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兴起篇1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246-01
一、调查方案
调查对象：江西省南昌市各阶层人群，包括老人、在岗工人、政府官员、个体经营者、学生等。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及面访调查，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抽样方法：总体分层抽样，层内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
二、调查内容
1.人们对江西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活动参与程度及喜爱程度。
2.江西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行性及实施障碍。
3.复兴江西传统文化的意见建议。
三、相关结论
（一）人们对江西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江西传统文化的了解不是很深，当代青少年更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如今许多传统文化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同时，人们对于江西文化的活动参与也不是很多，像红歌、戏曲等参与度还可以，但对于诗词歌赋的活动却很少参与，所以多鼓励人们参加江西传统文化活动很有必要。开展“江西传统文化复兴”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江西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行性及实施障碍
当被问及“您未来会为江西传统文化复兴活动做宣传吗”的时候，许多人回答说“会”，可见人们对此活动持支持态度，愿意为此活动尽一份力，这就为此活动的开展增加了一定的可行性。相信在人们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江西传统文化复兴活动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人们也会对江西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当被问及“要实施江西传统文化复兴活动，您觉得最先从以下哪个群体下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应最先从中小学生入手，从娃娃抓起，使他们从小就更好地了解江西传统文化”。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对于调查结果得知，部分人们对于江西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行性未抱有特别乐观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受其它文化冲击、政府重视度不够等，说明江西传统文化复兴活动的开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为江西传统文化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其复兴大业指日可待。
四、意见建议
1.政府加大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市民的文化建设；
2.培养大家形成对江西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发动人们主动保护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与发扬光大；
3.通过各大媒体（如电视公益广告等）的宣传，使人们对江西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4.在各大企业、高校等多开展一些有关江西传统文化的活动、比赛，从而推进江西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宣传；
5.开展江西传统文化培训拓展中心，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江西传统文化；
6.在不改变江西传统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相结合，注入新鲜活力；
7.进一步完善教育机制；
8.学校可以开设一门关于江西传统文化的课程，通过老师的讲解，使同学们对江西传统文化产生更大的兴趣；
9.父母和老师平时多加强孩子对于国家及家乡传统文化的了解，从小抓起，激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爱好。
五、总结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对于江西传统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了解了人们对于江西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对于江西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行性等，也从调查结果中得知了复兴江西传统文化存在的一些困难。
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江西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中受到一定排挤，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必须建立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上。如果说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灵魂，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现代化的活水。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时在保证传统文化灵魂不变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复兴江西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2
国学这一概念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和技术逐步传播的同时而产生的，经过百年的发展，特别是进20年的进步，国学已经深入中华儿女的思想，如何承继和发展国学已经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和思想话题。应该看到国学的深厚底蕴，要为国人钟爱国学而欢欣鼓舞，要为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身的努力，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培育出新时期适于中国、服务于世界的新国学。当前我们应该具有冷静而理性的思维，要从国学的发展上和途径上进行深入思考，要认清国学兴起的背景，明确国学在传播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全面地呵护和发扬将国学的精髓和实质更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进行更好地传承的同时，更有力地改造国学，使其更加适合新时期的需要，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大局[1]。
1 国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1.1 儒学的重新兴起
进入到新时期，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在快速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要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特别是海外华侨和留学人员对于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形成了“新儒学”的基本认知，这为国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重要基础。新儒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告别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提倡和谐和共同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给了国学非凡的生命力，使得国学不但在国内得以兴起，同时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地认同。
1.2 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
从“五四”运动开始“西风东渐”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仿佛距离我们渐行渐远，“言必称希腊”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导致社会上出现信仰缺失、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很多人对于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们发现要想改变现状应该延续中华文化中传统的优良部分，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重振达到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的重新洗涤和重构。当前全社会已经取得共识，只有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合理的人文精神，一个民族才能够持续发展，也才能够以利于民族之林。
1.3 现代性的深入反思
现代性的反思始于20世纪末，在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学界开始了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他们看到了人类物质世界的丰富并没有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反倒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出现的弊端却给整个人类带来严峻的发展和现实考验[2]，传统的现代性已经不能继续指导整个世界的发展，必须探寻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思想。这时人们将目光转向了中华的传统文化，那种讲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在中西方的思想学界都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中国学的长处和优势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发挥，形成了国学兴起的热潮。
1.4 文化归属感的兴起
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讲求认同和包容，这对于西方讲求竞争的功利性思想有着极大的超越性，特别在人们感到无助、困惑的时候，中华文化的价值就显现出来[3]，特别是华人心灵深处的“回家”意识就会占据主体，在心理上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皈依，这是国学兴起的内在原因。
2 国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
很多人对于30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上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西方文化不适于中国国情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只要恢复传统文化和国学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是片面的思想，不但会否定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更会形成对国学的盲目崇拜[4]。
2.2 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
过于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民族性，这种方式会导致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使国学难以真正发挥传统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容易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形态，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5]。
3 国学发展的思路
3.1 以全面开放的目光来发展国学
在当前中国应该做到相互融通，东西合璧，要致力于建立包容性的、不断更新和创新的民族文化。平等的文化视角、开阔的文化胸襟、自觉的文化心态是目前最需倡导和确立的。只有在不断的吸纳、碰撞、交融更新的过程中，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才可能产生，才能使国学在当代获得准确的定位，也才能使国学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3.2 形成国学发展的新思维
国学应以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来解读传统文化。以和合的新思维和科学的态度，超越国学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价值评价视野下的复古、守旧、保守观念；以变通的新理念超越中体西用、重道轻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的新视角，超越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的国学观、文化观，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精神，这是对传统国学的新诠释。
3.3 保持国学的主体意识
当前国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对于国学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的复兴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内核，国学就为我们提供这一内核的关键。对于国学的兴起要抱有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同时要对国学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判断，形成对国学传承问题的全面分析，达到对国学有计划、有目标地推广和普及。当前，我们应该珍视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国学，夯实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根基，在不断融合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实现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
参考文献
[1] 王彦坤.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8-145，156.
[2] 戴伟.“国学热”的冷思考――基于中西传统文化差异的视角[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1）：1-6.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3
首先说行政隶属,重心在于人事管理问题上,从查阅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如下的结构模式:调查中发现,在文艺工作执行与传导方面,文化馆则成为文化局的文艺生活诸实践部门,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艺传播结构,不完全等同于文化机制的行政隶属,正如1978年,《文化馆、站工作试行条例》文件规定所说“:文化馆是国家设置的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事业机构,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该文又规定:“文化馆对文化站、工人俱乐部、业余文艺宣传队在业务上有指导和辅导的任务。经常组织文化站干部学习、观摩、参观、交流经验,不断帮助他们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②清晰地明确了文化馆对文化站等单位具有自上而下的文艺辅导关系。
可见,在文艺传导功能上,形成了与行政隶属不完全一致的秩序,近几年,随着政府文化部门职能性质的逐步放开与改变,政府文化部门的文艺指导功能还出现了双向作用力的现象,归纳这时期政府音乐文化部门文艺传导的秩序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二、江苏兴化音乐生活当下格局描述
实地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兴化音乐生活可分为:群众音乐生活、专业音乐生活、传统音乐生活。群众音乐生活,是在政府文化部门组织发动下的音乐生活,包括业余培训辅导、汇演、比赛以及社区、广场音乐活动等,还有一类是歌舞厅的音乐生活。这些音乐生活,都是在建国以后,随着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在城镇居民之间形成的具有一定群体性的音乐活动。传统音乐生活,董维松在《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分类问题》一文中定义:“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现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③当下,传统音乐生活基本仍依附于民间的劳动与民俗仪式,到目前为止依旧占据着农村音乐生活的主体。专业音乐生活,是由国家提供经济、体制支持,以艺术创作、表演为职业的群体提供的音乐生活,现今兴化职业群体,仅有兴化淮剧团一家。这三类音乐生活,基本囊括了当代流行通俗音乐、专业音乐、传统音乐所有类别,随着时代经济、政府引导模式的多元化,音乐文化生活的模式也越加复杂,充满了各类音乐的分流与交合。现对2009年发生的音乐生活做个粗略统计与分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三、江苏兴化音乐生活两脉生存路径之历史与现状分析
在多次深入兴化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之后,会发现几条明晰的分界线,甚至是泾渭分明。老六书艺人们至今还拿着更新的乐器行走于村落之间,经济成为他们游走的动力,民俗仪式成为他们的文艺空间;乡里邻间集体劳动,集体歌唱,相互传唱则被农民歌手们饶有兴趣地回忆着;另一方面,还会看到政府文化系统组织的各类音乐文化活动,上言下行、上行下效的文化传播格局,即使是像淮剧团这样的专业演出团体,每个剧本是否创作、排演,也以政治效益以及政府的经济支持作为考量的条件。因此,兴化音乐生存中的两脉路径:一是由上至下的从音乐文化政策、观念到音乐形式、音乐内容以及音乐活动的号召、组织、引导;一是音乐在民间以仪式、功能性为依托的自由草根的交流。这真实而显性的两脉,即使从2009年一年间的音乐生活,也能读出其中的经纬。
(一)纵脉音乐文化生存路径④
纵脉生存路径的一个重要阵地则见于群众音乐生活。如2009年9月,兴化举办了“农村文艺调演”大型活动,这是从1995年前就已经开始举办的系列性文艺活动。从活动的创始、活动宗旨、组织方式、内容的审核评定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上言下行、上行下效的音乐生活发生与文化传播路径。
首先,从活动的倡议者来看,均是由兴化市宣传部、兴化市文化局提议与总领。在中共市委宣传部的倡议指挥下,在文化局的传达指导下,这个活动到2009年为止,已经开展了十一届,是兴化坚持比较久的一项群众音乐文艺活动。 第三,关于农村文艺调演的组织活动程序,也始终体现着上言下行的纵脉特性。1996年“关于举办全市第二届农村文艺会调演的正式通知”中安排:“具体时间为三月五日上午到文化馆报到,十时以区抽签,排定调研顺序,下午一时半准时演出,每队演出时间以一小时为宜。希各代表队组织好演员,服从演出顺序。三月六日进行汇报演出及颁奖。”2000年的“关于举办‘人寿保险杯’全市第六届农村文艺调演的通知”中的组织形式如下安排:各区、乡镇接此通知后,要迅速研究部署,镇分管党务的负责同志、宣传委员要亲自抓。
各文化站长不仅要抓活动的开展,还要抓业务指导,早收集素材,组织力量创作、排练,确保这次活动较好的效果。为确保这次农村文艺调演有序进行,主办单位设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调演活动的工作。从活动的安排可以发现,活动是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倡导,但文化馆始终是直接承办的单位,文化馆在每届活动中,是有承上启下的链接作用的,而各个文化站则对本区的文艺活动承担专业辅导的责任。文化馆以及直管上层机构文化局,则通过评价总结、评奖,对各个区的文艺节目以及文化站的业务排演,实施指导功能。
以2009年“兴化市第十一届农村文艺调演”活动为例,不但方案中注明“承办单位:兴化市文化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文化馆承担了整个活动的组织、策划以及很多文化站节目的辅导工作。兴化文化馆沈副馆长回忆说:活动中文化馆的文化干部不但在启动初期到各个文化站辅导节目,如周庄镇的民歌《周庄镇人勤春来早》,就是在文化馆文化干部直接的策划、编排下,最后完成的,并在最后决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在调演之前,还举行两次走台和一次彩排,在排演过程中,文化馆干部更是对调演节目提出广泛的整改意见,如节目的质量、舞台的效果等。所以,在政府音乐文化部门群众音乐文化的文化传导路线中,充分体现了上言下行、上行下效的文化传导特征,这也是政府音乐文化部门主要的纵脉生存路径特征,即文化局直接将市委宣传部的文艺政策、精神、观念传达给文化馆、文化站等下属单位,文化馆、文化站的文艺实践则以市委宣传部与文化局下达的文艺政策 分析兴化当前音乐生活调查 分析兴化当前音乐生活调查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分析兴化当前音乐生活调查 精品 源自地 理 科
方向为指导。文化馆在接受了文化局传达的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以及所做出的一些决策后,严格遵照执行,并对兴化各文化站进行文艺辅导与帮助。 雷德菲尔德的这一新视角的提出,很快受到中西方学界的关注与使用,中国最早沿用这一理论的大约是台湾的李亦园与余英时,余先生在他的《内在超越之路》中对大小传统有过重新总结定义:“由上层人士创造的文化系统是谓大传统,起自下层从民间生活中形成的社会风俗是小传统。”⑦薛艺兵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处境》一文中,将大小传统概念引入中国音乐文化分析领域,并对大小传统作了更为细致的界定与阐释,文中说:“‘大传统’是指在国家—民族制度下形成的占据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高层文化和精英文化。‘小传统’主要是指国家或民族范围内多阶层文化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低层文化(主要是民众文化)和区域性文化或地方传统。”⑧兴化的大传统、主流音乐文化,既包括在政府音乐文化部门直接指导下的音乐文化生活,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歌舞厅所运用的音乐,以及专业剧团的音乐文化,这些场所传播的音乐,都是在当代起着主导作用的音乐,是具有当地支配地位的音乐文化,所以反观这类主流音乐文化的生存路径,是都纵脉状性的,也不仅仅是持有制度化、文本化、受官方承认、受上层社会支撑的特点,还借助官方或者网络的途径,具有强势的传播特性。
(二)横脉音乐文化生存路径
兴化的横脉音乐文化生存路径,更多的是体现在传统音乐文化生活中。横向的音乐生存路径看到的是民间音乐的交互传播,具有小型、分散、自由的特征。兴化的民间传统音乐,流传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家族传习、邻里传习、师徒传习。从字义表象来看,除了邻里传承具有横向性,而家族、师徒间的传承,从长幼次序考虑,是带有微量纵的方向性,但是,家族、师徒的纵向传授,仅是局限于小范围,最终在运用等程序中还是流入横向交流。如兴化的劳动号子,茅山曹兰香说:“她是跟她妈妈学的,可是她唱的号子却与同村的曹粉红、施如珍唱的是一样的。”她们一致强调“:乡邻的纪家村唱的茅山号子,跟我们唱的是不一样的。”⑨这已经说明了号子在同村小范围的横向交流,当然不排除更大范围的横向交流,但相比之下,异村的交流机会远小于同村,同时变异性也会增大。 另一方面,从2009年调查的结果中看,目前活跃于兴化民间的传统音乐,均有严重的走向消亡的迹象。首先说农事号子,据村民回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与农事号子息息相关的事件至少有两件。一是分田到户,一是农业的机械化。
1.分田到户
《中共兴化党史大事记》记载:“1980年11月16日至17日县委召开部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干部座谈会,就如何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指示进行座谈……此前,县委已根据中共中央75号文件精神,选择下圩公社四合大队和严家公社侯家大队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到1984年年初,全县农村都建立起了统分结合和户为基础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此被充分调动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大幅度增加,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輱讹辊即在1980年兴化已经开始逐步实施分田到户的政策,农田耕作从1958年以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耕作,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耕作。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百姓劳动积极性大有提高,生活也因此而逐渐富裕起来。但由于群众大型集体劳动场面消失,打破了二十年来大家众声齐打号子齐劳动的格局。这是建国以来,号子从发展至火热、壮观的大型场景又转化为小型场面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号子音乐生活的变迁。
2.农业的机械化进程
兴化农业的机械化进展并不是很迅速,据农民们回忆,家家用上收割机才是五六年之前的事情,播种机更晚一些,完全进入兴化农业只有三五年光景。所以,兴化劳动号子,在20世纪末的兴化农村还是一直被传唱的,但分田到户之后,从原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型集体劳动中的交流传唱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劳动场合的传唱。当然,近二三十年,也频繁出现超越家庭规模的民歌传唱模式。随着农村年轻人多到城市打工,农村基本都是老弱妇孺守候庄稼,很多家庭劳力在无法解决自家田地种植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了互助模式,即今天一起到甲家农忙,明天一起到乙家农忙,在劳力互助的情况下分户解决农活。也有一些家庭,以钱聘请劳力,这些形式都产生了比家庭单位稍大的劳动场景,形成了号子生存的新途径。于是,当问及老人“:那在用收割机之前,你们打号子吗?”她们笑答:“当然打,不打干活哪有劲?”但当问及“:现在打吗?”答“:不打了,收稻有收割机,撒稻有播种机,不用劳动了,也不打号子了。”原来,兴化号子的消亡,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似乎就在我们眼前,机械化对于号子的民间传播打击是致命的。对于音乐工作者们来说,这是刚刚逝去的音乐生活,在紧迫的时间中尽量用多种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不仅是对于音乐的意义,也是对于农业革命历史记述的意义。
再谈传统六书。在笔者的拙文《江苏兴化六书之厘定》一文中,对兴化60年代以前的早期传统六书作了界定:“早期兴化之六书,又名六苏、乐书或落苏,最迟兴于晚清。六书艺人,被称呼为六书先生或书场先生、响当先生,多为亦农亦艺的半职业艺人,各个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生旦净丑多样在行,戏曲量与演唱得好坏是衡量六书艺人水平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演唱形式:戏曲清唱,坐唱、不化妆、不表演。折子戏与本戏都有演唱。据传,早期有唱徽戏,清末民初,以演唱京剧为主,兼唱一些扬剧、黄梅戏等地方小戏种。在民初,有名的六书艺人能熟唱一二百部戏曲。乐器:唢呐、叽呐、笛子、三弦、箫、京胡、二胡、笙、大锣、小锣、小钹、月锣(又名小镗锣或旺锣)、水镲、堂鼓、板、广东板、单皮鼓等。六书班子为戏曲清唱仪式化班子,一般由四—八人组成,六人最为常见,没有固定班底,多因活动而由醮首(班主)临时召集组成。
传统六书有传男不传女的习俗,多参与婚事、生日等喜庆仪式或庙会、行业会等民俗神会仪式活动。”辏讹辊但到近日,原来的六书艺人的音乐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原来只做红事,当下更多地投入白事,从事的音乐内容、所操乐器、艺人的名称性质也都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其变迁的情形究竟如何,可以用老六书艺人的一段段回忆进行记述。居罗兆回忆:“五六十年代,一年约做200场六书婚礼等喜庆仪式。”可见当时六书婚礼的流行。再问及2009年一年间六书等红事的情况,他们均表示,基本上没有了。闵正国说“:90年代还是有的,当时一年也能接到10场左右,现在没有了,很少了。”輴辊讹从号子、六书等诸多传统音乐在当前发展来看,民间音乐都正面临逐渐散失、变异的局面,更多原因是不是因为受到主流音乐文化的冲击,这是肯定的。
就如六书艺人现在参与的白事,与早先六书艺人参与的六书,不管是乐器、还是歌曲,都大相径庭,白事中的音乐充满了当代主流音乐文化的影子,乐器用上了西洋乐器号,所用音乐不仅仅是上代流传下来的旧曲牌、民间小调,更多的则是革命歌曲以及现代流行歌曲、影视歌曲。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4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的精华,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熏陶和培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和英雄才俊,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得以维系,而且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
1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从整体上理解和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等。当传统文化内化为青少年的素养时,便赋予他们一定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性格,这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将起到重要的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
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生力军。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也明确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青少年。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青少年人文素养提升已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残奥选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以及表现在青少年中“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涌现了洪战辉、徐本禹等优秀大学生,马健、王亮等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以及优秀的奥运会志愿者群体……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的伦理道德、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基础、人格熏陶、习惯养成的培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大力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深度,细化精度,着力追求青少年人文素养的提升
2.1开展实践活动,大力地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度。
有效的文本(教材)或课堂教学囿于篇目、时间,未能道尽传统文化之精粹,而学生若仅满足于翻译背诵古诗文,也定然不能真正领略传统文化真味,一味下去反倒学而生厌,其结果收效甚微。鉴于此,应该引领学生走出课程之苑囿,到社会生活中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实践中感染、熏陶。从而让成语楹联、书法谜语、民风民俗伴随着灯笼、窗花、中国结一道走来,从而极大的拓展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让学生知道忠孝烈义,懂得仁勇智信,最终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从而形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
例如,学校组织游览寿州古城,那么就可以顺便要求同学们了解寿州历史,感受民族文化的璀璨;参观包公祠,可以要求同学们认识包公清廉的历史形象;攀登八公山,游览升仙台,能够让同学们想象到汉代淮南八公的风采。还有古代的文学作品,同样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绝好途径。例如,可以让同学们通过读《封神演义》最后一回,了解中国主要姓氏的起源;通过读《西游记》中提到的佛教诸神,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主要的佛经。再例如“寻访家乡的传统文化”的活动引导学生调查了解家乡特有节庆、传统习俗,传统文化艺术及渊源,可以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并初步了解家乡古代农桑文化、军事文化、工商文化、饮食文化、节令文化等传统文化形式。一场活动牵涉到这么多领域,从各个领域的角度感受家乡的传统文化。
实践活动拓展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宽度,不但使青少年知道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使他们明白这一传统扎根于民族的土壤的道理。
2.2丰富活动形式,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有力地深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青少年存在着对历史及传统文化兴趣不浓的现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青少年情感丰富,自我意识明显增强;思维认识由感性认识逐渐过渡到理性认识,求知欲明显增强;学习目的逐渐明确,学习内驱力明显增强。根据青少年这一特点,要激起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就必须使教育具有形式的灵活多样性、内容的趣味性、价值的可观性。为此,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力的深化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
2.2.1以传统文化的魅力吸引学生,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课本中,它的魅力更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眼下正兴起的传统文化解读热不正是教育良机么?于丹教授讲解论语心得,易中天教授品三国,风靡全国,妇孺皆知,相信在青少年中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一种文化有否魅力是决定学生能否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青少年,传统文化除了科学性外,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魅力。
2.2.2以传统文化与生活的密切相关激起学生探索的欲望。心理学告诉我们,青少年学生已具有较强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对事物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学习动机容易随着事物价值的判断而转移,容易把自我提高的动机放在认为有价值的事物上,而对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事物则会降低动机。而要如此,就要使学生真正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和生活密不可分,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亲自体会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传统文化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一点实践活动比文本阅读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寻访家乡的传统文化”的活动中,与有关部门合作,制作广告牌张挂在家乡显眼处,宣传自己的家乡。
2.2.3形式的灵活多样性更激起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动力。青少年学生情感丰富、外显,喜欢丰富多彩、形式灵活的实践活动。文本传授变化为有趣的灵活的活动课,在集娱乐性与文化性的活动中接受熏陶,化单调为灵活,化枯燥为有趣,化深奥为浅易,在志愿者行动、社会调查、中秋赏月等活动中增长知识,形成能力,提高素养。
学生并不是真的对传统文化兴趣不浓,而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只要我们的教育改变单调枯燥的形式,代之以灵活多样、活泼有趣、符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形式,他们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起来。
2.3重视价值取向共优化,感动青少年的心灵,着力细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度。
青少年学生价值取向共优化指的是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要注意和学生的精神、人生发展需求和谐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只有融入学生的精神世界才是有意义的。古人曰“和易以恩”,融洽的学习氛围才能促进学生的思维。故应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使其平等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观点的碰撞中闪耀智慧光芒,让每个学习者都切实感受到把古人思想和自己思考结合起来的乐趣和收获。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5
“国学热”其实从一个侧面在提醒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仍充满活力，无论我们如何对待它，它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章太炎先生曾希望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社会中“以国粹激动种性”，他著有《国学概论》，认为“国学”就是传统的学术文化，它包括诸子、制度、内典、理学等。他要以传统的学术文化来激发中华民族之性。关于什么是国学，当然可以再讨论。有的人认为，国学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胡适语)。有的人则认为主要指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但不管怎么说，国学都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我认为，国学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例如，两汉之际从印度传人的佛教，在经过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冲突与融合而不断中国化以后，最终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有一套汤一介先生主编的八卷本《国学举要》中，就专门有《佛卷》，由我撰写。我在其中明确提到：“中国佛学，无疑是‘国学’百花园中一枝独特而绚丽的奇葩。”如果说，“国学”作为一种内蕴丰富的学问，其重点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与传承，那么，如何以一种探索真理的使命感来通过学习、研究“国学”，把握并弘扬其中所包含的那些人类共有的美德与智慧，摒弃那些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糟粕，以利于现代人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和谐进步，就成为今天“国学热”中一个值得认真具体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的重要课题了。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的复兴，古老的传统文化也正在走向现代。民族的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也将推动民族的复兴。很难想象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会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我比较关注当前的“国学热”，能否真正带动以及如何在带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如何通过对古老经典的重新诠释，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更有助于现代社会的新文化建设，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的“国学热”反映出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其实也与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精神困扰密切相关。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文化教育逐步普及，民族自信心也随之而大增。然而，在今天经济快速发展、商业化浪潮高涨的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拜金主义盛行，物质崇拜至上，诚信缺失，道德错位，人生理想淡化，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现象丛生等。人们重拾国学，也有试图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对治症疗救的良方，或希望通过学习、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愿望。许多人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道、诚信的伦理道德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群体合作的社会责任感，“民为邦本”的富民思想，以及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尊师重教等传统美德，能贯彻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期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东西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学”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受到了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促进了现代新文化建设在古今之辨、中西比较中的展开。这再次说明，一种文化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条件。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传统文化自然也会随之而复兴。“国学热”既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复兴的生动体现。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6
1 兴宁的人文历史
在岭南蜿蜒的莲花山脉中坐落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兴宁。兴宁市地处粤东北的东江、韩江上游，与梅州、丰顺、五华、平远、龙川及江西省寻乌县接壤，是黄河流域渐次南迁的客家居民。建县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已有1600多年历史，但在兴宁市叶南麻岭出土的本地陶器据考古论断是商代文物，盛产于江西吉安鄱阳湖一带的陶器，在兴宁叶南麻岭出土的本地陶器也为商代产品，那么，在商时期，兴宁与江西一带已有了文化和经济交流。
1959年在兴宁水口镇发现新石器时期文物，1982年在永和镇挖掘了一批石器时期文物和用火遗址。1984年3月27日在新圩镇大村奏皇坪出土了一套完整的战国编钟（六枚）。这些出土的文物和遗址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兴宁已有古人类或本地土著人生存，在农耕时代，已有较为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
兴宁于1994年撤县设市，全市总面积2105平方公里，人口113万。正如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笔下所描绘：“天作高山，宁昌是环，划然中开，沃野夷原”。清代举人卫稀骏从家乡陕西韩城到兴宁任县令，写下了脍炙入口的诗句：“潇洒兴宁县，天南独一隅”。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到兴宁考察后欣然提笔：粤东宝地。明正德十年1515年祝枝山授兴宁知县，任职六年，有政绩，留下许多诗文墨迹，并亲自手写“祝枝山手写明正德兴宁县志稿本”。兴宁还拥有粤东地区最大的盆地，宁江河自北向南贯穿而过，滋润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山美、水美，典型的客家围龙屋在青山绿水、田园竹林中，好一幅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好一个休闲的世外桃源。据记载：兴宁的地形是个“金龟形”，传说是主兴宁平安，出文人的地方。时人作诗云：铁网挂城头，金龟水上游，任你天下乱，兴宁不用愁。自古便有“无兴不成市，兴宁小南京”之称。千百年来，兴宁客家先民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繁衍生息，在客家地区的漫长岁月里，将中原文化与岭南古文化熔于一炉，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传承了本土文化的客家精神，孕育了众多的客家代表人物。
据《广州日报》报道：一个面积只有2100平方公里的粤东县级市兴宁市，近80年来涌现出了包括原广省立文理学院院长罗香林，原东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如心等45位大学校长，被誉为我国“大学校长”摇篮。最近，兴宁被省政府评为：广东省先进文化市。据不完全统计，现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的兴宁籍专家、教授达3000多人，其士生导师60多人，院士（含学部委员）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兴宁籍专家200多人，国共两党将军113位，享誉海内外的兴宁籍画家100多位。还有“足球之乡”美誉。曾先后为国家输送了蔡锦标、谢育新、郭亿军、张小文、伍文彬、吴伟英等多名国脚和体操世界冠军李莉等。一代又一代的兴宁客家人，发扬团结、图强、崇文、务实的精神，足可印证兴宁文风鼎盛、人杰地灵，不断诠释着文化之乡的内涵。
2 兴宁传统花灯的源流
花灯是我国传统农耕时代的文化遗产，起源于东汉，盛于唐代，到了宋代遍及民间，难怪诗人有：“火树银花满街舞，箫鼓喧闹到天明”之咏。花灯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兴宁客家地区的传统花灯与我国元宵花灯一脉相承。兴宁花灯是花灯文化的一朵艺术奇葩。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满足广大群众精神上的生活需求，兴宁是名副其实的花灯之乡。兴宁于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民协命名为“全国花灯之乡”。兴宁传统花灯，是在我国元宵佳节的花灯演变而来。据笔者到各镇、街道办田野调查，经制作花灯的老艺人口述兴宁花灯的历史有600多年。据《兴宁县志》记载自明代起，本县即有在元宵节赏灯的习俗。
据考证兴宁花灯起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历经600多年，世代相传。现在流传于兴宁的花灯形式多样，有外形结构圆形花灯：有观音灯，还有大坪、罗岗等地的宝盖花灯等。现在流传与我市北部山区还有马灯舞，牛灯舞已失传了。兴宁先民传承刻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客家精神，兴宁的先民在南迁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到兴宁定居后，为了生存发展，不分男女老幼一齐动手，开垦耕地，卜筑定居，开创家业，稍有空闲时间，便从事手工工艺生产，以至现在许多村落的屋名还带有民间传统工艺产品的名字，如通书罗、墨烟张、打银王、花灯张、篮子黄等等。据说：“花灯张”张屋在民国以前整个屋的村民都从事民间工艺制作观音灯产业。“花灯张”张屋位于兴田街道办，也有500多年历史了。“通书罗”“墨烟张”位于福兴街道办，至今还传承民间手工工艺产业，特别是“通书罗”，现制作的罗盘（八卦）、罗家通书还有英文版呢，远销海内外，形成一种文化产业。兴宁花灯的含意与岭南各地花灯的含意基本一致，目的是吉利、祈福、求福、祈愿一年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据龙田磐石围袁屋花灯制作师傅袁秀炎师傅口述，传说在旧时龙田有一某姓大富人家娶媳妇已多年可没生孩子，有好心人就对他说，明年到磐石围袁屋先请一盏花灯回来，第二年果然添了一个新丁（客家话灯与丁同音）。某村有一男青年找对象已经多年了，总是没缘分结婚，做父母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有好心人对做父亲地说：你儿子至今都没有把媳妇娶回来，明年你先请一盏花灯吊在家里。第二年果真把媳妇娶回家了。兴宁花灯体现了人类古老的自然崇拜民俗，是儒教、道家、佛教的结合，传承着悠久的民间社祭历史文化，承载着众多的社会历史信息和记忆。
3 兴宁独特的赏灯节
兴宁的赏灯节有悠久历史，久负盛名，在岭南地区也只有兴宁才有这个传统节日“赏灯”。兴宁的“赏灯节”起于明，是兴宁地区一种独特的民俗民间节日，各姓氏的赏灯日不同日，如黄氏十二、罗氏十四，从正月初八至十九日，结束那日叫“暖灯”。由于兴宁的客家先民初到兴宁时人口较少，据“祝枝山手写明正德兴宁县志稿本”记载，在明正德年间全县户口1216户，人口6214人，客家人势单力薄，产生了多生男丁的愿望，客家话丁与灯同音，添了新丁，被喻为“赏灯”（上灯）。因此，赏灯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观赏灯色，二是庆祝添灯。客家人添了新丁就要请花灯，笔者认为“花灯”是爱情的含义，花代表女性，如花似玉，花前月下，做父亲的添了新丁第二年就要请花灯，按其含意是为新丁娶媳妇的意思，以前民间也有童养媳等郎妹。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兴宁传统赏灯节内容极为丰富，赏灯节前要定做花灯，到了赏灯日要请花灯，请花灯日安排村中男青年成群结队，一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把花灯请回来，敬放在祖屋上厅正梁架下，“花灯”装饰有“花带”，一个新丁就一条花带，二个新丁就二条花带，本村今年有多少个新丁，就有多少条花带，家家户户，高朋满座，舞龙舞狮，敲锣打鼓，大办筵席，燃放烟花爆竹，宁新街道办的花罗墩罗屋正月十四赏灯日，在晚上还要举行重大的“烧烟火”形式（花灯）。笔者在1996年与深圳博物馆黄崇岳、杨耀林馆长到东门九厅十八井参加赏灯节，了解客家赏灯节活动内容，亲眼看见有新丁的人家正忙忙碌碌，摆桌摆凳，准备茶水，真是幸福的心情写在脸上，喜悦的心情藏在心头，准备迎接宾客，但发现还没生男孩的小媳妇扛着脚头到菜地干活去了，看她们表情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压力很大，暗下决心，明年我也生个男孩给你们看一看……
兴宁的赏灯节为何从正月初八到十九日，以兴宁人好客热情有关。其一，如果都集中在一日过赏灯节，只能在某一个村举行，后来便有了安排赏灯日，如李姓初十、黄姓十二。其二，当时客家先民生活比较艰辛，难得有一餐好酒好菜，便把赏灯节分开来举行，又如李氏十一赏灯日，因家族人丁兴旺、后裔另做新居，迁出去的新居赏灯日变为十二日，但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兴宁赏灯节从正月初八至十九，赏灯大过年，在赏灯期间，兴宁客家人都热热闹闹要做好计划安排，某日到某村某家，兴宁的赏灯节便成了独特的民间传统节日。目前，兴宁赏灯节已批准为兴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4 兴宁花灯的特点
兴宁花灯是中华民族传统元宵佳节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产品。与现北京六格花灯（宫廷花灯）一脉相承，与岭南各地域花灯构成完整的花灯文化体系。兴宁花灯的最大特点是六格外形结构以圆形为主，与现在北京的六方宫灯属同一产品，兴宁花灯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十分复杂，选材利用本地的竹为原料，根据花灯的大小尺寸进行裁料、火熏、扎架、糊纸，兴宁花灯为六格圆形灯，上下结构，中间分上、中、下共五层，分别用手工绘画“恭贺新禧”“状元及第”“仙君送子”“全家福满朝贵”“子孙满堂”“弦箫鼓乐”等，歌舞升平等图案。兴宁花灯参加“广东省首届花灯文化节”选送的花灯作品特别引人注目，评委、专家和游客纷纷赞不绝口，不但外形美观，而且寓意美好，经专家认真评比，兴宁选送的两盏六格圆形花灯，一盏是传统花灯，一盏是改良花灯，都获得金奖。
为何兴宁的六格圆形花灯与现北京的六方宫灯是属同一品种，有一个传说：相传在元代期间，兴宁黄氏两兄弟手艺高超，出了两位能工巧匠声名远播，后被当朝政府调往宫廷，专门服务宫廷的工艺制作，同时也制作宫廷的六方宫灯，六方宫灯是宫廷使用的工艺产品，不流传于民间，后来兴宁的先辈黄氏两兄弟由于年岁已高，返兴宁故乡养老。因此，黄氏两兄弟就把宫廷制作六方宫灯的技艺传授给他俩的子孙们，世代相传，一直在兴宁流传至今。
5 兴宁花灯的传承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方民间民俗文化，也逐步繁荣，但了解地方民间民俗文化的人却逐渐减少。兴宁传统花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一道难题，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承和发展民间民俗文化，兴宁市委、市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兴宁客家地区的围龙屋被市政府评出十大古民居和100座特色古民居，被省文联、省民协评出三处“古民居村落”。围龙屋得到了有效地保护，保护兴宁民间传统工艺花灯，也要像保护围龙屋一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下来。兴宁花灯，在客家地区被人们视为神圣之物，祈盼吉祥、幸福的象征。兴宁客家地区民间流传的花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据记载有600多年历史，较有群众基础。据笔者田野调查，全市17个镇、3个街道办至今都还有传承制作花灯的工艺师。各镇或共镇各村，有些不同款式花灯，如大坪朱坑村的朱捷煌、朱百标花灯制作师，制作的花灯又另一种风格叫“宝盖花灯”，宁新街道办的吴国华、吴镜彬，他们制作的是传统圆形花灯和观音灯。至今兴宁还流传有关花灯的民间童谣：萤火虫、唧唧虫、桃树下、吊灯笼。灯笼光、照四方、四方暗、跌落坎、坎下一格针、检来送观音。观音门前一丘禾，割到一担又一箩，分给你来涯又矛。
面对现代文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传统花灯文化产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兴宁市民间工艺社”创立于1984年7月，是一间民营企业，位于兴宁福兴街道办，在兴宁民间传统六格花灯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创新，专业制作“神光牌灯笼”，最大的灯笼直径1.9米，最小的灯笼直径0.4米，年产灯笼6万多盏，面向全国，最大的灯笼每盏价格为300多元，最小的灯笼每盏价格为10多元，年销售量100多万元，从业人员50多人。制作的产品主要二种，一种采用钢线和红绸布再安上灯泡；另一种采用现代材料、塑料制作而成，采用红绸布制作的灯笼可折叠，方便运输。兴宁市民间工艺社一直秉承以“质量求生存，设计求创新，服务求发展”的服务宗旨，在我市传统六格花灯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创新，前景非常乐观，是我市花灯文化产业的领头羊。
兴宁传统花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给客家地区营造节日氛围，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有民间广泛的群众基础，能传承至今，最主要的是：兴宁花灯、围龙屋和赏灯节三者有密切联系。但据笔者调查，兴宁传统花灯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其一，目前虽然在全市各镇街道办还有制作花灯的师傅，但制作花灯的传承师傅却逐渐减少。其二，传统花灯文化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大。其三，传统花灯的销售范围不广，只局限在本地。为此，建议市委、市政府要加大对花灯文化产业的挖掘和保护。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支持，其一，市文联要成立兴宁花灯研究协会，政府每年要有一定经费的投入。其二，市委、市政府要举办“花灯文化节”，提高和擦亮兴宁花灯的文化名片。其三，市委、市政府要鼓励加大力度对兴宁的花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创新花灯的制作工艺。实践实践证明兴宁市民间艺术社，已创出了一条成功的花灯文化产业品牌，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创新工艺，才能让兴宁花灯走得更远。广东熙和湾客乡文化旅游产业园位于兴宁市永和镇，正兴建花灯楼，高45米，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花灯，建一座花灯博物馆，建一座三百文化园，即100座文化休闲亭，亭内挂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花灯100盏，全国100家姓氏堂号对联，打造成花灯文化产业。市委、市政府在政策上或经济上要给予大力支持。
综上所述，无疑为兴宁传统花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积累经验，促进兴宁传统花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目前国家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兴宁传统花灯也在其中，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兴宁传统花灯文化产业的丰富资源，一定能破土出谋，把兴宁传统的花灯打造成看得见、拿得出、吹得响的文化产业品牌。
参考文献：
[1] 祝枝山手写明正德兴宁县志[M].明正德年间.
[2] 兴宁县文化艺术志[M].1987.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7
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这些年通过对端午民俗的挖掘和弘扬，端午的嘉兴味越来越浓。今年突出民众性和参与性，子胥庙会、南湖竞渡、踏白船表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丰富了端午习俗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我们传统的、本土的、主体的精神情感和光荣感”(冯骥才)。“嘉兴端午、中国味道”，既体现了嘉兴的文化自信，也传递了嘉兴自觉担当传承中国习俗重任的历史使命。今年初，嘉兴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名片，也是对嘉兴着力打造全国传统文化习俗传承基地和全国地方节庆文化知名品牌的肯定。
传承创新，提升品牌内涵
端午节在其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形成了独具地域色彩的节俗，从而呈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节俗与观念的个性特征。作为全国首个“中国端午文化研究基地”、浙江省首批“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嘉兴端午习俗具有“吴越文化”、“稻作文化”和“水乡泽国”的深厚背景，凸现了江南水乡独特的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传承演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嘉兴端午节俗在演化过程中，积极吸取异地的价值观念，来丰富本地节俗文化的内涵。例如，对苏州端午“伍相”纪念的吸纳，就显示了它的包容性。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嘉兴是吴越交战之地，伍子胥曾在这里屯军练兵，留下了许多美丽哀婉的动人传说。嘉兴端午习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纪念吴国名相伍子胥，有别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纪念屈原。
在6月3日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开节仪式上，嘉兴市委书记李卫宁在致辞中说，端午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长期以来都寄托了人们驱邪辟疫、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饱含着忠孝爱国、团结拼搏的精神气质，既是华夏文明“文化的结晶”，也是古往今来“百姓的节日”。
在当天晚上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开节晚会上，配乐音画诗《端阳，缅怀子胥贤相》、昆曲《游园惊梦》以及舞蹈《胥相练兵》、《出水莲》、《西施浣沙》等节目展示了绚丽灿烂的吴越文化。《天路》、《青藏高原》、《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让观众们如痴如醉，在著名歌唱家韩延文《相约在端午时节》歌声中，这台古朴庄重、喜庆欢腾的晚会落下帷幕。这台视觉盛宴演绎了浓郁的“中国味道”。重量级的民俗文化研论一直是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重头戏。2009年以“民俗文化传承”为主题；2010年走向国际化，举行端午习俗国际研讨会高层论坛。今年邀请海内外专家，以端午节俗为中心来探讨传统节日的流变和形态，更好地挖掘内涵，构建民俗文化研究和传承的高端平台。
重量级的今年端午习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于6月5日至6日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及北京、上海、江苏、福建等17个省(市、区)的5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出席了会议。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武亮靓在致辞中说，嘉兴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虚心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努力遵循保护传承理念，彰显嘉兴端午文化独特魅力，进一步把嘉兴打造成为全国端午习俗的重要传承基地，把嘉兴端午打造成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作为一次面向国际的民俗文化理论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0篇，美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寄来7篇论文。90篇论文中有35％以上出自青年学者之手。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围绕“国际视野下的端午文化研究”、“端午节的传承与发展”、“地域文化与非遗视野下的节日研究”等四个主题进行探讨。本次研讨会还特别开设了青年学生专场研讨会，众多民俗研究的新生力量也首次参与交流。来自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大学生认为，以往人们认为端午的来历，总以为只是纪念屈原的节日，这几年嘉兴发掘端午文化底蕴，举办内容丰富的民俗活动，使人们对端午习俗的地域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国际视野下，端午这个东方传统节日在不同的国家有怎样不同的习俗?日本学者前村佳幸介绍，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端午节是被人们当做儿童节一样的国民节日，大家准备了鲤鱼旗等玩具，鼓励男孩子开展游戏。马来西亚欧亚大学副校长王琛发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端午节来源于中国，当地1879年出版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撰写的书中记载，“农历五月初五是祭祀一个成神的官员的日子。在过去，槟城经常是以船只来庆祝的。”可见，数百年前，马来西亚华人极力将祖先文化在新开拓土地上落地生根，已有“赛龙舟”等端午习俗。越南学者阮玉诗说，在面积大、人口多且民族丰富的中国，端午节的理论化和正统化，有助于提高全民认同意识和团结精神。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顾希佳已连续三年来到嘉兴参加端午研讨会，他希望嘉兴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不断推进传统节日向健康、理想、完美的方向发展。专家学者们认为，深入挖掘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有利于旅游资源开发，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激活短途旅游人流。
三年来，嘉兴通过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更好地传承吴越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端午节俗，扩大吴越端午的影响力。嘉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晴介绍，嘉兴不断提升办节理念，在继承、延续、发展、升华传统习俗的过程中，让外界了解吴越端午习俗，扩大嘉兴端午的知名度。
2009年，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以“过端午，到嘉兴”为主题，试图引起人们关注有着浓郁端午习俗的嘉兴；2010年，以“欢乐端午，健康嘉兴”为主题，欢迎游客来嘉兴过端午，同时倡导市民欢欢喜喜过端午，挖掘了包括健身、养身以及健康生
活的习俗元素，强调健康的导向，把一座快乐健康的城市呈现给大家。今年，嘉兴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提出“嘉兴端午、中国味道”的主题，更多地体现嘉兴市对于传统习俗的一种责任和承担，以及对自身发展民俗文化活动，在中国范围内影响的一种考虑。这也是基于嘉兴多年举办各类节庆活动的经验积累和思考探索。
从2001年起，嘉兴开始举办南湖船文化节、江南文化节活动，都把龙舟赛和群众性的裹粽大赛作为必不可少的经典项目。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将城市节日与国家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延续民俗文化，融入新元素，构建幸福和谐城市。
嘉兴办节理念步步升华，并且始终坚持“政府引导，百姓过节”的办节方式。在政府的倡导下，让老百姓在时代的变迁中重新发现习俗元素，过好自己的生活。五月初五，古称“毒日”，嘉兴通过有序安排端午民俗文化节的各项活动，让老百姓追寻过去生活的回忆，让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同时，嘉兴在办节中张扬特色，其地处吴越交界的地域特色，以龙为图腾，以伍子胥为吴越精神代表的端午精神之魂，有别于楚地纪念屈原，彰显吴越端午的嘉兴特色。
相对于国内许多城市的“造节运动”，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以古老的传统节日为载体，彰显民族文化大传统的文化基质，即勤劳勇敢、爱国爱乡、温良恭俭、崇文尚智等核心价值标准，并以广泛的参与性，来营造节日狂欢的氛围，满足人们的期待。端午习俗已延续千年，这也说明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持续举办将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
品味民俗，亲手参与体验
民俗文化，是过去和现在热爱生活的人们所留下的足迹，也是人生代代相传的记忆。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参与性强，6月4日至6日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子胥庙会，通过举办端午祭、诗词吟诵会、戏曲票友会、晒宝鉴宝会、童玩会、美食会等民间庙会活动，让端午民俗回归传统、回归百姓生活。
35岁的苗族女子杨秀芳来自贵州黔东南布衣族自治州，她在两年前来到嘉兴，在南湖会景园开了一个特色小卖部，不仅出售嘉兴特产，还提供苗族服饰摄影服务。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节假日来拍照的人很多，经常遇到贵州老乡，老乡们喜欢穿上鲜艳的苗族服饰在南湖的背景中留影，别有一番风味。对杨秀芳而言，嘉兴也是一个民族风味浓郁的城市，这里的包粽子、赛龙舟也令她倍感新鲜。
漫步月河街区，街道古色古香，香囊特有的药香在空中弥漫。有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穿上古朴的中式服装，招徕游客。游人熙熙攘攘，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嘉兴本地市民也不愿错过与家人朋友品味民俗的好时光。
来自上海的4岁女孩沈嘉颖看到粽子博物馆的陶坛陶罐很好奇；她母亲告诉她这是远古时代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惊奇地问：“我爷爷老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坛坛?”这些陈列用品，唤起了孩子们的遐想。虽然农耕时代许多生活方式已经远去，我们依稀从中看到历史的背影。
“过端午，到嘉兴。”去年开业的嘉禾端午民俗体验馆，让游客品味嘉兴独特的端午文化。一进门，一艘金光闪闪的木雕龙舟映入眼帘，游客可坐船中“划桨”，感受一下龙舟竞渡。“踩瘟神”游戏别具特色，踩上发亮的瘟神或青蛇、蜈蚣、蝎子、壁虎、蟾蜍等“五毒”画板，就可得分，这让许多孩子大声欢呼。
南湖观竞渡，自古就是嘉兴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信仰习俗和民间赛事活动之一。《秀水县志》、《烟雨楼史话》、《古禾杂识》中记载了当时南湖龙舟竞渡的盛况。1765年，乾隆弘历第四次南巡，重游南湖烟雨楼，龙舟竞渡赛事在民间掀起高潮。
祭龙是赛龙舟前的一项神圣仪式。6月4日一大早，南湖之畔祭龙坛举行神龙祭。幡旗招展、鼓乐齐鸣，点燃香炉，男、女两支舞龙队呈八字形排列……每年神龙祭与伍相祭是端午民俗文化节两大重要祭祀活动，神圣而庄严。
6月4日上午，江南烟雨中的南湖别有韵味，南湖“烟雨楼”与这样的天气真是相得益彰。2011中国嘉兴南湖竞渡――“五芳斋杯”浙江省首届体育社团运动会龙舟赛、嘉兴市第七届运动会龙舟赛开幕式在南湖会景园热闹举行。26支来自温州、台州等地的代表队与嘉兴本市的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瑞安市健身跑协会动感龙舟队发挥出色，喜摘公开组标准龙舟400米直道竞速赛和公开组标准龙舟7000米环河拉力赛桂冠，并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嘉兴端午子胥庙会于6月4日上午拉开帷幕，虽然大雨如注，但雨中来品尝新鲜小吃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直喊“早餐吃得太饱了，应该到这里来吃早餐啊。”台湾铜锣烧、泰国榴莲酥、重庆酸辣粉、温州小馄饨、武汉三鲜脆皮、苏州苏阿姨点心以及嘉兴的海宁宴球王、四角粽等天南海北的名吃在这里汇聚。
海宁宴球王总经理居民热情地请记者品尝，他介绍，海宁长安宴球王有着“飞鸟闻香化凤，游鱼得味成龙”之美称，拥有二百多年历史，已列入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还亮相世博会民企馆。为了让这道家乡名菜走向全国，居民先生毅然放弃了经营的广告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做大“宴球王”的事业中，如今这一名菜已进入大润发、欧尚、华联、沃尔玛等知名超市。
扔沙包、踢毽子、跳房子、抽陀螺、游戏棒、滚铁环……这些民俗童玩，勾起人们儿时记忆。在皮影戏剧园里，海宁江南皮影艺术团正在表演《闹龙宫》，观众兴致盎然，剧园虽是临时搭起的大篷，大雨哗哗浇在篷顶上，却有恍如在龙宫的效果。在剪纸区，6岁女孩陈钰玲正在剪着一只开屏孔雀，她从小就喜欢画画剪剪。当记者问她话时，她仍然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只得由爸爸替她回答。工作人员说，她剪的作品难度很高，是十二、三岁的难度，她在勇敢地接受挑战呢。
在嘉兴，端午节又被称为“粽子节”。千百年来，勤劳聪慧的嘉兴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粽子，有白米粽、红枣粽、赤豆粽、碱水粽等等。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规定为端午节的食品。如今响誉全国的嘉兴粽子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粽子大王”。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8
1汉服文化及汉服运动的深刻内涵
1.1汉服的起源与发展
汉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物质表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体系。汉服，也称作华服、汉装。始于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定于周代，形成冕服、冠服制度，而后朝代汉服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一直到明末清初时期，受到“剃发易服”的影响，汉服传承出现断层，长达300多年之久。《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3]。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汉服不仅仅是一件衣裳，还浓缩了纺织、蜡染、首服装、发式等工艺美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服包罗了平面结构、交领右衽、绳带系结、上衣下裳、宽袍大袖六大要素，中国古代服饰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服饰本身。汉服诠释着中华文化中的庄重典雅、天地合一、中和之美、尊左卑右、师法自然等伦理哲学内涵。其中朱子深衣作为一个重要的款式，深刻地融入了礼仪教化内容，在教育教学中成为传承汉服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1.2汉服运动的推广与现状
汉服运动是指以服饰为载体的文化复兴运动，系一部分思想较为先进的汉族人发起，以重现汉服这一传统民族服饰为出发点，从而复兴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运动[4]。2003年郑州一位叫王乐天的电力工人，身着汉服走向街头，该事件扩大为公共事件后掀起了汉服热潮，而后各地区汉服运动组织、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因此2003年被称为汉服元年，至今十六载。2007年“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将汉服定为“国服”的提议，2013年“两会”上，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张改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再次提出汉服作为汉族标准服饰的倡议。汉服运动不仅掀起社会热潮，得到了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影响到大学生群体，高校陆续成立汉服社。“淑女教育”“国学热”“古文社”等相继出现，部分高校将“孔子学堂”“汉服复兴”“礼仪学堂”引进校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在汉服运动推广热火的同时，对于汉服文化错误的认识也时有出现，比如“秀衣党”“皇汉”热，接踵出现的“汉元素”“中国风”等现代服饰，复古风不属于汉服范畴，汉服的正确形制和文化需要同袍们积极传播。
1.3汉服复兴的意义
服饰是礼仪的表象，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作为文化符号的代表蕴含了文化内涵和价值，也是交流的一种工具。汉服从黄帝时代开始到公元17世纪消亡，汉族人民至今都有着对自己民族服饰和民族标识的缺失感[5]。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意见》明确指出了“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汉服复兴增添了人们的自豪感、自信心，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国梦”实现的积极表现。
2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分析
2.1高职院校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加上家庭教育在传统文化上的不重视、氛围不浓厚的因素，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停留在中学阶段的基础教学中，加上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以及师资力量薄弱等情况，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缺乏。一方面，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礼仪风俗认识不到位，缺乏对传统礼仪风俗的重视和认可，对于传统文化、家庭、社会、个人社交等缺乏基本的素养和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哲理、道德、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民族的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融合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高职院校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浅层次上，难有共鸣。在高职学生中继续弘扬和发展中化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打造高尚的品格，提升团结合作意识，消除部分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6]。
2.2汉服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汉服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具有自我摒弃、自我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数千年汉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淀其中，不仅蕴含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哲学思想，还囊括众多非遗技艺，是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是大学生继续深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让大学生通过汉服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周边延伸的其他文化，培养相关兴趣爱好。学习汉服领域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情操陶冶、德智体美发展以及提升爱国主义情怀、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2.3高校汉服文化发展现状
在汉服热的推动下，当前许多高校成立了汉服协会、汉服社团，依托大学生社团，传播汉服文化、开展传统文化相关活动等到了部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汉服活动的普及面及受众团体较少，许多人缺乏对汉服的正确认识，参与汉服活动的同袍素质高低不一，同时在活动的创新模式上，由于学生的水平有限，很难有大的突破和亮点。此外，由于汉服的价格较一般服装贵，周边道具繁多，加上投入的经费难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3汉服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索
3.1创新活动形式，弘扬传统文化
党的“”报告中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新时期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上国”，衣冠是礼仪之始，汉服不仅包含了人文风俗文化、社会价值观，还蕴含着民族精神、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等内容。创新传统文化载体，结合汉服文化，对大学生进行“仁、义、礼、智、信”教育，利用重大节假日、开闭学式等庆典，通过汉服载体进而延伸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端午时节举办的汉服体验活动，如点雄黄、射五毒、观汉舞、做香囊、斗百草等展示传统民俗；七夕佳节，投壶乞巧、穿针引线、诵读经典、花灯许愿；中秋祭月，猜谜博饼话民俗；花朝节吟诗作对、画扇赏花……此外，通过成年礼、及笄礼、朱子敬师礼、中国华服日和汉服日等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身着汉服，行文明礼仪，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
3.2优化教育环境以营造文化氛围
汉服文化可以与茶道、绘画、舞蹈、花道、书法等结合，还可以借鉴“云汉服”[7]活动开展“责任担当““知书明礼”“心平性和”系列活动，增强素质教育，拓展文化传播途径。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合理安排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利用第二课堂、云课堂、微课等方式拓展学生的兴趣爱好，线下可以举办各类汉服比赛、知识能力竞赛。同时，结合云汉服教育，借助“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可以通过汉服文化普及国学、礼乐、德行等诸多传统文化内涵，运用自媒体、云概念、直播等形式将优秀文化精髓以及民族精神呈现，倡导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提升文化自信，深化责任意识，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3.3加强社团指导以引领教育示范
设立社团指导教师，立足弘扬传统文化，定期开展学术、讲座交流，通过文化管理提升同袍素质，普及正确的汉服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汉服社团的文化内涵体系建设，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除内部文化交流外，加强其他文化体系的交流合作，发挥各平台资源优势，规范正确形制、礼仪要点，打造一支有影响力、优质的文化传播团队。在活动形式上创新内容，除了开展传统节日活动外，可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途径，立足“一带一路”背景，结合汉服文化品牌，开发周边文创产品，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通过与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进一步提升社团水平，不断完善同袍素质。
4结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汉服文化独秀一枝，有别于其他文化载体，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实践性质。汉服多样化的形制、丰厚的文化内涵、蕴含的哲学伦理思想、审美观念等都对当今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古至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默默地流传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尽管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依旧广为流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高校应积极创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汉服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新路径，具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王莉萍,王芳.大学生流行服饰文化观及思想政治教育引导[J].青年探索,2016(6):84-92.
[2]任连军,衡若冰.汉服与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3):83-88.
[3]葛英颖,王艺璇.汉服的起源与传承[J].现代商贸工业,2017(34):66-67.
[4]施雅慧.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当代汉服运动的发展研究[J].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4(3):45-49，60.
[5]张祥轩.浅析汉服复兴的当代意义[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7):109-110.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9
近年来，人们对国学的研究力度越来越大，国学的兴盛对现当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为引导现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要认真分析国学兴盛的原因，了解现当代文学的不足，并对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进行考虑，下面就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国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发展历史
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国学已经深入人们的心中。在现当代文化发展初期，人们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逐渐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并且用客观的态度评价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不足之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观念，同时还包含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这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最为经典，对现当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作用及影响，首先，和谐社会的提出最早源自于儒家，同时近年来百家讲坛讲解的国学经典得到极大的反响，因此，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国学，科学的分析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并将国学和现当代文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学能为现当代文学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2.1 国学兴盛的主要原因
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学界中有很高的地位，国学的兴盛是符合我国文学界发展规律的，国学的兴盛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回归，这是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当今社会中，不管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构建和谐社会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而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优秀的道德文化，可以说我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的基础，因此，在文学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国学的兴盛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现当代文学存在的不足
现当代文化兴起以后，很多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学作品呈现娱乐化、商业化、低俗化的发展趋势，在现当代文学繁荣的背后，是一片繁杂的现象，如文学理念复杂、思想观念混乱、读者不理解现当代文学表述的内容等，这就导致人们无法正确的评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读者很难从中汲取到营养成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学传播途径也越来越广泛，同时网络文学也越来越兴盛，初步看这是现当代文学快速发展的体现，但网络文学的兴起并没有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人们接触文学的方式增多了，但人们学到的知识却越来越少。在很多情况下，作家创作并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娱乐口味，这就导致现当代文学作品内容越来越肤浅，文学作品的高雅品味也逐渐消失。
在现代文学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树立起理性复兴的旗帜，要求在发展现当代文学的基础上，用科学、利用的眼光看待国学，通过吸取国学的精华，将国学的正能量融入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中。现当代文学是在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要科学看待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相辅相成。
2.3 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随着国学的兴盛，很多学者认为国学极大的增加了现当代文学的压力，同时随着百家讲坛节目对经典国学的点评，人们对国学越来越热衷，这就给人一种错误，让人们错误的认为国学的质量要比现当代文学质量好很多。由于人们对国学的盲目推崇，不仅没有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限制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国学和现当代文学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学饱受人们质疑的情况下，现当代文学成为人们的情感宣泄，而当现当代文学处于低迷时，是通过国学复兴来促进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国学的兴起不仅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质量下降的一种警示，因此，在现当代文学低迷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国学的冲击。
3. 国学发展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引导作用
目前，现当代文学呈现出低迷的态势，而国学显示出的价值对现当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刺激，也促使现当代文学进入深层次的总结、反思中，这对改善现当代文学频繁出现娱乐性作品和低俗作品的现象有很大的帮助。在国学领域中，通过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能极大的增大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学也具备一些现当代价值，如帮助人们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目前，在现当代文学中，还缺少民族文化很身份，这就需要通过国学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要将确保国学能与时俱进，将国学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来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随着各种低俗作品的出现，现当代文学的危机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国学来帮助现当代文学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这也说明当文学走向虚无时，需要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引导，因此，要正确的看待国学的价值，通过国学的积极部分，来对现当代文化思想进行指导。由于在现当代文学初期，对国学的理解比较片面，这就需要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分析，这样不仅能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还能有效地避免西方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过度影响。所以，要全面的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精髓，从中汲取精华，并为现当代文化提供有效地服务，在国学的基础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有效地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能有效地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因此，“要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从而丰富现当代文学的内涵，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1]。现当代文学和古代国学一样，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我国文学领域中，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现代中国文化的全面建设，需要在国学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当代文化，并实现自我超越，实现国学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现代化，同时通过国学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能有效地促进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
4. 总结
目前，我国现当代文学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要在全面研究国学的基础上，实现国学现代化，并将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效地改变现当代文学现有的浮夸、低迷状态，从而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建设。
（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吴立颖.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07）：142.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10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的重要财富，对于少年儿童成长和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当在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以后，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应用同少年儿童的教育实现有机结合。[1]在意识到近些年来传统文化淡化的现象以后，要全面的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内容，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民族文化的宣传与培养。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1.少年儿童缺乏传统文化兴趣在针对当前我国少年儿童传统文化认识问题上，教育学者认识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较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对唐诗宋词的学习，少年儿童没有树立起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的意识与习惯。唐诗宋词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内容，如果对古代典籍中所包含的文化精神与内涵不能整体的体会，那么会导致学生失去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也会导致学生单单为了考试而学习的现象。2.学校教育教授方式单一在当前的中小学教材中有很多古代著作，但在教学形式与讲授方式上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影响了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学习与了解。[2]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著作本身，只按照考点来复习，缺乏对传统文化创新性的教学方式，都会影响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和效果。3.家庭教育习惯的淡化虽然有少数的家长能够意识到传统文化对孩子十分重要，也能在课余时间对孩子传统文化进行教育，但是多数家长仍然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想实现对少年儿童传统文化的教育，就应当实现对家庭成员传统文化意识的提高与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成长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
二、优化少年儿童传统文化学习的策略
（一）教育载体
1.深入挖掘家庭的潜力少年儿童当前正处在树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进行言传身教，是孩子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学习到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家长们可以通过阅读古典文学的习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来实现家庭中培养少年儿童树立传统文化学习意识的氛围。2.学校发挥纽带作用要想实现对少年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性，在德育教学工作中就应当传统文化的教学理论与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机结合，并写出适合不同年龄学生特点的传统文化教材，与此同时还要在少年儿童中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首先，要将古代名人名言贴在校园里，建设校园文化，将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进行结合。其次，要发挥少先队的组织与活动优势，将传统文化的教学与多姿多彩的教育活动相结合。第三，在校园内组织少年儿童兴趣小组，通过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提高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和故事感染少年儿童。[3]3.发挥社会的积极作用要想有效地发挥社会在促进少年儿童传统文化学习意识上的积极作用，就应当在教育行政部门上加强组织能力，将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将梳理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具有针对性的编写到相关的教育读物当中，以此来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经验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好地通过加强宣传力度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另外，在少先队日常活动中加强传统节日的宣传，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宣传与传播。还应当加强社会德育资源的整合利用，积极地将公益设施，如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进行有机结合，在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教育的完美结合。
（二）从教育手段入手
1.将传统文化与学习生活有机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经典故事数不胜数，主要包括古诗、民间故事、传统艺术等多种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在学习相关经典内容的同时学习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另外一方面，加强对少年儿童学习规律的分析，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和你的渗透到少先队活动的环节当中，在活动中帮助少年儿童获得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得学生能够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2.将实践与民风民俗感知有机结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根据少年儿童们不同的兴趣，有选择性地将传统文化内容与工艺在他们的生活中进行重现，这样能够引导学生在探究与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学习，不但学习到了传统文化，更在实践过程中完成了对民风民俗的理解。我国许多民风民俗都与传统节日相关，我们可以在这些节日来临之时，组织相关的主题活动，与少年儿童们一起过节，大家在一起可以动手制作传统食品，如粽子、汤圆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帮助少年儿童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对民俗民风有所了解，这样一来能够促进少年儿童在民族文化熏陶下长大，从而引导少年儿童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与珍惜，更好地将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总之，在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少年儿童的学习特点和成长状况进行尊重，在教学活动中要营造出轻松、和谐的氛围，从而引导少年儿童能够自主学习，主动的感知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徐蓓娜.互联网让传统文化教育生动起来——以“传奇丝路”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为例[J].少先队活动，2016（01）.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11
关键词：
中国抒情传统;艺术特质;自洽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域外华人学者在中西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框架下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传统确立为一种“抒情传统”，并在对此传统的阐释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续的学术传统。“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从蕴生到显题，已经绵延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制约下产生的知识产物，一定有属于那个历史时期的诠释语境。正如陈国球所指出，中国抒情传统论述“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在‘现代状况’下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归属及其意义的省思”。［1］(P31)时过境迁，其诠释视域的遮蔽无疑已昭彰。基于此，本文拟从自己拈出的“艺术特质”这一艺术范畴出发，接续当下学界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反思，探究“抒情传统论”的指涉范围，从而希望在对“抒情传统论”的转拓及其理论自洽有所裨益的同时，为中国诗学体系的建构以及中国古典诗学“异质性”的甄别贡献一些具体意见。
一、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省思
20世纪70年代，留美学者陈世骧首先标举中国文学是有别于西方以戏剧、史诗为主的“抒情传统”。陈世骧于1971年发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在中西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框架下，正式提出“中国的抒情传统”这个论题:中国文学的特质即在于“抒情”。此一特质普遍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各种文类，并形成源远流长的传统，故称为“抒情传统”;它恰与西方以希腊史诗、戏剧为主的“叙事传统”形成对比。这一观点见于他的几篇论文:《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继而，同在美国的高友工做出进一步的扩展，构建起涵盖多个艺术门类的“中国美典”架构。嗣后，孙康宜、林顺夫分别从断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吕正惠以及余宝琳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刻画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形成与演变;张淑香则对此一传统之本体作了思辨。［2］于是，再加上柯庆明、郑毓瑜、萧驰、宇文所安以及浦安迪等人对此研究领域的广泛拓展，中国抒情传统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所承袭的学术传统，“抒情传统”成为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如此，由于“抒情精神”的求索恰是现代西方文学的一种重要倾向，在“现代主义”的“前卫”中占有一席，是故，陈世骧等现代学人，通过与西方文学传统比较对照而建构的“中国抒情传统”，又为中国在文学的世界地图中找到了一个值得尊重的位置。［1］(P25)然而，时过境迁，其诠释视域的遮蔽已昭彰。
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历史起点，陈世骧认为“始于《诗经》”。“《诗经》之后，在中国文学上是动人心魄的《楚辞》，或称楚的悼亡诗。……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形。”［3］1986年，蔡英俊出版《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一书。在书中“‘抒情自我’的发现与情景要素的确立”一节中，蔡英俊接受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的基本观点，但又从“古诗十九首”的个人抒情特质、魏晋的时代环境与文人的生命存在意识以及“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辨析出发，将“中国抒情传统”的历史起点修改为“起于古诗十九首”。蔡英俊认为:两汉时期“本于政治教化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情志”，根本无法彰显“‘诗三百篇’中原有的情感性质以及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的表现手法”，“《诗经》和《楚辞》的传统在汉代基本中断了，而《古诗十九首》的传统却延续了一千又七、八百年。”［4］继而经过吕正惠、张淑香等人的建构，大抵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抒情传统在汉、魏、晋的发展，是趋向以‘叹逝’的角度去观察大自然，‘从而赋予大自然以一种变动不居、凄凉、萧索而感伤的色泽’。尤其古诗十九首几乎成为‘悲观主义之祖’，也是后来魏晋诗的基调，更进一步说，悲哀的诗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然，就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主流。”［5］(P36)因为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目的是为了凸显中国文学的特质及价值，进而与希腊史诗、戏剧进行“平行比较”，其后的论述虽然转入了中国文学的内部，但中西架构下的“中国抒情传统”的基本视角却没有变，所以，这种“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就比较着重诗人主观与自我情感的发抒，于是就有了蔡英俊等人“悲哀的诗人所看到的悲哀的自然，就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主流”这一看法，进而衍生了“中国抒情传统”真正历史起点是《古诗十九首》这一论断。综观陈世骧以降有关“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他们大多强调内在主观心灵的优位性，相对将外在于人的“物”，仅视为诗人情感的寄托，“‘物’是为了‘情’而存在，并且是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5］(P37)但问题是，难道中国抒情传统除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通过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彰显个体自我的发展过程这一线索之外，就没有其它的理论与实践吗?汉儒针对《诗三百》极尽“法度”性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这一批评系统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的塑成难道一点作用都没起吗?在两汉，经学大部分时间属于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而且在以后的封建王朝中继续扮演着这一角色。那么，演进在这一文化系统的中国抒情传统难道不受到它的选择和建构吗?我们以为，陈世骧以降蔡英俊等中国抒情传统论者的阐释忽略了中国诗学传统建构后的广阔文化背景，不但将中国抒情传统的演进单线索化了，而且还忽略了两汉这一所谓表现社会群体意志的时期对于建构中国抒情传统的重要性。
在《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建构以论“诗美典”的多面向变迁与丛聚状结构》一文中，颜昆阳认为“抒情传统论”的根本“负面”问题在于“这种论述是建立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两个相对的基本概念上，即设定了中国文学的某一范型以与西方文学的某一范型加以比观，而指认彼此的差异;此一差异就是它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回到中国文学的本身来看，却可由《诗经》推扩为全体中国文学的‘普遍性’”。［6］(P738)正是这一“覆盖性大论述”单线化了中国文学史的多元诠释。基于此，颜昆阳提出“中国‘诗美典’的变迁与结构，不能仅由一个‘抒情传统’获致完全的诠释。它所呈现的是‘多面向变迁’和‘丛聚状结构’”。［6］(P771)进而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应该“从‘布体’的典律性文本开始，尊存各种不同文学体类的历史他在性，而逆溯地进行诠释其发生、构成因素、美感特质、社会文化功能及各自相对性的价值等议题”，［7］对此，颜先生称之为“完境文学史”。笔者认为，颜昆阳的论析确实是触及了“抒情传统论”负面价值之根本。但问题是，包括颜昆阳在内的开创者、继踵呼应者、反思者都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这样一个问题:抒情精神或者是抒情传统只是“平行研究”视域下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异质性”层面。借用颜昆阳先生的说法，“抒情传统”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应该只是“相对普遍的物性本质”，［6］(P756)而不归属于“艺术本质”范畴。然而，许多论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将此一论述上升到了绝对普遍本质层面，这样，该论断自然也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抒情传统论”不能理论自洽是因为对它的指涉范围认识混乱所致。
二、艺术特质
艺术特质，是笔者基于中外抒情传统，兼及内在感情活动与抒情活动机制尝试提出的一个艺术范畴。我们认为，在本质与特点之间还有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即为特质。本质力图把握所有，而特质则未必时时显现，但却又在一般层面参与构建，从而比特点高一级别。基于此，我们认为，在艺术本质层面把握所有与艺术特点的一般性显现之间的那个层面即为艺术特质。
艺术特质是建基于一系列连续进行的同时性描述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首先，艺术特质是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某一时段艺术显现特点的“同时性”概括。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是否会有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诗人往桌前一坐，拿起笔和白纸，凭其特殊的创造本领，一下就写出一首诗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诗歌只能从其它诗歌中产生。约而言之，作家创作的“视域融合”要受三重结构性关系限定。首先，社会结构中的作家，不可避免要隶属于某一整体性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情境。李白不能提笔写出“十四行诗”，莎士比亚不会创作律诗和绝句，这是不可逃避的“地域民族”限定。正如布鲁克斯所说:“当一个词在一首诗里，它应当是在特殊语境中被具体化了的全部有关历史的总结。”［8］例如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江淹《别赋》)中的“南浦”一词已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表达离愁别绪的常规用语;“章台”不再是汉长安的街名，而成为“柳”的别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王粲《七哀诗》)，“灞岸”是表达“折柳送别”、“喟然伤心”的惯用语;而“香草美人”则是屈原以来用以表达“志洁行芳”的个人情志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学表现，等等。潜藏着“历史痕迹”的语词不断地填充着中国诗歌结构中的空项，于是，创作才成为可能，当然，创造也就不会漫无边际。其次，作家都从属于某一社会阶层，他只能在阶层限定的“视域”中，选择、认定某些由“文化传统”和“社会阶层”所形塑的价值观。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9］可见，只有那些承受着相同文化遗产的阶层，才会一致认同“符码”背后所指涉的价值体系。作家的创作展演，递衍的正是所属阶层的文化精神、价值理念。换言之，作家所属的“社会阶层”要“如影随形”地限定着进入其意义视界的“符码”或符号系统。最后，从选择性角度而言，作家由于文学观念及活动所自主选择、承受的“文学传统”与“社会交往”的不同而相应地归属于他认同的“文学社群”。尽管“传统”一词，往往具有“规范性”，隐含了允许、要求、建议、期望同样行动的信念，但是，由于文学传统是大时代里多种声音的汇集，塑成的“美典”是多面向的变迁，所以，自己的感怀或目的于其中的文学家会基于“同理心”的共鸣，选择与己相默契的“符码”系统展演主体生命的起伏悸动。正是基于上述这三重“结构性关系限定”的彼此叠合、混融、交涉、衍变，文学传统才得以绵延，多样化文学史景观才得以构建。由于作家创作的“视域融合”要受“地域民族”、“社会阶层”以及“文学社群”这三重结构性关系的限定，所以，作家的创作一定会打上前后相继的形式特征。由是，艺术特质能够让我们看到同种形式的历时共继，看到某一阶段积极保留下的或被动保留下的那部分文学传统。与此同时，艺术特质又不是消极被动的艺术结构，而是能够自我调节，起艺术构成作用的。文学生产中，艺术特质能及时“转换”以对新的经验做出反应，不断地整理加工新的材料。艺术特质不是静态的，它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调节者。艺术特质的转换、构筑使得彼此均无其独立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形成新的结构，从而形成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作品。由是，艺术特质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形式的创新性，亦即它也有一个前后相续的“历时”发展问题。要言之，艺术特质绝不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它是建立于连续进行基础上的一系列“同时性描述”。谈到“传统”，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有过这样一种意见:“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现象的总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重新思考在同种形式中的历史的播撒;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有了传统，就能把新事物从常态中区分出来，并能把新事物的长处移交给独特性、天才、个人的决策。”［10］揆之以福柯对“传统”的界定，不难发现，艺术特质是文学传统得以塑成的最重要因素。艺术特质的参与建构，使过去和现在得以中介，使得民族文学呈现出连续样态，彰显出自己的特点，从而让我们得以在剥落差异性的时候把握其“同一性”。与此同时，艺术特质又并不抹杀创新，阻遏艺术的发展。艺术特质的图谱是多重的，它能够因应时代，及时“转换”，对新的生态会做出积极的反应。是故，艺术特质不但不会遮蔽个体的光芒，而且会让个体天才的光芒成为时代、民族艺术的一部分。
三、艺术特质视域下的中国抒情传统多面向变迁
艺术特质的参与建构，使得某种范式历时共继，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有意味”的范式使过去和现在得以中介，使当下行为得以发生，于是，在历史的递延中民族文学传统得以塑成。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兴象”就具有诗学质素意义，是显现于抒情实践的具有“同时性”的诗性之特质。“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可情感本身不具有抒发性，所以，中外诗艺都是借助于外在的“象”来抒发主体的内在情思。但是，天人合一的悟觉思维模式却使中国诗艺当中的用“象”行为呈现为兴中取象，象中有兴。“象”于诗情的抒发，在与情感联系的背后不是出之以逻辑思维下的推理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景情”似的迁就关系，于是，“象”便具有了一种当下的情境性。“象”没有像西方诗歌那样，被从直接与可感的背景中抽取出来，而是挪位到心里去充当一个被沉思的对象，“象”的背景，出现在中国诗中是含有“情”的“景”，而在西方，“象”却被塑成“得意忘象”的述情手段而被普遍地使用。于是，我们诗艺当中的“象”，并没有止于借意象以述情，而是在触物感兴的基础上导向了一种意味不尽的“兴象”境界———情境互动，“象中有兴”，由象生意，由意转情，“物色尽而情有余”，“情有余而味不尽”，“象”生发出了一种余味不尽的境象之美。［11］抒情文学的本质乃是一种物我情境互动之下的主观抒发。揭橥“兴象”的美学特质和艺术精神，不难发现，“兴象”这一诗学范畴能够引领我们把握中国抒情诗艺物我情境互动中主观情感发抒层面的艺术特质。因此，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兴象”具有诗学质素意义，是显现于抒情实践的具有“同时性”的诗性之特质。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兴象”只是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而不是在本质层面限定了所有。因为就本质而言，它应该显现于整个中国抒情传统，但很显然，这一点并非此范畴所能有。是故，“兴象”只是一个层面元素，在中国抒情传统中它扮演的是诗学基本质素角色。
陈世骧以降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者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建构实际上为“中国抒情传统”建立了一个属于创作层面的“感兴”论述。这种论述“强调创作者与自然万物、人物事件彼此的触然相遭、同情共感”。［12］揆之以“兴象”这一艺术特质，我们认为，“中国抒情传统论”中的“感兴”论述确实把握到了中国抒情诗艺物我情境互动中主观情感发抒层面的艺术特质。但是，中国抒情论者以此为基准认为从“叹逝”的角度去观察大自然表现大自然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主流，两汉时期“本于政治教化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情志”，根本无法彰显“‘诗三百篇’中原有的情感性质以及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的表现手法”，“《诗经》和《楚辞》的传统在汉代基本中断了”，则是把中国抒情传统单线索化了。
首先，这一论述忽略了中国抒情传统建构后的广阔文化背景。对于一个群体或民族来说，文化是一种结构，一个系统，它往往在“在”的地方以“不在”的形式规范着群体成员的思维与行为，同时迫使个体接受一些经过不断诠释赋予而被视为客观范畴的观念框架、有效规则以及模式。是故，艺术特质的塑成，离不开文化与理论话语的共谋。就中国抒情传统来说，早在《诗经》时代，礼乐文化即塑成了“和合”这一艺术特质参与诗人情感的发抒。殷周革鼎，周代精英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于是，周公“制礼作乐”，把这种寻绎于历史变动的文化思考摄入传统礼乐，从而使传统礼乐涅槃升华，有周一代，“郁郁乎文”。礼乐文明一方面用“礼”来制约和规范“乐”，另一方面也用“乐”来辅佐和推广“礼”。周人的礼乐文化既要恰如其分地宣扬“礼”，又要愉悦和陶冶人的情操，从而通过“乐者敦和”与“礼者别宜”的相互配合，达到“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理想状态———“和合”。这样，周人便在演礼奏乐当中，实践着自己的德行，演绎着自己的德行。因此说，周朝的社会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道德性团体”。《诗经》三百篇，首先所抒发的情感即是立足于这一“尚德”思想背景下的，人作为宗法社会成员，以伦理情感为旨归的情感言述。这一特征主要显现在大雅和颂诗之中，作为正风、正雅的周召二南也部分地物化了这一情感特质，而“变风变雅”则在悖离中昭示了一种新的言情机制的转变。“变风变雅”时代，抒情主体开始觉醒，诗人们直接介入外在情境，直接抒泻着自身的喜怒哀乐。周人开始摆脱群体歌唱和歌唱群体，他们逐步走出自己的宗法位置。“变风变雅”昭示的是一场抒情诗人群体“私人化言说”的开始。不过，他们悲愤，他们哀怨，他们迷狂———虽然说他们已经走向了个体人性的光辉演绎，但是，“变风变雅”当中的周人依旧徘徊在宗法伦理社会的位置之中。两汉时期的诗学建构，“政治的要求，也即是如何使三百篇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以达到巩固汉家统治的目的，一直是一个被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两汉御用的诗经博士们，最焦灼的无过于如何在三百篇中幻化出一个切合汉天子意志的‘法度’来。”［13］职是之故，两汉诗学的生成，内蕴着意识形态的共谋，“文化性”的默契。从我们对《诗经》情感言述的揭示来看，《诗经》首先言述的是立足于“尚德”思想背景下的，人作为宗法社会成员，以伦理情感为旨归的群体志意感受。这样说来，两汉阅读视域下“本于政治教化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情志”归约，并非是对三百篇的完全背离，它应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两汉士人在《诗》艺基础上的一种积极建构。换言之，两汉阅读视域下的这一建构应该是《诗经》诗学传统构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透过两汉抒情实践的考索，我们发现，从“变风变雅”扬起的这场“私人化言说”，个体情志之关注，一方面在两汉解诗中并没有完全缺失，而且，两汉士人，以赋这种文体，进而是赋与诗的互动中来寻绎人生个体价值之安放，更是对“骚人”以“诗”“言一己穷通”的一种接续。
从“和合”图谱中的言志诗艺来看，两汉“本于政治教化的社会群体的共同情志”，也并没有导致个体情感在诗学诗艺中的缺席。先秦时期的言志诗艺可约化为两个主体中心，一是以创作主体为中心，从群体普遍感受之志演进为私人专有内在之志;一是以阅读主体为中心，从偏向于现实运用的情境意义演进为对普遍义理的建构。两汉士人接续这两个中心，就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继续展开思考。彼时，崛起于先秦时期，“高置位置”的士人阶层与皇权博弈后达成共谋。于是，两汉社会实践主体———士人，接续原始儒家诗学的道德化诉求，并将之系统化，为巩固汉家的统治机制服务。总体而言，两汉阅读视域下的言志要求是，“志”之倾泻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因为这一和合导向，既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是汉家统治所亟需，而两汉士子群体之意志与要求又由此得到栖居与满足。所以，这一诗艺诉求在两汉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了诗学主流。不过，政教视域下的义理关怀并未完全淹没主体心灵的跃动。阅读体认中，毛派诗学的《诗大序》将文学功能当中的政教诉求推向了极致，但它所阐发的言志诗艺却并未因此就完全皈依了政治而罔顾“志”的情感性。实践创作中，汉人接续屈、宋将生命历程呈露于辞的言志诉求，在赋与诗的互动中，继续追问着人生价值的皈依，个体情感的安放。最终，两汉言志诗艺就在实践创作与阅读体认的相互交荡下，将文化结构中的人文境界跃升为艺术境界，生成了一种不假乎外求，只关注着内心情意的自适，自言自语，自彰自明的言志诗艺。不仅如此，将“兴象”诗艺放到先秦两汉的抒情实践中寻绎，我们发现，《诗经》《楚辞》以来，景情互动，兴会取象，借助自然景物“感发”以起情的这一“兴象”诗艺在有主名的汉诗、无主名的乐府以及古诗中均得到了继承，并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中塑成了“泣鬼神，动天地”的艺术表现力。而就理论建构而言，两汉时期，“毛公述传，独标兴体”，首次将“兴”从用诗领域扩展到诗的创作，将“兴”移用至诗学领域。就批评视域移易而言，先秦时期“诗可以兴”的用诗方法在毛公追问所谓“作者本意”的语境中生成了“兴也”这一作诗方法而将“兴”的立论发言位置转向了“作者”。总体说来，《毛传》对“兴”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但是，“超概括”的习惯性心理使得以喻释兴成了汉人的普遍做法。而政教视域下的义理关怀又是两汉诗学的“前理解”。于是，“兴”在两汉兴义论述集大成者郑玄的语境中便具有了政治寄托、道德寓意的内容。郑玄的兴义论述视域完成了“读者”向“作者”的移易，兴在郑玄的笺注语境中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兴喻。进入六朝，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弱化，普遍的道德理性主体转为个殊的审美才性主体。原来统摄在道德主体价值观念世界中的自然万物，也从两汉的譬喻世界得以释放出本来面目，由自然景物所引起的情意经验得到强调。换言之，被汉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的情意与自然物象间纯为美感经验的“感发”获致了论者的注意。于是，六朝时期的“兴”义也就由先秦时读者对作品的“感发”转向了“作者”对自然景物的“起情”、“感发”。这时候的“兴”不再是一种譬喻的语言工具，而是“兴中取象”的一种表现方式。依藉着这种表现方式具现为作品后，作品语言便独立为一个可以唤起读者直觉感性经验的美学意象。于是，“兴”又获致了“文已尽而意有余”这一美学内涵。将蔡英俊等人的“感兴”论述放到这一理论背景下来寻绎，不难发现，两汉的“兴喻”论述显然应该是“中国抒情传统论”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抒情传统论”中的“感兴”论述确实把握到了中国抒情诗艺物我情境互动中主观情感发抒层面的艺术特质。但是，这一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物”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实际上，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情貌无遗”，“求物之妙”的传统。“体物”最初是由魏晋时期的著名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拈出的。他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和“赋体物”这两个范畴。按一般性的理解，“诗缘情”和“赋体物”分别指的是诗与赋的不同文体特征。而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我们发现，中国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批评中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体物”问题。随物婉转，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诗艺不同于“言志”“缘情”主导下的“感兴”论述，它是在“物”的层面来回答“物”的准确描摹、传达问题。是故，中国抒情传统除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通过借助自然景物以起情，彰显个体自我发展过程这一线索之外，还有一个“物”之准确再现描摹，“求物之妙”的诗学诗艺传统。《诗经》时代诗人即以“赋”法开始了“体物”。《诗经》以后，“体物”诗艺不断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建安以下，直到齐梁，“体物”诗艺已经塑成为一种诗风并见之于诗评，其具体表现就是钟嵘、刘勰、颜之推等人笔下“尚巧似”、“形似”等这些论断。而钟嵘的赋之界定，注解着五言诗“尚巧似”的创作实际，绾合着情、物两端，以“称物”为终极旨归，更是使得“赋体物”完成了向“体物”诗艺的过渡。汉魏六朝，“体物”诗艺力图“巧言切状”，曲尽物貌，以使“情貌无遗”。而当这一诗艺传统经过诗人的努力取得卓越的艺术效果后，杜甫以降，诗人们又开始摆脱“尚巧似”的传统，力图在“道艺不二”的指导下“求物之妙”，亦即由“体物”走向了“禁体物”。“禁体物”，既非禁止“体物”，亦非不作体物语，而是禁用世人熟知的“体物”语言。而将欧阳修、苏轼的这一“禁体物”的倡导放到两宋追求诗歌创新、语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考索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一求新求变是“宋调”形塑中的重要一环。对此，宋人已有自觉的理论认识。朱弁的“体物”诗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诗学诗艺传统中的“体物”诗论。两宋以降，将“体物”作为一种诗艺手法来研究，元人陈绎曾的“体物七法”最为详备。而明清时期的“体物”诗艺，沿着两宋的“求物之妙”，一直强调体物之妙，贵得神似。要之，随物婉转，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诗艺是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诗学诗艺中的“体物”传统，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来说是一个重要补充。我们要在艺术特质层面来阐释中国诗学中的“体物”传统。
四、结论
综上所述，艺术特质是反思“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有效凭藉。中国抒情传统论不应该成为一个单线索的“超概括”，它不能以一个面向概括中国抒情美学的多面向变迁。就艺术特质在中国抒情实践的呈现来看，蔡英俊等人构建的“感兴”论述属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相对普遍的物性本质”，而不应该归属于“艺术本质”范畴。进一步言之，“抒情传统”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也应该只是艺术特质，而不应该归属于“艺术本质”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本质与特点之间来尽量呈现中国抒情传统的多面向变迁，否则，将之纳入“一般和普遍”的本质视域，极易造成虚假的“超概括”，从而影响“中国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自洽及其概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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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兴起篇12
第一，包容性。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思维和具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谦和包容，对外来文化采取立足本土、兼取其长的态度，表现出有容乃大的博襟，是我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务实性。几千年来，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即是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务实的态度带领历代中国人民不断探索。
第三，德育性。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德育为先，强调扬善抑恶、育人品行，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强调自然科学为主。如果把西方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为“德性文化”。
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人才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力量。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在思想上向党和国家积极靠拢。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大学生具有较大可塑性的特点，他们的思想意识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理想信念模糊。理想信念是支配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是党和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需要，是关系到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理想信念大体健康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潮开始冲击大学生的思想，致使他们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人生目标混乱，有的甚至放弃梦想，从而导致理想信念模糊。
第二，价值取向扭曲。当代大学生是在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常常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个性。以自我为中心导致在生活中不懂得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个人本位思想较重，把个人的自我追求放在首位，看重功利，扭曲了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社会责任感缺失。在老一代人眼里，大学生群体应该是心系祖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莘莘学子，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处于“不损人”尽量“利己”这一层面，过分强调自身利益，没有回报社会、关心他人的意识，严重缺失了社会责任感。
第四，诚信意识淡薄。当前在很多高等院校中，缺失诚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学生考试作弊，用各种手段骗取奖学金，这些行为都给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诚信意识的建立关系到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同样也关系着祖国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根基，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之力兴学子正气，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对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传统文化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强大的民族自尊心来源于优秀文化的积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精神，是我们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动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大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稍不到位就容易使其产生无所适从、不思进取的想法，理想信念容易动摇，因此，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必须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以使大学生在追求理想中坚定信念，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第二，传统文化有助于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影响着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帮助他们体会人生的真谛，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民族国家意识，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观，这些可以激励大学生明确肩负的历史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不懈努力去回报社会。
第四，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正确的诚信观。对公民进行诚信教育是必要的，对大学生进行诚信观的培养更为迫切。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诚信意识，强调人无信不立，号召“诚心者，天下之结也”，这些观念能够引导大学生在多元化社会中坚守诚信，求真务实。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实现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加以利用。然而，如何让传统文化更具有现代性和更贴近生活，帮助学生更容易掌握，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传统文化的渗透，不能是一种强迫式的传授，而应该循序渐进地渗透，让大学生自觉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价值。
第一，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培养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要由浅入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校是最主要的文化教育阵地，大学里的各种话剧社、曲艺或者戏曲社团都深受大学生的喜爱，通过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社团活动，能够更好地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如组织学生观看一定数量的经典影视剧，让学生亲自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发现其中的价值，从而提升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利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来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第二，实现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学校可以开设一些传统文化基础学科，例如设置历史、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且能够增强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
传统文化的兴起篇13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 [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 “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快感，生理快感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性功能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性功能，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
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 “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 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