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
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城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养育子女费用总额的76.1%，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1%。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三成收入花在了子女教育上。一方面，它确实让一些孩子的学习成绩等方面获得了快速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孩子过度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在健康人格、亲子关系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存在问题。
“与其他消费不同，教育消费的特点在于，教育选择与其消费是分离的，是家长选择、孩子消费。教育消费只是提供一种机会，效果怎样还要看这种选择与孩子匹配的程度。由于选择不当，许多时候，花钱多不等于效果好，一分钱未必能买到一分货。” 此次调查的负责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洪明说。
更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城市家庭平均年教育支出近9000元，但过半数家庭认为负担适度。教育消费的实际负担，与人们的负担感并不呈正相关。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其调查结果之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此次调查课题组的有关负责人。
家庭教育支出增速明显快于家庭收入
2011年5～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对北京、哈尔滨、石家庄、银川、成都、西安、南京、广州8个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进行调查，以了解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真实状况。
“在网络、媒体上，近年来把教育同医疗、住房共同列为百姓生活的三座大山，我们希望用数字描绘城市家庭教育消费的真实状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刘秀英说。在对上述8个城市4960个家庭进行调查后，课题组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内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对教育质量的追求，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家庭总支出的增长幅度。
资料显示，1985年，家庭教育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1%，到1996年，此比例上升为5.2%；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1.4%，而同阶段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4.4%。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按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调查，城市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费用，占家庭经济总支出的35.1%。
从整体教育支出水平来看，当前城市家庭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费用为8754.4元。在调查的家庭中，有36.6%的家庭平均每年教育支出在9000元以上，甚至有2.8%的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超过3万元。
在刘秀英看来，此次调查出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较以往相关研究数据有大幅提高。一种可能是，由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使得家庭的总收支水平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提高，对于家庭其他支出不具排斥性。而另一种可能是，在较短时期内，由于家庭教育需求的急剧增加，使得家庭教育支出增加。在这个方面，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提高，对于家庭其他支出具有排斥性。
这些支出的增加是否对城市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
全国妇联对全国城乡家庭的抽样调查发现，子女教育费用、收入较低和家人生病是家庭生活面临的三大困难，其中“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已经排在家庭生活困难的第一位，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幸福。
然而，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与家长们的教育消费负担感并不成正相关。此次调查显示，52.7%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支出对自己家庭来说是适度的经济负担，有13.1%的家庭认为教育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小，有12.9%的家长不觉得是负担，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教育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大，2.6%的家长感到是严重负担。
洪明告诉记者，从调查来看，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这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但家长们的感受与学者、媒体并不一致，约1/5的家长认为教育支出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我国家庭价值观的第一需求是子女成才，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成为家庭的一种信念，因此当家庭认为一种行为与自己的信念相匹配时，这种付出的负担感将会降低。”洪明说，有时候媒体与学者对家庭教育负担感评价过高，是因为他们站的立场与家长不同。而且从回报的切实感受来看，如果一种行为的回报率较高，支付者也会感受到负担感降低。本次调研显示，多数家庭对家庭教育消费的满意度较高，当买家认为“物有所值”时，负担感也就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高了。
家庭教育支出差距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此次调查显示，当前城市家庭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费用为8754.4元，那么，这笔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将教育支出分为基础性教育支出、扩展性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其他支出四大类。
其中，学杂费、食宿费、学习用品费、春秋游、夏令营等费用属于基础性教育支出；课外培训或辅导费用（含家教费）、课外读物费用、（带）子女观看演出及参观旅游的费用、参与学校或家长为教育子女自我学习的开支等则属于扩展性教育支出；包含借读、捐助学费等在内的择校费用则被定义为选择性教育支出；未明细内容的支出费用归入其他支出。
研究结果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而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
这也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在城市家庭年平均8754.4元的教育支出中，扩展性支出年平均费用为5862.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67%。
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消费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消费可能就会带来不小的压力。
洪明告诉记者，家庭之间教育支出水平差距很大，19.1%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为2000元以内，而支出为9000元以上的为21.3%。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前20%家庭的教育支出为后20%家庭的4.5倍以上。这样的投入差距引起教育资源的实际分布不均。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大，政府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造成了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公平。”洪明说，怎么弥补这种不公平呢？课外辅导、择校是主要的手段。而这两种手段都需要相当的财力、权力支撑，那些弱势家庭的子女与高收入、掌握更多资源家庭的子女之间就拉开了差距。
调查显示，26.6%的家庭表示曾经支付过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择校费用最高的达到8万元。还有一些家庭没有交纳择校费而实际择校，其中存在大量的以权择校行为。
洪明告诉记者，除了择校，课外辅导也是家长弥补教育差距的一个方法。调查中，有76%的家庭有课外辅导或培训的支出。同时参加两个课外班的占38%，参加3个课外班的占16.7%， 18.7%的学生竟然同时参加了4个或4个以上的课外班。“许多孩子有两张课程表，一张是学校的，另一张是课外班的。”
我国目前有两亿左右中小学生，按照洪明的推算，其中城市的占近一半，保守估计，我国由于学生的参观旅游、购买教辅用品、课外读物、观看演出以及课外培训等形成了大约6000亿元的市场消费额，其中各种培训消费大约为2000亿元。
“为什么教育市场越来越火？”洪明认为，正是由于富裕阶层对教育的特殊需求，拉高了教育成本，抬高了教育市场价格，使得低收入家庭为了不让下一代处于不利地位而被迫进入这个市场。一些家庭因教致贫，部分家庭因高额的教育消费而提前退出竞争。一流高校里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减少，每年高考都有大量学生退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的统计显示，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但这一数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个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市场是掐尖儿的、逐利的，政府、公益组织一定要看到弱势家庭的困难，对弱势家庭的子女作出一定的补偿，以弥补由于收入等因素造成的教育的不公平。”洪明说。
教育消费怎样才合理
对洪明来说，调查城市家庭教育消费让他看到了大多数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
“大多数家长明白，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挤占了孩子的玩的时间，可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自己的孩子不上，担心将来会落后。”洪明说，家长是焦灼的，认为孩子童年幸福了，未来就不会成功。摆在绝大多数家长面前的路径就是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这对家长来说是最安全，也是最简单的路子。
在调查中，他发现，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其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就越强，越倾向于赞同“不要输在起跑线”、“高投入高回报”等观念。
然而，并非高额教育投入就一定能带来高额回报。
辽宁某城市有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儿子考取了沈阳一所重点中学。母亲为了让儿子更好地学习，卖掉了家里的房子，陪着儿子到沈阳读书。然而儿子到了这所重点中学后成绩只是中等，母亲很不满意，结果不仅儿子闹得要跳楼，夫妻俩也闹得要离婚。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一些家庭已经把太多的支出押在了子女教育上。”洪明告诉记者，在美国，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6%，但在我国， 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6%，是美国的10倍。在教育上的过多消费必然会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对那些贫弱家庭来说尤其危险。而且很多家庭在教育消费中面临的困惑越来越多。
刘先生爱好广泛，女儿稍大一点，便开始教她打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但是，这一行为遭到了妻子的质疑和反对。妻子认为刘先生虽然各种运动都喜欢，也能打两下，但都是靠自己摸索的，不正规，自己教会把孩子教坏。应该把孩子送到体育馆去跟教练学，这样才能学得正规。刘先生觉得打球就是玩玩，没必要什么都找教练，但又觉得妻子说的似乎有道理，怕把孩子给教错了，于是便决定把孩子送到体育馆去学。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2
三是着力加强志愿队伍建设。广泛吸收教师、专家、优秀家长以及老同志等热心家庭教育工作的各界人士，不断壮大家教工作志愿者队伍，全市家教志愿者达2000多人。面向志愿者老师和会员，遴选35名优秀志愿者老师，更新65个家教巡讲课题，编制2015年巡讲计划表。王道荣、马建敏、李传伟等专家老师放弃休息时间，多次亲赴宝应、__、仪征等地的偏远地区义务讲课，王道荣老师今年讲了17场，在广播电台家教栏目主讲11期。志愿者老师们的无偿奉献，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大爱情怀。
一是组织菜单式服务送讲下乡。家长需要什么，我们就送讲什么。各地家长学校结合区域实际，根据目录自主点取讲座课题，“世代相承的文明家风”、“亲子沟通艺术”、“如何为留守女童撑起保护伞”、“青少年心理健康”等话题被反复点题开讲。今年以来，志愿者老师们不辞辛苦，深入100多个农村（社区）、学校和工厂，巡讲147场，现场听众2万多人，其中，邀请省级专家开讲3场，市级送讲42场，县（市区）配讲102场，带动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开展家教服务上千次，巡讲老师所到之处，互动热烈，深受家长欢迎和赞誉。
二是建立立体化在线教育平台。为适应新媒体和家长快节奏生活要求，今年家教会牵头在__网新开辟网络家教课堂，上传30位专家老师的讲课视频，与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合作，将家教课堂开到农民家门口，通过网上家长学校组织了家教现状问卷调查，各县市也分别新建微博、微信、qq群和空中（广播）课堂。各种新媒体课堂开讲198场，全年网络点击3万多人次，广播听众、粉丝达20多万人（次）；各地志愿者老师开通25个家庭教育qq群和微信群，形成立体化的在线教育、咨询和交流平台。
三是开展个性化需求家教指导。鼓励社会组织为家庭提供更加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全市共有28个社会组织，成为家教指导服务工作的中坚力量。市家教研究会的家长沙龙，组织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家长交流研讨，香港卓越父母研究院亲子导师“如水”创办的家长读书会，用互助小组方法开展家长辅导，__区幸福家庭指导服务中心的“奇迹·梦想”学习动力俱乐部，帮助后进学生树立自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__阅读吧，让家长和孩子在游戏和阅读中涵养人生信念，“凤鸣国际”用“家庭公约”，帮助家长和孩子共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__青少年事务中心实施“逆风飞扬”项目，用心理干预的方法帮助孩子增强抗逆能力，树立阳光心态，__事务所用社会工作法关爱失足少年，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等等。各地还组织生动活泼的家庭教育情景剧和模拟法庭等活动，通过案例点评和情景演示，让家长和儿童受到启迪，两个家庭情景剧分获省妇联二、三等奖。
一是模式引领。今年在全市推行实施了“亲子大讲堂”实践区项目，年初出台了考核实施意见，每月进行现场督查和工作交流，项目侧重推进家教网络全覆盖和工作方法的创新，经过一年的实践，初步形成了有__特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有力推动了家教工作自上而下、由点及面，从城镇到农村，从学校到家庭，从社区到单位的推开。
二是典型引领。配合市妇联开展优秀家长学校、优秀家教指导服务机构、优秀社会组织、优秀家教志愿者推荐评选，寻访“十佳自强不息好儿童”等活动，培树表彰了一批优秀集体和专业志愿者，一批好家长和好儿童。如王道荣老师精于家教问题解决对策，王雄老师善长
哲学故事和实践引导，朱晓平老师侧重情商开发，通过有针对性的家教指导服务，一批厌学儿童励志成才，贫困儿童奋发图强，病残儿童热心公益，失足少年浪子回头等等。三是关爱引领。承接了政府困境儿童助学金申报和发放工作，全年发放助学金273.2万元，低保家庭受益儿童1366人；配合__市__妇女儿童基金会认真实施“__计划”，截止12月底，发放助学金124.3万元，受益儿童1242人次，发动“社会妈妈”与受助儿童结对帮扶，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在困境儿童中组织开展了庆城庆系列活动，培养他们自信、乐群、奉献的品质，鼓励更多的孩子在逆境中坚强快乐地成长。
一年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级要求、与广大家长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如研究会作为社会组织的自我成长性还需进一步增强，会员作用发挥有待进一步提高，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能力有待提升等，这些都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研究解决。
2016年，家教研究会将以家庭教育“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和“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契机，以服务家长儿童、服务家教工作者、服务社会为根本任务，努力提升家长素质和全市家庭教育整体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发挥家教会的研究优势，组织会员认真开展调研思考，配合做好家庭教育“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和 “十三五”规划调研编制工作，分析家庭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新一轮五年规划提出思路和建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文明家教家风、心理健康、特殊儿童群体的家教问题等方面的课题为重点，继续开展面向会员、专家老师、家长的课题调研和家教论文比赛，总结不同家庭家教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编印优秀家教案例集，向有关部门提出有利于儿童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继续放大“亲子大讲堂”品牌优势，组织百场公益巡讲进学校、农村、社区、机关、企业“五进”活动。依托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和社会组织，持续举办家长沙龙、亲子交流、社会实践、团体指导、个案咨询等活动。借助电视、广播、网络、微信、qq等平台，加强家教知识和优秀家教案例的宣传，为家长提供及时指导和咨询服务。要特别关注特殊儿童群体的家庭教育，引导外出务工父母、代为监护的祖父母正确履行家长职责，鼓励志愿者老师和爱心人士与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开展生活关心、情感关爱和心理关注。组织专家老师设计开发模块化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家长得到针对性、专业化的指导。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3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我市家长学校建设与办学状况，总结已有的办学模式和工作经验，通过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探究对策，进一步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家长学校工作格局，夯实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9月至10月，市妇联联合市教育局等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赴各县（市、区）进行深入调研，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66份，回收率为96.6%。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地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以及部分中小学、幼儿园领导等同志。调研组还查阅了市、县（市、区）有关家庭教育和家长学校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台帐资料和专家论文。现将调研情况反映如下：
一、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稳步发展、办学质量逐步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家长综合素质和家教素养的提升。20XX年，全市共建有家长学校XXXX所，当年培训家长XX万人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率均达到了100%，城市社区和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的比例分别为98.52%和99.88%。
（一）近年来的主要做法、经验与成效
1、组织架构日趋完整、工作机制运行良好。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我市健全了家庭教育工作的领导管理体制，形成了党政领导，妇联、教育主抓，多部门合作，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全市家长学校指导服务的工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去年，市教育局还更名建立了“嘉兴市禾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同时，各地相应成立家庭教育、家长学校组织机构，纷纷出台家长学校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办法等文件，促进了家长学校组织网络的快速形成和工作机制的良性运转。市级各成员部门进一步明确在家长学校建设与管理中的分工，积极发挥优势、各司其职，合力推进。特别是妇联、教育两家紧密合作，通过联合发文、联合调研、联合督查、联合培训等形式，切实推进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
2、考核评估逐步规范，示范效应初步显现。为保证家长学校的健康发展，打造我市家长学校建设品牌，我市积极培育和评创各级示范家长学校。今年6月，我市制定下发了《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和新一轮示范家长学校评选通知，通过学校申报、组织推荐、考核验收、专家评估等环节，推动形成各地争创、命名表彰、逐级评创、上下衔接的机制。“十二五”以来，全市已创建示范家长学校省级17所、市级10所，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亦形成有效的评创机制。秀洲区规范开展区级示范评创，命名数量以评审结果确定，不安排具体指标，并且每两年进行一次复查，不合格的取消称号。
3、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服务质量保证有力。目前，我市的家长学校师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专职教师。主要是中小学、幼儿园的班主任或者分管德育的 校长（园长）。为进一步提升师资教学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品牌化的师资队伍，今年上半年，市教育局在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专门开办了家庭教育讲师团培训班，对学校从事专兼职家庭教育辅导的教师进行业务培训。第二种是各类讲师团。现有各级各类讲师团队伍XX多支，成员X万多人。其中由市、县两级妇联建立的家庭教育讲师团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和家长需求每年推出授课菜单，常年深入学校、社区和农村，传播科学家教理念，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是活跃在家庭教育第一线的主力军。第三种是志愿者和社工队伍。各级关工委组建的“五老”（老战士、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队伍，通过搞调研、作讲座、指导年青教师等，积极为家庭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同时，市妇联的“阳光家庭社工事务所”、团市委的“拾星者”未成年人教育社工事务所的社会工作者，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对象着手关注家庭教育，参与家长学校建设。
4、宣传氛围日益浓厚，活动品牌深入人心。为普及现代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市妇联依托各级家长学校主阵地，通过组织百场家教讲座、优秀家教案例征集评选、知名专家走进南湖大讲坛、嘉兴在线名家访谈、送家教知识下乡、家庭教育团辅巡讲等形式，深入开展贯穿全年的“科学家教城乡行”活动。此项活动已连续多年被列为嘉兴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件实事。据统计，近两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家庭教育讲座766场，受益家长11万多人次。同时，每年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月期间，各地围绕“为国教子，以德育人”主题，组织家长学校积极开展“双合格”活动，通过评选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好家长、好儿女”等活动，举办“农村家庭教育节”、“社区家庭读书节”、家庭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家长素质和家教知识知晓率。
5、理论研究初显成果，实践运用灵活创新。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可以为家长学校建设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此，市家庭教育学会每年开展家庭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定期举办学术交流，积极探索家庭教育和家长学校办学规律。“十二五”期间，我市有21项课题被列为省级家庭教育课题。学会成立三年多来，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共征集到论文629 篇，已出刊优秀论文集3册。学会专家团还连续三年参与市妇联系列亲子穿越活动的策划，先后为“童心向党、红色穿越”、“传承文化、城市穿越”、“嘉兴记忆、亲子穿越”三场主题活动进行家庭教育板块的内容设计和现场辅导。
6、家长意识明显提高，教子方法有所改进。随着我市家长学校的发展与家长学校质量的提高，家长的科学家教意识与素养不断得到提升。本次调研对家长的问卷反映，家长愿意参加家长学校的的比率占77、9%；有54%的家长希望在家长学校学习如何改变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希望学习内容重点为心理健康教育、亲子沟通方法、学习方法指导的分别占22.55%、23.48%、25.07%。这些都说明了家长科学家教的学习意识在提高，家教的理念在更新，家校协作教育主动性也在增强。从这些数据也为家长学校的办学新方向和办学新模式提供参考。
（二）目前具备的几类家长学校建设与办学模式
1、从网络布局上看，有一体多翼模式。“一体”就是从纵向脉络来看，以家长学校总校为主体统筹一个区域的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制定计划、设计内容，分工落实，避免交叉与重叠。如嘉兴市社区家长学校总校作为全市社区家长学校的指导机构，对各地分校以及周边学校起到示范引领和指导辐射作用。“多翼”就是从横向内容来看，有学校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企业家长学校、农村家长学校等不同类型的家长学校，而这多翼中又以学校和社区两翼最为重要。
2、从资源整合上看，有辖区共建模式。各地从实际出发，注重挖掘辖区资源、培育区域特色，探索灵活多样的共建办学模式。为推动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今年市妇联以南湖区为试点，开展“书香飘万家、亲子共成长”社区读书活动，将亲子阅读作为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突破口，立足社区现有的场地、设施等，积极整合辖区内各种资源，组织开展周末社区亲子读书会、亲子沙龙、专家讲座等，推动社区家长学校授课的规范化和经常化。又如平湖市曹桥街道行知小学、行知中学通过建立本区域家庭教育联动机制，立足陶行知教育实践基地资源，与区域内镇街道、村(社区)联合开展活动，把陶行知的家庭教育理念传播到基层，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3、从举办形式上看，有现代多元模式。根据不同家长群体的不同需求，我市已形成更为多元和现代化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如：嘉善县针对新居民人口较多，新二代教育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开设企业家长学校，推出“家教30分钟微课堂”，利用午休时间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同时，各地还在社区开办“爷爷奶奶家长学校”开展隔代教育；针对新婚夫妇开设婚育学校；利用社区宣传栏建立橱窗家长学校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时间管理的需要，各地又在发展上述传统实体家长学校的基础上，向虚拟空间延伸，借助广播、电视、网络、QQ、论坛、微博、微信等现代媒介，探索更为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
4、从微观教学上看，有立体互动模式。为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授课效率，我们探索将传统常规的单向教育方式与更加立体多样、双向互动和体验式的教学方式相结合。如家长团体辅导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就不同年龄孩子身心发展规律，对家长进行案例式、连续性的科学教子辅导的有效方式。去年，市妇联与市家庭教育专家顾问团合作，首次尝试将团队辅导课引入家长学校教学，开展了“爱的阳光”走近新居民子女家庭教育专题辅导活动。通过小组建设、心理游戏、角色扮演、现场评析、互动分享等环节，为新居民家长传授家庭教育中有关情绪管理、心理疏导、沟通引导等方面的技巧和方法，反响热烈。同时，我们还借助省内优质家庭教育资源，与省家庭教育杂志社合作开办多期“父母茶座”，引导学校、幼儿园家长学校提高办学水平。
5、从学校层面上看，有家校合作模式。各级教育部门重视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指导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立家校合作的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家长的互动方式，进一步提升教育实效。如各家长学校通过QQ群、远程教育、家长会、报告会、家长论坛、家长开放日、家长热线、家访等形式经常性地开展活动，加强家校沟通。如桐乡国艺幼儿园反哺式家校合作、嘉兴一中的家长论坛等为家长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嘉兴市实验小学创新建立了家长互助成长小组，通过整合家长资源，激发家长社会活动的潜能，开展学习交流等活动，帮助家长在互助中成长，形成了家校合作互动的良好模式，受到家长的欢迎。
二、家长学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市家长学校建设和办学模式的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各类家长学校普遍建立，并且得到广大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办学质量还不平衡，与国家的要求，同全国家教工作先进地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有些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一）全市家长学校组织管理不够规范
全市各级都成立家长学校总校、分校，并设立领导小组。组织网络是架构起来了，但目前管理还不够规范、发展不平衡，影响家长学校内涵的提升。部分办学单位还没有真正把家长学校工作纳入整体工作计划和岗位考核的内容，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会议、研讨、学习制度，还存在着无经费、无教材、无教师等“三无”现象。不少学校往往以家长会代替家长学校，内容也大多局限在通报学生学习成绩，告知家长注意事项等方面。而调研显示，有88.27%的家长希望每年至少有一次及以上参加家长学校学习。从全市层面来说，今年6月份刚刚下发《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家长学校的规范化建设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推进过程。
（二）家长学校师资力量还较薄弱
目前，学校家长学校的老师一般由班主任或者德育校长担任。这些老师大多是学科教学的带头人，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家庭教育理论知识或者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缺乏与家长交流、传递科学家教理念的经验，未必能担当起家长学校的教学任务。至于社区举办的家长学校，要面对不同学龄段孩子的家长，办学教学的困难更大，对师资的要求也就更高。受到学校、社区家长欢迎的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一方面数量偏少，另一方面他们在本单位往往承担着较重的教学、管理、科研任务，很难有宽裕的时间投入家长学校的教学。
（三）家长学习家教理念和方法缺乏足够耐心
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愿意学习科学家教理念与方法，但因为工作忙等原因，主动学习的热情还不高。调查显示，家长自己找书等资料学习的只占16.1%。家长普遍都把自己提高家教水平的希望寄托于家长学校学习，同时又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反映在调查中主要是对每次的学习时间不愿意长，近50%的家长只愿意每次学习两小时左右，每学期有一至两次参加家长学校。希望课程实用，见效快。
（四）家长学校宣传教育阵地缺乏常态化
全市各级有关部门和家长学校，在理念上都重视了家长学校建设，并体会到利用好各类宣传网络强化家教宣传与教育，营造浓厚氛围的重要性。但由于各种因素，使得这些宣传与教育还只是“点点星星”，未连接成片。如媒体宣传大多停留在对家教事件的信息报道上，缺少专题栏目和窗口。短信通讯平台互动大多是学习的提醒和成绩的通报，对家长的家教指导极少。互联网平台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网站，只是以开设专栏的形式进行，质量与流量都达不到家长的期望。
（五）家庭教育经费、工作人员严重不足
目前，全市的家庭教育工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成立的嘉兴市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妇联，并由妇联牵头开展相关工作，但是每年工作经费只有4万元，位列全省倒数第二。各地家长学校目前也尚未有专项经费，抑制了家长学校的发展。此外，妇联、教育等部门都没有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家庭教育工作，市妇联妇儿权益部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却要承担妇女维权、儿少工作和妇儿工委等三大块工作任务；市教育局家庭教育工作归口基教处，该处虽有5人，但要承担大量的基础教育工作已很难腾出精力专门抓家庭教育，致使对家长学校建设难于形成有效的管理。
三、加快推进我市家长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家长学校，作为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和开展家长教育及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阵地，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针对目前我市家长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示范引领，推动家长学校的规范化建设
针对目前家长学校建设过程中，办学管理不够规范，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需加强示范引领，推动家长学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首先，要明确家长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按照国家、省有关文件的要求，家长学校由所在地的妇联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牵头管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中家长学校的指导管理，妇联和关工委共同做好社区（村）家长学校的指导管理。因此，各地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分工，责任到位，使各类家长学校的领导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严格按照《嘉兴市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评估办法》的要求，积极开展示范家长学校的创建工作，特别是在办学经费的保障、师资队伍的培训、教学计划的安排、教材的制订等方面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努力实现突破。第三，要加强家长学校的督查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家长学校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借助全国、省、市示范家长学校创评的契机，开展家长学校督查，督促办学单位切实做好家长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二）整合资源，形成家长学校建设的合力
家庭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哪个办学主体的“独角戏”，只有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大合唱”中，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各办学主体要共同联手、密切合作，建立协同配合、共同育人的家长学校模式，达到相互促进、整体发展的效果。要统筹规划，整合教育资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要求除了主要依靠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建构家长学校外，还应依靠社区（村）、社会机构、行业组织和行业研究会办学，扩大家长教育的范围，并建设各个系统相互沟通、协调、支持和互补的局面。例如，由教育部门牵头，统筹行政部门与各种社会力量，建立各级家庭教育指导行业协会、家庭教育中心等，从宏观上整体规划和协调本地区的家长学校建设和发展事宜。同时，各种办学模式也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例如，中小学、幼儿园主办的家长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和吸收借鉴大众媒体、新媒体主导的办学模式的优点，将传统的家长学校授课与电视教学、网络教学相结合，使家长学校真正成为家庭教育发展的便利平台。
（三)提升质量，促进家长学校的内涵发展
家长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是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益，这就需要把握好家长学校的师资队伍、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等问题。首先，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家长学校专职教师的培训，建议将家庭教育专题培训纳入教师全员培训计划，提高家长学校专职教师科学家教的理念和教授家教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拓宽渠道，发 展壮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志愿者队伍，同时聘请优秀家长为兼职教师，重视发挥他们在指导和推进家长学校建设中的作用。其次，要完善教学内容。教育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家长的具体特点，制订家长学校的教材。教材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既讲理论、讲规律，又讲方法、讲操作，真正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第三，要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家长学校除了要教授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以外，还需要遵循实践性和实用性原则，通过教学的体验、分享、互动等环节，就教育技能与方法多做介绍、说明和指导，不仅让家长多听、多看，更应注重让他们多做。
（四）强化保障，确保家长学校良性运作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4
1. 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偏颇。长期以来，农村很多家长一直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把教育责任完全推给学校，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抱怨学校、埋怨老师，甚至还形成一定的社会呼应。究其原因，这都是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偏颇和长期的习惯影响所致。事实上，在人生的三大驿站——“家庭、学校、社会”中，学校教育具有时段性，而家庭教育是终身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前奏，从一定意义上说，孩子的很多习惯、性格、品行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上学之前的家庭影响中形成了。如，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格形成阶段，是在于早期的家庭教育，而这一点是学校任何教育都无法给予的”。由于家庭环境、结构、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孩子性格、品行的多样性。孩子一入学，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规范孩子的行为，如保持清洁卫生、遵守纪律、礼貌待人、诚实守信、不说脏话、爱护公物、热爱劳动、好好学习等等，培养和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正如精神病学家将学校称为“矫正和完形人格的工厂”。当今，很多家庭有问题孩子出现，放荡不羁，使家长感到头痛、无能、无力、无助，管教力不从心，给学校教育也带来一定难度。但很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影响源，产生问题的根源在自身。如，很多孩子所表现的行为成为大人的影子、镜子，但作为家长还是看不到、意识不到，一味地推卸责任，如很多孩子长大成人所表露的行为也是大人的复制或翻版，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实，也是当前教育界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2. 社会对家庭教育重“标”不重“本”。社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重视家庭教育，虽在很多社区门口、村社办事门前常看到创建示范社区、村社的标牌，有些家庭的门框上挂着四星级、五星级门牌，实际上都是虚设的样子货，与区民的实际行为毫无关联。如，很多区民或家长在外经商，欺骗讹诈、欺行霸市，闲暇无事时酗酒，这些家庭只不过当时经济条件好罢了，不难想到这些家庭出身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其实只是和“残缺性”缺乏家庭教育的孩子所表现的行为异曲同工罢了。据调查，从未听、见到举行创建示范性社区或村社的活动，更未听到、见到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和如何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性家庭的指导活动。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偏重于抓经济效益，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基层宣传力度不够、落实不到位，《关于改进和转变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没有真正落实到多数家庭，家长的认识观念偏低、偏激，社会也没有专项的家长教育培训机制，很多家长没有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失调。
3. 市场效应导致学校教育5+2≤0。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开放，一些经商者把廉价的劳动对象瞄向学生，由于金钱的诱惑，很多学生也蠢蠢欲动，都想闯一闯、捞点外快。很多家长为了眼前利益，节假日把孩子推向劳务市场，一来可打工挣钱搞点小收入，二来可避免孩子在家闲暇无事到处游逛出问题。殊不知，现在很多劳务市场都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甚至是“垃圾”市场。金钱的利诱，欺骗、讹诈、霸道的商场竞争等，对未成年人耳濡目染，甚至置身其中，污秽不堪的东西直接倾入到未成年人的心灵，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学校教育背道而驰，导致学校教育“5+2≤0”的结果。如，家长对孩子外出打工监管不力，孩子打工获得了小收入而不能合理支配和利用：一是买手机上网聊天；二是“哥们”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养成了各种不良行为习惯，导致学生上课时互打手机、互发信息骚扰、互传垃圾文件；养成行为放荡不羁、不受约束管理，给学校教育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4. 农村留守儿童“隔代家庭教育问题”突出。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留守儿童隔代监护教育现象增多。由于“隔代教育”日趋突出，引发孩子学习、思想道德滑坡现象；心理健康、人格发展障碍；人生世界观、价值观偏移等问题，在农村已经普遍形成。当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各个部门不可忽视和亟得解决的问题，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是我们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5
关键词：高中生;高等教育;消费需求
为了更好地引导高中生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更密切地关注高中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有必要深入探讨影响高中生高等教育需求的因素，分析现状,以便为高中生及其家庭理性消费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决策者有效调控高等教育需求提供有力的依据。正是出于上述现实需要,本文试图通过依据深圳市高中生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现状的调查数据,对深圳市高中生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
本次调查选取深圳市罗湖区滨河中学为重点调查单位，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90份，回收率98.3%，其中有效问卷586份。
一、家庭经济状况及高等教育消费能力
1、父母亲职业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按照传统的职业分类中，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父亲占29.5%，母亲占23.5%；就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父亲占25.8%，母亲占12.3%，其他从业人员父亲占32.6%，母亲占51`5%。深圳经济发达，第三产业如服务业繁盛，就业种类多，其他从业人员占据最大比例，跟预测的一致。
2、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从父母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部分父母都在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层次，父亲占44.2%。母亲占42.2%；大专毕业，父亲约20.5%，母亲约12.8%；本科，硕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父母只占极小部分。
3、家庭年收入及能承受的大学费用状况
从调查数据来看，家庭年收入在5万以下的大都能承受大学费用（一学年度计）在一万元内，家庭年收入在5―10万的能承受大学费用在1―2万内，年收入10―15万的家庭可以接受大学费用2―4万，15―30万的家庭年收入可以接受4―10万的大学费用，随着家庭年收入的递增，可接受的大学年费用在合理的区间内也递增，为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区间，招收学生的目标群体提供一定的借鉴性。
二、 是否选择国内高考及原因统计
在调查的学生中95.4%会参加国内高考，4.6%的学生不会参加国内高考。在不会参加国内高考的学生中，“读书无用论”的占45%；计划留学参加“洋高考”的占35%，大学学费昂贵家庭承担不起的占35%，学校追求升学率被迫弃考的占30%，中学毕业后就业，成绩不够好，对考上理想的大学没有信心的各占5%。
综上，“读书无用论”思想在社会上还存在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形势下，这种论调有抬头趋势。部份家庭条件宽裕的学生选择参加“洋高考”，选择接受国外高等教育，同时部份家庭条件拮据的学生因大学学费昂贵而弃考，另外，学校追求升学率导致被迫弃考的也占据很大比率，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三、 对国内高等教育满意度及选择国内高等教育需求类型
1、国内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
在调查访问的的高中生中，觉得国内高等教育“一般”的占38.9%，“较差”的32.9%，“非常差”21%，总的来说，对国内高等教育满意度较低。对国内高等教育最不满意的调查中，最不满意“一考定终身”占66.7%，最不满意“教育质量”占16%，最不满意“就业形势严峻”占11.6%。
2、选择国内高等教育需求类型
（1）对将来接受教育的最高学历层次而言，38.6%希望是本科，硕士占31.7%，博士占24.1%，专科只占4.4%的极小部分。数据显示，高中生未来都希望自己至少是大学本科，不少期望自己是高学历，高等教育需求强烈，高等教育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
（2）在选择国内哪种类型的高校就读调查中，财经政法类高校占31%，理工类占22.4%，综合类占19.8%，师范类占12.6，农林矿类占3.7%。最愿意接受哪类专业的高等教育统计，经济学占31%，管理学占9.5%，排在第三的是法学，7.9%，农学、历史学等较低，不到2个百分点。
显然，社会上依然存在冷门专业，冷门学科的偏见，热捧财经政法、理工类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农林矿类学校招生明显处于劣势。
四、对国外高等教育的选择
1、在内地、港澳台，国外高等教育的比较选择中，44.9%的高中生希望接受国外高等教育，23.7%的高中生希望接受港澳台高等教育，希望接受内地高等教育的仅占31.4%。近些年来，高港台、国外高等教育对内地高中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已经对国内高等教育市场构成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内地高等教育急需整合提升竞争力。
2、在倾向于接受国外高等教育的原因调查中，前三个主要原因为：“国外高等教育质量高于国内高等教育质量”原因排第一，占39.8%，“向往国外生活”排第二，占22.9%，“国内高校毕业后不好就业”排第三，占18.3%。可见，国外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在学生心目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优势。
五、启示与建议
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与家庭的付费能力存在正相关。一般来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在社会中职业处于中上层，家庭收入较高，付费能力强，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强烈；家庭年收入与能承受的大学费用额度存在比较严格的对应关系。当大学费用额度超出家庭年收入的一定范围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会大幅缩小。家庭年收入越高，能承受的大学费用额度在一定范围内增大；目前存在一定比例高中生会放弃高考，主要原因是，“读书无用论”思想蔓延，大学学费昂贵，参加“洋高考”，还有部分高中片面追求升学率迫使学生放弃高考；国内高等教育市场与港澳台、国外高等教育市场相比，存在竞争压力，有部分市场流失的趋势。社会普遍对国内高等教育满意度较低，尤其是对“一考定终生”的高考制度不满意，教育质量不高，就业形势严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类型呈现出，学历层次需求高，学校专业偏热门的导向。学历层次需求高，接受高等教育年限长，说明高等教育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国外高等教育市场相对国内而言，主要优势在于教育质量高，但也存在学费昂贵的障碍。
根据以上分析，综合深圳市高中生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现状，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国内高等教育急迫需要整合教育资源，从教学与培养学生模式着手，提高教育质量，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增强社会满意度。国内高校及相关教育机构应制定合理的的教育定价策略，满足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需求，针对高等教育市场消费需求细分市场，大学费用额度与相关社会层次家庭年收入对应，挖掘和开拓高等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逐步改革高等教育制度，调整高考录取制度，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教育主管部门还亟需调整政策，避免部分学校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而导致生源流失。
参考文献
［1］蔡永莲.教育消费的新视野［J］.教育发展研究，2000，(10).
［2］董立民.高等教育需求解析［J］.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9).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6
近年来，我区妇联紧紧围绕《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和《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针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推进家庭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形成条块结合的家教组织网络。我区妇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注重家庭教育组织网络的建设，先后牵头成立了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实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活动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和研究机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家教工作。各乡镇、街道也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有的学校、社区还建立了家教领导小组、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母亲课堂”等家教组织。区、乡镇、街道、社区学校形成的三级组织网络，为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全区已建立各级家庭教育领导机构113个，其覆盖率为100%。全区有51所学校、幼儿园建起了家长学校，办学率为100%，家长参学率为98%，各个社区都建立了“母亲课堂”。
二是办好家长学校，大力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家长学校是传播科学育儿、科学教子知识的重要载体。为全面推进我区家教工作，我区各家长学校本着教学时间上求活、教学内容上求新、教学效果上求实的宗旨，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搞好教学，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家教活动普及家教知识，诸如家教知识讲座、家教经验交流会、家长园地、家长开放日、悄悄话信箱、各种竞赛和论文研讨活动。特别是海宁中学、建宁小学家长学校通过建立学校、家庭联系卡，设立心理教育咨询台、家庭教育咨询台、学习方法咨询台，宁中家长报专门解决家长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家长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成效显著。家长学校通过上述活动，使家庭、学校形成合力，真正达到了普及家教知识，传授科学育儿经验，优化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2005年海宁中学被评为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与此同时，我区抓好示范家长学校，通过对这些示范家长学校的重点指导，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使家长和学校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了全区家长学校的兴办和发展，提高了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全区有4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优秀家长学校，2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家庭教育先进集体，有7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优秀家长学校，有20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合格家长学校。
三是积极探索社区家教工作。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社区家教工作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家庭，做好社区家教工作意义十分重大。2004年5月26日区妇联、区关工委、区教育局联合在海宁社区举行全市首家“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揭牌仪式以及首期母亲课堂开学典礼活动。通过创办“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不断拓展家庭教育阵地，努力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结合的教育网格。2005年为了进一步深化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制定下发了“家庭教育进社区工作意见”。2005年“母亲课堂”开课48场，听课家长2043人次，组织家教咨询活动19场次。形成家教调研论文8篇。这项活动的开展得到市妇联、市文明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份，市妇联、市文明委在我区召开了社区家庭教育现场会。我区海宁等四个社区被评为“家教示范社区”。
（二）存在问题。
我区家庭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新时期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005年6月，我区对家庭教育工作进行了一次调研，通过这次调研，我区家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家庭教育的实施主体（家长）来看，尽管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造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认识不当。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制约，使众多的家庭更多地关注孩子“成才”而不是“成人”，过度看重学习成绩的好坏、名次的位置，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象严重，忽视了对孩子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的教育。家庭教育目标的偏离，使不少家长落入“重身体轻心理，重智育轻德育，重物质满足轻精神需求，重智力因素轻非智力因素”的误区。
二是方法不当。部分家庭教育的方法失当，弱化了教育的效果。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物质刺激，考试取得名次或完成某件事情，均以物质奖励；有的家长封建家长作风严重，家长至尊，不顾孩子的自尊，有的甚至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对孩子动辄打骂、训斥、体罚；有的父母在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上不一致，使孩子无所适从；有的家长过分溺爱，纵容子女，更有甚者在充当“反面教员”。
三是管教不当。调查中发现，有些家长由于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压力大，或忙于生意场而无暇顾及孩子，更谈不上与孩子一起玩耍、交流、沟通，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有些家长对市场经济新形势和未来社会竞争的认识偏颇，对于孩子好斗逞强、贪小便宜、耍小计谋等行为倍加鼓励，助长了不正当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的家长过分纵容子女，对于子女不正确的言行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由此养成了孩子重享受、好攀比的不良心理，有的甚至养成追求品牌、迷恋网吧、不求上进、粗暴蛮横的不良习惯。特别是部分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相对突出。
第二、从家庭教育的组织、管理和引导来看，我区家庭教育工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级各类学校家长学校的数量不少，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我区现有各类家长学校51所，大部分家长学校都能发挥应有作用，但也有少数家长学校以家长会代替家长学校，很少开展活动，并且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无法担负起传播科学的家教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的重任。
二是缺少专项经费，使现有的各种家教组织和网络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制约。我区现有家庭教育研究会等领导和研究机构，没于没有专项经费，无法经常地、有效地开展活动，探索家庭教育的新趋势、新规律，使家庭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是目前我区宣传家庭教育知识的专刊、专栏不多，缺少一些可供孩子参与实践的栏目。
四是缺少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较大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实践基地，许多孩子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可去之处太少。
二、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
全国妇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中明确了妇联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家庭道德教育，主要对象是家长，特别是母亲；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提高素质，更新家庭教育观念；主要领域是面向家庭、面向社区。最近新委办（2006）25号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区直各部门，其中由区妇联牵头落实的目标任务重点就是发展家庭教育。我们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重任，改进家庭教育的管理，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家长教育理念和技巧的稳步提升，进而推动我区家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一，加强领导，健全家教组织网络。我区要强化家庭教育的组织机构、骨干队伍。近期将根据区和有关部门领导分工的变动，尽快调整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小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检查落实《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家长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此外，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推动创建各类家庭教育组织，如：流动人口家长学校、双休日家长学校、暑期学校、亲子学苑、家庭教育指导咨询站等，形成以各类家庭教育协调机构为主干，各类家庭教育工作指导站和服务中心为触角，各类家长学校为阵地的条块结合的家庭教育组织网络。要积极培训和培养家庭教育骨干，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结构合理、覆盖面广的家教工作队伍。
其二，依托阵地，不断提高家长素质。家长的素质关系并制约着家庭教育的水平。各级各类家长学校、亲子学苑、家教指导站是广大家长获取家教知识的重要渠道。当前要花工夫加强对现有各类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家长学校的教学水平。要继续开展示范家长学校挂牌活动，积极探索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办好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和亲子学苑。要依托各类家教阵地，组建家教讲师团进行巡回报告，积极推广成功家长特别是注重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典型和经验。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各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有感染力的主题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地向广大家长传授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传授如何营造温馨和睦、民主宽松、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人文环境的经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长观，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水平。
其三，加大投入，广泛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要争取各级政府加大对家庭教育事业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尤其要根据《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的要求，加强农村中小学图书阅览室等场所建设等等。要从提高儿童思想道德水准入手，以儿童道德实践活动为主导，按照"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精心设计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具有吸引力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参与道德实践，加深道德体验，提高道德修养。要注重发挥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的辐射作用，实现家庭德育教育和社会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7
近年来，我区妇联紧紧围绕《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和《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针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推进家庭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形成条块结合的家教组织网络。我区妇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注重家庭教育组织网络的建设，先后牵头成立了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实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活动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和研究机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家教工作。各乡镇、街道也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有的学校、社区还建立了家教领导小组、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母亲课堂”等家教组织。区、乡镇、街道、社区学校形成的三级组织网络，为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全区已建立各级家庭教育领导机构113个，其覆盖率为100%。全区有51所学校、幼儿园建起了家长学校，办学率为100%，家长参学率为98%，各个社区都建立了“母亲课堂”。
二是办好家长学校，大力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家长学校是传播科学育儿、科学教子知识的重要载体。为全面推进我区家教工作，我区各家长学校本着教学时间上求活、教学内容上求新、教学效果上求实的宗旨，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搞好教学，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家教活动普及家教知识，诸如家教知识讲座、家教经验交流会、家长园地、家长开放日、悄悄话信箱、各种竞赛和论文研讨活动。特别是海宁中学、建宁小学家长学校通过建立学校、家庭联系卡，设立心理教育咨询台、家庭教育咨询台、学习方法咨询台，宁中家长报专门解决家长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家长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成效显著。家长学校通过上述活动，使家庭、学校形成合力，真正达到了普及家教知识，传授科学育儿经验，优化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2005年海宁中学被评为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与此同时，我区抓好示范家长学校，通过对这些示范家长学校的重点指导，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使家长和学校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了全区家长学校的兴办和发展，提高了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全区有4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优秀家长学校，2所家长学校被评为省家庭教育先进集体，有7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优秀家长学校，有20所家长学校被评为市合格家长学校。
三是积极探索社区家教工作。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社区家教工作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家庭，做好社区家教工作意义十分重大。2004年5月26日区妇联、区关工委、区教育局联合在海宁社区举行全市首家“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揭牌仪式以及首期母亲课堂开学典礼活动。通过创办“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母亲课堂”，不断拓展家庭教育阵地，努力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结合的教育网格。2005年为了进一步深化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制定下发了“家庭教育进社区工作意见”。2005年“母亲课堂”开课48场，听课家长2043人次，组织家教咨询活动19场次。形成家教调研论文8篇。这项活动的开展得到市妇联、市文明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份，市妇联、市文明委在我区召开了社区家庭教育现场会。我区海宁等四个社区被评为“家教示范社区”。
（二）存在问题。
我区家庭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新时期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005年6月，我区对家庭教育工作进行了一次调研，通过这次调研，我区家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家庭教育的实施主体（家长）来看，尽管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造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认识不当。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制约，使众多的家庭更多地关注孩子“成才”而不是“成人”，过度看重学习成绩的好坏、名次的位置，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象严重，忽视了对孩子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的教育。家庭教育目标的偏离，使不少家长落入“重身体轻心理，重智育轻德育，重物质满足轻精神需求，重智力因素轻非智力因素”的误区。
二是方法不当。部分家庭教育的方法失当，弱化了教育的效果。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物质刺激，考试取得名次或完成某件事情，均以物质奖励；有的家长封建家长作风严重，家长至尊，不顾孩子的自尊，有的甚至认为“棍棒下面出孝子”，对孩子动辄打骂、训斥、体罚；有的父母在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上不一致，使孩子无所适从；有的家长过分溺爱，纵容子女，更有甚者在充当“反面教员”。
三是管教不当。调查中发现，有些家长由于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压力大，或忙于生意场而无暇顾及孩子，更谈不上与孩子一起玩耍、交流、沟通，疏于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有些家长对市场经济新形势和未来社会竞争的认识偏颇，对于孩子好斗逞强、贪小便宜、耍小计谋等行为倍加鼓励，助长了不正当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的家长过分纵容子女，对于子女不正确的言行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由此养成了孩子重享受、好攀比的不良心理，有的甚至养成追求品牌、迷恋网吧、不求上进、粗暴蛮横的不良习惯。特别是部分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相对突出。
第二、从家庭教育的组织、管理和引导来看，我区家庭教育工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级各类学校家长学校的数量不少，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我区现有各类家长学校51所，大部分家长学校都能发挥应有作用，但也有少数家长学校以家长会代替家长学校，很少开展活动，并且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无法担负起传播科学的家教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的重任。
二是缺少专项经费，使现有的各种家教组织和网络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制约。我区现有家庭教育研究会等领导和研究机构，没于没有专项经费，无法经常地、有效地开展活动，探索家庭教育的新趋势、新规律，使家庭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是目前我区宣传家庭教育知识的专刊、专栏不多，缺少一些可供孩子参与实践的栏目。
四是缺少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力较大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实践基地，许多孩子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可去之处太少。
二、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
全国妇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中明确了妇联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家庭道德教育，主要对象是家长，特别是母亲；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提高素质，更新家庭教育观念；主要领域是面向家庭、面向社区。最近新委办（2006）25号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区直各部门，其中由区妇联牵头落实的目标任务重点就是发展家庭教育。我们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重任，改进家庭教育的管理，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家长教育理念和技巧的稳步提升，进而推动我区家庭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一，加强领导，健全家教组织网络。我区要强化家庭教育的组织机构、骨干队伍。近期将根据区和有关部门领导分工的变动，尽快调整新浦区家庭教育研究会、新浦区小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家教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检查落实《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家长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此外，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推动创建各类家庭教育组织，如：流动人口家长学校、双休日家长学校、暑期学校、亲子学苑、家庭教育指导咨询站等，形成以各类家庭教育协调机构为主干，各类家庭教育工作指导站和服务中心为触角，各类家长学校为阵地的条块结合的家庭教育组织网络。要积极培训和培养家庭教育骨干，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结构合理、覆盖面广的家教工作队伍。
其二，依托阵地，不断提高家长素质。家长的素质关系并制约着家庭教育的水平。各级各类家长学校、亲子学苑、家教指导站是广大家长获取家教知识的重要渠道。当前要花工夫加强对现有各类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家长学校的教学水平。要继续开展示范家长学校挂牌活动，积极探索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办好社区家长学校、家教指导服务站和亲子学苑。要依托各类家教阵地，组建家教讲师团进行巡回报告，积极推广成功家长特别是注重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典型和经验。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各种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有感染力的主题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地向广大家长传授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传授如何营造温馨和睦、民主宽松、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庭人文环境的经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长观，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水平。
其三，加大投入，广泛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要争取各级政府加大对家庭教育事业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尤其要根据《新浦区儿童发展规划》的要求，加强农村中小学图书阅览室等场所建设等等。要从提高儿童思想道德水准入手，以儿童道德实践活动为主导，按照"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精心设计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具有吸引力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参与道德实践，加深道德体验，提高道德修养。要注重发挥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的辐射作用，实现家庭德育教育和社会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8
类似这种“鸡生蛋、蛋生鸡”式的争论，国内也不罕见，但这种争论，客观上并无助于理清家庭的受教育权，更有可能增加家庭和社会的不和谐。如果可以将社会生产分为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两种，教育分为家庭生产类教育和市场生产类教育，从事家庭生产的母亲接受了市场生产的教育，从事市场生产的父亲接受了家庭生产的教育，家庭内部的受教育权发生了错配，或者分工不同的父母不分青红皂白的接受同样的市场生产的教育，缺失家庭生产的教育，那么，增加家庭的受教育权，提高家庭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有可能因为家庭成员的知识结构畸形而徒增家庭摩擦，影响家庭的产出效率。
二、家庭控制权及其争夺
就目前大多数国家而言，所有权是家庭共享的，但家庭财富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因为与收益权相连而大多存在明争暗斗，情水柔刀也随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Wooley（1999）、Wooley（2003）研究发达国家中产群体的实际情况后发现，家庭控制权的分割比例是由家庭成员的谈判地位决定的，谈判地位高的一方，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其中，市场收入是谈判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较高的市场收入提高了他/她的选择范围，减少了对其它家庭成员的依赖性。平均起来，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因此，在争夺家庭控制权的过程中，女性处于弱势状态。那么增加家庭和谐程度的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增加女性的就业水平，以减少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市场的供给态势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婚姻市场、子女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占据更多的控制权，瓜分更多的家庭利润。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是否如此呢？
Paponek和Laurel（1988）、Thomas(1997)对印度尼西亚家庭控制权的研究就发现该国有别于发达国家，该国的母亲拥有70.5％家庭控制权。这与Pahl（1983）年调查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数据惊人的相似，后者正好为70％。但是Pahl在高收入群体中，这个比例下降到25％，即父亲拥有了75％的家庭控制权。因此推论，如果母亲更偏好化妆，父亲更偏好饮酒，那么，在低收入群体中，母亲执政必然导致化妆支出比例高于饮酒支出，反之，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父亲施政又使饮酒支出比例超过化妆支出。这个结论对和谐发展的政策含义是，由于穷困家庭女性掌握着实际的家庭控制权，女性普遍具有的短期投资和风险规避特性，决定着家庭投资和生产结构的女性化倾向；男女成员家庭控制权的协调方式还会随家庭收入水平增加程度而调整，家庭控制权格局出现势必出现阶段性的特点。
三、家庭收益权的界定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9
(一)数据本次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对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民营企业家的联合调查，调查范围广泛，涵盖民营企业家公司经营、家庭生活两个部分。本次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民营企业家生活情况调查部分的数据。该调查2000年开始，每两年更新一次数据。民营企业家属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以民营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调查研究的抽样地域广泛，使得数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二)变量设置关于因变量，我们使用市场参与几率和市场参与深度来考察市场参与情况。本文采用Hongelal．(2004)、Guiso＆Sapienza(2008)的方法，使用民营企业家是否投资金融资产度量市场参与几率，使用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度量市场参与深度。关于检验变量，主要考虑非成文制度因素(传统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对市场参与的影响。我们使用家庭规模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变量，未使用户籍管理部门注册的家庭人口数据，而使用与企业家共同生活人口数量作为家庭规模的度量变量。此种度量方法较政府户籍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人口数更加科学和合理。由于就业、升学以及外迁等情况的存在，在户籍管理部门所登记的家庭人口数并不一定与家庭实际人口数相符，采用共同生活人口数量作为家庭规模的度量方法显得更加合理和科学。制度因素中的金融市场化水平，本文采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金融业发展指数。人力资本中的性别因素，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水平，本文使用虚拟变量———如果接受过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为1，否则为0。关于人力资本中的投资者情绪度量，学术界目前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采用权威专家组自行制作股市信心指数，如R．Shiller在美国编制的股市信心指数，根据其研究团队所制作的调查问卷对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二是采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当日收益率;三是采用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目前各种度量投资者情绪的指标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难以全面度量金融市场整体的投资者情绪。或者指标度量的市场不适合中国市场，或者度量的投资者情绪仅仅是某个时刻，如IPO首日的收益率，或者仅对某种特定投资形式的投资者情绪进行度量。上述各种投资者情绪都难以符合本文数据与时限的要求。另外，在投资者情绪度量方面，Baker＆Wurgler(2006)提出了用开户数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度量方法，开户数在宏观上与股指的波动性一致，两个指标在本质上相类似。由于众多新投资者看到股指的涨跌变化，从而刺激了新投资者参与股市的情绪，这种情绪通过开户数表现出来。股指和开户数是投资者情绪的不同侧面。本文在度量投资者情绪时，以年度A股指数的变化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变量。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我们控制了行业、资产规模和家庭收入等因素。这些控制变量的选择，我们参考了先前的研究(Babcock＆Laschever，2003;Grinblattetal．，2011)。调查问卷所采用的行业分类方法是国家统计局所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后文分析中我们所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与调查数据保持一致。参与金融市场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风险的容忍度。对于两个有着同样风险偏好的家庭来说，如果甲家庭拥有百万财富，乙家庭拥有十万的财富，甲家庭财富数量级远远高于乙家庭的财富，当两个家庭投资同样数量的金融资产时，甲家庭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容忍度必将远大于乙家庭的风险容忍度。家庭财富多寡是家庭在投资金融市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财富多寡的影响来自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的影响。动态财富指的是家庭收入现金流的大小，而静态财富指存量财产的多寡。本文以企业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静态财富的间接度量变量。动态财富方面，我们采用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表1是对本文研究变量进行定义。(三)描述性统计与初步分析表2是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表2可见，有88%的家庭有参与金融投资活动;有43%的企业家接受过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超过一半的企业家为高中学历及以下，这与目前民营企业经营境况相符，绝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都从事着简单加工的制造业，在知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行业较少有民营企业涉足;在性别方面，有87.32%的企业家为男性;家庭规模方面，平均来说家庭规模为6.9人，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文化特点。(四)初步推断性统计分析表3中我们分别对影响金融市场参与几率和金融市场参与深度的因素进行了均值比较。相应的均值比较结果分别列示在表3的PanelA与PanelB中。在市场参与深度的均值比较过程中，我们以市场参与深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金融投资规模小于等于中位数，第二组是投资规模大于中位数。在金融市场参与几率方面，参与组与未参与组在家庭规模，金融市场化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和投资者情绪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在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方面，也有相类似的结果。在均值比较过程中，由于不能排除相关因素的影响，仅是较为粗略的统计分析，后文中我们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作更详尽的分析。图1至图3是我们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所绘制的图示。图1是市场参与规模的频次图，从图1可以看到，市场参与规模大部分集中在20万以下，市场参与规模在20万以上的家庭频次相对较小。图2是全国各个省区之间市场参与规模比较，从总体上来看，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市场经济较为活跃的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区的家庭参与市场程度较高。图3是家庭规模与市场参与的关系图，从图中各个家庭规模组别箱式图的均值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市场参与的程度逐渐提高。
模型设定与结论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我们设定了如下实证模型:模型(1)是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实证检验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几率;模型(2)是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实证检验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参与深度。模型(1)中的因变量为是否进入金融市场(市场参与几率的变量)。我们应用Logit模型对模型(1)进行分析测试。模型(2)中的因变量是家庭金融资产的自然对数(市场参与深度的变量)。①其中，制度方面分别用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Fasize)和金融市场化水平(Institutions)作为变量;人力资本分别用性别(Gender)，教育水平(Edu)，以及投资者情绪(Sentiments)作为变量;αi是变量的系数矩阵;c是常数项;CV是控制变量，包括行业因素，公司资产规模和家庭收入;Τ是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ε是方程残差。具体的变量定义参见表1。Logit(Invest)=c+α1Fasize+α2Institutions+α3Edu+α4Gender+α5Sentiments+Τ•CV+ε(1)LnFinasset=c+α1Fasize+α2Institutions+α3Edu+α4Gender+α5Sentiments+Τ•CV+ε(2)模型(1)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2)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在表4中第I和第II列是依据模型(1)所进行的回归分析，第III和第IV列是依据模型(2)进行的回归分析。第II列和第I列相比，增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第IV列和第III列相比，增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从表4可见，关于控制变量对市场参与的影响与先前的研究基本一致(BabcockandLaschever，2003;Grinblattetal．，2011)，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感兴趣的是制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市场市场参与。从表4可见，在制度方面，中国传统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显著增加了家庭市场参与的几率，从第I列和第II列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回归系数来看，大家庭文化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发挥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研究假设H1a所提出的理论预测相一致。为了躲避战乱或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国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大家庭正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在大家庭文化中，家庭成员或姻亲之间相互援助，以求渡过难关，比较家庭规模较小的欧美工业国家，中国家庭规模的相对庞大能够帮助个体成员更好地缓冲投资风险。家族成员多的家庭更加倾向市场参与，同时市场参与的程度也更深入。上述研究结论与Weber＆Hsee(1999)所提出的理论猜想相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能够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从第I列和第II列中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回归系数来看，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改善了金融投资的供需方面。对民众来说，市场化改革放松了金融管制，民众对金融投资知识了解和丰富，增加了需求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市场的竞争，激励供给一方为投资者提供品种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更高的服务质量。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几率越高，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符，研究假设H2a得到验证。女性在认知上倾向低风险，女性对风险规避的意愿显著高于男性。由于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女性对市场参与的兴趣明显偏低。尽管金融投资的收益高于普通资产收益，但由于高收益伴随高风险，在市场参与这一问题上，女性也显示出一贯的认知倾向，对金融投资“熟视无睹”。男性市场参与几率显著高于女性(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符合心理学和行为金融的理论预期，假设H3a得到验证。此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几率。现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投资活动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储蓄变成了复杂的股票基金等投资形式，越来越复杂的投资活动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水平较低的投资者对概念复杂的现资产品望而却步，丧失了投资兴趣，从而研究假设H4a得到验证。我们并未观察到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参与几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异质性原因造成的，未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家庭与参与市场投资的家庭在认知模式上异质，参与市场的家庭更加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而未参与投资活动的家庭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市场参与深度模型的回归结果列示在表4的第III和第IV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测试F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相对应的p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整体估计有效。我们对变量进行BP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回归结果可见，制度方面，在集体主义大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家庭规模越大，市场参与的深度越深，研究假设H1b得到验证。金融制度发展越完善，投资者越乐意于扩大自身的投资规模，加深了市场参与深度。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一方面，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认识理解可能更加全面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必然拥有完备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市场和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投资者具有更高程度的市场参与度，将会使金融市场变的更加繁荣，研究假设H2b得到验证。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较高教育水平对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具有优势。现代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需要投资者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而教育可以提高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否则投资者将会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概念望而却步。表4中第III和第IV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与市场参与深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假设H3b得到验证。性别方面，相关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性别的回归系数在常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这可能与进入市场的女性经过市场的自然筛选有关，明显表现出风险规避特征的女性已止步在市场之外，在样本比例也可以看出，社会中男女比例大致为一比一，而企业家群体里男女比例大致为九比一，大量表现出风险规避的女性不会参与市场，而那些进入市场的女性与男性相比，则没有明显的差异。换句话说，即能够进入金融市场的女性与男性相比，并不会出现显著的劣势或差别。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参与深度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投资者情绪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市场的历史表现对投资者形成了好的或坏的市场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投资者的市场参与深度。研究假设H5b得到验证。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0
近年来，随着沿淮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其在沿淮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也渐渐显现。沿淮居民个人金融、持家理财等有关家庭金融理论与行为的研究对科学有效指导沿淮家庭金融活动，促使家庭经济及各项事业活动的正常开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沿淮城市群金融部门的业务拓展和提高沿淮金融服务的质量有着积极作用；对合理引导沿淮家庭金融资产的投向和搞好沿淮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寻找沿淮城市群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现状分析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金融，概括地说，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具体地说，凡货币及货币资金的收付货币资金的借贷、债券和股票的发行、转让以及外汇的买卖等，都属于金融活动。所谓家庭金融活动，主要是指家庭个人将其家庭金融资产，诸如存款和现金等，用于储蓄、信贷或投资于股票债券以及保险等方面的活动。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沿淮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沿淮各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沿淮城市群家庭储蓄及住房现状
沿淮城市群居民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大多家庭中，其储蓄率相对较高，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份额大。大量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储蓄几乎没有。由此可知，安徽沿淮城市群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
近几年，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价值不断攀升，而成本价格平均较低；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城市家庭第二套住房成本价格较第一套略高。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而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占家庭总债务的一半左右；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占家庭总债务的约三分之一。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多倍。
2.沿淮城市群家庭投资及资产现状
据统计数据反映，沿淮股票投资中盈利的家庭约占三成；盈亏平衡的家庭约占两成；亏损的家庭比例占一半。在股市中没有盈利的炒股家庭高达八成，炒股赚钱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呈增加的态势。沿淮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极低，不到一个百分点；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较衍生品高。这与安徽省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沿淮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一成多，非金融资产占九成左右。沿淮家庭负债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不高，农村家庭负债较重。沿淮家庭财富净值平均水平农村较城市低。
3.沿淮城市群家庭养老保障及教育现状
沿淮居民中近一半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退休后养老金收入：总体月平均不足一千元；城市月平均不足两千元；农村月平均不足两百元。据调查，安徽沿淮城市群中“80后”有初中以下比例仅不足一成，而大学毕业比例则高达并稳定在两成。沿淮居民中大学教育及硕士生教育回报显著。本科学历收入是大专或高职学历的两倍，硕士学历收入则为本科学历的两倍，而博士学历收入则只有硕士学历的七成。另外，近几年受“留学热”影响，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沿淮公民重要选择之一。
二、安徽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的对策研究
1.整合各项目标规划，加强对金融投资的认识
从大体情况上看，对沿淮家庭中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核心目标是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完成家庭规划中的教育、投资、保险和债务目标，实现资产保值和适度增长。沿淮家庭投资者在金融投资之前，务必加强对沿淮家庭金融投资风险方面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有资本、价格、市场、利率、汇率等多种表现形式，投资者个人风险、专业理财机构运作风险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沿淮居民可以在综合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考虑，以此完善规划目标。对于沿淮初级投资者，在未来选择投资的品种和投资机构等，认识和理性地看待这些风险是必要的。思考冷静，理性判断，增强意识，从而促使安徽沿淮城市群金融投资质量的提高。
2.制定合适投资策略，理性选择投资品种
沿淮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要掌握关键的投资操作要领，具体以家庭收入水平、结构等实际情况为基础。对金融投资方式、风险、产品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再制定可行的投资方案和正确的策略。要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投资问题，摸索合适自己家庭情况的投资策略并谨慎执行，在对投资业务逐渐熟练的情况下可以适度以扩大投资范围、规模为途径提高投资的效益。
在家庭金融投资过程中，银行的理财品种风险越大往往潜在的收益也越高，相反投资风险较低的收益也会较低，投资风险必然存在，所以沿淮居民投资者投资前要先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免出现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损失，给沿淮家庭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3.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形成合理市场机制
事实上，金融市场在政府的过度干预下会消极发展。为解决沿淮家庭金融发展缓慢的问题是政府培育股票市场的动机之一，必须靠沿淮各政府去引导居民进行投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样最终会导致金融资源难以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金融商品价格大幅度变化，沿淮家庭金融市场自我调控机制失灵。
由于安徽沿淮城市群家庭金融较晚起步，未形成完善机制，还需要通过政府行为去引导和推动市场配置的积极因素。沿淮股市市场中缺乏中间因素来发挥市场优越性时。沿淮各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减少税收的方法来吸引这样一些因素的流入，从而帮助家庭金融市场机制的形成。以促进沿淮家庭金融的健康发展，为安徽沿淮城市群的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扎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柴效武.家庭经济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1
一、引言
家庭金融活动是家庭经济行为的核心和枢纽，它将生产、消费和投资等家庭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决定并影响着上述经济行为的实施。Campbell（2006）研究表明，总体来说随着财富水平的提高，家庭参与各个金融市场的比例提高，并且相对来说，财富水平低的家庭参与安全市场的比例高，而财富水平高的投资者参与私人商务活动的比例高.类似地，Hong.H（2004）互动角度首次对家庭参与股市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社会互动程度越高，居民参与股市的概率越高，其解释是，居民的社会互动程度越高，他的观察性学习和交流股市话题的机会也越多，参与股市的净成本越低，因而参与股市的可能性就越高。
学历水平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以学历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金融活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作为社会甄别就业者能力标准的挑选机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能够显著提高预期收入水平，从而刺激金融消费；另一方面，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不断植入对原有消费观念的改变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影响到金融消费。
二、计量方法和数据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0年实施“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项目。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该项目组2010年度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展开的工具性测试跟踪调查。经过整理，本文共得到家庭层次的有效样本9597个。
首先可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是否购买的影响。在因变量方面，“股票、基金债券”每一类可单独做mlogit回归。本文采用的主要指标如下表：
三、实证结果
1、首先，我们使用分别使用mlogit方法对金融消费的类型进行回归，从下表边际效应的系数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家庭金融消费越高；家庭金融消费与家庭人口数成反比，与年龄成正比。从边际效应也可以看出，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应为0.0128，收入的边际效应更强。
2、将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收入，家庭人口数，平均年龄对家庭是否未进行任何一种家庭金融消费进行probit和mfx回归，未购买任何一类为0，购买过任何一类为1，进行probit和mfx回归，结果如下表，系数的符号与对股票的本金进行回归的结果均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提高家庭成员平均是促进家庭金融消费的有效手段。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家庭相比，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居民家庭在家庭收入、金融状况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高学历家庭在总体收入和总体金融消费方面均显著高于低学历家庭。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在消费行为上差异较大，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接受教育对于改变消费者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2
“风险认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人们对外界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它是人类了解某种特定风险，并进而对该风险产生评估与行动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户而言，如何规避风险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Kevin提出了一种由农户参与的风险地图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快速地对农户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价：而后陈传波等对Kevin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利用开放式的农户访谈来让农户自己描述所面临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排序，然后对农户的风险描述进行识别和归类，并最终形成一张风险地图。随着风险认知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风险管理分析框架被陆续提出来。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整合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农户通常需要运用正规机制和非正规机制来规避风险，正规机制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产资源管理、宏观经济政策、转移支付、以工代赈计划等；非正规机制以个人和家庭为主，采取的策略包括动用储蓄、变卖资产、借贷、生计多样化、迁移、寻求支持网络等。FAO在借鉴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灾害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灾害风险管理框架，认为农户在遭遇风险冲击时会综合运用其所拥有的五大生计资本来应对，而农户能否规避风险则由家庭拥有的各种生计资产的质量和数量来决定。
尽管国内外学者围绕农户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已有的文献大多围绕农户失地的风险类别及其分配差异进行定性分析，而对失地农户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补充。从分析方法来看，国内关于失地农户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利用来自湖北、江西两省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二元Logit模型，就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能为政府制定提高失地农户抵御风险能力的政策提供基础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问卷调查设于2013年7月在湖北省襄阳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共选取上述区域内的12个村作为抽样点，在每个村随机抽取有土地被征用情况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农户家庭人口信息，如家庭人口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征地前后从事的主要活动、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状况等；②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如土地资源变动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状况、家庭居住条件变化、家庭主要的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情况、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家庭收入情况等；③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情况，包括对某种风险的担心程度、风险是否发生、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户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等。调查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访谈并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共完成农户问卷630份，其中有效问卷621份，问卷有效率为98.57%。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家庭人口特征来看，被调查农户的户主以男性为主，说明男性当家作主的家庭占绝大多数：户主以中老年人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50～59岁和60岁及以上，分别占32.05%和31.88%：大部分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户主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农户并不多，说明样本地区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另外，失地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以5人以上为主，占48.15%，而家庭规模在3人以下的比重非常低。从家庭征地补偿情况来看，58.94%的样本农户失去了全部的土地，农户所获征地补偿款以3万元以下为主，占全部样本的50.08%，所获征地补偿款在3万～10万元的占26.25%，获得10万以上征地补偿款的农户比重为23.67%，这表明样本地区农户获得的征地补偿并不高。从失地农户家庭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3万～10万元，该类农户占全部样本的56.20%，这说明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高收入家庭比重偏低。
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
2.1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分布的认知
借鉴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户生计风险时采用的开放式访谈方式，让失地农户自己描述可能存在的生计风险，并对这些描述进行归类，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失地农户最为担心的生计风险是家人患病产生大的医疗开支，占全部样本的63.77%，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农村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困扰广大农户的普遍问题：调查样本中有61.13%的失地农户担心没有就业机会，且有54.08%的被调查农户对食品自给率存在担心，这表明土地被征用不仅给农户带来了就业的冲击，也让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很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如蔬菜、禽蛋、粮食等都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提高了；有42.32%的农户表示担心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使得养老风险（47.50%）成为当前失地农户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子女教育支出一直是农户家庭的一项主要经济负担，尽管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有34.62%的失地农户担心子女上学的学费问题。总体而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失地农户陷入各类生计风险的包围之中，失地农户最担心的生计风险排列顺序依次是：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
2.2失地农户对生计风险影响程度的认知
调查显示，失地农户普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生计风险感到忧虑，表3是失地农户对“您认为下列风险发生对家庭的影响程度”问题的回答结果。失地农户在土地被征用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选择非农就业，然而由于文化素质低、缺乏相应的非农劳动技能等原因，失地农民普遍就业困难，就业的不稳定会导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表3显示，失地农户认为就业风险对家庭的影响比较严重和十分严重的比重分别占23.24%和7.19%。另外，7.41%的失地农户认为大病风险对家庭的影响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如果患上大病极易产生大额的医疗费用支出，这不仅会影响到农户的即期储蓄和消费，同时也会对农户的长期收入、消费、经营支出等产生持续影响。当然，被调查失地农户认为口粮风险（15.08%）、市场风险（11.62%）、教育风险（9.98%）和养老风险（6.76%）对家庭的生计影响也比较严重。
3.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变量设定
失地农户在未来面临某些生计风险是必然的，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总是力图规避各种风险，而家庭或个人的生计资本状况是农户抵御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最重要基础，农户对生计风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各种生计资本的综合利用。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对于生计资本的界定，选择失地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分析影响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因素，有关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情况见表4。
3.2模型构建
失地农户对各类生计风险的认知采用二分变量来表示，担心某种风险取值为1，否则取0，因此采用二元Logit模型是理想的估计方法。设失地农户对某种风险的认知为因变量Y，它的取值有两个选择（Y=1或0），构建二元Logit模型如下。
1）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户主年龄对失地农户的大病风险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就业风险和教育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只对口粮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对农户大病风险、就业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就业风险而言，户主的年龄和健康水平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水平上影响对就业风险的认知，且影响方向为负，这表明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而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担心就业风险可能跟大龄失地农民对工作性质和工资水平的要求低有关，很多被调查失地农民表示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他们对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要求明显低于年轻的失地农民。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担心口粮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一般都以非农就业为主，日常的口粮消费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一直都相对较高。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大病风险、养老风险、市场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人口规模大的家庭往往人口负担率高，“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使得日常开支相对较大，对市场价格的敏感性也相对较高。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教育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户主年龄大的家庭中子女还在接受教育的比重非常低，很多失地农户家庭的孩子读完初中后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2）自然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土地是农户最主要的自然资本，其不仅具有生产功能、就业功能，更具有生活保障功能和养老保障功能。调查发现，有366个样本农户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占样本农户总数的58.94%：有255个农户只征用了部分土地，平均剩余耕地面积为0.29 hm2。失地程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对口粮风险认知，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表明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失去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失地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影响农户对市场风险的认知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3）物质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房屋套数来反映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根据本次调查的情况，31.12%的失地农户拥有2套住房，16.89%的失地农户拥有3套及以上的住房，而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拥有2套住房和3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只有17.29%和2.63%。很多失地农户选择将多余的房屋用于出租赚取一定的租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因此，物质资本状况对失地农户的口粮风险和养老风险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金融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风险认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两个指标来反映失地农户金融资本的状况，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现金和存款数额对失地农户的各类风险认知基本上都是负向影响，其中家庭总收入对失地农户的就业风险、口粮风险和教育风险认知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现金和存款数额只对农户的市场风险认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失地农户规避各类主要生计风险的核心和关键。
家庭教育市场调研篇13
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兴邦之本，也是民生之源。人力资本理论也强调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积极推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生产、传授和应用的基地，高等教育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基本特点凸显出来。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子女更是寄希望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恰恰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上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教育致贫”代替了“教育治贫”，甚至导致现有的家庭贫困在代际间延续。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不禁让人们困惑不解。那么，低收入家庭是否应该放弃对子女进行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我国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和制度安排及机制运行方面的不成熟、不完善，出现这种特殊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要从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为切入点来进行考量，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以有效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
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
高等教育收益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和子女个人的发展
按照基本的明瑟方程：lnY=a+bt+cEx+dEx2+e，回归系数b就是因受教育年限t变化所引致的收入对数的相应变化的程度，也就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通过统计年鉴等调查数据，我们可以获得劳动者个人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的相关数据，从而对明瑟收入函数的原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也就是对影响收入的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最小二乘回归，进而就可得出b值。利用明瑟方程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应越高。
因此，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收益保持在高位运行，不仅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收入，弥补高等教育的投入，缩减与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实现自我救助，切断低收入的代际传递；对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向上移动，获得跻身更高一级社会阶层的资格，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是寒门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谐发展。
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提高除了在促进低收入家庭挣脱贫困束缚方面有其必要性以外，也有助于低收入家庭在此基础上改善生存状态，提高生活质量；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个人来说，只有这样，才有条件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位，得到精神的充实和满足，享受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更高的社会声望，实现更完美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都需要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得较高的高等教育收益才能有所保障。
（二）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及完善
助学贷款政策是成熟的高校资助政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完善资助低收入家庭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教育公平权利的重要保障。自1999年9月我国发放第一笔国家助学贷款开始，助学贷款业务不断扩大，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国家助学贷款逐渐进入还款期，欠贷不还或拖欠的负面现象日益突显。目前，我国的助学贷款还款违约率已高达30%，有些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
面对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高居不下的发展困境，只有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收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目的来看，只有通过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收益，才能保证助学贷款的偿还能力，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低收入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并转化为就业能力，获得较高的高等教育收益，脱离贫困生活的终极目标，否则，不仅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无法实施到位，严重影响助学贷款的实施效果，甚至连助学贷款政策实施的理由也不复存在。
第二，从高校助学贷款的操作层面来看，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是保证助学贷款政策持续性的重要前提。在银行层面，进入还款期的毕业生违约次数直接影响到新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获批的难易程度，只有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才能确保其偿还借款的能力，是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政府层面，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才能使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超过其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国家助学贷款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保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在高校层面，在现行政策约束下，大多在新生入学时设立了先入学、再交费的“绿色通道”。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的低收益造成的助学贷款高违约率导致银行惜贷，政府教育投入信贷结构的调整和转向会令高等院校正常的办学资金被挤占和挪用，最终因无力支撑而关闭“绿色通道”。只有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收益，才能使低收入家庭学子进入大学的“绿色通道”保持畅通。
另外，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提高在客观上也需要信贷市场的不断成熟，要求银行专门针对大学助学贷款的特殊性更加精心地设计贷款的还款期限、偿还方式等助学贷款的相关细节，同时建立贷后跟踪管理机制，有效控制放贷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还可以促进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以便为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助。
（三）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低收入家庭倾其所有对高等教育进行巨额投入，最后的结果却是其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缩水，不仅没有产生“治贫”的效果，反而带来“致贫”的恶果。迫使他们把有限的钱投资别的地方而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最后就会导致高校生源的锐减，届时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难题。必须对造成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偏低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稳步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回报，对低收入家庭进行高等教育投资给予激励，从而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动力，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
高等教育收益的途径
切实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消除劳动力市场导致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偏低的不公平因素以及高校扩招背景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调整改进大学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创新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设计
为了推动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顺利实施，切实减轻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让更多的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益，同时增强贷款工作的可操作性，实现高校助学贷款的充分回收，最大限度地保证提供贷款的银行利益，使助学贷款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使暂时还不成熟的高校助学贷款系统不断完善，与我国高等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发展相协调，就需要专门对高校助学贷款进行更周密的设计与改进创新。
首先，要根据大学毕业生不同的现实情况，突显还款期限、贷款额度、贷款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的设计差异，增加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机制的弹性，由借款学生根据自己的就业收入情况自行选择，有利于借款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按时还款，降低高校助学贷款的违约风险。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把原来全部由放款银行承担的违约风险转变为由政府、银行、高校和社会助学基金共同分担，也可以尝试将保险机制引入助学贷款，分散高校助学贷款的风险，从而调动商业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扩大贷款的覆盖率，使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受益。
再次，充分利用教育部、银行、税务、公安、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汇集的信息资源，加强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建立和实现国家助学贷款联动监管，使全国范围内的相关行政机关成为最强大的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既可以保障助学贷款政策安全、高效地实施，也能实现有效的风险控制，减少经济损失，确保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的顺利偿还，使银行再无顾虑。
最后，政府、学校和银行都应积极拓展助学贷款业务，确立多样化的贷款方式和品种，降低大学国家助学贷款单一形式所存在的风险。
通过完善大学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和调整政策等一系列举措，可以明晰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相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管理职能，全面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保证助学贷款广泛的覆盖面，减控银行贷款回收的风险，最终实现解决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引发的贫困问题，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地发展。
（二）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低收入家庭大学生就业事关高等教育结果的公平，是能否实现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关键环节，对于能否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社会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为数不少的实际计量分析表明，不同家庭收入背景对于其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回报有显著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用Roy模型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观察所得出的结果。Roy模型的基本方程是：
Lnyi=DiSi+DXi+ui
在这个方程中，代表教育收益率的Si的系数不再是常数，而变成了一个随机系数Di，而此随机系数会因个人i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教育程度Si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家庭背景，还受到个人对于预期收入的比较的影响。对于受教育水平的选择，该模型引入了是否上大学的意愿或可能性的隐性变量S*，并将它假设为个人特征Z的线性函数：
S*=ZcH+E
在这个方程中，E表示无法观测的随机干扰项，一般与高等教育的成本相关，并将它的标准差表示为RE。然后用
lny0=L0+u0=XcA+u0
lny1=L1+u1=XcB+u1
分别表示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的不同收入水平。其中，y0和y1分别表示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预期收入，L 为收入对数的均值，将它假定为个人特征X 的线性函数，而且不同学历的人群，X 对收入的边际作用也是不同的，这就突显了高等教育的作用。对此，我们分别用参数A和B来表示。这里要注明的是，我们将影响S但不影响y的变量作为模型识别的排除约束，也就是工具变量。另外，决定子女受教育程度的个人特征变量Z通常会包含影响他们收入水平的解释变量——个人特征变量X，X包括：工作时间及其平方、职位性质是否为固定或长期合同、职位类别、所在行业、所在地区以及性别，特别加入了父亲的收入对数。通过对Roy模型的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子女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越高，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收入代际传递。出现这种计量分析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都会通过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帮助子女在就业市场中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因此，促进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充分顺利就业，需要政府、社会、高校三者联动，协调配合，尽可能有效消除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竞争，对贫困大学生给予就业指导和关怀，为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规范公平的就业环境。这实际上是将对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援助从受教育阶段进一步延伸到了就业阶段。
高校 为了适应大学毕业生就业新形势，高校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以毕业生就业服务为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机构，系统性地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其中，尤其应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就业援助。一方面，高校为贫困生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的、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切实拓宽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就业思路和就业渠道；另一方面，高校要充分利用完善的大学生毕业信息网络，优先向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在此基础上，还要特别重视做好对低收入家庭大学生就业的重点推荐工作，优先推荐贫困生到相关单位，促使贫困生早日就业；与此同时，高校应该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和就业渠道，降低贫困生就业成本，为贫困生创造更多的与用人单位接触的机会，使企业能够真正发现贫困生优秀的品质和才华。此外，高校还要对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做好就业追踪调查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顺利地度过关键的试用期，最终促使低收入家庭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
政府 政府应该对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贫困大学生进行差异对待和补偿，以协调社会关系资本的平等性，通过有效的制度性社会政策对他们进行社会支持。在安排部署毕业生就业工作时，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对贫困毕业生的利益和要求应有所倾斜，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优先解决贫困生的就业困难。
社会 在社会层面，首先需要重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逐步健全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就业市场制度，培育司法约束、监管、调控有力到位的就业市场体系。要特别重视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实现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就业信息完全对称和开放透明，那么，社会关系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有助于建立机会均等的就业竞争市场。此外，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追求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观氛围，促使社会用人单位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重视选才、学会识才、懂得爱才，在招聘过程中统一标准，通过公平竞争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真正实现企事业单位人才储备的不断强化，进而增强用人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三）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改善大学生的能力培养
从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收益率较低的现象是在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全面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改善大学教育对学生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实效，是提高高等教育收益的必经之路，更是使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获得实在收益的可行途径。
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 良好的硬件设施是确保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物质基础，而所有的物质基础都是需要充足的物质的资金作为基本的经济条件。首先，必须坚持政府财政拨款在高等教育公共投入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公共财政支持体系，继续扩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确保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充足，才能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重点是将财政性的高等教育投入增量用于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帮扶的政策倾斜，改善其受教育条件，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性投入，减轻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的个人支出负担。其次，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拨款为主渠道，辅之以其他投入渠道的多渠道高等教育投资体系是弥补国家财政投入和高等教育发展经费需求之间缺口的必然选择。再次，缓解高等教育发展经费短缺问题不仅需要开源，也需要节流。高等院校应充分挖掘自身内部潜力，延长诸如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开放时间，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大力加强院系间和校际的资源合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通过资源共享来解决教育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的问题，从而节约部分高等教育建设性开支。
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转型 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动力和途径，进而可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所暴露出的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固有职能。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涉及高校自身的主体地位、师资和教学改革等领域的问题。首先，落实高等教育自主办学，尤其是在提供何种教育产品方面的自，高校才能根据学生水平、自身情况、社会变化有效地制定进行市场竞争的质量战略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增强大学毕业生对市场的适应性。其次，建设素质优秀、结构合理、精干高效、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确保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人力基础。（1）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训，使高校教师具备与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并由此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另外，高校还要激励高校教师参加实习实践活动，积极转化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产学研一体化。（2）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构建结构合理稳定的教学梯队。（3）在高校教师管理模式中引进以人为本的绩效管理方法，实现现有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充分激发高校教师工作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高等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再次，教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和活动方式，教学水平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高等教育改革要围绕提高教学质量进行，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应该是高等教育改革最实质的内容和最广阔的空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教学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教学目标与模式的市场导向化、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教学管理的切实化等多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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