］.中医教育，2000，19(6):23．
［2］赵智辉.互动式教学探讨［J］.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2(24):l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6
1.1 基本内容
“四性学说”由天人合一论、性智本原论、禀性论和四性气质论四部分有机地构成。(1)天人合一论即人（小世界）与宇宙（大世界）的统一于“真一”。伊斯兰哲学认为：“人之本性，乃无极样式，此身之本质，……无极虽受真主之命乾坤万物，其生死贵贱之权，必不由无极太极所能自主也。”可以归纳为“一元论”；（2）性智本原论即“真一”分化为“性”与“智”。伊斯兰哲学认为：“人体仿佛一个小世界，‘性’和‘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与人形影不离，相伴终生。”“性”者：根于大命中之性而起，人之所以然。‘智’者：根于大命中之智而起，物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性和智被认为是人和物的最直接的根据和本原。可以归纳为“二分论”；（3）禀性论：“性”和“智”与生俱来，与命共生、共存。a.“智”的基本特征：思想、意志、信念、情感、智能和知识。b.“性”可再分为“真性”和“生性”。《清真指南》［2］中说：“性有二等：一曰真性，二曰生性。真性与命同源，乃仁、义、礼之性，是人的本性。生性因形始具，乃水、火、气、土之性。二者和合则为‘禀性’。”可归纳为“四分论”；（4）四性气质论即“禀性”的四种特征。《天方性理》中说：“一曰安定性，属风（气）；二曰常惺性，属水；三曰悔悟性，属火；四曰自任性，属土。”可以归纳为“四特性论”这四个理论一步步地分化为最后的“四性学说”，最终形成了回族的一种特有的病因病机理论，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2 理论体系
回族医学［3］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生命体身心性智为响应内外环境变化，改变内部禀性、气质、体液机能的应变能力的一种综合态势。回族医学称之为“禀性衰败”，回族医学的重要典籍《回回药方》以此为纲，提出“病理根源”说，即是“四性学说”的具体应用。“四性成化”、“四性流行”（上下流行、单行与相搀、四时成于四行、积阳之气与四性）、“四性功著”、“四性生克”、“四性显微”（四性互化、四性显级）、“四性的生理与病理”（禀性热者、禀性冷者、禀性干者、禀性湿者）、“四性与四液的病理”、“四性体质与发病”等均是“四性学说”在具体疾病的诊疗中的具体应用，从而丰富了“四性学说”的内容。
2 回回体质假说
2.1 假说的提出
任何科学假说都是人从个人或前人实践经验、科学知识的积累中通过分析和综合，对所选课题可能得到的预期结果进行解释［4］。“回回体质”是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回医研究所通过对大量回族文献的整理和在多位回族著名专家的临床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假说。
回族医学的“四性学说”已经是一个完备的学说，在坚持回族医学特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相关诊疗手段，并借鉴“中医体质学”中的相关方法学，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套我们自己的体质分型体系，并对特定的人群建立一套“横断面研究体系”和“疗效评价研究体系”，并且在对相关方药进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最后形成一套“回族的临床与科研体系”。因此说，“回回体质假说”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2 验证方法
“回回体质假说”的建立同一切假说一样，都要运用形式逻辑中的类比（类推）、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因此，我们将首先对宁夏回族人群中常见、多发的几种疾病进行研究，来论证“回回体质假说”（归纳推理：即由个别到一般）；在“回回体质假说”这一前题具有充分合理性后，再以这一假说来指导其他疾病的研究（演绎推理：即由一般到个别）。并且在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中贯彻类比的推理方法（随机、对照、盲法和可比性原则）。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在演绎的前提下归纳，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使科学思维活动逐步深化。
2.3 构成体系
2.3.1 概念
“回回体质”是回族人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基因）和后天获得（宗教、饮食和地域）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质反映在：①某些生理特性方面；②对自然及环境方面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③在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患性和病理过程中发展的倾向性等方面。
2.3.2 研究范畴
（1）体质人类学［5］：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是现代人类体质特征和类型以及人群的生理、生化特征和灵长类行为等。从研究涉及的内容上来看，体质人类学中的体质概论，包括了形态结构特征、机能、代谢特征，并兼及了心理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内容。（2）解剖学：人体解剖学中的“体质”概念，按中国解剖学会体质组的研究内容来看，其概念主要是指人体的形态结构特征，包括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及各组织、器官相各功能系统的形态特征与正常范围。（3）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中的“体质”概念尚无统一定义，应用也比较混乱，除上面所提出的人体解剖学中的体质含义外，有时则仅属“素质”的同义词。精神病学对体质所作的定义为：体质系指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个体在发育过程中，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个机能状态和躯体形态特征。以上各学科中的体质概念，其内涵是有差别的，但内涵的确定方法，无不是本学科研究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的，而学科性质与研究目的，也就成为该学科中概念的定义原则，“回回体质”研究亦是如此。
2.3.3 内涵
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是由两层因素合成的，即理论背景和经验基础。就回族体质研究来看，其经验基础是对人群中个体差异性的观察与总结；其理论背景则是人们对这种个体差异性的基本看法。例如:人群中个体差异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是形态、功能，还是心理因素？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着回族体质研究的出发点和发展模式。因此，进行回医体质研究，必须探明“回回体质假说”的基本原理——“内涵”，包括以下5点：（1）禀赋遗传论（阿拉伯后裔）；（2）宗教制约论（信奉伊斯兰教）；（3）地理制约论（地处我国西部）；（4）心身结合论（饮食习惯及信奉宗教带来的心理问题）；（5）年龄发展论（小儿、成年、老年及妇女）。
2.3.4 外延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糖尿病（DM）的发病有两大特征：第一，发病率高。①发病率明显高于当地汉族人群。1979年全国DM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宁夏回族DM患病率为1.95%，显著高于当地汉族。1996年全国DM流行病学调查发现［7］宁夏回族DM患病率为2.82%，仍明显高于当地汉族。②DM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国内、外。雷晨等［8］报道宁夏回族DM合并高血压和尿毒症的发生率为43.2%和3.4%，显著高于国内的发生率31.9%和1.2%。2001年全国DM慢性并发症调查发现［9］合并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率均高于国外水平。第二，发病人群以老年DM患者为主。雷晨等对2587例宁夏回族2型DM患者年龄进行调查发现［9-10］：平均年龄为(53.8±13.4)岁，且年龄与高血压(1.717%)、脑血管疾病(1.735%)、心血管疾病(1.590%)及下肢血管疾病(1.718%)呈正相关。因此，加强宁夏回族老年DM的防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将对宁夏回族糖尿病人群进行大样本的横断面研究，并在多位著名回族专家临床经验及现代药理学证明有效的回族古方中筛选出方药，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观察（包括人群的自然情况研究及多种疗效评价的确定及验证）。
3 两种学说的关系
综上，“四性学说”是“回回体质假说”的理论来源，而“回回体质假说”是“四性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在现代医学和中医体质学说不断发展成熟的今天，其他少数民族医药已经结合了本民族的医学典籍中的体质相关内容，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体质诊疗体系。因此，我们也要在坚持回族医学特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相关诊疗手段，并借鉴“中医体质学”中的相关方法学，形成一套我们自己的体质分型体系。
参考文献
［1］单于德，马成义，陈卫川，等.中国回族医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学文献整理丛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224-231.
［2］马注，余震贵.清真指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23.
［3］孙涛，牛阳.回族医学哲学基础［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6.
［4］贲长恩.医学科研基本思路方法与科研程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58.
［5］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3.
［6］全国糖尿病研究协作组调查研究组.全国14省市30万人口中糖尿病调查报告［J］.中华内科杂志，1981，20(3)：678.
［7］向红丁，童关焕，李康.1996年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特点基线调查报告［J］.中国糖尿病杂志，1998，6(3)：131.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7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时，将中医学中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原三门学科合并为“中医临床基础”课，将《各家学说》、《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合并为医史文献课以来，针对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各家学说》应归属于“中医临床基础”还是“中医医史文献” 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医医史文献是从史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中医药学理论与经验学术特征，文化内涵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以特定的史学材料为体，重点在文；中医临床基础是一门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课后，为进一步学习临床各科打基础的学科，是研究中医辨证论治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为临床提供“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方法和思路，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最终研究目标，是中医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之间的桥梁。其侧重点在于为临床实践服务。
《各家学说》是一门提高性、研究性的课程，着重研究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独特临床经验的一门学科。而其学术思想则又在医家们的临床实践中反复验证并不断通过实践得到充实和提高。这些学术及经验的形成完全来源于实践，并以临床实践为最终目标。这些学术观点及经验的学习为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拓展视野，开拓思路，丰富临床的辨证施治手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就其划分我个人认为应从下面三点来讨论。
1 各家学说源于临床
各家学说是在不同时代，不同自然气候，不同地区环境以及医疗实践经验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创立了各种不同的学术及理论观点和治疗法则，它的形成来源于临床实践。它的形成是与医家本身临床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临床经验是形成各家学说的直接因素。如李东垣亲历大梁之围，战争频繁，围城中人胃气亏乏，疾病流行。当时医者妄用发表攻下，死人无数，故东垣作《内外伤辨惑论》以阐明内伤发热不同于外感，因此提出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观点，在治疗上重视脾胃。江南地域湿热，人们恣食厚味，易以相火为病，因此朱丹溪根据临床疾病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在他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在治疗上以滋阴降火为主。刘河间处于宋金时代，当时热性病流行，医者多用辛热之法，难以收效而多变证，他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火热是导致人体多种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故在《原病式》中指出“但依近世方论，用辛热之药，病之微者，虽或误中，能令郁结开通，气液宣行，流湿润燥，热散气和而愈，其或势甚，而郁结不能开通者，旧病转加，热证渐起，以至于死，终无所悟” [1]。他通过对火热病证的研究，结合《内经》，扩大了《内经》病机十九条所论火热病证的范围，在理论上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等学术论点；在治疗上善用寒凉之剂。除了代表性的各家学说，其它医家的学术理论同样来源于临床。再诸如喻昌的“秋燥论”、叶天士的“久病入络”学说等都是医家在大量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运用的。上述例子，说明历代诸多著名医家都通过其实践经验而立论制方，丰富了各家学说的内容，从而更从深度，广度服务于临床。
2 各家学说独特的系统性
《中医各家学说》具有鲜明的个体化，一元性特征，在不同时代背景，气候地理环境及其它因素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各家学说，儿乎无一不来源于临床，经医家反复临床实践后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从学术观点到生理，病理，病因病机，治则方药等方面自成体系，紧紧地为临床实践服务。虽然，诸家学说各有特长，但就中医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论，这种系统性则是历代各家立论的共性所在。在诸多各家学说中，系统性特征是明显的。刘完素的“玄府气液说”认为人体各种组织的腠理统称为“玄府”。玄府为气液运行之通道，把荣卫、气血、津液在人体脏腑，皮肉，筋骨的玄府中正常运行的生理功能称作“气液宣通”。玄府通畅则气液运行无阻，一旦由于热气怫郁，导致玄府闭塞则诸病由作。诸如郁结、肿满、泻痢，带下等。因此在治疗上主张开发郁结，宣通气液。张从正的“攻邪”论认为，人体之所以发病，是由于邪气侵入人体所引起的，指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自内而生，皆邪气也” [2]而邪气之所以侵犯人体，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所致，即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由于邪气盛，正气衰，又必导致病邪进一步深入，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邪气的存在，始终是疾病不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治病时，力主祛邪，邪去则正安。薛己的“脾胃之说”渊源于《内经》并深受李东垣《脾胃论》的影响，薛己认为人体之所以有生机和活力，全赖脾胃的滋养与健运。人体诸脏之所以发挥其正常生理功能，皆是因为接受了脾胃所生化之水谷精气，因此他指出：“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他又认为脾胃为气血之本，脾为流血行气之经，一旦脾胃虚弱，则诸症峰起。因此薛己治病尤以强调“以胃气为本”的思想。另如李东垣的脾胃论，张介宾的命门学说，喻昌的秋燥论，王清任的气血论等都是从生理、病机病因、治则方药这一体系出发进行阐述，上述例都是历代医家经过反复临床实践而创立的独特学说。从生理、病机病因、治则方药，形成有机的系统，并用这样的学说直接指导并运用于医学临床、养生、保健，康复。
3 各家学说的临床价值
中医各家学说是我们在学习历代医家独特的学术观点，学术成就基础上使我们的临床能力在深度，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它主要在临床层面上体现其应用性原则。《伤寒论》是以外感热病为研究对象，温病学是以外感温热病为研究对象。伤寒学派，温病学派严格来讲都属于各家学说中。各家学说独特的学术观点,临床经验，众多课程中大多没提及，中医各家学说涉及范围广，绝非局限于一个点或一个病证上。如内伤热中证是李东垣论述脾胃内伤学说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内伤热中证的主要病机是中气不足。《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盖温能除热。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火热，即甘温除热法。用补中益气汤。但补中益气汤并非只治疗气虚发热，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和《兰室秘藏》三本原著看来，脾胃内伤学说及升脾阳的方法广泛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疾病，后世临床对其学说的应用价值有深刻领会，并对其进行继承创新。如邓铁涛老先生用补中益气汤治疗重症肌无力，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等取得疗效。其特色在于剂量上，黄芪的用量大大突破了前人，常在60-120克，甚则用到180克，而陈皮，甘草用量又极小，只用3克。除脾胃虚损之外，邓老还提出“多脏同病，五脏相关”，[3]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加用其他脏腑的药物，常用首乌，当归补肝；若兼痰多，以补中益气汤加二三味祛痰宣肺药如浙贝母，橘红，紫苑，这是补中益气汤的变通法。再如喻昌的“秋燥论”,“秋伤于湿，上逆而咳，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明代医家根据秋燥论治疗咳嗽病，但后世对其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内经曰“燥胜则干”“诸气氛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根据此论后世用来治疗与肺有关的疾病，如肺炎，肺痿等。又肺主皮毛，还可以治疗皮肤病，秋噪引起的中风风秘证。再如叶天士“阳化内风”说不仅仅治疗中风，还可以治疗具有相同病机的头痛、眩晕、耳鸣等疾病。中医各家学说确实阐发一种医学观点，但更是一种辨证思维，提高这种辨证思维的能力对于提高临床水平是不言而喻的，即掌握疾病辨治的一般规律，更能将各家学说的独特观点服务于临床实践。
就理论而言，一门学科的设置应当由学科内涵的独立性作为其存在的前提，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其理论具有学科自身的特点，而且无法由其它学科完全代替。总之，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述，其最终任务是为人类认识疾病，防治疾病这一基本目的，提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中医各家学说》它起源于临床，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有其鲜明的系统性特征和启发思路，拓展方法，激发性思维的特点，那么是否应将其归属于中医临床基础更为妥当？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8
金元明清时代，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由于当时与国外有较广泛来往，许多传染病因此传人。疫疠之病频繁流行，为害严重。病种也较以前复杂，引起许多医家的重视，客观上，如此多的疫疠之病也作为医家们治疗、观察、研究的对象。参照前人的经验，加以个人的体会用中医理论作根据，逐步创立了温病学说。为了辨证温病的需要，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的理论。吴鞠通对此作了进一步发展，创立了三焦辨证学说。温病学说的形成，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纪元，为后世医家们在对温热病、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辨证方法，治疗措施。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9
1 源流
中、韩体质学说都根于《内经》《内经》一书对体质现象、体质形成、体质差异性及体质类型等方面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形成了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活动中去认识和总结人类的体质表现特征和差异规律的体系，是中医体质学的奠基著作。在体质的形成上，《内经》已认识到了先天禀赋因素，后天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性别年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等方面与体质的关系。如《灵枢·寿夭刚柔》指出“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卫气失常》又有“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等。《内经》不仅对体质的形成及其差异有着全面认识，而且还进一步对这些差异作了归纳，总结了几种体质类型，主要有五行分类法、阴阳含量分类法、形态功能分类法、心理特征分类法等。而韩医四象体质的原形也可追溯到《内经》。关于韩医四象人性质的论述特列于下。“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多阳而无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是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宣，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多阳而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气在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此少阳之人也。”“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抑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其状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腘然未偻。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多阴而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而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险，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从上可见，韩国的体质论述与《黄帝内经》关于四象人的理论论述颇为相似，是《内经》的阴阳五态人的衍生转化。
2 发展历史
明清后各有建树根据中医的发展规律，中医体质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秦汉时期——中医体质理论的初步形成。代表著作《内经》。（2）东汉末年——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代表著作《伤寒杂病论》。（3）明清时代——中医体质理论发展的百家争鸣。（4）现代——中医体质理论的总结整理和现代研究应用，中医体质学科的建立。中医体质学说从内经—明清—现代经过了无数医家整理研究，日趋成熟。尤其近二十多年来中医体质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中医临床学的发展。其成就主要体现在：（1）文献整理研究。对历代著作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整理，从体质的形成，个体及群体间的体质差异规律，体质类型，体质与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关系及临床诊断、辨证、治疗的关系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2）临床应用研究。研究范围包括年龄、地域、病种差异等群体体质差异，初步建立了临床病理体质的划分类型和分型标准。（3）实验研究。应用了现代医学的实验技术和检测方法，现代医学生理生化指标以及遗传学、免疫学等。中医体质侧重于从临床应用出发，采取的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为主的分类方法。体质分型有越分越细的趋势，五行阴阳，气血津液，寒热虚实，燥湿痰瘀等，分类多样但稍显庞杂。同时综观现代体质划分和分型标准中几乎都有“正常质”或“阴阳和平质”的分类项，由此可见，在体质研究中更倾向于病理体质的研究。多属于体质的病理学分类法。韩医四象体质从《内经》《东医寿世保元》现代的发展中基本延续了《东医寿世保元》中定制的四象体质论。在分类上明确并一直沿用四种体质类型。后世在此基础上虽有八体质、六十四体质之分，但其理论基础都离不开四体质的框架，只是在阴阳中再分阴阳。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即体质）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及中药品种，后世重在将符合四种体质的中药方剂进行总结、分析和临床验证。同时四象体质学说被广泛应用到养生防病中。如重视按体质进行食疗。即将各种食物分类归纳为适合于四种体质的体系。近20年来重大临床应用就是韩国权道元博士制定的八体质治疗系统，此系统重在按体质进行针灸治疗和食疗。针灸取穴只选用有木火土金水特性的五俞穴，并形成了十大处方以及与体质对应的食疗系统。实验研究方面对四体质划分诊断方面利用波动学说，研制出体质鉴别仪器以补充脉诊、形态心理诊断的不足之处。
3 体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各异
3.1 体质研究的思路 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五行系统。之所以应用阴阳五行学说为分类方法、分类模式，将群体中各类复杂的体质现象以“五”为基数来划分不同的类型，其目的是从临床需要出发的，这就服从于中医学的生理、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法则和中药体系中的“五行”理论模式，使体质分型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密切相连，融为一体，以指导临床对疾病的治疗。韩医以独特的四象学为纲进行了体质分型。此理论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虽与中医学中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体质”对脏腑性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四象医学阴阳论。正象《东医寿世保元》所说：“太少阴阳脏局短长，阴阳之变化也。”四象医学根据这一脏局短长的阴阳变化，把人分为太少阴阳人，“肺大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脾大肾小名曰少阳人，肝大肺小名曰太阴人，肾大脾小名曰少阴人”。还有四象医学四行论，根据人与自然界关系及人体内在因素的变化规律，分别把事物和人体的不同性能、作用和形态等统归于木土金水四行［4］。
3.2 体质研究方法 中医现代对体质的划分，大多是建立在临床观察基础之上的分类方法，是以临床应用为目的，即现代各研究者所采取的分类方法，仍是一种体质病理分类方法，分类的理论依据也大都是依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津液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差异表现并结合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理论而来的。韩医四象体质强调观察人的生理体质倾向，体质不存在好与坏之分，各体质都有偏差。当偏差增大到一定水平时，在外因存在下可能发病。因此治疗中讲究保持脏腑功能状态的平衡。同时四象体质学认为体质生而即有，不会改变，只是在人的生长壮老巳的过程中处于偏差平衡偏差的不断波动中［5］。简而言之，在研究的出发点上，中医体质似乎更偏于对机体病理体质的考察，而韩医更偏于对机体生理体质的探讨。综上所述，中、韩体质学都出自《内经》，且各有其独特之处，可谓“一源二歧”。四象体质虽然发展历史较短，但有些方面值得在中医体质学研究中借鉴。笔者希望体质研究能结合二者的优势，以期在临床防病治病应用中取得更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季会.黄帝内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 王琦.中医体质学.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7.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10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616-02
Five Types of Misusing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1st Part）
Lee Yu-ming
（Dongzhimen Hospital, The 1st Clinical Schoo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phrase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raised, because of no accurate and unity on its concept, it causes several misuses, which could mainly divide into 5 categories. The former two categories are: Firstly, the use of "Disease, Symptoms and Pattern" by new definition, in fact these three words share the same mean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 the new definition made the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 more confusion; Secondly, about the integration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Disease identification, in which the "Disease" can be divid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ntifying the disease by Western medicine and Pattern on CM", and "integration of identifying the disease by CM and Pattern on CM" two major categories, the former one is not integration on theory, but is complementary on clinical strength, while the latter one is already integrate fundamentall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Pattern；Zheng；Patter identification; Sydrome differentiation; Patter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Treatment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Misuse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李宇铭（1981－）， 男，香港人，博士研究生，香港注册中医，研究方向：仲景学说理论、经典方药量效关系规律。
“辨证论治”是指按照辨别证候时所获得的依据，经过分析后作出治疗方法的判断，是中医的主要特色之一。其中“证”即指“证侯”，本义是指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临床表现”。可是，自50年代起提出“辨证论治”一词后，一直未有统一且准确的概念范围，因而发展出许多新的看法，虽然是戴着“辨证论治”的名，实际上却是指别的概念。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看法，这些误用主要可归纳为5个方面。
1 病 症和证的新定义
1.1 问题的形成
中医教育的统编教材中，对“证”、“辨证论治”使用了新的定义，因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如在5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1］。”而6版教材更分开了病、症和证三者的定义：“病是指特有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证既不是疾病的全过程，也不是疾病的某一项临床表现，而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因、病位、病性和正邪关系［2］。”
1.2 误用的矛盾
如果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病理概括”在中医术语上来说就是“病机”，病机在中医理论上必然是阶段性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证”等于“病机”。
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型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事物内部的本质，本质不是透过“辨析”而得，而是需要从外在表现观察分析才能获知。本质是必须透过对现象的抽象思维而认识的，因此辨证论治所“辨”的，不是病机，而是临床表现，即“证候”。
再者，“病机”和“证”是在《内经》时已经有的两种不同概念，现在把他们合二为一的话，当我们面对古代众多的医学典籍时，必然造成学习上的混乱与尴尬。把证的含义扩大和改变，“既不能准确、清楚地表达出中医学的诊治规律和基本特色，又造成了中医学常用术语、概念的混乱，并且给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和对外交流都带来了有害的影响［4］。”
这种把“病”解释为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而“证”是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在这个定义下引申出多种问题，如在《伤寒论》中，太阳病整个发病过程的病理是怎样的？太阳病分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中风、伤寒、温病等从这个定义来看是“病”还是“证”？外感风寒所引致的外感病，其全过程的病理概括是怎样？这些都难以回答。即使是《中医内科学》里面，能够把每一个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探讨，但仍不等于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如果从中医角度来看，中医在临床所能辨别的只能是“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机必然是阶段性的，而不可能说清某一疾病的全过程。
类似的问题不单出现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亦普遍存在在各科教材里。因为在病、证的新定义下，产生了很多新的“证”，而却又没有实际的临床意义，“这些新证的涌现，实质上是对教材中证概念混淆的效法与惩罚。在本来已混乱的证概念中，重新加入众多不规范的新造证，更使这种混乱雪上加霜。”［5］
1.3 正确的认识
要了解疾病的全过程，是透过对“辨证方法”的认识，比如六经辨证可以解释伤寒外感病的传变规律；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可以温热病的传变规律；脏腑辨证可以揭示疾病在脏腑之间的传变关系等。但实际上，疾病的演变是千变万化的，难以用某一种辨证体系去解释清楚疾病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临床上主要是透过每一次对病机的诊断，灵活地评估疾病的趋势。
2 辨证和辨病相结合
“辨证和辨病相结合”是近数十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几乎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其含义一般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二是指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显然，以上两者所指的“证”，是指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而不是证的本义。但除此以外，这种说法亦存在不少矛盾，以下分别讨论。
2.1 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2.1.1 问题的形成 此种结合的提出，一般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有局限性，因此应该要运用西医辨病的方法来补充其不足，互相取长补短［6-7］，甚至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8］。
2.1.2 误用的矛盾 但如李今庸指出：“说‘辨病施治是把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辨证施治到辨病施治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两种非常荒谬的错误论调。其结果只能给人民的健康事业带来危害，给中医学发展设置障碍。”［9］
众所周知，中医跟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利用西医的辨病方法，或能够提高临床总体疗效，却不可能提高中医辨证论治水平，因此属于临床上的互相补足，而没有在理论层面上达到真正的结合。
2.1.3 正确的认识 因此，“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的内涵，是指临床上两种医学的优势互补。当我们为了提升临床疗效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在互勘过程中逻辑方法不严密的错误……如形成简单的证型、症候群模式，证的机制被病的机制掩盖，将西医的微观指标与证相套，然后执此指标为证的标准以深化辨证”等等［10］。
2.2 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2.2.1 问题的形成 不少学者指出，中医本身是有辨“病”论治的内容，如有说：“在辨病论治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才是中医学临床诊疗的完整模式和固有特色［11］”；更从古代开始溯源认为中医具有辨病论治的体系，应以辨病论治为基础，辨证论治为主导［12］；《金匮要略》中是以辨病治疗为特点等［13］。此等提法十分普遍，但其实也是对中医辨证论治的误解。
2.2.2 误用的矛盾 从文字的本义上看，“病”跟“证”、“病证”的意思基本相通［14］，都是临床表现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从根本处已经结合了，不须另外提出辨病论治。
强调“病”和“证”的区别，即与前述教材中提出的疾病“全过程”与“阶段性”的问题一样，中医所重视的是疾病的病机，病机必然是阶段性的，中医也不可能把疾病发生的全过程说清楚，疾病的全过程是体现在辨证的方法上。实际上硬要在中医的理论中分开：“病是全过程、证是阶段性”，这并不符合中医理论本身的原意。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主要手段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辨病论治和对症治疗［15］；还有学者相继提出中医除了辨证论治以外，还有辨病论治、辨症论治、辨体论治等［16］；亦有说辨证论治包括局部辨证论治和全身辨证论治［17］。实际上“辨证论治”一词其实已经包含了以上的内容，不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术语去补充，以免造成更多混淆。
2.2.3 正确的认识 因此，“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的说法，本身所指并不清晰，其本质的内涵是想强调“辨别证侯”时需要注意证侯的多层次、复杂性，亦需要以辨证的方法来注意疾病发展的整个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 印会河.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8.
［1］ 吴敦序.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7.
［2］ 马克思［苏］.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0: 959.
［3］ 成肇智, 李咸荣. 病机学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J］. 中国医药学报, 1994, 9（5）: 5-8.
［4］ 梁茂新, 洪治平, 李东安. 中医证名问难［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1998, 10（3）: 101-102.
［5］ 戴高中, 沙玲. 关于辨证论治的思考［J］. 医学与哲学, 2001, 22（4）: 51-52.
［6］ 丁成华. 略论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优势与不足［J］. 中国医药学报, 1994, 9（5）: 5-8.
［7］ 钟伟. 关于建立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体系的探讨［J］. 医学与哲学, 1996, 17（6）: 316-317.
［8］ 李今庸. 灵魂不能丢，优势要发扬［J］. 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03（2）: 41-42.
［9］ 匡萃璋.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两个参照系、两种对象的互勘［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 23（2）: 82-87.
［10〗 毛德文. 辨病论治研究的方法学探讨［J］. 湖南中医杂志, 2002, 18（3）: 1.
［11］ 朱文锋, 阳晓, 王行宽. 辨病论治体系初探［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7, 20（6）: 2-5.
［12］ 朱文锋, 阳晓, 王行宽. 从金匮要略看张仲景的辨病论治思想［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9, 19（3）: 24-25.
［13］ 符友丰. 证候著论训诂一瞥［J］. 医学与哲学，1993，5：19-21.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11
1 转化医学的背景和概念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现代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因如此，人类疾病谱不断地发生变化，以肿富、心血管疾病、遗传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索致病疾病的比例逐渐增加。传统研究模式在这些疾病的研究中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这些疾病的预防和诊治需求。另外，随着医学研究的深人，分子水平的研究已经成为前沿，大量的研究被局限在实验室，并未对临床产生预期的指导作用。单纯的基础研究离实际临床应用越来越远，基础与临床如何密切结合成为疾病研究的关键问题。例如，全球耗费巨额资金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等全球性基础研究，期待从基因水平区别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致病基因与正常基因的不同，进一步了解肿瘤细胞转移机理和遗传性疾病、非感染性疾病的可能发生机制。但是由于相关临床医学实践过于有限，这样的研究最终未能对临床医学做出应有贡献。
转化医学的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其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通常称为“从实验台到病床”。其核心是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医学之间固有的屏障，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迅速转化成为临床诊疗手段。但是随着转化医学的不断发展，其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转化医学更广泛的意义指将研究结果、结论应用到日常临床及健康保健工作中，即从健康供给出发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强调患者的旱期检查和疾病的旱期评估。倡导以患者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人研究，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提高医疗总体水平。因此转化医学研究主张打破以往研究课题组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强调多学科组成课题攻关小组，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2 中医学发展借鉴转化医学思想的必要性
纵观中医学发展历史，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结合是相当密切的，理论转化为临床手段的例子俯拾皆是。从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运气学说以及经络流注理论的演变，到金元医家的创新，再到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体现着中医学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又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完善的特点。可以说，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新的观念通过临床实践转化为中医理论的历史，新的理论假说在临床的应用是中医学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环境大大改善，新理论和新观念应用于临床实践需要循证依据。要取得循证依据显然不是某一个人能胜任的，即使是研究团队，也需要有合理的专业构成。因此当代中医学要求借鉴转化医学思想，构建多学科专业组成的联合体，让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紧密合作，共同推进中医学科发展。
3 以转化医学理念考量中医研究领域的问题
现代医学在多因索致病疾病的研究和深人的基础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基础医学、药物开发以及临床治疗相互脱节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化医学概念日益受到重视。转化医学在本质上是针对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互脱节的应对方案。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同样受到这样的困扰。
3.1 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脱节
中医的整体观要求在天人相应的高度研究人体，这种研究涉及的学科极其广泛，其复杂性远远超出对多因索致病疾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临床工作中理论的推广应用需要必要的临床证据，可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果如同风毛麟角。在缺乏证据的条件下，很多原本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技术被束之高阁，很多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发生脱节。比如运气学说和子厂几流注，原本是临床必备的知识，现代临床工作中却被淡化甚至忘却了。
3.2 现代医学指标和中医临床实践脱节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医学发展，结合我国国情，对患者进行各种理化检查是中医诊疗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环节。目前中医对于现代医学指标多数只能做现代医学的病理生理学解释。这样的现状不但凸显了中医临床实践中理化检查和中医辨证的脱节，而且无益于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体观。国内已经有一些团队开始着手从整体观出发研究现代医学指标。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研究是零星的、散在的，在总体上缺乏有效的学术支撑。
3.3 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脱节
为了揭示中医学科学内涵，中医科研工作中引人了许多现代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为中医临床技术的提高服务，甚至某些研究的科学提示作用都非常有限。表面上看，中医在这个方面的脱节和现代医学面临的状况比较相似。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较现代医学更加注重整体观，那么这种过于偏向基础的研究对中医临床的意义要小得多。因此中医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从个体上看更加突出。
转化医学思想在中医学领域的应用在本质上应该是针对上述脱节现象的解决方案。其内涵应包括经典理论的临床循证研究、现代医学指标的整体观研究(中医化)和由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研究。其核心是提升中医临床诊疗能力。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12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篇13
整体观念
所谓整体就是指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的整体观念有2个内涵：一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脏腑组织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二是重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体与自然界是密切相关的，是对立统一的整体。
中医学认为，人体各个部分是有机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把各脏腑、孔窍，以及皮毛、筋肉、骨骼等全身组织器官紧密地联系成有机的整体，气、血、津液、精为其活动的物质基础，并共同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一方面要靠各脏腑组织发挥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靠脏腑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生化不息、相对的动态平衡。这就好比五脏六腑既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制约，从而完成机体的各项任务，如消化食物，化生气血，抵御外邪，促进机体生长发育等等。
中医学在分析病症的病理机制时也是首先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映，人体某一局部区域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可以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变化，了解和判断内脏病变，从而作出正确诊断和治疗。比如，某人面色淡白，嘴唇和指甲颜色都比较淡，舌质颜色也是淡白的，脉象是虚而细，可以推断此人因为血液亏虚导致了上述表现，治疗方面可以通过养血补血(如赤芍、地黄、当归、川芎等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中医学又认为人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天人相应”的观念。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四季气候变化、昼夜阴阳消长、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居住条件、生活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活动。一般情况下，人能适应自然界有规律的变化。如果气候环境改变，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但经过一定时间，也能慢慢适应。如果自然条件变化，超过人体的适应能力，或者由于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外界变化作出适当反应时，就会发生疾病。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中医在诊察疾病时，往往要考虑到疾病发生季节，患者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饮食嗜好等多种因素，不仅考虑患者局部病症，还从各个脏腑器官内部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例如，肝开窍于目，眼的病常考虑到肝；肾开窍于耳，耳鸣、耳聋常考虑到肾；脾主肌肉，肌肉痿软无力常考虑到脾等等。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精华所在。“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变部位、原因和性质，以及致病因素与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等，它深刻、全面、正确地的揭示了疾病的本质。
证所反映的是疾病某个阶段的本质所在，是从属于疾病的。比如我们常说的感冒，就是一个病，而在感冒不同阶段或因为感受邪气的不同，就会有风寒、风热、风湿等证的不同。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辨证和论治是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辨证和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辨证论治实际上涵盖了从收集患者的临床信息(如望、闻、问、切)到对患者加以诊断、治疗的全过程。
中医认识与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根据症状表现、致病因素及机体反应性的不同，给予恰当的治疗。辨证论治不同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血止血等的“对症治疗”，以及现代医学所说的“辨病治疗”。证是阶段性的、动态性的，疾病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也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同样的证候。
同一种疾病由于疾病发展阶段不同或病人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其病理变化就会不同，即证不同，根据辨证论治原则，治法也就不同，这种情况称为“同病异治”。例如：对于麻疹病，由于早期、中期和后期的证的不同，治疗方法也就不同。早期宜透发为主，中期宜清热解毒为主，后期宜养阴为主。
证是内外因作用的综合表现，即使同一疾病在同一阶段，由于机体的反应性(内因)不同，不同个体亦会出现不同的证，治法也就不同。例如，感染同一感冒病毒，在不同的个体，会出现风寒或风热表证、表虚证或表实证等，所用方剂有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等的区别。自始至终使用一个方剂来治疗一种疾病是不符合辨证施治要求的。不同疾病有时会出现相同的病机变化，即相同的证，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又可采用相同的治法，这种情况称为“异病同治”。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辨证论治的过程体现了整体性、个体性(以患者为主体)和灵活性的特点。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所独有的。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其内容也将会不断地完善，并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1. 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中医借鉴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
比如人身体里的内脏，根据其不同的生理特点被划分阴与阳的属性。心、肝、脾、肺、肾这几个内脏，主要功能是贮存精气，属于静态，所以属阴；胃、小肠、大肠、胆、膀胱这几个器官，主要功能是传导水谷代谢产物，属动态活动，所以属阳。人体的活动属阳，物质基础属阴。一切活动都必须以物质为基础；而基础物质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功能活动才能实现。中医说：“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在内，阳之守也”，说的就是两者互相
依存的关系。
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失调和破坏，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影响正常的生命活动。
2. 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同“阴阳学说”一样，也是一种哲学概念，是一种认识和分析事物的思想方法。“五”，即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行”就是这五种物质的运动。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主要用来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病变时的相互影响关系，并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比如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就是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资生与抑制、制约的作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脏通过相生相克的关系把人体连成一个整体，使人体具有相互资生、助长、促进、抑制、制约的作用，如脾(土)有病，对肺(金)的资生作用减弱，也就是常见的患脾胃病消化不好的病人，容易得肺病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很多人都有气得吃不下饭的经历，其实就是肝(木)气犯胃(土)、肝脾不合，如果肝气不调达，首先影响的就是消化功能，出现食欲不振、腹泻或胃疼等。
3. 藏(音：zang)象学说
藏象学说，主要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脏腑组织器官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的学说。藏，指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的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反映于体外的种种征象。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指导临床各科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比如西医所讲的“肝”，就是指人体的肝脏，是具体概念，在人的代谢、胆汁生成、解毒、凝血、免疫、热量产生及水与电解质的调节中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体内的一个巨大的“化工厂”；而中医所讲的“肝”，强调一种功能，肝主升发，与人体的气血运行等有关。肝开窍于目，在体为筋，其华为爪甲，说的是人体眼睛、筋膜和指甲的健康与否是反映肝气好坏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疾病都与肝有关。如果把肝比喻为大型交通枢纽，人体所有的脏器都离不开肝的调节，如果肝气郁结，那么脾、胃、肾等都会出问题，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病都与气机郁结有关，包括肿瘤。女性月经不调，男性精气不足也与肝气相关。
4. 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与藏象学说密切相关。经络可“内连脏腑，外络肢节”，是人体沟通表里上下、联络脏腑组织器官，通行气血的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比如肝经从头顶开始，经胸胁、小肚、小腿，贯穿全身。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一生气就两肋部胀痛，有时候肚子也跟着胀，其实就是因为生气伤肝，在经络上的表现。经络学说是针灸、推拿、气功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同时对指导中医临床各科的诊断与治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内容，以后有专文论之。
5. 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病因是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异常、疫疠感染、精神刺激、饮食劳倦、跌仆损伤、虫兽所伤等等，比如气候变化过于急骤，在人体抵抗力下降时，风、寒、暑、湿、燥、火6种外感病邪就会侵犯人体发生疾病；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人体接受的程度，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导致疾病的发生；饮食物靠脾胃消化，暴饮暴食、过饱或饥饿、进食不洁或饮食偏嗜都会损伤脾胃，或使胃肠生积热或化生他病。病机是阐述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主要有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和经络、脏腑功能紊乱等病机变化的一般规律。
6. 治则治法
治疗原则主要讨论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法：如早治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气血、调理脏腑以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内容。
7. 预防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