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用13篇

经济增长新动能

篇1

“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GDP)20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2.6%,新经济动力增势较好。”2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会,通报了浙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幅为6.7%。两相对比,浙江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撰写的《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指出。

经济数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88元,同比增长8.7%,在全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缩小0.01。

省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收入增速环比回升,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工资涨了;受到房价上涨因素影响,房租收入提升了;还有打零工及技术工工资持续增长等,加上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迎接G20峰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吸纳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上半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10%。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服务业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工业回升态势较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口份额继续上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保障有力。”参与调研的省人大财经委相关同志介绍说。

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6%。1―5月,事关补齐短板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投资增速均高于15%的预期目标。新开工项目投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值得“表扬”的是进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口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个百分点,占全国的出口份额升至12.8%。调研报告指出:“外贸质量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型贸易模式对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互联网+”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零售额迈入4066亿元大关,同比增长了35.4%;省内居民网络消费2183亿元,同比增长28.7%。同时,网络购物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快速增长,快递业务量突破24.7亿件,增长65.0%。

未雨绸缪: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

从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鼓舞人心。

“不过,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我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调研报告写道。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引致的经济分化加剧。调研报告直击问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资源和市场加速向新动能增长基础和优势好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旧动能经济部分比重较高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加速收缩,引致经济分化问题加剧。”

从地区看,得益于信息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集聚优势显现等多种因素,一些地区经济表现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1―5月份贡献了全省51.1%的税收增量。与此同时,有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偏高,转型升级步伐不快,面临的困难较多,原本综合实力靠前的一些地区,今年以来发展速度较慢。

从行业看,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力、电气机械等六大行业,其新增利润占比达77.4%,而化纤、运输设备等9个行业利润为负增长。

从企业看,上市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以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仍在延续,1―5月小微企业亏损面达20.6%。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进难、应收账款回笼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民间投资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较大。调研显示,虽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仅为4.5%,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降为55.6%,同比回落4.2个百分点。

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向省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反映,“信心不足、预期谨慎,投资意愿偏低”。省发改委万家样本企业监测显示,二季度仅15.3%的企业表示未来三个月有投资计划。

同时,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压力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继续双升。5月末,我省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26.5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另外,企业“两链”风险仍然较大,恶意逃废债现象仍然多发,个别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有待加强。此外,随着减税减负力度持续加大,“营改增”全面扩围,税收收入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任务仍然较重。

砥砺前行: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

“半年红”虽已过去,却仍将激励着未来更好前行。

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省人大财经委建议,下半年,“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更加重视投资的有效性,更加重视补短板各项措施的落实到位,更加重视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互联网的应用,让在线预约平台“火”了,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镇为引领的大众创业热潮风起云涌,成为我省新旧动力成功切换的典范,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

省人大财经委建议,要更加重视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要着力提升引导新需求和新消费,为新动能发展壮大提供更大空间;重视研究区域、行业、企业加快分化问题,加强分类指导,运用好改革、人才、资金、项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决在培育新动能、推进转型升级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篇2

市场经济要关注价格信号,201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像钢铁行业,国企最好的是宝钢,民企最好的是沙钢,他们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一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这个价格还能再低吗,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像煤炭、钢铁、石油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最低点就在这一个周期中间,应该说它已经过去了,过一段时间估计像煤炭钢铁的价格会有所回落,但是会有调整,不会比前一段低点更低了。

这个也就说明供给侧的调整,是接近底部了。当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还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实现触底,大概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触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是会有波折的,可能有几个来回,需要多次验证。

所谓触底的含义,确切的说就是不再下滑,稳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但是也有人有疑问,认为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们说触底这个点是叫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找到了以后,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是能够稳定住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大体上增长速度就5%―6%之间。

当然我们现在“十三五”期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几年GDP增长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召开了,现在就是说讲GDP已经是不能再挂帅了,速度我以为就是我讲的中速增长,现在我们用的词还在中高速增长,我以为过去6年的时间在转型期还可以算中高速增长,真正是触底以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中速,没有中高速。而且中国比如说能搞个5%―6%的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难度也相当大,我们这个平台能够稳得住的话,参照国际经验可以稳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更长远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有人说L型的增长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是相当负面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经典意义上的新常态。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国脱欧等包括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很复杂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导向,我们现在经济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个时候会出现下滑,我们的预测就是大概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间会逐步的下来,速度下来以后会影响后边一大堆的产业,增长速度也会下来。所以到2017年年终左右的时候,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估计力度也不会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触底期。

最近有两个意外的冲击我们需要关注。

一个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得注意它的特点,这两年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长,各种要素特别是人,年轻人是朝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为这些地方,简单来说是能挣到钱,稍微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业创业的机会多。再从城市发展规律来讲是城市的聚集效应突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对的衰落,比如说现在中西部的地区和东北地区,当地省会城市应该是当地一线城市,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还进一步的聚集,在一个过于拥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将来大都市圈应该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镇,是一个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现在土地财政的模式,卖地成为相当多的政府收入的来源,有的达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有了这个卖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动机如何把地价炒高,解决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将来还是要搞房地产税的,房地产税将来是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这些问题就是城市的房价问题,最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但是背后一定要解决包括财税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等。

篇3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篇4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去年11月份在媒体撰文指出,互联网运用得好,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内部组织扁平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日益成为制造企业培育竞争优势的新途径。如制造业的价值链加速全球化,宝马集团在全球建设了35个大型采购仓储中心,并由1900家供应商为其提供零部件和相关服务,从而形成了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企业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海尔将8万多员工变成2000多个自主经营的“小海尔”,最小的自主经营体仅有7人,形成了以销定产的敏捷供应链。小米公司利用互联网作为创新交流平台,建立与客户互动的开放式产品开发模式,全面运营第一年,收入就达到10亿美元。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27日的常务会给出具体方向,要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抓手,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新基础,培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

目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中国制造千人会1月份发布的《中国工业4.0进程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已经对工业4.0的整体概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其中,最认同的工业4.0的特点分别是智能化、数字化、互联化、物联化。

不过,长期以来中国制造的核心短板在于研发能力的不足和研发投入的不足,这造成中国制造缺乏创新、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处于价值链低端,转型十分困难。2014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合计1237亿元人民币,而三星一家公司在2015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141亿美元,超过800亿元人民币。

篇5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新特征的重要判断。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不是降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新常态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研究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寻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动力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

一、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视角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等。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可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的本质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潜力开发的动力机制。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效率上台阶,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变成创新驱动型增长。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1]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压力,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逼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受到制约,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进行转换,以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形成新的总供给曲线,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从理论上来讲,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是长期因素,而不是短期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技术进步、制度的改进等”[2]。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国家,进入新常态以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稀缺,投资需求增长趋势开始放缓,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按照现有增长模式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

判断一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中是否还蕴含更大潜力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新常态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使得实际经济增长逼近了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接近了潜在增长率,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潜力开发受到制约。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禀赋结构变化,运用供给管理的基本理论,在新常态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从长期因素着眼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寻找经济增长新的潜力空间,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通过供给的改善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过30多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制度禀赋条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禀赋条件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下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逐步消退。由于禀赋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轨道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明显低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依据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视角主要在于:

1.结构转变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把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有促进作用,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性增长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促进了要素在各部门的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通过结构的变动就会通过效率提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在结构转变中,关键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变,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加强科技研发、精密制造和规模经济作用,推动供应链、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世界领先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2.要素配置效率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可以实现同等数量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提高生产率。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引入技术进步,将通过生产率的改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从技术创新视角构建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创新驱动机制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倒逼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集聚,从而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提供动力支持。

3.制度供给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作用的激励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减少因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激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在新常态下通过制度形成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减少由于政府干预不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放松政府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不当干预,解决人力资源的误配置,促进人力资本深化”。[4]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再造,完善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交易等要素市场供给,发挥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发生作用,形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机制。

4.规模经济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将通过分工效应、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区域经济空间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等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地区之间合作,提高地区规模效应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从经济的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地区主要集中在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和要素的高度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是其他区域发展不足,整体经济规模受限,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中,要优化经济的区域空间布局,形成“北上广”以外新的高增长区域,“以高增长地区为基础,通过要素集聚,将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潜力增长区”[5]。

二、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只能开发旧常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这种潜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是在要素层面,增长动力是投资驱动,新的增长潜力是在结构、效率、制度和规模层面,传统的增长动力无法开发这些层面的增长潜力。新的增长潜力开发需要构建新的动力形成机制,形成相应新动力因素的支持,将潜力因素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依据新常态下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理论界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城镇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结构转变中工业化是主体,城镇化是工业化引起的结果。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以结构转化来促进增长潜力的开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多元化、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结构多元化,但是未能实现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因此,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从结构多元化向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面转变,同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为此,在结构层面上,需要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的增长动力,推动工业化的升级。再工业化是实现传统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支持新兴工业部门增长的工业化方式,并通过这一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时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中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而造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偏机制。并且再工业化是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制造业重要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再工业化具有改善供给和拉动需求的双重效应,同时再工业化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在再工业化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投资比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动力机制重构中,可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的思维挖掘经济结构的潜力,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2.自主创新角度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自主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新常态下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强化科技的自主创新,依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实现技术创新的转型,从水平技术创新到垂直技术创新的转型,从被动技术创新向主动技术创新的转型,从单一政府投入推动创新向多元化投入推动创新的转型,从模仿型技术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从分离型技术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型。把创新政策融入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人力资本政策中去,形成新常态下支持创新驱动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

3.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新常态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在新常态下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速推进体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抑制垄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去做,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培育企业主体,特别是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发挥民营经济在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作用。二是要完善市场出清机制,打破国有企业中行政性的垄断,将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离开来。三是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重新回归市场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4.区域经济整合角度形成规模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区域经济整合可以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范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区域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提升很快,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和可持续性。因此,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协调,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以区域经济协调为目标,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整合,根据区域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差异、区域规划功能的差异和区域竞争优势原则,加强区域经济整合,促进区域结构转型,在区域市场一体化上下功夫。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经济的整合,造就新的高经济增长区域,扩大高经济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三、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

结合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约束条件,探究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路径,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出口等因素向城镇化、技术创新等方面成功转型,从而适应结构转化、规模经济等新增长潜力开发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体系和政策体系。

(一)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工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中,要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1.通过发展战略转型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潜力。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发展战略方面要由赶超型战略转向质量效益型战略,从追求大转向追求强,从追求快转向追求好。在这种发展战略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上就要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形成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在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核心动力,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开发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在新的发展战略中要充分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努力开发新技术,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同时要重视人力资源潜力的开发,“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作为构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首要战略”[6],我国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势,使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真实发挥作用,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2.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战略转型开发产业结构潜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分工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转变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要通过工业化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调整来加快分工的深化,挖掘结构转化方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工业化战略方面,实施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战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通过再工业化,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改造,重新振兴制造业,把现有制造业的制造水准提升到国际水平“从而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品牌升级和价值升级”[7]。通过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业化战略转型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化战略调整方面,要把结构转化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极点作为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3.通过区域发展战略转型提高规模经济潜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空间结构的优化过程,也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采取了区域非均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某些区域的巨大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市场的分割等问题。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从区域非均衡战略转向区域市场一体化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分工深化的环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空间共同作用来提高规模经济的思路。市场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式之一,它能为区域生产要素顺畅流通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造就新的高增长区域,把山东半岛、闽东南、辽中南、渝蓉地区、武鄂黄九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等城镇相对密集地区造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地区,提高高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增长空间范围。

4.通过制度模式转型提升制度供给效率的潜力。制度不仅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具有激励作用,制度创新和制度转型可以形成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我们的制度模式是体制转轨,通过体制转轨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体制转轨的任务基本完成。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实现制度模式从体制转轨到体制完善的转型,建立起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通过体制完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过度垄断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供给的效率,通过制度供给效率的提升来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

(二)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

政策性扭曲是导致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依靠行政管制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导致了要素错误配置行为。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形成中,要进行政策体系的调整,建立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政策支持体系调整中,要采用组合政策工具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并调整和改善各项约束条件,在政策目标上要从短期转向长期,在政策工具上从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在政策内容上把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相结合,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作用的发挥。

1.从微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及其动力机制的形成,关键要着眼于建立和形成潜力开发的实施机制,造就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微观主体。因此,新常态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微观政策支持体系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1)在政策目标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构建创新体系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原始创新。通过有效合作、共担风险,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创新能力。(2)在政策导向上,依据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加强对创新行为的保护,使先进制造业通过不断吸收、应用数字技术成果,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激励私营企业积极创新,应用推广高新科技成果。加强产业供应链及其运作框架的整合,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和平台。(3)在政策内容上,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补贴和投入,通过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制造业行业培育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向国际价值链的研发与营销两个高端迈进。

2.中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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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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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快速成长

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高附加值行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为服务业发挥主力军作用,工业生产增速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工业领域新产业增长较快。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6.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8%,比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新产品生产加速。一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55.1%,运动型多用途轿车产量同比增长25.5%,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5.2%,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增长18.8%,智能手机产量同比增长11.4%,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6.4%,光电子器件产量同比增长51.6%。值得一提的是,受近期兴起的共享单车市场的影响,两轮脚踏自行车产量同比增长17.0%。通过大力应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从事新的生产活动,推动了工业在转型升级中加快增长。

服务领域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增长。1―2月份,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8%,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9%,生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9%,比上年同期提高7.1个百分点。服务业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了相应服务业行业的增长。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1%,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增长更快;邮政业在快递服务的带动下,增加值同比增长31.4%,在所有行业中处于领跑地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文化、体育和娱乐增加值同比增长9.1%。新业态发展迅猛,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2.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8%,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8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高达57.0%,比上年同期提高21.0个百分点,超过全国网上零售额24.9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快速增长,说明互联网经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催生新商业形态,推动了互联网服务业的创新。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带动了服务业快速增长,支撑了经济平稳增长,推动了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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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新动向,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信心”―中国经济的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升、动能在积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不会出现“硬着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在新常态的大逻辑下,观察中国经济必须有新的视角;发展中国经济,更需要依托新理念、打造新动能,并使新动能蓬勃发展,撑起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天地。

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把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运用好创新的理念,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广泛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发展,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汇聚各方面力量加速创新进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造新动能,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把政府该放的权放出去,能放给市场的直接放给市场,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而且还要探索包容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引导和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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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资源日益短缺、生B环境约束达到临界状态,过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高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几乎走到尽头,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加以应对与化解。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实施供给侧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当然,供给侧改革在短期内也许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对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不断积累的积极效果,从而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预期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价值创造理论

当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无力了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真的陷入困境或失去方向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都不是价值源泉,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三驾马车”只是价值实现环节,价值创造的源头在生产或供给领域。货币主义所看重的货币因素,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是间接影响需求的因素,或是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而已。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在有效刺激需求的时候,结果也仅仅是推动供给数量的反复,与供给质量无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创造财富,复杂劳动能够推动供给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原因并非需求总量约束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使供给有效匹配需求,同时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从而不断创造新需求,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定[1]。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和吸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供给侧改革思想基础是,经济增长源于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可用生产函数表达为:Y=F(A,K,L),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FP数值越大意味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有更大的产出,它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制度等。产出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技术进步实现,不过,增加劳动不会提高人均产出,增加资本的结果是边际贡献递减直至没有贡献。所以,从长期看,以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因素为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

从供给侧结构演化升级来看,一个完整的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与供给老化4个阶段(见图1)[2]。新供给能够带来新需求,比如从微观层面上看,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不存在对它的需求,而当它问世之后,新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在新供给形成阶段,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旧供给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步回升;在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被普遍接受,新需求也被新供给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会形成良性互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流向新供给领域,而这一阶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需求趋向稳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在供给老化阶段,由于成熟阶段形成的过剩供给在短期内难以消化,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新供给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进入萧条期。由此可见,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新技术、新供给与新经济,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保持螺旋式升级态势与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测算――以追赶美国直至稳态增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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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也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保持社会稳定。

第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依靠快速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所以有巨大进步,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后也只有通过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变被动为主动,并为经济社会长期的良性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第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有了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才有了应对各种挑战的驾驭能力和回旋余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相当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正在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调整叠加在一起,使国内经济运行困难增加,经济运行中的压力明显加大,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挑战下,只有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发展空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的较好的体制环境,还有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规模较小的财政赤字、储备充足的外汇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这些都是保持增长、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与以往相比有着新的涵义,是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的。

首先,“保增长”不是保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而是保科学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要满足基本的发展要求,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不能为了图一时的高速度而无视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民众的福祉,放任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产业的延续,甚至把已经淘汰的产能重新扶上马。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传统发展模式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素质性、内生性矛盾暴露无疑,低层次的产业纷纷败退,按传统模式发展的企业大都遭受重创。而一些技术含量高、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有些还捕捉到新的机会,逆势而上。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既是阵痛,又是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保增长”。实际就是科学发展模式下的“保增长”,必然要求着力转变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坚持保持增长速度与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积极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保增长”不是保具有传统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而是保具有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我国的大多数较发达省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基础更好,但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显露,经济增长面临传统的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逐渐减弱的压力。不少企业满足于靠低档次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甚至替别人贴牌生产,难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所以,“保增长”必然需要形成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的转变:一是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二是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

其三,“保增长”不是保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依赖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增长会产生三大弊端:(1)形成产业项目重复建设或再次导致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2)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难保证、安全事故难避免;(3)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严重抑制老百姓消费。所以“保增长”不能依赖于投资,而是要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只有拉动内需,保证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萧条的影响。需求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如果不能形成消费需求,就难免陷入过剩的困局。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

其四,“保增长”不是保劳民伤财、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经济增长。增长的最终指向是民生福祉,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以项目投资来“保增长”,绝不是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而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短、中、长期利益才能兼顾,经济发展才有持续动力。民生要点不离“就业”、“保障”四字,需要切实加以维护。

其五,“保增长”不是保“高成本”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低成本”的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运行的国际资源要素成本、国际竞争成本、环境保护成本都越来越高,加速经济增长正面临着“高成本时代”的严峻挑战。因此,“保增长”不是要以“高成本”为代价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而是能够有效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迈出更大步伐,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资源依赖向技术依托转变、制造业由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攀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

可见,“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给未来的长

远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由于“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所以只有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才能实现经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保增长”的重点。应该突出抓以下三点:一是提升传统工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传统工业,尤其是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处在工业化时代,同时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应抓住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成长链。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它不仅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我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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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

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有0.5%,而资本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

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要素间交换存在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可以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因此,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

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

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劳动要素的要求。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式”增长方式。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

三、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其三,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集约型增长方式要兼顾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间的结构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缓解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最后,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借鉴当代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适应更加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旧的增长观念和发展思路的思维惯性还在发生作用,特别是由利益原因产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国实现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当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1.投资、分配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再生产结构不仅是生产,还有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投资,要看到分配和消费结构对决定增长方式的意义。庇古和罗宾逊等人就强调公平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主导作用;以西斯蒙第、凯恩斯、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投资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部分行业因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据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费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产能和产品过剩。在分配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连续多年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达0.46以上,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由此产生生产能力与产品的过剩。这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实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2.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就业的平衡。产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旦形成,由于其资产专用性,不容易在产业间顺利转移。产业结构还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掌握一定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要投人大量的教育、培训费用等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效应,无疑会制约新产业的增长,降低经济整体效率。然而,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伴随(钱纳里等,1989),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资源在产业间转移,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常态,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则要困难得多。实现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需要正视和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每年新增的庞大劳动力就业问题。

3.资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抉择的结合。任何经济增长都会面临着资源的约束,缓解资源约束当然需要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资源的合理价格,是衡量资源社会利用效率的重要参照物。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不够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根据张卓元(2006)的分析,2004年中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总数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过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超过1,其中2003年达到1.53,2004年达到1.59,导致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环境恶化状况也令人担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第133位。显然,这种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费,是与集约型增长的要求相悖的。

合理开发与利用资源,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管理,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矿产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导致价格失真。特别是由于土地、资源和资金等要素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企业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误导了投资和消费,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既要加强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两者如何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难点。

4.转换政府职能和创新科技体制的衔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改变科技投入主体、创新科技体制,这就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用于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问题,必然造成削减科研项目和教育经费,使科技投入相对不足。一方面,改变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在目前企业的外部体制环境尚不完善,企业自身仍以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低价竞争而不是以质量竞争的环境下,试图在短期内很快就实现企业向技术创新主体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寻求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体制创新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两个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当前,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应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方面人手,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扭转粗放型增长的局面,引导和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向的转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证。

1.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科学技术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与核心,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优势取得的。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要素的范围,发现自然资源新的生产用途,对新劳动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二是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在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外,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保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重视公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对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中国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方面,中国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近年来虽有所提高,2004年达1.35%,但比例仍较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资的见效周期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宁愿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够较快显示其政绩的项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长效项目。当前迫切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

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扭转中国在低效率基础上的重复技术引进的局面,确立知识自主创新的意识。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实力不强,高科技人才比较匮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实现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变目前中国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科研成果转化难、科技研发与企业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相脱节等现象。克服这一弊端,一是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人、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二是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企业对科技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2.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体制和制度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创新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

制度和体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是通过利益机制,如产权制度、分配体制等,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中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就是适应并服务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的产物。三是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

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要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企业是微观经济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

体制制度创新必须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目前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来自于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仍在50%以上。在相应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领导政绩、本位主义等诸多因素直接干扰着投资的立项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资增长没有责任约束,经济扩张伴随着投资盲目扩张,成为地方追求产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大量资源、设备闲置和浪费。通过金融创新改革现有投融资机制,才能提高资产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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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2月3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介绍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角度来看待。

徐绍史强调,要全面地看待2015年的GDP增速,要放在新常态的背景下看。6.9%符合增长预期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且这一速度是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经济贸易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在我国转型升级加快的背景下取得的,已经十分来之不易。

“全面深化改革有效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效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正在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对外开放有效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徐绍史表示,6.9%的速度背后还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比如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这“四大结构”都进一步优化。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新的增长动能正在积聚。

徐绍史认为,中国物质基础雄厚、市场需求巨大、区域发展空间广阔、生产要素质量在提高、宏观调控经验丰富,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条件、有能力巩固向好势头、态势和形势。我的这种信心来自于对中国发展条件的客观评估。”徐绍史说。

经济增长信心从何而来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对于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86%的经济学家预期2016年GDP增速在6.5%至7%之间,分别有4%和10%的经济学家预期GDP增长高于7%或低于6.5%;平均预测值为6.65%,略低于上季度的预测值6.7%。考虑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换挡的趋势,经济学家认为2016―2017年经济合理增速为6.6%,2018D2020年经济合理增速为6.5%。

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学家看弱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不过对外贸形势的判断分化明显,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进出口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未来6个月预期投资增长将放缓,但预期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

多数经济学家预期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平稳。对于2016年全年的CPI,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测值为1.6%。在房价方面,经济学家预期房地产市场将持续分化,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66%的经济学家预期未来6个月房价将“上涨”;对于省会城市,64%预期“持平”。

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表示,希望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切实改善经济运行环境,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优胜劣汰,坚决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适度提高赤字率,继续采取降准降息措施。同时,经济学家建议加大淘汰僵尸企业力度,减少过剩产能。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不会出现“失业潮”

针对网上出现的今年中国可能出现“下岗潮”“失业潮”的声音,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回应,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看,不会出现“失业潮”。

对就业形势作这样判断,主要基于4个重要支撑。一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国家加强区间调控,千方百计补短板、扩消费、促投资,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和新的增长带、增长极。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拉动能力将继续提升。

二是创业带动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国家出台实施了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力促创业创新,对促进就业作用明显。今年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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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技术;湖南省;经济增长

近几年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与传统技术相比在对省内经济发展中逐渐占领了主要的位置。目前,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研究中一般是从其技术发展方面进行研究,而针对生态技术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较少,不能够满足当前我国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需求。近几年我国湖南省内部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增加,湖南省的人均GDP应经居全国前十。由此不难看出,生态技术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一、相关概念

1.生态技术。

生态技术主要是指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基础上,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对其进行能源和资源节约,这样既能够创建一定保护环境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还能够与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概念相关联没,从而实现节能。环保的效果。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一种能源开发手段的创新,也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通过使用生物技术能够建立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从而代替传统的材料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生物技术的逐渐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和能源使用开创了新的方向。此外,根据侯茂章,曾路对生物技术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省份由于生物技术手段和水平不同,在其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不难看出,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省内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性。

2.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最早开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该经济学家在对国家内部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根据国家人口发展、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等问题对进行相关性分析,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呈现出的一种整体模式和现状,被称之为经济增长概念。随着各学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越来越多,哈罗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如何建立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想要进一步促进国家内部经济增长,需要采用一定的手段对其进行处理和发展,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认为经济增长率是国家储蓄率及资本产出率的函数关系比。

二、生物技术创新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1.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

生物技术创新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是经过不断研究中逐渐产生的一种理论,而在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也能够展示出这一方面。针对生物技术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发展,返现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对湖南省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带动地区农业经济的逐渐发展。湖南省位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其区域内部主要以农业为主。200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2603.87亿元,2009年,全省农业总产值3025.1亿元,201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4102.3亿元,2014年湖南省农业总产值为52301.2亿元,占湖南省经济增长的26.2%。而针对2007年后湖南省在农业发展方面进行相关技术手段的创新研究法,发现其中在2007年湖南省新生秸秆利用生态技术被应用于农业秸秆作物处理上,2010年湖南省将生态化肥技术和生态工业育苗技术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从而使湖南省的农业经济增长呈直线上升。由此不难看出,生态技术创新的应用能够促进湖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二,促进湖南省外贸行业的发展。湖南省外贸行业的增长情况在2009年GDP达到12930.4亿,同比增长13.61%,而在2010年湖南省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达到6245.2亿,占总产业增长的16.54%。湖南省内部在其外贸行业发展股从二行中逐渐开始应用生态技术创新的方式用于日常生产中,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在其成产过程中的成本额,提高了经济收益,从而给促进了湖南省的地区经济增长。

2.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计算分析。

生物技术的增长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根据2.1中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情况中不难看出,生物技术的创新能够提高地区经济增长。采用理论计算的方式对当前我国湖南省生物创新技术及地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次研究中对生物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模型建立其中模型1是对区域内部生产函数模型,而模型2是为进一步消除在数据计算过程中产生的方差影响建立的模型。其中采用通过Eviews计算出残差平方和S1,S2和S3,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值,检验得出模型类型结果。根据公式1和公式2对相关模型进行计算,其中湖南省模型中S1检验结果为1.12841,S2检验结果为2.06857,S3检验结果为3.68637,F1检验结果为6.24817,F2检验结果为8.50027。及进一步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其对生态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其中湖南省区域内部影响系数为0.840247。由此不难看出,湖南省生态技术与省内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湖南省生物技术对省内区域内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等方面进行计算,其中S1检验结果为0.02512,S2检验结果为0.96024,S3检验结果为0.98411,F1检验结果为53.54401,F2检验结果为42.87510。及进一步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其对生态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其中湖南省区域内部影响系数为3.58789。由此不难看出,湖南省生态技术与省内区域内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也侧面反映生物技术创新的应用带动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

三、结语

生态技术的发展能够带动省内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各省份内部均开始逐渐应用生态技术的模式,建立省内生态技术园区,以促进省内经济的逐渐发展。根据本文中对湖南省经济发展及生态技术创新之间进行研究,发现生态技术创新发展与省内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生态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能够不断的加快省内经济建设,从而带动全省内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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