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从业前景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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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从业前景实用13篇

时间：2023-08-06 10:46:16

银行从业前景篇1

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正如Kaplan and Minton（1994）所言，引入银行背景董事，可以提升董事会的公司治理水平，特别是董事会在金融方面的专业能力会得到改善。

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即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相同的专业能力。显然，这与中国的现实逻辑并不相符。Chen et al.（2010）认为，中国不同类型的银行存在异质性。而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昭示着他们之前在银行工作中的专业能力的塑造过程。因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其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的塑造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可能导致银行的业绩和效率也存在差异。Berger et al.（2009）和Lin and Zhang（2009）发现，中国的五大行和非五大行在业绩和效率上具有差距，前者低于后者。这意味着，五大行由于是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员工专业能力的塑造上，可能有别于非五大行，导致来自五大行和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通过选取公司的可转债融资行为作为研究事件，将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分为五大行和非五大行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Fama and Jesen（1983）认为，董事的作用分为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然而，银行背景董事在履行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上是否恪尽职守，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争议。Adams and Ferreira（2007）指出，银行背景董事在咨询功能方面的过多时间投入，会影响其监督功能的发挥。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银行背景董事在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上可以同时兼顾，两者都得到了有效发挥，如Morck and Nakamusa（1999）和Byrd and Mizruchi（2005）的研究。因而，对银行背景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的考察，也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

本文使用2003-2012年中国市场上进行可转债融资申请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来自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是否被证监会审核通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来自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上，两者都不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主要来自于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并且，发挥的作用有限，仅体现了其咨询功能，而非监督功能。

本文的贡献：（1）根据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将银行背景董事分为五大行和非五大行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拓展现有的文献研究；（2）从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考察银行背景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为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是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它不但代表股东对公司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对公司重大的投资经营进行决策，提供咨询职能。因而，董事会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来履行其职能。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聘请具有专长的外部人员进入董事会，完善和补充公司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Fama and Jesen，1983；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大量的经验文献表明，让具有银行从业背景的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可以让公司的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即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相同的专业能力。显然，这与中国的现实逻辑并不相符。

Chen et al.（2010）和Jiang et al.（2013）认为，由于目标函数不同，中国的五大行与非五大行存在异质性，在效率和业绩上表现出有差异性，即五大行低于非五大行。而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昭示着他们之前在银行工作中的专业能力的塑造过程。因而，不同类型的银行，ζ浯右等嗽钡淖ㄒ的芰Φ乃茉炜赡艽嬖诓钜欤从而导致银行的业绩和效率也存在差异。

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相对于非五大行，五大行面临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五大行更多的关注对国有困难企业和国家重点支持产业的信贷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让五大行在这些方面没有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则履行银行的职能，从而使得五大行的从业人员在金融能力上的塑造被削弱。同时，由于社会公共责任在五大行的目标函数中占比相对较大，从而也让五大行的从业人员在主动提高个人的金融能力上失去了应有的激励。

第二，相对于非五大行，五大行受到的政府干预更多。五大行直接受国家控制，经理人是由中央政府指定或委派，公司治理水平相对不高（Jiang et al.，2009）。由于经理人的选聘没有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因而五大行经理人的金融能力可能与其岗位并不一定相匹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银行的其他从业人员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降低了他们进一步提高个人能力的动力。并且，五大行经理人的个人目标，更多在于追求其在政治上的仕途发展（Shleifer and Vishny，1994），这也削弱了他们在金融能力塑造上的激励。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研究样本的分组描述性统计。为了比较通过组与未通过组样本的差异，我们对相关的特征变量进行了均值检验和秩检验。结果显示，具有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的公司BankBig5，在通过组的占比为0.1923，与未通过组的比例0.1733没有显著差异。而具有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的公司BankOth，在通过组的占比为0.2051，显著高于未通过组的比例0.0133。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可转债申请被证监会审核通过的概率，可能与公司是否具有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有关，这有待于后面的回归分析检验。此外，通过组的国有企业Soe的占比为0.8076，显著高于未通过组的比例0.6667。并且，通过组的成长性Growth和公司规模Size，都要高于未通过组。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假设H1的检验

为了考察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被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我们采用了Logit回归方法进行了检验。

表3报告了银行背景董事与可转债审核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对证监会审核通过Approv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两者的系数差异检验报告于表3的底部。结果显示，BankOth与BankBig5的系数差异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经验数据表明，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申请被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可能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则没有产生影响，并且，两者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而说明他们发挥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假设H1得到支持。

从表3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只有公司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规模影响可转债的审核通过。

2 假设H2的检验

银行背景董事的咨询作用和监督作用，两者都可以有利于可转债申请被证监会审核通过。尽管表3的结果可以说明，咨询作用提高了可转债申请被审核通过的可能性，但并不能说明是否是监督职能发挥了作用。由此，本文从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表现来对银行背景董事的监督作用进行检验。如果银行背景董事发挥了监督职能，则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会有好的变现，否则就不会有好的表现。

表4报告了银行背景董事与可转债业绩的回归结果。可转债业绩，采用可转债融资后三年经行业调整的总资产净利润率IARoa的平均值来衡量。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和盈余管理Da等控制变量，与上述模型的定义一致。

从表4的结果看，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对可转债业绩IARoa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并且，两者的系数差异检验也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的监督职能都没有发挥作用，导致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没有好的表现，本文的假设H2没有得到支持。

（三）进一步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分析可能遭受来自银行背景董事自选择问题的内生性影响。Kroszner and Strahan（2001）研究发现，在美国市场上，银行背景董事青睐于那些规模大、发展稳定而财务风险低的公司。

由此，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我们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在第一阶段，估计公司具有银行背景董事的概率，得到自选择系数Imr ，再将Imr放入第二阶段可转债审核模型和可转债业绩模型进行回归。

在Heckman的第一阶段，参照Kroszner and Strahan（2001）的研究模型，估计公司具有银行背景董事的概率，具体如下。

模型（2）中的因量Bankdirector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具有银行背景董事，取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国有企业Soe、支持性行业Support、公司业绩Roa、资产负债率Lev、成长性Growth和公司规模Size，与模型（1）的定义一致。Controlshare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Boardsize衡量董事会的规模，Tangible是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Capexpend测量资本支出占公司的比例，Shortdebt为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Year fixed effects是年度固定效应。

表5是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看，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Tangible和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Shortdebt，与公司具有银行背景董事的可能性负相关，而成长性Growth和公司规模Size有正相关关系。

在第二阶段，将自选择系数Imr纳入模型后，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在审核模型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在业绩模型的回归中，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并且，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也与上述一致，BankOth与BankBig5在审核模型里有显著差异，而在业绩模型中没有显著差异。两阶段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的结论，即仅有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可转债融资方案的审核通过上发挥了作用，而在可转债业绩方面，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都没有发挥作用，表明咨询职能在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身上得到了发挥，而监督职能却没有得到发挥。

（四）稳健性测试

为了考察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如下测试。

1 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之前采用哑变量衡量，在这里以连续变量衡量，即以他们各自在公司的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来测量，回归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结果与前文的一致，采用连续变量衡量的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只在审核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在审核模型和业绩模型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稳健。

2 在可D债业绩上，不同于之前的衡量，在这里采用可转债后三年经行业调整的总资产经营利润率的平均值来衡量，以控制线下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从表7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到，即使采用可转债后三年经行业调整的总资产经营利润率的平均值IARoa1来衡量可转债的业绩，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Big5和非五大行银行背景董事BankOth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尽管受到学术界的争议，但是对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是否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学术界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考察。本文根据中国的金融环境，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使用中国市场上2003-2012年进行可转债申请的公司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来自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是否被证监会审核通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来自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上，两者都不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主要来自于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并且，发挥的作用有限，仅体现了其咨询功能，而非监督功能。

本文的启示：（1）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会受到其来源的影响，因此，在塑造银行背景董事的能力上，各大银行都要引起重视，特别是五大行。（2）银行背景董事在可转债融资中只发挥了咨询职能，而没有发挥监督职能，这可能与公司的治理环境有关，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促使他们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优化公司的治理环境，是当前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刘浩、唐松、楼俊，2012：《独立董事：监督还是咨询？――银行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信贷融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141-156.

祝继高、陆i、岳衡，2015：《银行关联董事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吗？――基于产业政策的分析视角》，《管理世界》，第7期：143-157.

Adams， Renee B.， and Daniel Ferreira， 2007. A theory of friendly boards. Journal of Finance， 62（1）：217-250.

Berger， Allen N.， I.Hasan， and Mingming Zhou， 2009.Bank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in China：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33：113-130.

Booth，J. R.， and D.N.Deli，1999.On execu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outside director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5：227-250.

Byrd， D.T.，and M.S.Mizruchi，2005. Bankers on the board and the debt ratio of firm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1：129-173.

Chen， Hanwen， Jeff Z.Chen， Gerald J.Lobo， and Yanyan Wang，2010.Association between borrower and le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48（5）：973-1014.

Chen， Kevin C.W.， and Hongqi Yuan， 2004.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ounting-based regulation of rights issues. The Accounting Review，79（3）：645-665.

Dittmann， Ingolf， E.Maug， and Christoph Schneider， 2010.Bankers on the boards of German firms： What they do， what they are worth， and why they are （still） there. Review of Finance，14：35-71.

Dong， Yizhe， Chao Meng， Michael Firth， and Wenxuan Hou， 2014.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risk-taking：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private and state-controlled bank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36：120-130.

Fama， E.F.， and M.C.Jensen，1983.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6：301-325.

Guner，A.Burak， Ulrike Malmendier， and Geoffrey Tate， 2008.Financial expertise of directo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8：323-354.

Hermalin， Benjamin E.， and Michael S. Weisbach， 1998.Endogenously chose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monitoring of the CEO.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96-118.

Jiang， Chunxia， Shujie Yao， and Zongyi Zhang， 2009. The effects of governance changes on bank efficiency in China： a stochastic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China Economics Review，20：717-731.

Jiang， Chunxia，Shujie Yao， and Genfu Feng， 2013.Bank ownership， privatization，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transition countr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7：3364-3372.

Jones， Jennifer J.， 1991.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2）：193-228.

Kaplan，S.， and B.Minton，1994. Appointments of outsiders to Japanese boards：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6：225-258.

Kroszner， R.，and P.Strahan， 2001. Bankers on boards： monitor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lender li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62： 415-452.

Lin， Xiaochi， and Yi Zhang， 2009.Bank ownership reform and bank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33：20-29.

Morck， R.，and M.Nakamura，1999.Banks and corporate control in Japan. Journal of Finance，54：319-338.

Shleifer， A.， and R.Vishny， 1994.Politicians and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9（4）：995C1025.

银行从业前景篇2

好在日渐清晰的政策在释放积极的信号，从“校园贷”整顿、要求网贷公司银行存管到“现金贷”清理，银行的主动作为意识在被市场和监管放大。而经历三年多的野蛮生长，有观点认为，当下的消费金融正如前几年爆发的P2P迎来了发展窗口期，只是产品同质化、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如何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权衡好内外部关系，成为银行系破局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银行业内的消费数据近两年也在发生剧烈变化。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消费金融规模为5.92万亿元，同比增速23.8%，最近四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6.7%。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2016年末人均余额仅为美国的5%，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而不论是向内“活客”，还是向外“获客”，银行业已在纷纷“抢滩”消费金融。采访中，交通银行保守预计5年内，银行业消费金融余额将接近20万亿元。而杭州银行预计中国消费信贷规模2019年将达到41.1万亿，是2010年的5倍以上。尽管测算角度和结果不同，但多家受访银行均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随着消费金融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决策层信心坚定，消费杠杆处于相对低位，中国消费金融市场都将是一个增量市场，而目前市场远远没有饱和，仍存在大量的发展空间。

持牌多为银行系

但市场辨识度有限

根据2016年年底的“中国消费金融口碑指数”显示，银行系消费金融品牌普遍持牌，但消费者对银行系的认知度和服务满意度目前比较有限，南京银行参股但以产业资本主导的苏宁消费金融排名第二，而较纯正银行系中，兴业、中银和招联三家做得相对较好。但是由于整体数据不全，多数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成立时间并不长，发展不一，无法从财务或数据上进行全面纵向、横向的比较判断，仅能从股东结构、资源禀赋、产品特点来一探究竟。

从银监会官网看，截至2017年6月底，监管层共计发放消费金融牌照21块，其中18家为商业银行控股或参股，而除了苏宁消费金融和马上消费金融分别为本土的产业资本苏宁云商和重庆百货控股，南京银行和重庆银行仅以参股形式，其余均以银行控股为主。

与产业系寻求新业绩增长点，通过提供信贷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以降低本身及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并提升营业利润等意愿不同，业内认为，银行系涉足消费金融领域的目的主要是完善自身消费信贷层次建设，扩大市场份额。例如2016年小额信贷余额占全行贷款总额83%的哈尔滨银行也在消费金融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为什么单独成立消费金融公司？包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刘鑫认为，虽然不同银行业务的侧重点不同，但估值差距不大，原因是不同特性的业务在一个大池子中没有体现出独立价值。而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有助于在银行把细分领域做细做优，并做大做强。

《投资者报》记者发现，已有持牌公司的控股银行里有着明显的分化：一类是全国性大银行，如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包括隐身在全资子公司永隆银行背后的招商银行；一类是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如张家口银行、长沙银行、中原银行、长安银行、晋商银行、包商银行、湖北银行、成都银行；还有一批先行上市的城商行，如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哈尔滨银行和盛京银行。

从开业速度来看，银行系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队伍增速近两年也在扩大，从2010年的3家，到2014年新增1家，2015年新增6家，2016年新增5家，再到今年上半年新增3家。据了解，一方面，江苏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上海银行、江苏吴江农商行等传统银行的消费金融公司仍在积极筹备中；另一方面，除了华夏银行未公布其他股东，海澜之家、携程旅游、海航旅游等紧贴消费场景的零售服务商也趁机参股进入消费金融行业。

“目前的情况是体量足够大的银行在积极尝试，急于占领市场，做市场的先行者，而互联网和电商企业拥有大量数据，也在往金融方向发展做渗透。此外，消费金融公司作为全国性的金融牌照，可以突破旧有银行发展的诸多限制，对区域性的银行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步子迈得太大也有风险，且股东合作、业务模式尚无成熟验证，多数银行还在观望，大家也是边走边看。”某位资深银行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做大消费金融业务

“获客”、“活客”两手抓

不过，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目前的商业银行“@客”与“活客”两手抓，不论是向内巩固加强原有的业务实力，还是向外延展寻求合作共赢，皆为消费金融而来。

可以看到，随着房贷政策收紧、资金价格上涨，曾依赖房贷的银行开始转向消费信贷领域，抢占零售业务的新市场。而不论有无成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今年以来，不少银行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或对原有的消费贷款产品升级，无抵押、无担保、极速放款成为标配，并积极培育新兴的信贷增长点。

在银监会联合教育部、人社部全面叫停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设立机构的“校园贷”服务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相继推出“校园贷”产品，与此同时，兴业银行针对零售客户推出全流程线上自助信用消费贷“兴闪贷”；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也相继做好了“信用卡”重返校园的准备。

与现有互联网校园贷相比，建设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广东省分行“金蜜蜂校园快贷”主要根据贷款条件、费用透明程度、经营方式与其区别开，主打利率低、期限灵活、可全额提现、且随借随还按天计息，还将依托“金蜜蜂”校园金融服务平台打造校园e银行，充分发挥校园e银行行长团队作用，培养校内金融专家，带动年轻客户在金融安全、防诈骗、诚信意识、契约精神和征信风险方面提升财商。

而尽管没有成立专门的消费金融公司，采访中的多家银行都表达了对消费金融业务的重视和积极的准备。按照统一管理、各负其责的思路，工商银行向记者介绍，早在2015年6月，公司已在银行卡业务部挂牌成立行业内首家个人信用消费金融中心，而今年1月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品牌“工银融e借”不仅价格更低，期限更长，PC、手机端操作方便而且还款灵活。而交通银行答复本报称，在加快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目前主要有专项分期好享贷、无抵押无担保的天使贷和小额现金分期的产品。

“消费金融公司自设立之初就被定位为银行的补充，目的是为了促进银行尚没有动力发展，因此进程缓慢的C端消费金融业务。这种业务按定义来说，就是向借款人发放以消费为目的、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上限为20万元的贷款，同时，规定消费金融公司向个人发放消费贷款的余额不得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5倍。某种程度上，二者也有错位竞争。”上述银行人士表示。

从业务模式看，消费金融公司提品和服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代付模式，即与商户开展合作，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商家，消费者获得商品或服务，并分期付款；二是现金借贷业务，即消费金融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现金借贷服务，资金直接发放到消费者账户。

采访中，除招联金融明确为纯线上模式，多数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表示，在重点打造线上渠道的同时，仍采取O2O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消费分期贷、综合消费贷以线下商业模式为主，线下引流、结合线上操作开展业务；数字微贷以线上商业模式为主，线上引流、结合系统自动化审批开展业务。”杭银消费金融方面表示。

摸索之路充满艰辛。2016年苏宁消费金融由于发展客户、提高品牌知名度阶段的加大促销推广投入支出而净亏损1.89亿元，亏损额同比增长207%。但付出总会有收获，据记者了解，随着用户黏性增加，使用场景丰富，大数据支撑营收有望在2017年形成初步反转。根据最新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苏宁消费金融营业收入达1.02亿元，同比增长超136%；半年度利润总额4286.9万元，同比增长129.26%，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198%。

开放、共享、合作

场景化、数字化、移动化

有人f：消费金融领域，场景为王。18家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多数由占据明确场景的公司作为重要股东，如中银消费金融中的百联集团、马上消费金融中的重庆百货和物美控股，苏宁消费金融中的苏宁云商，招联消费金融中的中国联通、兴业消费金融中的福建泉州市商业总公司，湖北消费金融中的TCL集团、武汉商联和鄂武商等。

但也有无绑定场景的公司，如包银消费金融，股东仅“三人成行”，分别是包商银行、深圳萨摩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百中恒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却无线上线下场景供应商。

不过包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刘鑫对此较为乐观，“天然没场景也是特点，适用各种场景也是需要核心构建的能力。”在刘鑫看来，近年来线上线下场景转换迅速，背靠巨型线上线下企业固然能够获得核心信贷资源，但也可能遭到其他同业企业的合作屏障，而金融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做好自己的事，不在场景里，也可能获得与更多场景的合作机会。“一个电商涉足金融业务，其他电商不会和你合作，因为是竞争关系；所以电商做消费金融可能被限于自己的客户。但我们是独立第三方，业务视角和输出能力，与合作方形成互补。”

银行从业前景篇3

一、引言

其于银行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学者们（Calomiris， 1990； Kaminsky & Rienhart， 1996； Demirgü-Kunt et al，2005； Dewatripont et al， 2010）以不同视角探索了金融危机及银行危机发生的机理，得出一致结论：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2003年到2007年期间，银行机构通过高杠杆的使用，大量借入短期、低成本资金，投入到长期、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中，最终导致过度风险（excessive risk），因此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risk-taking）是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面对银行债务担保引发的巨大风险敞口，西方政府进退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这能否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小？事实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目前面临自身特殊的风险承担特征。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投放巨额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李文泓，2009）。再次，我国仍然停留在隐性存款保险层面，即公众认为国家会对银行所有的经营失败买单，而实际中政府也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为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已日渐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部环境（货币政策、资本监管政策）和内部治理结构（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高管特征等）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利用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证实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且受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影响。陈其安和黄悦悦（2011）以14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孔德兰和董金（2008）选取2000-2007年5家上市银行数据，从公司治理角度，即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证实公司治理中各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存在差异。吴成颂等（2014）以2002-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结果不一致。其中，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性倒U型关系，银行高管任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不显著的U型关系。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拟从银行收益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收益能不能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最新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

（一）早期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直观（Knight，1921）。投资者如果选择了风险承担相对高的投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预期回报作为补偿。基于此，预期回报的上下限既不能为负，也不能是无限的。Bernoulli（1954）经过检验最终证实风险承担与收益的关系取决于损失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投资的可能损失越大时，投资者就越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增加。另外，每个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都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最大效用值，而投资者风险厌恶取决于这些不可观测的个人效用水平。

此后，关于风险厌恶和效用方程的研究构成了微观金融理论的核心，并且逐渐扩展至投资者行为和债券市场。Markowitz（1952）的《证券组合选择》提供了一种根据各种证券风险程度提升总体收益的证券组合方法，标志着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由此开端。该理论同样引入了方差和均值的思想，即利用均值衡量收益，用方差（标准差）度量风险。假设有N种资产可供投资，那么任意一组组合将对应相应的均值和方差，即收益和风险。利用图形表示，则图1中ABC区域内任意一点代表一种资产组合，投资者的目标是收益既定时风险最小，或者风险既定时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曲线AB满足上述要求，本文称之为效率边界。效率边界上不同点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如选择A点代表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选择B点则表示该投资者具有明显的风险厌恶倾向。

继Markwitz后，Sharp（1964）提出若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①，则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不再是效率边界，而是资产市场线，即图2中相切于效率边界的直线。

基于资产组合理论，Fama & French（1992）假设风险与收益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好和愿意在既定收益下承担相应风险的理论，当前仍然适用。

（二）前景理论与银行风险承担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接受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然而实践中人们的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另外，现代金融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量研究证实非理性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为了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放松对理性经济人约束的条件下，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刻画金融机构行为的特征来研究其决策过程。其中，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重点研究投资者偏好和风险选择的理论是Kahneman与Tversky（1979，1992）提出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最大的成功在于将来自于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经济学当中，利用实验对不确定情况下人为判断和决策进行研究和解释。

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级两个过程。在编辑过程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和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前景理论也可以利用五大效应加以描述（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效应，前景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前景理论中投资者的偏好会随着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前景理论改变了风险分析模式，提出投资者实际厌恶的是损失而并非风险。

前景理论在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提供了不同于现代金融理论②的思路。前景理论从人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对风险的感知状况出发，可更有效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特别地，风险决策中的信贷审批和贷款期限决定因素中，信贷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景理论“为了更好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所以参与到行为中”的研究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的研究主要是风险态度与参照点在风险承担动机中的应用。Fishburn（1977）从理论上证实了在投资组合配置上应该采用一种替代风险中性的分析模型，将风险定义为低于特定目标的分布。根据前景理论，如果低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是风险偏好型的，如果高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变成了风险厌恶型的。与Fishburn（1977）不同，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前景理论进行验证。Fiegenbaum & Toman（1988）以美国85个不同行业的3 3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会计数据确定了基准回报值作为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最终证实与前景理论预测完全吻合。Johnson（1994）对1970-1989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进行测算，得出结论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符合下述情况：如果其收益低于既定目标，则银行更加偏好风险。Godlewski（2006）选择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894家银行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对风险和收入进行测算，最终发现高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但低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不一定是风险偏好型的。Nahila & Boujelbene（2012）通过对1999-2008年间10家突尼斯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低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从事追求风险的行为，而高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表现得更加风险厌恶。Alam & Kin（2012）利用2000-2010年795家伊斯兰商业银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撑了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中发挥的作用。

三、实证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机构对于风险承担的态度取决于未来收益状况。如果未来收益是确定的，那么机构会更加厌恶风险；而如果未来损失是确定的，那么机构则会更加偏好风险。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中，参照点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本节将采用前景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测算。

（一）模型设计

根据Fishburn（1977）对于样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测算，风险不完全是预期收益的分布，而是距离目标收入的方程，即：

R（t）=∫t-∞（t-x）αdF（x）

其中，R（t）是风险的测量；t是指目标水平；α是指目标偏离的敏感程度，α>0；F（x）是关于X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前景理论，R（t）是对低于目标结果的风险承担可能性的测算。α测算银行对于低于目标结果的态度，如果其处于（0，1）之间，低于目标结果的银行会做出更高风险承担的决策；而如果α大于1，则银行会更加风险厌恶。

根据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利用Fiegenbaum（1900）提出的实证模型，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RISKb=αh+βhRETURNb+εb，如果b属于

高盈利组（h）

RISKb=αl+βlRETURNb+εb，如果b属于

低盈利组（l）

其中，b代表银行（b=1，2，…，97），h和l分别代表高盈利组和低盈利组，α是常数项，βh和βl是高盈利银行和低盈利银行有关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系数。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97家商业银行2003-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

在前景理论中，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其中，在收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体现银行运用其全部资金获取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主要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力；股东权益比率（Equity To Asset，E/A）是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资产中有多少是所有者投入的。同时，本文采用净利息差和营业收入比来衡量商业银行收入和信贷行为。NIM和NIRAA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盈利能力的指标，其中NIM是利息净收入与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NIRAA是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二者数值越高，反映银行获利能力越强。

风险指标变量中，本文选择了不良贷款率（Non Performing Loans/Gross Loans，NPL），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低质量贷款的比重，通常用来测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不计后果的借贷以及借款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不良贷款会迅速地上升。不良贷款上升代表银行贷款审查的无效、贷款评估的错误判断、贷款信息披露的缺乏。拨贷比（Loan Losses Reserves/ Gross Loans，LLRGL）是坏账准备金占总贷款的比重，可以反映管理层风险态度以及改变银行利润率的拨备情况。该比值越高，代表商业银行坏账准备金越高，因此商业银行拥有越高的风险承担状况。信贷资产比（Net Loan/Total Asset， NLTA，NLTA）比值越高，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越大，相应盈利越高。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首先，根据收益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类。在划分标准上，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即利用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益类银行和低收益类银行。然后，分别对两组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前景理论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βl系数应该为负，βh的符号应该与βl的符号相反，且|βl|>|βh|。也就是说，如果实证结果证实βh>βl>0，且|βl|>|βh|，即可证实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低收益商业银行比高收益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强烈的风险承担动机。

表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收益组的βl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合，且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我国低收益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表现为风险偏好。高收益组的βh系数符号基本与低收益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实现了高收益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是同样呈现风险偏好的特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高风险偏好特征明显。

另外，低收益组|βl|均值为259，中位数为111；高收益组|βh|均值为212，中位数为054。显然，|βl|>|βh|，即低收益组商业银行比高收益组商业银行具有更加陡峭的风险收益关系。换言之，低收益商业银行表现出比高收益银行更强烈的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点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样本中R2较低，最低的只有015。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样本容量大于30时，R2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本文中，5组收益指标和3组风险指标的样本均在600左右，所以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可以将F值与R2共同考察。考虑到F值较大，且均大于临界值，可认为模型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利用ROE作为收益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高收益商业银行组和低收益商业银行组，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次实证检验结果十分类似。总体而言，低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l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负相关，表现出较大风险偏好动机；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h基本上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保持一致，表明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同样表现出高风险偏好。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的风险承担行为，既有与前景理论一致的地方（低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也有与前景理论不相符的地方（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仍然无法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硬约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即高收益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银行一样，仍然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载的更多是国家信用。一方面，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大部分处理结果均是接管、收购或者救助，部分采取清算和关闭撤销的处理方式后，又得到不同程度的中国人民银行注资或者地方财政支持。甚至一些银行出现的人为操作性风险，最终也由政府买单，大大违背了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经营理念。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资本监管标准的严格与监管执行的温和形成强烈反差。2004年至2006年三年过渡期中，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未达标的银行纠正整改措施不够。2006年底，达标银行资产仅占银行总资产的77%。直到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才全部达标，这已经距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过去了整整14年。（2）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仍然未能根本改变传统的以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利息净收入仍然占据65%左右，有的商业银行比例更高。收入模式的同质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设计和产品创新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是高收益银行与低收益银行实证结果出现趋同性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建议：首先，鉴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加上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尚未显性化，必须通过外部约束商业银行尤其是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其次，加快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还可为民营和小型金融机构创造一个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推动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商业银行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通过银行业务多样化，打破银行业务同质化趋势，建立收益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

注释：

①无风险资产指收益率为正，风险为零的资产。

②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大多是由公司治理机制无效，银行资本监管无力，过度市场竞争和制度法律环境恶劣等原因造成的。

参考文献：

[1]Alam.N， & Kin.B.T. Risk-taking behaviour of Islamic banks： application of prospect theory[J].Qualitative Research in Financial Markets， 2012（4）：156-164.

[2]Bernoulli D.Exposition of a new theor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isk[J].Econometrica， 1954（1）：22-36.

[3]Calomiris.Is deposit insurance necessar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0（2）：283-295.

[4]Demirgü-Kunt， KaracaovaliB， & LaevenL.Deposit Insurance around the World：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J].World Bank Policy Working Paper， 2005（4）

[5]Dwatripont M， Rochet.J & Tirole.J. Balancing the Banks： Global Lesson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M].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6]FamaE.F， & FrenchK.R.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stock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e， 1992（2）： 427-462.

[7]Fiegenbaum A， & TomanH. Attitude toward risk and the risk-return paradox： Prospect theory explan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1）： 337-363.

[8]Fishburn P.C. Mean-risk analysis with risk associated with below-target retur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1977（2）： 126-166.

[9]Godlewski C.J. Regulatory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for Credit risk taking and Bank′s default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s： a two step approach[J].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finances， 2006（5）： 183-206.

[10]Johnson.H.J， Prospect theory in the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1994（7）：73-89.

[11]Kahneman D， & A.Tversky.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3）： 263-291.

[12]Kaminsky， & Rienhart. The twin crisi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 problem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6）：473-501.

[13]Knight，F.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21.

[14]Markowitz H.M. Portfolio selec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1952（3）： 77-91.

[15]Nahila Z， & BoujelbeneY. Prospect theory and Tunisian Banks′ risk-taking[J].The IUP of Behavioral Finance， 2012（3）：19-26.

[16]Sharp W.F. 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Journal of Finance， 1964（9）：425-442.

[17]陈其安，黄悦悦.政府监管、市场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J].金融论坛， 2011（10）：56-61.

[18]孔德兰，董金.公司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8（11）：38-42.

[19]李文泓.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 2009（7）：7-24.

[20]张雪兰，何德旭.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2000-2010）[J].经济研究， 2012（5）：31-44.

A Study on the Commercial Banks′ Risk Tak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Theory

LIU Qing-yun1， YANG You-zhen2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China；

银行从业前景篇4

“脱媒”和多元化经营是各国近现代银行挣扎与发展的主线。

直接融资方式的兴起和繁荣,使得银行面临的竞争重心从内部转向了外部,带来了“脱媒”,同时也带来了银行多元化经验的可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成为银行业从简单同质竞争迈入纵深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

美国银行业和日本银行业在面临资本市场挑战时的不同反应,形成了两国银行业不同的盈利模式:美国的银行,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市场,它们选择提供与资本市场互补的产品和服务,来吸引客户,提供价值;日本的银行,则选择与企业长期绑定,以更加细致和密切的服务,来获得自身发展。

市场化,是全球化浪潮中一股无法逆转的趋势。因此,黄金十年,美国的银行与美国市场一起繁荣,而日本的银行则在银企关系被打破之后,陷入了衰退。当然,也正是因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美国的银行,在本轮由金融市场引发的危机中吃尽苦头,而日本的银行,则伺机开始大规模并购壮大。

这里并不仅仅想讨论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兴衰的原因,而是想借此更深刻地去理解,银行业盈利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而在这样的道路上,采用何种盈利模式的银行更值得现在去关注和投资。

历史的角度:

中国银行业是不一样的故事

中国60年的银行业现展历史,可分为三阶段:(1)配合建国后经济恢复的金融整顿、(2)配合改革开放的金融制度改革和开放、(3)配合市场化体制深化对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前进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也决定了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是影响行业发展最重要的变量。一直以来,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职能结构性缺位的情况下,信贷政策是国家非常重视的宏观调控手段,而银行则是这项调控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和唯一通道。

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转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是密切相连的,金融深化是改革深化的内容,同时也是必要条件。对银行垄断利润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平滑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波动,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脱媒”和多元经营则是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会。

实证的角度:

金融制度带来盈利能力差异

我们采用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时序样本1984年开始至今的季度数据。

美国银行盈利能力受益人口红利,是利率的正弹性收入主体,与直接融资额直接相关,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相关度微弱,在股指上升阶段盈利能力下降。

日本银行盈利能力与利率水平正相关,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关系密切,与虚拟经济景气度相关度不高,信贷规模是重要的正弹性变量,这是由日本和美国不同的金融制度决定。

在利率压抑环境下,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主要受到规模和资产质量的影响。在最近一轮的降息周期中,银行的ROE呈现逐渐提高趋势,其波动与信贷投放比较一致,与此同时,在规模增长和资产质量提高的双重推动下,拨备支出对利润的侵蚀作用逐渐降低。

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更于2004年、2005年、2008年出现了三次大幅下降,直接原因是当年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进行了大额政策性核销,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在大额核销的背景下,年底不良率较中期下降3个百分点,行业的资产质量好转,利润释放,对ROE具有明显增厚效应。

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每年贷款投放都出现趋同的季节性规律,在年度总量控制下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季度额度控制和窗口指导表明中国银行业一直受政策调控的控制。因此目前银行盈利能力本质上仍是政策的变量。

中国目前银行的核心定位

与制造业、消费品等其他行业不同,银行业并没有明显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银行的产品和服务,面向国民经济各行业企业,也面向国民经济各类居民主体。银行的资金也同样来自国民经济的各类主体。

而事实上,银行业的下游实质上对应了整个实体经济,而影响银行运营的上游关键因素,则是宏观调控以及调控的主要标的―流动性。

我们有别于市场的认识在于:(1)认为银行的本质功能可归纳为:资金风险定价和传递政策调控。银行业的前景与其两大本质职能密切相关,作为政策所达的流动性通道的意义重于自身短期盈利波动,前者影响行业长期盈利能力和相对估值,后者较容易通过财务手段调整。(2)提出了“响尾蛇机制”和“流动性双圈”,作为理解政策通道和流动性传递的理论基础,解释银行业的长期供给需求关系。(3)提出了“剪刀差”先行指标,作为短期的行业估值先行指标。

事实上,下面是逻辑递进的三个部分:“响尾蛇机制”解释了中国的银行业的地位和作用;“流动性双圈”则解释了银行通过什么方式来发挥这种作用;“剪刀差的预示”采用了更加直观可统计的方式来解释传递流动性这项职能对银行市场估值的影响。

“响尾蛇机制”:

政策所达的必要环节

在目前的宏观调控组合中,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对较弱,货币政策有效性又受外汇占款影响,信贷政策因此就成为宏观调控实质上最为倚重的工具,银行体系则是调控政策实施于实体经济的必要环节。

银行作为一个产业本身,位于实体经济中,又置于实体经济之上,具有独特超然的地位。银行成为连接宏观调控和实体经济的必要环节,传导政策方向,左右经济趋势,而经济的前期反馈又将影响宏观调控下期的力度、方式甚至方向。

我们归纳了与银行最为相关的三项调控手段,分别对应三项银行运营职能,来调节实体经济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所总结的“响尾蛇机制”的三大主线。(1)调整利率水平,以资金成本引导微观主体需求,来影响实体经济总需求。(2)实施信贷额度控制,控制金融的杠杆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和需求,从而影响实体经济总供给。(3)调节法定准备金率,通过货币乘数调节货币供给,从而影响物价水平。

如所看到的,调控政策并不是单向独立事件,而是位于“响尾蛇机制”头部,实施于银行体系,后续决策受经济反馈影响,可以通过实体经济的现状和政策意图的差异来预判调控变化方向,从而推测银行可能会面临的政策环境,这次对银行业进一步进行财务分析的前提,也是判断行业趋势变化的关键。(见图1)

“流动性双圈”:

流动性累积和释放的景气双圈

本节细化了“响尾蛇机制”中的三大调控手段,简化了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三个层面,将银行和实体经济的需求归纳为金融需求和实体需求,以流动性作为主线,观察宽松和紧缩政策下流动性释放和累积的周期变化,以及在这个周期中的实体需求变化和银行业景气周期,归纳为“流动性双圈”。

“流动性释放圈”――带来景气上升:调控政策转向宽松,主要手段有降息、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扩大信贷投放,三项手段刺激银行对外释放流动性(货币),表现为贷款增长快于存款增长,流动性大量释放到实体经济中,刺激微观主体实体需求复苏,进而刺激金融需求成倍上升。

“流动性内流圈”―带来景气下降:调控政策转向收紧,主要手段有加息、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收紧信贷投放,三项手段鼓励银行对内回收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增长快于贷款增长,流动性从实体经济回流至银行体系,微观主体需求萎缩,金融需求加倍萎缩。(见图2)

上下两个流动性双圈中的关键因素是货币和信贷代表的流动性状况和流向,而流动性变化的起因则是宏观调控的方向。

从调控转向到银行回收/释放流动性到进入实体经济影响实体需求,至最后的金融需求变化,是一个周期的变化,景气上升和下降周期往往是互相衔接的,即,景气顶点必然跟随着景气下降,而景气的低点之后也必然跟随着景气回升。这是调控的波动周期,也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必然结果。

对银行来说,存款增长快于贷款增长,流动性从实体经济回流,这是流动性累积景气收缩的阶段,但也是下阶段流动性释放景气回升的充分条件,当政策转向的必要条件出现的时候,流动性的另一个周期也启动了。

“剪刀差的预示”:

流动性拐点即是估值拐点

中国目前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调控工具,正是信贷政策,银行事实上是宏观经济最可控和最有力的调控通道,因此我们把银行信贷作为经济先行指标来判断经济的景气周期。

但是,在一个完整的周期里面,景气上升和下降的机制是不同的:景气上升,受政策拉动,是资金供给的刺激起了作用;景气下降,是购买力透支,导致实体需求萎缩;因此在判断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需要分别参考信贷剪刀差和货币剪刀差两个指标。

信贷剪刀差=贷款增速-存款增速表征流动性(资金)的方向,信贷剪刀差为正,代表流动性从银行体系流向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刺激实体需求,经济景气度即将提升;信贷剪刀差为负,代表流动性从实体经济回流至银行体系,实体需求萎缩,对资金的需求下降,经济景气度下降。

货币剪刀差=M1增速-M2增速表征现实购买力相对潜在购买力的增速,相对M2,M1是活跃度更高的货币,也是更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因此,货币剪刀差为正,代表现实购买力比潜在购买力更强大,目前的实体需求旺盛,但未来将会减弱;货币剪刀差为负,代表潜在购买力比现实购买力更强大,目前实体需求较弱,但未来有增长的能力。

在经济景气低迷末期,信贷剪刀差可以作为先行指标,用来预测经济景气度是否和何时上升;而在经济繁荣末期,货币剪刀差则可作为先行指标,预测需求下降,从而判断经济景气度恶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我们采用2006年至今的剪刀差数据和行业估值数据,对本文所提出的剪刀差理论进行检验,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半周期,主要结论如下:银行业估值走势与剪刀差指标基本同步;银行业估值溢折价的转折点在流动性拐点处。(见图3)

从盈利动因和行业定位的角度解读银行财务

效益因子和效率因子

按照传统的银行利润表分解方法,可以得到生息资产、息差、手续费收入、成本费用、拨备、税率等六项银行盈利动因。

我们认为,前三项因素反映了银行资产的盈利能力,后三项因素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银行管理效率,因此定义前三项因素为效益因子,后三项因素为效率因子。

我们查看上市银行整体财务数据,用利润贡献度分析和利润敏感度分析,来研究这六大因子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不同影响。

2008年和2009年对比,银行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流动性泛滥带来息差大幅下降,2008年全年和2009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分别增长30.5%和下降3.2%。

根据利润分解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两期的利润增长中,贡献度或者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生息资产规模因素和净息差因素,在传统经营占主导的行业格局下,手续费收入未能构成重大因素。

同样采用2008全年和2009年上半年财务数据,对这六项因素做敏感性测试,结果显示对净利润增长贡献最大的效益因子敏感度明显不如效率因子,这是因为成本、拨备、税率更接近利润终端,而对净利润的影响更为直接。

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成本收入比、拨备占比、有效税率均会带来超过1个百分点的净利润下降,而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生息资产增速以及手续费收入、扩大1个基点净息差则对净利润影响小于1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动态指标反映趋势

通过当年盈利和拨备积累,提高资产质量承受能力:不良贷款包袱曾经是压在银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对银行盈利成果和资本金安全都造成重大的威胁,但短短5年时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善。2009年底,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为1.58%,不良贷款余额为4970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55%。

根据银监会年报对主要商业银行口径的统计数据,2003年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7.9%,拨备覆盖率仅为19.7%,不良贷款余额为2.1万亿元,是当年主要商业银行净利润的72倍多。经过5年多的改革和发展,2008年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率大幅降低至2.43%,拨备覆盖率达到117.9%,不良贷款余额锐减至4865亿元,占当年净利润的93%。

商业银行主要有三种方式来消化不良贷款压力:(1)贷款减值准备;(2)当年净利润;(3)资本金及所有者权益。

虽然没有2009年最新的数据,但比较2003年底和2008年底,在过去的五年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占当年净利润比例、占所有者权益比例,都出现根本性好转。2008年底,不良贷款余额低于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和当年净利润,仅占所有权益的15.7%。不良贷款对净利润及股东权益的最大静态负面影响均在可承受范围内。

同时,我们也做了敏感性测试,也根据不良率增加1个百分点下各项指标变化,来测算不良贷款的动态影响。2003年,即使在不良率高达17.9%的情况下,1个百分点的不良率上升仍对当年净利润产生根本蚀,对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增加1个百分点的不良率所增加的不良贷款是当年净利润的4倍,占当年股东权益余额的13%,而这两个比例在2008年末则下降至0.38倍和6%。

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压力和拨备缓冲利润消耗的效应并存:从静态指标层面,我们关注四项指标的综合影响:不良率、拨备覆盖率、关注类比例、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其中,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是常规观测指标;关注类占比则体现了公司或有问题正常贷款的比例;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则反映拨备对贷款总额的风险覆盖,而非仅仅是对不良贷款的风险覆盖程度。不良率和关注类占比越小资产质量越好,拨备覆盖率和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越高说明资产越安全。

根据2009年上市银行的中报数据,在四项静态指标体系评判下,大行关注类贷款占比较高,拉低了资产质量的安全性。

但从拨备覆盖的角度看,大行的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比例较高,而拨备覆盖率相对位于同业较低水平,说明大行的拨备更侧重全面覆盖,而股份制银行的拨备更侧重不良资产覆盖。相对来讲,在行业扩张背景下,我们更看重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因为这个指标代表了对贷款总额风险覆盖。

从动态层面看,虽然有各类不良贷款迁徙率,我认为最直观的比例是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代表了关注类贷款对银行资产质量的现实压力。

中间业务:用发展的眼光解构数据增长

在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减轻,并将不再成为行业利润关键影响的情况下,中间业务将成为银行之间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分化的焦点。

现阶段,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小,银行财报中对这块收入的统计和归纳也相当粗糙。在“脱媒”的大环境下,发展中间业务的能力和质量将决定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的模式。

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对目前可得的数据进行解构,以筛选值得投资的中间业务模式和相关银行。

服务增值类业务增长提速:现阶段银行报表的中间业务收入来源较杂,我们根据银行收费收入与非银行金融市场的关系,将目前银行的中间业务大致分为三大块:交易结算类、销售类和服务增值类。

第一类是银行的传统收费业务,来自银行清算结算等业务,收入占比大约40%左右,增速基本稳定;

银行从业前景篇5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向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使得全球经济的发展重心逐渐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同时，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下，使得我国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使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化的需求相适应，应该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利弊得失进行权衡，充分认识与国际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不断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

1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11管理模式及管理理念方面的障碍

近年来，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对银行内部的管理进行了强化，使粗放型的经营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树立了良好的经营形象。然而，我国当前的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实际要求，在经营决策管理和客户资源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粗放经营的痕迹。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在交易类业务和投资类业务方面的管理还十分薄弱，且大多数商业银行面临着实际操作及业务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已汇总较为完善的做法。

12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问题

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在探索风险防范、业务拓展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现状来看，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管理误区，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那么在基层机构中，统一法人的经营管理战略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从而对商业银行的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出现各方面的经营管理误区的主要原因包括三个各方面，一是由于对资源进行了不合理的配置；二是由于经营成本的核算意识薄弱；三是由于缺乏统一法人意识，易产生本位主义思想[1]。

13构建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差距

商业银行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的基本前提是对相关数据进行加工，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所采用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经验为导向，而忽视了数据加工方面的工作。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存在着许多症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信息化管理工作方面总体规划不到位，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资源交互不畅。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传导机制不够完善，还存在着信息可利用程度不高，信息传递不够规范以及信息渠道单一等问题。

2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商业银行对策

21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披露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其承担的风险高于任何一家企业，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之下，想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应该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披露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对我国商业银行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披露可以使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得到有效加强，从而使该类信息的使用人员能够有效掌握到各大商业银行的相关信息，了解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从而增加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度[2]。同时，信息使用者通过了解各大商业银行的相关信息能够对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等经营业绩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价。此外，对商业银行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披露，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进行市场约束，发挥更好的作用，使我国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从而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快速高效地开展各项业务。

22统一信息系统的各项标准，构建全行MIS基础平台

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之下，想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使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业务部门所使用的信息系统的各项标准得到统一，如数据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并不断完善各大商业银行的MIS基础平台。然而，要想做到这些，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快速有效地统一我国各大商业银行正在运用的信息系统的数据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同信息系统中共用的数据信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使部分相同数据的定义保持一致，从而使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信息系统中共用的数据信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共享程度得到加强。二是应该在我国商业银行当前运用的信息系统以及目前所拥有的业务得到充分论证的前提之下，对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严格的规范[3]。三是在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信息系统的数据标准和技术标准实现统一的前提之下，建立可以供各大商业银行共用的中央资料库，并且该共用资料库应该将各大商业银行的共用数据集中起来，比如业务经营统计数据和客户的基本信息等，这样便可以使各大商业银行的相关人员能够根据自身的权限在工作需要时随时使用到这类信息。

23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标准走向国际化

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之下，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标准走向国际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对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现行的会计法规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只有各大商业银行的会计法规体系得到更好的完善，才能确保商业银行能够以全面公开的原则为基础，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信息记录下来并披露出去。有相关研究显示，在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的商业银行危机中，在发生银行危机之前和银行危机之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银行的不良贷款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主原因是由于在发生银行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所采用的会计标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统一会计标准，导致无法正确评价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同时也无法合理确认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使得债权人、监管当局、商业银行管理当局都无法准确有效地获得商业银行的财务收支方面的信息，从而无法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并延缓了处理问题的时间，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4]。因此，我国当前的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会计标准的成熟经验，对自身的会计规范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准则，不断推广与国际惯例相符的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并制定出统一的会计报表与会计科目。

24不断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

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之下，想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还应该不断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首先应该严格按照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要求，对我国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并不断完善各大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不断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对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如完善银行内部权限控制制度，加强业务控制制度的建设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风险防范制度和内部制约监督制度等。另外，我国的商业银行还应该不断加强各项业务经营计划的能力，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抓好战略规划管理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管理规划工作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并不断完善监测机制、评估机制以及风险识别机制，尤其是在信贷风险、利率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清算风险等方面，需要进行重点研究，并及时有效地评估商业银行经营的单项风险和总体风险，不断加强分析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性[5]。不断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使经营机构、经营对象、经营机制、经营方式以及经营理念等各方面实现集约化。

3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商业银行还面临着管理模式及管理理念方面的障碍，在制度和体制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在国际会计准则改革背景之下，想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披露标准的国际化进程、统一信息系统的各项标准，构建全行MIS基础平台、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标准走向国际化以及不断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翟耀，赵金梅商业银行社会贡献度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商业会计，2014，5（9）：2-4

[2]孙银风，李小青商业银行董事会异质性、金融创新与财务绩效――基于沪深两市上市银行10年的数据[J].中国集体经济，2014，6（18）：9-10

[3]杨光浅析地方性商业银行向区域性转型的发展策略[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99（11）：183-185

[4]王宝田，王榕梓完善偿债能力分析指标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基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谨慎原则的思考[J].商业会计，2014，3（10）：6-8

[5]李波，张艳萍区域影子银行现状、发展动因与风险研究――基于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的视角[J].西南金融，2014，05（4）：7-9

银行从业前景篇6

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一）提升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金融业务、证券交易与贷款等项目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的。而在利率市场化后，对金融市场来说，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活跃力度。对银行来说，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对利率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银行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来进行利率的调控，能够进一步达到刺激金融消费、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资力度的目的，在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经营利润。其中，利率市场化主要是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变化而决定的，把市场作为利率调节的主体，将市场的变化作为利率调节的一个参照值，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构建金融监督的管理体系。这样既能够提高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还能够有利于商业银行及时的掌握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与动向，把握市场变化的普遍规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推动金融领域的革新，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对银行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实行全面利率化的背景下，银行间的竞争加剧，逐渐的白热化，商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下，取得一定的发展与利润，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商业银行发展的市场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极大的冲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如果没有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会阻碍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创新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模式，从改变金融业务单一的现状，提高金融的服务质量等等手段入手，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力与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的长久发展。

三、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存在的挑战与不足

（一）存贷款业务的减少

对商业银行来说，存款与贷款是其传统的主要业务，也是获取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是，基于市场利率变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为了进一步做到规避风险，就会相应的减少投资力度，这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业务减少，降低了银行的利润，长久以此，就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益与安全保障。在现行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面对业务减少的问题，会被迫的发行银行的债券，来获取相应的资金。而随之而来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的增加，并且资金的进一步流动也会加大银行存贷比。这样，存贷款业务的减少，使得银行失去了传统的稳定性收入的来源，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加大

在市场利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竞争加剧，市场的波动情况极大的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利率，可以说，利率的波动与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直接挂钩。而市场利率在金融市场的变化下，会一直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波动越大，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无疑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旦，利率波动的幅度超过了银行的可控程度，就会使银行的发展陷入到巨大的经济危机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压力与挑战。

（三）专业管理人员的缺乏

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商业银行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才是经营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的利益，规避风险，需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参与银行的管理工作。但是，就目前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一方面，缺乏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员工的管理技能培训，以便加强人员自身的素质，进一步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带来的挑战。

四、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利率风险管理机制

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进一步加大的问题，在完善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着手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提高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部门，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利率风险管理部门要全方面的收集市场利率的波动的信息，并做好风险预防的方案，协调好商业银行利率与市场需求利率之间的关系，从事前就做好处理风险的准备工作。另外，风险利率管理部门还应该要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能力，着手建立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系统和风险的分析方法，加强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样，全面的建立利率风险管理的机制，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不足，并进一步的做好规避风险的工作，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

（二）创新人才管理与培养机制

银行从业前景篇7

经济脆弱威胁全球银行

2011年欧债危机的持续使全球银行业面临的风险陡然上升，因为一些融资渠道已无法使用，银行同业拆借利差已经扩大。目前，融资紧张的潜在影响已然显现，若干欧洲银行宣布了对资产负债表实行大规模去杠杆化，出售在欧元区、美国和其他发达市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据普华永道及金融创新研究中心（CSFI）1月30日公布的《银行业隐患2012》调查报告显示，世界经济脆弱是全球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因重陷衰退将意味着更多的坏账损失和银行倒闭，预计经济重陷衰退的风险颇高可能会引发新一轮银行业危机。全球银行业的盈利预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更高的资本要求、更严格的监管及合规成本，银行业的经营障碍、取得稳定资金涉及更高成本、政治压力迫使价格下调，这些因素均对银行盈利造成冲击，而这些冲击仍会维持一段时间。

对银行业前景的忧虑主要原因就是欧债危机。实际上，除频频调降欧洲国家信用评级外，近期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已相继对全球银行业前景发出预警。继去年年底标准普尔和惠誉启动新一轮银行降级潮以来，穆迪1月19日也预计，三大趋势将导致2012年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银行的独立信用评估及其债务和存款评级被下调。这三大趋势包括：信用可靠程度（尤其是欧元区）不断恶化；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多数银行面临大量债务到期时融资成本上升且资本市场渠道减少。

欧美银行频遭评级示警

穆迪将几家美国大型银行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的原因是，新的经济形势和监管环境可能削弱这些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而在此前，穆迪已把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评级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从华尔街大型银行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来看，这些银行的业务经营的确愈趋艰难，盈利水平出现明显下滑的态势。

穆迪更是大刀阔斧地将欧洲16个国家114家金融机构的不同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一边是愈显糟糕的业绩，一边是监管趋严的压力，欧洲银行业几乎是腹背受敌。114家金融机构中，意大利银行的数量最多，有24家，其次是西班牙，有10家，法国和英国分别有10家和9家。奥地利、丹麦、德国、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瑞典均有银行评级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此外，还有两家瑞士银行也在其中，比利时、芬兰、卢森堡和挪威各有一家银行在名单之列。

此外，作为针对欧洲银行业单独的评级行动的组成部分，另外7家金融公司的观察期被延长，同时，还有4家公司继续位于负面观察名单中。

欧洲银行盈利低流动差

欧洲银行业2011年业绩公布期已然开启，从已经公布的几分财报来看，情况的确不容乐观。瑞银集团公布其2011年度净利润为42亿瑞郎，较2010年大幅减少30亿瑞郎。尽管德意志银行公布其2011年度净利润较2010年度的23亿欧元提高至43亿欧元，但该行2011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仅为1.86亿欧元，全年收入成明显前高后低之势。

显然，瑞银和德银的业绩恐怕还是欧洲银行业中较好的，预计大部分欧洲银行2011年的业绩都不如这两家银行。今年上半年，欧洲银行业流动性紧缺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一旦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欧洲各大银行的企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势必将受到进一步冲击，因此今年银行业第一季度业绩将较去年第四季度更糟糕。另一方面，受欧债危机影响，欧洲银行业的各类拨备资金将进一步提高，并将承受由于希腊国债减记等所带来的损失。

与此同时，欧洲银行业还将承受不少额外损失。2010年以来，无论是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还是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都在陆续开展“秋后算账”的行动，尤其瑞士银行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税务纠葛更是愈演愈烈。

行业悲观情绪蔓延亚太

只要欧债危机没有解决，银行业将始终面临各种风险。从去年年底开始，欧美银行业颓势对亚太地区金融业的影响日益显现，并将会愈来愈深。日前有消息传出，受全球投行业务表现糟糕的拖累，各家大型跨国银行亚太地区员工的2011年薪酬普遍下降30%～40%，许多银行家更是没能拿到年终奖。

相较于没有年终奖或一定幅度的降薪等问题，裁员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2月13日，澳新银行宣布，计划在9月30日之前裁员约1000人，以应对贷款增速放缓和融资成本上升带来的困境。澳新银行是澳大利亚第三大银行，此次裁员涉及澳大利亚分支，主要集中于中层管理人员、后台支持部门。澳新银行澳大利亚业务首席执行官当天发表声明称：“全球银行业目前正面临一个非常不同、非常困难的环境。”

显然，当前不是只有澳新银行一家有着这样负面的看法，多数银行对前景都秉持较为悲观的看法。此前澳新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澳大利亚第二大银行西太平洋银行也表示，其裁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信贷需求减弱。据悉，该国银行业正面临1977年以来最疲软的房贷需求。瑞银上月预测，澳大利亚银行可能在未来两年裁员7000人，以削减占总成本58%的劳动力支出。而瑞银本身也刚刚宣布在亚太地区裁员35人的消息。同时不难看出，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裁员不会只是今年的事情，很可能将延续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巨额“输血”难救欧洲银行

2011年12月22日，为缓解欧元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局面，欧洲央行刚向欧元区银行业推出了一期无限制3年期低成本贷款，而欧元区银行业总共已从欧洲央行借走了4890亿欧元的资金。目前来看，这笔资金显然并未缓解欧元区银行对流动性的饥渴，银行家们依然期望着能从欧洲央行拿到更多的贷款。市场分析认为，如果货币市场依然紧张，欧洲央行（ECB）将在2月底的3年期低成本贷款操作中投入3250亿欧元。1月30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表示，欧洲央行持续提供的3年期贷款可能会导致欧洲银行业更加依赖欧洲央行融资。欧洲央行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消除企业模型改变的必要，只是为企业赢得了些许时间，他们将面临更加困难的环境。

事实上，缺乏流动性只是欧元区银行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当前的环境下以及出于对前景的担忧，这些银行获取流动性以后往往也难有作为。他们不愿意向企业进行放贷，甚至不愿意在同业间进行拆借，大多数银行的态度都是慎之又慎。而从欧洲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也的确如此。去年圣诞节假期期间，欧元区银行在欧洲央行的隔夜存款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了4118.13亿欧元，较去年12月22日圣诞假期前的3469.94亿欧元大幅走升，超过了在2010年6月创下的3843亿欧元的历史高位。而就在去年的12月22日，欧洲央行向523家欧元区银行提供了4890亿欧元的3年期的低成本贷款，这也就意味着一些银行在拿到欧洲央行的贷款之后，并未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将其存入了欧洲央行。这就让人不能排除欧元区银行业在2月底拿到欧洲央行的3年期低成本贷款之后再度将之存入欧洲央行的可能。一方面，银行业对希腊等国的资产减记、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资本金要求的提高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银行流动性的相对缺乏，各家银行都希望保存更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今年欧元区经济可能陷入衰退，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因此也不愿意将资金继续投向实体经济。近期，银行债券利差已经超过了企业债利差，这使得银行更难以通过向高质量的企业借贷进行盈利。

说到底，欧元区银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欧洲央行凭借一己之力所能够解决的，欧洲央行的作用已经有限。

各项监管要求重压银行

除了业绩之外，监管层对于银行业新的资本要求也已成为银行业不能承受之重。据悉，欧洲银行管理局刚刚召开会议，就欧洲各大银行提交的为满足新资本要求而提出的资本重组计划进行讨论。

去年12月，欧洲银行管理局曾表示，欧元区30家银行总共需增资1150亿欧元，以达到9%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目标。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银行业的资金缺口分别为131亿欧元、154亿欧元和73亿欧元。身处债务危机漩涡之中的西班牙和希腊银行业的状况更加糟糕，资金缺口高达262亿欧元和300亿欧元。而这30家银行必须在2012年1月27日之前通过本国监管机构向欧洲银行管理局提交计划，说明自己将如何达到要求。有消息称，这些银行提出的计划中高达一半的措施却缺乏可信度。

除了新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欲积极推出的金融交易税等方案，也将成为银行面临的一大压力。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2月7日晚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总理蒙蒂和其他8个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联名致信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要求欧盟加快审议金融交易税提案，争取今年上半年提交欧洲议会审议。针对当前欧洲银行业流动性紧缺的状况，欧洲央行已经推出了几项注资举措，然而这都不足以改变欧洲银行业面临的困境。在欧洲央行为银行业缓解流动性压力的同时，当前的欧洲银行业更需要监管层给予更多的喘息空间，对于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推出金融交易税等方案可以给予一段时间的准备。

警惕“无所作为”反噬银行

银行从业前景篇8

2011年4月以来，笔者参加市政协专题调研组，以“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切入点，对我市旅游产业情况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掌握大量信息资料的前提下，根据我市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客观分析了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就我市旅游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提出了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供市委政府决策参考。

一、银川旅游业最近几年的主要成绩（一）银川旅游业发展不断有新思路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走来的。“十一五”期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三个中心一个目的地”的城市建设新定位，明确了以“西北风情”和“运动休闲城市”建设作为重点的战略新目标，从而使旅游产业的发展不断引向深入。

（二）银川旅游的业绩有新增长

201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95.87万人次，同比增长2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48亿元，同比增长28.5%；接待入境游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37.2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506.83万美元，同比增长48.72%。

今年1-5月，以门票为例，不但保持了平均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西部影城和黄沙古渡更有同比超过30%、40%的上佳表现。

（三）银川旅游产品呈现新业态

在镇北堡影城、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中华回乡风情园、水洞沟、黄沙古渡等，成为我市面向国际、国内中远程市场的主干景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在产品结构上，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度假休闲型产品成为我市旅游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以颐和生态园沙漠高尔夫、西夏城自驾车营地等中高端旅游产品为代表，标志着我市\"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建设迈开步伐。会展旅游、沙地湿地生态旅游和休闲运动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市旅游业正在逐步由单一产业型业态向复合型、效益型产业业态转变。

（四）银川旅游景区打造获新成果2010年，以出卖“荒凉”闻名天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继续领跑全国旅游民营企业和区市旅游业。在他们改建了售票大厅，新建了游客服务中心，开展多项民俗表演，提升服务档次等不懈努力之后，荣膺5a级景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殊荣。打破了过去银川没有一家5a级景区的尴尬局面，激励了银川旅游业界的创新精神，提升了银川旅游业的水平和地位。另外，银川市还荣获“2010第二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奖，进入了“2010中国城市榜全国网民推荐的中国旅游城市”前20名。

（五）多元化投资为银川旅游添新活力“十一五”期间，以西部影城为代表的民营景区，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同期国有景区。目前，伴随着黄河金岸的建成通车，华夏河图、长河湾国际生态旅游度假中心等一批投资规模大、起点高的生态旅游项目相继落户我市，为我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

（六）银川旅游营销有新拓展

在旅游营销方面，始终坚持“内引、外联、远扩”的战略和“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联合宁夏旅游在重要客源市场新闻媒体制作广告，共同邀请媒体记者来银采风、踏线，改变传统促销方式，牢牢锁定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等重点市场，加大了在西安、太原、兰州等周边省区市场的促销，加入了中国西部帝王陵区域旅游合作联盟等。今年为共同打造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城市，联络协调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大景区，于3月4日成立了银川市旅游促进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为强化银川旅游营销工作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保障。

二、银川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银川旅游业总量还不够大、发展还不够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银川市国内游客接待平均增长量19.55%，都没有突破20%的份额。

银川旅游2006-2010年主要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银川旅游总收入占gdp的4.8%，远远低于西安的12.5%，桂林的15.18%，昆明的13.4%和扬州的13.7%，甚至也低于西部邻近的延安的8.64%和西宁的7.41%。这说明银川旅游总量不大，尚处于行业发展的自然增长阶段。分析其原因，凭实力银川可能与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的西安、桂林等城市没法比，但应该不比西宁、延安和榆林差。目前的差距之大，与我市旅游发展缓慢，重视程度不够，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不好不无关系。

（二）银川旅游要素和旅游市场发育不全首先是“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不健全。在“吃”上，缺乏在国际国内市场叫得响的品牌；景区及其周边的餐饮规模普遍较小，档次低、卫生状况差、特色不明显，农家乐仅“乐”了一张嘴；具有回族特点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专营市场尚未形成，难以吸引更多旅客，特别是穆斯林前来观光旅游。

在“住”上，行业缺乏统筹规划，高中低档次业态比例不合理。去年在银川的一些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旅游高峰期，出现“一房难求”现象。旅游饭店业普遍存在“半年闲”的窘境，淡旺季问题突出。

在“行”上，银川东线已有3个4a级和1个3a级景区，却不通公交。银川贺兰山东麓开通或加密的旅游交通线路车辆遭到民营中巴车的围堵。旅游汽车公司无场站，旅游专线全部亏损经营。

在“游”上，“有说头、少看头、没玩头”是目前银川大多数景点的通病。旅游景点作为一种产品不能吸引人、留住人，吸引不了回头客，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景区还仅仅停留在观光层面。景区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与游客的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创意少，缺乏核心竞争力“四度”：产品差异度、品牌知名度、顾客忠诚度、市场美誉度。

在“购”上，虽然银川自古就是“塞上江南”，特产丰富，作为“购”的原材料如“五宝”或叫“新五宝”等的基础条件很好，但在旅游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一直以来缺少产业规划、产业园区和具体政策，基本处在自由发展、无序竞争、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在“娱”上，银川唯有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能让游客留下“真好玩”的赞语，其他景区文化创意缺乏，与游客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差。城市旅游产品内容单一，夜间文化生活单调，缺少娱乐性和有震撼力的演艺表演，缺乏旅游文化浓郁氛围。

其次是旅游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旅游企业没有一家产值过亿元的，旅行社尚无国内百强上榜企业，银川旅游企业整体呈现弱小散的状况；旅游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未能建立，与旅游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产业要素市场未能有效培育，旅行社、酒店、景区等企业融资困难，创意人才匮乏，管理人才奇缺，“用工荒”现象突出。

（三）国有景区遭遇体制机制瓶颈国有景区（点）旅游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民营景区相比始终处于下风。过去为鼓励创业，稳定人心，把西夏王陵景区和贺兰口岩画景区特设两个正处级事业机构，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体制已不适应两大景区的发展需要。旅游新产品大多是创意产品，需要“短平快”，如果为搞一项创意项目，申请手续走机关程序，就难免赶不上趟，成明日黄花。现有的用人机制缺乏吸引力和灵活性，僵化的用工制度留不住人才，企业难有创新活力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调研中，国有景区齐声喊“不要钱，要政策”。看来我们的政策稀缺，体制不灵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

（四）银川大多数景区旅游资源环境堪忧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植被和景观因自治区林业厅下属单位违规建设墓地受到破坏；镇北堡影城的景观天际线受到损害；水洞沟明长城上空的高压线、周边制砖厂严重破坏原生态人类遗址景观，红山湖水资源因宁东宝丰集团发生污水泄漏事故造成严重污染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拜寺口景区农户、平吉堡农场职工迁出景区范围问题没有解决等等。

（五）银川旅游缺少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支持银川至今没有出台宏观指导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西安市2005年一次性投入200多万元编制旅游总规，并连续完成了六个配套规划，形成了一个由宏观中观到微观，由市级到区县到景点的各级规划体系。科学发展需要规划先行，否则就像西夏王陵博物馆一样，若干年后又要推倒重来。待批的银川市旅游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送审稿），尽管旅游部门作出很大努力，内容很充实，但因缺少总规参照，往往在关键处缺乏高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发[2009]41号文件下发已一年半时间，银川却没有结合实际的具体落实文件。

银党发[2004]33号文件《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内容很好，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落实得不理想，以致“力争到2010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达到700万人次”的总目标落空。所以，旅游业发展政府主导不到位是不争的事实。

三、大力发展银川旅游业的几点建议（一）进一步增强发展银川旅游业的紧迫感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产业，也是关联度大、牵引性强的产业。发达国家如日本，2003年就确立“观光立国”战略，美国奥巴马总统2010年3月签署《2009年旅游促进法》，他们都从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旅游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100多个。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1个旅游从业人员可以带动相关行业间接就业5.7人。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大众旅游已悄然降临我们的生活。王歧山副总理今年4月讲，“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将达每年两次旅游。中国旅游业巨大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巨大的潜力正在逐步放大。以国发[2009]4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和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确立为标志，我国旅游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银川发展旅游，既有国家对产业性质的明确定位，又有2010年5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发[2009]41号等文件政策支持，又有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地位和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有旅游资源禀赋的优越条件。我们发展旅游不愁市场，又有资源，何不放手一搏？旅游产业是个无止境的产业，当下的我国旅游发展已进入深化阶段，其显著标志就是：旅游客源从自然性增长到竞争性增长，旅游市场从等客上门到开拓客源，现在已明显地走上了竞争客源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要认清银川旅游所处的境遇和地位，抛弃漫不经心，增强竞争意识和发展旅游的紧迫感。

（二）把银川确立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目前，我们为银川这座城市确立的旅游发展目标较多，比如“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运动休闲城市”、还有“塞上湖城、休闲之都”等等。目标多、口号多说明银川资源丰富，可塑性强，但还是太零散，缺乏高度浓缩和提炼。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国内的高度，在旅游坐标中寻找银川的地位。既要有战略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技术的眼光。我们认为把银川打造成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合适的。目标高悬才能激励斗志，才能心无旁鹜地去追求梦想成真，才能以更高的起点、更高的规格、更严的要求来规划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事实上，银川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和塞上江南的美名，其资源禀赋足可以与之相匹配。第一，灵武恐龙化石、水洞沟古人类遗址、贺兰山岩画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这些资源不仅吸引国内游客，也同样吸引国外游客，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第二，银川旧称“宁夏城”，是“塞上江南”最精华的地段，这座移民城市厚重的文化积淀有待世人开掘。大庆可以为“铁人”王进喜建一座纪念碑式的陈列馆，银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移民文化也是可以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第三，西夏古都也是银川独有的资源。如果我们以一种创新思路和包容精神去囊括国内外所有的西夏文化遗存，一定可以使“西夏古都”的内涵丰富起来，其震撼力远不止是观赏王陵的沧桑荒凉。第四，回族风情虽说不是唯一，但首府地位使我们尽享优越。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中心地位，把主体民族的文化展示到极致。“回族风情”这张牌不但国内客源市场大，世界穆斯林都是潜在的客源（当然，银川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远不止这些）。第五，从西部影城等品牌景区（点）的实绩看，银川不乏有识之士和旅游实战专家，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再加如能向外广揽人才，银川旅游产品与资源优势得到深度结合，从而实现脱胎换骨的品位提升，成功实现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届时，银川旅游做到“国内响当当，国外有影响”并非空想。

（三）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责无旁贷政府主导，不仅是国家政策规定，也是国内旅游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近年来，由资源枯竭型城市而成功转型为旅游城市的河南焦作市、山东枣庄市，以及旅游发展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四川省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遗余力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我市近年来旅游业虽然成果明显，但是仍属于旅游欠发达城市，这就更需要坚持政府主导战略。为此我们建议：一是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银川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宣传、旅游、发改、财政、规划、国土、文化、交通、体育、卫生、安监等部门为成员，主要负责本市旅游发展战略与改革措施制定与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事宜。二是尽快高起点编制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十二五”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以及重点区域重点景区的规划，构建完善旅游规划体系。三是尽快出台针对性强、简练实用的支持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以信息化建设推动银川旅游转型升级。建设集旅游信息咨询、旅游引导、旅游投诉与管理、旅游信息于一体的公共信息平台。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商业购物网点、重点景区、酒店宾馆等公共场所合理布局信息终端，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功能。开展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旅游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全面提升旅游企业、景区和城市的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五是健全旅游监管体系。以发展旅游的眼光，充实旅游监管部门人员编制，成立旅游执法监察大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和旅游投诉处理，加大对旅游景区资源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对文物景区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监管。对旅游中的各种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对队伍机制建设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保障，以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四）下大力完善银川旅游产业要素建设在“吃”上，做大做强清真餐饮品牌，以回族科学卫生健康的饮食文化营造银川吃的地方特色。其次要加强和规范旅游餐饮市场管理，建设地方特色餐饮一条街。

在“住”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我市目前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和旅游饭店业发展现状，加强发展规划，优化结构，引导不同星级饭店均衡发展，为旅游饭店项目规划、立项、论证、审核、设计等做好服务工作。落实宾馆饭店与一般工业企业同等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

在“行”上，要在出台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同时，做好城市旅游的专项规划。开通银川东线、宁东旅游区和永宁中华回乡文化园的公共交通。协调自治区交通厅，早日解决西线高家闸和东大门过河收费站“卡脖”现象。解决旅游汽车无场站问题，对亏损的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应该给予财政补贴。

在“游”上，文化是旅游的核心，也是旅游景点的灵魂。纵观银川现存的各种自然历史人文景区，其最高层面的文化分类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应该是：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在三大文化特色的景区中，最具潜力的应该是贺兰山岩画。太阳神岩画可以作为银川旅游的标志，银川可以“岩画之都”向世人展示。只有确立了主打产品，银川旅游才有方向。深入挖掘在银川大地上的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的文化内涵，把一批地方特色的景区打造成一流的旅游产品，旅游的吸引力才会真正增强。

在“购”上，银川是“塞上江南”，物产丰富，特色资源享誉海内外。银川地方不大，但游客很少空手而回。

从吃穿用到文化艺术用品、纪念品都别具特色。建议制定出台旅游商品发展中长远规划及扶持发展政策。

从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尽快建设银川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和旅游商品购物一条街。

在“娱”上，要象西部影城那样不断以新创意增强景点与游客的参与性和娱乐性。要不断推进与文化部门、高等院校和艺术团体的合作，紧密联系旅游景区，研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活跃旅游文化氛围。规划建设银川夜间文化娱乐街区，推出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丰富银川旅游夜间消费生活。

针对银川旅游文化短腿，应该整合各方力量，尤其是文化艺术界要为银川旅游宣传开展创作征集一首歌、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乃至散文诗歌大型征文活动，继续鼓励类似《西夏乐舞》、《月上贺兰》文艺形式的创作展示；扶持诸如西夏陶艺大师李五奎等的旅游产品创作生产销售；支持西部影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方民俗文化的转型发展。特别要珍惜银川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进一步挖掘“塞上江南、西夏古都、回族风情”三大特色文化内涵，争取把贺兰口岩画、西夏王陵和中华回乡文化园景区（点）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旅游产品，整体提升银川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五）破除银川旅游发展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建立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体制。借鉴中卫经验，整合旅游资源，组建银川市旅游集团公司，加强统一管理。以贺兰山东麓国有景点为试点，在有效保护文物和生态资源的前提下，适度分离管理权和经营权。探索旅游景区一体化管理的路子。重点解决西夏王陵、贺兰口岩画和滚钟口景区由事业改企业，以激发活力，增强景区自我发展能力。

银行从业前景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